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字的文学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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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字的文学艺术范文第1篇
大家上午好！
我演讲的题目是：《弘扬民族文化，争做阳光少年》。
中华五千年文化博大精深。且不说那完备深刻的道德伦理，且不说那浩如烟海的文化典籍，就说那独具一格的语言文字，那精彩纷呈的文学艺术，就让我们由衷地产生深深的自豪。
那独具一格的语言文字，是中华的瑰宝。看，那仓颉早的汉字神奇奇特。端正的楷书规范又漂亮，飘逸的草书龙飞凤舞。这些无不展现了文字独特的艺术魅力。平平仄仄平平仄，独特的拼音和有趣的绕口令，都让汉语变得妙趣横生。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当我们吟诵品味这些精美的文学艺术作品时，我们更是为之魂牵梦萦。唐诗、宋词、元曲，都是中华的艺术结晶。富有深情的每首诗每首词都有美丽的故事，让我们一边读一边似乎身临其境，浮想联翩。优美动听的元曲，或热烈，或深沉，或凄凉。每个音符，每个曲调，都在向我们倾诉着曲中人的心情。
伟大的祖国还有古朴的水墨画，庞伟的万里长城……
“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多少年的洗礼，使多少人被历史淡忘，但有些人，永远活在我们的心里。他们铭记着中华母亲的忠告。“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中华母亲受到了欺侮，是他们挺身而出，为祖国母亲抛头颅，洒热血。现在他们不在了。历史的重担落在我们身上，我们将要成为中华的脊梁，我们定要为中华母亲贡献一份力量。
童年的美好时光将要过去，我们成为了蓝天下翱翔的雏鹰，让我们在阳光下一齐大声喊：“我们要在美好版图上谱写新的篇章！”
汉字的文学艺术范文第2篇
书法本是写字的技术，写字的方法各主要文明都有研究，然而唯独中国将此技术发展到了艺术的层面。这里的原因很多，但首先是中国书写工具（毛笔、宣纸、墨汁）的特殊性质及汉字的象形性。这是书法艺术形成的客观因素。然而，最为重要的是中国文化思想在书法艺术中的体现。以上三点共同构成了书法的三个艺术层次：书写工具和象形字构成了书法艺术的形式美与内容美；中国文化思想渗入构成的书法艺术的精神美。正因为这些，书法形成了自己一套完整的理论与创作体系。
从形式层面上讲，书法构成了其独特的艺术表现语言。富有弹性的毛笔所带来的刚柔相济；吸水性强的宣纸所带来的效果浸晕；水与墨交融所带来的干枯浓淡……使书法艺术产生了轻重缓急枯润浓淡藏露方圆的种种变化。这种变化为书者感情的抒发提供了永无止境的表达空间。然而书法的语言又是极简单的，只有点、线、面及一种墨色这三种元素。用这极简练的语言表现那无尽的情感岂不也正是书法艺术的魅力吗？
从内容层面上讲，传统书法艺术的内容是汉字和汉字组成的文学，且只能是汉字和汉字组成的文学。它存在着对文学艺术的某种依附性。书法要想表现这些只能依靠文学的内容，而在传统书法艺术价值的评价标准中，这又并不是过分重要的原则。当然，好的文学对书法品格的提高却是有着十分积极的意义的。
从精神层面上讲，书法艺术是对书者理念、情趣的外在流露。这一层次与中国的其他艺术形式是完全相通的。书法艺术的最高精神境界也是与自然相契合、与道相“乐”的自由的精神状态；就“气韵”而言，书法艺术也是符合中国艺术的“生命性”特质的。
一般认为，自康定斯基举办第一个视觉音乐会的抽象主义绘画展览以后，抽象主义开始兴盛。然而，人们对“抽象主义”的定义却一直十分模糊。严格地说，“它是指那种完全抛弃了任何可视自然之像的表现的艺术形式”.我们同样用外、中、内三层来分析抽象主义绘画。
可以看到，抽象主义绘画在形式层上是以点、线、面为主要元素构成的画面。在内容上没有可视的具体之像，也就是说，是没有一定的形象参照标准的。在精神层上，是以宣泄情感为主要内容的艺术形式，抽象主义的艺术家们想以此来把握绘画的真谛。
从形式层面和精神层面上讲，书法艺术与抽象绘画是相通的。然而我们称某一作品是不是抽象主义的立足点却是在内容层面上。就是说，看一幅绘画是不是抽象画的关键在于其有没有可参照的自然之像。因为“抽象”
这个词在抽象主义中本就是对内容而言的。孙美兰将艺术诞生的层次表述为“外景层：倾向再现，倾向表现，自然的，构成的。中景层：具象化，抽象化，意象化，纯几何平面化。内景层：分别以情与理的平衡，唯情的，天然浑成，唯理的四条通道”.由此可知，“抽象”属中景层即内容层。
那么书法艺术的内容是不是抽象的呢？书法内容主要依靠的对象是汉字，汉字虽然是抽象的但早已标准化。尽管汉字产生的思维方式主要是理性的抽象性思维，但汉字产生的目的却是为了交流，与神交流，与古人交流，与现在的人交流，与未来的人交流。
我们写一撇一捺是“人”,写一捺一撇那就是“入”了。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形象，自然在我们脑海中会产生两种截然不同的意味。
传统书法是一直在这种汉字标准化的约束下进行创作的，且这个创作过程所体现的思维方式与创造汉字的思维方式截然不同，这是一种形象化的思维方式。草书纵然写的再草，“回”字也不能写成“典”字，也不能离开大口套小口的大体模样。其实书法艺术也是不能突破这种约束的！如果真的有突破了这种约束的艺术形式，那就很难再有“书”的意义了。依次类推，那些撇开汉字单纯玩笔墨的“现代书法家”在严格意义上来讲是不能称之为书法家的，因为他们的作品已毫无具体的汉字形象可视（已没有“书”的意义）。
综上所述，笔者以为，传统书法艺术是绝不能划分到抽象主义艺术形式一类的。书法是有一套独特且完整的创作、欣赏体系的艺术形式，一切将书法去附会抽象艺术的提法都是不确切的。从本质上说，传统书法艺术同中国传统绘画一样，是意象化的艺术形式。只不过绘画是以自然具像物为参照母体，书法是以汉字标准为参照母体而已。
参考文献：
[1] 宗白华 . 美学散步 [M].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
汉字的文学艺术范文第3篇
汉字字体设计这门基础课程在艺术类院校的设计专业中占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我们不仅仅要思考汉字字体设计这门课程的建设和发展，更要充分研究汉字字体设计与民族文化的融合的重要性，以及展开对汉字字体设计怎样融入到民族文化这样一个大文化背景中的探索。
一、汉字的产生和发展
汉字是记录汉语的文字，是中华民族语言文字的一种，也是我国应用最广泛的文字，它有着悠久的历史和不同的发展阶段。
中国的文字从出现至今，已经历了早期的图画文字、甲骨文字、古文、篆书、隶书、楷书、行书、草书，以及印刷朮发明后为适应印刷要求而逐渐派生出来的各种印刷字体等漫长的发展历程。
甲骨文字是商朝后期写或刻在龟甲、兽骨之上的文字。金文是雕刻或铸造在青铜器皿上的文字。篆书又分为大篆和小篆，是汉字书体发的重要阶段。隶书的出现和发展有着一段较长的时间演变过程，种类繁多，但它是当时人们喜爱而又得到长期使用之文字。楷书，其笔画端庄一直沿用至今，被视为标准字体而为世人所喜爱。行书，是介于楷书与草书之间的、运笔自由的一种书体。草书，又称破草、今草，由篆书、八分、章草，沿袭多种古文字变化而成。
印刷朮发明后，为适应印刷的需要，文字逐渐向适于印版镌刻的方向发展，出现了横平竖直、方方正正的印刷字体─宋体。随着文化事业的发展，几百年来，在宋体字的基础上又衍生出长宋、扁宋、仿宋等多种变体。这些新生的字体，都是应雕版印刷和传统的活字印刷的需要诞生的。近代西方印刷朮传入后，在西文字体影响下，又出现了黑体、美朮字体等多种新的字体。然而，由于宋体字即适于印刷刻版，又适合人们在阅读时的视觉要求，一直沿用至今，是出版印刷使用的主要字体。
二、汉字与民族文化
汉字是汉语的书写符号，汉语是民族文化信息的载体，而民族文化又包括各种类型的文化。汉字与民族文化的各类型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和多种形式的关联。
民族文化行为的发生大都建立在语言的基础上，语言的发展对人的思维和各种社会生活、文学艺术产生重要影响。比如汉语方言众多，这对以方言为基础的地区性艺术作品的形成、发展和极大的丰富提供了条件。语言的产生和发展也极大地促进了其它文化事项的产生和发展。
从汉字文化学的角度去理解有宏观与微观两个角度：宏观的，是把汉字也看成是一个文化项，来探讨它与其他文化项的关系；微观的，是把汉字字符作为文化的载体，来探讨它所承载的文化信息。[2]汉字承载的文化信息是本民族的文化发展动向，它以各种的载体形式广泛推动我国民族文化的发展，是民族文化发展的基本要素。
所以说汉字在每个历史发展时期对我国的民族文化的发展都起到了一定的促进和影响，是本民族文化发展的重要源泉和基本保障。
三、汉字与汉字字体设计
在汉字不断的发展过程中，不同的字体演变同样可以说是一种字体设计过程，它在人们的设计思维中得到不断的创新与巩固。
