口述历史论文范文精选

[摘 要]口述史学是一门古老而又年轻的学科，它的出现不仅给史学研究提供了鲜活的史料，更对史学的发展有着重大的意义。本文探讨了口述史学对史学发展的作用。

[关键词]史学发展；口述史学

一、口述史学――一门古老而年轻的学科

说它“古老”是因为较之于其他历史学科，口述历史是历史学最古老的形式，可追溯到远古时期的荷马史诗、希罗多德的《历史》和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国历史上孔子著《春秋》，就运用口头传说追述了唐、尧、虞、舜的历史：司马迁写《史记》，更是大量引用口述史料。从而使笔下的秦始皇、荆轲、陈胜、刘邦、项羽、韩信等等人物显得栩栩如生。口头传说和民间传说不仅是口述史研究的历史渊源，而且也是人种学和社会人类学研究的基本来源之一。说它“年轻”，一方面是因为作为一种严格意义上的史学研究方法（以学科的创建为标志），口述史学在上个世纪的四十年代末才出现。美国口述历史协会的一份报告指出：“口述史是在1948年作为一种记录历史文献的现代技术而确立自己的地位的，当时哥伦比亚大学的历史学家A・内文斯开始录制美国生活中的要人们的回忆。”1948年，美国史学家A・内文斯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建立了哥伦比亚大学口述历史研究室。我们比较熟悉的一些中国近现代历史名人的口述传记，主要就是由这家机构完成的。传统口述史的致命弱点是，或者口头传说在流传过程中，或者历史工作者在记述某种口述史料的过程中，往往容易出现失真的情况，从而有损作为主体的历史的科学性。我们现在所说的口述史学，正是这种由史学工作者与口述者合作的建立在录音、录像技术基础之上的现代口述史。无疑，这个意义上的口述史和口述史学，对于我们国家来说还是比较年轻的。

二、口述史学在国内外发展概况

口述史学的研究，美国走在了前头。1938年，美国历史学家A・尼文斯出版了《通往历史之路》一书，首次发出开展口述史学研究的呼吁。并于1948年，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建立了哥伦比亚大学口述历史研究室。1960年出版了第一部《口述史料汇编》。六十年代，全美相继建立了90个研究口述史的专门机构。1966年，美国口述历史协会正式宣告成立。从60年代起，现代口述史研究逐渐越出国界，开始由美国传播到世界各地。在加拿大、英国、法国、日本等许多国家，口述历史研究得到了迅速的发展，涌现了一大批口述史学家和专业研究团体。随之而来的是，内容庞杂的口述史杂志和口述史专著大量出版，其势如雨后春笋。著名的有英国的《家庭与劳动》，日本的《闻书――丹波的庶民史》、《日本的放浪艺人》，法国《骄傲的马》等。直至80年代，在亚洲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口述史学才作为一门新兴的“热门”学科正在悄然兴起。目前，口述研究已成为这些国家史学研究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口述史学对中国大陆学界产生深刻影响则是90年代以来的事情。最近几年，一批冠以口述历史的书籍陆续出版，口述历史成了备受人们青睐的热门话题。这种境况带来了口述历史的普及和推广，然而相比较口述历史在出版界的火热。口述史学的研究无论是在口述史实践还是口述史学科建设方面都相对滞后，另外对口述史学基本概念界定不清、操作原则和评价标准尚未明确、学术规范无所适从等现实问题，也阻碍了口述历史的制作和口述史学的健康发展。因此，2004年底在扬州召开的“首届中华口述史高级论坛暨学科建设”会议，2005年11月在成都又召开的“口述历史研讨交流会”等学术会议。相信，在史学工作者的共同努力下，在全社会各方面的大力支持下，口述史学在中国会有无限广阔的发展前景。

三、口述史学对史学发展的作用

【内容提要】本文就口述史学与民俗学的性质、对象、目的和方法等问题作了比较分析。作者在谈及这两个邻近学科之间的界限时，力图说明和阐释二者的理论框架及其模式。口述史学和民俗学是社会科学多元化发展的产物，就其本质而言，二者的性质和目的各不相同，但研究内容多有重合。口述史学的问世表明，史学领域里出现了一场深刻的、根本性的变革。

【关 键 词】民俗史 民俗学 口述史学 新史学

【 正 文】

在人类历史的发展长河中，民俗研究的历史和传统可谓由来已久。众所周知，民俗是与人类社会相伴而生的，它就像一面镜子，在很大程度上折射出一个民族悠久的文化传统。从广义上讲，民俗是指人民大众在社会生活中世世代代沿习下来的生活模式和文化模式，它与一个民族所处的地理位置、经济发展水平、民族特性和文化背景密切相关，换言之，我们可将此四项条件视为民族形成和发展的决定性因素。

现代史研究表明，在席卷全球的新史学和“总体史学”新浪潮的影响之下，当代民俗研究得以重新振兴和崛起，从这个意义上讲，民俗学(Folklore)也称得上是一门“新型”学科。早在本世纪上半叶，法国年鉴学派的创始人之一L.费弗尔就撰写了《民俗学与民俗学家》一文，对民俗研究作了精辟的论述。另一位著名的法国学者M.布洛赫也认为，历史学研究必须拓宽研究领域，运用跨学科的新方法，在社会史、文化史、种族史和民俗史等方面有所建树。他进一步指出：“民俗在社会活动中从表面上看没有什么意义，但在它的下面却掩盖和保留着重要意义。”布洛赫的后继者、历史学家比尔吉埃尔将生理习俗、行为习俗、饮食习俗、感情习俗和心态习俗等等统统视为历史人类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他完全赞同布洛赫的观点，也认为历史学研究必须面对下层民众，民俗研究的意义非同寻常。

