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市场化论文范文精选

一、分析框架金融市场效率是指金融资源的配置效率

是衡量某一时点有限的金融资源在所有竞争者中分配的合理性以及有效程度的指标。从发展中国家的实践来看，为降低农户融资成本，提高农户福利，对农村金融市场进行利率管制已成为一种常态。但是，在不同的农村金融市场结构下，利率管制对农村金融市场效率的影响存在差异。在完全竞争的农村金融市场上，价格机制可以自动实现市场出清，农村金融市场效率达到最大化，利率管制会造成资金供求不平衡、降低农村金融市场效率。因此，若农村金融市场是完全竞争的，实行利率市场化会提高农村金融市场效率。我国农村金融市场长期处于不完全竞争状态，此时利率管制对农村金融市场效率的影响取决于管制利率的高低。rL为农村金融市场贷款需求曲线(rL=rL(L))，MC为边际成本曲线，当边际收入(MI)与边际成本(MC)相等时，农村金融机构利润达到最大值，此时金融机构的贷款数量和贷款利率分别为L*和r*L。由于市场势力造成的农村金融市场效率损失为Δabc，即哈伯格三角，其面积为:为降低效率损失，对该市场实行管制，当管制利率(r1)低于市场均衡利率(MC)时，资金需求大于资金供给，存在资金短缺;当管制利率等于MC时，资金供给等于资金需求，农村金融市场效率损失为零;当管制利率(r2)高于MC但低于r*L时，农村金融市场效率损失为Δdec的面积;当管制利率大于或等于r*L时，利率管制无效，农村金融市场效率损失为Δabc的面积。因此，当管制利率低于市场均衡利率时，实行利率市场化可以提高农村金融市场效率，当管制利率高于市场均衡利率时，实行利率市场化则会使农村金融市场效率降低。由此可见，利率市场化对农村金融市场效率的影响与农村金融机构的贷款价格密切相关。由于不同市场结构下农村金融机构的市场势力不同，其贷款定价能力存在差异，使得相同程度的利率管制引起农村金融市场效率损失不同。在完全竞争市场上，利率市场化使得农村金融机构贷款定价趋于市场均衡价格，农村金融市场效率损失为零;在不完全竞争市场上，农村金融机构市场势力越强越易实施垄断定价，金融市场效率损失越大，而竞争度增强会降低其市场势力，促使其降低贷款价格，农村金融市场效率损失减少。据此，本文提出以下两个假说:假说一:利率市场化会提高农村信用社贷款价格，其上升幅度与农村信用社的市场势力有关。其市场势力越强，贷款价格上升幅度越大;反之，贷款价格上升幅度越小。假说二:不同市场结构下，利率市场化对农村金融市场效率损失的影响存在差异。在完全竞争市场上，利率市场化会降低农村金融市场效率损失;在不完全竞争市场上，利率市场化对农村金融市场效率损失的影响取决于金融市场竞争程度和金融机构市场势力。金融市场竞争程度越弱，金融机构市场势力越强，农村金融市场效率损失越大;反之，效率损失越小。

二、市场势力与农村金融市场效率测度

1．样本选择和数据来源江苏省作为我国最早开始农村金融改革的试点地区之一，各项改革措施和成效均在此得到较全面的反映。截至2013年末，江苏省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余额85604.1亿元，比上年末增长13.4%;贷款余额61836.5亿元，比上年末增长13.6%。此外，江苏省内县域农村经济发展水平差异较大，呈现苏南、苏中和苏北三地不同的农村经济发展格局，对于我国东部沿海和中西部地区具有较强的代表性，能够反映出不同金融市场结构下利率市场化对农村金融市场效率损失影响的内在差异。本文以江苏省33个县域农村金融市场以及县域内33家农村信用社为样本，其中，苏南12家，苏中9家，苏北12家。研究数据来源于2000—2011年《江苏省统计年鉴》和相关年度的各家农村信用社财务报表。

2．江苏省农村金融市场竞争程度和农村信用社市场势力(1)县域金融机构数县域金融机构数是指县域金融市场上银行类金融机构的家数，该指标反映了农村金融市场的竞争程度。2000—2011年江苏省县域金融机构数变化趋势考察期内，苏南、苏中和苏北三地区县域金融机构数平均依次为9家、8家和7家。2000—2007年，三地区县域金融机构数增长缓慢;2007—2011年，数量激增。其中，苏南县域金融机构数增幅最大，为66.7%;苏中次之，为57.1%，苏北最小，为50.0%。(2)农村信用社市场份额本文以农村信用社市场份额(MS)来衡量其市场势力，计算公式为MS=Nit/Xit，其中Nit表示第i家农村信用社t时期的存、贷款规模，Xit表示第i个县域t时期的农村金融市场存、贷款总规模。2000—2011年江苏省农村信用社市场份额变化趋势。苏北地区农信社市场份额显著大于苏南和苏中地区，三地区农村信用社市场份额均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2000—2008年，苏北地区农村信用社市场份额升幅最大，苏中和苏南较为平缓;2008年以后，三地区农村信用社市场份额均显著下降，其中苏北降幅最大。

