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经济全球化

金融经济全球化范文第1篇

经济全球化正以不可遏制的趋势逐步推进。1992年意大利里拉和英国英镑受到冲击,1994年墨西哥金融危机,1995年英国巴林银行投机失手造成银行倒闭,以及1997年开始的东南亚金融危机,都是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之后发生的。这充分说明,在以金融资本国际化为突出特征的经济全球化浪潮中,金融风险比过去任何历史时期都加大加重了,无论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都存在着金融风险,只不过是发展中国家的风险更为严重一点罢了。我国在东南亚金融危机中能够免受波及,并不表明我国金融行业就是经济全球化浪潮中一叶稳如泰山的安全之舟。据有关人士分析,我国之所以能避开金融危机的灾难,其中有两个原因不可忽视,一是金融体系尚未完全开放,保护了不甚健全的金融监管体系;二是银行拥有大量储蓄资金,抵销了银行体制存在的严重问题所带来的负面影响。然而,我国在经济全球化浪潮中会不断走向开放,金融体系迟早会完全开放,这也会导致居民投资观念发生根本性变化,投资选择自由度逐步加大,因而直接影响我国银行体系运行。可见,在经济全球化趋势日益加强的今天,如何建立和健全防范国际金融风险的机制,不断提高抵御国际金融风险的能力。维护国家经济安全,已经成为世界各国,尤其是作为发展中国家的我国亟须研究和解决的课题。

一、经济全球化的主要特征及其对金融安全的影响

经济全球化的因素,在19世纪中晚期就已出现,当时经济、贸易、投资甚至人员的跨国、跨地区活动就相当频繁。不过,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和尔后的“经济大萧条”的出现,刚刚兴起的经济全球化被迫中断。二战后,经济全球化重新发展,特别是70年代初期布雷顿森林体系带来了全球资本市场的新生,从而极大地推动了经济全球化广泛而迅速的发展。

正在进行中的经济全球化已呈现出以下几个明显的特征:

第一、世界贸易重新展现自由化的新趋势。如果说过去贸易自由化主要是通过交易国双边协定来实现的话,那么,今天贸易自由化则是通过世界贸易组织等多边机构来进行的。随着世界贸易组织的建立,特别是信息科学技术促使全球范围内全方位、多层次的信息网络的逐步形成,世界各国的国内市场被逐步联结成为统一的世界市场。加上被少数西方发达国家所控制的国际性组织,在驱动经贸自由化方面不断给发展中国家施加压力,如加快开放国内市场、修改某些贸易规则等,这也不仅使关税壁垒大大调低,而且也使非关税壁垒大大削减。这也不仅使物质产品贸易进一步向自由化发展,而且将服务贸易和知识产权也纳入了贸易自由化的框架内。即使目前有许多国家为了在国际贸易市场上展开竞争的需要,设置了“绿色壁垒”的贸易障碍,但它还是不能阻止世界贸易越来越自由化的发展趋势。

第二、在对外直接投资迅速增加的同时,金融资本进一步国际化。战后,生产和资本的国际化主要表现为产业资本的国际化,即对外直接投资增长快猛。据有关资料统计,1970年全年投资额为400亿美元,80年代末迅速增长到1700亿美元,如今每年世界的平均投资额为2000亿美元。[1]不仅发达国家之间跨国界兴建厂矿、兼并企业已蔚然成风,而且新兴工业化国家也开始对发达国家投资,比如韩国最近几年来在西欧、北美的投资呈上升势头。当前,在对外直接投资继续保持高于同期国民生产总值增长速度的同时,金融投资即在证券、股票市场上的投资更趋活跃。据有关资料显示,全球金融资本的交易额1980年为5万亿美元,1992年增加到35万亿美元,预计到2000年将达到83万亿美元,相当于经合组织成员国国内生产总值之和的3倍。[2]

第三、跨国公司成为贸易、资本等经济因素流动的重要桥梁,是当代经济全球化的主要组织力量。跨国公司,自19世纪末20世纪初期开始产生,二战后得到了迅猛发展。截止1995年,全世界共有跨国公司3 9万家,在国外的子公司达27万家,遍及160多个国家和地区,销售总额达到6万亿美元,其中最大的跨国公司销售达千亿美元以上。[3]目前跨国公司主要集中于美、欧、日等发达国家,它们拥有世界生产总值的1/3,世界对外直接投资的70%,世界贸易额的2/3,世界高新技术的80%。更为重要的是,跨国公司正以其资金、技术、管理和高科技的优势,不断扩充其发展规模,日益支配和控制许多发展中国的部分产业、市场甚至是整个国家的经济命脉。经济全球化日益强劲的发展趋势,对世界经济特别是对国际金融具有积极的影响。它有利于经济资源在全世界范围内的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从而推动世界生产力的发展和世界经济的快速增长。对发展中国家来讲,可以借调整换本国产业结构,引进一批先进技术,获取较多的经济信息,吸收大量外资,加快本国经济的发展。但是,它对各个国家的经济安全特别是金融安全也带来了不容忽视的负面影响。在这方面,发达国家尚且如此,发展中国家就更不用说了。归纳起来,经济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金融安全的消极影响主要有:

第一、削弱一国经济,冲击国家金融监管的调控能力。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随着国内市场逐步与世界市场接轨,民族国家调控本国经济的作用和能力日益缩减。建立在信息技术基础之上的国际金融市场,不仅使资本能够以光一样的速度从世界某地转移到世界他地,而且将国际金融融合成“网络金融”。在这种情况下,任何国家或地区稍不谨慎发生某方面失误,都会威胁到其金融安全。一旦某一个金融机构出现危机极容易在整个金融体系中引起连锁反应,引发全局性、系统性的金融风暴,并可能导致整个经济、社会生活及至政治动荡。发展中国家发生金融危机之后,势必会向被少数发达国家控制的国际经济组织救助。国际经济组织在对这些国家进行“援助”或贷款的同时,必定提出诸多十分苛刻的条件,比如调低经济增长速度、削减财政预算、取消对农产品的补贴、实行国企私有化、提高利率、降低进口关税、大幅度开放国内金融市场、放宽对外商投资或持股的限制、关闭或兼并部分金融机构,等等。显然,国际经济组织的“援助”,集中体现了少数发达国家的意志,使受援国出让或丧失了相当大一部分经济,削弱了这些国家中央银行的调控能力。

第二、贸易条件日趋恶化,国际支付能力下降、引发债务危机。经济全球化是在国际经济旧秩序的背景下发展起来的。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在获得政治独立后实行的是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而且绝大多数初级产品是面向欧美日发达国家的市场。在冷战结束后日益激烈的经济、科技竞争中,发展中国家科技基础薄弱,在研究开发中投入不足,加之自主研究开发成本越来越高,知识和技术更新越来越快,创新能力越来越集中到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技术创新能力之间的差距日益扩大,从而导致初级产品与工业制成品的价格“剪刀差”越来越大。此外,国际贸易的一些新规则对发展中国家也越来越不利,从而导致贸易条件恶化。金融与贸易密切相关,逆差逐步扩大,外汇收入大减,外债负担加重,导致本国货币币值不稳定,从而引起资本大量外流。这样就使发展中国家无力偿还债务,信用制度崩溃,最终以金融危机的形式爆发出来。战后,特别是80年代以来,债务危机是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经常出现的一种现象,是影响这些国家经济安全特别是金融安全的一个重要因素。国外一些学者研究结果显示,多数发展中国家在金融危机爆发前一年贸易条件明显恶化。[4]

第三、国际金融市场自由而开放,金融投机便捷而频繁。资本所追逐的就是利润的最大化。世界资本市场的形成,为投资者提供了更多的套利交易机会。在汇率不变的条件下,投资者能够无风险地获得高额利润。70年代初期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后,国际金融市场开始变得动荡不安。随着发达国家将竞争重点转向金融领域,国际金融市场的竞争愈演愈烈。英、美、德、法、日等发达国家相继取消对资本进出口的管制,对金融市场实行自由、开放的政策。在发达国家的压力下,许多“新兴工业国家”也纷纷推进金融改革,金融市场全球化和金融自由化进程显著加快,国际资本市场骤然扩大,资本流量急增。特别是金融工具不断衍生和创新,使股票、债券、期货、期权、外汇等各种传统的或派生的金融资产交易额正以惊人的速度迅速膨胀,并在绝对数上成倍地超过了相应的实际社会财富。这既能给全球投资带来更多便利,又会形成大量游资。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全球游资高达7 2万亿美元。如此高额的游资必然对一国金融市场形成巨大的冲击力。而且,国际垄断资本为了追求最大利润,已经不再满足于商品贸易的盈利了。还投机于国际金融市场。如果发展中国家自身存在问题,就会被投机资本冲击成功,酿成金融危机。需要指出的是,投机资本的冲击往往体现少数发达国家的政治意图,是为其全球战略利益服务的,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要制裁某些“不听话”的发展中国家,没有比冲击其金融更隐蔽、更致命的了。

二、确保我国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保持金融安全的措施建议

经济全球化已经是不以任何国家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趋势,我国日益融入经济全球化历史潮流并逐步走向国际化也是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趋势。在这一历史大潮中,我国理应充当顺应历史潮流而且有所作为的“弄潮儿”,而不是在历史潮流面前无所事事的“懦夫”。因此,我们要努力学会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做到趋利避害。

第一,正视经济全球化给我国带来的各种现实的或潜在的风险因素,迅速增强金融意识。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金融行业成为一个特殊的风险性很大的行业。因为现时的金融业进入到一个“交易金融”阶段。在这一阶段上,银行信贷的中介作用相对下降,而股票、债券的地位迅速上升,货币合约交易不断地重新分配着一种货币的现时价值与其远期价值的差价,或两种货币汇率的现价与远期价格。这种状况如果任其自由发展,就将使整个社会的名义财富极大地超过其实际财富,形成所谓的泡沫金融。这时一旦有风吹草动,就势必会导致金融风潮,引发金融危机。经济全球化之前很少出现金融风潮,而经济全球化过程中频频发生金融危机,这种客观事实正好说明了这一点。在这种情况下,必须树立金融风险意识。可以说,这次东南亚金融危机极大程度上就是这些国家缺乏风险意识的直接后果。因此,我们应认真吸取东南亚金融危机的这方面教训,清醒认识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国际金融自由化的利与弊,正确估计我国经济和金融已经存在的各种风险因素,从而增强金融风险意识。

