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名言范文精选

人生态度

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

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

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

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

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

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

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

摘要：《论语》是世界教育领域的宝贵遗产，也是我国二千多年古代语文教育最为重要的内容，其中出现了许多经典名句对于后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此基础上，笔者详细探索了《论语》中流传至今的经典名句的特点和其语言修辞，进而尝试如何将文化经典运用到语文教学工作中来。

关键词：《论语》 经典名句 语文教学 语言特点

引言

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曾经说过：“《论语》者，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大子之语也。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纂，故谓之《论语》。”《论语》作为对孔子的言论记录，一问世就受到人们的尊重，汉代之后，它几乎是每个读书人的必读之书。《论语》经过朱熹的注解后，便一直是科举考试最重要的教科书，宋元明清几朝的做官人、读书人无不受其影响。纵是科举废除以后，《论语》还是读书人经常诵读的书。

一、《论语》名句教学内涵分析

《论语》教学首先要明确的是《论语》的文体特性。为什么几千年来《论语》一直经久不衰、历久弥新呢？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论语》的魅力不仅源自它博大精深的思想内涵，更在于它深刻平实、含蓄隽永的语言。因此在教学中要达到以下五点要求：一是正确理解课文内容；二是进一步培养文言语感，提高文言阅读能力；三是体会并把握阅读文化论著的基本方法；四是提高个人精神品格；五是探究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的地位和作用。

《论语》中包含了首创的直录式的散文小品体裁、言简意赅的语言表现能力和各种表现手法等，这些元素其实有着丰富的语文教育功能，学生如能感受并领悟到这些元素，那么学生在民族精神文化特征方面会更上一层。在《论语》教学中，我们不容忽视《论语》中质朴简约的对话所折射出的发人深思、耐人寻味的理趣，在无关宏旨、闲中着色的小事中所传达出来的生活情趣，在嬉笑怒骂中闪烁着的引人入胜、入骨三分的谐趣。例如在《论语・为政》中的名句：“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这两句话讲的是新旧知识之间的联系，“温故”是“知新”的前提。前一句两两对偶，中间使用“而”字相连，将后面一句所要体现的“为师”条件清楚地表达出来，这是“因”；后一句的气势连贯，很明显谈的是“果”。“可以为师矣”，音调较为高亢，谈的是从不能“为师”到如何能够“为师”，给后代文人的启迪极强，看到了希望，也带来了无尽的力量。在语文课堂上带领学生学习《论语》，培养学生经典阅读能力，有利于学生语文能力提高。

二、《论语》名句高度概括的特点与内涵

提要 语言是哲学之思的重要对象。作为中国哲学史上第一个重要的哲学家，孔子对语言哲学的问题作了多方面的讨论，既对语言之为文化载体及其教化功能有所意识，又揭示了主体间对话的有效性条件；不仅提出操作论的意义理论即“正名”论的同时，而且对名言与道的关系问题作了最初的探讨。本文在重构孔子语言哲学的同时，也对其中所涉及的若干理论问题作了初步的引申和发挥

关键词 孔子 语言哲学 教化 对话 意义 名言 道

语言是哲学之思的重要对象。从先秦到近代，语言问题与哲学思维总是难分难解地联系在一起。孔子是中国哲学史上第一个重要的哲学家，但长期以来，孔子哲学的语言之维似乎尚未引起论者的足够重视，正名的要求与“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等命题的理论内涵似未得到合理的阐释。有见于此，本文从四个方面论证在孔子哲学中存在着一个语言哲学的向度：①通过整理古代文献并应用于教学实践，孔子对语言之为文化载体及其教化功能有所意识，他不仅②揭示了主体间对话的有效性条件，③提出了操作论的意义理论即“正名”论，而且④在中国哲学史上对名言与道的关系问题作了最初的探讨。