三、农村金融市场效率损失影响因素实证及结果分析

1．模型设定与变量选择为进一步验证前文提出的假说，本文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Two-wayFixedEffectsModel)对利率市场化进程中农村金融机构的市场势力与农村金融市场效率损失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该模型可以有效消除普通模型存在的自相关问题，有效控制那些不随时间或不随截面变动的因素，在变量选择方面，本文选用县域金融机构数和农村信用社市场份额作为市场结构变量，分别衡量农村金融市场的竞争程度和农村信用社的市场势力。根据本文假说，农村金融市场机构数对农村金融市场效率损失具有负向影响，农村信用社市场份额对农村金融市场效率损失具有正向影响。利率政策变量用政策允许的利率浮动上限来表示，利率浮动上限提高会提升农村信用社的贷款价格，扩大农村金融市场效率损失，利率政策变量预期与农村金融市场效率损失正相关。本文的风险变量主要指信用风险，以农村信用社不良贷款率衡量，由于不良贷款对其经营绩效的影响存在滞后性，因此对不良贷款率取滞后项，预期与农村金融市场效率损失正相关。农村信用社的营运能力变量则通过权益比、存贷比、收入结构以及平均营业成本率表示。其中，权益比表示农村金融机构的资本化水平，预期与农村金融市场效率损失负相关;存贷比表示农村金融机构的资金运用能力，该比率越高说明其资金配置能力越强，预期与农村金融市场效率负相关;收入结构衡量农村金融机构的收入结构和产品创新能力，该比值越高表示收入来源越单一，创新能力不足，其与金融市场效率损失正相关;平均营业成本率衡量农村金融机构的管理水平，该值越大说明金融机构的边际成本越大，但也会带来金融机构贷款价格的提高，因此与农村金融市场效率损失的关系不确定。本文选用县域人均GDP和第一产业占比这两个指标作为宏观经济环境变量，其对农村金融市场效率损失的影响有待进一步检验。

2．回归结果分析与讨论利用Stata12．0软件，对上述双向固定效应模型进行估计。结论:第一，利率市场化会提高农村金融市场的贷款价格。根据实证结果可知，三地区农村信用社贷款利率浮动上限均与农村金融市场效率损失显著正相关，即实行利率市场化会提高农村金融市场的贷款价格、扩大农村金融市场效率损失。据此，假说一成立。第二，利率市场化对不同市场结构下农村金融市场效率损失的影响存在差异。苏南样本中，县域金融机构数与农村信用社市场份额两个变量均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表明在竞争性较强的农村金融市场上，农村信用社市场势力对农村金融市场效率损失无显著影响;苏中样本中，县域金融机构数未通过显著性检验，农村信用社市场份额在5%显著性水平上与农村金融市场效率损失正相关，表明在竞争性稍弱的农村金融市场上，农村信用社市场势力会增加农村金融市场效率损失;苏北样本中，县域金融机构数在5%显著性水平上与农村金融市场效率损失负相关，农村信用社市场份额在10%显著性水平上与农村金融市场效率损失正相关，表明在垄断程度较高的农村金融市场上，农村信用社市场势力会显著增大农村金融市场效率损失。据此，假说二成立。第三，风险变量与营运能力变量对农村金融市场效率损失的影响基本符合预期。苏南和苏中地区的不良贷款率与农村金融市场效率损失显著正相关，农村信用社不良贷款越多，风险溢价越高，农村金融市场效率损失越大。苏北地区农村信用社权益比与农村金融市场效率损失显著负相关，说明农村信用社资本化水平越低农村金融市场效率损失越大。三地区存贷比与农村金融市场效率损失不相关;农村信用社收入结构与农村金融市场效率损失显著正相关，表明农村信用社业务形式越单一、利息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越大，农村金融市场效率损失越大。苏北与苏南地区平均营业成本率与农村金融市场效率损失显著负相关，其原因在于营业成本增加引起贷款价格上升，但是贷款价格上升幅度小于营业成本上升幅度，由此造成贷款价格与边际成本的偏离程度减小，农村金融市场效率损失减少。第四，衡量农村地区宏观经济环境的变量中，苏南地区的人均GDP与农村金融市场效率损失正相关，表明利率市场化进程中，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的地区农村信用社边际成本降幅越大，但由于农村信用社贷款价格的降幅小于边际成本降低的幅度，造成两者的偏离水平增加，农村金融市场效率损失增大。此外，苏南和苏中地区的第一产业占比与农村金融市场效率损失负相关，说明农业占比提高会降低农村信用社贷款价格，从而减少农村金融市场效率损失，这主要与我国对农业信贷的利率优惠政策相关。

一、碳金融市场现状

1.国际碳金融市场。碳排放权作为一种新兴的虚拟产权和金融产品，开启了人类限制碳排放、减少碳排放的市场化路径。英国排放交易体系、澳大利亚排放贸易体系、美国芝加哥期货交易所先后于2002年、2003年开始碳排放权交易。欧盟（欧盟+挪威+冰岛+列士敦士登）碳金融市场于2005年1月1日在《京都议定书》和《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法律约束下正式启动交易。荷兰CLIMEX交易所、欧洲气候交易所、欧洲能源交易所、BlueNext交易所、北欧电力交易所、纽约绿色交易所、蒙特利尔气候交易所2009年以来，也先后开始进行核证减排量（CER）的交易。碳金融市场的基础金融工具有远期、期货、期权、互换、掉期。融资工具包括项目融资、运输贷款、汽车贷款、房地产开发贷款、节能产品贷款、住房抵押贷款、绿色信用卡。风险管理工具拓展到天气衍生商品、可交易灾害期权、LeuPrima自然灾害债券基金、碳排放信用担保、绿色建筑覆盖保险。2013年，欧盟排放体系碳金融交易总量102.6亿tCO2e，总交易金额为528.49亿美元，其中欧盟配额（EUA）交易量为86.5亿tCO2e，交易金额524亿美元；CER7亿tCO2e，交易金额4亿美元；联合履行项目减排单位（ERU）交易量9亿tCO2e，交易金额1亿美元。从2014年5月19-23日欧盟市场一周的情况看，一级市场有三次配额拍卖1048.6万吨，价格分别为4.6、4.59、5.23欧元每吨。二级市场一周配额成交量50.5万吨，最低价4.7元每吨，收盘价5.11元每吨；州际交易所一周的2014年12月CER期货价格下跌25%至0.09元每吨，五种CER期货合约一周的成交量为857.6万吨。2014年9月1日的交易价格EUA为6.44欧元，CER为0.16欧元。

