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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本文对社会主义社会劳动和劳动价值理论问题进行了研究和探讨。着重对劳动能力的构成及其补偿、劳动能力的变化及其表现形式、劳动力产权等问题在社会生产力发展中所发生的重大变化进行了论述。文章有助于我们对社会主义劳动内涵的拓展及其劳动创造价值形式的新变化有一个新的认识。
正文:
人们的劳动行为在创造使用价值的同时,也消耗和消费了一定的劳动能力。正是这种人体自 然力的支出,才把自然资料变成了财富。因此劳动行为得以发生的基本前提之一,是必须具备的劳动能力。而劳动者则是其劳动能力,进而也是其劳动行为的重要载体。离开了劳动者这一载体,劳动就无从谈起。因此,深化对社会主义社会劳动和劳动价值理论的研究,其中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分析劳动者的行为方式、劳动力产权形式,以及劳动能力的补偿等问题及其在社会生产力发展中所发生的重大变化。这对于我们深刻认识社会主义社会劳动内
涵的拓展及其劳动创造价值形式的新变化是非常有帮助的。
一、劳动能力构成及其补偿
作为一个劳动者,必须具备相应的劳动能力。否则,他就不可能产生相应的劳动行为,从而也不可能成为劳动者。劳动能力总是表现为劳动者的体力与脑力的总和。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曾多次指出,创造商品价值的劳动不仅包括体力劳动,也包括脑力劳动。他说:“我们把劳动或劳动能力,理解为……体力和智力的总和。”(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集,第424页。)但长期以来却一直存在一种认识上的倾向,即把创造商品价值的劳动往往偏重于理解为体力 劳动,忽视脑力劳动在价值创造过程中的作用;进而把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对立起来,并以此作为劳动者衡量的重要标志。在社会生产力高度发展对人们的智力提出越来越高要求的情况下,我们必须从根本上纠正这一认识上的偏差
。
事实上,劳动者的劳动能力表现为体力与脑力的总和,是由人类劳动的基本特性所决定的。众所周知,人类只有以自己的劳动来改变自然界,获取各种物质资料才能求得生存与发展。因此,人类劳动的基本特征就是以自己的目的为指向来进行的劳动,劳动的结果要服从于劳动的目的。这就需要满足两方面条件:一方面,要使自己的目的符合客观外界的规律性;另一方面,要使劳动的结果符合劳动开始之前就已确定的目的。如果不能满足这两方面条件 ,就会造成劳动的浪费。可见,即使在最原始的劳动形态下,只要这种劳动行为是有目的指向性的,那么大量的体力劳动中总伴着一部分脑力劳动的支付。这也就是说,“劳动过程把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结 合在一起了”(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集,第190页。),人们的劳动行为必然是脑力与体力的共同支付。作为劳动行为的人体自然
力,其体力与脑力是不可分的,共同构成劳动者的劳动能力。如果人为地把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割裂开来,也就从根本上否定了人类劳动的基本特征。
对于劳动能力构成之一的体力,人们了解得比较清楚。这里值得特别指出的是,劳动者在生 产过程的智力因素,不仅包括劳动者的文化专业知识、劳动技能及熟练程度等,而且也包括劳动者的知、情、意等社会科学知识及能力,如劳动者的创造性思维能力、创造性心理品格和创造性道德人格等。对于前者,人们比较认同;对于后者,往往被忽视。事实上,在现代社会生产力发展条件下,劳动者的知、情、意等社会科学知识及能力对其智力发挥有着重大意义,与生产经营管理的关系越来越密切。例如企业文化、团队精神、公共关系、营销心理术等,都是这方面智力因素的客观要求及实际应用。因此,上述两方面的智力因素是相互制约、不可分割的有机组合,并已成为现代劳动者必须具备的重要劳动能力。在劳动过程中,劳动能力得以消耗,其能量转化为新的使用价值。但这种劳动能力的耗费必须得到补偿,否则劳动能力就要萎缩甚至消失,从而劳动过程就得不到延续和发展。这种劳动能力耗费的补偿,也就是劳动能力的再生产过程。一般来讲,劳动能力耗费的补偿有两种类型:一种是劳动能力的简单再生产,即只是恢复并维持原有劳动能力水平;二是劳动能力的扩大再生产,即在恢复原有劳动能力水平的基础上得以进一步提高。从短期来讲,劳动能力耗费的补偿有可能处于一种简单再生产的状态,或在某种特定生产方式下(如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劳动能力耗费的补偿只是维持在必要生活的最低限度,从而总体上属于劳动力简 单再生产类型。但从长期来讲,劳动能力耗费的补偿必定趋于扩大再生产的状态,或从一般意义上讲,劳动能力耗费补偿总体上属于扩大再生产类型。因为劳动力再生产过程是与社会再生产过程相对应的,并且是相互作用的。社会
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对劳动者的劳动能力提出新的要求,而劳动能力的不断提高,则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由于劳动能力是体力与脑力的总和,劳动能力耗费的补偿也包括两个方面,即体力的补偿和脑力的补偿。这种补偿是通过劳动者对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的消费来实现的。特别是作为科学技术劳动者和经营管理劳动者,其劳动耗费的补偿更需要精神产品。而且,正如上面所讲到的,劳动者的智力因素不仅包括文化专业知识、劳动技能及熟练程序,还包括创造性思维能力、创造性心理品格和创造性道德人格,因此用于补偿和扩大劳动者脑力耗费的精神产品,不是单纯的自然科学知识,也包括社会科学知识。由于劳动能力耗费的补偿是通过劳动者对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的消费来实现的,而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则是劳动者的劳动成果,因此劳动者的劳动成果是其劳动能力耗费补偿的基本前提,同时也决定了劳动能力耗费补偿水平的可能性边界。在劳动能力耗费的补偿中,我们要区别体力耗费补偿与脑力耗费补偿的不同点。劳动者体力耗费的补偿,主要是保持和增强其体能。由于体能的增强是有限度的,而且劳动者超过一定年龄后其体能处于自然下降状态,增强其体能的劳动力扩大再生产的空间并不大,所以体力耗费的补偿基本上以体力恢复为主。如果撇开挥霍浪费等非正常因素,那么正常的体力耗费补偿总是相对有限的。劳动者脑力耗费的补偿,主要是保持和增强其智能。由于脑力耗费并不损失其智力,所以在这当中其智能的维持是次要的,更多的是其智能增强的问题。与
体能增强相比,智能增强的潜力及其空间是极大的,而且随着劳动者的年龄增大和知识积累增多,其智能增强呈加速度状态。因此,劳动者脑力耗费的补偿基本上以智力积累为主。从体力与脑力耗费补偿的区别中我们可以看到,所谓劳动力的扩大再生产主要体现在劳动者脑力耗费的补偿即使其智能不断增强上,从而劳动能力的提高也主要体现在劳动者智力水平的提高上。因此,过去我们实行
“重积累、轻消费;重生产,轻生活”的发展战略,对劳动者实行低收入、低消费政策,在客观上形成了劳动者的劳动能力耗费补偿不足,特别是抑制了劳动者智力水平的提高,导致劳动者整体素质水平不高。这种负面效应在经济活动中充分表现出来,不利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先进技术的广泛运用。这是值得我们深刻总结的历史教训。
二、劳动能力的变化及其表现形式
随着社会生产力发展进程中劳动的具体内容及属性的不断变化,与此相适应的劳动者的劳动能力也随之变化,在不同历史时期的表现形式有很大的差异性。在以小生产的产品经济以特征的传统生产状态下,当时大多数人是直接应用劳动资料进行物质生产的劳动者,其劳动能力主要体现在体力的大小上,智力仅表现为经验性的技艺,基本属于体力型的劳动者。在以大机器生产体系为特征的近代生产力状态下,其劳动能力水平主要体现在体力型比重日见下降,智力型比重逐步增大,尽管有经验和技艺的劳动者仍占一定比重,但接受教育以掌握科学技术日益成为必要。工业经济时代,劳动力成本的作用显著,产业主体的素质要求还不高,产业主体数量庞大,从事一线生产的蓝领工人多于从事管理的白领人员。在以信息、生物、新材料等技术为特征的现代生产力状态下,社会生产力中的智力成分正在变成社会经济领域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劳动力成本作用越来越低,对产业主体的素质要求越来越高。正如比尔·盖茨所说的,在新的企业组织中,工人不再是机器里的零部件,而是全部生产流程中的智能化组成部分。钢板焊接工人现在必须懂得一些代数和几何知识以便从计算机设计图纸中计算出焊接角度;水处理公司给装配线工人培训数学和计算机控制的生产测量技术;新的数字化相片洗印机要求服务人员了解计算机和互联网,而不仅仅是会熟使用螺丝刀。大多数人员都从事知识与信息的生产、处理与分配的活动,其劳动能力水平主要体现在具有专业科学知识和技术能力上,其智力型比重居主导地位,体力型比重处于从属地位,并且白领人数远远超过蓝领人数。彼得·德鲁克在《后资本社会》一书中指出:我们在正处在知识发展时代,这时最基本的经济资源不是资产、自然资源,而将是知识。知识分子将在知识年代中扮演一个重要角色。
由此可见,在社会生产力发展进程中,劳动者的劳动能力发生着重大变化,主要表现为:( 1)劳动力中智力因素的作用逐渐提高,体力因素的作用逐渐下降。有关统计分析结果表明,体力劳动者与脑力劳动者的比例,在机械化初期阶段是9∶1,在半机械化半自动化阶段为6 ∶1,在自动化条件下两者之比为1∶9。(2)智力因中现代专业科学技术知识和技术能力的作用不断上升,传统经验成规和劳动技能的作用不断下降。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估计,在 先进的工业社会里,有80%的新工作需要高科技知识人员。(3)专业科学知识和技术能力的“ 老化”过程与“更新”过程不断加快,从而智能增强速度不断趋于加快。这种劳动能力的变化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具有互动关系。在生产力较低下的发展阶段,非人力资源(尤其是土地或资金)为生产中最稀缺资源,其贡献很高,劳动者主要为简单劳动力,以体力劳动为主,智力含量低,因而人力资源在要素配置中的地位不高,其贡献率很低,而且在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动态过程中,其贡献率增长也非常缓慢。由于社会劳动产出量有限,劳动力耗费的平均补偿水平也相对较低。
随着社会和经济的加速发展,社会劳动产出量迅速增大,劳动力耗费的平均补偿水平相应提高,劳动者平均受教育程度大有提高,从而使生产质量明显改善,工作中需要层次也急剧升高。在这种情况下,劳动者知识存量的充分发挥、积极性的调动已经有了举足轻重的意义。因此,人力资源贡献率迅速提高。与此同时,由于货币市场效率提高,非人力资源稀缺性降低,对企业发展的贡献率比重下降,最后终于达到人力资源贡献等于非人力资源贡献率的临界点。此时,开始把人力资源看作一种生产要素,并围绕提高该要素的使用效率来展开企业各项管理活动。
随着知识经济的来到,知识、信息、智力日益成为核心要素资源,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此时全社会经济系统中的知识存量由缓慢变动而进入剧烈变动时期,人作为知识的创造者及不可分割的载体便有了更加重要的意义,人力资源贡献率开始明显高于非人力资源贡献率,从而人力资源的发掘方式出现了革命性的转变。随着全社会劳动者素质的普遍提高,劳动者在生产要素配置中的地位将日益上升。与此相适应,劳动耗费的平均补偿水平将趋于上升,人力资源投资与开发费用将不断增大。由于知识是人脑创造的产物,知识的本质是创新,因此发挥人才的积极性就成为这一阶段人本管理的核心,人的价值从来没有像今天得到这样高的荣誉与物质的承认。
1986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在一份研究报告中展示一组统计数字,表明不同文化程度的人,其提高劳动生产率的能力是不同的。平均统计结果为:小学文化程度的劳动者可以使生产率提高43%,中学为108%,大学为300%。这充分表明了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与劳动者的素质、文化程度有明显的相关关系。正因为如此。日本经济企划厅2000年6月发表的亚洲经 济年度报告《亚洲经济发展与IT革命》中指出的:“有能力的、具备复杂知识和智力的人力资本对于实现新经济的持续繁荣是关键的。积累知识资本是经济增长的一个关键部分。”当然在这种劳动能力变化与社会生产发展的互动关系中,专业化分工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劳动者的劳动能力的片面发展,一些人成为体力劳动者,另一些人成为脑力劳动者,大多数人只具有某一方面的专门技能、经验和知识。但从总体上讲,劳动者的劳动能力是趋于不断提高的。而且,随着社会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特别在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知识经济时代,随着技术融合、业务融合、产业融合的不断深化与扩大,对复合型人才
的需求越来越强烈,将会把劳动能力的全面提高摆到议事日程上来。这是生产力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客观要求,也是劳动能力变化的必然趋势。
三、劳动者知识化发展趋势
