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道德论文范文精选

布劳代尔（FernandBraudel）将金融活动归结为资本主义经济活动的最高形态（具有超越分工的倾向），列宁则将之归结为资本主义最后阶段（金融寡头垄断）的核心部分。在深受马克思制度分析影响的制度经济学家眼里，金融是信用关系从“前资本主义”简单生产扩展到资本主义再生产过程的关键环节。总之，金融是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密切关联著的。从这个意义上说，金融危机总是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玒的挑战。当人们的物质利益在金融危机中受到损害时，人们便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有效性发生疑问。不仅如此，人们还进一步对カ场经济制度的基本原理发生疑问。在所有这些疑问之上，人们最终会怀疑∶来自西方社会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是否真的适用於非西方文化传统诸社会的经济？我在这篇短文里提出来讨论的，就是由金融危机所揭示的、在经济活动与道德基础之间的关系，以及在“非西方社会”（non-westernsocieties）诸经济的现代化过程（从传统农业到现代工业的“转型期”）中，传统与现代化的冲突问题（关於这些问题的更深入的讨论，参阅文末参考文献）。

金融固然归根结柢是一种信用关系，但是“金融”这种信用关系所要求於一个社会的道德基础的条件却比一般信用关系强得多。托宾（JamesTobin，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在为《新珀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词典》撰写的“金融”词条里说∶一张借据，仅当它进入流通领域时，即被债权人拿来当做“信用”转让给第三方时，才具有“金融”的意义。在韦伯（MaxWeber）的论述传统中，金融，尤其是现代信息技术基础上的股票カ场这样的金融活动，可以被理解为一种“大众参与”的过程。在这里，我把“大众”定义为超越了“私人联系”所能维系的竤体的规模。与托宾的定义一致，当我们考察一张借据能够成为一项“金融工具”的前提时，马上会注意到金融与“信用一般”之间的本质差异∶在传统社会里相当常见的借据，只要求借贷方对出据方的信任关系。这种关系可以而且经常仅仅依癠於私人联系（血缘、地缘、业缘）；在大众参与的金融过程中，出具这张借据的个人的信誉，对多次转让以后的债权人而言几乎没有甚么意义。没有谁会因为不认识一家企业的老板而拒绝购买普遍被看好的该企业的股票（尽管许多人会因为认识那家企业的老板而购买该企业的股票）。金融过程所依赖的，不再是几乎每一个能够生存下来的社会的道德传统中都具备的人与人之间的“私人信任关系”（即建立在上述私人联系基础上的信任关系），而是必须依赖於“非个人”（super-individual）的、“超越私人联系”的，被哈耶克（F.A.Hayek）称作“抽象规则”（abstractrules）的那种制度。这种制度在韦伯那里被称作资本主义的“支撑体系”（suppportivesystem），包括独立的审计和会计系统、独立的司法与法庭抗辩系统，以及使“自由契约制度”（freecontracting）

得以有效的其他种种制度。事实上，当我们（跟著韦伯）如此重视资本主义制度的“可计算性”的时候，我们必须看到，如果不是因为这些“支撑体系”的超越私人联系的性质，如果不是因为这种“非人性”的制度里的“铁面官僚”的冷淡，无情地排除或极大地减弱了那些时刻包围著我们的、无孔不入的“私人联系”的影响，那么资本主义的“可计算性”就难以存在。

让我从股票交易中提出一个简单的例子来说明上面的论点。在美国流行的网上股票交易商当中，明确地规定了所谓“跳一价位”（stickup）制度。就是说，当股票交易的委癠方向方发出交易指令时，如果指令是“卖空”，那么方只能在カ场价格从下降过程中停稳的某个价位再跳上一个价位时执行委癠方的指令。跳一价位的规定是为了防止股票カ场在高度不稳定期间被短期炒家炒到崩盘的地步，因为从理论上说，卖空股票的数量可以无限大地超出股票发行的总量。当股票从一个过高的价位下滑时，往往引发“雪崩效应”，手中执有股票的人会争先恐后卖出股票，而原本没有股票的人，出於投机，会大量卖空股票。跳一价位的规定使得卖空行为相对於原本持有股票而现在卖出股票的行为而言，处於劣势。例如当IBM股价一天之内从105美元下滑到100美元时，如果中间没有停顿，那么在跳一价位规则下，卖空方基本上无利可图，甚至可能亏损（如果股价跌到100美元以下才停住并且反弹到100美元，那么按照“随行就カ”marketorder指令执行的卖空就会造成亏损）。

跳一价位规则也许或者肯定对社会整体而言利大於弊，但是它所要求於社会的道德基础是甚么呢？我还是想用具体的例子来说明这个要求。在跳一价位的规定下，委癠方事实上只有两个选择∶（1）向方发出“随行就カ”指令。在该指令下，委癠契约关系规定，方必须“尽最大努力”（besteffort）为委癠方卖一个好价钱；（2）向方发出“限定价格”（limitorder）指令（当然包括“止蚀限定价格”）。在该指令下，方要么不卖，要么只在委癠方限定的价格以上将股票卖出。对华尔街的许多股票及其期权（options）而言，价格在一天之内的变动可以大大超出1%的幅度，例如计算机业三巨头之一的Dell，其股票常常在一天之内变动10%左右。最近的例子是1998年1月11日，在一分钟走势图上显示，Dell从85美元几乎不停地跌至79美元，然后再上升到87美元。与此同时，Dell的期权价格，以一月份到期的85美元出售权为例，则毫无停留地从2.5美元上升到6美元再下跌到2美元，一天内的变动幅度几乎达到300%.熟悉香港股票操作制度的读者会注意到，这正是股票交易人谋私利做“老鼠仓”的大好时机。仍以Dell为例。如委癠人发出的指令是“随行就カ”购买一月份85美元出售期权，那么人完全有理由按照当日最高价格6美元为委癠人“买进”期权，而实际上自己以例如当日行价3美元买进再转让给委癠方，获利100%.如果委癠人发出的是卖空指令，那么在跳一价位规则下，人仍可以在当日的较高和较低两个价位上自己卖空，然后把那些在较低价位上卖空的股票“转让”给委癠人（即在低价位上买回并在同一价位上借出该股票给委癠人）。尽管有详细的规则禁止人这样做，但由於监督成本太高，委癠人事实上很难知道自己的指令是在哪一个价位上执行的，除非委癠人能够看到交易当天“场内专家”（specialist，或market-makers）的交易记录。我在香港曾经听一位交易所的朋友说，香港交易机构里几乎人人都有“老鼠仓”。这或许是夸大的，但离现实应当不会太远。另一方面，以我个人多年的经验，美国的网上交易员，至少那些著名的互联网交易公司，不太可能做“老鼠仓”。所以我相当放心地发出“随行就カ”指令，并经常於事后得知成交价格比我期望的更加理想。这个例子说明，跳一价位规则或任何金融制度，其事实上的有效性常常主要依赖於规则执行者的道德自律，在监督成本高昂的场合尤其如此。这也是诺斯（DouglasNorth，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所说的“第一方监督”（thefirst-partyenforcement）。

