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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伦理观范文精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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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发展观的伦理审视

摘 要:科学发展观是“如何追求美好生活”这一古老伦理问题的一种当代转换和回应,蕴涵着丰富的伦理内涵。它不仅拓展“美好生活”主体的范围,丰富“美好生活”的内涵,规定“美好生活”中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基本原则,而且还提出了实现“美好生活”的一系列有效措施。正因如此,科学发展观才是科学的,进而伦理的。

关键词:伦理审视;科学发展;美好生活

中图分类号:B01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1605(2010)06-0034-04

当我们将党在十六届三中全会上第一次明确提出的科学发展观置于伦理学的视阈中加以审视时,便会发现二者之间存在着一种有趣的耦合,即它们都不约而同地指向了一个始源性的问题:我们(作为个体存在的“我”与作为社会存在的“我们”)应该如何追求美好的生活?

倘若以一种通俗的语言来表述伦理学对于这一问题的回答的话,那就是它试图通过提供一种理想的精神境界和内在品性以及一些基本合理的行为规范和价值标准,告诉人们在个体的现实生活和社会的整体发展中哪些想法是“应该”付诸行动的并且是“正当”和“善”的,哪些想法则是“不应该”尝试的并且是“不正当”和“恶”的。而科学发展观则在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基础上,以“发展”为第一要义,以“以人为本”为核心,以“全面协调可持续”为基本要求,以“五个统筹”(即“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为根本方法的形式对这一问题作出的一种系统解答。

因而,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说,在全球经济一体化与部落化并行,在“为什么发展”、“实现什么样的发展”以及“怎样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今天,科学发展观实质上是“我们应该如何追求美好的生活”这一古老的伦理问题在中国的一种当代转换和回应。对于这一转化和回应,发展伦理学的先驱德尼•古莱(Denis Goulet)曾直言不讳地宣称:“一切社会在过去所面临的道德问题现在都已经成为当代的发展问题。”[1]就此而言,科学发展观本身也可以说是一种深深烙有伦理印记的发展理论,有着丰富的伦理意蕴。

“美好的生活”作为伦理学与科学发展观的耦合点及价值指向,其本身便预设着一个前置性的问题,即“谁的美好生活”。对此疑问,科学发展观明确地将“人”这一主体放在了最为核心的位置上。因此,如何正确地理解这个“人”便成为了揭示科学发展观之所以科学的第一步,也是最为关键的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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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发展观:科技与伦理协同共进的理论支撑

[摘 要] 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使得科技与伦理的关系问题日益凸显。笔者认为,传统发展观是造成科技与伦理疏离与对立的根源,有必要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重新认识科技与伦理的关系,实现两者的和谐统一与共同发展。

[关键词] 科技 伦理 科学发展观

20世纪以来,科学技术的加速发展和广泛应用创造了无数的辉煌,带给人类以巨大的福祉。同时,科技与伦理关系的对立与疏离也在日益加深和扩展,给人类带来了极大的惶恐与不安。爱因斯坦说:“科学就其意义讲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具有道德性质,因为科学发展的成果,任何时候也没有像现在这样影响人类的命运。”[1](P259)我们有必要重新审视和剖析科技与伦理分离的原因和实质,厘清两者的辩证关系,这对于我们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科技与伦理疏离的表征

科学技术本质上都是人类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的结果,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展现。同时,利用科学技术的最终目的是为了人类更好地生存和发展。但是,现代社会科技似乎辜负了人类的期望,背离了科技服务于人、完善于人的初衷。

马克思说:“在我们这个时代,每一种事物好像都包含有自己的反面。我们看到,机器具有减少人类劳动和使劳动更有成效的神奇力量,然而却引起了饥饿和过度的疲劳。新发现的财富的源泉,由于某种奇怪的、不可思议的魔力而变成贫困的根源。技术的胜利,似乎是以道德的败坏为代价换来的。”[2](p78-79)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写到:“我们在最先进的工业国家中已经降服了自然力,迫使它为人们服务;这样我们就无限地增加了生产,使得一个小孩在今天所生产的东西,比以前的一百个成年人所生产的还要多。而结果又怎样呢?过度劳动日益增加,群众日益贫困,每十年一次大崩溃。”[3](P458)随着科技的发展,其对影响社会的力度也在不断加深,科技异化的现象也在日益严重,人类对科技的恐惧和担忧与日俱增。

