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东文化概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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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东文化概论范文第1篇
关键词：文化；汉语教学；教学内容；教学途径
前言
随着少数民族地区汉语教学的进一步发展，汉文化教学越来越受到重视，这是我们更加深刻地认识到汉语教学中汉文化的重要性，借此初步探索汉文化教学的内容与途径。语言是一种社会现象，是人类交际的工具，是文化信息的载体，每种语言都有其多承载的民族文化，通过学习内容来更好地理解和认识语言。对一部分少数民族学生而言，学习汉文化知识作为学习汉语的一个切入点，不失为一个好的途径。
一汉文化教学和汉语教学的关系
二十一世纪，随着社会经济的飞速发展和双语政策的实施，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汉语教学也得到了发展。对汉语教学的研究也更较深入，汉语教学中韩文化的教学便突出出来，本文为了研究汉文化的教学，首先看一下汉文化教学和汉语教学的关系
1、汉文化的定义
汉文化的定义至今没有一个确切公认的说法，文化作为一种历史现象。历史事物，是随着社会的发展不断变化的，其内容和结构总是在日益丰富，其地位和作用总是在不断调整。中国古代文献中，“文化”作为一个整合词的形式出现是在西汉以后。目前中国学术界多数人的意见，文化游和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文化是指“人类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狭义的文化是“社会的意识形态，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和组织机构”。
中国传统文化是通过儒家经典反映出来的。“传统文化”是在过去的一个很长的历史进程中形成并发展起来的文化，是指周秦至清中叶这三千多年历史中形成并发展起来的文化。另一种观点认为，“传统文化”是指过去一直发展到现在的东西，传统文化是官文化的反映，还有一种观点认为：“传统文化”是根植于自己民族土壤中的稳定的状态的东西，但又有动态的东西包含其中，是过去和现在交融的过程，渗入了各个时代的新思想，新血液。中国传统文化从根源上讲不是一源分流，而是殊途同归，是各种文化的大融合。由于汉民族在中华民族中的特殊地位，使汉文化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组成部分。
2、汉语言教学的任务
对于少数民族的汉语教学，属于第二语言教学，正确认识汉语教学的任务是教好汉语课的前提。
汉语教学的任务：向学生讲授汉语的基本知识，培养学生运用汉语的基本技能，在教学过程中发展学生的智力，通过教学内容的感染，培养学生健康的思想情感和高尚的思想品德。
3、汉文化教学与汉语教学的关系
汉语教学及时语言教学，同时用时文化教学。语言和文化教学方式的统一性，是汉语教学最根本的特性。
汉文化教学是对少数民族汉语教学的一个重要内容。汉语教学作为教学的宏观方面来把握，那汉文化教学作为汉语教学的一部分，则以一个微观的侧面进行把握。汉语教学面广，内容丰富，与之相对汉文化教学则面窄，内容偏居一面；汉文化的教学将促进对汉语言本身的理解，从而推动对少数民族汉语教学的发展，另一方面，汉语教学的发展也势必会促进汉文化教学的发展，促进汉文化的传播。
二汉文化教学的主要内容
汉语教学中汉文化的教学内容点多面广，加之汉文化的博大精深，在文中如若进行“穷尽式”研究是不可能的，也是不现实的。因此本论文中阐述的汉文化教学的内容，主要是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中汉文化教学的内容。语言是一种社会现象，是人类交际的工具，是文化信息的载体，每种语言都承载着其民族的文化。不同语言所承载的文化也不同，存在差异，这种差异成为第二语言教学的障碍，汉语学习对少数民族学生来说属于第二语言的学习。语言教学中的文化教学内容分为“交际文化”和“知识文化两种”。
1、交际文化的定义及内容
所谓“交际文化”是指两种不同文化背景熏陶下的人进行交际时，由于缺乏这种知识而产生误解，直接影响交际的文化。
对少数民族进行的汉语教学，属于第二语言教学。社会礼俗属于汉语教学中交际文化教学内容之一，①其中表示问候的：汉民族见面问候时常说：“你好，您好！”，对年龄相仿和自己同等社会地位的人说：“你好”，对自己年长和社会地位高的、自己特别尊重的的人说：“您好”。因为汉族人讲究长幼有序，尊卑有别。②又如汉族人打招呼时常说：“吃了吗？”，如果不了解汉文化的人肯定会想：“难道他想请我吃饭？”。③询问年龄，年轻者向年长者询问一般说：“您高寿啊？”“你多大年纪啊？”向同龄人问可说：“你多大啊？”“你多少岁啊？”向年幼者可问：“你几岁了？”“你多大了？”等等。
在第二语言教学中，会和少数民族学生母语产生交际文化的差异和冲突，①例如在文化心理和宗教习俗的不同，汉语中诸如“上西天”、“苦海无边，回头是岸”、“悟性”、“芸芸众生”、“阐”、“功德圆满”等词语都浸透着佛教或道教文化的痕迹。对这些词语讲授时应多讲文化背景。②与汉族心理有关的教学方面，如“天”“真命天子”“天命”“天意”“苍天有眼”“老天爷保佑”，汉民族认为“天”是至高无上的神，是万物的主宰，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对命运好转、遭难寻求解脱时，都会用到上述词语来表述。在教学过程中应多解释汉民族的宗教情节和独特的心理感受，这样就便于少数民族学生理解了。
