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土地法征收土地补偿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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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土地法征收土地补偿标准范文第1篇
【关键词】失地农民 国内外权益保障 土地权益
我国失地农民权益受损现状
土地征用制度不明确。首先，我国现行法律对公共利益的界定不甚相同，矛盾重重，导致土地征收范围过于宽泛。《宪法》第十条规定：国家的土地征收行为，必须以公共利益的正当性以及征收行为的公共目的性才能成立。而《土地管理法》并不排除基于自身利益考虑对土地进行征收。其有“任何单位和个人为非公共利益需要使用土地时，必须先依法申请将农村集体土地征为国有”的规定。这些立法上的纰漏无形中为某些利益群体创造了可以施展并且逃避法律责任的空间。此外，当前我国还缺乏界定土地征收公共利益纠纷的专门裁判机构。一般是由政府许可任何单位和个人为非公共利益进行土地征收，同时，法律又赋予政府对土地征收行为是否合乎公共利益的裁判权。政府身兼二职，先行体制又缺乏必要的监督和制约，某种程度上会影响到对失地农民合法权益的保护。
土地补偿机制不合理。土地征收补偿机制关系到失地农民的切身利益，也是土地征收工作能否顺利进行的关键。我国现行的土地征收仍依据2004年国土资源部颁布的《关于完善征地补偿安置制度的指导意见》设定的补偿标准，补偿费用明显偏低。近年来经济发展，物价急剧上涨，土地市场价格也是一翻再翻，况且低标准的补偿费用落实到失地农民的手里也是难之又难，致使失地农民权益受损。此外，土地补偿方式的单一化，某种程度上也威胁到失地农民的合法权益。
土地产权制度不健全。我国《宪法》和《土地管理法》中都有“农村土地归农村集体所有”的规定。然而农村集体是个抽象意义的概念，是一个没有法律人格意义的集合群体，是一个虚置的权利主体。①欲对其科学界定绝非易事，其外延非常宽泛，大可以指乡和镇，小亦可以指村和村民小组。由于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主体和产权关系不明确，也影响到法律赋予农民的土地承包权益。
土地征收程序不完善。土地征收程序健全与否直接关系到土地征收工作能否顺利进展及土地征收结果的公正性。我国关于土地征收程序的法律制度并不完备，其亦未对土地征收程序、土地征收涉及主体的权利、义务做出明确规定。这些无疑影响到土地征收程序的规范化和公正性，侵犯了失地农民在土地征收过程中的知情权与参与权。此外，我国被征地农民的救济机制不健全，失地农民权益受损。
农民社会保障体系欠缺。受我国城乡分割的二元经济体制的影响，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突显出二元性。我国有关城市社会保障的立法已经出台且相对成熟，农村社会保障却尚未进入立法阶段，法律基础欠缺。
目前，有些地方政府通过出台效力较低的规章、条例对失地农民的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险方面规定，其并不能全面保障失地农民合法权益，我国也尚未设立有关失地农民的法律援助制度，同时农村社会保障的内容涵盖面也远低于城市。
国外失地农民权益保障经验
土地征用制度明确。目前，世界上多数国家和地区都有相对明确的土地征用制度。美国规定征用土地必须符合公共利益需要，其所有的公共利益评判都由司法机关根据必须的要价调价进行最终判定，进而确定利益的公、私性质，进而建立土地征用的法律依据。②日本《土地征用法》中有“征用土地必须从公共利益出发，公共利益主要包括依据《城市规划法》、《河川法》、《港湾法》进行的公路、防洪设施和港湾建设等”的规定，其公共利益界定较明确、具体，操作性较强。我国台湾地区突破了为公共目的征收土地的局面，其规定征收土地只要能达到公共利益需要即可。
土地补偿机制合理。西方发达国家和地区大多建立了合理的征地补偿机制。美国宪法明确规定：“非有合理补偿，不得征用私有财产供公共使用。”美国土地征用补偿的计算标准是土地被征用前的市场价格，它既补偿被征土地的现有价值，也补偿土地可预期的未来价值，而且还补偿因征地导致的相邻土地所有者、经营者的损失等，充分考虑并且保障土地所有者的权益。日本通过制定相当补偿的标准进行土地补偿，其土地补偿费用的确定主要考虑征用损失赔偿、通损赔偿、离职者赔偿和事业损失赔偿和少数残存者赔偿等方面。③我国台湾地区关于土地补偿的相关规定主要散见于《土地法》、《平均地权条例》、《国民住宅条例》、《科学工业园区设置管理条例》、《促进产业升级条例》之中。台湾的征地补偿费主要由地价补偿、土地改良物补偿、营业损失补偿和土地改良费用等组成。此外，台湾的地方自治法规对土地补偿也作出了规定。
土地产权制度明晰。西方发达国家在土地征收方面多数具有比较明晰的产权关系，有比较明确的权利主体和客体。作为被征土地一方的农民享有法律赋予的相关权利，同时也承担法律规定的相关义务。在奉行土地私有制的美国，其《联邦土地管理法》严格规定作为征地双方的法定权利和义务，各司其职、各尽其责，有效避免了土地征收过程的部分侵权行为。英国实行土地私有制，作为其土地征用依据的《强制收购土地法》明确规定征地双方的权利、义务，并且尽可能使其在法定的框架范围内实施。
土地征收程序完善。世界上不少国家和地区都制定了比较完备的土地征用法律制度，如日本《土地征用法》，韩国《土地征用法》、《土地征用法施行令》和《土地征用法施行规则》等。这些土地征用方面的法律对土地征收程序都作了具体而明确的规定，可操作性强。一些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土地征收程序既包括征地申请、审查、批准、征地公告，还包括被征地人如何参与征地过程中的程序、发生争议时的申诉和仲裁程序以及最后如何进行征地补偿的程序等。④
农民社会保障体系发达。在社会保障方面，不少发达国家和地区纷纷建立了比较健全的失地农民社会保障体系。美国设立了专项的失地农民社会保障基金，同时对失地农民辅以一定的税收优惠，并且注重对失地农民的教育和培训，提高了失地农民再就业能力。日本政府在已建立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基础上，加大对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力度，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为失地农民提供大量就业机会，同时也注重对失地农民的教育和培训。韩国已将失地农民纳入社会保障框架内，通过“基础生活保障制度”帮助达不到国家规定的基本生活水平的失地农民，同时对失地农民普及科学知识和实行金融政策方面的优惠，努力构建失地农民的安置基地。我国台湾地区设有专门针对农民的社会保险，其通过分散化转移的方式解决失地农民的就业，促使失地农民向大城市和中小城市分散转移。同时还规定失地农民享有农用地转非的公共用地和由土地交易带来的土地增值的收益。⑤
我国失地农民权益保护策略构想
建立合理土地补偿机制。合理的土地补偿机制关系到征地工作的顺利进行。一方面，我们要科学确定土地补偿标准与计算方法，提高土地补偿费用。现今因土地纠纷引发的上访案件约占全国各类案件的41%，征地补偿问题频频成为焦点。虽然我国《土地管理法》已对征地补偿标准作出了相应提高，但仍不能有效应对日新月异的形势。因此，征地补偿的项目都应当与时俱进，适时调整，整体上提高征地补偿水平。⑥另一方面，土地补偿方式也要实现多元化发展。我们可以结合失地农民的不同需求，采取实物补偿或货币补偿方式。
完善农民社会保障体系。当今我国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缺失，大量失地农民正当的社会权益无法得到有效保障。鉴于此，我们可以着重从以下方面考虑：首先，基于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尚未立法，我们必须尽快将失地农民纳入城镇社会保障体系，保障失地农民在医疗、养老、住房和生活方面的权益；其次，现行《土地管理法》修订过程中应明确规定失地农民社会保障制度，从法律上保障失地农民社会保障权益；第三，明确政府在失地农民社会保障中承担的综合责任，主要包括宏观调控责任、一部分财政责任以及监管和实施责任等；⑦最后，建立失地农民社会保障基金。实践中可由政府、征地主体、农村集体和失地农民个人按比例合理分担，共同出资。
综上所述，当前形势下失地农民权益保障有迫切的需要，我国应立足国情，充分借鉴世界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先进立法经验，不断明确我国的土地征用制度、明晰土地产权制度、完善土地征用程序、建立合理的土地补偿机制、健全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切实保障失地农民的合法权益。
【作者单位：河南师范大学法学院】
【注释】
①陈垚：“失地农民权益保障问题研究”，《湖北社会科学》，2011年第4期。
②⑥李韶杰，钟筱红：“失地农民权益保护对策与构想”，《人民论坛》，2011年第9期。
③赖武梨：《城市化进程中失地农民权益保障问题研究》，西南政法大学2008年硕士论文。
④徐素芹：“城市化进程中失地农民权益保护问题研究”，《社科纵横》，2010年第8期。
新土地法征收土地补偿标准范文第2篇
关键词：失地农民；社会保障；存在问题；措施
中图分类号：F32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3）13-0036-02
土地是农民“安身立命”之本。由于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农村集体土地被大量地征收征用，失地农民也就随之产生了。如何解决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问题，不仅关系到失地农民日后的生活，而且关系到社会的和谐与稳定。因此，分析现阶段失地农民社会保障所面临的问题，探讨解决失地农民社会保障问题的对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失地农民的现状
失地农民的产生是城市化进程中的正常现象。“失地农民”是指农民的土地被依法全部或者部分征收征用后，导致失去与土地相关的一系列权利，没有基本生活保障的一类特殊的法律主体。据有关部门统计，每征1亩地就会造成1.4个失地农民。根据这个比例，每年大约产生250～300万的失地农民，随着今后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推进，失地农民的数量将不断增多。建立和完善失地农民社会保障制度就显得尤为重要，它是被征地农民基本生活保障的需要，是实现城乡社会保障一体化和推进城镇化进程的需要，是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需要。
二、目前中国失地农民社会保障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现行征地制度对“公共利益”界定不明
失地农民社会保障问题存在的直接原因是土地征用制度的缺陷。根据中国《宪法》第10条第3款规定：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法按照法律规定对土地实行征收或征用并给予补偿。但是没有明确界定哪些建设项目用地是为了“公共利益”需要。在实际中，有些基层政府为了加快当地的建设步伐，追求政绩，常常越权非法批准征地，导致农民失地的随意性过大，出现土地征收中不规范的情形，进而损害了农民的合法权益。
（二）土地征收的法律法规滞后，损害农民的权益
1.土地所有权行使主体法律界定不明。中国土地法规定农村土地归集体所有，农民不是农村土地权益的主体，对于由谁来代表农民拥有这些土地所有权，谁来行使、如何行使却没有明确的规定和程序上的说明。由于征地实施单位一般不直接面对农民个人，这就造成在征地过程中，农民往往没有参与权和决策权，甚至知情权，从而导致土地补偿款的分配混乱，弄虚作假，暗箱操作形象普遍，补偿款被层层盘剥，层层截留，真正到农民手中只有很少一部分。据国家有关资料统计被征土地征用费的收益分配比例为：地方政府占20%～30%，企业占40%～50%，村级组织占25%～30%，农民仅占5%～10% 。
2.土地补偿标准不合理，补偿费过低。《土地管理法》规定的征收土地补偿费、劳动力安置补偿费都是按照土地被征用前三年的平均年产值来计算的，这种规定没考虑到土地本身的价值，也没有考虑到土地征收后地价的上涨，没有将土地看做是资产来处理，不符合政治经济学原理，被征地区位因素、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土地供求状况以及被征用地的用途等因素全没有考虑在补偿范围之内，补偿费过低的现象就难以避免了。明显偏低的土地补偿标准严重影响了农民的基本生活。