一

相对于老子对人化过程及其产物（文化）的疏远与否定，孔子自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论语·述而》，下引此书仅注篇名），所谓古，首先就与周礼相联系：“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八佾》）周礼凝聚了完美的文化成果，周代代表着理想的社会形态。在孔子缅怀旧制的保守心态背后蕴含着一种更为深层的价值取向：周礼不仅是往古的陈迹，同时也是广义的文明象征。于是，“从周”就意味着确认人类文化创造的历史意义。

与肯定文明的价值相应，出于对文化成果之历史延续的关注，孔子对古代文献加以自觉整理和传述，成为中国有史以来第一位伟大的古代文献整理家和传述者。从历史上看，“惟殷先人，有典有册”（《尚书·多誓》），在商朝时已有史官掌管典册。继殷而起的周代及各诸侯国均有史官记言记事，积累了大量文化典籍。孔子其时，周室衰微，诸侯纷争，礼崩乐坏导致“天子失官，学在四夷”（《左传·昭公十七年》），这种混乱局面使得流传下来的古代文献残缺不全，散失很多。在周游列国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而终不见用之后，孔子晚年回到鲁国，专力从事文化教育活动。出于教学的需要，他着力收集散落民间的鲁、周、宋、杞等故国的文献，或作，或述，或删，或定，整理出《诗》、《书》、《礼》、《乐》、《易》和《春秋》等作为教材。除去后来散失的《乐》，其余五种典籍被后世尊为“五经”。在中国文化史上，这些典籍不同程度地保存了夏、商和周，尤其是春秋时期社会史、思想史的原始资料，既有氏族时代原始民主及原始思维的遗存，又有文明时代早期的社会风俗、历史事件、典章制度和观念形态。作为儒家的经典乃至整个中华文化的元典，此五经代代相传，为中国文化的承传与开新作出了重大贡献，对研究中国古代思想文化史、政治社会史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1]

一般来说，语言具有两种现实的存在形式：书写下来的语言（文字）和口头讲述的语言（言语），二者在社会生活中具有不同的功能和地位。从主体间的交往与沟通看，言语要优于文字；就文化的历史积累与延续说，文字要优于言语。这种区分也就是中国传统语言观所主张的“言为心声”（《法言·问神》）和“文以载道”（《通书·文辞》）。可以说，正是注意到文字的如上作用，伽达默尔才认为“传统在本质上是文字的。这一事实的全部解释学内蕴在书写下来的传统中变得清晰了。语言所具有的与言说的可分离性源自这样一个事实，即前者可以被书写。在书写形式中，一切传统与任何当下都是同时的。而且，就当下意识具有自由通达于一切在书写中被传递下来的东西的能力而言，传统卷入了一个独一无二的与过去和当下的共在。”[2]

就此而言，我们有理由认为对六经的自觉整理和传述，表明孔子已经对语言（文字）之为文化的载体有了初步的意识。《论语》中记载：“子畏于匡，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子罕》）此所谓“文”，朱熹释作“道之显者”，即“礼乐制度之谓”（《四书章句集注》）。程树德《论语集释》引金履祥《论语集注考证》云：“所谓文者，正指典章文物之显然可见者。盖当周之末，文王、周公之礼乐悉已崩坏，纪纲文章亦皆荡然无有，夫子收入散亡，序《诗》《书》，正礼乐，集群圣之大成，以昭来世，又作《春秋》，立一王之法，是所谓得与斯文者也。”无论是道之显者，还是典章文物之显然可见者，都说明孔子所言之“文”更多地是指记载着文王、周公所创制的礼乐典章制度的文献。这就是说，文化传统必须形诸文字，借助典籍文献的形式才能得以保存和流传。

一、教学内容

苏教版语文六年级下册练习7中孔子相关知识的复习。

二、学情与教材分析

第七单元《孔子游春》一文中对我国伟大的教育家孔子循循善诱的教育方法以及孔子和学生之间浓浓的师生情谊进行了详尽的描述，向我们展现了一位伟人的风采。在练习7中“语文与生活”部分，介绍了孔子的6句名言；“诵读与积累”部分则向我们介绍了与孔子有关的12个成语。这组成语写出了孔子知识的渊博，学习、做人的方法以及先进的教育理念。