自然界的报复。人类对自然界无节制地开发和利用,导致了环境污染、资源枯竭等一系列全球性问题。恩格斯说:“每一次胜利,在第一步都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在第二步和第三步却有了完全不同的、出乎意料的影响。”[3](P517)当人类的行为超出自然界所允许的阈值时,自然界就不能通过自我调节来恢复原有的平衡状态,会以报复和惩罚的方式来否定人类的行为。

人的主体地位的丧失。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写道:“在工场手工业和手工业中,是工人利用工具,在工厂中,是工人服侍机器。在前一种场合,劳动资料的运动从工人出发,在后一种场合,则是工人跟随劳动资料的运动。在工场手工业中,工人是一个活机构的肢体。在工厂中,死机构独立于工人而存在,工人被当作活的附属物并入死机构。”[4](P463)工人成为机器的奴隶,不能自由地发挥自己的体力和智力,而是使自己的肉体受折磨、精神遭摧残,丧失了其为人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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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析科学发展观的伦理思想

论文摘要:科学发展观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必须坚持的重大战略思想。科学发展观蕴含的伦理哲学思想不仅是对中国古代和西方伦理思想合理内容的高度概括,也是现代自然伦理思想和道德伦理思想的集中反映。

论文关键词:科学发展观;自然伦理;道德伦理

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的发展观。党的十七大又对科学发展观做出了详细的定义和论述: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

科学发展观所蕴含的伦理思想是我国传统优秀伦理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也是现代伦理思想的集中反映。对科学发展观伦理思想的探讨,能使人们更好地学习科学发展观。

一、科学发展观的科技伦理背景

(一)中国古代学者的科技伦理哲学思想

中国古代的哲人们对伦理学包括科技伦理进行了研究,提出了不少科技伦理思想,对现代科技伦理思想,特别是生态伦理思想,提供了启示作用。儒家学说主张天人合一,通过研究人与自然的关系,为仁义道德寻求理论根据,认为仁义应当结合,还提出“与天地参”用来表述人与自然的相互协调的状态,儒家提倡爱民爱物,包括爱护自然、保护自然。

道家追求道法自然,认为人与自然要和谐相处,生物的生存是离不开环境的,认为和是理想境界。儒家和道家的这些思想对今人在处理和自然社会的关系问题上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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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科学发展观下我国企业伦理的构建

[摘要]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加快,企业伦理受到许多国家的重视,我国在坚持科学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的历史进程中,企业伦理建设更是增强企业竞争力的重要课题,搞好企业伦理建设,发挥“伦理力”的资源优势,成为诸多有远见卓识企业家的共识。本文分析研究了经营对企业伦理的诉求,论述了科学发展观下的我国企业伦理的构建。

[关键词]科学发展观;企业伦理;构建

[中图分类号]F270-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5024(2009)07―0101―03

[作者简介]曾黎,南阳师范学院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企业管理。(河南南阳473061)

近年来,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加快,许多国家都非常关注企业伦理问题,日益重视企业伦理建设,例如,美国一些大公司一般都聘请专门的企业伦理顾问,制定伦理章程,开通“伦理热线”,并对雇员进行伦理教育。兰德公司对世界500强多年跟踪调查发现,凡是百年不衰的企业都普遍重视企业文化和企业伦理建设。当然,这些著名的大企业能够始终占领着广阔的国际大市场,并保持强劲的增长势头,其中固然有长期积累的实力、现金等因素的原因,但在企业管理过程中,注重伦理道德意识的渗透以及运用伦理道德手段进行管理,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一、企业经营对企业伦理的诉求

