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字文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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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字文化研究范文第1篇

文字本是记录语言的符号，仅作为一种交际的工具。唯有汉字，“交际”只是其价值系统的一个方面。它既是史前文明的高度结晶，又随文明进化而进化，并成为进化的内动力。通过它可以译解史前文明之谜。同时，充分发掘和利用其多维文化价值，将使中华民族不断创造辉煌。

（一）造字法与方法论

目前，世界上正在使用的文字以汉字为最古老，生命力最强。其他民族的原始象形文字早已随着文化的进化而湮没无传。汉字所以能历尽沧桑犹青春依旧，主要在其独特的造字参照系，造字原则，造字方法；构字参照系，构字原则，构字技法；书写参照系，书写原则，书写技法，书写个性等。

汉字最大的特点是象形，具有鲜明的“绘画性”，但它和绘画——非逻辑的个体的以形寓意的艺术有质的区别。就结果看，绘画重在“形”，汉字重在“象”。是忠实于对象的本来面目，通过集中、概括、加工等典型化的方法，抓住对象的典型特征，约定俗成地赋予对象特定的“含义”。字形上既有现实的“形似”，又带浪漫的“神如”。从总的哲学方法而言，汉字遵循现实主义的创造方法，具体地说，“象形”、“指事”主要是现实主义的；“会意”、“形声”是在现实主义的基础上有机溶入浪漫主义的方法。这两大方法相结合的创造方法，通过漫长的文字进化，潜移默化地作用于多维价值取向的汉文化，或者说，汉字创造所蕴含的这一方法论成为汉民族的集体元意识，使传统艺术——美的创造明显带着以现实主义为主旋律，同时辅之以浪漫主义的色彩。

汉字以现实主义为方法形象地描绘对象，这个“对象系统”即是‘造’字参照系”。它决定着汉字的本质特征。许慎说：“古者庖栖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视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易·八卦》，”［1］“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2］并据此推断说：“黄帝之史仓颉见鸟兽蹄迒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初造书契。”［3］说“八卦”先于汉字产生，汉字为仓颉所造，都欠科学。若将二说有机综合以论汉字，便可得到汉字的造字参照系：（附图略）

天文、地理、动物、植物、人类社会，物质和精神界，其表象的特征和本质的规律正是创造汉字的参照系，是其师法的对象。以“天”、“地”、“人”三才，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为系统的参照系所创造的汉字，因能“以通神明之德”——表现精神世界，“以类万物之情”——表现物质世界，所以带有多学科意义的价值。作为文字，汉字首先也是为了交际的实用，但它是特殊参照系下的产物，汉字创造还兼顾识读理解功能。因而汉字体现了直观可辨，形、音、义有机结合，与对象同步进化的动态性原则。因其“象形”，所以其义显得直观，又因为以“形”为基础进行有规律的逻辑组合，其义便“可辨”。不少汉字可因形见义，望文生义、依字辨义。这一原则大大缩短了汉字与识读者的距离。汉字的识读过程完全成为有意识记的智力主动参与的过程。字符可对大脑产生有机的信息刺激，因而比纯符号化的拼音文字更易识读、理解和记忆。

汉字音、形、义有机结合的原则，使每个汉字具有鲜明的个性特色。它们以“形”为内核，以“义”为灵魂，以“音”为外壳，有机地构成一个信息码，这种以三维价值观界定的对象，使其交际功能更具精确性、客观现实性。音为形设，形因义存的独特个性又使汉字的认读理解带来便利。而拼音文字的音、形、义三者是相互割裂的，靠约定俗成纽结在一起。其识记过程是机械的记忆过程。给大脑刺激的信息强度类似于电话号码式的缺乏主动性和深度。

汉字的象形，不但象具体之形，还要象抽象之形，而且要描绘再现对象的典型特征，所以必然又和对象一起处于不断进化的生命律动之中。无论是时间的迁移、空间的变化，还是形状的异构，外力的干扰或是思想的革命，总有某一具体表现形式或抽象可变的本质特征的显现，汉字依此来概括描画对象。如果说艺术是永恒的，以象形为主色的汉字也是永恒的。即使以现代的“艺术标准”来看，汉字几乎可作为完全意义的艺术品。每个汉字都包含着造字主体（可能是一时一人，更可能是一代或数代的多人）对对象（客体）全方位的文化意义的最优化把握。即是说，认识对象并形象或本质地描绘对象时，凝结了主体的意识能量、认识水平、思维能力、思想观念、世界观、审美观、文化程度、品质修为以及当时背景下的整个自然与社会，物质与精神对主体的影响。尤其是其中的社会文化的各个学科体系对主体的综合作用都烙印在每个汉字之中，从这个角度说，每个汉字都是广义的文化意义的全息码。它积淀着文字史前的文明信息，又蕴涵着文字史后的文明进化的韵律。

（二）造字法与思维科学

汉字造字方法有象形、指事、会意、形声四种，核心是象形。这种造字方法循序渐进，自成体系，是系统思维科学高度发展的产物。

象形是“画成其物，随体诘诎”。［4］原始象形文字有的完全是图画般描绘对象，但由于赋予字音，旨在交际，其“义”要求从“形”中明示，使它从“画”中分离出来。画以表意，其义尚隐，字以表义，其意宜直。“直”的要求，使汉字只能用最典型的线条来勾勒。不少人认为象形文字是一种低级幼稚的文字，因而对汉字提出各种非难，甚至要用拼音文字来取代它。其理论的逻辑依据是原始的文字都是幼稚的象形字，汉字是象形字，所以也是幼稚的。所谓“物竟天择，适者生存”，原始的象形文字只有汉字在漫长的文化进化中生存下来，并且在大时代的变革中能注入新的血液，以新的风姿呈现出来。与外界不断进行能量交换，是一种不断吐故纳新的开放型文字。今知考古意义上的最早文字系统——殷墟甲骨文，是智慧高度发达下的成熟的文字系统。尽管同期别的民族也有类似的象形字，但只是个体的，非系统的巧合。所以它们最终成为“幼稚品”被淘汰。甲骨文不但成为具有活力的系统而且和当时的具有多维价值意义的文化同构，渗入社会文化各个层面，所以它并非低级文字。其实在殷周以前的千百年中，汉字已经历了“从低级到高级”进化的准文字期。通常以文字系统的诞生来界定社会文明和人类智慧，认为史前是低级的，文字史后才是高级的。对拼音文字来说，其本身无法译解被创造前的社会文明程度和主体智慧水平。在象形到拼音的质变中，割断了译解文明进化的链条。只有汉字才是译解这些奥秘的全息码。通过细致的剖析，汉字的象形之法，并非儿童式的涂鸦，而是对“天”、“地”、“人”三才如实的、系统的、典型的描摹。经过了由个别到一般，由个性到共性，由特殊性到普遍性的全部认识过程。并在具体的实践中进行修正，使之进一步准确化、符号化、目的化。这是一种复杂的意识活动过程。

其次，寓“义”于“形”。形为义设，义依形存。无义则形同虚设，无形则义无以生。形与义之间以直观对应的线性逻辑来贯通信息。“象形”字多用以指代事物的“名”，画一物指一物，观其形可知其义。可分为三类：一是个别特征称代，用“窥斑见豹”的方法，完善其形，以求其义。（附图略）法来描绘，在约定俗成的基础上表现其义。形与义更带外在强迫性的信息运载特点。

再次，以“形”、“义”、“音”称代事物是系统定义法的表现。“音”是一维的，“音”与“义”有机结合是二维认识，“形”与“义”与“音”三者辨证相因界定对象是三维（多维）的系统认识论，是智慧高度结晶的产物。

指事一法是“视而可识，察而见意。”［5］通过直观辨识就知其义。拼音文字充其量是“视而可读，察而见音”。其义得自机械的记忆。指事字逻辑上是以象形为基础的，离开“形”、“事”无从指起，是在形的基础上注入抽象的成份。其形象性较强，比较直观，从字形本身的特点可大致推知其义。是以形似为基础，神会为创造的具体的抽象符。通过这种辩证思维，得到三类指事字：一类是在原象形字——参照符上增加一个指示符——正补充符；二是原象形字——参照符上删除部分符号——负补充符；三是原象形字——参照符的方向改变——零补充符。但无论指事字的创造经历了多复杂的思维活动，仍然是源于形象，回归形象，以形象思维为主色的思维活动的结果，是一个完整的思维创造系统。显示了系统思维的第二个层面——初级中介层面的特征。具体的形加上抽象的指示符，表示一种既非原象形字义，又非指示符本身含义的新义。这类字在“形”与“义”之间用曲折勾连的线性逻辑通道来勾通其信息，昭示字义。

会意是“比类合宜，以见指撝”。［6］它是以象形字和指事字为基础，由两个以上象形字或指事字构成。其义有一定直观性，可审字知义，望文生义。它不同于指事字只是在参照符形之上进行指称，而是多符多形间的结合。它虽以形为缘起，但不能直接因形而定义。如果说象形字多数是单独名物的“画”，指事字是因义设标的“象意”之“符”，会意字便是“有情节和主题的艺术之诗”了。在表象上，古汉字颇似毕加索的现代派绘画，但更具体而实用的是这些既形象又抽象的“艺术符号”，仅毫厘之差，便会使整个“情节”和“主题”都发生变化——字义变化。识读者在审字以求义的思维活动中须通过想象去丰富、补充符与符之间的意义中介环。其“形”与“义”之间靠空间交叉的逻辑通道来勾通其信息。呈现了思维认识的第三个层面——高级中介层的特征。认知的最重要方法是“得意忘形”。

最后是形声字——“以事为名，取譬相成”。［7］即按事物意思取个名称，再用一个读音相同或相近的字来表其读音。它是以象形、指事、会意字为基础，通过系统的逻辑思维来进行的高级造字法。抽象性最强。这一点虽然类同于拼音文字，但拼音文字的形与义与音的联系是人为强制的，仅靠约定俗成，不存在内在逻辑关系。作为纯抽象的符号，拼音文字本身无法显示其运载的信息，只表其音。所以，无法通过创造性的思维活动来求其字义。拼音文字的造字法建立的是静态的载体模式；汉字所建立的是动态的载体模式，它有自身的内在规律。拼音文字唯一趋势动因是“拼”，但拼的是“音”。对整个识字过程来说是“初级阶段”，“终极阶段”的“义”是拼不出来的，只能靠硬记；汉字唯一的静态因是“音”，音是约定好的。其识字过程也是“拼”，但拼的是“义”。犹其是形声字，音、形、义甚至可“一拼而就”。三者的关系是有机的逻辑关系，由音形义的思维过程，需经过思维活动的全过程：分析和综合，抽象和概括，比较，分类，系统化和具体化。通过这一系列的思维活动，音、形、义之间的信息得以贯通，但依据的是复杂的主体网络的系统逻辑。

汉字通过这四种造字法，在建立完整的文字系统的同时，建立了交际功能以外的多值文化功能系统，这是拼音文字所不能具备的。

首先，它构建了一个思维方法进化的系统模式。汉字的造字法从象形指事会意形声，在“认识”的角度上，它提供了一个对对象的形象描述形神兼顾得意忘形抽象概括的系统认识方法的进化模式。不论哪一种造字法其核心都是“象形”，都有一个“自在”的意义发生源，通过它不同程度地注入抽象成分，“形象”与“抽象”逆动消长，由象形指事会意形声，抽象成分逐渐递增，形象成分逐渐减少。是始于形象，终于抽象的连续思维的认识过程。人们在反复的识字过程中，除了知识人获得，还本能地受到认识方法的教育，使我们在认识对象时，善于通过对象的外在特征，从感性材料入手，经过反复抽象的思维过程，正确的分析问题，揭示问题，解决问题。

