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该树立怎样的民族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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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树立怎样的民族意识范文第1篇

文学传播的实质是文化传播，突出的表现为人们对传播中价值问题的关注。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七千多年来在与时俱进中创造的物质和精神文明，是世界历史上最悠久、灿烂而又从未中断过的人类文明奇葩。它具有无穷的魅力和鲜明的民族特色，是中华56个民族和海内外华人共同的精神财富、情感纽带和身份认同的胎记及挥之不去的烙印。因此，经典文学传播要注意对民族情感的尊重和民族文化的准确理解和把握，只有这样才能使受众接受。例如，中国古典小说名著在亚洲等华人圈短时间内大受欢迎的盛况与其在欧美的渐次升温，背后都与中华传统文化的影响力有关。

从文化的规范功能看，传播的一个重要作用，就是要宣扬规范（包括规范的变化），将规范“常识化”，可以说，传播加固了社会的向心力。从广义上讲，文化是能够系统地完满地自洽地解释自己的意图行为的一套知识。一个人有文化，也就是他被“文”化了，他习得了包括语言在内的一系列的条条框框，懂得了习俗、历史语境（包括意识形态），能够将事实、见闻（包括历史上的和正在发生的）纳入自己的视野，在理路上与业已有的认知融通起来，做出响应、判断。从这也可以看出，文化延续，实际上是在进行一项项的教化、传达、文化延续的过程，是一个生动细致的传播过程。文化是一个自洽的系统，与地域相关，不同的文化各有特色，一个传播系统（包括传播内容、传播方式、传播路径）关联的是一个独具特色的文化系统。一个传播系统的特点也将揭示一个社会的特色，如古代的烽火戏诸侯中，所体现的就是与以信息高速公路为传播方式为主的一个大不一样的社会。传播的文化品格，实质是说，传播是一个充满了价值、感情的领域。价值是有层级的，有等级的。一个社会总有它的核心的、最高的价值标准，这个标准由于层级高，而形成对其它个人标准的势能。最高级的价值是和这个社会的议事日程一致的，它指向社会设定的发展目标。传播所做的事，就是将这个最高的核心标准传达下去。传播就是要企图达到各个文化共同体及不同的人之间的互动。

优秀传统文化是民族凝聚力的思想基础，经典文学是优秀传统文化的坚实载体。优秀传统文化是树立民族自信心与民族自豪感的精神支柱。文化的认同是高层次的认同，文化的力量是一种潜移默化、无可匹敌的力量。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儿女的精神依归，博大精深，源远流长，丰富多彩，具有极大的包容性、亲和力和生命力。中华文化的崇尚统一、追求和谐、注重道德、张扬自强高尚人格、讲求厚德载物气度、主张革新鼎故与时俱进等优秀传统，不仅是中华民族生存发展的悠久历史的精神结晶，更是民族发展的精神动力。要维护民族团结、民族统一，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保持一种强大无比的民族向心力、凝聚力，不仅需要共同利益的物质基础，而且需要能维系人心、增强民族团结的民族精神、民族文化的思想基础。一个民族要有强大的凝聚力，就必须有强烈的民族自信心、民族自尊心、民族自豪感。优秀的民族传统文化是提高民族自信心的主要依据，自信心的根源在于对民族文化的优秀传统正确认识。通过经典文学作家们的文学作品，世界不同民族的人民认识了中国文化，认识了独具特色的中华民族的文化、文化发展、文化交融、碰撞以及这些民族文化的内在精神。

经典文学的价值存在于其自身的广泛传播和人们的理解之中，经典文学的存在也因其广泛传播和受众的种种理解而呈现出一种多样化的存在，而受众都是文化造就的。中国文化绵延五千多年，这在世界文明史上是独一无二的，说明了中国传统文化巨大的凝聚力和超常的稳定性。中国传统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的历史文明，中国传统文化凝聚力就是这种历史文明的结晶。文化凝聚力有着它的历史内涵，又需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丰富和发展。中国在世界上被誉为文明古国、礼义之邦，这都与以儒家思想为主干的中国文化，尤其是与其伦理道德学说的熏陶有密切关系。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对形成中华民族的民族意识、民族心理、民族精神、民族文化、民族素质、民族品格等，起着重要的潜移默化的教导作用。这种文化凝聚力是社会发展的潜在动力，是加强民族凝聚力的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是联系炎黄子孙的纽带。

文化根源是形成一个民族凝聚力的根本原因。因为这种凝聚力说到底是一种观念，一种意识和一种无形的文化链接。中国文化是形成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坚实基础，是使中华民族一代又一代绵延不绝的血脉之根，而中国文学记载着久远而优秀的中国文化，经典文学中的很多东西都与文化传播分不开，注重优秀文化的熏陶和对中华文化的体认，强调阅读经典名著、优秀诗文，体现了浓郁的人文情怀和广阔的人文视野。《楚辞》的诡谲奇丽，《诗经》的质拙朴实，唐诗的雍容华贵，宋词的典雅绮秀，都通过文学语言显现出博大精深的文化意蕴，体现出一种民族文化精神，一脉中国气派。中国传统文化中有陈腐的内容，也有优秀的内容。中国的陈腐传统如封建思想以及所谓国民劣根性之类，易于认识却难以克服。中国文化的优秀传统却难以认识而不易理解。我们创建新文化，必须严肃批判陈腐的传统，同时也必须深刻理解优秀传统。这是一项严肃的工作。让学生接受中华民族的文学，就是接受中华民族的文化价值，使得它们与学生自己的文化保持着割不断的心理联系，形成健康的民族意识和强烈的民族感情。

文学是文化的结晶，是文化要素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如果把文化看着是有物质的、行为的、精神的三个由表及里的组成层面，那么文学应该是文化的精神层面的组成部分。实际上，今天人们认识一个特定区域或民族的文化，除了田野考察之外，最主要就是通过文学、哲学、艺术等精神文化层面的东西去认识的。哲学是一个民族文化的精髓，而文学则是一个民族的文化最为集中、最为形象、最为生动的集中体现。要认识中国文化，最为集中、最为生动、最为形象的莫过于诗经、楚辞、唐诗、宋词、四大古典名著等。这些伟大的作品，展示了中国人的生活，描述了中国人的生存环境、记载了他们的情感、婚姻、习俗，抒写了中国人的精神、思维方式，提供了中国人的社会结构。同时，在这些伟大的作品进行传播时，这些伟大的文学作品又构成了中国文化的一部分，并且将中国文化升华了，升华为一种伟大的文化，一种可以为全人类所共享的文化。可以说不能通过自己民族的文化文本将自己民族的文化升华的民族，其文化不可能长久，也不可能真正为世界各民族文化所认可。

经典文学在传播的过程中仍然保持着每个民族和地区的特色。文学的引进不是模仿，是创造；文学传播不是简单的同化，而是多元共生。如传统文学作品的跨文化传播中的文学翻译活动，是一个在文学传播中跨越不同语言系统的语言处理平台；翻译中的选择和改编，则是解决文学传播中跨越不同审美系统的审美处理平台等。文字是异地传播的主要媒介，我国丰富的文学遗产中描述文字传播的比比皆是，例如罄竹难书、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唯恐说不尽，临行又拆封、独下千行泪，开君万里书等。文字和书信对古人来说跨越时空的唯一媒介形态，我国语言中流传下来的这些关于文字和书信的诗句表现了再现媒介系统的巨大价值和曾经的不可替代性。

中国人是重视反思历史的民族，流传千古的经典文学中不乏诸如咏史诗等，缅怀历史，追慕前贤，评论前代的成败得失，总结历史经验的佳篇巨制，它们是联接历史与现实，增强民族凝聚力的纽带。面对民族发展遭遇到的种种劫难的，经典文学中较为普遍的处理方式是将个人的苦难与民族的苦难联系起来，从而使个人的苦难具备了超越个人的普遍的启蒙意义。作家在个人苦难经验和民族灾难之间就有了一种普遍的联系，这种联系，一方面满足了作家个人情感宣泄和表达的愿望，另一方面也为他们心系庙堂，表现对时代历史的思考找到了一个切实的途径，但与此同时，也往往使那些古代士人受难者的形象沾染上一层虚构色彩，体现了他们企图在民间和庙堂之间构筑士子神话的努力，在这些受难英雄的身上，多少显露了这一批知识分子对自身经历的一种迷恋情绪。民族凝聚力是一个历史的范畴，它的发生和发展建立在本民族的发生和发展的历史之上，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是其经济、政治、文化的集中体现，是民族国家精神之所在。“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要涣散一个民族的凝聚力，必先摧毁这个民族的历史，反之，要强化一个民族的凝聚力，必先令其成员懂得自己民族的历史。经典文学中那些立意高远、见解独到的咏史性质的名篇佳作正是使中华儿女认识历史、传承历史、感受教益，强化民族意识和历史责任，为民族振兴积蓄奋进昂扬的精神力量。

崇德重义，追求精神境界，也是中华民族凝聚力德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自身修养方面，表现为不断的自我完善，向往理想人格。从孔子的“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强调“士可杀不可辱”，“君子谋道不谋食”，强调“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到孟子的“富贵不能，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至大至刚”养“浩然之气”。几千年来，深入人心的儒家思想，之所以特别崇尚人的精神追求，并不是为了宣扬仙风道骨，不食人间烟火，而是特别强调在利与义冲突的情况下，作为与禽兽有别的人，该作怎样的选择。“生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正是这种“唯义所在”的人生追求，我们从文学作品中看到了一幅幅天地正气图，听到了一首首人间正气歌，他们似一股清流荡涤着俗泥污浊，反照出见利忘义者的卑琐。

应该树立怎样的民族意识范文第2篇

认为：生产方式是人类社会生活所必需的物质资料的谋得方式，并在生产过程中形成的人与自然界和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的体系，即表现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两个方面。其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是生产力，即人与自然界的关系。由此确定的社会存在决定特定的社会意识，在总体上它是一类确定的文化，这种文化是对社会存在的反映，受社会存在的制约，个人或集体都自觉不自觉地受这种文化的影响。所以说，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在根本上决定着整个社会生活的基础及其变更，这同样适用于文化创造。因为任何民族无论历史赋予怎样的特殊性，都无例外地首先必须采用一定的生产方式解决衣、食、住、行等生存问题，然后才能进行社会分工去从事其他社会活动并构建精神生活。而人们为了解决生产中的各种矛盾，不能不发展其内部和外部的交往关系，文化就是在解决这些共同矛盾――人与自然的矛盾和人与人之间的社会矛盾――的活动中发轫和沿革的。所以说，生产方式的存在与发展是文化形成和演进的基础。

正如马克思所说：“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的一致，只能被看作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此外，“环境的改变”也即人“通过实践创造对象世界，改造无机界”。由此可见，人类的实践就是文化创造，或者说是在一定文化意义指导下的实践。

离开了文化创造就不是人的社会实践。正是在这个视界上，我们可将的“文化”内涵精确地厘定为“创造和实现人的价值的对象化活动”。把“创造”同“人的价值”关联起来，这在实际上确定了人在实践中的主体地位，并为“文化”指示了一种“人为”而“为人”。

