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腊的民俗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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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腊的民俗文化范文第1篇
关键词：民居民俗文化等级思想地域庭院
0引言
民居，血缘家族的居住环境，百姓的生死之所，由于中西血缘家族文化及其生活观念的差异，导致了中西民居文化的不同特性。
我国历史悠久，疆域辽阔，自然环境多种多样，社会经济环境亦不尽相同。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步形成了各地不同的民居建筑形式，这种传统的民居建筑深深地打上了地理环境的烙印，生动地反映了人与自然的关系。国外的地理环境、历史文化同样也造就了具有西方特色的民居文化。
在我国，“民居”一词最早来自《周礼》，原文是“辩十有二土之名物，以相民宅，而知其利害，以阜人民，以蕃鸟兽，以毓草木，以任土事”，疏曰“既知十二土之所宜，以相视民居，使之得所。”民居是相对于皇居而言的，统指皇室以外庶民百姓的住宅，其中包括达官贵人的府第园宅。
民居是世界传统建筑的宝贵遗产，与人类的生活、生产息息相关，设计者、建造者、使用者集于一身，决定了它自然纯朴，设计灵活、经济实用，具有浓厚的民族特色和地方风格及强烈的民间审美特色等特点。它的诞生与发展，是与自然地理、气候、地形地貌、资源和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心理、习俗等复杂多变的综合因素密切相关的。
1民俗对民居文化的影响
民俗即民间风俗，指一个国家或民族中广大民众所创造、享用和传承的生活文化。它起源于人类社会群体生活的需要，在特定的民族、时代和地域中不断形成、扩大和演变，为民众的日常生活服务。也是国家、民族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民间传承的世界，并与民居有着紧密的联系。广义的讲，民居本身也可以算作民俗的一部分。
中国我国民俗的产生有着深厚的物质基础。远古时期的民俗主要是神话、宗教、巫术及图腾崇拜的等民间信仰。卜居相宅，就是在吸取了巫术以及阴阳、五行、八卦等理论后，逐渐形成的民间风水理论和营造方法。在民间的建造学全过程中，也体现了这种文化的影响。如破土动工要“择吉日”、“祭天神”;上梁日要请四邻同来祈愿，还要祭公鸡“以除鬼之气”。民居内还常设有“跳板”、“石敢当”、“照妖镜”等专门的避邪物。
古埃及在尼罗河两岸的繁衍生息的埃及人，受特殊地理环境的影响，在阻断了与外界联系的同时也获得了天然的屏障和丰富的资源，这样就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明，如：古埃及的文字、创世说、历法和占星术等。相比较古埃及的神话和宗教，其民居文化更反映出对自身安全保卫和私密的考虑。
古希腊爱琴海孕育了古希腊灿烂的文明，古希腊人在文学、戏剧、雕塑、建筑、哲学等诸多方面都有很深的造诣。人们将全部的建筑热情倾注在神庙等大型公共建筑的身上，公共活动的需要是公共建筑大量兴建的重要原因。现存的建筑物遗址，如神庙、剧场、竞技场都深深地反映了古希腊人的艺术趣味。虽然对一般的居民住宅没有加以重视，但追求实用功能的努力是一贯的，表现出了古希腊人的天性。
古罗马古罗马人广泛吸收四邻各族优秀文化成果，特别是古代希腊人的卓越文化成就的基础上，根据本国社会、经济、政治发展的需要，创造了自己独特的文化。西方的居住建筑在古罗马时期也得到了较大的飞跃。对家神的崇拜和对家族先祖的崇拜常常在民居中表现出来。
相比较古希腊时期，古罗马人在自己的住宅中除了更注重私密性的保护外，人们还按照自己的偏好和经济状况，对住宅内部不同作用的房间进行个性化的装饰。
2等级思想对民居文化的影响
中国中华民族号称礼乐之邦，是与礼乐秩序的长期教化分不开的。“礼的本质是上下尊卑的伦理秩序，而乐的精神则是调和各种等级类别之间的关系”儒家的理论核心是人治，不是神治，因此强调规范人的观念行为，包括与日常行为密切相关的民宅环境格局。礼乐文化正是适应这种社会政治的儒家理论的精华所在。北京的四合院以外在形式体现这种关系的典范。
古埃及古埃及同样也较为注重主次、长幼和轴线的等级思想。而对外封闭，对内开敞的院落式布局比较符合古代埃及人们的心理和生活习惯，基本上成为住宅设计的一种通用形式。
古希腊古希腊的民居中对等级制度的体现相对较少（奴隶和奴隶主的住宅除外）。如在五世纪中叶，希波丹姆的米列都城规划，目的是为给每个公民以平行的居住条件。在以后扩建的其他街坊中，每个住宅都有相同的基地面积和房屋。
古罗马古罗马的富人常居住在城郊，躲避城市的喧嚣和拥挤。多数拥有别墅和府第，并且在平面设计中设有中轴线和庭院，结构紧凑。多层式的公寓是为解决人口剧增，住房紧缺而创造的，为大多数的一般公民所居住。受古希腊的影响，民居中的等级制度体现也很微弱，而更直接的是和居民的财富挂钩。
3地域对民居文化的影响
中国民居与人们的生活紧密相连，人们常以最廉价的一次性投入、最直观的思维方法和最简单的施工过程满足基本的居住需求。“室高足以壁湿润，边足以风寒，上足以待雪霜雨露”（《墨子》）是当时人们对所居的理解。民居内的空间、结构、部件，大多源于实用。
古埃及在古埃及，由于尼罗河三角洲较为干旱炎热，人们在屋顶上设立纳凉露台，利用屋顶高差开窗通风，这些手法都是因地制宜、顺其自然的优秀创造，并对西方炎热干旱地区的住宅有深远的影响。
古希腊希腊属地中海气候，夏季炎热干燥，高温少雨；冬季温和湿润。民居普遍采用柱廊，院内常设有喷泉、水池、雕像，载有花木等。房间内常有壁画和彩色镶嵌，环境舒适宜人。
古罗马同属地中海气候的罗马,四季鲜明，天气温暖。当地建筑材料多为砖和混凝土。受气候和地理位置及原材料的等诸多方面的地域因素，古罗马拱结构技术的优势得到了充分的发挥。民居类型较多，如别墅、府第、多层公寓等。
4中西方传统建筑民居文化的表现——以庭院为例
中国的庭院是大家族聚居在一起，在主轴线旁再分处次轴线，成为多组院落的并列组合。
以北京四合院为代表，它由四周房屋围成的院子为基本单位，数个大小形状不同的院子组合起来，成为一座住宅。一般为三进院，进门为一小天井，正对门楼设一影壁，上书吉祥文字，穿过隔墙上的门洞，才到轴线上的第一院落。四合院住宅对外不开窗，较为封闭。因此满足了封建社会内外有别，长幼有序的礼治要求，也给使用者创造了一个舒适安静的居住环境。
西方住宅为了充分利用庭院空间，常常围绕庭院增建层楼，以增加使用面积。在古埃及，入门穿过过道便是一个庭院，院的四周有柱廊，庭院实际上是家庭活动的中心，而对外封闭，对内开敞的院落式布局比较符合古代埃及人们的心理和生活习惯。古希腊的庭院多被营造成“园”的形态，多采用内向式院落布置，中央常设置水池。开敞明亮以及更多的“园”的特征使得古希腊庭院更具有农业文明的特色。古罗马将中庭式和庭院式住宅逐渐融合，形成了类似两进四合院的形式。前面是比较封闭的中庭，后面是古希腊的庭院。
我国天井多源于庭院的缩小，是群体建筑和农业文明的产物，是受城市布局的影响。这点和希腊的庭院有着相似的地方，但希腊的庭院更强调“园”的特征，以及“与自然频繁接触”的哲学观念。古希腊的民居中更体现了理智、规整、。而古罗马的中庭则是单体建筑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带有明显的游牧民族的特色。古罗马的民居自由，因地制宜，更能让人感到一种年轻的活力。古埃及的庭院住宅较少，而更多的是则更体现出一种宁静和质朴。超级秘书网
5小结
中西民居文化都源自人类对定居生活的需要。作为居住空间，无论古今中外，都有一定得私密性，所以，空间的内向和含蓄是一般居民的共性。但这种私密和内向程度是有差别的。中国和西方相比，必更是封闭的。这种封闭性，尤以北方民居为典型。这一方面是因为北方天寒、多风沙，如北京四合院那样四周院墙不设一窗，仅东南隅辟一门以供出入，是出于抵抗自然力侵害之故；另一方面，是由于中国正统的儒家观念、内敛性格由其根深蒂固。西方人的血缘家庭观念一般比中国人淡薄的多，家庭中的父亲及祖先不是一家精神上的偶像，子辈也不是父辈的附庸，家庭成员之间推崇的是人格的平等与个性的自由。所以，这表现在建筑门类文化上，住宅的文化自然就不偏于内敛、封闭而强调外向开放。所以，西方的居民往往不设围墙，要求明亮，通敞。当然，中国民居的庭院主要是一个家庭活动的场所，并非那种密不透气的封闭。中国民居所追求的，是一种“无庭不成居”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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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腊的民俗文化范文第2篇
[关键词]民俗性 动画产业 中国动画
民俗是一种普遍存在于社会生活中的一种古老传统文化，它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无意识地产生，经由历史积淀而影响着我们的日常生活和审美取向。动画是当今全球化文化景观中最活跃的文化形式之一，风靡于世界各地。无论是成人，还是孩子。都无法免疫于动画的魔力。