六年级的学生经过小学近六年的学习生活，绝大多数已经拥有了一定的自学能力，他们搜集信息、处理问题的能力也在平时的学习活动中得到了不同程度的锻炼。平时，我们对学生古诗文、名言警句的背诵与理解也抓得较实，学生对《论语》中孔子的言论也不陌生。因此，综合教学内容与学生学情，安排了这次学习专题。

三、教学设计思路

（一）牵一发而动全身

孔子的思想博大精深，孔子的言论影响深远。怎样从与孔子有关的浩瀚的内容里筛选出适合小学生学习的知识呢？这是我在一开始进行教学内容选择时就面临的难题。结合小学语文六年级下册练习7的相关内容，最终确定“名句――成语――故事――练笔”这样的教学内容安排，既能复习巩固书本中已有的知识，也能让学生在搜集、处理信息时，有明确的目的，拓宽文本，让学生更深、更全面地了解我国古代的大教育家孔子的思想精髓。

走进位于西四环南路的儒宴餐厅，感受到流淌千年的一脉书香。这家以儒家文化为主题的孔府菜餐厅，把孔子的思想铺陈到了每一个角落。

一进门便可见到欹器，一排铜罐悬着，有水汩汩而下，不停注入罐内，罐的腰眼有轴，水浅时四平八稳，一旦水满则倾覆而泻。这陈设据说是古人灌溉农田时用的器具，但孔子却从中悟到了奥妙的哲理：满招损，谦受益。分布在每个楼层的“圣迹图”，是中国最为古老的石刻连环画，用图文并茂的方式，鲜活逼真地再现了孔子传道授业的光辉历程。

儒宴的菜，以文入味，以文入名，以文入形。择仁安里、和而不同、白露伊人、孔融雪梨、阳关三叠、宽仁聚首、修身齐家，这些菜名，个个都充满了诗情画意……如果有的菜你一时间无法理解其中的含义，儒宴的服务生马上会给你详细解读菜名和菜名背后的故事。

择仁安里：又称碧绿桃仁。因核桃仁拌在芥菜里，而引出孔子的一句名言：选择仁德安身立命才是至高无上的。（孔子名言解释：不仁的人不能够长久地处在贫困的境地，也不能够长久地处在安乐的境地。以仁德仁爱正身处事，才是至高无上的选择。）

和而不同：将菠菜和肉皮冻两种不同的原料混合在一起，产生不同的颜色，不同的质感；所配食的小料中芥末与芝麻酱混合在一起，产生不同的口感，相得益彰。此菜还有客人戏称之为“水立方”。（孔子名言解释：君子在人际交往中能够与他人保持一种和谐友善的关系，但在对具体问题的看法上却不必苟同于对方；所谓“同而不和”则是指小人习惯于在对问题的看法上迎合别人的心理、附和别人的言论。 但在内心深处却并不抱有一种和谐友善的态度）

白露伊人：是一道很好的开胃佳肴。此菜山药如白露，果胶更拟人。诗经有言可用来描述它的美：白露伊人，在水一方。（孔子名言解释：初生芦苇颜色青绿茂盛，白色露珠凝结成霜，听到那个女孩在水的那一方）

阳关三叠：是孔府名菜。红、白、绿三种原料，形成三条界线；寓意孔子名言：君子三戒，即：少年戒之色，中年戒之斗，老年戒之贪。（孔子名言解释：年少的时候，身体尚未发育成熟，要警惕不可迷恋女色；到了成年，血气旺盛刚烈，要警惕不可争强好胜；等到了老年，血气已经衰落，要警惕不可贪得无厌）

宽仁聚首：此菜儒宴创新菜；又称雀巢贝仁，是选用鲜贝仁、虾仁、松仁等众多的“仁”聚在一起。（此菜出自于：子曰：君子学以聚之，问以辩之，宽以居之，仁以行之。）（孔子名言解释：君子通过博学以积累知识，有了疑问时，要及时向人请教，以求辨明事理。用宽厚的态度待人处世，以仁爱之心指导行为。）

