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发展范文精选
金融发展范文第1篇
1.国外方面
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中,国外学者一直走在前面,Goldsmith开创了实证研究的先河。他使用金融中介体资产的价值与GNP的比率作为一国金融发展指标,通过检验35个国家在103年间(1860年~1963年)的数据,发现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一般是同时发生的,经济增长迅速的时期总是伴随着金融的快速发展。但是不足的是,他并没有能够指明两者何为因果。
King和Levine针对Goldsmith研究不足,采样80个国家30年的数据,系统地控制影响增长的因素,表明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存在统计意义上的显着正相关,即拥有发达金融系统的国家经济增长较快,反之亦然。Levine的研究也自此引发了寻找金融发展影响经济增长证据的高潮。
Levine和Zervos(1996)通过在回归模型中引入一些反映股票市场发展状况的指标,扩展了和对金融中介体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分析。其研究结果是银行发展、股票市场流动性,不但都与同时期的经济增长率、生产率增长率,以及资本积累率有着很强的正相关关系,而且都是经济增长率、生产率增长率以及资本积累率的很好预测指标。
Arestis等(2001)使用来自5个发达国家的数据,采取时间序列研究方法,在控制股票市场易变性和银行体系效应的基础上,检验了股票市场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其结果也表明尽管银行和股票市场都可能有利于经济增长,但银行的效应更大。
2.国内方面
国内理论研究起步较晚,相对不足。然而,通过借鉴学习国外既有相关理论研究成果,国内学者也进行了一定的定性研究和大量定量研究。前人的这些研究,大都是基于国外既有理论成果,同时考虑了我国现实经济状况,运用了国外成熟的实证分析方法,得出符合中国具体情况的很有价值的结论。
宾国强(1999)采用OLS方法和Granger因果检验的方法分析了我国实际利率、金融深化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回归结果验证了麦金农的理论,实际利率、金融深化确实与经济增长有正相关关系,经济增长对金融深化有促进作用,得出结论我国的金融发展是经济增长的原因。
韩延春(2001)采用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联机制的计量模型,运用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有关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认为技术进步与制度创新是经济增长的最为关键因素,而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极其有限。
史永东(2003)利用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和基于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框架下的计量分析,对我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得出结论我国经济增长与金融发展在格兰杰意义上存在双向因果关系,同时得出了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贡献的具体数值。
袁云峰等(2007)利用Battese&Coelli(1995)提出的随机边界模型以及中国1978-2004年的跨省份面板数据研究了我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效率之间的关系,间接度量我国金融发展的资源配置效率。研究发现,我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效率的关系具有明显的时空特征;金融发展只是通过资本积累促进了经济增长,但是并未促进我国技术效率的全面提升。
随着现实的经济金融状况不断发展,二者之间的关系变得日益复杂,虽然诸多的学者基于各种理论试图对两者的关系进行分析,但仍未能达成一致,不过,通过对以往成果的研读,可以使后来人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对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有更深层面的了解,从而在路径的选择上更好的决策,以指导中国经济金融的可持续发展。
二、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理论研究综述
1.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没有相关关系
对于货币与实体经济之间的关系,西方古典经济学家根据萨伊定律提出了货币中性和信用媒介论,该理论认为货币供给量的变化不影响产出、就业等实际的经济变量。后来的一些经济学家如K.Wicksell,虽然认识到了货币在经济增长中具有重大的、实质性的影响,但主要强调的是消除货币对经济的不利影响。货币学派的代表人物Friedman认为“货币至关重要”只是就短期而言,在长期中货币供给的变化只会引起物价水平的变动,而不会影响实际产出。JoanRobinson也认为金融体系的出现和发展仅仅是对经济增长的被动反应。
新古典学派同样认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没有什么关系。如RobertLucas根据理性预期学派的分析,认为经济学家过分强调了金融因素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因为理性的人们往往可能会在货币供给量变化之前就已调整了自己的行为,故货币供给量的变化不会对产出和就业产生影响,所以菲利普斯曲线即使在短期内也是垂直的。
2.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一定的因果和互动关系
20世纪70年代,Mckinnon和Shaw以发展中国家的金融问题为研究对象,认为在发展中国家存在着严重的金融约束和金融压抑现象。这既削弱了金融体系聚集金融资源的能力,又使金融体系发展陷于停滞甚至倒退的局面。1973年,他们分别提出了着名的金融浅化理论和金融自由化理论。他们分别从“金融抑制”与“金融深化”这两个不同角度,将货币金融理论与发展理论结合起来,全面论证了货币金融与经济发展的辩证关系。他们认为,发展中国家之所以资金短缺,并不是因为缺乏能用于积累的资金,而是因为“金融抑制”造成了融资渠道堵塞和资金成本的扭曲。在金融深化的条件下,发展中国家经济建设资金不足问题可以缓解。
对于金融发展在促进经济增长方面的重要性,部分经济学家认为,金融发展是经济增长的一个必要条件。如Patrick认为,金融发展对于经济增长具有“供给主导”的作用。金融发展在动员储蓄、管理风险、便利交易等方面的积极作用有助于经济增长。但是,对于金融发展究竟如何影响经济增长的问题却存在许多争论。以Goldsmith为代表的结构主义者认为,金融发展以金融资产的形式直接增加储蓄,从而促进了资本形成与经济增长。Sinai和Stokers(1972)及Wallick(1969)的有关文献均对这一假说提供了经验支持。
而另一方面,以Mckinnon与Shaw为代表的金融压抑主义者却认为,现金余额的实际收益率是资本形成及由此取得经济增长的关键性决定因素。根据这一观点,经济增长基础上的金融发展绩效取决于利率的发展绩效。因此金融压抑主义者认为,实行金融自由化、放松利率管制最为重要。
三、小结
从以上的综述可见,目前为止关于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研究仍然处于发展之中。可能存在的主要问题有:其一,“金融”这个概念到现在为止也没有谁能够给出一个完整而准确的定义,特别是随着经济和金融创新的不断发展,金融总是处于变化发展当中。因此,关于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的关键影响因素就不好确定,基于此之前研究中的数据的可靠性和分析结果的有效性也就值得商榷。其二,技术手段的局限性。计量经济学诞生到现在为止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在科研领域也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它仍然还是一门发展中的学科,随着计量经济技术的不断进步,新的更先进的技术手段必将随之出现,未必现在认可的东西就永远正确。
所以,笔者认为进一步可能的研究方向是:
1.衡量指标和数据方面,随着理论上“金融”这一概念的不断发展,随着现实经济与金融创新的发展,着力寻找更全面准确和易于衡量的指标,以及质量更高的数据。
2.学科基础方面,经济计量学的发展应该引起科研工作者相关机构足够的重视,要从制度上引导和促进其发展,以期更好服务于该课题和相关课题的研究。
总之,无论是理论研究还是实证研究都还有很长的道路要走,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研究亦是永无止境的。
参考文献:
[1]吴敬琏:借助金融创新.实现经济增长[J].农村金融研究,2006年12期
[2]王亮:中国地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paneldata分析[D],2007
[3]张倩:陕西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D],2007
[摘要]本文从理论和实证研究两个角度出发,对近年来国内外诸多学者关于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相关关系研究的文章进行了归纳和总结,综述过程中笔者给出了适当的述评,并在文章末尾提出了未来可能的研究方向。
金融发展范文第2篇
关键词：社区银行；市场定位；中小企业贷款
1引言
社区银行（CommunityBank）这个概念产生于金融体系较为完善的西方发达国家。社区银行是指在一定区域范围内按照市场化原则自主设立、独立按照市场化原则运营、主要服务于中小企业和个人客户的中小银行。
2社区银行的经营特点
2.1差异化的市场定位策略
从规模上看，社区银行无法与实力雄厚的大银行相提并论。但是，社区银行还是在竞争激烈的金融市场中获得了足以使自己生存与发展的市场份额。这是因为社区银行普遍采取了差异化的市场定位策略，无论是目标客户、服务品种，还是经营区域，社区银行与大银行形成互补，形成了自己的竞争优势。
美国社区银行以“社区”为自己的主要经营地。社区银行将从一个地区吸收的存款继续投入到该地区，从而推动当地经济的发展，有效防止了基层金融的空洞化，因此也比大银行更能获得当地居民和政府的支持。美国的社区银行以中小企业、社区居民和农户为主要客户，利用信息优势和优质服务，通过简便的手续和快速的资金周转，为客户提供金融服务。社区银行对中小企业的贷款占其总资产的10%以上，占其总贷款的50-80%，而资产规模在100亿美元以上的大银行的上述比重分别为2.3%和15.6%。可以看出，对小企业和微型企业的贷款主要是由社区银行完成的。社区银行和中小企业之间存在着明显的相互促进关系，社区银行的存在和发展促进了社区中小企业的发展，而中小企业强劲的发展和金融需求是社区银行发展的重要支柱。
2.2经营风险小，信贷效率高
社区银行是以社区为依托设立的小银行，对社区的居民和企业较大银行更为熟悉。社区银行在审批企业和家庭客户贷款时，不仅要看相关客户财务报表和财务数据，而且还会考虑社区内这些作为邻居的借款人的性格特征、家庭历史与家庭构成、日常的开销特征等个性化的因素。也就是说，社区银行克服了大银行与小企业之间信息不对称的难题，更易于解决贷款中的委托问题和了解客户收入变动、支出状况等有一定保密色彩的个人信息，这就大大降低了银行在放贷过程中由于信息不对称所造成的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问题发生的可能性。因而，可以在更多的情况下为客户办理贷款甚至是信用贷款，却能较好地防范风险。
大银行发放贷款主要采用交易型贷款技术，即通过财务报表分析、抵押物借贷、企业信用得分等方式发放贷款，这些信息都是在发放贷款时可被观察、证实的定量“硬数据”。社区银行主要从事关系型信贷业务。所谓关系型信贷，是指社区银行主要凭借与中小企业以及社区成员长时期交往中所获取的定性“软”信息来发放贷款。这些“软”信息包括：银行信贷员与中小企业所有者常年直接交往形成的对其人品、可信度的评价；银行过去为中小企业提供存贷款或其他金融服务获得的中小企业收支记录；与中小企业供货商、顾客、邻近商家交流形成的对该中小企业发展前景的预测等，这些信息只能在一定范围内获取，难以在一个机构庞大、层级繁多的大银行内部有效传递。
2.3提供有针对性的金融服务
社区银行并不是在一个小区里有一台自动存取款机，或某家银行在小区里开设储蓄业务那样简单。社区银行实质是为社区里的中小企业和居民提供有针对性的服务金融，它提供了从社区儿童的储钱罐业务到社区老人的养老金管理计划等诸多服务，使得社区内的中小企业和全体居民，能够享受到较为充分、便捷和低成本的金融服务。
美国社区银行在经营中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针对客户提供个性化服务。受制于自身的资金规模，社区银行以向客户提供零售服务为主，包括：中小企业贷款和农业贷款、较低收费的支票和一些投资产品、不同种类的楼宇按揭和消费者贷款产品、较低费用的信用卡和借记卡服务，以及自动提款机和电子银行服务等服务。同时，社区银行注重业务创新，由单纯经营存贷款业务转向为多元化经营，积极开发信托、保险、证券和咨询等新业务，以满足客户的多样化需求。
3社区银行对我国金融业发展的启示
社区银行这种银行经营模式不但适用于国外金融是市场，在我国也有巨大的借鉴和推广价值。我国中小信贷机构的改革完全可以借鉴社区银行的模式，重组为具有竞争力的中小银行。农村金融的困境、中小企业贷款难题一直困扰着我国经济的发展，社区银行为这些金融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思路。民间资本也可以通过社区银行纳入正规金融体系，不但可以提高资金运营效率，促进经济发展，还可以有效的维护金融秩序，加强经济安全。
3.1社区银行为我国中小规模银行的定位指明了方向
社区银行作为一种成功的银行经营模式完全可以为我国银行体系改革提供参考。按照社区银行的标准来进行衡量，城市商业银行资产规模偏大、政府或国有法人股份偏高、经营区域普遍过大，因此城市商业银行不是典型的社区银行。城市信用社、农村信用社、农村合作银行在许多方面更接近社区银行，但仍存在定位不当、产权不够清晰、政府意志过强等问题。通过引进民营资本，对目前符合条件的城市信用社、农村信用社和农村合作银行进行重组和改造，成为社区银行。以社区银行为模板进行中小金融机构的改革可以节约我国的金融资源，充分实现金融资源的优化配置，提高金融效率。一方面，通过引进民间资本，对现有风险不大、符合条件的中小金融机构进行重组改造，将其塑造成为社区银行。另一方面，对面临市场退出的金融机构网点加以改造，如对国有银行的基层机构、关闭后的信用社等，利用其机构场所、专业人员和客户资源，调整业务结构为社区提供服务。
3.2社区银行可以成为解决农村金融困境的有效途径
造成农村金融困境的关键在于农村金融体系资源配置功能的缺位，而资源功能的缺位源于资源配置成本的过高，即农村金融机构提供金融服务的成本过高，收益过低，从而导致金融机构在向农村提供业务时“动力”不足。而社区银行能够很好的降低资源配置的成本。一是由于员工通常是本社区内的成员，对市场和客户都很熟悉，在搜集客户信息方面比大银行更具有优势，掌握了大量的“软信息”。社区银行可以利用其自身的信息优势来弥补授信过程中的信息不对称，降低了信息收集成本。二是社区银行的信息优势使其具有较强风险识别能力，从而能够很好的降低违约损失预期值。三是在信贷审批过程中，社区银行一般都对当地情况十分熟悉，对有关资信材料要求和担保条件可以适当放宽，从而减少了金融机构信贷的成本。社区银行这种模式在进行金融资源配置时的成本是比较低的，而且把吸收的本地区资金投入到该地区，起到了很好的资源配置功能。
中国农村金融困境主要表现为供求不平衡，农村的金融供给不能满足金融需求。而社区银行的模式能够较好的解决这一问题。一是社区银行在定位上，以农村金融需求的主体本区内的农户和中小企业为对象，能够根据需求主体的需要提供个性化的服务，满足其需要。二是社区银行的规模小，实质上也是一个中小企业，因此能够比较好的了解中小企业的特点和金融需求，并据此提供相应的服务和金融创新。国外的经验表明，社区银行对本区内的中小企业不仅提供存贷等常规金融业务，还满足了中小企业金融咨询、租赁等需求，成为了一个能够全方位满足客户需求的综合性金融机构。对于金融需求日益多样化和复杂性的现代中国农村而言，社区银行是金融机构发展的一种很好选择。3.3社区银行为解决中小企业贷款难题提供了思路
中小企业日益成为我国企业组织的主要构成，在国民经济中的作用日益增强。截止到2006年10月底，其数量占全国企业总数的99%，产值与利税在全国的占比分别为60%和50%左右。中小企业不仅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还是孕育企业家精神和推动技术创新的主要载体，更是促进社会化专业分工的重要力量。目前我国大银行在银行体系中占据垄断地位，信贷资金向“大城市、大行业、大企业”高度集中的金融体制。中小企业因经营的不稳定性、抵押物品的缺乏、财务信息的不完备，很难获得大银行的资金支持，普遍存在资金匮乏的问题。而社区银行的运作都在本地，对区域内客户的情况更为熟悉，也易于与客户建立长期的稳定的业务关系，这都为社区银行迅速做出信贷决策奠定了基础。社区银行在按市场化原则经营的过程中注意差异化服务思路，注重金融产品的创新，金融服务的个性化，它能够较好适应中小企业对资金需求数额较小、频率较大等特点。
3.4社区银行有助于将民间金融资本纳入正规金融体系
根据央行调查统计司的调查推算，目前我国民间融资规模为9500亿元，占GDP的6.96%左右。在浙江等民营经济发达地区，地下金融的间接融资规模大约相当于国有银行系统的1/3。另外，有证据表明，与现有银行机构相比，一些地方从事资金交易的非正规金融的经营效率更高，并且对当地中小企业创业贡献更大。所以，通过组建社区银行将非正规金融导入正规化、合法化金融运作领域，其意义将十分深远。如何把民间资金纳入正规金融运作体系使之依法有序运营是一个难题，社区银行无疑为解决这个难题提供了思路。可以考虑采用这样一种运作方式：由金融监管部门首先选择一家或一位经营业绩良好、资金实力雄厚、社会知名度较高、信誉良好的企业或资本持有人作为社区银行的“发起人”，组织、鼓励和引导市辖内具有一定规模民间非正规金融资本参与，采取股份制的形式，分散股权明晰权责，将民间非正规的金融资本导入正规的金融体系。如果能改变以往只采用“堵”的抑制手段，而辅以“疏”的发展方式，积极引导民间非正规金融走上正规化、合法化道路，通过组建社区银行方式将民间闲散资金组织运营起来，将更符合市场化发展规律。
参考文献
［1］钟伟.中国民营银行宜走社区银行之路［J］.上海金融，2004，（6）.