纵观世界各国动画发展史。我们不难发现，一部好的动画片，通常都是一定的民俗性和时代感结合的产物，而且往往都是在潜移默化中带给观众不同寻常的真切感受，给人以深远的回味和思考。
首先，民俗是动画题材取之不竭的源泉。无论是原始的神话传说，还是民间故事。都是动画乐于表现的题材。民俗化题材在世界各国动画中均有体现，中国的《宝莲灯》来自于我国古老的民间传说“沉香救母”的故事，《阿凡提的故事》来自于我国新疆地区的民间故事：日本的《猫的报恩》、《桃太郎的故事》都来自于日本的民间传说故事：美国的《花木兰》来自于中国民间故事花木兰“替父从军”，《埃及王子》则是以《圣经》中“出埃及记”的故事为蓝本改编而来的。
其次，动画中的民间资源体现了集体审美取向。任何民族的文艺，都是该民族审美经验、审美判断、审美理想等精神形态的具体体现。根据弗莱的原型批评理论，前代文人创造的文艺作品，都是远古神话原型――民俗文艺的古老样式之一，只是一种模拟和置换的变化。“优秀作品脱离传统是不敢想象的，而这种传统是一种典型的、反复出现的意象构建的原型，上挂下连，不断在文艺创作中延伸。”文艺审美决不是艺术创作者的个人行为。艺术创作者与群众生活在共同的风俗习惯的环境中，接受的民俗模式也是相同的，从而导致了审美意识和趣味的一致性，动画有意识和无意识地使用民间资源，更容易让观众接受。比如，中国人喜好红色，红色代表喜庆：而日本人喜好白、青，在他们的思想中黑、赤是恶的象征，这在动画片中均有体现。例如，中国动画《大闹天宫》就以红色为主基调，而日本动画《机器猫》则以蓝色为主基调。又如，中国人感情内敛而含蓄：美国人感情外露而奔放。在中国动画《宝莲灯》中亲情、友情、爱情就表现得平实而含蓄，在美国动画《人猿泰山》中的情感元素就表现得比较开放而外露。
再次，民俗资源也是动画表现的内容。各国都有其民间信仰，有些动画并不直接取材于民间故事和神话传说，但是他们利用了民间信仰中神灵的原型意象。渗透到无意识的层面进行动画创作，无论对创作者还是欣赏者都是乐于接受的。例如，宫崎峻的《千与千寻》、《龙猫》、《魔女宅急便》等并没有直接取材于民间故事，而是利用了民间信仰中的一些资源，重新构建了反映现实的故事。又如梦工厂的《怪物是瑞克》，虽然是一部颠覆童话的动画，但是其中的灰姑娘、白雪公主、狼外婆都是民间故事中的意象，经过重新演绎，确实给了人们耳目一新的感觉。
我国的动画发展曾经有过一段值得骄傲的辉煌时期，而在当今，日、美等国动画片充斥我国动画市场，国产动画片似乎愈发显得有些底气不足。当然，中国动画的低迷是众多的症结综合作用的结果，但其中很大一个问题就是对动画民俗性的把握不够精准、娴熟和深入，使得动画本身缺乏人文底蕴和思想深度，导致了动画始终只是小孩子的娱乐节目，无法真正上升为一种老少咸宜、内涵深厚的艺术形式。本文试图通过民俗和动画结合的视角，来分析和探讨优秀的动画应该如何恰当地把握和充分地展现民俗性特征，让民俗性来为中国动画产业的发展而出谋划策。
一、中外动画产业的民俗性比较
文艺的民俗化是衡量作品艺术是否成熟的重要尺度。文艺作品的生命力，往往取决于作品的民族化程度，而民族化的形成，一般离不开对民俗形象的分析和描写。民俗不是自然形成的，它包含着一定的主观人为因素，反映了一个民族的某种生活特征，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每一个角落，时时刻刻影响并制约着人们的生活。世界各国、各民族的人民，自然环境、生活方式、心态感受不同，风俗习惯也不同，文艺作品处理这些关系，就往往会出现不同，会直接和民族化的根基相联系。因此，一个国家的民族特色，是由风俗习惯为主的民俗来维系的。各国的动画片也是一种文艺形式，具有各国的民族特色，也与各国的民俗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联。
1、中国：题材的本土化与风格的民族化
拥有五千年文明史的中华民族，从历史到现实，从传说到文学作品，其中有很多值得表现的题材。从直接的方面看，中国动画片的故事内容往往乐于从中国的本土文学中取材。如取材于《西游记》的动画片就有《金猴降妖》、《铁扇公主》、《大闹天宫》《哪吒闹海》则是神怪小说《封神演义》中一段脍炙人口的神话传说《宝莲灯》取材于民间故事“沉香救母”……这些故事，以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伦理道德观念搭建内容架构，刻画人物性格，具有很深的历史渊源，张扬着强烈的民族精神。从间接的方面看，中国动画片的在类型元素、人物塑造等方面，无不体现着中国的传统民俗，具有强烈的民族情感。
动画作为一门综合艺术，其美术设计是关系作品风格的主要创作环节。中国在多年的动画片创作中，无论是古典文学题材，还是以现实生活为基础的原创作品。都力主追求富有中国气质的色彩、线条表现方式。例如，《哪咤闹海》中，人物设计参考了敦煌、永乐宫的壁画和民间版画，吸取了其中有用的素材，采用装饰风格，简练的线条，配以民间常用的青、绿、红、白、黑等色彩，通过对传统的提炼加工，塑造了鲜明的民族色彩形象。特别是主人公哪咤，以红色为主调的色彩搭配、民俗化的发型服饰、简练线条勾勒出的人物外形，尤其是那双乌黑圆亮的大眼睛。使人不由自主地感到这就是“中国的动画片”。
2、日本：外显的民俗化与内蕴的民族化
民俗之美的自然展示，是日本动画风格之所以明显的重要标志。漫天飞舞的樱花、女儿节的木偶娃娃、男孩节的鲤鱼旗等画面都传达出浓郁的日本气息。即使是很小的细节，日本的动画片也能将其民俗文化的一面传达出来。比如《灌篮高手》里拉拉队员的头巾，《聪明的一休》里的祈晴娃娃，《平成狸猫合战》里狸猫会战时鼓舞士气用的扇子等等，无不体现着日本的民俗文化。又如，《聪 明的一休》、《平成狸猫合战》中关于日本的寺庙、古代庆祝仪式的表现，以及《千与千寻》中“洗浴文化”等日本民族文化带来神秘的美感，都是日本动画将民俗内容外显化的突出例子，“民俗之美”强化了日本动画的风格。
正如《菊与刀》一书中描述的那样：“日本人是既生性好斗而又温和谦让：既穷兵黩武而又崇尚美感；既桀骜自大而又彬彬有礼；既顽固不化而又能伸能屈；既驯服而又不愿受人摆布；既忠贞而又心存叛逆；既勇敢而又懦怯；既保守而又敢于接受新的生活方式。菊和刀正好象征了这种矛盾。”大和民族是一个善于模仿和学习的民族，因此，日本文化的理论体系中借鉴转化的成分很多，但往往缺乏系统性和完整性，这就造成了日本人民族性格上的矛盾。《千与千寻》就恰到好处的表现了日本文化中的这种矛盾之美，原本胆小懦弱的千寻，为了拯救自己的父母，一起回到现实世界去，可说是历尽千辛万苦，并最终成长为坚强勇敢而信念执着的女孩，这个简单的故事通过动画的表现将日本的民族性叙述得淋漓尽致，入木三分。
3、美国：民俗的世界化与精神的美国化
对外来文化的改编早就成为美国动画一贯的传统，《白雪公主》改编自格林童话《白雪公主和七个小矮人》，《狮子王》改编自莎士比亚的戏剧《王子复仇记》，《埃及王子》改编自《圣经》中摩西的故事……美国动画在改编他国的童话、神话、传说的故事中，也将他国的民俗带入了本国的动画片中。以《怪物史瑞克》为例，从内容上看。《怪物史瑞克》的故事原型和其中的众多童话形象均来自于欧洲的童话故事：从人物上看，《怪物史瑞克》中也有借鉴中国文化的部分，主人公费欧娜公主的形象就具有东方化的特点，特别是她在遭遇强盗时所使用的那一身功夫，很明显是来自于中国武术。
美国动画片虽然常常改编自他国的文学作品，但是其中蕴含了美国式的文化品格――幽默情结与自由精神。美国动画最大的特色就在于浓厚的幽默感。无论是早期的《米老鼠和唐老鸭》，还是后来的《玩具总动员》，直至今年的《汽车总动员》，无论是取材于经典童话的《爱丽丝漫游仙境》，还是后现代文本《怪物史瑞克》，都能博得观众的轻松一笑。而像《狮子王》、《花木兰》一类相对严肃的动画片，最终结局也是皆大欢喜的轻喜剧。美国的动画片注重娱乐性，美国式的幽默就直接通过动画片视觉和听觉的感官享受来实现。美国式的幽默背后蕴涵着美国式的自由精神，其积极乐观的自由精神在米老鼠、大力水手身上就体现得很充分。
二、模式与规律：提升民俗性在动画产业中的运用
所谓成也民俗、败也民俗，中外获得成功的动画片，或多或少都源于对民俗性正确把握，而那些失败的动画片。往往不能正确地把握本民族的民俗性，或者将本民族的民俗性片面化和狭隘化。日、美动画片的成功在于，其动画蕴涵着深刻的民俗性文化精神，形成了独特的民俗风格。中国早期动画的艺术魅力与其浓郁的民俗色彩是分不开的。但是，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变化，大众的民俗审美趣味和审美心理也在不断地发生变化。当代中国动画片，鲜有将民俗性和动画结合得十分完美的作品问世。缺乏创造力的造型，缺乏想象力的情节以及缺乏打动观众的文化内涵，中国动画正在逐渐失去市场。以《宝莲灯》为例，“沉香救母”的故事在民间流传已久，选择了人们耳熟能详的神话传说作为题材制作动画片，将故事本身的传奇色彩和民俗特性用动画片来表现。主题蕴含显明而稳妥，较易获得中国观众的认同感。但是在实际操作中，人物造型却有日本动画中人物唯美造型的影子：而在情节上，又有美国动画“娱乐性”为主的幽默风格，特别是那只小猴子，在形式和故事串联上，让人马上联想到的是《花木兰》中木须龙的翻版。又以《我为歌狂》为例，整部作品，除了人物名字以及在背景中时隐时现的“华南中学”等极具中国特色的词来表明故事发生在中国外，就与中国没有太大的联系了。动画片的人物造型，他们的衣着、动作、语言以及故事的矛盾冲突与日本的青春偶像动画片如出一辙，观赏时的审美体验犹如在看日本动画片。随着故事情节的发展，我们往往会把它和《灌篮高手》联系起来。2006年，我国推出首部数字三维动画《魔比斯环》。其国际化的制作理念确实值得提倡，但是影片中第四空间、古老咒语、魔法水晶等诸多过于“西化”的因素也确实很难让人将其定位于一部“中国制造”的动画片。也许有人会说，这是失落的中国动画在不断地探索中寻找到的出路之一。但是，这种抑或学习他国的成功之处而舍弃自己的长处，抑或将民俗性任意拼凑，抑或片面地抽取本民族民俗性的一部分来进行动画的改革和创新，其实都是不可取的。