2.中国区域试点碳金融市场现状。我国的碳金融，是从参与国际市场开始的。2006年开始以清洁发展机制（CDM）项目供给方的形式参与国际碳金融交易。到2014年8月17日，中国在联合国CDM理事会（EB）注册的CDM项目3804个，实际签发减排量的CDM项目1400个，约占全世界CDM项目总数量的50%。中国区域性试点碳市场从2013年6月18日深圳排放权交易所率先上线配额交易，到2014年6月19日重庆碳排放权交易中心开市，全国七家区域性碳金融市场平台全部开始配额和自愿减排量（CCCER）的市场交易。到2014年9月1日，全国七个区域试点碳金融市场控排企业2000家，交易总量1225万吨，交易总额35264.4万元，平均每吨28.79元。深、沪、京、粤、津、鄂、渝七个区域试点碳金融市场的累计交易量分别为1659554吨、1553460吨、961855吨、1293173吨、1059760吨、5284288吨、145000吨，累计交易额分别为113154196.47元、60917272.70元、58057517.80元、70586610.52元、21891494.20元、125417791.75元、4457500.00元。最新交易收盘价格分别为65元、39元、54.60元、43.65元、20.35元、23.79元、30.74元/每吨。其中深、沪、京、粤、津已经完成第一个履约年，履约率都在95%以上。

二、未来碳金融市场展望

1.国际市场展望。2014-2015年期间，我们将看到新西兰、巴西、智利、韩国、日本、新加坡、瑞士、土耳其、哈萨克斯坦、乌克兰以及WCT体系的魁北克、美国RGGI以及东京都等国家和地区的碳金融市场或已建成、建设中、完成立法、计划中、承诺中。国际碳金融市场2013年到2020年每年的全球市场总供给预测为471、457、382、414、358、327、348、373MtCO2e；如果美国只包含电力市场需求，同期全球市场总需求预测为531、601、620、508、450、458、521、573MtCO2e；如果将美国总体经济运行纳入，则同期全球市场总需求预测为574、660、843、784、736、730、796、879MtCO2e。2.中国碳金融市场路线图。中国碳金融市场2006年以来，到2018年的12年发展路线图可以划分为：2006年以CDM项目供给方式参与国际碳金融市场；2008年奥运期间开始在国内进行零星的自愿减排（VER）交易；2011-2012年区域试点碳金融市场规划、准备、制度安排阶段；2013-2014年区域试点碳金融市场平台相继启动交易阶段；2015-2016年区域试点碳金融市场平台调整、改革、整合阶段和全国性统一碳金融市场体系筹划及立法；2016-2018年，全国性统一碳金融市场体系建立。

三、碳金融市场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一）国际碳金融市场两大问题及对策

1.法律悬空问题。国际碳金融市场的最高制度安排《京都议定书》只约定了2012年12月31日以前的减排承诺。2013年1月1日以后的承诺和文本修改需要四分之三的缔约国先在国内完成程序和授权，签署后才生效。至今还没有达到生效的缔约国签字国数量。接近2年来，国际碳金融市场处于法律悬空期。有关各方应该在AR5明确了气候变暖结论的2014年让新的法律框架生效，运用碳金融平台的市场张力，推动全球节能减排，共同应对气候变化。

一、民营经济融资现状

我国资本市场体系尚不健全，民营经济的直接融资渠道不通畅。我国股票市场目前仍以主板和中小企业板为主，难以有效满足多元化的投融资需求，并且仍主要面向国有企业，一些低效率的国有企业能够不断在股票市场上融资，而一些绩效好、结构规范的民营企业却难以获取资金。另一方面，我国债券市场总体规模相对较小，发行人以政府和金融机构为主，公司债券比重明显偏低，而企业债券发行也由国有大企业主导。我国的银行贷款结构不均衡，难以满足民营企业的贷款需求。国有大型商业银行以国有经济为服务对象，不适应具有贷款频率高、数量少、时间紧等融资特点的民营企业的资金需求。而民营企业信贷风险较大、贷款额度较小，导致银行需要支付更高贷款成本，但银行没有贷款定价自又不能提高贷款价格，所以商业银行缺少对民营企业放贷的积极性。与国有商业银行相比，股份制商业银行、地方性金融机构的金融市场参与规模较小，很难满足广大民营企业的融资需求。其他融资渠道缺少有效引导。与正规金融对应的是民间金融，它是指未在工商部门登记注册，并从事资金融通活动的组织，主要包括民间借贷、民间集资、地下钱庄等。民间金融具有手续简便、资金充沛、放贷效率较高等优势，在支持和满足中小企业、农村地区的资金需求以及促进地方经济发展等方面，发挥了正规金融机构不可替代的作用。但它对经济发展也有很大负面影响。民间金融的存在会削弱政府的货币政策效果，以人际信任为基础的民间金融也存在较高的风险性。民营企业正逐渐成为我国国民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但我国金融发展水平与这一趋势并不相符，民营经济部门在融资方面仍然存在许多困难。大量研究表明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有重要促进作用，金融发展越好，民营经济越发达，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越强烈。为了进一步考察金融发展对民营经济的影响，本文利用1999-2007年29个省（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检验二者关系，并依据实证结果进行分析。