［2］杨蔚东.美国社区银行及其对中国银行业发展的借鉴意义［J］.经济界，2004,(5).
［3］盛锦飞.“社区银行”模式对解决中国农村金融困境的启示［J］.山西综合经济，2006,(4).
金融发展范文第3篇
关键词：金融发展；增量性金融发展；质量性金融发展
有关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的认识，经济学家有着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在经济学发展历程中，金融并不为“经济学先驱”所重视（Meier and Seers，1984），其中还包括了三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他们同样不重视金融在经济增长中所起的作用。罗宾逊夫人（1952）提出了“企业先行，金融跟随”这一著名论断；卢卡斯（1988）认为经济学家往往夸大了金融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从这一角度而言，金融不是经济增长的源泉，而仅是“实体性部门”需求变化的附属品。与上述观点相反，另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米勒（1988）提出了“金融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是极其重大的”这一观点。在经济发展史中，还有众多的经济学家，如熊彼特（1912）、格利和肖（1955）、戈德史密斯（1969）以及麦金农（1973）等都不赞同金融在经济增长中的重要性可被忽视的观点，指出这种忽视会造成对经济增长理解的偏差。
由此可见，经济增长和金融发展的关系历来是一个充满争议的话题。而理清两者之间的关系，不仅将对现有的经济模型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Levine，2003），也有助于政策制定者设计出有效的政策来推动经济增长（Zingales，2003）。而莱文（1997，2004）从金融职能角度来解释金融中介和金融市场的作用，能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金融和增长之间的关系。他认为金融职能可划分为五大类：提供投资和资本配置信息；监管投资和完善公司治理；便利交易和降低管理风险；调动储蓄资源；利于商品和服务交换。尽管金融体系具有大致类似的金融职能，但各个国家（地区）提供这些金融职能的能力存在巨大的差异。这种差异到底在多大程度上会影响不同国家（地区）经济增长，以及怎样建立一个有利于经济长期稳定增长的金融体系值得深究。而在我国有关区域金融的研究一直比较薄弱。由于我国地区间发展的不平衡性，对于我国经验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已类同于跨国研究。因此，对我国的研究不能停留在国家层面，必须深入到地区层面，才有可能把握到基本的现实，从而得出符合实际的研究结论（周立、王子明，2002）。因此，我们集中分析浙江省金融发展对经济的作用，借此得出浙江省金融发展到了转变阶段的结论。如若金融发展这一瓶颈问题不能较好地解决，将会影响浙江省经济发展的潜力。而且当前正是该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时期，我们将立足于现实给出建设性意见。
一、省内经验观察
（一）全省金融发展趋势
首先，我们研究自改革开放1978年以来浙江省金融的整体发展情况。由于缺少地区范围的M2数据，因此无法直接用传统金融深度这一常用指标来衡量浙江金融发展状况。然则，浙江省金融资产以银行资产为主，而银行最主要资产为存款和贷款。因此可以利用金融相关比率来揭示浙江省金融发展状况。而金融相关比率最早是由戈德史密斯提出，用以一个衡量金融结构和金融发展水平的指标，其计算公式：FIR=（S+L）/GDP，FIR为金融相关比率，S为金融机构存款额，L为金融机构贷款额，GDP为各地市的生产总值。在研究中所涉及的金融数据来源于历年的浙江统计年鉴。
通过对全省金融相关比例的处理，从图1中可以看出，1978～2005年浙江省在经济和金融两方面都得以稳步发展，金融相关比率从1978年的0.6845上升到2005年的2.7572，其中2003年全省金融相关比率为最高，达2.7586。从1997年开始，FIR上升态势更为显著，这反映出浙江省开始了快速的金融市场化进程。
（二）各地市金融发展趋势
鉴于整体与部分之间的内在逻辑，应进一步深入考察浙江省各地市金融发展状态。我们发现金融发展程度各有差异，但总体上与经济发展的相关程度较高。为了便于分析，我们按照浙江省各地市的经济实力（经济总量），将11个地市划分为三类地区：第一类地区为杭州、宁波和温州三个市；第二类地区为绍兴、台州、金华和嘉兴四个市；第三类地区为湖州、衢州、丽水和舟山四个市。在此基础之上，我们分别考察浙江省三大类地区的平均FIR指标。在历年各地市FIR数据中，以杭州地区的FIR指数为最高，湖州地区的FIR指数为最低。图2中反映出经济较为发达的杭甬温地区FIR指数明显高于其他另外两个层次地区；而处于第二、第三层次地区的FIR指数相对差距并不十分明显。
此外，一个地区经济发展需要大量资金的支持，这就是金融支持说。而居民储蓄的增长为金融创新和金融工具的多样化提供了雄厚的物质基础，因此低的储蓄能力必然引起资本形成不足，资本形成不足使生产率难以提高，低生产率又造成低收入，周而复始，形成一个恶性循环（金雪军、田霖，2004）。在浙江省内金融资金充裕度的方面，我们采用存贷差、存贷比来加以衡量。存贷差是一个绝对数概念，而存贷比则是一个相对数概念，结合两者可反映一个地区信贷资金的自给程度。通过对省内各地区存贷差的计算可知，目前浙江各地区均处于存差状态，其中杭州地区存贷差绝对数最大，资金相对充裕，衢州地区存贷差绝对数最小，资金相对匮乏；而浙江各地区存贷比均大于1，反映出浙江省各地区整体上能实现信贷资金的自给自足，其中存贷比最高的为嘉兴地区，最低的为衢州地区（见表1）。
透过相对充裕的金融资金，我们更需要关注其内部结构。在此，我们仍参照上述分类法，将11个地区分为三大类地区。经过相应的数据处理，我们得到了如图3所示的金融资金结构变化趋势：从静态数据来看，第一类地区居民储蓄所占比重最低，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该地区金融发展态势良好，而其他两类地区中居民储蓄所占比重较高，金融资金结构存在着问题；从动态数据来看，三大类地区居民储蓄比重随时间推移而逐渐降低，反映出在金融开放的有利条件下浙江省内各地区对金融结构逐步进行优化的过程。
二、金融发展道路的选择
从以上的经验数据观察来看，浙江省金融资金总量并不缺乏，也就是说在改革开放以来浙江省金融在量上得到较高的增长，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当前，浙江省金融发展无疑是选择以银行为主的金融中介机构和资本市场协同发展这一模式。但在整个金融发展过程中金融结构问题突出：金融相关比率偏高、非金融机构的融资结构偏向间接融资、金融机构类型结构偏向商业银行机构、银行市场结构偏向大银行垄断、银行所有制结构偏向国有银行、银行贷款类型结构偏向企业生产经营贷款、银行贷款对象结构偏向国有大型企业贷款、金融区域结构偏向大中城市。根据戈德史密斯在《金融结构与金融发展》中的研究，提出一国的金融相关比率的提高并不是永无止境，该比率在1-1.5之间趋于稳定；欠发达国家金融相关比率多在0.6-1左右，发达国家金融相关比率在1.5附近。值得注意的是，浙江省各地市中金融相关比率最低为湖州市，其FIR指标也高达1.5，那是不是意味着浙江省金融已经发展到了和发达国家等量齐观的境地了吗？
绝对不是！虽然储蓄总额占GDP的比重高能说明该地区经济信用化程度，但并不是越高越好，其中存在着一个相反的机制――储蓄和投资两者之间具有一定的可替代性。另外，浙江省内融资方式过于单一，主要是依靠金融机构吸收居民储蓄存款作为资金来源。而在这一前提下，经济信用化程度的提高或FIR指标的提高也意味着储蓄总量的增加，会对投资产生严重的挤出效应，影响浙江经济的持续发展能力。因此，单纯的金融资金规模增加到达一定程度就不再能有效地推动经济增长。而导致浙江省出现金融发展瓶颈，就是因为在过去的发展中只强调增量性金融发展，而相对忽视了质量性金融发展。这种发展思路将在未来影响浙江省长期的经济增长，所以，浙江省金融发展应逐步从注重量化增长向注重质化提升过渡。
对浙江省内各个地区金融发展状况所作的比较，我们发现在浙江省内各地区间的经济增长与金融发展有着一定的关联度，且第二、三层次地区的金融发展差异，并不像经济发展差异那样明显，这正好说明了这两个层次地区目前正处于金融发展的初级阶段――增量性金融发展，此时金融量的积累效应更加显著，因而指标相对接近。而第一层次地区的FIR指标较高，反映出该层次金融发展程度要优于另外两个层次地区，应当首先承担起金融发展由增量性发展向质量性发展转变的重任。
如何才能从注重增量性金融发展转向注重质量性金融发展？金融深化是必然之举，然而这一举措仅仅是长期的解决之道，并非一个省市的能力所及；在短期来看，如何避免由于金融发展落后而成为制约经济增长的因素，这是我们所更为关注的。我们认为要在短期内有效提升浙江省金融发展的质量，必须注重民间金融的发展。因为民间金融是在主流金融体制之外而生的体制外金融，所以它往往比主流金融更具有活力，更有效率，也更加真实（姜旭朝、丁昌峰，2004）。民间金融从其形成以来，一直都是以私有制为主，相对于主流金融是一个自发的从下而上的发展过程。在经济发展初期，民间金融往往能和主流金融形成互补，可以有效地把储蓄转化为投资，改善宏观经济效率，促进民营经济增长（潘士远、罗德明，2006）。借助这一特性，要是能较好地发挥出民间金融的互补作用，对提高浙江省金融质的发展大有裨益。
针对以上问题，浙江省需对金融发展有新的认识，省内民间金融需要得到进一步发展，以填补金融深化不足所带来的“真空地带”。在此我们提出如下具体措施：第一，作为国家金融改革试点城市的浙江各市，应该把握机遇，坚持社会稳定与金融改革的速度相协调，绝不能盲目地以扩大储蓄为主要目标，注重投资的时效性和回报率。第二，调整地方金融体系，重视民间金融的补充机制，使民间金融及时地融入现代金融体系之中，逐渐从“关系型融资”向“契约型融资”转化，才能获得更为长期地发展。第三，根据民间金融的特点，适当放松行政管制，打破国有金融机构的垄断格局，推进各地市商业银行的改革，形成良性的竞争格局。第四，进一步将农村信用社和城市信用社改造成为民营中小金融机构，将更有利于建立中小企业融资服务体系，以适应浙江中小企业转型的需要。第五，对民间金融实行金融监管，建立民间金融监测系统；非法金融行为对民间金融所起的破坏作用严重，应予以严厉打击。
参考文献：
1、Arestis, Demetriades and Luintel.“Financial Development and Economic Growth: The Role of Stock Markets[J].Journal of Money, Credit and Banking,20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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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姜旭朝,丁昌峰.民间金融理论分析：范畴、比较与制度变迁[J].金融研究,2004(8).
4、潘士远,罗德明.民间金融与经济发展[J].金融研究,2006(4).
5、谈儒勇.金融发展理论与中国金融发展[M].中国经济出版社,2000.
6、周立,王子明.中国各地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实证分析：1978~2000[J].金融研究,2002(10).
