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家劳动总结范文精选

摘要：城镇化一个直接表现就是农村人口的流出，这必然导致农村人口规模、家庭结构、收入水平和收入结构的变化，也会带来农村空心化、城镇拥挤化和人们观念的变化。这些将进一步引起消费总量、消费结构、消费水平、消费市场、消费环境和消费偏好的变化，从而导致农村居民的消费发生实际变化。从近年来的资料可以看出，农村居民消费水平的提升和消费结构的变化受城镇化的影响非常显著。

关键词：城镇化；劳动力转移；农村消费；消费结构

中图分类号：F12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862X（2013）02-0059-004

城镇化一个直接表现就是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我国的农村人口转移可以追溯到上世纪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以后出现大规模转移，即“民工潮”现象。这一阶段的转移是以内地向沿海、农村向城市、小城镇向大都市转移为基本特征。近几年，伴随着国内的产业转移，农村劳动力转移产生了新的“回流”现象，即出现从省外向省内转移，从大城市向中小城市回流。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对实现农村劳动力充分就业，优化劳动力资源配置，增加农民收入，促进城乡经济和社会发展意义重大。但更为重要的是人口的转移也带来了流出省份各方面的新变化和新问题，包括农业生产中土地的流转问题，农村生产规模和经营方式的重新调整问题，农村居民家庭结构的变化，农村实际居住人口数量的大规模减少以及农村收入结构的变化等，在此基础上引发农村居民消费水平和消费结构的不断变化。

安徽省是一个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大省，农村劳动力向外转移带来了城镇化步伐的加快，同时也带来了农村消费结构的快速改变。研究农村劳动力转移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可以从劳动力流动视角探索提高农村居民消费的途径，也可以根据未来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方向和转移速度预测农村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的规律。

一、城镇化造成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特征变化

（一）安徽省农村劳动力转移总量逐年上升，但转移增速陡降

安徽省是全国有名的劳动力输出大省，农村劳动力转移总量大，从1995年转移总量为228万人增加到2011年转移总量为1199万人，2011年安徽省转移劳动力数量占整个农村劳动力总量的27.4%。安徽省农村劳动力转移出现总量不断上升的趋势，但这种转移总量逐年上升的背后却呈现增速的截然变化。从2000年到2004年劳动力转移年均增长速度为9.2%，但2005年以来年均增长速度仅为0.8%，这种劳动力转移增速陡然下降的现象是非常值得注意的。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劳动力转移总基数变大造成增速下降，另一方面是安徽省劳动力转移出现回流的结果。随着中部崛起战略的实施，在国家承接产业转移的政策支持下，安徽省投资规模逐渐加大，经济得到进一步发展，劳动力需求量也在扩大，很多农村劳动力宁愿选择在离家较近的地区工作，而不选择向外省转移。

摘要:

农村居民收入增长问题是人们关注的焦点之一。本文首先从理论上分析城镇化与人力资本影响农村居民收入的内在机制，然后利用2005—2012年省际面板数据检验它们与我国农村居民收入的数量关系。结果发现，城镇化与人力资本提高总体上推动了我国农村居民收入增长，但地区差异明显:在中西部地区，城镇化和人力资本提高对农村居民收入增长的正向作用很大;但在东部地区，由于高素质劳动力流失，城镇化和人力资本提高对农村居民收入增长的作用弱得多。因此，在加快城镇化进程的同时要加大针对农村的投入、大力推动乡村非农产业发展，才能有效推动我国农村居民收入增长。

关键词:

城镇化;人力资本;农村居民收入

城镇化常常被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视为推动经济增长、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重要手段。国外一些研究证实，城镇化通过增加对农村产品的需求、推动农村劳动力转移、技术溢出等渠道促进农村居民收入增长(Nguyen，2014)［1］，但也有研究指出，这些渠道并非总能有效地发挥作用，城镇化甚至会因致农民失地而增加农村贫困、扩大城乡收入差距(Azam和Gubert(2006)［2］，Ravallion(2007)的研究则发现，城镇化减轻贫困的作用具有显著的地区特征［3］。国内关于这一问题的研究结论同样存在分歧。例如，宋元梁和肖卫东(2005)、李子联(2014)、陆铭和陈钊(2004)、万广华(2013)的研究表明，我国城镇化对农村居民收入增长和城乡收入差距缩小存在正向效应［4－7］，但高连水(2011)的研究则表明，城镇化对我国居民地区收入差距的影响并不大［8］，而程开明和李金昌(2007)甚至认为城市化与城市偏向一样是造成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重要因素［9］。已有研究为我们认识城镇化与农村居民收入之间的关系奠定了基础，其结论分歧也提供了继续研究的空间，特别是有必要继续探讨城镇化影响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或影响农村居民收入增长的背后机制，并据此解释结论分歧的合理性，以便为我国当前的新型城镇化建设提供借鉴。