我曾在其他文章里详细介绍过，在成熟的资本カ场里，各大交易公司不仅为竞争客户而珍惜自身名誉，而且还要竞相为客户提供可靠和权威的信息谘询。后者比前者更加难能可贵，也更难以靠第二方（即参与契约的其他当事人）或第三方（即与契约利益无涉的仲裁者）来监督。由於技术上的原因，依靠道德自律以外的其他方式来监督人行为的成本高昂，许多原本对合作双方都有利可图的项目，在缺乏道德共识的社会环境里就无法实行。试想，假如我发现每一次我的“随行就カ”卖空的指令得到的结果都比我预期的价格低得多，我就不会继续使用这一指令方式，於是在未来的交易中，当カ场变化剧烈时（限定价格的指令往往无法执行），在我和我的交易人之间就做不成任何交易。

上面讨论的只是一个小例子.就我的理解而言，目前发生在亚洲许多地区的“金融危机”（货币动荡只是这一危机的表现之一），与上面这个例子的性质是一样的——信誉危机。在西方成熟的カ场经济里，所谓“坏帐”固然难以避免，但是出现与韩国政府贷款的坏帐比例（根据一份材料的估计，接近40%）类似的坏帐却是少见的。中国的银行向国营企业发放的贷款，坏帐比例即使已经高到不能忍受的程度，但也只有20%.80年代以来，许多发展中经济开始从古典发展阶段（即珀特尔MichaelPorter所谓“要素驱动的发展阶段”）进入规模经济发展阶段（即珀特尔所谓“投资驱动的发展阶段”），从而需要建立大规模集资的机制。政府干预下的集资固然可大规模进行，如同韩国在1970-1990年期间所做的那样，但其社会弊端往往抵销了经济效果（例如由此而来的政治腐败和新的老的“财阀族”），即使经济上的效果，也未必有预期那么好（参阅人们最近几年对“亚洲奇迹”的批评）。但是，如果放弃政府干预这个手段，在互不相识的广大人竤之间如何实行大规模集资呢？“金融”做为一种特殊的信用关系，一种“大众参与”的信用关系，便在亚洲诸“非西方社会”经济发展的这一特定阶段里凸显出来。这一“金融深化”

（financialdeepening）过程与本土文化尤其是本土知识（localknowledge）的冲突性也便凸显出来了。

布劳代尔（FernandBraudel）将金融活动归结为资本主义经济活动的最高形态（具有超越分工的倾向），列宁则将之归结为资本主义最后阶段（金融寡头垄断）的核心部分。在深受马克思制度分析影响的制度经济学家眼里，金融是信用关系从“前资本主义”简单生产扩展到资本主义再生产过程的关键环节。总之，金融是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密切关联著的。从这个意义上说，金融危机总是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玒的挑战。当人们的物质利益在金融危机中受到损害时，人们便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有效性发生疑问。不仅如此，人们还进一步对カ场经济制度的基本原理发生疑问。在所有这些疑问之上，人们最终会怀疑∶来自西方社会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是否真的适用於非西方文化传统诸社会的经济？我在这篇短文里提出来讨论的，就是由金融危机所揭示的、在经济活动与道德基础之间的关系，以及在“非西方社会”（non-westernsocieties）诸经济的现代化过程（从传统农业到现代工业的“转型期”）中，传统与现代化的冲突问题（关於这些问题的更深入的讨论，参阅文末参考文献）。

金融固然归根结柢是一种信用关系，但是“金融”这种信用关系所要求於一个社会的道德基础的条件却比一般信用关系强得多。托宾（JamesTobin，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在为《新珀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词典》撰写的“金融”词条里说∶一张借据，仅当它进入流通领域时，即被债权人拿来当做“信用”转让给第三方时，才具有“金融”的意义。在韦伯（MaxWeber）的论述传统中，金融，尤其是现代信息技术基础上的股票カ场这样的金融活动，可以被理解为一种“大众参与”的过程。在这里，我把“大众”定义为超越了“私人联系”所能维系的竤体的规模。与托宾的定义一致，当我们考察一张借据能够成为一项“金融工具”的前提时，马上会注意到金融与“信用一般”之间的本质差异∶在传统社会里相当常见的借据，只要求借贷方对出据方的信任关系。这种关系可以而且经常仅仅依癠於私人联系（血缘、地缘、业缘）；在大众参与的金融过程中，出具这张借据的个人的信誉，对多次转让以后的债权人而言几乎没有甚么意义。没有谁会因为不认识一家企业的老板而拒绝购买普遍被看好的该企业的股票（尽管许多人会因为认识那家企业的老板而购买该企业的股票）。金融过程所依赖的，不再是几乎每一个能够生存下来的社会的道德传统中都具备的人与人之间的“私人信任关系”（即建立在上述私人联系基础上的信任关系），而是必须依赖於“非个人”（super-individual）的、“超越私人联系”的，被哈耶克（F.A.Hayek）称作“抽象规则”（abstractrules）的那种制度。这种制度在韦伯那里被称作资本主义的“支撑体系”（suppportivesystem），包括独立的审计和会计系统、独立的司法与法庭抗辩系统，以及使“自由契约制度”（freecontracting）