由此可见，人类实践的“生产方式”是文化形成的前提和基础，而文化反过来指导人类实践。当这种决定性的“生产方式”不普遍存在的时候，他所创造的文化也会被渐渐地忘。

人类作为这个地球上的特殊成员，为了生息和繁衍，不断通过某种生产方式改造和更新大自然，同时也会形成一种自我意识，也就是固有的文化。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初级阶段，某种特定的生产方式决定人类对自然的依存度极高。随着科学技术的日益进步，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高度，人们的生产实践受自然的约束甚微，但却忽视了另一个问题，那就是逐渐背离了人与自然的文明的合乎道德的关系。伟大的生态文学家梭罗就强烈反对凭借科学技术干扰自然和统治自然，不赞成以人为本地对待自然。他还强调，人类应当崇拜自然，这种在更高阶梯上的自然崇拜，不仅能够拯救自然，而且能够拯救人类自己。直到人类和自然都面对生存危机的今天，人们开始认识到生态平衡，生态保护的重要性，人们在吃尽了毁灭大自然带来的苦果后，充分认识到保护大自然就是保护我们自己。而今天，如何创造一种生产方式来承载和谐生态理念呢？以蒙古民族为代表的游牧民族所选择的生产方式创造的生态文明理念给我们带来了深刻的启示。

二、蒙古游牧民族和谐生态理念的形成

蒙古民族曾经是典型的游牧民族，这个民族自形成以来就以游牧为主要生产方式，并在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创造了辉煌的历史。蒙古民族在长期经营游牧经济的实践中，充分掌握了草原生态系统的内在关系，更重要的是从日常生活习惯到生产经营活动，从伦理道德到法律条文，从家庭教育到处处都体现了草原文化的核心内涵――和谐生态意识，这与蒙古族的自然崇拜和是密不可分的。蒙古游牧民族拥有从宇宙看人类的生态观，这种观念，视天地人为一体，把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作为自己的核心，把“自然神灵的生态崇拜”与“天地人的生态伦理”作为人的基本内涵和价值尺度，主张至诚尊敬大自然，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当作行为准则和价值尺度。这种体现在各个方面的和谐生态理念归根到底是由游牧生产方式的存在决定的。一个民族的自然崇拜和、价值观念都来自于社会生产实践，是在实践中创造的民族文化的一种体现。

游牧生产方式是迄今为止惟一以不破坏生态为前提的生产方式。它是一种简单再生产，草场面积和载畜能力的有限性迫使养牧人在畜群规模和草场生态平衡之间做出选择，采用限制牲畜数量的办法求得游牧业的可持续发展。游牧民族是较早的环境保护主义者，由其游牧的生产方式所决定。与自然生物融为一体，和谐共处，成为生物圈中不可替代的生物链环，不仅保持了古老的游牧文明，也保护了当时的自然环境和生态环境。作为生产组织的社会结合方式之一，游牧生产方式曾经是草原地区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它对促进草原畜牧业发展、保护生态发挥过重要作用。所以说，蒙古游牧民族几千年古老的生产和生活方式是草原文化生态和谐理念产生的决定因素。

游牧生产方式的显著特征在于充分利用自然永续资源和环境来延续游牧人的生存技能。不断地迁徙和流动对于易于破坏的高寒腐质土的草原地带是唯一的生产适应方式。牧草资源和水资源是游牧文明产生和发展的物质基础，牧草的优劣和增减直接关系到游牧民族的兴盛与衰亡。有了丰美的水草，才能养育肥壮的牲畜；有了肥壮的牛羊马驼，才能确保游牧民族和游牧文明的存在和延续。水草和牲畜成为游牧民族的生命，它不仅是生产资源，也是游牧人的财富动产。因此，游牧民族很早就有了草原保护的习惯法、成文法和刑法。生态保护和环境安全意识是游牧民族民族意识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核心价值观。自然保护意识植根于族群的深层意识当中，继而又上升为游牧人的民族意识。除了长期与游牧人生存息息相关的环境保护与生产消费内在统一以外，游牧社会的统治者也会用法律、宗教、道德和伦理来约束人们的意识和行为。游牧作为一种生产方式，除了很好地适应干旱大风的草原气候以外，对于脆弱的草原生态环境也不构成太大的压力和破坏。游牧生产方式所这种和谐生态理念所蕴含的就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特征，而这种人与自然的和谐生态理念在历史上就是基于游牧生产方式而形成的。

三、游牧民族的和谐生态理念对当代的启示

游牧生产方式曾经是草原地区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对促进草原畜牧业的发展、保护生态发挥过重要作用。然而，随着现代科学技术在畜牧业中的应用，它逐渐失去了先进生产力的性能而成为中性生产力，与分工、协作一样成为先进生产力发展的基础。由于受人口、草场面积、产权结构、经济形态、社会组织、农耕等一系列苛刻条件的限制，传统游牧业不可能再现。但现代生产方式依然可以利用游牧生产方式的合理内核来实现经济社会的永续发展，以寻求一条可持续发展道路。

（一）保护生态环境，维护地区自然生态系统和经济发展的平衡与和谐

重视生态建设，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加大治理环境污染的力度，禁止各种掠夺和破坏自然的做法，坚决改变以破坏资源和环境为代价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采取坚决行动保护自然，维护自然生态系统的平衡与和谐。同时，在全社会大力倡导节约资源的观念，培养节约资源的良好风尚，努力形成有利于节约资源、减少污染的生产模式、产业结构和消费方式，构建资源节约型经济体系和资源节约型社会。

（二）转变发展观念，发扬“生态文明”发展理念

目前我国正处于工业社会的中期加速阶段，要遵循社会发展规律，就需要大力度调整产业结构，大力发展服务业和循环产业。要依靠科技手段，大力发展先进生产力，坚决淘汰落后产能和技术，推动节约发展、清洁发展、可持续发展，实现自然资源的永续利用，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因此，必须高度重视科技进步的重要作用，着力提高经济效益，合理利用资源，保护生态环境，走可持续发展之路，走新型工业化道路，这有利于资源的永续利用和生态环境保护，符合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

（三）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发展循环经济模式

促使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增加资源投入带动向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带动转变。以资源的过度消耗和生态破坏为代价推进工业化，不仅资源难以支撑，工业化和经济发展难以为继，而且生态破坏、环境污染，妨碍人民生活质量的提高。要通过培育循环经济产业链，使循环经济和循环产业成为新型工业化发展的引擎和抓手，提升和优化工业发展结构和质量效益。推动产业多元化发展，提升工业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的效力。通过转移和减少农牧民致富农牧民，放开土地、草牧场等生产要素价格，引入市场机制，实现资源优化配置，推进农牧业产业化进程，提升一产对经济增长的带动效益。

（四）合理开发和利用资源，实现地区经济永续发展

树立社会发展资源环境观，合理开发自然资源，增强环境保护意识。运用高科技手段研究自然发展与人类社会发展的关系。研究生态、环境可以承受的能源资源的最大开发量和开发速度及有利于生态环境保护的开发方式，制定严格的资源和环境保护法规,以及人民健康安全和劳动保护法规并严格执法。建立资源开发的经济、生态、社会效益同步发展的治理模式，从开发地下资源或其他优势产品获取的利润中提取一定金额投入水土保持和沙漠化的土地整治，并吸取当地群众直接参予地下、地上的资源开发和环境保护整治工作。

四、结语

应该树立怎样的民族意识范文第3篇

良好的班级管理，思想道德建设是关键。思想道德在班级管理中占据重要的位置。一年的班级建设实践，学生的各方面都有很大的提高。但是在思想品德、学习意识和行为习惯上还有待加强。1.学生的思想品德问题。学生的品德问题是管理上的一项重要任务。在班级中，品德的力量是班级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伟大的教育家陶行知说过：“因为道德是做人的根本。根本一坏，纵然使你有一些学问和本领，也无甚用处。”抓好学生的思想品德，让他们学会认知，学会做人，对他们今后受益匪浅，也能很大程度地促进班级的良性循环。但是就现在的情况来说，有些学生的品德问题出现了下滑的趋势，他们对同学不是那么友好，对老师的教育充耳不闻，根本不把老师放在眼里，不尊重师长等。他们的身上还存在一些落后的品德认识观念，还需要转变和强化教育。2.学生的学习意识问题。在少数民族地区，家长对孩子的教育不是很重视。大部分家长由于文化水平的关系，在对子女的教育上观念落后，束缚和影响着孩子，并把一些不好的生活习惯带给他们。要建设特色的班级，首先就要引起家长对学习的重视。其次是学生主动学习的意识不强，没有很强烈的学习动机和学习愿望，学习成绩比较差。而班级管理最优化的效果是做到和谐地发展，学生的评价指标中重要的一项就是———成绩。当然，这里的成绩不单是狭隘的分数，而是包括分数在内的评价体系。在我所教的班级中，有关学生的分数及对分数的评价体系不是很理想，这与学生的学习意识有很大的关系。学生的意识不强烈，凸显在自信心不够，不能很好地完成老师布置的任务上。

二、班级管理问题的解决方法

1.，创设平等民主的班级管理氛围

针对少数民族学生的特点，要想在班上管理好他们，首先是要从文化上去包容他们，对他们特有的民族意识、生活习惯要理解包容。学会尊重他们固有的文化形态和习惯养成。在保亭，每逢黎苗族节日，很多学生都会感到激动和兴奋。有些村寨会举行相应的文化活动，或者祭祀活动，这时候就有学生想请假回去。每每此时，我会告诉他们要以学习为主，如果迫不得已就批准了他们的请求。除此之外，有些学生在行为交际方面有一定的狭隘性，只和自己同一乡镇（村）的玩耍，甚至组织成小团体，互相对抗。针对这些问题，我采用“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的策略，把来自不同乡镇的学生进行择优管理，互相组合，互相牵制，达到管理上的平衡。不管怎么，对待班上的学生我都一视同仁，平等对待。这种民主性的管理，解决了同学间不友好的局面，对于维系班级的稳定和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也加强了班级的凝聚力、向心力。

2.树立典型，解决好学生的思想品德问题

在班级中，要重视品德的力量和榜样的示范作用。学生是发展的人，在前进的路上难免会走“错路”，甚至走歪路。这不奇怪，“金无足赤，人无完人”，何况他们还是一个个懵懂的孩子，况且我们成年人都有犯错的时候。教师只要真诚地向学生倾注一片爱心，就能真正地走进学生的心灵。所以，面对孩子犯错，如果我们大发雷霆，失去理智，在一定程度上，我们就是不“健康的人了，而此时的言行就可能对学生造成终身伤害。班级管理是一门艺术，它需要我们用宽容的心来解决问题，让班级和谐发展。威廉•詹姆斯曾说：“智慧的艺术就是懂得该宽容什么的艺术。”可见，拥有这样的宽容之心，无论对学生还是对自己都是一剂良药。每个孩子身上都有闪光点，我们只有善于捕捉这些闪光点，去欣赏他们、赞美他们，他们才会变得可爱，才会更充满自信。教师的宽容反映出教师品德的力量，有宽容心的教师，用自己的爱化解学生之间、师生之间的矛盾。巴特尔说：“教师的爱是滴滴甘露，即使枯萎的心灵也能苏醒；教师的爱是融融春风，即使冰冻了的感情也会消融。”这就是让教师有爱，有宽容之心。结合近一年的班主任工作，我设计了两条“线”来辅助班级管理。