一、城镇化、人力资本影响农村居民收入的机制

以农村人口往城市转移为标志的城镇化和人力资本作用于农村居民收入的机制是直接或间接推动农村家庭劳动配置优化。农村家庭第一次劳动优化配置发生于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成为新增城镇人口的过程。Gollin等(2013)认为，农村人口往城市转移的动力来源有三个，一是农村农业部门劳动生产率提高导致就业岗位减少，从而产生“推力”，将农村劳动人口“推向”城市;二是城市非农产业部门劳动生产率提高、工资上升，产生“拉力”，将农村劳动人口“拉向”城市;三是城市非农产业部门特别是劳动资源密集型产业“粗放式”扩张，在劳动生产率没有提高的情况下规模扩张、工作岗位增多吸引农村劳动力转移［10］。无论动力来源如何，由于人口往城市转移都导致了城镇化。然而，不同动力来源的城镇化对农村居民收入的影响却不同。

直观地看，在城镇化过程中，接受过较高程度教育、具有较高人力资本的农村居民将率先迁移进入城市，城镇化过程大大拉低了农村人力资本水平增长速度(有些研究将之称为农村“精英”流失，见张永丽和黄祖辉(2008)［11］)，因此，在经济结构不发生调整而只是城市劳动密集型产业扩张带动的城镇化将很难促进农村居民实际收入增长;由城市非农产业部门劳动生产率提高“拉动”的城镇化，农村居民将因家庭成员进入城市非农部门就业而获得非农收入及由收入再分配形成的其他转移性收入;而由农业生产部门生产率提高“推动”的城镇化，将直接推动留在农村的劳动力的收入提升。因此，在由城市非农部门生产率提高“拉动”的城镇化或混合动力作用的城镇化过程中，如果城乡劳动力转移和优化配置带来的转移性收入不能补偿农村家庭因高素质劳动力转移进入城市而导致的收入减少，城镇化就无法起到促进农村居民收入增长的作用，反之甚至会扩大城乡收入差距。

现代社会，人们对健康保健的要求越来越高，电视、网络、报纸介绍的养生方法林林总总，然细究这些保健活动，发现其中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强调平衡适度。笔者认为，起居有常是生活起居养生的总则，是养生保健的基础方法。起居有常，即保持起居生活的和谐适度，整体协调。晋代养生家葛洪提出“养生以不伤为本”的观点，“不伤”的关键在于遵循自然及生命过程的变化规律，掌握适度，注意调节。起居养生，寓养生于日常生活之中，贯穿在衣、食、住、行、坐、卧之间，尤其要注意调其平衡，守其中正，如有规律的作息、劳逸的结合、服饰的顺时合体、不纵也不禁、睡眠的适度等等。起居生活做到适度协调，实践健康长寿，使人不得病的目标就有希望。

起居有常要求作息规律

起居养生要求人们起居作息、日常生活要有规律。《黄帝内经》指出“起居有常，不妄作劳”，能“度百岁乃去”。反过来，若“以妄为常”，则“半百而衰”。在日常生活中，若起居无节，生活作息毫无规律，把妄作妄为当作正常的生活规律，就会引起早衰，以致损伤寿命。有些人生活作息很不规律，夜卧早起没有定时，贪图一时舒适，四体不勤，放纵淫欲，其结果必然加速老化和衰老，变生疾患。清代医家张志聪说：“起居有常，养其神也；不妄作劳，养其精也。”意思是说，起居有常，摒弃不合理的生活方式、作息规律，就能保养精神，使人精力充沛，生命力旺盛。“日出而作，日入而息”，人们在白昼阳气隆盛的时候从事日常活动，而到夜晚，阳气衰微的时候，就要安卧休息。这样，生活作息与自然界阴阳消长的变化规律相适应，也就有益于健康。一年之中也一样，要根据季节的变化和个人的具体情况制订出符合生理需要的作息制度，并养成按时作息的习惯。“顺四时而适寒暑”，“虚邪贼风，避之有时”。建立科学而有规律的作息制度，选择良好的生活方式，把生活安排得井井有条，是起居养生的基本要求。