（三）失地农民补偿安置方式较为单一
当前，中国失地农民的安置工作主要采取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安置、用地单位安置和货币安置三种。中国现在主要实行的是货币安置这种方式。货币安置是将征地补偿款一次性发放给被征地农民，让其自谋出路。但是根据有关部门的调查，农民拿到征地补偿费用后，绝大部分将费用转为消费资金，只有很少部分考虑投资再生产。尽管有部分农民转入二、三产业，但有相当数量的失地农民仍然难以找到出路，收入不稳定会随时存在着被淘汰的可能。导致这种情况的出现与其自身因素有很大关系，农民由于知识结构单一，综合素质低，缺乏应对市场竞争的能力，失地就意味着失业，长远的生计难以得到保障。
（四）失地农民社会保障机制的不完善
中国长期以来实行的是二元化城乡经济结构。城市实行的是“高补贴，广就业”的“国家保障型”社会保障制度。而农村实行的是以群众互助和国家救济为主的“个体自我保障型”的社会保障制度，其保障水平低，覆盖面窄。由于大量的农民失地、失业，他们成了一个典型的弱势群体，生活在被社会遗忘的角落，丧失了基本的国民待遇。一方面，他们失去了土地，不再是原来意义上的农民了，没有了土地这个基本的生活保障；另一方面，失地的农民并未真正地成为城镇居民，因为他们失地后没有稳定的工作，也没有被纳入城镇社会保障范畴。他们在城市受到种种不平等待遇甚至歧视，不能与城镇居民一视同仁，没有享受到城市居民的各种社会保障，就业受到排斥，子女入学接受教育也常常困难重重。所以，他们就成了种田无地、就业无门、保障无份的三无农民，沦为国家、集体、社会“三不管”的地步。
随着社会的发展、改革的深入，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直接影响到中国经济社会的健康快速发展，影响社会的和谐与稳定，因此完善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机制刻不容缓。
三、完善失地农民社会保障的对策
（一）明确界定“公共利益需要”的范围
征地制度改革必须明确界定公共征地的内容和范围。要站在维护农民利益的立场上，严格界定公益性和经营性建设用地的范围，控制征地规模，尽量不多占用农民的土地。在公共利益之外的用地，例如商业、旅游、娱乐和商品住宅等经营性用地，以及工业用地和各类开发区、园区等用地退出国家征地范围，使它们在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农用地转用年度计划的控制下，逐步通过公开的市场交易取得土地使用权。
（二）严格征地程序，重视失地农民的权益保障
政府是社会保障的主体，在征地执行过程中，必须保证土地权利人有充分的知情权、参与权、谈判权。征地过程必须规范透明，政府应起到监督职能，严格履行征地告知、确认和听证程序，使农民利益得到有效保障。被征地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应当将征用土地的补偿费用的收支状况向本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公布，接受群众监督。对于有争议的事宜可以建立专门的土地法庭或土地法院，有效地解决关于土地征地方面的各种纠纷。
（三）提高征地补偿标准，改革土地收益分配制度
为了切实保护农民利益，征地补偿必须在确认农民土地财产权利的基础上，制定合理科学的补偿标准，以土地的市场价值为依据，按市场经济规律进行补偿。要充分考虑到失地农民的基础生活、就业、住房和社会保障等问题，从制度上做长远安排。影响土地价值除了要考虑土地被征用前的价值之外，还应考虑因土地的区位、市场供求、经济发展及政府宏观政策等因素造成土地可预见的未来价值和潜在收益，改革不合理的征用土地收益分配制度，建立合理的土地资源开发收益分享机制。例如，对工业园区建设和其他经营性项目被征土地，可采用土地折价全部或部分入股、租赁的方式，定额收取红利或租金，让农民“失地不失权”、“失地不失利”。
（四）多层次全方位建立失地农民社会保障制度
从根本上解决失地农民的生存问题，让失地农民老有所养、老有所依。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可以采取循序渐进的方式从以下几个方面下工夫：
1.建立社会养老保险体系。 一是低保。将所有符合条件的失地农民纳入城镇最低生活保障范围，包括非因土地征用失地的农民；二是养老保险。要采取政府补贴、征地单位代缴等方式，将被征地的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偿费统筹用于解决农转非人员的养老保险等问题，不足部分应由各级财政按比例分摊兜底；三是失业保险。要建立失地农民失业登记制度，由征地单位为在劳动年龄段、已参加养老保险且符合其他规定条件的失地农转非人员办理失业保险，由社保机构发放失业保险金。
2.建立多层次医疗保险制度。高额医疗费用支出对被征地农民来说是巨大的压力。中国绝大多数农村经济发展水平还不高，农民无力承担高额的医疗费用。因而，各地应该坚持因地制宜的原则，建立多形式、多层次的医疗保障制度，采取国家、集体和个人共同投入、风险共担的机制，为被征地农民建立社会医疗救助制度；政府与民间结合，强化多元投入机制；鼓励商业保险作为一种辅助或补充模式，为被征地农民投保团体大病保险；建立新型合作医疗保障制度等等。
3.建立教育培训机制。政府部门应建立完善的就业培训体系，根据不同的年龄阶段、文化层次安排不同的培训内容，力求做到时间短、掌握快、费用低、学得会。同时还要加强市场信息服务，畅通市场与农户之间的联系渠道，尽快把市场需求信息送到农民手中，使其能尽快地找到适合自己的职业。各级政府要加大扶持力度，财政每年都应列出专项预算资金，对农村劳动力培训进行补贴、扶持。
4.建立再就业创新机制。坚持就业与创业并重的原则，积极为失地农民自主创业搭建平台。一是鼓励失地农民兴办个体、私营企业，鼓励有一技之长的农民大胆创业；二是提高农民的创业能力。政府加强对失地农民的创业指导，帮助他们拓宽生产经营门路，提高对市场经济的适应能力；三是成立失地农民创业服务中心。为创业者提供各种信息咨询、科技服务、法律援助等等。
综上所述，“失地农民”问题是关系社会稳定和国家发展的问题，针对目前被征地农民的社会保障制度中存在的弊端，政府必须高度重视认真分析，推进征地制度改革，建立合理的土地资源开发收益分享机制和多层次的社会保障体系。这个看似容易但在实施过程中阻力很大，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制度的健全完善并非一朝一夕之事，需要我们进一步的研究和探索。
参考文献：
[1] 唐海燕.中国失地农民权益保障问题研究[J].法制与社会，2011，（1）.
新土地法征收土地补偿标准范文第3篇
关键词:土地征收;生态补偿
一、生态补偿概念
生态补偿是当前生态学、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环境保护法学等领域研究的难点和热点问题,也是世界各国为实现人类可持续发展采取的重要政策措施。生态补偿(Ecological compensation)的概念源于自然生态补偿,《环境科学大辞典》将自然生态补偿定义为“生物有机体、种群、群落或生态系统受到干扰时,所表现出来的缓和十扰、调节自身状态使生存得以维持的能力,或者可以看作生态负荷的还原能力。”这个概念从生态学的角度出发,着眼于生态系统的整体性、可优化性特征,将生态补偿理解为生态系统由于遭受外界活动的干扰、破坏后,功能的自我调节、自我恢复。体现了生态系统的内部稳定机制和自我调节作用,强调了生态系统自身的补偿,反映出它对人类的生产和生活活动所产生的废物具有净化和消纳能力。但是,自然状态的消纳自净容量是有限的,过程也是缓慢的,人类自身的规模及他们生产和生活活动的规模、强度和速率,大大地超出了自然环境系统的承载能力和限度。随着人类活动越来越多的作用于自然,生态环境的变化远远超过了生态系统自身的补偿能力,生态补偿概念必然有了新的涵义。
毛显强等认为生态补偿是通过对损害(或保护)资源环境的行为进行收费(或补偿),提高该行为的成本(或收益),从而激励损害(或保护)行为的主体减少(或增加)因其行为带来的外部不经济性(或外部经济性),达到保护资源的目的。昌忠梅认为生态补偿从狭义的角度理解就是指对由人类的社会经济活动给生态系统和自然资源造成的破坏及对环境造成的污染的补偿、恢复、综合治理等一系列活动的总称。广义的生态补偿则还应包括对因环境保护丧失发展机会的区域内的居民进行的资金、技术、实物上的补偿、政策上的优惠,以及为增进环境保护意识、提高环境保护水平而进行的科研、教育费用的支出。沈满洪认为生态补偿是通过一定的政策手段实现生态保护外部性的内部化,让生态保护成果的受益者支付相应的费用;通过制度设计解决好生态产品这一特殊公共产品消费中的“搭便车”现象,激励公共产品的足额提供;通过制度创新解决好生态投资者的合理回报,激励人们从事生态保护投资并使生态资本增殖。
从本文研究视角来看,生态补偿就是为了解决资源与环境保护领域的外部性问题,利用环境外部成本内部化原理,使资源和环境被适度、持续性的开发、利用和建设,从而达到经济发展与保护生态平衡协调,促进可持续发展的最终日标。
二、土地征收中生态补偿的缺失
(一)征地补偿原则的范围和标准
根据我国《土地管理法》第47条第一款的规定,目前,我国土地征收的补偿范围主要包括上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及地上附着物和青苗的补偿费等三项。土地补偿标准为除地上附着物按实际情况补偿外,土地补偿费为征收前三年平均产值的6-10倍,每个劳动力安置补助费为前三年平均产值的4-6倍,最高为15倍,但土地补偿费和劳动力安置补助费之和不得超过土地被征收前三年平均产值的30倍。
(二)农地价值分析
农地总价值:经济价值、社会价值和生态价值。胡静、陈银蓉、汪峰等学者在其研究中都将农地总价值划分成了经济价值、社会价值和生态价值。所谓经济价值,主要是指农地所提供的粮食、纤维等农副产品及农业资料的价值。所谓社会价值,由农民的生存保障价值和国家粮食安全保障价值构成。由于我国农村社会保障基本空白,所以农地不仅是生产生活资料的载体,而且对农民具有生活保障、提供就业、直接收益、继承、资产增值等效用,承担了农民的社会保障责任。可以预期的是,随着社会的进步,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与完善将使得农地的社会保障价值淡化。农地又是提供粮食生产的唯一实体,国家为了在紧急时刻能够有充足的粮食供应就必须保护农地,以求得国家的长远利益和粮食安全,由此可见农地粮食安全保障价值的重要性。所谓生态价值,是指农地的景观价值及净化空气、防止水土流失、维护物种多样性、保育环境等功能的价值。随着人们对生态环境的重视,农地的生态价值也越来越被重视。
(三)征地中生态补偿的缺失
从征地的标准和范围来看,我国实行的是部分补偿原则,即当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必须征收个人或团体的私有土地而给其合法权益造成损害时,国家针对具体损害给予相对人一定的补偿。其显著特点是征地补偿数额与土地所有者权益的价值不相等,往往低于被征土地的市场价格。我国征收土地是按照被征收土地的原用途给予补偿的。征收耕地的补偿费用仅包括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以及地上附着物和青苗的补偿费等,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征地补偿涵盖的范围明显较小。另外,补偿金额是基于农地收益计算的,不能准确反映农地转为非农用地的预期收益,而目前,相对于土地的增值潜力,土地补偿费远远低于土地出让价格,属于低价征收,没有以市场决定地价。据王仕菊、黄贤金等人以耕地价值为基础测算,2007年全国征地的补偿标准是现行征地补偿标准的2.51倍,且高于耕地最低市场价格。在测算中王仕菊等将耕地价值分为经济价值、社会价值、生态价值,分别计算各自的价值(见表1)。
征地中生态补偿其基本理论是环境外部成本内部化原理。从生态补偿与征地的关系看,征地是一种政府行政行为。这种行政行为的后果,不仅改变了土地的资产价值,同时也改变了土地的资源价值。根据生态补偿的定义,这种政府行政行为使大量的土地资源改变用途,而作为资源的生态价值也往往受到损害而不断减少,但当前征地中这种政府行政行为导致的生态价值减少并没有得到补偿(或收费),生态补偿缺失。
