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湘文化概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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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湘文化概论范文第1篇
关键词：生态健康;绿色校园文化;大学生
中图分类号：G71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4）40-0016-02
湖南理工职业技术学院位于湖南省着力打造东方“维也纳森林”的长株潭“绿心”地域，它倡导健康环保、积极向上的理念，致力将绿色理念、绿色产品宣传推广至社区、所处城市、全省乃至全国，形成绿色示范引导效应。该校的绿色校园文化建设已在省内形成了较大的影响，笔者总结其经验，可分为四个方面。
一、构建绿色课程体系，传授学生“环境保护，心理健康”的知识
1.开发校本课程，引导学生关注人与自然的和谐。该学院以光伏专业作为学院特色，自2011年来，在全院学生中开设了《光伏概论》课程，帮助学生了解光伏产品及光伏专业的前景。考虑到教材的通识性，目前，学院正着手开发校本课程《人与自然的可持续发展》，使学生认识到生态系统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认识到人类的决策与活动对资源、社会、全球造成的影响、新能源的应用现状及发展前景等，从而使学生更加自觉地保护环境，形成正确的价值观和可持续发展的生活观。这门课程将取代《光伏概论》，在全校所有大一新生班级开设。
2.完善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课程体系，为学生的健康成长导航。根据当前高职大学生的心理特征，学院修订《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课程标准，完善教学内容，将实践性教学环节的比例加大;定期在新生入学后、职业选择前等阶段举办专题心理讲座和心理危机干预相关培训，每年开展5・25（我爱我）心理健康月活动;不断完善学院心理健康网站的内容，将信息及时更新，并在世界大学城开辟专门的心理健康交流群组，与学生进行资源共享和师生互动;加大心理咨询室的硬件建设力度，并充分利用QQ、电话、微信等通讯媒介进行远程心理咨询，帮助学生消除心理困扰，做到“心灵绿”。
二、实施校园环境美化、净化工程，培养学生的环保意识
1.张贴人性化宣传标语和标识。学院将主流价值观、地方特色文化、学院办学理念渗透到各楼道的标语中去。如第三教学楼楼道展示了民族精神、科学创新精神、时代精神、励志教育等标语内容;图书馆楼道展示了湖湘文化系列、湖湘名人系列、湖湘风景名胜等标语内容;实训楼楼道则展示了明理知行、精工致远、勤学勤思等方面的标语。教室内悬挂明志治学的名言名句，实训室、实习工厂制作操作规范及章程、职业文化名言名句、生命承诺激励匾等。食堂区把勤俭节约、珍惜食物的传统教育融入到食堂管理中，进一步规范学生就餐程序，确保食品安全卫生，引导学生养成良好的文明习惯，营造高雅舒适的就餐环境。
2.完备、规范校内配套设施。学院建立齐备的校内垃圾箱、果皮箱配置，合理布点垃圾收集与中转，做到了实验实训室有三废处理措施，有防噪音设施，有防火、防爆、防盗、防破坏的基本设备和措施和有高压容器、放射性物质、易燃、剧毒物品的特殊存放库房和管理措施。校内排水泵房、楼顶水箱、储水箱、加压水箱，各路进出水压力符合安全标准。校区道路交通基本设施良好。校内主干道、建筑物周边道路平整。禁鸣、限速、禁行等交通标志齐全。教学楼、宿舍楼周围有停车棚，建筑物周围有固定停车点。
3.实施校园“四季飘香”工程。学院实施了“春有花、夏有荫、秋有果、冬有绿”的“四季飘香”工程。学院在绿化处理上，结合地形层次，促使植物造景多样，常绿与落叶植物的比例搭配均衡，色彩季相变化有序;并给每一种花草树木挂起“身份卡”，内容包括花草树木的品名、所属、产地、基本特征、主要用途、象征意义等，使学生不出校门就能了解这些花草树木的特性。在绿色植物的配置上，学院以生态园林学为指导，以乔木为主，乔、灌、草、藤、竹相结合，长绿、落叶乔木交错，随季节变化，色彩斑斓;灌草滕竹点缀，高低错落，富有层次。
三、打造太阳能特色校园，引导学生低碳生活
1.校园MePad系统。学院引进皇明太阳能公司的MePad（Micro Emission Packaged Design）系统，该系统以“微排、智慧”为核心，整合利用太阳能热水、太阳能干燥、太阳能采暖、制冷、太阳能光电光伏、节能门窗、节能玻璃等太阳能为主的各种节能解决技术，对学校各个方面进行节能改造与管理。目前，学院已基本完成两大子系统的建设：校园生活热水集成系统和校园照明集成系统。学院将在三年的时间不断完善已有的两大系统并逐步建设校园建筑遮阳集成系统和校园采暖集成系统。
2.新能源企业形象展示区。在校区的主干道，学院制作能源企业形象灯箱，包括国际知名能源企业的企业文化、产品广告、技术特点、用人理念等，并开辟校企合作形态显示专区。
3.在图书馆建立太阳能科技馆。太阳能科技馆由学院老师自主规划、设计、施工制作完成，具有完全知识产权，共14个展区，并已于2013年年初对外开放。
四、组织“绿色践行”活动，学生绿色理念辐射大众
1.开展“保护湘江母亲河行动”。湘江是湖南省境内最大的河流，湘江流域（湖南境内）面积占全省总面积的40%，人口约占全省人口的60%。然而，近些年，湘江受到了严重污染，因此，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要参与生态环境的保护与建设。学院每年组织学生参观污染场地修复示范基地、“两型产业示范园区”;每年对湘江水质或湘江边的植被环境进行一次走访调查;每月开展一次清除湘江垃圾的志愿者活动;并通过情景剧表演、发放环保小书签、横幅签名、环保义演义卖活动，向市民进行低碳环保的普及教育。
2.开展植树造林活动。在每年的3月12日植树节前后，学院教师带领学生在校园、公园、郊区等地植树造林，改善环境。学院与学校周边小区合作，开展“认领一棵树，共建小区林”活动，将植树造林理念深入居民心中。
3.开展“绿色消费践行”活动。在每年的全国节能宣传周和6月5日世界环境日，学院教师带领学生走出学校，宣传节能环保产品，倡导大家节约用水、节约用电、节约用纸等，在消费过程中做到消费无污染的物品，消费过程中不污染环境，自觉抵制和不消费那些破坏环境或大量浪费资源的商品。
五、结语
在绿色校园文化建设中，学院通过对硬件和软件的改善，校园逐步达到生活环境乐、人际环境谐、育人环境优的理想状态。通过对绿色文化的认知和感受，学生成为积极向上、注重环保的公民，并通过自己的言行去感染更多的公民。因此，绿色校园文化能给师生创造一个有形而庄重的心理“磁场”，在无形中统摄着全体成员的灵魂。
参考文献：
[1]张慕，贺庆棠，严耕.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与实践[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8.
[2]赵天D，刘卉，金鑫.试析北京大学开展绿色校园建设的有效途径[J].环境保护，2009，（3）.
[3]孙燕，李成忠，居萍，杜庆平.关于高职院校绿色教育系统之构建[J].职业教育研究，2012，（3）.
湖湘文化概论范文第2篇
[关键词]屯堡文化；内稳态机制；和谐社会
一、 屯堡村落文化概述
屯堡文化来源于历史上朱元璋大军征南和随后的调北填南的政治军事行为。南方和北方在地域上形成模的人口流动，大批中原和江南各省军士及其家属入驻西南，开始了贵州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开发，在黔中一带积淀为汉族移民独特的生活方式、礼仪习俗、语音语义、衣着服饰、及建筑风格等文化事象，并保持相对自我封闭状态，代代相传，相沿成习。在闭塞的山区条件下，组成独特的屯堡村寨，形成特殊的屯堡文化。屯堡文化是一种地域特色文化，因此屯堡文化既带有着鲜明的区位特色，而且其文化特色和社会结构特点也较为突出。
二、 屯堡文化的内稳态机制
屯堡所处地区的地理空间的闭塞性是让屯堡文化具有内稳态机制的前提条件，由于屯堡地区是典型的喀斯特地貌，河流和山丘的切割作用使得村落之间既存在着固化独立，又作为屯堡文化主要的文化支系互相连为一体。这种文化的整合力使屯堡乡民社会的发生和发展具有了同源性基础。
屯堡社会之所以能够在社会转型期保持文化延续的可能性 ，根本原因在于宗教礼俗制度的教化作用，在宗教礼俗制度的影响之下，屯堡社区系统内部本身形成一种对外的抗拒力，反作用为以传统文化为凝聚核心的回拉力，也就是这种弹性作用力使得屯堡文化形成了巨大的向心力。屯堡社区的社会交往和互动主要存在于社区内部自然情感的传递，本质上而言是一种对屯堡文化的守望和坚守。交往行为的内卷化带来的社会生活的自我平衡，则直接导致了屯堡文化内稳态机制的得以形成，在这种内稳态机制的作用下，屯堡人努力地坚守者文化特质，使屯堡文化在传统与变迁的双重作用下保持着相对不变。
这种内稳态机制其实是作为一种调节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自我关系的协调机制存在的，在屯堡村落中，它让居住在这里的人们和谐相处，友好相生，它让屯堡社区的社会结构不断的趋近合理，它让屯堡的特色文化得以保存和传承。
三、 屯堡文化的核心价值与和谐社会的共通性
和谐社会是一个宏观的概念，不仅涵盖着经济的和谐、社会的和谐，还包含着文化的和谐。实现文化的和谐就需要正确对待传统文化，科学的认识到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并能够把握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与当前和谐文化社会建构机制的共通性。和谐的文化社会作为和谐社会重要的组成部分，它的建构对于整个和谐社会的构建起着相对重要的作用。
（一） 文化的民族精神
从屯堡文化出发，我们能够很清晰的看到文化的民族性和民族认同感蕴含其中，正是这种文化的民族精神让人们具有聚合力和团结合作的基础，在屯堡文化中，民族精神贯穿其发生和发展的始终，从南到北和从北到南的迁移，民族之间的互通性和差异性让屯堡文化有了极大地民族认同和民族聚合力，并推动了屯堡村落的延续至今。
而把这种文化民族认同感置于整个社会，就会显得更有意义，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而且每一个民族都拥有自己民族独特的文化特点，而这种文化特质都是通过建筑、服饰、饮食以及信仰等文化事象表现出来的。文化虽有差异，但是每个民族的文化都是与和谐社会的核心价值相符合的，故民族文化不仅聚合着每一个民族的人，而且由于文化的与和谐社会的内在共通性，使得每一个民族的文化又会服务于整个和谐社会的建设。
（二） 文化的时代精神
文化都具有一定的时代性，从它产生之初，就会具有这样的一种潜在的特质。文化的时代精神在当今和谐社会的构建过程中，主要体现在对于传统文化的回归和运用。传统文化的时代价值主要是因为文化的发展性，文化在发展的过程中，会不断的丰富自己的核心内涵，使之不断的适应时代的发展，并能够真正发挥其在当今社会的文化调适功能。屯堡文化稳固着屯堡村落的社会发展结构，而文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优秀成分也会对整个社会结构的稳固起到一定的正向作用。
（三） 文化的和谐理念
屯堡文化之所以经久不衰，而且屯堡人对屯堡文化的认同感不断的加强，就是因为其内在所具有的和谐理念与当前社会管理得到了很好的契合。屯堡人交往的内卷化，使得屯堡人之间的交往更多的是一种理往而不是因利益关系争取而形成的交往，而且屯堡文化的内在聚合力又在不断的消减着屯堡人之间的利益关系，使得屯堡村落始终保持着一种相对和谐的状态存在。
“中国传统文化特别强调“和合”精神，“和合”精神虽然植根于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的深厚土壤，但却是人类世界的共同精神财富，和谐思想所要倡导的是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社会的和谐、人与人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就要保护生存环境，这一点屯堡人的做法对于当今和谐社会的构建极具借鉴意义。在一个基本上没有平原支撑的地区，他们能够实现基本的自给自足，并能够青山绿水，不得不让我们承认文化对于人们的教化作用。除此之外，屯堡文化还在优化家庭结构和社会结构方面发挥着巨大的作用，礼俗制度的继续传承以及社会舆论机制的稳固，都让屯堡村落的和谐成为一种必然。推及到今天的和谐社会，我们一方面要保护我们自己的生存家园，另一方面又要时刻的给自己“补课”，不断的汲取传统文化中的精髓，并把它与现代化的和谐理念相结合，作为和谐社会建构的一个重要参考坐标，从而不断增强文化的内在影响力和外在的延伸力，保证“和合”精神在当今社会的合理运用。
参考文献：
[1]孙兆霞.屯堡乡民社会的特征[J].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04.