时代赋予我们崭新的形式美，所以我们对民族文字的形式美有了更深层次的变化，这种变化同时也来自经济发展的需要，新时代的汉字应出现更多的字体设计来满足不同领域的需要，使汉字作为民族文化的信息载体更充分的融入到各行各业中去，这也是汉字与汉字字体设计在商品经济中的重要关系。
汉字的文学艺术范文第4篇
在我们使用“中国美学”这个表述的时候，就出现了这样一个问题：在此之前有没有美学？对此，我们可以作这样的类比：在鲍姆加敦之前，并没有“美学”这个词，但是，人们在写美学史时，仍然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讲起，而不是从鲍姆加敦开始讲，不管人们对于鲍姆加敦造出这个词，或者说提议成立这一学科作怎样的解读。[2] 同样，一部中国美学史，也似乎应该照此办理，从孔子、老子，而不是20世纪初写起。确实，许多中国美学史著作，就是这样写的。这时，我们实际上是在两种性质上讲美学的历史，一是在美学这个学科的建立发展的意义上讲美学史，一是用现代的美学概念来考察古代材料，从而为这个现代的学科回溯出一段历史。
不过，中国美学所面临的情况，与西方仍有很大的不同。鲍姆加敦所做的事，是在自身传统中的发展。他只是将在自己的学术环境中逐渐形成，已浮出水面的对知识的划分加以强调而已。当然，这种划分首先在德国，后来在欧洲，都有一个被接受的历史。但是，欧洲人的这种接受，远没有中国人那么艰难，那么具有跨越性。原因在于，在此之前的中国人的思想与中国人关于文学和艺术的写作，具有与欧洲人很不相同的形态。因此，“美学”这个名称来到中国，“美学”这个学科在中国的建立，对于中国的相关方面的研究，带来了什么变化？或者更进一步说，中国人发展自身的美学时，对“美学”这个概念，会带来什么变化？这些都是需要研究的问题。
我感到，试图在“美学在中国”和“中国美学”之间作出一个概念上的区分，对我们进一步研究是有益的，可以帮助我们澄清许多模糊的想法。
一、“美学在中国”的不同形态
对于中国美学的最初理解是“美学在中国”（Aesthetics in China），更为确切地说，是“西方美学在中国”（Western Aesthetics in China）。
正如我们前面所提到的，现代中国的最早一批美学研究者，以留学日本和欧美的学者为主。在20世纪，中国出现了众多的著名美学家，他们做了许多翻译和译述的工作，对于现代中国美学的建立的起了重要作用。在这方面，我们可以列举出很多重要的人物。
最早将“美学”这个译名介绍到中国来的，可能是著名学者王国维（1877-1927）。他于1900年赴日本留学，1901年回国，在1903年写的《哲学辨惑》一文，曾提到“美学”一词。[3] 王国维的美学思想深受康德和叔本华影响。在东西方思想的碰撞中，形成了他的《人间词话》和《红楼梦评论》等一系列重要著作。
朱光潜先生从1918到1922年在香港大学学习，1925到1933年在英法留学。他是“西方美学在中国”的典型代表。在几十年的学术生涯中，他翻译了从柏拉图、维柯、黑格尔直到克罗齐的许多西方美学的经典著作，还写了一本至今在中国有着重要影响的《西方美学史》。《文艺心理学》和《诗论》一般被认为是他的两部最重要的著作。这两本书实际上都是在欧洲完成初稿，而回国后修改补充出版的。[4] 在前一部著作中，朱光潜将克罗齐的形象直觉说、布洛的心理距离说、立普斯、浮龙·李等人的移情说，以及叔本华、尼采、斯宾塞等一些当时在西方流行的学说结合在一起，用来解说文艺现象，并在书中举了大量中国文学艺术作品的例子。他的著作显示出巨大的对于中国文学艺术作品的解释力量，在当时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他在后一部著作《诗论》中，则运用一些西方的诗学理论来解释中国诗歌。朱光潜是那个时代美学在中国的最突出的代表。
与朱光潜同时代的美学家宗白华，却表现出一种与朱光潜不同的艺术追求。宗白华是康德《判断力批判》的中译者。他在年轻时，也曾留学欧洲。但是，他在美学研究中，却努力寻找中国美学与西方美学的不同点。例如，他坚持认为，西方绘画源于建筑，渗透着科学意味，而中国绘画源于书法，是一种类似音乐与舞蹈的节奏艺术；[5] 西方绘画是团块造形，而中国绘画是以线造形；[6] 西方绘画具有一种“由几何、三角所构成的”“透视学的空间”，中国绘画具有“阴阳明暗高下起伏所构成的节奏化了的空间”。[7] 当然，这种不同点的寻求，仍是依据西方美学的框架来进行的。他致力于构筑一种艺术上中国与西方二元对立的图景。这种努力，对于中国美学自觉意识的形成，具有积极的意义。这也正是近年来，宗白华在中国学术界受到普遍欢迎的原因。然而，一种中国与西方二元对立的图景，实际上仍是以西方为一极，以非西方为另一极的思维模式的体现。非西方学术界的“自我”与“西方”概念，持一种对抗西方的姿态；然而，它在实质上与西方学术界的“西方”与“其他”的区分具有对应性。两种区分所形成的，都将是一种以西方为中心，而非西方为边缘的世界图景。
蔡仪于1929年赴日本留学，直到1937年因中日战争而中止学业，在日本前后亦有八年之久。他在日本留学期间受当时在日本学术界流行的左翼思潮影响，接受了。回国以后，他在40年代出版了两本重要的著作《新艺术论》和《新美学》两本书，试图在中国建立的美学体系。他的美学具有两个方面的特点：一是努力在美学研究中贯彻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强调美是客观的；二是建立一种“美是典型”的思想。对于蔡仪来说，“典型”这个词来源于法国古典主义美学以及恩格斯的一些书信，但是，从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某种对黑格尔式美是“理念的感性的显现”观点进行唯物主义改造的特点。[8]
在一些并非在西方受教育的学者中，我们同样可以看到西方美学的深厚影响。李泽厚就是其中的一个突出代表。李泽厚的美学理论，产生于50年代的美学大讨论。当时的这场讨论对于中国美学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实际上，这场讨论对于当时中国整个人文学科的研究和发展，都具有重要影响。这场讨论的参加者有包括朱光潜和蔡仪等许多重要的学者，而李泽厚在这一时期所形成的理论，在当时受到了人们普遍的关注。李泽厚坚持美学的客观性与社会性的结合，坚持通过历史积淀形成文化心理结构，坚持美和审美的形成和发展对于人的社会实践的依存关系。这种思想在当时呈现出一种独创性，但我们仍可从中看出俄国思想家普列汉诺夫等一些理论家的影响。李泽厚后来通过对康德的阐发，以及创造性地改造克莱夫·贝尔、容格和皮亚杰的一些概念，努力建立自己的思想体系。[9]
在这一系列理论的发展过程中，中国学者越来越清晰地感受到一种建立“现代中国美学”的需要，这种“中国美学”不是历史上的“中国美学”，也不是“美学在中国”。
二、美学的普世性与个别性之争
美学的普世性与民族独特性之争，在中国这样一个非西方的，有着悠久的自身传统的大国中，表现得尤为突出。
对于美学的普世性，人们试图从这样一些方面来认识，一是理论的科学性质。正像没有中国数学、中国物理学、中国化学、中国逻辑学一样，一些学者在论述中暗示，只有中国的美学家，而没有中国美学。他们认为，美学具有普世性，它研究一些普遍的美的规律。这其中包括比例、对称、黄金分割等形式方面的规律，也包括形象、典型等超越了形式性，在一些哲学观念影响下形成的概念。在他们的心目中，美学等于同于一般自然和社会科学，具有一种客观性。
一些对中国古代文学艺术思想有着很深的了解的人，也试图论证一种思想，即西方所具有的艺术思想，中国实际上也有，只是过去未引起人们重视而已。中国的文学艺术思想，与西方是相通的。
在这种讨论中，如果存在着某种人的因素的话，那么，对于一些人来说，这种观点是以普遍人性为前提的。孟子说，“口之于味也，有同耆焉；耳之于声也，有同听焉；目之于色也，有同美焉。至于心，独无所同然乎？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谓理也，义也。圣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故理义之悦我心，犹刍豢之悦我口。”[10] 孟子的这段话在80年代的中国美学界具有深远的影响。这时，出现了一种“共同美”的思想，认为不同阶级的人对美有着共同的感觉。孟子将一种感觉上的普遍性视为既定事实，并以此来论证一种道德上的普世性，从而暗示着一种共同的人性。“共同美”的思想当时在中国的意义，主要表现为迎合一种后文化革命时代中国社会普遍流行的社会情绪。从50年代直到文化革命时期的中国美学，受着浓厚的阶级斗争理论的影响，认定不同的社会阶级有着不同的美。“共同美”观点的提出，在当时具有社会针对性。然而，这种在特定时期提出的观点被人们夸大了，形成了一种普世性的美的观点。
美学的普世性观念，还因现代中国美学界所具有的强大的心理学倾向而得到加强。从30年代到80年代，心理学美学在中国占据着重要的位置，成为解决美学之谜的希望，而心理学又被看成是一个具有普世性的关于人的心理的科学。在80年代的中国，阿恩海姆、皮亚杰、弗洛伊德和容格等一些西方学者的思想，以及他们思想的某种融合，成为中国人建构一些审美心理模式的重要思想依据。在这一时期，科学主义在中国美学界盛行。在文化革命期间，人文学科被政治意识形态所取代。作为对文化革命的反拨，学术界普遍出现了一种依托自然科学来为人文学科寻找可靠性的倾向。