得以有效的其他种种制度。事实上，当我们（跟著韦伯）如此重视资本主义制度的“可计算性”的时候，我们必须看到，如果不是因为这些“支撑体系”的超越私人联系的性质，如果不是因为这种“非人性”的制度里的“铁面官僚”的冷淡，无情地排除或极大地减弱了那些时刻包围著我们的、无孔不入的“私人联系”的影响，那么资本主义的“可计算性”就难以存在。

让我从股票交易中提出一个简单的例子来说明上面的论点。在美国流行的网上股票交易商当中，明确地规定了所谓“跳一价位”（stickup）制度。就是说，当股票交易的委癠方向方发出交易指令时，如果指令是“卖空”，那么方只能在カ场价格从下降过程中停稳的某个价位再跳上一个价位时执行委癠方的指令。跳一价位的规定是为了防止股票カ场在高度不稳定期间被短期炒家炒到崩盘的地步，因为从理论上说，卖空股票的数量可以无限大地超出股票发行的总量。当股票从一个过高的价位下滑时，往往引发“雪崩效应”，手中执有股票的人会争先恐后卖出股票，而原本没有股票的人，出於投机，会大量卖空股票。跳一价位的规定使得卖空行为相对於原本持有股票而现在卖出股票的行为而言，处於劣势。例如当IBM股价一天之内从105美元下滑到100美元时，如果中间没有停顿，那么在跳一价位规则下，卖空方基本上无利可图，甚至可能亏损（如果股价跌到100美元以下才停住并且反弹到100美元，那么按照“随行就カ”marketorder指令执行的卖空就会造成亏损）。

跳一价位规则也许或者肯定对社会整体而言利大於弊，但是它所要求於社会的道德基础是甚么呢？我还是想用具体的例子来说明这个要求。在跳一价位的规定下，委癠方事实上只有两个选择∶（1）向方发出“随行就カ”指令。在该指令下，委癠契约关系规定，方必须“尽最大努力”（besteffort）为委癠方卖一个好价钱；（2）向方发出“限定价格”（limitorder）指令（当然包括“止蚀限定价格”）。在该指令下，方要么不卖，要么只在委癠方限定的价格以上将股票卖出。对华尔街的许多股票及其期权（options）而言，价格在一天之内的变动可以大大超出1%的幅度，例如计算机业三巨头之一的Dell，其股票常常在一天之内变动10%左右。最近的例子是1998年1月11日，在一分钟走势图上显示，Dell从85美元几乎不停地跌至79美元，然后再上升到87美元。与此同时，Dell的期权价格，以一月份到期的85美元出售权为例，则毫无停留地从2.5美元上升到6美元再下跌到2美元，一天内的变动幅度几乎达到300%.熟悉香港股票操作制度的读者会注意到，这正是股票交易人谋私利做“老鼠仓”的大好时机。仍以Dell为例。如委癠人发出的指令是“随行就カ”购买一月份85美元出售期权，那么人完全有理由按照当日最高价格6美元为委癠人“买进”期权，而实际上自己以例如当日行价3美元买进再转让给委癠方，获利100%.如果委癠人发出的是卖空指令，那么在跳一价位规则下，人仍可以在当日的较高和较低两个价位上自己卖空，然后把那些在较低价位上卖空的股票“转让”给委癠人（即在低价位上买回并在同一价位上借出该股票给委癠人）。尽管有详细的规则禁止人这样做，但由於监督成本太高，委癠人事实上很难知道自己的指令是在哪一个价位上执行的，除非委癠人能够看到交易当天“场内专家”（specialist，或market-makers）的交易记录。我在香港曾经听一位交易所的朋友说，香港交易机构里几乎人人都有“老鼠仓”。这或许是夸大的，但离现实应当不会太远。另一方面，以我个人多年的经验，美国的网上交易员，至少那些著名的互联网交易公司，不太可能做“老鼠仓”。所以我相当放心地发出“随行就カ”指令，并经常於事后得知成交价格比我期望的更加理想。这个例子说明，跳一价位规则或任何金融制度，其事实上的有效性常常主要依赖於规则执行者的道德自律，在监督成本高昂的场合尤其如此。这也是诺斯（DouglasNorth，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所说的“第一方监督”（thefirst-partyenforcement）。

我曾在其他文章里详细介绍过，在成熟的资本カ场里，各大交易公司不仅为竞争客户而珍惜自身名誉，而且还要竞相为客户提供可靠和权威的信息谘询。后者比前者更加难能可贵，也更难以靠第二方（即参与契约的其他当事人）或第三方（即与契约利益无涉的仲裁者）来监督。由於技术上的原因，依靠道德自律以外的其他方式来监督人行为的成本高昂，许多原本对合作双方都有利可图的项目，在缺乏道德共识的社会环境里就无法实行。试想，假如我发现每一次我的“随行就カ”卖空的指令得到的结果都比我预期的价格低得多，我就不会继续使用这一指令方式，於是在未来的交易中，当カ场变化剧烈时（限定价格的指令往往无法执行），在我和我的交易人之间就做不成任何交易。