其次，汉字系统还构建了思维发展进化的系统模式：四大造字法下的汉字系统构建了具体可感的象形系统，形神兼备的指事系统，得意忘形的会意系统，抽象概括的形声系统。它们既独立又相因。无高度发展的抽象能力，便不能将对象的总特征作典型化处理，优选出出神入化的线条来形象地刻画对象——象形字，又由于形象思维的高度发展，而能天衣无缝地融汇到抽象的特征指称之中。通过对汉字由表入里的深刻认识，由于系统的交互作用，汉字既能有效的培养形象思维的能力，还能培养辩证系统的思维能力，而且形象思维和抽象思维之间的中介思维被认识并得到培养。

此外，还建立了思维逻辑的系统模式：象形字培养直观线性的逻辑思维；指事字培养曲折勾连的逻辑思维；会意字培养空间交叉的逻辑思维；形声字培养立体网络的逻辑思维。从而对不同性质的事物运用不同的逻辑思维，使逻辑思维能力得到提高。四大造字法本身就隐含着极为严密的逻辑关系：感性认识模糊思辩抽象认识的连续性的逻辑关系。由于“指事”、“会意”两个既形象又抽象的中间环的运用，使的“模糊逻辑思维”得到揭示，并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和实践意义。传统的思维科学单纯研究“形象”与“抽象”两种端性思维，没有对介乎二者之间的连续的“模糊思维”的认识，这是经典哲学及其逻辑研究的产物，是不完善的。

汉字造字法正是上述高度智慧下的辩证系统思维的产物。这种思维水平和方法体系通过具体的文字创造，浓缩在每个汉字中，使我们通过汉字的使用，自觉或不自觉地吸收其全部能量，译解其全部信息，体现其多维的文化价值。二构字法之文化学价值

构字法指的是具体建构汉字的技法。它是造字法的一个子系统，由构字参照系、构字原则、构字技巧三个有机关联的层次组成。

（一）构字参照系的文化学价值

构字参照系是汉字具体的线条构建的技巧之师法体系。造字方法的参照系是天、地、人三才，物质态与精神态的自在客体，师法其“然”，是客体在一定时空背景中某一条件下的存在态或特征。构字法参照系是对象的这种存在态或特征的构成逻辑或规律，即师法其“所以然”。

在系统的哲学与自然科学的基础上师法其“所以然”的参照系。

西方哲学及其他科学的原始面貌只能考诸有关著述；中国哲学及其他科学的早期特征即使无书可考，也能从文字的构造中窥探其灵魂。因为汉字界定对象是主观见诸客观的精神活动，它能呈现“是什么”、“为什么”、“怎么样”的三维价值意义。

首先，物质世界及其事理是无限多样、个性各异的，为了准确地描述这些对象，只能采用与对象同构的思维逻辑来构造汉字，得到同样多样而个性各异的汉字系统。随着认识能力的不断提高，对对象的个性认识更加深入，使共性较强的记事或指称方法——结绳记事、积石为记等再也无法准确描绘对象以供交流时，促使了文字的产生。但汉字的现实主义方法的造字原则，使它同构于对象世界，呈现出与自然对象世界及相关事物一样的丰富和千姿百态。

无限纷繁而复杂的自然界并非无机的杂乱，是可以分门别类的。“物以类聚，人以群分”。通过对对象各有机系统的共性与个性关系的把握，对不同事物进行科学分类，并按其特征作形象指称。要对整个自然界的万事万物及相关事理作种属分明的文字指称，就要具备不同系统事物的自然科学知识。要对飞禽进行指称，就必须有对整个动物界的系统认识，进而将飞行动物分离出来。又通过对飞行动物从形状到解剖特点的全面认识以确定类型。《说文解字》：“鸟，长尾禽总名也，象形”，“凡鸟之属皆从鸟”。有明确的“属”的概念，形象有其共性，解剖可见个性。《说文解字》收有120个“鸟”旁的字，多数用来称代不同的“鸟”。此外，还有：“隹，鸟之短尾总名也，象形”，“凡佳之属皆从佳”。《说文》中收“隹”旁字46个，包含了多数短尾鸟在内，是鸟类的又一种。凭此我们便能了解这些文字被创造时，上古先民的自然科学及其他科学的水平。《说文》共收9353个篆文，归纳为540个部首，以这些部首为定义根，将物质与精神世界的的无限复杂的对象进行分类，使各得其所，属性分明。可见汉字是自然科学及其他相关科学高度发展的产物。使识读者在汉字认知过程中，不但掌握字符本身指的“是什么”，而且知其“为什么”——得到学科意义的方法论教育。拼音文字的“类”、“属”仅是语法意义的，非表义对象本身。其分类的目的不是为准确的表意，而是服从语法的形式逻辑。

基于自然对象世界组构的无限性但非无理性，使汉字有限的偏旁与部首在合理的无限组合下与对象共构，并结合字与字的语法关系的组合，描述出整个自然与社会甚至思维领域的一切，且随对象的衍化而衍化。

个性各异的自然对象却有其形象组构的共性，它们都由点、线、面构成，汉字则按对象自身的特性进行点、线、面（偏旁）的有机组构，创造出千变万化的汉字系统。这是对参照系“所以然”的最本质的把握。最能体现造字时代人民认识自然的能力和征服自然的特征。

此外，自然万物存在的一个共同态是受地心引力的作用，重心垂直指向地面。古人虽不能认识万有引力，但处处感受到了这种现象。如实描绘对象的象形文字便本能地将万有引力作用下的事物的特征描绘下来，使得每个汉字呈方块状的合理布局，每个字都有其重心，重心是否当位、合理，决定着这一汉字的形体的线条布置是否合理和具有美感。尽管每个汉字都有明确的重心，但其线条的设置并非简单机械的组合，而是变化多端的有机构建。是由千差万别的不对称性、不均衡性构成整体的对称与均衡，从而组成方正结构体式的重心。这一点楷体表现得最突出，其他各体也明显遵循这种重心居中的对称组构原则。

以人类行为科学为参照系。汉字线条的构组还以人类行为科学为参照，将人类关系态的逻辑运用到点、线、面组合的逻辑中。人类以各种规范来协调相处，从而构组了各种秩序下的人际关系态。汉字的构造也明显带着这种协调相处的特点。上下左右，内外先后，大小长短等等都有严格规定，秩序井然，不失规矩。表现在上下关系中以上为先，自上而下；左右关系中以左为先，从左到右；内外关系中以内为先，先内后外。这些无疑具有人类行为科学价值。拼音文字的字母书写是无左、右、上、下、内、外的规则。既可自左向右，也可从右而左，既可从上到下，又能自下而上。字母与字母组合成文字时，只有单一的自左而右作线性横向排列。

人伦讲究秩序，但这种秩序并非一维的单向趋动，而是双向逆动的。这种原则体现在汉字构造上虽讲究上下、左右、内外的先后，但优先者并不能越位强占，更不可独霸，而是按自身的特点占据一定位置，进行合理分配。如“忠”，在上的“中”不宜过大过长占据“心”的位置，使在下者无法立足。同样，左右关系中，左先但不可欺后。如“林”，左“木”之捺宜短，右“木”之撇要收，在互让的关系中，协调构建，不过分夸张任何一方。

此外，在群体与个体的关系中，汉字构造强调共性，群体大于个体，个性服从共性。具体地说是点、线、面（偏旁部首）的独立意义小，共构意义大。部首的存在主要是为了共构，而且往往是带有共性意义的部首偏旁放在优先位置，或在上、在左、在先。拼音文字的字母独立性强，不同字母摆在一起无内在的必然共构性。显示以个性为中心的行为价值特点。汉字完全是由笔划（元素）偏旁部首（层次）单字（子系统）整个汉字系统，从个性到共性的逻辑组合，这种“共性优先”的原则，展示了传统行为科学的价值取向。汉字构造以上述各学科对象为参照系并与之发生价值同构关系，凝固着他们的信息，所以带有多维的文化价值。

（二）构字原则的文化学价值

构字原则是指汉字构建的具体技巧和手法所遵循的准则。它包括默记对象的模仿原则；辩证相生的组构原则：中正和平的美学原则。

默记对象的模仿原则与中国绘画：从西安半坡出土的几件著名的人面鱼纹陶碗看，形象极生动，这种线条勾勒的画竟如西方现代派一般。然而，这种早就很成熟的艺术，后来没有得到应有的发展，直到南北朝以后才中兴起来。但以线条勾勒为特征的象形字却得到充分发展，到南北朝时已走完了由甲骨金文、大小篆、隶书、正楷、草书等全部的进化过程。在漫长的文字创造过程中，汉字的构造方法和书写技法反而大大地影响和促进中国画的发展，并匡定了中国画的基本特征。

中国画不是西欧式的写生来再现对象，而是以默记对象的方法来再现客体。默写是先经过心智活动，将对象留在记忆中的典型特征（往往是点或线的）绘写出来，结果是“眼中竹”与“心中竹”与“笔下竹”俱不相同，愈加典型，愈加简练。呈现出特征线条勾勒的绘画特征。与象形字以特征线条刻画对象有共同的价值取向。

以特征线条默画对象会因人而异，不同绘画者的思维水平、修养能力有差异，记住对象的特征也不尽同，所默画的同一对象也有区别，只能求得大致的相似，本质特征趋同——神似。中国画重神似而不拘于形似，东坡先生说：“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追求“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神妙境界。与汉字一样是现实主义基础上溶入浪漫的理想主义的成分。

以线条勾勒默画对象，而不是面对面的写生，使中国画忽视了“光”和“色”的变化及立体透视的科学性。这也是追求“神似”的必然结果。中国画以“散点透视法”的线条来构组对象，这与汉字以特征线条全方位地（必然是散点透视式地）设置也具有共同的价值取向。

工笔与写意，篆楷与行草；绘画与书法在传统的文化中实有异曲同工之妙。

辩证生克的组构原则与古代哲学。文字史前哲学无稽可考却能从汉字构造的逻辑中得到破译。作为系统世界观的哲学是很晚才诞生的，作为人类的世界观甚至于初步的哲学体系在文字产生之前就存在于上古先民的物质与精神的文化生活中，既烙印在打制的石器中，陶器上，也凝固在千百年来群体集体创造的汉字中。因为汉字是主观见之于客观，如实地描述对象的交际符号。它有着客观存在性，还有第二位的主观性，而且是群体共同的主观性——文字只能是群体的创造，这与画有区别。这一群体性——社会共同性所表现出来的世界观、哲学等文化特征能从汉字中译解出来。