第二,进一步加强中央银行的调控监管制度建设,有效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众多发达国家在国际自由化趋势中纷纷加强了金融监管,如美国强调联邦储蓄保险公司与联邦储备委员会、财政部、证券交易委员会一起负责机构的监管,英国成立一个归属于财政部的专门金融监督机构并由英格兰银行(中央银行)配合进行管理,德国设立“联邦银行监督局”对银行实行监管,等等。这些措施在抗击国际金融危机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东亚许多国家在这次危机后看到了加强和健全国内监管制度的重要性和迫切性。我国这次之所以能够比较成功地避免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加强了中央银行的调控监管。当前,我国金融形势总体情况良好,但仍然存在着较大潜在的金融风险,如前所述的非银行机构设置过多过乱、社会上乱办金融扰乱正常的金融秩序、证券市场上违规违法现象较严重,等等。我们必须进一步加强中央银行的调控监管,构建金融风险预警机制,切实有效地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为此,我们要积极地建立和健全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金融监管体系,调控监管方式由过去以行政手段调控为主迅速转向以经济、法律手段调控为主;在继续加强对商业银行进行监管的同时,不断加强对证券市场的监管;在搞好国内金融市场监管的同时,努力扩大和加强金融监管的国际流和合作。

第三,积极稳妥地推进金融体制改革,理顺政府与企业、银行的关系。改革开放20年以来。我国金融体制改革取得了长足进展。但是,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金融全球化趋势的客观要求还很不适应,今后一个相当长时期内必须加大金融体制改革的力度,特别是重点解决政府与企业、银行的关系问题。在我国,政府对金融机构拥有绝对管理权,与金融行业的效益性、安全性、流动性的经营原则存在着矛盾,这很容易造成信贷资金财政化,出现所谓“政治性贷款”,加上行政体制改革滞后政府管理职能尚不明确,政府管理行为很不规范,从而增加了金融资产的风险。同时,国有企业久治不活,亏损额较大,支付贷款难度加大,易导致社会信用危机,带来金融风险。为此,我们首先应该下决心切断政府与银行、企业之间各种非市场关系的“脐带”,加快专业银行向商业银行转变的步伐,正确处理政府干预与市场机制的关系,从而一方面减少官员腐败现象,促进银行转换经营机制;其次,加快国有企业改革步伐,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另一方面促进银行转换经营机制;再次,加快国有企业改革步伐,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不断完善资本市场,提高直接融资比重,减轻依赖银行贷款的程度。只有将政银、政企关系理顺,并将银企关系转为真正的商业合约关系,才能规范各自的行为,真正减少金融风险。

第四,正确处理对外开放与对外依存度的关系,并加强对外债的统一管理。现有一种极端的观点,认为东南亚金融危机是这些国家过度开放的恶果,因此我们要维护金融安全就不必扩大对外开放。这显然是不对的。其实,东南亚国家之所以发生金融危机,原因是多方面的,要作具体分析,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其基本原因不是过度开放造成的。在我国,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化,要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不存在一个开放过度的问题。不过,在对外开放中,在融入经济全球化过程中,要根据自己的国情,采取循序渐进的策略。最近一个时期以来,许多专家、学者提出我国资本市场开放要慎之又慎,这是中肯之言,必须谨记。在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的同时,必须尽可能减轻对外依存程度。对外依存度主要由“三依靠”(依靠外贸、外债、外资)的程度来度量。在这个方面做得比较好的是美、日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如美国的外贸依存度只有19%,日本是18 4%[5],它们开放度很高,但外贸依存度不高,值得我们注意。目前我国外贸、外债、外资都达到相当规模,对外经济依存度偏高。为此,我们必须把握好扩大对外开放与减轻对外依存度的关系,尤其是要加强对外贸、外资和外债的管理,最好实行“一元化管理”,克服多头管理的缺陷。外资方面要合理引导外资投向,优化外资结构,加强基础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外债方面,要提高外债的使用效益,坚决杜绝外债非生产性借入和债务消费化倾向。外贸方面,努力克服出口结构与东南亚国家同构现象,坚持以质取胜和市场多元化战略。

第五,加强金融立法,依靠法律武器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往往需要综合治理,需要行政手段、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综合运用才能取得较好效果。从世界范围来看,在经济全球化和金融交易日益频繁的今天,各国政府越来越注重依靠法律武器防范金融风险,维护金融安全。美国在国际商业信贷银行事件后很快颁布了《加强对外国银行监管法》;英国在金融风潮过后不久即通过立法授权英格兰银行货币政策决定权;日本自1997年以来先后通过了《金融监督厅设置法》、《银行法》、《存款保险法》、《禁止垄断法》等等。实践证明,法律手段是加强金融监管、维持金融程序、保障金融安全的最适当的武器之一。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90年代以来,经济立法(包括金融立法)驶入快车道,也制订了不少涉外经济(包括金融)的法律和法规,但在经济安全(包括金融安全)方面的法律、法规并不多,致使我国在维护经济安全(包括金融安全)过程中陷入一种无可奈何的困境。因此,为了适应金融市场日益开放和防范金融风险的需要,必须加快金融安全方面的立法步伐。

第六,加快经济发展,不断提高我国国民经济的效益和素质。从根本上来讲,加快自身经济发展,是保证国家金融安全的治本之策。邓小平同志深刻指出:“中国能不能顶住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的压力,坚持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关键就看能不能争取较快的增长速度,实现我们的战略”,“发展才是硬道理。”①。可以说,解决我国一切问题的关键都在于发展。发展问题既是邓小平理论的核心问题,也是解决我国众多问题的关键所在。防范金融风险、维护金融安全当然也离不开发展。只有我国经济实现了持续、稳定和健康发展,国际竞争能力提高了,综合国力增强了,才能不断提升我国在世界政治经济格局中的国际地位,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并争取到更大的世界经济制空权,努力保证我国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的主动权,以最大限度地维护我国经济利益和金融安全。如果离开了经济发展,就没有金融安全可言。为此,我们必须迅速搞好国有企业改革,提高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引导企业逐步适应世界经济各种复杂环境的变化;加大产业结构调整的力度,加快产业结构升级的步伐,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努力提高国民经济的整体素质;坚决摒弃“弄虚作假”的高速度,力戒泡沫经济的产生。

[参考文献]

[1]丁一凡 大潮流:经济全球化与中国面临的挑战[m] 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1998

[2]波梭纳 21世纪的挑战[j] 评论(法国),1995,(秋季刊):477-482

金融经济全球化范文第2篇

关键词：经济全球化金融全球化影响

经济全球化是指世界经济活动超越国界，通过对外贸易、资本流动、技术转移、提供服务、相互依存、相互联系而形成的全球范围的有机经济整体。经济全球化是当代世界经济的重要特征之一，也是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趋势。经济全球化的过程早已开始，尤其是80年代以后，特别是进入90年代，世界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大大加快了。经济全球化，有利于资源和生产要素在全球的合理配置，有利于资本和产品在全球性流动，有利于科技在全球性的扩张，有利于促进不发达地区经济的发展，是人类发展进步的表现。

金融全球化是金融自由化和放宽金融管制的必然结果。它由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所主导，由跨国金融机构担任运行主角，其发展建立在金融各类市场融合的基础上，并紧密依托于多种科技化的创新。今后国际的金融体系将进一步自由化，金融市场一体化进程加快，跨国金融机构业务综合化、网络化，金融业的竞争更趋激烈，威胁金融稳定和金融安全的阴影依然在全球徘徊。

20世纪最后10年国内外理论界和决策者谈论得最多的话题之一是经济、金融全球化，诸如经济、金融全球化发生的原因，对各国和整个世界经济、金融带来的影响、机遇和挑战，以及面对这一形势各国和各微观经济主体应采取的对策，等等。在此基础上，人们又进一步预计在新世纪或新千年各国经济、金融必将进一步融合，甚至一体化。以上这些无疑是正确的;然而，我们认为，对经济、金融全球化还有许多问题值得进一步思考。

在分析经济金融全球化本质的基础上，对全球化与民族化、全球化与自主化、全球化与跨国公司、全球化与贸易自由化和国际惯例、全球化与贫困化、全球化与第三世界等问题进行了多方面分析、揭露和论证，指出西方掩盖全球化本质的主流理论在国内泛滥，我们既要积极参与利用资本主义全球化，为我所用，发展民族经济，壮大自己；又要必须坚持民族化、自主化(国产化)，这应该成为经济金融工作的指导思想，我国金融机构首要任务必须要扶持技术、品牌国产化，以赢得在全球化中取胜。

不少学者只宣传经济金融全球化、一体化、国际化等等，说全球化是一个自然的、不可逆转的历史过程，而忽视在全球化的同时，还存在民族化的另一种基本趋势。不能否认，推动当代世界经济快速发展是同资本主义发展到“全球化”最新阶段的巨大作用的结果。但与此同时，不能忽视世界是有众多的有的民族国家组成，资本所追求的全球性垄断与民族国家的之间，是相互尖锐对立的，它们所决定的“全球化”趋势与“民族化”趋势，是世界经济这一矛盾运动的两个方面，全球化趋势越强，民族化问题也随之越突出。因此，我们在重视研究、适应和利用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同时，也必须要重视研究各国民族国家、民族经济金融的发展和经济金融的安全。我国是一个寻求经济金融现代化的发展中大国，我国参与经济金融全球化的目的是为了中华民族的复兴、繁荣与富强，这是第一位的。因为，其一是任何一个大国都不会放弃对资源的控制，听任外国资本对本国资源的任意配组和利用。波兰的国有银行已被外国资本所控制，外国资本家将波兰银行筹集的资金调往国外，使波兰的企业得不到信贷扶持，这是一个令人清醒的前车之鉴。其二是在世界现实生活中，最大的福利单位仍然是民族国家，而不是全球，因为世界尚未大同。在参与世界经济金融竞争中，如果本国银行不重点扶持提高本国民族经济的竞争力，这是舍本逐末，颠倒了主次，最终会导致民族经济被淘汰出局，就不可避免地使本国人民的福利受到根本性的损害。西方发达国家大肆宣扬全球化已使民族经济范畴随着全球化时代到来而终结，这是一种脱离现实的利己主义的宣传，是企图实现他们无阻挡的控制，占领整个世界市场，攫取最大的垄断利润。