二、金融市场化程度和民营经济发展

（一）中国金融市场化情况

本文利用樊纲等（2011）计算的我国金融业市场化指数代表金融发展水平，这个指数包含对金融业竞争和信贷资金分配市场化两方面的考察。其中，金融业竞争程度用民营金融机构吸收存款占全部金融机构吸收存款的比例表示，信贷资金分配市场化程度用民营企业在银行贷款中所占份额来近似反映。1999-2007年中国平均金融市场化指数的变化趋势，这一时段内，中国金融市场化水平一直不断提高。东部地区的平均金融市场化程度要高于中、西部省份，中部地区平均金融市场化程度要高于西部地区（邓伟，2011）。2007年金融市场化指数前五名依次是：浙江、上海、广东、辽宁、江苏，均为东部省份。

（二）民营经济发展情况

参照司政等（2010）的方法计算民营经济发展指标，将民营经济部门占国民经济总体的工业产值比重、固定资产投资比重和就业比重进行加权平均得到该指标，三者权重依次为0.288、0.377、0.335（樊纲、王小鲁，2003）。图3为民营经济发展指标的总体变化趋势，东中西部的指标差异。在民营经济增长过程中，东部地区始终高于中部地区，中部地区又高于西部地区，而自2001年后，西部与中东部民营经济发展的差距逐渐拉大。

三、实证模型构建与分析

一、利率市场化下民间金融面临的冲击

如前所述，我国民间金融的兴起在一定程度是我国利率抑制的结果。但随着我国利率市场化进程的不断加深，利率管制将逐渐放开，我国民间金融也必然面对利率市场化的冲击，主要体现在：首先，民间借贷资金的供给将下降。居民持有资产形式的选择主要有三种，一是选择流动性。即选择闲置现金以及银行活期存款的形式持有资产，闲置现金具有完全的流动性，而银行的活期存款也接近完全的流动性，居民只要花费微小的交通成本、时间成本就能从银行将该部分资金变现。其中闲置现金没有收益，银行活期存款则享有活期存款利息收益；二是选择银行等金融机构的理财产品。银行等金融机构的理财产品流动性较差，但收益率较高，同时理财产品也具有一定的风险；三是选择民间借贷。民间借贷流动性也较差，但收益率往往最高，同时由于缺乏法律保护，因而民间借贷风险也最高。在利率管制下，居民选择民间借贷的概率较高，因为利率管制下，银行的存款利率相对较低，从实际利率看，为刺激投资，银行存款利率有时甚至是负的利率水平。因此，只要有其他可投资的渠道，居民并不会选择将资金闲置或是以活期存款形式持有；且在利率管制下，银行等金融机构主要依赖利差获得收入，对理财产品的开发与创新缺乏动力，居民对银行等金融机构提供的理财产品也没多大兴趣；而民间借贷虽然风险较大，但收益率较高，且在“熟人”、“亲人”关系网的掩饰下，居民往往意识不到潜在的风险，大量的资金流入到民间借贷市场。一旦利率管制放开，银行等金融机构能够根据自身资金与经营实力来制定竞争存款利率，存款利率必定大幅度上升，银行存款对居民的吸引力也会增加；且利率放开后，银行等金融机构获得利差收入将会越来越小，为了寻找新的收入来源，银行等金融机构会更加重视理财产品的开发与创新，理财产品会越来越多，理财组合也会更加多样化，对居民资金的吸引力也会上升。因此，流入民间借贷市场的资金也必然减少。其次，民间借贷资金的需求将下降。

寻求民间融资的主体主要是从银行等金融机构无法获得贷款的居民与企业。而利率市场化后，随着存款“脱媒”情况的缓解，可贷资金总量的增加，银行等金融机构满足居民与企业贷款需求的能力也将增强，这必然减少参与民间借贷的主体。贷款利率放开后，银行等金融机构能够根据不同的收益与风险比来为不同的投资者制定个性化利率，理论上所有的投资者都能够获得贷款机会，这同样大大减少了参与民间借贷的主体。因此，社会对民间借贷资金的需求也必然减少。再次，民间借贷主体的信用水平可能下降。寻求民间融资的主体主要是从银行等金融机构无法获得贷款的居民与企业，这些主体中不乏一些信用良好，但是缺乏抵押品或是担保的居民与企业，不乏一些拥有较大发展潜力的项目但资金缺乏的投资者，也不乏一些选择风险高收益高项目的风险偏好投资者。贷款利率管制时，由于银行等金融机构不能有效的根据收益风险比来制定贷款利率，因此它们也没有将这些潜在的贷款对象区别出来的能力与动力。利率市场化后，根据收益风险比，这些潜在的贷款者实际上是银行增加收入的较为优质的贷款对象，根据不同的贷款利率这些主体都有极大的可能获得银行等金融机构的贷款，而一旦银行等金融机构将这些主体从民间借贷市场“夺走”，势必将拉低民间借贷市场主体的信用水平。