起居有常要求劳逸结合

劳与逸是起居生活具有不同性质的两个方面，劳即劳动。逸即安逸，两者都是人体的生理需要。人们在生活中，必须有劳有逸，既不能过劳，也不能过逸。起居养生要求劳逸有常有节，主张中和适度，劳逸结合。经常合理地从事一些体力劳动，有利于活动筋骨，通畅气血，强健体魄，增强体质。但劳累过度，可内伤脏腑，成为致病原因。同样，适当休息，也是生命活动的需求，适度安逸，能消除疲劳，调节心身，恢复体力和精力。若过于安逸，同样可以致病。贪逸无度，气机郁滞，人体功能活动就会衰退。故起居养生要求劳逸结合。劳与逸的形式多样，而且劳与逸又具有相对性，甚至可以相互转化，如娱乐是逸，过度则转为劳，应根据个人的具体情况合理安排生活起居。劳逸结合，相互协调，劳与逸可穿插交替进行，如劳动强度轻重要适宜，脑力劳动要与体力活动相结合等。

起居有常要求动静相宜

中医学认为，神为生命之主，形为生命之基，强调形神合一的生命观，养生主张形神共养。起居养生要求动静相宜，即在起居生活中活动和静养的有机结合。动以养形，静以养神，动静相宜，则形神共养。明代著名医家张景岳说：“天下之万理，出于一动一静。”我国古代养生家们一直很重视起居养生的动静相宜，主张动静结合，刚柔相济。养生名著《老老恒言》提到“闲暇散步所以养神”，睡前“绕室行千步，始就枕”，即以动求静，有助于快速入睡。这就是起居养生中动静相宜的具体体现。又：晨起的站桩静养，睡前的摩腹擦足，一静一动，调气敛神。

在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我国人民非常重视养生保健、延年益寿，并在日常生活中积累了丰富的养生经验，通过历代医家、养生家不断地摸索、提炼，形成了各种各样的中医养生方法，如饮食养生、情志养生、运动养生、按摩养生、作息养生、睡眠养生、环境养生、房中养生、药物养生、四时养生、娱乐养生等等。《黄帝内经》中说过这样一句话：“上古之人，知其道者，法于阴阳，和于术数，饮食有节，起居有常，不妄作劳，故能形与神俱，而尽终其天年，度百岁乃去。”其中的“道”就是“养生之道”。人能否做到健康无疾，终其天年，不仅要懂养生之道，更重要的是要把养生之道贯彻应用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去，也就是将养精神、调饮食、慎起居、适寒温等养生方法与生活起居相融合，在养生实践中生活，在起居活动中养生。从这个角度看，起居养生包括中医养生的方方面面。如果从与日常生活起居更为密切的养生实践看，起居养生至少包括作息养生、居室养生、睡眠养生、房中养生、四时养生、穿着养生、体质养生、排浊养生和沐浴养生等，这些养生方法就在我们身边，方法简便，在家里就可以做。正如金元著名医家刘完素说：“人欲抵御早衰，尽终天年，应从小人手，若能重视摄养，可收防微杜渐之功。”起居养生，就是从家庭生活中的小事做起，从我们身边的平常事人手，从日常生活中的细微之处人手，做好养生保健活动，防微杜渐，以达到治未病的目的。

提　要　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是导致我国消费需求不足的根本原因；新形势下解决消费需求不足应逐步改变城乡二元结构，加快推进城市化。

我国消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偏低。2003年，我国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26.7％，而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只增长9.1％。消费增长不快，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总体上不断走低成为我国经济发展中一个比较明显的特点。2003年，我国最终消费率下降到57％左右；而20世纪90年代，世界平均消费率超过78％。消费需求相对不足的状况和长期来看总供给大于总需求的总体态势，从根本上说是源于我国居民消费能力的结构性制约，是我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矛盾长期存在的必然结果。

消费需求不足的根本原因

制约消费的因素主要有两个，一是消费能力，取决于收入水平；二是消费意愿。我国居民的消费倾向并不低，以2002年为例，据测算，城市居民消费倾向为78.3％，农村居民为74.1％。我国居民总体消费水平之所以偏低，主要是由于二元经济结构导致居民收入不均等化和增长不快造成的。

首先，在城乡二元结构下，占我国人口大多数的农民聚集于第一产业，收入较低，购买力严重不足。农村储蓄又通过各种渠道流入城市，扩大了城市的投资和全社会的总供给能力。20世纪80年代，在“短缺经济”的条件下，由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和乡镇企业的发展，农村居民收入得到较快增长，我国经济面临的需求约束还不明显。20世纪90年代下半期以来，由于外部条件的变化，农业效益下降，乡镇企业进一步发展的体制和机制优势减少，城乡收入差距加速拉开，成为抑制消费需求增长的重要原因。农村居民消费额占社会消费总额的比例不断降低，已从改革开放初期的67％，下降到2002年的37％。2002年，城乡居民收入水平之比为3.1：1，消费水平之比为3.5：1。