毋庸置疑，口述史研究与民俗学研究拥有共同的文化传统，这是它们自身的特点所决定的。英国著名口述史学家P.汤普森认为，口述史学(Oral History，亦称口述历史学)的出现和发展，与其说是“发现”，不如说是“振兴”。由此可见，口述史学的某些传统同样是由来已久的。例如，口头传说（亦即民间传说）可以说是历史学最古老的形式，它既是口述史学的历史渊源，同时也是民俗学永恒的研究课题。口述史学是二战后发展起来的一门新兴学科，在其为数众多的学科领域当中，许多研究对象往往与民俗学的研究内容相互交叉和重合，这种双方共有的交叉性质集中体现了当今社会科学整合分化的历史发展潮流。因此，在许多重大问题上，口述史学家和民俗学家往往会最终走到一起。

然而，口述史学与民俗学之间的界线也是显而易见的，尽管这种界线有时会因种种原因变得模糊不清，常常使人们误入歧途。依笔者之见，除了学科性质各具特点之处，口述史学与民俗学最显著的区别在于，前者注重历史研究，后者则强调文化的延续性。换言之，民俗研究既注重历史，也不忽略现实，但从总的方面来看，其研究范围与口述史学的研究领域是无法比拟的。关于这个问题，下文还将提及。

一

（扬州大学 社会发展学院，江苏 扬州 225002）

摘 要： 陈默先生所著的《口述史学研究：多学科视角》一书从档案学、历史学、社会学、心理学、语言学等多重视角讨论口述史学问题，指出口述历史需从上述诸学科中学习方法与经验，接受多学科的检测鉴定，进而为上述学科研究提供新资源和新路径。通过阅x这本书，作者对口述历史学概念、口述历史价值有了新的理解，对个人记忆的价值、人类个体记忆库的潜力有了新的认识，也对多学科与口述史学之间的关系有了新的体会。

关键词： 口述史学 多学科 教学价值

口述史学源远流长，可以追溯到荷马史诗、希罗多德的《历史》和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时至今日，无论是历史还是档案专业的研究学者都将口述史材料作为一种极其珍贵的一手史料或档案。随着口述历史逐步得到重视及口述史实践逐渐增多，一批与口述历史项目相关的成果相继出版，包括陈默老师在2013年根据自己参与的“中国电影人口述历史项目”所编写的《口述历史门径》。这类成果更像一本口述史的工具书，指导读者“可以这样做”，偏重于方法指导。而两年后陈默老师的这本《口述史学研究：多学科视角》则与前者不同，从档案学、历史学、社会学、心理学、传播学、语言学、教育学等多重视角讨论口述史学问题，指出口述历史须从上述诸学科中学习方法与经验，接受多学科检测与鉴定，进而为上述学科研究提供新资源和新路径。作者的最终目的是希望在经验与逻辑的基础上构建口述史学的学科专业理论，使口述史学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而不只是一种研究方法、一种辅助工具，抑或某个学科的附庸。

这本书由一系列专题论文组成，但作者在研究开始时便已形成一个大致的整体构想，随后按照各个专题去做，最后才集结成书。因此整本书的脉络比较清晰，分为口述历史与档案学、历史学、社会学等七个章节，与书名中“多学科视角”相呼应，令人一目了然。同时，这本书的各章节紧紧围绕主题进行研究与讨论，使整本书既不偏离主题，又使作者拥有更充足的时间与精力投入每个章节，丰富研究内容，拓宽研究视野。通过对这本书的阅读，笔者主要有以下收获：

一、对口述史学概念、口述历史价值的新理解

读这本书之前，口述历史的概念在笔者心中一直是模糊的，它到底是一种研究方法，还是历史学的一个分支学科，抑或是一门独立的学科？该书引言便从口述历史的实践活动、课程设置、价值潜力等三个方面澄清有关口述史学的概念误解，并且认为口述史学是一门研究口述历史本身的独立学科，是一门跨学科的新学科。

首先，作者认为口述历史实践活动广泛分布在社会学、文学、新闻学等诸多领域，而口述历史实践也需要来自多个学科的专家或者学者。这一点笔者深有体会，在之前参与的口述历史项目中，笔者发现仅仅依靠档案专业的老师与学生是远远不够的。例如仅以我们所学的专业知识对口述音频、视频资源进行后期整理就非常吃力，即使完成了任务也很难保证较高的质量。因此，在口述史项目中，我们需要一个拥有多学科专业知识的团队，这样才能保证口述史项目的效率与质量。

一、口述史学在国内外发展概况

口述史学的研究，美国走在了前头。1938年，美国历史学家A.尼文斯出版了《通往历史之路》一书，首次发出开展口述史学研究的呼吁。并于1948年，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建立了哥伦比亚大学口述历史研究室。1960年出版了第一部《口述史料汇编》。六十年代，全美相继建立了90个研究口述史的专门机构。1966年，美国口述历史协会正式宣告成立。从60年代起，现代口述史研究逐渐越出国界，开始由美国传播到世界各地。在加拿大、英国、法国、日本等许多国家，口述历史研究得到了迅速的发展，涌现了一大批口述史学家和专业研究团体。随之而来的是，内容庞杂的口述史杂志和口述史专著大量出版，其势如雨后春笋。著名的有英国的《家庭与劳动》，日本的《闻书——丹波的庶民史》、《日本的放浪艺人》，法国《骄傲的马》等。直至80年代，在亚洲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口述史学才作为一门新兴的“热门”学科正在悄然兴起。目前，口述研究已成为这些国家史学研究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口述史学对中国大陆学界产生深刻影响则是90年代以来的事情。最近几年，一批冠以口述历史的书籍陆续出版，口述历史成了备受人们青睐的热门话题。这种境况带来了口述历史的普及和推广，然而相比较口述历史在出版界的火热，口述史学的研究无论是在口述史实践还是口述史学科建设方面都相对滞后，另外对口述史学基本概念界定不清、操作原则和评价标准尚未明确、学术规范无所适从等现实问题，也阻碍了口述历史的制作和口述史学的健康发展。因此，2004年底在扬州召开的“首届中华口述史高级论坛暨学科建设”会议，2005年11月在成都又召开的“口述历史研讨交流会”等学术会议。相信，在史学工作者的共同努力下，在全社会各方面的大力支持下，口述史学在中国会有无限广阔的发展前景。