早期汉字的线条由直笔和曲笔这一对矛盾体组成。它们相生相克，相反相成。直有“横”“竖”；曲带“方”、“圆”。或横竖相接，方圆相依；或直曲成方，斜曲成圆。有左弯右拐，有上折下勾……。生克变化，无尽无穷，完全体现了对立统一的法则。汉字按不同规律不同原则，以几组简洁的符号组成无限复杂的文字系统。并共同体现着阴阳生克同构的特征。横一、再二、而三，但不可再四；一竖、二竖、三竖，而四竖不成字。横而太过制以竖；竖而不节抑以横。直笔添曲，曲笔加直；方中见圆，圆内生方。相依相斥，互为呼应；生克变化，浑然天成。

上述为“点”与“线”的哲学，进而由线构成面（偏旁）又由面构成“块”（文字）时，更显示了辩证法的熟练运用。这从偏旁与偏旁互相组构成字时的位置变化排列上，贯穿了辩证的甚至系统的哲学逻辑：左右结构，右左结构；上下结构；内外结构，外内结构；左中右结构，上中下结构；（上下）左右结构，左右（上下）结构，（上下）左右（上下）结构；（左右）上下结构，上下（左右）结构，（左右）上下（左右）结构；左右（内外）结构，（内外）右左结构；（左右）内外结构，外内（左右）结构；（上下）内外结构，（内外）上下结构；混合结构。

这种排列结构逻辑，还显示了数学的排列组合的理论价值。

在偏旁与偏旁或笔划的组合中，虽然是全方位的，但决不是无序的，有特定的逻辑性，并体现了共性与个性，特殊性与普遍性的辩证关系。同一偏旁（共性）的字群中，每个个体不同别的个体，有着自身的特殊性。共同的偏旁是其普遍性，是各个个体共同的组织信息块，但它是寓于各个个体的特殊性之中。无共性则无个性，无普遍性亦无特殊性。

在点、线构面，面与点与线或面构成块（字）时，还体现着系统论的五大原则：一、系统的整体性原则。点线面块（字）是元素层次子系统系统的关系，同样单个汉字同旁汉字汉字系统也是由元素到系统的有机构成关系。它们既独立又有机关联。二是系统整体的动态性原则。就汉字的构成看它们是由几个基本笔划——元素组合起来的，作为基本符号本身无多大意义，但按一定逻辑组合后，元素与元素进行了信息交换、构成了偏旁进而构成字便带有了实际意义，起了质变。虽然各部分（偏旁）进行了能量交换，但并不破坏它们，而是保持了整体各部分的一定联系。就整个汉字系统而言，是不断与外在环境进行信息、能量交换的，不断进化，注入新的活力。三是系统整体的结构性原则。指在一定层次中形成结构的基础上的整体性。这在汉字的结构中体现的尤为鲜明。四是系统整体的层次性原则，即有序性原则。指任何有机整体都是按一定的秩序和等级组织起来的。汉字正典型地体现了这一原则。五是系统整体的相关性原则。任何系统都是存在于一定环境中，也是与外界其他系统进行联系或交换。汉字既是现实主义式描绘对象，是以三才为参照系，自然是处在一定环境中与对象不断交换信息和能量，随文化（广义）进化而进化。

通过剖析，传统哲学的特点是能够从汉字中得到合理破译的。并且我们可以清晰见到汉字笔划的有机组合所蕴涵的阴阳辨证的哲学精神孕育了中国传统哲学的胚胎。

中正和平的美学原则。中正和平的美学原则是整个东方艺术的核心原则，它源于儒家哲学，但这一哲学本身在文字史前就已受孕。汉字摹仿三才，有典型的建筑美。它重心居正，不偏不倚。不作畸形之态，常呈中正之貌，柔和协调之状。表现为一种自在美。早期汉字大致也呈方块状，端庄严正，重心稳实。但它并不呆板，其方正的总貌是由万法纷呈、千姿百态、个性各异的形体组成。中正生自偏曲，端方来于圆折，平和协调起于变化律动。正是这一辩证的矛盾运动，最后形成美的形态。中正和平是汉字构建的总的美学原则，每一具体的汉字组构又体现了不同的美学技巧，它包括：阴阳相接。其方位以上为阳，下为阴；左为阳，右为阴；内为阳，外为阴。它们互相依存，和谐相交，合为一体。线条以直为阳，曲为阴，方为阳，圆为阴。多数汉字是曲直方圆交互连缀。节奏分明，韵律生动。刚柔相济。线条以直为刚，曲为柔；线块以方正为刚，以斜曲为柔。斜直曲方，阳刚阴柔，既对立相克，又溶于一体。虚实相间。是对线块而言。笔划少而空疏为虚，多而绵密为实。汉字总是虚实相间，上空则下实，左空则右实。线条分布朗列均衡，充盈一体。动静相生。线条以方直为静，以圆曲为动。汉字多数是以曲直相交，动静相生。在平直方正的稳定静态之中，辅之以曲折园斜的变动之姿。动中见静，静中生动，并在这一矛盾运动中服从整体的中正和平之态，给人以完善独立，稳重端庄又充盈流转的变动的美感。在这些辨证关系的美学处理中，在线条的具体设置上，既富于变化，又不走极端，是高则低之，长则短之，大则小之，宽则窄之，实则虚之。有余则削，不足便补，盈亏相济，柔和协调，无不贯穿自然的美的法则。前面已论及汉字是呈方块状的总貌，尽管线条变化万法纷呈，但总体效果是对称分布的，重心位于方块的对角线交点上。显得端正典雅。而各个层次、各个角度不同性质的线条的辨证呼应，使稳重方正的外形展示于多姿多态的变化之中。这一中正和平的美学特征和传统哲学、美学价值、对象世界的内在韵律是有机统一的。

（三）构字技法的文化学价值

构字技法是指线条安排的具体技巧和手法。由点线、面的组织，方位座标的确定，结构安排等三个层次构成。

点线面组织的逻辑学价值。每个汉字都是系统态下的符号块、定义块，也是凝固各学科文化价值的信息块，所以其线条的组合要有一定的逻辑。在形状的象形上，除了艺术化的逻辑，形式上还有独特的组织方法。它是由点、线、面循序渐进，各自独立又配合共构的逻辑来进行。由点到线到面，点线构面，小面构大面。点、线、面又各有独立的功能，共构时互相以形式上的算术法相加，其功能却起了质的变化。一点与两点三点的含义绝不相同，丶冫氵灬——它们在组织上是相加，本质却完全有区别。但它们都是汉字系统中的一个功能项，独立是相对的，与其他功能项再构是绝对的。点与线、线与线、线与面、面与面的组构也遵循这一系统逻辑。

方位座标的确定。汉字的线条安排多设定在多维空间的立体坐标系中。因其象形性，所以在描摹对象时要在一定时空背景下进行，虽作散点透视但符合空间组构原则。因此汉字的（附图略）

现中汉字的粗细、明暗、浓淡等具有主体意义的方位特征尤为明显。汉字和国画一样是多视点的，呈视点移动组建的方位特色。因线条的座标方位的决定，线条便可进行全方位的辨证系统的组合。

结构安排。有了方位座标，在象形写真与中正和平的原则下，对线条作优化安排。安排技巧须按照自然科学、人文科学，物质与精神态的价值取向进行，将文字创造时期的文化价值积淀在具体的布置中。

汉字是汉文化的全息码，是文字史前文化的信息载体，又是孕育史后文明的基因。人们用考古的方法，见铁而论冶炼，指鼎以说青铜，刀枪剑戟以谈军事。那么“文字”岂不正是史前文明留下的“文物”吗？汉字的功能不但在其外壳，它是远古文明的价值载体，同时提供塑造中华民族精神与性格的原动力！

【注】

[1][3]许慎《说文解字》十五

汉字文化研究范文第2篇

关键词：汉字传播模式;韩国;中国文化

汉字是表意体系自源文字，形、音、义三位一体，具有表音文字无法比拟的优越性，可以说汉字的最大长处就是能够超越空间和时间的限制。汉字是中华文明传承和传播的信息载体。汉字在韩国的传播既有历史意义，又有现实意义。因为韩国不仅是汉字最早传入的国家之一，而且是目前世界上正式使用汉字的4 个国家之一。汉字在韩国传播的影响力值得我们深思，其成功模式值得总结和借鉴。

一、汉字传播与汉文化

汉字传播是以汉语为先导、以汉文化为基础、以汉籍为传承媒介的，受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在内的综合国力的影响。

朝鲜半岛与中国山水相连，这是汉字传播的地理优势，但是与中国毗邻的国家并不只汉字文化圈国家，因而地理因素只是初级有利条件。历史上，中韩两国之间的交往一直非常密切，汉字在韩国有着绵长的传播史。汉文化对韩国影响最大的是儒家文化，儒家思想是古代很多汉字类文献的灵魂。韩国现代仍尊崇儒学，保留大量儒学文献，这对汉字传播有很好的推动作用。佛道文化也是经由中国传入朝鲜半岛的，对朝鲜半岛影响颇深。宗教类经典也是用汉字记录的，现在韩国人诵读的佛经有汉字记录和颜文翻译，人们在接受宗教教义的同时也自觉接触、接受汉字。随着中韩两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交流的不断加强，韩国现在对汉文化的需求更是达到一个新高度，学习汉字的人不断增多。

文字是语言文化的记录，韩国之所以对汉字的接受度这么高，首先是其对汉文化的认可。文化是先导，因而汉字向世界传播不能仅局限在汉字形音义的本体，一定要融合进汉文化的整体领域中。这是重要的指导思想，不可以本末倒置。中国有着绵长的边界线，与东亚、中亚各国自古以来就有很密切的往来，古代海上丝绸之路、路上丝绸之路都曾是汉字、汉语、汉文化传播的重要途径。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使各国人民认识到中国是一个有巨大吸引力的市场，各国要与中国在许多领域广泛合作、共同发展，汉字无疑是重要沟通的桥梁。汉字与汉语、汉文化捆绑传播模式为汉字传播带来巨大机遇。

二、汉字传播与本土文化

汉字传播到朝鲜半岛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逐渐与本土文化相融合。朝鲜王朝后期诞生的汉字类文献都是中韩文化融合的典范，汉字传播也在这个过程中悄悄发生着变异，原有的形音义以及文化内涵都在悄然发生变化，更适应当地民族的审美取向，反映其文化内涵。

韩国历史上很长一段时间没有自己的文字，以汉字为通用文字。有了汉字，韩国始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典籍，历史文献《三国遗史》《三国史记》《朝鲜王朝实录》等都是用汉字写成的。汉字的借入和长期的使用，对韩国语言文字的发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汉字作为表意文字，“它的存在是以中国的语言为背景的”。汉字是适应于孤立语――汉语的书写符号系统;韩语属于粘着语，具有丰富的形态变化和独特的语音规则的符号系统。因此，借用汉字不可避免地出现所谓“国之语音，异乎中国，与文字不相流通”的矛盾。为了解决这种矛盾，民族不断探索各种文字本土化的方法。韩国俗字就是汉字在发展传播过程中产生的重要变异形体之一。

三、汉字传播与汉字教育

如果说过去汉字传播是一种自发的状态，现在汉字传播已进入主动模式。这就需要加强汉字教育，制定标准化的条例，确保汉字传播向着健康方向发展。

汉字传播有赖于教育的实施。韩国历代统治者重视汉语、汉字人才的培养。三国时期，高丽王朝最早建立太学，设置平民学校――扃堂，所用教材为中国的《史记》《汉书》《玉篇》《字林》等。现在传播于世界各地的孔子学院将汉文化传承开来，汉字传播速度也更为迅猛。

为了更顺利地推行汉字教育，也要制定统一标准。汉字在传播过程中，适应本土化，产生变异，形成不同的形态。在信息化的时代，这种差异给交流带来不便，这就有必要走汉字共通化道路，字形必须标准化。字形标准化对汉字教育、信息处理系统、信息交流和资源共享有重大作用。计算机系统中的中日韩超大字符集的运用也更好地推动汉字传播，数字技术的发展为汉字传播提供更广阔的空间。

汉字的传播，实际上是汉文化传播的一部分。无论历史上还是现在的汉字传播都有赖于中国的政治、经济实力和中外文化交往，同时需要重视文化载体和教育渠道。如何充分考虑汉字本土化过程，使汉字得到有效的传播，值得我们深思、研究和实践。

参考文献：

[1]陆锡兴.汉字传播史[M].北京：语文出版社，2002.