劳动过程,既是劳动力把自然资源变为财富的过程,也是劳动力与科学知识相结合,实现知识积累和创造的过程。科学技术知识和劳动力联系在一起,不但能把随着在生产资源和劳动 力上的旧价值转移到新的产品,而且还能创造新的价值。因为真正的科学知识不是简单地从前人或他人那里移植过来的模仿性知识,而是在实践中有所发明创造的创新知识。以这样的创新知识来指导生产,一定能创造出一个能够满足人们某种需要的物化世界来。历史上人类文明的每一个进步和社会财富的不断增加,都是依赖于人们在认识客观世界中所获得的科学知识的进步。因此,随着社会扩大再生产的发展,越来越多的经济附加值是由智力而非体力创造出来,劳动能力耗费越来越依赖于智能,与此相适应的劳动力扩大再生产明显表现出劳动者智能增强及其加速度发展的特征,呈现出劳动者知识化的发展趋势。最近30年来,美国企业生产一直呈上升趋势,始终保持全球第一,其工人人数占劳动人口的比例却呈递减趋势,由过去的33%降低到17%左右,据估计2010年工人人数将只有12%,202 0年进一步降低到2%。目前,美国约80%的就业人员从事的不是生产物品的工作,而是运输物品、处理和制造信息、或者为人们提供服务的工作。自1996年以来,商品生产和批发部门失去的几乎所有工作岗位都被办公室工作岗位的增加所抵消了,80%的新职业是由知识密集型 部门创造的。
表1 1998年美国私人部门的就业,按部门分解
全部就业总人数(万人) 10120
服务业份额(%) 79.2
制造业份额(%) 18.3
采矿业和农业份额(%) 2.5
资料来源: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Survey of Current Business》2000年1月号,D-35页 。
另外,即使都在知识密集型部门,其就业人员的分布也发生了较大变化。在80年代新兴产业大发展时期,高技术产业主要集中在制造业。但是近年来,这种状况发生了改变,高技术制造业就业人数开始下降,产值增长速度变缓,高技术服务业大幅增长。高技术产业结构重心开始从第二产业向第三产业转移。据统计,美国在1988—1996年期间,28个R&D密集的高技术产业就业人数增加了40.2万人,增加幅度为4.9%,但是其中的高技术制造业就业人数不 仅没有增加,反而减少了59.9万人,减少幅度达10.4%,在高技术产业中的份额从原来的69. 6% 下降到59.5%,减少了近10个百分点。与高技术制造业就业人数大幅度下降相反,高技术服务就业人数却呈大幅上升趋势,在198 8~1996年期间,仅在计算机数据处理、管理及公共关系等四个R&D密集的高技术服务业,就新增就业机会105.6万个,增长速度达到45.6%,是高技术产业整体增长速度的10倍。由于高技术服务业的快速发展,使服务业就业人数在高技术产业中的份额从1988年的28%增加到199 6年的39%,高技术服务业占服务业总体的比重从9.5%上升到10.2%改变了原来高技术产业由制造业一统天下的局面,也使服务业从劳动密集型转入到技术密集型、信息密集型的新 发展时期。
因此,美国企业管理专家彼特·德鲁克认为,继产业工人之后,将出现一个“知识工人” 的新阶层。劳动者知识化发展趋势,不仅在于宏观层面知识资源投入的增多及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增大,以及产业结构高度化带来知识密集型产业的大规模发展所提出的客观要求,更在于微观层面上知识成为各行各业生产活动的关键,致使所有企业立足于知识资本的积累、增值和实现的本质要求。在强大的竞争压力和技术革新速度日益加快的情况下,不断缩短的产品生命周期使市场的领先者都一直受到威胁。同时,消费者对质量的要求也加大了创新的压力。因为顾客不仅希望得到最新的产品,还希望以最低
价格得到最好产品。这就带来了高质量与低成本的双重压力。然而,有了知识,企业就可以确定多变的市场需求,甚至在顾客还没认识到自己的需求之前就推出相关产品和服务。为了做到这一点,市场的领先者需要深入了解自己所能提供的服务,还要了解市场将购买什么样的服务。因此无论从卖方还是从买方的角度考虑,知识都是关键因素。
由于企业的竞争地位将取决于它利用自己知识的效率以及掌握新知识的速度,这就要求企业运用知识管理把分散的个人知识转化为企业的知识资产,以便在迅速变化的环境中采取行动,赢得竞争优势。而企业知识资产的形成,则是以企业员工所具有的各种技能与知识为基础的。如果企业员工不具备各种技能与知识,不具有知识创造的能力,企业的知识资产就无法形成。因为知识是个人思想中经验、探索、价值观和认识框架的总和。尽管可以在企业组织流程、日常工作和网络(有时在文件档案)中表现或包含知识,但知识离开了个人的头脑就无法产生。知识从来没有完全地脱离人的影响。它形成于人自身知识的原始积累,并通过个人对新数据和信息的处理而产生。从这一点上讲,企业的知识资本运营离不开劳动者的知识化。而对于劳动者来讲,不管其具体工作性质如何,都要求其工作本身就是一种知识行为。为此,知识型劳动者成为决定生产和管理运作的主体。
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中,为了实现生产力发展的跨越,势必要把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同掌握、运用和发展先进的科学技术紧密结合起来,大力推动科技进步和创新,不断用先进科技改造和提高国民经济。在此过程中,劳动者知识化的需求将越来越迫切,从而全面提高劳动者以及全体人民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不断提高他们的劳动技术和创造才能,充分发挥他们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成为我们党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必须履行的第一要务。
四、劳动力产权:性质、形式与权能结构
作为劳动行为主体的劳动者,其自身具有的劳动能力并不单纯仅仅是生理学的范畴,更本质的是经济范畴。马克思在劳动价值理论和剩余价值理论中,对劳动力产权进行了深刻的研究。马克思认为,产权本质上是一种法权关系,是生产关系的法律表现。为此,马克思对劳动力产权关系的研究更注重于社会性和历史性。从生理角度看,劳动能力只是存在于劳动者身体之中,两者是合而不分的。劳动者既是劳动力的担负者,又是其本身劳动力的所有者。因此劳动力产权关系首先表现为一种自然的生理关系。然而,劳动力产权关系本质上是经济关系的体现,是与经济关系的性质紧密相联的,不能脱离经济关系孤立地、抽象地考察劳动力产权,否则就会滑向形而上学或法学幻想虚构的劳动力产权。这是因为劳动力和生产资料一样,也是生产条件和生产要素。这种生产条件和生产要素的分配形式、结合形式和所有权形式,都反映了经济关系的性质。因此在市场经济中,劳动力产权关系表现为劳动力市场中的法权关系,买卖双方均须承认双方都拥有所有权,并根据各自的所有权支配自己的东西。这种特定的“法权关系”,是一种反映经济关系的“意志关系”,而“这种法的关系或意志关系的内容是由这种经济关系本身决定的。”劳动力产权关系作为一种法权关系,是社会整体结构中的上层建筑,它与社会生产关系有着密切的关系,并归根到底是由一定社会的生产关系性质所决定的。因此,劳动力产权关系变动和发展的根源在于生产关系的变革,其中最根本的是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变
革 。
在现实中,劳动力产权是一种权利的组合,包括劳动力所有权,占有权,支配权,使用权,处置权和收益权等。这组权利既可统一也可分离。劳动力产权权能结构就是指构成劳动力产权总体的不同权项的状况及其组合分离形式。劳动力产权权能的统一,即各项权能都属于同一个主体,一般在两种情况下出现:一是生产资料和劳动力都属于劳动者自身。也就是,劳动者既占有劳动力的实现条件——生产资料,又是劳动力的所有者。其典型形式是个劳动者,如独立的农民或小手工业者用自己的土地和生产资料直接进行生产经营活动,财产和劳动力所有权,占有权,支配权,管理权和收益权都归作为劳动者自身。二是生产资料和劳动力均属于他人,并且连劳动者本身也不属于自己。这时由于劳动力产权的各项权能都属于他人,也不存在分离的问题。其典型形式就是奴隶制度下奴隶劳动力的他人所有权。
劳动力产权权能的分离,即各项权能分属不同主体,为不同的主体所行使权利,也是普遍存 在的。特别在资本主义所有制条件下劳动力产权权能的分离,表现得尤为明显。劳动者拥有自身劳动力的所有权和自由支配权,而他必须出卖自己的劳动力才能与生产资料相结合,从而也就丧失了自身劳动力的支配权和使用权。但工人出卖自己劳动力只是在一定时限内,并在让渡时不放弃他对于劳动力的所有权,工人出卖给资本家的只是“劳动力的暂时使用权” 和“暂时支配权。”
然而,在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中,劳动力产权的权能结构也发生了某些变化。随着技术发展的方向从大型化、高速化及大批量生产的“大型技术”转变为多样化、节省资源和综合多种技术等方面,对于从事创造“知识与智慧的价值”的人来说,最重要的生产资料是其本人的知识和经验及价值观念。例如,图案设计家所使用的桌子和制图工具、摄影家的照像机、编制电子计算机软件所需要的小型电子计算机等生产资料,其价值并不贵,任何个人都可以买得起,其最重要的生产资料则是本人的知识和经验及价值观念。而这些东西正是同劳动力本身密切地结合在一起的,只有其本人才能使用,他人是无法使用的。因此,这部分人既是生产资料的所有者,又是创造价值的劳动者。随着整个社会从事创造“知识与智慧的价值”的人的逐渐增多,那么自从产业革命以来持续多年的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分离将会改变,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一体化成为社会生产的主要现象。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劳动力产权关系依然存在。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相适应,劳动力产权关系具有多元化的特征,主要表现为劳动者与不同所有制性质的生产资料相结合所反映的不同劳动力产权关系。当劳动者与公有制生产资料相结合时,其劳动力产权具有双重性,即劳动力产权既属于劳动者本 身,也归于社会所有。当劳动者与私人所有制生产资料相结合时,其劳动力产权形式为本人所有权和他人支配权。当劳动者与个人所有制生产资料相结合时,其劳动力产权完全属于劳动者本身。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社会阶层构成发生了新的变化,出现了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等社会阶层。这些社会阶层构成的新变化,在很大程度上与劳动力产权多元化有密切关系。例如,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个体户、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以合伙制为基础)、自由职业人员的劳动力产权,均属于劳动者所有与自主关系;而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及其工人、私营企业受雇人员等的劳动力产权形式,则为本人所有权和他人支配权。在现实中,由于许多人在不同所有制之间流动频繁,人们的职业、身份经常变动,因此其劳动力产权关系也是在不断变化的
五、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劳动者群体
中学物理是一门以观察、实验为基础的学科。在物理学发展历史中,处处体现着实践与理论相辅相成,共同发展的辩证唯物主义思想,是培养良好思想品德的重要学科。物理知识在现代生活、社会生产、科学技术中有广泛的应用,是培养学生学科学、爱科学、用科学的重要学科,在素质教育中占有独特的优势。
一、中学物理教育与劳动者素质的培养
在科学技术发展的21世纪,一切劳动都是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统一。现在的中学教育是培养21世纪的劳动者,他们必须掌握一定的自然科学知识。其中,物理学是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现代化生产离不开机械,一切金属材料及加工工具和机器都是以经典力学为基础的,没有坚实的力学基础,根本不可能去学习和掌握各种复杂的机器。经过电力革命以后,任何生产力和社会生活都离不开电,安全用电知识、操作电器,不仅是劳动之需,也是每一个现代市民不可缺少的基本功。学生不论将来从事何种生产劳动,都必须懂得一定的物理知识,具备相应的科学素质。
二、中学物理的基本知识是学习其他科学技术的基础
物理学它研究物质的结构、相互作用及其运动的基本规律。物理学知识和研究方法已经广泛地应用于生产技术和自然科学各部门、高科技领域,人们使用的各种机械,从马车、汽车、火车、飞机、火箭、人造卫星到宇宙飞船,从蒸汽机、内燃机、电机、电灯、电话、电视机、计算机直至众多无线电装置,都是以经典物理学为其主要基础而制成的。直到今天物理知识还在以指数形式的规律迅猛增长,而且这些知识被广泛应用于高新技术的开发中。
这就要求每一名物理教师,在教学中应紧密联系学生的实际,因材施教,努力钻研物理教学方法,改变传统的教学模式,实施素质教育,让学生掌握好物理的基本知识和研究物理的基本方法,才能进一步学习物理学和其它自然科学。
三、培养学生的观察、实验能力是进行素质教育的关键
观察和实验是研究物理问题最基本的方法。中学要培养的观察能力是能有目的地观察,辩明观察对象的主要特征,认识观察对象所发生的变化过程及其条件。这就要求教师要有意识地引导学生注意对周围事物的观察,勤于思考。在教学过程中,教给学生观察的方法。运用对比、归纳的方法,对个别事物及现象进行观察,得到一些个别的结论,再分析、归纳出一般的规律。通过培养和训练,在教学实践中逐步形成和发展学生的观察能力。
要培养的实验能力主要是明确实验目的,理解实验原理,学会正确使用仪器进行观察和测量,会控制实验条件和作必要的记录,学会分析处理实验数据并得出正确结论,能独立写出实验报告,这些正是素质教育的要求。
