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色金融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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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金融解决方案范文第1篇
在发展中国家遭遇持续经济逆风的情况下，世界银行集团在2016财年（2015年7月1日至2016年6月30日）用于支持发展中国家及私营企业的贷款、赠款、股权投资和担保资金承诺额突破610亿美元。
“当今世界风险日益增多，包括全球增长放缓、被迫流离失所的人数持续增加、气候变化造成环境突变等等，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都在要求我们增加援助，”世界银行行长金墉说，“各国向世界银行集团寻求援助，使我们深受鼓舞。我们将继续满足对创新型金融工具日益增大的需求，利用捐助方资金增加低息贷款，并以我们的全球知识来帮助各国应对最具挑战性的问题。”
向各国提供融资、风险管理产品及其他金融服务的国际复兴开发银行（IBRD）资金承诺额达到297亿美元，比上年大幅增加。面向世界上最贫困的77个国家提供无息贷款和赠款的国际开发协会（IDA）在2016财年优惠融资总额达162亿美元。
对IBRD和IDA的贷款需求上升至金融危机外从未见过的水平，从2013财年至2016财年贷款总额突破1600亿美元。这一贷款增加趋势出现在世界银行将今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测从2.9%下调至2.4%之际。
在2016财年，世行集团继续与合作伙伴共同努力，针对世界上一些当务之急问题，提供创新型金融解决方案。世界银行与联合国和伊斯兰开发银行联手，发起了中东北非融资基金，为黎巴嫩和约旦提供援助，这两国接收了相对本国人口而言最大比例的难民。该基金将提供通常只有世界最贫困国家才能获得的资金援助。
也是在2016财年，世界银行集团宣布建立流行病应急融资基金，这是一个快速支付资金的创新型全球融资机制，目的是保护世界各国防范致命流行病，并开创史上首个流行病风险保险市场。该基金将于2017财年投入运营。
国际金融公司（IFC）作为专注于私营部门的全球最大发展机构，利用其经验应对世界上最紧迫的发展挑战，包括金融可及性、气候变化、基础设施和就业。
截至6月3日的未经审计的初步统计数据显示，IFC的长期投资攀升至破纪录的186亿美元左右，包括调动自其他投资者的资金。IFC利用自有资金所做的长期投资超过110亿美元，并向其他投资者动员了约76亿美元的资金。这些往往很复杂的投资在全世界支持了340个长期融资项目。
IFC坚持把战略重点放在最贫困国家及地区，提供了长期融资50多亿美元，以加快IDA借款国的发展进程，这其中也包括动员自其他投资者的资金。IDA借款国占IFC投资总额近30%。在脆弱及受冲突影响地区的企业投资额攀升至近10亿美元，比上年增加50%以上。
“在经济与政治动荡使千百万人流离失所、陷入贫困的一年里，私营部门可以发挥重要作用，”IFC执行副总裁兼首席执行官 Philippe Le Houérou表示，“IFC在过去一年产生的影响表明，我们具有借助私营部门力量的独特优势，还有我们60年应对当展挑战的经验。”
2016财年也是IFC提供咨询解决方案的重要一年。IFC超过60%的咨询服务提供给IDA借款国的客户，包括20%给予脆弱及受冲突影响国家的客户。发展效益评级保持良好。
担保投资担保机构（MIGA）作为世界银行集团提供政治风险担保及信用增强服务的机构，2016财年政治风险保险及信用增强合同额达到创纪录的43亿美元。当投资者在当前脆弱的经济形势下寻求更大保护之际，MIGA在化解风险和引导私人投资者进入新兴市场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MIGA继续将重点放在IDA借款国、脆弱及受冲突影响国家以及气候变化。截至6月30日，MIGA未偿投资组合中45%在IDA借款国，10%在脆弱及受冲突影响国家。
“MIGA继续鼓励私营部门进入一些最具挑战性的市场，”MIGA执行副总裁兼首席执行官本田桂子说，“我们通过提供风险化解方案以缩小基础设施投资缺口，提供大量就业机会，支持可持续经济增长，从而实现这一目标。”
2016财年对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世行集团的首要重点）的资金承诺总额为125亿美元。2016财年对非洲的承诺总额包括IDA的87亿美元和IBRD的7亿美元、IFC的13亿美元和MIGA在该地区的项目担保18亿美元。此外，IFC为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从其他投资者动员承诺资金近10亿美元。
IBRD在国际资本市场发行债券达到破纪录的640亿美元，以支持借款国的可持续发展规划。2016财年世行还发行了第125期绿色债券，自2008年推出绿色债券计划以来发行额达90亿美元。IFC在这一财年发行绿色债券近14亿美元。
在具有历史意义的巴黎气候变化大会召开之后，世行集团在2016财年了一个《气候变化行动计划》，目的是帮助各国履行国家气候行动计划。世行集团已快速行动起来，例如，世行向印度提供了6.25亿美元贷款支持其屋顶太阳能联网供电计划。世行计划向印度提供超过10亿美元，支持其通过投资太阳能发电以扩大太阳能利用的宏大举措。世行还宣布了《非洲气候商业计划》，并已批准1.11亿美元的尼日尔气候智慧型农业项目，直接惠及约50万农民和农牧民，目的是提高生产率，加强韧性，减少温室气体排放。
绿色金融解决方案范文第2篇
【关键词】 港口 港口城市 一体化战略
一、港口对城市经济发展的影响
1、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
港口的发展首先带来了利用港口发展的工业的发展，包括利用岸线资源发展的工业、利用河海运输条件的工业、服务于河海运输和港口的工业、利用内陆原材料或进口原料及零部件在港口加工并以出口为主的工业。另外，港口作为商品的集散地，同时具有信息量大的特点，因此其周边很容易形成有形的贸易市场。现代港口不仅具有在运输功能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物流和贸易功能，而且因为港口地区人员大量频繁流动，其商业活动也十分发达。而商业和贸易的发展又进一步带动了金融等生产业的发展。
2、促进了临港地区产业的聚集
港口城市在区域经济发展中具有靠近运输结点、运输成本低的比较优势，因此一些需要大量进口原料或出口产品的产业首先选择在港口地区聚集。另外，港口是联结内外两个区域的枢纽，良好的自然以及人文环境吸引着区内外先进的技术、资金、人才在这一地区聚集。产业聚集给城市经济发展带来了更广阔的市场和更深程度的发展。根据外在经济的原理，产业聚集之后形成的规模优势又促进了产业在这一地区的进一步聚集。这也是很多港口城市在失去最初的成本优势之后仍然是区域经济中心城市的原因，即空间经济学所说的“锁定效应”。
3、创造国民收入和税收
港口经济是城市经济的一部分，与其他行业一样，港口同样创造国内生产总值，产生国民收入，上缴国家和地方税（包括海关税收收）。同时，港口为工业、贸易和其他部门之间提供了装卸、堆存、运输、包装、装配等相关服务；港口自身也消耗着本地和外地的工业、贸易等行业生产的产品和提供的服务。港口通过这种前向联系效果和后向联系效果也会产生相应的社会效果，间接地创造国民收入和税收。
4、扩大城市规模
港口具有独特的地理位置和特有的区位优势，利用港口便利的运输条件进行产品的装配、配套以及原材料的集疏，可以大大降低运输成本，有利于降低整个工业系统的物流成本。因此，港口对工业具有很强的诱发、产生和聚集作用，可以加速所在地区的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港口的建设和发展，不仅会形成许多配套的产业，而且对人口也具有吸纳的作用。产业的扩展和人口的集聚，都会使城市规模不断扩大。
5、增强城市辐射功能
随着港口的不断发展，其多种功能逐步得到发挥、扩大和升级，港口区域形成了日益广阔的经济辐射面。而港口是城市对外开放的门户，具有陆向腹地和海向腹地，城市发展利用港口内外双向的辐射力，通过海上运输把本国市场同国际市场连接起来增强城市经济辐射能力，而为城市的贸易、金融、仓储等产业的发展提供有利条件，并逐步形成港口与城市的一体化，使港口城市成为人、财、物汇聚的中心。
6、增加城市就业机会
根据香港的经验，每增加一个集装箱泊位，可提供2.76万个就业职位。交通部水运科学研究院就我国港口对经济影响的分析表明，我国港口每万吨吞吐量可以创造约20个就业岗位。
二、城市发展对港口的推动作用
1、城市发展为港口创造良好的环境
城市经济的发展是港口建设、运营的重要保障。随着城市经济的发展，城市有更多的资金投入港口及其集疏运系统的建设，为港口提供综合物流活动的空间和内陆连接通道，从而使港口不断适应城市经济更高层次发展的需求，实现港口与城市发展的良性循环。同时，信息化的应用、通关速度的提高、配套设施的完善等，为港口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环境，推动港口向现代化大港发展。
2、城市发展提高港口吞吐量
港口作为国民经济的一个重要的基础产业部门，其主要功能就是为城市经济的发展服务。从根本上讲，港口的运输需要源自国民经济运行过程中，尤其是对外贸易过程中所产生的运输需求。因此，港口所在地区国民经济的总体运行状况越好，城市经济外向程度越高，对外贸易越发达，港口吞吐量也就会越大。
3、政策的支持影响港口发展速度
政府对港口的重视程度以及所给予的优惠政策都会大大影响港口的发展，例如比利时有安特卫普市副市长兼港务局主席，我国有宁波市副市长兼港务局局长、防城市副市长兼港务局局长，这都使港口发展的有关问题得到政府的高度重视，从而得以快速解决。
三、青岛市港城一体化发展战略分析
胶东半岛是山东省经济先发地区，作为龙头老大的青岛市为了发展经济，抢占引领东部地区率先发展起来的先机，发展蓝色经济，实现港城一体化将成为必然趋势。在发展战略上有以下几种抉择。
1、临港产业集群战略
由于独特的地理位置，临港产业具有诱入、产生和集聚功能，从而对港口和城市经济发展具有重要作用。青岛港腹地工业发达，主要有石油化工、机械制造、采掘、冶金等工业。腹地内矿产资源、建材资源、海产品、农副产品较为丰富。构筑大园区，兴办大工业，发展大物流，充分利用青岛市区位、交通、资源、基础条件较好等比较优势，建立以港口为龙头的现代大交通、物流、临港工业和综合服务体系，推进临港地带的产业集聚和企业集群，从而可形成青岛市港城一体化独特的发展优势。
落实临港产业集群战略应做到以下几点：（1）利用各种资源便于大进大出的优势积极参与世界经济的分工与合作，大力发展港口加工业和冶金工业基地建设规模，形成上下游延伸的产业集群，构建工业产业带；（2）利用物流成本低和集聚效应，建设临港开发区、出口加工区、自由贸易区和相应的物流园区，大力开展存储、加工、包装、配送、信息服务等物流服务，积极发展仓储、运输、中介、旅游等综合服务产业，充分发挥港口的现代物流平台作用，建设区域商贸活动中心；（3）加快港口基础设施建设，提高港口运作效率。为适应当前世界航运界船舶大型化、经济联盟化的发展趋势，应加强集装箱码头、深水航道等基础设施建设；（4）积极构筑完善畅通的集疏运网络系统，通过大力发展多式联运和沿海支线运输来拓展港口对内、对外腹地范围，利用多种运输方式为港口发展吸引更多的资源。
2、发展现代化港口物流战略
港口的发展，最关键的因素是腹地的发展空间和全球航运网络中的区位。因此，青岛港口物流发展的目的是拓展港口的海向和陆向腹地，其中海向腹地的拓展需要依托港口保税物流功能来吸引中转物流量，陆向腹地的发展需要依托港口卓越的物流服务来吸引腹地的内外贸货物。扩展港口物流的服务功能要求转变港口物流发展模式，实行港口物流联合策略和港口物流信息化策略，加强物流营销，优化服务组合。
3、港口金融服务战略
作为蓝色经济核心的港口经济是在一定区域范围内，由港航、商贸、临港工业和涉海金融等相关产业组合而成的一种区域经济。青岛位于环渤海经济圈，具有典型的港口经济特征，青岛港吞吐量超过3亿吨，是我国对外贸易第二大港、原油和铁矿石第一大港，港口经济金融服务的发展拥有巨大的市场空间。具体发展策略可从两方面着手。
一是区域金融中心策略。港口经济的主要产业链上各企业相互依存，上下游企业间商务活动和物流资金流活动频繁且有规律，适宜银行制定标准化、综合性的金融服务方案。中信银行青岛分行在2007年解构山东半岛经济特点、研发服务辖区经济特色产品时，就实现了金融和港口经济的成功嫁接，催生了一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供应链金融服务特色品牌――港口金融。中信银行的港口金融就是针对港口经济特点而研发的满足市场需求的一系列金融服务方案。中信港口金融服务目前包括八个特色方案：银港融通、保税融通、船舶融通、油品融通、水产品融通、大宗原料融通、汽配融通、本外币增值通。这八个方案是根据港口经济不同客户的金融需求，将各种金融产品进行有效整合后的创新型综合金融解决方案，体现了客户导向的服务理念。
二是蓝色基金策略。2010年，青岛的经济总量已经进入全国前10位，但金融指标却排在后面，金融服务体系与经济发展水平不相适应。青岛建设区域金融中心的一大问题就是金融体系不健全。另外，青岛的产业结构特点是海洋经济、家电制造、动车制造等产业较为发达，但科研创新性企业发展动力不足。针对青岛的特色产业尤其是蓝色产业、蓝色经济，可以成立一只蔚蓝基金或蓝色产业基金，专门投资、扶持一批和海洋科技、海洋制药、海洋生物、海洋化工等相关的非国有企业，提高产业发展的科技含量，增强青岛蓝色产业的厚度，保持经济增长活力。
4、绿色港口战略
绿色港口是以绿色观念为指导，建设环境健康、生态保护、资源合理利用、低能耗、低污染的新型港口。青岛港近年来致力于构建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为基础的“低碳绿色”港口发展模式，推进港口发展“由主要依靠物质能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和管理创新转变”，注重建设资源节约、环境友好、质量效益型港口。但与其他港口城市的发展现状相比，仍有很大的提升空间：（1）优化产业结构。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的码头工艺，总结矿石、集装箱货种流程化作业改造的先进经验，不断优化作业工艺；（2）实施技改节能。在生产调度、集装箱生产工艺、多式联运模式、物流领域等各方面开发信息节能项目，结合实际积极开发利用太阳能、地热能等新能源，大力推广绿色照明，充分发挥信息技术作用，推动信息节能；（3）实施操作节能。加强生产现场组织管理，优化生产流程，抓好机械运行监控和作业环节衔接，降低机械能耗；（4）实施设备节能。科学分析研究港内机械设备现状，优化设备配置，逐步将能耗高、效率低、排放不达标的老旧设备更新替代为安全、清洁、环保、经济的新设备。同时，完善污染物排放统计、监测、考核体系建设，把节能降耗与收入挂钩，形成长效机制，做到精细化、集约化管理，全面完成节能减排指标。
【参考文献】
[1] 吴轶韵、俞菊生：港口经济对城市经济发展的影响效应分析[J].百度文库，2010（8）.
[2] 青岛区域金融中心：主打“蓝色”牌[N].大众日报，2010-05-26.