第一，通过课内课程和课外活动的方式来塑造品德的影响力。比如，在上思想品德课时，我会根据课文的知识来拓展有关的故事情节；在讲和抗美援朝的时候，重点介绍全国战斗英雄陈理文（保亭人），让学生感受到保亭的革命前辈的光辉事迹，激发他们去好好学习，争取努力成才，建设家乡，报效祖国等。通过这种方式，把书本知识引入学生实际进行教育。此外，开展课外活动，让学生在活动中潜移默化地受到思想的教育。在活动中，师生关系相对随和。这时就能抓住学生的行动和思想品德展开教育，让学生在轻松愉悦的氛围中学到做人的道理。

第二，重视正面榜样人物的塑造。榜样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在班集体建设中，成绩好的学生大部分在思想和行为上对全班起着引领和带头的作用，他们在班级中充当了积极的角色，是班级中健康、向上的代表，他们的言行举止体现出来的效果就是榜样的正效应。在班级建设中要充分发挥这些学生的榜样作用。

第三，进一步完善和强化学校班级规章制度。每个班集体都有一定的规章制度，班级的规章制度从属于学校的制度与规则，也具有强制性的原则，只是管理目标和行为导向更为细化、更为具体。比如，学生上课说话、不扫地、打架等事件该如何来具体地处罚。当然，现在老师对处罚学生颇显为难，怎样处理才客观有效，这是个问题。我个人认为，“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学生违反了校规或班规，需要对他们采取相应的行为措施。但在这里需要注意一些问题：

第一，注意学生的情绪反应和行为变化。在惩罚之后做好思想工作，稳定学生的情绪，恩威并用。

第二，惩罚要具有及时性和时效性。“当断不断反受其乱”，把握好时间和分寸。第三，要让学生认识到为什么会受到惩罚。让他从心理上和行为上认识到错误，从而心甘情愿地接受惩罚。但是，我们在教育中要正确掌握惩罚的尺度，注意方法，使之产生最小的负面效应，换取最大的教育效果。惩罚学生不单是让他明白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关键还是让他在惩罚中认识自身，约束自己，尽快向班级所预设的正确轨道前进，达到把学生教育好，把班级管理好的目的。

3.营造舆论，解决学习意识不强的问题

正确积极的舆论氛围，对学生的成长有着重要的促进作用。班级舆论的创设，要体现一定的班级特色，要体现民族性、愉悦性的育人特点。可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尝试解决：

第一，培养积极向上的心理趋向。因其是少数民族班级，学生又来自乡下，基础较差，首先就要给予大胆的鼓励，尽量引起他们对学习的兴趣，激发其主动学习和探究欲望。

第二，尊重学生，尽量不做否定性评价。在课堂上，许多老师不尊重学生，特别是对差生。苏霍姆林斯基曾说：“没有一个孩子是毫无才能的平庸之辈。”教师要充分尊重学生的人格，保护他们的自尊，客观评价他们。良好的班集体，离不开互相尊重，互相欣赏。在班级管理中，最重要的是民主与专制两者并行，恩威并用。第三，正确看待学生的分数。分数是衡量一个学生是否进步的最好指标，多数老师以分数论“英雄”，但是要注意对分数进行横向和纵向的比较，要考虑试卷的难易程度和学生当时考试的心理状态，客观分析学生是否进步。要尽量灵活地对待学生的分数，多给予激励评价。“世界上没有两片相同的树叶。”每个班级都有自己的班级管理文化，每个学生都有与其他学生不相同的地方。学生之间存在个体差异性，要求老师制定相应的策略：

第一，因人而异，因材施教。对于不同的学生，因其身体、心理和其他方面的原因，教师从实际出发，进行差异化教学，以便来平衡个体与个体之间的差距。

第二，创造和谐的竞争激励机制。可通过暗示的方法，让同一级别的学生进行竞争，继而有所进步。当然，还要和自己开展竞争。拿破仑说过：“最大的敌人就是自己。”如果学生能够克服心理惰性，意识到学习对自身的重要性，也就会充满信心，加倍努力。

应该树立怎样的民族意识范文第4篇

关键词：族裔身份 文化转型 创作视角 写作策略 多元文化

美国华裔文学作为一种文学类型，是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才开始受到普遍关注的。为得到这种认可，华裔作家做出了诸多有益的探索，并付出了卓绝的努力，过程不可谓不艰辛。从20世纪初北美华裔作家[1]开始尝试虚构文学作品的创作至今，历经一百余年的发展和革新，一代又一代的华裔作家从自身经验出发，结合社会文化的大趋势在不断丰富和充实着文学可表现的多元内容；树立和拓展文字书写的可能性，以此传递更为丰厚且多样的审美情感和审美想象。由于大多数华裔作家有着相似的文化背景，她（他）们不约而同地把身份认同、文化冲突、族裔传统和生存境遇作为文学想象的契入点；把碰撞、互动、融合视为文学交流的不同形态。因而在美国华裔文学中我们常见关于族裔经验、文化反思、身份意识的叙述。但作家之间毕竟存在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生存状况、创作诉求等多种差异，所以创作视角和写作策略也就自然会有分化。就纵向的线索而言，作者对于身份和文化的讨论还是或直接或迂回地出现，只是有时被积极彰显有时又被故意隐藏。就更广泛的背景而言，不同时期的社会趋势和文化倾向也从中得以体现。随着全球意识和多元文化的日益突显，强调华裔创作与主流的白人文学之间对话式的文学写作开始受到更多的重视，于是重新思考华裔文学的写作特征和写作策略显得尤为重要。本文就试图探求近年来美国华裔文学中华裔作家如何运用具有族裔和文化特征的手段去建构文本，又是如何进一步突破这种框架，进入调和文化结构、全球化和建立散居族裔（Diaspora）视点这一文学写作的新阶段的。

一.族裔身份作为一种文化符号

后殖民主义批评一般意义上很注重身份认同与较为宽泛的民族历史和命运的关系问题。[2]斯图亚特·霍尔（Stuart Hall）在《文化身份与流散性》（1990）中使用“杂交性”这一概念来界定族性，以此来强化流散民族身份中的“两面意识”。在华裔美国人的身份历史中，“美国的”和“华人的”共同支撑了身份的两面性，形成了一种双声结构。当民族意识进入到文学想象的领域中，华裔作家便将族裔身份作为一种文化符号来使用，并呈现出三种形态：彰显族裔身份以树立自身存在价值；隐秘某些族性记忆以迎合主流文化；积极将族裔意识投入到与他种文化的对话中。在这一发展过程中，有关族裔的话语被放在不同的情境中构成各种叙事手段和故事情节。

1943年美国撤销了长达60多年针对华人的《排华法案》，在随后的几十年中，移居美国的华人大量增加，美国华人的生存状况也发生了很大改变。现当代美国华裔文学在反映这一变化时就“渐渐地开始从表现受主流社会压迫和歧视的血泪经历转入到对自身存在价值的思考，开始具有越来越强烈的‘自决自立’精神。”[3]到20世纪七八十年代，美国华裔文学进入转型期和觉醒期后，大批具有影响力的作家作品不断涌现。1976年，汤亭亭（Maxine Hong Kingston，1940-）发表代表作《女勇士》（The Woman Warrior），1980年又发表《中国佬》（China Men），1989年发表《孙行者》（Tripmas-ter Monkey：His Fake Book），将美国华裔文学推向一个高峰。其作品中借用“木兰代父从军”的中国传统典故进行叙事移植；采用“美猴王七十二变”的古典小说形象构建审美想象。这种写作策略之所以为美国学界关注，与作者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典籍的善用不无关系。且不论这种挪用是否忠实于原典，但起码是为华裔文学进入公众视野开辟了通道。继汤亭亭之后，谭恩美（Amy Tan，1952-）推进了华裔文学的繁荣，她在1989年出版的《喜福会》（The Joy Luck Club）雄踞《纽约时报》畅销书榜达九个月之久，并横扫多个图书奖项。与汤亭亭相较而言，谭恩美对于民族符号的运用更加细腻、感性，如涓涓细流浸透了美国读者的心灵。《喜福会》中作者把全书形象地构筑在一张麻将桌上，用打麻将时东、南、西、北四个方位代表四个家庭，母亲和女儿可以像打麻将一样轮流坐庄，依次采取第一人称讲述自己的故事。这种整体布局使小说在获得一种独特艺术效果的同时，也把中国元素的内在魅力发挥到了极致。显然，即便一再强调小说的美国性，汤亭亭和谭恩美还是毋庸置疑地以文本重塑和演绎了族裔身份，并取得了很好的阅读效果。

任璧莲（Gish Jen，1956- ）是稍晚于上述两位华裔作家的另一位代表人物。分别于1991年和1996年发表了她的系列作品《地道美国人》（Typical American）和《应许之地的梦娜》（Mona in the Promised Land）。她的小说传达的是迥异于汤亭亭和谭恩美所呈现给美国读者的另类华裔经验，其中没有中国的典故传说，没有两代人之间冲突融合的情感经历，几乎没有中国饮食和习俗，也没有纠结的文化同化过程。族裔意识被刻意地隐没于中产阶级华裔轻松诙谐、满不在乎的调侃和自我嘲讽中。在《应许之地的梦娜》这部小说中，作者故意模糊族裔身份，体现多元文化主义思想，旨在以平等姿态改变不同族裔在阶级地位上的事实差异以及隐藏其中的等级关系。这时的族裔意识和族裔身份是在以一种更为隐蔽的方式存在着，寻找机会拆除横亘在不同文化之间的墙。从某种意义上说，任璧莲采用的这种隐秘族裔身份的叙事策略和视角在塑造主人公的文化身份时更具有挑战性，或许也更为有效。

20世纪末美国华裔文学发展的多元景观是伴随着“全球化”意识和后殖民理论而出现的，华裔作家在逐步探寻一种越界 的潮流和寻找新的传统，由此，华裔文学的主题内容开始表现出新的诉求。这里的“越界”包括族裔、文化身份的“越界”和华裔文学题材范围的“越界”。[4]具体体现为新崛起的作家们在创作上逐渐低调处理族裔性，在“去民族化”（Denationalization）的创作趋势中重新思索和探询传统。在这样一种创作背景之下，族裔性在作家话语里被使用的性质呈现出多样性，开放的写作态度愈加凸显。由此可见，族裔身份的文化符号特征已经被融合进与美国主流文化进行互动的目标当中。美国华裔文学中无论彰显族裔身份还是隐秘族裔身份，抑或是将族裔话语糅合进当代美国文化中，都是华裔作家在不同时期，结合个人经验和文化潮流而使用的写作策略。表达的是作家们对于艺术追求的不同理念和视角，抛开华裔作家的族裔身份来说，这种做法也已经充分展示了艺术思维的多种进路。如果把族裔身份看作一种文化符号，那么，少数族裔的族裔特性与美国主流文化之间似乎总是处在一种博弈的关系中，而美国华裔作家正是在文学作品中反映了这种关系的动态演变。正如乔纳森·卡勒所言，对于少数族裔群体、移民群体、妇女群体等来说，不稳定的文化和文化身份的研究尤为重要，因为他们在与较大的文化群体认同时可能会有困难，而他们又置身于这个较大的文化之中，而这个较大的文化本身是一个动荡不定的意识形态的建构。[5]