经济发展与企业伦理同亲共源,“经济”一词,无论在中国还是在西方都包含有“管理”的含义,在古汉语中,经济的含义是指经邦济国、经世济民,即国家如何理财,如何管理各项经济活动。在西方,“经济”一词源于古希腊语oikonomid,最早见于古希腊著名学者色诺芬的《经济论》,原意是“家计管理”,自从亚里士多德赋予此词以谋生手段的含义以后,几经演变,才使“经济”具有了节约、个人或家庭或集团收支状况、经济活动全过程,适应于一定社会生产力发展阶段的经济制度,一个国家国民经济的总称等含义。我国现在所使用的“经济”一词是19世纪后半叶从日本转译过来的。“经济”一词的演变历程说明,人类经济活动的顺利进行必须有行之有效的管理与之配套,经济本身就包含管理,是一种流动着的管理活动,在现代管理体制高效化、管理人员专业化、管理方法定量化、管理手段科技化的今天,伦理已成为管理制度运行并发挥作用的剂,也是激发人的能动性和创造性的内在驱动力,是管理理论和管理实践发展的精神动力。既然经济内在地蕴含着管理,而管理又内在地包含了“伦理因子”,因而,企业伦理是企业经营的内在要求。

企业伦理对企业经营具有重要价值,企业伦理可以为企业经营提供强大的人文支持。正如马克斯・韦伯所说,商品生产的发展,需要一种文化精神的支持。经济管理活动不单纯是一种经济现象,同时也是一种文化现象。人类社会管理文明的发展历程已充分证明,经济管理中如果没有对人的本质、尊严、个性、自由和需要的发现与肯定,没有对人道、理性、科学等人本理念的确立与尊重,就不会发生划时代的管理革命,也就不会有市场经济对自给自足自然经济的更替以及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所以,如果没有文化精神的支持,经济就不可能长足、健康地发展。企业伦理为经济发展提供价值坐标和精神动力。我国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教授认为,经济学是研究资源配置及其机制的科学,经济就是指人类的一种合理利用资源,有效配置资源,既能增加社会财富,又能使财富或收入的分配趋于公平的活动及其机制。社会经济发展实际上是人类对自身生产与生活方式的理性选择过程。在这一选择过程中,各种管理理念、管理方式和伦理价值观念必然会对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产生深远的制约和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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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科学技术发展中的环境伦理观

[摘要]人类活动对环境造成了不同程度的影响是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而发展的,我们应对科学技术进行正确的环境价值定位,同时制定符合环境伦理的科学技术发展的对策,将科技发展对环境的负面影响降到最低,使之真正成为社会发展的第一推动力。

[关键词]科学技术;环境伦理;环境价值;生态原则

[中图分类号]B2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2426(2007)11-0017-02

环境问题总是与人类活动息息相关的。在人类文明不断发展进步的过程中,由于对自然以及科学技术认识的偏差,人类的活动对环境造成了不同程度的影响。正确认识科技以及使科技更好地为人类发展服务是个重要问题。

一、人类在科学技术发展不同时期的认识

1.古代:知识和美德是不可分的统一

在古代,生产力水平极为低下,人类干预自然的能力相当弱,人与自然的关系更多地表现为适应关系。随着劳动工具的不断改进,人类了解自然、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愿望也日渐增长,产生了人与自然对立的萌芽,但整体上人与自然的关系基本是和谐的。比如古希腊苏格拉底说过:美德即知识。中国古代《礼记・中庸》中也有“尊德性而道问学”的说法。就是把学问和德性二者结合起来,知识和美德是不可分的统一。也就是说,科学知识都是善的。

2.近代:科技决定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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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论《尼各马科伦理学》的快乐观

【摘 要】亚里士多德在西方哲学界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并指引了现实主义一派的发展。至善作为亚里士多德终身探究的目标,其表现形式多种多样,而快乐作为一种善,也备受亚里士多德的关注,本文以《尼各马科伦理学》文本为研究对象,针对其中的快乐观点,发掘出亚里士多德对于快乐的真实看法,并探讨其对于现代社会生活的参考意义和价值。