绿色金融解决方案范文第3篇
摘要 目前，绿色信贷、绿色保险和绿色证券三大政策为我国绿色金融的发展提供了一定的政策保障，但与之相配套的体制、机制仍不完善。与国外的绿色金融产品与服务相比，我国整体上处于起步阶段，有些产品与服务仍然缺失。文章分析指出严格环保执法将刺激投资需求、推动治污市场的形成，是绿色金融发展的基础；环保规划将引导并推动治污市场的投资需求，尤其是“三大环保行动计划”将深度释放治污市场投资需求；因此，污染减排是推动我国绿色金融发展的方向。基于对上述问题的分析研究，对我国绿色金融的发展提出了四点建议。
关键词 绿色金融；绿色证券：绿色保险：绿色政策；零售银行：污染减排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取得了巨大发展，国内生产总值( GDP)跃居世界第二，2013年与1978年相比，GDP总量与人均值分别提高了156倍和110倍，城镇化率从17. 9%提高到53. 7%。然而，经济快速增长、城镇化持续推进，虽推动了社会发展，也产生了严重的环境问题。一是二氧化硫、固体废弃物、废水等污染物排放量跻身“世界前列”。二是水质恶化、土壤污染严重。2013年，我国水质较差和极差的监测点比例达59.6%；土壤污染、耕地质量下降等问题突出，全国土壤总超标率达16.1%。三是雾霾问题日益显著。2013年全国74个城市PM2.；的达标率仅为4.1%。
面对日益严重的环境问题和不断扩大的治理资金需求，出现了两种看法。一般看法认为环境问题是社会公共问题，环保类项目是公益性项目，治理成本高、难度大，应由政府来解决。新的看法认为环保产业已迎来快速发展的“新常态”，环境治理不能仅靠政府有限的财政支出，政府治理支出的增加短期内难以弥补巨大的资金缺口，而更应依托银行、各类金融服务供应商、资产公司和保险公司开展的产品与服务，对环保项目进行多元化的社会融资，引导社会资本进入环保领域。
绿色金融的内涵及特点
绿色金融的内涵
绿色金融，不仅仅是金融绿色化。金融绿色要求银行、金融服务供应商、资产管理部门、保险公司等机构引导资本进入环境友好型投资项目，项目融资过程中注重环境风险的测评。绿色金融除了金融本身绿色化外，还要求资本运行绿色化、投融资政策绿色化。资本的投资领域、运行过程应该满足绿色化的要求。政府制定投融资政策时，应充分考虑投融资的各个环节、各个主体，注重投融资政策的绿色效果。
绿色金融，也是商业机会。绿色金融是金融投资的方向。长期以来，银行金融业的投资主要集中在基建、交通、能源等领域，这些领域虽使经济增量提高，但也产生了产能过剩、环境污染等一系列问题。随着环保产业逐渐成为中国经济新的支柱产业，以此衍生出的绿色金融产品和服务也将成为金融投资的方向。因此，绿色金融是一种商业机会。以新三板块（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企业为例，2014年节能环保企业挂牌的数量为137家（2013年仅34家），占新三板全部公司的8.9%。137家节能环保公司总市值为113.1亿元，其中盈利122家，占比89.1%，净利润超过1000万元的有23家，500万元的有19家，100万元的有58家。绿色金融还提供了绿色抵押贷款、碳金融等产品与服务，并衍生出PPP、第三方治理、特许经营等多种投融资模式，为企业创造了巨大的商业机会。
绿色金融的特点
绿色金融的特点总体上表现为：投资决策和投资项目的“绿色性”、金融手段和投融资方案的“多元化”、参与主体和参与方式的“多样性”。
“绿色性”是指绿色金融投资的项目需考虑环境预期风险、回报与成本，在基于投资项目潜在、长期的环境影响考虑下，制定有利于环境保护的投资决策，进而开展环境友好型投资。同时，项目实施过程中也注重项目内部的绿色管理、绿色服务。
“多元化”是指绿色金融综合运用绿色信贷、绿色证券、绿色保险等金融衍生工具和手段，提供生态产业环保指数、生态证券、碳基金等金融产品与服务，并利用合同能源管理、PPP、第三方治理、特许经营等投融资模式，影响主体的投资意向和市场行为。
“多样性”是指绿色金融的参与主体具有多样性，主要有五类：第一类是政府，为投融资环境提供制度和政策保障；第二类是金融机构，包括银监会、各类银行，提供多元化的金融产品与服务；第三类是投资机构，包括资产管理公司、融资租赁公司、投资基金公司等，负责环保项目的投融资；第四类是第三方机构，包括技术交易所、第三方技术评估机构等，负责项目环境风险、技术的评估；第五类是企业，包括污染企业和环保类企业，是绿色金融的主要参与主体。政策是推进我国绿色金融发展的引擎
依据我国的部门和金融领域分类，绿色金融政策大体分为三类：绿色信贷政策、绿色保险政策和绿色证券政策。三类政策为绿色金融的实施提供了一定的政策保障，但我国现阶段与之相配套的环境污染损害赔偿制度、企业环境信息披露制度、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等仍缺失或不完善，一定程度上制约了绿色金融的发展。
绿色信贷政策
绿色信贷有两层含义：一是作为国家政策层面的绿色信贷，二是作为银行绿色信贷业务管理。基于政策层面的绿色信贷，是指国家通过调控银行信贷行为实现环保目标的环境经济政策。基于银行层面的绿色信贷管理，是指商业银行、政策性银行等依据环境经济政策，对研发、生产治污设施，开发、利用新能源等企业或机构提供贷款扶持和优惠利率，而对污染生产企业限制贷款。我国实施了一系列绿色信贷政策，详见表1。2014年12月，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与国家税务总局稽查局等8家单位签署协议，将环境执法信息纳入征信系统，进一步推进了政府与授信机构间信息的互联互通，降低了授信机构的信用风险，也降低了绿色金融体系的风险。
绿色保险政策
绿色保险又称为环境污染责任保险，是基于环境污染赔偿责任的一种商业保险，以企业发生污染事故对第三者造成的损害依法应承担的赔偿责任为标的的保险。2007年至今，投保企业已超过2.5万家次，保险公司提供的风险保障金累计超过600亿元。2014年，全国有22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近5000家企业投保环境污染责任保险，涉及重金属、石化、危险化学品、危险废物处置、医药、印染等行业。我国实施了一系列绿色保险政策，见表2。绿色保险的实施有利于分散企业，尤其是化工、农药等行业的环境风险，利用费率杠杆促使企业加强环境风险管理，提升企业环境管理水平，同时也为保险企业获得新的商业机会。
绿色证券政策
绿色证券是指上市公司在上市融资和再融资过程中，要经由环保部门进行环保审核（上市公司环保核查、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和上市公司环境绩效评估）。我国实施了一系列绿色证券政策，具体内容见表3。实施绿色证券政策能有效遏制高耗能、重污染企业资本扩张，引导资金进入促进国家环保事业的企业和机构。截至2014年12月12日，我国共有77家环保主营上市公司，其中，200亿元以上的有8家，100亿--200亿元的有14家，100亿元以下的有55家。在22家市值100亿元以上的环保上市公司中，国有企业11家、民营企业11家。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本届政府注重简政放权，有关上市核查的一些政策已经取消，简化了企业上市的程序。
产品与服务是推进我国绿色金融发展的重要抓手
近年来，全球各类银行、金融服务供应商、资产管理公司和保险公司逐渐开展与环保产业相关的产品与服务，并推出了多元化的投融资方案，极大地推动了绿色金融业的发展。本文从上述几个部门的产品与服务出发，比较国内外的异同点，研究发现我国基本上符合该分类体系，但我国大部分产品与服务仍处于起步阶段，总体上与国外发达国家相比仍有一定距离，尤其是零售银行的绿色产品与服务与国外相比缺失较多。
零售银行
零售银行专门提供个人和公司的产品与服务，其产品与服务大致可以分为住房抵押贷款、商业建筑信贷、房屋净值信贷、汽车及运输信贷、信用卡及借记卡、绿色销售和旅游支票、其他产品与服务。与住房、办公建筑相关的节能融资产品与服务主要有三类：住房抵押贷款、商业建筑信贷、房屋净值贷款，主要鼓励个人和企业购买节能型建筑、购置节能家装设备。荷兰银行实施绿色住房抵押贷款计划，符合环保标准的贷款可减息1%;美洲银行业推出“一站式太阳能融资”的房屋净值贷款方案。在我国，浦发银行在2011年联合亚洲开发银行推出了建筑节能融资产品。加拿大、美国推出了汽车及运输信贷，鼓励个人购买节能汽车设备。荷兰银行、英国巴克莱银行分别推出了气候信用卡、碳中和借记卡，我国的光大银行、兴业银行也分别推出了绿色零碳信用卡、低碳信用卡。香港汇丰银行推出了绿色产品销售、英国巴克莱银行推出旅游支票抵减排放的产品。此外，瑞士的瑞信银行、我国的台州银行等推出了绿色节能环保贷款项目。
企业和投资银行
企业和投资银行主要为大型企业、机构、政府提供金融解决方案。产品和服务主要有：项目融资、部分贷款担保、碳商品产品与服务、技术租赁、各类指数、风险资本和私募股权、证券化。
项目融资主要集中在节能减排领域。爱尔兰银行对废弃物再生能源项目进行了融资，我国的浦发银行、北京银行也推出了类似的产品。部分贷款担保主要指排污权抵押。2010年，浦发银行推出了国内首单排污权抵押融资产品，光大银行至今已累计发放排污权抵押贷款8000多万元。技术租赁包括金融机构以优惠价为企业提供环保技术（如德国）、排污权租赁等。法国巴黎银行推出各类碳信用服务。2014年5月，中广核发行国内首个碳金融产品；2015年9月，北京挂牌国内首个可用于履约的抵消项目。风险资本和私募股权在国外较多。加拿大帝国商业银行为温室气体排放信用参与公司进行了l亿美元的IPO。花旗创投与黑河资产管理为辛迪克碳资金（气候变化领域的专业公司）提供专项资金。各类指数主要包括荷兰银行碳封存技术等股权指数、海通环保指数 （新能源、可再生能源等）以及上证环保产业指数、中证环保产业指数、深圳环保产业指数等。证券化主要包括各类证券和债券。国际金融公司推出了生态证券，拉美国家推出了森林债券。2008年，世界银行发行首只绿色债券，截至目前发行规模累计达56亿美元。2014年5月，我国中广核首次发行国内首单与节能减排相关的绿色债券——碳债券，规模为10亿元。
资产管理和保险
资产管理是当前银行的一个核心业务部门，提供的产品与服务主要包括：财政资金、投资基金、巨灾债券基金、碳基金、汽车保险、家庭和商业保险、碳保险、环境污染责任保险。
保险主要包括：根据不同的环保特性，提供差异化的保险费，如汽车保险、家庭和商业保险等；专门针对清洁技术和减排的产品，如碳保险、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等。财政资金主要指政府设立的绿色基金投资。荷兰的绿色基金投资为中小企业提供有机农场等与环保相关项目的低利率贷款。投资基金主要指清洁能源、再生能源等专项基金。瑞士银行推出了未来能源股票型基金，我国设立了可再生能源发展专项基金和节能环保产业投资基金（节能、环保、新能源）。巨灾债券基金主要应对气候变化问题。2002年，瑞士瑞信集团首次推出了2亿4000多万美元的巨灾债券基金。碳基金发展较快。荷兰合作银行与荷兰政府设立的原型碳基金是全球首个碳基金。2014年11月26日，我国首个碳基金在湖北碳排放交易中心上市，基金规模为3000万元。2014年12月30日，海通资管与宝通新能源成立了规模为2亿元的专项投资基金——海通宝碳基金，是我国最大规模的中国核证自愿减排(CCER)碳基金，主要用于新能源与节能减排项目。汽车保险、家庭和商业保险、碳保险在国外较多。欧美的金融服务集团推出了与环保相关的车险，实行银行对汽车年排放量减抵的办法。英国环境运输协会推出了“气候中和”房屋保险单，也可进行抵减。2006年，美国国际集团与达信保险经纪公司推出了碳保险。
严格环保执法是推进我国绿色金融发展的基础
我国的环境容量已达极限，但现阶段环保制度和环境执法缺乏严格的政策约束，使企业的污染成本难以内部化，导致环保产业发展缺乏内生动力。实施严格的环保制度并严格执法，推进环境政策从指标性导向转变为效果性导向，能刺激环保市场的投资需求，推动污染治理市场的形成。
环境容量已达极限，实施严格的环保制度刻不容缓
我国大部分环境容量指标已达或超过上限，但现阶段环境治理制度仍不健全，相应的体制、机制缺失或不完善，实施严格的环保制度已刻不容缓。据估计，我国污染已超出环境容量的上限，超出50%—100%。其中，废水中的氨氮环境容量为不到30万吨，而2013年的实际排放量约为245.7万吨，超排部分是环境容量的7倍以上。大气中的二氧化硫环境容量为1360万吨，而2013年的排放量达2043.9万吨。
我国虽基本形成以环境保护法、环境管理制度、环境经济制度等为主体的制度体系，但长期以来资源消耗与环境污染等环境考核指标未被纳入到社会经济发展评价体系中，绿色发展绩效评估机制缺乏、环境污染追责制度不完善，使“守法成本高”、“执法成本高”、“违法成本低”。因此，在环境容量已达极限的严峻形势下，亟待建立并实施严格的环保制度。
严格环保执法刺激投资需求，推动污染治理市场的形成
严格环保执法，一方面倒逼排污企业的环境成本进入生产成本，拉动环保的有效需求，并带动环保产业相关的需求。另一方面，促使执法者加强对排污、治污企业的管理与监督，促进企业承担环境风险、公开环境质量与环保设施等信息，从而拓宽并刺激环保的投资需求，最终推动污染治理市场的形成。
2015年1月1日起，我国开始实施被称为“史上最严”的新《环保法》，该法对排污者作出了严格的处罚规定。通过实施按日计罚、查封扣押、行政拘留、现场停产整顿、信息公开等措施，使企业的环境成本进入生产成本，真正拉动环保的有效需求。同时，能够吸引环境治理企业进入，为专业的外包服务打开需求市场，并促进第三方独立运营主体的形成，进而刺激与环保产业相关的需求市场。
新《环保法>对执法者也做了严格的处罚规定。新《环保法》规定：各级政府对本行政区域的环境质量负责，违法审批、包庇违法等8种行为属违法行为，地方政府主要负责人对严重的环境问题应引咎辞职。对执法者严格的执法要求，有利于促进环境质量、环保设施等信息公开化，为市场提供环保产品与服务奠定基础，推动治污市场的形成。
污染减排是推进我国绿色金融发展的方向
我国环保规划逐渐从污染排放的约束性指标向面向效果的环境质量标准转变，全国与区域性、重点领域以及节能减排的环境保护规划，引导并推动了治污市场的投资需求，三大环保行动计划以专项治理的形式，深度释放了治污市场投资需求。
环境保护规划引导并推动治污市场投资需求
中央和地方政府制定了各类环境规划，围绕重点领域规划了一批涉及长远和全局的重大环保项目、重大环保工程，明确了未来环保产业的投资重点。节能减排规划从不同产业出发，进一步拓宽了未来环保产业的投资重点。