汉字文化研究范文第3篇

汉字与文化之间虽然存在着互证关系，但这种互证关系并不是完全对等的。从总体上来讲，文化对汉字的证明功能要大于汉字对文化的证明功能，因为汉字毕竟是一种记录语言的符号，而且是历史积淀的产物，尽管它与文化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但它并不具备细致描写文化的功能，也不具备最终确认文化的功能。这就要求我们在对汉字进行文化阐释时，一定要对汉字文化功能的有限性有着清醒的认识，准确把握汉字文化功能的量度，而不能随意加以夸大。在这方面，王宁先生等的《〈说文解字〉与中国古代文化》可谓成功的典范。该书《前言》中明确表示：“汉字中所贮存的文化信息，只能从每个字的构形――一个小小的方寸之地，简化了的线条、笔画，以及字与字的关系中得到，所以是有限的，如果夸大它，从自己的主观臆测出发，弄出许多玄之又玄，广之又广的新鲜事来，其实是难以说服人的。”

然而，在目前的汉字文化阐释工作中，任意夸大汉字文化功能的例子确实不少。一些学者不能正确摆放汉字的位置，不是把汉字看做记录汉语的工具，而是把它当成了考证和确认文化的灵丹妙药，试图通过汉字构形去构建整个中国古代文化史，似乎中华民族文化的所有方面都可以在汉字当中找到根据，甚至把汉字描述为记录文化的“怪异的密码”，这无疑是对汉字文化功能的过分夸张。例如，有人试图利用汉字字形证明我国古代曾经实行抢婚制，认为“在掠夺婚制中，妇女成了抢掠的对象，被抢掠来的妇女，完全成了男子的奴隶，被男人奴役乐。……从‘妥’的古字形上，我们也可以看到抢婚的影迹，甲骨文‘妥’（），上边是一只大手，下边跪着一个女人，是擒捉制服或掳掠妇女之状。”我们认为，这种解释仅仅从个体字符出发去分析字形，而没有考虑到汉字构形的系统性。实际上，“妥”中的“女”并不仅仅代表女子，而是泛指男人和女人。甲骨文中有些从“女”的字，又有从“人”的异体字。如“奚”字，本义为奴隶，像以绳索牵制奴隶之状，其中的奴隶既可以写作“女”，又可以写作“大”（正面的“人”）、“人”（图1）。我们不能只根据“奚”有从“女”之形，就说它表示的是女奴隶。《说文》中的“奴”、“”等字也有从“人”旁的异体字，进一步说明从整个汉字构形系统来看，“人”旁和“女”旁有时是可以通用的。因而，我们不能把所有从“女”的字都解释为仅与女子有关。“妥”字之所以从“女”而不从“人”，也是受汉字构形系统制约的，因为在甲骨文当中，已经有了一个从“爪”从“人”的“印”字（），如果“妥”字也从“人”，二字就无法区别了。可见，将“妥”的构意解释作掳掠妇女之状，是违背汉字的构形系统的。

对汉字进行文化阐释时发生的偏误，很多时候是由于对汉字字形的演变缺乏了解而导致的。汉字经历几千年的演变之后，字形和文化的关系变得越来越疏远，不少人直接拿后代的字形作为分析的依据，必然会得出错误的结论。早在汉代，就曾出现不少按照隶书字形说解文字的错误现象，例如由于隶书“长”和“马”的字形上部相似，当时人就把“长”字解释为“马头人”。而实际上，在早期汉字中，“长”像长头发的人，与“马”的字形没有任何关系。其他如“人持十为斗”、“虫者屈中也”等也都属于此类。对于这些缺乏历史发展观念的奇谈怪论，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进行了有力的批评。但由于许慎没有看到过甲骨文，他在根据小篆字形说解文字时，也经常犯臆测的错误。如他将小篆的“为”（）字解释为“母猴也”，说“其为禽也好爪。爪，母猴象也。下腹为母猴形”。其实，甲骨文的“为”字（）是以手牵象之形，正反映了古代以象为劳动工具的社会事实。像许慎这样的文字学大家，以理据保存较多的小篆为分析对象，尚且会犯这样的错误，我们在对待现代楷书字形时，就更应该慎之又慎了。

宋代王安石的《字说》也是随意解字的典型代表。他认为，字的声音、形体都有意义，都合乎自然万物之理，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他说解文字时一概拿偏旁的意义去拼合整字的意义，遇到迂曲难解之处，不惜拐弯抹角，凭空臆测。如认为“诗为寺人之言”、“猫”能“去苗之害，故字从苗”，“狼”是“兽之有才智者，故从良”，如此等等。明代王世贞编的《调谑编》曾记录两则笑话：宋代大文豪苏轼，号东坡。他经常讽刺王安石的文字说解。有一次，苏轼问王安石“坡”字该如何解释。王安石回答说：“‘坡’者乃‘土’之‘皮’。”苏轼听后暗自发笑，戏言道：“照这样说来，那么‘滑’字乃‘水’之‘骨’喽？”王安石听了，半天默然无语。又有一次，苏轼听说王安石的《字说》刚完成，前去向王安石祝贺，王安石问苏轼：“‘鸠’字从‘九’从‘鸟’，难道也有什么证据吗？”苏轼故意戏弄他说：“《诗经》上说：‘尸鸠在桑，其子七兮’，加上它们的爹和娘，不正好是九个吗！”王安石听了，竟然欣然点头认可。时间长了，才知道苏轼又跟他开了个大玩笑。

苏轼的讽刺并没有真正使后人得到警醒，直到今天，仍然有人在宣传着“波”是“水的皮或表面”、“滑”是“似放在水流动表面上的一根骨头”的谬说，实在是枉费了苏轼的良苦用心。今天有些人所推崇的汉字“拼形说”，认为汉字都是由偏旁一次性拼合而成的，每个偏旁(包括声符)都是有意义的，这与王安石的《字说》如出一辙。如他们把“愁”字解释为“古代农民秋天的心境――发愁怎么过冬”。这种说解，如果仅仅作为帮助记忆字形的辅助手段，倒还可以理解，但问题在于他们非要从中推演出“丰富的文化内涵”来，说：“‘秋’和‘心’的组合为何不是表达秋天丰收的喜悦呢？众所周知，在中华大地上至今还有大约数千万的农民没有脱贫，没有达到温饱的水平，可想而知，三千多年前的先人们生活水平不知要比我们今天没有达到温饱水平的贫困户还要贫困多少倍？物质生活以及与之相关的生存的问题必然是他们思考的中心问题，因此，‘秋’和‘心’的组合形成的观念，只能是当时低下的生产力的反映，即只能是对未来冬天的气候的严寒和植物的枯萎的忧虑。”其实，“愁”是个形声字，“秋”是声符，并无表义功能，但上述说解却把“秋”当成了表义部件，从而给“愁”字附会上“浓厚的文化色彩”。

汉字文化研究范文第4篇

关键词：汉字 传播 使用 文字政策 东亚

一、引言

汉字虽然是语言学领域的概念，但它已渗透到历史﹑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其他领域中。汉字作为传递文化信息的主要载体，以古代中国的中原地区为核心，传播到朝鲜半岛﹑日本﹑越南等边缘国家，形成了所谓的东亚文化圈，又在这些国家的文字系统中以多样而复杂的语言形式发展下去。如今，越南已经完全废除汉字，有了自己的官方语言。相比之下，韩日两国仍受汉字的影响并以不同的方式保留着汉字。两国虽然一直提倡“减少汉字”的语言政策，却始终未能完全废除汉字的使用。

二、汉字在韩日两国的传播

汉字作为记录汉语语素音节表意性的书写符号，对东亚地区文字系统的形成与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当韩国和日本等地区还处于无文字时期时，汉字已在相当长的时期里作为东亚地区的通用文字使用，并起着标记各民族语言的作用。权强（2004）在自己的研究论著中阐述古代东亚世界的定义时，就特别强调了汉字的作用。他称“古代东亚世界是指以中国的汉字作为媒介，接受儒教、佛教和律令等几个要素的东亚地区，其中包括韩国和日本。”[1]汉字传播时，东亚各地区的书面语和口头语还处于互相分离的状态，只有皇族、贵族以及官僚等少数阶层才能获得接触和学习汉字的机会。由于崇拜先进、发达的中国文化，汉字很快就成了文化传播的媒介，之后又成了东亚各地区的通用文字。

汉字的传播不仅体现了文化的优越性和文字的可普及性，还体现了当时的政治权力关系。围绕中国王朝的权威以及以古代中国册封关系为中心的东亚世界，中国往往是东亚各地区的核心国家。关于东亚地区汉字传播的相关研究中，除了汉字作为文字起着记录语言的功能和它的文化传播功能以外，还要注意到历史、政治以及外交等诸多因素对汉字传播的影响。汉字的传播与其说是为了实现它的语言记录功能，不如说是为了实现它的文化传播以及政治外交功能。

（一）汉字在韩国的传播

根据朝鲜半岛的平壤和箕子陵的遗迹，中国战国时期的北方燕国和齐国都与朝鲜半岛①有来往。而到了秦朝和汉朝，中原地区的平民百姓为了逃避战乱和强制劳役移民到朝鲜半岛，更进一步促进了汉字的传播。另外，《廣開王陵碑文》中出现的“朕”字以及“帝王建號”“蒙天恩”“四方託境”“隣國誓親和”等字也都反映了朝鲜半岛接受汉字的事实。新罗时期的《迎日冷水裏碑》（公元503年）和百济时期的付札木简等也反映了汉字在当时朝鲜半岛用于国家运营以及支配社会的事实。在韩国的一些国语研究里，乐浪时代的文字被视为朝鲜半岛最初的文字，并认为乐浪文字依次继承到了高句丽、新罗、百济，乐浪文字中大多数为瓦当文字。

汉字的传播不仅丰富了朝鲜半岛的本土文化，而且还掀起了国民精读和了解汉文书籍的热潮，也增加了他们对中国文化的理解。到了汉朝末年，朝鲜人已经开始用汉字文言进行教育。372年，汉字再次通过佛经传入朝鲜半岛，汉字文言正式成为朝鲜半岛的通用文字。公元7世纪左右，新罗统一三国后，汉字又取得了公用文字（即官方文字）的地位。