汉民族习俗和其他民族不同。习俗是习惯和风俗的简称。习惯是一个民族在长期生活中逐渐养成的，一时不易改的行为、倾向或社会风尚；风俗是社会上长期形成的风尚、礼节、习惯的总和。汉族和各少数民族不同。包括打招呼、问候、告别等用语的规范使用，比如送生日礼物，不可“送钟”，因其谐音“送终”。又如过年时“拜年”，有极少数的少数民族学生会对老师说“老师，您怎么不给我拜年去”，这样有时会让你哭笑不得。因此要加强汉语教学中交际文化的教学，以提高汉语教学的水平，切实提高少数民族学生的汉语交际能力。
2、知识文化的定义及内容
所谓“知识文化”是指两种不同文化背景培养出来的人进行交际时，对词语的使用不产生直接影响的文化背景知识，交际的双方或其中一方不会因缺乏这种知识而产生误解。
词汇属于汉语教学中知识文化教学的内容之一。词汇作为语言建筑材料，每种语言都有其特定的词汇，两种语言中必定有不可互译的词语，如对该民族文化理解不深或不理解，就难理解这些词语了，譬如：大多数的汉族菜肴、部分成语、俗语等在维吾尔语言、柯尔克孜语言中就没有现成的词语。“月老”一词源于汉民族民间传说，全称“月下老人”是主管人间婚姻的神，职责是将随身携带的袋子里的“赤绳”暗中系在男女双方的脚上，使之结为夫妻。这样理解就可避免学生单纯从字面把该词理解为“月亮下的老人”或“月亮老了”。常常作为“媒人、介绍人”的代称。“河东狮吼”，维吾尔语可译为“hotun yaman”。宋代陈季常（自称龙邱先生）之妻柳氏异常嫉妒且凶悍，管束丈夫极严，每逢她大声呵斥时，陈季常就不由得心惊胆战，因柳氏系河东人，后来坡就以“河东”一词指代柳氏，将此事写成一首打油诗：“龙丘居士亦堪怜，谈空说有夜不眠；一闻河东狮子吼，拄杖落手心茫然。”因此，后人用“河东狮吼”比喻具有嫉妒心理而又性格厉害的妇人。“精卫填海”中“精卫”是古代神话中的小鸟名。古代神话，炎帝的女儿在东海淹死，化为精卫鸟，每天衔西山的木石来填东海。后用来比喻不畏艰难，意志坚强等就要通过表达解释文化背景来解释这些词语。汉族和维吾尔族对亲属称谓的表述有所不同，汉族人的亲属称谓词分的很细，父亲的亲属，母亲的亲属，妻子的亲属各有严密的称谓法。而维吾尔族人则不然，对男性亲属长辈称aka taha，对女性亲属长辈称aqa hede等。因此知识文化的教学是极为必要的。
3、对汉语教学中的汉文化教学要进行批判的 “教”与“ 学”。
历史悠久的汉文化并不是一块完美无瑕的玉石，它也存在着瑕疵之处。像“三从四德”、“男尊女卑”这样的封建文化，我们就要坚决抵制。
对文化的讲授时，作为教师自己应注意到要把优秀的汉文化，中国传统文化作为汉文化交流的主要内容对少数民族学生进行讲授。塞选知识点时要做到“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作为少数民族学生根据自己培养起来的文化修养，也应对文化的教学内容进行批判的学习，并加以继承。逐步培养起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观。
三汉文化教学的途径
任何一种语言的学习，都要通过一定的途径来实现。简单的说，就是如何让少数民族学生学得汉文化。汉文化教学任务的完成，我认为要通过如下相应的方法和途径来实现。
1、进行汉文化的教学要对汉语文化进行相应的补充。
汉语教学中尤其是课文教学中，很容易遇到文化的内容，这时如何来给学生讲呢？譬如在古汉语作品中（文言文中），出现“虚左以让”。在教学中就要给少数民族学生讲清楚，“为什么要虚左位以让呢？”这在中国古时，以“左”为上位，表示尊敬，所以是“虚左以让”。这样解释清楚“虚左”的历史文化背景，就能更好地让少数民族学生理解汉语知识，学习汉语。
2、创造汉文化环境。
第二语言教学中主要是交际文化的影响最大。我们就可在课余对话中或实际生活中解决这些问题。在公交车上各民族同胞之间对老幼、孕妇互让座位不仅体现互相的尊重，传扬了美德，更加有利于各民族的团结。高校民汉学生合住宿舍，是民族学生置身于汉文化环境的一种好办法，这样可以全方位的了解汉文化。民族学生到汉族家庭做客、居住、生活，也可使他们获得汉民族日常的文化习俗。这样得来，会使他们深刻理解这些知识。
3、开设专门的汉文化课程，加强汉语教学。
通过汉文化教学可以提高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究竟要如何给学生提供汉文化知识呢？我认为要做到汉语言教学与汉文化教学相结合的同时，还要开设专门的汉文化课程来系统地传授文化知识，且开设专门课程以传授文化知识是必要的，但从理论上讲，从多快好省的角度看问题，语言教学和文化教学同步并行更合理。这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语言本身既是文化的主要载体，同时又是文化的一大组成部分，只教语言，不谈文化，实践上行不通，而且必然会影响到语言知识与语用技能的传授和习得；二是文化教学应是汉语教学必须贯彻始终的任务。语言与文化教学相结合，齐头并进应是汉语教学的奋斗目标。当然，传授文化知识的各种专门课程，就理论归纳和总结而言，仍有其存在的必要。
中国传统文化通过儒家经典反映出来，学习汉文化，开设汉文化课程，不是为发思古之幽情，不是为了复兴儒学，而是想通过对汉文化的系统阐述来把握中华民族文化的精神和特质，让少数民族同学更好地认识汉文化，促进汉语教学的发展。从而重新来认识中华民族、中国传统文化，可加深对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理解。
4、通过生活习得汉文化常识，深入理解汉文化。