首先，一个国家动画片的民俗性总要通过一定外显的方式表现出来，让我们感受到这个动画片确实是打上了这个国家的烙印，体现着这个国家的文化内涵。但是通过外显的方式表达民俗性的时候，要巧妙而充分地将民俗性深刻的思想内涵表达出来。不能仅仅追求民俗性表达形式的罗列。宫崎俊的动画片中有很多关于日本民俗文化的写照。如《平成狸猫合站》中的狸猫以迷幻色彩的作法游行，是一次日本民俗的绝佳表演：又如，《千与千寻》中的“油屋”充分展示了日本的洗浴文化：再如《龙猫》里表现了日本乡村的日常生活……这些都是对日本民俗的外显式描述。但是，宫崎峻的动画之所以引起世人的瞩目，最重要的是。他掌握了这些民俗经天长地久而扎根的日本的民族性，以及对日本文化内涵的忠实写照。日本文化人类学家将早期日本的文化形态归纳为森林思想(梅原猛提出)或者“照叶树林文化论”(中尾佐助提出)。森林是日本民族文化的发源地，是赖以生存的家园。日本民族的森林思想在现代都市里缺失了，人们缺少了文化归属感。这种积淀在民族集体无意识里的原初态的文化内容，在现代动画里却得以展开。“森林”始终是宫崎骏动画中最核心的意象。《风之谷》中的“腐海”是一个不断净化着被产业文明污染了的环境的巨大的净化系统，它的底部是再生了的清新、茂盛的森林：《天空之城》里悬浮在空中的古城掩映在茂密的绿林中。象征着人类业已失去的乐园《幽灵公主》则直接描述人与森林之神的冲突。宫崎骏通过动画去展开他关于人类与自然共存的思考，展现日本民族中对森林的永恒依赖和渴望。
其次，我们也不能过于强调民俗性。民俗性说到底是我们的一种生活习惯，是自然而然写就的一部文化史。所以在动画片创作时，无论什么动画片都不能往上硬套民俗性。有时候，民俗性并不需要我们刻意强调，否则会画虎不成反类犬，要用自然而然的手法来缓慢地释放民族根基中的民俗性。美国是一个历史很短的民族，他们的文化根基并不深厚。但是他们就很会利用他国的神话、传说、故事结合本国的幽默和传统，为美国文化服务。从而创造了动画片的一个又一个 奇迹。日本也是一个很善于借鉴学习的民族。《七龙珠》中的小孙悟空取自于中国古典名著《西游记》，但小孙悟空已没有了原著那沉重严肃的使命感和责任心，而是一个任性、活泼、淘气的当代儿童形象，他除了有一根尾巴和一根金箍棒外与孙悟空并无任何联系《圣斗士星矢》的主要人物都来自于古腊希神话：智慧女神雅典娜、海王波赛东、冥王哈迪斯等等，但是它又不局限于古希腊神话。还融入了欧洲中世纪文化：教皇、圣衣、圣斗士……并自己创造了一系列的神，如星矢、紫龙、冰河等。其故事情节与希腊神话完全无关，但是作者以其非凡的想象力，将该片打造成为一部洋溢着现代精神的神话故事。日本有很多这样的动画片，它们或仅采用了原著的故事框架，或仅采用了原著的人物造型。或仅保留了原著人物的名字，但在故事情节、思想内容、审美特征等方面，表征的都是当代观众的人生观、价值观、审美观。
三、缺失与找寻：再创中国动画的民俗性神话
早期“中国学派”鲜明的民俗风格植根于民族文化土壤之中，动画从神话、传说中选取题材，向绘画、工艺、戏曲等民间艺术汲取营养，两者相得益彰，从而达到了天衣无缝的境界。至1986年止，有29部动画片在国内获奖37次，31部动画片在各种国际电影节上获奖46次，国外舆论界赞扬中国动画“已达到世界第一流水平”。但是，当今的中国动画确实存在着一定的问题，这些问题可能涉及到市场、体制、人才等多方面的因素，这里，单就从民俗性方面来进行论述。
1、民俗性的转化提升
中华民族有着五千年的历史，中国人无论做什么。往往更多地强调的是我们的历史感。我们的动画片更加愿意从民族、民间传统的艺术样式中找寻可以表达的形式，更加愿意在民间流传了千百年的戏曲故事、神话传说中找寻主题。当然，历史感和民族感本身并没有缺陷，但是传统观念和文化风俗已经变迁，民俗也是不断演化的过程，也会随着历史的变迁而加入更多新的元素。所以，其实并不是要舍弃我们的历史感，也不是要放弃我们的民俗性。中国的动画片还是可以从古典文化中吸取养分，但关键是我们不应该被这种历史感和民俗性所束缚，而是应该在历史感和民俗性中注入现代精神，使之获得新的生命力。
2、民俗性的灵活运用
随着时代的发展，民俗所扎根的传统文化土壤发生了变化。信息时代的到来，外来文化的冲击，民族文化教育的短缺，使年轻一代对本土文化和传统艺术形式感到生疏。他们可能觉得娓娓道来的皮影戏往往不如3D电脑动画在视觉和听觉方面带来的强大冲击。所以，在某些富于时代精神的题材方面，我们也许并不应该过分强调一定要具有中华民族的民俗性和民族性，而应该适当更新观念，以时代感来强调民俗性，而不是将民俗仅仅理解为狭隘的古老的传统文化。
3、民俗性的内外兼修
希腊的民俗文化范文第3篇
【关键词】文化图示 侗族传统文化 英译
Abstract： The study on China’s Dong nationality’s folk culture is the of great realistic significance at present time. This paper， taking China’s Han nationality’s traditional culture as a bridge， analyzes the cognitive comprehension of Dong nationality’s folk language and culture under different cultural schema and probes into the strategies for the English translation of Dong folk culture’s publicity materials from the levels of schematic correspondence， schematic conflict， schematic default and schematic mismatching so as to provide some essential help for the elimination of cultural barriers in trans-cultural communication caused by cultural variety.
Key words：cultural schema， Dong traditional culture， publicity material translation
引言：
通过关键词和主题搜索，当输入“外宣资料英译”、“民族典籍翻译”、“民族文化英译”、“侗族民族文化的英译”等词时，我们从中国知网2000-2012年不完全数据统计获悉，涉及外宣资料翻译或英译的论文有34篇，涉及少数民族文化英译的论文6篇，涉及侗族语言文化英译的为0篇。根据笔者对国内研究现状的分析发现，虽然中国典籍翻译研究进行得如火如荼，出版了大量优质中国典籍英译本，但涉及中国少数民族典籍英译方面的产品较少。同时综观作者所在省市涉外侗族民俗风情旅游区，有关侗族民俗风情的译文也较少，现存的译文对大家所熟知的侗族文化标识的英译存在不统一性和随意性，对侗族民俗文化特有的且不被大家所熟知的文化标识的英译资料更是微乎其微。因此选择从文化图示视角探讨侗族文化与西方文化构式的异同，深入研究侗族传统语言文化的英译策略，不仅可以弥补民族典籍英译在侗族方面研究的空白，而且可以为后期侗族典籍的英译与研究提供有益的帮助和新的研究视角。本文将就此做一些初步探讨。
一、文化图示在翻译过程中的运用
“ 图 示 ” （schema） 最 早 是 由 英 国 心 理 学 家 Frederick Bartlett（1932）在他的作品Remembering中提出来的，他认为图式是对过去经验的反映或对过去经验的积极组织。[1]图式作为人们从自身的经历中获得的一种背景知识，在翻译的理解与表达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图示主要分为四类：即内容图示（关于世界的基本知识）；形式图示（关于不同文体的修辞结构的知识）；语言图示（关于语言词汇和语法的知识）及文化图示（关于不同文化背景的知识）。 博迪（Bedir）也提出了文化图示的概念，即所习得的语言的文化背景知识（the background knowledge about cultural aspects of the language being learned）。[2] 简而言之，文化图示是指文本以外的文化知识，包括风土人情、历史背景、民族心理等内容建立起来的知识结构。
语言不仅是信息的载体，也是文化的载体。正如英国语言学家莱昂斯・约翰所说“特定的社会语言是这个社会文化的组成部分，每一种语言在词语上的差异都会反映使用这种语言的社会的事物、习俗以及各种活动在文化方面的重要特征”。[3] 翻译，已不仅仅被看做是语言符号的转换，而是一种文化转换的模式，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必须对原语的文化图式进行正确的解码，并将其移植到目的语中去，才能有助于译语读者的正确理解和语言信息的充分转换，因此，译者应该了解语言并使用的“文化图式”，才能使译文达到有效交际的目的.