其次，城乡分割的工业化战略造成城市化大大落后于工业化，导致服务业发展滞后，限制了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和就业，影响着我国居民整体消费能力的提高。实行城乡分割的工业化战略，促进乡镇企业发展，虽然在一定时间里相当程度上缓解了农村就业的压力，带动了农村经济发展，但总体上看，规模效益较差，同时加剧了我国城市化水平较低的状况。2003年，我国城市化水平仅为40.5％，而世界平均水平接近50％，发达国家达到70％至80％。城市化不足导致第三产业不发达，影响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根据发达国家经验，在工业化过程中，工业增加就业1个人，在服务业可就业3个人。我国与其他人均收入水平在1000美元的国家相比，服务业产值比重低20个百分点，就业比重低30个百分点，同时也加剧了我国消费需求不足的结构性矛盾。

再次，由于农村剩余劳动力这支劳动后备大军长期存在，压低了劳动力价格，我国劳动力市场供求不平衡，造成我国工资水平尤其是劳动密集型行业工资水平增长缓慢。据测算，20世纪80年代，gdp、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和按城乡人口比重加权平均的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年均增长率分别为9.3％、4.5％、8.4％和7.5％；90年代，这四项增长率分别为10.1％、6.8％、4.5％和5.2％。居民收入增长明显低于经济增长，且二者差距呈扩大趋势。因此，低工资和廉价劳动力虽然使我国产品具备很强的国际竞争力，但低工资也成为国内消费需求扩大的阻碍。

此外，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也是造成我国居民收入不均等化的重要原因。

提要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是导致我国消费需求不足的根本原因；新形势下解决消费需求不足应逐步改变城乡二元结构，加快推进城市化。

我国消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偏低。2003年，我国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26.7％，而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只增长9.1％。消费增长不快，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总体上不断走低成为我国经济发展中一个比较明显的特点。2003年，我国最终消费率下降到57％左右；而20世纪90年代，世界平均消费率超过78％。消费需求相对不足的状况和长期来看总供给大于总需求的总体态势，从根本上说是源于我国居民消费能力的结构性制约，是我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矛盾长期存在的必然结果。

消费需求不足的根本原因

制约消费的因素主要有两个，一是消费能力，取决于收入水平；二是消费意愿。我国居民的消费倾向并不低，以2002年为例，据测算，城市居民消费倾向为78.3％，农村居民为74.1％。我国居民总体消费水平之所以偏低，主要是由于二元经济结构导致居民收入不均等化和增长不快造成的。

首先，在城乡二元结构下，占我国人口大多数的农民聚集于第一产业，收入较低，购买力严重不足。农村储蓄又通过各种渠道流入城市，扩大了城市的投资和全社会的总供给能力。20世纪80年代，在“短缺经济”的条件下，由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和乡镇企业的发展，农村居民收入得到较快增长，我国经济面临的需求约束还不明显。20世纪90年代下半期以来，由于外部条件的变化，农业效益下降，乡镇企业进一步发展的体制和机制优势减少，城乡收入差距加速拉开，成为抑制消费需求增长的重要原因。农村居民消费额占社会消费总额的比例不断降低，已从改革开放初期的67％，下降到2002年的37％。2002年，城乡居民收入水平之比为3.1：1，消费水平之比为3.5：1。

其次，城乡分割的工业化战略造成城市化大大落后于工业化，导致服务业发展滞后，限制了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和就业，影响着我国居民整体消费能力的提高。实行城乡分割的工业化战略，促进乡镇企业发展，虽然在一定时间里相当程度上缓解了农村就业的压力，带动了农村经济发展，但总体上看，规模效益较差，同时加剧了我国城市化水平较低的状况。2003年，我国城市化水平仅为40.5％，而世界平均水平接近50％，发达国家达到70％至80％。城市化不足导致第三产业不发达，影响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根据发达国家经验，在工业化过程中，工业增加就业1个人，在服务业可就业3个人。我国与其他人均收入水平在1000美元的国家相比，服务业产值比重低20个百分点，就业比重低30个百分点，同时也加剧了我国消费需求不足的结构性矛盾。