上面讨论的只是一个小例子.就我的理解而言，目前发生在亚洲许多地区的“金融危机”（货币动荡只是这一危机的表现之一），与上面这个例子的性质是一样的——信誉危机。在西方成熟的カ场经济里，所谓“坏帐”固然难以避免，但是出现与韩国政府贷款的坏帐比例（根据一份材料的估计，接近40%）类似的坏帐却是少见的。中国的银行向国营企业发放的贷款，坏帐比例即使已经高到不能忍受的程度，但也只有20%.80年代以来，许多发展中经济开始从古典发展阶段（即珀特尔MichaelPorter所谓“要素驱动的发展阶段”）进入规模经济发展阶段（即珀特尔所谓“投资驱动的发展阶段”），从而需要建立大规模集资的机制。政府干预下的集资固然可大规模进行，如同韩国在1970-1990年期间所做的那样，但其社会弊端往往抵销了经济效果（例如由此而来的政治腐败和新的老的“财阀族”），即使经济上的效果，也未必有预期那么好（参阅人们最近几年对“亚洲奇迹”的批评）。但是，如果放弃政府干预这个手段，在互不相识的广大人竤之间如何实行大规模集资呢？“金融”做为一种特殊的信用关系，一种“大众参与”的信用关系，便在亚洲诸“非西方社会”经济发展的这一特定阶段里凸显出来。这一“金融深化”

（financialdeepening）过程与本土文化尤其是本土知识（localknowledge）的冲突性也便凸显出来了。

编者按：本论文主要从次级抵押贷款的衍生化；次级抵押贷款衍生化过程中金融中介的道德风险；金融衍生化过程中道德风险与金融危机等进行讲述，包括了次贷危机爆发的最直接原因是美元利率的走高刺破了美国房地产泡沫、美国住房抵押贷款市场的发展、美国住房抵押贷款的证券化和进一步衍生化、次级贷款的证券化反过来加剧了美国的房地产泡沫、贷款机构的道德风险行为、投资银行的道德风险行为等。具体资料请见：

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性金融危机和全球性经济衰退仍在蔓延之中，至今仍深禾见底，从表面上看是美国房地产泡沫的破灭引发了次贷危机的爆友，但从本质上分析，次级抵押贷款证券化、衍生化和虚拟化过程中各参与主体的道德风险行为才是引发危机的真正根源、正是不断虚拟化所引发的市场信息不对称的加剧为各环节的金融中介提供了道德风险行为的空间；而金融中介道德风险行为的加剧和叠加则增加了金融市场的脆弱性，提高了金融市场的系统风险，最终导致危机的全面爆发。

关键词：次贷危机；虚拟化；道德风险

美国次贷危机自2007年5月爆发以来已经给世界各国的金融体系和经济发展造成巨大的冲击和影响，全球经济更是陷入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来最为严重的经济衰退，更令人担忧的是这场金融海啸的“破坏力”至今还未完全释放，全球经济衰退也远未见底。此外，美国应对金融海啸和防止经济衰退所采取的降息和弱势美元政策也给全球经济带来诸多消极影响和不确定性因素，甚至可能再次埋下未来危机的种子。与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不同，中国不但难以在这场危机中独善其身，而是遭受着巨大的损失和多方的压力。危机爆发以来，国内外学界和业界都在积极评估危机可能的影响和分析引发危机的原因。从表面上看是美国房地产泡沫的破灭引发了次贷危机，但从本质上分析，金融衍生化各环节中金融中介的道德风险行为才是引发危机的真正根源。从某种意义上讲，金融市场是一个信息的市场，信息不对称是市场的常态。而信息不对称容易引发各层级市场参与者的道德风险行为——可以是某些金融从业人员的道德风险行为，也可以是某些金融机构的道德风险行为，甚至可以是整个金融部门的道德风险行为。早在1998年，美国著名经济学家Krugman就指出正是金融机构的道德风险引发了亚洲金融危机，并提出了解释金融危机的第三代模型，分析了道德风险对金融危机的影响。但一直以来，学术界关于金融市场道德风险问题的研究还只能算是零星而稀少，缺乏足够的关注。而次贷危机的爆发，可以理解为金融部门道德风险行为累积的又一次爆发。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次源于金融中介道德风险行为的危机却是发生在号称金融体系最完善，金融市场最成熟，金融监管最严密，金融创新最活跃的美国。由次贷危机的爆发和恶化，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了：随着金融创新的日新月异，金融衍生工具的创新在提高风险管理效率的同时也为市场增添了不少难以评估和预测的风险，这使得金融市场的运行机制和风险管理并不是越来越清晰可控，而是变得越来越复杂而难以把握。从信息经济学的角度分析，过度衍生化和虚拟化使得各个市场主体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程度实际上是加剧了，在监管水平没能跟上创新步伐的情况下，这又容易诱发市场参与主体的道德风险行为，引发金融危机。由此本文认为，正是过度的金融虚拟化和滞后的金融监管诱发了各金融机构的道德风险问题，进而引发危机的爆发。

一、次级抵押贷款的衍生化

从表面上看，次贷危机爆发的最直接原因是美元利率的走高刺破了美国房地产泡沫。我们知道：2001年以来，在美联储低利率政策下，美国的房地产价格在国内和国际的流动性泛滥中不断走高，日益泡沫化。房地产泡沫的滋生和膨胀使得美国房地产市场空前繁荣，也使得住房抵押贷款市场呈现出快速发展的态势。

1美国住房抵押贷款市场的发展

美国的住房抵押贷款市场大致可以分为三个级别：优级贷款、Alt—A贷款和次级抵押贷款。其中，次级抵押贷款的对象为信用分数较差的个人，尤其是消费者信用评分(FICO)分数低于620、月供占收入比例较高或信用记录欠佳以及那些首付低于20％的贷款人，而在以往，这些贷款人在一般情况下是很难获得住房抵押贷款的。但随着美国房地产市场的火爆、住房抵押贷款市场竞争的加剧，以及中介机构“证券化”的金融创新，催生美国住房抵押贷款市场上“次级抵押贷款”这一高风险的信贷品种。2000年以来，次级抵押贷款在美国增长迅速，在全部住房抵押贷款市场中的比例达到12％，约12000亿美元。