二.异质文化中的文学表现

谈及美国华裔文学，总无法回避文化差异的问题。诸如中西方文化的冲突、华裔美国人所面临的文化同化和文化选择的困境、对祖居国的文化想象、弱势群体的文化抗争等等，这些内容在文学作品中被不断提及、反复书写。这种特殊的文化情结难道必须是非此即彼的吗？难道没有一种文化类型是专属于华裔美国人的吗？基于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和回答，可以这样说：一种新型的、特殊的只存在于中美文化之间的文化传统可以被建立，并且正在被建立。许多华裔作家的声音说明了这一点，跨文化理论和视野也有力地支撑了华裔作家的立场。

“华裔美国人的身份既不是从美国，也不是从中国转换而来，而是植根于华裔美国经验的一种新的身份。”[6]这种新的身份建立在对不同文化的包容态度上，也建立在对异质文化之间互动模式的真实把握上。当代的华裔作家越来越明白这一点，试图在文学创作中探索出只属于华裔美国人的文化方式。华裔作家张岚（Lan Samantha Chang，1965-）的《遗产》（Inheritance，2004）是一个充分的例证。这部小说使用的是第一人称叙述的回忆式自传性文体，以讲述中国往事为主线，内容平实。1931年，第一人称叙述者红的外祖母因未能生育男孩而投湖自尽，抛下两个年幼的女儿如男和依男（长女如男是红的母亲）。两姐妹从此相依为命，姐姐如男长得高挑、优雅、独立，妹妹依男瘦小、平凡。后来，如男和一位名叫李昂的军人结婚。日军侵华，李昂去了重庆，如男无法跟从便决定让妹妹依男去照顾李昂。在动荡的社会背景下依男与李昂产生了感情，背叛了如男。最后，如男带着女儿移民到美国，开始了新的生活。依男与李昂则一直生活在中国大陆。作家对于这样一个故事的描写，充满了舒缓而含蓄、优雅而深沉的情怀，而且其“表达方式、叙述结构和语调、情感表露等都带有明显的中文作品的风格。这一切，似乎与现当代华裔作品有着鲜明的差异，谙熟英文的中国读者在阅读中有可能丝毫感受不到文化障碍，甚至会产生阅读母语作品的错觉。”[7]显然，张岚的写作态度和策略已经表明华裔美国人有自己的历史与文化，也有能力将自己的历史与文化用一种全新的方式展现出来。正如学者张琼评价说，“在《遗产》的安静叙述中，读者很难找到同时代的其他美国华裔作家笔下的东方的怪异和超自然现象，也少见中文与英文的滑稽杂交。而且，读者几乎听不到明显的谈论族裔差异，文化冲突的论述。在作家适度的、优雅的沉默中，我们可能忘却了彼此的外在差别，而述诸个体和审美感性的情绪因素则越发显现出来。”[8]

如果华裔作家在文学创作中建立自己的文化传统这一做法被认为是可行且有效的话，那么关于文化差异、冲突、互补的讨论则可以进入一个更深的层次。“华裔作家力图充当两种文化之间的媒介，尽量消除或减少两种文化的不相容，并通过自己双文化背景所赋予的与生俱来的优势，使无法理解变为能够理解，不可言说的变为可以言说，使两种语言与文化之间的正常交流与正确理解成为可能。”[9]从某种意义上说，在两种文化间的游移更便于找到异质文化互动的机制。华裔学者张子清曾经提出过这样的文学理想：就中国文化的前景来看，华裔文学应该被看作中国文学在海外的写作，同时也是美国文学重要的组成部分。[10]基于这种文化原则，华裔文学的创作和研究将获得更大的空间。

三.族裔经验的转变与文化转型

美国华裔文学逐渐成熟与质变背后起着决定性作用的因素归根结底来源于族裔经验的转变和文化全球化的大趋势。如乔纳森·卡勒指出：因为文学提供了丰富的材料而使近年来文学领域中爆发了关于种族的理论研究，同时也导致政治、社会的因素在身份建构中的作用越发错综复杂了。[11]华裔作家在作品中一直不断探索并建立起的审美体系、哲学意识和表现风格与此不无关系。

随着边缘和中心界限趋向模糊，“文化多元论和差异论观念逐渐走出学界而进入市民社会，”[12]文化环境和文化意识发生了很大的改变。这一改变包含着对政治层面消解权力中心的响应。华裔文学中所呈现的正是一个动态的社会化过程，当美国社会与世界其他国家发生权力关系的变动，美国社会本土出现族裔文化的新动向时，作为美国人的华裔群体势必会对这些改变有最直接、真切的体会。纵观华人初入美国社会至今的历史，华裔作家在文学作品中发出自己的声音之初至今的文学历程，社会历史文化在各个时期的发展均被记录下来。族裔经验的转变构成了华裔文学写作的总体线索。早期以反映华人艰辛的生存境况的自传类文学为主；之后致力于发出华裔群体自己的声音；当第二、第三代华裔在美国接受了良好教育之后，文学作品中对身份认同、文化境遇有了更多丰富的展现。其目的不论是为了迎合主流价值观，还是挑战白人文化中心，都 反映出族裔经验的巨大转变。当下社会，不能说文化霸权完全消失，但文化环境已相对宽松，更多的华裔美国人进入到主流视野，追逐和实现着他（她）们的美国梦，其中成功的典范越来越多，这说明华裔文学作品中表现的文化内容是越来越多元，并包含着丰富的社会内容，再把华裔文学单纯归类于任何主题范畴都已经不恰当了。“文学作品的特点是再现不同的个人，所以为获取身份所做的努力是个人内心的，个人与群体之间的抗争；角色或努力顺从社会准则和期待，或与之抗争。”[13]乔纳森·卡勒提示我们更应该关注文学书写视角的变化发展是如何动态地展现个人经验和族裔经验的转变，文化转型又是如何作用于文学写作的策略上的。如果能将具有普遍性同时又带有个性色彩的华裔生活作为写作的契入点，真实深入地关注个体存在的状况和意义，那么文化转型带给我们的将是一个更加生动的文学面貌。因为“当代华裔美国人站在伟大的文化集成之间，这两种文化在现代世界形成它们的过程中都发生了变异，具有了新的形态。”[14]正如保尔·吉尔罗伊（Paul Gilroy）所言，“文化身份”并非完成式，文化也并不“总是流入与本质上同质的民族国家的疆界与版图完全相等的模式中”。

华裔文学传承族裔历史、呈现文化转型、塑造华裔自身的文化意识促成了美国华裔文学写作多元视角的形成，也帮助接受者在两种文化的角力中打破非黑即白的选择传统。关于此斯图亚特·霍尔（《文化身份与流散性》）给过我们提示：流散的经验是通过承认必要的异质性和多样性来界定的。美国华裔文学发展到今天，其承担和传递的文学意义已经越来越多样，积累和蕴藏的文化意义也愈加深厚。通过对华裔文学写作视角的探究，可以发现，它已经用自己的方式为文学世界建立起了独特的审美体系（爱德华·赛义德Edward Said也强调历史文化语境下对文学和审美的关照[15]），创造了一种广泛的、包容争论的少数族裔话语。这种做法进一步拓展了文学可表现“社会行为中的人”的进路，成为华裔作家笔下一项重要的写作策略。

注 释

[1]水仙花（1865-1914）Sui Sin Far/Edith Maude Eaton于1912年发表《春香夫人》Mrs. Spring Fragrance

[2][14]] Raman Selden. Peter Widdowson. Peter Brooker， A Reader’s Guide to Contemporary Literary Theory[M]. New York： Harvester Wheatsheaf PublishPress.1989，P.273，281

[3]程爱民，邵怡，卢俊.20世纪美国华裔小说研究[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0：4

[4][6]蒲若茜.族裔经验与文化想象——华裔美国小说典型母题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63，36

[5][11][13]（美）乔纳森·卡勒.文学理论入门[M].李平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3：4，115，116

[7][8][9]张琼.从族裔声音到经典文学——美国华裔文学的文学性研究及主体反思[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238，244，277

[10]Zhang Ziqing.A Chinese Encounters Chinese American Literature[J].Amerasia Journal 34：2（2008）109-123

[12]李贵苍.文化的重量：解读当代华裔美国文学[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39

应该树立怎样的民族意识范文第5篇

［关键词］ 全球化；文化；中国电影；外宣

纵观人类历史的发展，有学者认为19世纪是军事征服世界的世纪，20世纪是经济发展的世纪，21世纪则是以文化创建新时代的世纪。21世纪，单凭“硬实力”很难赢得各国的尊重，因而作为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化，越来越受到各国政府的关注。近几年来，欧美等国先后提出了要提升软实力，强化文化在外交中的作用，并重视在国际上树立正面的文化形象。

在全球化的时代，电影作为一种影响范围广泛的大众媒介，在树立国家形象，提升文化软实力方面有着特殊的作用和重要的地位，它是一个民族、一种文化对外传播的有效途径。基于此，世界各国纷纷制定相关扶持政策，鼓励本国电影产业拓展国际市场，充分发挥文化软实力的影响力和渗透作用。正在变革中的中国电影产业也在积极主动地参与全球竞争，开拓海外市场。

一、电影在文化传播中的特殊意义

随着经济的发展、富裕社会的到来，文化成为公众生活中的普遍需求和主要消费方向，并因而成为经济发展的巨大推动力。当文化成为一种产业，其经济功能和文化功能相辅相成。通过文化来销售产品，通过产品来宣传文化，文化产品在获得经济利益的同时也在向外传播一个国家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从而实现文化产品的附加值。

电影是文化传播的一种特殊载体，特殊的传播规律使其在对外宣传中有着良好的传播效果。从传播的“培养分析”理论看，传播内容具有特定的意识形态倾向，但这些倾向在影视传播中一般不是以说教而是以“提供娱乐”的形式传达给受众的，人们的社会价值观在潜移默化中被同化了。

在美国的全球战略中，文化产业，尤其是电影，一直起着重要的作用。早在30年代，美国政府就意识到，电影和其他大众文化产品具有经济和文化双重意义，在宣传美国政治、文化和扩大经济影响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特殊作用。文化输出可以影响到其他国家和民族的语言、文化、民族意识，淡化甚至重写他们的传统和文化，从而创造新的民族文化记忆，促使其与美国的文化价值观融合。所以，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美国便通过各种政治和经济手段向全世界推销电影以及其他大众文化产品。