[2]蒋立松.文化人类学概论[M].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3]孙兆霞.屯堡乡民社会[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
[4]孙金华，张国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传统文化基础[J].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9.
湖湘文化概论范文第3篇
关键词：魏源 《武林纪游十首》 经世致用 涉佛心态
魏源是我国近代历史上著名的思想家，由于世俗的偏见，往往只重视魏源的经世致用之学，而忽视其佛学思想，甚至对其入佛多有微词，这是人们对佛教的偏见和对魏源知之不深的缘故。近年来，已有学者开始正视他的佛学思想，在“纪念魏源200周年诞辰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就有易重廉和丁平一两位先生的论文是专谈魏源佛学思想的，故而魏源入佛之因、佛学思想的表现及其对后世的影响就引起了大家的关注，发表了一些不同的见解，特别是对于魏源“入佛”原因多有自己观点。纵观前辈学者的研究成果，笔者认为，考究魏源的一生，终与佛学相缠绵。幼年、少年耳濡目染，早有佛家慧根；青壮年钟情于禅宗，后来专攻净土宗，晚年遁入空门，虽然从表面上看，魏源似乎出儒入佛，从积极的经世到消极的出世，是矛盾对立的，但是魏源一生的所作所为从本质上来看，经世致用的思想是一以贯之的，佛教始终是他实现经世理想的手段和一种区别于传统的新的方式。
在魏源作品中，魏源始终没有直接阐发其涉佛原因和心态的作品，只能散见于他的诗文集中，尤其是他的山水诗。其中也有学者试图通过分析其山水诗来探究其佛学观点和入佛原因。在研究魏源山水诗的过程中，笔者发现其中有一组山水诗《武林纪游十首呈钱伊C居士》却非常特殊，不像魏源其它诗歌，把山水之美和佛教的审美意境完美结合，塑造了“清新自然”的审美意境，体现诗人超然物外的禅情佛意。这组山水诗，体现出来的是诗人矛盾的心态：一方面眷恋山水之美，清幽超然的意境；另一方面却又猛然醒悟到应该要建功立业，感觉是在出世与入世之间徘徊和挣扎，是把儒家和佛教的对立，而不是融合。因而可以说这组诗歌就是研究魏源早期涉佛心态的重要文献资料，其中“出世”与“入世”的纠结，山林之隐的志趣与“亡羊补”的理想交错其中。
一、《武林纪游十首》成诗时间考证
关于《武林纪游十首》成诗的时间，据魏耆《邵阳魏府君事略》云：“戊子，游浙江杭州，晤钱伊u居士东甫，从闻释典，求出世之要，潜心禅理，博览经藏。延曦润、慈峰两法师，讲《楞严》《法乘》诸大典。”又据陈其泰、刘兰肖主编的《魏源评传》载：“魏源在道光八年开始学佛，当年仲夏，魏源游杭州，经龚自珍介绍，结识了著名学者钱林，留钱府月余。”从现存的中华书局出版的《魏源集》收集的该组诗歌，前有诗注云：“时寓师之宅月余，临行纪此志感。”由此可见，该组诗歌应该成诗于1828年，至于是否是该年夏季，值得考虑。如《武林纪游》其八云：“曳舟破冰澌，踏林惊冻雀。”又如《武林纪游》其十：“月来水空明，中有云影吐。湖风吹梦凉，人在冰壶语。”从这些诗句可以看出，这不是夏季风景的描写，但结合所有现存资料可以看出，魏源写这一组诗的时间应是戊子道光八年秋冬之际。但是无论如何，我们可以看出，时年魏源大约是35岁，正式接触佛学思想。但是由于是涉佛早期，还没有很好地调和两者之间的关系，再加上其它的原因，因而这组诗歌表面上体现了魏源游武林山水时的一种矛盾心态。但在思想深度上来讲，在一定程度上再现了魏源早期涉佛的幽微复杂心态。
二、《武林纪游十首》中两种矛盾心态的解读
陆机在《文赋》中提出“诗缘情而绮靡”的观点，诗歌是一种抒情性较强的文学体裁，魏源在山水诗中也赋予了自己强烈的情感，通过诗歌体现出的情感也可以分析隐藏在其中的思想。魏源对自己的山水诗期许很高，所以魏源的山水诗往往成了很多学者研究其佛学思想的载体和间接研究对象，确实在魏源的山水诗中字里行间充溢的是佛意禅影，荡涤读者心灵。然而，《武林纪游十首》与其绝大部分山水诗所不同，魏源的这组山水诗歌，有点类似于读苏轼的《前赤壁赋》，很明显能感觉到两种思想在交锋，有沉浸在佛的意境中的探幽求胜，佛意盎然；又有积极入世的当头棒喝，儒释两种思想、两种意识纠缠于该组诗的始终。这种纠结和矛盾也成就了这组诗的魅力。
（一）组诗中所展示的向佛情怀
郭嵩焘在《古微堂诗集序》中说魏源的游山诗“深入佛理，清转华妙，超悟尘表”。魏源的这组诗是魏源游山诗代表作之一，诗歌展示了“初发芙蓉”之意境美、“涅成佛”之理趣美。宗白华先生认为中国古典美有两种倾向，一为“错彩镂金”，一为“初发芙蓉”。南朝梁・钟嵘《诗品》卷中：“谢诗如芙蓉出水，颜如错彩镂金。”詹志和先生在《魏源山水诗与佛教美学》一文中认为这两种风格都与佛教艺术、佛教美学有密切的关系，“初发芙蓉”得力于重“神”的佛教义学，魏晋时期，由于玄学和佛教般若学的盛行，才以“初发芙蓉”之美为尚。
组诗中“初发芙蓉”之意境美主要体现在诗歌意象的塑造上。意象是客观物象经过创作主体独特的情感活动而创造出来的一种艺术形象，是主观的“意”和客观的“象”的结合，也就是融入诗人思想感情的“物象”，是赋有某种特殊含义和文学意味的具体形象。《周易・系辞》已有“观物取象”“立象以尽意”之说，一个或多个意象而意象成意境。组诗中“初发芙蓉”的意境是由三类意象组成的。第一类是武林自然美景。魏源笔下的武林美景主要包括了西湖、飞来峰、花坞、西溪等。组诗中的前两首描写西湖的美景，把西湖比作“绝代姝”，让世人觉得“嗔喜无不j，尽洗浓艳气，转益幽情酣。”更让世人于沉醉中疑之为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但任舟南北。归舟尚梦游，梦与波鸥三。”“石石悉竖立，诗是悉浑沦”的飞来峰，“竹间径途叮竹外山蜕剑竹旁涧徒А钡挠挠幕ㄎ耄让诗人不禁发出“问君仁智性，可同渝鸟玩”的疑问。当然更有“踏林惊冻雀，逢涧或褰裳”的西溪。这一切都让人感觉远离城嚣、清新自然、悠然忘俗。组诗中的第二类意象是佛寺u院。这是让诗文具佛意的一组意象，这类意象不仅能起到直接意象的效果，还能起到间接意象的作用，能引起读者的想象，从而起到言有尽而意无穷的艺术效果。西湖旁的孤山C，“遥望一簇影，渐近孤山C。环林尽水气，如入蛟宫探。”C院之景让诗人“肺腑毛发沐”；“篁深不见天，苔厚不见地”“幽禽时一至，林笋无人薄钡蔫汗馑拢环衫捶宥サ摹跋羲轮由湿，随风不度岭”；花坞之中“竹杪C腿C，尽日不逢人，终年无启关”。C寺林立，静谧清幽，远离名利场，与世俗隔绝。杜牧曾在《江南春》中云“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江浙一带是六朝佛教文化传播繁荣之地，又是封建社会后期的经济文化中心，佛教发达，佛寺庵院林立，游之而更能催生人的向佛情怀和心灵的净化。组诗中的第三类意象是隐士僧人。作为佛家“三宝”之一的僧人和崇尚修身养性的隐士，这类意象在组诗中多处出现，如韬光寺中的“至今头白僧，不出黄叶寺，山门扣不开”。第六首诗中“有时逢一僧，皆作太古颜”。第七首“百觅理安寺，始与山僧晤。亦言十年隐，仅获一朝步”。组诗中的第九首，就描写了一位长洲籍隐于西溪专治毛诗的隐士，“中有考士，匡先王诗。”“花开二南篇，花谢及黍离。蒹葭溯伊人，榛苓美西归。”写出了他隐居的怡然自乐，同时也与“王孙苟不芳，_亦何为”进行对比，这简直就是天下无道则隐的感伤情怀的另一种表述。
组诗中还体现了一种“涅成佛”之理趣美。魏源山水诗重理趣，注重思辨，寓“理”于景。佛教特别讲究分析与思辨，故而有四谛、三观、六根、十八处、三十六树、五戒、八戒等角度来分析客观世界，同时还有一套特殊的逻辑推理和思维方式。佛教自东汉传入中土以后，我国古代诗歌就特别注重理趣美，以陶渊明的诗和宋诗为最，魏源山水诗一以贯之，这组山水诗随处可见理趣之美。如组诗开篇两句“峰耶曰是云，云耶曰是山”这一方面当然是雨后西湖实景写照，但也可以理解成魏源的齐万物的思想。组诗其七中有诗句“境穷乃得仙，智塞翻成悟。却嗟趁途人，那识迷途趣。”这中间充溢的是辩证观的思想，境穷与得仙，智塞与成悟，迷途与乐趣，都是相对相反的，却可以转化，追求一种超脱之乐。该诗后面的小序中写道：“九溪十八涧在理安寺后山，今人但寻御道至理安寺，所以终身不知也。”更是道出了看似平淡实则深刻的人生哲理。
正是这种体现在字里行间的文字中所塑造的意象和通过意象所体现出来的不染尘俗的意境，以及隐藏在文字之后，通过咀嚼和繁复的揣摩而能领悟的哲理，体现诗人向佛的情怀，同时这也正是诗人在红尘现实中的无奈，或许还有一种净化世人心灵的一种期盼。
（二）组诗所体现强烈的入世之情