除了这种理论上的普世性以外，在中国美学上，还有着一种基于对美学历史理解的普世性。在许多关于“什么是美学”的介绍性文章中，人们都在重复着一个美学怎样在西方由鲍姆加敦和康德等人建立，又怎样传到中国的历史。既然美学是这样一个由近代传入的学科，中国人对“美学”就只有阐释的权利，而没有发明的权利。直到今天，还有不少人对用“美学”两个字来翻译这门学科的正确性问题提出质疑。这种质疑的潜台词，是由于翻译不准确而造成了对这门学科的误解。他们认为，这个词的原义是“感觉学”或“感性学”，应该恢复它的含义，或依照这样的含义来理解这门学科。如果这样的话，那么，美学在它的创始人那时有着一个惟一正确的理解，而世界各国的美学，都走着一个误解，被纠正，又被误解，又被纠正的历史。对于他们来说，正确的理解是惟一的，美学也是惟一的。它在东亚地区被误解，是由于独特的翻译方面的情况造成的。“什么是美学？”这个问题至少有可能以两种方式回答：一是告诉人们“美学”这个词在德文中的原义，二是说这个原义是惟一的。前者是对这个词的起源与历史的考察，而后者意在阻止和反驳任何对这个词以及这个学科内容的改变。这两种回答，都带来一种对美学的历史理解的普世性。
除了上述理论性的和历史性的普世性，经济的全球化所带来的艺术商品在全世界范围内的流通，对美学产生着一种虽然没有得到明确的理论表述，实际上却更加深远的影响。最近的20多年来，在包括美学在内的中国学术界，有着一种对西方的渴望。大批的当代西方美学著作被翻译过来。一些外语好一点的美学家们都在开设翻译工厂，这是理论的需要，也是市场的需要。一般说来，翻译著作的销路要远远好于中国人写作的学术著作。西方美学著作的翻译，对于中国美学的发展当然是一件好事，这使中国人更多地了解西方美学，在一定程度上对于中国美学的发展是有益的。但是，事情并非仅限于此，很多中国学者都已形成了一个习惯，只购买和阅读翻译著作，不购买也很少阅读中国人写的学术著作。中国的美学家们处于两难境地，他们自己的理论创造不仅得不到国外学者的承认，而且得不到中国学术同行的了解。这种两难的局面破坏了中国的学术环境，使得独创性的理论生产不再成为学术的主要追求。
当然，中国学者并非仅仅在翻译，他们也在从事理论的写作。但是，市场的状况和视野的狭窄使他们只能在一种困境中寻找出路。这时，出现了一批追逐西方最新学术思潮的学者。我们知道，中国近些年来的经济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利用了中国在技术上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差距，节省新技术开发的成本，直接引进先进技术，从而迅速提高了生产率。在这些人看来，中国人也可以用类似的方法来发展中国学术研究。直接引进西方最新的美学、文学艺术理论，将它们运用于中国的文学艺术实践之中，从而使中国的文学艺术研究得到迅速发展。于是，这些人总是在追问：什么是西方最新的美学和文学艺术理论流派和思潮？他们不断地宣布，某个西方的流派过时了，现在流行某一种新流派，因此，中国人必须迅速地跟上。在他们的心目中，这种流派的更替，就像技术上的更新一样。技术的更新会提高生产率和使产品更新换代，而新流派的引进也被幻想为具有类似的功能。这些人与前面所述的翻译者们做着同一种类型的事。如果一定要说出他们之间有什么区别的话，那么，这后一种人在普世性和对新思潮的追逐方面更为积极和投入，同时，他们在持论方面也常常更为偏颇。
与上述几种情况相反，在中国的美学界也存在着另外一种倾向。这种倾向认为，中华民族有着深厚的文学艺术传统、独特的审美传统，以及思想传统，应该对这些传统进行研究，从而形成一种对于中国文化具有独特解释力的中国美学。
对于中国美学的研究，20世纪前期，特别是王国维和宗白华就作出了尝试。这两位学者都致力于运用西方美学的基本框架，对中国美学进行研究，并在这个理论框架所提供的可能性之中寻找中国美学的独特之处。王国维用康德、叔本华和尼采的思想来研究《红楼梦》，并写作《人间词话》，阐发其中的悲剧精神、优美和壮美的差异，但同时又提出“境界”观点，试图说出一些西方文论未能得到确切表述的思想；宗白华试图寻找中国艺术思想与西方艺术思想的相异之处。他们对中国文学艺术的独特特征的研究，对于中国艺术与中国哲学的关系的研究，使他们成为超越“西方美学在中国”的框架的重要的先驱。80年代后期，出现了一股中国美学史研究的热潮，其中比较重要的有李泽厚的《华夏美学》、叶朗的《中国美学史大纲》，李泽厚、刘纲纪的《中国美学史》。除此以外，还有许多对古代中国艺术理论的专题研究。在中国古代的哲学与艺术论述中寻找现代美学的对应物，这种思想固然也是接受了从西方而来的美学思想，并将之扩展的表现，同时，这种研究也体现了一种寻找美学中的中国特性的真诚努力。
然而，在90年代，在一些中国的文学与艺术理论研究者之中出现了一种极端的观点。这些研究者认为，在20世纪，在西方影响下进行的中国文学艺术理论建设，基本上是失败的。中国文学艺术具有与西方完全不同的，独特的特征，与此相对应，中国文学艺术批评也具有自身的范畴体系。运用西方的文学艺术批评概念来研究中国的文学艺术，其结果只能造成对中国文学艺术的扭曲，形成文学艺术中的“失语症”。他们的批判矛头，尤其指向那些追逐西方最新思潮的人。他们认为，引进西方的技术，发展了中国的经济，但是，引进西方的理论，却使我们自己失去了理论。这是两个完全不同性质的东西，两者不能等同。这些人认为，最根本的办法，还是回到古代去，从中国古代的文学艺术理论中汲取营养，直接发展出一种适合中国文学艺术的理论来。本来，有两部分人在持这种观点，一部分具有西学背景的人在后殖民理论的影响下走向一种本土主义，另一部分具有中学背景的人则仍持一种古老的中华中心论。在20世纪末期，这两种思想在中国形成了一种奇特的合流。
在中国，关心和从事美学研究的人，严格说来是由不同的群体组成的。它们中的一部分人从事中国美学研究，另一部分人从事西方美学研究，还有一些文学理论和比较文学，艺术理论和比较艺术的研究者们，也在做着实际上与美学研究者们类似的事。那种主张依据古论直接建构当代中国理论的人，在从事文学和艺术理论研究的学者群中表现得最为明显。古代中国关于文学与艺术理论，处于一种与欧洲完全不同的形态。在欧洲，许多文学与艺术方面的思想是由哲学家提出的。这些哲学家注重对文学和艺术思想的系统阐述，注重这些思想与哲学的其它问题，如本体论与认识论问题，与伦理学问题的相互联系。在中国，情况则完全不同。中国的文学与艺术思想主要以文学与艺术家所记述的创作经验组成。中国文学艺术思想的这种特点，在过去被普遍认为是一种缺陷，而现在情况有了变化，这些特点被普遍看成是优点。建立在这种认识基础之上，一些研究者试图对古代思想进行整理，从而建立一种适应现代生活的文学艺术理论。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人试图在做一件事，即从古代中国出发，跳过20世纪的中国，直接构建21世纪的中国美学和文学艺术理论。
三、 一般与特殊观念及其在对话中形成的不同美学间的张力关系
美学界很久以来的一系列的争论显示出，怎样才能建立中国美学，什么是中国美学，这本身已经成了一个问题。在这里，我首先要做一个概念上的澄清。在回答什么是“中国美学”时，我们面临这样一个预设：即存在着一种普遍性的学问，叫做“美学”，它回答关于美学的一般性问题；又存在着一系列的，以国家、地区、民族、文化来命名的美学，如印度美学、日本美学、东南亚美学、拉丁美洲美学、东欧美学，也包括中国美学，它们回答各区域所独有的美学问题。这种预设是存在问题的。在美学上，我们不能断定，在某些国家中产生的美学，是一般性的美学，而在另一些国家中产生的美学，是特殊性的美学。其实，即使在一些传统的所谓美学大国，即一些德国、英国、法国、意大利等国之间，我们也无法确定某个国家的美学是一般性的美学，而另一些国家的美学是特殊性的美学。
从另一个方面看，美学与数学的一个重要区别在于学科与文化与社会生活之间的关系。一定的文化可能会有利于某些学科，比如像数学和一些自然科学的发展，因此，一些数学定理最早由某个民族发现，后来传到其他的民族。文化与社会因素，只是数学发展的前提条件。在历史上，一些国家自身的传统，赋予这些国家的数学具有一定的特色。例如，近年来，一些中国数学史家就发现，西方的数学更注重从定理出发进行证明，而中国古代的数学更注重计算，这与中国人对待数学的更为实用的态度有关。但是，在数学的发展过程中，不同民族一方面相互影响，相互学习，另一方面，不同民族所发现的原理可以相互通用。我们可以写一部中国数学史，说明数学在中国经历了什么样的发展。我们也可以像李约瑟那样写一部中国科学技术史，说明中国人在科学技术上的发明创造。但我们不可能建立一门叫做中国数学，或者中国科学的学科。没有中国数学，只有中国人所发明的普遍的数学原理。勾股定理在西方称为毕达哥拉斯定理，但它们指的是一回事。科学无国界，它是普世性的。
美学的情况则不同。美学存在于社会和文化之中，有什么样的社会和文化，就有什么样的美学。这时，社会与文化状况不仅仅是美学原理产生的前提条件，一个社会的美学观念，从属于这个社会，是这个社会的产物。不同的国家、民族和文化，由于自身的生活状况，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各自的文化传统不同，必然会出现审美的差异性。这种差异，没有高下之分，是非之分。审美权利的平等，应是各民族文化权利平等的体现。产生于不同民族文化之中的美学之间，只存在着一种相互交流，相互影响，相互启发的关系，而不能直接地相互通用。从这个意义上讲，一个民族或文化的美学，并不是一种普遍美学的一个分支，不是某种普遍的美学原理在这个民族的实际运用。一个民族和文化在自己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的审美观念和艺术传统之中，这个民族和文化的美学，应该植根于这种审美观念和艺术传统，成为这种民族和文化审美观念的理论表现。