二、口述史学——一门古老而年轻的学科

说它“古老”是因为较之于其他历史学科，口述历史是历史学最古老的形式，可追溯到远古时期的荷马史诗、希罗多德的《历史》和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国历史上孔子著《春秋》，就运用口头传说追述了唐、尧、虞、舜的历史：司马迁写《史记》，更是大量引用口述史料，从而使笔下的秦始皇、荆轲、陈胜、刘邦、项羽、韩信等等人物显得栩栩如生。口头传说和民间传说不仅是口述史研究的历史渊源，而且也是人种学和社会人类学研究的基本来源之一。说它“年轻”，一方面是因为作为一种严格意义上的史学研究方法（以学科的创建为标志），口述史学在上个世纪的四十年代末才出现。美国口述历史协会的一份报告指出：“口述史是在1948年作为一种记录历史文献的现代技术而确立自己的地位的，当时哥伦比亚大学的历史学家A.内文斯开始录制美国生活中的要人们的回忆。”1948年，美国史学家A·内文斯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建立了哥伦比亚大学口述历史研究室。我们比较熟悉的一些中国近现代历史名人的口述传记，主要就是由这家机构完成的。传统口述史的致命弱点是，或者口头传说在流传过程中，或者历史工作者在记述某种口述史料的过程中，往往容易出现失真的情况，从而有损作为主体的历史的科学性。我们现在所说的口述史学，正是这种由史学工作者与口述者合作的建立在录音、录像技术基础之上的现代口述史。无疑，这个意义上的口述史和口述史学，对于我们国家来说还是比较年轻的。

三、口述史学对史学发展的作用

1.口述史学为史学研究提供佐证

从广义上说，口述研究的主要目的是印证和重现历史，而非解释历史。历史研究仅仅依靠文字史料和实物资料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有充分的口述史料作为补充，两者必须相互印证，才能够真正地还历史以本来的面目。从狭义上讲，被调查的当事人往往是重大历史事件的直接参与者，其叙述的历史事实至少具有一定的真实性。口述史学家在访谈和取证时是以观察者的身份出现的，他们不会也不可能别出心裁地提出新的凭证，这样，口述凭证和口述史料搜集工作的流程也具有一定的客观性。