黄贞姬把汉字传播到朝鲜半岛的过程大致分为三个阶段。[2]第一个阶段是殷商时期到公元4世纪，这个时期是从古代朝鲜形成到三国鼎立的时期。中国的汉武帝在朝鲜半岛设立汉四郡这一历史事实，是朝鲜人能广泛接触中国汉字最直接的先决条件。[3]当时，汉字是作为发达文化的象征而传播到朝鲜半岛的。第二个阶段是公元372年到13世纪末，这个时期佛教传播到高句丽，新罗的统一和高句丽王朝的政权交替促使大量汉字随佛教和儒教传入朝鲜半岛，同时高句丽产生了科举制度。第三个阶段为13世纪开始到李氏王朝时期结束，这个时期朱子学繁荣昌盛，也产生了“训民正音”。

（二）汉字在日本的传播

迄今为止，涉及汉字传播到日本的问题，最早在日本历史资料《古事记》和《日本书记》中被正式提及过。根据《古事记》记载，公元712年，太安万侣按照元明天皇的指示编辑了古代神话、歌谣等。而《日本书记》是日本奈良时代元正天皇指使舍人亲王和太安万侣等人编辑的史书，里面所记载的传说和记录等都是用汉字表述的。诸多研究指出，朝鲜人阿直岐在应神天皇15年为宣传佛教，带着汉文佛教经典来到日本。第二年，通过他的推荐，中国人王仁也来到日本，并成为了太子的老师。《论语》和《千字文》也正是在这个时候传播到日本的。

以山田孝雄为代表的日本国语研究家们认为，日本人是通过与中国人的相互接触或阅读汉文而接触到汉字的。但最初以什么样的途径传到日本、普及到日本社会，还是个尚未解决的课题。西岛定生等人却认为汉字先是为了维持政府之间的来往，也就是政治外交需要而传播到日本，随后应用于标记本土语言，之后大量地流入到日本社会内部的。也有些学者主张当时日本还没有自己的民族文字，汉字也是通过朝鲜半岛传播到日本的。

1958年，日本考古学界在日本九州南部的种子岛发现了一些陪葬物品上刻着汉字，当时人们推测汉字至少是在汉朝后期就已经传播到了日本。1996年2月，在熊本县玉名市柳町的古迹中再次发现了包括“田”字在内的五个汉字刻在贝壳上。[4]同年，三重县安浓町大城的遗迹中也发现了写着“奉”字的食器。由此可见，汉字传播到日本的时间可以追溯到公元前3世纪初的弥生时代初期。还有，在日本的长崎、佐贺、福冈、熊本、宫崎、广岛、京都以及大阪等地区出土的文物中也发现了刻着“貨泉”或“貨布”等字的中国古代货币。直到2世纪，汉字才通过移居百济的中国移民王仁和百济人阿直岐传入日本。王仁到了日本以后，献了《论语》十卷﹑《千字文》一卷。[5]3～4世纪，汉字广泛普及到日本的统治阶级、贵族阶层和上流阶层当中。到了5、6世纪，儒教和佛教的相关文物大量传入日本，因此佛教用语和有关古代官制、官职以及日常生活的汉字词也开始大量地传播到日本。在7、8世纪的奈良时代和平安时代，唐朝的汉音传播到日本。从此汉字在日本成为了公用文字，“汉字正体意识”和汉音汉文占据了语言领域的最高地位。武斌认为，遣唐使时期的金潘唐化热潮促使日本开始大量使用汉字。[6]

三、韩日两国的汉字接受形式

东亚地区的汉字接受形式大致分为汉字的借用与仿造。借用是指通过借音、借义以及音义兼借等方式，用汉字标记本土语言的方法。主要有音义兼借、音读以及训读现象等。仿造是指根据汉字的形态以及制造方法创造出的汉字式文字，主要有孳乳仿造和变异仿造等。孳乳仿造是根据原有汉字的形态或者偏旁部首创造出新汉字的方法，来补充旧汉字的新旧混用方式。变异仿造是指通过重新创造出新汉字的方法，来区分新旧汉字的方式。

梁重海指出，汉字的接受过程主要有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不改变汉字的形态，按部就班地使用原有汉字；第二个阶段是创造出新的汉字；第三个阶段是改变汉字的形态或减少汉字的结构，创造出崭新的音节文字；第四个阶段是创造出完全不同的文字系统。[7]

（一）韩国的汉字接受形式

汉字传入朝鲜半岛，主要起着两种作用：一种是阅读中国的汉文或用汉文记录著述的作用，另一种是标记本土语言的作用，即汉字不仅用于阅读或记录汉文，而且用于标记本土词汇或文章。

金敏洙认为朝鲜半岛最大限度地利用汉字的优点，通过借音和借训的统合，完成了独创性的借用标记。他评价朝鲜半岛的汉字接受问题时曾指出，朝鲜半岛的借字标记经过誓记体、吏读文、乡札文、口诀文等发展过程，到乡札文的阶段，达到了顶峰。借字标记与上层的汉文不同，以中间层的吏读方式继续传承下去。吏读在汉文训读和正式文书的使用中，主导了人们的母语意识。[8]

朝鲜半岛借用汉字主要有两种使用形式：一种是按中国式使用汉字，另一种是按朝鲜式使用汉字（也称吏读），朝鲜半岛的汉字主要用于标记固有名词和句子，而标记句子又分“誓记体、吏札、乡札、口诀”等四种方法。记体是对汉文的朝鲜式语序化，吏札是对汉文的朝鲜式语法形态化（包括语序和助词），乡札是汉字的完全朝鲜化的使用（包括语序﹑助词及词汇），也是民族化最彻底的形式，口诀是汉文中加朝鲜语助词的形式。

朝鲜半岛的汉字音来源于以“切韵”为代表的中古音，即元朝到唐朝的语音（即中国开封语音）[9]，在借音标记上采取借鉴汉字的“直音法”（或读若法）和借鉴汉字的“反切法”和“反复相摩而成音”等形式。朝鲜半岛的汉字又称“仿汉字”。“仿汉字”包括本土创造的固有汉字（即正体字和口诀简体）和借用中国汉字的新音字和新义字。正体字利用中国汉字的偏旁部首重新组合成新字，而口诀简体可以说是汉字的附属字。[10]

1443年，为了解决汉字标记的不便现象，李氏王朝创造出了新的文字系统，命名为“训民正音”。它是运用中国音韵学最核心的知识和中世纪朝鲜语的音素系统而创造出来的音素文字，制造原理以象形为基础。正如郑麒麟先生在《训民正音》的序文中解释的“象形而字倣古箕”一样，“训民正音”在子音部分模仿了造音位置和造音方法，母音部分模仿了“天”“地”“人”等字并创造了它的基本文字。关于“训民正音”的起源，目前有很多种说法，如“古箕起源说、八思巴文字起源说、梵字起源说、发音器官起源说、太极思想起源说、薛聪起源说”[11]等。

（二）日本的汉字接受形式

汉字在日本主要以表音文字的形式使用。据统计，日本奈良时代的古代文献《古事记》，使用的汉字总数为1，507个字；《万叶集》使用的汉字总数为2，501个字。《古事记》和《万叶集》使用汉字，采取了仅借汉字发音书写日语的形式。另外，汉字传入日本的最初500年间，产生了《三字经》《千字文》《四书》《五经》等诸多以汉语文言为文字的中日共同教科书。

日语中的汉字主要有两种：一种起源于中国，古代从中国传入的“原汁原语”汉语，例如“道路”“土地”等，它是相对于日本的和语而言的；另一种是根据汉字的造语法加工创造出来的派生汉语，例如“政治”“经济”等。这类汉字在日本人的长期使用中发生同化，产生了一些变容。日本汉字的读法有音读和训读两种，它的汉字音主要来自于中国的吴音、汉音、唐音等。[12]

日本人在借用汉字标记本土语言的过程中，认为光用汉字不能充分地表意，于是创造了汉字式的“万叶假名”。可以说“万叶假名”的创造背景与朝鲜半岛的“训民正音”很相近。它是借用汉字的音和义来记录日本的语言，最初是为了记录《万叶集》而被使用。“万叶假名”是古代日本最初的文字形式，从此日本从无文字时代过渡到了有文字时代，人们口中流传的传说与歌谣也开始用“万叶假名”记录。“万叶假名”是一种非常特殊的音节文字，减少了很多语言表达方面的不便。“万叶假名”是汉字现代假名的过渡阶段，在日本文字史中有着重要的意义。

之后，日本人对“万叶假名”实行了字母标准化，改进为今天的“现代假名”。“现代假名”又分为“平假名”和“片假名”。它大概在日本的平安时代出现，是“万叶假名”不断演化和规范化的产物。古人为了便于书写和理解汉文，不断地对“万叶假名”进行简化，从楷书简化成草书，又由草书简化成现代假名。这样形成的“假名”，形体结构比汉字简单明了，有利于阅读和理解，表现方法也极具多样性，因此很快就普及到平民百姓阶层。“假名”多用于和歌和文学作品的创作中。

谈到汉字对日本语言文字体系的影响，可以说汉字促进了假名的创立和国字（和制汉字）的形成。国字又称和制汉字，包括假名和汉字在内的日本所有文字﹑在汉字的基础上创造出来的平假名和片假名以及在日本制造的汉字体文字等。正式的日语为假名和汉字的混合体。日语有三种文字标记方式即汉字、假名、罗马字。

四、汉字在韩日两国的应用以及相关文字政策

（一）汉字在韩国的应用以及相关文字政策

日本殖民地时期，日本帝国主义强行废除学校的“朝鲜语教育”，朝鲜人被剥夺了接受国语教育的权利和机会。在这种政治、历史背景之下，朝鲜人一直渴望自己的国语能得到自由的使用权和应得的尊重。获得解放之后，这种意识渐渐与“国粹主义”和“民族主义”精神结合在一起。当时朝鲜半岛正处于开化期，受美国的影响颇大，所以也出现了不少主张专用朝鲜语的人物。之后在接受日本文化和西洋文化的同时，以民族解放为开端，“朝鲜语专用论”又成为了“自主独立的象征物”。文嬉真（2007）评价“朝鲜语专用”政策的实质给社会带来的影响时指出，“朝鲜语专用政策导致了汉字丧失的时代，同时也大大降低了朝鲜人的汉字识别率。不仅如此，还成为了军事政府获得正当性和利用国字来焕发国民团结与爱国心的重要手段。”[13]后来，朝鲜战争又把朝鲜半岛分为南北地区，北部称为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简称朝鲜），南部称为大韩民国（简称韩国）。

韩国的汉字使用期可以分为汉·韩并用期、汉·韩混用期、汉字复活期、教育用汉字·韩文的并用期。汉·韩并用期为1948年～1964年，汉·韩混用期为1964年～1972年，汉字复活期为1972年～1975年，教育用汉字·韩文的并用期为1975年～现在。[14]