各类环境规划为环保产业提供了巨大的投资机会。《国家环境保护“十二五”规划》中水污染物的排放标准涉及约40个行业，涵盖90%以上化学需氧量、85%以上氨氮工业排放源和95%以上重金属排放源；大气污染物的排放标准涉及全国95%以上的二氧化硫、氮氧化物和烟尘排放源和80%以上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源。这项规划共涉及40多个产业部门，包括水、大气、土壤、固废、噪音等450项标准，约600项环境保护标准计划项目。珠江三角洲实施的《珠江三角洲环境保护一体化规划（2009-2020年）》，正在编制的《京津冀区域协同发展生态环境保护规划》等区域性环境规划，以及《重点流域水污染防治规划（2011-2015年）》等重点领域的环境规划涉及大气治理、水污染治理、土壤污染治理等各方面，为环保企业创造了巨大的投资机会。节能规划在“十二五”时期被纳入国家强制性控制范围，涉及工业、建筑、交通运输等产业部门32项节能指标，以及工业、农业、城市等部门15项减排指标，同时包括电力、炼铁、水泥、造纸、酒精等各类行业，进一步拓宽了未来环保产业的投资重点。
“三大环保行动计划”深度释放治污市场投资需求
“三大环保行动计划”是本届政府针对日益严重的大气污染、水体污染、土壤污染而制定的专项环保行动。涉及到雾霾治理、污水处理、土壤修复等具体领域和环节，环保产业将出现大规模增长，并带动未来环保产业的阶段性增长．深度释放污染治理市场的投资需求。
2013年9月，国务院《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包括燃煤、工业排放、机动车船、扬尘等具体防治措施，涉及能源、交通、工业生产等各个领域和众多产业部门，预计投入资金规模约为1.7万亿元。目前“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已基本编制完成，预计投资资金规模将达2万亿元。“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正加快推进，预计投资资金规模也将达数万亿元。据估计，大气、水、土壤三大领域预计的环保资金规模将超过6万亿元，“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实施后，预计新建污水处理设施将带动的投资规模约为3500亿元，污水处理管网建设至少需投资5000亿元，提标改造至少需3000亿元。“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若出台后，全国土壤地下水修复市场将迎来跨越式增长，2015年将达到500亿元。
由于“三大环保行动计划”是由国务院，具有最高的约束力和刚性要求，目前从资金、环保治理设施、环境监测、环境评估等要求来看，环保治理投资需求和预期供给之间存在显著差距，因此三大计划所涵盖的治理任务和项目，将是今后绿色金融发展的重点。加快我国绿色金融发展的建议
一是完善绿色信贷、绿色证券、绿色保险等在内的绿色金融政策，建立与之相配套的政策体系。政府要提供相应的绿色金融方面的政策性激励机制、设立政府性绿色投融资基金，为绿色金融的发展提供保障。另外政府要加强现行绿色政策的实施，确保政策发挥效应。
二是探索并推出与我国金融市场发展相适应的绿色金融产品与服务。各类金融机构应加快推进碳金融、排污权质押／租赁等形式的产品与服务创新，加快推进污染减排企业排污权的债券化，增加企业的融资能力，丰富交通、能源、建筑、旅游等行业的绿色金融产品与服务。
三是以新《环保法》为核心，加快生态环保法律法规体系建设。新《环保法》是环境执法的行动指南，在此法基础上，全力推动《大气污染防治法》、 《土壤污染防治法》、 《水污染防治法》以及《排污许可证条例》等法律法规的制修订工作。
绿色金融解决方案范文第4篇
商业银行发展私人银行业务具有巨大空间
据贝恩公司测算，2008年中国个人持有可投资资产规模为39万亿元，2014年达到112万亿元，复合年增速达19%。其中高净值人群的可投资资产规模从2008年的8.8万亿元上升到2014年的31.8万亿元，复合年增速达24%。波士顿咨询公司数据显示，2015年底中国私人财富达到113万亿人民币，预计到2020年将达到200万亿人民币，年复合增长率仍可达到12%。
贝恩公司调研显示，在我国高净值人群的境内资产结构2013年到2015年的变化中，储蓄占比持续下降，从16%下跌至14%，债券、投资性房产占比也不断下降，而股票由22%提升到26%，公募基金由8%提升到1 1%，包括私募、黄金、专户、对冲基金等在内的其他投资大幅上升，由4%提升到了10%。高净值客户资产结构已经形成明显的多样化趋势。
目前，商业银行的私人银行业务着重在金融服务和非金融服务两个方面提升服务能力。金融服务方面，通过构建涵盖证券、基金、保险、信托、期货、金融租赁在内的产品体系，增强资产配置能力，努力提升自主研发产品的能力。同时，加强与同业金融机构的合作，建立安全可靠的第三方产品库，扩大客户的选择范围。在非金融服务方面，重点加大专业人才的配置，满足客户关于税务筹划、保险服务、财富传承、移民等方面的咨询服务。此外，多家商业银行尝试通过全球医疗、家庭生活助理、旅行商务助理、国内道路救援、圈层交流等增值服务，使私人银行业务成为高净值客户的贴心管家。
2007年以来，我国私人银行业务凭借财富市场的存量规模以及商业银行的信誉优势，通过“跑马圈地”取得了长足发展，高净值客群与管理资产规模得到极大提升。据统计，截至2014年末全国共有超过22家商业银行推出了私人银行业务，财富管理市场呈现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格局。中国银行业协会私人银行专业委员会对17家会员统计数据显示，2015年末国内银行系私人银行管理资产规模达6.8万亿元，客户数量达49万户。
交通银行自2008年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浙江开展首批私人银行业务以来，私人银行业务发展迅速，管理资产规模和客户数量稳步增长。2009年管理资产规模为959亿元，目前已经超过4500亿元。2015年交行私银管理资产规模较上年增幅达40%。
私人银行业务发展中的经营模式问题
尽管我国的私人银行业务发展速度较快，但与境外成熟的私人银行相比，在业务模式、组织模式和盈利模式方面存在较大的差异，仍处于由初级阶段向成熟阶段发展的时期。
业务模式
我国商业银行私人银行业务的发展初衷是为了满足高端客户的理财服务需求。客群主要来源于零售银行的筛选输送，产品种类和服务标准则依托于零售银行的产品和服务体系。从现状来看，多数银行的私人银行业务定位于零售银行业务的高端理财业务，主要通过专属产品来满足高端客户的理财需求，由此导致私人银行盈利模式的比较单一。随着高端客户财富管理意识的成熟以及市场竞争的加剧，私人银行业务较为单一的产品服务已经捉襟见肘。顺应客户财富管理需求，构建多元化产品体系、提升为客户提供多元化资产配置能力已成为各家私人银行的当务之急。
市场宏观环境和家庭微观环境的变化也导致高端客户的需求呈现多元化和个性化。除了通过金融产品实现资产增值、保值外，顾问咨询需求不断增大。比如，如果国内房产税、遗产税陆续开征，高端客户会增加税务筹划、移民政策的咨询需求。境外投资和子女教育则会增加对当地法律和教育政策的咨询需求。个人对健康医疗的关注，则会加强对保险服务的需求。财富安全如何安全的代际传承又会增加对财富传承的咨询需求。从目前的市场环境来看，商业银行必须加大专业人才的配置以满足客户的咨询需求。不仅如此，为了增强客户粘性，商业银行也要完善各自的增值服务能力，如高端客户专属的健康通道、商务旅行、艺术鉴赏、圈层交流等。
组织模式
国内各商业银行的市场定位和服务重点各不相同，导致私人银行的组织架构也不尽相同。从国内的私人银行开设的情况来看，主要分为三种模式，即大零售模式、（准）事业部模式和综合模式。目前暂无海外专业化、完全独立经营的私人银行模式。
大零售模式是国内私人银行业早期比较流行的组织模式。在典型的大零售模式下，总行私人银行部隶属于零售银行部，并在分行设立私人银行部门，分行享有下辖私人银行业务的经营、管理、考核等方面的特定权限，总行私人银行部对分行私人银行业务进行指导和支持。依托零售银行部门的客户资源和部分理财服务是众多私人银行采用该模式的主要原因。
（准）事业部模式是私人银行部门作为利润中心，采取单独核算和总行私人银行部垂直管理，在总行授权下负责私人银行业务的各项经营管理事项，私人银行业务主要向总行私人银行部汇报。该模式最大的特点在于其专属的产品和服务体系以及专业品牌，从而与一般零售业务区别开。私人银行成立之初的中信银行、民生银行和中国银行均采用了事业部制，而工商银行则采用了改良过的（准）事业部制。
与纯粹的大零售模式和（准）事业部模式不同，有的商业银行采用了集二者优点的综合模式，例如在总行成立独立的私人银行部，而在分行依托零售银行体系，并建立私人银行专职团队，有的银行甚至建立专门服务于私银客户的支行网点。这种综合模式既力图避免与零售条线争夺客户的局面，又尽量发挥零售银行与私人银行产品定位不同的特点，通过专业团队进行资产配置规划，以满足高端客户需求。近几年来，采取综合模式的私人银行呈现增多趋势。
三种模式本身并无优劣之分，只是存在何种模式更适应目前中国商业银行的经营环境和组织架构的问题。但客观来看，事业部制与中国商业银行的总分行体制存在天然的不兼容问题，包括客户的拓展、多头监管以及利益协调等。同时事业部制要求的单独核算、独立运营也会增加银行的运营成本。因此，事业部制在我国推行并不算成功。
但境外成熟私人银行的发展路径表明，私人银行子公司模式和事业部模式是其普遍采取的组织模式。随着国内私人银行的高净值客群的累积达到一定程度，客户的需求日益多元化和个性化以及私人银行管理的精细化，事业部制有可能成为各家私人银行组织设计的改革方向。
盈利模式
从全球私人银行的盈利模式来看，主要分为手续费模式和管理费模式。前者以佣金收入为主，根据每笔交易的资产规模收取一定比例的手续费。后者不对每笔交易收取费用，而是每年对客户账户内的资产收取一定的管理费。国内商业银行私人银行部门目前以产品销售为主的业务模式导致了盈利模式的单一，私人银行通常根据客户每笔交易收取比例不等的手续费，属于批次性收费。而管理费模式主要以客户资产规模为基础，按产品类型每年收取一定的管理费，每次交易不单独收取手续费。客户经理对客户总体资产进行统筹管理。在该模式下，考核客户经理的并不是交易量，而是不断增长的客户资产规模，可以有效规避道德风险，有利于客户长期关系的维护。此外，随着高端客户税务筹划、保险服务、财富传承等非金融服务需求上升，商业银行通过提供咨询服务收取咨询顾问费也成为盈利的重要来源。
交通银行助推私人银行业务发展，打造财富管理银行经营特色
交通银行应该以提升私人银行专业化、差异化服务水平为方向，建立以“客户资产”为核心的经营模式，着力构建“资产配置、产品经营、客户服务”三大能力，持续夯实“专业队伍、系统渠道、风险管理”三大基础，努力将私人银行打造成为建设综合化、国际化财富管理银行的特色与亮点。
加快私人银行中心职能转变，完善体制机制和组织架构
按照全行战略部署，抓住私人财富市场快速增长、理财需求日益旺盛、传统业务调整等大好机遇，深化私人银行中心事业部制改革，强化经营职能，加快促进资产管理规模增长，力争实现经营收入大幅提升，打响交通银行私银品牌，努力建设成为行业一流私人银行。
加强总行的私人银行业务经营能力。围绕客户关系管理能力、产品研发与资产配置能力、财富解决方案设计与交付能力，一是根据私银客户跨区域流动性大、专业服务要求高的特点，重视总行私人银行中心市场营销的团队建设和资源投入，大幅提升总行的服务统筹与销售支持能力，为全行业务发展提供支撑。二是加快发展以高净值客户资产配置为主要服务手段的私人银行专户业务，由总行私人银行中心直接参与业务经营，加快从简单产品销售向提供综合金融解决方案的转变。三是完善风险小建设，加强产品的市场风险与合规风险管理，确保业务稳健发展。四是完善私人银行中心的财务核算和业绩统计，加强全口径的盈亏核算，在准确核算私人银行业务投入产出的基础上促进业务经营决策的科学化和精细化。
增强分行的私人银行客户经营能力。一是完善分行私人银行业务的组织和支撑体系，在重点市场所在分行或业务量达到一定规模的分行建立较为强大的专职团队，以私人银行中心或专营团队的形式加强业务拓展。在有条件的分行试行建立私银专属客户经理团队，强化专业服务能力，为业务目标达成承担组织、策划、管理、协调、拓展、分析、服务以及培训等项工作职责。二是以“资产”为经营抓手，建立私银客户与大众客户差异化的客户管理目标和客户拓展与维护方法，根据客户财富管理需求，提供资产配置解决方案，实现客户与银行的共赢。
加快建立全类型、开放式产品库，为客户资产配置创建基础平台
参照同业经验，加快建设门类较为齐全，风险和收益水平能基本满足客户需要的私银专属产品库。一是在加强风险管理，提升产品甄别和管理能力的前提下，逐步加大对私银中心专属理财产品管理授权，准予在一定授权范围内自行审批核准第三方理财产品的准入和销售，实现第三方产品常态化发行，加强产品存续期管理。二是根据客户投资偏好，结合流动性、收益率等要素，形成包括现金管理类、固定收益类、资本市场、股权投资、海外投资、另类投资、全权委托、融资顾问、增值服务等在内的私银专属产品服务光谱图，加快对产品线的补充完善。三是提升针对市场和产品的研究分析能力，制定科学的产品策略，适时推出资产管理全权业务。
进一步加强与资产管理中心联动，丰富“得利宝”私人银行专属理财产品线，满足客户的差异化资产配置需求。一是加强私人银行专属常规理财产品供应，将货架式常规化的“大众”产品做大做强。二是根据客户个性化需求，提升不同投资策略私银专户产品的开发能力，将满足客户个性化需求的“小众”产品做出特色。三是结合客户需求与市场趋势，加强自主投资与委外投资相结合，私银中心做好客户需求反馈，资管中心做好产品开发供应。
充分发挥交通银行集团全牌照优势，利用子公司业务领域广泛、产品体系丰富的特点，加强与集团内信托、基金、保险等子公司的联动。抓住集团国际化发展机遇，积极建设跨境财富管理平台。在私人银行业务发展上，明确集团内跨界、跨境的协同发展目标，将牌照资源和机构优势转化为业务优势，推动业务发展。
加大客户营销力度，实现客户关系精细化管理
以“名单式、责任制、个性化”为手段和原则落实私银客户管理。一是明确各级管理人员、客户经理和私银顾问与客户的联络沟通机制，确保支行、分行、总行定期组织开展针对每位私银客户的活动或拜访，进一步完善产品服务信息的发送和告知渠道与流程，将与私银客户的联络和沟通工作纳入私银日常管理，做好客户关系维护。二是立足现有资源，积极利用公私联动开展目标客户营销，借助与各类协会、商会、俱乐部等机构的合作契机，拓宽新客户来源，交叉销售并拓展优质企业高管、中小企业主、信用卡高额授信客户，重点筛选聚集优质私人银行潜在客户的信托、基金、证券、咨询等第三方机构，通过跨业跨界资源整合，吸收行外新客户。三是要高度重视对客户个性化需求的掌握和挖掘，兼顾客户收益要求、风险偏好、流动需求以及其他财富管理目标，对目标客户和流失预警客户采取一户一策方式，加快现有客户提升、防范客户降级或流失。通过合理进行资产配置达到提升资产规模、吸引行外资金的效果。