二、利率市场化下民间金融的发展机遇

随着我国利率市场化进程的加深，我国民间金融市场将面临资金供给下降、资金需求下降、借贷主体的信用水平下降等冲击，我国民间金融市场似乎走向了“死胡同”。但实际上，民间金融不可能消亡。从发达国家的金融市场发展来看，即使在当前金融市场最为发达的美国，其民间金融市场也保持着相当的活力。相对于银行等正规金融机构，民间金融特有的优势并没有改变，利率市场化带给民间金融市场的不仅仅是冲击，也有机遇：首先，民间金融的相对优势犹在。一是民间金融资金规模小，覆盖率高。

相对于银行等金融机构的信贷规模，民间金融规模很小，10万以内甚至几千、几百一笔的借贷金额普遍存在，这种规模的借贷对银行等金融机构来说规模效应太低，不利于成本控制。同时民间金融无处不在，覆盖全国各地没有死角，这是银行等金融机构无法比拟的；二是民间金融程序简单，快捷方便。银行等金融机构对于一笔贷款的发放，必须对贷款者的信用水平、资产状况、资金用途等进行全面的审核、审批，过程复杂且耗时长。而民间借贷的主要贷款对象往往是“熟人”、“亲人”，或者“熟人”、“亲人”所推荐的关系户，其信用水平、资产状况等在平时的生活交往中基本确定，并不需要进行专门的考察，也不需要复杂的审批过程，借贷的程序简单快速，这对一些急需资金“救急”的居民与企业可谓“及时雨”；三是信息不对称性更低。对于银行来说，完全掌握贷款者的信息是十分困难的，难免出现信息不对称而招到“骗贷”。而对于民间借贷，借贷双方的关系较为密切，在长期的交往中，相互的了解也较为细致，信用考察也更加针对性，因此，一定程度上，民间借贷的信息比银行等金融机构的贷款更加透明。四是民间借贷能够接纳的风险比银行等金融机构更高。对于银行等金融机构来说，虽然理论上可以按照收益风险比来确定贷款利率从而发放贷款，但是银行等金融机构要通过人行、银监会等相关监管机构的监管，必须控制不良贷款率，这就使得银行等金融机构无法接纳风险过高的贷款，即使贷款者能够支付较高的利率。而民间借贷则不受这些政策限制，只要有主体为了获得高收益而愿意承担相应的风险，就能实现供需双方的资金融通。

其次，民间利率与银行等金融机构的利率将趋向统一。长期以来，我国民间利率的综合水平远高于银行等金融机构，其原因在于民间高利贷、标会、地下钱庄的非法金融活动拉高了民间利率。利率市场化后，银行等金融机构满足社会融资需求的能力将大大提高，这会抑制民间高利贷、标会、地下钱庄的发展，同时伴随着利率市场化，政府对民间金融的监管将更加严密，民间高利贷、标会、地下钱庄也会进一步的受到抑制，因此，长期来看民间利率的综合水平有降低趋势。这极大地保证了贷款者的利益，降低了贷款者的融资成本，有利于民间金融市场的可持续发展。当然，由于民间借贷风险依旧高于银行等金融机构的贷款，根据收益风险对称原则，民间借贷利率依旧会长期的高于银行等金融机构的贷款利率。

再次，民间金融市场作为正规金融市场的补充其市场定位将更加明确。利率市场化要求经济社会具备完善的市场运行与监管机制，因此，政府的监管以及法律制度必将趋于完善，民间金融市场将更加规范，民间金融的违约风险将极大的降低，民间金融市场不再是投机倒把的场所。在政府监管与法律制度的规范下，民间金融市场对风险的识别能力也将极大提升，这极大地提升了民间借贷市场的信用度。居民与企业转向民间借贷的原因将主要是为了获得民间借贷相对于银行等金融机构所具备的独特优势，而不是为了“圈钱”、“骗钱”，民间金融也不再是高利贷的代名词，民间金融市场将作为正规金融市场的补充而长期存在与发展。

编者按：本文主要从政府主导是当代金融市场的基本特征；财富基金易形成对东道国金融市场主导权的潜在挑战；财富基金的“原罪”；财富基金的发展趋势进行论述。其中，主要包括：金融市场作为当代经济的灵魂和神经中枢，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结果、每个国家的政府都会对金融市场的运行实施必要的监管与调控、东道国政府对金融市场的监管与调控，手段多样，渠道多种、财富基金不以东道国政府为最后贷款人、实力雄厚的财富基金通常尽可能地利用自身的资金优势，防患于未然、财富基金的进入意味着第二个政府的进入、新兴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特别是中、俄等国成立财富基金备受关注、，警惕财富基金的理由令人眼花缭乱、财富基金的形成有其客观的原因等，具体请详见。