对汉文化的学习中有很多常识是可以通过生活习得的。譬如：对中国传统节日的学生，便可以通过生活习得实现。每年农历正月十五，春节刚过，迎来的就是中国的传统节日---元宵节。正月是农历的元月，古人称夜为“宵”，所以称正月十五为元宵节。正月十五是年中的第一个月圆之夜，也是一年复始，大地回春的夜晚。人们对次加以庆祝，也是庆祝新春的延续。元宵节燃灯、猜灯谜、吃“元宵”这些都是深受社会各阶层欢迎的习俗；农历五月初五，是中国民间的传统节日——端午节，它是中华民族古老的传统节日之一。端午也称端五，端阳。关于端午节的由来，说法甚多，诸如：纪念屈原说；纪念伍子胥说，纪念曹娥说；起于三代夏至节说；恶月恶日驱避说，吴越民族图腾祭说等等。以上各说，各本其源。据学者闻一多先生的《端午考》和《端午的历史教育》列举的百余条古籍记载及专家考古考证，端午的起源，是中国古代南方吴越民族举行图腾祭的节日，比屈原更早。但千百年来，屈原的爱国精神和感人诗辞，已广泛深入人心，故人们“惜而哀之，世论其辞，以相传焉”，因此，纪念屈原之说，影响最广最深，占据主流地位。在民俗文化领域，中国民众吧端午节的龙舟竞渡和吃粽子等，都与纪念屈原联系在一起；每年农历八月十五日，是传统的中秋佳节。这时是一年秋季的中期，所以被称为中秋。在中国的农历里，一年分为四季，每季又分为孟、仲、季三个部分，因而中秋也称仲秋。八月十五的月亮比其他几个月的满月更圆，更明亮，所以又叫“月夕”“八月节”。此夜，人们仰望天空如玉如盘的朗朗明月，自然会期盼家人团圆。远在他乡的游子，也借此寄托自己对故乡和亲人的思念之情。所以，中秋又称“团圆节”。中秋佳节，人们最主要的活动是赏月和吃月饼。在日常生活中，这些汉文化知识都是可以习得的。
5、汉文化的教学途径中，也要注意到汉语教师自身文化修养的提高。
汉语教师应该提高自己的双语能力，培养自己的双语文化意识。语言和文化关系密切，语言教学和文化传授关系密切。在进行汉语教学过程中，应时时注意汉文化有机渗透，将社会背景和文化背景知识的传授贯穿于汉语教学的始终。
教学本身就是一个“教”与“学”相长的过程，在教授少数民族学生汉文化知识的同时，作为汉语教师也要不断进行学习，加强自身的汉文化修养。对教学中存在的问题，不能一知半解，敷衍学生或回避汉语教学中存在的汉文化问题，要又进取学习的精神，以严谨的治学态度来影响身边的学生，提高学生学习汉语的兴趣，加强汉文化教学。
结语
对少数民族学生进行汉语教学，提高汉语教学水平和质量，其中汉文化的教学是必不可少的。通过汉文化教学的深入开展和逐步推进，来增强少数民族学生学习汉语的兴趣，提高汉语学习的认识。对汉语教学整体而言那就一个全面的教学，其内容也必然包括汉文化教学，它们之间将形成互补关系，互相影响并促进共同发展。通过上述汉文化教学的内容和途径，来更好的完成汉语教学任务，使学生树立起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观，通过汉文化教学增强少数民族学生对中华民族、对时代的了解，促进少数民族地区汉语教学的发展。
参考文献
【1】司马文杰. 文化社会学【M】,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1,8
【2】刘介民. 中国传统文化精神【M】，暨南大学出版社，1997，8
【3】蔡崇尧. 汉语教学法概论【M】，新疆教育出版社，1999,6
河东文化概论范文第2篇
关键词：实用地图册；技术设计与编制；体会
1 背景及意义
天津市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四大直辖市之一，地处环渤海经济圈中心地带，是我国北方最大的沿海开放城市和金融商贸中心，素有“渤海明珠”之美称。近些年来，天津市从改善投资环境，提升城市服务入手，城市建设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已经成为国内外客商投资和发展的热土，尤其是天津滨海新区开发开放纳入国家总体发展战略布局，天津的城市地位和在区域经济中的作用越来越突出。为了全面展示天津市在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等方面的辉煌成就，方便国内外各界人士了解天津，关注天津，编制了《天津市实用地图册》。
2 制图区域地理环境
天津市位于北纬38°30′～40°20′，东经116°30′～118°15′之间，属于国际时区的东八区。地处华北平原的东北部，海河流域下游，东临渤海，北依燕山，西靠首都北京，天津市与河北省、北京市相邻。中心是天津市中心区，它是天津市人民政府所在地，是全市政治、经济、文化和交通中心。
天津市辖15个区和3个县（区：和平区、河东区、河西区、南开区、河北区、红桥区、塘沽区、汉沽区、大港区、东丽区、西青区、津南区、北辰区、武清区、宝坻区。县：宁河县、静海县、蓟县）。全市地势北高南低，北部山区为燕山山脉的余脉，属于流水侵蚀地貌。天津市地处海河流域下游，河网密集，洼淀众多。流经市境的一级河道19条，总长度约1095公里。
天津市海陆空运输很发达，空港有天津滨海国际机场，天津新港是我国北方最大的港口之一，铁路、公路是天津市陆上运输大动脉。铁路线有联系内地与东北地区的津沪线、京山线、京秦线、大秦线、京九联络线。京津塘、京沪、京沈、津保、唐津高速公路等构成了四通八达的交通干线。
3 图册设计思想
《天津市实用地图册》是以天津市基础地理信息数据库为基础，利用多学科、多专业研究成果，由天津市测绘院编制而成的一部中型实用地图册。该图册利用最新的基础地理信息，通过航空影像等先进的测量技术，在地图设计、数据处理、地图绘制到印前系统等方面采用先进的计算机制图一体化系统，并增加了大量的社会信息，可读性较强，是一部综合性较强的地图作品，也是读者和游客在工作、生活、出行及深入了解天津的地理指南。