在观察和实验中,能培养学生从实际出发,尊重事实,实事求是地按客观规律办事的科学态度;能激发学生学习物理和其他自然科学的兴趣和求知的欲望;这是21世纪人才所必备的科学素质。
实验活动既要动手,又要动脑,当学生通过自己辛勤劳动,做出了预期的实验效果和结论时,他们就真正体验到劳动创造一切的愉悦。同时在实验制作过程中培养了学生一丝不苟、不怕困难、严格按规程操作、勇于探索自然规律等优良的科学作风,这些是学生将来不论从事任何工作和生活所必须的基本功。
论文摘要:进入2l世纪,我国商业生产要素地位及生产要素参与分配的方式发生了深刻变化。商业劳动已成为社会必要劳动,是创造商品价值的劳动之一,也应是商品价值和商业利润的源泉。随着科技革命与商业产业生产力的结合,智能劳动和创新劳动决定商业劳动价值,商业现代化的实现需要端正对商业和商业劳动的认识,提高商业劳动者素质。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转轨,商业改革和发展大体经历了两个阶段。20世纪80年代初到90年代中期,随着产权为核心内容的改革,国有商业企业比重下降,个体、私营经济得到快速发展,出现了商业企业小型化趋势。90年代中期以后,社会生产力的快速发展,商品的丰富,商业的快速发展,商业极度竞争使商业利润降到社会平均利润率以下,商业集约经营成为商业改革新的浪潮。商业经营的变化,引起了商业企业诸生产要素对商业生产力贡献的变化和参与分配形式的变化。进人21世纪以来,随着商业社会的到来,商业劳动在商业企业诸要素中的贡献比重上升,成为商业利润的源泉。
一、从商业在国民经济中地位的变化认识商业劳动
对于商业劳动的认识,鉴于时代的局限性,马克思认为:商业劳动是非生产性劳动,商业劳动不创造价值,商业利润是产业利润的让渡。但是,与时俱进是活的灵魂,随着工业化、城市化步伐的加快,商业产业的地位日益突出。
首先,商业产业的发展,使商业从国民经济的末端部门成为国民经济的先导部门,商业劳动是创造商品价值的劳动。马克思之所以把商业劳动划分为非生产性劳动是有理论假设前提和现实时代背景的。从理论假设前提而言,商业劳动虽然是再生产的要素,但是,商业劳动并没有增加产品的任何一个原子。可见,马克思区分的生产劳动是构成商品实体的劳动。从现实时代背景分析,十八世纪正处于工业革命阶段,也是“短缺经济”阶段,生产处于矛盾的主导方面,商业劳动只是产业资本循环的一个要素,所以,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强调:生产决定流通,生产的规模决定流通的规模。在这样一个现实条件下,一部分商品(生产资料)的流通由产业部门自行完成,另一部分商品(零售商品)才由商人或商业企业去完成。自然商品交换中的商品价值概念仅指生产商品、组成产品实体的抽象劳动,也就未包含实现商品价值的商业劳动作为抽象劳动体现在商品价值中。
改革开放以来,“三多一少”商品流通新体制的出现,加快了商品流通的速度和进程,商业早已成为独立的产业部门且对国民经济的贡献比重稳步上升。理论界开始提出了商业劳动是生产性劳动的观点。其理论依据是:商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日显,虽然生产决定流通,但是流通也反作用于生产,商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产业部门。夏兴园(1984)认为:“流通是沟通生产和消费的桥梁,是生产条件的继续,是社会再生产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企业的具体劳动转换为抽象劳动,局部劳动实现为社会劳动的重要条件。”李斌(1986)认为:“生产性劳动不能等同于创造价值的社会必要劳动。从而使人们对商业劳动的地位和作用有了新的认识,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科学技术的发展,商品产品的极大丰富,生产和流通的关系发生了颠倒,商品的生产时间和流通时间之比为1:9,商业作为独立的产业部门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日显,刘国光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商品流通业的地位和作用将由社会再生产中的末端行业升为先导行业”。黄国雄先后提出“流通力”及其“流通业是基础产业”等观点[[3J。认为21世纪是商业社会,商业社会的出现使商业生产要素的地位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商业资本参与商业利润分配的比重下降,商业劳动参与利润分配的比重上升。商业投资者普遍认为“生意难做”,自己是在“赚工资”。
所谓先导产业和基础产业的认识,首先要突破商业劳动是生产性劳动的认识,而承认商业劳动是生产性劳动。根据马克思劳动价值一元论,商品价值应拓展为生产部门生产产品的劳动和流通部门组织商品流通的商业劳动的统一。(1)从社会化、专业化、信息化的视角,生产企业生产出产品以后,必须交给专门化组织商品流通的商业企业去完成。(2)生产企业的产品卖给商业企业后,实现了产业的商品资本向货币资本的转化,商品的流通成为与产业资本“漠不相关”的事情。(3)商品生产的日益集中延长了商品流通空间范围,增加了商品流通费用。(4)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导致消费需求的多变,商品挑选性增加,延缓了商品流通速度,流通时间的延长增加了商业资本的利息费用。(5)商品流通价值的重要地位表明,商品流通价值能否实现是商品的生产价值能否顺利实现的前提。可见,商业产业利润不再是生产产业利润的让渡,而是商品流通价值规律的反映。承认商业劳动在商品价值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是商业经济理论的重要突破,是对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的继承和发展。大多数学者仍主张通过拓展生产劳动和创造价值的劳动的范围来继承和发展劳动价值论。卫兴华认为,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之所以承认物质生产范围内的劳动是生产劳动,只有生产物质商品的劳动才创造价值,这与当时政治经济学的对象与任务相关。他认为,当代需要既重视作为人类社会存在与发展基础的物质生产劳动,又要超越物质生产范围,拓宽生产劳动和创造价值的劳动。他认为,社会所需要的劳动大体分为四类:物质生产劳动、精神生产劳动、商业和服务劳动。其中,商业店员的劳动是一身二任的,它既生产和实现相当于劳动力价格的价值,又实现转让来的剩余价值。
其次,在“赚工资”的商业社会,商业职能的变化使商业劳动成为商品价值的源泉。生产时间的缩短和流通时间的延长,出厂价格和零售价格的差距越来越大,商品流通价值成为商品价值的主体。商业部门的竞争使商品流通价值用商业劳动时间来衡量。商业劳动时间成为社会总劳动时间的独立部分。晏志杰把商品价值区分为生产价值、交换价值和消费价值三个层次,生产价值反映的是生产商品的“自然价值”,交换价值反映的则是加人了商业劳动价值后的价值,是商品从生产领域向消费领域的转移价值。商业资本与产业资本不同的地方在于:商业的职能是为卖而买。买是手段,卖是目的。商业企业的“买”,同时也是工业企业的“卖”,在这里,商品流通成为与“产业资本家漠不相关的事情”。在货币转化为商品阶段,依赖于商业经营者对市场需求的判断,在消费需求多变的商业社会,商业企业力求组织适销对路的商品。在卖的阶段,商业企业需要组织商品流通,并相应地发生商品运输、装卸、保管等与保存商品价值相关的劳动,这些劳动是被马克思早已证明了的生产性劳动。商业社会的特点是商品交易的难度加大,时间延长,商业贷款环境宽松,资金利息成为商业经营的主要成本。商品交易劳动更多体现商业领域的创新劳动。在买和卖两个阶段,不能实现商品“惊险的跳跃”,摔坏的不是商品,而是商品经营者。因此,商业遵循的是商品流通价值规律,商业劳动成为社会再生产总劳动时间的一部分,符合马克思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定义,根据马克思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第一层含义,如果商品交易职能不交由商业部门完成,那么这种劳动必然大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而成为个别劳动,从而有一部分劳动成为不被社会所承认的劳动。所以,对于生产厂家来说,当生产达到一定的规模,将产品交由商业部门经营比自己经营要合算,在现实生活中,生产厂家积极培育大批批发商便是这个道理。根据马克思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第二层含义,可以解释当前商业总量过度、企业小型化、极度竞争而使商业利润率低于社会平均利润率以下。我国进人9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过剩经济”的到来,以及商业企业数量上的超量扩张,大量商品被沉淀在商业库存中。《中国流通创新前沿报告》认为:“当前中国的流通业境遇尴尬。首先,由于忽视流通创新,忽视流通的天然职能,在时间上导致了国民经济运行中不断累积出巨额库存,造成了最大的停顿,最大的资源闲置和浪费,占压了巨额的流动资金,致使数万亿元的流动资本竟然被吞蚀掉了”。
二、从商业产业生产要素对商业的贡献认识商业劳动
蔡继明(2004)认为:各种生产要素的报酬来自各种生产要素在价值决定中所做的贡献,参与物质财富创造的各种生产要素,同样参与社会价值的创造。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特点,是实现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多种分配形式。我国商业经营环境的变化,商业社会的出现,体现了商业生产要素地位的变化和生产要素参与分配方式的变化。从商业资本和商业劳动在商业生产要素结合的地位分析,“短缺经济”时期,商业利润空间大,商业资本处于商业生产要素的主导地位,资本参与价值分配是个体、私营经济完成原始积累的主要因素。在当前商业社会,商业劳动处于矛盾的主导地位,商业劳动成为商业的宝贵资源,我国市场化改革的进程说明了这一事实。
(一)改革开放之初,商品信息参与分配是要素贡献的主要特点
在改革开放之初,刚刚启动的深圳经济特区成为我国改革开放的窗口。由于我国长期闭关锁国,内地对于外国的商品信息不灵,进出口商品信息成为商业生产要素中最为活跃的生产要素。各类“信息公司”便运营而生,尤其以深圳经济特区的“皮包公司”为之最,商品信息资源作为商业生产要素,自然成了商业利润分配的主要形式。随着对外开放的深人,商品信息的不断沟通,到了上世纪80年代末期,各类“信息公司”和“皮包公司”便失去了生存的空间。
(二)短缺经济使商业资本的贡献成为个体、私营经济完成资本原始积累的主要形式
改革开放以来,个体、私营商业得到快速发展,他们从零起步,到了90年代中期完成了资本原始积累过程,个体、私营经济的发展,大体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1)1980-1984年。个体经济发展之初最为活跃的是资金很少的饮食、修理摊点,这些行业成了个体经济生存的空间,难怪人们发现“造原子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2)1984-1988年。日用百货发展起来了,个体经济以100 ^-1000元不等的资金开起了服装店及从事小额批发业务,由于个体经济有了资本注人,较劳动密集型为主的饮食修理业有了很大的利润空间,他们的收人比雇请帮工的收人高出十余倍,原因是资本要素参与分配的结果;(3)1988-1995年。个体商业的迅速发展,许多腰缠万贯的个体户成为私营企业,全国规模以上的私营商业企业发展到2000余户,如郑州亚细亚商场资本总额达1亿元。这个时期的特点是,商业日渐成熟,竞争加剧,卖方市场开始转向买方市场。由于私营经济资本相对雄厚,商业利润主要来源于资本要素的贡献。资本大促使企业规模大,规模大也促使企业获得规模效益。可见个体、私营经济短期内迅速完成资本原始积累过程,资本要素参与分配是这个阶段的主要特征。
(三)商业社会是节约商品流通费用的社会,商业企业规模的扩大使商业劳动成为要素分配的主要形式
进人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短缺经济转向过剩经济,商业的竞争表现为比规模、比效益的竞争,商业经营效益的主要矛盾压缩为节约商品流通费用的竞争。例如:80年代初期,个体户是手提肩扛远跨省份进货,他们几天打一个来回,风餐露宿、赶汽车、爬火车饱含生活的艰辛,到90年代初中期是整车、合车、并车到附近批发市场进货。90年代中期以后是批发企业送货上门。这个变化反映了节约商品运输费用的趋势。商业利润空间的缩小被经营者誉为“刀上削铁”,人们感叹“生意难做”。大企业具有节约单位商品流通费用的功能,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商业集团、商业连锁以及超市、便利店等多种商业业态成为商业改革新的浪潮。江苏苏果超市股份有限公司19%年7月由江苏省果品食杂公司组建,9年多来,苏果始终保持高速增长,即使在连锁超市竞争激烈的近几年,也连续保持了年增长40%以上的增幅。大连商贸集团公司19%年通过联合、重组、兼并和股份制改造,将全市规模以上国有商业企业组建为集团公司,2002年注册资本总额达10亿元。上海华联超市在全国十多个省份上百个城市开设连锁店,天津物资集团的发展……在我国不断打造出商业企业的“航空母舰”。近日商务部提出,力争在50—8年内培育出15 —20家拥有著名品牌和自主知识产权、主业突出、核心竞争力强、初步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型流通集团。其销售规模、盈利能力、网络控制能力将大大高于国内同行业平均水平,部分企业达到或接近国际同行业先进水平。使这些企业在中国流通产业产生龙头带动作用并到国际市场上去进行竞争rs;。大型流通企业集团的培育是提高流通产业竞争力的关键。