一、政府主导是当代金融市场的基本特征

金融市场作为当代经济的灵魂和神经中枢，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结果。然而由于商品经济的内在缺陷，当代金融市场作用的充分发挥也面临着一系列无法克服的困难：1经常处于失衡状态的实体经济。非均衡发展的实体经济与资产价格的超调，相互刺激，形成经济泡沫，往往会扭曲金融市场的原有功能。2金融市场上衍生金融工具的发展无法加以控制。衍生金融工具繁荣造成的重要后果之一就是金融市场的一体化，金融市场任何环节的纰漏都可能因牵一发而动全身酿成金融灾难。3仅仅市场预期转坏就能通过金融市场的剧烈收缩，引发国民经济整体的通货紧缩。因为建立在乐观预期基础之上的信用是金融市场的核心和基础，而预期一般是很不稳定的。4金融市场吸引的资金来自于全社会的方方面面。资金来源的广泛性意味着一次金融灾难往往伴随着一次社会动荡，甚至引发社会暴乱。

为确保金融市场的稳定，为确保金融市场及时纠偏以发挥应有的功能，每个国家的政府都会对金融市场的运行实施必要的监管与调控，以免金融市场过度动荡，或者被拖垮。在这个过程中，政府与金融机构形成了唇齿相依、利益共生的紧密关系：一方面，政府是金融机构的监管者，金融机构必须在政府允许的规则下运行，通过“看不见的手”的引导实现微观经济效益和宏观社会效益的最大化；另一方面，市场化运作的金融机构尽管必须为自己的决策承担一切经济后果，但当它们停业或破产清算危害公共利益时，政府会给予它们必要的援助，政府与金融机构可谓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二、财富基金易形成对东道国金融市场主导权的潜在挑战

东道国政府对金融市场的监管与调控，手段多样，渠道多种。但总体而言，它们都具备下面三个最明显的特征：第一，东道国政府处于金融市场最后贷款人的地位。第二，东道国政府在金融市场的主导权以铸币权为基础。第三，东道国政府的行政管理是金融市场有效运行不可缺少的。然而在财富基金参与的情况下，上述三大特征不再清晰，或者说东道国政府监管和调控金融市场的行为可能会受到意外的干扰。首先，财富基金不以东道国政府为最后贷款人。东道国政府充当最后贷款人，是为了避免金融市场的动荡诱发社会不安，是政策救市，不可避免地带有利益输送的色彩。然而对于财富基金而言，由于出身的不同，它不可能享受到国内金融机构的国民待遇。其次，在金融市场动荡时，财富基金可以成为仅次于甚至优于东道国政府的选择。在救市行为中，东道国政府往往会提出必要的整改要求，这必然迫使相关金融机构权衡利弊，部分求助于财富基金，这会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东道国政府的权威。再次，相对于国内金融机构，财富基金更容易逃避东道国政府的监管。规避管制是任何经济活动主体的本能。实力雄厚的财富基金通常尽可能地利用自身的资金优势，防患于未然，从而使东道国政府的规定在一定程度上失效。最后，在东道国政府调控金融市场时，财富基金在暴利的诱惑下可能逆向操作。逆向调控金融市场是政府干预的基本特征，然而这也意味着对金融市场的调控缺乏实体经济面的支撑，东道国政府必须承受财富基金“对着干”的风险。

在某种意义上，财富基金的进入意味着第二个政府的进入，传统的由一个政府监管金融市场的模式可能变成两个政府在金融市场上的博弈，其对金融市场正常运营的影响可想而知。尽管这种情况的出现要求有非常严格的前提条件，但并不是没有发生过，尤其是在经济实力薄弱的发展中国家。当然从实践看，财富基金凭借雄厚财力挑战东道国政府的监管和调控权威毕竟是理论上的。因为财富基金的投资代表的是一种国家行为，对东道国政府权威的挑衅行为势必导致两国关系的全面恶化，所以财富基金对东道国政府的威胁应该较小，即使有，恐怕也主要表现为霸权国家财富基金对弱国的攻击和讹诈。客观地说，财富基金对东道国经济的潜在威胁远远小于现有的对冲基金。

三、财富基金的“原罪”

摘要：本文梳理了实体经济结构对金融市场结构影响的国内外文献，分析了企业成长阶段、融资需求与金融市场专业化分工的关系，得到以下结论：（1）对于市场规则体系不完善的地区和处于创建阶段的企业，融资决策所需的可数码化的信息较少，大多是不确定的意会式信息，适合中小银行提供融资服务。（2）对于市场规则体系较完善的地区和处于规模扩张阶段的企业，企业可向银行提供较多的可数码化的信息，用于风险评估和融资决策，企业适合大银行提供融资服务。（3）对于市场规则体系发育相对成熟的地区，企业具有一定的自主知识品牌和核心竞争力，企业可为外部投资者提供充分的可数码化的信息进行量化的风险评估和资产定价时，适合通过证券市场进行直接融资。

关键词：企业成长阶段融资需求大银行中小银行

一、引言

近年来，学者们越来越关注如何基于实体经济的需求，推进中国金融市场结构的调整与发展。按照国家工商管理局2008年全国登记注册的企业资料来看，中国至少90%的企业属于中小企业。而在全球经济衰退中，中小企业由于外部环境恶化或资金链断裂，更需多层次多样化的金融支持。

樊纲（2001）对国有大银行、地方中小金融机构和外资银行进行了分析，认为只有加大地方中小金融机构的建设力度，才能逐步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林毅夫和孙希芳（2008）认为，基于比较优势的经济理论，在现展中国家，最优的银行业结构应当以区域性的中小银行为主体。