更进一步，那种一般的美学，实际上是不存在的。在逻辑学中，一般并不作为一个实体而存在，它只是从特殊中抽象出来的。世界上并不存在一张一般的桌子，桌子这个词并不存在单一的对应物，它只是所有桌子的总称而已。白马是一种颜色的马。除了白马以外，还有黑马、枣红马和各种颜色的马。但是，马总是要有一种颜色的，并不存在一般的，超越颜色属性的马。柏拉图的三张床的理论认为存在着一般的床，那只是一种古论而已。与“床”这个词相对应的作为实物的理念之床，是不存在的。在美学中，一般的美学也同样是一个可疑的概念。任何一种美学理论，都与产生这种理论的民族、社会、文化和时代条件，与这种理论与其他理论所处的对话关系，有着密切的联系。这些美学都是具体的美学，而不是抽象的一般的美学。这些美学所发现的真理，都是具体的，在一定范围内有着适用性的真理，而不是一种普遍的真理。
然而，从另一方面说，不同国家和民族的美学又是相互影响的。20世纪，西方美学，特别是一些美学大国的美学，对于中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些影响，对发展中国美学，起了巨大的作用。我们应该感谢这些思想的引入，而不是对这些影响持排斥的态度。那种幻想中国美学可以退回到传统中国文学艺术理论，从中直接发展出一种现代中国美学的思路，是错误的。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来叙述20世纪中国与国外美学对话的发展：
第一，美学对话从接受西方经典到与当代国外美学的直接对话。中国美学的发展是从翻译西方经典开始的。康德、席勒、黑格尔、叔本华、尼采、克罗齐、立普斯和布洛这些名字，早已为中国美学界所熟悉。在80年代，苏珊·朗格、鲁道夫·阿恩海姆等人的著作曾在中国产生过巨大影响。但是，中国美学家直接加入到国际美学界，与国际美学界对话的局面直至90年代才出现，越来越多的中国与西方美学家的互访，实现了学术间的交流。转贴于
第二，从将西方理论运用于中国实例，到努力发掘中国自身的理论资源。从20世纪前期开始，在中国美学界流行的做法是，运用西方的美学理论来解释中国的文学、艺术现象。这在今天看来是一个有争议的做法。一方面，我们应该承认，这些学者的这些做法，是有着巨大成就的。我们应该承认他们的功绩，只有这么做，现代中国美学才能建立起来。从传统的中国文学艺术理论，在没有外来影响的情况下直接建立一种现代中国美学，是不可能的。中国美学必须经历这样一段借助外来影响，使中国美学现代化的道路。但是，怎样对待外来影响，有一个从不成熟到逐渐成熟的过程。中国传统的文学艺术理论和审美理论中，有着丰富的美学理论资源。中国人的审美习惯，也有着一些独特的特点。我们在运用西方理论时，常常发现，这些理论，并不完全切合中国的艺术和审美的实际。我们过去的理论，采用的是一种将西方理论概念与传统中国理论并置和混合的做法。随着研究的进一步发展，在与国外美学的对话中，立足于中国人审美与艺术的实际，建立独特的中国美学理论的要求，会被提出来。
第三，从只注重西方美学，到与其他非西方美学的对话。20世纪中国美学，是从西方影响开始的。在一开始，日本成为西方美学向中国开放的重要窗口，但很快，中国美学家就转向了对欧洲美学，特别是德国美学的注意。从20年代，特别是30年代以后，在中国取得越来越大的影响。80年代以后，随着中国改革和开放政策的发展，美学翻译热潮的兴起，更多的20世纪西方美学著作为中国人所了解和阅读。
实际上，在现代中国的文学和艺术研究的许多领域，也存在着类似的情况。古代中国固然有文学和艺术，但现代中国的文学与艺术观念，在很大程度上都是随着西方思想的引进而形成的。我们在现代观念的引导下构成了这样一些学科，并追溯它们的历史，仿佛它们从来就有的样子。我们在谈论古代中国的文学，谈论古代中国的绘画、雕塑、建筑，并写作有关这方面的历史。实际上，这种历史的追寻只不过是我们的观念的延伸和按照我们的观念所作出的选择而已。一种对西方观念的绝对排斥，从而对纯而又纯的中国性的寻求，实际上并不能成立。我们今天所有的对历史的认识和关于历史的写作都是从现代观念出发的，这种现代观念本身，正是在20世纪逐渐构成的。那种依托古代资源来构建一种全新当论的想法，不过是想形成一种相对于目前学术界成为翻译机器的情况的另一种学术姿态而已。作为当代各种理论努力的一部分，这固然可以具有自身的位置。但是，它的那种新福音的架势，难免给人以偏颇的感觉。实际上，从另一个意义上说，这也是一种有利于西方中心主义的理论。在今天这个世界上，说自身与西方不同，而不对普世性与个别性作出具体分析，所带来的仍然只能是一种“西方”与“其他”的两元对立，这种对立所导致的结果，仍然只是西方具有普世性，而非西方是一个个孤立的“其他”。
四、建立现代中国美学的思路
在全球化时代，非西方国家美学的当代性在哪里，这是个令人困惑的问题。在很长的时间里，人们在提到“中国美学”时，指的都是古代中国美学，如“儒家美学”、“道家美学”，等等。这里实际上存在着一个悖论：一方面，美学是20世纪初才从西方引入中国的学科，在此之前，中国没有一门叫做美学的学科；另一方面，只是古代中国的那些过去当时并不称为美学的思想资料，才被称为“中国美学”。在中国，人们在很长时间里已经习惯了一个等式，即中国等于古代，西方等于现代。这种等式将一种空间上的关系变成了一种时间上关系。他们在写作名叫“中国美学史”的著作时，所涉及到的都是20世纪以前的中国美学。对于20世纪的中国美学，他们必须给另一个名称，例如，称它们为“现代中国美学”。但是，这种现代中国美学不仅在国际美学界很少受到关注，即使在中国，许多学者也对此信心不足。类似的情况，在提到其他非西方国家的美学时也存在。当我们提到印度美学时，出现在我们脑子里的是古代印度的审美和艺术思想。我们也很少关注现代伊朗或现代希腊美学。非西方国家是否有自己的现代性，怎样建设自己的现代性，怎样对待自己所具有的现代性，这是普遍存在的问题。
在学术圈里，一些中国美学家们目前所做的事是，努力整理一些传统的中国美学概念，例如“气”、“韵”、“骨”等等，并将之与一些西方美学概念并置在一起，形成一种中国传统概念与西方美学概念并置而混合的状态。这种并置状态实际上并不能构成理论的体系，而只是一些美学的教学体系而已。他们并不寻求体系的完整性，所关注的只是，以一个可接受的篇幅，为接受一定课程教育的学生提供一个适用的，可以提供相关学科的基本知识的教材。这种类型的教材，当然有一定的实用价值。但实际上，这些教材基本上还是以西方理论为主，中国的理论术语仅起点缀作用而已。中国理论特有的一些带系统性的思路并不能得到完整地展现，而中国理论与西方理论的内在的差异，也不能得到很好地揭示。
与这些更具学院气的学者不同，在当代中国艺术领域，出现了另一种全球化倾向。中国艺术家们努力在国际艺术界寻求自身的表现。他们中有诗歌、音乐、电影、戏剧等各种艺术门类的艺术家，而以绘画和雕塑等造型艺术尤为突出。他们经过一番努力，在相关的国际领域取得了一些成功，建立了自己的影响，然而，他们在中国国内却受到很多责难。人们指责他们为着翻译而写诗，为了在国际上得奖，被西方的博物馆和画廊接受而进行创作。他们将自己的成功寄托在国际承认之上，至于中国人是否喜欢他们的作品，这对他们来说并不重要。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并没有形成一种真正的具有地方性的艺术，而是制造了为了全球的“地方”。这种实践对于中国美学的发展并没有什么贡献，原因在于这些人并不关注理论。他们所关注的只是一种取得成功的文化策略。然而，没有理论保护的艺术实践是不能长久的。他们中蔑视理论的人终将意识到自己的目光短浅，而重视理论的人却又难以从全球与地方的这种尴尬的处境中解脱出来。
在全球化的条件下，我们是否能有一个区别于“美学在中国”的，具有现代意义的“中国美学”？这是一个我们必须回答的问题。
我认为，中国美学的发展历程，也许会走一条与中国语言研究的发展相似的道路。古代中国没有语法研究。1898年，马建忠（1845-1900）出版了《马氏文通》。这是第一本汉语语法学著作。这本书运用拉丁文的语法，对古代汉语进行研究。用他的话说，是“因西文已有之规矩，于经籍中求其所同所不同者，曲证繁引以确知华文义例之所在。”[11] 这本书有开创之功，但又不免有“西方语法学在中国”之嫌。陈望道曾批评他“机械模仿，削足适履”，[12] 这是当时的草创阶段不可避免的现象。在这本书之后，影响最大的是黎锦熙（1890-1978）于1924年出版的《新著国语文法》。这本书依据英文语法，对现代白话文进行了研究。这本书在引论中提到：“思想底规律，并不因民族而区分，句子底‘逻辑的分析’，而不因语言而别异。”他设想不同的语言背后有着共同的，具有普遍性的逻辑。实际上，正如中国语言学家王力所指出的，“黎氏所谓‘逻辑的分析’往往是以英语的造句法为标准。”[13] 语言学家张世禄先生在为瑞典学者高本汉的《中国语与中国文》一书所写的译者导言中写到，“之先生说他[高本汉]的《解析字典》：“上集三百年古音研究之大成，而下辟后来无穷学者的新门径。”（《〈左传〉真伪考序》）。后来的学者——尤其是中国人——对于中国的语文问题，自然不应当把顾、江、戴、段、钱、王诸人的研究认为满足了，应当以西洋的学术做基础，将中国固有的学说，重新改造一翻，以建设一种新科学。”[14]