【关键词】尼各马科伦理学;快乐观;亚里士多德

“一个人,天生不是柏拉图主义者,就是亚里士多德主义者”,施莱格尔这句话充分表明了亚里士多德在西方哲学界的地位,也揭示了其对人类思想的影响力。作为现实主义的代表人物,亚里士多德一直致力于回答苏格拉底的至善问题,而快乐就是其中的一种善。亚里士多德一生伦理谈话和著作有许多,但只有三部流传了下来,其中最为有名的就是《尼各马科伦理学》,在其中的第七卷(11-14章)和第十卷(1-5章)分别对快乐做了细致的讨论,但两卷的讨论内容却有所出入,本文就将从两卷的快乐观点中,探究出亚里士多德对于快乐的真实看法,并探讨其对于现代社会生活的参考意义和价值。

一、对快乐的定性

对于快乐的定性,亚里士多德都采用了对当时流行意见的介绍和评价来引入自己要阐述的快乐问题,在第七卷,他列举了对快乐的三种批判意见,分别是:1.快乐与善无关2.多数快乐是坏的,而有些快乐是一种善3.快乐是善,但不是最高善,而在第十卷中,流行的看法分化为了两个阵营,快乐要么善,要么恶,持恶观念的一方又分为两派:一方坚持快乐是完全的坏,另一方则认为不论其是否是坏的,将快乐看作是坏的对我们自身的生活是有益的。这些意见无一不把关注点放在了快乐的善恶性质问题上,所以,亚里士多德在第七卷开篇就说到“快乐...他是最大的匠师,专司指定作为判断一般人的善恶的标准的目的。” [1](217)他认为,“快乐是我们的正常品质的未受到阻碍的实现活动。” [2](220)那么首先,快乐一定是一种善,因为“幸福就在于所有品质的,或其中一种品质的未受到阻碍的实现活动,这种实现活动就是最值得欲求的东西。而快乐就是这样的未受到阻碍的实现活动。” [3](221)所以可以说,快乐与幸福是同属种的。其次,快乐是受到追求的,这表明它是一种善。尽管对于兽类和人来说,所追求的快乐是不同的。最后,“痛苦是恶,是应当避免的...与恶的、应当避免的东西相反的,就是善”, [4](221)如果快乐是另一种恶,虽然它也同痛苦的恶相反,又或者快乐与痛苦既非恶亦非善,那么我们就应当对双方持相同的态度,或都予以躲避,或都不躲避,但事实经验告诉我们,我们总是趋乐避苦的。因此快乐是善的观点毋庸置疑。

至于快乐是不是最高善的问题,亚里士多德认为不能由于“快乐是过程不是目的” [5](218)来断定快乐不是最高善,因为善针对总体或个人而言是双重的,但“即使大多数快乐是坏的或在总体上是坏的,某种特殊的快乐仍然可以是最高善”,“如果兽类和人都追求快乐,这就表明它在某种意义上的确是最高善”,这些言论表明亚里士多德并不认为快乐一定是最高善,他只是觉得它在特殊情况下可以代表最高善,因为快乐与幸福都是未受到阻碍的实现活动,是完善的。

二、对快乐的分类

接下来,亚里士多德进一步讨论快乐的善是不是最高的善,这就牵扯到了快乐的分类问题。首先,快乐有真假之分。亚里士多德在第七卷对快乐所辖的定义,“快乐是正常品质的未受到阻碍的实现活动”。[6](220)所谓的正常品质就是指我们在不存在匮乏的状态下的品质,因此,也只有在不匮乏的状态下令我们感到愉悦的实现活动才是真正的快乐,而“使人回复到正常品质的快乐只在偶性上令人愉悦” [7](218),此时的快乐不是真正的快乐,而只是一种偶然的感觉,正所谓“良药苦口利于病”,虽说苦药的感受绝谈不上是快乐,但考虑到之后即将恢复的健康,人们还是会甘之如饴地去接受这份痛苦,并从中享受到快乐。关于真假快乐的论证,亚里士多德这样写道,“回复性的快乐只在偶性上令人愉悦这一点可由以下的事实得证:在正常的状态下,我们以总体上令人愉悦的事物为快乐。而在向正常品质回复过程中,我们甚至从相反的事物,例如苦涩的东西中感受到快乐。这类事物在本性上或总体上都不是令人愉悦的,所以我们从中感受到的快乐也不是本性上或总体上令人愉悦的。” [8](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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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发展观的文化伦理价值及其启示探析