魏源的山水诗往往为描绘山水之胜，表达对山林的喜爱和眷恋，多用佛家意象，充斥佛教思想。读魏源的这组诗歌发现有几处很特别的地方，与魏源其它的山水诗迥然不同的地方，它体现了魏源于迷恋山水的同时犹如当头棒喝，提醒诗人不忘入世建功立业的崇高理想，从退隐出世之乐中回到现实社会。很突兀也很真实，确实符合刚过而立之年的诗人最真实的想法。如组诗前两首，先极写西湖之美，让人沉浸在超然物外的出游之乐中，浑然已忘儒家先哲修齐治平的谆谆告诫。但诗人于诗尾写道：“用世贵形胜，遁世宜深谷。我已西湖恋，恐被西湖束。一笑上吴山，豁我海天目。”用世之情，油然而生。这几句诗不可谓不大气，不可谓不积极。同时这几句诗也照应了组诗后小序“时蒙师谕，戒其耽山水溺文字也。”久耽山水必有退隐出世之意，所以恐被西湖束，故而上吴山，开阔眼界，才会有凌云之志，这有点杜甫当年登泰山之感，“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养心中浩然之气。组诗最后一首写完了武林名胜古迹，探寻了不为场所的幽境之后，诗人于结尾处又陡起与诗境不相符的一高峰：“誓回屠龙技，甘做亡羊补。行当返茂苑，不获亲芳杜。”诗人非常明白地讲明了自己秉屠龙之技，由山林返回统治者的茂苑，为统治者做亡羊补牢的工作，其入世之情非常明显，另外一个“誓”字，可见其意志的坚定。一个“甘”也可见是人的价值取向。这恐怕也是诗人此后多年甘为幕僚，辅佐地方官员，服务于地方民，乃至之后复出，考中科举的精神动力。通过这些诗句，我们清晰地看到了诗人强烈的入世之情，甚至让人感觉到魏源把山林之乐和入世经世从一定程度上对立起来了，这恐怕也是他对佛教认识不深使然。
儒家的隐逸，道家的出世，佛教超越和儒家的积极入世，建功立业。在这组诗中构成了一组矛盾，是两种对立的人生态度。同时也可以看出1828年魏源刚刚涉佛时的矛盾心态，没能做到真正地调和儒释，究其原因大概有以下几个方面。
总之，魏源生活在这样一个封闭的封建末世，在欧美文化还没正式引入之前，我们的晚晴先哲们唯有出入释老，重治元典，以“经数求治术，以佛法求世法”弥补儒学发展到晚晴时所呈现的不足。但出入释老而不是溺于释老、耽于山水、溺于文字，对于释老，尤其于释家，仅仅只是刚刚触及儒释哲学的知解性研究，还未形成成熟的理论体系，而非晚年的宗教信行式实践。故而就能理解《武林纪游十首》中两种矛盾心态，也能明白组诗后小序“时蒙师谕，戒其耽山水溺文字也。”
（基金项目：本文系教育厅一般课题：“魏源佛教思想研究”，[项目编号：13C856]。）
参考文献：
[1]魏源.魏源集[M].北京：中华书局，1976.
[2]湖湘文库编辑出版委员会.魏源全集（甲编）[M].长沙：岳麓书社，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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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麻天祥.近代佛教史[M].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14.
[5]梁⒊.清代学术概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
[6]陈谷嘉，朱汉民.湖湘学派源流[M].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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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湘文化概论范文第4篇
abstract： in shaanxi province, with profound cultural background, after a thousand years of history, there are many folk art forms in folk, which have become a part of the culture of shaanxi and embody the psych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 people’s aesthetic in shaanxi.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ypical folk arts and crafts in shaanxi, from the three aspects of folk culture, features of style and application of color, the author summarized the features of "native language symbols" in shaanxi, and started off the analysis of area design in shaanxi on this basis.
关键词： 民间艺术；皮影；设计艺术；视觉符号
key words： folk art; shadow figures; design art; visual sign
0 引言
我们知道任何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地域，都有他们各自的文化历史传统和独特的风俗习惯。这些传统和习惯受这个国家、这个民族、这个地域历史文化积淀的影响，根基于该地区人民的审美取向和哲学思考，被当地道德伦理传统所束缚，形成了很多独特的、被当地人民所喜闻乐见的民间工艺美术形式。这些形式因为其独特的民族性、地域特点、审美特征而形成独特的审美符号。他人看了这些审美特征明显的视觉符号，就会把它和特定文化环境联系起来，而这些符号也就愈来愈多的凝缩着这一地域的文化审美特点。
当我们把这一地域放眼于陕西时，我们便不难找出陕西这一地方独特的民间工艺美术审美形式，我们不妨先把这些形式作一个大概的巡礼。
1 华县皮影
华县皮影是以牛皮或驴皮经过压膜使其透明后加以雕刻和彩绘而成。它继承和借鉴了剪纸艺术，运用刻镂透光效果而成的一种民间艺术形式。它的造型多以陕西秦腔中的戏剧人物为主，同时吸取了汉代画像石画像砖的艺术特点，经过上百年艺人们不断总结概括、不断创新终于形成现在华县皮影线条流畅大方，造型精致秀丽，色彩稳重鲜明艺术特色。华县皮影雕刻造型，分阳刻和阴刻两种，对小生和旦角面部造型刻画上，以阳刻为主，突出角色年轻、儒雅、文静的气质特征，脸部造型抽象化为高额头、直鼻梁、点红嘴、细眼眉，人物身材的造型则多以细长消瘦为主，手指修长。对花脸和丑角等角色则多选用阴刻为主，刻线就是脸部造型线，在刻线与刻线之间的牛皮上进行施色，因此阴刻皮影的脸部造型非常丰富，感染力很强，在这些花脸和丑角的脸部，造型被抽象化为高额头、圆鼻梁、粗眼眉、红嘴唇等特征。
2 渭南“面花”
“面花”又称“花馍”、“礼馍”，是陕西渭南民间一种以面为原材料，通过特殊的和面、蒸馍工序，把面捏制成各种栩栩如生、形象夸张、造型可爱的一种民间工艺，然后点缀上鲜艳的颜色，极具观赏性和艺术性。由于“面花”在黄河流域的甘肃、宁夏、陕西、山西等地都有，且各具特色，其中渭南的“面花”以造型复杂夸张，色彩明快简洁为特点，多出现狮、虎等动物造型，多应用于婚庆、祭祀、小孩满月、祝寿，礼节性审美大于实用。
3 陕西民间布艺
陕西民间布艺是在以布类为基本原材料，把不同颜色的布、线缝制成一个立体或平面的艺术形式，它属于民间美术“母体艺术”中的一项综合性艺术。中国的民间布艺有很多种，而陕西的则以造型夸张粗犷，颜色艳丽醒目而独具特色。其种类繁多，有布玩具、娃娃耳枕、童鞋童帽、荷包、肚兜等，这些民间布艺多在实用的基础上，表达了陕西人民对世界的认识，对亲人的祝福，同时也表达了陕西妇女对美的理解。这种布艺大都以虎、五毒等为主，造型丰富多彩，手法以抽象夸张为主。
当然除以上几种还有很多极有特色的陕西民间艺术形式，如凤翔泥塑、陕西木板年画、合阳提线木偶、陕北的剪纸、秦绣、户县农民画、陕西草编、马勺脸谱、木偶、面具等。所有这些现代人所谓土得掉渣的民间艺术形式，被很多人看不起，是下里巴人不能登大雅之堂，被认为应该退出历史舞台，可是它们承载了陕西人的审美情趣和对人生、生活的理解，它是地地道道的陕西艺术设计的“本土语言符号”。
4 陕西区域性设计
随着时代的发展，陕西人的审美观念也在不断变化，很多的民间工艺美术形式在这种不断前进的历史文化车轮下，显然已不合时代的要求，不合陕西人精神生活的需要。而对于这些“本土语言符号”，我们该如何对待？我们知道民间艺术形式只是当地文化的符号和载体，在陕西历史文化的沉淀中，这些符号承载了很多本土的文化，承载了很多陕西人对形式美的理解，当这些符号不能满足人民日益发展的精神需要时，我们就应该考虑在继承其内在审美精神的情况下，把这种经过千百年才形成的文化，以一种现代的设计方式、现代的设计理念表达出来，使这种新的“本土语言符号”继续传达陕西人对形式美的理解，对生活的追求。
这里我们不是要复古，不是要我们的设计师回到陕西的以前，不是把以前的民间工艺形式再一次呈现在世人的面前，当然更不是阻止我们的设计师学习西方先进的设计，只是希望我们的设计师在做设计的时候，要多考虑陕西作为一个文化大省将来设计文化的持续发展和陕西人对应用美的理解。
当我们从陕西设计师作品中，看出它不是湖湘味或者岭南味，而是真切的陕西味时，我们就可以说这个设计师抓住了陕西本土审美的精神了。如果只是仅仅以为了解陕西民间工艺的各种形式，而且很浅层面地去重组它们，表现它们，这是不能完全反映出陕西文化艺术设计的本质的，也不能完全表达陕西人民对美的理解。作为一个设计师，特别是在致力于陕西的文化建设的情况下，就应该多透过这些陕西民间工艺品，去发掘其内在的东西，这种内在的东西才是可以继承和发展的，才是可以表现陕西人特质的。