二、 中美文化在好莱坞电影中的碰撞与交融

美国是一个文化大熔炉，在利用他国文化资源时没有太多的心理障碍。梦幻工场好莱坞对他国文化元素历来奉行“拿来主义”， 它善于从全球范围内寻找可利用的文化资源，重新编码，推出经过文化转换的新产品来获得观众的认可，从而获得经济效益并成功输出美国文化。

好莱坞近年来逐渐意识到中国电影市场的巨大潜力。为了征服更多中国观众，好莱坞积极主动地在影片中添加中国文化元素来满足中国观众的文化喜好，因而中国文化元素近年来在好莱坞电影中频繁出现：《碟中谍3》中很多镜头取景于上海；西安和黄河成了《木乃伊3》故事的发生地， 秦始皇、兵马俑被唤醒；《黄石的孩子》中出现了敦煌戈壁；动画片《花木兰》讲的是中国家喻户晓木兰从军的故事；《功夫熊猫》中大量的中国文化元素得到展现。

1998年，美国迪斯尼公司首次把中国民间故事改编并拍摄成动画片《花木兰》，在影片中塑造了一个集东方与西方、传统与现代为一身，勇敢、聪慧而又独立的女英雄形象。

10年后《功夫熊猫》席卷全球大获6.3亿美元的票房，相对《花木兰》而言，它不再是对中国文化元素的简单抄袭和机械套用，而是对中国文化进行创造性的利用。通过其情节、语言、场景等等的有机组合，好莱坞呈现给世界观众一部好莱坞史上最具中国味的动画大片。影片中出现了大量的中国文化元素：中国古典江南民居、古典园林、古典宫殿建筑以及面条、豆腐、包子、鞭炮、轿子、瓷器、书法、武术、针灸、道教思想和儒家文化等。这些场景和画面，在充分展现好莱坞惯有的影像视觉效果的同时，也让观众立体化地感受到了浓厚的中国文化气息。

《花木兰》《功夫熊猫》都取材于中国文化，但中美文化有着太多的不同。那么在电影制作过程中好莱坞又是怎样来处理两种文化在影片中的冲突呢？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好莱坞做了深入的研究。他们通过各种方式了解中国文化，在利用特定的电影制作技术的基础上，创造性地运用中国元素，在文化内涵上寻求共识，使两种文化在影片中尽可能地达到完美交融。

（一）主题的普适性

电影主题，是指电影所蕴含的中心思想，是作品内容的主体和核心，确立主题是创作者要解决的第一个问题。好莱坞电影是美国全球化战略的主力军，以全球观众为目标，主题具有永恒性和普适性等特色。这些主题包括生与死、爱与恨、善与恶、文明与野蛮、社会与个人等等。主题明确，浅显易懂，老少皆宜。这种去民族化的主题选择是以国际市场为目标的，是全世界都能接受的。例如《花木兰》《功夫熊猫》等电影，讲述的都是小人物成为大英雄的故事，这是人之常情，容易激起观众的共鸣，中国观众当然也在其中。主题的普适性避免了深层次的文化冲突。

在中国人心目中，木兰身上体现了儒家文化中的忠孝思想。在影片《花木兰》中这点得到了肯定，但在这个基础上好莱坞又增加了一些内容，如木兰是为正义、家庭荣誉、保卫国家而去从军。影片中木兰是一个女英雄，雪山之战充分显示了她的英雄气概。木兰在剧中说：“也许并不是为了爹爹，也许是为了我自己。”这是强烈的女性独立意识的表达。这些思想，中国观众也是可以接受的。这样，在这部影片中，木兰身上既承载了中国文化的忠孝观念，又宣扬了美国文化中的个人英雄主义、女权主义思想。

《功夫熊猫》是一部励志片，它在传播美国“认识自我、挖掘潜能，每个人都可能成为英雄”的理念的同时，也倡导了“邪不胜正” 的中国传统道德价值观。谈起创作的初衷，导演约翰•史蒂芬森说，“我有两个女儿，奥斯本也有自己的孩子。我们的本意很简单，就是要制作一部能够让我们的孩子享受到快乐的同时又受教育的作品，中心精神就是‘成为你自己的英雄’，道理很简单，你可以简单的理解为‘人不可以貌相’。做好自己的同时，不要把希望寄托在别人身上，只要真正用心过，就可以得到你所期盼的一切，要努力把自己最好的那个部分呈现出来。”熊猫阿波的每一次领悟、每一次成长，都是对自我的深度认识和逐渐释放。这只中国的国宝，不但背负着中国传统道德价值观，还体现了美国文化中崇尚自由，追求个性解放与个人英雄主义的价值观与思维方式。

（二）电影叙事方式

叙事方式是电影重要的表现手法之一，是编导者依据自己的创作理念、创作情感和创作方式充分利用视听手段讲叙故事的过程。美国电影有着自己的叙事特点，影片强调惊奇感，悬念感和人的满足感。

首先，表现在叙事结构上就是外部松散，而内在故事逻辑缜密。故事发生的时间和地点，可以看似不着边际，但故事脉络的逻辑性非常严密。

其次，影片注重故事情节的精彩性，强调悬念设置，突出英雄主宰一切的理念，且常常是美满的结局。

再者，影片注重娱乐。在美国，电影被视为一种娱乐，说教痕迹不明显。美国电影主要不是作为一种艺术创作来发展的，更多的是作为一种娱乐产业来发展的。正是在这种创作理念下，美国电影往往以善恶有报、小人物成为大英雄的故事，以有趣的经历和搞笑、壮观的动作场面吸引观众，使世界观众不知不觉愉快地接受了隐藏在影片中的价值观。

关注观众所感兴趣的主题，将中国文化元素以全世界观众喜欢的方式呈现出来，中美文化因而在好莱坞影片中得以融合。比如在《功夫熊猫》里，好莱坞很有想象力地将“功夫”和“熊猫”中国文化中两大最具世界性的内容挖掘出来，结合在一起。“功夫”在全世界范围内已成为积极的中国文化形象。“熊猫”憨态可掬，惹人喜爱，同时，也是一个具有广泛影响力的中国文化符号，因此两者出现在同一部电影里时足以令世界观众兴奋且充满期待。《功夫熊猫》的成功让我们认识到异质文化交流与融合的可行性，也看到了中国电影走向世界的美好前景。

三、电影只有“走出去”才能有效地对外传播国家文化

电影只有“走出去”才能有效地对外传播文化。美国在成功地占领全球文化市场的同时，也使世界观众潜移默化地接受了隐藏在影片中的美国文化。当前中国电影产品在国际贸易中仍处于逆差状态，在全球文化竞争中属于弱势方。国务院办公厅近来关于促进电影产业繁荣发展的指导意见，要求大力推动我国电影产业跨越式发展，实现由电影大国向电影强国的历史性转变。积极推动电影走出去，不断提高国产影片的国际影响力、竞争力和市场占有率，为我国参与全球文化竞争创造。（〔2010〕9号）

好莱坞电影的国际化策略，尤其是进入中国市场的策略，为我国电影的发展拓宽了思路。这些策略主要包括：首先，利用政治力量扩大好莱坞电影的生存空间；其次，通过对电影制片业、发行业和放映业的投资和经营在中国建立电影市场；第三，通过对华人导演、演员和其他创作人员的吸收以及东方题材和文化的利用来拍摄适应中国和东方观众观赏情趣和文化认同的影片；第四，通过其他媒介形式培养中国观众广泛的好莱坞趣味，培育潜在的好莱坞电影市场。

我们可以在借鉴好莱坞国际化策略的基础上找到适合自己的发展思路，挖掘、培养自己的优势，以壮大中国电影的生命力和国际影响力。讲求策略，灵活主动，在创作观念上不过度地强调“对外宣传”，把电影外宣的工作同其他文化交流活动结合起来，采用更符合国际化的形式和内容来促进文化传播，全方位提升我国的软实力。

四、结 语

全球化背景下，作为一种重要的软实力，民族文化日益走上国际政治和外交前台，对我们这个有着悠久历史且处于重要转型时期的文化大国来讲，是一个挑战也是一个机遇。

我国拥有丰富而厚重的文化资源，我们应努力把文化的资源优势转变为产业优势和市场优势，这样才能实现这种优势的真正价值。影视文化特殊的传播规律使其在对外宣传中有着特殊的传播效果。好莱坞在利用我国文化资源的同时，也夺走了中华民族文化的解释权。因此，国产电影应该积极主动地走出去，全面真实地向世界展示中国文化。这有助于民族文化的对外传播和国家形象的国家塑造。

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国际影响力的日益增强，国家文化产业政策的逐渐完善，国内外电影市场的不断扩大等，为中国电影走出去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国内外环境。只要我们把握机遇，积极主动去适应市场，中国电影就有可能成为国际电影市场的一个重要成员，成为世界了解中国的重要窗口，充分发挥中国文化的影响力和渗透力。

［参考文献］

［1］ 尹鸿，萧志伟. 好莱坞的全球化策略与中国电影的发展［D］.北京:清华大学,2007.

［2］ 移星. 从《花木兰》《功夫熊猫》看好莱坞眼中的中国文化［J］.山东艺术学院学报，2009（01）.

［3］ 杨玉洁. 融合的力量―― 好莱坞三维动画长片《功夫熊猫》的启示［J］.电视字幕:特技与动画，2008（06）.

应该树立怎样的民族意识范文第6篇

摘 要： 彝族传统文化国际传播起步较晚，其传播内涵、途径等面临着许多严峻的挑战，本文从分析彝族文化国际传播的现状，问题着手，提出彝族文化国际传播的原则和途径策略。

关键词： 彝族；文化；国际传播；原则；途径

中途分类号：G125 文献标识码 ： A

基金项目：本文系四川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彝族文化研究中心”课题“彝族传统文化国际传播途径的调查与研究”（YZWH1521）阶段性成果。

引言

现今世界是一个全球化的信息时代，生存在其中的“每个人类文明都会沉淀出其特色文化”，各种文化要通过各种传播途径彼此展示自我形象，激励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从而强化民族意识，构建民族认同。彝族是中华民族最古老的一员之一，拥有久远的历史、古老迷人的风情文化，要让世界了解彝族，就得让世界了解彝族的传统文化，而让彝族传统文化走向世界，就离不开国际传播。彝族传统文化的国际传播，是指通过文化交流活动，向世界各地传播彝族民族的文化理念和文化形态，提供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彝族传统文化走出去，有利于在互动交流中实现文化的发展，可展示彝族的自我形象，也将对彝族地区经济、文化等发展产生积极的影响。然而，怎样传播，通过什么渠道走出去即国际传播的途径直接影响到彝族传统文化国际传播效果的实现，影响其在全世界能行多远，能走多深，这就促使我们不得不去审视彝族文化的国际传播，深入思考其传播内涵及传播途径策略。

一、彝族文化国际传播现状

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国家政策以及各级组织的支持，文化精英及其民间艺人的推广，总体而言，彝族文化的国际传播， 呈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