一、“口述史”在民族音乐发展中的历史与逻辑

(一)“口述史”与民族音乐研究

“口述史”是民族音乐研究的源头，许多民族神话传说就是“口述史”最原始的形式。从方法论上观察，民族音乐研究目前有两大突出优势，一是音乐田野作业；二是“口述史”的兴起，这也标明“口述史”对民族音乐研究所具有的特殊作用和传承逻辑。对民族音乐研究方法来说，“口述史”无疑是一场变革，在民族音乐领域，“口述史”研究逐渐受到专家学者们的关注。1、民族音乐“口述史”的影响最近十年来，随着“口述史”研究方法与理论的引进，民族音乐领域的“口述史”研究在国内引起了极大反响与关注。民族音乐“口述史”研究是前人所未曾涉及的全新领域，将民族音乐置于“口述史学”的视野中进行研究，不是停留在一般意义上的音乐形态与事件的描述，而是注意到了音乐结构与音乐历史发展之间的逻辑联系，并由此深入地发掘民族音乐所具有的人文价值与内涵。目前，田野调查与“口述史”方法的运用已经成为民族音乐发展、研究的趋势，民族音乐“口述史”研究将为音乐研究与创作提供全新视角和理论参考。首先，民族音乐“口述史”研究有利于当代音乐研究、创作与书写范式的创新。20世纪80年代以后，国内的民族音乐学家逐渐关注各民族音乐研究的主观性，认为大量的民族音乐资料都是各民族先民对其音乐生活的主观记忆，而且有选择的保留、传承口述史。实际上，民族音乐“口述史”的根本就是关注民族音乐的口述形式、内容与社会维度，比如许多民族口头传承音乐并非需要某种正式场合，而是人们看到巫师或民间艺人的表演后才学会的。儿童也是如此，他们跟着大人参加音乐活动，在歌唱、舞蹈、演奏以及祭祀、节庆中学会了音乐。土家族《摆手舞》就是典型的例子，跳《摆手舞》时，梯玛（巫师）在前领舞，人们随后跟着学，进行现场传授。民族音乐“口述史”对当代音乐研究、创作的影响，主要是指“口述史”方法对当代音乐研究、创作及书写范式创新的促进作用。笔者认为，“口述史”将许多神秘、鲜为人知的资料向人开放，增加了研究者与公众对历史文化的感悟，并积极使大量知识信息在社会推广和普及。随着科学发展与社会进步，“口述史”研究可借用必要的科技设备，尽可缩短工作时间，为民族音乐学的发展提供崭新思路，真实、规范、严谨的田野实践为音乐研究工作提供了可参考的范本。其次，民族音乐“口述史”能为音乐研究、创作提供大量生动的资料。现代“口述史”方法利用了先进录音、录像技术，能记载下生动的音乐历史事件与音乐表达形式，为更丰富、全面、准确的历史书写提供了已有文献无[7]（P13）法提供的史实记忆。现代民族音乐口述已经不是一般意义上的音乐形态和现象描述，而是注意到了各民族音乐历史及文化的口述，把各民族的人文历史、、民族理念、性格特征、民俗习惯与生存方式等直接作为音乐研究的材料，而且把口述形式的成果所反映的历史存在都作为民族音乐研究的内容。再次，民族音乐“口述史”可以为音乐研究、创作提供纵深研究和精致描述的途径。民族音乐“口述史”兴起是在现代音乐研究、创作发展的背景中展开的，它既强调音乐历史现象描述，同时也注重口述资料的真实性。当然，口头传播的资料本身就是民族音乐发展的主要内容，它作为一种相应的技术手段，越来越发挥着巨大作用。就民族音乐“口述史”目前的境遇而言，其主要问题除了音乐学科的接纳和学术界是否承认外，更多的是来自“口述史”学科内部，这些因素就是我们常说的学科体系、理论层面、研究方法、评价体系等。实践证明，近年来，“口述史”在民族音乐中的充分运用，有助于推动民族音乐研究、创作的完善，为民族音乐研究提供了纵深渠道。2、民族音乐“口述史”的价值民族音乐的形态与表现形式是研究访谈的重要内容，内容翔实准确的口述访谈记录是珍贵的第一手资料，很显然，它们可以作为史料来使用，而且它们已经具备了“口述史学”的某些特征。实践证明，现代“口述史学”在民族音乐研究中的运用，可以完善民族音乐记叙、描述的内容，补缺以往民族音乐研究的误差与不足，填补资料上的漏洞，引导人们正确认识和反映事物。“口述史”方法的运用，意味着民族音乐研究观念发生变化，人们寻求到了一条能够清晰记录、阐释音乐的路径，因为“口述史”不仅是民族音乐研究的一种方法，也是一种成果形式，而且又是新理念。专家认为，现代“口述史”突破了以往历史著述偏重于政治和上层、较多地“自上而下”写历史的传统，使普通人的生活、社会的变迁、人民大众对历史的认识更多地走向了史学领域，从而有助于把“自上而下”写[8]（P59）历史和“自下而上”写历史结合起来。从实际与理论上观察，民族音乐研究可以从“口述史”中开拓自己的独特领域，这种理论创建有助于推动音乐研究与人类音乐文化的发展，推进民族音乐“口述史”学科建设的完善。3、民族音乐“口述史”的方法录音访谈是民族音乐“口述史”的基本方法，但是访谈与“口述史”有着性质的区别。访谈是对被访者的访问记录。而“口述史”事实上是历史亲历者叙述的历史，是在对一定数量访谈录进行整理、研究的基础上，对历史现象给予真实叙述，并且给予本质上的解释以及对其发展规律进行揭示。在对民族音乐采访、描述、记录等过程中，首先应该设计访谈内容与问题，力求从多学科的视角出发，引导其准确、全面地再现记忆，科学充实口述内容，不失专业水准。其二要注意各民族习俗，掌握谈话技巧，形成良好互动，激活口述人记忆的节点。其三是注重访谈的每一个步骤，记录要点，在音乐演绎中了解该种类的发生、演变、演唱（奏）特点等方面的变迁，描述当下民族音乐正在发生的最鲜活的画面。实地调查是民族音乐“口述史”的重要方法。人类学的田野调查经验为民族音乐实地调查提供了工作示范，在民族音乐实地调查的一般程序上，我们把它分成准备、实施和撰写三个阶段。第一，选定调查地点，对某一社区的某一音乐种类或以某一民族音乐事象进行调查。第二，广泛的调查与访谈，亲自接触调查对象，证实不确定的情况，并熟悉环境。第三，做好调查记录，把口述人叙述的情况记录下来。学会利用先进录音、录像设备，丰富记录手段，保证大量资料能够利用和口述资料的真实性。描述与解释是民族音乐“口述史”的重要方法。一位民族音乐工作者要想反映、显示某种音乐文化，首要的工作就是要陈述这种音乐文化本身的存在事[9]（P56）实以及这种音乐文化同其它文化之间的联系事实。笔者认为，描述、解释与评价在口述传承中是交织在一起的，民族音乐研究主要通过描述和解释来完成，由于口述内容、形式、性质的不同，有的运用描述，有的运用解释，还有采用两者的综合，它们都在描述民族音乐历史、形态、事象及其相互联系，成为民族音乐“口述史”研究的重要方法。民族音乐“口述史”是民族音乐与“口述史”的交融。民族音乐和“口述史”分别代表音乐学和历史学这两个不同领域的重要研究方式和呈现手段，也表现出了学科的交叉与交融。民族音乐“口述史”显然是自我表达民族音乐的集中体现，它通过各民族口述人对民族音乐的叙述，真实地还原了口述民族的音乐生活和音乐文化，是民族音乐“口述史”研究的另一种参照。