金融发展范文第4篇
金融市场化 金融发展 中国金融史
1金融市场化的含义
金融市场化的含义是随着历史的脚步而变化的。金融市场化在早期的国外研究中通常被称作金融自由化。如在麦金龙（1973）的著作中，金融自由化主要包括利率自由化和减少数量性行政干预这两个方面。其后，随着金融市场化的推进，国内外关于市场化的研究愈加丰富起来。通俗地来讲，它是指一个国家的金融部门运行从主要由政府管制转变为由市场力量决定的过程（周业安和赵坚毅，2005）。金融市场化可以由很多指标来度量，比如利率市场化程度、资本自由流动程度、金融机构市场化程度等。
2中国的金融市场化历程
回顾中国金融发展历史，金融市场化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2.1金融机构类型逐渐丰富
改革开放后我国经济飞速发展，金融机构体系空前繁荣起来，迄今已建立起大型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政策性银行、地方中小银行、非银行金融机构和农村金融组织等多层次、全方位机构体系。产权结构日趋多样化
降低的行业壁垒使非国有资本，尤其是民营资本纷纷踏入金融业。
2.2对外开放程度不断加深
一方面，中国与国际各大资本之间的交易往来日趋频繁，另一方面，外汇管理理念和方式明显转变，2015年11月30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宣布正式将人民币纳入IMF特别提款权（SDR）货币篮子，意味着人民币将在2016年10月1日正式成为第五大国际货币。
2.3利率市场化改革不断推进
我国利率市场化进程从1966年放开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开始，至1999年已经实现银行间市场利率等的市场化。2013年7月，中国人民银行决定全面放开金融机构贷款利率管制。2015年8月，一年期以上定期存款的利率浮动上限被放开。2015年10月24日起，商业银行和农村合作金融机构等不再设置存款利率浮动上限。至此，利率市场化已取得了历史性阶段胜利。
2.4汇率改革取得重要进展
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主要经历了三次重大改革。1994年，人民币官方汇率和外汇调剂价格并轨，建立了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2005年7月起开始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2010年开始，进一步推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增强人民币汇率弹性。
3金融市场化对金融发展的促进作用
纵观历史，不可否认，金融市场化的确推动了金融发展，并且带动了经济发展。中国的金融市场化历程尚短，但参考其他国家的例子，我们不难发现这一点。
美国作为世界霸主，金融地位不容撼动。而探究其金融自由化的历程，我们发现金融创新扮演着不可忽视的角色。不夸张的说，美国金融业界正是以其源源不断的金融创新推动着金融自由化的发展进而推动了整个金融行业的发展。1927年，美国通过了《麦克法登法案》来限制银行跨州设立分行，而业界则以成立银行控股公司予以回应。在利率管制方面，60年代的欧洲美元存款是为了规避缴存准备金和Q条款利率上限限制，70年代的“货币市场基金”则是应支票存款的利息支付限制而生。1998年的花旗集团对旅行者集团的并购案则是美国金融自由化改革中的一道里程碑。1999年，美国参众两院通过了《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标志着业界长期推动的金融自由化改革在法律上最终得到确认。
日本作为亚太地区的一大经济体，于1978年开始实施金融自由化，重点推进利率市场化和放松金融管制。在利率市场化方面，1978年日本短期拆借市场利率、票据利率实行自由化。1982年的新银行法尊重了银行在业务运营上的充分自主性。1985年，日本开始实施大额存款利率自由化。在金融管制方面，日本废除了对金融机构业务领域的限制，银行与证券公司在业务经营上可以相互渗透、相互交叉。
总体来看，全球金融市场化改革过程中，开放金融机构的设立、解除市场进入障碍都有助于增强金融业内部的良性竞争；实行利率自由化，使得资金价格可以由市场供需而定；金融业务范围的放宽，使金融机构实现业务综合化；金融创新更是大力推动了金融业的发展。
4金融市场化对金融发展的危害
但实际上，金融市场化并不仅仅只是“锦上添花”。很多时候，它也是一把双刃剑，给金融发展带来驱动力的同时也扩大了金融风险，甚至导致了金融危机的发生。
拉美、东亚、中东欧等新兴市场经济体在90年代先后爆发了货币和金融危机，有的国家在改革失败后重新实施金融管制。比如1994年至1995年墨西哥的金融危机，比索汇率狂跌、股票价格暴泻，危害极大。甚至细究起来，2008年的全球金融风暴，不也正是源于美国过度金融创新却又监管不力的次债危机么？资产证券化，作为金融发展史上里程碑式的产品，设计之初确实为很多金融机构创造了资产流动性，但好工具滥用，一旦没有锁住资产池的风险性，最终也会造成致命危机。
由此看来，我们也不能忽视金融市场化可能给金融发展带来的种种危害。金融市场化加大了金融风险，加剧了宏观经济的波动性，进而更容易形成频繁的金融危机。
5结论
本文通过对中外金融市场化进程的分析，着重阐述了金融市场化在金融发展中扮演的不容忽视的促进作用。但频频爆发的金融危机引人深思，我们在金融市场化的进程中，应该把握好推进的节奏和力度，加强对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的监管，注重金融市场化改革的顺序，尊重经济发展的内在规律。
参考文献：
金融发展范文第5篇
[关键词]金融发展；结构观；制度观；功能观；环境观
[中图分类号]F8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670(2007)04―0023―05
金融发展的涵义是逐步演进，逐步丰富的。戈德史密斯(1969)首先对金融发展的含义进行了阐述，他认为金融发展就是金融结构的变化，并对金融结构进行了深入的研究，然而他所研究的金融结构仅仅是从数量或者规模的变化的角度展开的，而当时大多数国家的金融是受政府严格管制的，数量或者规模的变化受到严格限制；而后麦金农和肖(1973)从制度层面拓展了金融发展的含义，指出金融发展的过程就是放松管制、金融深化的过程，麦金农和肖的金融抑制与金融深化理论的提出，标志着金融发展理论的正式形成；然而20世纪90年代以后，全球金融危机的频繁爆发，引起了人们对金融发展理论的反思，金融发展理论研究再次兴起，建立一个什么样的金融体系以及“银行主导型”和“市场主导型”哪个能更好地促进经济增长成为争论的焦点，出现了金融的“功能观”(博迪和莫顿，1995)，即把研究视角定位在金融功能上，认为金融发展就是金融功能的不断完善和增强；在此基础上我国学者围绕着与完善、拓展金融功能密切相连的金融发展环境因素展开了研究，提出了金融“生态环境观”(周小川，2004)，即金融发展就是金融生态环境不断优化的过程。因此，金融发展的涵义从金融结构的变化、金融深化向金融功能的提升和金融生态环境的优化逐步演进，不断地丰富与发展。
一、金融发展的“结构观”
戈德史密斯(1969)是在金融发展初期最早提出金融发展这一概念的，他认为金融发展就是金融结构的变化，而后麦金农和肖(1973)认为金融发展主要是金融机构、金融工具和金融资产规模的膨胀。
1969年美国耶鲁大学雷蒙德・W・戈德史密斯在其出版的《金融结构与金融发展》一书中提出，金融发展就是指金融结构的变化，因此研究金融发展必须以有关金融结构在短期或长期内变化的信息为基础。他还指出是各种金融工具和金融机构的形式、性质和相对规模共同构成一国金融机构的特征。
戈德史密斯将金融结构划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次就是他所说的“金融上层结构”与其“经济基础”(即国民财富)的关系，提出了金融相关比率的概念，用金融资产总量占GDP的比重来表示，以说明金融在整个经济体系中的重要性。从严格意义上来说，这不是金融本身的结构问题。
第二个层次就是金融工具结构，戈德史密斯将金融工具划分为两大类型：债权类和股权类。前者又可以分为国内金融部门、非金融部门和外国居民三种类型。这一层次主要研究不同种类、不同性质、不同期限的金融工具在其总额中的相对比重，及其在各种产业中的分布。
第三个层次就是金融中介结构，首先是金融部门的金融资产在金融资产总额的比重，即中介率，用以说明一个国家金融部门的发达程度；其次是不同类型中介机构的金融资产在金融机构总资产中的比重，用以反映不同类型中介的市场份额。
进入20世纪6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麦金农(1973)和爱德华・肖(1973)各自发表了具有深远影响的两部著作《经济发展中的货币与资本》与《经济发展中的金融深化》，分别从“金融抑制”与“金融深化”角度研究了金融结构，对内源融资与外源融资两类融资方式进行了分析。麦金农认为内源融资是指“某一特定企业(或经济单位)的投资，是由该企业内部积累的储蓄提供资金的”。与此相对应，外源融资是指企业(或经济单位)通过外部获得投资的资金来源。此后，麦金农又分别于1991年和1993年两次出版了《经济自由化的次序一向市场经济过渡时期的金融控制》一书，对金融结构的变化顺序进行了论述，指出实现资本项目的外汇可兑换性应该是经济自由化最佳次序中的最后一步，这为研究一国国内融资与国际融资的结构关系提供了重要依据。
戈德史密斯关于金融结构的论述，对于了解一个国家金融发展的程度，金融活动的特征以及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促进金融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而麦金农和肖都是在戈德史密斯关于金融结构的基础上展开的，从金融抑制和金融深化的角度进一步研究了金融结构，这有助于我们形象地描述金融发展的程度，更为直观地理解金融发展。但金融结构研究的仅是金融发展表层的东西，并没有涉及金融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这一根本性问题，存在明显的缺陷。而且相对于经济发展的需要而言，金融结构的发展对金融发展的促进作用是非常有限的，因为当时大多数国家的金融是受政府严格管制的，数量或者规模的变化是受到严格限制的。
二、金融发展的“制度观”
如前所述，金融发展受到制度的严格约束，而且在20世纪70年代以前，发展中国家采取以压制实际利率促进经济增长的金融政策，遭遇了失败，这也显示了传统的货币理论在发展中国家的失效。于是麦金农和肖都以发展中国家的货币金融问题作为研究对象，分别从“金融抑制”和“金融深化”的不同角度，对发展中国家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辩证关系进行了开拓性的研究，从制度层面拓展了金融发展的涵义，即金融发展就是金融深化的过程。
爱德华・S肖(1973)在《经济发展中的金融深化》一书中指出，活跃的经济会刺激金融业发展，发展中国家要纠正金融制度不完善、金融压制、经济发展受阻、金融制度与经济发展处于恶性循环状态的不利状况，摆脱“金融抑制”，就要采取“金融深化”措施，政府取消对金融的干预，放松对金融的管制，使利率和汇率能真实反映资本市场的供求，处于良性循环的状态。
在论及金融发展如何促进经济增长时，爱德华・S肖提出了“债务媒介论”，认为货币是金融体系的一种债务，而不是真实的社会财富，货币在整个社会中发挥着各种媒介作用，它通过降低生产和交易成本而提高生产效率，增加产出，从而促进储蓄和投资。
而在这个问题上，同年出版了《经济发展中的货币与资本》的美国经济学家罗纳德・麦金农(1973)则认为一方面金融系统可以发挥导管作用，将分割经济连接起来，取消金融压抑，使国内储蓄积累，选择投资项目，而不必主要依靠收取铸币税、通货膨胀税
等财政手段和依靠外部融资手段；另一方面内部融资资本的形成机会的扩大使生产者所持有的实质现金余额增大，这提高了投资者的信誉，投资者获得外部融资的可能性也会增加。因此，渠道效应提高了储蓄水平，促进了资本形成，进而促进了经济增长。
麦金农和肖的金融抑制和金融深化理论的提出，标志着金融发展理论的正式形成，他们主张放松金融管制，指出金融发展就是金融不断深化的过程，这对发展中国家货币金融政策的制定以及金融体制改革的实践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然而，他们的理论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实施，结果并不能让人满意，很多国家在放松金融管制之后都爆发了金融危机。另外麦金农和肖的金融发展理论也存在严重的缺陷：金融深化理论只注意到货币在集聚金融资源中的作用，忽视了金融体系通过信息生产而有效配置资源的功能等其他功能，所以，在此之后西方理论界就解释金融体系的发展趋势问题，出现了金融功能观，把研究的视角定位在金融基本功能之上。
三、金融发展的“功能观”
金融功能观为我们认识金融与经济发展问题提供了很好的视野，使我们能够超越具体的金融工具、金融机构，超越纷繁复杂的现代金融景象，顺着一个相对清晰的脉络把握金融体系的演变。金融的基本功能以及“银行主导型”和“市场主导型”金融体系功能的比较揭示了金融体系的演变与差异，从金融功能的层面进一步丰富与发展了“金融发展”的内涵。
(一)金融体系的基本功能
格利和肖(1960)在《金融理论中的货币》一书中提出金融中介最基本的功能即支付清算功能；而后托宾(20世纪60年代)进一步指出金融还具有资源配置功能；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勒兰德与帕勒(1977)从信息不对称角度分析了金融中介与金融市场的功能，提出了金融的信息提供功能；到20世纪80年代，金融中介有了迅速的发展，随之也带来了金融风险问题，于是戴蒙得(D.Diamond,1984)等提出了监督及风险管理职能。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博迪和莫顿(1995)探讨了金融作用于经济的具体机制，并完整系统地提出了金融功能理论，将金融基本功能概括为以下四个方面：
1、支付清算功能。支付清算功能是金融中介最基本的功能。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需要一个体系为全社会的交易活动提供支付清算服务，进而提高整个社会的经济运行效率。金融体系通过其网络为商品、劳务和资产的交易，以及资本的转移提供各种清算支付手段。但在金融体系内部由哪个部门来承担这个功能，随着金融体系的演变，或许存在差异――在传统的金融结构下，主要由商业银行来承担全社会的支付清算活动。现代金融结构下，种类繁多的非银行金融机构也逐渐成为清算支付功能的主要承担者。
2、资源配置功能。资源配置功能是指金融能够提供储蓄――投资转化机制，降低交易成本，实现稀缺储蓄的有效配置的过程。在各国金融的发展过程中，金融资源的配置主要通过两条途径来实现的：一条是通过金融中介来实现的，另一条是通过金融市场来实现的。金融中介的基本功能在于通过发行间接证券这种金融资产，在资金剩余单位和资金不足单位之间进行资金融通，以提高资金的可获得性。金融市场是通过价格机制，例如利率、股票的价格等来实现金融资源的市场化配置的。
3、信息提供功能。许多学者从信息不对称角度分析了金融中介与金融市场的功能。他们认为：贷款者和借款者之间存在着信息的不对称性，借款者比贷款者具有信息优势，而且借款者为了自身的利益有可能制造虚假信息。在这种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市场机制会受到严重损害。贷款者由于缺乏全面的信息，只能根据借款者过去平均的信息来设定贷款条件，那就会对其他高于平均条件的优良的借款者不利，后者就会退出借贷市场。如果这一过程不断重复，借贷市场上借款者整体素质就会下降，市场机制就不能正常发挥作用。这就是所谓的“逆向选择”问题。而信息由于具有准公共产品的性质，存在着定价、不容易买卖等多种困难。但是，金融中介可以买卖基于信息而制造的金融资产。换言之，金融中介在代替贷款者生产信息的同时，通过间接证券购买借款者所发行的本源证券。