那么如何透过这些民间工艺形式，归纳出这种特质？我们再来回顾一下这些陕西的“本土语言符号”，从渭南华县皮影到“面花”再到凤翔泥塑，又诸如剪纸、农民画、木偶、木版年画、等等，若看它们的形状，则大都造型奇特夸张、格调豪放不拘小节；若感受他们的色彩，则大都以高纯度的色彩为主，且对比强烈刺激鲜明；取材上多以历史故事、神话传说、农村生活等为主，且多以抽象夸张的手法表现。如秦绣的鲜明色彩、古朴简约的形象、精巧细腻的加工和苏绣的精巧细致、淡雅素洁形成鲜明对比。再如凤翔的木版年画的其粗犷的造型，鲜明的色彩等等。从这许许多多的陕西“本土语言符号”里我们不难总结出这里的“本土审美思维”。
首先，从民俗文化来看，陕西人有着自己的独特的民俗意识和民俗心态，这种独特性主要也体现在对情的表达、对生的愿望、对福的追求。也就是说陕西的民间工艺都具有极强的功用，这种功用首先体现在对情的表达上，陕西人的“情”是以“礼”来表达的，“礼”多以具有“本土语言符号”民艺形式体现出来，因此这种的“本土语言符号”无论是送给子孙的耳枕、鞋帽、肚兜还是玩具，都是在实用的基础上表达长辈对晚辈的关心爱护，传达了陕西人对“情”的理解。同样，渭南“面花”（礼馍）、泥塑、年画等无一不体现这一以 “礼”传“情”的特点。在陕西民间工艺造型中多有反映人民多生命繁衍的渴望、对长寿多子的祈求。无论是秦秀中的“鱼戏莲”、“瓜瓞绵绵”、“石榴”、“送子观音”还是泥塑中的各种人物动物造型，都象征着陕西人民一种质朴的人生观念。对福的追求应该说是陕西先民一代代为之奋斗的目标，他们把这种理想用一系列谐音成语、寓意纹样、象征图式等表现出来。这种地域性民俗特征对我们研究本土设计的形态表现有着很好的指导意义，可以使我们开发出适应现代生活节奏同时又符合这种审美文化的设计品来。
第二，从造型特点来看，陕西的民间工艺品造型特点主要以粗犷豪放、大胆夸张为主。这种特点来源于陕西上千年文化的积淀，来源于陕西人民特定的社会结构和文化结构所形成的集体审美意识，经过陕西民间艺术家独特的思维和精巧的手艺后所形成造型形态。从华县皮影那种夸张流畅的造型到不拘一格、删繁就简的泥塑，再到格调豪放、刀法简练概括、线条刚进有力的凤翔木版年画等等，陕西人千百年来所形成的审美意识以不同的形态不断的出现造我们周围。当然它也正等着我们当代的设计师继续发掘，从新的角度、新的技术、新的形态形成适合当代审美的地域性设计。
第三，从色彩应用来看，陕西民间工艺艺术用色以概括性、象征性、装饰性为主，陕西民间艺术家喜欢用鲜艳、对比强烈、简练、经过概括的色彩。如华县皮影的用色具有象征性，颜色大多以红、绿、黄、黑为主，多以平涂，很少用过渡色，由于有黑色和白色镂空的调和，使之看起来极具张力但又及其稳重，显得丽而不艳，民族味浓厚。再如陕北剪纸颜色的纯正、凤翔泥塑色彩的浓郁热烈等都给我们的设计师提供了很好的借鉴，对陕西本土设计的色彩应用开辟了一条鲜明的路径。
如今，在全球经济多元化，文化艺术发展多元存在的今天，陕西很多的“本土语言符号”都远我们而去，有一些符号，现代的青年人都不知道它曾经存在。作为一个陕西本土设计师，不能不思考这样的问题：陕西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文化传统的文化大省，有很多的工艺设计作品曾很好的服务于我们的生活，如果我们否定它们，那么我们就很难在世界文化多元存在体系中占有自己的一席之地。我们不能在“一体化”的趋势下人云亦云，使陕西失去原有的文化魅力，也不能纯粹复古，恢复一些已不合时宜事宜的民间工艺形式，而应在继承陕西“本土语言符号”的基础上，紧紧抓住陕西民间工艺艺术的民俗特点、造型特点、色彩特点，把这种特有的审美用一种符合时展的形式再现出来，做出体现陕西文化并为广大陕西人民所喜闻乐见的设计来，不是抛弃这种精神，去仰视所谓西方设计大师的作品，并把他们那种和陕西文化传统格格不入的设计语言不加分析地应用在本土，那样只能会让这片土地失去自我。
参考文献：
[1]叶细细.西安有礼[m].北京:北京出版社，2003.
[2]政协华阴市文史学习委员会.华阴民间艺术[m].陕西:陕渭文出批字第3号(内资)，1997.
湖湘文化概论范文第5篇
全文共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对目前已有的几种湖南方言分区作了分析和评论，其中，重点讨论了周振鹤
和游汝杰的分区。第二部分提出了一种新的分区方法（声韵调系统三重投影法）并用这种方法给湖南方言重新
分了区，分区结果用湖南花鼓戏的流行区域来作验证。第三部分，结束语。
一湖南省方言分区述评
1．0到目前为止，国内外学者对湖南方言已有了五种分区。这五种分区分别是：杨时逢先生的分区（
1974年，台北，《湖南方言调查报告》1442－1447页，下简称《报告》），日本学者＠①伸久先
生的分区（1979年，东京，《湖南诸方言》，载
《中国语学》226期，下简称《分布》），湖南师院中文系的分区（1960年，长沙，《湖南省方言普查
总结报告》（石印本）240－247页，下简称《总结》），鲍厚星和颜森的分区（1986年，《湖南方
言的分区》，载《方言》1986年第4期，下简称《分区》），周振鹤、游汝杰的分区（1985年，《湖
南省方言区画及其历史背景》，载《方言》1985年第4期，下简称《背景》）。这五种分区，从方法上看
各具特点，从结果上看互有参差，下面，我们将其分成两类来讨论。
1．1．1杨时逢先生分区的方法是：“把某一处的方言特点归纳起来，取它最重要的不同特点，声调
的类别，音韵特点，开合口及调类等区别，来作分区的条件。”实际工作中，杨时逢先生用作分区条件的特征
条件有十二项。根据这些分区条件，杨先生把湖南方言分成五个区。第一区是“典型的湖南话”，第二区“大
都跟第一区差不多，第三、四两区难以命名，第五区接近西南官话”。对这个分区结果，杨先生自己也很不满
意，认为“不很理想”。对这个结果，方言学界也议论纷纷。鲍厚星认为《报告》把长沙和慈利、平江、浏阳
等地画一区，把衡阳和常德画为一区都是不合适的（见《湖南省汉语方言地图三幅》的文字说明部分，载《方
言》1985年第4期）。《背景》则认为《报告》的“分区图有些支离破碎，难于令人满意”。我们的看法
是：《报告》立足于语言实际，在一定程度上还是反映了湖南方言的真实面貌，如一、二两区的大多数方言点
，学术界一般都认为属湘语系统，第五区划归西南官话也大体无误，至于作出的方言分区图看去有点支离破碎
，只要符合语言实际，也不应算是作者的错。但勿庸讳言，《报告》的分区也与湖南方言的实际情况有相当的
出入。如湖南的郴州、蓝山、嘉禾等地，按《报告》上列出的语言材料就应划归西南官话（见黄雪贞《西南官
话的分区（稿）》，载《方言》1986／4），如果考虑到这些地方的双重方言性质则可暂列为双重方言区
来处理，具体分区待查明全部情况后再作决定（见鲍厚星《湖南省汉语方言地图三幅》中有关的文字说明，载
《方言》1985／4）。《报告》分区偏离语言实际的原因主要是：提出的分区条目有综合无系统，不能总
括湖南全省的语言实际，用这样的条目来分区，自然要影响其分区质量。
1．1．2《报告》的分区中，长沙和城步同属第一区，与城步接境的武冈却属第二区。对此，《背景
》批评道：“城步跟长沙不但主要的语言特征相差甚远，而且很难通话，而城步跟武冈则语言大半相似，交谈
也不很困难。”在这里，《背景》用来衡量分区质量的标准看来是两条：主要的语言特征和通话程度。可以据
此推知，如果甲乙两地方言的主要语言特征相近或相同，能通话或通话不大困难的，就应划为同一方言区，如
城步与武冈，反之则否，如城步与长沙。可见，这两条不但是检验分区结果的依据，也是分区时应遵循的标准
。这两个问题虽然是在对《报告》的批评中提出来的，但由于它们在方言分区中关系重大，有必要略作进一步
的讨论。
先谈“主要的语言特征”。
到底长沙、城步和武冈三个方言点各自“主要的语言特征”是什么，《背景》并没有明确指出。倘若真的
只用一两条特征就可以进行有效的方言分区的话，那不但《背景》对《分布》的批评难以成立，而且《背景》
用数学方法来进行分区也属多此一举。因此，《背景》据此批评《报告》不但不得要领，而且还自相矛盾。究
竟某方言区有没有“主要的语言特征”，“主要的语言特征”具体所指又是什么，对此，方言学界有种种看法
并有过大量的分区实践，笔者的看法是：由于“主要的语言特征”难以确定，宁可用方言的“区别性特征”来
代替它。在分区实践中，这种“区别性特征”可以通过多方比较来抽取。根据分区的需要，可以用一条，也可
以用多条。这些分区条目不论是“一”还是“多”，都要求对内有尽量大的周遍性，对外有尽量强的排他性。
用能否通话来检验分区结果也是值得考虑的。就《背景》的分区而言，也不乏同一区中有不能通话或通话
困难的，如第三片中的湘乡与零陵，而分属两片却也有通话不大困难的，如第二片的怀化与第五片的郴州，等
等。大量的语言事实证明，同属一个方言区中的不同方言点可以有不能通话的，如闽语区中的厦门话和福州话
；而不属同一方言区甚至不同的语言也有可以通话的，如德语和瑞士语。这是因为，能否通话不仅决定于两种
方言的相似性，还决定于两种方言的交际频度。一九八七年笔者曾以湖南师大中文系八四、八五、八七三级的
同学作为调查对象调查过外地同学对长沙话的可懂度和认同感，经计算机处理后的结果是：
大体听懂基本听不懂大体相同基本不同
八四97．5％2．5％34．6％65．4％
八五95．7％4．3％25．5％74．5％
八七62．8％37．2％12．2％87．8％
据上表中八四级与八五、八七两级同学对长沙话可懂度和认同感的区分比值的差异可以看出交际频度与它
们的比例关系。而且，通话程度还受城乡、职业、年龄甚至性别等条件的制约。事实上，既难于把它作为一个
分区因素来参与分区，也难于把它当作一个可靠的标准来衡量分区结果。
1．1．3第二种是日本学者＠①伸久先生的分区。《分布》据以分区的材料也来自《报告》。方法是