再次，由于农村剩余劳动力这支劳动后备大军长期存在，压低了劳动力价格，我国劳动力市场供求不平衡，造成我国工资水平尤其是劳动密集型行业工资水平增长缓慢。据测算，20世纪80年代，gdp、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和按城乡人口比重加权平均的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年均增长率分别为9.3％、4.5％、8.4％和7.5％；90年代，这四项增长率分别为10.1％、6.8％、4.5％和5.2％。居民收入增长明显低于经济增长，且二者差距呈扩大趋势。因此，低工资和廉价劳动力虽然使我国产品具备很强的国际竞争力，但低工资也成为国内消费需求扩大的阻碍。

此外，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也是造成我国居民收入不均等化的重要原因。

消费需求不足的根本原因

制约消费的因素主要有两个，一是消费能力，取决于收入水平；二是消费意愿。我国居民的消费倾向并不低，以2002年为例，据测算，城市居民消费倾向为78.3％，农村居民为74.1％。我国居民总体消费水平之所以偏低，主要是由于二元经济结构导致居民收入不均等化和增长不快造成的。

首先，在城乡二元结构下，占我国人口大多数的农民聚集于第一产业，收入较低，购买力严重不足。农村储蓄又通过各种渠道流入城市，扩大了城市的投资和全社会的总供给能力。20世纪80年代，在“短缺经济”的条件下，由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和乡镇企业的发展，农村居民收入得到较快增长，我国经济面临的需求约束还不明显。20世纪90年代下半期以来，由于外部条件的变化，农业效益下降，乡镇企业进一步发展的体制和机制优势减少，城乡收入差距加速拉开，成为抑制消费需求增长的重要原因。农村居民消费额占社会消费总额的比例不断降低，已从改革开放初期的67％，下降到2002年的37％。2002年，城乡居民收入水平之比为3.1：1，消费水平之比为3.5：1。

其次，城乡分割的工业化战略造成城市化大大落后于工业化，导致服务业发展滞后，限制了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和就业，影响着我国居民整体消费能力的提高。实行城乡分割的工业化战略，促进乡镇企业发展，虽然在一定时间里相当程度上缓解了农村就业的压力，带动了农村经济发展，但总体上看，规模效益较差，同时加剧了我国城市化水平较低的状况。2003年，我国城市化水平仅为40.5％，而世界平均水平接近50％，发达国家达到70％至80％。城市化不足导致第三产业不发达，影响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根据发达国家经验，在工业化过程中，工业增加就业1个人，在服务业可就业3个人。我国与其他人均收入水平在1000美元的国家相比，服务业产值比重低20个百分点，就业比重低30个百分点，同时也加剧了我国消费需求不足的结构性矛盾。

再次，由于农村剩余劳动力这支劳动后备大军长期存在，压低了劳动力价格，我国劳动力市场供求不平衡，造成我国工资水平尤其是劳动密集型行业工资水平增长缓慢。据测算，20世纪80年代，gdp、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和按城乡人口比重加权平均的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年均增长率分别为9.3％、4.5％、8.4％和7.5％；90年代，这四项增长率分别为10.1％、6.8％、4.5％和5.2％。居民收入增长明显低于经济增长，且二者差距呈扩大趋势。因此，低工资和廉价劳动力虽然使我国产品具备很强的国际竞争力，但低工资也成为国内消费需求扩大的阻碍。

此外，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也是造成我国居民收入不均等化的重要原因。

逐步改变城乡二元结构

在新形势下，城乡二元结构格局如不尽快打破，长期来看，将加剧消费需求不足、总供给大于总需求的矛盾。这是由以下几方面因素决定的。

摘 要：中国的保险市场经过30年的发展，市场规模不断扩大，保费收入逐年增长，保险险种多元化，人们的保险需求日益增加。保险需求一般是指个人需求，即指在一定的费率水平上，保险消费者从保险市场上愿意并有能力购买的保险商品数量表。该文对保险需求的研究主要采用保费收入这个指标。通过计量经济学的分析对中过城镇居民保险的需求进行实证分析。

关键词：保险需求；保费收入；人均收入；人口抚养比

一、影响城镇居民保险需求的相关因素假设

（一）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

我国保险购买者以城镇居民为主，而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是影响保险需求的重要因素。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的绝对量，从1982年的535.3元增加到2009年的18858.09元。

经济理论和保险业实践已达成共识：个人收入与保险需求呈正相关关系，人均可支配收入越高，保险需求也就越高。当人均可支配收入较高时，居民在满足日常基本消费开支后还有结余，保险产品就成为较高收入人群的消费选择。

（二）人口总抚养比

人口总抚养比是指总体人口中非劳动年龄人口数与劳动年龄人口数之比，即0~14岁和65岁及以上人口占15~65岁人口的比重。通常用百分比表示，即每100名劳动年龄人口大致要负担多少名非劳动年龄人口。