一、目前高职院校在金融职业道德建设方面的探索

（一）开设职业道德教育与金融服务意识培养的专门课程新形势下，国内绝大多数开设金融专业的高职院校都已意识到职业道德素质对学生将来的就业、职业发展乃至整个金融业的平稳发展的重要意义，所以纷纷加大了在职业礼仪和职业道德方面的教育力度，通过各种形式在学生心目中树立金融职业道德标准。开设了公共必修课《大学生思想道德修养》和一系列道德修养类的公共选修课，开展相关讲座，专业教师在课程教学和实习实训中穿行职业道德素质教育，但总体效果并不明显。对此天津商务职业学院金融专业针对金融行业的特殊性增设了《金融礼仪》课程，建立金融行业服务意识，规范服务标准。同时还开设了《金融法》课程，专门强调金融行业自身的职业道德准则和操守，用金融企业真实的案例说明违反金融法规的严重后果，引起学生们高度重视，达到自律的目的，从而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金融职业道德观。

（二）利用顶岗实习推进金融职业道德素质教育依托企业平台，建立并实施“工学结合”的人才培养模式，企业与校园联手打造企业所需人才，这样既满足了企业提升整体人才素质、保障后备人才选拔的需要，同时也为高职院校实现了人才培养与企业需求的“零距离”对接。学生在校园内打下理论知识基础后，深入到企业一线去实习实践，在实际工作岗位中，在真实的工作背景下，体会岗位职业道德规范的要求和执行标准，促使学生直观而迅速地建立起正确的职业价值观。天津商务职业学院金融专业依靠合作企业平台，积极开展了包含职业素质教育在内的广泛合作，例如在专业课堂上引入真实的工作任务，要求学生模拟金融机构工作人员工作过程来完成，来自金融企业一线的兼职教师和校内专职教师相互配合，共同完成对学生整体任务完成情况的评价，将工作态度和敬业精神以及团队合作意识纳入到评分体系当中，给出学生与金融机构实际工作相类似的评价，让学生切身体会到金融机构的职场氛围。专业实训室的布置体现金融企业的要求，营造浓厚的企业文化氛围，邀请金融一线人员走进课堂向学生宣讲企业精神和真实案例等。

二、正确把握新形势下金融职业道德建设的基本内容

（一）信誉至上是金融职业道德的内在要求金融机构作为经营货币资金的企业，与人们的生活、工作息息相关，因此金融职业道德中把诚实守信放在了首位。金融机构必须在群众的心目中树立起信得过、靠得住的形象，才能取得客户的信任和支持，才能得以进一步发展。金融机构从业人员要积极塑造现代人格，按照“信誉至上”的职业道德规范约束自己的言行，在工作中做到实事求是，不蒙蔽、不欺骗群众，树立诚信第一、童叟无欺的职业道德意识。遇到问题时要本着公正客观，不偏不倚的原则来处理，以高度负责的态度赢得客户的信任与支持。同时，金融从业人员必须严防任何形式的差错，坚持认真细致的工作风格，注意力集中，高质量的为客户办好每一笔业务。

（二）提供优质服务是金融职业道德的核心内容金融企业在整个经济运行中起着命脉的重要作用，竭诚为客户提供优质服务，满足企事业单位和人民群众日常生活、工作需要是各级各类金融机构安身立命之本。优质服务不仅包括高标准的服务质量，快捷的服务效率，还要有和善的服务态度。热情周到，亲切自然的服务态度一方面可以很好地维护金融企业的信誉，增进客户对金融企业的感情，深入开展金融业务，另一方面也体现出金融从业人员的爱岗敬业精神和对自身的尊重，充分体现出优良的职业修养和道德风范，从而可以稳固并提升金融机构在社会经济运转中的重要地位。

（三）提高效率是金融职业道德的特色准则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当今世界，科技迅猛发展，新理念新技术不断涌入金融业，推动金融业的快速发展。金融业中的货币利率、汇率以及联行资金往来随时都在发生变化，金融业的经营活动、财力状况、偿债能力也在时时变化之中，期货交易和股票行情更是瞬息万变，银行之间的资金往来结算实现了地域性、全国性的联网，收付速度大大提高，对资金流动、资本融通及整体经济的发展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金融机构的工作人员必须顺应这一高效的服务环境，提高自身业务操作水平和效率，掌握先进的操作方法和精湛的业务技能，这样才能为客户提供上乘的服务，圆满完成工作任务，在激烈的人才竞争中站稳脚跟。

三、以项目导向、任务驱动为高职金融职业道德教育的改革思路

看完录象片《金色的启示》，我的心灵受到深刻的震撼，我对秦婕、赵军他们全心全意为储户、为保卫货币舍身跳火车而感到由衷的敬佩；对信贷干部高俊所进行的一笔笔权钱交易百感到无尽的厌恶。为什么同样的时代、同样在金融战线，有人兢兢业业、一身正气，凭自己高尚是思想情操赢得了人们的尊敬，而有人却抵不住金钱的诱惑，最终滑向犯罪的泥塘？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最根本的还是一个职业道德修养问题。

面对目前的新形势，我们应该义无返顾地树立起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忠于职守、廉洁奉公、竭诚服务、脚踏实地地学习和实践。

是啊，人生犹如一个大舞台，面对台下众多的观众，并不是每人都能演好自己的角色，那么我们应该如何把握自己、陶冶情操、培养高尚的职业道德，不让自己跌跟斗呢？答案只有一个：那就是要懂得自爱、严于律已和善于审独。