4、监督及风险管理功能。金融中介专门从事资金融通活动，将独立、分散的存贷款活动集中起来，利用其专业化知识进行管理，能够降低存贷款风险；其次，由于金融中介的支付能力或流动性在现代经济中非常重要，政府不仅对其监管较严，同时也提供一些安全保证，从而减少了其风险。此外，在现实世界中，由于市场是不完全的，金融交易存在各种不确定性。为了克服这些困难，提高市场效率，需要多种金融技术(financial technology)。例如，在资金需求者和供应者之间建立必要的信息网络，通过标准化、评级等中介手段，促进本源证券的发行等。虽然本源证券的收益性较小，但是由于它流动性强、风险小，以及在技术上具有可分割性等特点，金融技术的发展使得从更大范围的资金筹集成为可能，金融中介因而也得到进一步发展。解决“逆向选择”风险的一个有效的方法是对借款者进行持续的监督(moni-toring)，而且这种监督是由金融中介或者金融市场代替贷款者进行的，即如果金融中介进行多样化的分散投资，换言之，前述存款者与金融中介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的风险可以通过金融市场的多元化投资组合而得到解决。
(二)“银行主导型”和“市场主导型”：金融体系功能的比较
1、“银行主导型”的观点
Gerschenkron(1962)强调的是，在经济发展的早期金融中介处于幼稚时期时，银行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他认为，在国内会计和法律制度健全的条件下，对增加公司信息透明度和提高债务偿还率，权威性的银行比市场更加有效。Stigitz(1985，1993)则强调金融市场容易造成“搭便车”的问题，银行在降低信息不对称方面比市场更为有效。Boot greenbaum和Thakor(1993)从监管的角度来分析银行的优势，他认为银行对公司实行的是长期的监管，有利于长期经济增长。
在公司治理方面，Myers和Majluf(1984)认为，内部的所有人比外部所有人具有信息优势，这种信息不对称降低了交易的潜在效用。流动性与公司治理成反向比例关系，流动性越高，所有者监管经理人的欲望就会越低(Bhide,1993)。因此，市场所具有的高流动性不利于公司治理和资源配置，不利于长期经济增长。而Allen和Gale(1999)和Port(1992)和Aoki以及Patrick(1993)从董事会和管理者之间的关系上来研究银行的优势，认为银行与公司形成的长期关系有利于提高资源的配置效率。
2、“市场主导型”的观点
“市场主导型”观点是把“银行主导型”的不足作为其立足点的。Bhattacharya和Chiesa(1995)、Dew―
atripont和Naskin(1995)以及Thadden(1995)都对“银行主导型”和“市场主导型”的金融结构的配置效率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他们认为，一旦银行获得了公司的内部信息，就能够获取租金。而公司为获取资本不得不支付这些租金，特别是在公司进行新的投资或债务重组的情况下更是如此。“银行主导型”融资容易使银行利用其权利从公司抽取未来利润，这种抽取未来利润的行为会降低公司的创新能力(Ra-jan,1992)。因此，在“银行主导型”的金融结构下，经济只能保持低速度增长。
Weinstein和Yafeh(1992),Morcka和Nakamura(1999)对日本金融结构进行了研究后发现，“银行主导型”的另一个弊端就是银行容易与公司经理人相互串谋，不利于竞争和创新，从而不利于经济增长。而Edward和Fischer(1994)以及Black Moersch(1998a)对一些国家的融资结构进行实证研究后发现，银行容易成为公司的“俘虏”或者与公司人相互勾结。而Wenger Kaserer(1998)的研究则更令人惊奇，他发现“银行主导型”融资体制会形成公司控制，其结果往往是银行自己成为自己的股东。
总之，“银行主导型”观点，强调银行金融结构在动员储蓄、发现投资机会和执行公司治理等方面处于优势地位，特别是在经济发展的早期和比较弱化的经济环境中，银行具有独特的优势。与此同时，“市场主导型”观点则强调金融市场在配置资本、提供流动性、风险管理工具和减轻由于银行权力过度而导致一系列问题等方面的优势。
金融发展的功能观是金融理论发展过程中的一个突破，是金融发展理论更向前迈进，然而经济的不断发展总会给金融发展理论带来新的课题，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人们逐渐认识到，由于金融是现代市场经济运行的枢纽，它在渗透于经济的各个领域、各个层面、各类经济主体和各种经济过程的同时，也反过来强烈地受到他们的反作用，这就表现在人们关注的金融风险问题。因此从理论和实践上看，一个国家或地区金融体系的健康发展，是需要一定的支持因素的，即支持金融长期、健康、稳定发展的金融环境。
四、金融发展的“环境观”
实际上，金融机构与金融市场是经济不同发展阶段的产物，直接融资方式与间接融资方式也是适应于不同经济发展阶段所需要的两种融资方式，二者之间是既竞争又互补的关系，而并不是完全竞争的关系。早在1989年，白钦先教授在其编写的《比较银行学》中就对此问题进行了阐述，提出了“金融倾斜及其逆转”的概念，对金融结构的变迁予以了充分的关注。
同时，他对金融结构变迁的动因提出了概括性的“运转环境”理论，他指出“任何金融体系的产生、发展、演变与运行都必须依赖于一定的社会环境、经济环境和金融环境。银行、非银行金融机构及金融市场和保险市场的性质、职能与作用、业务种类和发展水平，银行的数量、机构设置和总体规模、运行机制和方式、作用强度等都同一定的运转环境密切联系”。在此基础上，从经济环境、金融环境和社会环境等方面对“运转环境”进行了进一步的阐述。
另外，因为金融在一国经济中有重要的作用，而且金融体系绝非独立地创造金融产品和金融服务的系统，它的运行更广泛地还涉及其赖以活动之区域的政治、经济、文化、法治等等基本环境要素，以及它们导致的主体行为异化对整个金融系统造成的影响。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说，这和自然生态系统很像，于是周小川博士(2004)提出了一个仿生概念――金融生态，即各种金融组织为了生存和发展，与其生存环境之间及内部金融组织相互之间在长期的密切联系和相互作用过程中，通过分工、合作所形成的具有一定结构特征，执行一定功能作用的动态平衡系统。
金融发展范文第6篇
关键词：国际碳金融；主要发展模式；发展路径；启示
国际碳金融发展背景当前，世界各国已经意识到温室气体排放的危害性，已经在努力需求各种有效的解决办法，这其中建立碳排放交易体系是主要的手段和办法。由这个交易体系形成的碳金融市场使得温室气体的限制排放问题的解决实现了市场化运作，大大提高了温室气体减排的效率和质量，得到了世界各国的拥护和重视，纷纷支持和效仿，并缔结了很多有关碳排放标准的协议，建立起了全世界的碳排放交易体系，并由此逐步形成了国际碳金融市场。欧美等发达国家的工业发展得比较早，早年曾发生了很多污染空气和环境的事件，积累了很多的治理空气和环境的经验，在对待温室气体的排放上也是非常重视的，早就开始加强了对碳排放技术和减排方法的研究，建立起了很多减少碳排放的体系和体制，尤以建立碳金融市场的方法最有效。我国近些年来经济和社会迅速发展，温室气体的排放量也是日益增多，已经成为温室气体排放量大国，由此产生的环境问题、社会问题越来越大，承受的国内和国际的减排压力都比较大。我国要采取新的减排方式来降低碳排放量，碳金融市场就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但是，碳金融市场对我国来说是一个新鲜事物，发展经验严重不足，市场体制也没有得到充分的建立，发展方式和发展路径都不清晰，需要对碳金融市场的发展进行充分的研究和探讨，积极学习和借鉴美国、日本和欧盟等发达国家和地区先进的建立碳金融市场的经验。
国际碳金融发展的主要模式及启示
（一）国际碳金融发展的主要模式
美国的碳金融发展。美国是当今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经济发达体，同时，也是世界上温室气体排放最多的国家之一。可是，由于各种原因，美国至今还没有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起统一的碳金融市场，碳减排交易体系没有得到有效建立，是对全世界碳金融市场发展的严重阻碍。因此有必王家喜（西双版纳职业技术学院云南西双版纳666100）中图分类号：F830文献标识码：A要分析美国阻碍碳金融市场发展的原因，也是给我国碳金融市场的发展提供参考。2009年《清洁能源和安全法案》这部法案在国会通过的过程里，美国的一些煤炭、石油等企业公司采取了很多行动来促使国会更改法案中一些硬性规定，最终把法案中原来排放量的减排规定从20%减少到了17%，把在电力生产中可再生能源的使用比例从25%降到了15%。能源行业协会或组织在促使国会改变法案的过程中，投入了巨额的资金，超过了亿元。
（二）欧盟碳金融发展
出于对本国经济和政治因素的考虑，世界上很多国家都对温室气体减排的态度不够坚决，甚至相互推诿。欧盟在温室气体排放、解决气候变暖问题的态度上比较坚决，并且积极采取行动应对全球气候变暖问题。欧盟在自己运用严格减排办法、督促其它各国定下减排目标等方面做得都比其它国家和地区要好得多。欧盟这样做的原因无外乎政治和经济两个原因。政治原因反映出欧盟的政治考虑，这是跟欧盟政治体制和管理体制有关联；经济原因反映了欧盟想从碳金融市场中获取一定的经济利益。当前，欧盟碳金融市场发展良好，圆满完成了《京都议定书》所规定的减排目标。从有关资料显示，欧盟15国家的碳排放量在2008年的时候开始大幅度下降，这跟碳金融市场的建立有很大的关系。在之后的时间里，欧盟各国的温室气体排放量还在逐步下降，充分表明了碳金融市场的巨大作用。
（三）国际碳金融发展模式对我国的启示
健全碳金融有关法律法规。截至目前为止，我国也已经出台了很多有关碳金融发展的法律法规，促进了碳金融市场的建立和发展。但是，我国制定的这些法律法规都没有明确规定对企业做出强制性质的碳减排，也没有配套有关减排额度、监督检查等政策法规，操作起来不容易。因此，我国相关部门应该在原有政策法规的基础上，加快碳金融法律法规的制定，促进碳金融的进一步发展。健全碳交易体系。碳交易是碳金融的基础，碳金融市场发展的主体就是碳交易体系。当前，我国有很多地方已经建立起来碳交易主要场所和中心，碳交易体系得到了初步的建立。但是，这些碳交易场所和中心的交易内容只包括二氧化硫排污权指标和碳排放技术的转让，交易程序混乱、不规范，严重影响了碳交易体系的建立。为此，我国应该积极健全相关碳交易管理制度，促进碳交易体系有序发展。努力发展碳金融中介服务。碳交易过程比较复杂，有时还需要和外国相关企业和部门打交道，如果只依靠企业单独去交涉，会大大影响碳交易的效率。为此，我国应该努力发展碳金融中介服务，逐步规范中介服务，让中介服务在碳交易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加大碳金融业务和产品的开发力度。当前，我国碳金融的业务主要在碳减排技术转让、自愿减排项目、清洁能源等方面，业务项目不多，数量也不大。碳金融产品也只有经过审核的减排量CERS和碳信贷，产品种类太少，严重影响了我国碳金融市场的发展。为此，我国应该加大碳金融业务和产品的开发力度，逐步完善碳金融相关业务和产品，尽快建立碳基金，开发出信托类碳金融产品，进而进一步促进我国碳金融市场的发展。
我国碳金融发展面临的挑战
（一）碳金融市场制度不健全
首先，我国还没有构建起带有强制性质的配额型碳交易系统，这就使得我国企业没有了获取碳交易排放权资源的需要。在市场经济背景下，小型企业完全对以自愿为要求的ver交易不感兴趣，而这些小型企业技术落后，正是需要进行碳排放量限制的对象。其次，CDM项目排查、审定部门DOE这两个通过联合国批准的权威碳排放机构，由于经验和数量上的缺乏，还不能够达到我国企业的需求。再者，监管力度不够。对于通过批准的CDM项目，国家发改委还没有建立健全的监管制度对这些项目的执行情况进行核查。在我国的碳金融市场里已经出现了很多的碳金融中介机构，但是这些机构长期处于无监管状态，政府也没有出台相应的资格认证体质对这些机构进行规范。最后，缺少关于碳金融市场的法律法规，这给积极参加碳金融交易的企业和投资者增加了很多看不见的风险。
（二）企业参与范围较少
当前，我国企业参加到碳金融系统里的企业的种类不多，参与的行业范围较少，局限性较大。这些企业主要包括碳减排技术、金融行业、新能源、废旧废弃物的回收等行业，这些行业都是和低碳经济有联系的。除了这些行业，其它行业的参与程度都不高，尤其是大型国有企业和小型制造类企业参与碳金融市场的积极性和热情都不高，严重阻碍了我国碳金融市场的建立和发展。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我国碳金融市场交易体系还没有得到完整的建立，市场体制还不健全；政府没有切实履行宣传和引导大范围的行业积极参与到碳金融市场建设中来的职责，还没有真正认识到建立碳金融市场交易体系的重要性。
（三）CDM项目中存在的问题
我国CDM项目中存在的问题主要是项目结构不合理、项目相关技术转让比率不高。开发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提高能源利用率和收取运用煤气层和甲烷这三个项目是我国优先发展的CDM项目，自从实行这些项目以来，我国在不同区域的CDM项目的发展是不均衡的，涉及的项目减排种类的结构不均衡，审核通过的项目的种类单一。据相关统计数据显示，与上面优先发展的项目的有关项目的审核通过项目占到了95%以上，其它的项目所占到的比重很低。就减排效果来说，虽然优先发展项目之外的项目数量所占比重较小，但是一些温室气体的提温潜力很大，而减排的成本则较少，如果多发展一些这些项目，不仅可以提高减排量，而且还可以降低减排成本，带来巨大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通过以上的分析可以得知：我国政府对于当前的CDM项目的开发工作中，存在着太过看重优先发展项目，太过看重短时间内的效益，而忽视了项目开发的长久规划。这样一来，就出现了在低碳行业的不同区域的技术水平和发展程度不均衡的情况。
（四）碳金融创新能力不足
我国碳金融市场发展时间不长，只是学习发达国家和国际的通行做法，在碳信贷等碳金融市场有关业务上还没有拿出一套属于自己的新做法，彰显了我国在碳金融创新能力上的不足，也显示了我国碳金融创新工作的严重滞后。出现创新能力不足的原因主要有：一是我国碳金融有关人才严重缺乏，对于碳金融的教育也是严重不足；二是我国碳金融市场还没有完全与国际碳金融市场接轨，两者之间的联系太少；三是我国政府还没有完全放开建设碳金融市场，还比较谨慎地对待碳金融产品及相关产品的开发和创新。
基于国际经验的我国碳金融发展路径
（一）碳金融市场发展路径的国际经验
美国碳金融市场发展路径。第一阶段（1990-2003年）：这一阶段主要是对气候变暖和碳金融市场进行研究，初步提出了一些政策和减排目标，但是还没有进行碳排放交易行动。第二阶段（2003-2009年）：这一阶段是美国地方性碳金融市场开启阶段。在这时间阶段里，美国地方性碳金融市场陆续建立起来，2003年成立了芝加哥气候交易所并开始运行，建立起了地方性温室气体减排机制；2006年美国建立起了市长气候保护协定；2007年签订了中西部温室气体协定，制定了西部气候行动计划；2009年建立了气候行动注册协议等。第三阶段（2009年至今）：这是一个气候法案逐步发展的阶段。美国的地方性碳金融市场在这一阶段有了一些发展，显示出了一些积极作用，引起了人们对建立碳金融市场的重视，开始了建立碳金融市场的尝试。美国也开始有了建立全国碳金融市场的想法，国会议员也开始针对气候问题提出了大量法案，就在2009年就有十几部法案被提交国会讨论审议。欧盟碳金融市场发展路径。第一阶段（1991-2005年）：这一阶段是筹备阶段。欧共体早在1991年就提出了减少碳排放量和提高能源效率的战略计划。之后，欧盟也相继出台了更多的关于解决气候变暖问题的政策和办法。第二阶段（2005-2008年）：这一阶段是碳金融市场的运作尝试阶段。欧盟在这个阶段里，预定在三年时间里按照《京都议定书》的减排要求进一步健全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体系，并获取一定的市场经验。欧盟的碳排放权交易体制在2005年元月1日开始尝试运作。第三阶段（2008-2012年）：这个阶段是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正式运作阶段，这与《京都议定书》定下的减排时间是一致的。在这个阶段里，欧盟增加了减排的范围，把石油化工企业和制铝企业也划到了交易体系里。此外，欧盟在2008年的时候还正式把自己的减排体制与《京都议定书》的减排体制进行了对接，从而减少了减排企业的成本，提升了欧盟碳金融市场的影响力。欧盟在这一阶段还减少了免费分配配额的比率，并规定这个比率是每年递减的，并在2020年实现全部配额的自由拍卖。
（二）我国碳金融发展路径选择