从理论角度来看,土地征收补偿的理论基础应为资源效用价值理论、生态位理论和外部性等理论,且以“受益者负担”为原则。在征收补偿理论研究方面,理论界就土地征收中农民土地权益遭受侵害的经济学原因、历史原因、政策和制度原因等进行了多方面的探讨,但都不涉及征地生态补偿的内容。而且在土地生态价值及其损失研究方面,日前的重点和热点主要集中耕地转型与土地整理、农地的外溢效应、土地的集约利用、土地资源的生态安全研究、农地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及价值等方面。但这些涉及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的研究都没有对土地征收后土地利用/土地覆被变化而引起的土地生态功能的变化作为研究对象,没有针对征地生态补偿提出合理的补偿机制和补偿方式。而土地的双重属性――资产属性和资源属性又是客观存在的,作为环境资源,土地生态系统拥有生态服务价值,这是农地价值的一个本质属性,这一重要内容的缺失恰恰反映了现行征地补偿制度的深层缺陷。
三、土地征收中生态补偿的缺失的后果分析
(一)绿地较少,生态失衡
由于城市化进程加快,非农建设占用农地,特别是占耕地数量具大。农地特别是耕地被征以后,其农产品生产功能(表现为直接利用价值)和生态环境功能(表现为间接利用价值)随之不复存在。耕地在很大程度上具有绿地所具有的物质循环、能量转化、调节气候、保持水上、生物多样性维护和环境净化等多种功能。耕地的不断减少在很大程度上意味着绿地数量的流失。耕地的流失也使得土地被征前后原有的生态平衡不断被人为打破,生态环境难以恢复。被征农地的生态服务功能和价值的发展丧失殆尽,但征收者和使用者却没有为土地资源的生态服务价值付出任何成本,这显然是不公平的。因此,生态补偿在征地补偿中的缺失是不言而喻的。近年来,由于不当征地不仅导致了城郊土地抛荒、闲置现象,还形成了城市周边的污染带,已丧失了其应有的田园景观功能。
(二)土地配置效率降低
土地配置效率的高低不仅要从空间考虑,还要从时间上加以分析。随着经济发展,生态环境的恶化,土地持续利用更加注重的是土地利用的生态可持续性。但是目前的征地行为总是在局限条件下追求最大化利益。在征地中,征收者和使用者总是偏向于以较低的征地补偿费取得土地,从而忽略生态服务价值等外部性价值,更不会对土地所有者或使用者进行应有的生态补偿,甚至会尽量避开一切不利于自身利益的补偿费用。从时间、代际间的持续利用角度看,这种只是维持当前快速的经济发展速度,而忽视未来成本配置方式影响土地的持续利用。
四、实现我国土地征收中生态补偿建议
(一)更新观念,审视农地价值
要审视农地总价值,改变以往只关注农地较低经济价值而忽视农地较高生态价值的观念,明确农地在生态系统中的自然、社会、经济等价值,明确保护生态环境是人类的共同责任。征地补偿是一个系统工程,它涉及到土地的所有者、使用者、管理者及受益者,因此,全体社会成员、政府、投资者和农户都应该关注被征农地的生态价值。政府及工作人员享有国家的公共权力,是生态补偿的直接操作和运作者,对生态补偿问题的认识及提高显得更为重要和迫切;投资者是土地资源的使用者和受益者,其经济活动对环境的破坏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他们必须把生态保护的观念植入到生产过程中去;农户是征地行为的直接受害者,也要转变观念,捍卫自身最大的利益。
(二)完善征地补偿制度
实现生态补偿首先就要解决的是在征地补偿中的利益冲突,对现行的征地补偿制度进行完善。在对生态补偿利益冲突的制度协调中,法律制度是其中核心的内容之一,建立和完善征地生态补偿的法律制度,可以有效降低政策协调、经济协调、观念协调的主观随意性和变动性,最大限度地保持利益平衡和社会稳定。目前,由于技术的原因,土地的生态价值还难以准确量化,耕地转换后的外部经济性也很难被量化到每一个社会主体身上。因此,从法理的公平原则出发,可以通过税收的方法,让有能力者即土地资源的使用者承担生态责任。通过对土地使用者征收生态税等进行征地的宏观调控等手段,保护失地农民的权益。同时要建立和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针对不同年龄段的被征地农民,实行多渠道、多形式安置补偿,包括就业培训或公共医疗保障等。对于补偿方式,除传统的征地资金补偿外,生态补偿可以从实物补偿、智力补偿、政策补偿等方面做起,减缓农民在土地征收过程中生活质量的下降,促进环境、经济、社会的和谐发展。
(三)加强征地生态补偿的理论和生态补偿标准研究
从理论上厘清生态服务的提供者和消费者之间的经济利益关系,区分失地者和用地者的生态责任。尤其亟需建立农地生态补偿评价指标及其生态补偿标准体系。可以根据被征农地生态系统所提供的生态服务功能价值,或者根据被征农地生态系统类型转换的机会成本(或恢复成本)来对被征农地进行定价。也可以采取“意愿价值评估法(AVM)”,对征收前的农地及征收后土地覆被发生显著变化的土地分别进行生态价值估算,通过计量分析乎段揭示影响评估价值的过程变量和主要因素,确定补偿标准,或者对农地生态环境质量引入生态补偿指数进行综合评价,进而提出生态补偿资金的分配方法。在此基础上,根据补偿者的承受能力和受偿者的受偿效果,制定合理的补偿标准。
(四)多渠道筹措征地生态补偿资金
生态是一种全社会的公益性问题,补偿费应由社会承担,不能全靠国家,应按照“有偿使用,全民受益,政府统筹,社会投入”的思路,全社会一起来筹集生态补偿基金。一方面,可以尝试采用市场化的运作手段来推行征地制度改革,明晰土地的财产价值和生态价值,推行土地股份制、年租制或发行土地债券等,实行征地生态补偿的市场化运作。另一方面,可以建立征地补偿金制度,对因开发利用农地生态系统而损害生态功能,或因生产、生活行为导致土地生态价值丧失的征收者和投资使用者收取经济补偿,并对为保护和恢复土地生态及功能而付出代价的农户进行补偿。由于土地的资源属性决定其许多功能和服务具有公共物品的性质,土地覆被变化中的外部性很难内部化,在补偿过程中,无法把邻地的不经济性纳入到补偿范围。因此,要依靠政府建立不同层次的补偿金制度,拓展实现补偿的有效途径。
五、小结
随着工业化、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城市规模的扩张,土地征收是不可避免,合理补偿标准和补偿制度是保障农民利益和社会总体效益的根本。征地中生态补偿的实现还需要土地法律体系的不断完善、权利制度的不断明晰以及对土地资源价值的进一步认识,土地征收补偿制度逐渐重视对土地的资源价值、生态价值、发展价值的补偿,扩展土地资源价值的补偿的内涵,这不仅关系到土地资源的现实开发、利用和持续发展问题,而目也关系到土地资源利用与代际发展问题,这是我国未来土地政策、制度和法律都不可忽视的重要问题,而征地补偿中增加生态补偿是解决这种外部性的最为有效的方法。因此,对征地生态补偿进行理论探析,有助于解决土地补偿实践中的重大问题,并为此提供理论依据。
参考文献:
1、孙新章,谢高地,张其仔等.中国生态补偿的实践及其政策取向[J].资源科学,2006(4).
2、环境科学大辞典编委会.环境科学大辞典[M].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91.
3、彭丽娟.生态效益补偿涵义初探[J].湖南林业科技,2005(4).
4、毛显强,钟瑜,张胜等.生态补偿的理论探讨[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02(4).
5、吕忠梅.超越与保守――可持续发展视野下的环境法创新[M].法律出版社,2003.
6、沈满洪,陆箐.论生态保护补偿机制[J].浙江学刊,2004(4).
7、王仕菊,黄贤金,陈志刚,谭丹,王广洪.基于耕地价值的征地补偿标准[J].中国土地科学,2008(11).
新土地法征收土地补偿标准范文第4篇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城市人口规模的不断扩张，城市可利用的建设用地日益匮乏。而日新月异的现代化城市建设对土地的需求十分迫切。目前，土地法律制度及国家相关政策，均对城市新增建设用地设定了严格的条件、程序和责任。因而，无论是通过拓展城市规模增加建设用地，还是改变土地类型增加建设用地，在操作层面都存在一定的困难。在这种情况下，有效利用城市原有的建设用地，不失为理性的选择。然而，在城市的发展进程中，特别是1984年国务院《城乡规划条例》、198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以来，城市原有的建设用地已经有了合法的用地单位(或个人)，重新进行开发建设存在障碍。实践中，行政机关往往采取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和提前收回国有土地使用权(本文特指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提前收回土地的情况)的方法，解决用地紧迫的难题。这一做法固然加快了城市现代化建设的步伐，但同时也引发了一系列社会矛盾。本文拟从两者的概念、实施主体、程序、补偿标准等方面展开分析，以期探求规范该项工作、化解风险的有效路径。
从法律上讲，政府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有两种方式可以达到收回国有土地的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在制定之初，就设立了两种方式：
一种方式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六条规定：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国家可以征收国有土地上单位和个人的房屋，并依法给予拆迁补偿，维护被征收人的合法权益；征收个人住宅的，还应当保障被征收人的居住条件。具体办法由国务院规定。这里的具体办法就是刚刚颁布的《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该条例第十三条规定：房屋被依法征收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同时收回。
另一种方式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20条规定：“国家对土地使用者依法取得的土地使用权，在出让合同约定的使用年限届满前不收回；在特殊情况下，根据社会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程序提前收回，并根据土地使用者使用土地的实际年限和开发土地的实际情况给予相应的补偿。”另外提前收回国有土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也有类似规定，其第58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有关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报经原批准用地的人民政府或者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可以收回国有土地使用权：(一)为公共利益需要使用土地的；(二)为实施城市规划进行旧城区改建，需要调整使用土地的；依照前款第(一)项、第(二)项的规定收回国有土地使用权的，对土地使用权人应当给予适当补偿。”但在实践过程中，各级政府多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的规定，收回国有土地。
提前收回国有土地使用权必然涉及到土地上的房屋，征收国有土地上的房屋，必然涉及到国有土地的收回。那么提前收回国有土地使用权和国有土地上的房屋征收是一个什么样的法律关系呢?
一、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和提前收回国有土地在概念上的异同
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是指为了公共利益需要，由市、县级人民政府依照法律规定的权限和程序，征收国有土地上单位、个人的房屋，并对被征收房屋所有权人给予公平补偿的行为。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的客体是房屋的所有权。
《物权法》第42条明确规定，“能够成为征收对象的只限于集体所有的土地和单位、个人的房屋及其他不动产”。根据该条，能够成为征收对象的一定是被征收人拥有所有权的财产，被征收人拥有所有权以外的权利的财产不能成为征收的对象。
国有土地使用权的收回是指当出现某种法定事由时，土地行政主管部门经原批准用地或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依法收回用地单位和个人使用的国有土地使用权的行政行为。根据《物权法》的规定，国有土地使用权是一种用益物权。提前收回国有土地的客体是土地使用权，而不是所有权。
二、设立两种收回国有土地方式的原因
《土地管理法》、《城市房地产管理法》在设立之初，为何都是公共利益，其目的都是为了取得土地，而设立两种不同的方式呢?