一、 课前分析：

对于《沂水春风》这篇文言篇章，在字词疏通和基本文意理解方面，本班学生感觉难度不是很大，难以理解和把握的是孔子在这篇文章中体现出来的礼乐治国的思想。因此，在教授这篇文章时，我打算花一节课时间帮助学生疏通字词、了解文意，再花一节课时间来深入讲解孔子在这篇文章中体现出来的礼乐治国思想，总共用两课时来完成这篇文章的教学。这节课，是教授这篇文章的第二课时。

二、教学目标：

1、知识与技能目标：掌握重点文言词汇，了解各种文言句式。

2、过程与方法目标：在分析孔子对学生志向的评价中，理解孔子礼乐治国的政治理想。

3、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目标：感受孔子的教学风格以及师生间平等和谐的气氛。

三、教学重点、难点：

理解孔子礼乐治国的政治理想。

〔摘要〕 《论语》中的孔子，因地位非常特殊，对他的称呼变化多元。对此，不同背景的译者处理方法迥异。以系统功能语言学语境理论为指导，围绕文化语境、情景语境和上下文语境，可以对《论语》译本中对孔子的称呼的英译情况进行深入分析。分析结果表明，孔子的称呼看似简单，翻译起来需要考虑诸多因素，语境理论有助于对相关英译进行评估。

〔关键词〕 系统功能语言学；《论语》；语境；孔子称呼

〔中图分类号〕H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689（2015）02-0022-06

引 言

儒家思想在中国历史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中有着深刻而广泛的影响，不仅如此，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把孔子列为世界十大历史名人之一。作为儒家经典之一的《论语》，是唯一系统记载孔子及其弟子言论的著作，长久以来该著作受到了国内外学术界的广泛关注。据我们目前收集到的资料来看，《论语》的英译本不少于60种。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这些翻译对儒家学说的传播功不可没。《论语》英译及其相关研究对于传播中国文化具有重大意义。孔子作为《论语》中的人物中心，对他的称呼是言语交际过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传递着重要的信息。研究对孔子的称呼情况及相关英译，既是深入进行语篇分析的一种有意义的尝试，也能为翻译研究带来启示。

一、关于《论语》中的称呼研究现状

译界对《论语》英文翻译的研究近年来呈递增趋势，依赖各种研究方法指引，有的从整个发展历程着手，有的就译者和译本的某些方面展开讨论，目前也有一些学者利用系统功能语言学对《论语》进行研究与实践。但对《论语》中所出现的称呼的研究并不多。其中，程邦雄通过对《论语》中称谓的考察来探讨当时的避讳情况[1]。陈龙国、刘馨芳认为，“吾”、“我”用作主语是最常见的；两者都有单数和复数的实例；“吾”字在《论语》中作定语较多，“我”字用于定语较少见；“吾”字限于否定句中提前的宾语；“吾”字偶尔用于介词后的宾语，“我”字则常用于介词后的宾语[2]。X亚荣在对《论语》和《孟子》中第一人称代词和第二人称代词的使用进行细致研究，指出从《论语》到《孟子》，名词性称谓的意义和用法都有所发展，《孟子》时代的称谓礼仪已经发展得比《论语》时代更为严格，限制更

多[3]。王勇从翻译转喻性视角出发，历时地对比了中西译者对《论语》中名字翻译的选择，探讨了译者的翻译策略及背后的影响因素[4]（165-166）。但是，目前尚未有研究从系统功能语言学角度剖析《论语》中的称呼，尤其缺乏关于孔子称呼的英译方面的研究。

关于“中国历史上第一大圣人”（钱穆语）、儒学开山祖师孔子（公元前551年—前479年）得名的原因，西汉史学家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中有着明确的记载，孔子“生而首上圩顶，故因名曰丘云。字仲尼，姓孔氏”[1]。也就是说，孔子之所以名丘、字仲尼，是因为“生而首上圩顶”，即得名于出生后的生理特征（头部）。这是第一种说法。清人陈立相信此说，“是孔子首形象邱，四方高，中下，故名邱焉”（《白虎通疏证·圣人》）。史学家钱穆在旧作《孔子传略》中，即持此说[2]。

