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息负债融资成本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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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息负债融资成本率范文第1篇
【关键词】区域金融 资本结构
一、引言
金融是经济发展的核心，区域经济的发展离不开区域金融的推动和促进。然而，区域金融结构差异的存在也给区域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带来了阻力。区域经济的发展不仅具有融资功能，还更应该发挥促进区域经济发展、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分散资金风险等功能。区域金融的特点对地区经济的影响体现在多方面，其中对企业资本结构的影响最为直观和深远，区域金融的特点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地区企业，尤其是受地方经济制约较为明显的企业的资本结构，这种限制因素将使企业的融资活动具有明显的地区特点，从而也影响企业的投资活动，进而决定企业的发展方向。
二、实证分析
（一）研究设计
为了保证数据的及时可靠性，本文将考察期定为2010-2012年，样本对象为这段时间在杭州的79家上市公司和温州的11家上市公司。由于温州上市公司较杭州相对偏少，所以下文将从均值（Mean）、标准差（SD）、最大值（Max）、最小值（Min）等多个方面比较分析。考虑到浙江地区，尤其是温州地区活跃的民间借贷市场，带息债务与全部投入资本的比率对公司资本结构的影响也不可忽略。因此，本文主要选取资本负债率（DAR），长期资本负债率（DLR）以及带息债务与全部投入资本比率（ICR）来比较分析杭、温两地区域金融对公司资本结构的影响。
（二）结果分析
一般认为，公司资产负债率的适宜水平是40%-60%。从表1 资产负债率的均值与方差来看，温州上市公司的资产负债率与杭州上市公司相比较低。即温州企业债权人提供的资金与企业资本总额相比，所占比例低，企业不能偿债的可能性小。另一方面也说明杭州地区的公司利用其区域金融优势，通过官方渠道或者政府的支持获得的资金更为充分。
企业的长期资金来源（长期资本）包括非流动负债和股东权益，因此，本指标的含义就是长期资本中非流动负债所占的比例。表2数据显示2010年与2012年温州的长期资本负债率均低于杭州，这主要是由于温州活跃的民间借贷市场为公司融资提供了便利。民间借贷利率一般比银行利率高、期限短而且更加便捷，但资金风险也随之增加。
从表3的数据不难发现温州上市公司近几年的带息债务与全部投入资本比率均低于杭州的上市公司。虽然温州民间金融发展迅速，但由于政策因素以及吴英事件等的影响，使得最近温州的民间借贷受到一定压抑，而企业的融资也较前期相对困难。
三、结论及启示
两地的区域金融特点对于企业资本结构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企业对于最优资本结构决策的选择，而如果能对两地金融特点加以合理运用，使区域金融的特点正作用于企业融资与资本结构，则将大大减少企业融资的成本，提高企业的竞争力。
依据融资偏好理论，企业通常按照留存、 债权、 股权的顺序实现融资，且盈利能力越强的企业，自身资本积累的能力也就越强，举债融资的可能性就越小，负债水平也就越低。并且，盈利能力较强的企业更受银行放贷的青睐，违约风险较低。因而企业在融资成本最低的条件下，根据自身资源筹集资金能够更好的做到企业价值最大化。
各企业采用何种融资方式，取决于企业所有者和经营者的意识判断，面对偿债压力，企业更偏重于股权融资，弱化债券融资，这种态度对资本结构优化产生消极影响。在企业的运营过程中，经营者必须具备资本结构优化的意识善于运用当地政策，判断出最优的融资方式，才能提升企业价值。
带息负债融资成本率范文第2篇
关键词：财务弹性；资源数量；财务弹性价值；计量方法
1 引言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认识到财务弹性问题研究的重要性。在不确定的市场环境中，保持良好的财务弹性不仅可以帮助企业抵御风险、避免陷入财务困境，更能够使其抓住未来投资机会、促进企业发展。本文主要对财务弹性的计量方式进行探讨。
2 财务弹性的计量方式
到目前为止，有关研究文献中对财务弹性计量的研究较为少见，经过相关的文献整理归类发现对财务弹性的计量先后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侧重于从数量维度上来衡量，即企业获取或调动财务弹性资源的数量（曾爱民，2011）；另一类是随着基础理论的发展，从财务弹性价值角度来衡量，即通过计算边际财务弹性价值的大小来判断企业财务弹性状况（Rapp等，2012；Darabi等，2013）。
2.1 财务弹性资源数量角度的计量
财务弹性数量维度的计量是通过财务弹性指数计量财务弹性。首先，构造指标体系。对财务弹性计量指标体系归纳为现金流基本来源、现金流潜在来源两方面。其中，对现金流潜在来源的衡量，本文从内部融资（积累性权益融资能力）、债务融资（未使用举债能力）和权益投资（投入性权益融资能力）三方面分析。因为经营活动现金流是影响企业现金流自我实现能力的根本因素，企业积累性融资能力的衡量应关注经营活动所产生的现金净流量增量。该指标通过“经营活动现金净流量增量/总资产”计算，指标水平越高，企业积累性现金流入能力越强。未使用举债能力通过“1-资产负债率”计算，反映企业最大的债务融资额度。衡量企业投入性权益融资能力高低的一个重要标准是企业是否具有配股和增发资格，该资格的取得需要多项条件，但其中非常关键并且约束性最强的一项指标为公司最近3个会计年度的盈利状况。外部融资成本指标的确定借鉴Daniel等（2008）的研究以Altman-Z值进行计量。Z值高，意味着企业破产风险小，外部融资成本会降低，再融资约束减少，财务弹性高。根据以上分析，本文建立财务弹性的计量指标体系如表1所示：
本文采用层次分析法确定一层及二层指标的权重，并计算得到二层各指标相对于财务弹性目标层的权重向量为Wj，并且各层权重均通过一致性检验。最终通过各二级指标与权重乘积之和计算得到公司财务弹性指数（FFI）。
2.2 财务弹性价值角度的计量
所谓边际财务弹性价值，即财务弹性每增加一个单位给企业所带来的权益价值的增加。Gamba和Triantis（2008）提出了影响财务弹性价值的四个因素，分别是企业潜在的成长机会、外部融资成本、持有现金成本和与资本的可逆性。Rapp等（2012）提出了一种间接测量财务弹性价值的方法。其思路是：根据Gamba和Triantis（2008）提出的四个影响因素，并结合Fama和French（1993）的三因素模型以及Faulkender和Wang（2006）的现金边际价值模型，建立测量财务弹性价值的回归方程。他提出采用现金边际价值作为边际财务弹性价值的替代概念来衡量财务弹性水平。现金边际价值的影响因素与财务弹性价值的影响因素相同，并且受这些因素的影响方向与财务弹性相同。因此，现金的边际价值可以作为财务弹性边际价值的有效变量。本文借鉴该方法来计算财务弹性的边际价值，建立如下估计模型：
其中Rit是公司年度累计超额回报率，ΔXit是公司i对应的变量Xi从t-1时期到t时期发生的变动额；C是现金及有价证券，即货币资金和交易性金融资产；E为息税前利润加上折旧和摊销（EBITDA）；I为利息支出；D为现金股利总额；L为资产负债率；NF是年度融资净额，等于长期负债的增加额加上权益融资净额；M为权益市值。
现金的边际价值度量股东财富变动对公司现金持有量变动的敏感程度。因此，估计方程中与ΔCit/Mit-1交乘的部分即为F金边际价值的组成部分，即公司现金边际价值即财务弹性为：
结束语
财务弹性计量是研究和评价企业财务弹性水平的基础。本文从两个角度对财务弹性进行计量设定：一类是侧重于从数量维度上来衡量，即企业获取或调动财务弹性资源的数量；另一类是从财务弹性价值角度来衡量，即通过计算边际财务弹性价值的大小来判断企业财务弹性状况。
参考文献
[1]户青，陈少华，贺琛.财务灵活性、CEO社会连带与企业绩效[J].华东经济管理，2016，30（9）.
[2]杨新宝，王志强.财务灵活性、产品市场竞争与资本结构[J].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16（11）.
[3]许晓璇.企业财务弹性价值及其决策选择[J].合作经济与科技，2015（21）：136-138.