大型商贸企业的成功在于规模经济效益,规模企业有利计算机管理和商业现代化。在大型商业企业中,管理劳动、科技劳动和创新劳动逐步成为商业劳动的主要形态。季正松(2005)认为:“价值决定由劳动时间转向能动性和创新程度”。体力劳动向复杂劳动、创新劳动的转化比例由“算术级数”向“几何级数”转化,使商业劳动“创新程度越高,价值量越大”。
三、尊重商业劳动,提高商业劳动者素质
我国加人WTO后,迎来全球经济一体化浪潮,国外商业巨头纷纷在中国抢滩。要振兴中国的民族商业,除了不断打造出商业企业的“航空母舰”外,加速商业人才的开发和培养是关键。当前商业社会的出现,科技革命与商业产业生产力的结合,商业现代化的实现需要端正商业和商业劳动的认识,提高商业劳动者素质。
(一)商业的竞争实际上是商业劳动者整体素质和团队精神的竞争,企业需要造就各种商业人才
企业的竞争实际上是人才的竞争。当前一个带倾向的错误观点是步人“个人英雄”的认识误区。在当时的一些理论文章中片面强调个人在企业中的作用,认为只要有一个高素质的总经理,这个企业就能救活。在这个认识误区下,我国1984年开始在国有商业企业实行经理目标承包责任制,到1987年又实行招标承包责任制,渲染个人在企业中的作用步步升级。实践证明:这样不但没有救活国有企业,而且把部分国有企业推到崩溃的边缘。反思国有企业改革的实践,除了承包指标的不科学而导致“包赢不包亏”的体制因素外,忽视企业职工的主人公地位也是一个重要因素,诱导了社会的两级分化。
这个认识误区实质上是个人创造历史的唯心主义历史观的反映。根据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历史观,一个大型商业企业或集团企业的发展,离不开企业的“团队”精神。随着计算机在商业企业的广泛运用,商业现代化步伐的加快,企业的发展必须具有一支高素质的职工队伍和团队精神,这个群体才具有凝聚力,是企业发展的根本动力。试想在一个商业职工普遍不懂计算机操作的大型商业企业中,单靠一个高素质的总经理行吗?俗话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所以一定要摆正企业人才关系的认识,在当前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改革中,既要重视企业董事长、总经理等核心层人才在企业中不可低估的作用,也要重视提高商业劳动者的素质,宏扬企业团队精神。企业要大胆启用人才、招聘人才,切实贯彻“按劳分配”原则,根据各种人才在企业中的贡献参与分配。
在科技发展的每一个历史阶段,都出现了与之相适应的课程结构体系。二次世界大战后,科学技术迅猛发展和社会经济的日新月异,对教育提出一个新的改革内容,逐步产生了一个跨学科的新的研究领域:科学(scinece)——技术(Technology)——社会(sociely)教育,简称STS教育。STS教育的特点主要有:(一)在理科教学中不应只重视科学知识的教育,更应重视科学知识在社会生产和生活中的应用。(二)重视技术教育,技术是科学知识应用于社会生产的桥梁,它可使科学知识有效地转化为生产力。(三)强调科技的价值取向,培养学生科学的价值观。(四)重视对全体受教育者的素质教育。(五)强调参与,培养学生处理信息、解决问题的决策能力。
STS教育理论强调了社会中的科学与技术,主张“学校应关心学生毕业离校时社会将要发生的情况,要据此来培训青少年,使他们善于适应做成人时将要遇到的情景。”由于它吸收了知识中心论和学生中心论的合理因素,既要求学生获得各种必要的系统知识;也主张发展学生自身的能力,使他们不是完全受社会环境的支配,而是能对社会环境施加影响。它将知识、学生、社会进行了有机的结合,尤其注重了知识、能力、品德的培养。因而STS教育是比较全面,比较正确的。
STS教育对我国教改是有启发的。首先,建国以来一直把理论和实际结合、教育和生产劳动相结合作为重要的教育指导思想;其次,人们现在强调教育要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服务,包括为地区经济的发展服务,这些和STS是相通的。我国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委托,1985年10月在苏州召开的中学理科教师能力问题研讨会上,正式提出了STS教育问题。但由于受到来自教育体系本身及高考应试教育等因素的干扰和束缚,我国的传统理科教育有不少缺点,北师大附中宋正威校长在《理科教学研究》一文中,对我国传统理科教学剖析了3大弱点:(1)过于偏重系统化分科知识,旧的知识框架和模式限制了各学科间的联系,限制了科学知识和生产知识,职业训练及社会需要的联系;(2)重知识轻能力,能力的培养长期停留在作为一般个性心理特征的诸种能力的培养上。缺乏培养学生分析和解决社会实际问题的能力,也缺乏培养扩展能力和灵活变通的有创造性的能力;(3)科学价值观偏移,导致教师为升学而教,学生为升学而学,科学、技术、社会三者脱节。
近阶段要从根本上解决我国传统理科教育教学弱点,实现STS教育目标,尚有相当大的困难。对STS教育进行些必要认识,多途径尝试,多方位探索是很有必要的。
二、BTS教育初步
STS教育面广量大,不能统一也不能一概而论。本文拟就STS教育中的一部分:BTS教育,即生物(Biology)——技术(Technology)——社会(Society)教育,谈谈自己的想法和做法,并和中学生物界同仁商榷。我仅针对易于运用这一原理实施教学的内容,进行了以下教学尝试:
1 相关学科指导法 我在教学中大胆培养学生将数、理、化知识向生物学迁移的能力。如用数理方法处理生物课外实践中的数据、表格、图象;运用光学原理知识指导学生开展光合作用在生产实践中运用的实践活动;运用化学中的PH计配制和测定植物培养液浓度及其变化;采用理人方法设计培养动植物的不同相对湿度、不同相对温度的环境,等等。这些相关学科知识的迁移应用,拓宽了学生思维,融合了理科知识的学习,激发了学生的探求兴趣,也从小培养了学生在活动中与他人合作的精神。
2 实用技术渗透法 加强应用科学的教育,能使学生认识到生物科学的价值,教学目的具有直接针对性。教学中一方面采用讲座或课堂教学补充介绍生物科学在经济建设、生活中广泛应用的例子,以事实说明生物科技在生活实践中的应用。把实用知识合理充实到教学中,不仅活跃教学气氛,更重要的是缩小了教材和实践的距离。另一方面,结合农村中学特点,对部分教材内容拓宽,编印生物乡土教材,介绍本地农村重要经济作物的栽种、管理,生产措施、抗减产对策等。供多数高初中毕业生日后参加农业生产之用。我们编印过银杏嫁接、牛蛙养殖、立体淡水养殖、常见经济作物的化控等材料;把家乡浓厚的泥土气息带进了课堂。这些都培养了学生新的生物技术价值观,使学生感到生物的确是一门与生活、生产密切相关的学科,是最终解决人类本身问题的主要学科。
3 讨论法 讨论法是通过学生的思维交流,帮助学生加深对知识的理解,将知识应用于不同情景的过程,培养学生分析运用能力。例如,学习植物对矿质元素的吸收,组织学生讨论化学肥料中生理酸性盐、生理中性盐、生理碱性盐判断依据;并模拟设计根据不同田块酸碱性施肥问题。
4 小组实践法 加强知识和技术应用的小组实践工作,可有效地扩大学生间的思想交流;有助于增强学生间的合作性,并培养学生的操作技能。例如,根据营养生长和生殖生长的关系,实践“马铃薯摘花对产量的影响”。这一实践要求学生设计实验,包括目的、原理、操作方法,最后统计数据,做出分析、写成实验报告。这样操作使书本的理论及已掌握的实验技术与实践得到有机结合。使学生学以致用,解决生产实际问题的能力得到锻炼。
5 调查参与法 因地制宜地针对校园和当地绿化、环保、资源、经济和社会等具体问题,在学生力所能及的前提下,发动学生进行调查,并就绿化的设计、环境的保护、资源的利用、经济建设、社会问题的改变向各有关部门提出合理化建议,供决策部门参考。例如,我们带领初一学生开展校园绿化植物资源调查。做到活动有目的、有方案、有记载、有图片资料。在掌握了大量分类数据资料后,就如何绿化校园进行热烈讨论和大胆设计,并整理出合理化建议提供给总务处参考。又如,开展农村火葬后建坟蜕变现象对耕地、对生态环境的影响的调查,全校有400多名学生以自己的家乡所在村为调查对象,调查发现火葬后建坟对财力、土地绿化等方面浪费现象严重,且由于建坟没有一个统一规划,对农业生态构成一定永久性影响。最后写成调查报告。我们组织学生讨论:(1)火葬建坟占地对生态环境破坏的严重性。(2)墓地绿化与改善保护环境的紧迫性。(3)为改变农村这方面陋习,提出合理化建议与措施。这些活动方便易行,却有效地复习了书本知识,更重要的是运用知识于生产、生活实际的能力得到培养;同时,在传统教学中被忽视了的一些方面如:毅力、信心、决策等都得到培养。
三、BTS教育探索的收获
在教育实践中试行BTS教学原理有以下优点
1 激发了学生学习兴趣 从学生心理因素考虑,BTS教育在总体的中学课程中象吸进了一股新鲜空气,激发了学生学习兴趣,能很好地克服传统教学中学生的厌学情绪,尤其是能重新调动差生的学习积极性。
2 优化了课堂结构 由于教学中合理地拓宽课本知识,有机地将实践例证引入课堂;运用书本知识因地制宜地开展课外活动,作为课堂教学的延伸和运用,使教学效果倍增。
3 开辟了德育途径 BTS教育还是一条有效的德育途径。它激发学生爱科学、学科学、用科学的兴趣,并使学生对社会有所了解和适应。作为农村中学,渗透BTS教育,培养学生热爱农村的感情,更是社会的需要。BTS教育还能有意识地培养学生吃苦耐劳,愿与他人合作的品德。所以它与各学科渗透政治思想教育的要求是一致的。
4培养了学生能力 BTS教育使学生得到诸多传统教学方式下他们缺乏的能力。这些学生进入社会更能适应社会,更具创造性。我们跟踪调查这些毕业生,发现不少学生成为各个行业的技术人员,成为农村致富带头人。他们在各种生产活动中,敢于改革和创新,成为率先采用新技术,实行科学种田、养殖等方面的带头人。
四、关于试行BTS教育后的几点商榷
1. BTS教育更依赖于教师的能力,因此对教师素质提出更高要求,在思想上,首先要明确BTS教育的目的,它不同于传统的学科教育,它强调了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其次也要求我们教师必须具有多种动手能力,对于农村生物教师,更应熟悉农业生产。鉴于此,现有师范学校、教师进修学校应设立中学教师再教育基地,以提高中学理科教师教学实践能力。
(一)价值决定公式——价值规律公式之一
马克思关于价值决定的基本观点是:“只是社会必要劳动量,或生产使用价值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该使用价值的价值量。”“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在现有的社会正常的生产条件下,在社会平均的劳动熟练程度和劳动强度下制造某种使用价值所需要的劳动时间。”(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3卷,5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马克思关于价值决定的这个观点是价值规律的首要内容。马克思在这里所说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就是理论界通常所说的第一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以下用个量t[,1]及其总量T[,1]表示)。对于t[,1]参与价值决定,在承认劳动价值论的学者中是没有争议的。但也许正因为没有争议,人们对t[,1]的认识一般也就没有深化、细化和量化。其实,根据马克思的论述和社会实践,t[,1]包含着丰富的内涵和外延,有必要在认识上加以深化、细化和量化。
从内涵来说,马克思所说的t[,1]至少包含着三个重要的规定:一是劳动时间,并且是有效劳动时间,是制造某种使用价值的劳动时间;二是社会平均的劳动熟练程度和劳动强度;三是现有的社会正常的生产条件,基本上也就是社会平均的或中等的生产条件。后两个规定结合在一起,也就是社会平均的或中等的劳动生产率和劳动生产力(在这里,这两个概念完全一致,可以通用)。这样,商品的价值量(W)就是劳动时间(t)和劳动生产率或劳动生产力(N)的函数,即:
W=f(N,t)
在这里,N又是由多种情况和要素决定的。正如马克思所说:“劳动生产力是由多种情况决定的,其中包括:工人的平均熟练程度,科学的发展水平和它在工艺上应用的程度,生产过程的社会结合,生产资料的规模和效能,以及自然条件。”(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3卷,5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在这多种情况中的每一种,都是一种或一类生产要素,每种要素又都包含着许多方面和因素。具体说:
第一,工人的平均熟练程度可以说是劳动力要素(r),其中包括劳动者的德、智、体素质,这又取决于先天的体质和智力遗传因素、后天的教育和环境因素,特别是本人的主观努力以及这种努力的方向和程度等等。
第二,科学的发展水平和它在工艺上应用的程度可以说是科学技术要素(e),其中包括科学技术发展水平和应用程度,相关知识、信息的获取、传递、加工、贮存、应用水平,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所承载的科学、技术、知识、信息种类和含量等等。
第三,生产过程的社会结合可以说是管理要素(g),其中包括微观的经营管理,宏观的经济、文化、教育、社会、政治管理,相关的法律、法规、纪律、制度、政策、措施、分工、协作,以及由此形成的生产力系统。
第四,生产资料的规模和效能可以说是资本要素(c),其中包括资本的积累、积聚、集中、筹措、运作,生产资料的获取、配置、利用、更新改造等等。
第五,自然条件主要是土地要素(d),完整地说应该包括人类自身的自然(已列入劳动力要素之中)和人类外部的自然,后者又包括土地、水源、森林、矿藏、日照、气候、其他动植物、生态环境等等。
所有这些要素,都是劳动生产力的决定性因素,从而都是商品价值量的决定性因素。仅以上述五项要素列入价值决定的关系式,可得出以下公式:
W=f(r,e,g,c,d,t)
以上因素都影响到价值决定,其中有的是加和关系,有的是比例关系,有的是非加和性、非线性的关系。