但由于现阶段中国大部分金融资源都掌握在四大国有银行手中，因此，政府监管部门要求四大国有银行加大对中小企业金融服务的力度，这一政策是救急的权宜之计还是一项长期的战略决策，长期执行下去，是否有利于提高中国银行业的专业化水平和核心竞争力，是一个值得从理论上和实践中认真探讨的问题。本文拟根据企业的寿命周期理论，分析企业在不同的发展阶段，由于信息结构的不同和融资需求特征的差异，推断需要怎样的金融服务体系与之相匹配，才能促进中国金融业效率的提高和公平的改进。

二、文献回顾

（一）贷款市场的信息不对称性

一、中国信贷市场的人风险及利率市场化进程

1．人高风险行为及贷款利率上限管理(1987-1993)。

1980年代以来，企业、银行名义上已经成为独立核算的经营主体，但受政府主导的投资推动、粗放型增长模式影响，银行对国有企业仍无法形成严格的预算约束，国有股东也无法对银行形成硬的预算约束，即所谓“双重预算软约束”(施华强2004)。企业在预算软约束的激励下不断扩大投资规模，银行部门在国家信用担保支持下无节制地提供信贷资金，中央银行的角色则是实施信贷规模、利率管制等政策以维护这种利益格局。具体而言：

一是企业信贷资金需求的低利率弹性。国有企业的预算软约束问题对国有企业经营目标产生重要影响，同时国有企业内部激励约束机制的不健全，造成经理人员利益最大化目标与企业利益最大化目标相背离。内外两方面的因素造成国有企业追求规模最大化和费用最大化的行为特征(易纲2005)。国有企业在规模最大化的目标驱动下产生过度信贷需求，进一步造成信贷资金的紧张和抬高贷款利率。这种信贷需求的利率弹性很低，企业往往只考虑信贷资金的可得性，而较少考虑利率水平对企业盈利水平的影响。不仅如此，有的企业长期亏损、资不抵债，仍可以获得所谓“安定团结贷款”，有的企业在地方政府或司法部门的纵容下，恶意拖欠银行债务，这都使得利率对于信贷需求的约束作用被严重削弱。

二是商业银行资金供给中的风险外部化。斯蒂格利茨和魏斯(1981)在不完全信息信贷配给模型中指出的，银行会选择使自身预期利润最大化的均衡利率水平发放贷款，而不是追逐最高水平的利率。但是对于国有商业银行而言，贷款利率水平对银行预期利润的影响完全是单调递增。具体而言，随着国有银行商业化的进程，银行基层经理人逐步掌握了较大的经营自和一定的利润分配权，充分利用国有银行对资金市场的垄断能力制定较高的贷款利率成为一种理性选择；但另一方面，国家为维持向国有企业输送资金的体制，不得不向银行提供隐含的信用担保，这使得商业银行的信贷风险外生化。在可以负盈不负亏的激励机制下，商业银行当然选择不断提高贷款利率。在1992、1993年金融投机热潮中，许多商业银行绕开贷款利率上限规定(如通过银行下属的信托公司放款或账外经营等)投资于高风险项目，表现出风险偏好的经营特性。

三是中央银行的低利率政策和流动性支持。这期间，适应市场经济环境的间接货币调控机制和金融监管机制还没有建立起来，央行对商业银行的管理还局限于传统的行政化管理，包括规模管理、利率管制、信贷政策等。国家从支持国有企业投资扩张的战略出发，将利率长期保持在较低水平，利率只是国民收入分配的手段，而无法起到有效配置资金的作用。特别是在高通胀时期，中央银行为稳定商业银行存款来源而提高存款利率，但在国企部门反对下，无法相应提高贷款利率，最终形成贷款利率偏低和存贷利差过窄的局面。不合理的利率水平进一步刺激了企业的信贷需求，虽然央行对此实施了贷款规模管制，但在特定的政策环境以及银行采取倒逼策略的情况下，央行往往要通过追加再贷款保证商业银行的流动性需求。

显然，由于存在严重的预算软约束，企业和银行都存在着严重的追求高风险的人问题，中央银行的流动性支持甚至助长了问题的蔓延，金融市场必然长期处于贷款规模和贷款利率同时上扬的巨大压力。因此，中央银行利率政策的现实选择就是规定贷款利率上限，以防止利率过高对经济运行产生伤害。

2．人风险意识提高及贷款利率上限的取消(1994-2004)。

编者按：本文主要从金融市场的国际化进程；金融市场的国际化进程；我国金融市场国际化的前景；金融市场国际化的利益；金融市场国际化的风险表现进行论述。其中，主要包括：过去十年来，国际金融市场突飞猛进，急速发展、在资本市场，资金开始大范围地跨过边界自由流动、国际债券市场的二级市场获得了蓬勃发展、我国金融市场对外开放程度不断扩大，国际化进程加速、我国共有外资保险公司15家，对外开放城市由上海扩大到广州、深圳等地、我国对于构成对外债务的国际债券发行实行严格的计划管理、我国金融市场正在准备与国际市场接轨，国际化进程将明显加快、中国将允许外资少量持股的中外合资基金管理公司从事基金管理业务、金融市场国际化进程的加快，将降低新兴市场获得资金的成本、市场规模扩大加速甚至失控的风险、银行体系脆弱性上升的风险等，具体请详见。

一、金融市场的国际化进程

过去十年来，国际金融市场突飞猛进，急速发展。可兑换货币间的外汇市场交易规模持续扩张，到1998年4月底，外汇市场日平均交易量持续上升到1.49万亿美元，比1986年上升了8倍，数额相当于所有国家外汇储备的87.4％。在1984到1998的十五年间，国际资本市场融资累计额的年平均增长速度为12.34%，远远超过全球GDP的年平均增长速度3.37%和国际贸易的年平均增长速度6.34%。