摘要：新时期统筹城乡已成为国家实现可持续发展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保障，在此背景下城乡统筹规划作为一种新的规划类型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各地区对此类规划的需求也日益增多。本文在淄博市文昌湖旅游度假区总体规划实践的基础上，在重大发展项目带动的特殊背景下，以城乡统筹为指导思想，实现由“镇”到“市”的跨越，从统筹城乡规划、统筹城乡产业发展、社会保障政策等方面进行阐述，着力破解城乡二元经济社会结构，试图为我国城乡统筹规划的发展和城乡空间规划体系的建立提供一些借鉴。

关键词：统筹城乡规划；居民点；统筹城乡产业；就业需求；社会保障政策

中图分类号：TU98文献标识码：A

1引言

党的十六大提出，“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建设现代农业，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大任务”。“统筹”的涵义为通盘筹划，城乡统筹即意味着要通盘筹划城镇和乡村的发展。统筹城乡发展，是新时期实现新跨越的客观要求，是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客观要求。

经过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的社会生产力和综合国力有了很大提高，各项社会事业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但是，毋庸讳言，在这一过程中我国的经济社会运行也出现了一些发展中的矛盾和问题。其中城乡二元结构问题尤为突出，具体表现为农民收入增长迟缓，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拉大；乡村道路交通、市政基础设施建设严重滞后于城市；农民义务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社会事业发展滞后等等。而实践证明没有乡村的发展，是不完整的发展，乡村的相对落后是整体生产力资源的极大浪费，城乡差距持续拉大也是社会的不稳定因素。

2 城乡差距分析

2.1城镇化进程滞后，大大落后于工业化进程

一、模型构建

(一)代表性家庭假定经济体中包含无数个同质的家庭，每个家庭偏好相同且能够生存无穷期，效用函数采用CRRA效用形式，其中政府支出引入的形式参考黄赜琳(2005)的做法［8］，则代表性家庭在每一期规划其消费与劳动供给以最大化一生效用。其中，E0表示基于0期信息形成的条件期望算子;0＜β＜1，表示主观贴现率;θ1表示家庭消费的相对风险规避弹性;θ2表示家庭劳动供给的跨期替代弹性;φ表示休闲相对于消费的权重;Ct代表第t期代表性家庭的消费;Gt代表第t期政府支出;γ表示代表性家庭消费与政府支出关系的系数;Nt代表第t期代表性家庭的劳动供给。

(二)代表性厂商在完全竞争的市场中，厂商均是同质的，每个厂商具有相同的技术条件。代表性厂商通过租借私人资本和劳动进行生产，则Cobb-Douglas生产函数的具体形式为:Yt=AtKαtN1－αt。其中，Yt表示t期的产出;Kt表示t期的资本存量;Nt表示t期的劳动投入;At表示t期外生的技术水平，是一个随机变量，假定其服从AR(1)过程。