加强私银客户生命周期的全流程管理。一是全面推行私银客户签约机制，开展对客户的尽职调查和风险偏好评估，深入了解客户需求，提升客户对交通银行的认同感和忠诚度。二是加强对投资市场的研判，结合客户短期需求，做好资产配置方案，通过方案带动产品销售。三是根据客户长期需求，做好综合财富管理规划，提供包含全球配置、财富传承、企业经营等在内的综合解决方案。
加强总行直接面向客户的营销拓展支持能力，加强总行支持力度。一是积极开展市场调研，分析高净值人士的群体属性、行为模式与需求特征，完善族群客户的财富管理方案库、丰富族群客户资产配置模板、发挥好总行私银专家团作用，提升客户经理对私银客户的营销服务能力。二是逐步建立并完善总行投资顾问直接营销客户的工作机制和激励机制，针对高净值人士集中的客户群和高星级私银客户，加强总分行联动，加深对重点客户的全方位、持续化服务。
完善服务体系，持续提升客户体验
完善全行私银客户增值服务内容，提升各类服务价值，建立平台统一、点面结合、重点突出的增值服务体系。一是在商旅服务、健康养生、海外投资、子女教育、艺术品鉴赏等贴近客户实际需求的领域加强积累与培育，搭建私银客户增值服务平台。二是围绕需求较为旺盛，具有一定代表性的服务要求，重点投入资源，设立全国性的特色服务，努力做出口碑、打造品牌。三是加强总分行联动，鼓励分行因地制宜，为客户提供适合当地客户的增值服务内容。
强化基础金融服务，设计提供针对私银客户的专属渠道、专属服务和专属产品。在消费信贷、信用卡、电子银行、客户服务等重点领域加强与总行各中心（部门）的合作，充分整合客户、服务渠道、基础产品等方面要素，为客户提供线上线下一体化、标准化的专属综合，包括私人银行客户专属网银、专属客服、私人银行白金信用卡专属服务、私人银行客户消费贷款绿色审批通道等内容。
加快开展客户需求增长较快的海外投资、全权委托和财富传承业务。充分发挥交通银行在亚太地区机构分布广泛、经营历史悠久的传统优势，发挥境内外联动优势，积极拓展海外投资、离岸家族信托等新兴业务，打造交通银行私人银行业务的亮点与特点，形成交通银行私人银行业务的差异化竞争优势。
依据私银客户的需求及特点，根据国内外同业的发展经验及互联网技术的飞速发展，协同相关部门共同开发面向私银客户的远程电子服务，适应私银客户流动性大、服务个性化强的特点，满足客户全天候、跨区域的服务需求。
充分发挥区域优势、机构优势和牌照优势，塑造“境内外、全牌照”的一体化私银业务特色
高度重视境内私银战略性市场的拓展，结合分行私银业务发展现状，将北京、上海、广东、深圳、江苏、浙江等省市域作为私银业务发展的战略性市场，设立分行级的私人银行中心，鼓励分行增加业务管理人员和私银顾问岗位人员，联动一线营销人员开展专业化经营。总行集中投入资源，通过专项推动计划对该类分行实施产品、营销、培训等资源的倾斜政策，加速战略性区域业务发展。
积极推动跨境财富管理业务发展。一是加强创新，依靠集团海外机构优势，发展跨境财富管理和服务支持新手段。进一步探索业务联动机制，联动业务的收益实行境内外双记，并设立专项激励，促进业务快速发展。二是加强境内分行联合路演与营销推介力度，结合客户需求针对境外私人银行服务、海外投资环境和投资产品、保险服务和家族信托等内容进行业务宣介，深化跨境合作。三是积极创新跨境投融资产品，在境外优先股、高等级债、跨境融资等领域满足客户跨境财管需求。
重点打造信托业务特色。客户财富传承需求日益旺盛，要加快梳理私银客户尤其是超高净值客户的家族传承需求，与交银国信及交银信托保持紧密联动，将家族信托打造成为交通银行特色服务，并择机成立家族财富管理办公室。
扎实做好基础工作，确保私银业务长期稳健发展
强化风险合规管理工作，为私银业务持续健康发展提供保障。一是落实和完善风险小在法律合规审查、产品审核等方面的工作职责，按照全面风险管理的工作要求建立和规范各项业务制度和流程，加强私银业务风险与内控的全流程管理。二是严格规范产品准入与审核管理，充分发挥私银中心“产品审核委员会”的工作职能。在产品准入和存续管理上加强风险合规管理工作的专业性和独立性。三是做好私银产品的合规销售管理，构建常态化、高效率的风险检查和监控机制，严控销售风险。
绿色金融解决方案范文第5篇
关键词：“十二五”战略机遇期；银行信息化；业务创新；技术创新
JEL分类号：G21 中图分类号：F8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428(2011)09－0048－06
国家“十二五”规划中明确要求继续深化和完善金融体系改革。通过金融改革和创新，更好地为实体经济服务，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服务。“十二五”时期我国面临着更加复杂的环境，银行业机遇与挑战并存。
一、“十二五”期间我国商业银行面临的主要形势
(一)“十二五”时期中国经济的转型与结构调整为我国商业银行发展带来机遇
一是从富国到富民的转变，为理财业务、私人银行和财富管理等中间业务的发展带来了机遇。“十二五”规划将扩大内需上升到战略高度，明确指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分别年均增长7％以上。明确收入增幅要超过GDP增幅。由重外生发展向重内生发展转变，从富国向富民转型，为理财业务等中间业务的发展提供了市场机遇。预计未来五年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同比增长率年均将达到11％－12％左右，中产阶层规模将进一步扩大，理财业务空间将出现更快的增长。
二是直接融资的快速发展为投资银行业务的发展提供了机遇。“十二五”期间，预计我国企业债券年度融资规模增长速度将达到20％，企业债券融资总额将达到13.6万亿元。直接融资的发展使银行逐步开始从融资中介转变为金融服务中介，银行将不再仅仅为大企业提供融资服务，同时还更多地为客户提供财务顾问服务、证券发行承销和代销服务：此外，基金托管、三方存管等与金融市场相关业务的发展也获得更多机遇，这些都为商业银行中间业务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更为广泛的市场基础。
三是人民币国际化步伐的加快为人民币结算、融资、交易、投资等业务的发展提供了机遇。伴随人民币国际化的推进，人民币跨境贸易结算业务规模将有爆发式的增长，境外外资企业和居民对人民币结算业务和投资理财的需求不断增加。银行可实现人民币结算及相关的保理、保函、贸易融资、福费廷、投资顾问等业务的多元化，开辟相应的手续费和利息等新的盈利空间，并且可以通过加强资本与金融项目下的投融资业务等的创新，形成更为丰富完整的产品线。
四是对重点行业、中小企业和农村的政策支持为中小企业金融、消费金融、绿色信贷等领域提供了机遇。首先，十二五规划提出推进农业现代化，完善以工促农、以城带乡长效机制，加大强农惠农力度，提高农业现代化水平和农民生活水平。其次，十二五规划提出推进重点产业结构调整，培育发展节能环保、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新材料、新能源汽车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再次，国家就支持中小企业发展，改进对中小企业的金融服务出台了一系列的法律法规、政策文件。这一系列的支持政策为银行在农村的金融服务、中小企业金融服务、消费金融、绿色信贷等领域的发展提供了保障，为相关领域的金融创新创造了条件。
(二)“十二五”期间宏观、市场和监管环境的变化给银行带来挑战
一是宏观环境和宏观政策变化将令银行信贷增长放缓。从宏观环境来看，“十二五”规划弱化经济指标的考核，淡化GDP增长的速度，更加注重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预计“十二五”时期GDP增长和固定投资增长将适度放缓。从货币政策来看，从2010年下半年起，受到CPI高企和流动性充裕等因素的影响，货币政策已经从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转为稳健的货币政策。预计“十二五”时期银行贷款规模的增长将受到控制，这意味着银行要追求收入更快增长，需要进行业务结构优化。
二是利率市场化的推进将令银行存贷利差收窄。“十二五”规划建议明确提出“有规划、有步骤、坚定不移地推动利率市场化”，未来五年将成为利率制度重新安排的重大时间窗口。从美国、日本、台湾利率市场化的经验来看，利率市场化初期，存贷利差均出现了明显的下滑，预期“十二五”期间利率市场化的快速推进会在短期内使银行业目前的净息差水平降低10-15％。利率市场化以后，除了存贷利差收窄导致的盈利下降外，在不同的利率趋势下。银行资产收益率曲线的形状也直接影响到未来的盈利能力和风险头寸。
三是多层次资本市场的建设将蚕食银行的市场份额。“十二五”规划纲要提出，要加快多层次金融市场体系建设，并显著提高直接融资比重。首先，“十二五”时期企业股票融资和债券融资占比的逐年提升，将蚕食商业银行的贷款市场份额；其次，“十二五”时期居民更多投资于股票、债券和基金，将蚕食商业银行的存款市场份额，银行争夺存款的竞争压力增大，资金成本加大；再次，“十二五”时期我国非银行金融机构、股权投资机构(私募基金等)以及OTC股权交易市场的发展，将压缩商业银行的盈利空间。
四是监管标准提高将增大银行资本管理压力。银监会颁布了《中国银监会关于中国银行业实施新监管标准的指导意见》，借鉴《第三版巴塞尔协议》，全面涵盖了资本要求、杠杆率、拨备率、流动性四项新的监管工具。从银监会的指导意见来看，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一级资本充足率和资本充足率分别不低于5％、6％和8％，并计提2.5％的留存超额资本要求和0-2.5％的逆周期超额资本。将系统重要性银行的附加资本要求暂定为1％；杠杆率方面，一级资本占调整后表内外资产余额的比例不低于4％。杠杆率和更高的资本充足率要求将加大银行补充资本金的压力，2.5％的计提拨备将直接影响到商业银行放贷的收益水平，进而降低商业银行的放贷意愿。银行业必须改变盈利模式，发展资本消耗低的中间业务。
五是信贷结构失衡将增大银行信贷风险控制压力。在“十一五”期间，尤其是前两年超常规的巨量信贷投放，新增贷款中接近半数投向基础设施建设和房地产等中长期贷款，导致信贷结构失衡加剧。不良贷款将在“十二五”期间逐步暴露。投向两高一剩、房地产和政府融资平台的贷款在“十二五”经济转型期信贷风险将有所上升，商业银行在“十二五”期间会面临更大的风险控制压力。
上述是未来三五年内“十一五”期间的趋势特征，短期内不会有较大变化。面对“十二五”期间的挑战和机遇，商业银行必须加速转型，改变传统上依靠资本消耗的增长模式，提高中国银行业的国际竞争力。
二、新时期银行业务创新和技术创新的融合
银行必须在以下几个方面作出努力：第一，强化资本有限性和有偿使用的观念，提高精细化管理水平和全面风险管理水平，更加注重效益、质量、规模的协调发展。第二，优化盈利结构。通过发展零售业务优化业务结构，通过发展中小企业客户优化客户结构，通过发展中间业务调整收入结构。第三，强化以客户为中心的理念，更加注重通过改善服务质量提升客户体验，扩大客户基础。第四，拓宽客户渠道，通过为客户提供全方位一体化服务，延长为客户服务的周期。和这几个方面相对应，为了避免同质化竞争，银行必须在管理创新、产品和服务创新、渠道创新几个方面有所作为。
信息化是银行业的发展趋势，也是当前业界领先银行的战略特征和优势所在。在“十二五”时期的新形势下，商业银行在风险和资本金管理创新、流程管理创新、产品创新、服务创新、渠道创新几方面要有所突破，必然需要在这几个方面加强业务和技术的融合。
(一)推进风险和资本金管理创新
监管标准的提高迫使银行必须改变粗放式的资本管理策略，建立精细化资本管理体系。
从业务创新的角度看，以新资本协议资本充足率为出发点，银行需要创新资本管理模式：(1)资本评估创新。对资本衡量指标进行定义和细分，对商业银行当前资本状况进行评估，分析各业务条线或者各个经营单元的资本占用与收益是否匹配。(2)资本管理创新。一方面，提高风险管理技术，减少资本浪费；另一方面，选择低资本消耗的业务，优化业务组合。提高资本使用效率。(3)资本获取和分配创新。在资本获取方面，合理规划各类型资本的融资方式和融资时机。寻求融资手段的最优组合，支持未来业务的增长；在资本分配方面，制定资本分配流程和方法，使每个业务单元获得的资本实现集团层面的价值最大化。(4)组织和治理创新。对组织结构和管理流程进行调整，促进资本管理的高效运行。
从技术创新的角度看，商业银行需要在技术上加以配合与革新，包括提高数据质量、建立全过程的风险管理体系，以及建立全面风险管理系统等。(1)提高数据质量。一方面通过创新的技术手段清理历史数据，包括剔除错误数据、增补缺失数据、修改不一致数据等，提高使用历史数据进行风险度量和预测的准确性；另一方面细化现有数据的分类，从而满足适用的精算和统计技术，并且与被分析的业务和风险组合息息相关。(2)全过程自动化整合。从数据到模型、到评级、到应用策略、到监管的报表和业务监控，整个风险和资本管理过程需要实现信息系统的全流程管理。这一技术创新将跨越风险条线、科技条线、业务条线等多个部门，给银行带来巨大变革。(3)改进相关系统平台。改进全面风险管理系统，提高全面风险管理系统的风险计量准确度，改善对贷款损失率等核心指标的预测力；改进抵押品管理系统，一方面准确管理前后台的抵押品数据，确保所有抵押品都能用于降低加权风险资产RWA，另一方面通过细化抵押品分类和改进估值方法提高抵押品估值精度，降低风险加权资产；改进交易系统，提高交易账户中净额结算和抵押流程速度，减少交易账户中风险加权资产的增长。
(二)推进流程管理创新
商业银行要实现以客户为中心的转变，必须迅速理解并改善自身业务流程，通过整合现有业务提高随需应变的能力。
从业务创新的角度来看。建设流程银行需要从几个方面深入创新：(1)组织架构创新。组织架构创新是建设流程银行的基础。组织架构创新需要构建以客户为导向、前中后台相互分离制约和风险垂直管理的组织框架体系，为流程银行建设奠定基础。(2)业务条线创新。对银行的主要业务条线进行梳理和重组，设计各个业务条线的管理模式和运作模式，简化业务处理流程，从纵向和横向两个方面建立业务经营和管理体制。(3)业务集中处理创新。现在各大银行都建立了数据集中处理中心，通过新方法和新途径来完善后台业务集中处理，提高业务处理中心的处理效率，有助于推进各项业务流程的优化。(4)流程管理创新。流程银行建设是一项长期任务，需要建立相应规划并制定相应的管理策略和流程。明确每一阶段的工作重点和目标。通过改善流程管理的策略和方法，实现流程的持续改进，保证流程的灵活和高效。