：根据“古全浊声母的变化”绘出方言图来进行分区。《分区》把湖南方言分为四种“型”，定名为“江西型
湘方言”，“北方型湘方言”，“老湘型湘方言”和“新湘型湘方言”。国内学者一般是把“江西型湘方言”
看成赣方言或赣客方言，把“北方型湘方言”看作西南官话。《分布》的分区是比较典型的单一特征法。《背
景》认为：“这个方法虽然简便，但是按这个标准作成的分区图也不能反映湖南方言的实际。”《分区》将湘
西的永绥（花垣）、乾城（吉首）、保靖、永顺、古丈、泸溪、辰溪、沅陵等地划归“老湘型方言”，对此，
《背景》指出，“＠①伸久将古全浊声母只要今平音读浊音的也包括在内，湘语的范围自然要扩展到上述永绥
等县。事实上永绥等县的语言特征与西南官话的特征大部分相似，反以这‘半条’特征将其划入湘语南片是不
妥当的。”《背景》的批评无疑是正确的。单一特征判断法的优点缺点都很明显。优点是分区结果清晰正确，
缺点是往往以偏概全。在方言区的交错地带和过渡区域，在方言面貌因长时期的交融渗透而变得模糊不清的地
方，这种方法的可行性尤其差。
1．1．4第三种是湖南师院中文系的分区。一九五六年至一九六零年，湖南师院中文系承担了湖南全
省的方言普查工作，当时共调查了八十七个县市，后由彭秀模、曾少达等同志根据调查材料写成《湖南省方言
普查总结报告》。《总结》中对湖南方言作了分区工作。方法是：根据分区者对湖南方言的一般印象，“先把
几个较大的土语群最明显的特点归纳出来，然后把特点大部分相近的土语群合并为一个方言。”方言区的范围基本上定下来后，就把可以肯定的先肯定下来，碰到甲乙两可的交界处方言就“根据反映方言特点的地图来分
析研究。分析它们哪些特点和甲区相同，哪些特点和乙区一致，最后根据它们与哪一区特点较多相同的特点划
归哪区。”在这种情况下还要注意该方言“必须具备的主要特点。”而不是“不分主次，单凭机械多数”来确
定其方言区属。结果把湖南方言分成三个区。第一区“基本上是湘语”，第二区“基本上属于西南官话”，第
三区“大致接近江西话”。《总结》的分区在具体运用中有一个明显的缺陷，即：由于方言在地理分布上是渐
变的，甲近乙，乙近丙，丙近丁，而甲与丁却可以相去甚远。这样，在把几个看起来相近的土语群进行单向归
并时，就有可能把本来差别甚大、应分属两区的方言给归并到一个方言区中去。如《总结》第一区中有泸溪、
辰溪等方言点，就其总体特征看，应与第二区的怀化、吉首、沅陵等要更接近一些，而与长沙、湘潭等地的方
言相差甚大。只因为“辰（辰溪）溆（溆浦）土语群”接近“衡（衡阳）邵（邵阳）土语群”，而“衡邵土语
群”又接近“湘（湘乡）涟（涟源）土语群”，“湘涟土语群”与长沙、湘潭等地的话又更要接近一些，这样
单向归并，结果就把本来不属同一区的方言给并为一区了。《总结》分区时在使用材料上也有欠妥之处。湖南
的蓝山、嘉禾、宜章、桂阳、郴县、新田、江华、江永等地除了共同使用一种各地小有区别的西南官话（与桂
林话很接近）外，各地内部还使用着一些差别很大，而且方言特征很奇特的“土话”。《总结》在分区时，单
把蓝山、嘉禾两地的土话拿出来分区，从而把它们从湘南双语区独立出来并合并到第三区中去，成为第三区孤
悬于第二区中的方言岛，这显然是不符合分区原则的，也不符合方言的实际情况。
1．1．5第四种是鲍厚星和颜森的分区。《分区》使用的方法虽然比较单一，但分区的标准却颇为灵
活多变。《分区》把湖南方言一共分为六个区。第一区是“湘语”，分区的依据是古全浊声母的变化。第二区
是“赣语区”，分区标准有三项：一条是古全浊声母今读塞音，塞擦音时一般为送气清音，一条是梗摄字多有
文白异读，另外还列了一些词汇。第三区是“客家话区”，《分区》没有明确“赣语”和“客家话”的区别界
限，语音上好象是“影母字今开口呼读零声母”这一条，另外还有词汇条目的区别。第四区是“江淮官话区”
，分区标准主要是“古全浊声母字今读塞音、塞擦音时为清音平声送气、仄声不送气”，另外就是“古入声全
浊声母字今全部或部分归阳去（去声不分阴阳时就归去声）”，其他还列了“他的”和“喝茶”两个词组。这
一区中有《背景》列为西南官话标准点的常德，还包括湖北省的鹤峰、松滋、公安、石首等地，所以统称为“
江淮官话常（常德）鹤（鹤峰）片。”第五区是“西南官话区”，这一区没有给出分区标准，内部分片时也未
明确分片依据。第六区是“乡话”。“乡话”主要分布在“沅陵西南部以及溆浦、辰溪、泸溪、古丈、永顺、
大庸市等地与沅陵交界的地区。”大约有四十万人说这种话。“乡话”的主要特点有：古全浊声母今读塞音、
塞擦音时平声为不送气浊音，仄声为送气清音。另外，入声有喉塞尾，古次浊平声今读阴平。古全浊上声今仍
读上声，等等。《分区》的主要优点是分区时不拘泥于某一标准，不仅考虑语音特点，也兼及词语的异同。分
区时不反分出大区，还给大区再划出片，有的地方方言界限还深入乡镇一级，分得比较细致深入。但勿庸讳言
，《分区》也是有一些缺点的，这主要体现在所使用的标准上。由于标准不统一，有时甚至连分区标准都未说
明就直接分区，这就难免给人一种分得较为主观臆断的感觉。另外，凡《分区》使用单一标准的地方都无法避
免单一标准以偏概全的缺点，如“江淮官话常鹤片”，如果不是只从一两个语音特点着眼的话，根本就划不进江淮官话里去。此外，就《分区》的题旨来看应是封闭式的区域方言分区，没有必要把湖北省的方言也包揽进
来，而且还包揽得不对。按赵元任先生等人的分区，鹤峰、石首、公安等地的方言特点介于湖北第一区（西南
官话）和第二区（楚话）之间，同时还有一些湖南话的特点，因而独立一区以显示其特点，实际上是一种过渡
区域的混杂型方言，赵元任先生等人也没有把它们和江淮官话联系起来考虑（见赵元任先生《湖北方言调查报
告》一五七页），于此可见《分区》的处理是不很妥当的。
1．2．0由于周振鹤、游汝杰二人的分区不止使用了一种分区方法，在分区过程中还涉及了湖南方言
的历史文化背景，并将其中的历史行政区划作为分区调整的重要“参考项”直接介入分区，经过研究，我们发
现其中还存在着不少问题，需要适当展开讨论，因此我们把《背景》的分区单列为一类加以述评。
1．2．1《背景》仍使用《报告》的分区材料，分区对象仍为《报告》中的七十五个方言点。《背景
》在分区方法上最为引人注目的地方是使用了数学方法，并结合语言学和人文地理两个方面来进行调节和补充
。具体的作法是：以《报告》中提出的比较各地方言异同的五十二个特征项目作为分区依据，建立数据库，参
照数学集群方法，先比较七十五个方言点之间特征项目的接近程度，然后按接近程度来作初步分区，最后再用
“较重要的语音特征”和“历史人文地理因素”两个参考项来作“局部调整”。在分区过程中，作者还根据自
己对湖南方言的“模糊印象”先把湖南方言分成四个“集”，并给每个“集”指定一个代表点，然后把这一集
里的其余各点来和“代表点”作比较，按各方言点与“代表点”的接近程度分归各集。结果把湖南方言分成五
个片，根据《背景》有关的文字说明和分区图来看，五个片分别为：第一片是以常德为代表的西南官话片，第
二片是以长沙为代表的湘语北区，第三片是以城步为代表的湘语南片，第四片是以平江为代表的赣客语片，第
五片没有代表点，是南部山区官话和湘语的混杂片。在数学方法运用上，《背景》设置了四个“标准点”来对
周围的方言进行吸附式向心归并，这样把原数据阵上纵向排列的七十五行数据省减为四行，既简化了计算过程
，又简明扼要地用数值表述了各片及同片内各方言点之间的接近程度。
《背景》对自己的分区结果是颇为自信的，认为“大致符合各片方言的个性，也符合湖南人的语感。”湖
南人的语感姑且勿论。但当我们拿《背景》的分区与前述几家逐一比较时发现，这个分区与《总结》非常接近
，两张分区图大体可以重合，只是湖南山区有较大差别，其他地方在边缘地带有一些参差。如前所述，这样的
分区仍然是相当偏离湖南方言实际的。《背景》尽管使用新的方法却未取得实质性突破，这个方法与结果的矛
盾有必要加以认真研究。
1．2．2陆致极在《汉语方言间亲疏关系的计量描写》（载《中国社会科学》1987／1）一文用
电子计算机对现代汉语七大方言区中的十七个方言点作了类聚关系处理，实际上具有分区意义。二十年代赵元
任先生对吴语所作的分区表明，只从语言特征条目出发也可以对方言进行分区。分区经验证明，数学方法和语
言学方法（甚至是单一特征判断法）在分区上都是可以自给自足的。《背景》在采用数学方法后又要依靠“主
要的语言特征”和“历史人文地理”两个“参考项”来作分区调整，这就不能不使人对其数学方法的有效性产
生怀疑。
《背景》采用《报告》中用来比较各地方言异同的五十二项特征来建立数据库，根据存入的数据来计算任
意方言点之间的接近值，然后通过比较接近值大小的方法来达到分区目的。由于存入数据库的语音项目是五十
二个，因此，任意方言点间的最大接近值是五十二，最小是零。为了简化计算，《背景》挑了四个“标准点”
，让其余各点来依次与它们相比较，凡和上述四点中任一点接近值最高的，就将它划入该标准点所代表的方言
片中去，这样，就把语言学的分区转换成一个数学上的集合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必须确定隶属变－－即任一方
言点可以归属于某标准点的最低数值。由于最大值是五十二，最小是零，所以任一方言点归属任一代表点的隶
属度为“大于或等于二十七（X≥27）。”这时如果出现下列情况时就不能进行归集：当某一方言点与四个
代表点的接近值都小于二十六时（因为这表明二者之间的关系是异大于同）；正好是二十六时（因为异同相等
）；与两个代表点接近值同时大于或等于二十七时（因为当同一方言点同时从同一逻辑门进入两个代表点后，
归集后的方言点数会大于实际参加分区的方言点数，从而与实际不符）。根据《背景》表一中提供的数据，可