把CDM项目的合作开发依然保留为我国碳金融市场发展的重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产业结构方式是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战略方针，也到了实施这一方针的关键时刻，在这个时候，碳减排的资源是很丰富的；与此同时，我国也已经成为了全球碳排放量第一大国，减排压力较大。在这种情况下，我国应该充分利用《议定书》里的第二承诺期限这一便利条款，牢牢抓住清洁发展机制项目，充分借助发达国家的技术和资金来提高我国低碳技术水平和低碳产业发展水平。按部就班的建立我国碳交易体系。碳产权交易二级市场的缺乏，使得我国不能够与国际碳金融市场完全接轨，也是对我国低碳产业吸引投资的一大障碍。如果我国的碳金融市场完全依赖于发达国家的碳金融市场，就会使我国失去完全的自主发展权利，使碳金融市场的开发带有高风险性。因此我国应该结合国情，制定属于自己的碳交易市场规则，把发展自牢牢把握在自己手里。我国在北京、上海、深圳、天津等大城市业已成立了环境产权交易所，为我国建立全国性的碳产权交易场所奠定了基础。我国应该依照从自愿到配额、从大型国企到民营企业、从地方到全国、从基本到创新的顺序，一步一步地把碳交易二级市场给建立起来。当前我国企业普遍参与碳交易的热情不高、参与范围和数量也不多，针对这种情况，我国政府应该切实担负起引导和宣传的责任，对国内企业进行认识上的教育，提高企业对碳交易的重视程度，并把大型国企作为榜样，充分发挥国企的带头和示范作用，使民营企业和其它小企业在国企的带动下，能够主动参与到碳交易活动中去，进而慢慢地建立起我国的碳产权交易市场。碳融资要继续依靠银行和股票市场。碳信贷和碳股票是碳金融市场融资的两种主要方式，对我国碳金融市场的发展起到了很重要的资金支持作用，这两种融资方式发展得也比较好。在以后的碳金融市场发展过程中，在融资方面还要紧紧依靠这两种方式，为低碳产业的发展提供强有力的资金保障。提高碳金融市场创新能力。我国碳金融市场的发展基本上都是参照国外的经验和方式，缺乏自主创新的东西，发展自较少。为此，我国应该努力提高碳金融市场的创新能力，努力开发出更多的碳金融市场发展的相关服务和产品。但是，在创新的时候，要时刻保持谨慎的态度，要依据我国实际情况进行创新。进一步制定相关政策。在过去的碳金融市场发展过程中，有关政策的缺乏，大大阻碍了我国碳金融市场的发展。为此，在今后的碳金融发展过程中，要根据需要，不断制定出新的碳金融发展政策，要在政府监管、碳交易规范、碳基金相关信息公开等方面加强政策的制定和完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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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发展范文第7篇
在21世纪以前的经济学研究中，研究者大多关注的是企业中的投入产出效率问题，由于当时资本市场化程度低，很少有人专门研究与资本决策有关的问题，尽管如此，还是有些研究成果对以后金融学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其中最大的贡献是资金时间价值概念的提出。
随着金融市场的发展，以及人们对不确定性概念的认识，进入30年代以后产生了大量对金融决策问题的研究成果，同时这些成果又积极推进了金融市场的活跃与发展。在本文以下部分简要概述与评价了这一时期的重要研究成果。
（一）不确定性研究在资产定价领域中的应用
1.证券组合理论与资本资产定价模型
在整个金融分析的框架中，不确定性概念的引入是具有重大作用的。最早Kenes(1936)和Hicks(1939)提出了风险补偿的概念，认为由于金融产品中的不确定性的存在，应该对不同金融产品在利率中附加一定的风险补偿。随后，VonNeumann(1947)应用预期效用的概念提出了解决在不确定性条件下的决策选择的方法，在此基础上Markowiz(1952)发展起了证券组合理论，他认为投资者选择证券组合时关注的只是未来现金流的均值与方差。他假设投资者的预期效用符合二次分布或者是多项式分布。Markowiz的主要研究结论是在不确定的前提下，最优的投资决策是分散化持有。Tobin(1958)认为投资者出于自身流动性偏好的不同选择收益与风险的均衡。这进一步完善了证券组合选择理论的框架。
在资产定价领域另一著名的理论模型就是资本定价模型(CAPM)，Sharp(1994)和Lintner(1995)用公式简明地表述了资产组合的价值与无风险利率以及资产的风险水平之间的关系。Black(1972)推出了即使在不存在无风险资产的情况下，Sharp和CAPM公式仍然成立，只是无风险利率被包括整个市场上所有资产的证券组合的预期收益率代替。与CAPM模型同时代出现的资产定价模型还有Ross(1977)的套利定价模型(APT)和Lucas(1978)典型资产定价模型。
以CAPM为代表的资产定价模型，为资产定价提供了一个简洁的计算方法，并且得到了一些在实证方面的研究的支持(FamaandMacbeth,1973)，但是对现实中的一些异常现象仍然缺少有效的解释能力，Brennan(1989)认为CAPM是建立在所有投资者对投资的预期与风险都具有共同的估计与判断，并且所有投资者的效用函数一致的假设基础之上，这一假设与现实不一致，这是导致CAPM对一些现实问题缺少解释力的根本原因。以后正是对这些假设的质疑，推动了信息不对称概念的提出与研究。
2.市场有效性假说
市场有效性假说认为，在一个完全竞争市场中，不存在不对称信息与市场摩擦，影响未来平均收益的只是投资风险的不同。在20世纪60年代有大量研究工作者对市场有效性假说进行了检验，Fama(1973)通过对美国证券市场的实证检验，认为有效市场假说是成立的，但是很多研究人员发现了在市场中，存在着许多市场有效性假说或者CAPM模型解释不了的异常现象。例如，Basu(1977)发现资产的平均收益除了与CAPM中的β系数有关外，还与资产的价格盈利比率（P/E比率）有关，在相同β系数下，价格盈利比率高的股票（成长型股票）的市场价格好于价格盈利比率低的股票（价值型股票）；Benz(1981)发现股票的市场价格还与上市公司的规模有关；Stattman(1980)发现股票的价格与账面价值的比率（P/B比率）也是影响股票价格的重要因素。Fama和French(1993)在以上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三因素模型，即在影响资产价格的β因素外，加入了P/E比率和P/B比率因素。
另外，许多研究人员从时间序角度研究也发现了一些市场有效假说与CAPM解释不了的异常现象，其中最为著名的就是Pozeff和Kinney(1976)发现的所谓“一月效应”；他们发现在纽约证券市场的指数在一月期间的存在明显低于其他月份的现象；还有就是Cross(1973)和French(1980)发现存在类似的“星期一效应”，以后许多研究人员在世界范围内验证了这两种现象的存在。
对这些异常现象的解释，有效市场假说显得无能为力，有人曾经试图将“一月效应”解释为到年末税收流出的影响，但是在英国、澳大利亚等税收年度不在12月份的国家，仍然存在“一月效应”就无法解释了。有些学者从心理学的角度解释这些异常现象，例如，Dreman(1982)将股票价格的P/E比率效应解释为，由投资者总是过高估计具有高成长性股票的成长性，导致市场中具有高P/E比率的股票的价格被高估了，这是导致股票收益率低的原因。
3.连续时间模型
在资产定价理论中的另一个重要假设是：证券市场总是在连续过程中，在这一假设前提下，Merton(1969,1971)将CAPM发展为瞬时资本资产定价模型(ICAPM)，同样在信息对称、无摩擦的市场中，资产价格的变化符合Ito过程，在这种条件下，资产的价格与投资者的效用偏好无关。在随后的研究中Merton(1973)和Black(1973)应用以上连续时间模型成功地得到了期权定价公式，这一公式后来被大量的实证研究所证实，并且被广泛在实践中应用。
（二）不确定性研究在公司财务管理中的应用
金融分析研究的另外一个重要领域是公司财务管理，主要研究公司在投资决策中的有关负债与权益比例选择、公司的红利政策等问题。最早这方面的研究成果由Modigliani和Miller(1958)作出，他们的研究显示，在完全市场中（没有市场摩擦与信息不对称存在）公司的价值与公司的负债比率无关（M-M定理）。类似的研究结论还有，公司的价值与公司的利润分配政策无关。显而易见，这些研究结论与现实中的事实不符。依据M-M定理的结论，公司在利润分配时，由于派发现金红利会有现金流出，公司将更愿意选择股份回购的政策，而不是红利政策，而在现实中，许多公司更愿意选择分红而不是股份回购，这一现象被Black(1976)称为“公司红利的困惑(DividendPuzzle)”，对此Miller(1977)所能给出的解释是，M-M定理的结论之所以与现实不同在于税收与所谓的破产成本对财务结构的影响，是由于一定的负债可以使公司达到税收减免的作用，另外由于对高负债率公司存在着破产的风险，所以负债率对公司股票价值存在影响，Miller以及其他的学者对这些财务问题做出的解释总体来说都不很令人满意，直到后来引入不对称信息以后，似乎才对这些问题的解释取得了突破。
二、金融中的不对称信息问题的研究
正如前文所述，对现实中的一些现象很难单纯用不确定性（风险）来得到满意的解释，正是在对这些问题的研究引起了人们对金融问题中的不对称信息的关注，加上在20世纪60年代以博弈论为代表的信息经济研究方法的突破，使得许多学者在对金融问题中的不对称信息的研究中取得了很多成果，特别是用不对称信息可以完美地解释许多有关财务结构方面的问题。以下仍然分两部分概述这方面的成果，首先是在财务决策方面的成果，接下来是在资产定价方面的成果。
（一）不对称信息在公司财务管理中的应用
1.红利信号模型
关于公司红利决策的困惑引起了许多学者的关注，除了以上提到的公司更愿意支付红利而不愿意将利润用于股份回购的异常现象之外，Lintner(1957)还发现公司在进行红利决策时，由于受累进税制的影响，更愿意使各年的红利平滑些，所以公司每年的红利波动要远远小于股票价值波动，有关税收减免的理论解释较为理想，并且在以后被许多学者用实证方法证实了这一现象的存在（例如：FamaandBabiak,1968）。但是税收效应并没有很好解释公司为什么更愿意支付红利的困惑。
最早Miller(1961)注意到红利可能是向投资者揭示公司发展前景的信号，但是直到Bhattacharya(1979)才应用博弈论方法建立起了红利模型，Bhattaeharya成为第一个将博弈论引入金融分析的学者，Bhattacharya认为公司的管理者对公司投资项目的前景与其他普通投资者相比具有信息方面的优势，管理者通过公司的尽可能高的红利向普通投资者传递信息，如果公司红利水平高意味着公司投资项目的未来前景好，而对于无法支付高额红利的公司将不得不向银行贷款，从而担负过高的财务成本。以后许多学者在此基础上对模型又进行了一个改造(MillerandRock,1985;JohnandWilliams,1985)。但是仍有学者质疑认为，按照以上模型认为只有在公司需要为新项目向市场融资时，才有积极性支付高水平的红利，但事实上模型的红利支付水平并不受公司是否有新项目的影响。也就是说，上面的信号模型不能很好解释红利的平滑性。为此，Kumar(t988)发展出了一个粗糙信号(CoarseSignaling)模型，其结论认为公司在一定的利润范围内会支付同样水平的红利，直到公司的利润水平超出了这一范围，公司管理者才会调整红利支付水平。红利信号模型的另外一个问题是，公司为什么愿意支付红利，而不是股票回购。Ofer和Thakor(1987),Barclay和Smith(1988)用逆向选择原理解释了这一现象，他们认为公司更愿意在市场上自己股票被低估时回购股票，所以回购股票行为向市场传达了股票价值被低估的信号，所以会引起股票价值的上涨，从而使公司支付了额外的成本，而用红利分配利润不存在这一逆向选择问题。
2.资本结构
正如上文提到的，公司资本结构问题的研究在引入不对称信息以前一直没有得到令人满意的结论。应用博弈论描述公司资本结构的决策过程，大大推动了对公司基本结构决策研究的发展。
最早Ross(1977)建立了一个公司负债决策的博弈模型，其中公司通过负债率向资本市场传递公司未来经营前景的信息，由于高负债率可能导致公司破产的风险加大，而一旦公司破产将为公司的经营者带来损失，所以只有公司管理者对公司未来的现金收益乐观时才会在资本结构决策时选择贷款，提高负债率。而前景乐观的公司提高负债率的决策是前景悲观的公司所无法模仿的，所以对资本市场来说，高负债率是公司发展前景乐观的信号。随后在Myers(1984)的模型中，认为如果管理者在公司项目发展需要融资时，如果管理者认为目前市场上自己公司股票价值被市场高估了，会选择通过发行股票的直接融资方式，而如果管理者认为公司股票价值被低估了，就会选择贷款等间接融资方式，所以说公司增加发行股票向资本市场传递的是公司目前股票价值被高估的信号。Myers认为经营者在面对新项目需要投资时首先选择的是用自身盈利积累完成投资，其次是选择贷款等间接融资方式，最后才会选择发行股票的融资方式，这被称之为“融资顺序理论(Peckingordertheoryoffinance)”。
在金融分析中应用博弈论的不对称信息理论取得较大成绩的研究就是所谓的问题的研究，Jensen和Mecking(1976)指出公司中存在两类问题，其一是债权人与股东的矛盾，其二是股东与公司管理者的矛盾。债权人与股东间的矛盾表现在股东总是扩大公司投资风险，因为项目成功了超额收益全部是股东的，而如果公司经营失败，破产的成本由债权人与股东共同负担。Diamond(1989)通过研究认为，在长期重复博弈条件下，股东的声誉可以在一定程度改善股东和债权人间的矛盾。股东与管理者间的矛盾是由于股东不能有效控制管理者的经营行为，因而管理者会最大化自己的利益，可能会损害股东利益。
在80年代末与90年代，出现了有大量关于问题的研究成果，Hart和Moore(1989,1994,1998)研究发现当企业家计划投资新项目而需要向外融资时，与投资者签订贷款合同是最优合同，得到这一结论的关键在于虽然企业家与外部投资者在项目未来进展的各个时期都可以观察到项目的收益情况，但是第三方（例如：法官）无法观察到项目的收益，此时贷款合同是最优融资合同，并且Hart认为由于贷款人在企业家不能偿还贷款时可以控制公司的资产，所以企业家有积极性偿还贷款。
3.公司所有权控制市场
公司所有权控制市场的概念最早是由Manne(1965)提出的，他认为为了有效的配置资源，公司所有权控制市场的存在是必要的，现代资本市场的有效运转离不开公司所有权控制市场的存在。在公司所有权控制市场中所有权的转移方式是多样化的，包括：收购、兼并、股票的发行以及委托关系的变化等手段。在传统的完全竞争、无摩擦的资本市场假设下，很少考虑公司所有权转移对公司价值的影响，而事实上每次兼并收购活动都会引起公司股票价值的大幅波动。直到进入80年代以后非对称信息概念的引入，使得人们认识到了公司所有权控制市场对资本市场影响的内在机制。
Crossman和Harl(19803研究了在公司收购过程中存在所谓的“免费搭车问题(FreeRiderProblem)”，他们认为当收购方发现一个目标公司的运营效率低下，而决定收购目标公司时，面对外部的标购，原有的股东知道收购者通过收购后公司在新的经营者经营下，效率会提高，所以会自发抵制收购，等待收购价格的升高，直到收购价格升高到在新经营者的经营水平下的合理的价格时，原有股东才会出售手中股票。考虑到收购方在收购过程中搜集信息、组织收购是有成本的，所以采用标购行为实际上为收购方带来了损失。Shleifer和Vishny(1986)认为，如果收购方在标购目标公司以前就已经持有了目标公司的一定股票，可以解决上述“搭车问题”的困惑，收购方可以用自己手中股票的增值弥补收购带来的损失。然而Shleifer和Vishny的结论并没有在实证中得到证实，反而Desai和Kim(1988)的实证结果认为大多数的收购方在标购前并没有持有目标公司的股票。
在收购行为研究方面的另外一个困惑就是收购行为往往导致股票价格的大幅上涨，例如：Jennings和Mazzeo(1993)发现收购发生时的收购人对目标公司的首次出价，大多数高于收购前10天的股票价格的20%。Fishman(1988)将这种现象解释为是由于有潜在竞争者随时会加入收购，较高的出价是为了阻止竞争者加入。
4.新股发行(IPO)
在1963年在由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组织的一项研究中，首次发现在新股上市后的短期存在着明显的超额回报的现象，以后许多学者在许多国家发现了这一现象，例如：Ibbotson和Ritter(1995)统计得出美国纽约证券市场1960-1992年发行新股的首日的超额回报是15.3%。在许多年中IPO现象成为挑战市场有效性假说的又一个证据。