从外延来说,无论在中国在世界都存在着多层次的生产力,存在着多种不同的生产条件和劳动力条件。同一规格质量的产品都可能有多个不同的生产者向市场提供;这些生产者有的是个体,有的是企业;企业中有独资的,有合资的,有股份制的,有国有的。不同生产者会有不同的生产条件、劳动力条件和由此决定的不同的劳动生产率。这些生产者各自的个别劳动生产率(N)可能分别等于、大于或小于社会平均的劳动生产率(N[,1]),从而N与N[,1]的比值n(我们把n叫做相对劳动生产率或劳动生产率指数)可能分别等于1,大于1或小于1.即N=N[,1],N>N[,1],N<N[,1],亦即n=1,n>1,n<1.但无论个别劳动生产率N和个别劳动时间t怎样不同,同一规格质量的产品投放到同一市场上价格都相同,从而社会价值W都相同。因而n值越高,在相同劳动时间t里产品产量越大,产品总价值也越大。于是就存在以下的数量关系和价值决定公式:
W=t[,1]=nt
当n不变或相同时,W与t成正比;当t不变或相同时,W与n成正比,即与N成正比,与N[,1]成反比;当W不变或相同时,t与n成反比。这就是说,当劳动生产率不变或相同时,商品价值量与劳动时间成正比;当劳动时间不变或相同时,商品价值量与相对劳动生产率即劳动生产率指数成正比,或者说与个别劳动生产率成正比,与社会劳动生产率成反比;当商品价值量不变或相同时,也就是在等质等量商品中,包括单位商品中,所凝结的劳动时间与劳动生产率成反比,劳动生产率越高,所需劳动时间越少,反之则相反。因此,我们应该区别不同情况、不同概念的劳动生产率,来全面认识劳动时间、劳动生产率与商品价值量三者关系;否则就会在这三者关系上纠缠不清,争论不休。
在计算同类商品总量、部门商品总量、社会商品总量时,由于社会(平均)劳动生产率总是根据所有个别劳动生产率的加权平均数计算的,因而这时n=1,从而,W=nT=1T=T.其中总劳动时间T=∑t=∑t[,1]=T[,1].所以,无论是同类产品、部门产品还是社会总产品的总价值量总是等于耗费在产品中的总劳动时间。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论述了商品的价值量决定于生产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之后,又在《资本论》第三卷进一步指出:“事实上价值规律所影响的不是个别商品或物品,而总是各个特殊的因分工而互相独立的社会生产领域的总产品;因此,不仅在每个商品上只使用必要的劳动时间,而且在社会总劳动时间中,也只把必要的比例量使用在不同类的商品上。”(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5卷,71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马克思这里所说的必要的劳动时间,也就是理论界通常所说的第二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以下用总量T[,2]和个量t[,2]表示)。显然,作为完整意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不仅对社会生产、对生产部门、对社会供给来说是必要的,而且对社会需求、对消费者及其购买力来说也是必要的;不仅要具有劳动耗费上的社会平均性,而且要具有劳动效果上的社会必需性,即具有两种含义上的社会必要性,也就是必须由两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共同决定商品的社会价值。这就是说:“价值不是由某个生产者个人生产一定量商品或某个商品所必要的劳动时间决定,而是由社会必要的劳动时间,由当时社会平均生产条件下生产市场上这种商品的社会必需总量所必要的劳动时间决定”。(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5卷,72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然后再根据从这样决定的商品总价值中所分摊到的部分决定单个商品的价值,即由“所生产的总价值除以产品数,决定个别产品的价值,而且个别产品只有作为总价值的这种相应部分才成为商品。”(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6卷(Ⅱ),12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因而,完整意义的社会价值,是由社会平均生产条件下生产某种商品社会必需总量(B)所必要的劳动时间(T[,2]=Bt[,1])决定该种商品实际生产总量(A)的实际总价值(W),并由从这个总价值中所分摊到的部分决定单个商品的实际市场价值(w),即由两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t[,1]、T[,2])共同决定商品的社会价值(包括总量价值W和单位商品价值w)。用计算公式表示,即:
W=T[,2]=Bt[,1]=B(T[,1]/A)=(B/A)T[,1]=b[,T]
w=W/A=T[,2]/A=Bt[,1]/A=bt[,1]=bnt
其中,T[,1]=T,为生产A量商品实际耗费的总劳动时间,t为单位商品个别劳动时间,n为相对劳动生产率或劳动生产率指数,b=B/A为供求系数或产品需求率或产品稀缺率。
上述公式把产品需求率b列为价值决定的一个重要变量,从而把供求关系列入了价值决定。而市场供求是复杂多变的,因此,“价值量不以交换者的意志、设想和活动为转移而不断地变动着。”(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3卷,9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这样,供求变动就决定了价值变动,进而决定了价格变动。从这种新观点来看,商品价格随着供求变动而上下波动,并不是商品价格与价值偏离,而正是有规律地必然地向价值接近,与价值相一致。
再从供求变动趋势来看,“如果供求决定市场价格,那么另一方面,市场价格,并且进一步分析也就是市场价值,又决定供求。”(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5卷,21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这种供求与价格的相互作用,供求的价格弹性,会把供求、从而也把价值和价格拉向一个均衡点。这样,虽然在任何一定的场合供求都是不一致的,但是“就一个或长或短的时期的整体来看,供求总是一致的;不过这种一致只是作为过去的变动的平均,并且只是作为它们的矛盾的不断运动的结果”。(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5卷,21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这时,A=B即b=1,因此,就一定时期整体来看,价值决定公式仍然应该是:
W=bT=T
w=bt[,1]=t[,1]
这个公式里,似乎b可以消失,不再发生作用,实际上这个公式成立的条件是b=1即A=B,亦即供求平衡,实际上供求在这里仍然是起作用的,而在其他任何一定的场合,供求都是不一致的,也就是A≠B,b≠1,从而b都不能消失,供求都起作用。
总之,在以上价值决定公式中,既包含了实际劳动时间(t和T),又包含了两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t[,1]和T[,2])。在第一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中,既包含了劳动时间,又包含了劳动生产率因素。其中也就隐含了决定劳动生产率并进而决定劳动生产力的多种情况和多种生产要素,如劳动力、科学技术、经营管理、资本、土地等等要素。在第二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中,既包含了劳动时间,又包含了供求因素,既包含了生产过程、产品供给和劳动耗费因素,又包含了交换过程、产品需求和劳动效用因素,而在产品需求中也就隐含着产品的效用因素。因为没有效用也就不可能有需求,没有使用价值就不可能有价值;而且效用越大,越普遍,需求量也就越大,两者总是成正比。因此,这一公式既保留了劳动价值论的基本内核,又融合了效用论、供求论、生产要素论、生产费用论、积累劳动论的合理内核,从而这个公式是一个既坚持了劳动价值论基本观点、又综合了各种价值论合理因素的价值决定公式,它适用于产品个量价值和总量价值的计算,经得起生产和交换实践的检验。以这一公式为结合点和切入点,我们可以通过吸纳各种价值论的合理因素而使劳动价值论得到进一步丰富和发展,并可以进一步探讨各种价值论(和以价值论为基础的经济学)的沟通和综合。
(二)价格决定公式——价值规律公式之二
马克思关于价格与价值关系的基本观点是:价格是价值的货币表现,是物化在商品内的劳动的货币名称。(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3卷,11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货币作为价值尺度,是商品内在的价值尺度即劳动时间的必然表现形式。(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3卷,11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由此可见,商品内在的价值尺度是劳动时间,计量单位是时、分、秒;外在的价值尺度是货币、计量单位(以我国现行纸币来说)是元、角、分。商品的价格应该以商品的价值为基础,实行等价交换。马克思关于价格的这个观点,是价值规律的又一重要内容。有人由此认为,理论价格就等于价值,诸如1小时劳动=10元之类的等式,在一些文章中时有所见,其实这些等式是不成立的。在这里,至少要加入一个单位劳动时间所创造的价值的货币转换系数h,才能使两边相等:如只有当h=10元/小时劳动,才能使10元/小时劳动×1小时劳动=10元。我们设商品价格为G,商品价值为W,货币系数为h,以上关系式可通化为价格决定公式:
G=hW=hbt[,1]
这里的价格只是一般理论价格,实际市场价格与这个价格还会有或多或少、或正或负的差价,这些差价有的是由不同地点、不同流通环节商品中包含着某些追加劳动、从而商品价值变动引起的,有的是由自然条件变化(如季节、气候变化)、市场竞争因素、国家政策因素、消费心理因素、社会时尚变化,以及种种偶然因素引起的(供求因素已被列入价值决定的内生变量,在此可不再列入)。其中由劳动量变动即价值变动引起的差价可纳入W之中,其余因素引起的价格变动和差价可用G表示,列入价格决定的一个子项,从而上式可完善为:
G=hW+G
其中G可大可小,可正可负,从社会总产品来看在一定时期可作为正负值互相抵销,也就是∑G=0.从而使社会产品总价格仍然等于总价值、即总劳动时间乘上货币系数,即∑G=∑hW=h∑W=h∑T.
由此,h=∑G/∑W=∑G/∑T
就一个国家一定时期(一般以一年计算)来说,G应该用全年全国劳动者国内生产净值计算,W或T应该用全年平均劳动者人数乘劳动者全年平均劳动时间计算。由于目前统计指标和数据上的局限性,G可以近似地用全年全国国内生产总值(GDP)计算,W或T可以近似地用全年平均从业人数(R)乘从业人员平均劳动时间(T)计算,即:
h=GDP/RT
通过不同年份的不同h值,可以计算出h值的年变化率h′。用计算公式表示,即:
h′=(h[,j]+1)/h[,j](其中j为基期年份)
根据以上公式和有关统计资料,我们可以大体计算出一国h值和h′值。以我国近几年为例,可通过测算列出表1:
表1中国h值测算表
GDPRThh''''一年定期居民消费
(亿元)(万人)(小时)(元/小时)(%)储蓄利率物价指数
(%)(上年=100)
1990185316390924401.19
1992266526555424401.67121.97.56106.4
1994467596719922403.11145.310.98124.1
1996678856885020244.87126.89.18108.3
1998783456995720245.53104.54.7799.2
2000894047115020006.28108.12.25100.4
说明:T根据我国从1994年实行每周5.5天工作制、从1995年实行每周5天工作制、从1999年节日假由7天延长至10天计算。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摘要(2001)》,《中国统计年鉴(1998)》。
以上测算结果表明,h、h′都是客观存在、可以计算的,h值实际上是以货币计算的社会平均劳动生产率,h′部分地反映着社会平均劳动生产率的变化,部分地反映着货币币值的变化,h′值与物价指数和利率水平都存在着正比例或正相关关系。h′值变化表明,同量劳动在不同年份会对象化为不同的货币量,其货币量一般会逐年增加;反之,同量货币在不同年份会代表着不同劳动量,其劳动量(从而价值量)会逐年减少。由此可见,一定量货币、投资额会发生有形无形贬值,给予适当利息补偿是必要的、合理的。
以上的价格决定公式,也就是价格与价值的关系式。这个公式表明,价格与价值并不直接等同而有明显区别,同时又有密切联系,具有正比例或正相关的关系,归根到底,价格是现象,价值是本质,价格是形式,价值是内容。正如列宁所说:“价格是价值规律的表现。价值是价格的规律,即价格现象的概括表现。”(注:《列宁全集》,中文版,第20卷,19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但在传统理论上总是把供求关系排除在价值决定之外,把投资利息排除在价值构成之外,这样就使价格与价值越来越远,使价值越来越成为不可捉摸的东西,使等价交换只能成为偶然现象,使价值规律不具有客观性、普遍性、稳定性、重复性,也就不成其规律;相反,不等价交换才具有客观性、普遍性、稳定性、重复性,从而具有规律性。现在我们通过以上价值决定和价格决定的理论和公式的确立和推导,价格与价值、理论与实践就能无限接近,趋向一致,价值范畴就能从价格形式上经常得到反映,使价值真正成为价格的规律,使价格真正成为价值规律的表现,使劳动价值论具有广泛的解释力和说服力。
(三)劳动价值论视域的利息理论和利息率公式