1.1 组织传播

各级组织参与彝族文化传播，组织化的传播，为彝族文化传播的协作性提供了保障。 彝区政府、组织采取“走出去，引进来”的策略，纷纷组织各类文化活动让彝族文化走向世界。

首先，各级政府、组织参加各类国际艺术节。如：2010年凉山州小学生参加“韩国江陵第九届国际青少年艺术节”； 2011年，云南楚雄彝族自治州少数民族艺术团参加了韩国第14届国际假面舞节；2012年，凉山州歌舞团赴荷兰参加第六届芬洛世界园艺博览会，同年，赴香港、法国等进行交流演出；2013年前往加拿大演出，2014年，参加老挝金三角首届国际旅游文化节；云南双柏的“老虎笙”表演队多次赴日本、法国等地表演。

其次，各级政府、组织举办各类彝族文化学术活动。1995年，1998年， 2000年，2005年和2013年国际彝学研讨会分别在美国西雅图市华盛顿大学，德国特里尔市，中国云南石林、凉山美姑，西南民族大学等举行，将彝族绚丽的文化向世界展露。2000年，凉山州民族研究所的彝学小组，在美国举办彝族文化展览。凉山州政府组织制作的《大美凉山》、《锦绣凉山》《美丽凉山》等英文宣传片，彝族人网（http：///）推出英文版。

彝区各级政府e办丰富多彩国际火把节，国际马拉松赛等赛事，举行各种文艺演出、民族艺术品博览会、彝族传统选美大赛、民俗体育活动、民俗文化旅游节等对外文化传播活动，取得了较好传播效果，在展示彝族民族形象，宣传彝区发展成就方面起到一定作用！

1.2 个体传播

文化精英、各类艺术家宣传推广彝族传统文化。这里的文化精英是包括海内外著名专家、学者在内的文化名人，他们常出于一种文化使命感和内心的恋旧情结，不遗余力推广彝族文化。

彝学泰斗刘尧汉教授，为弘扬彝族文化奉献了毕生精力，对宣传彝族文化、提高彝区知名度和美誉度作出了重大贡献。在50多年前，彝族撒尼民间叙事长诗《阿诗玛》被翻译成英、法、德、西班牙、俄、日、韩等多种语言在海外流传，在日本还被改编成广播剧、歌舞剧、儿童剧等艺术形式。出于对彝学的迷恋爱好，美国人类学家郝瑞（Stevan Harrell）教授发起组织了国际彝学研讨会，不遗余力推广彝族文化，并取得了一定的传播效果。

阿育几坡教授教授编著的彝族传统文化典籍彝汉英对照版：《玛牧特依-彝汉英对照》和《勒俄特依--彝汉英对照》，马林英教授和世界少数民族语文研究院Dennis Elton研究员、Susan Gary研究员共同编著的《彝汉英常用词词汇》等的出版，对彝族文化国际传播起着不可估量的价值。

著名导演张蠡执导的原生态故事片《我的圣途》参加威尼斯电影节，将 “彝族风”刮遍了整个威尼斯。彝族著名演员杨丽坤，彝族歌手倮倮、曲比阿乌、安冬、彝人制造组合、太阳部落组合、彝人传奇组合等将彝族文化通过歌曲、影视传遍世界。

二、 彝族文化国际传播问题

彝族文化的国际传播虽然呈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不可否认的是：由于地域偏僻、经济落后、受众人数较少、传播范围相对狭小等因素影响.彝族文化国际传播存在主体单一、内容和渠道零散、内容的碎片化，没有品牌优势，没有形成强大系统。

2.1 主体的单一性

通过彝族文化国际传播现状可以看出：目前彝族文化产业的发育状态还很欠佳，一定程度上制约了跨文化的融合，传统文化并未融入大众的现代生活并吸引国内外民众，有兴趣传播彝族文化的大众个体比例相对比较低。彝族文化的境外推广主要依靠专门的组织和政府的力量，普通民众对彝族文化态度比较冷淡，彝族文化的媒介介入度偏低，不能对来华，来彝区的外籍人士起到推介传统文化的中介作用。

2.2 内容和渠道的零散性

当前彝族文化国际传播活动表现形式主要为“文化交流活动” “贸易洽谈”及友好往来等。从单一活动看，都取得了一定的传播效果，但这些对外传播活动多各自为政，从各传播执行主体的传播意愿出发，是零散的，没有统一、系统的规划，没有形成整体传播，而是形成多个形象空间，或单一或重复，大大降低了传播效果。

2.3 活动内容的碎片化

所谓“碎片化”，英文为fragmentation，原意为完整的东西破碎成诸多零块。彝族文化国际传播活动形式大多是传统的歌舞活动，传统民俗活动，传播受众会认为这次彝族歌舞太美了，民俗活动太精彩了等，但受众接受的内容随时从这一内容跳跃到另一内容中去。歌舞活动代表的碎片化的信息内容于彝族文化整体而言是什么？或者受众心中的彝族文化整体形象到底是什么？受众欠缺一个清晰准确的认知。

三 彝族文化国际传播原则与途径

传播彝族文化，是彝区对外传播活动的核心支柱之一，彝族文化要走向世界，需要遵循可行有效的传播原则，建立良好的对外传播途径，才能让世界了解、认知和认同。

3.1 彝族文化国际传播原则

3.1.1 明确政府主体角色，重视民间力量参与

国际传播是指以民族、国家为主体而进行的跨越民族国家界限的文化信息交流与沟通过程。现阶段彝族文化国际传播的主体应该是各级政府，主要渠道为官方媒体。各级政府应设专职部门，选拔具备传播、媒介、公关及民族文化等学科背景的人负责对外传播工作，使国际传播工作规范化、常态化。同时，非官方或民间传播的力量也不容小觑，民间力量指的是：非政府组织、商业企业组织、著名学者、海外留学生、文化名人、艺人等。民间传播因其亲切性和非官方性，往往更能为国际受众所接受。

3.1.2统一文化的代表性主题，打造民族形象品牌

彝族文化国际传播的主题设置要能代表独特的彝族文化，只有能代表独特彝族文化的主题，才能打造专属于彝族文化的魅力性形象，提升彝区的文化软实力。彝族文化的对外传播迫切需要在地域文化认同的基础上凝练统一的形象，打造民族形象品牌。这一形象品牌既需要反映历史的沉淀，更需要反映时代的声音，勾勒出彝族文化的独特面貌。这一民族形象品牌需要注入彝族文化的灵魂，从图形、字体、色彩等视觉形象基本要素着手进行设计研究，打造出一个或一些能代表彝族文化的精华，具有彝族文化传承性又有商业典型性的民族品牌。这样就可充分利用品牌效应，变文化“送出去”为“卖出去”， 从而真正建立起与市场经济相对应的可持续发展的文化发展之路。

3.1.3 保持主题信息传播的持续性和连贯性

彝族文化国际传播是一个长期发展、逐步积累的过程，需要有计划、有步骤、不间断的围绕传播主题不断的信息传播才能累积效果，从而使传播效果达到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飞跃。整个传播过程首先需有效预防在主题设置上自相矛盾、时断时续、前后不一致的现象。其次，需对某一类信息主题进行时间上持续传播和内容上的连续传播。文化传播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文化传播的受众是感性的也是理性的，因此，整合资源，长远规划并循序渐进、潜移默化的传播彝族文化信息主题或者价值观念方能引起共鸣，对某一类主题要不断深化的挖掘，才满足国际受众对某一类主题不断探究的热情和兴趣点，达到传播整体文化的目的。

3.2彝族文化国际传播途径

随着彝区经济政治的发展，彝区应结合彝族自身的文化特色，从以下几个途径着手建立良好的对外传播途径。

3.2. 1活动传播

随着社会发展，文化作为软实力对于一个地区经济发展起到越来越重要的影响，文化因素也越来越多地渗透到经济活动中，因此，彝区需要拥有强大的文化软实力，才能树立民族文化品牌，增强综合竞争力。彝区各级组织、企事业单位、个体都投入到增强彝区文化软实力的事业中来，在拥有丰厚文化资源的基础上，发展创新彝族文化，打造民族形象品牌，充分认识自身的文化优势，利用各种活动（政府或非政府组织、官方或企业、集体或个体），各种媒体（广播、电视、网络等），采取各种形式如各种会展、文艺汇演、庆祝活动、学术交流等方便快捷的传播渠道加大彝族文化的宣传和传播，发挥文化软实力的作用，以文化来促经济发展，又以经济来发展文化。

3.2.2 教育传播

推广彝语及彝族文化教育在世界的认知度，是彝族文化得以发扬的有力保障。现阶段，彝区建设应有意识的聘请专家、发掘群众的力量共同发扬彝族文化，提炼出经典的传播公示语在机场、酒店、旅游景区等以彝、汉、英三语展示，既能装点美化环境，同时也宣传了彝族文化。其次，政府还应利用各级教育资源，吸引国内外人士了解学习彝语及彝族文化，扩大彝族文化的认知度。

3.2.3 文学传播

文学在文化传播中的地位极其重要，世界全球化也大大加速了世界文学时代的到来，各级组织应把握机遇，组织专家学者收集、整理、提炼代表独特的彝族文化的文学作品，通过翻译彝族文化中的优秀作品，让国际社会普遍了解彝族文化的底蕴。比如：以《阿诗玛》等彝族文化经典为素材，编写更多适用于不同国家文化背景的人的彝族文学经典故事丛书等等，促进彝族传统文化向更大范围传播。

结语

彝族文化际传播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其国际传播过程会随着国际社会的发展而变化，只有发挥组织、群体、个体所有力量，结合运用各种传播途径，才能极大地提高彝族文化国际传播的效果。

参考文献

[1]丹尼斯 麦奎尔. 大众传播模式论 [M].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7.