二、侗族传统民俗文化外宣资料英译
侗族传统文化丰富多彩，表现在侗族生活的方方面面，原始古朴文明典雅风趣而且带有几分神秘；侗族传统民俗文化作为一种历史文化普遍存在于侗族人民社会生活的每一个角落，从饮食到居住穿着，从文学艺术到，从社会组织到社会生活和生产，从体育到医药等等，浩如烟海，独具特色。由于语言的隔膜，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中的经典作品迄今未能受到足够的重视与尊重，对外翻译的现状更不容乐观，在多元文化受到高度关注的时代背景下，研究侗族这个少数民族传统民俗文化的英译，对增进各民族间以及中外文化之间的沟通有着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
英汉两种语言历史悠久，侗族作为中国民族文化标签的一支，积淀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因此在进行侗族传统文化外宣资料翻译时，必须对其所承载的文化信息进行充分而正确的理解，激活内化在记忆中的两种相关的文化图式，找到对等的文化信息，然后转换成目的语读者所能接受的语言信息，并尽可能保留原文文化信息的表达方式，以达到忠实原文的目的。侗族民俗传统文化往往涉及其历史文化、、生活方式、生活习俗、神话传说等，不一定在英文中能找到相应的表达方式，因此，我们试从以下四个角度，针对不同情况，采取不同的翻译方法。
（一）图示对应
不同民族之间之所以能够相互沟通，是因为不同民族之间或多或少存在共同的文化风俗习惯，在文化形成的过程中，有时会有着共同的文化认知基础。[8] 例如：侗文化与汉文化就有许多融合或相似之处，而汉文化与英美文化也有不少相似之处。所谓图示对应就是指用目的语中能准确、全面表达源语所承载的文化信息的现成的文化图示来翻译源语的文化图示。在这种图示下，采用直译法可能是侗族传统文化外宣资料翻译相对简单，而又最有效的方法之一。译者可以直接在目的语中找到与源语对应的词汇。如在汉译英过程中，侗族传统文化中对于“烟”一词的描述为“烟作为侗族人民传统的生活调剂品，对烟具十分讲究，素有‘茶三酒四烟八杆’之说。” 所谓的烟具就可直接英译成“smoking gadgets”；此外，鼓楼（drum tower）；侗族大歌（The Dong Big Song）等词语均可直译。这些译文不仅表达简洁，而且建立在汉英民族相似文化图示的基础上，因此有利于跨文化的有效交流、减少文化冲突。
此外，英侗民族因地域条件及经济发展状况不同，生存方式也呈现出较大的差异。表现为开放流动性与封闭稳定性两种不同类型。每个民族在一定的自然环境中生存繁衍，由此而形成了建立在民族心理基础上的民族差异。英伦三岛四面环水，水产捕捞业在其经济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因此，鱼对大英民族有着不同的意义。而侗族和汉族同为农耕民族，既没有游牧“马背民族”的那种疆土扩张意识，也没有“海洋民族”的那种海外扩张意识。汉族文化和侗族文化均为“内陆型”，但是鱼却是侗族的主要图腾之一，在侗乡处处可见鱼的形象，以鼓楼的雕饰彩绘最为常见。在贵州黎平、榕江一带还有一种酷似汉族道家太极图的“双鱼图”（Double fish patterns）。在汉族神话中，鱼是生殖崇拜的反映，如“鲤鱼抱子”（carps bring a son to you），侗族也有同样的鱼文化内涵。所以在翻译过程中可以直接借用西方文化中与fish有关的词语进行英译。至于在侗族人民的心目中，把山、水、火、土、太阳、月亮和风、雨、雷、电都当作神灵，则与世界各民族的神话相通。在翻译过程中可以直接借用希腊神话中相对应的神进行英译。当然，直译法并不是万能的，也有行不通的时候。例如：“蛮夷之地” ，倘若直接翻译成“the savage land”，从译文读者角度理解，该译文容易被误解成“荒原” 或“原野”。 笔者结合“蛮夷之地”所承载的文化内涵，认为将其译为“the untouched area”较适宜，这样既不会让读者误解该词的含义，同时更易于让读者接受，从而可以实现有效的文化交流。
（二）图示冲突
有着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在思维方式上可能有共同点，但由于人们对不同事物所蕴含的象征意义有不同的理解，所以对同一事物在表达方式上会存在差异，由此导致在两种文化进行匹配的时候产生冲突。此时我们可以采取交叉法，即用目的语中能表达出源语所承载的文化信息不同的文化图示来翻译源语中的文化图示。这种方法要求译者要正确地对源语文化图示进行解码，同时又具备大量的目的语文化图示。下面来探讨一下道德义务感和社会责任感在伦理道德实践上存在的图示冲突：
儒家的道德人格是在个体充分的道德觉醒的基础上，自觉地去履行社会伦理纲常，把道德义务感和社会责任感付诸实践。诚如孟子所说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儒家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舍生取义”则代表了一种更崇高庄严的社会责任感、民族责任感。侗族也有与其相似的伦理道德，不过尚未褪尽其原始氏族文化色彩。侗族的道德义务感体现在“补拉”文化中。补拉组织是远古父系氏族组织的次生形态，至今仍在侗族普遍存在。补拉组织的功能之一就是履行道德义务。如在补拉的自治规约的五个功能中，第一个功能就是互助功能。从添子到办三朝酒，到结婚办喜事，从建房扛树、树屋架，到老人过世的治丧，都要全补拉成员出动，并且不计报酬。这种一家有事大家相帮的习俗，侗族叫“尼补拉”，它其实就是一种原始古朴的道德义务活动。侗族补拉成员互助的最高形式是“血族复仇”，它表现了一种“原始形态”的社会责任感。这种叫做“起补拉”的“血族复仇”，是基于外人对本补拉组织的人或物的严重侵害而产生的。后来，它与抵抗官府对侗族的迫害、进剿的斗争又重合在一起，更体现了侗族的社会责任感、民族责任感。[4]不管西方文化还是中华文化，都有家族的概念，只是在西方文化中，家族是带资本主义色彩的而中华文化中的家族则更带有封建意味。不论是在侗族传统文化还是汉族传统文化中，世仇都是易结难解，涉及后代子子孙孙的问题。然而在西方传统文化中，不存在世仇一说，只有血仇。由于受西方传统文化内涵――独立的影响，仇恨只涉及本人这一辈。所以在介绍侗族“补拉”文化时，首先宜将“补拉”直接音译成“Bula”，然后用描述性语言，借鉴现有的汉族传统文化外宣资料的英译本中涉及“大家庭”文化的文本选择性的加工和应用。在涉及“血族复仇”之类翻译时，笔者从译文读者角度考虑大胆借用《罗密欧与朱丽叶》中蒙太古与凯普莱特家族的典故，将侗族文化的“补拉”“血族复仇”英译为“the feudal culture of Family Montague and Capulet in Dong Nationality”.这样不仅能有效地表达“补拉”所承载的侗族传统民族文化内涵，也避开了将“复仇”直译为“revenge”时呈现出血淋淋的画面，从而使译文读者心理更容易接受。
（三）图示缺省
由于不同语言所表达的文化具有一定的差异，有时一种语言所表达的文化图示在另一种语言里会产生缺失或找不到相应的表达方式，在译者大脑中也无法建立相对应的文化图示，这时就会出现文化缺省，因此需要译者清楚地了解目标语国家和译入语国家所处在的地理位置、风俗习惯、历史传统、等方面的差异，结合特殊的文化背景，大胆地对源语进行创造性的翻译。比如：侗族人民信仰萨满祖神，侗族各个村落纪念这位萨岁神的活动被称为“祭萨”，在西方传统文化词汇中没有与之相对应的词语，无法用贴切的词语译出其词义内涵，因此将其音译为“The ceremony of Sa”或“the ceremony of worshiping Sa”，并加注：“the ancestral god of Dong nationality”；侗族特有的巫傩文化，在西方传统词汇中也无法找到相对应的词，则宜将其译为“Wu Nuo culture”并加注：“the specific religious culture”。除了音译加注法能够帮助译者构建新的图示外，意译法也能帮助译者在保留原文交际意义的基础上，用简单描述性的短语将原语的词义信息译出来，达到引导解释新图示的目的。如侗族传统木艺手工床：花床可英译为“well-sculptured bed”；千工床则可译为“A bed manufactured through more than one thousand days” ；侗族女性始祖“萨”一直是侗族人民崇拜的始祖神，几乎无所不能，翻译时笔者避开音译借用希腊神话的主神“宙斯”，将其意译为“the female Zeus”。再者，侗族人主要信仰自己近似原创的巫傩文化，有极具的特色“赶尸”、“撑杆立米”、“晃鸡定棺”、“巫师唤魂”等标签，在外宣过程中，宜用归化为主异化为辅的策略来翻译，上述词语可分别英译为“carrying corpse back to the home village”、“using a scale pole to hold up a jar of rice”、“roosters standing fixed on the top of shaking coffin”、“witch master calling back one’s soul”以保留侗族原有的文化特色。
（四）图式错位
图式错位指的是相似的意义在不同文化中以不同形式体现出来。由于各民族的生活习俗、思维方式、价值观等不同，两种文化背景下的人们会以不同的语言形式表达类似的观念。译者只有较好地掌握不同民族的文化内涵，才能呈现各民族的文化特征和文化色彩，而且不会歪曲语言中的文化意象。一般来讲，直译加注或代换法适用于这种文化图示下的侗族传统文化外宣资料翻译。例如，侗族、汉族及西方社会神话中都有关于人类诞生的神话，由于信仰和其他因素，三者拥有不同的人类诞生神话。西方神话坚持是上帝创造了人类；上帝用泥土先造了亚当，再用亚当的一条肋骨塑成夏娃，他们便是人类的祖先。而侗族的人类初生神话类似汉族女娲造人。祖婆萨巴天从自己身上扯下四颗肉痣，变成四颗蛋，然后孵化出人类的祖先松恩和松桑，两人成亲，养育后代，产生人类。笔者考虑到三个民族人类诞生文化的相似性与差异性，采用直译加注将侗族的人类诞生神话概括性地翻译成“Sa ba（the god of Dong nationality） made her four flesh moles into four eggs，then the ancestors Song En and Song Sang of Dong nationality emerged out of the eggs.”