带息负债融资成本率范文第3篇
万科、碧桂园、华夏幸福位列三强，TOP20公司拥有更高的投资回报和更低的融资成本，奠定行业并购整合的效率基础。
在宽松货币政策的刺激下，房地产市场迎来了一阵难得的春风。
2016年，全国商品房销售面积同比增长22.5%，销售金额同比增长34.8%，地产上市公司的销售额同比增速更是达到55.5%，销售均价的中位数也较上年提高了14.5%。
但在经历了2016年的繁荣后，整个地产行业的低谷抗冲击能力非但没有上升，还进一步被削弱，上市公司平均能够承受的最大降价幅度从2015年的24.7%下降到21.7%，显然，扩表的背后是一个“繁荣的陷阱”。
而进入2017年以后，整个金融行业开始大规模“缩表”，融资成本重新上升，销售速度则有所放缓，在地价上涨、无杠杆化核心利润率降低的背景下，利息支出的增加将进一步侵蚀地产行业的利润率。
在金融机构“缩表”背景下，行业低谷中将有80%以上的企业面临再融资风险，而那些效率优势明显、规模较大、具有行业整合潜能的企业将成为未来行业的并购整合王者。
上 榜单王者
万科A、碧桂园、华夏幸福位居综合实力榜前三，排名靠前的地产企业，不仅效率表现优于平均水平，其财务安全性也要显著优于行业平均水平，为行业的并购整合奠定了金融基础。
实力50强
由北京贝塔咨询中心与《证券市场周刊》合推出的2017年度地产上市公司综合实力排行榜综合考虑了地产上市公司的静态财务安全性、动态财务安全性、运营效率、成长潜力、规模效应五个方面的因素后，对127家主要的A+H地产上市公司进行综合实力排名。
其中，静态财务安全性和动态财务安全性两项指标分别从静态和动态角度反映了地产企业的财务安全状况。
评分结果显示，在2016年全年销售额大于100亿元（下同）的65家地产上市公司中，中国海外（0688.HK）、滨江集团（002244.SZ）、金地集团（600383.SH）、仁恒置地（Z25.SI）、建业地产（0832.HK）在静态财务安全性指标上排名前列;万科A（000002.SZ）、朗诗地产（0106.HK）、碧桂园（2007.HK）、金地集团、旭辉控股（0884.HK）在动态财务安全性指标上排名前列。
而运营效率和成长潜力两项指标则反映了地产企业利用多元金融工具和轻资产模式为投资人创造超额回报的空间，以及在行业转型期的并购整合能力。
运营效率指标排行中，旭辉控股、朗诗地产、新城发展（1030.HK）、华夏幸福（600340.SH）、华侨城A（000069.SZ）排名前列;成长潜力指标排行中，华夏幸福、旭辉控股、碧桂园、万科A、荣盛发展（002146.SZ）等公司排名前列。
最后，规模效应既反映了企业跨区域复制商业模式的能力，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企业资源整合的能力。该项指标排行中，中国恒大（3333.HK）、万科A、绿地集团（600606.SH）、碧桂园以及保利地产（600048.SH）等排名靠前。
上述五项指标对企业的未来发展都有着重要意义，因此，正常情况下我们对五项指标进行综合加权，分别赋予20%的权重，以计算综合实力评分。
但在行业转折期，财务安全是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尤其是当地产行业的未来面临越来越大的不确定性时，动态财务安全性成为企业的持续生存和并购整合的能力基础。为此，当企业的动态财务安全性评分低于5分时，该项指标的权重将被提高到40%，其他四项指标的权重则相应降低至15%。
2017年地产上市公司50强排行榜显示，万科A、碧桂园、华夏幸福、中国海外、保利地产、金地集团、旭辉控股、龙湖地产（0960.HK）、招商蛇口（001979.SZ）、新城发展排名前十。
与上年度50强榜单相比，万科A由第三重返榜首，碧桂园也由第六位跻身前三，中国海外则跌出前三，金地集团、旭辉控股、新城发展则取代了万达商业（3699.HK）、融创中国（1918.HK）、华润置地（1109.HK）进入前十。
TOP 20：未来并购整合者
除了十强之外，进入TOP20的还有华润置地（1109.HK）、仁恒置地、滨江集团、荣盛发展、龙光地产（3380.HK）、禹洲地产（1628.HK）、华侨城A、时代地产（1233.HK）、中骏置业（1966.HK）、中国金茂（0817.HK）。
与其他地产上市公司相比，TOP 20公司拥有更高的投资回报和更低的融资成本，为行业的并购整合奠定了效率基础。
2016年，TOP20公司平均的营业利润率达到17.5%，较地产上市公司总体的平均水平（12.1%）高出5.4个百分点，较中位数水平（13.7%）高出3.9个百分点;2016年，TOP20公司平均的存量资产周转率（年化）达到0.62倍，较地产上市公司的总平均水平（0.41倍）高出51%。
结果，TOP20公司2016年中期平均的投入资本回报率（年化）为12.8%，较地产上市公司的总平均水平（8.5%）高出4.3个百分点，而平均的可持续内生增长率为16.5%，是地产上市公司总平均水平（6.5%）的2.5倍;与之相对，TOP20公司2016年平均的债务融资成本为6.5%，较地产上市公司的总平均水平（7.6%）低1.1个百分点。
不仅如此，相较于地产上市公司的平均水平，TOP20公司具有更低的负债率和更小的资金缺口。
截至2016年12月31日，TOP20公司平均的净负债率为60%，较地产上市公司的总平均水平（97%）低了37个百分点;此外，TOP20公司平均有24%的短期资金富余，但上市公司总体平均只有10%的短期资金富余;TOP20公司平均的中期资金缺口约相当于总资产的4.0%，而上市公司总体平均的中期资金缺口高达17.5%。
结果，TOP20公司在不扩张情况下平均的最低续借率要求仅为16%，而上市公司总体平均的最低续借率要求为50%;相应的，TOP20公司平均的利息支出与同期销售额之比仅为4.2%，而上市公司总体平均的利息支出占比则达到11.4%。
显然，排名靠前的地产企业，不仅效率表现优于平均水平，其财务安全性也要显著优于行业平均水平，这就为行业内的并购整合奠定了金融基础。
下 排名启示
当地产企业的“扩表”遭遇金融机构的“缩表”时，繁荣的背后是一个危险的“陷阱”――在金融机构“缩表”背景下，行业低谷中将有80%以上的企业面临再融资风险。
地产企业“扩表”遭遇金融机构“缩表”
在货币政策的刺激下，2015年以来，一线城市的房价涨幅已经超越了降息释放的刚需购买力空间，北上深的刚需购买压力较大，一线城市房价平均较刚需可承受力高出28%。二线城市则冷热不均，华东和华中的部分城市价格涨幅较大，部分城市的溢价已达到30%以上，而西部和东北部城市则复苏乏力，平均来看，多数二线城市的当前房价仍在刚需可承受范围内，但随着房贷利率的回升和贷款额度的降低，实际购房压力增大。
除了降息释放的刚需购买力空间，宽松的货币政策还通过对投资性需求的刺激推动了本轮地产市场的复苏。
2016年，全社会新增房地产贷款5.67万亿元，同比增长58%，其中大部分是个人购房贷款;在存量贷款余额中，个人住房抵押贷款的占比从2014年年底的14.1%上升到2016年年底的18.0%。
但是，2016年四季度以来，货币供应开始收缩，截至2017年4月底，货币供应M1的同比增速已从2016年高峰时的25.4%回落到18.5%，新增社会融资总额的同比增速则从2016年全年的15.6%回落到2017年4月的5.4%，1-4月累计新增房地产贷款的同比增速从2016年全年的57.9%回落到13.3%，而新增居民中长期贷款的同比增速也从2016年全年的86.2%下降到24.6%，在新增贷款中的占比则从2016年年底的44.9%下降到2017年4月的35.8%，尤其是二套房贷款的比例被大幅压缩。
在这样的背景下，地产市场的销售增速开始放缓，2017年前四个月的销售增速已从2016年全年的36.2%下降到16.1%。未来，预期货币供应将进一步收紧，在金融机构的缩表过程中，投资性需求的杠杆化空间被压缩，地产市场面临更大的压力。
2016年，美国开始“缩表”以逐步退出量化宽松政策，在人民币的贬值压力下，中国央行也面临被动“缩表”的压力。摩根士丹利预计，受美联储“缩表”的影响，2017-2018年，中国央行的资产负债表每月将收缩850亿元。
与央行的温和“缩表”相比，中国式“缩表”更主要体现为金融机构的“影子缩表”和金融产品的“杠杆缩表”。国际评级机构穆迪估算，2016年上半年，中国“影子银行”的规模约为58万亿元，主要来自银行理财产品和信托、基金子公司、证券公司的通道业务嵌套的杠杆。
2017年以来，为防范金融系统的表外风险，“一行三会”协同发起一场监管风暴，各种政策层出不穷。
金融机构“缩表”下，流动性再次趋紧，资金成本开始上升――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以及银行理财产品的加权平均收益率纷纷回升。随着银行资金成本的上升，企业的融资成本也开始回升。
2014年以来，贷款的加权平均利率从7.20%一路降至2016年三季度的5.22%，但2017年一季度反弹至5.53%;信托产品的预期收益率自2017年3月起反弹至6.51%，部分产品的收益率重回10%以上，2017年4月，新成立的集合信托产品的预期收益率进一步回升至6.60%，其中，预期收益率在8%以上的产品增加到19个，占比从上月的0.49%提升至9%。
金融机构的“缩表”也冲击了债券市场，不仅债券融资成本显著上升了近两个百分点，发行规模也出现大幅萎缩。
2017年一季度，企业债券的净融资额为-148亿元，债券在全社会新增融资总额中占比从2016年全年的16.8%下降到2017年一季度的-2.1%;而全社会新增融资总额的增长也大幅放缓，从2016年全年15.6%减缓到2017年一季度的5.4%;由于新增人民币贷款也出现同比负增长，所以，信托贷款的占比从2016年全年的4.8%回升到10.6%。
鉴于信托贷款的融资成本普遍高于银行J款和债券，所以，融资结构的改变将进一步推动企业融资成本的上升。
“缩表”之下，地产行业整体增速放缓
2016年，在货币政策的刺激下，全国商品房销售面积同比增长22.5%，销售金额同比增长34.8%，其中，商品住宅的销售面积同比增长22.4%，销售金额同比增长36.2%;但2017年1-4月，在紧缩的货币政策和不断升级的限购、限贷政策影响下，全国商品房销售面积的同比增速减缓到15.7%，销售金额的同比增速也减缓到20.1%，商品住宅的销售面积同比增速更减慢到13.0%，销售金额的同比增速减慢到16.1%。