在内容上，紧紧围绕天津城市发展的主题进行表现，内容饱满、编排合理；在表现形式上，充分结合普通线划地图和专题地图等多种形式，并兼有图片、文字来表达，同时也顾及了图册色彩、表达方式的统一协调性；在技术 采用了数字制图和数码印刷的最新技术；在服务上，图册站在读者和游客以及普通市民等多种角度设计，突出其实用性和科学性。
4 图册的总体设计和生产方案
《天津市实用地图册》由序图、中心城区图、区县图及区县城区图、索引四个部分组成。序图部分包括天津市政区、天津市交通、滨海新区等3幅地图；中心城区图有28幅地图，结合索引连续分幅，详细表示中心城区（三环线内）主体部分各类信息的空间分布状况；区县及其城区图有24幅地图，含天津市除市内六区以外的全部区县；索引收录了中心城区的道路、地名、医院、学校等名称，便于读者查找和使用。
①图册开本
我们经过反复的比较分析，从携带、存放、使用及版面利用等方面综合考虑。图集设计为16开本。用128克双面铜版纸，四色印刷，这个尺寸可以有效利用特大全开纸张，最大限度提高幅面。图集设计新颖大气，装帧独特，色彩真实，图文并茂，印刷精美，集艺术性和实用性为一体，具有较高的珍藏价值和使用价值。
②图册的作业流程
③图册分幅与比例尺
图册的比例尺种类过多，不便于相邻地区关系的比较和接边；但比例尺种类太少，又会增加图幅编排的困难， 内容也受到一定限制；所以既要照顾比例尺比较完整， 又要最大限度详尽的表示图册的内容。我们采用了三幅总图1：30万，市区图1：1.6万，各分县图1：14万、1：15万、1：20万、1：25万等六种比例尺。对某些东西或南北过长的图幅，为了保持其较大比例尺，采用破幅的做法。这样既充分利用图面，又能较详尽地表示地图的内容要素。
④图面配置
包括图名、页码、索引号码、比例尺、方位指引、接幅号码等组成。我们在每幅图面配置上：图名放在主图的左上角或右上角，因为上边比较醒目，图名系文章标题，图名按本图幅中最具代表的片区名、公园、新村、主要道路、立交桥、重要场所等表示，起到检索和方位识别作用；比例尺有2组，用线型比例尺表示，分别配置在图幅的上角和下角，便于量算；；索引号码按上下左右及4个对角配置，起到检索相邻图幅的作用。
索引网格按竖向8等分、横向8等分设置格网，分别用数字1-8和英文字母A-H表示，同时，在内外图廓中间设置相邻图幅号，以便快速检索、定位， 以使读者既能较全面的了解各县的政治、经济、交通，也能较迅速地找到县城内的机关、学校、商业服务点、文化娱乐场所及名胜古迹等。
⑤图册内容表示方法和选取要素
本图册的内容主要表示居民地、道路、水系、绿地、境界、单位注记等要素。考虑整本图册的系统性和逻辑性，同一比例尺内的各图幅表达的符号颜色、大小、注记尺寸都应该一致；不同比例尺图组之间，地图符号的形状应保持相似性。图册一般用点状符号对地物进行定位表示；用线状符号对道路或水域边线进行矢量化表示，若是依比例表示的还要在区域内进行颜色普染处理；用文字注记表示各种物体的属性信息。
a、线状符号设计。道路主要包括铁路、高速公路、国道、省道、县道、城市街道、城市环线、立交桥等交通网及设施。道路符号的设计原则是按照比例尺的分级，采用单双线方式加以表示。从而满足地图集内容要素的多尺度表达的要求。道路注记的大小是根据相应道路的宽窄制定的，应避免注记过大，标识含糊不清、压盖道路的现象。道路名称的注记要配置在道路的中间，并且注记遵循从左至右、从上至下均匀分布的原则，其方向要随着道路的弯曲度进行旋转调节，做到字体向上，分布均匀，表达准确。
b、点状符号设计。为了突出显示和强调各级政府、学校、医院等各种行政或企业单位所在地，点状符号及注记大小设计时，一般是参照相应比例尺矢量地图符号尺寸来确定的，同时考虑与面状要素相互协调；如果符号和注记的尺寸如果过粗过大，会压盖很多其他信息，尺寸过小又不明显突出。所以，点状符号的大小，以不压盖道路及各类辅助设施为最佳，避免与其他要素发生冲突。点状符号的大小依比例尺的不同略有所差别，但整个地图集中符号形状和颜色是保持不变的。
考虑图册的用途及对象，选取以下一些要素：
①行政中心：市、区、街道办事处及镇政府驻地；②水系及相关内容：表示河流、湖泊和其他水域范围并标注主要河流、湖泊的注记；③道路交通：表示铁路、地铁、轻轨、高速公路、国道、主要公路、次要公路、高架道路、街道、大型桥梁、长途汽车站；④居民地、区片地名：详细表示市中心城区的居民新村(包括小区、花园、花苑、公寓、广场等)。表示区片地名；⑤表示公园绿地、名胜、古迹、纪念地；⑦其他社会经济要素：摘要表示学校、图书馆、书店、宾馆酒店、餐饮、金融机构、商店、医疗机构、政府职能机构、文化设施、娱乐场所等。
5图册创新点
①在国内制作中首次大量使用1：2000地形图、10000地形图和国家基础地理信息数据建库资料编制出版的地图册，生产效率大大提高，成图周期明显缩短，出图速度大大加快，为今后利用国家各种建库基础地理信息数据编制出版公开版地图或图集（册）开创了一条全新的途径，同时还可以有效地避免在地图出版领域存在的诸多版权纠纷矛盾的发生。
②将制图技术与数据库技术有机结合,形成可动态更新的地图集，通过编制《天津市实用地图册》利用1：2000数据库以及各种现势资料，建立了一套基础地理资料底图库，今后利用最新现势资料不断对图册进行更新，大大的增强了图册的现势性，为读者和游客提供更好的服务。
③图册在整体设计风格上，大胆引入当今流行的平面设计理念，突破以往地图册的传统样式。在图册的开幅、封面设计、版式编排等方面做出新意，在满足读图需要的同时，突出形式活跃、编排巧妙，让图册看起来更有趣味性，更具备欣赏、收藏价值。
④适量增添地图标识以外的说明文字和文字介绍，浓缩展示图册内不同区域内的人文旅游、历史风貌等特色，让地图的功能延伸，使其具有更多的知识性、更丰富的实用性。
6 结论