在规模持续扩张的同时，金融市场的国际化进程不断加快，国际外汇市场率先实现单一市场形态的运作，其显著标志是全球外汇市场价格的日益单一化，主要货币的交叉汇率与直接兑换的汇率差距明显缩小。

在资本市场，资金开始大范围地跨过边界自由流动，各类债券和股票的国际发行与交易数额快速上升，整个90年代，主要工业国家的企业在国际上发行的股票增长了近6倍。1975年，主要发达国家债券与股票的跨境交易占GDP的比重介于1％到5%之间，1998年，给比重上升到91%（日本）到640%（意大利），其中，美国由4%上升到230%，德国由5%上升到334%，各国该比重增长最快的时期几乎都集中在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

与此同时，国际债券市场的二级市场获得了蓬勃发展。债券市场信息传递渠道、风险和收益评估方式以及不同类型投资者的行为差异逐渐减小，以投资银行、商业银行和对冲基金为代表的机构投资者，以复杂的财务管理技巧，在不同货币计值的不同债券之间，根据其信用、流动性、预付款风险等的差异，进行大量?quot;结构易"，导致各国债券价格互动性放大，价格水平日趋一致。

海外证券衍生交易的市场规模有了突破性提高。几乎在所有主要的国际金融中心，都在进行大量的海外资产衍生证券交住T谛录悠律唐方灰姿瓤梢源邮氯站?25种期货合约的交易，也有部分马来西亚的衍生证券交易；美国期货交易所的交易对象，更是包括了布雷迪债券和巴西雷亚尔、墨西哥比索、南非兰特、俄罗斯卢布、马来西亚林吉特、泰国铢和印尼盾等多种货币计值的证券和衍生产品。

二、我国金融市场的国际化发展

摘要：本文通过研究金融危机形式下我国轿车营销市场的新变化，对目前我国轿车营销的新策略进行探讨和总结，希望能够对我国轿车产业的发展提供借鉴和参考。

关键词：金融危机;轿车营销;营销策略

一、金融危机形式下我国轿车营销市场的新变化

1.轿车从奢侈品向生活必需品过渡，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凸显

我国经济发展所带来的消费升级，使轿车逐渐进入普通百姓的生活。受金融危机影响，全球经济增长明显放缓，而在中国，轿车持续增长的需求潜力使轿车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地位愈加凸显。同时，汽车作为国民经济支柱产业的地位为未来轿车市场的持续发展奠定了良好的政策基础。

2.轿车市场增长速度放缓，产业链的资源配置逐步调整

中国轿车经过近十年的高速增长，而金融危机使中国轿车市场逐渐进入到个位数低速增长时代。高速增长所形成的整个产业链资源配置将发生重大改变，具体涉及到生产制造、销售、市场营销和后市场等各个环节。

3.国内市场竞争加剧，小型车逐渐成为未来轿车消费的主力

一、金融市场的国际化进程

过去十年来，国际金融市场突飞猛进，急速发展。可兑换货币间的外汇市场交易规模持续扩张，到1998年4月底，外汇市场日平均交易量持续上升到1.49万亿美元，比1986年上升了8倍，数额相当于所有国家外汇储备的87.4％。在1984到1998的十五年间，国际资本市场融资累计额的年平均增长速度为12.34%，远远超过全球GDP的年平均增长速度3.37%和国际贸易的年平均增长速度6.34%。

在规模持续扩张的同时，金融市场的国际化进程不断加快，国际外汇市场率先实现单一市场形态的运作，其显著标志是全球外汇市场价格的日益单一化，主要货币的交叉汇率与直接兑换的汇率差距明显缩小。

在资本市场，资金开始大范围地跨过边界自由流动，各类债券和股票的国际发行与交易数额快速上升，整个90年代，主要工业国家的企业在国际上发行的股票增长了近6倍。1975年，主要发达国家债券与股票的跨境交易占GDP的比重介于1％到5%之间，1998年，给比重上升到91%（日本）到640%（意大利），其中，美国由4%上升到230%，德国由5%上升到334%，各国该比重增长最快的时期几乎都集中在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

与此同时，国际债券市场的二级市场获得了蓬勃发展。债券市场信息传递渠道、风险和收益评估方式以及不同类型投资者的行为差异逐渐减小，以投资银行、商业银行和对冲基金为代表的机构投资者，以复杂的财务管理技巧，在不同货币计值的不同债券之间，根据其信用、流动性、预付款风险等的差异，进行大量?quot;结构易"，导致各国债券价格互动性放大，价格水平日趋一致。

海外证券衍生交易的市场规模有了突破性提高。几乎在所有主要的国际金融中心，都在进行大量的海外资产衍生证券交住T谛录悠律唐方灰姿瓤梢源邮氯站?25种期货合约的交易，也有部分马来西亚的衍生证券交易；美国期货交易所的交易对象，更是包括了布雷迪债券和巴西雷亚尔、墨西哥比索、南非兰特、俄罗斯卢布、马来西亚林吉特、泰国铢和印尼盾等多种货币计值的证券和衍生产品。

二、我国金融市场的国际化发展

在席卷全球的金融市场一体化潮流中，我国金融市场对外开放程度不断扩大，国际化进程加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