在此以后，中国的语法研究经历了民族化的过程。许多学者努力关注汉语的独特性，搜集汉语材料，依据汉语实际来制定汉语语法体系。在这种努力中，他们离不开国外的语言学理论。例如，叶斯柏森、布龙菲尔德、乔姆斯基等人的理论，都曾对汉语语法的研究产生过深远的影响。但是，这种理论不能取代中国语言学家们的理论创造，他们必须对汉语材料进行深入而扎实的研究，从而寻找汉语的规律。更进一步说，经过一些年的发展，他们的理论创造会进一步丰富现代语言学理论。世界各国的语言，都有着各自的特点。现代语言学理论的发展，需要建立在对不同语言研究的基础之上。
中国美学的研究也是如此。中国美学研究要更多地介绍当代国外美学的研究，要更多地研究中国美学传统。但是，中国美学有着一个更为重要的任务，这就是研究当代中国审美与艺术的实际，让美学理论在这种对实际的研究之中成长起来。这种实际，就是现代中国人的审美和艺术活动。过去，中国美学研究存在着浓厚的概念化倾向。这种纯粹从概念到概念的研究，是没有生命力的。同时，这种概念到概念的研究，由于脱离了中国文学艺术的实际，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中国美学。只有来自中国文学艺术的实际，能够为这种中国人日常生活中大量存在着的活动提供解释和指导的理论，才是真正的中国美学。
只有这样，中国美学才能找到自己的真正根基。它与国外的美学的关系，是一种对话的关系。维持和发展这种关系极为重要。中国美学要不断地吸收美学的最新成果，在一个对话和互动的语境之中发展之身；另一方面，中国美学必须扎根于中国审美与艺术实践之中，从中形成自身的艺术理论。
在我们摆脱了前面所述的一般与特殊的思路以后，我们应以另一种思路来代替它。不存在着一种共同的美学，但存在着一种共同的美学发展。这种发展，是建立一种来自世界各民族、各文化的美学对话的基础之上的。我们发展各民族和各文化的美学，发展民族和文化间的美学对话，就是为这种共同的发展做出各自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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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著名学者和散文家朱自清在给朱光潜的《文艺心理学》所写的序言中这样写道：“美学大约还得算是年轻的学问……据我所知，我们现有的几部关于艺术或美学的书，大抵以日文书为底本；往往薄得可怜，用语行文又太将就原作，像是西洋人说中国话，总不能够让我们十二分听进去。”《朱光潜美学文集》第一卷，转引自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年版第326页。着重号是引用者所加的。
[2] 克罗齐、鲍桑葵、比厄斯利和塔塔凯维奇等人所写的美学史，都是如此。怎样看待鲍姆加敦，他是给予一个早已存在的学科以一个名称，还是建立了一个学科？人们围绕这个问题进行过一些争论。我更倾向于认为，鲍姆加敦的理论活动帮助推动了现代审美理论的建立，因而“美学”这个词形成在美学的发展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人们使用“美学”这个词指鲍姆加敦之前的“美学”和他以后的“美学”，是在不同的性质上使用这个词。当我们说到鲍姆加敦之前的“美学”时，具有一种用后来形成的学科对此前的相关思想材料进行追溯和反观的性质。
[3] 收入佛雏校辑《王国维哲学美学论文辑佚》一书。见《王国维文集》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年。
[4] “《文艺心理学》早在一九二九年决定撰写，正式写成于一九三一年前后，当时作者正在法国斯特拉斯堡大学读书。一九三三年作者回国，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央艺术学院任教时，曾将该书稿用作教材，并作了较大的改动，增写了一些章节。一九三六年由开明书店正式出版。”引自《朱光潜美学文集》第一卷
出版说明，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年版第3页。“《诗论》是继《文艺心理学》之后，一九三一年左右写作的。一九三三年作者自欧洲留学回国后，在北京大学、武汉大学等校任教时，曾将书稿用作教材，并多次作了修改。一九四三年由重庆国民图书出版社印行。一九四八年三月，增收了《中国诗何以走上律的路》等三篇，改由正中书局出增订版。”引自《朱光潜美学文集》第二卷出版说明，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年版第1页。
[5] 参见宗白华《美学散步》，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14－118页。
[6] 同上，第41页。
[7] 同上，第84页。
[8] “我们认为美的东西就是典型的东西，就是个别之中显现着一般的东西；美的本质就是事物的典型性，就是个别之中显现着种类的一般。于是美不能如过去许多美学家所说的那样是主观的东西，而是客观的东西，便很显然可明白了。”蔡仪《新美学》，引自《蔡仪文集》第1卷，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2年版，第235-236页。《蔡仪文集》共10卷，是蔡仪一生学术研究成果的总汇。
[9] 李泽厚的观点可参见他的《美学论集》、《美学四讲》、《批判哲学的批判》等著作。其中《美学论集》于1980年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收入了作者在从50年代至70年代的重要美学论文，从中可以看出李泽厚美学思想的建立过程。《美学四讲》于1989年在香港三联书店出版，书中分别讲了美学、美、美感和艺术这四个话题，是一本李泽厚总结他的美学思想的著作。《批判哲学的批判》于1979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并于1984年修订再版。这本书通过对康德思想的评述，展示了他的一些哲学美学的观点，这些观点在他后来的一些哲学提纲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展开。
[10] 《孟子·告子章句下》。
[11] 马建忠《马氏文通后序》，引自吴文祺 张世禄 主编《中国历代语言学论文选注》（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86年）179页。
[12] 陈望道《漫谈马氏文通》，原载《复旦》月刊，1959年第3期，引自胡裕树主编《现代汉语参考资料》下册（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82年）第182页。
汉字的文学艺术范文第5篇
关键词：对外汉语；知识结构；实践教学
对外汉语专业作为西安建筑科技大学的新办专业，目前面临的工作要点之一就是实习基地建设和实践教学研究，具体来说就是如何充分利用各种资源和条件，具有针对性地解决上述突出的实践教学问题。四年以来，对外汉语专业在坚持四年实践不断线的原则下，做出了以下方面的实践教学尝试：
一、课外语言实践
对于对外汉语专业本科生来说，语言主要由三部分构成：第一外语、第二外语、汉语。这三者对于对外汉语专业来说，具有不同的意义：外语，无论是第一外语还是第二外语，都是工具性语言。所以对外汉语专业本科生的外语语言实践就是把外语当作工具来使用的实践。
1、课外第一外语语言实践：西安建筑科技大学传统的外语语种为英语，而且自1994年起开设英语专业，形成了以英语为主、英语为强势外语语种的局面，所以我校对外汉语专业本科生的第一外语是英语。学校自英语专业成立之初就开始了具有特色的英语角活动。对外汉语专业本科生自入学之日起，必须按规定准时足量地参加每两周一次的英语角活动，这种特殊的语言输出活动对学生的英语表达能力具有强大的推动性，使学生在语言实践中不断领悟语言的魅力。
为了鼓励学生多读英语，创建英语语言氛围，学校开展了校园英语早读活动。一日之计在于晨，早晨是人的记忆高峰期；语言学习离不开朗读，离不开高效率的记忆。“读”是英语学习的四大基本要素之一，就早读而言，重视加强这一环节的训练，能促进听，说，写三方面能力的进一步提高。早读作为英语课堂的延伸，属于对外汉语专业英语教学的一个重要环节，重视读、关注读、领读、跟读，持之以恒地做好每一次英语早读课，是学好英语的成功之道。科学合理地组织安排早读的方式，不仅能构建和谐的英语早读课，更是英语早读质量的保证。我校对外汉语专业早读课中通常是提供给学生几种方式，鼓励学生每小组选择其中的一种，并在互查阶段合理地运用起来。所用到的方式通常包括以下几种：①竞赛的方式，规则为：每小组四个人以竞争的方式来呈现自己的背诵成果，看谁背诵的时间最短，背诵的效果最佳。②个体读和集体读相结合的方式，规则为：小组内基础较好的同学领读，其他同学跟读，最终能达到一起连读连背的效果。③对话编写或小品展示的形式。这一方式对学生的能力要求较高，是每小组四名同学将所背内容重新编写成对话然后再表演出来，达到真正地运用英语的效果。无论是哪一种方式，都要求学生在互相合作的过程中完成。
各种形式的英语竞赛是对外汉语专业本科生进行英语语言实践和语言检验的重要平台。