但《孔子世家》另外还有一句“（叔梁纥、颜徵在）祷于尼丘得孔子”，似乎深有“微言大义”可挖。钱穆认为，孔子之所以名丘、字仲尼，“因孔子父母祷于尼丘山而得生，故以为名”[3]（匡亚明亦持此论[4]），一改旧作《孔子传略》所持观点。其实此说早见于《孔子家语·本姓解》，“徵在既往，庙见，以夫之年大，惧不时有男（一作勇），而私祷尼丘山以祈焉。生孔子，故名丘字仲尼”。这可以算是第二种说法。

之所以前后互异，钱穆在《读崔述〈洙泗考信录〉》中有过交代。对于孔子得名的两种说法，崔述是一并否定，“此说似因孔子之名字而附会之者，不足信。且既谓之因于祷，又谓之因于首，司马氏已自无定见矣”。钱穆认为，崔述“疑古太猛”，固然不足取；至于孔子究竟得名于哪一说，尚“不可无证而轻断”[5]。言下之意，既然司马迁已博采众说而“两存之”，我钱穆也只好师法司马迁；所以，旧作《孔子传略》、新作《孔子传》说法互异，实是出于迫不得已，姑且“两存其说”，以谨慎起见。

按照周朝命名取字的规范（名、字意义互相关联），第二说似乎也站得住脚。鲁国既然有尼丘山（在山东曲阜东南），并且孔子的父母在儿子出生前也确实“祷于尼丘”，因此完全有可能以“尼丘”来为孔子取字命名。而且需要注意的是，在先秦之时，当名、字并言时，都是先字后名（如叔梁纥）。关于此点，王引之在《春秋名字解诂》（《经义述闻》卷二二、二三）中一再指出。孔子字仲尼、名丘，似乎也属于该种类型。但此说有所不安的是，它既不符合古人“不以山川”（《左传》桓公六年、《礼记·曲礼上》）命名的原则[6]，也不符合古人“男子二十，冠而字”（《礼记·曲礼上》）的古礼。之所以不以国（名）、日月、山川等命名，是“为后难讳也”（《礼记·曲礼上》郑玄注），即尽量避免出现不必要的麻烦[7]。根据《孔子世家》记载，孔子“生而叔梁纥死”（《孔子世家》索隐引《孔子家语》说在三岁，研究者多信此说[8]）。也就是说，远在孔子行冠礼、取字之前，叔梁纥就已经去世了。仔细检点《孔子世家》，司马迁撰写的原文是“（叔梁）纥与颜氏女野合而生孔子，祷于尼丘得孔子”，并未明言孔子得名于“尼丘山”。因此，说孔子得名于“尼丘山”，当是后人对《孔子世家》原文的“误读”。而且今本《孔子家语·本姓解》说孔子之兄孟皮一字伯尼，这也是不可忽视的一条材料。

《史记》向以“信史”著称，在没有更新、更早、更可靠的材料出现之前，我们只好相信司马迁的第一种说法；即，孔子得名于“生而首上圩顶”。

看来，问题似乎至此可以做一个了结了，其实不然。“生而首上圩顶”究竟是什么含义，从古到今，人们几乎都没有什么异议——因为他们沿袭的都是唐人司马贞的说法。司马贞是这样解释“生而首上圩顶”的，“圩音乌。顶音鼎。圩顶言顶上窳也，故孔子顶如反宇。反宇者，若屋宇之反，中低而四傍高也。”[9]司马贞的这一说法，应当来源于纬书。《白虎通义·圣人》说“圣人皆有异表”，并引《礼纬·含文嘉》（《古微书》录有该篇）说：“孔子反宇，是谓尼甫（一作尼邱[10]）。德泽所兴，藏元通流。圣人所以能独见前睹，与神通精者，盖皆天所生也。”今人对此所做的解释，只是在司马贞的基础上稍微做了一点阐发。如《中国历代思想家传记汇诠》（先秦—两汉分册）说：“圩顶，圩音鸟，中低而四面高，顶，头顶。”[11]又如“历史人物传记译注”丛书《孔子》分册说：“圩（wéi或yú）顶，即凹顶，指人的头顶中间低四周高。圩，本指洼田周围的堤埂。”[12]