从技术创新的角度来看。为配合银行业务流程的优化，商业银行需要相应建立业务流程管理(BPM)BPM和面向服务呆构(SOA)相结合的银行信息系统框架。商业银行需要BPM实现业务的敏捷性，而BPM的实现离不开SOA。在BPM和SOA相结合的银行信息系统框架中，上层基于BPM构建业务驱动的流程管理平台，下层基于SOA集成银行现有系统并封装成服务提供给BPM调用，实现业务流程的灵活性。BPM和SOA相结合需要分几个步骤完成。首先，基于SOA方法论，以合适的粒度将业务功能封装为组件，屏蔽具体功能的实现细节。其次，按照SOA统一接口标准，将一个或者多个组件封装为服务，多个服务通过组件重用，提升银行IT资产价值和回报率。最后，运用BPM设计合理、高效的业务流程。确定合适的业务流程节点以及节点之间的调用关系，每个节点的业务功能通过调用符合SOA标准的服务实现。通过对业务流程的建模、运行和优化，实现业务流程的持续改进。
(三)推进服务创新
从业务上看，新时期需要在几个方面加强创新：(1)全方位服务创新。一方面，通过梳理企业、行业之间的联系，银行为某一企业客户及其上下游关联企业提供全方位、全流程的金融服务，例如供应链金融；另一方面，银行可以利用手机银行等新方式，突破地域、时间和基础设施的限制，为个人客户提供全方位、全流程的金融服务，提高服务质量；(2)个性化服务创新。更加有效地管理和分析客户的喜爱偏好等行为表现，支持对客户的个性化服务，为客户量身打造财富管理方案，例如私人银行和财富管理业务；(3)营销创新。在向客户提供银行产品服务的全过程中，对客户活动进行详细记录，实现对客户动态信息的跟踪，有针对性地进行产品推销和服务推介，实现产品的交叉销售。
从技术上看，为支撑业务的创新，相应技术创新的重点在三个方面；(1)客户信息整合。需要将分散在不同业务系统中的同一个客户信息进行整合，对于同一个客户建立全球统一的客户号，为不同应用提供统一的客户视图，为数据挖掘和客户关系管理奠定基础。(2)建立和优化客户关系管理系统(CRM)。客户关系管理的核心思想是以客户关系为重点，通过实施“以客户为中心”的服务，最终实现银行价值的最大化。国际领先银行已经通过查询分析、数据挖掘等信息技术，建立起较为完备的客户价值分析、客户关系营销以及客户忠诚度识别系统，为客户管理和营销提供了充分支持。(3)建立和运用数据仓库和数据挖掘工具。客户通过电子渠道进行交易时，银行可获得客户的个人信息、浏览记录及交易记录，需要通过数据仓库对这些信息进行有效的分类、存取和检索。此外，
需要通过数据挖掘技术对客户行为进行分析，了解客户偏好以及影响客户体验度的因素。
(四)推进产品创新
商业银行在资产业务产品、负债业务产品、中间业务产品和银行卡产品方面都存在创新的空间。
从业务角度看，新时期创新重点包括：(1)低碳金融。环保节能、新能源、新材料、文化创意、现代服务业等低碳产业是中国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其蕴涵的巨大金融需求为银行退出“两高一资”行业、推进信贷结构转型开辟了空间。短期来看，商业银行需要立足于为低碳经济服务，除了积极推进绿色信贷外，还需要积极研究并参与低碳产业融资租赁业务、保理业务、投资基金以及低碳产业的债市融资业务。长期来看。随着我国碳交易市场的深入发展和资本市场的日益成熟，商业银行需要考虑在碳资产证券化、碳交易CDS等碳金融衍生产品方面寻找机会。商业银行还应当关注和研究碳金融与能源、碳化工、低碳交通、低碳建筑等产业的关联效应，研究如何发挥绿色信贷、碳金融交易等对区域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2)行业金融。行业金融是商业银行从行业价值链分析人手，针对每个行业的资金流动特性，从金融产品设计、风险防控以及营销策略等方面，提出符合客户需求的金融解决方案。行业金融是近年来我国银行业积极探索的一种业务模式，较有代表性的有港口行业金融、产业链融资等。港口行业金融的服务对象是港口经济各产业链上经营良好、产品适销对路的核心生产企业及其上下游的大、中小型客户，以及具备较强销售能力的国内、国际贸易商和管理好、信誉佳的物流企业等客户。这些客户的共同特点是属于产业链中的核心企业或核心企业的上下游。产业链融资是以核心客户为依托。通过对其关联客户进行系统开发，把核心厂商与产供销、消费者作为完整链条，做实做细每个环节，批量拓展客户群，为核心企业整条产业链参与主体提供综合性、一站式的金融服务。有效支持目标市场品牌企业的上下游产业链整合战略，提升目标市场产业链及产业集群的市场竞争力。(3)中小企业金融。中小企业金融是金融机构针对中小企业推出的定制化金融解决方案。中小企业通常偿债能力弱、融资规模较小、财务规范性差、缺乏完善的公司治理机制。出于控制风险的考虑，以往商业银行一般不愿意向中小企业放贷。“十二五”期间，一方面银行争夺优质大客户的难度越来越大，另一方面国家不断出台政策加强对中小企业的扶持，中小企业业务日益成为商业银行新的利润增长点。近年来，不少银行都推出了针对中小企业的信贷模式，如“信贷工厂”等。在中小企业融资中，产品最重要，产品研发部门必须能够为中小企业提供短平快的信贷产品支持。
从技术的角度来说，商业银行需要通过信息技术构建“产品工厂”，为业务上快速的产品创新提供支持。“产品工厂”包括一整套信息系统平台，根据业务处理流程，使用反映业务处理逻辑的软件“构件”，通过参数配置将“构件”组装为新的产品和服务。当已有的软件构件能够满足要求时，仅仅通过配置即可开发出新的产品和新功能，而不能满足要求时，就需要扩展构件功能，或者生产新的构件。具体技术创新包括：(1)建立产品开发平台，产品开发管理抽象出的产品参数和产品处理流程，开发人员通过选择产品模型、产品参数、服务要素、收费方式、利率类型等完成开发。(2)建立产品运行平台。产品运行平台是产品工厂的核心部分，其职能是根据渠道提供的输入要素，调度相应产品活动，完成应用功能。(3)建立产品管理平台。产品管理平台负责产品全生命周期的管理，提品启用、产品条件修改、产品退出、产品风险控制、产品评价等管理机制，建立从业务概念数据模型到逻辑数据模型再到物理数据模型的管控体系。
(五)推进渠道创新
渠道通常包括传统的银行网点柜面渠道、自助银行渠道、网络银行渠道、电话银行渠道、手机银行渠道。我国商业银行渠道正在发生从柜面渠道到网络银行渠道，再到电话银行渠道的转变。根据《2009年中国网上银行调查报告》显示，2009年我国电子银行(包括网络银行、电话银行、手机银行等)对柜面交易的总体替代率已经超过40％，网上银行对柜面交易的替代率达到55.5％(个别银行超过70％)。
渠道建设的业务创新。“十二五”新时期渠道建设方面的创新重点在于：(1)增加业务。拓展每种渠道所能开展的业务。例如通过自助银行渠道、网络银行渠道实现传统上只有在银行网点柜面才能完成的业务：为公司和个人客户提供特定的定制服务等。(2)优化渠道。优化传统柜面渠道的业务流程，减少客户排队等候时间；优化电子渠道，降低客户通过电子渠道办理业务的繁琐程度，提高电子渠道办理业务的成功率。(3)拓展应用。利用三网融合、新一代通讯技术发展等契机，推进电子渠道上的新兴应用。
渠道建设的技术创新。为了和业务创新相配合，新时期渠道建设方面也需要在下列几个方面实现技术突破：(1)渠道整合。需要通过综合性系统平台将各种渠道进行有效整合，构建优化资源配置的综合渠道，最大化渠道的服务优势。一方面，通过渠道整合可以减少建设和维护单个渠道的开销。最小化渠道维护的成本；另一方面，渠道整合可以提高服务的成功率，当客户在某个渠道获取服务遇到问题时，可以通过其他渠道将问题解决。(2)安全性和兼容性提升。在安全性方面，除现有的用户密码、U-Key、手机动态密码之外，探索新的认证方式和安全机制。在兼容性方面，网络银行、手机银行需要实现多浏览器、多平台、多操作系统、多语言的兼容。(3)电子渠道优化。通过技术优化，为电子银行业务处理提供更快速度、通过Web2.0技术根据用户足迹实现网络银行界面的动态定制、利用新一代通信技术传输速度快的特点。实现提供视频的手机银行等。
三、促进业务创新与技术创新融合的建议
“十二五”时期我国宏观、市场和监管环境的变化给商业银行带来一系列挑战，中国经济的转型与结构调整也为我国商业银行发展带来一系列机遇。抓住机遇、迎接挑战，唯有坚持不懈地创新。上述银行业多方面的创新，都需要业务创新和技术创新的有机结合。然而业务创新和技术创新在融合的过程中，会出现时间不同步、定位不统一、逻辑不匹配等问题。
为了促进我国商业银行业务创新与技术创新的融合，减少两种创新因不协调而出现问题的几率，应当加大以下几方面的工作力度。
(一)构建和银行总体战略一致的IT战略和IT架构
IT战略和银行总体战略保持一致。是业务与技术融合的前提。银行总体战略是银行设定的远景目标并对实现目标的轨迹进行总体性、指导性规划，体现银行的核心价值主张及竞争力。银行IT战略的规划，需要根据银行的总体战略和中长期发展规划，立足现实的资源能力，对银行信息化建设的目标、总体策略、实施步骤、关键技术、相关规范、成本控制等方面进行统筹规划和明确安排。
IT架构是银行信息系统的总体蓝图，IT架构与银行总体战略保持一致，是业务与技术融合的基础。为保持IT架构和银行总体战略一致，需要采取自上而下的方式，从银行总体战略人手，规划业务架构和信息架构，进而根据业务架构和信息架构规划IT架构(包括应用架构、数据架构和技术基础架构)。
(二)加强信息标准化和信息整合
要促进业务和技术的融合，我国商业银行还应当加强信息标准化建设和信息整合的力度。信息标准化是研究、制定和推广应用统一的信息分类、记录格式及其转换、编码等技术标准的过程。信息的标准化是信息系统建设的基础性工作，信息的标准化对于促进业务创新、提高信息系统的处理效率、促进数据和资源整合和互联互通互操作具有重要意义。商业银行应当梳理业务条线和管理条线，参照国际组织的相关标准和国家标准，制定全行统一的信息标准，促进信息的共享，保证信息应用的高效性和准确性。
在信息标准化的基础上，还需加强信息的整合。有些银行的公共信息由不同的系统分散存储和处理。一方面会造成信息不一致，另一方面会造成应用系统难以互联互通，形成“信息孤岛”。信息和应用系统的相互分割，既不利于业务创新，也不利于技术创新。有必要将客户信息、产品信息等信息加以整合，统一进行管理。
(三)加强和完善IT治理
IT系统已经成为银行业务运营和管理的基础。当IT成为银行业务发展和创新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时，银行对IT必须从管理走向治理。IT治理是指设计并实施信息化过程中各方利益最大化的制度安排，其内容包括业务与信息化战略融合的机制、权责对等的责任、担当框架和问责机制、资源配置的决策机制、组织保障体系、绩效评估体系以及覆盖信息化全生命周期的风险管控体系。该制度安排的目的是实现组织的业务战略、促进管理创新、合理管控信息化过程的风险、建立信息化可持续发展的长效机制。IT治理方面的国际标准是ISO20000管理体系，商业银行有必要遵循ISO20000的PDCA方法论，持续改进IT服务管理体系。
(四)加强IT风险管理
随着信息技术在银行业务中的地位不断提升，信息化风险已经成为信用风险、市场风险、操作风险之外银行面临的第四大风险。在商业银行金融创新活动中，信息系统的稳定性和安全性已经成为了影响全局的重要因素。针对IT风险，国际上已经形成了比较成熟的信息安全管理标准体系ISO27001，主要包括ISO27001：2005框架体系，它是建立信息安全管理系统的一套规范和解决方案，是认证审核的依据。另外一个是ISO27002：2007：最佳实践集合(工具包)。商业银行有必要依照国际权威安全标准ISO27001建设信息安全管理体系，实现信息安全管理的标准化和制度化；在此基础上，按照策划一实施一检查一改进(PDCA)的总体安全管理体系过程方法，使信息安全工作流程化、规范化并持续改进。
(五)加强复合型信息技术人才队伍建设
既熟悉业务又懂IT技术的复合型人才是银行有效创新的基础。因此，加强复合型信息技术人才队伍建设，是我国银行业的一项长期任务。复合型人才一靠引进，二靠培养，而后者更为重要。我国商业银行应当建立有利于IT复合型人才成长的培养和激励机制。首先，为业务部门人员和信息科技部门人员提供有利于复合型人才成长的职业生涯规划设计；其次，提供业务部门和信息科技部门轮岗的机会，一方面将有一定开发经验的IT技术人员充实到业务部门学习业务知识，另一方面将有一定IT背景的业务人员充实到技术部门积累系统开发经验，在此基础上培养复合型人才；再次，为技术人员提供更多业务培训，同时为业务人员提供更多技术培训，创造条件加强业务人员和技术人员之间的交流。
绿色金融解决方案范文第6篇
关键词：汇丰 发展战略 中资银行 业务转型
中图分类号：F830.33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770(2010)011-04-03
百年一遇的国际金融危机，让全球金融机构接受了一次严峻的洗礼，也引发人们对金融业发展方式的深刻反思和重新审视。特别是在世界经济步入“后危机时代”，中国金融业发展面临更加复杂多变的国际国内环境下，这种反思显得尤为必要。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汇丰集团近150年的发展历程，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反思“后危机时代”金融业发展方式的全新视角。
一部汇丰发展史，就是银行业国际化和综合化经营的发展史。汇丰在此次国际金融危机洗礼下仍保持世界银行第一品牌的地位也有力地证明，即便在“后危机时代”，其发展路径仍未过时，其成功经验仍可借鉴。
汇丰的发展路径主要有二。一是全球化。汇丰控股的前身，是1865年成立于香港和上海两地的汇丰银行，成立不久就在中国及东南亚地区展开业务和网络布局，并初步形成一家国际化银行的经营格局。100多年来，汇丰先在亚太地区建立基地，继以战略收购进入美国、欧洲市场，以及巴西、阿根廷等新兴市场完成海外扩张，最后通过做深做实目标市场核心业务加以巩固，其国际化发展路径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终于形成遍布全球的国际化金融服务网络，确立其在全球主要金融市场的强劲竞争力和坚实地位。二是综合化。汇丰很早就认识到收入来源单一的风险，始终将综合化经营作为其坚定不移的发展方向，为自己的客户提供多元化的金融服务。在汇丰，既有个人金融业务和商业银行业务，为个人客户和中小企业客户提供金融服务，又有公司银行、投资银行与资本市场以及私人银行，向全球客户提供多元化服务。
高度的全球化和稳健的多元化，使得汇丰的发展路径始终契合全球经济金融市场大势，始终迎合全球金融客户不断变化的金融服务需求，当然也使得汇丰在竞争激烈的国际金融市场中始终保持旺盛的竞争能力和发展能力。
汇丰的发展表明，金融业的国际化和综合化道路是有规律可循的。这也是汇丰经验之所在。我认为，汇丰经验的内核归纳起来有四点，如草蛇灰线贯穿于汇丰遍布全球的宏大肌体中。
一是战略明确。卓越的战略管理以及由此形成的清晰明确、为市场高度认可的战略定位，已越来越被证明是基业长青的关键所在。
二是经营审慎。市场复杂多变，需要审时度势、灵活应变，以抓住稍纵即逝的市场机遇；但也惟其多变，就更要时刻保持头脑清醒，在依法合规的基础上，将资本、效益和风险综合平衡的经营理念落实到各项经营管理活动中。