(二)存在的问题

作为一种研究方法，“口述史”研究目前仅仅局限在历史学、社会学等学科领域中，它的研究优势并未被音乐学科全面采纳，就现代民族音乐“口述史”研究的现状来看，存在如下问题：1、对“口述史”的认同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人们相互交流、互动更为频繁，同时又带来了巨大的文化差异，构成复杂多元的民族文化。用口述传承历史文化这一做法没有得到西方学者的公认，因此对口述史认同成为学术界的重要议题。如今，对于收集口述证据的必要性、真实性、口述传统及其口述历史研究方法的优缺点等问题，尚未引起学界普遍关注。但是，“口述史”具有顽强的生命力和良好的发展前景，它不断地吸收多学科的先进方法与理论，并为广大群众所接受，单从口述历史学的书写角度来看，它能给民族音乐研究带来丰富的材料、多样的方法以及诸多益处。2、口述事件的可信度民族音乐“口述史”材料是否真实可信，这是音乐学家最担心或关注的问题，所以“口述史”资料必须以史料学的方法进行检验甄别。无论是谁，他对事物的认识和理解都是局限性的，一些民间艺人在回忆过去经历以及理解其经历，会受到某种程度的影响，只有经得起史料学检验的口述资料才能成为史料。其实，在具体实践中，情感分析与阶级分析都是判断口述事件可信度的重要方法，应该注意有价值的口述事件，并加以甄别，使之成为研究民族音乐的主要资料来源。3、记录、访问者的理解误差口述记录与采访时的气氛、访谈者的身份有直接关系，也就是说，采访者的学问、学识及判断理解能力等，都会影响采访者叙述、记忆、认识事件的误差程度。4、研究队伍薄弱、理论探讨欠缺民族音乐“口述史”研究是新兴的一门学科，从研究范围和研究主体来看，仍然未能引起重视，研究队伍显得单薄。在民族音乐学界，人们对“口述史”认识尚未统一，没有就民族音乐“口述史”的性质、方法、定义等达成共识，民族音乐“口述史”的理论研究还是个冷缺门，有待学者开垦。

(三)民族音乐“口述史”分类研究特点

民族音乐“口述史”是群众、艺人、学者等共同书写和表达音乐事象、音乐历史的独特方式，它为我们接近可靠、可信的音乐历史提供了可能。根据民族音乐“口述史”研究所涉及的内容特点，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种类型：1、以现象为中心研究民族音乐主要是将某一民族现存的传统音乐现象置入其特定的自然环境和社会文化环境中，通过对该民族成员是如何根据自身的文化传统去构建、使用、传播和发展这些音乐进行考察研究，阐释其有关音乐特征、生存演变规律和民族文化特质作为体现学科方向的基本内容。以现象为中心的民族音乐“口述史”研究是指围绕现存的一些音乐现象，用“口述史”研究方法对其进行客观叙述，使我们能更好地了解各民族音乐的存在状态和延续原因，有助于达到口述者对音乐现象回忆的真实性和民族音乐发展真实性的高度统一。以现象为中心的民族音乐“口述史”研究体现出来两个特点：其一，必须陈述民族音乐本身的存在事实。在民族音乐“口述史”研究中，音乐现象包含了音乐演唱（奏）形式、音乐文字形式、乐谱形式和图文形式，陈述民族音乐本身的存在事实，就是依据民族音乐观察资料的原本，按原样直观地进行“口述”式的全貌描述。但是，对民族音乐现象的直观描述不是绝对的“复原”与详细再现，这种直观描述的内容含量只能是音乐现象各个侧面基本面貌的有节制的描述。其二，必须陈述民族音乐现象与其他音乐之间的联系。根据“口述史”研究的特点，访谈者与讲述者的访谈录像、录音资料，便成了音乐研究工作者在“口述史”研究中讨论、显示这种音乐现象的基本方法。2、以事件为中心民族音乐“口述史”研究的中心是音乐活动事件，音乐活动事件的发生又都是与社会生活环境、音乐表演场合、历史语境及其表现形式有关联，人们围绕音乐事件，从发生原因开始，根据事件发展的进程和逻辑，记录口述者还原事件的过程。尽管口述者对音乐事件进行了改造和语言修饰，但以事件为中心的口述材料是事件亲历者叙述的历史，在事件的还原与分析上具有独特的优势，这就需要研究人员分清主次，抓住事件的本质，积极关注事件的核心内容。民族音乐“口述史”有自己专业特性，口述者往往站在艺术的角度，受音乐情感表达与思维定势的影响，他们一般都围绕音乐表现、事件发生、场景、表达方式等进行材料取舍，并突出情感抒发的叙述。在对民族音乐“口述史”进行研究中，我们发现口述者偏爱对音乐表演片段的叙述，这些片段的音乐事件记忆被口述的绘声绘色，具有强烈的聚焦性。3、以人物为中心以人物为中心的“口述史”研究是民族音乐研究的新特点，国内把以人物为中心的“口述史”研究分成了两种：一种有中心人物口述、辅以其他人对他认识、评价的“口述史”研究。另一种是没有中心人物的口述，只[10]（P75）有别人对他的口述。以人物为中心的民族音乐“口述史”研究不仅研究的是音乐家、创作者，而且需要研究民间艺人、传承人以及表演者，主要是考察、研究他们的个体音乐行为、思想状态、艺术观点，把他们思想认识与个人艺术实践联系起来考察。从目前研究现状来看，以人物为中心的民族音乐“口述史”研究在理论预设与立论基础上缺乏对音乐人物整体的关照，现有的研究侧重音乐人物系统和本体研究，大多数停留在对音乐人物静态描写和平面比较上。以人物为中心的民族音乐“口述史”研究必须围绕人物参与音乐活动情况进行描述，一般时间跨度大、环境复杂，只要抓住主要矛盾，音乐人物研究才能顺利开展。4、以组织为中心民族音乐“口述史”以组织为中心开展研究工作，主要是以行业、单位、部门等为核心，围绕对组织的发展变化所产生的影响而进行研究。由于“口述史”学的引入，民族音乐研究在方法与视角上发生了变化，人们开始关注“以何种方式重构音乐史”以及“如何重构不同④地域音乐史”等诸多问题。民族音乐“口述史”是一种集体记忆，是人们的群体行为，具有组织的连续性和断续性，口述时不可能再现历史的“原本”。组织的存在不是孤立的，它同人们的音乐行为、风俗习惯、等等都有密切联系，在研究中，要以影响组织的各种因素为研究点，通过它们来分析与组织涉及的事件、人物和传承方式。5、以时间为中心以时间为中心的民族音乐“口述史”研究是民族音乐研究的核心，也是民族音乐“口述史”叙事性的基本逻辑。有关民族音乐的传说源远流长，可追溯到人类的远古时期，当时所发生的音乐事件都是通过口述的形式传承下来的，一代一代流传下来的歌舞、戏曲等最能体现以时间为中心的“口述史”研究特点。以时间为中心的民族音乐“口述史”研究可以窥视不同时期社会发展的基本状况，通过时间线索来考察民族音乐的发展过程，并以音乐事件发生时间为主要界限，把其产生以及发展过程予以复原。近年来的研究表明，以时间为中心的民族音乐“口述史”研究的历史意义往往大于它的音乐意义。