马克思关于利息和利息率的基本观点是:利息是资本的单纯所有权所提供的剩余价值,是剩余价值的一部分,是平均利润的一部分。(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5卷,42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利息率不能由任何规律决定,而是由供求关系决定的,这种决定是偶然的,纯粹经验的,其最高界限是平均利润率,最低界限则完全无法规定。(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5卷,406~40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西方经济学在利息理论上则有时间偏好论、节欲论、迂回生产论、投资和储蓄论、资本的边际生产力论、由资本供求决定的均衡价格论等等。我国学者对利息的存在一般是从资本的贡献、资本的稀缺性、激励投资的必要性等方面来解释的,而利息的来源仍然是剩余价值或社会纯收入。所有这些理论都没有从劳动价值论上对利息和利息率作出科学的说明。
其实,利息和利息率完全可以从劳动价值论视域来认识和说明。事实上,合理的利息并不是剩余价值的一部分,更不是瓜分剩余价值的剥削收入,也不是由资本的单纯所有权所提供的。利息率的决定,不只是有一个平均利润率的界限,也不只是由供求关系决定,也不是纯粹偶然、纯粹经验、没有规律地决定的,而是由客观规律决定的,是由投资贬值、投资费用、投资风险、供求关系等客观因素共同决定的。首先,资本额或投资额都表现为一定的货币量,代表着投资者提供的积累下来的一定劳动量和价值量,但同一价值量随着时间的推移会表现为不同的货币量,通常是由于通货膨胀而发生货币贬值,这是投资的有形贬值,理应得到补偿。其次,“撇开一切偶然的干扰不说,现有资本的一大部分,会不断在再生产过程的进行中或多或少地贬值,因为商品的价值不是由生产商品原来所耗费的劳动时间决定,而是由再生产商品所耗费的劳动时间决定,并且这种时间由于劳动的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而不断减少。因此,在社会生产率的较高的发展阶段上,一切现有的资本不是表现为资本积累的长期过程的结果,而是表现为相对地说非常短的再生产时间的结果。”(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5卷,44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这是投资的无形贬值。而劳动的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主要是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离不开必要的投资额以及由此形成的生产资料的规模和效能,离不开作为过去劳动积累的资本的一份贡献。因此资本的无形贬值可以而且应该在资本对提高劳动生产率贡献的限度内得到补偿。例如,从以上表1可知,同样1小时劳动,如将劳动复杂程度变化忽略不计,其价值量是相等的,但却表现在逐年变化的货币量上,1990年是1.19元,1995年是3.84元,2000年是6.28元,1995年是1990年的3.2倍,2000年是1990年的5.2倍。这里有货币贬值、劳动生产率提高等因素。如果撇开其他因素不算,那么在1990年投资1.19万元,至2000年就应获得本利和6.28万元,其中获得的5.09万元利息,是投资者投资有形无形贬值的应有补偿,是投资者投资所代表的劳动量和价值量的回收,其中并没有占有任何人的劳动和剩余价值。再次,由于自然的和社会的、经济的和政治的种种原因和变故,投资会有部分乃至全部丧失的风险,股市有风险,银行贷款有风险,其他法人、自然人投资也有风险,因此,适当的风险补偿也是必要的。最后,投资者在投资过程中都或多或少要付出劳动和费用,如1999年我国银行系统职工人数已达205万人,(注:《中国统计摘要(2001)》,77、90及82、164~165、40及19页,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1.)要付出大量劳动、工资和费用;股民需要关注股市行情。把自己长期劳动积累的资金投放到某个项目上,对谁都不是一种小事,都是一种极其重要极其复杂的劳动。资本的成功运用和运作所要求的知识、洞察力和判断力,以及为此需要付出的劳动和努力,决不比其他劳动来得差。(注:晏智杰:《劳动价值学说新探》,序第7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由于这一切原因,合理的利息是投资有形无形贬值、投资风险、投资费用必要的补偿,是对过去积累的劳动和正在进行的投资劳动的必要的补偿,是劳动耗费的一部分,是产品成本的一部分,是一种间接成本和隐性成本。此外,资本供求率始终是市场利息率的决定因素之一。这样,理论利息率的决定和计算就有了客观依据,可以用公式表示如下:
理论利息率=(通货膨胀率+劳动生产率增长率×资本贡献率+投资风险率+投资费用率)×资本供求率。
(四)劳动力价值公式
马克思关于劳动力价值的基本观点是:同任何其他商品的价值一样,劳动力的价值也是由生产从而再生产这种独特物品所必要的劳动时间决定的。因此,劳动力的价值,就是维持劳动力所有者及其子女所必要的生活资料的价值,同时还要包括必要的教育训练费用,(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3卷,193~19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以及必要的医疗保健费用(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6卷(Ⅰ),15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资本家用来购买劳动力的可变资本,也就是支付给雇用工人的工资,是劳动力价值或价格的转化形式。(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3卷,58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因为工人阶级是挣一文吃一文的,(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4卷,49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因此,雇佣工人所得的工资将全部用于生活消费而没有分文剩余,其结果,资本主义再生产不仅是物质资料的再生产,同时也是劳动力和工人阶级的再生产,是资本家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再生产。(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4卷,43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马克思的这些观点符合他当时所面对和研究的情况,而我们今天所面对的情况与一百多年前已有很大不同,我们必须研究新情况,作出新概括,提出新理论。
第一,今天的工人阶级和工薪阶层,无论在中国还是在外国,就绝大多数人来说已经不再是挣一文吃一文而无分文积累,都或多或少有自己的个人积累和私有财产。至2000年,中国个人储蓄、股票、债券等金融资产已达10万亿元以上,加上个人经营投资和住房投资已达20万亿元以上,股民已达5800万户。(注:《中国统计摘要(2001)》,77、90及82、164~165、40及19页,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1.)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工人阶级和工薪阶层个人积累和私有财产更远远高于中国。这些新情况是传统的劳动力价值理论、工资理论和积累理论解释不了的。因此,现代工人阶级的劳动力价值已经不仅仅包括马克思所说的生活资料价值和教育医疗费用,而应该包括更多的项目。
第二,既然同任何其他商品的价值一样,劳动力的价值也是由生产它所必要的劳动时间决定的,而其他商品的价值都包括物化劳动转移的价值和活劳动创造的价值两部分,那么劳动者所必要的生活资料价值和教育医疗费用,充其量也只是物化劳动转移的价值部分,仅有这一部分还不足以生产和再生产、培养和造就出现代劳动力,这里必须付出两种不可或缺的活劳动,这就是家务劳动和求学劳动。
第三,家务劳动是劳动力再生产中完全必要的活劳动,是劳动力价值的重要组成部分。现在保姆等人的家政服务已经成为商品,具有价值和使用价值,由于反作用,家庭成员从事的这种服务在家庭内部也应该视同商品,承认其价值和使用价值,尽管这种价值很快被家人消费了,但家务劳动者仍然是创造价值的。这种劳动完全是生产劳动力的必要活劳动和必经工序;否则,婴儿甚至无法长大成人,更谈不上再生产劳动力。再则,按照传统理论,同样两个劳动力,如果一个使用保姆,一个不使用保姆,由于有无保姆费用的不同,两者的劳动力价值就不同,工资也应不同,这在理论上与实践上都是讲不通的。美国经济学家贝克尔指出:“对每个国家的经济来说,家庭内的生产都是相当重要的一环。”“家庭和其他居民户,事实上都可视为小型的工厂。即使是最先进的国家,这些地方也都可以生产出极有价值的商品及服务。”“现在的确是把家务劳动也算在GDP里面的时候了。”根据一位教授的统计,“美国从40年代中期到80年代初为止,家庭内的生产值,超过了GDP的20%以上,而联合国最近公布的人力开发研究报告显示,家庭内的生产值占全球生产值的比例,竟然高过40%。”(注:加里·贝克(贝克尔):《生活中的经济学》,中文版,140~142页,北京,华夏出版社,2001.)
第四,求学劳动是现代劳动力再生产中极其重要的活劳动,是劳动力价值中的又一重要组成部分。在劳动力培养和劳动力价值中,人们往往只重视教师劳动和教育费用,求学劳动往往被忽略不计。其实,学生和成人的求学劳动是劳动量更大、更为重要的一部分劳动。俄国教育家乌申斯基说过:“学习是劳动,并且应当永远是劳动,是充满了思想的劳动。”(注:乌申斯基:《教学法原理》,中文版,125页。转引自王涵等:《名人名言录》,232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事实上,同样的生活资料和教育费用,同样的家庭、学校和社会环境,培养出的劳动力的素质可能有很大不同,其主要原因就在于各人自己的学习和努力不同。教是外因,学是内因,学生的劳动比教师的劳动更重要。人是主体,物是客体,人格化、人才化劳动比物化劳动更重要。当今世界,经济是知识经济,教育是终身教育,社会是学习社会,社会组织是学习组织,求学劳动更为长期,更为艰巨,更为重要。据统计,至2000年,我国各级学校在校学生数已达2.2亿人,占全国人口17.4%,约占6-60岁人口22%。(注:《中国统计摘要(2001)》,77、90及82、164~165、40及19页,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1.)据我国学者王琪延研究,中国城市男女居民在终生总时间中,有45%属于生活必需时间。29%属于闲暇时间,10.5%属于工作时间,8.5%属于家务劳动时间,7%属于学习时间。(注:王琪延:《中国城市居民生活时间分配分析》,载《社会学研究》,2000(4),第93页。)在工作、学习和家务劳动三项劳动时间中,工作时间占40.4%,学习时间占26.9%,家务劳动时间占32.7%。可见,学习时间加上家务劳动时间已经大大超过了工作时间。因此,我们研究劳动价值论,应该研究家务劳动和求学劳动创造的价值(这是一种凝结于劳动力价值中的潜在价值,这里不去多说);我们研究劳动力价值,应该包括家务劳动和求学劳动等劳动力生产中所必要的活劳动所形成的价值。
由此可见,劳动力价值(以V表示)应该包括三个组成部分:其一是劳动力生产和再生产中所需要的生活资料价值、教育培训费用和医疗保健费用(以V[,1]表示),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劳动力价值的构成部分;其二是劳动力生产和再生产中所付出的家务劳动形成的价值(以V[,2]表示);其三是劳动力生产和再生产中所付出的求学劳动价值(以V[,3]表示)。这样我们就得到了一个新的较为完整的劳动力价值公式,即:
V=V[,1]+V[,2]+V[,3]
这个公式更符合现代劳动力生产和再生产的客观实际,能合理解释劳动者个人积累和私有财产的价值源泉。
(五)成本新论及其公式
马克思关于成本理论的基本观点是:产品成本(K)包括生产资料耗费即物化劳动转移的价值(C,其中包括劳动资料价值C[,1]和劳动对象价值C[,2])和工资即劳动力价值(V)这两项。从现代社会化全球化生产过程和社会分工协作关系看,产品成本中除了包括各种物化劳动转移的价值(C[,1]+C[,2])外,还应该包括各种非物化劳动有偿转移的价值(C[,3]),如各种外购服务产品和知识产品转移的价值。同时,除了这些企业成本、直接成本、显性成本外,还应该包括各种社会成本、间接成本、隐性成本。
其一是宏观管理和公共产品分摊的费用。这些公共产品包括社会公共需要的社会制度、社会管理、社会规范、社会秩序、社会环境等等。这种公共需要是从人类共同的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中产生的。现在随着生产社会化、全球化、电子化、信息化、知识化、智能化的发展,不仅一个企业内部需要严格的科学管理,而且一个地区、一个国家、乃至全球,都需要加强宏观的科学管理。对于社会主义国家来说,一切政治上的劳动都是间接的生产手段,都是整个社会劳动中必要的组成部分。恩格斯说过:国家权力对于经济发展具有促进和阻碍两种不同的反作用。(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第2版,第4卷,70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邹东涛教授以日本明治维新、中国改革开放促进了经济和社会的巨大发展为例,论证了制度是更内核的第一生产力的重要观点。(注:邹东涛:《制度是更内核的第一生产力》,载《理论动态》,第1522期。)我国近50年来的历史经验从正反两方面充分证明了这些观点的正确性。而优越的社会制度等公共产品的提供,需要公务人员付出艰巨复杂、优质高效的公务劳动。这些公务劳动所形成的价值一般是间接融合和实现在其他各种社会产品中,是通过税收等形式实现补偿和再生产的。因此,国家税收并不完全是剩余价值的一部分,税收中用于经济、社会、行政管理和国防的费用,用于科技教育卫生事业和环境保护的费用,并不是剩余价值的一部分,而是社会成本、间接成本、隐性成本的一部分。