我校对外汉语专业历来重视此类比赛。四年以来，学生参加了CCTV全国大学生英语演讲比赛、外研社杯全国大学生英语演讲比赛、全国大学生英语竞赛、校内英语竞赛等，赛前的语言操练、赛中的语言思辨、赛后的语言修补与提炼，各个环节都极具现实意义。
国际交流活动对对外汉语专业学生来说是极佳的外语语言实践机会。我校自2009年起，每年六月份与来自美国科罗拉多州立大学、科罗拉多矿业学院、科罗拉多大学、犹他州立大学、北亚利桑那州立大学五所大学的数十名学生和数名老师组成的美国语言文化交流团在我校进行为期一个月的交流活动。对外汉语专业本科生与美国学生同住、同吃、同学、同行、同乐，一同住在学生宿舍，一同在学生食堂就餐，一同在文学院上课学习，一同游览陕西的历史文化古迹、一同进行体育活动等等。学生无论是在语言学习、文化交流、跨文化交际等方面均有颇丰的收获与感悟。今年8月，将有来自韩国顺天大学的数十名学生与老师组成的交流团来到我校，与我校对外汉语专业本科生展开为期约一周的交流活动。届时，我校对外汉语专业本科生又将在面临语言与文化交流压力的同时产生语言动力，通过双方接触，提高学生国际化适应能力。
2、课外第二外语语言实践：多语言教学是对外汉语专业学生必须具备的一种教学能
力，所以，我们应该拓宽思路，除了传统的第一外语之外，本专业学生还应选择一种其他语种作为第二外语，以符合当前对外汉语教学市场的需求，对于促进世界多极化格局的形成有重要意义。我校俄语、德语、日语、法语等小语种师资的存在与延续为对外汉语专业本科生提供了学习第二外语的机会。自2008年设立对外汉语专业以来，我校相继为本专业本科生开设了俄语、德语等第二外语，以满足来自不同语区汉语学习者的需求，提高学生与不同语言、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之间交往的能力。由于学生的第二外语只是初级水平，所以语言实践主要体现在第二外语语音比赛、朗读比赛、背诵比赛等层面。这些实践性学习同样对学生学外形成了推动力。
3、课外汉语语言实践：汉语作为对外汉语专业本科生自己的母语，既是工具性语言，学生以之为工具来进行说写和思考，但同时汉语又是学生进行学习和研究的客体对象，毕业走上岗位后更是教学的目的语。所以，对于对外汉语专业来说，汉语语言更应带有专业本体的意味。学生的汉语语言读写说等技能都应在实践中加以提高。
为加强学生师范素质的培养，开设针对对外汉语专业弘扬祖国文化的“一笔一划一音”的实践活动：“一笔”主要针对学生的书法练习，练就一手漂亮工整的汉字书写；“一划”主要是指简笔画实践，练就基本扎实的用汉字的基本功；“一音”主要是针对学生普通话训练，练就读汉字的基本功。
汉语竞赛同样是对外汉语专业本科生进行汉语语言实践和语言检验的重要平台。近三年来，学生每年参加“全国语言文字基本功大赛”。该比赛是由国家语委语言文字报刊社《语文建设》编辑部主办、商务印书馆协办的全国高等院校学生语言文字基本功大赛。说好普通话、写好规范字、提高语言文字应用能力已成为教师资格认证的一项必备条件。这种通过参赛来实践语言的活动对于提高对外汉语这种师范类型专业学生对语言文字基本功的认识，对推动国家语言文字法及相关规范标准在专业教学中的落实，都具有很现实的意义。
二、课外文化知识实践
语言和文学是文化的载体，也是文化的一部分。陕西是个文化大省，文学大省，自古至今都拥有浓郁的文学与文化环境。几千年的历史，文物古迹遍地，文化积淀深厚。当代知名贾平凹自2003年起被聘为西安建筑科技大学文学院院长，著名作家王蒙、谢有顺也相继被该校聘为特聘教授，陕西著名文学评论家韩鲁华教授2003年任教西安建筑科技大学。文学家、评论家“加盟”理工科院校，意在完善学科体系，强化文科与理工科的互相渗透，增强办学实力，使文学文化这一厚重的理论现象落定于特定地域，使文学现象、文化现象、文学家与评论家在学生心目中鲜活起来。
依托地域资源优势，我校对外汉语专业展开了丰富多彩的文化知识实践活动。作为《长安文化》、《汉唐文化》、《地域文学与文化》等课程的课外延伸实践活动，学生参观并深入解读校史馆、建筑文化广场、贾平凹文学艺术馆、中国音乐史博物馆；参观陕西省各类博物馆、民俗村落建筑群、陕西著名文人家乡和创作地；开展模拟导游活动等。学生深入文化实地了解陕西区域的民俗风情、历史文化，立足于区域文化的角度，在实践中体验文化，从实践中内化文化。 对外汉语专业学生自2008年起分批次承担贾平凹文学艺术馆义务讲解员，期间接待了许多校内外领导、各界嘉宾以及社会团体及个人。该馆是以全面收集、整理、展示、研究贾平凹的文学、书画、收藏等艺术成就及其成长经历为主旨的非营利性文化展馆，建筑造型不是规整的立体形状，而是用钢筋和大块钢化玻璃拼组的一座创意独特的现代风格建筑，馆内展示作家的成长过程和创作经历，展示作家的文学成就和创作生活，并为文学爱好者提供学习文学、交流经验的场所。可以说，贾平凹文学艺术馆从内涵到外观无不折射出现代文人理性与感性融合思考下的文化审美情趣。学生们每一次的讲解实践都对其自身的文学修养与文化养成是极大的滋润、深化和内透。
三、课外教学实践
在学科归类上，对外汉语属于应用语言学的范畴，其专业培养目标和专业定位决定了实践教学的重要性和特殊性。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在“理论有用、实践为重“的指导思想下，高度重视各种层次的实践教育，通过接触实际问题和实际操作，增强学生对书本理论知识的理解和把握，做到活学活用，实现“玩中取”。西安建筑科技大学于2007年成立对外汉语培训中心，借助这一平台，对外汉语专业本科生与留学生展开一对一的语言结对式的全程汉语学习辅导、助课、辅助教学管理、学习资料编辑等实践性活动，进行微格教学探索和语言教学实训。在实际操作的过程中，学生从全新的角度重新审视自己的母语汉语，结合现代汉语课程，站在前所未有的高度上将汉语视为一门整体语言，从而细化研究该语言的语音、语法、词汇、修辞、汉字等，对促进学生从理论上把握汉语语言有极大的促进作用。
家教作为帮助相关学习者补充和复现学校课堂知识的教学形式，早已被我们的社会所接纳。对外汉语专业本科生凭借本专业在教学潜能上的优势，在我校得家教活动中一直受到学生家长和学生们得好评。这种“准教师”的实践教学活动，对于凝练本专业学生的内功和开展师资潜能，是大有好处的。做家教增加了本专业学生的社会实践经验，为真正走入社会提前做好了准备。在做家教的过程中，学生的心智变得理性、成熟，社会经验慢慢沉淀，渐渐地积累成为自己宝贵的人生财富。
四、创新性人才培养实践
大学生创新性实验计划是“十一五”期间教育部为推动创新型人才培养工作而实施的一项重要改革举措，是教育部第一次在国家层面上实施的、直接面向大学生立项的创新训练项目。该计划2006年开始试点，2007年进入正式实施阶段，5年的运行进展顺利。我校2008级对外汉语专业本科生自入校之日起就紧紧抓住了这一机会，在经过充分的准备和策划之后，参加了2009年的大学生创新性实验计划申报。学生的“汉语桥工程（The Chinese Bridge Project）调研分析与未来展望”顺利获批。这对培养学生发现问题的能力、分析问题的能力、解决问题的能力、沟通交流的能力等方面的自主性、研究性学习能力有显著提高。项目申报活动深化了学生对本专业的认识，开拓了学生的视野，锻炼了学生的实践能力。
五、综合运用能力实践
综合运用能力的实践与开发既是汉语作为外语教学的基本能力要求，是对外汉语专业能
力培养模式的核心，也是学生综合素质中十分重要的部分。所以，对外汉语专业的本科生，除了要重视理论知识地学习，注意“我知道……”之外，还要注重综合运用能力的训练，注重“我能做……”。学生参与编辑工作、文稿编写与播音工作，是对学生综合运用能力的实践和考察，有助于提高学生的动手动口动脑等实际运用汉语语言来做事的能力。我校对外汉语专业本科生积极参与校园笃实新闻网编辑工作、校广播电台文稿编写、文本校对与加工、播音主持、节目主持工作、校园才艺秀等，对于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思辨能力、语言运用能力都有极大的帮助。
六、结语
根据1998年中华人名共和国教育部高等教育司编纂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和专业介绍》，对外汉语专业所培养的是“对外汉语专门人才”或“实践型语言学高级人才”。可以看出，以培养对外汉语教学师资为长远目标的对外汉语专业来说，实践教学环节特别要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实践教学是专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是学生工作就业的前奏。对外汉语专业是一个实践性极强的专业，专业本色的实训要求极高。如果说，对外汉语专业在培养目标确定、培养规格选择、专业课程设置等方面要更多地考虑到宽口径，那么，实践教学就要更加突出专业性和针对性。实践活动实际上已成为检验对外汉语本科专业能否培养出合格毕业生的重要标尺。在有限的资源和实际的局限条件下，我校对外汉语专业积极开拓一切可用资源，大力开展各级各类、形式丰富、内容多样的实践教学活动，这对将来大规模地拓展开发更典型更出色的专业实践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参考文献
[1]王路江.对外汉语学科建设新议[J]. 语言教学与研究，2003(2):49-52.