不仅如此，侗族神话体系中，还有类似的创世神话。与西方《生物进化论》不同，侗族的创世神话《人类的起源》中，侗族先人用“混沌”（侗语中指似云霭、雾气、烟光而弥漫未分的物质）的原始物质作为宇宙万物的最初的元素，然后向生命的不断进化。侗族神话从个别具体的事物入手，叙述沿着卵（神话人物棉婆孵的蛋）或由树蔸白菌蘑菇虾子额荣（浮游生物）七节松恩（人）发展，构建了一个初级的、幼稚的发展链条，链条中的部分环节的代表物仍能在当今找到活体，有的则已无迹可寻，所以在英译时不能直接搬用西方生物进化论中约定俗成的生物进化的大致过程。笔者倾向坚持保留侗族生物链的特殊性对个别词采用音译附加类别词的翻译方法，将其英译为 Egg （or Stump） Trametes AlbidaMushroomShrimpErong（kind of plankton）QijieSongen（ancestor of Dong nationality）。由于侗族没有文字记载，只能以口口相传的形式将文化和史诗传承，在这个过程中时间跨度巨大，需长时间地溯源才能解决根本问题。所以，译者只能对上述生物进化链进行尝试性翻译。
三、结语
综上所诉，在进行侗族传统语言文化外宣资料英译时，针对不同类型的侗族传统语言文化，从不同的文化图示视角，遵循不同的原则：侗族语言文化与汉语语言文化及英美语言文化相同或相似，既文化图示对应，可采用直译法或半直译附加意译的翻译方法；侗族语言文化在英美语言文化中难以找到内容形式完全一致的表达，既文化图示冲突或文化图示差异，可采用套译法、直译附加类别词法、意译法，直译加注法等；侗族语言文化在英美语言中找不到相应的表达方式，既图示缺省，译者可以大胆创新，对文化缺省的翻译进行文内、文外补偿，文内直译，有关文化缺省的说明则放在注释中或结合语境采取意译。但是，译无定法，译者应在明确外宣资料旨在尽可能的介绍给英语读者的前提下，既忠实于“侗族传统民俗语言文化的核心”又不一味地采用“归化”，更好地传播侗族传统民俗语言文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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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腊的民俗文化范文第4篇
[关键词]民俗体育文化；发展；困境；对策
[中图分类号]G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 — 2234（2012）05 — 0068 — 02
文化作为一种精神力量，能够在人类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过程中转化为物质力量，对社会发展产生深刻的影响；它深深熔铸在民族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之中，不仅是个人培养健全人格的重要途径，也成为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同样，体育文化的发展，不仅提升了体育在社会中的地位和价值，而且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因此，体育文化的繁荣必将对其他各个因素的完善和发展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民俗体育是民俗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民俗又是民间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民俗体育也是民间体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民俗体育在具备民间体育文化特点的同时有具有其自身的独特性；作为体育文化新的挖掘热点，民俗体育由其自身特点决定了其特殊的文化价值。民俗体育作为一种文化载体，起着民族间相互联系和交流的桥梁与纽带作用。民俗体育文化是人们在生产生活中，根据其生存环境因地制宜而创造出来的，是农耕文明的产物，因此，民俗体育文化的产生和发展离不开其特有的自然环境和民俗文化环境。随着全球化趋势和现代化进程的加快，我国传统体育文化遗产及其生存环境受到严重威胁，部分传统民俗体育文化特征正在消失，有些原生态的民俗体育文化甚至正在消亡。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强调，“加强中华优秀文化传统教育，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开发利用民族传统文化丰富资源”，“加强对各民族传统文化的挖掘和保护”。当前，中华民族正在实现伟大的复兴，作为一个统一多民族的社会主义国家，大力开展民俗传统体育文化活动，加快对民俗传统体育文化的传承与发展研究，对加强民族团结、政治统一，实现富民强国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民俗体育文化的特性分析
（一）民族性和与地域性
体育文化是人类社会生活中的一种精神现象，一定的体育文化形态，必定存在于一定的民族范围之内，并呈现出不同的鲜明特征。因此，体育文化的地域性就赋予了其民族性。各个民族的民俗体育必定反映本民族的体育特点，从而使每一个民族的体育文化都得形成自己独特的性格。民俗体育活动能起到使本群体、本民族认同的作用，如赛龙舟、舞龙、舞狮、踩高跷、赛马、拔河、摔跤等活动，以极大的吸引力、聚合力，使成员的态度和行为存在个体差异的前提下，集聚于一定的文化运动轨道，整合为一个普通文化现象的运动势态。因此，通过举办大型的民俗体育运动，可以使人们的群体意识得到加强，培养了各民族间的团结、协作精神，对增强民族认同感和凝聚力将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二）共同性和传承性
民俗体育文化的共同性即同一民族内不同阶级、阶层之间共同的民俗体育文化现象，虽然不同阶级、阶层所从事体育的手段和条件不同，但其民俗体育的本质功能则是相同的。此外，民俗体育作为一种传统性的体育文化，随时代不断变迁而不断向前发展，因此我们在反观今天的体育文化中有很多传统民俗体育文化的渗透和积淀，民俗体育文化的传承性是指民俗体育在时间上传衍的连续性和在在空间伸展上的蔓延性，它在时间上是可以世代延续的一种社会文化，在空间上也可以传播和扩大的，即民俗体育的横向传播过程〔1〕。
（三）模式化和生活化
民俗是指那些在民众群体中自行传承或流行的不成文的规矩，同样，民俗体育也是一种模式化的体育活动，民俗体育活动是劳动人民在生产、生活中创造的并广为流传的体育游戏项目，民俗体育的结构、程式在一定民众的日常生活中不断重复，并被他们所共同遵循是现实生活中人民对自己熟悉的农耕生产劳动的模拟。同时，民俗体育也是生活化的，它是依托于日常生活中的风俗习惯所传承的一种特殊的生活文化，例如，达斡尔族每年一次的“库木勒”节，以本民族的传统体育项目贝阔、摔跤、颈力、赛马等体育活动来庆祝节日，来弘扬本民族的文化；侃族、傣族在新房落成后要举行隆重的庆贺仪式，并在这种喜庆的仪式中欢乐地跳歌、表演武术技艺；西双版纳布朗族主要是泼水，临沧地即朗族主要是堆沙，澜沧县布朗族主要是插花；各地布朗族在开展体育活动的同时，也伴有丰富多彩的歌舞娱乐，整个活动内容都是体育和歌舞活动的有机结合。
民俗体育不仅可以强身健体，而且还可以修身养性，促进身心全面发展，提高生命质量。民俗体育中开展的竞技项目，如木球、珍珠球、徽球、疆球、押加、秋千、抢花炮、射臂、马术、龙舟、打娜等对身体素质有着较高的要求，能全面提高身体的各项机能；像拔河、打手疆、跳绳、跳皮筋、爬杆、荡秋千以及其他具有民族特色的各种娱乐游戏类项目作为健身的手段更适合广大群众进行锻炼。
二、民俗体育文化发展困境
民俗体育文化，作为中华传统文化传承的产物，在当前现代化转型时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严峻考验，存在着巨大的生存和发展危机。
（一）民俗体育文化生存环境的困境
张国栋等〔2〕认为，各种民俗体育的源泉和土壤是特有的地理环境、生产方式、价值观念以及，但是在当今全球化发展的背景下，民俗体育的这种生存环境正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和碰撞，威胁着其生存与发展。首先，地理环境是民俗体育形成的重要物质基础和前提条件，当前随着全球化进程的不断加快，民俗体育的发展已经失去了原地理环境的天然屏障的保护，随之而来的是民俗体育要直接面对外来体育文化的冲击。其次，生产方式是民俗体育产生的源泉，而全球化的发展正在改变传统的生产方式，其对思维方式和价值观的改变势必会影响到民俗体育的生存与发展。
（二）民俗体育文化发展目标的困境
民俗体育的发展主要是指民俗文化的产业化，民俗文化的产业化在带来经济效益的同时，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当地人民的意识形态和思想观念，使得民俗体育原有的祭祀、娱神、自娱功能不断弱化，宗教感情与宗教意识不断减弱，取之以代的是加上经济利益在内的娱人功能。此外，产业化的目的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对经济利益的追求，这就导致民俗体育在商业开发中急功近利而人为造成浅表化、商品化。
（三）民俗体育文化发展价值取向的困境
从全球化程度最高的奥林匹克运动来看，体育的全球化始终没有改变和走出‘古希腊’和‘西方’体育的文化挟制之中。奥林匹克运动从组织机构人员选拔到项目设置、举办城市的选择等，无不表现出西方体育主导化。〔3〕我国在各民族聚居区所设立的专门的民俗文化管理部门和专职管理人员很少，影响了民俗体育文化的传承与发展，造成很多民俗体育工作和民俗体育项目展受到冷落，虽然一些专家学者在民俗体育理论研究上有所收获，但是这些极具操作性的理论难以得到实践；学校教育是传承民俗体育的最佳途径，但是在我们的学生课堂上很少有民俗体育的影子，而西方现代竞技体育几乎充斥整个体育课堂。
（四）民俗体育文化传承人才的困境
优秀的民间艺人是民俗体育文化传承与发展的保障。但是在现阶段，民俗体育传承途径出现了严重的断裂现象。主要通过老一辈对年轻一代“言传身教” 的传承方式，随着老一辈民间艺人的相继去世，后备人才的严重匮乏，由于地域民俗的广域化发展与都市文化的冲击，使得某些民俗体育面临消亡的困境。
三、民俗体育文化发展对策
（一）加强对民俗体育文化的认识和重视程度
民俗文化的保护和发展离不开政府行政部门的支持，事实证明，政府所支持的民俗体育项目，必将在国内和国际上都有较大影响力。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许多体育组织的社会功能尚不健全，无法独立承担挖掘、整理与弘扬民俗体育的工作，因此，政府有关部门要加大对其的扶持力度，以促进民族传统体育的现代化。此外，民俗体育文化根植于民间，发展于民间，如果离开了当地的人民群众的支持，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因此，必须强化民众的民族自觉意识，这是保护民俗体育可持续发展的根本措施。
（二）加强对民俗体育文化的保护和发展
进行有组织的挖掘与整理。民俗体育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属于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对这些宝贵的文化遗产进行发掘、复原、记录保存和研究提炼不仅需要科研工作者的努力工作，而且需要各种有效的技术手段的支持，此外，政府还要在资金、人力方面加大投入，以及加强对相关法规的制定。 传统民俗体育文化的，首先应该对创造、享有和传承者的保护，应该重点保护民俗体育文化继承人，有计划培养传统民俗体育的接班人，衣领、鼓励民众参与民俗体育活动。
（三）加快把民俗体育文化融入到体育教育和全民健身之中
要注重加强学校体育中的民俗体育文化教育，学校教育是人类有意识的文化与文明传递过程的最优化的形式之一，也是集成民俗体育传承性的最好途径，必将促进民俗体育的现代化发展。〔4〕既要有计划地把民俗体育项目纳人学校体育课的教材中，开设知识性、表演性、趣味性较强的项目，实现民俗体育活动在学校的积极开展；又要在高等体育院系特别是在民族地区的高校中推广民俗体育课程，使学生能够系统学习与掌握当地主要的民俗体育项目。民俗体育起源于民间，具有良好的群众基础；在实践过程中受场地、器材的限制较少，这可以解决我国社区体育公共体育设施匿乏的困境。通过民俗体育文化活动的有效开展，能够丰富大众的业余文化生活，推动大众体育文化建设的快速发展。所以，在大力倡导全民健身的今天，民俗体育具备得天独厚的优势，将其纳人全民健身体系是目前民俗体育现代化的一种重要体现。
（四）借助大众传媒，加强对民俗体育文化的宣传
要充分利用各种大众传播媒介手段，如网络、电视、电影、音像制品等，在民众中大力宣传，介绍传统民俗体育文化活动，对民众的健身方法和生活方式进行科学指导，使民俗体育在群众中得到传承与发展。
（五）营造基础环境，保证传统民俗体育存在的环境
体育对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身体素质，提高社会文明程度，建立健康的生活方式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普通群众的日常生活是民俗文化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沃土，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曾经提到“在原始氛围内保存民族传统活动，使其充满活力”〔5〕。我们应努力保护传统节庆、民俗礼仪等传统民俗体育文化的生存环境，力争为传统民俗体育文化的发展营造一个良好的氛围，确保传统体育文化生存的活力。积极引导人民群众参与到民俗体育活动中来，建立良好的群众参与基础，保证民俗传统体育的可持续发展。
〔参 考 文 献〕
〔1〕中国体育史学会.中国近代体育史〔M〕.北京：北京体育学院出版社，1992：12—20.