关于韩国汉字的相关政策，按照时代顺序排列，大致如下[15]：

1443年，李氏朝鲜（1392年～1910年）第四代国王世宗大王创立“训民正音”。

1898年1月，李朝政府规定，政府公文改用韩文获韩汉文混合书写。

1948年，韩国制宪国会通过了“韩文文字专用法”。

1949年，有些国会议员在国会上提出“汉字使用建议案”。

1957年，文教部制定颁布“临时限制汉字”1300个。

1961年，军事和政权交替，进一步推进了“韩文专用政策”。

1964年，规定在中小学进行汉字教育。

1965年，国内外公文严格遵循“韩文专用”政策。

1967年，制定了“汉字略案方案”，拟定到1972年完全废除汉字。

1968年，制定“韩文专用五年计划”。

1969年，文教部规定从1970年起，在学校废除汉字教育。

1972年，文教部再次颁布“教育法改正令”，规定在初﹑高中恢复汉字教育。

1949年1月，朝鲜政府规定废除汉字。

1999年2月9日，韩国文化观光部颁布“汉字并用推进案”。

（二）汉字在日本的应用以及相关文字政策

明治维新以后，日本在经济、政治、文化等领域都积极借鉴西方社会，并学习西方的法律、政治制度、科学技术等方面的知识。随着西欧派文化在日本占主流地位，有些语言学家提出日本也应该像西欧一样，使用简单的表音文字，甚至有人主张废除日语，把英语作为国语。其中代表人物有幕府政府②的大臣前岛密（1835年～1919年），他曾经极力主张废除汉字，是日本国字国文运动的先驱者，也是近代邮票制度的创始者。前岛密在日本被称为邮政之父。1847年，他为了求医，离开日本江户，并学习了荷兰学和英语，曾向德川将军提出过汉字废除论。他强烈主张为了实现教育的普及化，要废除汉字，把“平假名”作为日本的国语。另外，还有两位坚持废除汉字、采用英语的人物，那就是当时的文部大臣森有礼和原早稻田大学校长高田早苗。森有礼是日本的一位武士，也是有名的外交官和政治家，他也是一桥大学的创始人。1885年被任命为第一次伊藤内阁的第一批文部大臣，对日后日本教育政策带来很大的影响。1872年，他写信给耶鲁大学的德怀特·威廉教授，主张要把英语当成日本的国语，遭到德怀特·威廉教授的反对。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明治政府终于决定把表音文字化作为国家的重要方针。

日本围绕语言使用问题展开激烈的讨论，掀起了日本汉字改革运动。这项运动主要分假名文字论阶段、罗马字论阶段、汉字限制论阶段、汉字尊重论阶段。面对如此多的争议，日本政府在限制汉字使用的同时，也承认汉字在本国文字系统中的地位和存在，对于汉字问题采取了相对宽容的应对态度，学校的汉字教育也一直维持着一贯的做法。

日本的汉字使用期分为“当用汉字使用期和常用汉字使用期”。前者为1946年到1981年，后者为1981年到目前为止。[16]

关于日本的汉字相关政策，按照时代顺序排列，大致如下[17]：

1866年12月，前岛密向日本末代将军德川信喜提交“汉字废除之议”。

1873年，福泽谕吉提出《新出汉字802字》。

1887年，失野文雄再次提出新出汉字3000字。

1902年，明治政府新设一门政府机关，名叫“国语调查委员会”；委员会的基本方针第一条明确规定“文字使用表音文字，主要调查对象为假名和罗马字”。

1915年，杉本京太提出日文打字机文字版2005字。

1923年，政府采取行政措施，文部省临时国语调查会公布了“常用汉字1962字”。

1931年，再次公布“常用汉字1858字”。

1942年，再次公布“标准汉字2592字”；标准汉字由常用汉字1012字，准常用汉字1346字，特别汉字71字构成。

1945年11月12日，日本读卖新闻发表了“废除汉字”的口号。

1946年11月16日，选定“当用汉字1850字”，内阁命令发表于日本全国各地，作为社会语言生活的规范。

1949年，颁布“当用汉字字体表”。

1981年10月1日，颁布“常用汉字1945字”，作为新的标准。

五、结语

汉字是超越国界和民族的全世界共同财富，在未来的日子里它将为实现东亚地区的经济一体化做出更大的贡献。全力推进和发展东亚地区的经济一体化，需要规范化的汉字应用和正确的汉字相关政策，同时还要具备能有效应用汉字编码的环境。为了阐明怎样有效应用现代汉字，并促进国际化交流的研究课题，我们不仅要探讨汉字编码以及汉字字体的统一等一系列新出现的汉字问题，而且还要在充分掌握东亚各国汉字应用的共性与个性的基础上，相互吸取经验教训，探索符合时展和各国国情的正确方向。

从历史的角度去考察东亚各地区的汉字应用和发展、发掘它们的共性和个性固然很重要，但考虑到未来将要实现的东亚地区经济一体化，同时为了维持它的顺利发展，我们更应该深入研究和分析东亚各地区的政治、经济、历史以及文化等因素给汉字带来的深远影响，并确立出符合新时代的崭新课题和解决方案。汉字是中华民族形成与发展的过程当中创造出来的宝贵文化，它可以客观地记录人类历史与文化，同时也肩负着继承和发展民族文化的重要责任。汉字的应用，必须符合新文化、新语言的应用发展规律，只有这样，汉字的存在价值和地位才会更加巩固和完善。

（本论文为中国2010年国家建设高水平大学公派研究生项目的研究成果，是得到国家留学基金资助而完成的。）

内容注释：

①朝鲜半岛：中国、越南、朝鲜等地区称之为朝鲜半岛，韩国将

其称之为韩半岛。朝鲜半岛位于东亚，一千年以上维持单一国家的形式，直到1948年才分割为两个国家。南部为大韩民国（简称韩国），北部为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简称朝鲜）。本文主要探讨韩国的汉字传播使用情况，不涉及朝鲜地区。

②指日本的封建武士通过莫府来实行政治统治的政府，也称之为

“武家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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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字文化研究范文第5篇

关 键 词：汉字 标志 设计手法

标志作为事物特征的一种表达、传播方式，能以精炼、形象、快捷、直观等特征表达一种含义，并借助人们的符号识别的潜意识、联想等，传达特定的信息。随着社会经济、政治、科技、文化的飞跃发展，经过精心设计的标志广泛应用于各领域，对社会的发展与进步起着巨大的作用。汉字历史源远流长，积淀着整个中国民族的智慧和创造精神，有着旺盛的生命力和独特的艺术价值。汉字作为标志设计的主体由来已久。优秀的汉字标志，能够形象、生动、直观地表现出汉字的意象内容，不仅使人产生视觉上的美感，而且在心理上产生一种强烈的震撼力。它既保留了汉字的古朴风韵，又使汉字焕发出年轻的生命。它蕴含着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底蕴并体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具有极高的艺术性和强烈的民族性，在标志艺术中独领。

那么，如何进行汉字标志设计呢？笔者结合几个较知名的汉字标志，浅析一下汉字标志设计的手法，以供同行们商榷。

一、从汉字的字形入手进行标志设计

鲁迅先生在《汉文字学史纲要》中指出：“中国文字具‘三美’，意美以感心，一也；音美以感耳，二也；形美以感目，三也。”现代设计师在汉字标志设计时，应注重对汉字的“形”和“意”进行视觉上的归纳、整理，进行意念、美感上的视觉再创造，设计出新的视觉图形。从汉字的字形入手进行标志设计，是汉字标志设计中较常采用的手法。它在设计处理时，以文字为主体，比较强调字体的独立性，保留汉字的基本结构、笔画形态，在充分理解设计主题要求的基础上，借鉴汉字的结构、笔画、布白、虚实、承转的规律，运用对称、均衡、对比、韵律等审美原理，以概括简练的手法，对汉字的字形加以巧妙地变化处理，形成了汉字新的视觉图形，从而设计出独特的汉字标志。如浩军先生设计的北方金融标志（图1），该标志的基本元素是汉字的“北”字，在此基础上，根据金融企业的特点，对“北”字的笔画进行归纳、变化，巧妙地将“北”字处理成古钱币的图形，较好地体现了金融企业的性质和内涵。该标志立意准确，形象逼真，既体现民族特色，又具有现代气息，是个优秀的汉字标志设计。

二、以汉字的字意着手进行标志设计

汉字标志设计第二种比较常用的手法是以汉字的字意着手进行设计。在设计时，设计师必须在充分体会设计主题的基础上，对字体的意念和含义进行深层次的挖掘，经过灵活构思、组合、归纳、整理，形成新的图形与字形的构成关系，达到望“文”而生“义”，从而“相由心生”“相由心转”，产生最具个性和体现强烈的文化内涵的标志，进行视觉信息传达。如中华全国总工会标志（图2），用“中”“工”二字变形而组成一大一小的两个同心圆，用“中”“工”二字的竖画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并在两字外加一圆线，象征着中国工会和中国工人阶级的团结统一和力量。这一设计准确、鲜明、简练地表现了中华全国总工会的内在含义，深具民族文化内涵与时代气息，必将表现出恒久的生命力。

三、用书法造型进行标志设计

中国书法是中华民族审美经验的集中体现，是一种表达最深意境和情操的民族艺术。书法随着汉字的发展而发展，两者关系甚为密切。书法是以汉字为基础，通过点画运动、线条造型来表现一定的情感、意蕴的艺术。利用书法艺术的造型特点，进行变化、创造，设计出具有书法韵味的标志，既挖掘了传统文化的精髓，又赋予标志深厚的文化内涵。如由上海设计师顾永江设计的中国月球探测工程标志（图3）就是以中国书法的笔触，抽象地勾勒出一轮圆月，一双脚印踏在其上，象征着月球探测的终极梦想。圆弧的起笔处自然形成龙头，象征中国航天如巨龙腾空而起，落笔的飞白由一群和平鸽构成，表达了中国和平利用空间的美好愿望。整体图形由一弧两点巧妙形成古文“月”字，写意的笔触旨在传达一种探索的信念。该标志具有极强烈的民族性、世界性和时代性，在互联网络票选中，以最高票数获得“网络人气奖”。

四、以印章形式进行标志设计

中国印章古时称作玺、印、宝、章，盛行于古代，是信誉的保证、权力的象征。印章因一般所采用的汉字为篆体，故又称之为篆刻。它把工艺雕刻纳入书法范畴，追求汉字的线条美、构成美和金石味，表现形式一般分为朱文和白文两种，是一门质朴、稚拙、古老的民族艺术。以印章形式来进行标志设计，能够更加典型地体现出中华民族深厚的传统文化内涵。例如苏州研究生城标志（图4）就以“研”字作为设计主元素，紧扣研究生城的核心理念——研究生、研究和研究开发；经纬互通交错的结构，既代表“城”，又代表研究生城内的多种学科相互交错和紧密合作，以宽窄相等的篆刻艺术形式进行处理，既体现开发商与进驻研究机构之间的平等合作，也表达各研究机构之间的平等协作精神。标志图形为印泥的朱砂红色，既喻指研究生城的蓬勃发展，又象征其根植于深厚的民族文化土壤。这样的范例，在优秀的汉字标志设计中，还有许多。

五、从汉字与外文组合出发进行标志设计

汉字标志设计也不应完全排除与外文字母组合的设计形式，把二者有机地组合在标志图形里，既能体现出东方美的特有风情，也融合了西方美的异域情调，达到“中西合璧”“相映成辉”的效果。该组合形式大致有如下几种情况，一是汉字的某些笔画巧妙地用外文字母替代；二是将汉字的表音和表意相结合，构成新的单字或字组；三是利用外文字母形式上包容强的特点，把汉字嵌入图形，形成完整的画面。另外，由于地域文字在造型等诸因素上的差异，在设计中须认真分析先决条件是否具备组合的可能性，然后再采取相应的手段，避免由于“硬性搭配”而破坏图形的视觉效果。一个成功的汉字与外文组合标志亦能形象、生动地体现企业的内质。如：由王炯先生设计的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标志（图5）是由汉字“女”字和英文“WOMAN”的第一个字(转第109页）(接第118页）母“W”经艺术造型构成，象征着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和中国妇女的进步与发展，象征着中国妇女和世界各国妇女的友谊、团结。这是一个成功的、优秀的汉字与外文组合的标志，堪称典范。