金融全球化是当代世界经济发展的典型特征和时代潮流。我国在获得金融全球化利益的同时，由于发达国家的优势地位和对全球金融利益的过度追求，势必会产生一些利益损失，坚持一定的利益原则，采取合适的应对措施，如提高银行业的竞争能力，完善金融监管制度并积极推动区域货币合作等最大限度地维护自己在全球经济中的金融利益，是我国金融全球化过程的重中之重。

虽然许多人都预测在亚洲也必然会出现货币整合，但“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来”，亚元的出现似乎遥遥无期。亚洲货币一体化远远滞后于贸易和投资合作。显然，如果欧洲、北美完成了金融整合，而亚洲各国依然一盘散沙，那么在经济竞争中非吃亏不可。

在亚洲金融风暴的剧烈冲击之下，亚洲各国普遍认识到通过货币整合来增强金融市场稳定性的重要意义。在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中，由于亚洲各国，除了日本之外，经济规模都不是很大，缺乏相互协调的机制，结果被国际金融投机集团各个击破。一个国家出现的金融危机很快就通过外溢效应蔓延到邻国，从泰国、马来西亚、印尼、台湾、香港、一直冲击到东北亚的韩国和日本。在金融风暴中各国都竭尽全力应付，也曾经相互磋商，希望能够协调一致，集合地区内更大的力量来制止风暴的蔓延。但是，由于缺乏协调机制，甚至还出现了以邻为壑的做法，结果一个又一个国家在金融风暴中倒了下去。整个亚洲经济遭遇到难以估量的损失。实践证明，在金融风暴的冲击之下，一个孤立的经济体很难独善其身。只有联合起来，建立某种形式的货币联盟才能增加地区的金融稳定性。在亚洲金融风暴之后，泰国外长素林提出要在“互不干涉内政”的基础上增加“灵活干预”这一原则，希望能够在某种程度上达成金融货币联动体系。

金融经济全球化范文第3篇

【关键词】价值取向 经济全球化 国际金融法

一、经济全球化及金融全球化

法律的价值在于满足人们的某种需要。就国际金融法而言，其作用在于建立和维护国际金融秩序、保障国际金融安全、促进国际金融发展。简言之，安全和效率是国际金融法的两大基本价值。这两个价值是相互促进和相互补充的。金融秩序和金融稳定是金融发展的基本前提，没有金融秩序和金融稳定，也就无所谓金融发展；而金融发展又是金融秩序与金融稳定的根本保障。任何金融的低效率运行或停滞不前，都可能导致金融乃至整个经济的混乱与动荡。另一方面，它们之间也存在矛盾的一面。要维护国际金融秩序和保障国际金融安全，必然要求对金融业加以严格的宏观调控和监督管理，这在一定程度上会阻碍国际金融的发展；而推行金融自由化，放松金融监管，可能导致金融业效率的提高，也有可能导致金融危机的发生，反过来影响金融业的安全与稳定。这两大价值的博弈直接影响到国际金融法功能实现的程度。我们知道，国际金融法作为一门新兴的法律学科，价值取向的定位不能因人们的主观认识而转移，它必须顺应时代的潮流并与经济基础的要求相一致。事实也是如此，国际金融法的价值取向随着世界经济的发展而不断调整变化着。在国际金融法形成初期，即布雷顿森林体系确定之后，安全曾一度是其基本价值取向。各国都把维护金融体系的安全视为主要目标甚至是唯一目标。

世界经济活动超越国界，通过对外贸易、资本流动、技术转移、提供服务、相互依存、相互联系而形成的全球范围的有机经济整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在1997年5月发表的一份报告中指出，“经济全球化是指跨国商品与服务贸易及资本流动规模和形式的增加，以及技术的广泛迅速传播使世界各国经济的相互依赖性增强”。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认为，“经济全球化可以被看作一种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经济、市场、技术与通讯形式都越来越具有全球特征，民族性和地方性在减少”。经济全球化主要表现在贸易自由化、生产国际化、金融全球化、科技全球化。

金融全球化对国际金融法的影响重大。金融全球化表现在不同国家和地区的金融主体所从事的金融活动在全球范围内不断扩展和深化，各国在金融业务、金融市场、金融政策与法律等方面跨越国界而相互依赖、相互影响和相互融合。世界各主要金融市场在时间上相互接续、价格上相互联动，几秒钟内就能实现上千万亿美元的交易，尤其是外汇市场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具流动性和全天候的市场。在这样的经济形势下，国际金融关系朝着多方向发展。从货币体系的全球化到资本流动的全球化，从金融市场的全球化到金融机构的全球化，从金融信息流动的全球化到金融风险传递的全球化，从金融政策协调的全球化到金融法制建设以及金融交易规则和契约条款的全球化，金融全球化的内容可谓丰富多样、无所不及。例如，从国际货币体系看，伴随欧洲货币联盟的运转和拉美、亚洲、非洲等区域货币合作的开展，美元、欧元和日元三足鼎立的多元化货币格局正在形成；从国际资本流动看，近二十年来全球资本流动的规模、流速、冲击力均超过以往任何时期，其中，私人资本已取代官方资本成为全球资本流动的主体，其逐利本性使资本流动表现出很强的波动性。金融市场作为开展金融活动的平台，其全球化则构成了金融活动的全球基础，表现为各国金融市场的贯通和连接，货币市场、资本市场等异类金融市场间界限的日益模糊，金融市场的主要资产价格和利率的差距日益缩小，市场相关度显著提高。货币、资本、金融市场等金融全球化的构成要素之间相互依赖、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使得金融资源在不同国家间和不同层次上转移、划拨、金融和

互动。从而促进金融资源的优化重组，促进金融效率的总体提高。

二、经济全球化下国际金融法的价值取向

我们要看到，经济全球化在为金融发展创造有利条件的同时，又具有放大金融风险的效果。纵观金融危机接踵而至的经济现实，我们不得不承认，经济全球化带来了金融风险的全球化，包括金融风险发生和传导的全球化。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经济体遭受国际投机资本冲击的概率大大增加，金融脆弱性演变为金融危机的可能性大大提高，加之一体化的市场为金融风险之跨国传递提供通道，“一荣具荣、一损具损”已成为当代国际金融生活的写真。由此警示我们，在看到经济全球化带来的高效率的同时，也不能忽视金融安全。在这样的情况下，作为调整国际金融关系的国际金融法也要随着经济的变化而调整其价值取向。各国的立法者和监管者都面临同样的问题，经济全球化加剧了金融竞争，而金融体系如果缺乏活力、运行低效，势必无法在激烈的竞争中生存，自然就谈不上安全与稳健，更不必谈发展了。一方面要加大金融市场的开放力度，通过增加竞争以增加金融体系的有效性；另一方面要为确保金融稳定和公众对金融体制的信任而维持审慎监管。因此，法律必须在开放金融市场与加强管制之间加以选择。换言之，在促进金融效率与保障金融安全之间进行权衡，单一的注重安全优先或是单一的注重效率优先都已经不能适应当今的经济发展趋势了。正是对效率与安全观的重新检视，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经济转轨国家，在其金融立法或金融体制改革中，都以提高金融效率为基础和核心，注重防范金融风险与促进金融发展相协调，当然，在以效率为基本价值目标的同时，国际金融法在发展中也体现出对安全价值的兼顾。 转贴于

以美国为例，在经历了20世纪70-80年代的效率优先的放松管制时期后，尽管金融自由化给美国金融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生命与活力。但是给银行业带来的危机也逐年增加。据统计，1982-1992年间，美国共有1442家银行倒闭。同时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展开，对于开放程度高的美国来说，强调效率优先而放松监管也加剧了整个金融体系的危险。有人指出，20世纪80年代的放松管制改革主要是制定新法，对废法的废止是不充分的。其结果就是解除管制部分不足以提高银行的竞争力，而保留管制的部分又无力保证金融体系的稳健。立法者和监管当局不得不重新审视放松管制的进程。在90年代里，美国立法开始体现出了对安全与效率的并重。这些法律从不同的角度，鼓励金融机构的竞争，注重金融体系效率的提高，加强对金融活动的风险管理。尤其是1999年的《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提出重整金融资源、实行混业经营和功能监管，实施兼顾安全和效率的审慎监管。英国《金融服务与市场法》、日本自 1994年着手进行的“金融大爆炸”改革无不如此。如英国金融服务与市场法提出了“有效监管”的六条原则，要求在实施监管时必须同时考虑，并将其作为新监管方式的指南。这六条原则是：使用监管资源的效率和经济原则；被监管机构的管理者应该承担相应的责任；权衡监管的收益和可能带来的成本；促进金融创新；保持本国金融业的国际竞争力；避免对竞争的不必要的扭曲和破坏。

考查有关国际金融的国际条约，也能看出对效率和安全并重这种价值取向的认同。无论是WTO还是NAFTA都强调放松金融管制，加强金融监管，促进金融自由化。WTO倡导金融服务的多边自由化，但同时也注重对安全的保护。WTO有关协议规定了有关金融服务贸易自由化例外，如各成员方可以保持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并在出现严重的收支平衡和对外财政困难时，对已作具体承诺的服务贸易部门采取或维持有关限制措施；《金融服务附件》规定的“审慎例外”，允许成员方出于审慎原因而采取措施，包括保护投资者、存款人、保单持有人或金融服务提供者对其负有信托责任的人而采取措施，或为保持金融体系的完整和稳定而采取措施。这些规定在一定程度上协调了“效率与安全”的目标冲突。NAFTA推进金融服务的区域一体化，都要求成员方拆除各种贸易壁垒和限制，有条件的开放金融市场，在保证金融安全的前提下促进金融领域的竞争，实现效率的最大化。基金组织和《基金协定》、世界银行和《世界银行协定》也都以新自由主义理论为指导，强调市场力量的自由运作，要求尽量排除政府的干扰。而市场机制主要是强调效率。这样，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这三大国际经济组织都是推行也鼓励成员国坚推行的金融体制和制度都是以效率为基本导向，注重对安全的兼顾。