〔2〕张国栋，刘坚，李运，康瑶，陈斌，郑国华.我国民俗体育发展现状及对策研究 〔J〕.西安体育学院学报，2008，（01）.
〔3〕王岗.体育全球化背景下的民族传统体育发展问题的思考〔J〕 .体育文化导刊.2004，（01）.
希腊的民俗文化范文第5篇
金湖杨国家森林公园位于新疆喀什泽普县西南40公里处的亚斯顿林场境内。这里的胡杨婀娜多姿，分外秀美，拥有“水乡胡杨”、“贵族胡杨”的美誉。泽普县因美丽富饶而得名，维吾尔语意是“漂着金子的河”，汉语则是“广泽普惠”的意思。它位于昆仑山北麓，塔里木盆地西南边沿，叶尔羌河与提孜那甫河冲击扇中上部。南通和田，北接喀什，东连巴楚，西临红其拉口岸，是古丝绸南路的一个重要驿站，也是连接中国、印度、伊斯兰和希腊四大世界古文化体系的纽带，独特的区位优势使泽普成为名副其实的南疆风情交汇地。因此，金湖杨国家森林公园不仅有秀美的自然风景，还有独特的民族风情。
走进金湖杨国家森林公园，站在高台处，胡杨林整体景观颇为壮观。1.8万亩的胡杨林保存完整，胡杨的各种秀美形态，让人惊叹不已！春夏碧玉翠绿，秋日则金黄灿烂，与湖水相映成趣，故称“金湖杨”。有一棵被称为“胡杨王”的古老胡杨树，树高10余米，胸径3.6米，已有1400多年的生长历史，印证了胡杨千年不死的传说。胡杨林间还广泛分布着红柳、沙棘、枸杞、菟丝子、麻黄草及珍贵药材大芸、甘草及胡杨蘑菇等，以及啄木鸟、山斑鸠、布谷鸟、绿头鸭、百灵鸟、针尾鸭、戴胜等珍稀动物。
穿行在金湖杨景区，金黄胡杨与湖水、岛屿、芦苇、荷塘，彼此依存映照，静静地散发出沙漠绿洲特有的诗意。二桥映雪是景区的第一道景观，金索桥和远处的银索桥相互呼应，桥下叶河之水静静流淌，远处昆仑雪山清晰可见，形成了一幅水在桥下、雪山映水中的美丽画卷。湖心舟岛也是景区内一道不可错过的景观，这里四面环水，唯有一桥相连，岛内胡杨成荫，绿草相拥，恰似一叶独舟。当清晨第一缕阳光洒向林间树隙，岛上凉亭由远及近，渐渐淡出，一种朦胧之美犹然而生。
这里除了美丽的胡杨水乡风景，还有独特的西域民族风情。体验知青生活，参与少数民族民俗活动，感受塞外南特的民族风情。知青大院是在原有知青点的基础上重新扩建的，还原了当时知青的真实生活。里面还设有“亚斯墩·记忆” 展厅，展示当年知青生活的大量实物和照片。
沙枣人家因其1公里长的沙枣长廊而得名。沙枣长廊中的沙枣树向同一方向弯曲，形成一拱形，犹如恋人在拥抱，甜蜜恩爱。每到四月，沙枣花开，一排排密密麻麻地挂满枝条的黄色小喇叭花，吐蕊舒瓣，散发出芳香沁人心脾，让人陶醉，被称之为“醉美枣香”。
希腊的民俗文化范文第6篇
[关键词]原型 原型批评 集体无意识 文学意象
原型批评理论尽管从80年代中叶就已引入中国，但从目前来看，却有一些学者在运用原型批评理论解决问题时，对这一理论的来龙去脉知之甚少。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帮助学者们更好地多维度多视角观察中国文学乃至文化史的发展与流变，本文在现代语境中，从“原型”概念的提出、原型批评理论的形成、“原型批评”的界定三个方面对这一思潮进行了再审理。
一、“原型”概念的提出
原型(archetype)一词由希腊文arche(原初)和typo(形式)组成。原型在古希腊起初指模子或人工制品的最初形式，印刷术发明后指排版用的字模(后来的铅字)，属实用范畴的词语。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把此词由实用范畴引用于精神范畴哲学领域。他说，宇宙间的万物都是理念世界中的原型创造出来的。
原型批评理论的奠基者是瑞士著名心理学家卡尔・荣格。他在其“集体无意识”理论基础上提出了“原型”概念，并在其《论分析心理学与诗的关系》中对“原型”概念进行了界定。卡尔・荣格认为，集体无意识潜存于心理深处，永不会进入意识领域，于是，他的存在只能从一些迹象上去推测，而神话、图腾、不可理喻的梦等等，往往包含人类心理经验中一些反复出现的“原始意象”。荣格认为它们就是集体无意识的显现，并称之为“原型”。所谓原型就是指人类早期形成的、具有一定文化含量的意象，又称原始意象。“原型”其实就是一个民族的典型情感体验的知觉方式，是人类祖先重复了无数次的同一类型经验的心理残迹。用荣格的话说，“每一个原始意象都凝聚着一些人类心理和人类命运的因素，渗透着我们祖先历史中大致按照同样的方式无数次重复产生的欢乐和悲伤的残留物。”
二、原型批评理论的形成
原型批评理论是建立在人类学和心理学的基础之上的。从理论渊源来看，人类学为原型批评的形成提供了方法论基础。英国人类学家詹姆斯・弗雷泽(1854―1941)的人类学理论为原型批评的形成提供了重要理论基石，为弗莱原型批评理论的形成提供了契八点。在心理学方面为原型批评提供理论基础的是荣格，他提出著名的“集体无意识”学说。
弗雷泽的《金枝》，是关于魔幻和神话的人类学研究：荣格的《原型和集体无意识》，是建立在弗雷泽关于神话学的研究之上的。这些著作都对原型理论和原型批评方法的建立和发展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弗雷泽对原型理论的主要贡献是他发现了在不同时期和地域的形形的神话和习俗中存在着相同的模式。这个发现引起了荣格的极大兴趣。在这个发现的基础上，荣格进一步加以研究，认为这种相似的模式来源于“集体无意识”，或者说是种族的记忆。“集体无意识”反映了人类在以往的历史进程中的集体经验，是人类大家庭全体成员所继承下来并使现代人与原始祖先，更重要的是与种族的往昔相联系的种族记忆。
尽管弗雷泽的人类学和荣格的心理学对原型批评理论的形成都产生过十分重要的影响，但影响的角度和程度是不同的。弗莱的原型批评主要是以荣格的精神分析学，尤其是其“集体无意识”学说和原型理论为理论内涵的，而弗雷泽的人类学理论(主要是神话理论)只是弗莱原型批评理论的的契入点或外壳。
1957年诺斯罗普・弗莱的原型理论集大成之作《批评的解剖》的出版，标志着作为文学批评流派的原型批评理论正式诞生。弗莱在《批评的剖析》中，将人类学和心理学成功地结合了起来。他将神话中重复出现的意象的模式看作是所有文学作品的来源和基础。弗莱在文学研究中，注重对社会深层基因的关注，反对新批评派的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单纯文本形式的分析理论，最主要的是反对新批评派的脱离文化根源的单纯文本分析。他试图以回归文化世界的开阔视野，以“向后站”的姿态来解释文学。
三、“原型批评”的界定
荣格提出了“原型”概念后，就有人开始将这一概念运用到文艺研究中来。1934年莫德・鲍德金发表的《诗中的原型模式》，系统地应用了神话和原型理论，开了“原型批评”的先河。这派理论在四十年代后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加拿大批评家弗莱成为原型批评主要的权威，他的《批评的剖析》，被视为原型批评理论上的“圣经”。
弗莱虽是以荣格的原型理论为基础，但却把原型的定义从心理学的范畴移到了文学领域。原先的原型是一些零碎的不完整的文化意象，是投射在意识屏幕上的散乱的印象。现在对弗莱来说，原型成了文学意象，一个原型就是“一个象征，通常是一个意象，它常常在文学中出现，并可被辨认出作为一个人的整个文学经验的一个组成部分”。在《批评的剖析》中，弗莱给原型批评中的“原型”这个概念下了一个明确的定义原型就是“典型的即反复出现的意象”。
希腊的民俗文化范文第7篇
[关键词] 旅游形象 旅游产品 定位 开发
我国于20世纪80年代中叶开始引进CIS理论进行企业形象设计，并且很快引起实业界和理论界的广泛关注。受国内企业形象设计异常活跃的影响，部分学者开始将企业形象设计的相关理论运用于区域研究和旅游研究。随后出现了有关旅游形象设计的实践探索，陆续有浙江省金华市、广东省花都市、广东省兴宁市、四川省成都市等等纷纷尝试形象设计，并作为区域整体战略发展规划的一部分。旅游形象已经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探讨旅游形象策划和设计的研究成果也不断涌现。
我国对旅游形象的研究内容，较为偏重于实证研究，更为关注旅游形象的策划和设计。从现有的研究成果来看，对旅游目的地形象的理论探索，基本上直接来源于旅游目的地形象设计的实践，或者直接为实践服务。关于特定城市（宁夏、大连、成都、武汉、香港、上海、深圳等）旅游形象的探讨较多。旅游形象定位和旅游产品建设是旅游形象塑造的两个重要内容，二者具有密不可分的关系。目前关于旅游地形象定位和旅游产品建设的研究成果都很多；但是，对旅游形象定位和旅游产品建设的研究是分割的。旅游地形象定位是旅游形象塑造的核心。关于旅游地形象定位的研究成果很多，这些成果基本上集中于选取某个城市，分析城市旅游形象定位的基础、定位口号设计以及定位方法等，缺乏理论上的深入探讨。旅游产品是旅游地形象的载体和直接体现者，是旅游形象塑造的一部分。已有的研究成果主要是从旅游产品的定义、旅游产品的特点、旅游产品结构的优化等方面进行探讨，或是针对某一城市进行旅游产品的更新与提升。近两年来，有学者从旅游产品结构的角度分析了我国旅游产品处于不良状况的原因，并且提出了优化旅游产品结构的一些具体措施。但是，这些研究成果对造成我国旅游产品不良状况的深层次原因分析不够。目前，将旅游形象定位与旅游产品建设相结合进行深入研究的理论成果还未发现，有个别学者已经注意到旅游形象定位与旅游产品建设二者之间的联系，提出旅游开发中要注意“先创造概念，再以产品支撑”。但是并没有对二者之间的关系做进一步的分析与研究。现有的理论研究不能很好地指导旅游产品的构建和旅游地旅游业的快速、健康发展。事实上，旅游形象定位和旅游产品体系建设二者之间具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一、旅游形象定位与旅游产品体系建设关系的理论分析
旅游形象定位和旅游产品建设是旅游形象塑造的两项重要内容，二者具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只有处理好二者之间的关系，才能实现旅游地的快速、健康发展。旅游地形象定位是旅游形象策划的核心。旅游形象定位确定后，旅游形象塑造的各项工作都必须围绕旅游形象定位展开，旅游产品的建设也必须体现和围绕旅游形象定位；旅游产品是旅游者的直接消费对象，是旅游地形象定位的物质载体。