2017年1-4月，一线城市整体的销售面积同比减少了23.8%，销售金额则同比下降了17.7%。其中，北京的商品住宅销售面积同比减少了22.0%，销售金额同比下降了9.1%;上海的商品住宅销售面积同比减少了40.9%，销售金额同比下降了32.5%;深圳的商品住宅销售面积同比减少了35.6%，销售金额同比下降了37.2%。
与之相对，二线城市的销售面积与上年基本持平，同比微增了1.4%，销售金额则同比上升了10.6%，其中，太原、昆明、西安、青岛、南宁的同比增幅在50%以上，而石家庄、苏州、南京则出现20%以上的销售降幅。
至于三四线城市，则在2017年出现补涨势头，1-4月，商品住宅的累计销售面积同比增长了23.1%，销售金额同比增长了35.8%，其中，北海、三亚均出现100%以上的销售增幅。
结果，2016年，全国商品住宅销售额中一线城市的占比从2014年的14.9%上升到2015年的18.1%，2016年又降低到16.9%，2017年1-4月，在限购限贷政策作用下回落到13.9%;而二线城市在全国商品住宅销售额中的占比则从2014年的36.1%上升到2016年的37.1%，2017年1-4月回落到35.6%;相应的，三四线城市在全国销售额中的占比从2014年的49.1%下降到2016年的46.0%，2017年1-4月反弹到50.8%。
虽然市场的销售结构出现波动，但多数地产企业仍在持续加大对一二线城市配置的比例。截至2016年年底，全国性布局的地产上市公司，其存量土地储备中，一线城市平均占到17.9%，二线城市占49.7%，三四线城市占32.4%，海外项目占0.4%;一二线城市的土地储备合计占到土地储备总面积的67.6%，占比较2015年年底又提升了4.2个百分点，而三四线城市的土地储备占比则下降了4.5个百分点。
总的来说，随着货币政策的收紧和限购限贷政策的加码，地产行业整体的销售增速放缓，其中一线城市出现明显的负增长，二线城市维持温和增长，三四线城市出现补涨，但市场普遍认为三四线城市的大幅上涨难以持续。
高成本土地削弱企业低谷抗冲击能力
庆幸的是，销售的复苏使得地产行业整体的库存压力得以释放。此前，全国商品住宅的累计施工面积与销售面积之比已从2009年年底的2.91倍上升到2014年年底的4.90倍，但2015年年底降低到4.55倍，到2016年年底，全国商品住宅的累计施工面积达到52.13亿平米，较上年同期微增1.9%，而2016的销售面积为13.75亿平米，同比增长22.4%，年底的累计施工面积与销售面积之比降低到3.79倍，从而恢复到过去10年的平均存货水平。
而40城市商品住宅的累计施工面积与销售面积之比也从2014年年底的5.21倍降至2015年年底的4.71倍，到2016年年底进一步降低到3.90倍;但其中，呼和浩特、太原、三亚的累计施工面积与销售面积之比仍在7倍以上，厦门、北海、北京、西安、银川、大连、长春、昆明、海口的存货比例则在5倍以上;与之相对，天津、合肥、武汉、长沙的施工面积与销售面积之比则不到3倍。
总体上，一线城市累计的施工面积与销售面积之比已从2014年年底的5.40倍降低到2015年年底的4.52倍，2016年年底进一步降低到4.06倍;而二线城市的累计施工面积与销售面积之比则是从2014年底的5.09倍降低到2015年年底的4.68倍，2016年年底进一步降低到3.84倍;三四线城市的累计施工面积与销售面积之比从2014年底的4.76倍降低到2015年年底的4.49倍，2016年年底进一步降低到3.74倍;整体的住宅库存有所缓解，但部分二三线城市的去库存压力仍较大。
在去库存的同时，地产行业的投资也开始复苏，全国房地产投资总额的同比增长率从2015年的1.0%回升到2016年的6.9%，2017年1-4月的累计同比增速进一步上升到9.3%，其中，住宅市场的投资增速更是从2015年的0.4%回升到2017年1-4月的10.6%;全国商品房新开工面积的同比增速则从2015年的-14.0%恢复到2016年的8.1%，2017年1-4月进一步提升到11.1%，其中，商品住宅的新开工面积同比增速更是达到17.5%。
而土地购置面积的同比增速也终于在2017年1-4月实现正增长，同比增速达到8.1%，土地成交价款的同比增速更是从2015年的-23.94%恢复到2016年的19.8%，2017年1-4月达到34.2%;40城市土地成交价款的增速更高，2016年全年的同比增速达到28.6%，2017年1-4月的同比增速进一步提升到39.3%。
结果，新增项目的单位土地成本平均已经占到同期销售均价的50%左右，而即使以2016年的销售速度计算，地产企业的土地储备量平均也已相当于6-7年的销售量。这意味着，一旦销售减缓，库存压力将重新上升，而去库存的同时，新增的高成本土地项目削弱了企业未来的低谷抗冲击能力。
此外，货币政策刺激了销售复苏，但地产市场的结构性矛盾却日益升级，而销售的复苏可能让这些被掩藏的结构性问题进一步激化。
结构问题之一：商业地产施工面积10倍于年销售面积
复苏的不仅是住宅市场，2016年，全国办公物业的销售面积达到3826万平米，同比大增了31.4%，销售金额达到5484亿元，同比增长了45.8%;2016年，零售物业的销售面积达到1.08万亿平米，同比增长了16.9%，销售金额达到1.06万亿元，同比增长了19.6%。2017年1-4月，在住宅市场的限购限贷政策下，投资性需求进一步转向商业物业市场，推动办公物业和零售物业的销售继续维持高增长，1-4月办公物业的销售金额同比增长了50.4%，零售物业的销售金额同比增长了41.4%，但随着各地对商住物业的一系列限制性措施的落地，预期商业物业的销售也将被抑制;而“缩表”下，投资性需求的整体萎缩将对商业物业产生更大冲击。
另一方面，虽然销售在增L，但库存压力依然高企。2016年，全国办公物业的施工面积同比又增长了6.01%达到3.5亿平米，相当于同期销售面积的9.16倍，而零售物业的施工面积同比也增长了4.46%达到10.46亿平米，相当于同期销售面积的9.67倍。虽然库存比例较2015年年底有所降低，但近10年的存货仍然预示着巨大的销售压力和招租压力。
在存货压力下，2016年，商业地产市场的新开工面积同比增速首次低于住宅市场，2016年全国办公物业的新开工面积同比减少了2.3%，零售物业的新开工面积同比减少了0.9%，均低于同期住宅市场8.7%的新开工面积同比增速;但2016年全年仍有6415万平米的办公物业和2.23亿平米的零售物业开工，2017年1-4月又新开工了1709万平米的办公物业和5673万平米的零售物业。
全国在建商品房中，商业地产（含办公物业和零售物业）的面积占比从2008年的13.9%上升到2016年年底的18.4%，而投资额占比则从2008年的14.1%上升到2016年的21.8%。
部分城市的存货压力更大，除北上广外，成都、郑州、南宁2016年新开工的办公物业面积都在200万平米以上，而海口、南宁、昆明、长沙、沈阳等城市2016年新开工面积的同比增幅在100%以上;在零售物业方面，重庆2016年一年的新开工面积就达到900万平米，成都和郑州的新开工面积也都在500万平米以上，西安、长沙也超过了300万平米，而济南、海口、三亚等城市零售物业新开工面积的同比增幅都在100%以上。
存量方面，截至2016年12月底，北京在建办公物业面积为2447万平米，上海2181万平米，杭州1467万平米，广州1076万平米;二线城市中，成都、重庆的在建办公楼面积也超过了1000万平米，而银川、沈阳、天津、海口等城市的在建办公楼面积则超过了这些城市年销售面积的20倍，未来，一旦销售有所下滑，这些城市的写字楼市场将面临更大的销售压力。
零售物业方面，截至2016年12月底，北京的在建商业营业用房面积达到1355万平米，上海1991万平米，杭州1424万平米，广州1226万平米;二线城市中，重庆、成都、西安、苏州、合肥、郑州、昆明、长沙、沈阳、武汉、天津、青岛、长春等城市的在建商业营业用房面积均在1000万平米以上，其中，重庆在建的商业营业用房面积高达4194万平米，成都也超过2500万平米，而太原、深圳、西安、大连、沈阳、济南、海口等城市在建商业营业用房面积也都超过了年销售面积的20倍以上，未来这些城市销售和招商的压力都将大幅上升。
结构问题之二：土地成本升高挤压利润空间
国土资源部的数据显示，2016年，105城市居住用地的地价同比上升了7.9%，商业用地的地价同比上升3.1%，工业用地的地价同比上升2.9%;2017年一季度，居住用地的地价同比又上升了2.1%，2016年以来的累计涨幅达到10.1%。
其中，一线城市居住用地的平均地价累计上涨了23.5%，达到22624元/平米，二线城市居住用地的平均地价累计上涨了9.2%，达到5802元/平米，三线城市居住用地的平均地价累计上涨了6.6%，达到2552元/平米。
具体到各城市，截至2017年一季度末，北京居住用地的平均地价同比上升19.8%，达到61072元/平米，2016年以来累计上涨了25.3%;上海居住用地的平均地价同比上升24.7%、达到47701元/平米，2016年以来累计上涨了33.4%;深圳同比上升8.7%、达到47798元/平米，2016年以来累计上涨了13.1%;广州同比上升38.7%、达到40545元/平米，2016年以来累计上涨了43.8%。
而二线城市平均的地价涨幅要显著低于一线城市，平均只有9.2%，但其中，苏州、厦门、南京、太原、合肥、济南等城市的同比地价涨幅都在20%以上，厦门的平均地价更是达到29407元/平米，直追一线城市;与之相对，哈尔滨、昆明、西宁、长春、银川等城市的平均地价涨幅不到3%;三线城市方面，平均的地价涨幅更小，为6.6%。
在此背景下，地产上市公司2016年新增土地储备的平均单位成本则达到7900元/平米（中位数为6850元/平米），新增土地储备的单位成本平均相当于当期销售均价的54%（中位数为44%）;其中，销售额在百亿元以上的地产上市公司，2016年新增土地储备的平均单位成本约为8200元/平米，新增土地储备的单位成本平均相当于当期销售均价的55%;而2016年地产上市公司的新增购地支出平均也已相当于同期合同销售金额的55%，这不仅占压了企业的大量资金，还导致行业整体的利润率呈下降趋势，未来，一旦房价停止上涨，甚至掉头向下，许多企业将面临亏损压力。
结构问题之三：低谷中八成地产上市公司面临再融资风险
土地成本的大幅上升和商业地产的过量供给还导致了地产行业的另一个问题，就是投资回收周期的延长。
2016年，销售的复苏也让地产上市公司投资回收周期的中位数缩短到27个月，但低谷中仍将延长到54个月，而全国地产企业当前的投资回收周期平均达到39个月，低谷中将超过5年。