二、土家族土司音乐“口述史”的实存

摘 要：随着现在民俗学研究的深入，传统民俗学研究“只见俗不见人”的研究范式渐露弊端。民俗研究本应有对民众生活的关注，正是口述史方法的引入，赋予普通民众发声的权利；对个体亲历事件表述的关注，正逐步进入现代民俗学者的研究视野。

关键词：现代民俗学研究；口述史；意义和价值

中图分类号：K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2）02-0159-01

一、口述史释义

口述史亦称口碑史学，是以访谈、口述方式记载过往人事、搜集史料的一种学术方法，或由此形成的一种历史研究方法的学科分支。口述史最初用于史学研究，它是二十世纪中叶随西方“新史学”的崛起发展起来，通过与被访谈者有目的访谈的录音、录像所记录的口述资料，来构建或复原历史原貌的主要史料文本的一种科学研究方法。

现代意义上的口述史作为一个专门学科，源于1948年，美国学者亚伦・芮文斯在哥伦比亚大学建立首座现代口述历史档案馆，用以记录、保存美国生活中有意义的私人回忆资料。此后，口述史蓬勃发展，并广泛用于其他学科研究。

二、现代民俗学研究与传统民俗学研究的区别

传统民俗学研究，对象往往与“过去”、“遗产”、“即将逝去或已经逝去的传统”相联系，民俗学者在民众眼中是“救亡者和保存者”的形象，民俗学仍未从根本上改变鲍曼所批评的那种“向后看”的学科特点。这种研究忽视了传统的“俗”之所以能从无文字时代传承至今，其传播途径主要是代际相传，口耳相授，是在生活中逐渐延续的。传统社会很多“俗”的传承是无文字的，民俗作为民众的生活样态，被与民生硬地割裂开来，造成了“只见俗不见人”的现象。

摘 要：本文从“口述历史”的提出和定义说起，主要从口述史料的搜集和加工两个方面探讨了“口述历史”这一当代热门在司马迁所作《史记》中的表现的运用。“口述历史”在其作为专有名词提出和成为热门学科之前就已存在着，并在我国两千年前的史学家司马迁著史过程中就有相当熟练系统的使用过。《史记》正是采纳了口述历史才得以将其上限从陶唐拉至黄帝，突破了他的父亲司马谈原来的作史构想；也正是口述历史在《史记》中的运用，才使得《史记》的多处记载更加生动、可信。

关键词：口述历史；司马迁；史记

“口述历史”一词由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史学教授艾伦.内文斯（Allan.Nevins）于二战后不久提出，现已成为史学界非常热门的一个学科。根据唐德刚先生的定义：“所谓口述历史，并不是一个人讲一个人写就能完成的，而是口述部分只是其中史料的一部分而已。”①其中口述的部分能够作为史料的比例，也是因人而异，“

而另一方面，作为一种著史形式，“口述历史”在其作为一个专有名词提出和一门专门学科兴起之前，在很早以前就有存在和运用。在我国的史书中，最早和最系统熟练地使用了口述历史的当属司马迁的《史记》。

其一，从《史记》的多处记载可以看出，司马迁在搜求史料的过程中，有很多地方采纳了口述历史。更进一步说，太史公采集口述历史的方式和途径也是广泛多样的，主要包括了：

1.多处访问口碑传言。关于此点，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亦有指明：“采访而得其口说，此即口碑性质之史料也。司马迁作史多用此法。”这点在太史公作西汉开国君臣列传的过程中有明显的体现。如他在《淮阴侯列传》中写道：“吾如淮阴，淮阴人为余言，韩信虽为布衣时，其志与众异。其母死，贫无以葬，然乃行营高敞地，令其旁可置万家。余视其母冢，良然。”又在《樊郦膝灌列传》中云：“吾适丰、沛，问其遗老，观故萧、曹、樊哙、滕公之家，及其素，异哉所闻！”这些例子很好的说明了司马迁曾去过这些历史人物的家乡进行走访考察，“问其遗老”获得口述史料。

2.访问历史当事人。赵生群老师在其专著《〈史记〉编纂学导论》一书中据王国维的《太史公行年考》指出：“与太史公交往而文献可征者有十四人，其中贾嘉、樊他广、平原君朱建子、冯遂、田仁、壶遂、苏建、董仲舒、孔安国、李陵、任安十一人，《史记》都提到名字，或有事迹记载。如司马迁曾向当时有影响力的学者董仲舒、孔安国二人访学。《汉书.儒林传》也记载：‘（孔）安国为谏议大夫授都尉朝，而司马迁亦从安国问故。’”