1.旅游地形象定位是旅游产品体系构建的灵魂和统帅
(1)旅游地形象定位决定了旅游产品开发的方向和重点
旅游产品的开发，往往是以旅游目的地的旅游资源作为基础和依托。在我国，只有少数旅游地拥有垄断性的、高品味的自然旅游资源或人文旅游资源。大多数旅游地都拥有相类似的旅游资源和旅游业发展环境。因此，如何将相类似的旅游资源加工成独特鲜明的旅游产品成为旅游地发展旅游业的关键。旅游形象定位就是“为了使旅游产品能在目标消费者心目中树立和造就某一与众不同或突出的地位”。“旅游地形象定位，实际上都是指旅游地产品特色定位”。旅游形象定位确定以后，旅游地产品的开发就有了明确的主题和方向。譬如，北京旅游形象定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和东方古都，提出的口号是“东方古都、长城之邦”。这一旅游形象定位决定了北京旅游产品开发的方向是观光旅游，重点是开发以长城、故宫、天安门为代表的历史文化观光旅游。
(2)旅游地形象定位决定了旅游产品体系的项目内容
旅游产品是个非常宽泛的概念体系，按其性质不同可以分为观光、度假、专项旅游产品三个大类。在三个大类下面又可以细分出几个亚类型。比如，观光旅游产品又可分为自然风光观光和人文景观观光两类。在亚类下面还可以继续划分类别。旅游地的旅游产品开发是一项庞杂的系统工程，一个旅游地只有有了明确的旅游形象定位，才能围绕旅游形象定位，对旅游资源进行筛选、加工，构建主题明确、特色鲜明的旅游项目内容。譬如，深圳的旅游形象定位为“中国对外开放的窗口”，这一旅游形象定位决定其旅游产品开发的项目内容必须紧紧围绕和体现“窗口”。深圳市主要通过开发人造微缩景观观光旅游来体现这一定位。针对中国人看世界这一旅游需求开发了“世界之窗”；针对外国人看中国这一旅游需求开发了“中华民俗村”、“锦锈中华”等。
(3)旅游地形象定位决定了旅游产品的特色
特色是旅游业的灵魂。只有特色鲜明的旅游产品才能受到旅游者的青睐。旅游地形象定位是在充分挖掘旅游地的文脉、深入调查客源市场需求和分析竞争替代性的基础之上，依据其地方特色、资源特色，结合旅游地的旅游业发展现状以及未来发展目标而进行的综合定位。旅游地形象定位确定以后，旅游产品的开发紧紧围绕旅游地形象定位展开。这样，旅游产品的主题与特色就非常突出。譬如，青岛被定位为海滨城市，海是其地区特色。旅游产品的开发主要围绕海山风光、海洋文化和海滨花园式城市展开，开发的旅游产品主要有：海滨观光、海洋休闲娱乐、购物和海鲜美食旅游，等等。
2.旅游产品是旅游形象定位的物质载体和支撑
旅游产品是旅游形象塑造的重要内容，旅游地的旅游形象定位必须有相应的旅游产品作为支撑。旅游产品应该是旅游地形象定位的文化、意念、功能的体现。有的旅游地形象看起来空泛，实际上有大量的特色旅游产品在支撑着它。如巴黎被定位为“花都”，艺术、服饰、浪漫的都市文化是“花都”形象的重要表现内容；泰国被定位为“远东旅游天堂”，美丽的海滨度假地、东方佛国等内容在支撑着这个定位。抽象的旅游形象定位只有物化为具体的旅游产品，成为旅游者的消费对象，满足旅游者的旅游消费需求，才能体现定位的价值。因为从旅游者的角度来看，旅游者花费一定的时间、金钱和精力去旅游的最终目的是消费旅游产品，而不是感受形象。旅游形象定位就是在目标消费者心目中树立旅游地独特、鲜明的旅游形象，吸引旅游者前来旅游。旅游者来到旅游地以后，直接消费的对象是旅游产品。在旅游的过程中，旅游者会密切关注旅游产品是否体现了旅游地的形象定位，即旅游地着力在旅游者心目中树立的旅游地形象是否有相应的旅游产品作为支撑。如果旅游产品体现了旅游地形象定位，与旅游者心目中的旅游地形象相符合，旅游者对旅游地则感到满意；相反，如果旅游地旅游产品与旅游地形象定位不相符，旅游者对旅游产品就会感到失望，并且会质疑旅游地的旅游形象定位。因此，旅游地的旅游产品应该是旅游地形象定位的文化、意念、功能的体现。譬如，香港在回归大陆以前，提出的旅游形象口号是“万象之都”，是一个国际公认的购物与美食天堂。
二、国内外成功案例分析
“旅游地形象是对客源市场产生吸引力的关键，是旅游地的象征，是召唤旅游者前往旅游地旅游的旗帜”，良好的旅游形象对外可以有效地进行旅游产品的营销推广，对内可以指导和促进区域旅游业的发展。
国内外旅游业发展较好的旅游目的地，基本上都拥有鲜明独特的旅游形象，并且有相应的旅游产品作为支撑。在这些目的地，旅游资源经过开发、建设，经由广告、口碑、文艺作品或新闻传媒的宣传，或者经由潮水般涌入的游客的旅游活动本身的传播，使得旅游地的形象已经扎根于旅游者心中。一提起海滨沙滩，人们便会想起地中海、夏威夷、北戴河；一提起文明古国，人们便会想起希腊和中国；一提起人类奇迹，人们便会想起金字塔和长城；一提起主题公园，人们便会想起迪斯尼……这些都是国内外知名、形象鲜明的旅游点。
以新加坡为例。城市国家新加坡是个旅游资源相对贫乏的国家，只有很少的自然景点和娱乐度假地。但是，新加坡也有众多吸引旅游者的因素。新加坡位于赤道地带，气候条件利于作物生长，终年花果不断。国土面积小，易于管理，治安状况良好。环境优美洁净。新加坡人待人礼貌。所有这些因素使得旅游资源并不丰富的新加坡成为世界性的旅游胜地之一。新加坡旅游业的成功离不开对地方文脉的充分挖掘和作为一个旅游目的地形象的准确定位。根据其资源状况，新加坡人创造性地将旅游形象定位为“花园城市”和“文明礼貌国度”。在发展旅游业的过程中，始终围绕旅游形象定位进行城市建设和环境美化，旅游产品的开发也紧紧围绕“花园城市”和“文明礼貌国度”展开，构建了体现新加坡旅游地形象的城市风貌、自然生态等观光类和休闲度假类旅游产品体系。
再以深圳为例。深圳本来是一个旅游资源并不丰富的城市。但是，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深圳的旅游业取得了巨大成功。这种成功离不开对城市形象的准确定位以及特色鲜明的旅游产品体系的构建。深圳是在改革开放的政策优势下，利用良好的区位优势发展起来的城市。因此，人们创造性地将城市形象定位为“中国对外开放窗口”。在对城市形象进行准确的定位之后，旅游形象塑造的各项工作都围绕形象定位展开，旅游产品的开发也在旅游形象定位的统帅下进行。深圳的旅游形象定位为“中国对外开放的窗口”，这一旅游形象定位决定其旅游产品开发的项目内容必须紧紧围绕和体现“窗口”。深圳市主要通过开发人造微缩景观观光旅游来体现这一定位。针对中国人看世界这一旅游需求开发了“世界之窗”；针对外国人看中国这一旅游需求开发了“中华民俗村”、“锦锈中华”等。准确的旅游形象定位为深圳旅游产品的建设指明了方向和重点；同时，在旅游形象定位的指导下构建的旅游产品，是深圳旅游形象定位文化、意念、功能的体现。
首先，“世界之窗”、“锦绣中华”、“中华民俗文化村”等旅游产品体现了深圳的旅游形象定位是追求文化差异性。“世界之窗”反映和体现了中国人通过深圳这个窗口了解世界文化的愿望；“锦绣中华”、“中华民俗文化村”等则为来华的旅游者提供了一个全面、快捷地了解中国文化的窗口。
其次，深圳旅游形象定位的意念是在众多的旅游地中树立“窗口”形象。“世界之窗”、“锦绣中华”、“中华民俗文化村”等旅游产品很好地反映了这一意念。“世界之窗”几乎将全世界著名的旅游景点和有代表性的建筑浓缩、荟萃于一地，让中国旅游者不出国门就可以了解世界；“锦绣中华”、“中华民俗文化村”等旅游产品则将中国56个民族具有代表性的民居、民俗风情集中，可以使来华的旅游者在短时间了解中国这个地大物博的国家。
最后，深圳的旅游产品也体现了旅游形象定位的功能。“世界之窗”、“锦绣中华”、“中华民俗文化村”等旅游产品主要是满足旅游者观光旅游的功能。
从以上对国内外成功案例的分析可以看出：旅游地旅游业的健康、快速发展必须对旅游地进行准确的旅游形象定位，并且围绕旅游形象定位构建主题鲜明的旅游产品体系。
参考文献:
[1]厉新建:旅游开发十点思考――兼议香格里拉德钦旅游[N].中国旅游报,2003:8(15)6
希腊的民俗文化范文第8篇
古城的迷人魅力
城市的每一个细节都表现了深厚的文化底蕴，耐人寻味。
众所周知，欧洲的历史文化遗产是令全世界瞩目的。我们在考察过程中发现，无论是历史名城的罗马、雅典、马德里，还是风景迷人的西西里岛、爱琴海诸岛，甚至现代化的国际大都市米兰，都堪称建筑的博物馆、艺术的宫殿，似乎每一座城市、每一幢建筑都是镌刻在大地上的历史。古典主义、文艺复兴式、哥特式、巴洛克式、拜占庭式等各个时期、各种风格的建筑同众多著名的广场和历史街区交相辉映，构成了欧洲独特的城市风貌。高品味的城市历史文化景观和深厚的文化底蕴，使欧洲许多古城至今仍保持着迷人的魅力。
同时我们注意到，尽管欧洲的城市风格各异，特色鲜明，但都有一个显著的特征，就是尽可能地将城市自身的历史文化风貌完整地保存和展现出来，城市也因此而更显神韵。例如罗马是拥有丰富历史文化遗产的名城，存留着大量的代表性宏伟建筑，因此城市体现出极为厚重的历史文化神韵，使城市的每一个细节都耐人寻味；具有两千多年历史的雅典，城市风貌体现出现代气息和历史文化内涵交融的特点；具有鲜明民族文化传统的西班牙古城马德里，处处可以感受到现代科技、民族特色和历史文化三者合一的独特气质，科学合理的绿化、交通系统，使现代城市规划思想在历史名城建设中得到合理诠释；位于欧陆最西边的葡萄牙首都里斯本展现的是另一番海滨城市风情，虽然经过18世纪大地震后遗留下来的历史文化古迹不算多，但得天独厚的自然景观配上保存完好的文化古迹的点缀，足以使里斯本称得上是风光迷人又不失典雅文化品味的魅力城市。欧洲国家对历史文化遗产的珍惜和保护意识，实在令人佩服和惊叹。
完善的保护体系
这个体系令几乎所有人都有了一种保护历史文化的责任。