笔者认为首先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主要是针对的房屋，而提前收回国有土地主要的是针对未开发的国有土地、工厂或其他用途的土地等，在上述国有土地上建设不是为了单纯的居住的建筑物和附属设施。其次在数量上，房屋的征收主要是征收涉及到的多数人或者大量的房屋。提前收回国有土地涉及到少数或者个体的单位和个人的国有土地的收回。
三、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和提前收回国有土地在实施主体的异同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58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有关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报经原批准用地的人民政府或者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可以收回国有土地使用权。因此提前收回土地使用权实施主体是原批准用地的人民政府或者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
《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四条规定：市、县级人民政府负责本行政区域的房屋征收与补偿工作。因此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的实施主体是县、市人民政府。
四、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和提前收回国有土地在程序上的异同
(一)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的程序
1、房屋征收部门拟定征收补偿方案。
2、社会稳定风险评估。
3、征收补偿费用应当足额到户、专户存储、专款专用。
4、市、县级人民政府作出房屋征收决定，并予以征收公告。
5、对被征收房屋价值评估。
6、签订补偿协议。
7、政府作出补偿决定。
房屋征收部门与被征收人在征收补偿方案确定的期限内达不成补偿协议，或被征收人房屋所有权人不明确的，市、县人民政府按照征收补偿方案作出补偿决定。
8、申请法院强制执行。
(二)提前收回国有土地的程序
1、立案；
2、调查取证，认定事实；
3、拟订收回方案。土地行政主管部门拟订收回国有土地使用权方案，并将拟收回国有土地使用权事宜通知原土地使用权人，并告之听证的权利。
4、听证。土地使用权人要求听证的，应当在接到收回国有土地使用权通知后的一定期限内向市或者县级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提出。土地行政主管部门接到听证申请后，应该按照《国土资源听证规定》中规定的期限内组织听证。
5、报批。土地行政主管部门在组织听证后规定的一定期限内，将所拟订的收回国有土地使用权方案连同听证结果报市或者县级人民政府审批。
6、下达收回决定书。根据市或县级人民政府批准的收回国有土地使用权方案，土地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在批准之
日起一定期限内，向原土地使用权人下达《收回国有土地使用权决定书》，同时告知原土地使用权人申请复议和提讼权利。对收回国有土地使用权决定不服的，可以在接到提前收回国有土地使用权决定后若干期限内(按照《行政复议法》规定，一般是60天)，依法向上级行政机关或者人民法院申请行政复议或者。
7、注销登记。土地行政主管部门在下达《收回国有土地使用权决定书》后，由原登记发证机关办理注销土地登记，收回国有土地使用证，并收回国有土地使用权公告。对于出让的土地，还应当依法终止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
8、补偿。
五、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和提前收回国有土地在补偿标准上的异同
(一)、提前收回国有土地的补偿标准。
从理论上讲，目前有两种补偿标准：
1、相应的补偿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以下简称《房地产管理法》)第20条规定：“国家对土地使用者依法取得的土地使用权，在出让合同约定的使用年限届满前不收回；在特殊情况下，根据社会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程序提前收回，并根据土地使用者使用土地的实际年限和开发土地的实际情况给予相应的补偿。”
2、适当补偿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以下简称《土地法》)第58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有关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报经原批准用地的人民政府或者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可以收回国有土地使用权：(一)为公共利益需要使用土地的；(二)为实施城市规划进行旧城区改建，需要调整使用土地的；(三)土地出让等有偿使用合同约定的使用期限届满，土地使用者未申请续期或者申请续期未获批准的；(四)因单位撤销、迁移等原因，停止使用原划拨的国有土地的；(五)公路、铁路、机场、矿场等经核准报废的。依照前款第(一)项、第(二)项的规定收回国有土地使用权的，对土地使用权人应当给予适当补偿。”
正是由于我国Ⅸ土地管理法》、《房地产管理法》在补偿标准问题上规定不一致，导致了我国土地补偿秩序的严重混乱。因此，在现实中某些地方政府滥用《土地管理法》第58条，收回国有土地，不给补偿或者给被拆迁人很少补偿。市、县人民政府往往打着公共利益等旗号，收回国有土地，既不履行相关的审批手续，国土部门发个通知就把正在使用的土地收回了，导致一些单位或者居民的房屋被强拆，没有得到合理的补偿。实践表明，地方政府滥用收回国有土地方式、规避征地拆迁程序和补偿、引发激烈矛盾和冲突已经成较普遍的现象，造成很恶劣的社会影响。
(二)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的补偿标准――公平补偿
《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二条规定：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征收国有土地上单位、个人的房屋，应当对被征收房屋所有权人(以下称被征收人)给予公平补偿。
仅从法律的字面上来看，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和提前收回国有土地在补偿标准是不同的，有相应的补偿、适当补偿、公平补偿等有很多的学者也进行了大量的篇幅进行分析，试着找出其中的不同点。
但笔者认为，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和提前收回国有土地在补偿标准的本质上是一致的，政府部门都是为了公共利益，其目的都是为了取得使用权人的土地。从最终的效果来讲，政府最终都是获取了使用权人的土地和土地上的房屋或其他建筑物。不论是征收还是收回，政府最终获得的财产是相同的，按照公平、等价的原则，政府应该支付的是相同的对价。因此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和提前收回国有土地在补偿标准上应该是一致的。
这一点，在物权法上得到了充分体现：
1、房屋征收的补偿标准
《物权法》第42条规定：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依照法律规定的权限和程序可以征收集体所有的土地和单位、个人的房屋及其他不动产。
征收单位、个人的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应当依法给予拆迁补偿，维护被征收人的合法权益；征收个人住宅的，还应当保障被征收人的居住条件。
《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在制定时，严格依据物权法第42条规定的原则，对房屋和土地的补偿做出了规定。
2、提前收回国有土地的补偿标准
根据《物权法》第148条规定：“建设用地使用权期间届满前，因公共利益需要提前收回该土地的，应当依照本法第42条的规定对该土地上房屋及其他不动产给与补偿，并退还相应的出让金”。
新土地法征收土地补偿标准范文第5篇
关键词：城市化进程；失地农民；都江堰市
中图分类号：C9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4）11-0044-02
土地是农民赖以生存的基本生产资料，农民失去土地即失去了经济基础和生活保障。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和工业化的推进，农村土地被征用现象普遍存在，致使耕地面积越来越少，由于耕地面积日益减少，失地农民问题日显突出。农民权益与土地息息相关，近年来，失地农民问题已由局部问题扩展为社会普遍问题，并严重制约了中国社会和经济的发展。保护失地农民的权益刻不容缓。
我国是一个有着几千年历史的农业大国，农民与土地问题占据重要位置。在建设和谐社会为主题的今天，解决农民失地、失业，缺乏社会保障等问题迫在眉睫。因此，如何从实际出发，对失地农民生存状态进行深刻的分析和研究，针对问题症结提出建设性对策，进一步完善就业服务体系，从根本上摆脱农民失地、失业、缺乏社会保障等问题，对城镇化建设和发展提供决策依据，是亟待解决的重要任务。
一、失地农民调查意义
自2003年实施统筹城乡发展战略以来，历经十多年发展，目前城镇化进入稳步发展时期。我国的城镇化率在2011年首次突破了50%，较2002年提高了12.2个百分点。2011年全国农业人口数与2010年相比减少了40.53万人。农业人口数的减少很大程度上是失地造成的。
我国现有的《土地管理法》等相关法律制度存在一定的缺陷，对都江堰市失地农民进行调查研究，有助于地方政府给予失地农民更多的关注，建立科学的、长效的就业、医疗、养老等保障体系，既保证经济发展所需要的土地，又保障了失地农民的合法权益，为相关法律法规的完善提供理论支撑。
对都江堰市失地农民进行调查研究，有助于为政府部门制定就业政策和措施提供参考意见，可以有效解决好失地农民最为关注的养老、医疗、就业等问题。规范失地农民生存社会保障程序，是实现城乡融合、加快城市化健康发展进程的重要环节，也是保证我国稳定社会环境的决定性因素。
二、失地农民调查结果
失地农民从事的工作。目前有37%的村民“闲在家”，有38%的村民“做生意”，如在小区租商铺开小卖部。有25%的人在市区的餐馆等场所打工，虽然工资不高，但有可靠的收入。从失地农民的就业状况可以看出，他们从事的都是以体力为主的工作。