其二，从《史记》的多处记载中我们也不难看出，司马迁在采纳口述史料时，亦有一个加工考辨的过程。可以从以下两点说明：

摘要：世界范围内口述历史的复兴以及对口头文化的重视，为图书馆这一保存人类记忆的“公共大脑”开辟了新的领地。引领图书馆发展方向的IFLA和UNESCO等国际组织在图书馆参与口述历史工作、收集口述资料等方面有着明确的立场。以美国为代表的国际图书馆界已经在口述资料的收藏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国内图书馆界近几年也开始重视和涉足这一领域。开展口述资料收藏是图书馆的职责所在、发展所需，也是多媒体时代全方位满足用户需求的重要举措。

关键词：口述资料 口述历史 口头传统 图书馆 特殊收藏

随着数字多媒体技术的发展和网络的普及，人们的阅读习惯和检索方式发生了显著变化，对图书馆这一独特的知识集合体系的依赖程度也呈现出普遍降低的趋势。近年来各种关于图书馆消亡的讨论此起彼伏，图书馆学领域的学者和从业者也不得不为图书馆的未来和前途考虑，在数据库整合、参考咨询等服务创新上做足文章。然而，凡此种种举措都难以走出图书馆服务的三维向度——即获取、加工和传播。纵观图书馆的发展历史和国际趋势，口述资料的收藏不仅是古代图书馆口述知识收藏传统的复兴，而且开辟了图书馆功能的第四维向度——即通过独立或与其他机构合作的方式参与口述历史和口头传统方面的数据挖掘，来“产生”和“创造”信息。这是对图书馆“精神食粮供应者”这一职能的进一步深化，同时为多媒体时代图书馆的发展提供了新的领地。

1 全球范围内口述资料的复兴

1.1 口述资料的运用历史悠久

口述资料乃口传性质的资料，被认为是与文字资料和实物资料相并列的资料来源与表现形式。在文字发明以前，口述是传承知识、推动文明的主要方式。无论是西方的《荷马史诗》还是中国的《论语》、《诗经》等都是先经过口述，后又利用文字记录的结果。即使在文字发明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地球上的绝大多数人口，仍不具备文字读写能力，口耳相传是传递社会信息的主要方式。

在历史学方面，通过访谈、口述的方式搜集历史资料得到许多杰出历史学家的推崇。司马迁在撰写《史记》的过程中，做到了既尊经传、重文字又不轻口传，从而使得历史更加贴近于其本来面貌。“太史公著书，广稽博采，不仅对六艺之语，诸子之言都进行钩稽爬梳，就是对一向不被人们所看重的口传史料也多有采录。”梁启超在其《中国历史研究法》一书中曾提出，从“”往前，“张勋复辟”、“洪宪盗国”、“辛亥革命”、“”等等史事，“亲躬其役或自睹其事之人，犹有存者，采访而得其口说，此即口碑性质之史料也。

口头传统则被誉为“人类表达文化之根”。在对人类文明演进的研究中，有学者指出，就算保守一点推算，人类从鲁迅所说的会喊出“杭育杭育”的劳动号子，到相对完整地表达意思，当不会晚于旧石器时代中期——距今大约十万年。口头传统资料对于纠正传统学界对精英文化的偏重，唤起对民间文化传统的重视有着深刻的文化意义。

当国内史学界从介绍国外现代口述史学、肯定口述史料价值，到从事口述历史实践、收获累累硕果之时，档案界却还基本停留在对口述史料的探讨与争论阶段。虽然也有越来越多的档案界同仁认同口述史料的档案价值，但档案界从整体上似乎还未做好将它“收编”的准备。面对口述访谈形成的大量的录音、录像带、转录文字稿、最终的完成稿以及受访者与访谈者签定的相关法律文书，如何对其进行有效保存，已成为不容忽视的一个重要问题。

稍许欣慰的是，已有一些史学界人士及少数档案馆意识到了这一问题并已付诸行动。如从事中国妇女口述史研究十余年的李小江教授于2000年7月创建的大连大学性别研究中心，就建立有“20世纪妇女口述史”档案室，收存访谈中形成的录音磁带、原始手稿、部分笔记、照片及相关资料；2004年7月8日在中国现代文化学会口述历史研究会主办的“中华口述历史研究中的若干问题”学术讨论会上，明确提出了创建口述历史研究会的口述历史档案室问题；多年从事口述史实践的扬州大学历史系也不断呼吁建立口述档案馆或在各地档案馆、博物馆内建立口述史部。个别档案馆在收存口述史料方面也已有举措。如浙江省档案馆于2005年6月15日将杭州疗养院政治部干事李晓方采访调查到的有关70余名侵华日军细菌战炭疽、鼻疽受害幸存者的150多幅照片、底片及详细受害经过的文字资料接收进馆；上海市档案馆与作家叶永烈协商保存其进行“”访谈形成的1000多盘磁带，等等。但是，目前介入的档案部门对口述史料的收存缺乏整体的、长期的规划，且收存口述史料的数量非常少。

笔者认为，目前档案界应先把口述史料档案价值之争放置一边，尽快投入到口述史料的采集、保存工作中来。因为无论口述史料的真实性、凭证性是否能等同于文字档案，其同样是历史记忆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这种记忆可能随着时间的流逝及主观情绪的影响而更易发生扭曲，但其毕竟是一种历史记忆，是我们认识过去的一种途径，有时甚至是我们了解过去的惟一途径)。1997年11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29届大会正式通过建立“人类口头及非物质遗产优秀作品”的决议，并于2000年4月正式启动了申报与评选工作，人类的口头和非物质遗产被确定并明确为全球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与物质遗产同样为现代人所关注。作为历史记忆的一部分，口述史料的收集、保存，是档案工作者必须肩负起的职责。