汉字的文学艺术范文第6篇
版权在日本近代思想启蒙运动的大背景下诞生,19世纪末,作为废除与欧美列强签订不平等条约的交换条件,明治政府决定加入《保护文学艺术作品伯尔尼公约》,并依据该公约的标准修改原有法律,把版权法、剧本音乐条例、摄影作品版权条例汇总为一个法律,称“着作权法”,改“版权”为“着作权”以涵盖剧本、音乐等其他作品以及复制权以外的其他权利,该法律成为10年后清政府制定《大清着作权律》时的重要参考文本。
时至今日,“版权”一词在日本法律中已不再使用。“版权”从1875年被法律认可到1899年被着作权取代,前后不过四分之一个世纪,却在日本近代思想启蒙运动中见证了雕版权的消亡与着作权的兴起,德川幕府的败落与明治政府的维新,成为日本近代文明转型期的一个重要文化元素。
版权和着作权的创设为西方文化在东方日本的移植提供了法律保障,助推思想启蒙运动向纵深发展。在此过程中诞生的“脱亚入欧”和“内安外竞”思想将日本逐步导向侵略扩张的歧途,给世界各国人民造成了深重的灾难,实非“版权”之过,而是日本“人”之过。
另一方面,印刷术和版权都是舶来品,然而日本民族对于外来文化有着超强的接受能力和改良习惯,就如吸收汉字造就了日本文字一样,日本不仅创造了“版权”一词,而且在1983年结合本国着作权产业特点,创设了“出租权”并输出到伯尔尼公约,从国际标准的被动接受者一跃成为国际标准的制定者。
我国着作权法自1990年颁布以来历经两次修法,大都是向国际标准看齐,在当下进行的第三次修法中,应结合我国着作权产业特点,形成中国特色着作权文化,挤进国际标准制定的行列,实现国际站位前移。
汉字的文学艺术范文第7篇
在我国的汉字发展史中，甲骨文就是在商朝后期书写或是刻在龟甲以及兽骨上面的文字，至今安阳殷墟还保留大量的甲骨文字，甲骨文中象形文字居多，可谓是中国汉字的鼻祖。汉字中的金文就是雕刻在青铜器皿上，或是铸造在青铜器皿上的文字。篆书的产生式汉字字体发展的重要阶段，篆书又可分为大篆与小篆。而汉字中隶书的出现，因其种类繁多而深受当时人们的喜爱，故此有着很长的发展和使用过程，在当时得到了很广泛的使用。汉字中楷书字体，由于笔画端庄而一直被沿用至今，并且还被世人视为标准的字体。行书在汉字字体中也就是介于楷书与草书之间的，可以自由运笔的一种文字书写字体。在我国的汉字字体中，草书也被成为破草和今草，草书也有着今草、狂草、章草之分，它是沿袭了多种古文字的变化从汉代而形成的。在我国的汉字字体发展中，为了适应印刷术（雕版印刷、活字印刷）的需求，文字也开始向适于印版和镌刻的方向发展，以至于开始出现方方正正、横平竖直宋体，这是为了方便印刷而产生的。并且随着我国民族文化事业的发展，宋体汉字在百年文化的基础上又产生了扁宋、长宋和仿宋等多种宋体汉字的变体。并且我国的汉字字体在西方印刷术传入后，又在西方文化的影响下产生了黑体以及美术字等多种新的汉字字体。但是由于宋体字的使用会更加方便我国的印刷刻板应用，并且还适合于人们的视觉阅读需求，所以现在，我国的宋体字还是在出版印刷中主要使用的字体。
二、我国的汉字字体设计历程
在我国的汉字字体设计中，字体设计已成为中国平面设计的重要内容。汉字是我国智慧文化的结晶，有着特殊的中国文化的视觉效果，汉字字体的设计不仅体现了中国人的创意思维和表现能力，做好汉字的字体设计对我国文化的传播也能起到很大的推进作用。字体也就是汉字的文字符号的视觉形式类型，汉字字体设计自从印刷术发明以来也衍变出宋体、仿宋和楷体等字体。在我国汉字不断发展的过程中，字体的不同演变也是一种汉字字体的设计过程，是人们在设计思维中对我国字体设计的创新和巩固。［1］我国的民族文化的发展，使得我国的汉字字体在新时代下也发生了更深层的变化，出现更多的汉字字体设计形式，使得汉字这个信息载体可以将民族文化保存和传递下来，并且使汉字字体可以更充分的融入各行各业中，汉字字体设计在商品经济中也得到更高的地位。汉字的字体设计作为汉字中的基本元素，汉字字体在设计者的创造思维中也展现了多样的变化，汉字字体设计在信息发展的今天也得到了更为广泛的应用。汉字字体设计者可以在已有汉字字体的基础上，利用不同的表现形式来创作更多的汉字字体以满足当今我国文化发展的需求，使我国的经济建设和文化发展有一个沟通的桥梁，将民族文化和汉字文化共同发展传承。
三、国外的字体设计发展历程
在字体的设计发展中，国外的字体设计也有着不同的发展历程，西方国家的字体设计可以从商品包装的字体设计中看出，字体设计在这个国家中有着广为迅速的发展。国外的字体设计中，不仅体现出设计者的广阔思维创新能力，还可以看到他们在字体设计方面与国家的文化经济建设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2］西方国家的字体设计在追求美观个性的同时，也会将各自国家的民族特色体现在文字的字体设计中，发展自身经济建设的同时，也将产品和国家的民族文化特色推广出去，更有助于国家的发展和字体设计的创新。在经济危机之下的外国产品经营中，我们从各个国家的产品字体设计中就不难看出，韩国以及日本的经济就在强调民族特色，在字体的设计中加入显明的民族特色，为产品的销售以及民族文化的宣传起到了不小的推广作用，给国家的经济带来不小的受益。在字体设计中加入对国家民族正面的设计，也将对国家的发展带来正面能量，在字体设计的视觉冲击中也必将给国家的商品经营带来更多的市场发展机会。
四、我国汉字字体设计与民族文化的联系
汉字是民族文化发展的基础，我国的汉字字体设计也民族文化之间也存在必然的联系，了解了汉字字体设计与民族文化的关系也必将带动我国汉字字体设计的发展和解决我国的民族文化的融合问题。［3］汉字字体的设计多是趋于表达象形字的方向，为保障汉字传递时的功能意义，设计师在对字体进行设计时不仅要融合心理上的感受还要结合民族文化的特色，这样才能使汉字字体得到更广泛的应用，使得汉字具有以形表意，以意传情的视觉审美需求，使得汉字字体的设计更能体现我国的民族文化。在我国的汉字字体设计对于文化的传播以及民族文化的发展起到不小的推动作用，设计师在进行汉字字体设计时应更加关注。汉字是书写符号也是我国汉语文化的信息载体，记录了我国的发展历史和民族文化的各种信息，故此，汉字与民族文化之间也有着多种的关系。我国的民族文化是汉语基础上人的思维和社会生活以及文学艺术的智慧总结。［4］民族文化中的方言就比较多，如果以文字的形式记录下来就会方便方言文化的保留，汉字在此时不仅是知识的载体，还是民族文化的传播和传承者，会极大的促进我国的民族文化的发展。汉字字体与民族文化之间，是承载我国民族文化的基本要素，汉字对我国的发展起到一定的推进作用，方便我们认识和查证我国民族文化的发展历程，汉字记录了民族文化也推进了民族文化的发展。
五、汉字字体设计与民族文化融合的应用
汉字字体设计和民族文化融合起来，有助于我国的汉字和民族文化共同发展，将汉字字体设计与我国民族文化融合起来，也必将推进艺术平面的设计能力，下面就介绍汉字字体的设计和民族文化融合的应用。汉字的字体设计和民族文化的融合在设计领域中，会因为不同的作用方式而体现不同的设计。［5］在视觉艺术的传达设计中，对于汉字自提的设计就要表现出民族文化的特殊韵味，可以在设计字体时从形态的设计方式出发，从海报、企业标识、书籍封面以及产品包装等，来更好的推广民族文化的发展，对汉字的字体设计此时也要多多的体现出我国的民族特色。汉字字体设计在环境艺术中，对于具有民族特色的古代建筑以及室内设计，汉字字体中就体现出了很强烈的环境艺术。比如门的字体设计就可根据实际民族文化的应用要求，设计出符合当时环境的汉字字体，使字体的设计体现出汉字的风格味道。汉字字体设计在动漫设计领域中，在作品中加入汉字字体设计，以发挥民族特色的设计理念，对于宣传和推广我国的动漫设计事业，可以起到多方面的促进和推动作用。［6］毕竟在动漫中的字体设计模仿国外作品的设计元素，对发展我国民族文化的动漫事业是极为不利的。汉字字体设计与民族文化融合在装饰设计领域，汉字的字体设计表现出更为突出的作用，在装饰作品中会因为表达的民族文化的不同，而体现出不同的设计展现。不仅有传统的也有现代的，汉字的字体设计在此时也要体现出民族特色才行，是装饰设计中的重要元素。汉字的字体设计在当今的数字媒体领域，有着更为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在影视片头的制作上，更实用充分体现汉字字体设计在动态表现与影像结合的设计表现。汉字字体设计在这个新的艺术载体上，必将得到更快更有效的发展，这对推进汉字字体设计与民族文化的融合也有着不小的助力。汉字的字体设计在服装设计领域，也越来以突出民族特性为潮流趋势，服装的纹样上也出现或多或少的汉字字体设计作品。他们将此作为品牌标识的同时也作为民族文化的体现形式，这样的结合使得企业的发展之路更为长久。
汉字的文学艺术范文第8篇
关键词 汉语国际教育 本科生 课程设置 文化
中图分类号：G424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400/ki.kjdks.2016.07.064
Abstract Cultural courses for Chinese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undergraduate should embody the two important points including skills and communication. Under the guiding principle of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this paper sets up a curriculum system which cultivating the students' culture cognition and skills. At the same time establish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anguage curriculum and culture.