自爱、自律与慎独曾是我国儒家学派传统修身养性之道，今天，同样适用于我们广大金融工作者。

人的一生一举一动都在书写着自己的历史，只有懂得自爱的人，才不至于误入迷途；只有懂得自爱的人，才能为自己谱写生命的赞歌，因此说自爱是培养职业道德中重要一环。秦婕面对单调、琐碎的储蓄工作，一心为公、默默地奉献着自己的青春，以高尚的职业道德，赢得了人们的尊敬，那是因为他懂得自爱；赵军虽处平凡岗位，但他为工作而奋不股身，这种敬业精神，同样值得人们学习，那是因为他懂得自爱；而信贷干部高俊，由于不自爱，利用权钱交易，彻底沦丧了职业道德，也葬送了自己的前途，受到人们的唾弃。幸福的人生人人相似，不幸的人生各有不同，但不幸的根源在于他们懂得自爱。

写到这儿，我不仅想到东晋时的陶侃，他在洵阳任县吏时，因管理渔政之便，给老母送去一条腌鱼，不料老母将鱼送回，并责备他："汝为吏，以官物见饷，非唯不能益吾，乃以增吾忧也！"陶侃顿时醒悟，从此不负母望，一生清廉，两袖清风。

还有东汉时具有"关东孔子"之称杨震，曾推荐秀才王密为昌邑县令，后来杨震因赴任路过该县时，王密知恩图报，夜送黄金10斤，杨加以拒绝。王密说:“暮夜无知者”，杨震斥之说:“无知，神知、我知、你知、何为无知？”

依时下一些人观点：“有权不用，过期作废”、“不拿白不拿”，岂不是傻老大一个，但恰恰是他们懂得自爱，严于律已，留下千古佳话，套句现代语言，也就是他们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才深受后人的崇敬。故人尚能如此，何况生在新时代，长在新时代的我们！

一、“金融道德风险论”的法理困境

“金融道德风险论”一旦被引入金融法学，就会凸显道德维度与法律思维之间的错位。所谓法律思维，就是法律思维方式，是指思考问题的立场和目的都符合法治精神。［10］以法律思维观察和分析金融市场，是金融法学最基本的知识特性。而一旦以法律思维审视“金融道德风险论”，便会发现其存在以下困境。

（一）“金融道德风险”存在定性难题

“金融道德风险论”在对“金融道德风险”的概念、类型及原因等进行分析时，往往顾此失彼。比如，梅世云提出“社会性道德风险”的概念，认为“社会性道德风险”有体制引发型、政策引发型甚至腐败引发型等几类。［11］那么，既然是体制、政策甚至腐败引发了风险，为何不能称之为“体制风险”、“政策风险”或“腐败风险”呢？即使这些风险也可以从道德维度进行解读，但把其他视角几乎全部纳入道德维度之下却有失偏颇。更明显的是，他认为，“法制不健全……也是形成金融道德风险的重要因素”［5］，既如此，为何该风险不能称之为“金融法律风险”呢？因为金融市场会经常遇到法律跟进不及时或法律之废、立所带来的不利后果。再者，如果存在“金融道德风险”，也只能归因于道德，因为道德与法律有本质区别，而“若将一切道德的责任，尽行化为法律的责任，那便等于毁灭道德”［12］（P402）。可见，此时“金融道德风险”面临难以定性的难题。

（二）防范和治理金融风险的法理依据难以确立

“金融道德风险论”努力从道德维度寻找防范和治理金融风险的法理依据。如果仅从表面现象看，金融风险的确与道德危机如影相随：随着金融市场多个交易环节资金链条的断裂，欺诈和不遵守契约的行为开始盛行，从而引发更大规模的金融风险，最终导致金融危机。但是，这并不表明，防范和治理金融风险的法理依据就包含在道德逻辑之中。事实上，个别或少数金融交易中的“败德”行为，即使在金融市场稳定时期也是存在的。而在此次世界性金融危机中，“大而不能倒”的美国华尔街金融巨头被认为是危机的始作俑者。但如果据此认为，危机源于这些金融大鳄的道德因素，那就会与事实明显矛盾。因为，“数十年来，美国‘华尔街’作为全球金融市场的中心和楷模，引领着世界金融市场的发展方向”［13］。这说明，人们一旦从道德维度追溯金融危机的根源，并期望以此确立防范和治理金融风险的法理依据，就会脱离事实。所以，当“金融道德风险论”试图从道德失灵中寻找防范和治理金融风险的法理依据、从而希望从对金融风险的道德批判中走向法律思维时，其结果只能是，对这种道德批判得愈猛烈，距离法律就愈远。

（三）金融法学难以自我证成

“金融道德风险论”一旦变为一种法学立场，就会使法律思维屈从于道德维度的叙说方式，不仅会造成金融法学知识特性的弱化，而且无法使金融法学完成自我证成。道德不能限定风险。风险与道德都是金融市场的一个侧面，道德并不基于风险而存在，风险也不会因为道德而出现。风险与道德具有同样的现实依据，道德不能作为一种必然的标准来限制或决定风险，风险也没有必然的义务体现该种道德。而风险之所以不会、也不能够固定、单一地指向某种道德，其与道德的主体性有关。道德主体的复杂性、多元性甚至利益的对抗性（源于社会分层），使道德分化为不同的观念体系，呈现出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利益冲突。此时，道德批判就只能成为道德批判者对其他道德主体的批判。但是，不管人们对金融风险进行怎样的道德批判，都无法改变金融风险所具有的道德属性，即只要不改变金融风险赖以存在的社会条件，就无法改变其所体现的道德逻辑。比如，在“占领华尔街运动”中，尽管代表“99％”的民众对代表“1％”的华尔街金融寡头进行了持续的道德声讨，但是，金融家们绝不会因此而改变其道德逻辑，因为自己为股东谋利就是其最大的道德。所以，不是金融风险没有体现道德，而是没有体现“金融道德风险论”主张的那种道德而已。如此，“金融道德风险论”对金融风险的道德批判自然苍白无力，金融法学理论体系也就难以建立。