以合法归集的方言点有：
长沙点
南县36安化27湘潭29通道28
城步点
新宁28东安28祁阳31
常德点
石门31慈利33大庸32龙山37永顺29
保靖30永绥32古丈29沅陵31乾城29
凤凰30麻阳27晃县31靖县31澧县29
安乡35华容27桃源35汉寿41衡阳31
平江点
临湘31岳阳32
（地名后的数字为其与该代表点的接近值）
以上各点合计29个。除去4个代表点，参加归集的方言点是71个
，可归集的方言点占总数的40．9％。
可以分属两个代表点从而不能归集的方言点有：
桑植芷江黔阳会同临澧湘阴
长沙272728283629
常德3138313140＿
平江＿＿＿＿＿29
以上合计6个。加上其余与4个“代表点”的最高接近值都小于或等于26的35个方言点后为41个，
占参加方言分区的方言点数的59．1％。这些事实充分证明《背景》的数学方法基本上是失效的。《背景》
显然是看到这一点的，于是又增设了“较重要的语音特征”和“历史人文地理”两个“参考项”来作“局部调
整”，这固然可以看成是一种方法的创新，但实际上也是出于不得己。由于一半以上的方言点的归属是靠“参
考项”“调整”出来的，而“参考项”中起主要作用的又是“较重要的语音特征”一项，在这种情况下，《背
景》的分区自然就难于取得实质性的突破。造成这种失误的主要原因是《背景》对赖以建立数据库的五十二项
语言特征缺乏足够的认识和分析。《报告》提出的五十二项语言特征是用来显示湖南方言的差别性的，为了上
图的方便，只能“求异”而舍同，因此，虽然项目多达五十二项，但仍不能认为它们已经全面地系统地反映了
湖南方言的全貌，用它们来作分区依据，就难免偏离语言实际，事实上，杨时逢先生也没有全部把它们作为分
区的因素。更为重要的是，这五十二个特征项目之间的重要性并不相等，即不同项目的代表其所辖的“字”的
数量多少并不相等或所代表的声韵调其差别的大小不相等。如：第二十九项是“声调调类”，这一条涉及到所
有的“字”；而第四十六项是“‘去’的白话音”，这一条只能管住一个“字”的一半的语音情况，二者的重
要性差别相当大。在《背景》列出的“表一”中，这两条在五十二项语音特征中所占的比重相等，都只是五十
二分之一。这样，相同的数值掩盖了不同语言特征项目的巨大差别，这自然要极大地影响分区质量。
1．2．3《背景》在分区上的一个特点是设置了四个“代表点”。这四个“代表点”既是数学归集的
目标点，又是确定“较重要的语音特征”的主要依据，而且，还决定着分区结果的命名。因此，“代表点”选
得合不合适，也是决定分区质量的重要因素。“代表点”的代表资格与历史人文地理因素无关，而是取决于它
在所代表的方言区中的地位，即它是不是该方言区中比较典型的方言点。用这个条件去衡量《背景》中指定的四个“代表点”就可以看出，除长沙点外，其余三个点的代表资格都有问题。
先谈常德点。湖南境内的西南官话可以分成三片。第一片是从常德开始往北延伸，与湖北的江陵连成一片
的湘北片；第二片是以吉首、怀化为中心，往西延伸与贵州的黔东南连成一片的湘西片，湘西片与湘北片的交
界线大致在龙山、永顺一带；第三片是以蓝山、嘉禾为中心的湘南片，这一片与广西的桂林连成一片。三片中
，湘北片和湘西片比较接近，内部也比较一致。湘南片与湘西、湘北两片的距离较大，这部分地区是双重方言
区，由于受各地千差万别的“土话”的影响，内部的一致性比较低。总的说来，湖南境内的西南官话方言点都
有过渡性质，与湘语的接近程度随着方言点在地理分布上与长沙的距离成正比。常德正处于西南官话湘北片的
最南端。往南以沅、资流域的中间地带为过渡带，过了资江就是湘语区的天下。因此，无论是就常德的方言地
理位置还是就常德话的语音系统，都是一种过渡性相当明显的西南官话，把它作为西南官话的代表，其代表资
格就要大打折扣。为什么在《背景》的分区中不能把郴州、蓝山、嘉禾等地的西南官话包容进来，为什么桑植
、芷江、黔阳、会同、临澧等地会出现与长沙点和常德点的接近值都大于二十六的情况，其原因之一就在于常
德话本身含有相当的湘语因素，并不是典型的西南官话。
平江虽然在声母上全浊声母今读送气清音，但平江还有知章组在今开口韵前读(tsts’s)这种与赣语不同
的变化，就其涉及的古声母而论，比古全浊声母的个数还要多；平江话的入声调虽然也可算作赣语系统，但阴
平和阳平的调值都与长沙话相同而区别于南昌话；平江话的入声韵虽然有塞辅尾，但知章组的合口韵的变化也
是大多同于长沙话，如：“吹水睡税”也是和长沙话一样读撮口韵，而南昌话则是读合口韵。从平江的语音系
统来看，应将其看作是湘语和赣语的混合而又有一些自己特点的混杂性方言。把它放到赣语系统中来看，还不
如常德话在西南官话中那么典型。在《背景》“表一”提供的接近值中，它也只能管住临湘和岳阳两个点，换
句话说，在沿湘赣交界处一带的混杂性方言点中，平江点的代表性也不强。
《背景》把城步定为湘语南片“代表点”的根据是因为城步的［bdgdzz］的浊度最强，换句
话说就是城步因为其声母系统完好无损地保存了古全浊声母的原貌从而获得了湘语南片，或者说是“最典型”
的湘语的代表资格。如果这种说法可以成立的话，那《背景》对＠①伸久的一些批评就是自相矛盾。如永绥，
《背景》认为不能仅据其古全浊声母今平声读浊音这“半条”特征就把它划入湘语南片，还要看到“永绥等县
语言特征与西南官话的特征大部分相似”这样的情况而将永绥划入西南官话区。既然仅靠古全浊声母今平声仍
读浊音这半条特征不能将永绥等县市划归湘语南片，那仅靠“古全浊声母今仍读浊音”这一条特征又怎能把城
步看成是“典型的”湘语呢？只要对城步话的语音系统略作分析就可以看出，城步话的韵母系统已经接近于西
南官话而与湘语（我们这里所说的“湘语”是指长沙话。本文中如不加说明时都把长沙话作为湘语的代表）的
距离较远，如咸山摄与宕江摄不混，山摄合口和蟹摄合口端系仍读合口，这些，都与长沙话不同而与重庆、贵
阳等地的西南官话相同。声调上，城步话的阴平是高平调，阳平是低降调，这也是西南官话阴平与阳平的最常
见调值而与长沙不一致。这些情况说明，城步话并不象《背景》所说的那么“古老”和纯粹。从整个语音系统
来看，城步话虽然仍属湘语系统，但仍然受到西南官话的相当影响。因此，城步在湘语系统中，其代表性是不
高的。而且城步话既然仍属湘语系统，就没有必要把它和长沙话相提并论，在同一个方言系统中建立两个和西南官话、赣语相同地位的“代表点”从而使得南北两片湘语似乎可以合并又似乎可以分开。这种含含糊糊的状
态显然不是分区的目的。《背景》把城步话定为湘语南片“代表点”的理由还与《背景》提出的“古湘语”的
假设有关，这一点我们将在下面进行讨论。
1．2．4《背景》在把城步定为湘语南片“代表点”时说：“城步僻处本省西南隅，交通闭塞，明显
是古湘语受其他方言侵逼、受挤而保留下来的核心地盘”，在“结语”部分又“设想”：“在战国秦汉时代，
整个湖南地区也许通行一种内部存在差异的古湘语”（着重号系引者所加）。《背景》虽然用了“也许”这个
不很自信的副词，但这个“古湘语”还是有几点可以确定下来的：“古湘语”存在的时间是“战国秦汉时代”
，通行的地域是“整个湖南地区”，语音特点是古全浊声母读浊音。我们注意到，在《背景》全文的逻辑结构
中，这个未经证实的假设是非常必需的，否则，城步就难于取得“典型的湘语”的代表资格，“浊音的衰颓”
，和“入声的衰微”将无从立论，而且，“古湘语”在官话、赣客方言的蚕食吞并、四面夹击、大举入侵下日
渐萎缩的下降曲线也无法勾画。现在我们要正面提出质疑：在战国秦汉时代，整个湖南地区果真通行着一种古
湘语吗？任何语言的存在，既要有一个文化的底座，更要有一定数量的人口构成作为存在前提。古湘语的含义
可能因人们的看法不同而较为宽泛，但无论如何只能把它看成是一种古代汉语。而且是一种古代汉语方言。因
此，要证明“战国秦汉时代整个湖南地区都通行一种古湘语”，首先必需证明，早在战国秦汉时代，整个湖南
地区的人口和民族都是汉族或都属于汉民族文化系统。这样，这个问题就可以简化和转换成“战国秦汉时代整
个湖南地区的民族构成”这样一个问题讨论。这个问题只要打开谭其骧先生的《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一、二两
册查看有关的部分就可以得出基本的答案。为了避免繁琐的引证，我们主要依据《西汉人口地理》（葛剑雄，
1986）、《湖南省志·地理志》上册（修订本，1982）、《中国民族学概论》（栾钊韬等，1985
）、《中国人口地理》（胡焕庸，1984）、《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梁方仲，1981）、
《试析湖南县的设置和名称由来》（谭昌寿，1984年第5期《湖南师院学报》）等论著来作一结论性的概
述：战国中期前，今湖南全境为古三苗等苗瑶族的居住地。战国中期，楚国兆进中原争霸中原的努力受挫后，
在强秦的迫挤下，楚文王把楚都迁至郢（今湖北江陵），之后，楚国大力向南扩展，首先进入以常德为中心的
湘北地区。秦统一后继续向南开发五岭南北，在湖南境内从北向南依次设置长沙、罗县、临湘（今长沙）、耒
阳、郴县等郡县。两汉时对湖南继续开发，分长沙置桂阳、零陵二郡和益阳、茶阳、攸县、醴陵、＠②县、临
武等二十余县。这时汉族主要分布在三个地方：以常德为中心的沅澧二水中下游地区；以今长沙为中心的湘江
中下游地区；沿湘赣两省的交界线直达广东的狭长地带。除此而外，整个湖南地区的广阔腹地仍然是古苗瑶语
族的居住地或未经开发垦殖的原地，其间可能还零零星星地散布着一些“桃花源式”的汉族移民点。这样的人