《天津市实用地图册》既具有专题图的特点，又具备普通地图的特性。在编制过程中，我们紧扣行政区划、道路交通、旅游景点、居住小区等主题要素，有针对性地解决了编制工作中的种种技术难点和问题，例如：必须具备专题内容表达、要素协调统一、图幅编排、地图感受等问题，如何探索优化地图编制工艺方案， 向社会提供了权威、准确、实用的图册，制作社会用户和地图专业工作者都认同的产品，是我们需要长期思索、探讨、实践的课题。
参考文献
[1]祝国瑞．地图学[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4
[2]尹贡白，王家耀，田德森，等．地图概论．北京：测绘出版社．1995
[3]祝国瑞，苗先荣，陈丽珍．地图设计．广州：广东地图出版社．1993
[4]祝国瑞．普通地图编制．北京：测绘出版社．1982
河东文化概论范文第3篇
一、黄宗羲学术史研究的范式
黄宗羲(1610-1695)，字太冲，号南雷，学者称梨洲先生，浙江余姚人。黄宗羲的《明儒学案》是我国最早的一部学术思想史专著，对二百余个明代学者的学术面貌按照年代顺序与学派分属进行了评述与介绍，其材料之广富，内容之翔实，“可谓一代文章之渊薮”（《四库全书在目提要》）。梁启超曾指出：“大抵清代经学之祖推炎武，其史学之祖当推宗羲，所著《明儒学案》，中国之有‘学术史’自此始也”。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第14页。在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黄宗羲是“中国学术史”的创始人。除《明儒学案》外，黄宗羲还始撰《宋元学案》，未成而卒，由其子黄百家和全祖望两次补续而成。
从研究范式看，黄宗羲的《明儒学案》首创了“学案体”的学术史研究范式， 应该说，这一观点的提出者是原杭州大学的仓修良教授。参见：《国际黄宗羲学术讨论会论文集》，浙江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397-399页。即按照学派特征，分析、概括一定时期学术发展历史的写作形式。在中国传统学术史研究的发展进程中，虽然《礼记》中的《学记》、《儒行》、《檀弓》，《史记》中的《儒林传》、《孔子世家》、《仲尼弟子列传》，《汉书》的《儒林传》，《宋史》的《道学传》，朱熹的《伊洛渊源录》，周汝登的《圣学宗传》、孙奇逢的《理学宗传》等等，已经具有了中国学术史研究范式的雏形，但是黄宗羲的《明儒学案》在收集资料的全面性、分类的系统性、编撰的独特性等各个方面，均具有开创性的意义，即使比较晚出的唐鉴的《清学案小识》、尹会一的《北学编》，也不能与之相提并论。
具体而言，黄宗羲首创的学案体学术史研究范式的特征，主要体现于以下方面：
第一，资料丰富、全面。在中国学术史上，《明儒学案》以资料丰富、网罗详备而著称，其作为“一代文章之渊薮”的赞誉在很大程度上也体现于此。《明儒学案》成书于康熙十五年(1676)，共分为六十二卷，记载了有明一代近三百年学术发展演变的概况。全书按照时代顺序，将二百多名学者分作十九个学案组织起来，每个学案之前，均有一小序，简述这个学派的源流和宗旨；随后是学者的小传，对各人的生平、学术源流、著作情况等作简明扼要的述评；小传之后，是学者本人的著作节录或语录，偶有作者的按语。全书上起明初方孝孺、曹端，下迄明亡刘宗周、孙奇逢，有明一学中人，大体网罗其中，实为一部明学史。由于阳明学为明代儒学中坚，故《明儒学案》述阳明学及其传衍最详。从卷十《姚江学案》起，至卷三十六《泰州学案》止，篇幅达二十六卷，入案学者计九十八人之多，亦足可谓是王学通史。
第二，分类系统、清晰。黄宗羲在广泛收集资料的基础上，着重梳理各家学术的观点，“为之分源别派，使其宗旨历然”（《明儒学案·自序》），这是《明儒学案》的重要创新。与同时代的周汝登《圣学宗传》、孙奇逢《理学宗传》相比较，黄宗羲《明儒学案》与这两部学术著作的优劣十分明显。周汝登的《圣学宗传》的基调是弘扬禅学，见闻狭陋，“扰金银铜铁为一器，是海门一人之宗旨，非各家之宗旨也”；孙奇逢《理学宗传》的内容“杂收，不复甄别，其批注所及，未必得其要领”（《明儒学案·凡例》）。而黄宗羲的《明儒学案》则“言行并载，支派各分，择精语详，钩玄提要，一代学术源流，了如指掌。”（《莫晋序》）
《明儒学案》在广泛收集资料的基础上，对各个学者加以研究，然后分门别类地阐述各家学术观点。黄宗羲在《自序》中表明自己研究学术史的观念：“羲为《明儒学案》，上下诸先生，深浅各得，醇疵互见，要皆功力所至，竭其心之万殊者，而后成家，未尝以懵懂精神冒人糟粕。”正是在深刻理解上下功夫，所以最终在系统性、条理性、明晰性方面，较之前的学术史著作更胜一筹，因而成为中国第一部最完整的学案体范式的学术史著作。
第三，体例独特、新颖。黄宗羲的《明儒学案》，在体例上以“有所授受者分为各案，其特起者，后之学者，不甚著者，总列诸儒之案。”（《明儒学案·凡例》）这样就形成一个个以学术创始人、继承者为一体的完整、系统的学案。各学案又都冠以叙论，作简括的介绍说明，随后分列本案各学者，并依次叙述他们的传略。在各个学者的叙传中，除了介绍生平，还扼要介绍其主要学术观点，并加以评析。随后再接以案主言论的节录和选辑，提供了解各家学术见解的具体资料。他选取的资料均取自原书，又经过精选，用黄宗羲自己的话说，就是“皆从全集纂要钩玄，未尝袭前人之旧本也。”（《明儒学案·凡例》）
黄宗羲《明儒学案》的体例结构，既汲取宋明以来《伊洛渊源录》、《诸儒学案》、《圣学宗传》、《理学宗传》诸书所长，又自创新制，匠心独运，使中国传统学术史中“学案体”的研究范式臻于完善和定型。乾隆初，全祖望承黄宗羲、百家父子未竟之志，续成《宋元学案》一百卷；道光间，唐鉴著《国朝学案小识》；民国初徐世昌等编撰《清儒学案》二百零八卷，全氏学案以下的诸多“学案体”著作，卷帙虽多寡不一，但就体例格局而言，皆没有逾越《明儒学案》的范围。所以，我们完全可以这样说，倘若没有黄宗羲《明儒学案》的这一里程碑式的创制，在中国传统学术史研究中，也就无从诞生“学案体”这一范式。