摘 要：从中职学校的金融教学工作中可以看出，职业道德教育是相对比较比较重要的教学内容，主要是由于进入社会工作岗位之后，工作人员的职业道德是影响金融结构运行高效性的重点。所以说，从学校教育开始就给学生们灌输一定的职业道德是至关重要的。这和金融企业自身的形象和信誉之间存在着一定的联系。所以说，在具体的教学工作中，工作人员应该根据具体的教学内容来将职业道德的教学内容融入到其中。在教授给学生们金融专业相关知识的同时，积极培养学生们的职业道德。本文就对这一问题进行介绍，仅供参考。

关键词：职业道德教育；中职学校；金融教学；渗透

现如今，社会金融机构的高效发展为金融专业的人才提供了较为广阔的就业平台。对于金融学校而言，学生们的职业道德都没有达到标准，还需要进一步地改进和完善。从传统的教学观念中可以看出，金融专业教学的主要观念就是只要可以掌握专业金融知识就可以，对于职业道德的重视程度明显降低。所以说，这种教学观念需要得到高效的改进，现如今的教学工作主要从这一方面入手，培养金融专业的实用性人才。

1 中职学校对金融职业道德教学的重要意义

职业道德从其本质上看主要是指社会发展过程中的社会文明方面的内容，从金融职业道德方面上看，在工作中，从业人员需要遵守相关的工作原则，中职学校的道德教育具有重要的意义，在进行实际的教学过程中，提升学生们的职业道德和具体的金融知识的教学同等重要。

1.1 是精神文明建设的主要内容

从社会发展的现状中可以看出，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工作是各行各业的基本要求，由于中职院校的学生和其他学校的学生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差异，无论是在对专业知识的掌握还是在实践的操作能力方面都存在着一定的差距，所以说，需要对职业道德加强重视，并且深入到金融行业的发展过程中。从职业道德方面上看，其为社会精神文明建设的基本内容。职业道德就是在金融机构工作中所需要遵守的重要工作内容。

1.2 是提升从业人员素质的重要方式

摘 要： 本文旨在揭示金融新常态表现出来的新特征和新风险，并表明这些新特征和新风险本质上是由金融从业人员的职业道德水平决定的，说明金融新常态下金融从业人员职业道德的重要性，但是我国高校金融职业道德教育现状基本呈空白状态，进而提出高校金融职业道德教育的迫切性和必要性，在此基础上重点探索构建主动适应金融新常态的高校金融职业道德教育体系的思路。

关键词： 金融新常态 金融职业道德 道德风险 金融从业人员

一、引言和文献综述

金融新常态指为适应我国经济发展的新常态，当前我国金融领域出现的新趋势和新特征主要表现在五个方面：一是随着我国经济增长从高速转为中高速，金融业整体增长速度逐步回归正常;二是金融结构调整日趋频繁，开始进入调整存量、做优增量并存的深度调整期;三是金融产品创新日趋多样化，金融脱媒、去实体化现象越来越突出;四是金融市场化和国际化进程步入快速通道，金融干预与金融自由化之间的博弈愈发激烈;五是互联网金融成为金融发展重要分支，发展势头强劲，被誉为下一个经济增长引擎。

在金融新常态下，金融风险犹存且呈不断放大态势，人为因素在金融风险诱因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因此，在金融新常态下对金融从业人员素质的要求越来越高，而职业道德是金融从业人员必备的核心素质。金融从业人员职业道德水平的高低直接影响甚至决定其从业时能否遵守有关金融准则、是否善于规避风险、是否敢于承担责任、是否顾忌他人利益等，进而影响、决定金融风险或危机是否发生、金融风险或危机发生后是否能快速得以控制。从某种程度上讲，金融从业人员职业道德水平的高低是金融行业稳定与否的关键因素，更是金融新常态下金融能否稳健发展的决定因素。因此，加强金融从业人员的职业道德教育，主动适应金融新常态，成为当前金融运行和发展的重中之重。

一般而言，金融职业道德有两种培育方式，即金融机构对从业人员的职业道德教育和高校金融职业道德教育。高校期间是人一生中最关键的思想塑造期，是金融职业道德教育的初始阶段，也是最重要、最关键的阶段，将职业道德教育托付给金融机构是不可取的，因此本文着重考察高校金融职业道德教育。在金融新常态下，金融风险性越来越强，金融能否稳健运行的关键在于金融从业人员自身的职业道德。高校金融职业道德教育缺失会导致高校毕业生缺乏基本的金融职业道德，毕业走上金融工作岗位后对金融职业道德的概念和行为准则模糊，极易成为金融风险的爆发点。因此应该加强高校金融职业道德教育，主动适应金融新常态。

邹宏秋（2007）认为金融从业人员的职业道德修养和金融机构整体形象密切相关，因此财经类高职院校应加强金融职业道德教育，并提出高职金融职业道德教育改革思路。蔡庆丰等（2009）提出高校金融专业的毕业生是未来金融领域的主要从业人员，对其进行职业道德和风险意识教育及对我国金融业稳定健康发展意义重大。方建珍（2009）将金融专业知识教育比做“有形的手”，而金融职业道德教育则是“无形的手”，两者缺一不可，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侯定凯和李明（2009）认为目前财经类高校片面重视学生经济利益方面的教育，而忽视如何做人的教育，财经类高校应该将伦理道德教育和经济学基本理论知识相结合，促使学生的专业知识素养和职业操守素养同时提高。梁琪（2009）分析美国金融危机对我国金融学教育的影响，指出我国高校金融专业人才培养对职业操守教育重视不够，高校在制定人才培养方案时应将职业道德教育和专业知识学习紧密结合[1]。徐学锋和马欣（2010）指出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对金融行业及金融专业学生的就业影响重大，并提出我国高校金融专业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思路[2]。连英祺（2011）提出金融行业由于其特殊性，职业道德缺失的危害会被放大。高校作为金融专业人才培养的主力军，应该根据时代要求和行业特点，在专业课程体系中安排相应的金融职业道德教育内容[3]。