(三)市场出清当市场达到出清状态时，有以下式子成立。

二、模型参数的校准、贝叶斯估计与动态分析

(一)模型参数的校准本文模型中参数的赋值方法分为两种:一是对于静态参数采用校准的方法进行赋值，二是对于动态参数采用贝叶斯估计的方法进行赋值。1．静态参数的校准(1)主观贴现因子β、资本产出弹性α和资本折旧率δ。我们采用1978－2012年的物价水平来校准居民的主观贴现率，可估算出该期间物价水平平均上升了4.5%，故主观贴现率β设定为95%。资本产出弹性采用张军(2003)的估计结果，取为0.55［9］。国外对资本折旧率估计值均在0.1左右。由于我国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的独特性，黄勇峰等(2002)估计出我国制造业折旧率高达0.17［10］。参照国内外的相关研究结果，参数校准后δ取值为0.12。(2)消费和劳动供给的相对风险规避系数θ1和θ2。关于我国消费的相对风险规避系数θ1的经验研究较少。陈学彬等(2005)的实证研究结果为0.77，黄赜琳(2005)根据居民消费行为建立了相关计量模型，估算值也在0.7－1.0之间，本文校准为0.85［11］［8］。现有文献对劳动供给的跨期替代弹性估计值的差异较大，Fuentes-Albero(2009)利用微观数据估计出θ2的取值范围为0.2－0.72;也有基于效用函数形式和稳态平衡路径校准得到θ2的取值为2或者3，本文校准为θ2=3。(3)技术水平与劳动供给的均衡值Z*、N*。一是均衡技术水平Z*的取值，该参数只有水平效用，没有波动影响，一般取为1。二是均衡劳动供给N*的取值，根据Hansen(1985)的不可分劳动模型，把代表个体一天的时间正规化为1，则当工时达到1/3时实现均衡［13］。我国每天8小时工作制及每周双休日制度均与美国的情况类似，故本文采用其结果，N*取为0.34。(4)家庭消费与政府支出关系系数γ和休闲相对于消费的权重φ。本文根据武晓利和晁江锋(2014)的计算方法，从社会计划者的角度求解全社会效用最大化问题，可得关系式:Gt=γCt，从而推导出居民消费与政府支出之间的关系［14］。同时，我们利用1978－2012年间实际居民消费和实际政府支出数据，可估算出γ=0.318。2．动态参数的校准本文采用Bayes方法进行估计动态参数。同时采用我国1978－2012年的年度实际GDP和实际消费数据作为样本。关于相关参数初值的选取，根据已有文献的估算，技术冲击一阶相关系数的均值多数在0.7左右，故ρz的先验均值取为0.75;参考郭新强等(2012)的结果，税率冲击一阶相关系数的先验均值均取为0.85［7］;关于五种冲击的随机扰动项先验均值的选取，国内文献的估计值均在0.02－0.08之间(黄赜琳，2005;李春吉等，2010)，故本文均取为0.05［8］［15］。关于先验分布的选取，参考相关外文文献的做法，一阶自回归参数均服从贝塔(Beta)分布，波动参数均服从较为分散和平滑的逆伽玛(Inv．Gamma)分布(SmetsandWouters，2007;KhanandTsoukalas，2009)。综上所述，对动态参数的估计值进行归纳，结果如表2所示:

(二)动态模拟与效应分析在这里，给定1%单位正向的四类税收政策冲击，分别讨论其对居民消费、就业和消费率的动态效应。1．税收政策对居民消费的效应分析图3(a)描述了消费对居民消费税冲击的动态反应。给定1%单位正向的居民消费税冲击，消费的反应是立即负向地偏离初始状态至－3×10－3，随后缓慢地向初始状态回归，但冲击发生后40期消费仍没有回归到初始状态。这说明居民消费税冲击对消费的影响时间较长，且面对正向的居民消费税冲击，消费的反应为负。图3(b)描述了居民消费对资本利得税冲击的动态反应。给定1%单位正向的资本利得税冲击，居民消费的反应是冲击发生后的两期，居民消费微幅正向偏离初始状态，但是在第3期以后开始快速负向地偏离初始状态，并在第17期达到偏离的最大幅度－9×10－5，之后缓慢地向初始状态回归。总之，面对正向的资本利得税冲击，居民消费的反应整体上为负向的。图3(c)描述了居民消费对劳动所得税冲击的动态反应。给定1%单位正向的劳动所得税冲击，居民消费的反应是立即负向地偏离初始状态，并且从冲击发生后40期的居民消费动态反应来看，居民消费偏离幅度几乎保持在－1.5×10－2，没有迹象显示居民消费向初始状态回归。总之，面对正向劳动所得税冲击，居民消费的反应为负，且持续性较强。图3(d)描述了居民消费对企业所得税冲击的动态反应。给定1%单位正向的企业所得税冲击，居民消费的反应是冲击发生后立即负向地偏离初始状态，在第2期有微幅的回归，但是随后继续负向地偏离，并在30期左右达到偏离幅度的最大值－1.8×10－2，之后继续保持，即达到新的稳态。总之，面对正向企业所得税冲击，居民消费的反应为负，且持续性较强。2．税收政策对就业的效应分析图4(a)描述了就业对居民消费税冲击的动态反应。给定1%单位的正向居民消费税冲击，就业的反应是立即负向地偏离初始状态至最大值－1.4×10－4，随后就业向初始状态回归，但是回归的过程较为缓慢。总之，面对正向的居民消费税冲击，就业的反应是负向的。图4(b)描述了就业对资本利得税冲击的动态反应。给定1%单位的正向资本利得税冲击，就业的反应是立即负向偏离初始状态，并在冲击发生后的前两期达到偏离的最大值－6×10－5，然后快速向初始状态回归，并在第6期回归到初始状态，但是并未停止，而是继续正向地偏离稳定状态，在20期左右达到正向偏离的最大值3.5×10－5，随后缓慢向初始状态回归。总之，面对正向的资本利得税冲击，就业在短期内的反应是负向的，但是从中长期来看反应是正向的。图4(c)描述了就业对劳动所得税冲击的动态反应。给定1%单位的正向劳动所得税冲击，就业的反应是冲击发生当期立即正向偏离初始状态至7×10－3，随后快速下降，并在第2期达到负向偏离的最大值－3×10－3，之后继续保持此偏离幅度不变，亦即就业达到新的稳态。总之，面对正向的劳动所得税冲击，就业的反应为负，并且会达到一个相对水平较低的稳态。图4(d)描述了就业对企业所得税冲击的动态反应。给定1%单位的正向企业所得税冲击，就业的反应是冲击发生当期立即正向地偏离初始状态至3×10－3，随后快速下降，并在第2期达到负向偏离的最大值－2.3×10－3，之后微幅回归并达到新的稳态。总之，面对正向的企业所得税冲击，就业的反应是负向的，并且会达到一个较低水平的稳态。3．税收政策对居民消费率的效应分析目前中国持续偏低的居民消费率已经成为经济结构调整的严重阻碍，为此我们考察税收政策调整对居民消费率的影响效应。在这里，参考国家统计局的指标解释，居民消费率定义为居民最终消费占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比重。图5描述了居民消费率关于四类财政税收冲击的脉冲响应图。图5(a)描述了消费率对居民消费税冲击的动态反应。给定1%单位的正向居民消费税冲击，消费率的反应是当期立即负向偏离初始状态至－5.6×10－3，随后缓慢地向初始状态回归。总之，面对正向的居民消费税冲击，消费率的反应为负向的。图5(b)描述了居民消费率对资本利得税冲击的动态反应。给定1%单位的正向资本利得税冲击，居民消费率的反应是当期微幅正向偏离初始状态，之后快速正向偏离，并在第2期达到偏离的最大幅度2×10－4，随后缓慢向初始状态回归。大约在第15期时重新回到初始状态，但是并未停止，而是微幅负向地偏离初始状态。总之，面对正向的资本利得税冲击，在一段时期内，居民消费的反应为正。图5(c)描述了居民消费率对劳动所得税冲击的动态反应。给定1%单位的正向劳动所得税冲击，居民消费率的反应是当期立即大幅度负向偏离初始状态至－3.5×10－2，随后快速回归至初始状态，但并未停止，而是继续正向偏离至0.8×10－2，之后缓慢地向初始状态回归，大约在第12期回归到初始状态。总之，面对正向的劳动所得税冲击，居民消费率的当期反应是立即大幅负向偏离，随后是微幅正向偏离。图5(d)描述了居民消费率对企业所得税冲击的动态反应。给定1%单位的正向企业所得税冲击，居民消费率的反应是当期立即负向偏离初始状态至－1.5×10－2，随后快速回归到初始状态，但是并未停止，而是继续正向地偏离至2.1×10－2，随后缓慢向初始状态回归，大约在第25期时回归到初始状态。总之，面对正向的企业所得税冲击，居民消费率的当期反应是负向的，但之后是正向的。