目前收入来源。笔者在调查中得知，现在的收入主要是靠打临工和做些小生意。对于工地打临工的人来说，由于当前拖欠农民工工资的现象时有发生，他们的工作收入也是存在风险的。笔者了解到，目前农民的收入大部分都用于生活开支了，以前种地里的粮食和蔬菜都是自家的，但是现在地没了，都得花钱买，生活成本增加很多。
征地款难以维持长久生活。被问及补偿款去向时，有60%的人选择“用于生活开支”，40%的人选择“用于子女教育资金”。可见生活开销占据了很大一部分资金，同时失地农民为了改变子女的命运，在子女的教育上也投入很多。在调查中，他们向笔者传递相同的担忧：征地补偿款太低，一家老小的生活开支大，生活的持续性难以保障。
三、失地农民问题分析与对策研究
（一）失地农民问题分析
1.现阶段土地制度不完善
现行农村土地制度所规定的农村土地产权主体不明晰，是导致失地农民权益受损的直接原因。现行农村土地制度规定农村集体土地归农民集体所有，但“农民集体”概念模糊，通常由村委会充当了集体土地产权主体，而村委会因在法律上不具备土地所有者的资格，客观上造成行政权对集体土地所有权的严重侵蚀。
2.农民财产受损
我国《民法通则》规定农民的土地产权，包括所有权、使用权、收益权等权力，土地使用权是农民土地产权的基础。土地的收益与土地租赁可使农民获得经济利益，现阶段农民集体拥有转让权，农民在被征地后将无法得到应有的、合理的收益。农民不能继续取得合理的土地增值，收益直接受损。
3.立法保护不充分
我国征用制度存在缺陷，未能适应社会发展和满足失地农民需求，《宪法》和《土地管理法》对“公共目的”土地征用补偿做出规定，但对于“公共利益”，我国现行法律法规并未做出详尽划分。征地权的运用不规范，导致公共利益概念被扩大，外延界定模糊。失地农民的基本权利不能得到有效保障，农民被动失去土地现象较为普遍。
4.征地补偿标准不合理
现行的土地征收补偿法律法规过于简单。如《宪法》第10条中规定，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依法对土地实行征用并给予补偿。但如何补偿，却没有明确原则，使得补偿标准无法可依；《土地管理法》补偿标准未考虑土地价格受多重因素影响，缺乏合理性和科学性，忽略了对农民养老、劳动力安置和医疗等方面。如都江堰市耕地年产值，若按750元/亩计算，政府给予的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费两项之和在8 000元～12 000元，即使达到政策规定的“不超过30倍”标准，也不会超过每亩2万元，而政策的补偿仅限于对所征用土地的直接损失，不包括失地农民就业成本和从事新职业的风险。
5.安置办法滞后
失地农民随土地被征用，失去了保障。虽然被转换成非农户口，却很难享受与城市居民一样的社会保障。事实上，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险，则基本上或完全由乡镇企业或农民承担。失地农民养老和医疗保险没有稳定的资金保障。都江堰市近年来的“土地换社保”，使失地农民既不能延续土地带来的保障，也很难纳入城市社会保障体系，特别是年龄偏大的失地农民，更是“种地无田，就业无岗，社保无份”。
（二）对策研究
针对失地农民问题分析和都江堰市失地农民实地调查情况，改善城市化进程中失地农民生活，应解决以下几个问题。
1.完善法律法规
明确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的主体权利，是完善土地征用制度的前提。应从实际出发，对现行相关法律法规中有悖于市场规律的条款进行修订，进一步完善土地征用制度，使征地有法可依、有章可循。我国《土地管理法》应立足于国情，重新科学划定公共利益范围，严格区分公益性和经营性土地，借鉴加拿大、日本等征地经验，分别列出公益性用地和商业经营性用地，对二者之间的用地，引入听证机制。健全社会舆论监督机制，监督政府征地行为，保证征收过程中农民的知情权和参与权，确保土地征用程序的合理性、合法性。严格规范征地程序，完善落实征地公告，建立征地听证程序，增强征地行为透明度，保证征地的公正性。
2.完善土地征收补偿制度
从调查得知，我国现行土地征收补偿标准不合理难以维持失地农民基本生活、补偿程序不规范，未考虑土地的增值以及物价上涨等因素。应基于失地农民权益保障建立公平的补偿机制，以市场经济规律为基础，参照当前土地价格、充分考虑发展因素和兼顾地方政府经济状况，对征地补偿标准进行调整。二战后的英国制定了一部《强制征购土地法》，该法规规定，所有强制征收应通过议会，征地部门应有充分的证据证明所建项目是“令人信服的、符合公众利益的项目”；法规最大限度地为土地所有者考虑，对失地农民进行直接或间接损失补偿，赔偿包括该块土地市场价值所体现的征用费和政府的赔偿费。半个多世纪以来，英国的《强制征购土地法》作为土地征收补偿成功的标准规范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并引起了越来越广泛的关注，也为我们提供了有力的理论基础和制度支撑。
3.构建良好的社会保障体系
失地农民失去了能够保障生活的土地，受传统观念、自身文化程度和就业技能等限制，大部分自谋生路，只能从事流动性强、劳动强度大、薪酬低的体力劳动，很难享受相应的社会保障。应建立健全失地农民基本养老保障制度，尽快将失地农民纳入养老、医疗和失业等基本社会保障体系。良好的社会保障体系能解决失地农民后顾之忧，综合考虑当地的实际情况和发展水平，建立适应其发展的失地农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扩大养老保险覆盖面，对于年龄偏大、体力较弱、失去劳动能力的群体应给予特别的政策关怀。缴纳和发放标准也应随着经济的发展而适时进行调整，使失地农民既能分享到经济发展的成果，又有能力履行参保缴费义务。
4.转变传统的就业观念
以市场为导向的劳动用工制度，对应聘者的年龄、知识、技能和市场竞争意识都提出了较高的要求。应帮助失地农民转变传统思想观念，培养自主就业，树立凭借自身能力，通过合法的经济活动获取报酬的就业就是正确的现代就业观。倡导失地农民团结互助，成立失地农民团体，更好地帮助失地农民改善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处境，也可为用工部门提供人员渠道，尊重失地农民的劳动和人格，增强他们的就业自信心，加强失地农民与社会的融合，促进经济发展，社会和谐。
5.加大失地农民就业指导力度
因地制宜地对失地农民就业指导应体现多样化、个性化的原则，都江堰市失地农民可依托城市发展，创办特色旅游、发展农家乐休闲业；建立培训与就业联动机制，通过对外劳务合作渠道，组织劳务输出，拓展收入来源；根据城镇发展需求，让更多的失地农民参与到服务行业中。建立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基地，开展形式多样的培训，建立以政府主导，培训和产业发展相结合的综合培训体系，对失地农民进行再教育，以企业的用工条件和市场需求为导向，提高他们城市就业竞争力，使其尽快完成角色转换，以满足市场需求。提倡社会人文关怀，当地政府应结合当地经济状况，扶持劳动密集型企业，鼓励大量吸纳失地农民，拓宽失地农民就业渠道，最大限度地扩大就业容量，使失地农民优先就业或创业的机会。
四、结语
综上所述，失地农民的生活状况是一个重大的社会问题，必须充分认识城市化进程中失地农民社会保障问题的紧迫性，从城市建设可持续发展出发，对影响失地农民生存现状的因素进行深刻的分析和研究，寻找符合当地实际的方法和对策，才能切实保护失地农民的权益，改善和提高失地农民的生活现状，更好地推进我国城市化发展进程。
参考文献：
[1]陈睿.失地农民权益保障机制研究[D].太原：山西大学，2012.
新土地法征收土地补偿标准范文第6篇
“十一五”期间，国家为了加快城市化进程，拉动内需，众多“重点项目”、“重点工程”纷纷开建，征收农民土地已成为建设过程中必要且重要的环节，征地环节中涉及的人数广泛，引起的社会问题众多，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能否做好是影响社会是否和谐的关键因素。庞大的土地收储面积造成了大量农民失去了赖以生存的生产生活资料，保障被征地拆迁农民的生活和就业关系到能否维护社会的稳定和谐。
二、国外征地相关政策
农村集体土地上的征地补偿是我国社会主义道路建设上独特的风景。而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征地补偿都是建立在土地私有的基础上的。在征地中，对被征地人的权益保障往往是征地的核心。国外在土地征收大都规定了严格的程序和条件，对“公共利益”的认定也与我国有所差别。许多经济发达的国家，如美国，加拿大，日本等，均是站在被征地者的角度进行土地征用补偿，对由于征地造成的当前和未来的以及相关的利益损失进行相当于被征用土地的市场价格的赔偿，还有的国家对于原业主不做迁移的地上物，以及对相关和相邻业主造成的经济上、使用上、就业上的损害的，也都在补偿范围之列；如果业主希望自己迁移地上物，则迁移费也属于补偿之列。
国外土地征用范围包括：第一是土地征用费，相当于征用土地的价值，是土地所有权的经济实现；第二是土地补偿额，是对因征地而造成的经济及其他损失的补偿。此外，补偿方式也是多样化的，市场经济条件下，财产及其经济损失可以用金钱的尺度评价，但考虑到目前现金补偿在土地评估技术不足和低价上涨的情况下，若被征地者所得到的补偿费无法维持原来的生活水平，各国也制定了一些补偿方式以弥补资金补偿的不足。
三、我国相关征地法律政策分析
我国现行的土地征用制度是以《宪法》为基础，以《土地法》及有关条例为中心的法律体系。国家具有征收权，自然人和法人必须服从，带有强制性。由于我国长期实行“重城轻农”的政策导致我国农村社会政策体系不仅在实践中表现出碎片化和边缘化的特征，并在学理研究中游离于主流研究之外。而2007年颁布的《物权法》中，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受到了重视，农村集体土地仍然出处相对忽视的位置。
在我国，农村的社会政策一直是一种特惠制而非普惠制的政策体系。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中国社会的快速转型，中国社会的“三农问题”（农村、农业、农民）已发展演变为“新三农问题”（农民工、失地农民、农业村落终结）。将“老三农问题”和“新三农问题”结合起来解决，为农村人口提供户籍、住房、教育、就业、劳保、医疗等诸多方面政策，打破和消除城乡二元结构，已日趋成为国家关注的重点。
“新三农问题”中的失地农民、农业村落终结均是由征收土地造成的。土地是不可再生资源，具有保障功能、发展功能、增值功能，是人类赖以生存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资源，土地更是农民生活、就业、养老的保障。农民失去土地时，同时失去也是关系生存的一系列基本权益。近年来，我国大力推进城市化进程，大力发展“重点项目”、“重点工程”，而发展的条件就是征收农民的土地，造成大量农民失去了生活的保障―土地。失地农民的生活、就业问题一直是很严重，急需解决。失地农民随着“身份”的改变也丧失了部分民主权利。失地农民的保障问题不解决社会就难以稳定、和谐的发展，经过改革开放30年的认识深化，我国社会的政策理念已经从改革开放以前的平均主义，经过差别主义回归到社会政策的本义，即非单向度地追求公平，而是追求发展与公平的一致性和有助于实现公平的发展。但在这一过程中，我国农村社会保障政策却始终是城乡二元格局中的弱势者。近年来，南京市委、市政府将提高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水平作为一项重大民生工程，进一步加强征地补偿安置工作的管理，维护被征地农民的合法权益，实现被征地人员“老有所养、病有所医、失有所助”。