对IPO现象最早的解释是由Rock(1986)作出的，Rock认为IPO现象实质是个逆向选择问题，新股上市时市场上存在着两类投资者，一类是具有信息优势的投资者，一类是不具信息优势的投资者，信息投资者只是在新股定价低于其真实价值时才购买，而当定价高于其真实价值时只有不具信息优势的投资者才会参加购买，所以平均来说，不具信息优势的投资者购入了较大比例的被过高定价的股票，为了在市场中留住不具信息优势的投资者，公司在初次发行新股时常常有意低定价。类似Rock对IPO超额回报问题的解释，许多研究人员给出了这一问题的其他合理解释，例如：Allen和Faulhaber(1989)以及Grinblatt和Hwang(1989)将新股发行低定价解释为公司未来前景良好的信号；Hughes和Thakor(1992)认为公司新股发行低定价是为了规避诉讼风险；Ruud(1993)认为新股上市后的短期高回报是由于承销商的价格稳定活动造成的。
在IPO领域中的另外一个难以解释的现象就是新股上市后长期表现不好。Ritter(1991)研究发现，在1975-1984年间发行的新股在发行后3年间的回报比正常股票的回报至少低15%。以后Loughran(1993,1995)再次证实了这一现象的存在。Shiller(1990)用所谓“主持人效应”解释新股长期回报不好的现象，他认为新股上市的初期承销商出于对自身声誉的考虑会创造短期超额需求的假象，随后随着承销商从市场的退出，导致了新股长期回报不佳的现象。
（二）不对称信息在资产定价领域中的应用
Grossman和stiglitz(1980)最早将非合作不对称信息的概念引入资产定价领域的研究中，建立了所谓资产定价的理性预期均衡理论，他们认为资本市场中的每个参与者都从市场价格的变化中获得信息（所谓的学习过程），并且每个参与者的行为不会对市场价格构成影响。在80年代初期这一理论成果主要用于解释公司财务方面的问题，直到Kyle(1985)以及Kyle和Milgrom(1985)研究做市商制度下的价格形成机制的成果出现以后，不对称信息对资产价格的影响才越来越多地引起人们关注，以后在KyleMilgrom框架的基础上出现了大量的研究成果。由于在这一框架下的价格决定机制不同于ModiglianiMiller的市场均衡机制，是通过研究具体市场条件下的资产价格形成机制，所以常常将这部分研究成果称为市场微观结构理论。
Kyle研究了在做市商制度下证券市场的价格形成机制，在Kyle的模型中，市场由三类参与者构成：风险中性的做市商、噪音交易者和信息交易者，噪音交易者出于自己的流动性需求进入市场交易，信息交易者根据自己的信息交易，为了最大化自己的利益，信息交易者选择自己在市场上的交易数量。与Kyle不同之处在于，Milgrom建立的序贯交易模型(SequentialTradeModel)中交易者每次交易的数量都是固定的，即每次都只能买入或卖出一个单位的资产，做市商根据交易指令的类型来设定买卖价差，在均衡条件下，由于有竞争做市商的存在，买入报价是做市商收到卖出指令时关于资产价值的条件期望值，卖出报价是做市商收到买入交易指令时关于资产价值的条件期望值，因而交易者的交易指令将促使做市商调整其买卖报价，这种调整从本质上是一种贝叶斯学习过程。
Easley和O''''Hara(1987)在Milgrom模型的基础上考察了交易规模对做市商价格行为的影响，其结论是做市商的定价策略会依赖指令的规模，数量比较大的指令往往以比较差的价格成交。以后Easley和O''''Hara(1992)又考察了交易时间对价格行为的影响，发现交易时间会影响价格，并且交易间隔影响交易价差的大小。
现代金融理论方法经过近一个世纪的发展，取得了许多重大突破，特别是进入80年代以后，越来越多的金融难题得到解释。但是由于金融市场的复杂性，至今对许多问题的解释还很难令人满意，例如：对P/E比率和P/B比率对资产价值的影响的现象至今还没有合理的解释，对IPO以及基金中的折价现象的研究结果也没有较为统一的认识，另外市场中是否存在信息操纵问题也是一个争论的焦点。对这些问题的研究与解释，将进一步推动金融理论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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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发展范文第8篇
倡导低碳金融
本届金博会上，记者发现，工行、农行、中行、建行、交行、招行等多家国内及外资银行参加了展会，各银行在金博会上推出了多种创新产品和创新服务。例如中信银行总行营业部独家推出的个人网上银行信用报告查询业务，工商银行推出的账户贵金属定投业务，满足了个人客户交易及投资的双重需求。
本届金博会上，许多家金融机构还重点展示了含有低碳理念的金融产品。交通银行在金博会上推出了低碳金融“e动交行”无卡生活新理念，并展示了“无卡取现”和“无卡消费”等两项业务；而建行北京分行则以“绿色金融”为展览主题，重点突出了“绿色环保、公益为民”的理念。
漫步展厅，在交通银行的展台前，记者和在场的观众一起，体验了交通银行推出的独具特色的低碳金融服务套餐。交通银行推出的“低碳金融‘e动交行’无卡生活的新理念”，把“无卡取现”和“无卡消费”作为首推的两项业务。“轻松预约、安全取现”，实现了“无卡取现”的目的。这项功能使得用户可以体验无需携带借记卡，就可以轻松取现金的低碳生活第一步，用户只需通过手机银行预约，即可在交通银行的任何一台ATM机上实现无卡取现。据这家银行的工作人员介绍，在人民群众生活水平日益提高的情况下，“无卡消费”是无卡生活的又一里程碑，它使得广大消费者及商户通过手机银行进行消费预约，即可在交行定制实现无卡消费，轻松购物。许多观众被这种新的“无卡取现”和“无卡消费”的理念所吸引，在现场工作人员的指导下，本刊记者和观众一起，以互动的方式亲身体验了此项业务。同时，用户还可以见证“无卡消费”这种通过手机银行进行消费预约后交通银行定制商户的轻松购物与低碳生活第一步的完美结合。
在工商银行的展台前，工行工作人员向记者介绍了该行在此次展会上推出的创新产品：一是账户贵金属定投业务。该产品的推出，为个人客户提供了更为灵活及个性化的投资方式，满足了个人客户交易及投资双重需求。二是工银快购卡业务。工银快购信用卡采用先进的芯片技术进行信息存储和处理，具有电子现金小额快速支付的功能。该卡除具有个人人民币贷记卡透支消费、循环信用等基础金融功能外，还支持接触式和非接触式两种交易方式。在符合受理银联非接触电子现金芯片卡的特约商户使用电子现金消费时，不“刷”卡、免输密、免签名，只需将卡片在感应器前轻轻触碰，即可在短短的几秒钟内完成整个结账过程，使购物消费更加快速、便捷、安全。
倡导服务百姓
在此次展会举办的金融年度论坛上，中国农业银行行长张云表示，城乡一体化是未来中国经济持久发展的强大引擎。他要求农业银行加快城乡一体化的金融服务体系，完善金融服务功能，支持城乡一体化，特别是城乡实体经济的发展。而据主办方介绍，北京金博会一直是首都市民学习理财知识、选择理财产品、接受理财服务的重要平台。本届金博会更加注重金融服务百姓的理念，金融机构推出了千余种理财产品，提供免费培训，并开展了多项优惠活动。
面对高房价、CPI持续高位、人民币升值等因素，如何选择合适的投资产品和投资渠道，让手里的资产保值升值，已经成为投资者最为关心的问题。为了帮助广大观众解决在理财方面的各种问题，本届金博会汇集了金融机构上千种受市场欢迎的理财产品。中国银行、农业银行、建设银行等分别推出各具特色的稳健型理财产品，如中国银行针对股市休市的周末收益空档期，推出自动续约理财产品；农业银行理财产品则引入“收益分档”的理念，针对不同的客户分别设置具有区分度的收益率；而建设银行则推出了短期灵活型、中期稳健型及长期丰厚型等不同理财产品。据介绍，为“抗通胀”，确保财富不缩水贬值，稳健型理财产品成为本届金博会金融机构主推的业务。
随着经济的发展，房产、医疗、教育、养老等社会问题日益显现，加上通货膨胀的加剧，股票、基金、房产等投资方式一夜之间全部涌现，“理财”已经成为百姓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提升生活幸福指数的必要途径。那么，对家庭理财而言，如何在五花八门的投资产品中选择适合自己的理财方案呢？
据展会组办方介绍，组委会还邀请了金融机构的千名理财师及理财规划师亲临现场，在四天展期内，免费为观众提供金融理财咨询和服务，对个人财产的增值保值给出专业化的投资建议，并为市民量身定制理财产品投资组合，帮助广大投资者实现财富梦想，现场指导参会观众如何跑赢CPI。
金融发展范文第9篇
【关键词】金融结构理论；金融深化论；金融抑制论；Harrod-Domar模型；金融约束论
自银行产生以来，人们就一直在思考金融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金融发展理论是随着发展经济学的产生而产生的，但在发展经济学的第一阶段（20世纪40年代末到60年代初期），西方发展经济学家并没有对金融问题进行专门研究，因为此阶段结构主义发展思路处于主导地位，在唯计划、唯资本和唯工业化思想的指导下，金融因成为工业化、计划化和资本积累的工具而处于附属和被支配地位，其发展受到了忽视。60年代中期以后，发展经济学进入第二阶段，新古典主义发展思路取代结构主义思路而处于支配地位，市场作用受到重视，金融产业的发展才有了合适的空间。金融发展理论，主要研究的是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关系，即研究金融体系（包括金融中介和金融市场）在经济发展中所发挥的作用，研究如何建立有效的金融体系和金融政策组合以最大限度地促进经济增长及如何合理利用金融资源以实现金融的可持续发展并最终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一、金融发展理论的萌芽
二战后，一批新独立的国家在追求本国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不同程度地都受到储蓄不足和资金短缺的制约，而金融发展滞后和金融体系运行的低效是抑制经济发展的深层次原因。20世纪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一些西方经济学家开始从事金融与经济发展关系方面的研究工作，以Goldsmith,Gurley和Shaw，Mckinnon等为代表的一批经济学家先后出版了以研究经济发展与金融发展为主要内容的专著，从而创立了金融发展理论。
（一）金融发展理论的萌芽——金融在经济中的作用。1955年和1956年Gurley和Shaw分别发表《经济发展中的金融方面》和《金融中介机构与储蓄——投资》两篇论文，从而揭开了金融发展理论研究的序幕。他们通过建立一种由初始向高级、从简单向复杂逐步演进的金融发展模型，以此证明经济发展阶段越高，金融的作用越强的命题。继而他们在1960年发表的《金融理论中的货币》一书中，试图建立一个以研究多种金融资产、多样化的金融机构和完整的金融政策为基本内容的广义货币金融理论。Gurley和Shaw（1967）在《金融结构与经济发展》一文中，对上述问题进行了更深入的研究，他们试图发展一种包含货币理论的金融理论和一种包含银行理论的金融机构理论，他们相信金融的发展是推动经济发展的动力和手段。
（二）金融结构理论——金融发展理论形成的基础。Goldsmith（1969）的杰出贡献是奠定了金融发展理论的基础，他在《金融结构与金融发展》一书中指出，金融理论的职责在于找出决定一国金融结构、金融工具存量和金融交易流量的主要经济因素。他创造性的提出金融发展就是金融结构的变化，他采用定性和定量分析相结合以及国际横向比较和历史纵向比较相结合的方法，确立了衡量一国金融结构和金融发展水平的基本指标体系。通过对35个国家近100年的资料研究和统计分析，Goldsmith得出了金融相关率与经济发展水平正相关的基本结论，为此后的金融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方法论参考和分析基础，也成为70年代以后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各种金融发展理论的重要渊源。
二、金融深化论——金融发展理论的建立
1973年，Mckinnon的《经济发展中的货币与资本》和Shaw的《经济发展中的金融深化》两本书的出版，标志着以发展中国家或地区为研究对象的金融发展理论的真正产生。Mckinnon和Shaw对金融和经济发展之间的相互关系及发展中国家或地区的金融发展提出了精辟的见解，他们提出的“金融抑制”（FinancialRepression）和“金融深化”（FinancialDeepening）理论在经济学界引起了强烈反响，被认为是发展经济学和货币金融理论的重大突破。许多发展中国家货币金融政策的制定及货币金融改革的实践都深受该理论的影响。
（一）Mckinnon的金融抑制论。Mckinnon认为，由于发展中国家对金融活动有着种种限制，对利率和汇率进行严格管制，致使利率和汇率发生扭曲，不能真实准确地反映资金供求关系和外汇供求。在利率被认为被压低或出现通货膨胀，亦或两者都有的情况下，一方面，利率管制导致了信贷配额，降低了信贷资金的配置效率；另一方面，货币持有者的实际收益往往很低甚至为负数，致使大量的微观经济主体不再通过持有现金、定活期存款、定期存款及储蓄存款等以货币形式进行内部积累，而转向以实物形式，其结果是银行储蓄资金进一步下降，媒介功能降低，投资减少，经济发展缓慢，该状况被Mckinnon称之为“金融抑制”。这种金融抑制束缚了发展中国家的内部储蓄，加强了对国外资本的依赖。但是，在Mckinnon提出的金融抑制论中，他对货币的定义是混乱和矛盾的。他把货币定义为广义的货币M2，即不仅包括流通中的现金和活期存款，而且还包括定期存款和储蓄存款。但他在模型中又强调所谓的外在货币，即由政府发行的不兑现纸币，这样就排除了银行体系的各种存款，因而在同一货币理论中存在着两种相互冲突的货币定义。
（二）Shaw的金融深化论。Shaw认为，金融体制与经济发展之间存在相互推动和相互制约的关系。一方面，健全的金融体制能够将储蓄资金有效地动员起来并引导到生产性投资上，从而促进经济发展。另一方面，发展良好的经济同样也可通过国民收入的提高和经济活动主体对金融服务需求的增长来刺激金融业的发展，由此形成金融与经济发展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Shaw指出金融深化一般表现为三个层次的动态发展，一是金融增长，即金融规模不断扩大，该层次可以用指标M2/GNP或FIR来衡量；二是金融工具、金融机构的不断优化；三是金融市场机制或市场秩序的逐步健全，金融资源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得到优化配置。这三个层次的金融深化相互影响、互为因果关系。
根据Mckinnon和Shaw的研究分析，适当的金融改革能有效地促进经济的增长和发展，使金融深化与经济发展形成良性循环。为了更好的解释这种良性循环，Mckinnon提出了一种经过修正的Harrod-Domar模型。在修正后的模型中，Mckinnon抛弃了储蓄倾向为一常数的假设。他指出，在经济增长中，资产组合效应将对储蓄产生影响，因而储蓄倾向是可变的，它是经济增长率的函数。同时，储蓄还受到持有货币的实际收益率等其他许多变量的影响。通过对Harrod-Domar模型的修正，Mckinnon分析对金融压制的解除，既可直接地通过储蓄倾向的提高来增加储蓄，从而增加投资，促进经济的增长，又可反过来通过经济的增长而进一步增加储蓄。因此，实行金融改革，解除金融压制，是实现金融深化与经济发展良性循环的关键。
三、金融发展理论的发展
自1973年以来，Mckinnon和Shaw的金融深化论在西方经济学界产生了极大影响，金融发展理论研究不断掀起研究的新高潮。许多经济学家纷纷提出他们对金融发展问题的新见解。
（一）第一代麦金农、肖学派。第一代麦金农、肖学派盛行于70年代中期到80年代中期，代表人物包括Kapur,Mathieson,Galbis和Fry等，他们主要的研究工作是对金融深化论的实证和扩充。
1、Kapur（1976）的观点。Kapur研究了劳动力过剩且固定资本闲置的欠发达封闭经济中金融深化问题，他认为固定资本与流动资本之间总是保持着固定比例关系，在固定资本闲置的条件下，企业能获得多少流动资金便成为决定产出的关键因素。Kapur接受Mckinnon的观点，认为实际通货膨胀率除受其他因素影响之外，还受通货膨胀预期的影响。同时，Kapur又放弃了Mckinnon着重内源融资的观点，认为流动资本的净投资部分一般完全通过银行筹集，商业银行对实际经济的影响主要就是通过提供流动资本而实现的。能提供的流动资本量取决于实质货币需求、货币扩张率与贷款占货币的比率。