口分布与民族构成的格局说明：在战国秦汉时代，整个湖南地区显然不可能通行着一种“古湘语”。更确切一
点说，即使是上述几个汉民族聚居的地区，在战国秦汉时期也只可能通行一种“古楚语”而不能把它看成是“
古湘语”。在湖南的历史文化背景中，“楚”和“湘”都有特定的历史界限，当我们需要回顾历史时，不应混
淆二者之间的历史界限。
对城步的历史文化背景作一点必要的叙述会使上面的质疑得到更为充分的支持。城步县现在的全名是“城
步苗族自治县”，建于一九五六年十一月，民国、有清一代、明初都称“城步县”，明初设为“城步巡检司”属武冈县。作为一个行政实体，城步的名称只能追溯到这里。唐代的城步为“飞山蛮”地，汉至隋为“无阳
五溪蛮地”。这时的“五溪蛮”系汉末溯沅江而上的“武陵蛮”。唐末“五溪蛮”据飞山自守，故又称“飞山
蛮”。“飞山蛮”自称则为“猫”，都是今天城步苗族的先民。到元末明初才有外地汉人（主要来自江西）陆
续到城步落籍定居，但县境人口中苗族仍占绝对优势。明弘治十五年设置时进行了土地丈量和人口统计，此时
仍为苗多汉少。乾隆五年“改土归流”时有不少苗族为免受民族歧视而改称汉族，进入民国后汉族人口才超过
苗族。一九八二年人口统计时，全县有苗族八万四千余人，略低于汉族人口数。根据这样的历史文化背景，无
论如何也推不出“在战国秦汉时期，城步也通行古湘语”这样的结论来。
1．2．5归纳起来，《背景》在分区过程中的失误主要有这样几条：使用了数学方法但因数据库不可
靠而未达到预期效果；选择了标准点但标准点的代表性又不强从而使其他方言点难于归集；假设了一个“古湘
语”作为展开论述的前提但这个曾一度遍及湖南全境的“古湘语”又实际上并不存在。尽管如此，我们还是认
为，《背景》分区的意义似乎倒不在其分区效果如何，而在于《背景》的创新精神，给方言的分区提供了新的
思路。
1．3．0由于湖南方言的各家分区大体上已代表了目前国内外主要使用的方言分区方法，因此，本文
对上述各家分区方法的评价也可算是笔者对目前汉语方言分区现状的基本看法。
二湖南方言的再分区
2．1．0分区的事实说明，由于方言在地理上是连续的，渐变的，如果只给方言确定一个分区标准的
话，可行性相当差。由于不同的分区者对语言特征的重要性的认识常常不一致，各用不同的标准，分区结果当
然难于统一。1987年，笔者在钱曾怡老师的指导下参加了几次关于方言分区的历史、现状、标准、方法的
讨论，在不断的学习和讨论中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看法，提出一种新的分区方法，叫“声韵调系统三重投影法”
，并用这种方法来对有过多种分区、有相当分区难度的湖南方言进行分区，以便和各家的分区结果相比较。具
体的做法是：以长沙（湘语代表点）为中心，东取南昌（赣语代表点），西取贵阳（西南官话代表点），从三
个代表方言点的语音系统中抽出声母系统、韵母系统、声调系统的区别性语音条目各七条，然后把湖南境内的
各方言点逐一取出来分别与三个代表点相比较，比较时按声、韵、调的顺序依次进行。由于分区条目都是七条
，判断方言点归属的隶属度是“四”，三次分区的结果都作出分区图，最后根据三张分区图来作综合分区，任
一方言点，只要在两项分区中都属某一代表点，就把它归入该点所代表的方言区，这时隶属度是“二”。据此
，湖南省的全部方言点可以归纳为五种类型：湘语型方言，赣语型方言，西南官话型方言，混合型方言（有两
项或三项分属两个或三个代表点），独立型方言（只有一项或无任何一项可归入三个代表点）。
2．2．0分区要有据以分区的材料、分区的原则、标准，及相应的图上表示，下面就这几个方面作一
些必要的说明。
2．2．1分区材料材料的好坏决定分区的质量。本文使用的材料以《湖南方言调查报告》为主，相
比较而言，这个材料是比较好的。但也有不足之处：一是调查点不足；二是记音有欠准确之处，如衡阳话；三
是有相当的调查点远离城区，有的甚至在县境边缘地带，代表性不强。鉴于这种情况，衡阳话改用李永明先生《衡阳方言》（1986年，湖南人民出版社）的材料，涟源、双峰、新化、祁东、洞口、桃江、株州、洪江
、隆回等九个点则用《总结》中的相关材料。
2．2．2分区原则现代汉语方言分区，其实是就相关的调查点的语言材料进行归纳和分类，因此，
分区时本文遵循以下三个原则：第一是语言学标准的原则，任何非语言学的标准都不能作分区标准；第二是共
时性原则，分区时只就方言现状进行分区而不涉及方言的历史或成因；第三是系统性原则，在把握方言之间的
异同时从其系统性、整体性出发而不只根据一两个语言特征来确定方言点的归属。
2．2．3分区标准分区标准就是据以分区的条目。李荣先生在谈分区条目时提了三条，一是条目的
代表性，二是条目在语汇中的使用频率，三是条目使用频率，这三条都是指导性的意见。根据我们的理解，条
目的代表性主要指其区别性，就是一地方言区别于他方言的语言特征。同时我们还强调条目的系统性，汉语方
言之间的矩离远近，在语音上具体表现为各方言音系在声、韵、调各有关方面对立程度的大小。因此，本文分
别从长沙、南昌、贵阳三地方言的语音系统中抽出声母、韵母、声调的区别性特征各七条作为分区条目。
2．2．4图示法常用的方言分区图示法是采用划块（块状表示）围片（同言线法）的方式，这看起
来比较好看，但与实际的方言分布情况并不相符。就一方言点来看，方言持有者的个体与个体之间，户与户之
间，村、寨、城、镇之间都是非连续性的，呈离散式点状分布，因此，本文也用点状符号来表示方言类别，这
样，既可以积点成面，几个相同的点状符号也可以表示一个成片的方言区域，又可以如实反映方言分布的点面
相间、错综复杂的情况，尤其在反映方言岛、独立型方言、混合型方言等语言事实方面，有其独到之处。
2．3声母系统的分区
表一：声母系统分区条目
（附图[图]）
（附图[图]）
说明
1．上表中，南昌话全部采用《汉语方言字汇》（1962年，北京）中的材料，贵阳话的材料是笔者调
查的。下二表同，不另说明。
2．取点比较时，如果碰到古全浊声母今仍读全浊塞音塞擦音时，则归入长沙点。
3．由于第六项长沙话与南昌话属同一类型，因而两地的区别条目只有六项，如果出现南昌、长沙各点三
条的情况时，就着第一、二两项属何处方言，属长沙则归入长沙点，与南昌话相同则归入南昌点。
分区结果是：
长沙所属方言点（地名后的数值为隶属度）
长沙7临湘5．5岳阳5南县3．5沅江6
湘阴6平江5浏阳4宁乡6益阳6
桃江5．5安化6．5泸溪4新化6涟源5
湘潭7株州6．5衡山4双峰3．5衡阳5
祁阳4永兴5资兴4邵阳4武冈4
洪江5．5会同4绥宁6．5城步6江永4
计30个方言点
南昌所属方言点
耒阳3．5常宁3．5宁远4宜章3．5
计4个方言点
贵阳所属方言点
华容5安乡5汉寿5临澧7常德5
澧县6石门6慈利5桑植6大庸6
永顺5保靖5古丈5沅陵6花垣5
湖湘文化概论范文第6篇
关键词:两型社会;集束城市;生态城市;九华
Abstract:In December 2007, Changsha, Zhuzhou and Xiangtan City Group“two-oriented society”(a resource-conserving and environment-friendly) comprehensive reform pilot area approved by the State. Two types of society that is environmentally friendly and resource-saving society, the primary stage of socialism in China's urban development has an important significance, as the two types of Changsha, Zhuzhou and Xiangtan comprehensive reform of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the pilot area, shoulders an important historic task. Is located in Changsha, Zhuzhou and Xiangtan Urban Agglomeration of Jiuhua Riverside Metro urban planning determines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ity, as well as to enhance the target region. Jiuhua and Changsha big butt Hexi District, caused by the pilot of the two-oriented society in the context of urban planning thought, in this article, as well as from around the connection area Jiuhua research planning, in order to cluster in urban and eco-city concept, the social background of the two types of Under the understanding of urban planning as well as some methods used to express the thinking of city planning.