二、黄宗羲学术史研究的方法与学术使命
在哲学史的研究方法上，有两种哲学史或学术史的写作。一种是史学家的或偏重于历史的哲学史，如梯利的《西方哲学史》；另外一种则是哲学家的或偏重于哲学的哲学史，如黑格尔的《哲学史讲演录》、罗素的《西方哲学史》等。以上两种哲学史研究由于作者的出发点不同，又会产生不同的研究方式、研究方法。史学家的哲学史强调史料的真实、客观，而哲学家的哲学史则往往注重独立的见解和个性化的表达。但以上两种哲学史的写作，在黄宗羲身上得到可贵的统一，既是哲学家又是史学家的黄宗羲的学术史研究，具有在丰富、翔实的资料占有的基础上贯穿自己独立见解和深刻评价的特点。这些特点主要表现为以下方面：
首先，是客观、公允的分析、评价。黄宗羲在编撰《明儒学案》时明确提出学术评价中何为“真”的原则，这就是：“学问之道，以各人自用得着者为真，凡倚门傍户，依样葫芦者，非流俗之士，则经生之业。”（《明儒学案·凡例》）“自用得着者”也即“自得”，自得就是功力深到、独有见解，而不是人云亦云的产物。这就是说，学术评价当以“自用得着者”或“自得”为真，所谓“功力所至，竭其心力之万殊者”，哪怕“一偏之见”、“相反之论”，也要加以重视；相反，若“倚门傍户，依样葫芦者”，则无需认真对待。
纵观《明儒学案》，黄宗羲基本贯彻了这一主张，因而也客观、公允地反映了各家的学术观点。正如莫晋在重刻《明儒学案》序中所论，黄宗羲做到了“是非互见，得失两存。”比如，在评价明初理学家吴与弼时，黄宗羲基本是以客观、公允的态度阐述其学说宗旨，没有因其遵循朱学路径加以非议：“康斋倡道小陂，一禀宋人成说。言心，则以知觉而与理为二，言工夫，则静时存养，动时省察。故必敬义夹持，明诚两进，而后为学问之全功。其相传一派，虽一斋、庄渠稍为转手，终不敢离此矩镬也。……椎轮为大辂之始，增冰为积水所成，微康斋，焉得有后时之盛哉！”(《明儒学案·崇仁学案一》) 黄宗羲首先指出吴与弼对朱学的忠实继承和遵循，在整体上突出了其关心践履功夫及笃实的修心养性方面的学术特征，同时，客观地指出了其对于明学的贡献。这是黄宗羲的可贵之处。
黄宗羲的客观、公允，还表现为“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的学术态度。比如，黄宗羲在分析白沙学与阳明学的关系时，指出：“有明之学，至白沙始入精微。……至阳明而后大。”又曰：“作圣之功，至先生而始明，至文成而始大。”（《明儒学案·白沙学案上》）从问题的一致性看，明代的心学思潮是由陈白沙开启，由王阳明大成的，似乎非常清楚。但是，有一个问题黄宗羲想不清楚，即：“两先生之学，最为相近，不知阳明后来从不说起，其何故也。”（《明儒学案·白沙学案上》）对于王阳明不提起陈白沙，学者们虽然有一定的解释，但总体上大家并不重视这一表面上看很偶然的现象，似乎认为这一问题并不值得深究，而黄宗羲显然意识到这个问题的重要性，但由于自己没有想清楚，所以在《明儒学案》中黄宗羲只是提出了问题而没有冒然回答。这既显示出他的敏锐性与洞察力，但同时又显示出他的谨慎和小心，总体上这是一种客观、公允的学术态度。
体现在《明儒学案》中的客观、公允，还表现在对于学派划分上面。比如，从师承和学派关系上讲，陈白沙师从吴与弼，那么，陈白沙应归于《崇仁学案》，但黄宗羲在《明儒学案》的《崇仁学案》中，并没有包括陈白沙，而是另起《白沙学案》，说明吴与弼与陈白沙其实学源不同。黄宗羲如此评价曰：“白沙出其门，然自叙所得，不关聘君，当为别派。”（《明儒学案·崇仁学案一》）依此亦可见其客观、公允的态度。
其次，直指本质，关注理论实质。在关注“真”的同时，黄宗羲还贯穿自己的独立见解，其《明儒学案》属于哲学家的哲学史，因而具有自发的创造意识，而不是依傍某种“正确”、“权威”见解的历史，这一点至今具有借鉴意义。
黄宗羲撰写《明儒学案》，并不仅仅是为了阐述他人的学术观点，而更为关注的是对哲学的基本问题进行的探讨，如传统哲学中关于理、气、心的理论等。在《明儒学案》中，黄宗羲十分欣赏“尽横渠之蕴”的明代哲学家罗钦顺、王廷相等人的气论，认为：“先生（罗钦顺）之论理、气，最为精确，……千条万绪，纷纭胶葛，而率不克乱，莫知其所以然，是即所谓理也。初非别有一物，依于气而立，附于气以行也。”（《明儒学案·诸儒学案中一》）又曰：“先生（王廷相）主张横渠之论理气，以为气外无性，此定论也。”（《诸儒学案中四》）在这里，黄宗羲虽然主要是评价罗钦顺、王廷相的气论，但以评价为先导，借以诠释自己的观点，其实质是直指程朱理学“分理气为二”的倾向，而提出“理气为一”的观点：“理即是气之理，……理气是一。”（《明儒学案·诸儒学案中》）从这里，我们不难看到黄宗羲直指本质，关注理论实质的特点。
当然，黄宗羲所著《明儒学案》是以心学，尤其是以阳明心学为主线来代表明学的。《明儒学案》所收学者及他们的学术观点和学术渊源，无论内容和分量，都以王阳明为中心，这显示出黄宗羲的自己的学术立场。比如，对于王阳明与湛若水的“格物”之辩，黄宗羲主要是站在阳明学的立场上，对此做了总结：“先生(甘泉)与阳明分生教事。阳明宗旨致良知，先生宗旨随处体认天理。学者遂以王、湛之学，各立门户。其间为之调人者，谓‘天理即良知也，体认即致也，何异？何同？’然先生论格物，条阳明之说四不可，阳明亦言随处体认天理为求之于外。是终不可强之使合也。……然天地万物之理，实不外于腔子里，故见心之广大。若以天地万物之理即吾心之理，求之天地万物以为广大，则先生仍是旧说所拘也。”（《明儒学案·甘泉学案一》）黄宗羲首先从王阳明、湛若水二人学说的分歧上，强调了“随处体认天理”与“致良知”的不同，因而二者“终不可强之使合”。但是，在理论根基上，黄宗羲主要是以阳明学“天地万物之理，实不外于腔子里”的观点，批评湛若水“仍是旧说所拘”。从学术立场而言，黄宗羲维护阳明学、批评湛若水，主要原因还是与其关注“心学”的理论实质相关，即从“心之广大”而言，并没有门派的偏见。这一点，体现在黄宗羲描述当时王门的学生与湛门的学生相互出入方面：“当时学于湛者，或卒业于王，学于王者，或卒业于湛，亦犹朱、陆之门下，递相出入也。”（《明儒学案·甘泉学案一》）其并没有显示出谈论门派高下的倾向。