应该树立怎样的民族意识范文第7篇

关键词：少数民族；民间法律；民族特色；法律精神；现代化

一、少数民族民间法律文化的现代化价值基础

少数民族民间法律文化对地方稳定、区域发展以及民族关系融合发挥着重要作用，但与国家层面的法律文化具有显而易见的差别，在国家法制建设与少数民族社会追求自身法律文化品质的现代化道路上，我们应该看到少数民族民间法律文化所蕴含的现代性基因，它并不仅仅拥有适用于少数民族特殊社会的法律功能，在当今中国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及民族社会高度呼唤平等、民主与秩序价值的法治视野下，少数民族民间法律文化呈现出现代社会所必备的和谐价值观，它是少数民族民间法律保持优秀特质，冲突自身固有障碍，实现法律文化转型的基础所在。首先，“少数民族民间法律文化是以习惯法为主体，法、伦理、宗教与禁忌并重的多维法律文化体系”，[1]尽管当代主流社会伦理与禁忌同样辅助着法律调控社会秩序，但少数民族将自身融入自然与鬼神的深厚信仰传统使得伦理道德、生活禁忌、宗法乡规成为民族社会运作的主流形态，它的缺陷明显，优势也同样突出，即凭借民族意识的神圣权威确认了一种“无讼是求，调处息争”的族群行为模式，这种行为模式与主流法律的差异在于它具有高度的继承性与民族性。中国现代法治需不需要民族性？西方法律现代化进程所强调的便是民族精神和民族意志体现，“我国宪法、刑法、诉讼法都具有鲜明的民族属性”，[2]中国法律的现代化进程主要表现为对西方法的移植，但法的民族性与民族地区生产力发展水平息息相关，现代法治建设如果埋没或隔断“亲亲相容隐”的少数民族民间法律文化系统，将丧失中华民族法律文化的根性联系。中国是个多民族国家，对少数民族民间法特色的合理利用可促使国家法制既紧跟时展的先进性面貌，又能有效反馈民族范畴内的具体制度框架，因此，基于法的民族性是法律文化的内在需要，少数民族民间法律文化将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法律制度不可或缺的主体，体现国家民族共同体的应有之义。其次，少数民族民间法律文化受风俗习惯影响深远，“主流社会中风俗习惯与民族关系是两个泾渭分明的概念”，[3]但对于少数民族而言却是跨地区民族间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生活往来的主要因素。少数民族家族、村寨、氏族共同维护的习惯法具有风俗习惯的本质特征，例如拉祜族、普米族禁食狗肉，傣族禁食羊肉是源自饮食习惯；摩梭人实行走婚制度是“抢婚”习俗的法律由来。少数民族风俗习惯构成了民间法律的内容性质和表现形式，也使其成为民族经济文化交流与合作不得不观照的对象。现代法律价值观所强调的民族平等团结具体表现为尊重民族风俗习惯以及保障民族文化权利，对此，少数民族民间法律具有保守与开发并存的二元文化体系，“保守在于法律意识的形成源自民族风俗习惯的域内移植，开放则来自民俗习惯天然具有民族关系互动的生成机制”，[4]可以不断地促进地方法律吸收外来文化。少数民族民间法律文化看似是一种封闭的系统，实则蕴藏着无限生机，同时国家法律的现代化进程能够大量从少数民族习惯法中挖掘民族关系和谐发展的个案，从某种意义上来讲由风俗习惯引发的民族关系越少，少数民族民间法律文化越健康，而认可与发展少数民族民间法律文化的积极因素是现代法律文明的重要标志，我们需要做的是将优秀的民族风俗文化观念转化为一种有效的法律保障机制，促进法治现代化与民族关系良性互动。综上可见，少数民族民间法律文化与现代国家法治建设所倡导的法观念具有相通之处，少数民族民间法律文化的现代转型之路要立足于民族性法制与民族关系和谐两个基本点，去调和民族风俗习惯与现代化的冲突，化解国家法律与习惯法体系的矛盾，正确认知少数民族法律思想的滞后与不科学、不健全之处。

二、少数民族民间法律文化与现代化的冲突分析

少数民族民间法律文化既具有高度的继承性与民族性，也同时具有排他性，这种排他性主要体现为薄法重教、乡土色彩浓郁以及对器物惩罚手段的依赖。少数民族民间法律“薄法重教”十分突出，许多少数民族几乎全民信教，宗教教义、教规固化为外在制度形式的现象占绝大多数，是一种以禁忌性权威来代替法律的价值取向，处于宗教权威中的少数民族“排斥一切与宗教精神不相符合的思想行为习惯”，[5]当这种被排斥的思想行为习惯恰好被国家法律认同，或国家法律所认可的社会行为规范被少数民族宗教精神所不容便会产生严重的民族冲突。现代法治建设尊重少数民族，但不推崇以禁忌服从为中心的原始法律观，两者的本质区别在于“决定个体的思想情感与行为无条件的服从国家意志还是服从氏族、家族或村寨意志”。[6]因此，少数民族民间法律文化亟待与现代法律体系接轨的并不是文化内容本身，现代法律文化的自由、平等、守法、自律思想以及个体不可侵犯的神圣权利是属于每一个公民的，少数民族民间法律文化中缺乏“公民”概念，才会导致法律主体指向与最高行动规则的边缘化，因此，推动少数民族民间法律文化的现代转型，要“将少数民族民间法律文化所容括的宗教认同、民族认同上升为国家认同”，[7]才能促使民族群众的内心信仰对象与外在的守法、执法行为及其监督机制相互统一。同时，我们还应看到少数民族民间法律文化中浓郁的乡土色彩，乡土色彩本身并不是法律思想文化落后的表现，但乡土色彩往往是“村规民约”的产物，少数民族民间法律“寨规”、“村规”与禁忌、习惯法相类似，都是村民自治的表现方式，如果仅仅是一种村民自我约束的法律形态，我们不能将其摒弃，但事实上它恰好是“少数民族民间法律与国家制定法相互妥协的产物”，[8]直到今天，仍然有民族地区组织各户村民学习村长或乡政府制定的规章制度，一些落后山区张榜公布的“寨规”、“村规”甚至可以每个月修改一次，少数民族村寨所形成的“熟人社会”促使人们可以依靠为数不多的人际交往来维护权利与义务的平衡，村寨人群的社会分层并不明显，无论是距离还是社会地位都清晰可见，因此，其法律文化是“内发型”的，而现代法律模式却是“外发型”的，要让少数民族民间法律文化主动适应现代社会的国家制定法，有赖于民族经济交往机会的增多，民族融合现象有助于消解一部分封闭落后的法律观念，但同时也会让民族生活方式发生重大改变，使得一些有益于少数民族道德行为确立的习惯法退去、隐没或淡化，因此向少数民族村寨移植现代性法律文化需要协调内发型法制与外发型法制的混合法制文化类型出现。另外，少数民族民间法律对器物惩罚手段的依赖由来已久，但这并不是因为它们的器物文化发达，相反是源于少数民族器物法律文化的不发达。由于少数民族地处偏僻地带居多，实施法律活动的工具相对有限，例如，苗族习惯法中对于打架斗殴等扰乱社会秩序者“罚打扫村寨十天”；[9]对偷摘他人农田玉米者“罚喊寨一百声”；[9]对破坏公物者“罚一周不得与同村人共同煮食”，[9]此类惩罚手段的原始性特征覆盖施法人员的服饰、审判地点、方式方法等各个领域，与我国法治现代化的整体发展不相适应，这涉及到如何合理地保留少数民族民间法律文化的民族特色，即少数民族法律活动的器物性层面怎样与现代化接轨。现代法律保障少数民族文化权利，包括少数民族民间法律文化权利，但其中有个关键因素被忽略了，那就是“国家与少数民族共同作为少数民族文化权利的双重主体”，[10]这有利于我们区别哪些是有助于国家法实施的文化内容，哪些是无助于司法公正与人权保障的文化内容，贯彻民族文化自治的文化选择原则，不仅意味着保障少数民族文化选择的权利，还在于保障少数民族文化选择不损伤其他文化主体的权利，在民族性与法律理性之间寻找平衡点，既是当前国家法律保障民族文化权利的难题，也是少数民族法律现代化转型的内在要求。

三、少数民族民间法律文化的现代化转型路径

少数民族民间法律文化的转型基础是立足于民族性法制与民族关系和谐两个基本点，去调和少数民族民间法律文化与现代化的冲突。从民族性法制的角度来看，中国现代化法治需要民族性，但法的民族性与民族地区生产力发展水平息息相关，少数民族民间法律文化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法律制度不可或缺的主体，体现国家民族共同体的应有之义，但对于少数民族民间法律薄法重教、村规民约以及器物文化层面的滞后要坚决地贯彻现代化法律体系的“公民”思想，“通过大力发展地方经济，实现经济与文化的互动”。[11]现代化的实质就是以经济的发展推动意识形态的变化，为什么人们会坚持选择落后的民族法律成俗？当一个家族、部落或村寨以产生纠纷为耻，以无争、无讼为序，以调和共融为德，一方面是因为群落所在的亚法律文化系统能够完全胜任与稳定封闭区域内较少的人际关系网络；另一方面，也意味着该族群失去了以市场竞争为核心的主体权利意识，从而使国家法律失去了功效。因此，现代化法律的飞速进步从根本上来说是社会生产力发展产生的内在要求。要将少数民族民间法律文化所容括的宗教认同、民族认同上升为国家认同，树立少数民族的公民思想，最核心的手段是以民族地方经济的开放去引导少数民族的法律文化心理，当现代法治的全新思维模式与行为模式能对少数民族经济生活产生普遍影响的时候，少数民族的社会价值理念将发生巨大的变迁，一部分保守、落后、封闭的民间法律文化自然会面临着失灵。尽管破除旧有法律文化权威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但人们同样可以在保持少数民族民间法律文化连续性的基础上依托宗教权威与现代科技来进行普法教育和惠民宣传。从民族关系和谐的角度来看，少数民族民间法律具有保守与开放并存的二元文化体系，看似是一种封闭的系统，实则蕴藏着无限生机，认可与发展少数民族民间法律文化的积极因素，将优秀的民族风俗文化观念转化为一种有效的法律保障机制，可促进法治现代化与民族关系的良性互动。对此，少数民族“熟人社会”所催生的“内发型”法律模式与国家法律的“外发型”法律模式相冲突，少数民族村寨移植现代性法律文化需要有协调内发型法制与外发型法制的混合型法制文化类型出现，简而言之，少数民族民间法律文化不能从半封闭的“村规民约”跨越式进入现代法律系统，创造其间的文化连续性是少数民族法律现代化的必备条件。例如，传承和发扬少数民族的优秀法律文化、传承适用可行的法律制度、传承可保留作为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法律器物等等，如布朗族村寨的村建规则是“由村庄族长和全体村民会议共同制定村风民俗、公共道德以及社会治安管理条例”，[12]其中的寨心、寨门建设必须按照“圈寨”仪式完成，村口连接佛寺的大道也不允许兴修公路，还制定了“机动车辆不准入寨”的地方制度，认为那样会触犯和玷污寨神。以上布朗族村寨的村建规则在很大程度上还原了布朗族原始宗教内容，是将原始宗教内容上升为村寨习惯法的表现，但它并没有威胁现代法治的公民权利，当地政府和其他民族公民都应宽容此类规则的存在，维系民族关系和谐。反之，利用少数民族民间法律文化中的地方性知识能有效降低现代法律文化系统所导致的对抗性人际关系，例如，少数民族“赔命价”在早期民族社会起到了减少死亡、避免仇报的积极作用，而现代“赔命价”已经演变为一种“以资源交易方式去替代社会纠纷的法律解决手段”，[13]可见，少数民族从自身文化出发，也能实现矫正犯罪、追求有效补偿、规避破坏性复仇的现代刑法目的，归根到底少数民族民间法律文化“息讼宁人”的义务本位与国家法律以秩序为中心的责任本位是民族性法律文化权利实现的双重主体，把握好法律文化与法的民族性关系，便能从根本上解决少数民族民间法律文化的现代化适应。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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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树立怎样的民族意识范文第8篇