与之相对，地产企业平均的债务资金期限仍维持在2年左右――截至2016年年末，地产上市公司平均有20%的资金来自预收款，23.5%来自各项应付款，10%来自短期借款，15%来自长期借款，9%来自长期债券，1.5%来自永续资本证券，22%来自权益资本。
虽然，债券的占比有所提升，但由于大部分境内债券都附有存续期内的投资人回售条款，所以这些债券真实的期限平均只有2-3年;而永续资本证券由于票面利率较高，且随着持有期的延长票面利率还面临大幅上升的压力，所以，真实的存续期一般也不超过3年。
结果，剔除预收款后，上述债务的平均期限约为24月，并在2018-2019年面临境内债券的集中到期或回售压力，仅上市地产公司层面，2018年就有近4000亿元的债券到期或可回售，2019年又有总额3500多亿元的债券面临到期或回售压力。
由于债务期限普遍短于当前的投资回收周期，更短于低谷中的投资回收周期，这就意味着，当债务到期时，项目资金还没能回笼，从而使地产企业面临再融资缺口。
根据我们的测算，即使在2016年的周转速度下，也有48%的地产上市公司面临短债长投的期限缺口问题，26%的企业面临1年以上的资金缺口;而在低谷中，面临期限缺口的企业比例将上升到84%，其中71%的企业将面临1年以上的资金缺口，51%的企业将面临两年以上的资金缺口，再融资压力仍很大。
截至2016年年底，127家地产上市公司（A+H）平均的现金持有比例（算术平均）为16.2%，高于2015年年底13.7%的现金持有比例，更高于2014年年底12%的现金持有比例;但127家公司平均的净负债率（算术平均）已从2013年年底的85%上升到2015年年底的98%，2016年末只是略降低到97%;净负债率的中位数则从2013年年底的65%上升到2015年年底的75%，2016年年底略降低至74%。因此，虽然地产企业手中的现金有所增长，但负债率却并没有降低。
负债结构方面，短期借款在总带息负债中的占比从2014年年底的35%降到2016年年底的28%，结果，127家地产上市公司未来1年平均有相当于总资产10%的短期资金富余。但由于多数债务仍将在未来2-3年内到期，所以企业的中期资金缺口（未来2-3年的资金缺口）仍占到总资产的17.5%。
其中，有21家公司面临相当于总资产10%以上的短期资金缺口;有60家公司面临相当于总资产20%以上的中期资金缺口，占比47%;还有35家公司面临相当于总资产30%以上的中期资金缺口，占比28%。
上述资金缺口意味着地产企业在不扩张的情况下，现有债务也必须通过再融资才能维持资金链平衡，平均的再融资比例至少要达到50%以上才能维持现金流平衡。长期资金匮乏、期限结构错配已成为制约地产行业转型和可持续发展的第三个重要因素。
部分企业信用风险暴露和信用成本上升加速
地产行业最重要的几项成本，土地成本、税收成本和融资成本，土地成本的占比持续上升，融资成本虽然在2015年、2016年有所降低，但在货币政策收紧、金融机构“缩表”的背景下，已开始反弹;而地产企业的“扩表”与金融机构的“缩表”更加速了部分企业信用风险的暴露。
2017年一季度末，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达到15795亿元，较2016年年底又增加了67亿元，虽然不良贷款率维持在1.74%的水平，但表外业务风险正在积聚，银行理财产品的纠纷日渐增多，而频繁爆发的债券违约事件也增加了银行理财的潜在风险。
债券违约方面，2014年只有6只债券违约，2015年23只，2016年上升到79只、涉及34家企业，违约总规模达到403亿元，2016年还发生了首单资产支持证券的违约事件;2017年1-4月又有12只债券违约，预期随着2017-2018年债券的集中到期，信用风险的暴露概率将进一步增大――2017年共有12223只债券到期，到期规模超过10万亿元，1%的违约概率就意味着千亿元违约规模。
而在信托市场上，2016年共发生了14起兑付危机，其中，湖州港城置业、北京星城置业等多起违约事件都涉及到不动产的信托纠纷。
随着信用风险的暴露，信用利差也在扩大。在同业拆借市场上，1年期AA-债券与AAA+债券的信用利差虽然从2016年年初的2.30个百分点缩小到2016年11月时最低0.70个百分点，但到2017年5月底又扩大到1.29个百分点，AA-债券的到期收益率也从2016年11月时最低的3.65%反弹至2017年5月底的5.71%。
3年期债券的信用利差更大，3年期AA-债券与AAA+债券的信用利差从2016年年初的2.65个百分点缩小到11月时最低1.68个百分点，但到2017年5月底又扩大到1.84个百分点，而AA-债券的到期收益率也从2016年11月时最低的4.66%反弹至2017年5月底的6.58%。
未来，如果信用风险进一步暴露，信用利差可能进一步扩大，地产企业的信用成本也将随之上升。
无杠杆化利润率的降低和权益占比的降低削弱了潜在的低谷抗冲击能力
2016年的销售复苏，使地产企业的利润率和周转率都出现短暂回升。
其中，地产上市公司毛利润率维持在21.0%左右，但由于费用率，尤其是财务费用的显著降低，使上市公司营业利润率的中位数从2015年的12.9%上升到13.7%，平均的营业利润率则从2015年的9.2%上升到12.1%。
但在土地成本和信用成本的双重压力下，地产企业的利润率整体呈下降趋势，上市地产公司营业利润率的中位数已经从2010年的23.5%降至2016年的13.7%，平均的营业利润率则从2010年的24.5%下降到2016年的12.1%。而销售额百亿元以上的地产上市公司的平均营业利润率则从2015年的14.2%下降到13.1%，相较于2012年平均24%的营业利润率已经降低了11个百分点。
如果再加回资本化利息支出部分，则上市地产公司无杠杆化营业利润率的中位数将从2015年的22.3%进一步降低到2016年的18.5%，平均的无杠杆化营业利润率也从2015年的19.8%下降到17.9%;这意味着未来如果融资成本上升，杠杆化的营业利润率将进一步降低，即，除非售价持续上升，否则新增项目的高成本土地将削弱企业潜在的低谷抗冲击能力。
周转率方面，2016年的销售增长使周转速度得到明显提升，地产上市公司存量资产周转率的中位数从2015年的0.29倍提高到0.37倍，平均值也从2015年的0.31倍提高到0.41倍，销售额百亿元以上的地产上市公司存量资产周转率的平均值则从0.41倍提高到0.53倍。
但逐步升高的地价侵蚀的不仅是利润率，还使地产企业的前期投资压力增大，潜在的投资回收周期延长、周转速度减缓，尤其是当房价滞涨甚至出现下跌的情况下，土地成本在销售均价中的占比过高，企业将被迫推迟开盘，使投资回收周期进一步拉长。
此外，投资物业占比的上升也减慢了地产行业的资金周转速度，当前上市地产公司投资物业的总值已达到1万多亿元，再加上2000多亿元的固定资产，投资物业及固定资产总值已相当于上市地产公司资产总额的12%（剔除万达商业）。
结果，地产上市公司存量资产周转率的中位数从2009年的0.44倍降至2015年的0.28倍，虽然在2016年恢复到0.37倍，但我们预期这只是一个暂时现象，未来的市场低谷中行业平均的存量资产周转率可能降低至0.18倍，较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0.26倍）还低;而销售额在百亿元以上的地产上市公司平均的存量资产周转率虽然也在2016年暂时恢复到0.53倍，但预期低谷中仍将降低至0.29倍，行业整体不改周转速度的下降趋势。
半数以上地产公司投资回报率不敌债务融资成本
2016年行业平均的利润率和周转率有所恢复，相应的市场平均的投资回报率也有所上升，上市地产公司2015年平均的投入资本回报率（ROIC）已降至8.3%，2016年（年化）略升高至8.5%;在财务杠杆的放大作用下，期末摊薄的净资产回报率（ROE）则从2015年的6.4%上升到8.9%，但较几年前14%以上的ROE已大幅降低。
另一方面，虽然地产上市公司平均的综合债务融资成本已从2015年全年的9.1%降低到2016年的7.8%，但上市地产公司中仍有43%的企业2016年的投入资本回报率低于债务融资成本，从而使股东回报低于了债权人回报。
2017年，随着销售增速的减缓，地产企业的周转率和利润率将再度面临下降的压力，而融资成本的上升将使更多地产企业面临投资回报不足以覆盖债务融资成本的问题――预期行业低谷中，半数以上的地产企业其投资回报率都不足以覆盖债务融资成本。
结论：地产企业的“繁荣陷阱”
2016年，在宽松货币政策的刺激下，全国商品房的销售面积同比增长了22.5%，销售金额同比增长了34.8%;但繁荣的背后，除了“馅饼”，还有“陷阱”，在销售增长的刺激下，地产上市公司的总资产增长了33%，带息负债增长了32%，权益资本却只增长了17%，扩表的背后主要是负债的推动。相应的，虽然2016年的销量有所增长，但地产上市公司的土地储备总量仍相当于6-7年的销售量。
地产企业的“扩表”也拉动了地价的上涨，新增项目的单位土地成本平均占到同期销售均价的50%左右，结果，虽然一线城市的销售均价平均上涨了27.3%，二线城市的销售均价平均也上涨了13.4%，且地产上市公司平均的综合债务融资成本（含汇兑损益）从上年的9.1%下降到7.8%;但上市地产公司平均的毛利润率（扣税后）仍维持在21%左右，无杠杆化核心利润率的中位数还从上年的22.3%下降到18.5%，只是由于融资成本和费用率的降低才使得营业利润率从上年的12.9%上升到13.7%。
但是，M入2017年以后，整个金融行业开始大规模“缩表”，融资成本重新上升，销售速度则有所放缓，这意味着，预收款的占比将有所下降，而此前扩张的资产负债表将主要依靠债务来支撑，净资产占比持续降低;而在地价上涨、无杠杆化核心利润率下降、信用成本上升的背景下，利息支出的增加将进一步侵蚀利润空间。
结果，经历了2016年的繁荣后，整个地产行业的低谷抗冲击力非但没有上升，还进一步被削弱，上市公司平均能够承受的最大降价幅度从2015年的24.7%下降到2016年底的21.7%。此外，2015-2016年发行的大量境内债券，将在2018-2019年面临集中到期或回售的压力，在金融机构“缩表”背景下，行业低谷中将有80%以上的企业面临再融资风险。
带息负债融资成本率范文第4篇
关键词：中小房地产；私募；融资；风险
中图分类号：F8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15）23014502