【摘 要】科学发展观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基本内容蕴含着丰富的文化伦理价值,探讨科学发展观内含的文化伦理价值,对当前我国文化发展、文化建设乃至最终实现人的全面发展都具有非常重要的启示意义。

【关键词】科学发展观;文化伦理价值;启示

科学发展观每一内容都体现出了其具有的丰富的经济、政治、文化及生态伦理价值。学术界对于科学发展观的伦理价值研究主要集中于其政治、经济以及生态伦理价值,很少有学者涉及到其文化伦理价值,即使有涉及也是一掠而过,这对于发掘科学发展观的丰富内涵及其价值意义是有缺陷的,所以探究科学发展观的文化伦理价值及其对我国文化建设、文化发展的启示意义还是有相当的必要。

一、科学发展观的文化伦理价值的内涵

文化对于一个国家的发展和进步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它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1]正如在十七大报告中强调,“当今时代,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2],文化对于经济社会的发展、对于人的发展作用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所谓文化伦理,一是指文化与伦理之间的必然联系,二是指文化发展的价值追求。”[3]那么,所谓文化伦理价值,则主要侧重于后者,即内涵中所具有的文化价值以及文化发展的价值追求。而价值追求,归根结底还是为了人的价值的实现。因而科学发展观的文化伦理价值主要是指向文化建设及发展中对人的关注及其对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价值追求,因此分析其所包含的文化伦理价值也主要是通过分析其内容中所蕴含的文化因素中对人的关注及对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价值追求而体现的。

二、科学发展观文化伦理价值的具体体现

1、“以人为本”所体现出的文化伦理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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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发展观为我们的未来发展指明了伦理方向

内容提要:科学发展观是我党应对和克服“类发展困境”的经验总结和系统思路,是当代中国的发展伦理学,它系统地回答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伦理问题,为全面小康社会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指明了方向。树立和坚持科学发展观,必须坚持以人为本的伦理取向。

关键词:科学发展观;类发展困境;以人为本;伦理取向

中图分类号:D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111(2008)10-145-03

作者:田述,苏州科技学院教育与公共管理学院两课部讲师/匡小阳,苏州科技学院教育与公共管理学院政治系副教授;江苏,苏州,215009

深刻理解科学发展观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全面小康社会建设中的现实效果和长远影响,意义十分重大。本文尝试从发展伦理的视角,对这一课题作某些预备性探讨,以期抛砖引玉、求教于有关专家同仁和实际工作者。

一、发展困境将发展伦理推向时代前沿

任何发展都必定会涉及到人与人、人与自然两大关系问题,前者包括个人与个人、个人与集体、个人与社会、集体与集体、社会与社会等关系,后者包括个人与自然、集体与自然、国家与自然、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只有处理好了这两大关系,发展才是可能、有效的,而任何关系问题也是伦理问题,因此,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发展与伦理问题原本是紧密相关的,任何国家或政党的社会发展观都有相应的伦理诉求。但由于各种主客观原因,发展的伦理诉求往往容易被人忽视,而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特别是现代社会发展的特点使发展的伦理问题日益突出,发展本身成为了各种矛盾和问题的丛集和渊薮,它也反过来成为解决这些矛盾和问题的根本途径和手段,即所谓“用发展的办法解决前进中的问题”,而最终是否能够解决好这些矛盾和问题,伦理的考虑成为不可或缺的因素,发展日益伦理化:同时,伦理道德问题也日益发展化,当今社会的各种伦理道德问题,无不与发展相关,无不染上发展的色彩,“一切社会在过去所面临的道德问题现在都已成为当代的发展问题。”伦理发展化或发展伦理化正是当代社会的一个显著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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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中学地理教学中对学生“科学环境伦理观”的培养