其二是投资利息,如上所述,这也是一种间接的劳动耗费和劳动补偿,是一种间接成本和隐性成本。
其三是自然资源开发利用和环境保护成本,包括为了开发利用土地、水源、森林、矿藏、生物等自然资源,保护生态环境,实现可持续发展,在产前、产中和产后付出的或追加的劳动和支付的费用,这也是一种间接成本和隐性成本。以土地资源来说,传统理论认为,土地是自然资源,地租是剩余价值的一部分。实际上,开垦了的土地不只是自然资源,也有人类劳动凝结在其中,也有价值,合理的地租不是剩余价值的一部分,而是一种劳动报酬,一种间接成本。
由此可见,传统上所说的成本只是企业成本、直接成本、显性成本,只是部分成本而不是完全成本,完全成本还应该包括社会成本、间接成本、隐性成本。由此我们可以得到一个新的成本公式,即:
K=C+V+S=C[,1]+C[,2]+C[,3]+V[,1]+V[,2]+V[,3]+S[,1]+S[,2]+S[,3]
其中,S为社会成本、间接成本、隐性成本,S[,1]为宏观管理和公共产品分摊的费用,S[,2]为投资利息,S[,3]为自然资源开发利用和环境保护成本。
(六)剩余价值新论及其公式
马克思关于剩余价值理论的基本观点是:剩余价值是雇佣工人创造的被资本家无偿占有的超过劳动力价值的那一部分价值,是劳动力创造的价值与劳动力价值的差额,也是商品价值与成本价格的差额;剩余价值来源于雇佣工人的剩余劳动,是剩余劳动时间的凝结,反映着资本家对雇佣工人的剥削关系,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特有的经济范畴。(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3卷,235~24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对这一传统理论,我们需要结合新的实际,从以下几方面进行再认识:
第一,剩余价值始终是商品价值的构成部分,因而剩余价值范畴与价值范畴一样,是商品经济所固有、并与商品经济共生共灭、始终并存的历史范畴,它适用于一切存在商品经济的社会,从而既适用于资本主义社会,也适用于社会主义社会。但在不同社会,剩余价值有不同归宿,反映不同经济关系:在资本主义社会归资本家所有,反映着资本家剥削雇佣工人的关系;在社会主义社会归社会公众所有,反映着劳动者共同推进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关系。剩余价值只有通过社会许多成员的共同活动,而且归根到底只有通过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活动,才能被创造出来,因此不是一种个人力量的产物,而是一种社会力量的产物,理应归社会公众所有,为社会公众造福,为社会进步服务。这正是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更合理、更进步、更优越的真谛所在,也是社会主义必将取代资本主义的坚实理论基础。科学社会主义应该以此为起点,以此为中心发展起来。
第二,传统理论把利息、地租和全部税金都看作是剩余价值的一部分,实际上,合理的利息和地租以及部分的税金并不是剩余价值的一部分,而是产品社会成本、间接成本和隐性成本。我们应该把这些成本从剩余价值中剔除出去,较为确切地计算剩余价值量和剩余价值率。其计算公式为:
M=W-C-V-S
第三,传统理论把剩余价值看作只是雇佣工人剩余劳动时间的凝结,只是活劳动创造的价值的一部分。而现代化社会化全球化的大生产大流通表明,剩余价值及其转化形式:利润不只是来自于生产工人,也来自于科学技术人员和经营管理人员,而且不只是来自于生产工人或总体工人的剩余劳动,还越来越多地来自于科学技术成果潜在价值的转化和实现,来自于生产力巨系统中的系统效应。因此,剩余价值的来源决不只是一个而至少有三个:一是来自劳动者(包括生产工人、科学技术人员和经营管理人员等总体工人)活劳动中剩余劳动创造的价值(M[,1]);二是来自无偿利用的他人和前人的科学技术成果的潜在价值转化而来的剩余价值,也可以叫知识剩余价值或技术溢出价值(M[,2]);三是来自生产力系统中系统效应形成的剩余价值,也可以叫社会剩余价值或系统剩余价值(M[,3])。
根据以上认识,我们可以把不属于剩余价值的社会成本从剩余价值中剔除出去,又把剩余价值的来源从一个扩展为三个,从而就能较为准确地计算出剩余价值量和剩余价值率,以及活劳动剩余价值量和剩余价值率。其中计算剩余价值量的公式是:
M=W-C-V-S=M[,1]+M[,2]+M[,3]
以上公式在简化形式上只是加减法,而实际上要复杂得多,要应用现代数学和现代系统科学。
(七)价值构成新论及其公式
1992年,国务院正式批准了我国国民核算制度的改革方案,建立以SNA为主体的新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并且确定1995年全面转到新国民核算轨道上去。以后又不断加以改进和完善,最近又推出新的补充版本。这次改革是我国统计制度的根本性改革,是一个重大的制度创新,不仅使我国的国民核算制度与国际接轨,有利于国民经济管理和国际经济交往,而且影响经济、统计理论建设的方方面面。制度创新必然要求理论创新,本文拟就国民核算制度理论创新方面作一些阐明。
解决了历时已久的误会和误解
长期以来,国际上存有在两大国民核算体系,一个是物质生产的MPS,一个是包括服务生产的SNA.我国长期推行物质生产的MPS体系,这是与经济理论相适应的。在我国经济理论界,包括所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都认定物质生产才是马克思的生产观点,对于服务生产持否定态度,并多方面给以责难和批判。以此为依据,又进一步认定国民核算制度MPS,建立在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而SNA则是以资产阶级三要素理论作指导,建立在庸俗经济学的理论基础上。显然,这对于我国国民核算制度的改革,由MPS转向SNA,增加了很大的困难和阻力。几经寒暑,由于领导者的胆略和勇气,进行了根本性的改革,并报请国务院,正式批准了改革方案,但依然受到理论界一些专家学者的责难和批评。
十年过去,经过各方研究和探讨,理论问题逐步获得了解决,释除了历时已久的误会和误解,主要表现在如下两个方面。
(一)服务生产得到比较广泛的认可,克服了过去唯物质生产才是生产的偏颇。认识到社会服务也是生产活动,都要投入劳动,产出成果,只是产出成果的表现形态不同而已。一为物质形态,一为服务形态,以满足人们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的需要,供人们生产生活直接间接所享用。为此,以服务为主要内容的第三产业,得到比较广泛的认可,当然在认识的深度上还存在这样那样的差异。
(二)逐步认识对两大核算体系理论基础存在的误解。过去认定MPS以马克思劳动价值论为指导,而SNA则建立在资产阶级三要素理论的基础上,显然是不符实际。众所周知,资产阶级三要素理论的核心在于掩盖剥削,与生产劳动的范围毫不相关,或完全两码事。不能讲物质生产没有剥削,而包括服务在内的生产就形成剥削,并且认定MPS以马克思劳动价值为指导,而SNA建立在资产阶级三要素理论基础上。两种生产与剥削不剥削毫不相关,文不对题。如果MPS以劳动价值论为理论基础,那包括服务在内的SNA,同样是劳动投入、成果产出,仅仅是产出成果形态的不同而已。SNA生产范围拓宽了,其理论基础应该讲是拓展了的劳动价值论。是发展的科学,要与时俱进,那我国的新国民核算体系,可以讲它仍建立在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如果认为这样不妥,马克思的物质生产观点不容改变,那就要讲它建立在拓展了的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或者讲它建立在三次产业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第一二三产业的劳动,合称社会劳动,那就直截了当地讲明:我国新国民核算体系建立在社会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当然,对整个SNA的理论基础认识,也要作相应的改变和调整。
问题在过去,长期否定服务劳动的生产性,而现在依然还有一些学者,对服务的生产性存在保留看法,有的甚至原封不动地持否定意见。根据笔者了解,主要原因在于:习惯于从微观着眼,从企业看问题。而真的要确认服务为主要内容的第三产业的生产性,贵在从宏观着眼,作宏观思考。
确认第三产业,贵在从宏观着眼,作宏观思考
国民经济是一个有机整体,各部门相互制约、相互依存,结成网络般的经济联系。从微观,从宏观不同的角度看问题,会得到显著不同的结论。例如,我国有些后进地区的农业生产,牛耕人作,从微观、从农民看,并不消耗电力,但从宏观、从社会看问题,农业要化肥、要农药、要农具、简单农具也需要钢铁。化肥、农药和钢铁生产,都需要电力,而且有无数层次的耗电,直接耗电、间接耗电,而间接之中还有间接,实际上与所有的产业部门都会发生联系。列昂节夫提出的投入产出法,通过矩阵代数求逆,根据所有部门的直接间接消耗,算出了完全消耗系数,极具理论与实用价值。这种宏观思想由来已久,早就寓于经济学的诸理论之中。
就产业而论,最难使人理解,或最遭人们怀疑其生产性的要算公检法和党政军了。笔者一度也持否定意见。如果从宏观着眼,作宏观思考,问题就迎刃而解。现在我国推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市场经济又称法制经济,只有法制健全、有法必依、违法必究,才能保证市场的公平运行。仅仅从微观、企业看问题,讲不清楚道理,从社会、宏观看问题,就很容易理解。公检法是社会化大生产的一个环节,缺了它,市场经济、社会大生产就不能很好地运行。党政军特别是军队,军事活动常常和战争联系在一起,战争意味着消耗,战争规模愈大,人力物力消耗愈多。怎么可以把军事活动也列入生产呢!笔者过去也不理解,如果从宏观着眼,作宏观思考,各种生产都需要有一定的安定环境,国防治安对安全生产是不能缺少的,它为人们的生产生活提供了安定环境,为社会生产和人民生活创造必要的基础条件。缺乏安全保证就好像从企业看,缺材料、缺设备就不能正常地进行生产,所有人们生活和社会再生产就不能正常地运行。
当然,有的学者提出,重要性并不等于生产性。对于众多的服务承认它重要,特别是党政军服务,它不可缺少,但重要性不等于一定要作为生产活动并计算产值,对此,下面将作进一步的说明。
从宏观着眼,作宏观思考,可以对各种服务活动的生产性取得理解。但其中有一种服务,尽管从宏观着眼,作宏观思考,仍无法获得生产性的结论,那就是科学技术了。因为所有服务,包括公检法、党政军在内,都为人们生产、生活提供这样那样的服务,人们可以直接享用这种服务。惟独科学技术不然。科技劳动成果——各种创造发明,可以写成论文报告,深奥难解,枯燥无味,人家看它不懂;也可以画成公式图表,但它不比艺术品,人们又无法欣赏得到满足;如果仅仅作为知识技艺,存在科技人员的脑子里,更无法供人们作生产和生活享用,结果只能是纸上谈兵、想入非非。无法体现科技生产力的功能和作用。但科技又非常重要,科技生产力是第一生产力。所以,科技的很特殊,加上传统的理论扭曲,从逻辑上阻碍人们正确理解科技是生产力、第一生产力的巨大功能和作用。这一点需要专文加以讨论。
物质生产MPS存在逻辑上的矛盾和缺陷
前面提到,很多学者都讲服务活动很重要,不可缺少,但重要性不等于生产性,这似乎有理,但实际不是这回事。因为从社会看来,既重要而又不可缺少,就必须作为生产并计算产值,否则不仅在理论逻辑上讲不通,而且在国民经济核算中,还会导致种种矛盾和错误。物质生产的MPS体系,长期就存在这样的矛盾和缺陷。几十年来,在推行MPS核算制度的国家,包括中国和前苏联等国在内,一方面批判服务生产,另方面又模模糊糊地把大量服务部门的活动成果,作为产值计算到物质生产部门的成果中。
先看看经济理论,政治经济学教材中,一方面讲物质生产是生产,对把服务作生产的观点持强烈的批判。但它在国民生产成果的使用中,又把消费性支出,包括服务性支出,都作为消费计算;把积累性支出,包括服务性支出,作为积累计算。这实际上是生产按MPS,使用按SNA,产生了混淆。
至于在统计实践上,理论上接受政治经济学的物质生产观点,坚持物质生产,认为服务不是生产,不计算产值,实际上都把服务活动作为生产活动并计算产值,加到生产总量中来了。仍以公检法为例。很多企业为了维护企业利益雇请律师,支付不等数量的律师费。此外,还有广告费、旅差费、医疗费、培训费、养路费等,都是一些服务性支出,照理这些服务性支出,属于非生产部门的活动,对它们不计算产值。根据国民经济核算的平衡原则,就没有资格列作使用单位的中间消耗,即物化劳动消耗C,只能列作国民收入(V+m)的再分配。但在企业成本核算时,将这些服务支出,列作生产成本(C+V),并算进企业总产值之中。这样就发生两个矛盾和缺陷。
(1)以工业生产为例,将工业生产的服务支出列入工业生产成本(C+V),这就使各种服务部门——广告部门,旅游部门、医疗部门、教育部门、养路部门的服务活动成果,计算到工业总产值(C+V+m)中来了。
(2)以工业生产为例,工业总产值(C+V+m)—物耗C=工业净产值(V+m),由于工业总产值包括各种服务产值,而扣除工业物耗C,按照统计制度规定,只是工业生产耗用原材料、辅助材料和折旧,对于服务支出,规定不能减去。这样所有服务支出,包括广告服务、旅游服务、医疗服务、教育服务的活动成果,未加扣除,都保留在工业净产值中。也就是对各种服务活动作为工业生产的成果,计算在工业净产值中。
同样,农业部门和建筑部门生产中所耗用的旅差费、医疗费、培训费、广告费等等,列入生产成本,并计算在农业总产值和建筑总产值中。但又不作为物耗扣除,从而使这些服务支出包括在农业净产值和建筑净产值中。把各色各样的服务产值算作工农业产值、建筑业产值,变成张冠李戴,这好吗?当然不好!远不如实事求是,把服务作为生产,直接计算各类服务产值会更好。
可见,对服务活动并且发生经济收支的,就必须作为生产活动计算产值,重要性意味生产性这不容分辩,不容怀疑。否则就会误人自误,犯逻辑错误。