三是整合协同。汇丰的国际化过程始终与大规模的并购同行，而与之相伴的，无不是并购后的整合。汇丰的多元化道路十分注重不同产品线的整合，并通过强大的交叉销售，最终实现显著的协同效应。
四是风险管控。风险管控能力的高低，直接决定着金融机构的经营状况和风险水平。处在金融市场的风口浪尖上，只有时刻保持发展与风险管控平衡的金融机构，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疾风知劲草，比较其他国际金融机构，汇丰之所以能在此次国际金融危机中有较为出色的表现，其有效的内部控制和风险控制体系功不可没。
对于处于“后危机时代”谋求转型发展的中国金融业，汇丰的发展历程可资借鉴。当前，国际金融业的变革之门已悄然开启，在这场危机中整体表现出色的中国银行业正伫立在变革的门前。如何学习和借鉴汇丰等国际大型金融机构的成功经验，积极参与这场国际金融变革，已成为中国金融业发展无法回避的课题。
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已深深融入全球经济体系中。银行客户经营活动的国际化、金融资源配置的国际化、银行运作规则的国际化和金融监管的国际化，使得中国银行业融入全球化的浪潮不可逆转，中国银行业跨境经营成为重要趋势。加快推进国际化进程，按照国际标准对自身发展战略、营运体系、营销机制、产品服务、信息技术等进行全方位、深层次的改造和升级，努力实现机构网络、业务结构和经营管理的国际化，已紧迫地摆在中国银行业的面前。
与此同时，我国经济结构调整步伐也在不断加快，信贷增长将逐步回归常态；多层次资本市场快速发展，金融“脱媒”日益深化，尤其是股票市场、债券市场长足发展，企业尤其是优质企业对传统信贷的依存度趋于下降；利率市场化改革有序推进，银行业竞争日益激烈，低息差很可能在我国成为常态。在此背景下，商业银行以存贷利差收入为主的经营思路和盈利模式必然面临深刻变革。
此外，金融危机发生后，监管部门更加重视对银行业跨经济周期经营能力的培育，对资本充足水平的要求也更趋严格。监管环境的变化，也倒逼银行业优化业务结构和盈利模式，提醒我们必须改变高资本占用型经营模式。
转型时不我待。我国银行业应充分借鉴汇丰等大型国际金融机构的发展经验，在构建新的经营模式方面，抓住一个核心，拓宽两条路径，夯实三项基础。
抓住一个核心，就是以客户和银行的价值增长为核心。这种价值增长，要体现“绿色”增长，做到低资本消耗，实现银行业的“低碳”运营。摈弃速度和规模两大“情结”，改变过度依赖批发性信贷业务的格局，实现从以批发型业务为主向批零并举、低资本占用业务为主的模式转变；体现全面增长，围绕客户需求强化综合服务能力，突破传统银行职能的限制和业务条线分割的格局，提供包括存贷、结算、投行、证券、保险、信托、基金和租赁在内的全面金融解决方案，实现“以产品为中心”经营理念向“以客户为中心”经营理念的转变；体现可持续增长，就是要着眼长远，与客户之间建立深层次的合作关系。精心培育一批优质客户群体，与客户共同成长，实现“以销售为目的”的经营观向“以持续创造共同价值为目的”的经营观转变。
拓宽两条路径，就是坚定地走国际化和综合化两条道路，通过完善服务网络、丰富产品体系，提升经营水平，促进客户和银行价值的共同成长。当前走国际化道路可以采取“跟随战略”，即紧跟中国企业“走出去”步伐，完善海外机构设置和服务网络，促进境内外业务联动，加强本外币一体化经营，提升自主创新能力。而对综合化经营问题，在金融危机爆发后出现了一些争议，但我始终认为，危机并未从根本上逆转银行业综合化的大趋势，恰恰是那些稳健开展综合经营并注重风险防御的全能型银行，在危机中表现出了强大的生存能力。当前，中国银行业具备资金、网络、客户和品牌等多方面优势，要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积极审慎推进综合化经营。要不断完善综合经营布局，打造自身特色，发挥协同效应，实现从传统“信用中介”到“综合财富管理服务提供商”的转变。
夯实三项基础，就是不断巩固风险控制、人才和信息化三大基础设施，为经营转型提供有力支撑。
风险控制是商业银行的永恒主题。当前重点是要推动新资本协议的实施，建立国际经营和综合经营所需的集团风险管理体系，保持经营安全和资产质量稳定。具体来说，就是要建立包括信用风险、市场风险和操作风险在内的全程量化和全方位风险管理体系，形成统一的风险偏好、制度政策和风险文化。加强集团并表管理，强化防火墙体系建设，准确把握不同时期风险防控的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
人才始终是金融业竞争的一个焦点。国内银行业尤其是大型商业银行应建立视野更宽广的职位体系和薪酬评估体系，以及良好的职业生涯规划，加快培养能够开拓财富管理业务、担当国际化和综合化经营重任的人才，加快引进战略性紧缺人才。
信息化建设的重点是提升内部营运效率和打造面向未来的渠道体系。尤其是在交易渠道方面，要加快建立物理网点与电子银行互为补充、协同发展的渠道体系，把各项金融产品和服务纳入统一的客户营销和服务平台，同时淡化银行各类交易渠道的边界，提升需求响应的速度，让客户无论何时何地都能得到快速、便捷的优质服务。
注：
本文系作者为刘诗平著《汇丰帝国》一书所作序言，有删节。
绿色金融解决方案范文第7篇
关键词：碳税工具；碳交易体系；碳金融市场；制度设计；效应评价
中图分类号：F06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2670（2014）02-0045-13
一、引言
从1896年Arrhenius首次发现大气中的CO2对地球温度的影响开始，气候变化问题逐渐演变成为全球性的生态危机，也成为全球经济发展的难题。斯特恩（Stern）报告[1]中指出经济发展继续依赖能源消耗、“照常营业”的做法不可取，在气候变化问题上尽早采取有力行动的收益要大于成本。若各国能够做出有力而周详的政策选择，如碳定价、发展低碳技术，就有可能实现所需的“去碳”规模来实现气候安全，并保持经济增长。自20世纪90年代国际气候谈判以来，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到《京都议定书》，从后京都时期“巴厘岛路线图”到哥本哈根谈判协议，经历无数冲突与磨合，各国都在逐渐形成经济发展与全球减排的统一认识，多国经济经历了不同程度的低碳化。在环境压力和政治博弈中，全球经济向低碳化绿色经济方向转型。
尽管我国对碳税、碳交易、碳金融等的研究起步较晚，但随着我国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型，我国也在积极探索促进经济低碳发展的理论与实践。低碳经济机制的研究也日益受到重视。本文就碳税、碳交易和碳金融等促进经济社会绿色发展的低碳工具的国内外实践及研究进行归纳与述评，并对下一步研究进行展望。
二、碳税
（一）碳税的引入与内涵
碳税的引入基于庇古税（Pigovian Tax）概念。由于大气层属于公有资源，具备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特征，极容易被滥用破坏，产生负外部性。庇古（Pigou）[2]在其著作《福利经济学》中首次提出庇古税概念，他认为自然环境存在市场缺失和价格缺失，这种不完全信息带来外部性效果，政府可以通过对产生负外部性的活动征税和对正外部性的物品给予补贴把外部性内在化，即对边际私人纯产值大于边际社会纯产值的部门课税，使其产品价格提高，产销量降低；对边际私人纯产值小于边际社会纯产值的部门实行补贴，减少边际私人纯产值与边际社会纯产值之间的差距，进而增加社会福利。Baumo和Oates[3]认为，信息的缺乏导致导致边际社会成本难以测量，无法确定最优税收水平，庇古税存在实用性限制。他们运用一般均衡分析方法，从环境政策、污染控制、污染税与统一排污成本等方面进行研究，提出了“标准定价法”，依据一个可接受性强的标准定量收税，达成环保目标。随着“污染者付费原则”理念的深入，Burrows提出了逐步控制法，即在信息不充分情况下，政府为达到环境效益最优可以逐步、连续地对庇古税税率调高或调低进行调整，最终找到最优税率。
碳税的内涵和外延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Hoeller和Wallin[4]认为给碳定价是对投资减碳新技术的激励，碳税是碳定价的一种形式。苏明等人[5]认为碳税与中国现有能源税在对化石燃料的征税上存在一定的重合，且都具有对CO2的减排功用，但碳税与能源税的最大区别在于碳税的征税对象、计税依据等方面都是专门针对碳排量设计的。崔军[6]提出碳税是以减少CO2排放为目的，对化石燃料按照其碳含量或碳排放量征收的一种税。碳税与能源税、硫税、氮税、污水税等税种共同构成了环保税体系。
（二）碳税实践
碳税在诸多排放税中居首要地位，是世界上许多国家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政策工具。
以芬兰、丹麦为代表的北欧国家从1990年开始逐次推行碳税，到了20世纪末，基本上构建起较为完备的碳税制度。丹麦碳税由能源消费税演化而来，从1992 年开始，丹麦正式对家庭和企业一并开征碳税，税基较广，包括了除汽油、天然气和生物燃料以外的所有CO2排放，税率并非基于碳排放的边际成本，而是结合了政治和经济方面的考虑。在征收碳税的同时，丹麦实行税收返还和循环机制，将税收的一部分用于补贴工业企业的节能项目，同时工业企业还能通过税收返还和减免来减轻实际税负。挪威对石油、天然气、煤、焦炭、商用柴油等都征收碳税，涉及航空、汽车多个领域，拥有品种繁多的碳税及相关税种，但对面临国际竞争的空运、海运和渔业予以豁免。瑞典碳税税率一直处在较高水平并逐步调高家庭碳税税率，同时降低劳动收入税率。不同于严苛的家庭碳税，瑞典对本国企业尤其是能源密集型产业，如采矿、造纸、电力等行业给予税收减免。
北欧国家碳税实践的特点：一是征收的碳税多从固有的环境税种过渡而来，在征税对象、税率等方面进行了相应调整；二是税基广泛，尽可能扩大碳税的覆盖面；三是对不同行业特别是对高耗能行业和出口依赖型行业实施差别税率和补贴政策，以保护本国产业的核心竞争力。
以美国、德国、加拿大为代表的欧美发达国家碳税起步较晚，在OECD组织的带动下相继开征碳税。碳税在美国并未全面征收，仅在个别地区进行试点。由于美国93%的煤炭用于电力生产，科罗拉多州的博尔德市2007年对除风力发电以外的电力这一中间排放源征收碳税，税率按电费比例征收并逐步上调。碳税收入一般用于提高建筑能源效率以及清洁能源开发等方面。德国能源结构与中国类似，富煤少气，为引导能源消费结构转型，德国设计了复杂的碳税体系，对不同种类和用途的燃料设定不同的税率，制造业、农林渔牧业只需支付税率的20%，其税收循环偏向工业。自2004年德国进行了新一轮碳税改革，税收优惠逐步减小。2008年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开始在能源最终消费环节征税开征碳税，征税对象几乎涵盖所有化石燃料，不同燃料税率有所差别，且逐步提高。当地的家庭住户是主要纳税义务人，缴纳的碳税税收的一部分用于抵消家庭或企业的其他税负如劳动收入税。
欧美发达国家碳税实践的特点：一是量体裁衣，根据本国实际设计税制。各国碳税税率大都采用固定税率，同时根据能源的不同类别实行差别税率。二是逐步推行、循序渐进，构建动态调整机制。在初期为顺利推行碳税，多数国家设计较低碳税税率和配套的优惠政策，在顺利引导家庭和企业改变能源消费选择后逐步提高税率，减少乃至取消某些暂时性补偿。
近年来为履行京都议定书义务，以中国、南非、印度等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政府和学者正在积极探索碳税制度构建之路。苏明等人提出中国碳税可以对生产环节中因消耗化石燃料产生的CO2估算排放量作为计税依据，采用从量计征的定额税率形式。碳税在起步的时候定价可放低，对受碳税影响较大的能源密集型行业建立合理的税收减免与返还机制，对低收入群体进行减免优惠，在条件成熟时期渐进提高税率。南非政府拟从2015年1月起开征碳税，并对汽车行业碳税的标准进行调整。为减缓碳税给企业带来的冲击，南非政府还将企业碳排放量前60%的部分免税，同时对出口行业、碳排放强度大的行业给予额外补贴。印度是发展中国家开展碳税的积极探索者，自2010年7月首先在全国范围内对生产和进口的煤炭征收碳税。
发展中国家碳税实践的特点：一是审慎对待，充分考虑国内和国际的政治、经济条件，联系本国减排形势，结合与化石燃料相关的税制改革进程，在前提条件成熟后，选择适时开征碳税。二是在碳税要素、实施路径、调整机制选择上参考国际碳税经验，并结合本国实际进行创新探索。三是注重建立激励机制，对开展节能项目的企业实施税收减免与返还，对低收入群体给予税收补贴，实现税收中性，避免产生消费扭曲。
（三）碳税效应评价
碳税影响广泛而深刻，涉及生态环境、政治经济等诸多方面。国内外学者分析征收碳税的效果，主要对CO2减排效果、国家经济发展、产业竞争力、收入分配效应等进行了研究。
Jorgenson和Wilcoxen[7]认为，相比于能源税，碳税更具成本效益比，也满足全球减排的成本最小化条件，当碳税等于CO2减排的边际成本，就会由碳价因素引发节能行为及对燃料消费的重新选择。不考虑消费者行为变化，Labandeira和Labeaga[8]利用IO（Input-output Model）微型模型，研究碳税在西班牙的环境效应，发现在西班牙财政收入大幅增加的情况下，碳税在减少碳排放方面的影响是温和有效的。Bruvoll和Larsen[9]使用1990-1999年数据，运用Divisia指数分解法和一般均衡模拟方法，指出挪威碳税覆盖大约60%的能源消耗产生的CO2排放，可减少挪威2.3%的CO2排放量。Floros和Vlachou[10]利用希腊1982年至1998年期间时间序列数据，研究碳税对该国制造业和煤炭、石油等能源行业CO2排放量的影响，发现餐饮业、纺织业、冶金业最容易受碳税影响，减少碳排放，开征碳税可以减缓气候变暖的速度。
中国气候变化国别研究组采用一种可计算的一般均衡ERI-SGM模型，结合我国实际试算了两种碳税税率方案，分别为100元/吨碳和200元/吨碳。其结果显示：征收碳税可显著地降低能源消费的增长，改善能源的消费结构，并能有效削减温室气体的排放。魏涛远和格罗姆斯洛德[11]利用CNAGE（China General Equilibrium Model）模型定量分析了对每吨碳排放量征收5美元及10美元碳税对中国短期、长期经济和CO2排放的影响，研究表明，征收碳税将使中国经济在短期内承受损失，但碳排放量将有所下降，长期来看碳税的负面影响将小得多。