一、何为科学的环境伦理观念

谈“科学环境伦理观”,我们必须首先了解什么是环境伦理学?二战后,欧美工业生产突飞猛进,工业化的同时也产生了许多环境问题,例如:气候变暖、土地荒漠化、水污染与资源危机等等,尤其是环境灾难的频繁发生,环境问题开始由局部地区蔓延到全球,使人们深感环境危机日益严重。为了解决环境危机,各国政府、国际环境组织和有些学者开始思考和探索人类与环境究竟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在此背景下,环境伦理学应运而生。因此说,环境伦理学是一门崭新的学科,它兴起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进入中国,在90年代中期正式建立了中国的环境伦理学。

那么,环境伦理学的核心思想是什么呢?环境伦理学是环境哲学的一个分支,它们之间的关系和哲学与伦理学的关系一样,它不解决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问题,它在环境的框架下,研究人与人的关系、人与环境的关系,是生态学思维与伦理学思维的契合。环境伦理学的主要特点是,人类道德对象的范围,从人和社会的领域扩展到生命和自然界。它的理论要求是:确认自然价值论和自然权利论;它的实践要求是:保护地球上的生命和自然界。

二、正确的环境伦理观对学生人生观的重要意义

我国面临的环境形势非常严峻,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日趋严重:(1)大气污染严重,我国南方地区的酸雨区,已成为世界三大酸雨区之一。北方城市普遍存在可吸入颗粒物污染现象。(2)水体污染加剧,淡水资源严重短缺,即使水资源相对丰富的南方城市也存在水质性缺水问题。(3)植被破坏,水土流失日趋严重。全国水土流失面积约占国土陆地面积的38%。另外,荒漠化土地面积不断扩大;生物多样性减少,物种灭绝速度加快……

长期以来,由于我国的学校环境教育过于注重环境知识的传授,却忽略了相应的价值观与技能的培养,在培养正确的环境伦理观和社会责任感,以及解决问题的能力等方面尤为薄弱。

正确的环境伦理思想,可以改变我们原有的不正确的生活方式和生存方式。运用正确的环境伦理观,既可以保持我们人类与自然界的平衡与协调,同时又可以实现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发展,进而达到人地协调,使得整个社会处于可持续发展的状态。

三、如何培养学生科学正确的环境伦理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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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判理论视阈中的科学伦理思想透视 试析 法兰克福学派科学伦理思想的历史逻辑

论文摘要:陈爱华教授的新作《法兰充福学派科学伦理思想的历史逻辑》,主要从科学伦理学的视角,对法兰克福学派社会批判理论视阈中科学伦理观的思想来源、内涵、历史演进及其伦理价值作了系统的探索,具有史论结合、经典文本的深度解读和全新研究范式的建构相结合、学理研究与现实关怀相结合三大研究特色。该书不仅在学科建设上填补了法兰克福学派科学伦理思想研究的空白,而且在实践中对人们树立正确的科学伦理观、合理应对科技发展及其成果应用的复杂伦理效应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论文关键词: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科学伦理;历史逻辑

法兰克福学派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中人数最多、影响最大、延续时问最长的一个学派”一,以其博大精深的思想谱系和敏锐甚至激进的批判基调呈现在世人面前,吸引和汇聚了一大批不同学科的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之进行坚持不懈的探索和解读,并由此形成了一道异彩纷呈、错落有致的理论景观。然而,就科学伦理学研究而言,从迄今可查的文献来看,以往关于马尔库塞、弗洛姆、哈贝马斯等主要代表人物的科学伦理思想的人头式总体评述居多,但专门从科学伦理学的学科视角出发,并且对整个学派的科学伦理思想进行总体把握和深入挖掘的著作并不多见。而陈爱华教授历经八载、几易其稿而最终出炉的新作《法兰克福学派科学伦理思想的历史逻辑》(以下简称《历史逻辑》),正是对这一巨大学术空白的填补。