应当指出，黄宗羲的学术史研究，除了具有哲学史与哲学研究相统一的研究方法之外，同时还表现出强烈的学术使命感。
一般而言，中国哲学史研究的学术使命有两方面：一方面把以往的哲学成果作为建构自己哲学理论的出发点，即“接着讲”；另一方面则真实地呈现以往哲学演变的历史过程，即“如实讲”。作为哲学家和学术史家的黄宗羲无疑同时具备以上两个方面。从“接着讲”方面看，黄宗羲在强烈的学术使命感的感召下，苦心孤诣地探求学术发展史，其实是从时代的学术发展脉搏中，寻找人类社会进一步完善的一般规律；而从“如实讲”看，作为学术史家的黄宗羲，其学术史研究的目的是：搜集和保存史料，以求历史文化的真实，期待启蒙未来。
比如，黄宗羲编撰《明儒学案》，在资料的收集方面不遗余力。但他的根本目的并非出于“学案体”特征的网罗详备，而是为了所肩负的学术使命。他曾指出《明儒学案》的缺憾：“是书搜罗颇广，然一人之力闻见有限，尚容陆续访求。即羲所见而复失去者，如朱布衣《语录》、韩苑洛、南瑞泉、穆玄菴、范栗斋诸公集，皆不曾采入。海内有斯文之责者，其不吝教我，此非末学一人之事也。”（《明儒学案·发凡》）可见，在黄宗羲看来，学术史的编撰并非自己“一人之事”，而是事关天下，所以他号召“海内有斯文之责者”，要一起搜罗学术资料，共襄盛举，这无疑表现出他强烈的学术使命感。这种学术使命感渗透在他的所有学术研究中，无论是探索理论实质、研究历史事实、还是梳理学术史发展，无不体现出既是哲学家又是史学家的黄宗羲这一特点。
从总体上看，以上三个方面（“学案体”的研究范式、哲学史与哲学研究相统一的研究方法、“接着讲”与“如实讲”的学术使命感）在黄宗羲身上并不是没有关联的，而是形成一个整体，共同体现出黄宗羲学术史研究的特征。
三、黄宗羲学术史研究的意义
明清之际，黄宗羲编撰《明儒学案》的学术史成果对于中国哲学史研究具有历史先导性的意义。其意义集中体现为：
1.突破霸权化的学术模式，形成对学术史本质的重新厘定。从历史发展看，从南宋后期至明代，程朱理学占据了学术界乃至整个思想界的主位，成为霸权化学术的代表，学者们对程朱理学的崇拜几乎到不敢越雷池半步的地步。《明史·儒林传序》指出：“原夫明初诸儒，皆朱子门人之支流余裔，师承有自，矩镬秩然。曹端、胡居仁笃践履、谨绳墨，守儒先之正传，无敢改错。”这就是说，明初学术的基本路向表现为，仅仅是对程朱理学的讲述和解释，几乎达到朱子学后再无学问、朱子学后再无真理的地步。三部《大全》即《五经大全》、《四书大全》、《性理大全》的纂修和颁布， 三部《大全》即《五经大全》、《四书大全》和《性理大全》。三部书共260卷，成书于明永乐十三年(1415)，由胡广、杨荣等主编。编撰三部《大全》的目的和宗旨乃在于“兴教化、正人心”，实现“家孔孟而户程朱”的“思想大一统”。三部《大全》的编撰和颁布，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合众途于一轨，会万理于一原”的目的，在全国范围内实现了思想和文化的统一，而程朱理学亦由此确立了它在思想文化领域的“独尊”地位，成为明代官方的正统思想，但《大全》的学术价值颇受非议，如顾炎武评论道：“《大全》出而经说亡”。（ 黄汝成：《日知录集释》卷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1388页。）朱子学被定于一尊，取得了其他学派无法抗衡的至高地位。
但是，唯权威是从显然是学术的异化。其根本之处是丧失了学术的本质，追求现成说法，这是黄宗羲在《明儒学案》的撰写中主要针对的陋习：“有明学术，从前习熟先儒之成说，未尝反身理会，推见至隐，所谓‘此亦一述朱，彼亦一述朱’耳。”（《明儒学案·姚江学案》）黄宗羲认为，学术根源于心之本体，本体并非限于一种模式或途径，所谓：“盈天地皆心也。变化不测，不能不万殊。心无本体，工夫所至，即其本体。故穷理者，穷此心之万殊，非穷万物之万殊也。是以古之君子，宁凿五丁之间道，不假邯郸之野马，故其途亦不得不所殊。奈何今之君子，必欲出于一途，使美厥灵根，化为焦芽绝巷。夫先儒之语录，人人不同，只是印我之心体变动不居。若执定成局，终是受用不得。”（《明儒学案·自序》）黄宗羲在序文中批评了定程朱理学于一尊的政策，指出，学术“出于一途”，只能使盈天地之心的“美厥灵根”，化为焦芽；使“变化不测”的心之本体，变成绝巷。
正是在学术不能出于一途、定于一尊的指导思想下，黄宗羲《明儒学案》改变了传统意义上的学术观念，形成“学不出于一途”、“论不主于一家”的学术史编撰，从而成为中国学术史的先导性著作，正如贾润在《明儒学案》序中所言：“盖明儒之学多门，有河东之派，有新会之派，有余姚之派，虽同师孔、孟，同谈性命，而途辙不同，其末流益歧以异，自有是书（《明儒学案》），而支分派别，条理粲然。其于诸儒也，……论不主于一家，要使人人尽见其生平而后已。”学术总是哲学家的学术，从一定的哲学观出发，哲学家们总是展开为个性化的研究（所谓“途辙不同”），那么，作为学术史研究就应该真实地汇集各家的成果，而不是学术“出于一途”。黄宗羲在《明儒学案·河东学案》记载，有人问吕柟：“今之讲学，多有不同者，如何？”吕柟答曰：“不同乃所以讲学，既同矣，又安用讲。”从《明儒学案》不难看到，明儒一家有一家之“宗旨”，不同讲学者用各自所立的“宗旨”为标识，这些纷然各异的宗旨，实际上就是对于突破霸权化的学术模式、重建思想世界的不同取向。黄宗羲的这种对一家有一家之“宗旨”的认识，无疑形成了对学术史本质的重新厘定。