Pearce[12]在对碳税的研究中提出双重红利（Double Dividend）理论，所谓双重红利是指若导致税收扭曲的税种能被环境税所替代，将产生双重红利，一能通过纠正市场负外部性，改善生态环境得到绿色红利；二能通过减少税制扭曲，提高效率，进而带来社会福利形成蓝色红利。Feldstein进一步指出碳税不仅通过减少污染物排放达成环境红利，而且还额外具有减少整体经济的成本，提高政府收入的红利。Meng等人[13]根据澳大利亚数据的模拟结果，提出碳税可以有效削减排放，但会造成经济温和收缩。由于GNP中包括本国企业在外国的产值（不受本国碳税约束），不包括外国企业在本国的产值，因而较GDP受碳税影响更小。若碳价格信号机制畅通，碳税补偿计划不会对减排造成重大影响，同时会大大减轻碳税对经济的负面影响。
王金南等人[14]采用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自主开发的我国能源政策综合评价模型――能源经济模型，根据中国目前的CDM价格及外国碳税税率，模拟了三种功能不同碳税方案对中国国民经济、能源节约和 CO2排放量的影响，结果表明即使忽略中国减少进口、增加新兴产业投资等利好因素，三种方案对中国GDP的影响也不会超过0.5%，近期在中国征收碳税是一种可行的选择。同时随着税率的提升，碳税对能源消费的影响愈加显著。当2030年碳税价格为200元/吨碳时，与基准情形相比节能率可达20%，节能效益也将近3%。
Karki等人的[15]分析表明，用非化石燃料替代化石燃料（如核能和可再生能源）可完成全球二分之一的碳减排目标，碳定价政策如碳税更能促进这种替代带来减排效应。征收化石燃料碳排放税，可以提高化石燃料发电价格，减少客户对此方面的能源需求，同时提高可再生能源发电量，这被称为碳税的“收入效应”和 “替代效应”。两种效应叠加影响一国能源产业的格局，风能、生物能等产业有可能占据主导地位。Baker和Shittu[16]研究了企业在不确定的碳税的情景下为实现利润最大化的研究与发展（Research & Development，R&D）投入选择。面对两个不同的研发项目：实现降低低碳能源技术成本研发和现有技术的减排研发，他们发现最优的R&D并不单纯因碳税的征收而递增，一般而言，企业面临碳税压力时对传统能源技术的研发会经历先升后降的过程，那些灵活的企业在面对不确定的碳税税率时会选择研发能源替代技术，实现能源转型。
Zhang和Baranzini[17]认为相对于劳动力成本、国际汇率变动等宏观因素而言，碳税对一国企业的竞争力影响比通常认知要更为微弱。碳税在增加了无碳和低碳产业的竞争力、保护环境的同时，可增加国民收入。税收循环政策比退税和免税措施对贸易和能源密集型产业的成本效益比要高，且更具减排效应。考虑到未来碳税可能以较高的利率征收，其所产生的经济影响如对收入分配、社会福利等的影响可能比当前更加尖锐。
事实上早在1994年，Symons等人就从不同角度探讨了碳税对不同收入阶层的影响，其分析结果显示，碳税具有累退性，碳税导致家用能源、交通、食品价格上涨，相对高收入家庭而言，低收入家庭对家用能源的支出占收入比重更大，会承受更多的负面影响。Metcalf等人也发现碳税的税率增长实际影响着社会福利成本，但其累退性在短期一般均衡中被高估了，碳税的福利损失每年减小0.5%。进一步研究中，Metcalf和Weisbach[18]指出应在碳税征收中考虑通过调整所得税等税收制度改革来平滑碳税的再分配效应。
（四）简要述评
国内外学者多从庇古税角度研究碳税，并提出初步的碳税设计方案。欧美国家相继开征碳税对碳税的效应研究逐渐增多，研究者大多通过构建CGE等相关理论模型，利用数值模拟和情景分析等方法，分析碳税的总体效应和不同的碳税方案产生的效应。碳税效应可分为直接和间接两个方面，直接效应是指征收碳税通过碳定价对能源消耗、CO2排放和气候环境造成的影响，间接效应是指碳税虽不对末端收入征税，但间接对经济发展、产业格局、福利分配等方面造成影响。在对碳税效应的研究中学者们的观点可分为两类：一种观点认为，碳税减排效果明显，对经济、企业竞争力、社会福利等的负面影响小，甚至还能通过税收返还制度使低收入者受益；另一种观点认为，碳税减排的激励效果并不理想，反而会导致化石能源和电力价格上涨，显著拉低国民的生活水平，碳税的累退效应甚至会扩大收入差距，削弱国民的动力。由于存在国家和地区差异，加之可用数据缺乏，各项碳税效应研究结果有所不同，但碳税的负面影响说明对碳税税制进行反思和动态调整是非常必要的。
三、碳交易
（一）碳交易的引入与内涵
碳排放权交易的理念可追溯到污染权交易。排污权交易源于科斯（Coase）定理，科斯[19]最早指出外部性产生的根源在于模糊的产权，只要明确界定产权（在交易成本为零的条件下），就可以最小的成本解决外部性问题。Dales[20]首次提出排污权交易的概念，并指出排污权交易应包括两方面内容：实行排污许可证制度及准许排污许可证转让、买卖制度。Montgomery[21]证明了基于市场机制的排污权交易均衡是存在的，排污权交易体是一种兼具成本优势和公平性的环保手段。Manne和Richel[22]进一步阐释了交易对排放权体系的必要性，认为无论初始排放权如何分配，不同区域的排放权价值很有可能存在偏差，限制交易会导致比较优势的扭曲。Stavins[23]认为排放权交易制度应考虑八方面因素：总量控制目标、分配机制、排污许可、市场运行、市场定义、监督与实施、分配和政治性问题、与现行法律和制度的整合。
1992年，政府间气候变化专业委员会（IPCC）通过谈判，达成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简称《公约》）。1997年12月《公约》的第一个附加协议《京都议定书》正式通过，提出将市场机制作为减排以CO2为代表的温室气体的新路径，将CO2排放权作为一项商品进行交易。《京都议定书》同时建立了三种灵活交易机制，即国际排放交易机制（International Emission Trading，IET）、联合履约机制（Joint Implementation，JI）以及清洁发展机制（Clean Development Mechanism，CDM）。IET机制规定具有减排义务的特定缔约方可以转让碳排放权配额（Assigned Amount Unit，AAU），并形成相应的基于配额的碳金融市场；JI机制允许特定缔约方之间通过投资节能减排项目获取减排单位（Emission Reduction Unit，ERU），相当于在工业国家间转化减排单位；CDM 则允许特定缔约方用在发展中国家推行减排项目获得的经核证的减排量（Certified Emission Reductions，CER）来抵减其减排指标，同时也为发展中国家实现可持续发展，参与国际碳金融市场提供了机遇。
（二）碳交易实践
排放权交易机制可以三种模式建立：限额交易模式、基准线信用模式和混合模式。按照交易的原生产品（CO2排放权）的来源，可分为基于配额的市场（Allowance-based Market）和基于项目的市场（Project-based Market）。配额市场在碳交易市场中占据主导地位，其交易原理为限额交易制度（Cap & Trade），由管理者指定总的排放配额，并在参与者间进行分配，参与者根据自身的需求来进行排放配额的买卖。《京都议定书》中的国际排放交易IET机制、欧盟排放交易体系（European Union Emission Trading Scheme，EU ETS）及一些自愿交易机制均属此类市场。项目市场的交易原理为基准线交易（Baseline & Trade），这类交易主要涉及具体项目的开发，低于基准排放水平的项目或碳吸收项目在经过认证后可获得减排单位。项目市场主要分为JI市场和CDM市场。本文以碳交易市场中的典型代表EU ETS、CDM和芝加哥气候交易所（Chicago Climate Exchange，CCX）自愿减排机制为例进行介绍。
EU ETS属于强制性的配额市场，涵盖整个欧盟层面的区域排放交易体系，它以限额交易为基础，以CO2为管制气体，以能源活动、黑色金属生产与处理、采矿等为管制对象，覆盖电力、热力、钢铁、航空等高排放行业。基于总量控制原则，欧盟评估各成员国的减排目标并分配给各国CO2可排放量（在EU ETS初期配额都是以祖父式分配无偿取得，自2013年起逐渐变为拍卖）。根据历史排放、预期排放等因素，这些配额又被分配到各国的排放企业。经第三方认证机构核准，在区域内CO2排放总量低于允许排放量的条件下，区域内各排放源之间可通过排放配额交易方式调剂余裕排放量。同时欧盟许可其成员国使用JI和CDM项目带来的核证减排量折抵其CO2排放量，形成核证减排交易。
CDM属于项目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各自发挥比较优势的双赢选择，核心是发达国家企业实体经发展中国家批准利用资金和技术优势在东道国实施减排项目换取CERs。CDM可分为两级市场：一级市场基本由发展中国家提供，由于风险较大，CERs价格偏低；二级市场囊括了远期合约签订而CERs尚未生成时的交易，市场效率较高，交易额度较大。CDM项目涉及能源工业、化学工业、交通、采矿等十三大项，一方面通过垃圾填埋等清洁技术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另一方面通过改善土地运用和造林等方式增加对大气中温室气体的吸收。项目流程包括论证、设计、审批、注册、实施、核查核证等多个环节，项目设计是其中关键。目前中国是全球 CDM 项目市场的重要参与者，占据签发的 CERs 的半壁江山。
CCX自愿减排市场是全球笫一个运用法律约束力和市场机制来进行温室气体减排的国际性平台。该交易所开展的减排交易项目涉及电力、能源、制造等行业产生的CO2、CH4、N2O、HFCs、PFCs和SF6等六种温室气体，提供温室气体排放配额、经核证的排放补偿量和经核证的先期行动补偿量三种基本产品。目前CCX有四百多个会员实体，会员分别来自航空、汽车、电力等数不同的行业，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必须遵守其承诺的减排目标的企业、城和其它减排单位，其义务是在事先设立的减排目标基础上每年减少1%，四年减排4%，若没有完成目标就需向其他会员购买排放许可证，或通过投资减排项目产生的抵扣性碳信用额抵减原来的减排量；另一类则是该交易所的参与者，通过将减排项目集成打包出售、直接出售碳排放权等方式参与交易。
（三）碳交易制度研究
CO2排放权是一种稀缺资源，其初始分配的公平性和有效性是碳交易顺利推行的基础。排放权初始分配主要有两种形式：免费分配和公开拍卖。免费分配包括依据排放企业的历史排放标准获取一定比例排放权的祖父制分配及依据企业当前产量和单位产量获得排放权的分配。由于排放权具有同质多物品属性，公开拍卖多采用标准密封投标方式，包括单价拍卖、首价拍卖和维克里拍卖三类。此外拍卖还可以采用增价拍卖，该拍卖方式具有较好的价格发现机制。多数研究者更倾向于公开拍卖。Goulder等人[24]、Fullerton和Metcalf[25]等运用一般均衡模型分析认为非拍卖的配额方式带来的成本大于其他分配方式，若进行拍卖分配并将所得用来削减排放税带来的税收扭曲，则会带来祖父制分配二倍的成本效益。拍卖可以提高企业革新技术的积极性，减少政治摩擦。同时拍卖方式保障了新进入的企业与原有企业在取得排放权配额方面平等一致。Venmans[26]认为免费分配带来的意外收益将使财富由消费者向企业转移，降低了收入分配的公平性。不过也有学者如Vesterdal和Svendsen[27]认为祖父制分配更适应当前不完备的市场现状。
碳价格是影响碳交易市场的主要力量之一，关于碳价格的研究集中在价格驱动因素等方面。Christiansen等人[28]提出政府政策、技术指标、市场基本面乃至气候等因素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排放权价格，宏观经济状况则决定了市场的均衡价格。Mansanet-Bataller等人[29]运用多元分析法研究了电价和天然气价格与碳价格的关系，发现二者互为因果，极端气候也对排放权价格具有一定影响。Hintermann[30]证实，极端寒冷气候与碳价格存在非线性相关。Chevallier[31]通过EGARCH模型分析，指出企业年度减排的违规情况以及后京都议定书时代国际协议不确定性的增加，可以解释碳价格的不稳定波动。Nazifi[32]通过对EUAs和CERs的动态价格变化的参数分析指出交易限制、监管变化和CERs的不确定性是影响排放权价格的重要因素。在对EU ETS碳价格的研究中，Benz和Hengelbrock[33]依据EU ETS 中排放权价格动态机制指出存贷机制和交易的时间间隔对价格也具有影响。Bredin和Muckley[34]使用静态和递归的Johansen多变量协整近似比率检验，发现在EU ETS的第二阶段产生了新的排放权定价机制，并由市场基本面要素推动价格走向成熟。
在碳交易系统设计方面，一些学者认为热点（hot spots）是限制排放权进行空间覆盖的主要原因，如果不考虑时间热点（temporal hot spots）的风险，一个具有成本效益的排放权交易体系应具备时间柔性，即排放权可以储存和借用。Vesterdal和Svendsen在对于欧洲温室气体排污权交易进行分析，发现管理者在计划初始期间应避免覆盖太多行业，以尽量减轻对经济的负面影响和减少反对者。Perdan和Azapagic[35]认为在克服技术和非技术障碍后，应在政治支持和经济稳定条件下逐步在地域、时间和覆盖行业等范畴扩大排放交易。
各国在实施减排计划的同时，也面临着碳交易所带来的行业管制、经济安全、法律等多方面的风险，以CDM机制为例，Dutschke等人[36]认为CDM项目存在基准线评估风险、商业风险、经营风险、自然灾害等风险，马建平和庄贵阳[37]指出CDM 项目开发过程中可能发生审批失利、审定退回、注册失败、报告偏差和协议违约等五大风险事件和宏观经济不确定性风险，给业主造成经济损失或减少其减排收益，业主须通过关注宏观政策动态、科学确定基准线、加强环境治理等方式规避风险。
（四）碳交易效应评价
有关碳交易效应的研究集中在CO2减排效果、经济发展、行业格局等方面。Babiker等人运用CGE模型和EPPA模型分析认为，国际碳排放交易机制可能导致贸易国的福利损失。通过对印度经济学家Bhagwati提出的贫困化增长国家案例进行分析，他们发现贸易条件恶化和扭曲性税收的交互作用抵消了一国在碳排放交易因低减排成本获得的收益。Silva和Zhu[38]认为由于富裕国家的排放许可证价格更高，国际贸易将导致污染产业由富国转移到较贫穷的国家。同时没有参与《京都议定书》的国家会因排放更多的国际污染和更低的本地污染而获得双重收益。但也有众多学者发出反对声音，Stankeviciute等[39]通过研究欧洲部分部门的边际减排成本曲线，比较不同国家和地区在2010和2020年两种不同的碳交易市场结构下ET EUS的有效性后认为，在短期内超过50%的CO2减排量都是在欧盟排放交易体系中的行业部门尤其是电力部门中实现的。