其中，再就业培训包括3个方面的内容：
（1）职业指导培训：被征地农民所属区、县劳动部门应为其提供为期两天，不少于16课时的免费职业指导培训，帮助他们认清就业形势，更新就业观念，为他们提供职业需求信息和求职方法，积极指导他们实现再就业。
（2）职业技能培训：职业技能培训根据劳动力市场需求和被征地农民的特点，确定培训项目，制定培训计划，开展适应性较强的职业技能培训，突出培训的针对性、实用性，使被征地农民尽快掌握技能，尽早实现再就业。
（3）创业能力培训：对有创业愿望并具备一定创业条件的被征地农民开展创业能力培训，使他们熟悉国家相关政策和法规，了解创业必备的知识和程序，指导他们制定切实可行的创业方案，帮助他们解决创业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并在开业后对他们继续进行必要的咨询服务和业务制定。
新的补偿政策比以往有3个方面的提高：一是补偿标准：安置农民的进保费标准提高到50%到100%。青苗和附着物补偿实行综合补偿标准，由集体经济组织所在辖区内统筹调剂平衡，由市物价部门会同国土部门依据经济社会发展水平，适时制定青苗和附着物补偿价标准及具体补偿指导价，报请市政府批准公布实施。二是保障待遇提高，失业保险比原来生活困难补助提高近300元钱，在城镇企业职工养老保险的标准上，每人每月比原来的养老保险提高70至205元钱。三是在资金补助来源和渠道上比以前有所增加，政府和部门筹集了两部分资金，一个是用于解决被征地农民个人社保账户不足的问题，同时从土地出让中按每亩2万元保障筹资社会统筹资金，主要解决社会统筹账户资金不足的问题。
新土地法征收土地补偿标准范文第7篇
我们经常看到的消息是某农村的农民因为得知所在地方的土地将被政府征用，于是抓紧时间连夜建造房屋甚至是楼房。接着是政府连夜突击检查这些被称为违章建筑的房屋，最终这些违章建筑被拆除大部分，少数所谓“钉子户”因为“抗法”被绳之以法关起来了。
农民为什么这样做呢？政府为什么采取这样的措施呢？政府的这种合法行为是否正当呢？是否存在对农民的歧视呢？歧视性的制度设计在道德上又有什么理由呢？也许，有些问题是无法正面回答的，或者有些问题只能作为而问题存在。
二、我国现行土地征用制度
土地征用是发生在国家和农民集体之间的所有权转移，是指国家为了社会公共利益的需要，按照法律规定的批准权限和程序批准，并给予农村集体和农民个人补偿后，将农村集体所有土地转变为国家所有。
学者指出，我国《宪法》第10条规定，国家为了公共利益地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土地实行征用，这是我国实行土地征用的宪法依据。土地征用具有下列特征：1、国家建设征用土地的主体必须是国家；2、国家建设征用土地是国家行政行为，具有强制性；3、国家建设征用土地是国家公共利益的需要；4、国家建设征用土地必须以土地补偿为必备条件；5、国家建设征用土地的标的只能是集体所有的土地。[1]
三、国外的有关法律制度
（一）美国
土地征用在美国被称为“最高土地权的行使”。美国《宪法》第五条修正案规定：“非依正当程序，不得剥夺任何人的生命，自由或财产；非有合理补偿，不得征用私有财产攻公共使用。”美国联邦宪法还在其第十四条修正案中要求州政府依据正当法律程序取得私有财产并保证不得拒绝法律对公民的平等保护。各州宪法对此问题也有类似规定。
在美国，征收主要分两种形式。第一种称为Policepower，通常直译为警察权，是政府为了保护公众健康、安全、伦理以及福利而无偿对所有人的财产施以限制乃至剥夺的行为。警察权包括土地区划（Zoning）、建筑以及健康法规（BuildingandHealthCode），让移要求（Set-backRequirement）、土地分割（Abatement）、污染（Pollution）以及出租管制（RentalControl）等。警察权准许政府规划私人土地，而不需要支付补偿。这种征用的方式得以适用的场合非常有限，并受到相关法律的严格制约。第二种是有偿征收，英文称为“eminentdomain”或“condemnation”，指政府依法有偿取得财产所有人的财产的行为。以下讨论的主要是指第二种征收形式。[2]
美国联邦宪法第五条修正案关于有偿征收（eminentdomain）的规定具有决定性的意义，该修正案规定了征收的三个要件：1、正当的法律程序（Dueprocessoflaw）；2、公平补偿（Justcompensation）；3、公共使用（Publicuse）。
1、正当的法律程序
通常，征收行为应当遵循如下步骤：（1）预先通告。（2）政府方对征收财产进行评估。（3）向被征收方送交评估报告并提出补偿价金的初次要约，被征收方可以提出反要约（counter-offer）。（4）召开公开的听证会（Publichearing）说明征收行为的必要性和合理性，如果被征收方对政府的征收本身提出质疑，可以提出司法挑战，迫使政府放弃征收行为。（5）如果政府和被征收方在补偿数额上无法达成协议，通常由政府方将案件送交法院处理。为了不影响公共利益，政府方可以预先向法庭支付一笔适当数额的补偿金作为定金，并请求法庭在最终判决前提前取得被征收财产。除非财产所有人可以举证说明该定金的数额过低，法庭将维持定金的数额不变。（6）法庭要求双方分别聘请的独立资产评估师提出评估报告并在法庭当庭交换。（7）双方最后一次进行补偿价金的平等协商，为和解争取最后的努力。（8）如果双方不能达成一致，将由普通公民组成的民事陪审团来确定“合理的补偿”价金数额。（9）判决生效后，政府在30天内支付补偿价金并取得被征收的财产。[3]
2、公平补偿
（1）主体的公平。即有权得到补偿的不仅仅包括财产的所有人，还应当包括财产相关的收益人，如房地产的承租人。
（2）客体的公平。即取得补偿的对象不仅仅包括房地产本身，还应当包括房地产的附加物，以及与该房地产商誉有关的无形资产（Goodwill）。
（3）估价的公平。这是指法律要求补偿的价金应当以“公平的市场价值（fairmarketvalue）”为依据。至于什么才是公平的市场价值，目前最有效的方式是：双方分别聘请的独立的资产评估师提出评估报告。如果各自的评估报告结论相差悬殊，则由法庭组成的陪审团裁定。人们可以抱怨，资产评估师的报告并非完美和科学，但是在先阶段经济科学的发展水平上，除此之外，人们实在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在司法实践中，美国法院通常都认定高出政府补偿价格的评估报告。因此，有关政府征收方面的法律案件，通常都是职业律师们竭力追逐的目标。在律师费用的收取上，与交通肇事案件和医疗事故案件一样，大多采用不胜诉不收费的方式（canbehandledonacontingencybasedonapercentageoftheamounttheattorneyobtainsoverandabovetheamountofthecondemningagency‘offer），如果胜诉，律师可以从当事人额外期待的政府补偿金中获得较大比例的金额。如果政府一方胜诉，另一方也不需要为此支付政府方的诉讼费用。[4]
根据美国财产法，“合理补偿”是指赔偿所有者财产的公平市场价格，包括财产的现有价值和财产未来赢利的折扣价格。美国土地征用补偿根据征用前的市场价格为计算标准，它充分考虑到土地所有者的利益，不仅补偿被征土地现有的价值，而且考虑补偿土地可预期、可预见的未来价值；同时，还补偿因征用而导致相邻土地所有者、经营者的损失，充分保障了土地所有者的利益。[5]
3、公共使用
在此，法律对公共使用的内涵采用了广义的解释。首先，公共使用的规则排除了政府利用行政权利损害某个个体利益的同时使另一个体收益，比如征收A的住房给B开设零售商店，就不能构成公共使用。但公共使用并不意味着政府征收的财产只能或给一般公众使用。政府征收财产又立即转让给多数私人使用，同样构成公共使用。
（二）加拿大
加拿大的土地征用制度沿用的是英联邦的体制，在征用土地方面一直进展比较顺利，较好地解决了国家、征地机构和个人的利益关系。加拿大对土地征用的补偿是建立在被征土地的市场价格基础上，依据土地的最高和最佳用途，按当时的市场价格补偿。具体来看，加拿大的土地征用补偿包括：（1）被征用部分的补偿，必须依据土地的最高和最佳用途，根据当时的市场价格补偿。（2）有害或不良影响补偿（如严重损害或灭失价值），主要针对被征用地块剩余的非征地，因建设或公共工作对剩余部分造成的损害，还包括对个人或经营损失及其他相关损失的补偿。这种补偿不仅包括被征地，还包括受征地影响相邻地区的非征地。（3）干扰损失补偿，被征地所有者或承租人因为不动产全部或基本征用，因混乱而造成的成本或开支补偿。（4）重新安置的困难补偿。[6]
（三）英国
英国对土地征用的补偿作了较详尽的规定，包括土地征用补偿原则、补偿范围和标准、土地征用补偿的估价日期、补偿争议的处理等。具体来看，土地征用补偿原则是：土地征用补偿以愿意买者与愿意卖者之市价为补偿的基础，补偿以相等为原则，损害以恢复原状为原则。土地征用补偿的范围和标准：（1）土地（包括建筑物）的补偿，其标准为公开市场土地价格；（2）残余地的分割或损害补偿，其标准为市场的贬值价格；（3）租赁权损失补偿，其标准为契约未到期的价值及因征用而引起的损害；（4）迁移费、经营损失等干扰的补偿；（5）其他必要费用支出的补偿（如律师或专家的费用、权利维护费用等）。补偿的估价日期是指土地征用机关在行使土地征用权时，应通知被征用土地的所有权人及其他权利人，但其取得土地往往会在通知后的几个月或更长时间，在地价上涨的情况下，土地征用补偿的估价日期成为十分关键的议题。英国土地征用评估准则规定，假如补偿金额为双方所同意时，则以土地征用通知日期为估价日期。假如土地征用补偿争议上诉时，则以土地法庭听证的最后一日为估价日期。[7]
（四）德国
德国的土地征用补偿范围和标准为：（1）土地或其他标的物损失的补偿，其标准为以土地或其他标的物在征用机关裁定征用申请当日的移转价值或市场价值；（2）营业损失补偿，其标准为在其他土地投资可获得的同等收益；（3）征用标的物上的一切附带损失补偿。德国被征用土地的补偿价格计算与英国一样，也是以官方公布征用决定时的交易价格为准。在城市再开发区，为了防止利用预期的公共开发事业进行投机活动，政府规定，凡因预测土地将变为公共用地而引起的价格上涨，都不能计入补偿价格。对补偿金额有争议时，应依法律途径向辖区所在的土地法庭提讼，以充分地保障被征地所有权人的合法权益。同时各类补偿费由征收受益人直接付给受补偿人，且各类补偿应在征收决议发出之日起1个月内给付，否则征收决议将被取消。另外，德国的土地征用补偿方法，除了现金补偿，还有代偿地补偿、代偿权利地补偿等。[8]
（五）法国
法国的土地征用补偿价格是以征用裁判所一审判决之日的价格为基准计算的。同时为了控制补偿，被征用不动产的用途以公布征用规定1年前的实际用途为准。
（六）瑞士
瑞典有关法律规定，土地补偿费中不包括预期土地将变为公共用地而引起的价格上涨的部分，以抑制通过改变土地用途，提高土地补偿费的投机行为。瑞典对土地征用补偿价格的计算，以10年前该土地的价格为准。
（七）日本