2、Mathieson（1978）的观点。Mathieson与观点与Kapur相似，也是从投资数量的角度讨论金融深化的影响。但他在设立假设时，有两点不同与Kapur的假设。首先，Mathieson假设所有的固定资本都被充分利用，即在现实生活中并不存在Kapur所说的闲置的固定资本。第二，Mathieson假设企业通过向银行借款筹集的是所用的全部资本的固定比率，即不仅需要向银行借入部分流动资本，而且需要向银行借入部分固定资本。他还指出经济增长归根结底是受银行贷款供给的制约，而银行贷款的供给又在很大程度上要受到存款的实际利率的影响。为使经济得以稳定增长，就必须使实际利率达到其均衡水平。因此，必须取消利率管制，实行金融自由化。
3、Galbis（1977）的观点。与Mckinnon一样，Galbis也是基于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分割性假定，认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具有某种特性，这种特性是因为低效部门占用的资源无法向高效部门转移，使不同部门投资收益率长期不一致，从而导致资源的低效配置。他提出，金融资产实际利率过低是金融压制的主要表现，是阻碍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为了克服金融压制，充分发挥金融中介在促进经济增长和发展中的积极作用，必须把金融资产的实际利率提高到其均衡水平，即提高到使可投资资源的实际供给与需求相平衡的水平。
4、Fry（1982，1988）的观点。Fry认为，投资的规模与投资的效率是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而在发展中国家，这两者又都在很大程度上受货币金融因素的影响。他认为，在静态均衡的条件下，实际增长率必等于正常增长率。但是在动态经济中，二者却未必相等。这是因为，实际增长率由两部分构成，即正常增长率和周期性增长率。Fry还把时滞因素引入其模型中，从而能更准确地反映储蓄与投资的变化对经济增长的实际影响。
（二）第二代麦金农、肖学派。第二代麦金农、肖学派盛行于80年代末90年代中期，代表人物有中Bencivenga，Levine，Lucas，Smith，Greenwood等。这一时期的金融发展理论对金融机构与金融市场形成机制的解释是从效用函数人手，建立了各种具有微观基础的模型、引人了诸如不确定性（流动性冲击、偏好冲击）、不对称信息（逆向选择、道德风险）和监督成本之类的与完全竞争相悖的因素，在比较研究的基础上对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的形成做了规范性的解释。
1、金融体系的形成。具有代表性的内生金融机构模型解释包括：在Bencivenga和Smith（1991）的模型中，当事人随机的或不可预料的流动性需要导致了金融机构的形成，金融机构的作用是提供流动性，而不是克服信息摩擦；在Schreft和Smith（1998）模型中，空间分离和有限沟通导致了金融机构的形成。在该模型中，当事人面临着迁移的风险，因为在迁移发生时，当事人需要变现其资产，从而面临迁移风险。为了规避这一风险，当事人需要通过金融机构提供服务；在Dutta和Kapur（1998）模型中，当事人的流动性偏好和流动性约束导致了金融机构的形成。金融机构的存在使当事人可以持有金融机构存款，作为流动资产的金融机构存款与其它公共债务和法定货币相比，在提供流动方面效率性高，可以缓解流动性约束对消费行为的不利影响。具有代表性的内生金融市场模型有：Boot和Thakor模型，Greenwood和Smith模型。这些模型在给出金融市场的形成机制的同时也给出了金融机构的形成机制。Boot和Thakor（1997）从经济的生产方面考察，认为组成金融市场的当事人把钱存入金融机构，金融机构再把所吸收的存款贷放出去，从而为生产者提供资金，在金融机构中，当事人进行合作并协调其针对生产者的行动。Greenwood和Smith（1997）在模型中指出，金融市场的固定运行成本或参与成本导致了金融市场的内生形成，即在金融市场的形成上存在着门槛效应(thresholdeffect)，只有当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以后，有能力支付参与成本的人数才较多，交易次数才较多，金融市场才得以形成。
2、金融体系的发展。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形成之后，其发展水平会随该国内外条件的变化而变化，一些经济学家从理论上对这个动态发展过程进行了解释。Greenwood和Smith（1997），以及Levine（1993）在各自的模型中引入了固定的进入费或固定的交易成本，借以说明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是如何随着人均收入和人均财富的增加而发展的。在经济发展的早期阶段，人均收人和人均财富很低，由于缺乏对金融服务的需求，金融服务的供给无从产生，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也就不存在。但是，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以后，一部分先富裕起来的人由于其收入和财富达到上述的临界值，所以有激励去利用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亦即有激励去支付固定的进入费。这样，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就得以建立起来。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经济的进一步发展，由于收入和财富达到临界值的人越来越多，利用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的人也越来越多，这意味着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不断发展四、新金融发展理论——金融约束论
发展中国家金融自由化的结果曾一度令人失望，许多经济学家开始对以往经济发展理论的结论和缺失进行反思和检讨。Stiglitz在新凯恩斯主义学派分析的基础上概括了金融市场中市场失败的原因，他认为政府对金融市场监管应采取间接控制机制，并依据一定的原则确立监管的范围和监管标准。在此基础上，Hellman，Murdock和Stiglitz（1997）在《金融约束：一个新的分析框架》一文提出了金融约束的理论分析框架。
（一）金融约束理论的核心内容。Hellman等人认为金融约束是指政府通过一系列金融政策在民间部门创造租金机会，以达到既防止金融压抑的危害又能促使银行主动规避风险的目的。金融政策包括对存贷款利率的控制、市场准入的限制，甚至对直接竞争加以管制，以影响租金在生产部门和金融部门之间的分配，并通过租金机会的创造，调动金融企业、生产企业和居民等各个部门的生产、投资和储蓄的积极性。政府在此可以发挥积极作用，采取一定的政策为银行体系创造条件鼓励其积极开拓新的市场进行储蓄动员，从而促进金融深化。
（二）金融约束的前提条件。Hellman等人认为，虽然金融约束理论从不同方面论证了金融约束对发展中国家来说是合理的金融政策，但金融约束与金融压抑在某些方面还是有相同之处。金融约束的政策在执行过程中可能会因为种种原因而效果很差或受到扭曲，其中最大的危险是金融约束变为金融压抑。因此，要保证金融约束达到最佳效果，必须具备一些前提条件，如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较低的通货膨胀率，正的实际利率，银行是真正的商业银行，政府对企业和银行的经营没有或有很少的干预，以保证银行和企业的行为符合市场要求。
（三）虽然金融约束与金融压抑运用的手段类似，但两者有本质上的不同。Hellman等人指出，因为金融约束创造的是租金机会，而金融压抑下只产生租金转移，租金机会的创造与租金转移是完全不同的。在金融压抑下，政府造成的高通胀使其财富由家庭部门转移至政府手中，政府又成为各种利益集团竞相施加影响进行寻租活动的目标，其本质是政府从民间部门夺取资源。而金融约束政策则是为民间部门创造租金机会，尤其是为金融中介创造租金机会，这会使竞争性的活动递增收益和福利。这些租金机会是因存款利率控制造成的存贷利差而形成的，银行通过扩张其存款基数和对贷款资产组合实施的监控获得了这些租金，由此促进金融深化。
（四）金融约束的效应。Hellman等人认为，资本要求虽然也是一个防止银行发生道德风险的工具，但在发展中国家，存款利率控制比对银行资本控制更为有效。在金融约束环境下，银行只要吸收到新增存款，就可获得租金，这就促使银行寻求新的存款来源。如果这时政府再对市场准入进行限制，就更能促使银行为吸收更多的存款而增加投资，从而增加资金的供给。建立合理数量的储蓄机构，可以吸收更多的存款，金融机构吸引更多的储户是发展中国家金融深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此，金融约束可以促进金融深化。
金融约束论是Hellman，Murdock和Stiglitz等对东南亚经验观察后的理论思考。东南亚金融危机的爆发使他们又重新研究了他们的金融约束论（1999），并认为这一危机从反面证明了他们的理论。事实上，金融约束是发展中国家从金融抑制状态走向金融自由化过程中的一个过渡性政策，它针对发展中国家在经济转轨过程中存在的信息不畅、金融监管不力的状态，发挥政府在市场失灵下的作用，因此并不是与金融深化完全对立的政策，相反是金融深化理论的丰富与发展。
五、金融发展理论的计量验证
金融发展理论的具体结论是否符合发展中国家的实际情况，其政策主张能否付诸于发展中国家的政政策实践，需要不断的研究探讨。其中，非常重要的研究工作就是利用发展中家的实证资料，对这些理论模型做出计量验证。但早期的经验研究结论只能确认两者之间存在相关关系，却无法确认两者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Levine,1997）。后续的经验研究应用新近发展起来的计量分析技术对更为全面的数据集进行计量分析，结果表明，金融发展是经济长期稳定增长的原因之一。
（一）20世纪80年代的计量验证。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各种有关金融发展理论的计量验证大量涌现。这些计量验证所涉及的范围较广，内容较多，几乎对Mckinnon和Shaw所提出的每一论点都作了计量验证。根据Kitchen(1986)的总结，自1973年至1984年，经济学家们对金融压抑论所作的主要的计量验证有17项。在这些计量验证中，除少数几项未能得出肯定的结果之外，绝大多数验证的结果都肯定地支持金融压制论的有关结论。
1、Lanyi和Saracoglu的计量验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于1983年《发展中国家的利率政策》，在该论文的附录3中，Lanyi和Saracoglu对21个发展中国家在1971年至1980年间实际利率与金融资产增长率及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之间的关系作了计量验证。根据他们算得的数据表明，实际利率为正值的国家，其平均的金融资产增长率与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都较高；实际利率为负值的国家，则其平均的金融资产增长率与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都较低，甚至为一负值。这反映，实际利率与实际金融资产的增长率及实际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率之间有着明显的正相关关系，这种正相关关系与Mckinnon和Shaw等人提出的金融发展理论的有关结论是一致的。但这三个变量之间的正相关关系还只是说明了问题的一个方面，而这个三个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则是需要证明的更重要的一个问题。而在各种计量验证中，因果关系是一个较难证明的问题。
2、Fry的计量验证。Fry有关金融发展理论的核心也是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压抑和金融深化问题。他不仅从理论上阐述了这一问题，而且通过大量的实证研究，以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实际资料对其理论进行了计量验证。Fry（1978）在<MoneyandCapitalorFinancialDeepeninginEconomicDevelopment?>一文中，对Mckinnon和Shaw的基本结论及他们关于传导机制问题的理论分歧作了计量验证。该验证的结果表明，Shaw的债务媒介论是成立的，而Mckinnon的互补性假说则不能成立。1980年，Fry又对发展中国家金融压制的代价作了数量分析。在这一分析中，Fry以实际存款利率被限制在其市场均衡水平之下作为金融压制的标志，对所选择的61个发展中国家在60年代中期至70年代中期的资料进行计量分析。通过计量验证，Fry得出结论，金融压制的代价是实际存款利率每低于其市场均衡利率1%，经济增长率将损失大约0.5%。
（二）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计量验证。20世纪90年代初期在国外兴起的经验研究，验证了金融发展确实具有促进经济增长的功能，而且明确区分了金融中介和金融市场作用于经济增长的机理，以及决定金融发展和金融结构的制度因素。
1、宏观层面的计量验证。20世纪90年代初，King和Levine放弃了既有金融发展理论以发展中国家为研究对象的传统，转而寻求建立一种包括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在内的一般金融发展理论。他们从金融功能的角度入手研究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尤其是对全要素生产力的影响。尽管许多金融学家都已表示金融功能对全要素生产力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但是一直未能找到计量金融功能的指标，King和Levine就在金融功能计量上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King和Levine（1993）在Goldsmith（1969）的基础上设计了四个用于测度金融中介体的服务质量指标（Depth指标，Bank指标，Private指标，Privy指标）来表示金融发展水平，然后用普通最小二乘法对80个国家1960~1989年间的数据进行回归分析。他们发现，金融中介的规模和功能的发展不仅促进了经济中的资本形成，而且刺激了全要素生产力的增长和长期经济增长。为了检验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因果关系的方向，King和Levine设计了一个方法，检验了金融发展初始水平（1960年）与经济增长（1960~1989年）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金融发展初始水平的差异很好地预测了以后经济增长水平之间的差异，即便是控制了收入、教育、政治稳定、贸易和财政货币政策等变量后也是如此。所以，King和Levine认为金融发展是原因，经济增长是结果，他们的研究方法和思想对后来经济学家的研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在King和Levine研究金融中介的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之后，Levine和Zervos（1998）研究了股票市场的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他们用最小二乘法对47个国家1976~1993年间的数据进行回归分析，结果表明，股票市场流动性和银行的发展不仅与同期的经济增长、资本积累及生产率提高有着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而且都是经济增长、资本积累以及生产率提高的很好的预测指标，这与Bencivenga等人（1995）的理论分析结果相一致。为了确定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是否存在长期相关性，Rousseau和Wacthte（1998）应用向量误差修正模型对美国、英国、加拿大、挪威和瑞典五国1870~1929年间的数据进行了时间序列分析。他们认为在金融强度指标和资本产出水平之间长期存在着重要的数量关系，而且Granger检验表明，金融中介体对实际经济活动起着重要的促进作用。Tadesse(2000)对36个国家(1980~1995年)数据的分析表明，银行导向型金融体系和市场导向型金融体系在促进经济增长方面所起的作用是不同的。在金融部门不发达时，银行导向型金融体系所起的作用要大于市场导向型金融体系所起的作用；而在金融部门发达时，市场导向型金融体系所起的作用则要大于银行导向型金融体系所起的作用。这一研究结论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有些国家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因果关系显著而在另一些国家却很模糊的这一计量分析结果。