1影响中小房地产企业私募融资的风险因素
1.1系统内风险因素分析
（1）私募融资规模。私募融资规模是指企业通过私募融的方式筹集到资金的总额，以货币形态表示。企业在进行融资决策的初始阶段，根据经营活动的实际需要确定合理的融资规模是很重要的。融资不足会影响企业经营活动的开展，而当企业未量力而行过度融资时，则会产生负债过多、偿债困难等情况，给企业带来经营风险，也降低了对债权人的偿债保障。（2）私募融资成本。企业融资需要付出成本，私募融资也不例外。一般包含私募融资费用和募得资金的使用费以及利息支出。私募融资费用是在融资过程中发生的各项手续费，以及支付给基金管理机构的管理费。私募手续费一般是总额的1%到2%，加上其他如审计、律师等费用，据行业内人士透露5000万到1亿左右的融资额，其成本约为15%-25%。融资规模越大，其成本费用就相对越低。募得资金的使用费是向其提供者支付的报酬，即投资者获得的收益。私募股权基金的预期收益率越高，相对能吸引投资者的优势越明显。具英国另类投资研究机构Preqin发表的2010年相关数据显示，全球私募股权基金的平均回报率在15%-20%之间。即便在我国的转型的市场大环境下，房地产私募融资给出的回报率依然不小于10%。大大高于银行得率及公募基金。以上所说的企业融资成本仅指显性成本，是指财务上的成本。除此之外在现实融资过程中还伴随着诸如企业影响力、信息失真、决策者权威等隐性成本。这类成本难以避免且不易量化，需要纳入企业长期发展战略管理中。针对中小企业的，这类成本相对其它有品牌效应的大企业而言，则是较高的支出，并且是不可避免的。（3）融资期限结构。负债期限结构主要指企业私募融资不同偿还期限内负债的占比。房地产开发周期根据开发项目的类型、大小和企业执行的效率少则几年，多则十几年，而从私募股权融资到投资方退出基金基本为3-5年。企业融资风险会受其所采取的融资期限结构影响，不合理的期限结构会使风险加大。
1.2系统外风险因素分析
（1）完工进度。完工进度包括：项目建设延期、项目建设成本超支、项目迟迟达不到“设计”规定的技术经济指标、极端情况下，项目迫于停工、放弃。它属于项目融资的核心风险范畴，无论在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的工业国家，项目建设期出现完工风险的概率都是比较高的。（2）现金流和资产流动性风险。现金流对于以融资型房地产企业来言，是相当重要的。它依赖于地产产品的基本配置，现金回流慢的产品必须要搭配现金回流快的产品，它与分期建设、分期销售都紧密有关。无论是采取债券私幕融资还是股权私幕融资，企业都会涉及在某一期限以现金的形式偿还利息或者股息。只有当企业有及时且足额的现金流入量时，才能按照约定按期偿还本息。当企业的现金净流量出现问题时，就会引发导致企业生产经营的困境，当这种情况出现频率多时，会进一步降低企业的信用评价。此外，企业的资产流动性也影响企业融资的风险，资产的流动性体现在资产的变现能力上。资产整体的流动性越强，说明企业变现能力越大，相对应的则表明企业融资的风险越小。（3）政策风险。政策风险是影响我国企业最大的风险，尤其对金融领域和这几年发展迅速的房地产领域来说。当私募基金遭遇到国家出台的不利政策时，将产生连带风险，势必会增加企业项目运营的风险。再者，房地产本身是一个资金密集型的高风险行业，国家对房地产行业发展的管制和监控依然从严。政策风险还包括政府出台的其他金融政策而导致的风险，具体包括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竞争规则等等。（4）利率风险。利率风险是指因利率变动产生的损失的可能性。大多数的房地产企业的开发周期为3年到5年，甚至更长。由于在选择私募融资的前期无法预料利率未来变动的趋势，所以企业可能面临来自因利率浮动而导致企业损失的风险。若进行私募的企业预期利率会上升，进行私募融资、获得资金，一旦利率反转下降，房地产企业的利息或股利支出无法随之减少。对于私募企业而言，其对利率浮动的期望与投资者相反。（5）法律风险。私募融资风险主要是指私募融资主体不懂与私募相关的法律知识，或者其私募融资行为逃避法律的监管所造成的损失。此外，私募是相对公募而言，但是私募基金以及私募融资行为规则在《公司法》和《证券法》中很多细节上都尚未确立和完善，甚至很多私募基金或者私募融资行为在目前的法律框架下是违规的。企业在制定私募融资方案前会思考这样的问题：企业是否能获得所需要的资金，所采取的融资方式是否会影响项目的可持续性和竞争力，采取的融资方式对企业的资本结构、成本以及风险的影响等。面对这些所采取的融资方式产生的风险，企业一般会对融资项目，包括融资及项目运营情况建立一套评价体系，以期达到减少或者控制风险的目的。
2私募融资风险后果
（1）企业的股价被拉低是指企业在与私募基金的谈判中处于劣势地位或做出让步，以较低的价格出让股权获得融资的形式。股价被拉低变相的缩减了中小房地产企业的资产。（2）股权被稀释指单位股利下降，在企业采取股权融资时，不可避免地降低原股东的控股比例，造成并购溢价大于企业的并购协同效应，它分为短期和长期的股利下降。不管是进行增资，还是股权的转让都会引起股权稀释。（3）企业被收购，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当企业经营造成的损失无法偿还投资者的资金之后，企业面临被收购。尽管投资者的目的在于获得高额的投资收益，但是当企业的经营状况不理想甚至濒临破产的局面，融资的企业则面临被收购的命运。另一种是间接收购，当投资者拥有融资企业的具有绝对控制的股权时，融资企业实际上已被投资方控制。
3风险评价模型
目前，风险评价模型有变异系数法（Coefficientofvariationmethod）、层次分析法以及模糊综合评价等方法。本文选取的风险评价方法为模糊综合评价方法。在风险的评价中，常常涉及到许多复杂因素的相互作用，而且评价集合中也大多数是模糊的概念。所以，用模糊综合评价方法来对指标的评价进行量化处理。模糊综合评价法的原理是将一些界限模糊的因素量化处理，从而进行综合评价。方法的评价：权重系数的选取方法有专家经验法和层次分析法两种。专家法需要丰富的经验以及专业的知识对其进行评价。若考虑客观实际性，采用层次分析方法确定各个指标的权重系数会使评价的结果更加精准。但是，房地产和金融市场活跃程度本来就是一个人为主观因素参与较多的市场。所以，我们采用专家法所采访的对象是中小房地产企业公司某一项目的负责人或主管以及设计项目的主要工作人员。在使用模糊综合评价方法中，最重要的是选取合适的、相关的因素或者指标，这个在评价中是比较难点。此外，给各个指标赋权重系数是比较重要的环节。在本文中，我们选取的指标有：私募融资规模，私募成本，负债期限结构，经营风险，利率风险，政策风险，现金流和资产流动性风险，法律风险。
4结论与建议
股权私募基金为非上市公司，尤其是为非上市的中小企业提供了灵活、便捷的融资渠道。同时，一些大的上市或者非上市公司的闲置资金也越来越多的投进私募基金，使得私募基金越来越壮大，与公募基金互相补充，打破了公募基金的市场垄断。然而，我国的金融市场尚未成熟，金融体系尚未完善，私募管理和运作风险依然重重，当其与我国具有高风险高收益特点的房地产业相结合时，将产生更多的不确定性。规避风险不仅是中小房地产企业融资的需要，也是保护私募投资者或者基金管理人利益的需要。如何规避中小型企业私募融资所产生的风险，完善私募金融市场体系，保障投资人的利益，实现房地产尤其是中小型房地产企业的与私募投资者的双赢，是每位参与者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本文从房地产中小型企业私募融资的角度出发，利用模型着重分析了作为私募融资方对风险的评价、承受程度及原因：（1）房地产私募融资风险最终是私募和项目所面临的风险，可以统归于私募融资项目的风险。私募融资中决策主体的行为取决于其对融资项目风险类型的概率判断。所以，无论企业选择什么样的融资方式，在非对称信息的约束条件下，企业尽可能地向私募投资方提供对自身有利的项目报告。同时，投资方会选择实力、信誉等级较好的融资方进行合作。（2）在此案例中经营风险被认为是较重要的风险因素。因为，一般地从企业融资到投资者退出需要约3-5年的时间，企业项目前期的经营管理、后期产品销售等情况都可能增加企业融资的风险。其次重要的是融资成本，融资成本的风险来自于对整个项目活动收益率的评估和预算。所以，企业在进行私募融资前对企业自身的评估尽可能做到合理科学。（3）私募融资风险将导致企业可能产生这些后果：企业的股价被拉低、股权被稀释，企业被收购，对于投资方来讲也会面临资金无法收回的风险。因此，融资企业在制定私募融资方案时，应考虑其合理、科学的融资规模和融资结构。中小房地产企业对于私募过程中各指标风险评价的大小，不仅反映了该风险评价指标对私募融资整个过程的重要性，也反映了融资方对风险的承受能力大小。（4）对于法律风险，由于私募融资操作在我国的法律规范里仍基本处于空白状态，很多操作活动只能套用已存在的模式，私募基金风险防范规则也处于较低水平，存在诸多风险隐患。尽管至2012年，我国的私募公司将近有250多家，但是私募融资模式操作依然较为混乱。对于私募融资方来说，面临未来的不确定性，也需要承担风险。只有在我国法律制度、金融体系不断完善的情况下，房地产私募基金才能繁荣发展。所以，健全的私募融资法律制度的建立和健全是私募融资或投资健康发展的必要条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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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息负债融资成本率范文第5篇
公司债券市场的发展为水务行业上市公司拓宽融资渠道提供了较好的选择，可持续吸引和利用社会资金，满足水务行业发展和扩张的大规模资金需求；同时，可优化水务公司融资体系资本结构，有助于提高公司价值。
一、公司债券简介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简称“中国证监会”）公布的《公司债券发行试点办法》（中国证监会令第49号），公司债券定义为公司依照法定程序发行、约定在一年以上期限内还本付息的有价证券。