晚近国际金融法价值取向上的这一变化，与金融全球化的国际环境有密切关系。因为金融全球化势必加剧金融竞争，而金融体系如果缺乏活力、运行低效，势必无法在激烈的竞争中生存，自然就谈不上安全与稳健，更不必谈发展了。正是对效率与安全观的重新检视，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经济转轨国家，在其金融立法或金融体制改革中，都以提高金融效率为基础和核心，注重防范金融风险与促进金融发展相协调，当然，在以效率为基本价值目标的同时，国际金融法在发展中也体现出对安全价值的兼顾。

三、对我国的启示

回顾我国的国际金融立法，防范金融风险，保障金融安全一直都是主要目标。为此，我国限制金融机构的经营业务范围、控制金融产品的价格来保证金融市场的稳定。这种做法会导致金融市场得不到应有的发展，金融业竞争力低下，整个金融市场十分脆弱，这种做法实质上是以牺牲金融市场的发展为代价。在经济全球化的冲击下，也随着我国加入WTO，金融市场已经大幅度的对外开放了，外资金融机构将利用其雄厚的资金实力、灵活的经营手段和先进的管理水平，与国内金融机构展开竞争。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还是通过强化监管，恐怕难以有效地防范金融风险，保证金融安全。我国应该转变这种模式，在立法上应以效率为基本导向，兼顾金融安全。放松金融管制，通过强化金融市场竞争，促进金融市场的发育与金融业的发展。这也是适应经济全球化的应有之义。在管制逐渐放松的过程中，一方面，使已有的金融风险不断暴露和释放出来，在应对风险的过程中，金融机构的风险防范能力和监管机构的风险监管能力均得以逐步提高，从而有利于金融安全；同时这样做也有可能使金融领域的不确定性增加，因此，为了维护金融安全，防止过快放松管制可能引发的金融危机，必须把握住放松管制的顺序、路径和节奏。

参考文献：

金融经济全球化范文第4篇

【关键词】经济金融 全球化 发展 研究分析

一、经济全球化的含义

经济全球化的含义:经济全球化出现于20世纪的80年代中期,90年代得到认可,但目前没有统一概念。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在1997年5月发表的一份报告中指出,“经济全球化是指跨国商品与服务贸易及资本流动规模和形式的增加,以及技术的广泛迅速传播使世界各国经济的相互依赖性增强”。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认为,“经济全球化可以被看作一种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经济、市场、技术与通讯形式都越来越具有全球特征,民族性和地方性在减少”。

为此,可从三方面理解经济全球化:一是世界各国经济联系的加强和相互依赖程度日益提高;二是各国国内经济规则不断趋于一致;三是国际经济协调机制强化,即各种多边或区域组织对世界经济的协调和约束作用越来越强。

总的来讲,经济全球化是指以市场经济为基础,以先进科技和生产力为手段,以发达国家为主导,以最大利润和经济效益为目标,通过分工、贸易、投资、跨国公司和要素流动等,实现各国市场分工与协作,相互融合的过程。

二、经济全球化的两重性

一方面全球化为发展

3.在全球化过程中, 发展

三、经济全球化的内容

1.生产全球化。举例而言,美国波音公司生产的波音客机,所需的450万个零部件,来自6个国家的1500家大 企业 和1.5万家中小企业。波音公司所完成的不过是科技的设计、关键零部件的生产和产品的最终组装而已。据统计,目前全世界有40%的产品是由跨国公司生产的。

2.贸易全球化。世界市场的形成使各国市场逐渐融为一体,并极大地促进了全球贸易的发展。国际贸易的范围不断扩展,世界市场容量越来越大,各国对世界市场的依赖程度也日益增大。

金融经济全球化范文第5篇

[关键词]金融全球化；国际金融法；影响

金融全球化的含义和特征

考察晚近的国际经济生活，其发展动向和显著特征表现为经济的全球化。在20世纪的最后20年里，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已明确无误地展现在世人面前。作为全球化浪潮在经济层面上的表现，经济全球化主要以商品、服务、技术和资金大规模跨境流动以及各种生产要素的全球配置与重组为特征。经济全球化是经济市场化和国际化的延伸和必然要求，反映了世界各国经济依存度的日益加深。从内容上看，经济全球化可以分为生产全球化、贸易全球化、投资全球化和金融全球化等。金融全球化是经济全球化的核心内容和高级发展阶段。这是由晚近世界经济发展的另一特点-经济的金融化所决定的。所谓经济的金融化，是指实物经济被金融经济所取代，社会资产的金融资产化程度不断加深，国家间的经济关系日益深入地表现为国际金融关系，如国际债权债务关系、国际股权股利关系、国际委托关系、国际风险保险关系等；金融因其更适合“数字化”和“终极市场”而成为经济生活中一个核心性、主导性和战略性的要素，对社会经济的各个领域、各个层面的渗透和影响不断增强。随着经济金融化程度的加深，经济的全球化突出地表现为金融的全球化。

所谓金融全球化，是指国家或地区在金融业务、金融市场、金融政策与法律等方面跨越国界而相互依赖、相互影响、逐步融合的趋势，表现为货币体系、资本流动、金融市场、金融信息流动、金融机构等要素的全球化以及金融政策与法律制度的全球化等。金融全球化一方面构成经济全球化的应有之义，是生产全球化、贸易全球化和投资全球化发展的必然要求和自然结果，并与生产全球化、贸易全球化和投资全球化之间交互作用、交互影响。另一方面，金融全球化又因金融的特质和发展状况而具有自身独特的内容和运行规律。

首先，从金融全球化的历史进程看，金融全球化并不是晚近伊始的新生事物，而是一个一直处于进行之中的发展过程，是金融一体化在全球范围内的不断扩展与深化。这一过程不是均匀展开和一蹴而就的，而是具有时间上的阶段性、空间上的地域性、结构上的非均衡性特点。金融全球化趋势早在20世纪60、70年代就初见端倪，80年代以后迅速推进，90年代至今则因更加充分地展开了其多样化的内容而进入高潮阶段。在空间上，金融全球化可表现为区域化，金融全球化在一定程度上就是金融区域化推进和作用的结果。金融的区域化和全球化从先后继起到同步运行，彼此间既融合又排异的互动发展，成为晚近世界金融发展的一道风景线。金融全球化发展的另一个显著特点是涉及的主体范围不断扩大，由发达国家逐渐向发展中国家扩展。但这一进程是不均衡的，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参与金融全球化的程度不同，享受到的利益也不同，金融发展速度有快有慢。发达国家及其跨国金融机构在金融全球化进程中居于主导地位，是金融全球化的规则制定者和主要获益者。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在金融全球化进程中则经常处于被动的、受制约的地位，面临着“边缘化”和“第四世界化”的威胁，一般较少地分享到金融全球化的利益，而较多地受到金融全球化浪潮的冲击。

其次，从影响金融全球化的因素看，除跨国生产、贸易、投资和科技进步等实体经济因素对金融全球化的推动外，跨国金融机构的全球扩展和全能化运作为金融全球化构造了微观组织基础，层出不穷的金融创新和日益激烈的金融竞争为金融全球化提供了持续的技术支持和发展动力；自20世纪70年代起在世界范围广泛兴起的金融自由化浪潮，因打破了资本跨国流动的政策，使金融交易的市场空间进一步突破国家和地域的界限，为金融的全球化发展提供了制度上的保证。

第三，从金融全球化的内容看，金融全球化是指国家或地区在金融业务、金融市场、金融政策与法律等方面跨越国界而相互依赖、相互影响、逐步融合的趋势。金融全球化的各种构成要素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影响，使得各国的金融资源可以在各个层次上以多种形式转移、划拨、融合和互动，金融创新日趋活跃，全球资金光速流动，金融领域的国际竞争异常激烈，可谓是21世纪国际经济竞争的最主要领域之一。金融全球化一方面加剧了金融竞争，促进了金融效率、经济发展和人类的福利，但另一方面它又具有负效应，它使金融风险明显加大，金融波动通过一体化的市场得以迅速传导，局部的金融灾难动辄演化成为地区性、全球性金融危机甚至经济危机。“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成为当代国际金融生活的写真。在金融全球化的形势下，每个国家的金融均成为国际金融的有机组成部分，单个国家对经济的宏观调控能力明显削弱，国际金融市场的失灵现象不时出现。

第四，从金融全球化的运行看，一方面，世界金融发展已经历了中介金融、信用金融和资本金融三个阶段，目前正在步入产业金融发展阶段。从其产业地位看，金融不仅是第三产业中的独立组成部分，而且日渐成为第三产业中的龙头产业。与产业化相伴生和相适应，世界金融发展又衍生出工程化、信息化、混业化、网络化等特点，对传统的金融管理体制、金融经营理念等产生强大的冲击。另一方面，这一时期的金融运行不再是简单地从属、外生、决定于实体经济，而是在相融、适应、内生于实体经济的同时，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独立、超越、背离于实体经济的特点，表现出强烈的符号性和虚拟性。据统计，目前在巨额的国际资本流动中，只有10%与实体经济有关。而与实体经济运动无关的国际资本流动大量属于投机性资本流动，其全球游荡和肆意攻击成为威胁世界经济金融稳定的重要因素。再者，随着金融全球化的深化，全球金融市场间的相关度提高，经济大国通过金融渠道对世界经济施加影响更为便利和直接，已超出了贸易、投资等传统渠道对世界经济发生的影响。经济发展落后的国家在经济、金融发展方向和进程等方面往往被迫依从于发达国家的战略利益，致使金融全球化的运行结果在一定程度上显示为个别金融霸权主宰的金融全球化。

金融全球化对国际金融法的影响

显然，当经济全球化发展到金融全球化阶段，其深度和广度已然大大推进。实践证明，晚近世界经济发展所表现出来的上述趋势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自然历史过程，并已对或正在对国际政治、经济、法律和文化生活发生着广泛的影响。国际金融法作为国际经济法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国际经济生活的调整器和控制机制，植根于国际经济生活并灵敏地回应着国际经济生活。全球经济环境的上述变化对国际金融法势必也会发生重大影响，简析如下：