如果说司马迁的这一记载是完全真实可靠的话，那么，孔子的头顶为什么“中间低四周高”、一如“屋宇之反”呢？对此，古人和今人都没有说清楚个中缘由。至于为什么没能说清楚，恐怕是他们没有结合生理学的有关知识进行解释。下面，本文就结合生理学的有关知识，尝试着做一“新解”。

生理学告诉我们，婴儿的头顶和成年人的头顶确实有所不同，即婴儿的头顶骨未合缝而成年人的头顶骨已然合缝。婴儿头顶前部中间骨头未合缝的地方，医学上叫“囟门”（fontanel），又叫“顶门”, 或“囟脑门”。关于婴儿的这一生理特征，古人不是没有认识。《说文解字·囟部》说：“囟，头会?D盖也。象形。”婴儿的囟门有前囟、后囟和侧囟三部分。婴儿出生时，前后两侧的囟门多已闭合。由两块顶骨和枕骨交接形成的三角形的空隙叫后囟，出生时也接近闭合或很小，一般最迟于生后6—8周闭合。位于头顶部由两额骨与两顶骨交接形成的菱形间隙叫前囟（用手摸上去软软的，没有骨头），出生时大小约1.5—2厘米（对边中点连线距离），生后数月随着头围的增大可稍微变大，六个月以后逐渐骨化而变小，多数在1—1.5岁闭合。婴儿出生时颅骨骨缝稍分开，约3—4个月时闭合。以上这些，是婴儿正常状态下的正常情况。当出现由于患有腹泻或频繁的呕吐而引起脱水或营养不良导致极度消瘦等情况时，婴儿的前囟往往是凹陷的，触摸时前囟平面明显低于周围颅骨；当婴儿患有脑炎、脑膜炎等疾病而引起颅内压增高时，则出现前囟饱满、隆起。

摘要：《易传》的作者仍是一个聚讼纷纭的问题，这不仅需要新材料的发现，而且涉及到对原有史料的理解。《史记•孔子世家》和《汉书•艺文志》中的相关材料是研究这一问题的重要依据，而如何解释“序彖、系、象、说卦、文言”和“为之彖、象、系辞、文言、序卦之属十篇”仍存在分歧。《孔子世家》中的“序”通“叙”，有论列之意；《汉志》中的“为之彖……”意思是“为《周易》作《彖传》……”。

关键词：《易传》作者；序；“为之名”结构

中图分类号：B22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1017(2010)06-0004-04

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中曾说：“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读《易》，韦编三绝。曰：‘假我数年，若是，我于《易》则彬彬矣’。”如何训“序”？古今存在着不同看法。班固《汉书•艺文志》中有言：“孔氏为之《彖》、《象》、《系辞》、《文言》、《序卦》之属十篇。”怎样解释“为之”？当代学者的解释也存在着分歧。这二则史料是研究孔子与《易》关系的重要文献，直接涉及到孔子是否作《易传》的问题，故辨之如下。

1.释“序”

张守节《史记正义》曰：

序，《易•序卦》也。夫子作《十翼》，谓《上彖》、《下彖》、《上象》、《下象》、《上系》、《下系》、《文言》、《序卦》、《说卦》、《杂卦》也。《易正义》曰：“文王既繇六十四卦分为上下篇，先后之次，其理不易。孔子就上下二经，各序其相次之义。”

这是将“序”解释为《序卦》。但从文义看，此训难通。下文有“读《易》”、“于《易》”，上句应“喜《易》”而读，《彖》、《系》、《象》、《说卦》、《文言》均为名词，前应有动词，或“喜”、或“读”、或“为”，如“序”仍解为名词，则此句不通。