三、结论与政策建议

【摘要】本文通过对河北省城乡居民收入相关数据的比较分析，揭示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现状，从经济结构、财政政策和收入来源三个方面分析了收入差距形成的原因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城乡居民 收入差距 农民素质

改革开放以来，河北省城乡居民的收入都得到了大幅提升，城乡居民的人均收入分别从1978年的276.24元和114.06元增加到2005年的9107.1元和3481.6元，分别增加了31倍和29倍。然而还存在收入差距拉大的问题，1978年农村居民人均收入仅比城镇居民收入低162.18元，而2005年，这个差距增加到了5625.5元。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过大严重制约了河北省农村经济的发展，也不利于社会的稳定，不利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实现。因此，揭示河北省城乡居民收入差距问题并分析其成因有着重要现实意义。

一、河北省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现状

自1978年以来，河北省城乡居民的收入都有所提升（如表1所示），但是在收入的绝对值，增长速度等方面却存在很大的不同。本文采用收入绝对值和收入增长速度两个指标说明河北省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现状。

1、河北省城乡居民收入差距逐渐拉大，城乡居民收入增长速度不同

自1978年以来河北省城乡居民的人均收入都有大幅增加，但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差距呈扩大趋势。

以5年为一时间段进行比较可以看到：1978－1982年，河北省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足200元；1983-1987年，收入差距增加到了400元；1988-1992年，差距继续扩大，突破了1000元；1993-1997年，差距比前一个阶段增长了一倍，达到了2672.66元；1998-2002年，差距扩大到近4000元；2003-2005年，差距已突破5000元。在1978-2005年的27年时间里，差距最大的是2005年为5625.5元，本年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为3481.6元，仅相当于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的1994、1995年水平，落后10年左右的时间，而且这种差距还有继续扩大的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