目前档案界的当务之急，是尽快将口述史料的收集、保存工作纳入档案资源建设中来，进行长远的、整体的规划，并尽快投入到实际行动中。笔者认为，档案部门在口述史料的采集、保存的具体实践中，应采取的措施有：

1．做好摸底工作，尽快掌握从事口述史研究的机构、人员情况及口述史成果情况。目前口述史实践成果主要产生于史学机构和史学人员，只有摸清当前主要有哪些史学机构及人员在从事口述史研究及其研究课题，才能谈到口述成果的收存。当前我国的口述史研究大致已形成北京、上海、吉林、江苏、浙江、四川六个区域，口述史研究实力较强的研究机构有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当代中国研究所、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江苏省社会科学院、江苏省社科联、各类抗战纪念馆等及北京大学、复旦大学、扬州大学等高校，从事口述史研究的人员大多属于这些机构和学校。此外，近年还出现了一些口述史研究会，如2004年7月，中国现代文化学会口述历史研究会宣布成立；9月，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与上海九思文化有限公司联建的“九思口述史研究中心”成立；12月，“中华口述历史研究会”成立，扬州大学口述史研究基地同时成立。档案部门应尽快与这些口述史研究会、研究机构建立联系，掌握其研究成果及研究人员情况。

2．对于当前已形成的口述史料，可采取指导保存与收存进馆两种方式。目前形成的口述史成果大部分属于职务成果，也有部分成果是史学工作者及其他人员业余完成的个人成果(如叶永烈做的“”访谈)。属于职务成果的，最终应当归档保存。2004年12月1．0日至12日在扬州大学召开的“首届中华口述史高级论坛暨学科建设会议”，在谈到当前大陆口述史在制定操作规范时注意的5条原则时，提出的第5条就是：公职人员的口述史资料属于公共精神财富，最终应交档案部门保存。如前所提，一些研究机构已拥有自己的口述档案室或正在筹建之中，对此，档案部门应当运用自身在纸质档案及音像档案方面丰富的整理、编目、检索、保管与保护经验，指导其口述档案室的建立与管理。对于不具备自建口述档案室条件的研究机构，要积极协商，将其口述成果收存进档案馆，条件具备的档案馆应建立专门的口述史部来收存口述史料。对于不属于公职成果的，也可以采取上述两种方式，一是指导个人的保存，二是尽可能劝服捐赠，如前文提到的浙江省档案馆收存李晓方的口述访谈资料即属此例。总之，要促使已形成的口述史成果处于良好的保存、保护状态，尽量避免流于个人手中的不规范保存。

3．选题、出资，主动进行口述史料的采集。对于档案部门是否应当参与口述史料的采集，档案界也存在不同的看法。笔者认为，一部口述史成果的完成，需要访谈者具有较高的史学专业修养，熟悉现代口述史理论及工作规范。当前档案系统除国家级档案馆史学研究实力较强外，省市级综合档案馆具备史学研究能力的人员并不多，做一些小型口述访谈还可以，独立承担大型口述访谈项目的可行性很小。档案部门要从事口述史料的采集，主要可以考虑提供选题与资金，依靠史学研究机构及其人员的力量来做。具体来说，档案部门可根据馆藏的不足，选取与馆藏相关的特定的口述史项目，提供资金，委托史学机构及史学人员进行口述史料的采集，并签定协议，约定访谈形成的音像、文字材料最终归档案部门所有。

现代口述史学的发展、口述历史成果的不断问世，给我们提供了鲜活的、多维的认识历史的全新的视野，有助于我们更深刻地理解历史。作为历史记忆的维护者，保护口述史料这种历史记忆，是档案工作者义不容辞的光荣使命。

作者简介：王斌英（1969-），汉，女，湖南省攸县人，馆员，大学本科，流通部主任，研究方向：读者服务。

摘要：文章简要介绍现代口述历史的含义及口述历史是地方文献的重要组成部分，收集整理口述历史是图书馆形成特色馆藏，促进馆藏多元化的重要途径；结合自己的工作实践，探索开展口述历史工作的方法和需要注意的问题。

关键词：口述历史 地方文献 工作方法；

中图分类号：G255.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9795（2014）01（b）-0000-00

1 简述口述历史

口述历史是访谈者向受访者提问的方式，通过笔录、录音、摄像等手段，将储存在受访者大脑中的各个时期历史事件经过口头方式表达出来；再经过加工整理和开发加以利用，形成有价值的历史文献史料。口述历史大概始于20 世纪40 年代，1948年，美国内战史专家苗文斯创建了历史上第一个口述历史的专门研究机构哥伦比亚大学口述历史研究室， 标志着口述历史的产生；并于60、70年代在加拿大、英国、法国、新加坡、日本等国家迅速发展。我国对开展口述历史的研究起步较晚，利用口述历史方法搜集资料，是在50年代；主要以笔头记录或以录音带形式保存下来，没有得到很好的开发利用。直到近年来，才引起相关机构及史料研究学者的重视，2004年成立了中华口述历史研究学会，标志着我国的口述历史研究有了一个初步的架构。随着网络信息的飞速发展，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录音、摄像器材为开展口述历史工作提供了较为便利的条件。然而，在网络环境下如何开展对口述历史资源的采集、整理、保存和开发利用还有待进行进一步的关注和研究。

2 图书馆开发口述历史资源的意义

2.1 口述历史是图书馆特色馆藏的重要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