设计师王国伦先生说：“汉字确实有着迷人的魅力。古人造字有六书说：形声、指事、象形、会意、转注、假借。这对今人设计标志仍具指导意义。用现代的眼光看，当初造的字都具有极强的标志设计意识，而现代标志设计的构思方法始终也没有超过古人创造的基本方法。时代不断变迁，唯有理是不变的。”现代的标志设计师应该“立足中华，面向世界”，在吸收、借鉴外来设计风格和手段的同时，重要的是多多汲取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明之精髓。对我们而言，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是一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设计源泉。

参考文献：

汉字文化研究范文第6篇

挖掘汉字的文化内涵，体验汉字的理趣和情趣

汉字的形体结构形象地记载了不断演进的历史。在识字教学中，教师要充分利用汉字的字源和字理开展教学活动，使学生从汉字的深刻涵义中，感悟到中华民族均衡、端庄、稳妥的文化观念，体会汉字独有的“建筑美”“均衡美”。

一个汉字就是一幅画。在象形、指事和会意字的教学中，教师可以用图画来追溯字的本源，搭建图形、字形与字义的联系。如在“望”字的教学中，教师可出示人站在高处遥望明月的画面，再结合汉字的字形，指导学生学习，使学习过程情趣横生、兴味无穷。

汉字是文化的活化石。从独体象形字到合体的会意字、形声字，可以窥探到隐藏在汉字中的古代风俗文化。教师可以将中华传统文化的传承引入识字教学，例如在进行“婚”字的教学中，可以让学生了解古人结婚多于黄昏时分进行，从汉字中看到中国古代风俗文化，提高学生的识字兴趣。

从汉字看古人对审美的追求。在人教版五年级的语文教材中，实践活动单元以“我爱你，汉字”为主题引导学生展开了近两周的实践学习，作为对教材的补充，语文教师要特别引导学生去感悟汉字独有的“建筑美”。汉字的“建筑美”表现在外形的均衡对应上。比如：形声字大部分是左形右声，但为了汉字整体更加美观，古人把汉字中的某些部件作了调整或省略，让汉字更具“均衡美”，像“栽，从木，声”，若按左木（形旁）右（声旁）相等排布，就不美观，而将形旁“木”藏在“”的左下角，就显得均衡多了。在这样的启发下，学生通过大量资料阅读，对形声字的学习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发现形声字中还有省略形旁、省略声旁、左声右形等现象，这都是古人追求美的结果。在这样的学习中，学生自然获得了审美的体验。

引入诵读吟咏，体会汉字的声音之美

汉字是有声调的，读起来抑扬顿挫、响亮悦耳。在教学中，要引导学生感受汉字的声音之美，感受汉字内在的生命力，从而受到美的熏陶和感染。为此，我们将吟诵引入语文教学，在课堂上还原了古代读书人的学习方式。吟诵时，学生要学会控制自己的音量，随时变化大小，声断意连，以传情达意。同时，音高也要随时变化，一方面依字行腔，用这种腔音表示字音的声调，另一方面也是在表达情感。汉语是旋律型声调语言，汉语的传情达意，全在开合、声调、音量的婉转变化上。吟诵中，学生被纯净、美好的中国传统音乐所震撼，感受到了母语文化的魅力。

在书写中接受美的熏陶，进行美的创造

写字教学中含有独特而丰富的美育素材。首先，我们要学生掌握正确的写姿，让学生在追求姿态美的过程中，获得美的熏陶。写字姿势的“美”主要包括：头正、身直、胸舒、足平、臂平、纸正以及正确的执笔。各科教师都要及时、准确地纠正学生错误的姿势，确保每个学生都能采用正确的姿势写字，直到形成习惯。

汉字文化研究范文第7篇

汉字的参数化设计方法，有可能为现代技术与文化语境下的信息传播，打上个人的印记。

关键词：汉字 笔画 结构 参数 设计

中图分类号：TB4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069（2016）01-0115-03

1 引言

21世纪，移动互联网进入人们的生活，人们的阅读方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电子阅读成为人们阅读的主要方式，信息交流方式发生了根本性变革。技术革命在带来信息迅捷传达及便利的同时，也或多或少抹杀了，人的个性特征，使情感交流“快餐化”；在文字的载体从有形逐步走向无形的进程中，如何去保留文字之个性的、情感的、审美的价值，是值得深思的问题。

在文化传播日益繁荣的大环境下，文字作为文化传播与交流的基本载体，其作用日益凸显；而从文化传承与发展的视角看，相关于文字的设计与研究同样不可或缺。

2 汉字设计

2.1 文字的属性

文字的属性，主要体现为：1）可视性与可读性。文字以视觉表义符号的形式，再现口语的声音；文字的基本个体是“字”；2）文化传承与思想交流的载体。文字可以突破口语的时间和空间限制，记录知识、传达思想；3）再约定与再设计。文字是人类约定创造的视觉形式，必要的时候可以重新约定，从而形成文字改革；而形式的设计则基于应用之需求。

2.2 汉字设计的方法

汉字设计作为汉文化传播的重要手段之一，已经形成了丰富的设计成果，其设计应用领域也已得到有效拓展。传统的汉字设计一般分为两大类，即汉字字库设计和基于汉字的图形设计。

汉字字库设计

专门的汉字设计者根据某种汉字结构或者外形的特点，系统地设计整套字库。其设计周期较长，一个字库中的每个字都必须有统一的细节特点。典型的设计思路是：1）以宋体或黑体作为基础字体，加工改造设计新的字体；2）由一些手写体延伸而来，手写体的作者先进行书写，再由专业的字体设计师对扫描后的手写体进行再设计与规范，最后录入字库中，从而得到具有个人特色的整套手写字体，比较著名的如方正徐静蕾体。

伴随技术的进步，电脑应用字体设计得到迅速的发展。目前我国常用的电脑字库有十几种，每种字库都有几十种到上百种不等的字体。

基于汉字的图形设计

设计者只是对单个字或几个字进行图形上的改变，根据字的具体特点，通过对汉字的结构、色彩、肌理的创造性改变，得到具有良好视觉效果的设计字体；这种设计赋予字更多的传播寓意，可运用于标志、招贴、包装等设计中。

汉字设计思维

汉字兼有图形与文字两种属性。现有的汉字设计研究主要关注汉字的图形属性；而德国汉学家雷德侯在《万物》一书中提出汉字的“模件体系”，将汉字结构分解为“模件”系统，“模件”可以反复组合构成，这是从形式逻辑的角度来审视中国的艺术与社会文化的设计思维方式。

2.3 现代社会与技术语境下的汉字设计需求

随着社会环境和技术条件的变化，人们对汉字字体应用的要求也在发生变化，既有的汉字字体已经无法满足新的要求。

汉字设计需求的用户心理机制

今天，主要的文字应用方式已经转向基于数字技术的信息传递与记录，人的情感表达因为文字“可拷贝”，而使原先带有个人印迹的交流方式显得弥足珍贵。

汉字记录功能演变带来的新设计需求

“汉字是汉语的书写与表示符号，作为一种符号必须要求其本身能够完整地反映所要表示的内容，并且能够准确地传达所要指示的信息。”当基于移动互联网络的社交模式成为人们社会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当QQ、微信中充斥了新鲜语汇时，汉字的记录职能也随之发生转移。这种职能转移对汉字结构的影响主要表现为，运用变异字形、增加构件和重新造字等手段创造新字或者新用法，从而引起记录某个语词的汉字结构发生变化。

文化资源保护和传承的需要

在中华文明发展的漫长进程中，积累了大量的文字设计资源；如何利用这些文化资源完成汉字文化的再创造，将带来汉字设计与研究的新需求与新视角。

3 参数化汉字设计的方法

3.1 汉字解构与结构特征分析

3.1.1 汉字结构分析

汉字的形体结构可以分为汉字、部件、笔画、笔形四个层次（从落笔到抬笔即为一笔，称为笔画，笔画的具体形状叫笔形）。 （表1）

3.1.2 汉字的结构类型

根据汉字中部件的多少，汉字可分为独体字和合体字。独体字只有一个部件，独体字具有如表2所示的结构特点。

而合体字有多个部件，根据部件之间的方位关系，合体字结构主要有12种，如表3所式：

所有汉字的部件组合都可以归类到上述的某一结构形式。

3.2 汉字的形状参数

根据汉字构成的结构层次关系，设定形状参数以描述汉字的笔画、笔形。

常用的汉字笔画共有31种，如表4所示。

3.2.1 笔画的分类

笔画是组成汉字的基本单元，同样的笔画又因为笔画长短、角度、弯曲形态等属性的差异，会形成不同的笔形（如上表1中，撇就有3种不同的笔形）；不同笔画可设置的参数数量、形式也不相同。基于这样的思想，我们先对笔画进行分类；分类原则如下：

单一基本笔画包括横、竖、撇、捺、点、提6种；

复合笔画按照起始第一笔分类；

带有“弯”的复合笔画较为复杂，单独作为一类。

据此，形成如表5所示的汉字笔画类别；根据笔画对应的纵横数值，形成笔画的特定代码（如“J”的代码就是31），以实现后续设计程序中的笔画调用：

3.2.2 样条曲线引入描述笔形

为了准确描述汉字笔画中为数不少的曲线笔画，我们引入样条曲线（NURBS）。所谓样条曲线（Spline Curves）是指给定一组控制点而得到一条曲线，曲线的大致形状由这些点予以控制。样条曲线不仅通过各有序型值点，并且在各型值点处的一阶和二阶导数连续，也即该曲线具有连续的、曲率变化均匀的特点；而这种特点恰恰能够很好地描述汉字笔画的曲线特征，并为笔形的调整留下设计契机（如图6）。

3.2.3 笔形参数的设定

笔形参数的设定，主要依据笔画分类进行：

单一基本笔画之横、竖、点、提的参数，用首末两端的相对位置描述；而撇、捺之笔形表现出一定的曲率，所以还应加入一组样条曲线型值点说明其特征。

根据表4复合笔画的分类与构成情况看，所有的复合笔画都可以看成由基本笔画构成；因此笔形参数的设定，包含3类点的位置：1）笔画的首末端点；2）转折点；3）样条曲线型值点。（如图7）。实现对这3类点位的控制与调整，就可以有效改变笔形。而笔画代码的导入，则明确了相应的笔形参数点的数量。

3.3 汉字的结构参数

根据前文对汉字结构的解析，明确汉字的结构参数，既是对汉字部件的组成形式与笔画的构成关系的描述。

3.3.1 汉字的第一类结构问题：汉字类型和结构形式

汉字分独体字与合体字两大类，汉字独体字的结构特征完全由组成字体的笔画关系所表达；而合体字共有12种结构，其结构特征不仅取决于笔画关系，还与结构形式直接关联。

定义第一类结构参数，以实现以下目标：1）区分字体的类型（独体字的代码为“10”/合体字的代码为“2a”…“21”）；2）在明确合体字的结构类型的前提下，形成部件调节参数（按部件移动、缩放）。