陈爱华教授长期致力于科学伦理学和国外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与教学工作,在此书之前已经陆续出版了《现代科学伦理精神的生长》和《科学与人文的契合——科学伦理精神历史生成》两部科学伦理学方面的学术专著。同时,在《哲学研究》、《马克思主义研究》、《自然辩证法研究》、《道德与文明》等全国核心期刊上发表了100多篇相关的学术论文,具有深厚的哲学功底和丰富的写作经验。与前两部专著相比,《历史逻辑》这部46万多字的专著.在秉承其“论从史出”一贯风格的基础上,立足于科学伦理学,对法兰克福学派社会批判理论中科学伦理观的思想来源、内涵、历史演进及其伦理价值作了有力的透视,提纲挈领、深入浅出地将法兰克福学派科学伦理思想演进的历史逻辑清晰地剖析在读者面前,为我们透彻理解法兰克福学派科学伦理思想演进中的三次批判的理论高峰、三次批判理论指向的转折和三大科学伦理理论的建构以及其理论特质、理论局限性和当代价值提供了一个重要的马克思历史辩证法的客观历史向度。该书立意新颖,气势恢弘,观点鲜明,内涵丰富,层次清晰,论述翔实,整体来看,具有以下显著特点:

第一,史论结合。著者在阐述法兰克福学派科学伦理思想历史演进的过程中,并没有拘泥于一般学术史著作的历史叙述写作样式,而是在解读与此发展历程、思想来源相关的文本的基础上,运用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的观点和唯物辩证法以及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方法,力求将史与论、微观与宏观、流派脉络与思想逻辑、思想家著述与时代状况等要素融会贯通起来,通过比较完整的史料梳理,阐释和分析该学派在批判理论视阈中从对理性的伦理批判,到科学社会功能的伦理批判,再到自然观的伦理批判的科学伦理思想层层演进的理论逻辑及其伦理价值,生动地刻画了法兰克福学派科学伦理思想生长流变的历史图像和内在逻辑。这一点在该书的第三篇《批判的理性伦理观》上体现得尤为明显。在该篇中,在论及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的理性伦理观的生成之时,著者是在传统理性观和批判理性观的历史对比中,从揭示批判理性观的伦理问题式与历史上黑格尔的理性伦理观和辩证法、韦伯的理性观、卢卡奇的物化论和科学伦理观以及同时代具有较大影响力的哲学家的思想如海德格尔在《世界图象的时代》、《科学与沉思》、《技术的追问》中具有科学伦理意蕴的问题和理论之间的多重渊源关系出发,来展开论述该学派是如何对工具理性进行批判和如何确立反实证主义伦理观的。在著者深厚的学术功底的支持下,史论结合的写作手法不仅使读者对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与传统和现代西方哲学的源流关系有了清晰的认识,而且使批判的理性伦理观的论述同时拥有了历史的厚度和理论的高度两种难能可贵的品格,也为后面两篇《批判的科技——社会伦理观》和《批判的自然伦理观》的建构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应该说,正是这种以史立论、论从史出、史论结合的研究方法,使该书的历史和逻辑线索清晰可见且相得益彰,理论创新有根有据而不显突兀,从而有别于一般的流派史学论著。