自2007年9月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债券发行第一只公司债券以来，截至2012年4月底，市场上已有189家上市公司发行229只公司债券，融资规模达3,494亿元，发行主体涉及行业包括能源、化工、钢铁、交通、医药、环保、机械、纺织、房地产等。2010年底以来，中国证监会为公司债券开辟绿色审批通道，简化审批流程等多项鼓励措施调动了上市公司选择公司债券进行融资的热情，公司债券的存量及增量规模齐升。公司债券市场的壮大有力地支持了上市公司的发展，逐渐成为上市公司再融资的重要手段之一。
公司债券具有发行利率市场化（由发行人和保荐人通过市场询价方式确定，反应真实的市场供求关系，且利率水平一般较银行贷款更具竞争优势）、债券期限较长（主要为3至7年期品种，亦可长至15年，可与公司长期战略规划完美结合）、募集资金用途灵活（不强制用于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可全部用于补充流动资金或偿还银行贷款等日常营运用途）、发行效率较高（可“一次审核，分期发行”，即发行人可在审核批准后根据自身资金需求和使用计划分期完成债券发行，颇具灵活性）等特点。这使公司债券成为上市公司拓展再融资渠道、优化资本结构的有效工具。
二、公司债券对于水务企业的意义
发行公司债券进行再融资对于水务行业上市公司具有满足公司发展资金需求、优化公司财务结构和公司治理结构等多重意义：
（一）满足“十二五”期间水务建设的巨大资金需求
为加快建设全国城镇污水处理及再生利用设施，提升基本环境公共服务水平、促进主要污染物减排、改善水环境质量，2012年4月国务院办公厅《“十二五”全国城镇污水处理及再生利用设施建设规划》，这是政府建设重大环保民生工程的重要举措之一。该规划提出的主要任务是：加大城镇污水配套管网建设力度，全面提升污水处理能力，加快污水处理厂升级改造，加强污泥处理处置设施建设，积极推动再生水利用，强化设施运营监管能力。
在此规划下，全国城镇污水处理及再生利用设施建设规划投资将达4,300亿元。其中，各类设施建设投资4,271亿元，包括完善和新建管网投资2,443亿元，新增城镇污水处理能力投资1,040亿元，升级改造城镇污水处理厂投资137亿元，污泥处理处置设施建设投资347亿元，以及再生水利用设施建设投资304亿元。可以预见，“十二五”期间全国水务行业的投资需求将较为旺盛。这将为水务行业的发展带来宝贵机遇；同时，如何拓宽融资渠道满足建设资金需求也对各级政府及水务行业提出了严峻的命题。
为支持水务行业在新规划下的巨大资金投入，国家大力鼓励社会资本进入并推动融资渠道的多元化。在此背景下，水务行业上市公司发行公司债券能够满足水务行业的长期限资金需求，增强资金使用期限与水务行业投资项目回收周期的匹配度，确保完成“十二五”期间各项建设任务，实现公司发展战略目标；并且符合国家鼓励多元化融资的政策导向，适时拓展上市公司融资渠道，降低对银行贷款的依赖。
（二）为水务行业上市公司的并购扩张提供必要的资金支持
我国的城市水务行业由于地区区域分割管理的原因，行成了目前行业集中度不高的现状。随着市场门槛的降低以及产业化发展的推进，昔日属政府公益性质的水务行业逐渐受到各路资本的青睐。与此同时，行业内优势的专业化水务公司以其高效运营和优良服务逐渐得到市场认可，龙头水务公司逐渐走出本地市场进入其他地区，借产业化加速之际，大举并购重组扩张市场。中国水网统计数据表明，2011年水务行业并购交易案例多达上百件，其中领军企业的交易事件占据交易总量近50%份额。此外，一些区域性的水务公司也开始在所辖区域内加紧战略布局，水务行业的竞争日渐加剧。
在水务行业的并购扩张浪潮中，水务公司资金实力的差异成为是否能实现规模效益、强化竞争优势的关键性因素之一。公司债券以其融资效率高、方案设计灵活、发行利率市场化等优势，能为上市公司的并购扩张提供必要的资金支持，为抢占行业发展先机奠定基础。
此外，鉴于水务行业具有自然垄断和收益稳定的特性，其估值溢价水平通常较高。发行公司债券有助于增加并购杠杆，提升并购收益率。
（三）提供较长期限资金来源，优化与项目投资周期匹配度
一般而言，除项目经营权转让的方式外，水务行业的项目投资回收周期较长，为2至5年或更长期限，需要较长期的资金来源进行匹配。公司债券的发行期限一般为3至7年，并能长至10年以上，是进行长期融资的有效工具之一。因此，公司债券可为水务行业上市公司提供长期稳定的资金来源，改善债务期限结构，优化公司资金来源与资金运用的期限匹配度，减轻公司的流动性压力。
此外，公司债券可以在审核批准后的有效期内由发行主体自行择机完成债券发行，使水务行业上市公司能够根据自身的投资需求合理、高效地安排融资时机。
（四）发挥财务杠杆效应，增加股东收益
从理论角度而言，当项目投资的资本收益率高于债务融资成本时，增加财务杠杆有益于提高公司价值和股东收益；反之，则损害公司的权益。
自2008年《水污染防治法》出台以来，我国水务行业进入了稳定发展时期，水务行业的平均资本收益率稳定上升，并保持在6%以上。基于水价上涨的普遍预期，水务行业收益率有进一步上升空间。因此，若水务行业上市公司发行公司债券募集资金的投资收益率高于融资成本，将能充分发挥杠杆效应，提升股东收益。
数据来源：Wind。
（五）有助于优化上市公司治理结构，提高公司价值
总体来说，适当增加公司负债有助于提高公司治理水平，增加公司价值：
第一，根据信号传递理论，在市场信息不对称条件下，外部投资者往往把较高的负债水平视为企业运营管理高效、发展前景广阔的信号之一。因此，水务行业上市公司发行公司债券可向市场传递积极、正面的信号，增加各类投资者对水务行业的投资信心和热情，有利于投资主体的多元化，并能为公司及整个行业进一步树立良好的资本市场形象提供契机。
第二，根据激励约束和成本理论，相较股权融资而言，债务融资能促使经理层努力提高工作效率和谨慎进行行为选择，以避免公司经营业绩下滑而危及自身利益。因此，债务融资可降低权益则本的费用，对经理层的激励和约束作用更为显著。水务行业上市公司发行公司债券可以通过加大对经理层的约束作用，改善公司治理结构，达到提高公司价值的目的。
三、水务企业发行公司债券的可行性
目前我国水务行业绝大多数上市公司具备发行公司债的前提条件。在监管大环境配合、水务行业发展迎来黄金时期且有成功发行公司债券先例的情况下，水务行业上市公司通过发行公司债券具备较强的可行性：
（一）监管机构的支持政策
2010年底以来，中国证监会对公司债券实施绿色通道，简化审核流程，加快审核速度，设立债券工作小组专职负责公司债券的审核，允许发行人灵活安排募集资金用途而不强制与固定资产投资项目挂钩，并对公司债券和股权融资实行互不干扰的双线管理。目前，公司债券融资预案自上市公司股东大会通过至获取中国证监会的批文，耗时平均仅2个月。监管机构多管齐下降低了公司债券审批过程中的不确定性和时间成本，极大提高了公司债券的融资效率，为水务行业上市公司发行公司债券创造了良好的监管环境。
此外，时值环保行业投资增速进入快车道增长时期，城镇生活污水处理设施等环境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得到政府高度重视，水务行业上市公司发行公司债券符合国家改善水环境质量、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倡导和规划，有望赢得较为有利的审批局面。
（二）稳定的盈利能力有利于获得较高的债券信用评级，降低融资成本
根据有关规定，上市公司作为发行主体的信用级别和公司债券的信用级别由具备资质的信用评级机构进行评定，借以确定公司债券的风险程度大小。根据风险收益的均衡关系，实力雄厚、经营状况良好的公司通常获得较高的信用级别，可以以相对较低的利率发行债券筹集资金，有效降低融资成本。
水务行业因产品需求具有刚性，经营状况受到经济周期波动的影响较小，属于非周期性行业，因此拥有稳定的利润率水平和收入规模。我国水务行业毛利率自2009起有大幅度提升，达到45%，且长期高于整体公用事业毛利率。此外，基于水价上涨普遍预期，水务行业的利润水平有进一步上升空间。水务行业利润稳定性和弱周期的天然优势有利于行业内上市公司获得更高主体及债券信用评级，获得投资者认可，从而降低融资成本。
（三）较为宽松的融资空间
目前，水务行业的平均资产负债率仍处于相对较低水平。公用事业整体资产负债率自2005年以来一路攀升，从2002年的40%上升至2011年的70%。而同时期水务行业的资产负债率在2005年之后处于下降阶段，目前维持在40%左右的水平。相对较低的资产负债率为水务行业上市公司发行公司债券进行再融资提供了较大的操作空间，债务风险相对较小。
数据来源：Wind。
（四）市场已有水务行业上市公司发行公司债券的成功先例
截至目前，已有江西洪城水业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洪城水业”）于2012年5月2日成功发行江西洪城水业股份有限公司2011年公司债券，即“11洪水业”，这为水务行业上市公司发行公司债券拓宽融资渠道，降低融资费用，改善负债结构提供了较好的借鉴。
带息负债融资成本率范文第6篇
关键词:企业;财务风险;财务管理
风险即事物未来发展的不确定性。依据起源和影响划分,风险包括市场风险和公司特有风险,其中公司特有风险又分为经营风险和财务风险。经营风险是由于生产经营不佳给企业盈利带来的不确定性,财务风险则是因举债而给企业财务成果造成的不确定。
1.企业单位财务风险的主要类别
1.1 筹资风险
企业筹集资金,是其进行生产经营活动的基础保障,但资金供需市场及企业所处宏观环境的变化,又给企业筹集资金带来较大不确定性。就企业自身而言,筹资资本结构,权益资本和负债资本的比例等,都对企业财务风险的大小产生直接影响;就宏观经济环境来讲,财政政策、产业政策、货币政策等均对企业筹资行为带来间接影响,如政府对某些行业实施扶持优惠政策时,企业筹资成本将大大降低。
1.2 投资风险
企业进行投资以获取投资收益为目的,投资风险即企业投资后因内外多种不确定性因素的存在,而导致投入资金实际使用效果偏离预期结果的可能性。换言之,在企业投资过程中或投资完成后,投资者发生经济损失以及不能收回投资、无法实现预期收益的可能性,并对企业盈利水平和偿债能力造成一定的风险。因此,企业对投资收益期望越高,其遇到投资风险的可能性则越大。
1.3 现金流量风险
在收益状况良好的情况下,企业因销售实现原则存在差异而出现财务困难,即现金流量风险。比如在权责发生制原则下,较高的收益无法代表企业收回货款,而且企业负债比例过高时,资产流动性变差,企业便没有足够资金偿还债务,并将遭遇财务困境。