欧洲的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体系是在实践中不断扩展的，体系的关键就是立法。在保护体系不断完善的过程中，几乎每确定一个保护概念，随之便会有一系列相应的法规、条例、政令等对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各个层面做出相应的规定。欧洲历史文化保护的立法思路非常明确，它强调保护工作不是独立进行而是多元的，将保护与资金、住宅建设、税收、政府职能、公众参与等联系起来，目的是为保护工作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整个体系使得保护工作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政府和民间的力量都得到充分的发挥。保护体系涉及到的制度、环节，如保护内容的形成及确立、保护机构的职能、保护行政管理体系、资金保障体系、监督体系、公众参与体系等，都以法律、法规的形式明确下来，从而为保护工作提供了重要基础和保障。在历史保护的行政管理体系方面，意大利、希腊、西班牙和葡萄牙等国的法律均规定，文化遗产部门管理遗产，其他相关部门在自身职责范围内协助或监督其工作：城市规划部门主管古城保护及城市景观保全等内容；旅游部门只负责历史文化遗产的促销，不参与遗产的
直接管理。在资金保障体系方面，资金补助的规定是保护法律的重要内容之一，立法中明确规定保护对象的资金补助额度和数量，为保护资金来源的长期稳定提供了法律依据。国家和地方政府的财政拨款通常是保护资金最主要的来源，款项数额巨大；同时以国家投资带动地方政府、社会团体、慈善机构及个人的多方合作投资的方式也存在；各类相关政策的制定也为文化保护提供了多渠道、多层次的资金筹措方式，如减免税收、贷款、公用事业拨款、发行奖券等，使资金得到有效保障。据统计，近年意大利对文化遗产保护的投入平均每年在50亿欧元以上。可以说，欧洲的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之所以走在世界的前列，这是同其连贯严格的法律、健全的保护机制、高效的管理机构、充足的资金保障所分不开的。
严肃的保护手段
为了一座文化古迹，不惜付出大代价。
与完善的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体系相对应的是严格的法律措施和保护手段。意大利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的历史名城相当多。古城建设，政府不以破坏历史文物为代价，而是要完整地保留了文物的遗迹原状。对城内遗迹的保护，修旧如旧，即使有翻新，也要求有截然不同的区别，让人能够分辨。意大利政府将48％的国土规划为景观保护区，只有经过文化遗产管理部门认可，保护区内才能开发建设新项目。50年以上的建筑受到国家法律保护，其建筑物外部结构属于政府，任何房屋开发商和商店经营者、居民，所购买的只是房子内部的使用权，但不拥有对建筑物整体改造的权力。房子的维修按国家制订的法律进行，不能自作主张，任何未经同意而进行对登录建筑的特殊建筑艺术或历史特征的拆毁、改建或扩建均属刑事犯罪，任何未经同意的行动都将受到处罚。
希腊的雅典虽然没有能够像罗马一样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但希腊政府为了保护雅典卫城的环境风貌，拆除了卫城周围的所有现代建筑，雅典的重要历史地区，任何建筑活动必须事先报文化部批准。为减少汽车尾气排放，雅典1991年建立了先进的城市地铁交通系统，并且限制汽车进入卫城。此外，据说在希腊萨洛尼卡市有一座长1000多米的陆地旱桥，建桥的原因只是因为桥下有一大片古罗马征服时代的遗迹。为了保护古代遗址的原貌，又不破坏城市规划，希腊建筑师在这里建起一座奇怪的旱地大桥，让大道从古迹上方凌空而过。大桥的造价虽然大大超过公路的造价，但是它保护下来的却是无价的历史古迹。
西班牙和葡萄牙同样有着严格的保护手段，体现出政府和社会对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高度重视。马德里市中心区划定了5个历史街区，政府明文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对市中心的古建筑进行任何改动，并且每隔20年必须按照原来模样重新进行维修和粉刷，否则将课以重罚。马德里对历史街区的维修改善制定了长期的实施计划，不急于求成，仅第一期（34．5公顷，756幢楼，11878户居民）计划的时间就长达4年。
得到的启示
欧洲国家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实践中，我们看到了几种趋势：
1.保护内容：从对历史建筑保护到历史环境保护；
2、保护体系：从以立法为核心到公众参与；
3、保护方法：从单一保护到整体保护；
4、保护目标：从历史留存到价值重现。
广东的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虽然取得了不少成果，有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6个，省级历史文化名城16个以及2个全国首批历史文化名村，但形势仍然十分严峻。主要体现在：一些古城的历史格局和风貌被破坏；较多历史保护区被挤占；一些历史街区内的人口密度过大，基础设施落后，居民居住条件得不到改善；普遍缺乏对文物古迹周围历史环境的保护，大拆大建，毁坏了大量尚未列入保护等级的遗迹和一般性历史建筑群；“旅游开发性破坏”和“建设性破坏”较严重，人为随意改变历史文化遗产的原貌，使其逐渐丧失历史原真性；管理机制不健全，政出多门，部门协同配合不够；公众历史保护意识淡薄，历史文化保护缺乏广泛的社会基础。
通过考察，结合我省的实际情况，我们认为可以从几个方面进一步推进广东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工作：
一、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提高对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意识
我们要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加强对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领导和宣传以及对有关人员的培训。通过宣传和培训，提高有关领导及专业人员对名城保护工作重要性的认识，强化保护意识，掌握历史文化保护的正确方法，树立整体保护的观念。同时，还要合理引导社会公众树立对保护历史文化遗产、继承优秀传统文化正确的价值观，使民间自发的保护意愿能够通过有效的途径转化为具体的保护行动。特别是那些反映传统风貌，体现地方特色的历史街区、建筑群，以及有纪念价值的遗址等，已经构成了当地群众生活环境的组成部分，涉及到当地民众的民情、民风和历史文脉，要积极鼓励公众参与保护。
二、以立法为核心，健全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体系
完善历史保护的法制体制工作，做到有法、有政策可依。欧洲大多采用国家与地方立法充分结合的方式，使完善的历史文化保护体系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政府和民间的力量都得到充分的发挥。相比之下，我国的保护体系显得单薄的多。在广东，更是缺乏较系统的地方管理体系，因此保护起来显得较生硬和空泛。建设部已于去年2月颁布实施了《城市紫线管理办法》，并且正在修改完善《历史文化名城和历史文化街区、村镇保护条例》（草案）。根据这一形势，广东积极酝酿出台有关条例、配套政策和有关指导性文件也势在必行。通过制订政策法规，尽快填补历史文化保护工作体系中缺少的环节，真正建构起一个健全的保护体系。
要结合广东的实际情况和岭南历史文化的特点，进一步明确保护的基本原则，有关历史文化名城、历史街区和历史名镇（村）保护的主要内容，完善保护规划和建设的管理规定，积极建立专项资金保障机制和保护工作的监督检查机制，强化管理机构职能，规范政府行为，鼓励公众参与。地方市、县在遵守国家和省有关法规的前提下，也应该结合本地实际情况，积极制订相关规定和政策措施，特别是要加强对土地出让、房地产开发建设、基础设施改善、资金筹措等相关政策的研究，针对不同的保护对象，采取不同的保护措施和政策。
三、以整体保护理念指导历史文化保护规划和实践
广东历史文化遗产十分丰富，广府文化、潮汕文化、客家文化、侨乡文化、少数民族文化中的城镇风貌、历史文物古迹、民居建筑、民俗文化和民间艺术等资源，都值得我们给予高度的关注并进行有效的保护。但是，目前在我们的城乡规划建设和管理实际工作中，效果往往不尽人意。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重要的方面是我们城乡规划建设和管理部门没有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树立整体保护理念，正确处理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和城乡建设的关系。历史文化遗产作为稀缺的不可再生资源，离开对其保护进行城乡规划和大规模开发建设，最终必将以牺牲历史文化遗产为代价；只有充分考虑到影响对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各种因素，并合理地对历史文化遗产再利用，赋予新的内涵，才能使历史文化遗产获得更好的生机和活力。我们认为，在整体保护理念的指导下，应该特别注意把握好以下“四性”原则：一是原真性。在进行文物建筑保护时，要坚持“整旧如故，以存其真”，真实保护所遗存的本来的真实的历史原物和全部历史信息；在保护历史文化地区和名城（镇、村）时，不得破坏历史文脉和肌理的连续性和逻辑性；二是可读性。在整治和改造时要在历史遗存上真实承认不同时期留下的痕迹，加建和改建部分要与原貌有所区分，要做到“可识别”；三是整体性。不仅保护遗存本身，还要保护其周围环境，特别对于城市、街区、地段、景区、景点，要保护其整体的环境，珍惜不可再生的历史风貌；四是可持续性。要通过历史保护激活历史环境价值，实现历史文化资源的活力再生，做到在保护中发展、在利用中保护，将保护与利用有机结合。
四、引入历史文化遗产经营理念，广泛拓展保护的筹资渠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