Key words Chinese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undergraduate； curriculum； culture
汉语国际教育是在原“对外汉语”、“中国语言文化”和“中国学”的基础上整合设立的专业。2012年教育部颁布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介绍》中要求该类本科生要“具有较高的人文素养，具备中国文学、中国文化、跨文化交际等方面的专业知识和能力”。同时国家汉办了《国际汉语教师标准》，认为此类汉语教师应该具备以下素质：语言基本知识和技能、文化与交际、第二语言习得与学习策略、教学方法及教师综合素质。
根据教师标准，我们认为设置课程要围绕三个板块：汉语语言学及汉语作为外语教学、文化、现代教育。其中第一个板块为主，第二、三个板块为辅。
培养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外语口语交际课程的地位非常重要。除此之外，我们认为：第一，要尽力挖掘语言类课程文化内涵；第二，要建立文化类课程体系。
1 尽力挖掘语言学课程文化内涵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学生在学习中国语言过程中，将自然接触中国文化。因此对外汉语教学不是干巴巴的语言本体教学。为帮助学生理解语言与文化关系，本专业语言学课程要注意与文化理论认知相联系。
1.1 汉语基础课的文化内涵
汉语国际教育本科课程为：现代汉语、古代汉语、语言学概论。其中古代汉语课程尤其需要体现与汉语言文学专业教学目标的差异性。
比如文选要注意加强中国文化知识方面的讲解。如《之战》要突出中国姓氏文化。“邴夏御齐侯”，邴夏是齐国大夫，邴是氏，夏是名。上古时代，姓与氏不同，姓是族号，氏是族的分支。一般女子称姓，男子称氏，氏明贵贱，姓别婚姻。战国以后，姓与氏逐渐合二为一，汉以后姓氏不分，且百姓也有姓氏了。这些知识对学生探索中国人种起源与发展很有帮助。
再比如古代汉语文字学部分，选取字形分析结构时，应注意选取与中国文化元素有关的例子。如“赤”，《说文》云：南方色也。从大，从火。火盛则色赤，故“赤”从大火会意，表示火盛。古代五行说，以五行配五方之色，南方属火，所以许慎说“南方色也”，即红色。阴阳五行，反映了中国传统朴素唯物主义哲学思想。
尽管可能学生通过本课程了解的只是零星不成系统的中国古代文化，但总是能使他们对文化的理解更深一层。如果把精力过多集中于文选细读以及文意涵咏上，着意强调培养文言文语感，则会偏离汉语国际教育培养目标。
1.2 汉语选修课的文化内涵
这一板块为对外汉语教学中的难点而设，核心课程为：语音学、文字学、汉语词汇学、汉语语法学。
其中文字学应该设置汉字与中国文化专章。主要内容应该涉及汉字维护国家统一的文化功能；汉字与汉字文化圈；汉字书法与中国审美文化；汉字形体记录的中国古文化等内容。
由于汉字认知付之于视觉，因此不管哪个人用何种方言说都无关紧要。只要写出来，双方就达到了交流的目的。正是汉字的这种超方言性，在维护国家与民族统一过程中，才发挥了巨大作用。这是汉字最强大的文化功能。
汉语和汉文化对周边国家与民族形成了强大的辐射。主要表现为越南、韩国、日本等文字中保留大量汉字。汉字书法讲究疏密相映的形态美，气韵流动的线条美，富有感情的意境美。集中体现了中国人的审美文化：楷书多儒家严谨济世精神；草书多道家放浪自由精神。
汉字中还包含很多中国古代文化知识。比如《说文・玉部》共214个汉字，涉及玉石形状、加工方式、品质、功能等多方面内容。如“璧”、“瑗”、“环”为玉石形状差异；“琢”、“h”、“理”为玉石加工方式差异；“珍”、“g”、“瑶”为玉石品质差异；“琥（用于发兵）”、“珥（耳中玉）”、“H（死人口中玉）”为功能差异等。这些字能反映中国玉石文化开始得很早，远古时代玉石具有祭祀鬼神、充当礼仪、美身、殓葬等文化功能。后来成为权力、品德、财富的象征。
汉语词汇学也应该设置词汇学与中国文化专章，内容涉及词汇与中国古代物质文明，如华表、月饼、花轿、旗袍等；词汇与中国古代精神文明，如避讳、禅让、八卦、比兴等；词汇与中国古代自然地理，如梅雨、梯田等；词汇与中国风俗习惯，如清明、作揖、乞巧等；词汇与中外文化交流，如葡萄（来自西域）、世界（来自佛教）、胡同（来自蒙古语）、沙发（来自西欧）、物理（来自日本）等。
语言类课程虽然可以贯彻传播文化的意图，却不能太多，以免妨碍学生认知语言本体。
2 文化课程
在本专业中，文化课程应包括文化素养课、文化理论课、文化技能课三类。相对于语言理论课难度不大，应于低年级开设。教学应以提高学生对中国文化、西方文化特征的认知能力为目标。
2.1 文化素养课
这一板块包括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外国文学。这些课程要与汉语言文学专业相区别，简化文学史，弱化文学性批评研究，强化风土人情与文化价值研究。比如诗人笔下的秋，往往与离别相联系，因此常常传达悲伤凄凉的感情。秋天之景已经具有中国文化符号价值。比如王维作品，多与中国佛教相联系，于景物描写之中展现禅宗机理。再如张爱玲、钱钟书作品，总是与现代都市相联系，传达着中国走向现代化过程中城市的发展与繁荣，记载着民族的沧桑与耻辱。本专业文化素养课与中国文化概论、西方文化概论、文化学等文化理论课相联系，而不是像汉语言文学专业一样，与文学概论、美学等课程联系，因此教学重点应有明显差异。学时也应该大大缩短，有些高校将中国古代文学设置为255学时，与汉语言文学专业完全相同，这就无法使该课程真正为培养国际汉语教师服务。
另外还可以开设中国古代文学经典与中国文化解读，中国现当代经典文学与中国文化解读等选修课，加强学生对中国古代、现代文化的感性认识。
2.2 文化理论课
这一板块在本专业文化课中应具有核心地位。包括核心课程：中国文化概论、西方文化概论、跨文化交际；选修课程：儒家文化与中国历史、佛教与国际文化交流、国别文化、国外汉学研究。
中国文化概论主要讲解中国社会、经济、政治、儒家文化、中国宗教、礼俗、衣食、中国科技、教育、语言、中国艺术、中外文化交流、中国传统思维模式等内容，其中尤以儒家文化以及中国宗教为重点。儒家文化在维护中国封建统治秩序中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汉书・艺文志》云：“儒家者，盖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中国儒家学术思想与中国社会思潮紧密相关，儒家的道德准则也是历代知识分子追求的目标。这些文化还深刻地影响了韩国、日本、越南等周边国家。除了在本课程中重点讲解，还可以开设儒家文化与中国历史选修课，以便加深学生对中国儒家思想的认识。
另外一个重点是佛教文化。佛教开始传播于尼泊尔、印度、巴基斯坦一带，以后南到斯里兰卡、印度支那半岛，北到中亚西亚。随着丝绸之路的开发，于公元一世纪传入中国。佛教自汉代开始本土化过程，最早翻译的佛经《四十二章经》，带有中国本土黄老思想痕迹。到唐代产生禅宗思想，算是完成宗教本土化过程。禅的本意是思维修养、静虑定心，本为印度佛教的一种修炼方法。传入中国以后产生了一整套理论体系和修行体系，成为佛教中国化的最典型的产物。这些内容除了在中国文化概论重点讲解，还可以开设佛教与国际文化交流选修课，以便于学生理解中国与东南亚诸国在宗教思想上的联系与差异，为将来在这些国家或地区开展工作打好基础。
西方文化概论主要概括性介绍西方社会、经济、政治、教育、法律、哲学、历史、文学艺术成就、自然科学成就等内容。为进一步拓展本课程，还可以开设国别文化选修课，主要讲解基督教与西方社会、东正教与俄罗斯、伊斯兰教与中东国家、犹太教与以色列等内容。使学生了解世界各地不同文化风俗，特别要配合国家经济发展战略计划，关注一带一路国家宗教文化，为汉语国际推广与传播开拓道路。
国外汉学研究也值得关注，这一课程将为学生展示西方人如何认识中国，如何看待中国文化，他们的研究哪些符合中国事实，哪些扭曲了历史，使学生了解被派往地区对待中国文化的态度以及可能存在的认识误区，帮助他们提前准备相关交际策略。
2.3 文化技能课
国际汉语教师应掌握一定的中国文化技能，比如书法、国画、中国乐器、传统手工艺、中国茶道等。这些技能课的开设要配合文化理论课同步进行。使学生理解中国书法与中国思想、国画艺术以及民族乐器与中国式审美、传统手工艺中国结与中国式情感表达方式、扎染与中国纺织技术、茶与中国古诗等的内在联系。这些技能可以帮助他们在与国外学生交流过程中，传播中国文化价值观念。一个合格的国际汉语教师应该具有良好的人际交往能力，在自然真诚交际过程中，有效传播中国文化；若在课堂上不顾教学目标，大谈中华文明，极有可能引起所派国家人民的警惕甚至抵触情绪。从这一点上说，文化技能课虽小，但功能强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