高中化学作为高中教育的一门学科,必须研究如何让从学科本身出发来为提高全民族的素质服务,即通过化学基础知识教育,培养学生的基本技能和能力,培养关心自然,关心社会的情感,使之具备科学态度,掌握科学的学习方法。与此同时,对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高中化学教学大纲及九年义务教育化学教材比较好地体现了素质教育的目的和任务。《新课程标准》中明确指出:“化学教学是化学教育的启蒙阶段,要贯彻全面发展的方针,着眼于提高全民族的素质,以基础知识教育学生,培养学生的基本技能和能力,在课堂教学中对学生进行素质教育。”它改变了以往教材中过分重视基础知识和操作技能,忽视学生能力培养的弊端,而在传授知识和技能的同时,重视了科学态度、学习方法及兴趣的培养。重视了启发学生思维,培养学生思维能力、观察能力、实验能力及自学能力 重视了通过介绍中国化学工业发展状况及最新成就,对学生进行热爱祖国、保护环境、换新自然、关心社会的情感教育和政治思想教育。这些都体现了贯彻素质教育的总目标。
高中化学教学如何体现素质教育呢?要做到以下几点。
一、转变观念,面向全体学生,实现从应试教育到素质教育的转轨
“素质教育”是相对于“应试教育”提出的,他们主要不同在于教育观、知识观、学生观不同,即是否面向全体学生,是否使学生全面发展,是否使学生生动活泼主动地学习。“素质教育”与“应试教育”在如下几方面存在着明显差异:
从培养目标上看,素质教育是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应试教育只重视智育。
从对待学生上看,素质教育面向全体学生,应试教育只面向学习成绩好的学生。
从教学内容上看,素质教育着眼于素质的全面提高,应试教育是考什么教什么,不考不教。
从教学过程上看,素质教育注重启发学生生动地学习,应试教育则是教师一讲到底,学生只是听讲。
从教学方法上看,素质教育是师生双向活动,变讲授为训练,优选最佳的教学方法,应试教育则为“满堂灌”,学生被动地学习。
从学生负担上看,素质教育目标是当堂理解,重视学科能力的提高,应试教育是大搞题海战术,学生不慎重负。
从教学效果上看,素质教育的任务为大面积培养合格学生,应试教育侧重个别尖子学生而且多为高分低能,大面积学生不合格。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应试教育是以追求升学率为根本目的的陈腐模式,扭曲了教育的本质,扼杀了学生的个性。我们要反对应试教育,毫不犹豫地变应试教育为素质教育,这是深化教学改革的关键。它关系到我国两个文明建设的水平,关系到我国21世纪在国际竞争中的地位,因为转变观念是当前中学教育工作者的重要任务。作为化学教师应当毫不例外地把素质教育落实在日常教学之中。
二、化学基础知识是素质教育的基础
在化学基础知识的教学中突出观点的教育及科学态度和
科学学习方法的教育是实施素质教育的关键,高中化学教材是按义务教育《新课程标准》编写的,它的体系是必学与选学相结合、课堂教学为主与阅读和家庭小实验相结合、学校教育与社会实践相结合的比较科学的体系,使教材延伸到了社会和家庭,使化学教学与日常生活、科学技术、生产劳动相联系,是一本进行化学素质教育的好教材。
因此,深刻理解《新课程标准》,钻研教材并且体现在日常教学中,是进行素质教育的关键。化学课的讲授主要目的是在教会学生掌握基本概念和理论的基础上,通过元素化合物知识的学习,使学生了解物质的结构决定物质的性质,物质的性质决定物质的制法和用途。
通过一些定型的验证性实验,培养学生实验操作和观察能力,通过化学计算的学习,使学生初步学会定量地分析和解决化学问题的能力,使学生在学习双基知识的同时初步形成用化学观点和化学方法分析和处理问题的能力。
总之要着力于培养学生科学态度和方法,教学的重点应放在对学生科学的思维能力、观察能力、培养和训练上,而不能放在单纯为解题而解题的训练上。要做到这一点,化学课的教学应从学生熟悉的知识入手,可以从日常生活和社会生产中的化学现象出发,深入到化学的基本概念和理论等基础的化学知识,在经过解释、练习,使学生对新知识学得实在,理解深刻,初步形成进一步学习和工作的能力。特别是《新课程标准》和九年制义务教育教材比原大纲和教材在化学基本概念和理论方面适当降低,而在元素化合物知识方面适当拓宽,化学计算难度和数量上大幅度的降低,化学实验略有加强。这种变动适应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符合义务教育培养目标。
三、加强实验教学,提高学生的能力是实施素质教育的有效途径
《新课程标准》指出:“化学是一门以实验为基础的学科,化学实验可以激发学生学习化学的兴趣,帮助学生形成化学概念,获得化学知识和能力,培养学生观察、实验能力,还有助于培养实事求是,严肃认真的科学态度和科学的学习方法。”因此加强化学实验室提高学生能力的重要环节,教学中要坚决反对“黑板上画实验,课堂上讲实验,课下背实验”的应试模式,要把教材中所选的实验认真做好。做到课前进行周密的准备,使现象明显,效果良好,让全班学生都看清楚,实验要做到操作规范化,并注意启发引导学生从具体观察上升到抽象思维,仔细观察实验现象。联想所学过的知识进行分析、判断,认真做好记录,填写实验报告,养成良好的实验习惯。
四、教师自身素质的提高是实施素质教育的重要保证
教师必须以师德素质的提高促进自身教书育人素质的提高,深化教育改革,努力创造出适应当前素质教育的新的教学方法,研究学法,加强与生产生活相联系的化学知识的学习,关心最新化学科学技术的发展和重大科研成果,以学识水平和教学能力素质的提高,促进素质教育的全面落实。
一、从陶行知的普及教育思想中寻找素质教育的重心
早在1922年初,陶行知就指出:“中国教育最大的毛病,就是不能普及。”[1]争取在中国实现普及教育,这是陶行知一生最大的心愿,也是他毕生从事教育实践及其教育思想体系的中心。陶行知一生在旧中国不断地探索改造旧教育和创造新教育,历经艰辛,其目的就是为了使在全国普及教育这个理想成为现实。
陶行知一生献身教育事业,从晓庄师范、山海工学团、育才学校到社会大学,从平民教育、乡村教育、国难教育、大众教育一直到民主教育,他都始终不渝地以普及教育为己任。特别是名扬四海、蜚声中外的“小先生制”,陶行知把小先生作为在穷国普及穷人所需要的粗茶淡饭的教育不可缺少的一支生力军。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小先生制”已经普及到全国23个省、市,在国际上影响也很大。1936年8月,在伦敦世界新教育会议第七届年会上,陶行知作了《中国救亡运动与小先生普及大众教育运动实践情况》的报告,受到各国与会代表的赞扬,认为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被剥削被压迫民族普及大众教育的好办法。印度、加拿大和墨西哥等国代表特别重视,特意邀请陶行知去他们国家演讲“小先生”的经验。
陶行知特别重视基础教育,早在留学美国期间,他就很重视学习德国教育家福禄培尔和意大利教育家蒙台梭利等人的幼儿教育思想,而且对国外幼儿教育事业予以极大的关注。他认为教育要唤起民众,必须从启蒙开始,必须从基础教育开始。在《创设乡村幼稚园宣言书》一文中,他明确指出:“幼儿教育实为人生之基础”,“凡人生所需要之重要习惯、倾向、态度,多半可以在六岁以前培养成功。”[2]他强调说:“教人要从小教起,幼儿比如幼苗,必须培养得宜,方能发荣滋长,否则幼年受了损伤,即不夭折,也难成材。”[3]
陶行知为什么如此重视基础教育呢?原因很简单,基础教育是一种普及性教育,目的在于促进学生的身心发展,全面提高劳动者的素质。基础教育的社会功能是不容忽略的,它在促进国家发展和个人发展上具有高度的统一性。这就昭示我们,以提高全民族素质为目的的素质教育,其重心应该放在基础教育阶段。因为基础教育是提高劳动者素质的关键环节,是全面提高全民族素质的基石。
二、从陶行知的献身教育思想看教师的自我塑造
素质教育最终要依靠广大教师来落实,教师是实施素质教育的主力军,教师的思想道德、人格品质及知识水平,对学生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培养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陶行知先生非常强调教师的重要性,他在《古庙敲钟录》一文中说:“农不重师,则农必破产;工不重师,则工必粗陋;国民不重师,则国必不能富强;人类不重师,则世界不得太平。”[4]陶行知不仅是一个教育理论家,而且是一个教育实践家。他的崇高人格、渊博学识、关心学生、平易近人的品质,实为当今教师教师楷模。我们不妨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提炼出教师的自我塑造要求:
1.以身作则,为人师表
古今中外的教育家都强调教师以身作则的重要性,陶行知也强调正人必先正己,注重“以人教人”,注意以身作则。他曾说过教师要严于律己,使自己“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要修养到不愧为人师的地步”。[5]陶行知一生的教育实践之所以能够取得相当高的成就,之所以能够桃李满天下,直到如今仍流风遗韵不绝,都与他以身作则、“以人教人”密切相关。作为新时代的教师,首先要做到以身作则,凡要求学生做到的,自己首先应当做到,只有这样,才能发挥教师的楷模作用,才能如丝丝春雨滋润幼苗,对学生起潜移默化的作用。
2.精于业务,好学不倦
教师的一个重要任务是教学,是传授知识给学生,如不精于业务或不懂业务,则教不好课。陶行知曾指出:“我们做教师的人,必须天天学习,天天进行再教育,才能有教学之乐而无教学之苦。”[6]每一个教师,都要切实掌握所授学科的知识技能,并要逐步达到精通的地步。陶行知认为,教师应有足够的知识储备,他指出:“读书多,则积理富,积理富,则随时应用,绰有余裕矣。”[7]只有博识多闻,上课时才能做到得心应手,游刃有余;才能做到问一答十,举一反三;才能使自己的教学内容丰富多彩,更具说服力。
在学习方面,教师也必须责无旁贷地给学生做出好学、勤学的榜样。教师更有责任在业务上力求长进,努力跑在学生的前头,才能引导他们不断前进。
3.关心学生,诲人不倦
1926年,陶行知在《我之学校观》一文结束语中说:“我要有一句话奉劝办学同志,这句话就是‘待学生如亲子弟’。”[8]教师只有诚心诚意地爱护自己的学生,才能诲人不倦,教好自己的学生。陶行知奉行的是“爱满天下”的宗旨,他说:“我们奋斗的工具是爱力而不是武力。”[9]在他看来,爱是一种力量,高尚纯洁的师生关系,更易引起学生心灵的强烈共鸣,从而取得较佳的教育效果,达到教育的目的。
崇高的师爱还表现在对学生一视同仁,不偏爱,不以家庭门第、穿戴面貌取人。孔子提倡的“有教无类”就属于这一类。陶行知继承和发展了这一思想,进一步把爱生与为民族培养人才之幼苗联系起来。陶行知在重庆为难童所办的育才学校就是一例。如有一次,育才学校在重庆保育院招生时,有一位患癞痢头而有音乐才能的孩子因正患疟疾发烧而未能参加考试,陶行知得知后,亲自写信给该院院长,请他派人把这孩子送到学校就读音乐组,充分体现了其惜才、爱才之心。
师爱还体现在整个教育和教学过程中。如在教学中,教师应本着虚心和谦逊的精神,对学生的提问,自己不懂就不要装懂,切忌故弄玄虚或避而不答。陶行知曾说过:“教师的成功是创造出值得自己崇拜的人。先生最大的快乐,是创造出值得自己崇拜的学生。”[10]
4.勇于创新,进行科研
陶行知在一首诗中写道:“人生为一大事来,丈夫志在探新地。”这正是他自己开拓、探索和创造精神的极好写照,他一生对教育理论的各个领域都进行了探索和创造,并撰写了大量论著。新时代的教师也应该由知识型向科研型转变,素质教育迫切需要科研型的教师。教育是面向未来的事业,教师肩负着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重任,应该站在时代的前沿,站在现代教育理论的前沿,勇于探索,敢于创新。广大教师一定要把教学实践同教育科研结合起来,做一名科研型教师。
古人说:“师者,人之模范。”捷克大教育家夸美纽斯说过,教师是太阳底下最光辉的职业。教师要无愧于这一光荣称号,就必须明确自己的社会作用和地位,时时注意加强教师自身的职业道德修养,处处讲求以身作则,为人师表。陶行知毕生忠于人民教育事业、献身教育事业的精神,“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的高尚品行,以及他的较为全面的有关教师如何加强道德修养的见解,都是极其宝贵、有待我们认真学习并付诸实践的道德资源。
三、从陶行知强调“手脑并用”的观点看培养素质型人才的重要途径
陶行知有一首歌:“人生两个宝,双手与大脑,用脑不用手,快要被打倒。用手不用脑,饭也吃不饱。手脑都会用,才算是开天辟地的大好佬。”[11]他主张教育与社会生产劳动、社会生活实践结合起来,在劳力基础上劳心,培养社会发展实际所需要的人才。陶行知强调必须培养“劳力上劳心,手脑并用”的创造型、开拓型人才,提出“看学校的标准,不是校舍如何,设备如何,乃是学生的生活力丰富不丰富”。
在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今天,我们更应该坚持理论联系实际,把教育的着眼点放在现在和未来的生活中间,不是只单纯传授书本知识,片面追求升学率。要更好地培养千百万各行各业的、有生活力的、有创造精神和开拓能力的劳动者。要丰富课外活动,增设兴趣小组,让学生自我组织,广泛参与,培养学生的自我表现能力,培养其个性特长。
注释:
[1][2][3][5][7]《陶行知全集》,四川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一卷,第408、83、136、576、67页
[4][10][11]《陶行知全集》,四川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三卷,第31、482、521页
[6]《陶行知全集》,四川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四卷,第633页
[8]《陶行知全集》,四川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五卷,第76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