第一，金融全球化凸显了国际金融法的地位。金融全球化作为经济金融化的结果，深刻地揭示了金融在现代经济生活中的核心地位和作用，如金融在全球市场资源配置中的核心地位和作用、金融在国家经济运行和宏观调控中的枢纽地位和作用等，对于全球的法制体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使国际金融法在当代社会经济即金融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上升，成为调整国际经济关系的最重要的法律部类之一，在国际经济法中逐渐占据核心地位。反映在国际经济法的研究上，表现为学者们研究重心的转移。在20世纪70年代末，国际经济法还是以研究国际直接投资的法律问题为中心，辐射国际贸易、国际货币等领域的研究；到80年代末，学者们的研究重心就开始转向以研究国际金融的法律问题为中心，辐射国际投资、国际贸易等领域的法律问题。从国家层面考察，金融全球化对各国的国内法制也具有深刻的影响：一方面，金融法在各国法律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日渐凸显，金融法发达与否已成为衡量现代各国经济环境优劣的重要标志，以及国家法律、文化乃至社会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准。如果一国的金融监管体系比较健全，金融法制比较完备，就可以推定该国具有较强的抗风险能力，推定其经济和社会环境相对安全和稳定，那么该国就可能成为人气旺盛的“网站”，吸引大量国际资金的流入。另一方面，金融全球化使得金融和金融业在国家经济中的重要性日益上升，使金融法成为各国法律体系中最富特色的一个组成部分。金融业所具有的显著的系统性、宏观调节性和时间信用性等特点，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和改变着传统的法律观念和制度设计。相应地，现代金融法较之其他部门法，更加重视维护货币资金的使用权，更加重视鼓励和保障金融资产的跨国流动，更加重视营建信用环境、契约环境、产权环境和会计环境等金融业发展之必要环境。此外，现代金融业的发展还呈现出机构国际化、体制混业化、资产证券化、业务创新化等特点，这些特点使金融法成为当前各国法律体系中发展最快、最活跃的法律部门之一。第二，金融全球化拓宽了国际金融法的范围。在金融全球化背景下，跨国银行及各类金融机构迅速发展，国际信贷和国际证券融资规模持续扩大，国际金融市场、国际金融工具和国际金融服务方式不断创新，发展中国家更多地参与国际金融活动，国际金融关系无论在主体范围方面还是客体范围方面都得到极大的扩展，并呈现出缠结交叉、异化衍生、变幻莫测的特点。国际金融关系的多样化和复杂化，客观上要求国际金融法扩大调整范围、改进调整方法，随着国际金融关系的发展而发展。例如，伴随国际保付业务的兴起，国际保理联合会（FCI）的《国际保付通则》（1987年制订、1997年最新修订）与国际统一私法协会的《国际保付公约》（1988年正式通过）相继问世；随着互换、期权、票据发行便利、远期利率协议等金融工具的出现，巴塞尔委员会与国际证监会组织联合了1994年《衍生工具风险管理指南》、1998年《关于银行与证券公司的衍生交易的监管信息框架》等建议案；随着广泛从事银行、证券、保险业务的金融企业集团的出现，由巴塞尔委员会、国际证监会组织、国际保险业监管协会三方组成的“联合论坛”（theJointForum）于1999年推出了一套《多元化金融企业集团的监管》文件。晚近国际金融创新的层出不穷势必要求国际金融法制度跟进创新，从而导致国际金融法的调整范围不断扩大，迄今已涵盖国际银行、国际证券、国际保险、国际信托等国际金融的各个领域，所管辖的金融市场由传统市场扩大到欧洲债券市场、欧洲货币市场、期货市场、期权市场等新兴市场。由于全球化使得国际金融关系变得复杂多样，促使国际金融法在调整方法上不断尝试、改进和发展。例如，各国金融监管立法和实践越来越强调金融监管的有效性，体现在监管思路和方法上就是发生了如下变化：由全局性管制为主向日常性监督为主转变，由质性金融控制机制向质性与量性相结合的金融控制机制转变，由事后监管向涵盖事前、事中和事后的全程监管转变，由针对个案的被动型业务监管向系统性的主动型全面风险管理转变，由东道国当局单一监管向东道国与母国当局合作监管转变。

第三，金融全球化促进了金融法的统一化和协调化。首先，金融全球化所带来的金融业务的规模化与国际化、金融市场的全球化和资本流动的自由化，必然要求冲破地域性金融管制的藩篱以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从而冲击了国别金融制度壁垒，推动了各国金融政策和法制的国际化；其次，金融全球化意味着金融交易量增多、金融风险扩大，为了保障金融交易的有序和安全、防范金融风险的发生和扩大，各国一方面加快本国的金融法治建设，另一方面积极参与国际金融合作与交流，参与多边金融谈判和条约缔结，在这一过程中不同程度地放弃或让渡金融，由此促进了金融法的统一化。例如，各国金融服务业的规模化、产业化发展及其对世界经济的深层次影响，促使跨国金融服务立法纳入法律统一化进程，最终导致WTO《服务贸易总协定》及其金融附件、《全球金融服务贸易协议》等条约和协议的问世。从此，140多个国家和地区在金融服务业的市场开放方面必须承担相应的国际义务，必须对照WTO金融服务贸易法和其承诺对相关国内法进行“立改废”。我国为履行入世承诺，于2001年底颁布对《外资金融机构管理条例》及实施细则进行破旧立新，就是一个典型例证。面对日益激烈的全球金融竞争，各国在金融实践中还积极移植和引进他国先进立法，竞相采行金融惯例规则，以重塑或改善本国的金融投资环境，促进金融交易安全与发展，并避免本国金融业遭受歧视性待遇而陷入筹资难、进驻难的被动境地。各国的自发行动不仅促进了金融统一惯例的形成和发展，而且也促进了各国金融交易规则和监管制度的趋同。研究表明，近20年来，国际金融惯例取得了长足发展，内容广泛涉及国际货币兑换、国际商业贷款、国际证券交易、国际支付结算、国际融资担保等各个领域，特别是催生了一大批金融监管的行业性惯例，如国际银行业监管的巴塞尔原则和标准、国际证券业和保险业监管的原则和规则。各国金融监管当局在实践中自觉贯彻和推行这些惯例和标准，其结果是各国金融监管制度表现出相当程度的相似性。

此外，近年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重大国际经济组织职能和作用的演变、相互间金融交流与合作的加强，以及各类区域性金融组织在推动区域金融法治方面的活跃表现，则为金融法的统一化和趋同化提供了组织基础和制度条件。金融全球化呼唤金融治理的全球化和法治化，作为全球金融法律秩序的主要构建者和维护者，重大国际经济和金融组织一方面注重加强自身的制度建设，如发展国际金融监管职能，加强对国际金融事务的领导能力，建立和完善多边谈判机制和争端解决机制，为国际金融统一法的形成和实施提供有力的制度保障；另一方面注重加强组织间的政策协调和信息沟通，例如基金组织与世界银行集团、国际清算组织在监控私人资本跨国流动方面的金融合作与交流，金融行业性组织在监管规则创制方面的国际合作和交流，全球性金融组织和区域性金融组织在金融危机预警和救助中的协调行动等，在合作中促进国际金融统一法制度的形成和有效实施。

第四，金融全球化暴露出现行国际金融法的不足并推动其改革。金融全球化是一柄双刃剑：其一方面促进金融资源全球配置效率的提高从而促进国际金融的发展；另一方面也使金融风险的全球扩散变得更为容易和迅捷，从而破坏国际金融的稳定、阻碍国际金融的发展；一方面使人类休戚与共从而促进了人类的协同互助，另一方面也使人类面临的全球性金融问题日益增多，从而给金融投机势力兴风作浪以及金融霸权国家转嫁风险提供了可乘之机。20世纪最后十年频繁发生的金融危机，便是各类国际金融问题的总爆发。惨痛的教训为世人敲响了警钟。分析这些问题的生成，它们固然暴露出某些国家宏观经济政策和金融监管等方面的种种缺陷，但更重要的是，它们暴露出了现行国际金融法存在的调整真空与软弱性，暴露出了新形势下国际金融体制的落后与低效。而在金融全球化的今天，如果长期缺乏健全有力的国际金融法治，缺乏完善有效的国际金融宏观调控机制，则任何国家难以独善其身。由此，改革国际金融体制、完善国际金融立法呼声雀起，推动了国际金融法制度的变革。在国际层面上，基于货币金融领域的权威地位和职能与业务便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责无旁贷地担负起改革使命。世纪之交，基金组织多次组织修订《基金协定》，增加和调整资本份额、改革特别提款权制度、改善决策机制、整肃货币纪律；推动国际金融体制改革的研究和试验，根据国际金融环境的变化调整基金宗旨、完善信贷制度，发展金融风险预警与金融危机救助职能。基金组织所领导的国际货币金融制度改革作为国际金融法对国际金融实践的积极回应，目前仍在进行之中。

在国家层面，晚近，各国金融立法和改革空前活跃。从执世界金融发展之牛耳的西方发达国家，到金融危机重灾区的发展中国家，均采取积极态度，在强化金融法治上大做文章。这一方面是出于各国完善金融法治、保障金融安全的需要，另一方面也是呼应国际货币金融体制改革的结果。例如《国际货币基金协定》的每一项修改，关涉世界184个国家的货币金融利益和制度。值得注意的是，发达国家在金融立法改革中发挥了领军作用。这不仅表现在有关国际资本流动和国际金融市场的规范方面，相关的国际法规则和法律秩序主要是几个发达国家国内法律和惯例的境外延伸；而且表现在对国内法的示范方面，发达国家由于在金融全球化中居于主导地位，其对国际金融环境的变化往往更为敏感，反应更为迅速，因而金融立法和改革更贴近市场，引领着金融立法现代化的潮流。如日本1992年通过的《金融改革法案》、美国1999年通过的《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英国2000年通过的《金融服务和市场法》等，提出了功能监管、并表监管等金融监管的新理念和新方法，尝试和发展了金融企业集团监管、网络银行监管等新制度，对其他国家的涉外金融立法无疑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和示范效应，对金融法的统一化方向也具有潜在的影响。

金融经济全球化范文第6篇

关键词：金融资本；全球化；跨国公司；经济发展；外资银行

当前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要完成稳增长、调结构、促转型等任务，需要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积极参与全球化，并在此过程中采取有效措施“趋利避害”，充分合理利用外资特别是外资银行为我服务。因此，研究金融资本全球化对我国经济发展有何影响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及实践价值。本文深入剖析了促进金融资本全球化发展的影响因素，研究了金融资本全球化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双重影响，最后针对金融资本全球化浪潮下中国经济发展的策略选择提出了建议。