江户时代是日本道德教育体系初步形成的时期，这一时期的主线是武士道教育，它融合了日本神道思想、佛教思想和中国儒家思想。纵观中国知网的相关研究，这一时期的内容较少，而且大多出现在对于日本道德教育历史进程的通观研究中。程晋宽的《论日本道德教育的传统及面临的问题》认为，作为日本道德教育思想基础的神道教和武士道是对日本封建文化与道德意识的独特反映，为日本近代侵略行为开辟了道路，并为现在日本战后军国主义的死灰复燃提供了历史依据。［2］王凌皓等人的《日本武士道的生成、作用及影响》，通过对日本武士道的历史、特点、作用与影响的阐述，为我们揭示了日本近代新武士道对于世界以及日本本国的消极影响。［3］解娟的《江户时代武士教育特点分析》指出，这一时代的道德教育比江户时代之前有着更完整的内容、更正式的教育地点并且融西方思想于其中，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4］兰卉的《日本传统文化对青少年道德教育影响研究》，将日本武士道精神发展分为江户时代以前、江户时代、明治维新以后三个阶段，并指出武士道精神本身内涵并没有错，只是与二战时期日本军国主义联系起来才导致人们对武士道精神的反感。［5］朱玲莉的《日本江户时期的平民道德教育》从平民阶层角度对道德教育的政治基础以及内容进行了详细的叙述，可以说是对这一时期日本道德教育的一个专题性论述，并且十分少见地提到了对女子的道德教育，对于研究江户时期日本平民的德育状况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6］王瑞荪在专著《比较思想政治教育》中［7］，使用了通观比较和专题比较等一系列方法对日本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进行了深入评价。饶从满的专著《日本现代化进程中的道德教育》［8］，对整个日本道德教育从时间上进行了梳理。这些文章或专著通过对日本武士道精神的介绍、评析，用大量历史事实使我们对江户时代日本道德教育的情况有了一个比较明确的认识，纠正了有人认为军国主义是近代日本的产物这一看法。此外，这些文章所提供的大量材料以及信息，为今后进一步的比较研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由于对这一时期日本的道德教育研究缺乏第一手资料，大多数停留在对道德教育历史现象的简单罗列，缺乏对其深层本质的挖掘，研究具有肤浅性与重复性。

二、明治维新时代日本的道德教育

明治维新对于整个日本的发展是一个历史转折点，因此，对这一时期日本道德教育的研究有很大的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通过对这一时期成果的研究，虽然还是以介绍为主，但是相比江户时期，对这一时期的介绍更加详细、深入，不再只是对历史知识的再现，还对其原因进行了分析。主要成果有:王智新的《日本的道德教育》［9］，姜辉的《明治時代における武士精神の様態についての考察》［10］(明治时代武士精神的演变)，张凤莲的《论日本教育中传统道德思想的渗透》［11］，孔祥宏的《论日本明治维新时期的教育改革》［12］，尹贞姬的《教育敕语与近代日本国民道德教育的启示》［13］等等，这些文章对明治时期到二战结束前日本道德教育的演变以及所产生的后果进行了系统全面的论述。由于他们的研究具有很大的关联性，综合以上诸多学者的观点，可以归纳为以下几方面内容:资本主义伦理道德的启蒙与封建帝国主义的传统并存发展;由学制令向教育敕语的转变迎合了日本天皇制的统治需要，成为日本近代道德教育的大纲;修身教育制度由最初的从属地位跃居为主导地位;军国主义思想、极端民族主义以及变质的武士道精神成为日本国民的主要道德标准。另外，这一时期日本的第一次教育改革对日本道德教育乃至整个教育体系的影响也是我国学者热衷探讨的问题之一，这一点也值得我们注意。王建平［14］在他的文章中对这一时代日本道德教育观念对国民的影响进行了研究。涉及这一时期的研究专著有苏崇德的《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学》［15］第三章第一节，陈立思的《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学》［16］第四章第一节，苏振芳的《当代国外思想政治教育比较》［17］第十章等，这些专著都对明治时代到二战结束前日本道德教育的情况进行了比较系统的论述，对我国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学科体系的进一步完善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三、民主时代日本的道德教育

这一时期关于日本道德教育的研究成果不仅数量多，质量高，而且研究方法也由单一转向综合，研究视野、范围更加开阔，研究的深入程度与细化程度更加突出。归结起来主要有日本道德教育的目标、内容、方法、途径、特点、现状、环境等方面。研究日本战后道德教育的目标，很多研究论文都有所涉及，虽然日本道德教育目标进行过多次修改，但它具有一定的连续性。学者们主要从有利于教育对象与社会发展的视角说明日本道德教育目标的现状。张德伟等人的《从培养丰富的心灵到培养丰富的人性再到培养人性丰富的日本人》指出，日本德育方针自20世纪80年代第三次教育改革以来，道德教育的目标重心由重智不重德逐渐转向注重个性发展以及丰富心灵的培养。［18］王超的《比较德育学》指出，日本道德教育的核心目标是培养公民的民族精神，培养具有民族优越感的人，形成民族认同，使全体日本人具有民族意识。［19］曹能秀的《当代日本小学和初中的道德教育述评》对日本道德教育目标进行了较全面的归纳，主要有四点:培养忠诚于国家、集团和资本主义制度的公民;培养具有基本道德素质和社会公共精神的公民;培养面向世界的日本人，有利于与世界接轨;发展学生个性，促进学生人格健全发展。［20］王丽荣的《近现代中日道德教育目标比较》认为，日本在道德教育目标上实现了从过分强调外延较广的民族国家的社会本位向社会本位与个人本位并重的转变，既有利于自身发展，同时对社会体系的健康运行产生积极影响。［21］饶从满的《关于道德教育中若干基本问题的思考———基于日本道德教育的经验与教训》指出，日本道德教育目标与中国德育目标虽然都旨在培养学生的德性，但日本道德目标更多体现为一种有利于在社会生存的人格特点，强调各种价值观的综合作用，而中国则将其认为道德目标在于培养学生的品德。［22］牛立忠的《浅论日本学校道德教育的经验和启示》认为，无论在哪个学龄阶段，日本道德教育目标都注重道德意愿、道德态度、道德判断力、道德实践能力的培养，并以对心的教育为核心。［23］关于日本战后道德教育的内容，研究者均有所提及，并且形成了一致的观点:日本的道德教育内容大致相同，但实施的力度却越来越大。史忠媛的硕士论文《当代日本青少年道德教育体系研究》提出，日本道德教育的内容包括:个性教育、爱国主义教育、人生观教育、国际化教育、劳动教育五个方面。［24］耿华的《当代中日中小学道德教育比较研究》认为，日本的道德教育内容包括自身培养、与他人相处、自然和崇高事物、集体和社会关系方面的内容。［25］曹能秀的《当代日本中小学道德教育的发展趋势》认为，在日本第三次教育改革的背景下，日本道德教育内容呈现出“规范”与“发展”并重的趋势，加强了文化传统和爱国心的教育，注重对核心价值观的培育。［26］在中国任教多年的日本学者奥田真纪子在《道德教育与人的价值创造》中，通过对日本道德文化的变迁、所面临的课题以及对牧口学说的赞同，认为道德教育最重要的内容应该是实现人的价值创造，只有创造社会价值的道德教育才能使人抱有感恩的心。［27］除此之外，日本战后德育课程的改革也是学者研究日本道德教育内容的一个重点，例如王映哲的《教育改革中的日本道德教育演进及启示》，通过对日本第三次教育改革的指导思想、特点以及新的变化的研究，认为这些改革虽然存在不少问题，但它确实对日本成为世界强国起了无法磨灭的作用。［28］吴潜涛的《日本道德教育的战后演变及其现行改革》认为，日本现行的教育改革，在思想上重视学校教育地位，在内容上重视价值观与实践相结合，在方法上重视全社会的合力，最终有利于构建终身道德教育体系。［29］关于日本战后道德教育的方法和途径，不少学者无论在专著还是论文中均有所研究。在专著中，学者往往用单独的章节阐述日本是怎样进行道德教育的。代表性著作有苏崇德的《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学》，王玄武的《比较德育学》［30］，苏振芳的《当代国外思想政治教育比较》等。其观点主要有:一是通过家庭教育培养儿童的道德启蒙意识与初级的道德习惯，父母以实际行动影响儿童;二是通过学校教育培养学生系统的道德体系，道德教育以正式课程、学科渗透、道德实践的方式融入学生所处的环境中;三是通过两种类型的社会教育，即针对大众的普遍性道德教育与针对失足青少年的道德教育，社会教育机构在联系学校与家长、促进整个社会形成良好道德氛围有着重要的作用;四是利用大众传媒进行宣传教育，通过制造良好的社会道德公众舆论影响公民道德建设。相关学术论文中，主要是从某一个或几个具体方面或者与其他国家道德教育进行对比研究日本道德教育的实现路径。白俊的《日本道德教育对我国德育教育的启示》指出，家庭教育不仅有利于培养孩子的个性，还有利于培养孩子的创造性与审美情趣。［31］基国林等人的《“中日新”三国高校实施德育途径比较及辨证思考》［32］、王佳的《日本思想政治教育路径研究》，认为日本高校的道德教育实施途径有学校、家庭、社会三方面共同努力，并对这三方面分别进行了详细说明。［33］徐雯娟的《中日高校德育比较研究》认为日本高校道德教育的具体方法有理论教育法、挫折教育法、直接体验法、言传身教法、环境熏陶法等立体多面的方法，比较注重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突出学生的主体性。［34］谢惠莲的《当代中日中小学活动德育比较研究》，通过对中日两国活动德育在理论、原则、形式以及存在的问题等方面的比较，强调了道德实践在培养人的道德修养中所具有的重要地位，［35］为我国道德实践提供了很好的理论借鉴。田静等人的《当代中日中小学道德教育发展趋势比较》指出在道德教育路径上，日本比中国有着更加完整的德育形式，日本道德教育发展不仅仅是一种趋势，更是形成了蓝图，是有计划的，这是中国道德教育所应该学习的。［36］还有学者总结出日本道德教育在途径方法上与中国道德教育有着共同特点:政府高度重视;道德教育的显性与隐性结合;道德教育注重整合化与社会化［37］。对于日本战后道德教育的其他方面，我国学者都有所研究。在对日本道德教育特点的研究方面，比较有代表性的是李新慧的《二战后日本德育的特点和启示》，归纳了五大特点: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并存，课堂教学与实践教学相结合，学校、家庭、社会共同配合进行德育，政治化与组织化突出，挑战与缺陷共存。［38］在对日本道德教育的现状研究上，主要有王丽荣的《当代日本青少年道德教育的状况》，通过图表和报告的形式指出日本现在青少年道德教育积极方面和问题都有，对与我国的道德教育现状比较研究具有参考作用。［39］在对日本道德教育的环境上，有郑永廷的《美国、日本的德育环境建设》，对美国与日本为构建良好的道德教育环境所做的努力进行了介绍，指出没有好的道德教育环境，道德教育是很难成功的。［40］钟启泉《儿童德性的形成及其环境影响分析》，通过对德性及其层级、影响儿童的环境进行分析，指出儿童的道德教育必须建立在自律性的基础上。［41］另外，对于日本20世纪70年代产生的道德教育荒废现象以及由此开展的第三次教育改革的研究，应该是我国学者今后需要关注的一个重要方向。

四、简要评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