1.4 连带财务风险
连带财务风险指的是企业凭借自身财产为其他企业经济合同的履行提供担保,并在其他企业无法履行合同时负有连带偿还责任,最终给企业财务成果带来不确定性。
1.5 资金回收风险
资金回收风险主要是企业在产品销售、货款回收数量、信用政策等方面经营过程中,因管理不善而出现的财务损失可能性。从其产生原因开,资金回收风险与企业资产负债表上的一些流动资产密切相关。
2. 企业单位财务风险的具体表现
在企业生产经营管理过程中,企业财务活动有资金筹集、资金投放和使用,以及资金收益的回收和分配,所有财务活动相互依存、相互联系,使资金处于周而复始的循环和运动中。财务活动的存在引发了企业财务风险,目前财务风险主要包括:
2.1 资本结构不合理
从我国企业财务结构来看,多数企业内部面临资产负债率较高、银行贷款偏多的难题。再从企业负债结构来讲,企业短期负债较多,长期负债较少,则对银行依赖性强。
2.2 投资策略不科学
在对外投资时,多数企业投资决策者对投资风险认识不足,盲目投资是造成企业投资损失惨重的主要原因。在固定资产投资决策问题上,多数企业对投资项目可行性缺少周密系统的研究分析,即使收集了相关经济信息,也因信息不够全面、真实而导致决策者做出偏差或错误的决策。
2.3 收益分配不规范
与国际上普遍采取的股利政策相比,我国企业广泛采用配股或送红股的分配方法。此种收益分配政策间接助长了证券市场的投机气氛,并对投资者形成正确的投资理念毫无益处。加上我国企业股利政策无章可循,股利分配方案也不断改变,使得投资者无所适从。
2.4 资金回收不恰当
在信用销售过程中,不乏企业对客户信用等级了解甚少,盲目赊销,导致企业陷入大量应收账款失控的困境。同时,我国企业流动资产中存货所占比例常常较大,且多表现为超储积压存货。如此一来,企业资产长期为债务人和存货占用,则流动资金较难做到再投资或归还到期债务,最终影响企业资产的安全性及流动性。
3. 企业单位财务风险成因分析
造成企业财务风险的原因很多,比如企业财务管理系统无法适应复杂多变的宏观环境,财务决策缺乏科学性和指导性,财务人员对财务风险客观性认识缺失,资产结构中债务比例过高且资产流动性较差等。概括而言,企业单位财务风险成因应表现为:
3.1 企业资金使用效益的不确定性
企业经营过程中,如果资金使用效益稳定,且高于借入资金的利息,企业便具备偿还本息的能力,对自有资金的所有者也能够支付股息和红利。但一些陷入财务困境的企业在投资前未经科学的可行性论证,投资的盲目性导致投资方案实施后不仅没有产生效益,反而给企业带来不良影响。显然,企业资金使用效益的不确定性,即投资风险的存在导致企业在开放、平等竞争的市场经济环境中,其投资效益具有较大风险性。此种状况使得企业能否按约偿债、能否向股东支付期望的报酬等成为未知数,这种不确定性决定了企业财务风险的客观存在。
3.2 企业资金调度的不合理性
企业通过资金调度,实现对其资金流入、流出及周转在时间、金额、形式上的具体规划和事先安排。资金调度越合理,企业越有能力降低或不增加资金占用量,从而保证企业资金在满足生产经营活动所需的基础上,实现时间上相互衔接、形式上相互补充,以及资金使用潜力的充分发挥。否则,企业资金调度的不合理性势必带来财务风险,并具体外化为资金回收风险与收益分配风险等,比如资金占用量上升,挤占了储备资金,或结算资金过大,致使资金使用在时间上、形式上相互冲突。合理调度资金,一则要求企业财务人员做出正确的主观判断,二则企业经营环境的变化和企业其他财务环节的工作效率正常运转。此外,企业资金回收状况和利润分配规划情况也是影响企业财务风险的要素,资金回收状况良好、利润分配形式和额度安排妥当,便对财务风险起到抑制作用。
3.3 资金结构的不科学性
资产负债率或产权比率能大致反映与资金结构相关的财务风险,资产负债率小,财务风险则较低,否则较高,即企业资金结构对企业偿债能力产生影响的同时,还改变着每股收益或自有资金收益率的变动程度。比如企业在其资金结构中增加固定成本融资比例时,固定现金流出量增加,其丧失偿债能力的概率也随之增加,尤其在息税前利润低于固定融资成本的情况下,企业将丧失偿付利息的能力。理论上分析,企业适度负债则产生财务杠杆效应,即企业息税前利润的变化所带来的每股利润的变化,这意味着在银行借款规模和利率水平确定时,企业负担的利息水平将保持固定不变,企业即可利用负债规模进行盈利水平的扩大。这就是说,财务杠杆同时给企业带来正负两面影响,总资产收益率高于借款利率时,举债将给企业带来正面效应,反之则为企业造成较大的负面影响乃至债务危机,那么资金结构中负债过高,必然弱化企业的支付能力,影响即期债务的偿付,进而产生财务风险。
4. 企业单位财务风险的防范措施
4.1 提升盈利水平
在生产经营活动中,企业管理者应致力于积极预防风险危机的发生,以切实提高企业盈利水平。比如对市场行情的变化做出深度了解,生产适销对路的产品;再如努力降低各类消耗,以降低生产成本、堵住各种漏洞;还有增加销售力度,提升产品市场竞争力,为促进企业收入赋以重要砝码。
4.2 保持适度负债
按照新《企业财务通则》相关规定,“企业依法以借款、发行债券、融资租赁等方式筹集债务资金的,应当明确筹资目的,根据资金成本、债务风险和合理的资金需求,进行必要的资本结构决策,并签订书面合同。”据此,企业应适度负债,即债务资本在资本总额中比重合理,并保持资本最佳结构。其具体做法可采取,事先提出多个资本结构方案,对各个方案的综合资本成本一一计算出来,然后比较分析,从中选择一套综合资本成本最低的方案,将其定为企业最优资本结构方案。
4.3 调配资产结构
新《企业财务通则》中,“企业应当根据风险与收益均衡等原则和经营需要,确定合理的资产结构,并实施资产结构动态管理。”为降低投资风险损失、提高投资收益,企业须在掌握资产客观比例关系的基础上,运用各种有利因素,对长短期资产的结构做出合理安排和及时调整。比如企业销售和利润水平较低且呈下降趋势时,企业可适当提高短期资产比重,来增加资产流动性并减轻投资风险损失。反之,则适当降低短期资产比重,获取更多的风险收益。
4.4 实施风险管理
作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独立核算的市场经济实体,企业应充分认识财务风险,并在日常核算中高度重视财务风险带来的经济成本,建立起财务风险管理机制。新《企业财务通则》提及,“企业应当建立财务预警机制,自行确定财务危机警戒标准,重点监测经营性净现金流量与到期债务、企业资产与负债的适配性,及时沟通企业有关财务危机预警的信息,提出解决财务危机的措施和方案。”其中应做到,建立短期财务预警系统,编制现金流量预算;建立长期财务预警系统,确立财务分析指标体系等。
参考文献:
1. 杨萍. 企业财务风险管理问题的初步探讨. 甘肃科技,2008第24卷(10).
2. 付艳丽. 企业单位财务风险管理探析. 时代经贸,2008(1).
带息负债融资成本率范文第7篇
资产证券化的结构安排特色之一是原始权益人将可证券化资产转移至特设载体SPV，实现原始权益人和SPV之间的破产隔离，提高资产支持证券（ABS）的信用级别。当原始权益人向SPV转移资产时，可以采取两种处理方法：
1．作表外融资处理。在这种情况下，证券化资产被转移出原始权益人的资产负债表，当原始权益人破产时，转出的证券化资产不作为破产财产处理，从而能够实现原始权益人和SPV之间的破产隔离。原始权益人不但提前回收现金，且降低了资产负债率。但原始权益人出售资产的任何收益都将记入损益表而征收所得税（损失可不征所得税），同时销售资产还会产生印花税和营业税。目前我国资产证券化可操作的收益空间很小。以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为例，住房抵押贷款利率是按同期固定资产贷款利率下浮一个档次执行，五年期以下为5．31％，五年期以上为5．58％。而国债利率由于历史原因已与固定资产利率接近，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对原始权益人按普通的税法规定征收流转税，我国许多ABS项目将无法进行，因为证券化的融资成本将远远高于其他融资方式，资产证券化将失去经济价值。
2．作抵押贷款处理。原始权益人将证券化资产作为抵押物提前回收现金，同时保留该资产的所有权。由于没有发生销售，原始权益人不必缴纳流转税。尽管有这些优势，但这种处理方式并不被提倡，因为它不能达到分散风险的根本目的。而分散风险正是实施资产证券化的初衷。如果这些资产还保留在原始权益人内部，不仅没有减少原始权益人的风险，反而会增加不稳定的因素。
因此，笔者认为，对于原始权益人向SPV转移资产作出售处理更能体现资产证券化的优势，同时资产证券化带来的损益只是原始权益人原已存在的潜在损益的显现，对资产转移征收所得税是合理的，而营业税和印花税则应予以免除。因为资产证券化往往涉及上亿甚至更大的交易额，我国现行的营业税为5％，如按此比例缴纳，资产证券化的参与者将不堪重负，而印花税税率虽仅为万分之几，在如此大的交易量下税负还是相当重的。
二、SPV的税收待遇
SPV是为了资产证券化融资设立的法律意义上的经济实体。SPV不需要场地和员工，是典型的空壳公司，如果对其征税，将极大地增加融资成本。因此SPV的税赋必须较低，对SPV的资本利得和利润免征所得税，对资产交易免征印花税。我国目前尚不允许设立免税的空壳公司。在我国试点资产证券化的初期，对SPV的处理可采取的方法有两个：一是不在国内设立SPV，选择税收优惠的百慕大、开曼群岛以及美国的某些州作为SPV的注册地；二是国家对SPV采取特殊的税收政策。例如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财税［2001］10号文件已经具体规定了四大国有资产管理公司在收购国有不良贷款和承接、处置因收购国有银行不良贷款形成资产的业务活动中的税收优惠政策，其中就包括运用证券化方法对贷款及其抵押品进行处置，这为资产证券化在我国的推广创造了税收上的便利。
三、投资者的税收待遇
1．利息预提税。对于投资者，资产证券化所使用的工具通常是带息的票据，持有过程中，投资者的利息需要支付SPV所处国家的利息预提税。该税是世界大多数国家对非居民在其税法管辖区获得的利息收入征收的一种税，一般为利息收入的10％～30％。我国没有单设预提税，而是在所得税中征收。《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规定：外国企业在中国境内未设立机构、场所，而所得来源于中国境内的利润、利息、租金、特许权使用费和其他所得；或虽设立机构、场所，但上述所得与其机构、场所没有实际联系的，都应当缴纳20％的所得税。这部分税收最终将转移到借款人身上，增加资产支持证券的综合成本，降低了资产证券化的吸引力。