Keywords: Two types of social;urban cluster;ecological city;Jiuhua
中图分类号:TU984.1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0422(2009)12-0077-03
1前言
2007年12月,国务院批准长株潭城市群作为全国两型社会建设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使长株潭城市群继浦东、滨海新区、重庆之后成为第四个获此特殊政策支持的地区。两型社会指的是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 两型社会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它包括资源节约型主体、环境友好型主体、资源节约型主体体系、环境友好型体系等,是指在生产、流通、消费等领域,通过采取法律、经济和行政等综合型措施,提高资源利用率,以最少的资源消耗获得最大的经济效益,保护环境,实现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1.1九华概况
九华经济区作为湘潭市两型社会建设的示范区,是未来湘潭主城区的重要组团,东临湘江,南接湘潭市区,北接长沙大河西先导区,交通区位优越,上瑞高速公路横贯东西,长潭西线高速纵行南北,并设有湘江千吨级航运港口(图1)。自2003年湘潭市为实现跨越式发展启动九华经济区建设以来,现已形成十余平方公里建成区,以汽车、电子信息、现代装备制造为支柱的产业集群已初具规模,由单一的工业园区向具备综合功能的城市新区发展的条件日益成熟。
现实的发展,铸就了九华人的骄傲,在短短的五年时间,九华经济区达到了一般园区要十几年甚至二十几年才能达到的水平。以汽车及零部件制造、电子信息产业、先进装备制造业为主导产业,经济区陆续引进了台湾联电、韩国三星、美国通用、德国西门子等世界500强企业,以及吉利集团等国内500强企业,吸引了400多亿投资,建设面积达到10km2。
1.2两型目标下规划理念的转变
新的发展背景与诉求,要求从规划引入新的理念,从实际出发根据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的要求,以人为本,引导城市、产业合理布局,创造有利于能源资源节约和生态环境保护的空间结构和形态,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和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探索有别于传统模式的工业化、城市化道路(图2)。
2集约用地理念
2.1 国内土地利用规划的理念
土地利用规划是城乡建设、土地管理的纲领性文件,是对一定时期内城乡各业、各类土地利用的综合协调和统筹安排,涉及各行各业,关系全局和长远。从20 世纪80 年代算起,我国已经进行了两轮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前两轮的土地利用规划在规划理念上都强调对农用地,特别是耕地的保护,“严格限制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控制建设用地总量”、“确保耕地总量不减少”,对保障国民经济发展必须的建设用地强调不够,对社会的变化和需求考虑的不多,没有将土地利用规划作为促进国民经济健康发展,保护生态环境,协调社会关系,贯彻土地可持续利用的基本手段,更没有真正地转变粗放的经济增长方式和土地利用模式,保证土地资源永续利用,实现经济发展目标、社会进步目标和生态环境改善目标的高度协调统一。
2.2 国外土地利用规划的理念
西方国家真正称为“土地利用规划”(land use planning)或近似称为“土地利用规划”的规划外延要比中国的土地利用规划要小得多。在大多数西方国家土地利用规划是县市一级的规划或者是城市规划的代名词。对于城市规划方面的理念还是值得借鉴参考的,例如美国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提出的“精明增长”(smart growth)理念,该理念是在欧洲可米尔理论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对于“精明”(smart)的内涵,强调的不是将土地保护发展孤立或对立起来,而是充分考虑土地开发、城市增长以及市政基础设施规划的需求。其内涵就是一项将交通和土地利用综合考虑的政策,促进更加多样化的交通出行选择,通过公共交通导向的土地开发模式将居住、商业及公共服务设施混合布置在一起,并将开敞空间和环境设施的保护置于同等重要的地位。作为“精明增长”理念在设计原则上的体现,近年来又相继出现了以土地集约化利用为特点的新的城市规划设计思潮,典型代表是“新城市主义”( NewUrbanism)和“公共交通社区”(TOD)等。
2.3九华集束城市规划
2.3.1九华用地现状
通过运用GIS(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地理信息系统)技术对基地的坡度坡向(图4-5)进行分析发现,基地65%的用地坡度小于8°,坡度小于15°的占85%以上(表1),总体地形相对较平坦,有利于新城的整体开发。结合自然生态环境的分析评价,规划将用地分为不宜建设用地、可建设用地、适宜建设用地三大类。基地地形总体上形成西高东低、南北高中间低的格局,中间有一条明显的楔形谷地,现状主要为农田、耕地,以及零散的水系。
2.3.2九华集束城市规划
集束化的城市中心布局也符合九华滨江新城的区域定位,九华经济区处于长株潭城市群的核心,其发展有如一双手,一只代表长沙、一只代表湘潭和株洲,南北对称,两手汇聚,区域的发展能量集聚于新城中心,共同托起九华这颗长株潭地区的绿宝石。主要功能集束以工业区为起点向湘江发散,符合九华经济开发区由内向型集中向外向型发散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而依据功能集束形成的中央城市格局也将进一步整合规划区“山水合城”的生态特质,形成面向湘江开敞的城市空间框架。主要功能由西向东发展,契合了九华由现代制造业向生产业,再向消费业和城市综合服务业逐步发展的态势(图6)。
在以上三个主要功能区的基础上,未来的滨江新城中心将以七条功能集束构建城市脊梁。中央集束轴依次集合行政管理、中央公园、金融中心和展示中心,直指湘江对岸昭山景区。中轴两侧对称布置两条商务办公集束和两条居住集束。北侧生态游憩集束指向兴马洲,南侧产业发展集束指向湘江对岸仰天湖景区(图7)。由内而外,由西向东、由陆到江――九华经济区的东向发展实现了九华新城内部功能的有机优化组合,形成一种可控状态下的最优新城拓展的理念,也符合资源友好和环境节约两型社会的总体目标。
3生态城市概论
3.1生态城市理论
生态城市是在城市生态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种人居环境模式。1981年前苏联城市生态学家杨洛斯基首次提出生态城市概念,1987年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发起的人与生物圈的计划研究过程中再次强调“生态城市”的概念,美国生态学家查理・瑞吉斯特等国外生态学家对生态城市有了广泛的研究,并提出生态城市规划的五项原则:①生态保护战略,包括自然保护动植物及资源保护和污染防治;②生态基础设施即自然景观和腹地对城市的持久支持能力;③居民的生活标准;④文化历史的保护;⑤将自然融入城市。
3.2生态学规划理论策略研究
景观生态学理论策略研究:斑块、廊道、基质理论认为:组成景观的景观元素有三种基本类型,即斑块(patch)、廊道(corridor)和基质(matrix)。景观中任意一部分都无外乎这三种类型,或是落在某一斑块内,或者落在廊道中,或是落在作为背景的基质里。三者构成的模式是景观生态学用来解释景观结构的基本模式。大型斑块可以比小型斑块承载更多的物种,对某一物种来说,较大的斑块更有能力持续发展和保存基因的多样性(图8)。
3.3九华生态城市规划
3.3.1两型社会背景下生态需求分析
城市环境需求:城市生态环境对保持生物多样性,抵御外来生态灾害,提供生态资源,维持人与自然、人与动植物共生等方面具有积极重要的作用。
业态开发需求:在城市的开发中,自然风景条件好、生态环境佳的地方是商家的必争之地,所以良好的自然环境是城市合理开发,创造经济效应的的基础。
通过对基地的现状自然生态环境分析与评价、生态策略的理论研究和“两型”背景下生态需求分析等方面的研究,我们对九华滨江新城的生态目标定位为:
――“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型示范区
――“开放共享、原生共生”型生态城
――“自然和谐、山水宜居”型人文区
3.3.2生态旅游
生态旅游农业的概念:生态旅游农业是以农业生产为依托,使农业与自然、人文景观以及现代旅游业相结合的一种高效产业。它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仅指用来满足旅游者观光需求的农业;广义的生态旅游涵盖较为广泛,主要包括“观光农业旅游”、“休闲旅游”、“乡村旅游”、“农村生态旅游”等不同概念,具体讲是指在充分利用现有农村空间、农业自然资源和农村人文资源的基础上,通过以旅游内涵为主题的规划、设计与施工,把农业建设、科学管理、农艺展示、农业产品加工与旅游者的广泛参与融为一体,是旅游者充分体验现代农业与生态农业相结合的新型旅游产业。
3.3.3生态节能与可持续发展
建筑设备选用上,充分考虑“环保健康”的要求,比如采用热泵驱动的热、湿负荷独立控制的音效、环保、健康型空调系统,避免使用有凝结水单盘管,通过除湿机内盐溶液的喷洒除去空气中的尘埃、细菌及其它有害物。使用绿色环保制冷剂。禁用水冷式空调,降低能耗,采用环保的冷却节约能源、节省资源、保护环境、以人为本的基本理念。
在建筑内部,也应当结合具体条件,考虑生态绿化,在屋顶或是建筑内部设置部分绿化设施,改善局部气候和环境(图9)。
对于污水雨水的收集和处理,也应当予以考虑,以充分利用水资源和减少对于环境的污染和浪费(图10)。
4结语
作为湘潭大河西先导区的九华滨江新城,它的发展具有挑战性,因为它的综合区位,它的交通优势,因而它的规划对城市的发展有着决定性的意义。通过对九华的研究,以及资料搜索,概念论证等等过程,坚定了自己对它的认识,亦即对两型社会下的城市规划的认识,集束城市和生态城市主要是基于两型社会背景下的城市发展模式,其中主要包含土地集约、功能集约;生态景观、生态农业、可持续发展等观点,旨在阐述对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的一些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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