1促进金融资本全球化发展的影响因素

1.1资本的逐利性

资本的本质是追逐利润，这是金融资本全球化的最根本原因。为了获得更高的利润，金融资本在全球范围内积极寻找投资机会，只要机会合适，金融资本会迅速在东道国生根发芽，进而不断攫取利润。

1.2相关政府和机构的推动

美英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有计划、有目的的积极推动是金融资本全球化发展的重要因素。为了帮助本国经济主体获得较高利润，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通过经济、外交甚至军事手段为金融资本的全球化保驾护航，使得金融资本在全球范围的活动领域和统治空间迅速扩张。为满足跨国公司全球化经营过程中的融资需求，跨国银行在全球范围内形成了发达的资金流动网络，大大提高了金融资本的全球化流动效率。IMF、世界银行、OECD等国际组织与亚洲开发银行、美洲开发银行等区域金融集团也都积极推进资本的全球化流动。

1.3信息技术的发展

上世纪70年代以来，信息技术快速发展，为金融资本全球化提供了技术支持。互联网的快速发展突破了金融资本流动的地域限制，电子计算机强大的计算功能提高了金融资本的交易效率，金融资本全球化的效率在信息技术发展的过程中不断提高。

1.4贸易增长的推动

金融资本的全球化与国际贸易的发展密不可分，二者之间具有一定的正相关性。国际贸易数量增长较快时，金融资本全球化活动频率也增加；反之，当国际贸易数量萎缩时，金融资本全球化活动频率也下降。

1.5国际利率水平

国际利率水平的变动会影响金融资本全球流动的规模与方向。在各国利率出现差异时，金融资本会迅速做出反应，从利率较低的国家流向利率较高的国家，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形成金融资源在全球的最优配置。

2金融资本全球化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影响

从辩证的角度看，金融资本全球化对中国经济的发展既有积极影响，又有消极影响。因此，应首先弄清具体的影响，以便于国家提出应对策略，发挥积极影响，弱化消极影响。

2.1积极影响

2.1.1金融资本全球化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动力

金融资本进入我国后，会迅速被配置到建设资金不足、投资回报较高的相关行业，通过投资乘数效应，使GDP成倍的增长，对中国经济的发展做出重大贡献。外资的进入不仅弥补了我国建设资金的不足，而且会形成明显的溢出效应。国内企业在与外资的竞争中，通过不断学习吸收，可以有效提高自身的生产技术与管理水平。金融资本的投资还可以培养大批的研发、生产与管理人才，并提供大量的就业岗位。总体来看，金融资本全球化已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

2.1.2金融资本全球化对中国产业发展的正面影响

跨国公司是金融资本全球化的主要表现形式，它们利用雄厚的资本和先进的技术将中国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及自然资源有效整合，充分发挥了中国在国际贸易中的比较优势，进而促进了我国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快速发展，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也在外资企业溢出效应的作用下蓬勃发展。金融资本的进入加快了我国融入世界经济的速度，提升了我国产业发展的水平，尤其是在工业化发展初期，这种积极影响表现得更为明显。

2.2消极影响

2.2.1导致金融资产价格剧烈波动

其一，汇率的波动性加剧。在金融资本全球化的发展过程中，国际资本在在各国金融市场间的进出频率与规模都不断加大，这会导致外汇市场汇率的波动更为剧烈，并影响一国正常的金融与贸易秩序。随着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的不断推进，我国外汇市场面临的波动风险亦逐渐加大。其二，股价的波动性加剧。金融资本全球化使得国与国之间的金融市场联系更为密切，尤其是在股票市场。当发达国家的股票市场发生波动特别是下降时，我国股票市场也会出现相应变化。其三，金融资产风险的传染性增强。金融资本全球化使得全球债权债务关系变得错综复杂，金融资产如果出现问题，对他国影响的可能性也进一步增加。当某些金融资产出现问题引起价格大幅下降时，与之相关的金融资产会迅速下跌，局部的金融困难会进一步传染给整个金融市场，甚至引发金融危机，给发展中国家金融与经济的发展带来灾难。美国次贷危机与欧债危机便是明证，这两次大的金融危机给中国经济发展带来的负面影响至今仍未消除。

2.2.2金融资本全球化对中国产业发展的负面影响

在中国步入工业化中后期后，金融资本全球化对中国经济产生的负面影响逐渐显现并日趋严重。其一，跨国公司在中国实施并购的过程中，目标瞄准了收益率较高行业的龙头企业，且以控股为并购目的，这种行为会导致中国的重要产业被跨国资本所控制，严重威胁中国的产业安全。其二，在金融资本全球化形成的产业链中，中国一直处于低端位置，上游的研发环节与下游的销售环节被牢牢控制在发达国家手中，这造成我国产业两头在外，处处受制于人，威胁着国家的产业安全。另外，中国在产业链中所处的位置是附加值最低的部分，附加值最高的部分均为跨国公司掌握，中国的产业利润率极低。其三，金融资本全球化是我国现有产业结构形成的重要推动力量，而这种产业结构对国外市场依赖性很强，导致我国经济发展经常陷入被动。其四，金融资本在全球范围内配置产业链，低端的高污染、高耗能产业被转移至中国，导致我国环境严重污染、资源大量被消耗，生态环境被严重破坏，制约了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2.2.3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处于利益获得劣势

美国和西欧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和地区利用其在金融与贸易领域的优势地位，制定有利于自身的全球化规则，在金融资本全球化过程中攫取了大量的利益。第一，发达国家利用其在金融领域的优势如发行的货币可作为世界货币、在国际金融组织的影响力等，制定国际金融规则，方便其在国际资本流动中获益；第二，发达国家利用其在国际贸易领域的优势如在WTO的影响力、巨额的贸易量等，制定国际贸易规则，逐渐敲开发展中国家大门，并运用其优势与发展中国家竞争，在国家贸易中获得大量收益。总体来看，发达国家作为全球化规则的制定者，在金融资本全球化的利益分配中处于优势地位，而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则处于劣势地位。

3金融资本全球化下中国经济发展的策略选择

金融资本全球化的进程中，我国通过积极参与虽然获得了较为可观的收益，但自2008年爆发金融危机后，发达国家通过向发展中国家转嫁动荡和危机来达到降低自身损失的目的，也给我国经济发展带来了严峻的考验。因此，要在正确、全面地认清金融资本本质的基础上，审慎确定金融资本全球化趋势下恰当的经济发展战略，以更好地规避风险、把握机遇、应对挑战。

3.1加强金融资本的流动监管

3.1.1对金融机构实施有效监管通过对金融结构实施有效监管，使金融监管的步伐可以与金融资本自由化、全球化的进程相匹配。在具体实施时，其一，要强化对外资金融机构立法监管的条件准备，健全金融执法体系，完善金融运行规则，同时要与国际上其他金融监管机构密切合作，提升风险防范能力；其二，对外资金融机构进行监管时，着重从三个方面入手：市场准入（包括进入的数量、速度和布局）、经营业务（包括经营范围、地域等）、异常动向（包括对异动的监测评估和临机处置）。3.1.2控制长期外债规模要将长期外债的规模控制在合理范围内，需要根据我国的具体情况，对国际债务进行监督和指导，构建一套指标体系用于监督、分析和评测长期外债，在不牺牲经济发展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降低债务危机的发生可能性，从而使我国的外债处于良性循环的过程中。3.1.3监控短期游资由于短期游资的流动可能会带来破坏性，因此对短期游资实施合理、有效的监控是非常必要的，其目的是降低游资的不稳定性对经济的冲击。监控短期游资的手段有多种，包括直接手段和间接手段，其中直接调控手段包括货币交易税的征收、游资数量规模的控制，间接调控手段包括财政政策和浮动汇率的调整。具体采用哪种手段，要综合考虑短期游资的规模、结构以及我国金融市场发育的成熟程度。

3.2正确处理实体资本与金融资本的关系

适度的金融资本的发展，可以为实体资本服务，从而推动实体资本更好地发展；相反，金融资本如果过度发展，会导致大量资本撤离实体经济，影响实体经济的健康发展，并引发泡沫经济。由于我国的金融体系不如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完善，我国更要慎重处理好实体资本与金融资本的关系，既要促进金融资本的发展，又要控制其过度发展，同时要大力发展实体经济。

3.3引导外资投向，增强企业创新能力和竞争力

促进产业结构优化一方面，引进外资不仅要看数量，更要看质量，要引导外资投向急需的重点领域，促进我国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为我国经济发展带来实在的效益；另一方面，要注重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培育和创新水平的提升，通过增强自身技术水平和培育核心竞争力，促进我国产业的发展和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从而在全球化的进程中获得更多的利润。

3.4转变经济增长模式，优化调整经济结构

只有转变我国的经济增长模式，促使其从原先的“出口拉动型”向“消费拉动型”加速改变，增强居民的消费欲望和消费能力，有效调整和优化经济结构，才能更好的规避金融资本全球化所引致的风险。具体来说，可以通过改革收入分配制度、减小收入分配差距和发挥资源配置中市场对于分配资源和利益的基础性作用来实现。

3.5健全与金融资本全球化趋势接轨的法律体系

建立健全与金融资本全球化趋势接轨的法律体系，以迎接金融资本全球化给我国带来的机遇和挑战，使风险尽量最小化。具体来说，可以通过制定契合国际惯例的、与金融风险管理相关的法律法规来实现。

作者:王蕙 单位:安徽财经大学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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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胡松明.金融资本全球化与新金融霸权主义［J］.世界经济，2001，（7）.