带息负债融资成本率范文第8篇
关键词：集团 资金管理 提升
一、管理目标描述
作为大型电网经营企业，Q公司承担着为省内经济发展提供安全、可靠、优质电力供应的使命，而其又属于资金高度密集型企业，企业资金管理水平的高低直接影响其电力生产、销售，扩大再生产等经营活动以及持续发展。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企业内外部环境的不断变化以及公司的体制机制变革的持续推进，对防范资金安全风险与提高资金管理效益提出更加强烈的要求，原有的管理模式无法满足财务实时管控的要求，迫切地需要企业采用新视角、新方法、新工具实现管理转型，不断推动资金管理业务深化应用。
通过前期财务管控与“三集五大”体系建设目标，Q公司初步建立了账户管理、融资管理、在线监控、安全备付、资金支付、优化配置、票据管理、资金运作等八个管理模块，初步实现了业财融合，信息化管理手段基本覆盖了资金管理方面的主要内容，信息反映的能力显著提升。
二、主要管理做法
要建立全方位、多层次、智能型的资金监控平台，必须全面、及时地掌握资金管理信息，实时跟踪资金变化，在线监控资金流向，融资优化配置，动态预警安全风险。Q公司针对资金管理范围窄，资金分析功能不完善，资金数据监控效率低，预警体系不完善，缺乏有效的资金预测模型等问题做了深入分析研究，组织专家进行顶层设计，提出构建“两池一平台”的资金管理体系架构，以期实现资金管理业务重大转型和管理提升目标。
（一）“资金池”建设
按照银行账户全寿命周期管理思路以及“统一政策和分级管理原则”，结合Q公司实践，根据归集用途和归集路径，建立了以集团账户为核心的全面集中、统一管控的账户管控体系，通过集团账户和电费账户实现资金自下而上、纵向归集和信息实时联动，将资金纳入全面控制范围，做到资金运作集团化、资金效益最大化。
（1）电费资金归集。所属供电分公司，遵循“一行一户”的账户开立模式，分别在四大国有银行及邮储银行开设电费账户，依托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邮储银行的现金管理系统，采用银行异地通存的缴费方式，各银行将客户交纳的电费资金存入到电费账户中，利用中电财的“电财通”系统与各银行网上银行系统接口，将电费账户资金实时归集到公司本部在中电财开设的内部结算户中，实现电费账户资金“自下而上、逐级递次”的两级定向上划归集。
（2）非电费资金归集。利用中电财集团账户功能，将本部及所属分公司、子公司的基本结算账户和一般结算账户，纳入集团账户管理，中电财将各基层单位的资金归集至省公司开立的集团账户，实现收入资金定时归集，由本部层面集中管理、统一调度，实现资金规模运作，防止资金沉淀。
（3）资金统一调度。构建“统一预算、分级支付”的管理模式，以两级财务机构为基础，以从开立账户到账务处理、信息管理、统计分析、安全监控直至撤销账户的全寿命管理为根本，以中电财为资金池的载体，依托各银行的现金管理系统，实现对公司系统资金的统一结算、统一调度、统一融资、统一运作。
（二）“票据池”建设
票据安全是资金管理的一项重要内容。2012年6月以来，Q公司结合票据实物管理流程和委托外部银行进行实物托管的实践经验，坚持以汇票安全管理为核心，以信息化管理为手段，对汇票资源进行全面整合，构建了汇票集中管理模式和风险防范体系，在公司范围内实现了汇票集中收取、集中支付、全面安全监控的全过程集中管控目标。建成“票据池”信息管理系统，并全面上线应用，填补了票据管理的空白，拓展了资金监控的范围。通过跨财务管控、营销、中电财和工商银行四大业务系统的衔接融合，实现票据收取、登记、托管、背书、承兑、贴现、退票等业务的全过程动态管理，有效降低票据管理的安全风险，对票据的管控能力全面提升。
（1）集中托管。Q公司对汇票采取集中托管模式，由托管银行进行统一收取、保管和支付，并通过财务管控实现汇票信息的登记与托管。由托管银行对收取的汇票进行要素审核，并向出票银行查询汇票的真伪，确保汇票的安全与完整。办理业务时，由电费收费人员陪同用户前往公司指定的托管银行，办理汇票托管手续。
（2）统一支付。汇票的背书转让统一由公司本部办理。下级单位根据业务类型发起支付申请，除工资、税金等费用单据外，其余业务类型均通过汇票系统进行统一配票处理，实现资金组合支付和自动配票功能。
（3）统一承兑与贴现。汇票的到期承兑托收和贴现业务均由公司本部办理。本部汇票管理专责依据汇票到期预警提示（到期日前10天），通过财务管控系统向托管银行发送承兑指令；或可根据融资需求办理贴现业务，将处理指令及汇票清单信息传递给托管银行，银行核对无误后，分别办理到期托收或贴现业务。
（4）电子对账。依托票据的在线管理模式，票据余额对账通过在财务管控开发与银行的接口获取银行汇票库存数据明细，与管控系统票据库存数据进行自动核对。针对核对不一致的票据进行问题原因查找及时更正，确保双方系统账实一致。
（三）智能型资金监控平台
在当今系统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发展的大趋势背景下，传统资金监控模式的局限性已逐渐凸显。紧紧围绕财务集约化“实时管控”要求，顺应当前网络和信息化时代潮流，实现对业务全过程的信息实时反映、过程实时控制和结果实施监督，全面构建智能型的资金监控平台将是企业一项长期的任务。Q公司结合自身的业务特点，通过近几年的探索和挖掘，总结和提炼了一些资金管理方面的思路和方法，为构建智能型的资金监控平台积累了一些经验。
（1）关键指标监控。强化关键指标监控，对核心的、重要的指标做到实时掌握和实时监控，指标数据均通过财务管控并经过二次整理加工后生成，对核心指标数据一目了然，极大地方便了日常的管理工作。目前，设置的监控指标主要内容包括资金总量（货币资金加票据）、货币总量、票据总量、带息负债总额、财务费用、财务费用预算执行率、预算流入执行偏差率、预算流出执行偏差率、融资计划偏差率、电子支付率（按金额）、平均带息负债融资成本率等11项指标。
（2）资金监控报告。按照内置报告模板实时生成资金监控报告，报告所有数据从系统中自动提取，实时掌握公司所属各单位银行账户余额与财务账簿余额之间的差异，实时监控各单位未达账项情况，规避资金安全风险。
（3）资金总量监控。分别按照货币资金余额和银行汇票余额以及汇总余额进行实时监控（可按母公司口径和合并口径分别进行监控），展示公司的总体资金状况。可分别实现各单位、各银行资金收支监控（逐日汇总）的对比分析；资金收支对比，分析公司逐日汇总的收入、支出、余额，分析货币资金整体趋势；按日监控收支余变化趋势，全面掌握资金日收支余变化情况，分析各单位的收支余趋势，以便于做出“削峰填谷”的决策。资金归集监控分析，来反映各单位的资金归集率情况，考核单位资金集中管理水平；电子支付监控，分析各单位的电子支付情况；集中支付监控，分析各单位集中支付比例情况。
（4）票据监控与分析。实现的主要功能包括分单位进行票据存量分析，并进行票据存量的同比、环比，分析票据存量的变化情况，并进行同比、环比；按单位、银行、金额维度对比分析票据的流入金额。分析票据流入金额的结构，便于进行票据流入调整的决策；按单位、银行、金额维度对比分析票据的流出金额，票据流出包括票据到期承兑、票据贴现、票据背书转让，分析展示票据流出的结构与流出状况；按金额维度展示票据存量的情况，包括票据分金额张数，票据金额分段汇总及占比，分析票据存量张数及各金额段情况。
（5）融资监控与分析。主要功能包括按各融资方式的对比（短期借款、长期借款、应付债券），分析融资的期初融资总额、期末融资总额、期末时点平均成本，以及融资总额的本期新增与本期减少情况。融资期限、来源单位作为可选查询条件。分析公司在融资方式、融资机构维度下的融资总额及融资成本。
（6）现金流预算分析。主要功能包括展示当期现金流预算总体情况，总体分析预算流入和流出的情况，预算完成的总体情况，包括流入、流出、预算偏差、预算调整的分析；预算完成情况分析，主要分析公司整体的现金预算执行情况，迅速找到当前预算执行差异出现的具体项目，再查找预算差异较大项目本月趋势；预算流入偏差分析，在了解公司现金预算执行整体情况，及预算差异具体由哪些项目造成，预算偏差排名分析主题主要是通过下级单位预算偏差率排名情况来判断省公司预算差异主要是哪些下级单位造成的，而且对于偏差率超出规定范围的下级单位预警提示；预算流出偏差分析，在了解公司现金预算执行整体情况，及预算差异具体由哪些项目造成以后，预算偏差排名分析主题主要是通过下级单位预算偏差率排名情况来判断省公司预算差异主要是哪些下级单位造成的，而且对于偏差率超出规定范围的下级单位预警提示；现金流量收支趋势分析，主要分析各单位所有现金流入和现金流出项目的预算数据与实际执行数据的对比，一方面查看预算和实际数据在执行过程中的吻合程度，另一方面查看预算差异较大的项目的发生日期；存量预警与资金缺口分析，作为资金预算管理的一种重要目标，存量预警与资金缺口分析主要是根据省公司当前的现金收支预算执行情况、货币资金期初余额及安全备付要求，对现金存量进行预警，并估算资金缺口，从而为公司确定整体融资需求和最佳融资点提供依据。
（7）监控预警。主要内容包括票据到期预警（区间）、票据到期预警（时期内）、还款预警、资金流入偏差预警、资金流出偏差预警、安全备付预警等预警指标。
三、评估与改进
在当今的信息化时代，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新兴技术必将给企业的工作带来革命性的变化，也为企业实现实时管控目标提供了强有力的技术支撑。
（1）动态改进，不断优化完善资金监控平台。定期搜集和吸取兄弟单位、软件开发商对资金监控平台的合理化建议和先进经验，持续优化现有资金监控功能，改进监控规则，建立集成化的实时动态资金监控平台，用于联接部门信息，疏通信息壁垒，从业务整体层面提升管控要素的适用性和科学性，全面提高信息监控的质量和水平。
（2）拓展延伸，深化资金管理应用实践。针对目前已实现监控的关键指标、账户管理、融资管理、在线监控、票据管理、资金预算等六大功能模块，依托云技术、互联网等信息技术手段，积极进行业务拓展与延伸，研究建立现金流预算测算模型，不断丰富监控平台内容，不断深化完善资金管理模式，全面提升信息的真实性、可用性、及时性、易用性和前瞻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