在以上研究中，不管是对跨国横截面数据还是对时间序列数据进行计量分析，不可避免的存在着因遗漏了一些变量而产生的偏误，以及应用联立方程组去描述变量之间的相互关系时可能存在的联立性偏误。Rousseau和Wacthte(2004)采用了一个差分面板估计量去消除由尚未观察到的国家特定因素所引起的偏误，并力图消除由联立性偏误所引致潜在的参数的非一致性。在此基础上，利用面板分析技术对47个国家1980~1995年间的年度数据所进行的计量分析表明，银行和股票市场的发展都能在一定程度上解释经济增长。
2、中观层面的计量验证。宏观层面上的研究虽然使用了不同的计量分析工具，但分析的数据集都是以国家为单位的总量数据。因此，Mankiw（1995）指出，这种以国家为单位的总量数据进行的计量分析存在一些缺陷，而以中观层面即产业层次的数据为分析对象所进行的经济计量分析则将这一方面的研究向前推进了步。
Rajan和Zingales（1998）通过考察一国金融发展水平及产业增长水平指标之间的相互关系，来研究金融发展影响经济增长的机制。他们认为，金融发展降低了企业实施外源融资的成本，新企业的建立在意味着产业增长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创新得到了促进，经济因此而得以增长，而金融发展水平是决定产业的规模构成及产业集中度的因素之一。Neusser和Kugler（1998）设定了一个包含所有金融中介体活动的金融深化指标，运用多元时间序列分析方法对经合组织中13个国家的制造业与金融发展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在向量自回归(VAR)模型中对这些国家近30年间的经过平稳性检验的时间序列数据进行了计量分析。结果表明，金融部门的发展不仅与制造业产出相关，而且与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相关，更重要的是，在美国、日本、德国和澳大利亚这四个国家，这种相关关系表现为一种因果关系，即金融发展是制造业发展的原因。
Wurgler（2000）对65个国家的制造业在1963~1995年间的总投资及产业增加值的数据进行的回归分析表明，由于假定最优的投资会使得成长性产业的投资迅速增长而对衰退产业的投资会下降，因此金融市场的发展提高了资本配置的效率。Fisman和Love（2003）重新检验了金融市场对整个社会的资源在部门间配置中所起的作用。他们指出，金融市场发展水平越高的国家，各产业之间有着越高的相互关联的增长率。
3、微观层面的计量检验。中观层面的研究也存在着许多问题，仅用回归分析方法对面板数据进行计量分析，其分析结果可能有较大的偏差。而利用微观层面即企业的数据进行计量分析，在某种程度上则可避免上述问题，从而深化人们对金融发展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的认识。
Demirguc-Kunt和Maksimovic（1998）以企业财务预算模型为基础，利用回归分析方法对30个国家1984~1991年间的企业特定类型数据进行了计量分析。他们认为，法律体系越是完善的国家，实施长期股权融资和长期债权融资的企业就越多。一个活跃的股票市场和一个大的银行部门都与外源融资依赖性较强的产业的成长相关。之后，他们进行了国别比较，他们指出，在工业化国家，企业的长期负债比率较发展中国家企业的长期负债比率要高。同时，大公司较小公司有更高的资产负债率。
为了考察金融发展对不同规模企业的影响，Beck等人（2000）通过世界商业环境调查（WBES）所形成的4000家企业（其中80%是中小企业）在1995~1999年间数据进行了分析。他们指出，由于中小企业的发展对经济增长及消除贫困起着重要的作用，因此通过提高金融发展水平、提高司法效率、降低腐败程度会使中小企业的融资环境得到改善，从而促进经济的增长，并提高民众的生活水平。六、金融发展理论的总体评价
本质上，金融发展理论认为金融领域与其他一切经济领域一样，可以借助市场的力量实现均衡。它从发展的角度探讨了金融发展与经济发展的关系，相对于传统的西方货币金融理论学说，在理论上与实践上都有了一些创新。
（一）对金融深化理论的评价。金融深化理论侧重研究发展中国家在资本市场不发达、货币化程度不高，国家对金融干预过重条件下的理论。在发展中国家进行的以金融深化为核心内容的改革实践中，金融深化理论提出的几点建议，如放松利率管制、减少金融机构审批限制、促进金融同业竞争等大多被采纳，对促进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起到了一定作用。但是，发展中国家的市场运行机制尚不完善，不论从实证上还是从理论上分析，金融深化理论还存在着一些缺陷。第一，金融深化理论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归因于金融发展，该理论的提出的政策主张过分依赖于建立有效的信贷市场，却忽视了对经济发展的根本影响因素即科技发展、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分析。第二，金融深化理论忽略了发展中国家推进金融深化的制度因素。Mckinnon和Shaw的金融深化理论在实质上是新古典主义发展经济学在金融领域的一种延伸，其基本假设是市场存在着完全竞争和完全信息，从而各个经济主体都能达到帕累托最优。可是，客观实际的市场并不存在完全竞争和完全信息，因而需要政府的宏观调控。发展中国家在推进金融深化的过程中，必须发挥政府的独特作用，通过金融制度创新与变迁培植市场力量。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排斥政府而依赖自由放任的市场力量，而在于改革政府介入金融的方式和职能。第三，金融深化理论对金融深化过程中的金融风险缺乏足够的认识。若以自由放任的手段来推进金融深化，就有可能引发金融危机，因此尚不能排除政府的作用。第四，金融深化理论将发展中国家经济落后的原因过多地归于金融制度的落后，对经济结构严重失调，经济体制僵化无效等因素较少考虑，认为只要解除金融管制，依靠市场机制的刺激就会启动自行运转的增长机制。实践证明，这看法太过片面，东南亚金融危机的教训是惨痛的。
（二）对金融约束理论的评价。金融约束理论的核心思想是强调政府干预金融的作用，认为适当的金融压制是必要的。尤其对发展中国家而言，金融自由化并不一定是实现金融深化的最优选择。但是，金融约束理论也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首先，金融约束理论提出的低利率和信贷配给政策优势很难实现，并且还会产生负作用。Stiglitz认为贷款利率若高于10%就会引起逆向选择和银行行为变异的观点并不完全符合发展中国家的实际。发展中国家银行业的运行成本至少是OECD国家的两倍（Fry，1995），因此在发展中国家贷款利率高于10%是不可避免的。而带有行政性的指导性信贷计划不可能杜绝人为因素，这些大大增加了金融风险。其次，金融约束的限度难以把握和保证，容易形成政府的过度干预。Hellman承认，官僚阶层为了既得利益，很可能在金融约束已经变得没有必要时仍将保持下去。第三，金融约束理论过于强调银行金融机构在经济中的作用。金融约束理论对发展中国家证券市场、非银行金融机构的作用估计过低，也没有提出解决非银行渠道融资效率低下的办法。由于金融约束理论存在的问题，Hellman等人强调，金融约束只是一种动态的政策工具，约束的最优水平将随着金融深化程度的加深而下降，最终也向更具竞争性的金融自由化方向过渡。
我们应在认识传统的金融理论的基础上，不断发展适应于金融全球化、经济金融化趋势的金融理论，突破原有金融发展理论的局限性，探讨和构建以经济、金融全球化为背景的现代金融发展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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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姚凤阁：《中国投资基金市场运行与发展问题研究》[M]，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5年。
ContemporaryDevelopmentandEvidenceofFinancialDevelopmentTheory
金融发展范文第10篇
关键词：金融发展经济增长文献综述
当前的中国出现了一种奇特的宏观经济景观：一方面是货币过量供应，流动性泛滥，一些商业银行因为存差过大而发愁；另一方面是企业借钱难、筹资难，许多很有发展潜力的企业因为资金不足而得不到充分的发展（吴敬琏，006）。他认为问题症结在于，由金融市场和金融中介机构组成的金融体系发展严重滞后，使富裕的资金无法流入最有效率的产业和企业，资金流通不畅的必然会阻碍经济的发展。综观各个发达国家，几乎毫无例外的拥有发达的金融市场，而且似乎经济程度与金融市场的深度、广度也呈现出一定的正相关关系。究竟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怎样的一种关系呢？关于这个问题，国内外的诸多学者从理论和实证两个方面做了大量的研究，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一、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理论研究综述
9年，Schumpeter在《经济发展理论》一书中，被认为在经济理论史上第一次论述了创新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他认为金融机构满足新兴企业信贷要求是经济发展的核心所在，并强调银行的功能在于甄别出最有可能实现产品和生产过程创新的企业家，通过向其提供资金来促进技术进步。继熊彼特之后，关于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研究观点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两类：
.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没有相关关系
对于货币与实体经济之间的关系，西方古典经济学家根据萨伊定律提出了货币中性和信用媒介论，该理论认为货币供给量的变化不影响产出、就业等实际的经济变量。后来的一些经济学家如K.Wicksell，虽然认识到了货币在经济增长中具有重大的、实质性的影响，但主要强调的是消除货币对经济的不利影响。货币学派的代表人物Friedman认为“货币至关重要”只是就短期而言，在长期中货币供给的变化只会引起物价水平的变动，而不会影响实际产出。JoanRobinson也认为金融体系的出现和发展仅仅是对经济增长的被动反应。
新古典学派同样认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没有什么关系。如RobertLucas根据理性预期学派的分析，认为经济学家过分强调了金融因素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因为理性的人们往往可能会在货币供给量变化之前就已调整了自己的行为，故货币供给量的变化不会对产出和就业产生影响，所以菲利普斯曲线即使在短期内也是垂直的。
.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一定的因果和互动关系
0世纪70年代，Mckinnon和Shaw以发展中国家的金融问题为研究对象，认为在发展中国家存在着严重的金融约束和金融压抑现象。这既削弱了金融体系聚集金融资源的能力，又使金融体系发展陷于停滞甚至倒退的局面。973年，他们分别提出了著名的金融浅化理论和金融自由化理论。他们分别从“金融抑制”与“金融深化”这两个不同角度，将货币金融理论与发展理论结合起来，全面论证了货币金融与经济发展的辩证关系。他们认为，发展中国家之所以资金短缺，并不是因为缺乏能用于积累的资金，而是因为“金融抑制”造成了融资渠道堵塞和资金成本的扭曲。在金融深化的条件下，发展中国家经济建设资金不足问题可以缓解。
对于金融发展在促进经济增长方面的重要性，部分经济学家认为，金融发展是经济增长的一个必要条件。如Patrick认为，金融发展对于经济增长具有“供给主导”的作用。金融发展在动员储蓄、管理风险、便利交易等方面的积极作用有助于经济增长。但是，对于金融发展究竟如何影响经济增长的问题却存在许多争论。以Goldsmith为代表的结构主义者认为，金融发展以金融资产的形式直接增加储蓄，从而促进了资本形成与经济增长。Sinai和Stokers(97)及Wallick(969)的有关文献均对这一假说提供了经验支持。
而另一方面，以Mckinnon与Shaw为代表的金融压抑主义者却认为，现金余额的实际收益率是资本形成及由此取得经济增长的关键性决定因素。根据这一观点，经济增长基础上的金融发展绩效取决于利率的发展绩效。因此金融压抑主义者认为，实行金融自由化、放松利率管制最为重要。
二、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综述
.国外方面
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中，国外学者一直走在前面，Goldsmith开创了实证研究的先河。他使用金融中介体资产的价值与GNP的比率作为一国金融发展指标，通过检验35个国家在03年间(860年～963年)的数据，发现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一般是同时发生的，经济增长迅速的时期总是伴随着金融的快速发展。但是不足的是，他并没有能够指明两者何为因果。
King和Levine针对Goldsmith研究不足，采样80个国家30年的数据，系统地控制影响增长的因素，表明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存在统计意义上的显著正相关，即拥有发达金融系统的国家经济增长较快，反之亦然。Levine的研究也自此引发了寻找金融发展影响经济增长证据的高潮。Levine和Zervos(996)通过在回归模型中引入一些反映股票市场发展状况的指标，扩展了和对金融中介体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分析。其研究结果是银行发展、股票市场流动性，不但都与同时期的经济增长率、生产率增长率，以及资本积累率有着很强的正相关关系，而且都是经济增长率、生产率增长率以及资本积累率的很好预测指标。
Arestis等(00)使用来自5个发达国家的数据，采取时间序列研究方法，在控制股票市场易变性和银行体系效应的基础上，检验了股票市场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其结果也表明尽管银行和股票市场都可能有利于经济增长，但银行的效应更大。
.国内方面
国内理论研究起步较晚，相对不足。然而，通过借鉴学习国外既有相关理论研究成果，国内学者也进行了一定的定性研究和大量定量研究。前人的这些研究，大都是基于国外既有理论成果，同时考虑了我国现实经济状况，运用了国外成熟的实证分析方法，得出符合中国具体情况的很有价值的结论。
宾国强(999)采用OLS方法和Granger因果检验的方法分析了我国实际利率、金融深化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回归结果验证了麦金农的理论，实际利率、金融深化确实与经济增长有正相关关系，经济增长对金融深化有促进作用，得出结论我国的金融发展是经济增长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