第二,经典文本的深度解读和全新研究范式的建构相结合。在该书中,著者对马克思有关的经典著作如三部手稿《1844年经济学一哲学手稿》、《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中的科学伦理思想的研究和对《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自然伦理观的研究,并没有停留在资料性的简单评述和引用阶段,而是在深刻透视和洞悉这些作为解读构架而存在的哲学文化视域的前提下,以此构建的特定历史语境为历史支援性背景,再以驾驭型的哲学话语真正进入言说者语境,由此试图准确把握论说对象的深层“问题式”,将之融入到对法兰克福学派科学伦理思想的论述之中。这种西方马克思主义与科学伦理学的“对接”和嫁接工作,淋漓尽致地体现了该书“出入文本”的特色,毫不夸张地说,著者对经典文本的精耕细作本身就是一项十分具有原创意义的研究工作。此外,在“法兰克福学派科学伦理思想”的主题下,著者对马克思经典文本的研读实际上表明该书中隐含着一条法兰克福学派科学伦理思想与马克思科学伦理思想的对比线索。事实上,著者在该书中不仅从不同的视角和层面对比和分析了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视阈中的科学伦理思想与马克思科学伦理思想的异质性,而且在总结法兰克福学派科学伦理思想的得失时,也是结合马克思科学伦理思想进行的。如著者在论述法兰克福学派科学伦理思想的哲学倾向与理论局限时,指出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的伦理观的理论前提是基于一种批判理性与人文主义结合的伦理悬设,而不是马克思科学伦理观的依据客观历史的自身发展,结果导致法兰克福学派的科学伦理思想呈现出只注重伦理的批判或理性的批判的特质,没有充分意识到扬弃和消除资本主义条件下科学技术应用的负面效应的最终根据并不是在于是否确立了批判理性的权威,而是制约和决定这种现象的存在与发展的更高的历史规律,从而造成了他们批判的伦理观的不足之处和与马克思科学伦理观的相异之处。由此可见,著者将经典文本解读与自身体系建构相结合,在这两个重要的理论前提上搭建了一个进行法兰克福学派科学伦理思想研究的基础性科学平台,将经典文本转换成理论创新的思想资源.不仅使该书对法兰克福学派科学伦理思想演进的历史逻辑的分析和论述超越了就史论史的做法。而且使文本研究的学术价值得到思想的拓展,富有科学性与创见性。

第三,学理研究与现实关怀相结合。对来自域外文化的法兰克福学派的哲学研究,只有能够出入其中而义能够超出其外,才能真正理解文化他者并与之展开积极的创造性对话;对于任何形式的哲学和伦理学研究而言,只有将理论和现实相结合,才不至于将自己的研究沦为“空中楼阁”式的砌筑。否则,研究者很容易沉迷于异域他乡的文化和自己“头脑中的制作”而无法自醒,成为异域文化和理论创作的精神。在该书的《批判的科技——一社会伦理观》和《批判的自然伦理观》这两篇里.我们可以深切地感受到著者作为一名理论工作者一面进行法兰克福学派科学伦理思想的理论研究,一面急切地借此研究解构“科学中立说”和寻求消除科学技术对人、自然与社会等多方面的负面效应的有效途径的现实焦虑和历史使命感。正如著者在该书导言部分所言:“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科学伦理问题日益凸显。尽管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主要是后工业社会的科学伦理问题,在发展中国家主要是现代化过程中的科学伦理问题,但是环境的伦理问题、生态的伦理问题、科学技术成果的和平利用的伦理问题、生物医学的伦理问题、信息与网络的伦理问题等等,已成为世界普遍关注科学伦理问题或研究的伦理热点问题。而法兰克福学派的思想家是以发达工业社会(当达的资本主义社会)为背景,从社会批判的理论视角对科学发展对社会的统治方式、人们思维方式与生活方式以及对自然的负效应进行了全方位的反思与批判,因而,对于我们重新认识和研究分析当代高新技术发展条件下的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新特点和新趋势提供了一个新视角。这就是探索批判理论科学伦理思想历史逻辑的当代价值。”另外,著者在结论部分指出,法兰克福学派的科学伦理思想对于协调人与自然的伦理关系和反思科学与社会的伦理关系具有重大的伦理价值,但其沿袭卢卡奇注重价值判断的传统,将对科学技术的伦理批判代替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将科学技术的资本主义应用的事实及后果归咎于科学技术本身,无法引导出人们走出异化的怪圈,这是法兰克福学派的最大的失误。

可见.该书对以科学活动主体的科学伦理实践理性防范规避科学发展的伦理风险,使探索法兰克福学派科学伦理思想的理论对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科学技术发展有所裨益,且抱着始终如一的关切态度。总体而言,如果说该书前三篇具有浓郁的理论特色的话,那么,后两篇《批判的科技——社会伦理观》和《批判的自然伦理观》则由面向理论转为直面现实,不仅对于我们全面认识科学对社会的作用,正确处理科学与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与经济、科学与人的关系,制定科学活动和科学成果合理应用的伦理规范都有深远的指导意义与理论价值而且在实践中对人们树立正确的科学伦理观、探索科学技术的合理应用和消除科技异化现象的途径与方法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理论上的启迪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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