依据日本《土地征用法》的规定，重要的公用事业都可运用土地征用制度，征用损失的补偿以个别支付为原则，而支付的财物，原则上以现金为主，补偿金额须以被征用的土地或其附近类似性质土地的地租或租金为准。日本的土地征用补偿是根据相当补偿的标准来定的，在大多数情况下以完全补偿标准确定土地补偿费。具体来看，日本征用土地的补偿包括5个部分：（1）征用损失补偿，对征地造成的财产损失进行补偿，按被征用财产的经济价值即正常的市场价格补偿；（2）通损补偿，对因征地而可能导致土地被征者的附带性损失的补偿；（3）少数残存者的补偿，对因征地使得人们脱离生活共同体而造成的损失的补偿；（4）离职者的补偿，对因土地征用造成业主失业损失的补偿；（5）事业损失补偿，对公共事业完成后所造成的污染对经济和生活损失等的补偿。另外，日本的土地征用补偿方法，除了现金补偿，还有替代地补偿（包括耕地开发、宅地开发、迁移代办和工程代办补偿等）。
（八）韩国
韩国土地征用补偿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地价补偿，为土地征收补偿的主要部分，1990年韩国统一以公示地价为征收补偿标准；（2）残余地补偿，土地征用可能导致残余地价值减低或因残余地须修建道路等设施和工程应予以补偿；（3）迁移费用补偿，对被征地上的定着物，不是进行公益事业所必须的，应给予迁移补偿费用；（4）其他损失补偿，对土地征用致使被征者或关系人蒙受经济损失时，应给予相应的补偿。同时，韩国在建设部设立了中央土地征用委员会，在汉城特别市、直辖市及道设立地方土地征用委员会，对土地征用的区域、补偿、时期等进行裁决。
（九）新加坡
在新加坡，有关土地征用补偿的决定由土地税务兼行政长官作出，但补偿金额由专业土地估价师评估，以公告征用之日的市价为补偿标准。土地补偿的项目包括因土地征用造成土地分割的损害、被征用的动产与不动产的损害、被迫迁移住所或营业所所需的费用、测量土地、印花税及其他所需要合理的费用等。
四、公共目的之认识
对于“公共目的”，各国（地区）解释不尽相同。日本解释为“解决公共事业建设”，如根据城市规划确定的道路、公园建设，根据河川法进行的堤防等建设，根据港湾法进行的港湾建设等。韩国解释为“公益事业需要”，所谓“公益事业”是指：1、有关国防、军事建设事业；2、铁路、公路、河川、港口、上下水道、电气、煤气、广播、气象观测、航空等建设事业；3、国家或地方公共团体设立的办公场所、工厂、研究所、公园、市场等建设事业；4、国家或地方公共团体指派的建设者，由他们所进行的住宅建设事业或住宅用地开发事业；5、其他根据法律可以征用或使用土地的事业。由此可见，对“公共目的”的解释有很大的弹性，在一些国家（地区），“政府的意图都被看成是公共目的，并可为此而征用土地。”可以说，如何准确界定“公共目的”的范围是各国（地区）土地征用制度建设中的主要难题之一。[9]
学者指出，我国现行法律并没有确定“公共目的”的内容与范围，因此认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为了既不破坏土地市场的竞争规则，又保证有足够的公共用地来源，各国（地区）政府都将”非公共目的“用地和”公共目的“用地区别对待：对前者的流动不过多地干预，对后者，政府则充分运用特权，保证在需要时能获得土地。但是，这样做必须有一定的前提条件，即在法律法规上明确界定”公共目的“的内容和范围，否则就无法将两类用地区分开来，从而采取不同政策。根据各国（地区）的经验，结合我国实情，”公共目的“的内容和范围可明确为：1、政府机关和社会团体用地；2、交通用地；3、水利及能源设施用地；4、城市基础设施用地；5、教育（学校、基础性科研单位用地）；6、国防军事用地；7、其他公益事业用地。”[10]
从严格限定公益性用地范围的角度看，土地征用权只能为公共利益的需要而行使。学者指出，“我国《宪法》和《土地管理法》均明确规定，‘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征用农村集体所有的土地。依据国外经验和我国实际，我们认为，”公共利益“应严格限定在以下几类：（1）军事用地；（2）国家政府机关及公益性事业研究单位用地；（3）能源、交通用地，如煤矿、道路、机场等；（4）公共设施用地，如水、电、气等管道、站场用地；（5）国家重点工程用地，如三峡工程、储备粮库等；（6）公益及福利事业用地，如学校、医院、敬老院等；（7）水利、环境保护用地，如水库、防护林等；（8）其它公认或法院裁定的公共利益用地。在合理界定”公共利益用地“的前提下，要确保土地征用权只能为公共利益的需要而行使。其它非公益性用地，不能依靠征用农地，而应当主要依靠盘活城市土地存量市场以及开放农村集体非农建设用地市场来解决。”[11]
我们正确地认识了所谓公共目的或者公共利益，确立公共用地范围，才能正当地进行土地征用，否则就是正当性缺乏的王霸行为。
五、现状、疑问与检讨
在我们中国大陆的每一个城市，几乎都有所谓经济开发区，或者高新科技开发区。这些开发区真的就是为了公共利益吗？可以简单地否定：不是！这里面只有政府的政绩目标。
政府为什么可以为所欲为呢？政府可以不受到限制吗？我们的议题是：不动产交易的自由与限制。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对政府征用土地的行为进行评判呢？政府的自由行为的限度应该确立怎样的标准呢？
过去的假设是：政府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无私而高效的。但是，计划经济的失败，已经证实了，政府一样会出现与市场失灵相同的所谓政府失灵。统一支配资源一样会导致浪费。比如在土地上的浪费与破坏甚至污染。
针对土地尤其是耕地的被破坏，中央政府也采取过一些措施，以反对和禁止盲目开发。但是结果并不乐观。其原因就在于，制订规则者就是头号违反规则者。这个判断勿需证明，只要我们去看看一些地方政府以及其他部门、机关新的办公大楼就足够了。问题主要是，我们经常看到和听见所谓国家建设项目上马，这些大型建设项目是不是就完全符合公共目的呢？其中有一些国有大型企业征用土地，就很难准确地判定为公共利益目的。也就是说，我们应该正确地并且是严肃地指出，判断其公共利益目的应该进行听证会和认证会来加以确立。我的意思是说，政府的行为不一定都是公共行为，有时也有政府的私自行为——为了政府眼前利益的行为。尤其那些具有市场竞争性质的企业的征用土地行为，根本就不具有公共性。因此，以征用的方式获得土地使用权，这种手段的正当性是可疑的。
也就是说，政府利用自己的权力，将农村的集体土地征用，仅支付价格极低的经济补偿，然后，将以低廉价格获得的土地，投入到有高额回报的竞争领域——这不是掠夺是什么呢？耶林说：为权利而斗争。这个判断的简单含义就是弱者反抗强者。政府是强者，农民是弱者。但是农民的反抗方式是什么呢？他们并没有揭竿而起，他们只是在听说政府将要征用他们的土地了，于是就开始“种植”房屋。农民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原因很简单，第一，政府可以卖地，不保护耕地，我们自己为什么还珍惜土地呢？第二，粮食与蔬菜又能补偿几文钱呢？第三，价格的差异那么大，我们自己为什么不想办法让土地增殖呢？这就是农民最简单的算盘，也是农民最简单和无奈的反抗。
从力量对比上来看，农民是处于劣势。农民没有自己的组织，即使有所谓村民委员会，也已经实际上是政府的基层单位了，尽管我们声称村民委员会是农村农民的自治组织。进一步的问题是，自共和国成立之后，作为农民自治组织的农会就逐渐地消失了。亦即作为劳动者的工人，今天还有工会可以参加，但是农民没有农会可以参加了。当农民的利益被侵害了，能够代表他们的组织却没有。单个的农户是不具有与政府交涉的能力的。于是农民的劣势地位就更加强化了。
由于农村土地所有权制度的模糊性，缺乏真正的权利主体，而且集体土地所有权在法律上是一种虚假的权利，因为这种所有权缺乏支配权（如处分权），而民法学原理告诉我们，支配权是所有权的核心。所以农村土地其实就是政府砧板上的待砍切的鱼肉而已。
我们应该看到的是，共和国成立以来的农村、农业、农民政策，都是歧视政策。尽管时代高喊：以粮为纲。根据经济学家的统计，改革前的工业原始积累，几乎完全从农民手中获得原始资金，主要手段就是工农业、城乡之间的所谓剪刀差。坦率地说，农产品低廉的价格“打造”了中国大陆解放后的重工业等城市经济。这种掠夺性的财富其金额有多少呢？保守地说也应该是数以千亿元人民币。
改革后的情况是否好转呢？没有！而且是变本加厉地掠夺！改革后，经济建设的需要，尤其是城市化进程的加大，除了城市工业产品与农村农产品剪刀差问题没有改善，更进一步地开始掠夺农村土地资源——学者称“圈地运动”。仅这场空前绝后的中国圈地运动，政府就获得了9万亿元的财富。
今天，一些农民已经完全失去了土地。比如一些城市周边地方的农民。所谓“失地农民”问题，现在已经成为一个社会问题，而不仅仅是经济学、社会学等学科的单一领域问题。我们不禁要问：没有土地了，他们还是农民吗？这是一个辛酸的问题。答案是：不称呼他们农民又称呼他们什么呢？他们的户口是农村的，不是城市的。这是一个无奈的答案。他们在角色上，是没有归属感的，而且他们在安全感上的缺乏也是不争的事实。如果失去土地的农民有一天觉醒了，他们说：我们失去了土地，不就是失去了枷锁了吗？！到那时，如果真的这样的话，恐怕局面就不好收拾了。
六、给政府的建议
政府要克制自己的态度和行为，扭转过去的行为模式，不要成天打农民的主意了，要平等地对待农民兄弟。其实这也就是市场经济所应该奉行的一般规则。既然我们已经义无返顾地选择了市场经济的道路，我们就应该奉行其规则。
土地是一种稀缺而不可再生的资源，是一种最重要的资本，因此我们不仅要说保护它，还要在制度设计上真正实践这种理念。政府、城市以及工商业者若需要土地，就应该按照市场价格向农民兄弟发盘。
我们知道，有一种研究投资者行为的分析模式，称为“匪帮模式”。一般可以将之分为两种：迁徙匪帮模式和常驻匪帮模式。前者是毁灭性的，后者是具有可持续发展眼光的。若我们依然选择迁徙匪帮模式，农村将被彻底毁灭。可以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来自农村，或者说我们的祖籍是某乡村，先辈是来自农村的，那里是我们的故乡。“昨天晚上，我又梦见我回到了我的曼德里。”[12]——这是城市人的回故乡之路。如果我们要执意去毁灭农村，就是要毁灭我我的故土以及梦回故乡的道路。
注释：
[1]参见姚长飞：《论土地征用》，/2004/5-7/20220.html.
[2]参见周大伟：《美国土地征用和房屋拆迁中的司法原则和判解——兼议中国城市房屋拆迁管理规范的改革》，/weizhang/default.asp？id=13399.
[3]参见周大伟：《美国土地征用和房屋拆迁中的司法原则和判解——兼议中国城市房屋拆迁管理规范的改革》，/weizhang/default.asp？id=13399.
[4]参见周大伟：《美国土地征用和房屋拆迁中的司法原则和判解——兼议中国城市房屋拆迁管理规范的改革》，/weizhang/default.asp？id=13399.
[5]参见陈和午：《土地征用补偿制度的国际比较及借鉴》，/hwzc/zc/t20040922_110207.htm.
[6]参见陈和午：《土地征用补偿制度的国际比较及借鉴》，/hwzc/zc/t20040922_110207.htm.
[7]参见陈和午：《土地征用补偿制度的国际比较及借鉴》，/hwzc/zc/t20040922_110207.htm.
[8]参见陈和午：《土地征用补偿制度的国际比较及借鉴》，/hwzc/zc/t20040922_110207.htm.