3.3.2 汉字的第二类结构问题：笔画的结构关系

汉字笔画的结构关系其实就有两种：相交或者不相交（如表1中的“秋”字，其间横竖笔画相交，点则不与其他笔画相交）；所以，可以用笔画之间是否存在交点，说明两笔画之间的关系。第二类结构参数就应该包括两类：1）汉字及部件对应笔画的数量（单体字只有笔画总数；合体字则是各部件对应的笔画数量）；2）交点存在于否及其位置，说明笔画之间的相对关系；通过笔画平移、旋转、缩放可以调整笔画之间的结构关系；3）笔画尺度关系（比例、方向）。

3.3.3 汉字设计的效果参数

汉字设计的效果参数主要用于控制汉字的基本特征。汉字的外形是矩形，可以通过把字形拉长、压扇、左斜、右斜，或酌情使用圆弧、梯形等方式，使汉字的外形轮廓、高宽比发生变化，形成新的设计效果。

3.4 构建参数化汉字设计的技术解决方案

3.4.1 建立汉字参数化设计的参照系

建立汉字参数化的设计参照系是描述笔画位置、调整笔画与字体形状的基础；设定一个500*500px的图框，每个汉字在设计过程中，将被置入该设计框内：以此为依据调整笔画、部件位置及比例关系。当完成整个字体的设计后，通过调整该框的整体形态、高宽比，可以调整整字的设计效果。

3.4.2 汉字参数化设计的数据库系统

解决汉字的参数化设计问题，不仅需要探讨笔画的形状，还需要探讨笔画或部件之间的位置、比例关系。如同笔画的形状可以用3类型值点表达一样，汉字的部件与构成笔画也需要事先加以表达。不同的是，汉字笔画的数量有限，而常用汉字的数量就有数干。

具体的解决思路是，分别建立汉字设计的笔画形态参数数据库（数据包括表3所列笔画的编码、对应3类型值点的数量与位置）、基础汉字库（存储于云端，具有开放的数据结构，可以满足数据信息的扩充和数据信息的共享；其主要功能在于提供汉字参数化设计“元”；存储两类汉字结构参数）、自定义字库（设计完成的个性化字体，可以存入该数据库，以便用户调用）。

汉字个性化设计基础数据库的数据积累，可以通过如下两条途径形成：1）在建立基础数据库结构的同时，录入常用汉字的基本数据信息；2）建立开放的“众筹”数据信息端口，不断扩充数据信息；即提供对常用汉字以外的“新字”自主搭建的功能，并将就此形成的数据导入到存储在云端的基础数据库中；从而不断充实字体设计的基础数据库。汉字拥有数千年的历史，人们对汉字的造型和笔划结构已经熟知。这是汉字基础数据库“众筹”模式得以实现的文化基础。

3.4.3 汉字参数化设计的应用程序模块

以黑体为设计参照，汉字参数化设计应用程序应考虑“新字搭建”、“字体设计”和“字体信息输入与判定”3种不同功能需要，设计应用程序架构和流程（如图8），其中“存入字库”的操作，可对应“基础汉字库”和“自定义字库”；所提供的操作具有选择性，即可选择“存入”/“不存入”相应的数据库。

3.5 汉字参数化设计应用程序的交互特征分析

本文的研究，旨在为普通用户提供开展汉字设计、赋予汉字个性化特征的技术解决方案与相关应用程序。因此，汉字参数化设计的应用程序应体现出如下特点：1）注重保障汉字结构的规律性，使设计生成的汉字可辨识；2）注重设计过程中的人机交互特征，从操作程序和界面设计两方面，提供用户友好的操作感受；3）在尊重用户个人意愿的前提下，通过云端数据库提供用户共享字体设计信息的便捷；4）关注设计过程的趣味性，通过字体设计成果体现用户的个性与审美取向。

4 结论

汉字文化研究范文第8篇

关键词：汉字；家具；造型；新概念；形态设计

在当代的家具造型设计中，我们国家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是仍旧没有符合民族特色的完整设计体系，在世界上占据的地位还远远不能与过去相互媲美，这一发展状况引起了相关人士的广泛思考，最终我们发现要想提高我国家具设计的民族特色，可以将中华民族的文化之源——汉字融入其中，汉字的诸多特点，尤其是形态之丰富完全可以引起家居设计新的思考，带来新的变革。下文通过分析汉字艺术独特的特点和内涵，以及当前家具设计新的要求，推进汉字家具造型新概念设计。

1汉字艺术

1.1汉字的字体特点

汉字作为中国民族独特的文化特征，有着悠久的发展历史，在不断发展的过程中，衍化出了各种形态的字体，包括最初的甲骨文、金文、篆书、隶书、草书、行书和楷书等，在形体上由图形化转变为线条化，再到笔画化。在这一庞大的汉字体系中，每一种字体都有着自己独特的构型特点，给人以不同的美学欣赏。甲骨文的笔画瘦小、转角方折，金文的粗肥填实，篆书的整齐匀称、圆转简化，隶书的庄重、蚕头燕尾，行书的行云流水、简单大方，楷书的平直方正、中规中矩等都是汉字发展过程中独有的字体特点，这些艺术性的大量采用都可以为家具造型的设计提供了新的概念思路。

1.2汉字的民族性

汉字作为世界文化艺术的瑰宝，中国传统文化的象征，造型优美、结构巧妙，蕴含着中国上下五千年的历史文明，代表着中国民族无数劳动人民共同的审美认知与思维方式，具有鲜明的民族性。首先，象形是汉字基本的特征，生活和自然是汉字创造的主要来源，先人在对事物的基本认知之后用洗练的符号加以形象的表现，经过长期的简化抽象处理，化繁为简形成当前的汉字，在变化的每一个阶段都有着非凡的记忆，代表了中华民族的特征。其次，汉字体现着中国民族中的辩证思维，讲求相似和对称，反映出一种对立统一的辩证思维，符合中华民族的优秀传承。

1.3汉字的美学构形

汉字在构形上符合美学的原理，是抽象与具象的紧密结合，在中国的传统审美观念中，更加注重内在品质，认为神似比形似更重要，汉字正是符合这种审美观念。另外汉字要求组成部分的中和，空间布局上要合理，保持美学的自然性。这种美学价值如果在家具中加以引用，会产生意想不到的效果。

2当前家具设计新的要求

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国家的开放程度越来越高，国外不同的思想观念大量引入，对国内人民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尤其是在家具的设计选择上，人们有了不同方面的追求，所以，家具造型设计也要紧跟时展的步伐，不断提高家具新的内涵。

2.1文化要求

在我国古代，家具的造型设计可以生动地反映出主人的审美情趣和思想观念，我们通过家具就可以清晰的了解古代人民的生活方式和行为习惯。这种对家具严格的选择形成了中国民族独特的文化，并历代影响着后人的审美。所以在当今的家具造型设计中，我们要继承和发扬古老的传承，推进家具造成设计在文化上的内涵需要。

2.2社会要求

家具从过去发展到今天，已经远远不是简单的陈设品和日用物件，它在满足人们日常生活的同时还具有一定的文化底蕴，这是社会发展对家具的必然要求。一方面家具要符合人们的审美要求，另一方面家具设计更要展现民族特色，新时期的家具造型设计必须要符合社会的发展要求，才可以更好地向前迈进，创造出新的辉煌。

2.3历史要求

众所周知，中国古代家具设计有着悠久的发展历史，受诸多因素的影响，我国的家具设计发展形成了一种耐人寻味的东方韵味，在世界的家居发展史上一直享有盛名，甚至影响着世界家具设计的发展。然而受到后来的殖民入侵制约了我国的家具设计发展，导致家具设计发展停滞不前。为了推进中国家具新的辉煌，当代的设计师有必要广开思路，研究中国家具新的发展。以下为现代与古代汉字元素在家具造型的概念设计图，分别为：图1：“见”字形设计的书架；图2“品”字形设计的椅子；图3：古汉字设计的座椅；图4：古汉字设计的家具。

3将汉字融入家具造型新概念设计的策略研究

根据当前家具设计新的要求，设计师不仅要体现文化价值，符合社会要求，还要能够再创中国家具造型设计新的辉煌，要满足这些要求实属不易。通过分析研究得出结合中国汉字的特点可以推进这一要求的发展进度，所以，下面将研究汉字在家具造型中设计的融入，推进家具设计发展新的变革。

3.1家具造型的功能性设计

功能性表述的是家具形态的物质层面，比如在造型的色彩、材质以及装饰图案上使用方式和结构功能的传达，能够让家具的使用者通过感官接收到这些信息，从而更好地进行沟通。结合汉字的特点，可以讲汉字整体融入设计，例如明代的圈椅采用汉字“宋”的形态，在圈椅的扶手、后腿、背板和牙条等部位反映出汉字符号，这是针对功能性设计的。在背板上采用曲线截面的形态设计，与人体脊椎骨骼相匹配，增进家居设计的舒适感，在扶手上整体的对称曲面设计，符合人们的行为习惯，这些细小的方面共同体现了汉字家具造型新概念的设计。

3.2家具的形体三字化设计

文字在家具造型设计中的应用在国外早有表现，他们在儿童的家具设计中加入字母和数字，使幼儿在生活中不断地接受感官上的刺激，积累学习的兴趣和爱好。这种设计的思维在今天对我国的家具设计影响重大。我国可以借鉴国外这种经验，在儿童游乐园、商场等场所适当加入汉字的元素，增进汉字家具的趣味性，引起人们的共鸣。三字家具设计要注意对汉字的选择，能够与周围的环境相互协调。例如在学生书柜的设计中，采用“用”的形态，给人以舒展稳定，虚实对比的效果。

3.3家具造型的汉字文化性设计

根据当前家居设计的要求，设计者要注重汉字融合下的文化性表现，使家具有着丰富的文化内涵、象征意义。汉字作为中华文明的重要表现，将汉字艺术融入家具设计中，是家具造型文化性设计的关键。这种设计理念主要通过以下几个例子来体现。“其”字形儿童椅，将黄红蓝三种对比强烈的颜色进行组合，运用汉字巧妙的进行转角设计，达到呵护孩子的作用，造型新颖的同时要儿童感受文化包裹的氛围。“贝”字立柜，从字面含义来看，“贝”代表着宝贝的意思，意为十分珍贵，暗示出柜中的珍贵物品，是使用者在拿去物品的过程中潜移默化的提高对物品的呵护度，增加生活的趣味性和文化内涵。所以说，在日常的设计中，设计者要借鉴经验教训，敢于创新，积极加入汉字的文化内涵，提高设计的文化性。

4结语

创意会为我们的生活增加许多意想不到的趣味性，尤其是人们日常生活中最常见的家具，它在我们的家庭中普遍存在，是生活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将汉字这个文化的浓缩体加入到家具的造型新概念设计中，是家具设计的一大变革，也是汉字内涵的巨大发展。为了再创中国家具设计新的辉煌，充分发挥汉字的文化内涵，我们要不断分析研究，探索汉字家具造型的新概念设计，更好的继承和发扬中国的传统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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