金融经济全球化范文第7篇

关键词：金融全球化 宏观经济 政策调整

近十年来，在金融全球化浪潮的影响下，各国宏观政策有了改善，经济结构的调整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市场机制在引导资源配置方面也发挥了更大的作用。然而，在政策得到改善的同时，宏观经济并没有相应地变得更加稳定，这种不稳定表现在20世纪90年代中的两次重大经济下滑及一系列货币和金融危机上。金融全球化的发展有利于资源的再分配，有利于资本流入国和全球的经济增长与效率提高。为什么在这种情况下，宏观经济的不稳定性并没有得到有效减少呢？这主要是由于全球经济发生了三个重要的变化，这三大变化使得现有经济政策的改善并不足以抵制金融全球化的风险，从而使宏观经济表现出更大的不稳定性。

首先，世界的通货膨胀率已经下降到40年来的最低点，这本身也是一个主要的政策成就。鉴于高通货膨胀率的教训以及各国间的比较和示范效应，追求低通货膨胀率成为各国货币当局的一个共识：由于许多国家加强了财政约束，从而促进了货币约束和实际及预期的通货膨胀率的下降；一些国家实行了贸易自由化、国有企业私有化、放松产业管制等政策，客观上降低了生产的成本，从而降低了价格，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通货膨胀率的下降。通货膨胀率的下降给一些国家的货币当局带来了相当大的压力，这种压力主要来自对通货紧缩的担心，事实上，通货紧缩的现象已经在一些国家出现，它会加重宏观经济的不稳定性。

其次，全球金融市场的一体化导致国际间的金融传导机制更加复杂化。在金融市场一体化的条件下，全球的金融资源会在任何时候转向任何相对活跃的国家或地区，其间的大量资本流动可能会促使正处于扩张阶段的经济体产生经济过热和资产市场泡沫的风险，同时，巨额的国际资本流动也会损害一些国家脆弱的金融体系并导致货币发生不稳定的波动。

第三，越来越多的国家采取灵活的汇率制度，这将导致采用钉住汇率制的国家更容易受到冲击，因为这些国家在货币政策上丧失了一定的自，无法完全按照本国的经济发展形势制定相应的货币政策，而只能被动地跟随所钉住货币的发行国调整自己的货币政策。在这种背景下，由于90年代以来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周期不再与发达国家相一致，当发达国家根据自身经济发展状况调整其宏观经济政策时，钉住其货币的发展中国家不得不跟随其进行相应的调整，由于这种调整并不是国内经济所需要的，调整的结果必然造成国内宏观经济不稳定性的加剧。

考虑到金融全球化对宏观政策的影响。制定宏观经济政策时，要注意以下几方面的问题：

第一，通货膨胀目标要考虑资产的价格。在低通货膨胀率的良好经济环境下，可能会诱使投资者承担风险去购买资产，从而造成资产价格上涨。据此，萧条经济学认为，当生产率大幅度提高时，货币当局应努力把通货膨胀率维持在正的水平上，否则名义收入增加从而购买力增加会产生错误的利润信息，这种错误的信息往往会导致资产价格的膨胀，并最终造成宏观经济的不稳定性。有人提议计算广义的通货膨胀率，即计算商品与服务、房地产和股票市场三个市场价格的加权平均数作为通货膨胀率，权数可按三个市场资产量占资产量的比重取值。

第二，全球化会强化政策溢出。在金融全球化条件下，资本在国际间的流动更加便利，物价稳定地区的资本可能会流向经济更强劲的地区，如果资本流动额相对于资本流入国经济规模很大的话，在缺乏适当的政策调整的情况下，往往会造成该国宏观经济的不稳定。另一方面，本来物价稳定的地区，由于资本追逐高利润而流向别的国家和地区，势必影响该地区的经济平衡，从而在该地区造成不稳定。

第三，当资产价格过高以致达到不可持续的水平时，货币当局往往会面临较大的挑战。这种挑战首先来自于判断上的困难，即货币当局很难判断资产价格的上涨是真的到了不可持续的阶段，还是来源于财富拥有资产组合偏好的永久改变或是收益率的永久上升；其次，这种挑战还来自于政治上的困难，中央银行的独立性是以控制消费物价而不是资产价格为基础的，虽然采取紧缩行动也许对宏观经济是必要的，但中央银行会遇到政治上的困难。在这种情况下，采取更灵活的财政政策可能会起到更为积极的作用。当资产市场过热，尤其是当资本流入已经对汇率产生升值压力时，一国政府可以通过征收较高的资产交易税和资本流动税来达到抑制资产价格持续上升的目的。

我国实施的积极财政政策是指以刺激经济持续增长为目的，以国债发行为手段，以财政信贷协调为基础的财政投资性支出政策。它对于遏制通货紧缩趋势、拉动内需、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为了扩大国内需求，促进经济增长，我国实施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但内需不足状况始终未得到彻底改观。随着财政赤字的不断增加、利率的不断降低，宏观政策的作用空间也在逐步缩小，在这种情况下，为进一步发挥宏观调控的作用，应适时调整和充实宏观经济政策有利于社会的发展与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对拉动我国经济增长起到了重要作用。随着财政赤字的增大和降息空间的缩小，应适当地调整和充实财政政策的内容，把以政府支出为主的财政政策转变为以减税为主的财政政策，同时实施更为积极、灵活的货币政策。

参考文献：

[1]吴晓凡.调整经济关系是推动循环经济发展的根本点[J].发展研究，2011年07期.

[2]张志昊，尹鉴.房地产宏观政策调整的影响[J].北方经贸，2011年08期.

[3]朱延强，韩俊，彭振兴.我国产业结构调整背景下大学生就业问题[J].现代农业，2011年08期.

[4]王富祥.论我国宏观调控中的供给管理政策[J].南阳理工学院学报，2011年03期.

金融经济全球化范文第8篇

关键词：全球化经济金融化非金融企业

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前后，作为可能导致危机的重要因素——经济的金融化现象，成为西方经济学者热议的焦点（john bellamy foster，2008，2007；格莱塔·r克里普纳，2008；william milberg，2008）。经济金融化描述了近四十年来资本主义的经济特征从以生产为重心逐渐转移到以金融为重心这一事实（john bellamy foster，2007）。与传统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理论不同的是，经济金融化不仅反映在银行、经纪人事务所、金融公司等机构的扩张上，金融业利润占利润总额的百分比的增长上，也同样反映在非金融企业的利润积累和利润使用上的“金融化”倾向上（milberg，2008）milberg认为非金融部门的金融化是指：生产性企业越来越多地成为金融控股集团，其利润越来越多地被用于股东分红、购买金融资产（例如股票回购），甚至兼并收购等。。尽管过度的金融创新与资本的金融化最终体现为越来越大的资产价格泡沫并导致危机爆发，经济金融化的过程也并非对经济毫无裨益。paul sweezy（1997）曾认为资本积累过程中的金融化是支撑20世纪70年代以来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并由此带来了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转型。不仅如此，在全球化背景下，跨国企业通过控制价值链、获得利润积累而产生的金融化趋势促使以美国为代表的经济体实现了：低投资与企业核心竞争力提高并存，高利润、高股东价值与低投资率并存，低生产、低物价与高消费并存的优质增长（milberg，2008；张慕濒，2010）。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加速融入世界经济体系，成为全球价值链体系中最大的制造中心。金融危机之后国内制造业迫切需要转型升级，然而“实业金融化”的趋势却愈演愈烈。有数据表明，国资委下属的117家央企中76%涉足金融业，这些非金融央企实际已经控制了24家信托公司、20家证券公司、14家财产保险公司以及23家寿险公司，分别占到受调查该种类金融机构的462%、410%、370%以及531%。此外，上市公司抱团参与私募股权投资以及各地陆续爆发的民间借贷危机，均验证了上述事实。这是否说明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经济金融化趋势的推动下，中国实体经济也出现了金融化现象？与控制全球价值链的美国相比有何不同？如何证明和评价我国的实业金融化现象？

基于上述思考，本文从梳理西方金融化评价的定量指标入手，以中国的宏观金融状况与制造业的金融活动为研究对象，实证检验中国的经济金融化现象，判断目前金融化的状态、阶段，分析其成因，为如何看待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协调发展提供借鉴。本文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一部分文献综述，梳理金融化研究的不同方面，区分金融化与金融发展，厘清全球化与金融化的关系；第二部分是借鉴西方评价体系设计中国经济金融化的量化标准；第三部分全球化下经济金融化趋势在中国的验证。第四部分是总结与启示。

经济金融化的相关研究回顾

1金融化的定义与成因

自goldsmith（1969）和mckinnon（1973）提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经典理论以来，“金融化”一词被随意地等同于金融深化或金融自由化，尤其当mckinnon和shaw（1973）以发展中国家作为研究样本的“金融抑制论”传入我国后，国内学者对金融发展理论的关注主要落脚于宏观层面、金融机构和制度的发展层面。从近期最新的观点来看，“金融化”是对一国宏观、中观和微观层面金融发展状况的客观描述，它既表达了金融部门对国民经济的贡献程度达到一定的水平，也反映了传统金融发展理论一直忽视的非金融企业的金融活动，而后者是“金融化”理论更注重的方面。“金融化”现象或者金融化水平的提高并不一定代表金融发展有助于经济增长，反之，在金融抑制的发展中国家，企业等非金融部门仍然可以通过某种方式的利润累积和利润使用

实现向金融类控股公司转变的可能。因此，本文首先对20世纪70年代以来有关金融化的研究加以综述，其目的是厘清金融化的涵义。

当前国外研究文献对“金融化”的定义比较随意。最早提出金融化术语的可以追溯到20世纪初，hobson（1902）、hilferding（1910）、 lenin（1916）认为金融化反映了食利者阶层享有越来越大的政治和经济力量此处文献转引自：格·r克里普纳美国经济的金融化（上）丁为民等译国外理论动态，2008（6）。70年代之后，学者普遍赞同把金融部门的发展、金融利润占利润总额的比重增加以及金融交易的扩大和新的金融工具的创造（ felix，1998；henwood，1997；sassen，2001；tickell，1999）作为金融化的证明，phillips（2002）认为金融化代表了资本市场相对于银行而言其支配作用日益增长。然而这种笼统的归纳模糊了金融化与传统金融发展理论的差异。随着股份公司的进一步发展和经济全球化的推进，学者们将关注的重点逐渐微观化：①从公司治理的角度，认为金融化是“股东革命”的结果，即股东为了实现其价值要求更多地分红、股票回购等，由此带来公司金融活动的增长（froud et al， 2000；lazonick and o’sullivan， 2000；williams， 2000）。②从投资回报的角度，认为金融化是因为产业投资的回报率与金融资产投资回报率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所致（dumenil& levy，2005；crotty，2005）。

而在定量描述金融化上，近期文献形成了三种观点：①工业国金融部门的产出占gdp或净收入的比重较大（epstein & jayadev，2005）；②总的国际资本流动量比世界总产出和产品与服务的贸易量增长更快（eatwell& taylor，2002）；③非金融部门越来越倚重于金融而非产品作为他们资金的来源与用途（stockhammer，2004；crotty，2005）。