[9]杨玲、晏群：《国外土地征用制度比较及借鉴》，/show.aspx？id=2790
[10]杨玲、晏群：《国外土地征用制度比较及借鉴》，/show.aspx？id=2790
新土地法征收土地补偿标准范文第8篇
关键词：农村；农村土地，中突；土地法规缺陷
中图分类号：DF45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07(2011)06―0144―04
农村土地问题是“三农”问题的核心，已成为政府、学者和百姓的共识。但是，诱发农村土地冲突问题的原因并未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农村土地冲突已与和谐社会严重相悖。农村土地冲突的危机是无法回避的事实，它给脆弱的农村社会带来巨大的威胁，若处理不当，政府、政策和法制将失信于农民，引发农村社会动荡。因此，正视农村土地冲突并剖析诱因十分重要，鉴于此，本文着重对导致农村土地冲突的土地法规缺陷进行详实剖析。
一、征地制度缺陷
1、征地规制相互矛盾。征地引致的土地冲突已成为当前农民最多的领域，成为影响农村社会稳定的一大隐患。据有关调查显示，农村最激烈的冲突是征地引发的，一是征地权的滥用；二是征地补偿不合理，其根源于《宪法》、《土地管理法》和《城市房地产管理法》关于土地征用权的规定相互矛盾。
《宪法》第十条第三款和《土地管理法》第二条第四款规定：“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土地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此条款强调了征用的前提必须是为“社会公共利益的需要”，这表明只为某个或某些经济组织或者个人利益需要，是不能征用集体土地的。但是现行法律、法规并没有明确界定哪些建设项目用地是为了“公共利益需要”，或界定哪些项目用地不是为“公共利益需要”。《土地管理法》不仅没有对“公共利益的需要”做出明确的界定和阐述，与此相反，《土地管理法》第四十三条还进一步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进行建设，需要使用土地的，必须依法申请使用国有土地”，“依法申请使用的国有土地包括国家所有的土地和国家征用的原属于农民集体的土地”，从而将《宪法》规定的征地范围从“公共利益的需要”扩大到包括非公共利益需要的一切用地项目，法律规定陷入两难境地：不符合公共利益的农地向城镇国有土地的转换，若不征为国有，不符合《宪法》第十条规定，征为国有却不符合《宪法》第十条第三款规定。
我国现行法律关于土地征用方面的规定存在相互矛盾的地方，引致征地权的行使陷入了法律上的两难困境，从而在巨大利益驱动下导致征地权滥用有恃无恐，导致了农村土地冲突。而法律关于征地范围的不明确导致土地冲突的数量大大增加。“公共利益”界定不清，掌握解释权的地方政府很容易扩大征地范围，使卷入土地冲突的利益相关者不断增多。
2、征地补偿不合理。《土地管理法》第四十七条第六款规定：“……按照被征用土地的原用途给予补偿。征用耕地的补偿费，为该耕地被征用前三年平均年产值的6―10倍。……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的总和不得超过土地被征用前三年平均年产值的30倍”。尽管土地补偿倍数有6―10倍，但无法回避一个事实：补偿费由政府行政规定，而非由市场决定。《土地管理法》界定了土地补偿费的上限与下限相差近1倍，执行难以掌控其层次，征地前三年的年产值难以确定。在现实二元经济结构条件下，农业处在被剥夺的地位，农产品价格相当低廉，前三年的年产值不足以反映被征土地的市场价值。尤其农村土地被征用后，其补偿费根本不足以让失地农民在城镇安居和就业。失地后的农民无力支付城镇生活的成本，在谋生无门的情况下，他们担心未来，担心有限的补偿不能抵抗社会变故、自然灾害和严重疾病等风险，再加上地方政府在征地补偿总额上大打折扣，拖欠、截留、挪用征地补偿款项时有发生。征地补偿不合理已经成为征地过程中农村土地冲突爆发最直接的导火索。
二、农村土地产权模糊
土地制度的核心在于明晰土地的产权，我国农地所有权名义是归集体所有，其实是“一权多主”。《土地管理法》第十条规定：“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依法属于村农民集体所有的，由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经营、管理；已经分别属于村内两个以上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农民集体所有的，由村内各个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村民小组经营、管理；已经属于乡(镇)农民集体所有的，由乡(镇)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经营、管理”；《土地管理法》第十四条规定：“农村集体所有的土地由本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承包经营，……”。可见，我国集体土地所有权归农民集体经济组织、村民委员会、或乡镇农民集体所有，而农民只享有对本集体土地的使用权，即承包经营权。各级政府拥有凭借所有权衍生出的土地征用权、总体规划权、管理权等重要的实际控制权，农民被动服从的地位决定了其受到多维权力的控制，当多维控制权力相互矛盾时会使农民无所适从，这必然激发农民的焦虑、紧张、不满情绪，从而导致农村土地冲突的爆发。
三、农村土地承包权残缺
产权安排规定了每个人在与其他人交往过程中必须遵守的行为准则，或者承担不遵守的成本，社会通行的产权制度则确立了每个成员相对于稀有资源使用时的地位及人与人之间的社会、经济关系。土地产权不明确引致土地冲突出现在土地利用和管理过程中，农村土地所有权模糊，其承包经营使用权也面临残缺，同样引致农户与农户之间、农户与村干部之间的矛盾冲突。
1、权能残缺。(1)农地收益权残缺。《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十六条规定：承包方有权“自主组织生产经营和处置产品”，第十七条规定：承包方承担“维持土地的农业用途，不得用于非农建设”。土地用途受到严格行政管制，在农产品价格与工业产品价格的“剪刀差”无法改变的情况下，农民在比较利益太低且不能得到合理补偿的条件下，往往会选择弃地、或者改变土地用途与政府博弈来获取利益。改变用途和“用脚投票”，必然要受到政府相应的行政干预。遇到这种情况，地方政府强行执行规定很容易酿成干群冲突。(2)土地承包权流转受到限制。土地法规在鼓励承包经营权流转的同时又做出了种种限制。《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四十一条规定，“转让要经过发包方的同意”；第四十八条规定，“转让给本集体经济组织外成员的必须经过三分之二以上成员同意并经乡(镇)政府批准”。这些规定过分强化了发包方在土地流转中的实际控制力，为以行政权力和行政手段配置土地资源留下了太大余地。为基层干部干预农户的承包经营权提供了依据。(3)承包权的期限不稳固。尽管《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二十条规定了承包权的期限为“耕地三十年、草地三十年至五十年、林地三十年至七十年”，但在城镇化进程加快的背景下，在三十年至七十年承包期内，农村二代或三代人口必然发生很大变动，有的农地承包后不久
就面临被征用的状况，农地承包权“大稳定、小调整”是既成事实，而“小调整”成为农地承包经营权频繁变动的借口，土地频繁调整和不可抗拒地被征用，使承包地的继承权成为虚化。
2、物权内容债权化。《农村土地承包法》确立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从本质上说已经实现了物权内容，在权利的地位、内容、形式、期限、变动要件等方面均作了法律规定，并予以物权保护。《土地承包法》第十二条至第十七条对土地承包双方权利义务的确定，是物权法定原则的体现；第三十八条规定在土地承包经营权进行流转时，未登记的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此为物权变动的公示方式，采取登记对抗主义；第五十四条规定的发包方若有侵害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八种行为之一的应承担的六种民事责任，完全是侵犯物权应承担的侵权责任；第五十三条规定“任何组织和个人侵害承包方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这是关于侵权责任的规定。显然《土地承包法》是将土地承包经营权作为一个绝对的权利即物权来保护的。
然而，物权内容依靠合同来赋予农民，物权实际被债权化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第十三条规定：“农民依据承包合同享有生产经营决策权、产品处分权和收益权”；《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二十一条规定：“发包方和承包方的权利和义务在承包合同中约定”；《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二十二条规定：“承包方自承包合同生效时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民法通则》第二十七条规定：“农户是以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签订土地承包经营合同的方式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承包经营合同是这一权利发生的原因”。依合同而产生的债权可以单方面解除，致使土地承包权处于不确定的法律关系之中。由于缺乏合理运作的规范程序和不规范法律体系、制度的欠缺使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大多处于自发状态，缺乏科学管理和规范。从法律上看，发包方之所以敢撕毁承包合同，破坏合同关系，主要是因为双方建立的是合同关系债权而非物权关系的缘故，其根本要害就在于，债权的对抗效力远不及物权强。致使在征地、占地环节，蔑视农民土地经营决策权利，违背农民意愿，占农民土地，毁坏农民庄稼等事件屡屡发生。
3、农村妇女土地承包权缺乏有力保障。为了强调对农村妇女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保护，《农村土地承包法》列出了专门条款。在第六条规定了农村妇女应当享有土地承包经营，第三十条就农村妇女结婚、离婚或丧偶的情况下其承包地不得随意收回作了保护性规定。而《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十五条规定：“家庭承包的承包方是本集体经济组织的农户”，《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六条、第五十四条第七项中的“妇女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与第十五条关于“农户”是承包经营权的主体的规定相矛盾。现实中，妇女只是农户中的成员之一。法律既然规定“农户”是承包经营权的主体，没有主体资格作为农户中一员的妇女就不能单独地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又何谈保护“妇女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法规的原则性与现实社会农村妇女生活的复杂性，使得以上这些笼统的保护性条款显得苍白无力，导致农村妇女没有承包地或失去土地承包经营权的问题不断发生，农村女性出现了较为严重的土地权利流失现象。
四、土地矛盾调解制度缺陷
1、案件协调者不确定。有关调查显示，农村最激烈的冲突是征地引发的。农民的维权抗争主要有两方指向：一是针对地方政府；二是针对基层干部特别是村干部的，这类冲突数量比较多且激烈。
地方政府既是征地者，又可能是用地者，还是标准的制定者，这如何保证协调的公正性?同时，具体的土地征用争议仲裁制度尚未建立，不利于征地相对人在利益受损时寻求救济。此外，我国《行政诉讼法》规定对法律规定由行政机关做出裁决的不可提起行政诉讼。因此，当征地相对人对已批准的征地补偿标准有争议，经县级以上政府协调但协调不成时，只能由批准征地的政府裁决。这样，对征地补偿标准争议由批准者做最终裁决，农民要么妥协、要么维权抗争。
村干部既是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又是履行政府职能委托者，行政法对其不适用，人民法院又不受理老百姓对这类掠夺行为的申诉。加上一些乡镇干部对村干部的偏袒和处理土地问题比较轻率，许多本来属于耐心协调就可以解决的矛盾纠纷问题，经有关部门直接干预后，往往使群众受到伤害，矛盾激化，酿成干群械斗，警农冲突等土地冲突，使矛盾问题进一步复杂化，难以有效解决。
2、案件审理机构含糊。《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五十三条虽然规定了侵犯土地承包经营权应该承担民事责任，但该法第二十二条规定：“承包方自承包合同生产时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在签订承包合同之前，村民的权利为有权依法承包农村土地。通过这两条分析得出，仅以第五十三条的规定就认定此类案件由民庭受理显然理由不充分。村民有两种权利，在签订土地承包合同和土地承包合同生效之前，是承包权；而签订合同并生效以后，是承包经营权，这是两种不同性质的权利。承包经营权受到损害承担民事责任有法律根据，侵犯承包权承担民事责任则无法律依据。此类案件村委会行使的权利属公共权力范畴，应该由行政庭进行依法处理。其他的土地案件，大多是侵犯承包方承包经营权的行为，根据土地承包法的规定应由民庭进行审理。对这类案件的审理需要合法分工、及时处理，防止内部相互推诿，延误案件的处理，造成矛盾进一步扩大。
3、案件处理依据不足。《土地管理法》第十三条规定：“依法登记的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受法律保护，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犯。”但是，法律责任方面没有界定如果侵犯了权利怎么处罚，应承担什么样的法律后果。同时，《土地管理法》中的禁止性条款大部分规定了相应的法律责任，但也有少量缺项。如：第三十六条第三款“禁止占用基本农田发展林果业或挖塘养鱼”；第三十九条第一款“……禁止毁坏森林、草原开垦耕地，禁止围湖造田和侵占江河滩地”。这些禁止性条款所述行为，因无相应的法律处置，只能参照相关条款，易引起分歧。《刑法》中已明确规定了土地违法行为构成犯罪的要追究刑事责任，但在《土地管理法》中未明确相应的土地行政法律责任。如：《刑法》第四百一十条规定了非法低价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罪，最高检察院在司法解释中对追究这一犯罪行为明确了三条立案标准。那么，对尚不构成犯罪的违法行为是否要给予行政处罚或行政处分，《土地管理法》却无明确规定。
五、结语
20多年的农地改革实践常常面临不完全市场，不完备法规，不完备契约，有限理性的政府、农民和利益相关者的情境，此情境展现了一幅幅画面：在土地资源稀缺约束条件下，城镇化过程中当地方政府、农民和利益相关者(集团)有各自的利益需求源于同一地块时，他们以地生财的谋利行为或谋生行为的互动难免会引发土地冲突，而土地法规时时贯穿于这些冲突的过程之中。但由于相关土地法规的缺陷引起未来土地权益分配的不确定性，由不确定性引起各个土地权益主体的非合作倾向或机会主义行为，这就需要相对完备的土地法规来治理各个权益主体之间的关系，实施公平的奖惩机制，解决矛盾和化解冲突，以维持农村土地市场合作秩序，为农村各权益主体提供合法的、平等的、兑现的救助、福利、保障和优抚，达到促进社会福利最大化的目标。
参考文献：
[1]汪晖，城乡结合部的土地征用：征地权与征地补偿[J]，中国农村经济，2002(2)：17―20。
[2]陈华杰，房地产纠纷典型案例评述[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04：98―102。
[3]税杰雄，试析我国农村土地产权制度的缺陷[J]，农村经济，2005(9)：26―29。
[4]陈彦彦，任大鹏，浅析《农村土地承包法》中的土地承包经营权[J]，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1)：28―30。
[5]彭万林，民法学[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131―135。
[6]钱文荣，毛迎春，中国农村妇女土地权利问题的实证研究[J]，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5)：21―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