2.把握时代的脉搏，真实地呈现学术演变的历史过程。从整体上看，黄宗羲的《明儒学案》无疑主要是以王学为中心，除直接反映王学的《姚江学案》外，还有《浙中王门学案》、《江右王门学案》、《南中王门学案》、《王门学案楚中》、《北方王门学案》、《粤闽王门学案》，以及属于王学稍有变化的《止修学案》、《泰州学案》等，占学案总数的一半以上。莫晋所说的“是非互见，得失两存”，也是围绕着“宗姚江与辟姚江者”而言，所以，莫晋又说：“要其微意，实以大宗属姚江。”从《明儒学案》的布局，固然可以反映出黄宗羲本人的学术倾向，但也在客观上把握了时代的脉搏，真实地呈现出明代学术演变的历史过程。
从历史发展看，明代近三百余年的学术，在王学兴起之前，基本是“此亦一述朱，彼亦一述朱”，也就是说，是一个朱学独尊的格局。明弘治、正德间，王学崛起，学人翕然相从，而晚明的思想潮流，最为突出的是王阳明的心学大为流行：“阳明先生之学，有泰州、龙溪而风行天下”(《明儒学案·泰州学案一》)代表官方观点的《明史·儒林传序》中说，王守仁“别立宗旨，显与朱子背驰，门徒遍天下，流传逾百年。”
然而入清之后，对阳明学“空谈误国”、“阳儒阴释”的批评铺天盖地，如清初的儒学家王弘撰说：“大抵阳明之学，真所谓弥近理而大乱真者。”（《格物》，《山志》卷五）吕留良则是近于谩骂：“王守仁，……朱子之罪人，孔子之贼也。”（《答吴晴岩书》，《吕晚村文集》卷一）王夫之则云：“姚江王氏阳儒阴释、诬圣之邪说，其究也为刑戮之民、为阉贼之党，皆争附焉，而以充其无善无恶、圆融理事之狂妄，流害以相激而相成。”（《序论》，《张子正蒙注》）
在这种时代背景下，黄宗羲所选择进行的明代学术史研究，其内在之义便是深入考察明代学术的发展，真实地呈现明代学术演变的历史过程。当然，在这一过程中，王学渊源流变无疑是一个重点，不能不作为一个突出的内容加以对待。比如，对王学如何定位？其内在精神如何传播、演变？回答以上问题实际上就是对明代学术演变过程的真实呈现。
对于王学的历史功绩，黄宗羲毫不讳言地予以肯定。他认为：“自姚江指点出‘良知人人现在，一反观而自得’，便人人有个作圣之路。故无姚江，则古来之学脉绝矣。”(《明儒学案·姚江学案》)应该说，黄宗羲的这一断言并非完全出于其维护学派、光大师门影响的需要，而是在深入考察时代的发展、以及当时学术演变源流的基础上所作出的客观的结论。
那么，对于阳明后学的失误，黄宗羲亦不袒护，所谓“宗姚江与辟姚江者，是非互见，得失两存”，即围绕着对王学宗旨的继承和丧失，黄宗羲总体上否定失去了王学宗旨的学者和学派，如“越中”；而肯定继承王学宗旨的学者和学派，如“江右”：“姚江之学，惟江右为得其传，东郭、念菴、两峰、双江其选也。再传而为塘南、思默，皆能推原阳明未尽之旨。是时越中流弊错出，挟师说以杜学者之口，而江右独能破之，阳明之道赖以不坠。盖阳明一生精神，俱在江右，亦其感应之理宜也。”《明儒学案·江右王门学案一》
可见，判断是否符合王学宗旨即成为关键。黄宗羲所作的主要工作，就是辨析和分诀各家学说的宗旨。当然，以王学为宗旨分析各家学说，并非是要以“王学”去主导、规定各家，如此反而会形成一种新的“出于一途”的霸权学术模式，而这正是黄宗羲所要突破、摈弃的学术方法。因为王学本身的学术宗旨，是要求“人人反观而自得”、“人人有个作圣之路”，所以，以王学为宗旨分析各家学说，反而是要求从各个学者自身出发，从其自得、“得力处”总结出其学说的宗旨，以此得到整体的学术面貌，所谓：“大凡学有宗旨，是其人得力处，亦是学者之入门处。天下之义理无穷，苟非定以一两字，如何约之，使其在我。故讲学而无宗旨，即有嘉言，是无头绪之乱丝也。学者而不能得其人之宗旨，即读其书，亦犹张骞初至大夏，不能得月氏要领也。”(《明儒学案·发凡》)可见，黄宗羲虽然围绕“宗姚江与辟姚江者”，但其实是从各个学者自身出发，“分别宗旨，如灯取影”，充分地展示“其人一生之精神” (《明儒学案·发凡》)。
由此，黄宗羲之《明儒学案》才能够真实地呈现学术演变的历史过程，成为“一代文章之渊薮”，成为与时代变迁密不可分的学术史研究。其把握时展脉搏，客观地呈现学术信史的研究特征，对于现代中国哲学史的研究、发展、建构，无疑也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第三，《明儒学案》体现出学术史的独立性，是现代意义上中国哲学史的先声。黄宗羲在《明儒学案》的编撰中，从根本上突破了传统的学术观，即不以君王将相为核心，不以政治题材为关键，而是真实、内在地考察明代学术的来龙去脉，这不仅是一个历史观的进步，而且还是中国传统学术史上的一个突破。梁启超对《明儒学案》的这一特征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他说：“黄梨洲著《明儒学案》，史家未有之盛业也。中国数千年，惟有政治史，其他一无所闻。梨洲乃创为学史之格，使后人能师其意，中国文学史可作也，中国种族史可作也，中国财富史可作也，中国宗教史可作也，诸类此者，其数何限”。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之九·新史学·中国之旧史》，中华书局，1989年影印版。黄宗羲的学术史编撰，主要体现了学术史的独立性，对中国哲学史的产生和学科的独立性无疑具有积极影响。
从严格意义上看，中国传统学术中并无哲学或哲学史学科，但正是由于黄宗羲《明儒学案》的历史先导作用，不仅使中国哲学史，像中国政治史、中国种族史、中国财富史、中国宗教史一样“可作”，成为独立学科，而且在研究范式、研究方法上，也为中国哲学史能够保持自身的民族性，提供了丰富的历史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