［摘要］根据礼乐征伐之所出，孔子判定春秋社会乃是无序的社会，理想的社会秩序是以君臣、父子各尽其责为基础的社会。继而，孔子坚持从周正名与以仁释礼的思想，通过正名与援仁入礼来重整和重构社会秩序。在这种重整与重构中，孔子通过提倡君子人格和养民、教民、治民并举对社会秩序中的不同主体进行了安顿。孔子的社会秩序观启示我们，良性社会秩序的建构与维系需要融入时代精神，需要一定的物质基础，也需要教育感化、制度保障与榜样示范。

［关键词］孔子；社会秩序观；时代精神；榜样示范

［中图分类号］B22［文献标志码］A［DOI］10.3969/j.issn.1009-3729.2012.04.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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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学中包含着十分丰富的社会秩序思想。瞿同祖［1］曾言：儒家是以维持社会秩序为目的的。“五四”思想界的激进主义者往往将儒学视为维护封建专制的意识形态，而儒家关注社会秩序的做法也成了很多人攻击儒学的口实。之后，学界对儒家社会秩序思想进行客观研究者不多，对孔子秩序观的研究情况更少。基于此，本文试图在解读相关文本的基础上，梳理和归纳孔子的社会秩序思想，并发掘其在当代社会的积极意义，以求教于大方之家。

一、对现实秩序的判定与对理想秩序的设定

判定社会秩序优劣的标准是社会秩序观的基本内容之一，也是理解孔子社会秩序观的前提。孔子判断社会秩序优劣的标准是：“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2］（P174）礼乐制度和战争出自天子或出自诸侯分别是判定社会秩序优劣的标准。“自诸侯出，盖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执国命，三世希不失矣。”［2］（P174）在孔子看来，礼乐征伐如果不是出自天子而是出自诸侯，那么就不会长久；出自大夫或陪臣就更是如此。在西周鼎盛时期，礼乐征伐专属于天子；周平王东迁之后，随着周王室的衰微，五霸迭兴，“礼乐征伐自诸侯出”的现象频繁出现。而在一个人治的社会中，由于缺少法的有效约束，上行下效是无法避免的现象，诸侯的僭越必然带来大夫、陪臣的僭越，社会秩序的混乱也就无法避免了。正是出于这样的考虑，孔子才会说：“天下有道，则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2］（P174）

依据上述标准，孔子判定春秋时期是一个无序的社会：“禄之去公室五世矣，政逮于大夫四世矣，故夫三桓之子孙微矣。”［2］（P175）理想的社会秩序显然不是这样的。在孔子看来，理想的社会秩序必须做到人安其位、各司其职：“君君，臣臣，父父，子子。”［2］（P128）此处涉及君臣、父子两对关系，其中又以父子关系更为核心，这也是移孝作忠的根据。该论断虽有维护等级制度的意向，但更重要的是强调君臣父子要尽到各自的职责。先看父子关系：“事父母几谏，见志不从，又敬不违，劳而不怨。”［2］（P40）父子之间存在着割舍不断的血缘关系，但这种关系不是绝对平等的，对父母的孝是最基本的要求，子对父是可以“谏”的，关键是要注意方式。再看君臣关系：“定公问：‘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对曰：‘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2］（P30）虽然后儒移孝作忠，但君臣关系并不等同于父子关系，臣对君的忠是有条件的，即君以礼待臣。由于君臣之间不存在类似父子之间无法割舍的关系，因此两者之间的关系甚至可以解除：“以道事君，不可则止。”［2］（P117）可见，孔子对君臣关系的理解，绝非后世所宣扬的愚忠。当然，孔子也明确反对臣弑君的行为：“陈成子弑简公。孔子沐浴而朝，告于哀公曰：‘陈恒弑其君，请讨之。’”［2］（P153）可见，理想的社会秩序是君臣、父子各尽其责，否则就是“礼崩乐坏”的无序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