二、高校金融职业道德教育现状

[摘要] 现代金融市场中金融伦理冲突的增加已经成为一个突出的问题，其中责任的缺失是伦理冲突问题的关键之一。金融市场的责任伦理的建设，关键是发掘文化精髓中的责任伦理资源，对金融市场的从业者进行必要的“公平”与“诚信”的教育。发挥政府和领导者在金融市场的责任伦理建设中的舆论导向功能。调动金融市场的责任主体自觉自愿地参与责任伦理的建设。

[关键词] 金融市场 责任伦理

一、中国金融市场中责任伦理的缺失现象

现代金融市场中金融伦理冲突的增加已经成为一个突出的问题，其中责任作为金融伦理的重要道德原则之一，它的缺失是伦理冲突问题的关键之一。中国金融市场中责任缺失的现象比比皆是。就中国的银行业来说，中国银行业的案件频频曝光，银行业的大案震惊了监管层。2004年11月，国家审计署公布审计结果：工商银行被查出部分分支机构存在违规发放贷款、违规办理票据承兑和贴现业务等问题，涉嫌违法犯罪案件30起，涉案金额达69亿元。2005年1月15日，上市公司东北高速披露，该公司存于中国银行黑龙江省分行河松街支行两个账户中的29337万元去向不明。2005年2月22日，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对建行吉林省分行原营业部所辖朝阳支行、铁路支行发生的金融诈骗案作出了一审判决，涉案总金额达3.2亿元。

银行机构只是金融市场的一部分，还有许多非银行金融机构，如：证券公司近几年暴露出的问题也十分严重。这些金融案件频频发生的主要原因之一是责任伦理的缺失，频繁发生的金融案件呼唤责任伦理。

二、对责任伦理思想的追溯

不论是西方文化还是中国传统文化都存在着丰富的责任伦理的思想资源。在西方的伦理思想中，德国著名学者马克斯・韦伯明确提出了责任伦理并加以了阐述。他在两篇演说中提出了“责任伦理”和“信念伦理”。“责任理性”是暗藏于韦伯命题中的一个核心观念。在康德看来,“责任”是伦理学的基本概念，而伦理学的基本问题在于说明“责任”。而康德就是以责任为中心来描绘他的伦理学,将责任视为一切道德价值的源泉。除此之外，西方的伦理学界也出版了大量的关于责任伦理的著作。例如美国著名哲学家范伯格的《责任理论》,英国约翰・M・费舍尔和马克・拉威泽的《责任与控制:关于道德责任的 理论》;德国汉斯・约纳斯的《责任之原理》等等。“责任”成为应用伦理学的核心范畴之一。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早在殷周之际的著作《周易》中，就已经存在责任伦理思想，《周易》的责任伦理意识根源于《周易》中的忧患意识，忧患意识是形成责任伦理的根本动力。此外，从孟子的学说中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仁政和利义之辨的思想，还有其责任伦理的思想，孟子寄希望于王的道德，这就是一种责任伦理。

从责任伦理思想的追溯看，作者认为责任伦理应是担任某一社会角色在履行其角色义务时，必须考虑到这一行为的可能后果，而为其承担责任，这应当成为其角色行为的主观道德准则。由此，可以把责任伦理理解为是对以某工作为职业的专业工作人员的道德要求。

摘 要：制度可以分为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包括道德观念、约束禁忌、文化传统、风俗习惯和意识形态。近几年来，中国金融市场的制度建设，主要表现在正式制度的建设和完善，而非正式制度的建设稍显滞后。这严重降低了金融市场的整体制度效率,制约了资本市场和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影响了群众的金融生活质量。当前，推动金融非正式制度创新迫在眉睫，本文对创新的基本原则和创新的途径作了初步探讨。

关键词：非正式制度 金融文化 创新

道德哲学家、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写过两部代表作《道德情操论》和《国富论》，分别讨论了道德行为和经济行为，其主题相互冲突，动机大相径庭，人性本善的道德利他主义与人性本恶的经济利己主义互相冲突。斯密高扬道德行为，但并没有贬斥经济行为，这就是著名的“亚当•斯密”问题。

人性既有自利又有他利的特性，既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又追求精神世界的满足。在制度经济学的视野里，人既是经济人又是道德人。新制度经济学认为，非正式制度是指以道德观念、约束禁忌、文化传统、风俗习惯和意识形态等存在人们内心世界的规则，靠主观自觉遵守，往往无形。道德是非正式制度的核心概念，文化是道德伦理、习惯习俗的集中反映，也是非正式制度的主要内容。

一、中国金融市场非正式制度创新的基本原则

1.非正式制度创新应该以道德教化为基本原则

道德是非正式制度的核心。道德培育的原则：以社会普遍和可操作的行为规范为最低要求界面；以人们的行为是否违反基本规范为道德伦理底线；以合理、公平、稳定、秩序为道德致思。表现为风俗习惯、文化传统等非正式制度的变迁主要是一个自然演进的漫长过程。道德是非正式基本制度，德治是非正式制度安排。良好的制度规范会鼓励人民抑恶扬善，缺陷制度会为“从恶”提供方便，从而抑制“行善”的动机。中国社会形态正从封闭的自然实体社会，转变为合理化、制度化、程序化的开放的结构性社会。结构的转型要求道德起到具体的调控作用，保证人们的平等合作。

2.当前非制度创新的途径是搞好文化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