Bode[40]认为在免费分配机机制中，因引入碳交易导致电价上涨，电力部门从此获益最多。Bunn的研究也证实得出碳排放权确实可以影响天然气或电力的价格。Lee等[41]指出在石化部门，上游行业从碳排放交易中赚取利润，而下游行业因未能实现其减排目标不得不购买额外的排放权。Gulbrandsen和Stenqvist[42]的研究发现，EU ETS通过影响电力价格对纸浆和造纸业产生冲击，造纸业在CO2减排技术的研发和应用方面进行大量投入。Tuerk等人[43]提出具有碳中性特征、零减排成本的生物能源将来会成为碳交易计划的重中之重，对农业和林业部门的政策偏移可以有效引导对碳价格反应敏感的企业发展生物能源。
（五）碳交易与碳税的比较研究
碳税属于价格调节型市场化工具，碳排放权交易制度是数量控制型市场化工具，关于二者的比较研究一直是学界热点。早期受庇古和科斯启发，人们认为只要边际排放成本与碳价格相等即可达到减排作用，碳排放权交易与碳税实质上是等效的。但Weitzman发现，由于政策制定者在决定税率或确定排放许可数量的不确定性，排污边际成本曲线的斜率与边际效率曲线斜率不同，导致两种工具不再等效。Newell和Pizer[44]修改了Weitzman模型并将其应用到环境问题上，发现价格工具比数量工具更加灵活，税收政策所产生的的社会净福利更高。Goldblatt[45]认为考虑到福利冲击、政策的长期稳定性等因素，碳税比碳交易更适合中等收入的发展中国家。但是由于碳税的减排效果确定性较差和政治阻力，碳税并不比碳交易更受国际社会欢迎，《京都议定书》最终选择碳排放权交易制度作为全球减排的主要机制。
也有学者探讨碳税与碳交易综合运用成为复合工具或双轨机制的可能性。McKibbin和Wilcoxen[46]提出混合利用碳税和碳交易政策具有单一措施不具备的优点：可以避免碳税的再分配问题、提供内在的监督与实施机制，还可以获得真实边际减排成本的信息。Tamura和Kimura[47]也提倡碳税与碳交易的结合，他们认为对于日本等工业能耗已经极具效率的国家，仅靠碳税难以实现减排目标，加入排放权交易后，碳税对企业利润的不良影响将减少50%，并且通过贸易的增加获取更多利益。
（六）简要评述
碳交易的研究初期集中在制度设计上，如交易模式、排放总量确定、初始额度分配、交易监管等。在ET EUS、CDM等机制付诸实践后，学者对上述机制的效应评价、制度改进等方面的研究越来越多，对电力、石化、造纸等行业予以特别关注。普遍认为碳交易带来的影响是复杂的，碳交易制度对节能减排有明显作用，但对行业格局、国家福利与发展却有利有弊。多位学者对价格的驱动因素进行了分析，但由于碳交易实践期间短、碳价格数据缺乏，现有的实证研究无法给出碳价格形成机制的有力证明。随着碳交易在各国实践的深化，英国、澳大利亚相继走上碳税与碳交易综合运作的探索之路。在下一步研究中，碳交易与碳税的结合、碳交易的国际流动与协调、交易风险的识别与规避、交易创新机制等都是探讨的新方向。
四、碳金融
（一）碳金融的引入与内涵
从演进进程看，碳金融是环境金融的一个重要分支。Sandor首次提出环境金融定义后，Salazar[48]对环境金融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认为环境金融是金融业为服务环境产业的新需求而进行的升级和创新，存在体系差异的金融业和环境产业通过环境金融衔接起来，实现保护环境的功用。Cowan[49]认为环境金融解决的是社会推行的环保事项的资金融通问题，并不涉及干预社会决策。金融业在促进资金融通的同时也能从发展环境产业中受益。此外他探讨了实现环境金融的途径，如发展环保基金、小规模排污权交易、债务掉期合约等。Labatt和White[50]将环境金融分为两部分，一是可持续发展与金融绩效的关系，二是环境金融中银行和金融服务的实现。在此基础上他们定义了环境金融产品，认为它是所有为实现保护环境，规避环境风险而开发的、市场化运作的金融产品。
《京都议定书》签订后，三种碳交易市场机制的出现使得温室气体排放权由免费的公共资源变成具有交换价值的私有物品，具备金融资产属性，极大推动碳交易市场与碳金融的形成和发展。世界银行在的研究报告中指出，碳金融为购买产生（或估计产生）温室气体减排量的项目所提供的资源，其定义应为碳减排项目投融资。我国学者王遥[51]也给出碳金融的解释，认为碳金融是应对气候变化的金融解决方案，包含市场、机构、产品和服务等因素，是实现可持续发展、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灾害管理三重目标的低成本途径。碳金融市场可理解为狭义和广义两个层次：狭义碳金融市场仅指由国际上温室气体排放权指标及其衍生产品的标准化市场；广义碳金融市场还包括与碳交易市场发展紧密相关的CDM投融资市场及节能减排项目融资市场等，本文所指的碳金融市场为广义概念的市场。
（二）碳金融实践
经济低碳化的重点在于节能减排和发展可再生资源，碳金融的功用正在于减排项目的投融资和金融工具的创造。目前碳金融市场集中在欧盟碳排放交易体系和北美碳减排交易体系，本文主要从碳金融市场的参与者与产品角度观察碳金融市场实践。
衍生品交易占到碳金融市场70%以上，欧洲气候交易所（ECX）以EUAs和CERs为基础产品，在2005年4月首次引进EUAs期货合约交易，目前发展相对成熟，引进了具有标准格式、明确规范的碳金融交易合同。纽约―泛欧证券交易集团BlueNext环境交易所现已成为全球规模最大的碳信用额现货交易市场，交易产品有CERs与EUAs的现货和期货。目前全球主要的期货和期权产品为限定于欧盟排放交易体系下的ECX金融合约、EUAs期货及期权、CERs期货及期权。纽约商业交易所（NYMEX）旗下的绿色交易所（Green Exchange）和芝加哥气候期货交易所（CCFE）都是碳金融衍生品交易的活跃平台。
银行业是碳金融市场的主要参与者，绿色信贷是其较早参与的碳金融项目，依据“赤道原则”商业银行在进行贷款投放时，审慎评估贷款方项目的环境破坏风险，有选择性地对可再生资源和清洁燃料项目予以倾斜。荷兰银行、巴克莱银行、花旗银行、兴业银行等银行已经开展了包括低碳项目融资、商业建筑贷款、绿色汽车贷款等多门类的绿色信贷工作。此外，在碳金融市场上商业银行提供的产品和服务还包括：投资参股低碳企业；对CDM等碳项目应收账款融资，并促成排放权交易；为低碳项目交易双方提供咨询、担保、融资租赁、信用增级等中间服务；提供CERs二级市场交易平台，增强碳交易的流动性；推出气候信用卡等个人“碳中和”业务；开发各种与碳交易价格、气候指数挂钩的金融产品，为碳排放权买家提供有效的风险管理工具，为投资者提供新的投资渠道。
为了推进国际碳交易活动，一些国际金融组织实施了专项集合投资计划，设立碳基金。低碳投资的载体一般可分为三类：项目机构、政府购买计划和碳基金，一般而言以上三类都可算作碳基金。按投资主体的不同，碳基金可以分为由国际组织或政府设立管理的公共基金（如英国碳基金、亚太碳基金），由政府、投资银行和企业联合设立实行企业化管理的混合基金（如日本碳基金、德国碳基金）和企业为投资获利而出资设立管理的私人基金（如瑞银绿色投资基金、德银气候保护基金）。目前世界银行管理着12个碳基金以及相关机构，主要有碳原型基金、生物碳基金等特别基金和意大利碳基金、欧洲碳基金等国别基金，特别基金主要功能在于培育京都机制下碳市场的形成和发展，国别基金的主要功能在于购买Jl或者CDM项目的温室气体减排额度，帮助相关工业化国家完成减排目标。
碳金融发展需要金融服务业全方位支持。从碳排放权的产生到最终进入二级市场，过程中资金需求大，未来收益不确定，瑞士再保险创造了具备或有上线的减排交易远期保险产品，美国保险公司已经推出了碳排放信用保险、碳交易保险产品，为碳交易双方提供保障。近年来还出现巨灾债券和天气衍生金融产品规避天气变化对企业运营和销售等造成的不利影响。
（三）碳金融市场研究
碳金融产品价格是吸引和激励投资者与企业关注气候变化，投资碳减排的重要机制。在现货与期货价格的相关性研究中，Wagner和Uhrig-Homburg[52]认为碳期货是合适的风险对冲工具，期货与现货的价格差别在于持有成本，即期货价格是现货价格加上应计利息，风险中性定价理论可运用于碳期货估值。在现货价格与期货价格的关系研究上，Rittler[53]分析EUA现货与期货的短期动态价格和长期价格，发现价格波动传递结构被扩大至高频水平，期货价格最先反映市场信号，后影响现货价格，具有价格发现功能。Arouri 等人[54]也通过VAR模型和STR-EGARCH模型对第二期EUA碳现货和期货价格间的关系进行研究，发现二者的收益和波动性是不对称和非线性的，非线性模型可作为预测EUA价格的有效手段。
碳金融交易是否能够有效运行，市场是否有效，核心在于碳金融产品价格在信息可获得条件下是否有效。Benz和Hengelbrock利用向量误差修正模型对EUA期货市场的ECX和Nord Pool交易平台2005-2007年数据进行分析，发现随着交易强度增加，即使是交易成本较高，流动性较差的期货市场也有助于价格发现。Daskalakis和Markellos[55]对欧盟碳排放交易体系的三个主要交易市场Powernext、Nord Pool和ECX的碳金融资产现货价格和期货价格建模分析，发现现货价格具有跳跃性与非平稳性的特征，碳金融市场是弱势有效的，主要原因在于欧盟碳交易体系尚未成熟，以及政府对短期投资和碳配额融资的限制。
在市场风险方面，Blyth等人[56]采用随机模型分析，发现气候政策不仅对碳金融产品预期价格有直接影响，也强影响碳市场的风险特征。市场设计影响市场风险，同时也影响投资行为。政府在制定碳金融市场规则，预期投资者对价格信号反应程度时应综合考虑风险因素，同样，企业在制定投资和交易时也要区分驱动因素和风险因素。Fankhauser和Hepburn[57]从允许碳排放额度的跨期储藏和跨期借贷等方面对碳金融交易市场进行多角度设计，以此达到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具有灵活性和碳排放权价格波动能够具有可预测性。
创新是碳金融不断发展的动力，Fankhauser和Hepburn基于当前碳市场灵活性最大化和成本最小化要求的挑战，从碳排放额度的跨期储藏和跨期借贷等方面进行多角度创新设计。在创新和完善碳市场的研究中，Knox-Hayes[58]提出发达国家碳市场已相对成熟，碳交易可通过现代虚拟的平台实现，但仍需要一个真实的社会连通和人际网络，对于建立未来新型市场，出于社会协调互补和降低沉没成本的考量，可以在现有市场基础上发展伦敦和纽约市场并加强这些金融中心的重要性。
（四）碳金融效应评价
由于具有交易迅捷、流动性高、风控成熟等优势，碳金融衍生品市场在吸引市场参与者、防范碳交易风险方面发挥重要作用。Benz和Klar认为衍生品的价格发现功能可以使投资者对碳交易产品价格做出更合理的估计，制定更加有效的交易策略与风险管理决策。碳金融衍生产品的出现和发展无疑成为碳市场更好发挥资源配置作用的重要推动力量。
相较于传统模式，Haigler[59]认为碳金融通过对温室气体排放权定价的方式提供了更加环保、健康、经济高效的减排机制，可以极大促进发展中国家的清洁能源技术发展。Hogarth[60]对乌拉圭太阳能计划低碳信贷项目的研究得出结论贷款改变当地居民的能源结构，显著降低太阳能使用家庭的系统成本。
杜莉等人[61]还从理论和实证角度分析碳金融的溢出效应，认为碳金融体系的不断拓展，推动减排成本收益的转化，推进能源链转型的资金融通，促进低碳产业发展技术的国际传导，同时转移和管理气候风险，对低碳产业发展发挥重要的助推效能。Kozlecka等人[62]对国际碳基金的研究也从侧面证实国际碳市场的发展和欧盟交易体系的存在提高了投资者特别是欧洲投资者对碳交易的积极性。
（五）简要述评
碳金融已成为低碳研究中一个十分引人注目的新领域。国外研究少见“碳金融”字眼，多以碳市场代替，且研究多基于微观层面（如碳金融产品设计和定价、市场效率、政策设计等），重点关注EU ETS平台和CDM机制，对金融业、工业、农业等各个行业，欧盟、北美、发展中国家均有涉及。由于碳金融仅处在试点阶段，缺乏实践经验，国内研究集中于宏观领域（如市场发展步骤、交易制度选择等），重点研究CDM机制，多为定性分析，定量研究相对缺乏。国内外研究者对碳金融的影响、市场效率等问题有较一致的认识，认为碳金融促成了更规范、安全的碳交易平台，但在微观层面如碳衍生产品定价模式、风险监管等方面莫衷一是。当前的理论研究还难以适应多元发展的碳金融实践，迅速发展的碳金融市场需要加丰富的、前瞻性的理论研究来支撑。
五、主要结论及研究展望
低碳经济实践及低碳研究已经持续数十年，基于上述实践扫描和文献述评可以发现，国内外学者均对以上三种低碳经济工具从不同角度进行了分析和探讨，特别是国外学者对各种工具的优劣、工具和产品定价、制度设计、影响效应等方面已经进行了兼具深度和广度的研究。但囿于实践历史短、数据匮乏、视野狭窄、创新缺乏等原因，各项研究尚未形成一个系统的理论体系，仍存有较多缺陷。为实现低碳实践良性发展，低碳经济理论还有广阔的发展空间。
碳税研究应构建逻辑明晰的因果模型，分析碳税决策者和纳税主体所期望达到的目标、面临的约束及可能的选择，进而对碳税的影响进行科学评价。由于碳税具有累退性，如何在征税同时实现公平是个难题，碳税的设计应着重考量税率上限设定、动态调整、税收返还等方面实现税收中性。单纯依靠征税减排不可避免存在局限性，下一步还应探讨各种减排工具之间的交叉效应及混合工具的设计，以实现最佳成本效益。
碳交易研究中碳排放权配给是起点，随着碳交易市场成熟，分配制度改革是必然趋势，需要更加科学的模型和数据进行理论支持。近年来对碳价格的研究多限于价格驱动因素分析，对价格形成机制、价格波动和调控机制的研究还未深入，欧盟碳排放体系目前处于供大于求状态，且经过金融危机后价格不断下跌，亟需进行价格管理机制的研究。众多文献分析了碳交易市场对电力、能源、造纸等产业的影响，还需随着市场的发展扩展视野，将区域乃至全球层面的产业结升级纳入碳交易市场效应分析架构中。此外欧盟倡议的碳关税充满争议，其正当性辨析和影响分析也有待研究。
因实践起步较晚，国际碳金融市场建设还处于新生阶段，如何设计和建立发展中国家碳金融市场，如何完善发达国家和地区碳金融市场，乃至如何在全球层面建立跨地域、多层次、高效率的市场体系将成为研究重点。在微观层面，碳金融产品定价仍是核心问题，需利用金融学如行为金融、复杂性金融等前沿理论进行研究，形成具有普适性的定价分析范式。金融机构是碳金融市场主要参与者和产品研发者，对其经营模式评价、风险管控进行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值得一提的是，随着交易链的不断延展和碳资产证券化，碳掉期交易、碳交易CDs 等创新衍生品将不断涌现，碳金融产品创新设计需要学界给予更多关注。
同时，国内学者应加强对国外经验和理论的学习与反思，考察现行政策和试点实践，结合我国实际，设计我国可行政策组合及实现流程，提出全方位、深层次、多角度的低碳经济实现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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