2全球化与金融化

次贷危机催生了国外学术界对实体经济金融化成因的进一步关注，2008年发表的多篇文章都将视角转向全球化对非金融企业的影响之上。比如格·r.克里普纳认为金融化的研究视角应该从“以活动为中心”转向“以积累为中心”，他在《美国经济的金融化》一文中明确提出应观察美国经济中“利润从何处产生”的问题，以此作为“金融化”存在的证据。此外，他认为对金融化问题的研究可以说明全球化对国家主权的影响已经到了怎样的程度内容出处同前。。无独有偶，milberg（2008）撰文进一步研究了以美国跨国公司为代表的非金融企业“金融化”的成因。他将非金融企业的金融活动分成两块：一是从利润来源的角度，认为借助于控制全球价值链，跨国公司以降低进口成本而非提高国内产品价格的方式实现了利润积累，并由于生产碎片化和外包，主导厂商可以在不提高固定投资的情况下快速积累利润，使其资金的积累速度大于其生产投资速度；二是从利润使用的角度，既然控制价值链的一方已经不需要生产制造，则利润使用则更多地用于金融活动，例如分红、股票回购用以期权激励，或者是对外收购。由此，全球价值链使主导厂商维持了较高水平的金融化，并反过来促使价值链管理强化，最终形成持续的金融化现象。

3国内研究现状

与国外文献不同，国内研究基本忽略了金融化与金融深化、金融自由化的差异。在理论研究方面，大多延续了金融促进论和金融抑制论（谈儒勇，1999；史永东等，1999；韩廷春，2002、2003；王志强、孙刚，2003；沈坤荣、张成，2004；王洪斌、柳欣，2008），重在实证分析代表金融发展或经济金融化的指标与代表经济增长或结构调整指标的相互关系。2008年以后的一些研究则注意到微观层面证据的重要性：易纲、宋旺（2008）跳出传统只研究金融部门的做法，以住户、非金融企业部门、金融机构三个主体的金融资产结构为对象，重新度量了中国金融资产总量及结构，研究了中国金融资产结构是否改善，以及目前的结构是否适应经济发展需要的问题；吴晓辉等（2008）设计了一个涵盖政府支出、城镇家庭财产性收入和非国有企业融资额等一系列指标在内的金融发展变量，尝试探索金融与经济增长的微观作用机理；鲁晓东（2008）也将金融发展指标扩大到私人信贷、上市公司市值等微观层面；孙天琦（2008）认为企业的ipo行为在致使股权资本扩大的同时也增加了其负债能力，导致资产规模扩大，进而影响到m2，为微观层面的金融化与宏观的金融发展构建了联系；祝丹涛（200

08）认为金融体系效率的高低会体现在家庭和企业资金的可获得性、储蓄转化为投资的效率以及财政收支上，并以美国为例论述了上述机制对经常项目盈余的影响，建立了一个全球化和微观相结合的视角。然而站在全球化背景下考虑非金融企业金融化问题的文献少之又少，赵玉敏（2008）分析了发达国家通过全球化的制造业产业转移实现金融资产价格上涨和消费过度，以及在金融技术创新的推动下的过度金融化对中国制造业的影响，但作者所指的金融化主要指金融脱媒、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发展背离，还是一种偏宏观的看法。

综上所述，要刻画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经济的金融化特征，除了要考虑金融深化的程度以及金融体系的效率，更应关注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下中国制造业的金融活动。制造业出现了高ipo、负债扩张（从而资产规模扩大）、高投资、高企业储蓄的现象，整个金融市场的体量也在增加，并且由于加工贸易本身的模式和中国投资机会的涌现，又出现双顺差现象，这在宏观上促使金融深化和金融体系效率的提高。然而在微观上，还必须考虑制造业在这一金融深化过程中，是否出现了利润的累积总量高于利润使用总量，是否投资的增长带来利润的累积等等。也就是说，金融深化或者金融体系效率的提高必须建立在对微观经济主体利润累积有正面作用的基础上，而不是一个空泛的总量概念。因此，本文将以全球化为背景，从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次实证检验中国经济金融化的存在性，其中微观数据将取自制造业上市公司层面，这些公司在中国制造业嵌入全球价值链的过程中发挥着主导作用。

中国经济金融化的量化评价设计

国内有关经济金融化的量化评价方法的文献较少，宋仁霞（2007）建立了一个囊括金融机构资产规模、金融资产结构、上市公司产业分布数、三次产业增加值中金融资产占比、金融企业利润占社会企业利润总额比率等在内的24个指标，检验中国的经济金融化状态，指标设计上尽管顾及到微观层面，但指向不明确，体系略显陈旧，也忽略了非金融企业金融化这个重要因素。其他与金融化相关的主要是金融市场化指数的设计（黄金老，2001；刘毅，2002；庄晓玖，2007）。

本文参考了格莱塔r克里普纳（2008）和milberg（2008）对于金融化的量化分析框架，采集来自宏观、部门和行业三个层次的数据，主要从规模、结构的角度进行统计分析。鉴于有关中国经济金融化评价体系的国内文献尚未充分，本文的研究并未实现指标体系构建，但可为未来经济金融化指标体系的设计提供前期成果。

（1）宏观层面。根据格莱塔·r克里普纳（2008）的总结，评价经济长期结构性变化的方法主要有两种，“以活动为中心”的观点主要关注不同行业的就业份额占总就业人数的比重、产出占gdp的比重等，而“以积累为中心”的观点则关注利润从何处产生，比如各产业公司利润的相对比重。格文研究表明：“以活动为中心”的经济变化观不适合金融部门金融部门不是劳动密集型部门，它的“产品”在国民经济统计中并不是以透明的方式表现出来的。，并且忽略了非金融企业的金融活动对实体经济的影响作者认为20世纪70年代困扰美国企业活力能力的危机中就能看到金融化的起源：面对国内劳工的战斗性和海外与日俱增的国际竞争力，非金融企业对不断下降的投资回报的反应，就是将资本从生产领域抽走，将其转移到金融市场。因此一个完整的金融化概念就必须既包含金融企业，也包含非金融企业的活动。那种单纯进行部门分析的方法只关注金融业，丧失了大量的对考察美国经济金融化非常重要的资料。，实证发现：就业与产出指标无法揭示经济金融化特征，但利润数据却可以做到。在本文的研究中，宏观数据包括两类：第一类反映就业、产出部门构成，由于无法获取各产业公司利润的相对份额，有关论据将采用部门和行业数据。第二类反映全球化与金融化的关系。在此，我们借鉴了milberg（2008）的观点，他认为美国非金融企业的金融化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利润来源发生了变化：通常企业的利润来源于提高产品售价、降低成本或扩大产量，然而在控制了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后，美国跨国企业用外包的方式取代了在本国进行生产性投资，然后再通过贸易的方式进口中间品或最终品，长期则形成了国内cpi涨幅低于货币供应量m2涨幅和企业利润增长的趋势，这为非金融企业的

金融化打下了基础。因此，我们也选取国内相关数据查看上述状况在中国的表现。

（2）部门层面。主要以非金融企业作为研究对象，考虑其利润的来源与使用情况。①关于利润来源：按照格文，金融化的一个标志是非金融企业源于金融投资的收入高于源于生产活动的收入，或者在一定的基础比例下前者的增幅大于后者。由于格文的研究时期跨越1950—2001年，二战后美国采取刺激投资的税收与折旧政策，企业利润被严重低估，因而格文选择了证券收入与公司现金流量的比率来衡量利润的来源。再者，因为经济金融化还应考虑金融业的利润增长情况，增加了一个考虑金融利润（现金流）与非金融利润（现金流）对比的指标。鉴于中国公开的统计年鉴未公布非金融企业的证券收入与现金流量数据，我们用制造业和firefire是金融、保险、房地产业的总称。上市公司数据验证这一状况。②关于利润使用：根据milberg（2008）的观点，非金融部门将利润更多地用于分红、股份回购、兼并收购等金融行为，也是金融化的一个表现。由于国内统计部门并无相关口径数据，我们从与金融行为相对的固定资产投资行为加以反证：如果公司利润中用于固定资产投资的比例较高或者这一比例增速加大，则可以说明非金融企业的金融行为并不居主流。此类指标包括：制造业和fire固定资产投资占gdp的比例等。

（3）行业比较。为了进一步探究全球价值链分工对我国制造业资金运用的影响，我们按照参与价值链的程度不同在鉴定这一概念时，我们借鉴了milberg（2008）文中的一个方法：他使用美国制造业的相对进口价格（relative import price）来反观生产（服务）外包的程度，相对进口价格越低的，说明生产碎片化程度越高，美国跨国公司作为价值链中心的控制力越强。其中电脑和办公机器、通信设备、饮料、电子产品、服装和家具等行业都处于相对进口价格下降较快的行业。，选择了若干行业观察：不同行业证券收入占利润的比例，不同行业利润中用于固定资产投资的比例。

（4）样本数据的来源与时期。依照西方学者的研究，虽然全球化从上世纪70年代就已经开始，但发展中国家加入全球化体系加速了发达国家非金融企业金融化的形成，因此本文选取的数据时间跨度为2000年至2011年。数据主要来源于：①中国统计局各年度统计年鉴数据；②国泰君安（csmar）数据库的上市公司数据。

三个层次的数据可见下表：

数据分类序号含义宏观层面（1）fire就业人数占比（2）fire产值/gdp（3）cpi、m2的增幅对比部门层面（4）制造业上市公司证券收入/公司利润*（5）fire上市公司证券收入/公司利润（6）fire上市公司证券收入/制造业上市公司证券收入（7）fire上市公司利润/制造业上市公司利润（8）制造业固定资产投资/gdp（9）fire固定资产投资/gdp行业层面（10）分行业制造业上市公司证券收入/公司利润（11）分行业制造业上市公司固定资产投资/公司利润注：*我们最终使用了公司利润而非现金流量作为分母，是因为现金流量余额经常出现负数，影响了数据质量。

中国经济金融化的经验分析

1来自宏观层面的证据

宏观数据展示了非金融部门的发展及其与金融部门的相对发展速度。

（1）从就业份额来看，图1表明，从2000年到2011年，尽管外向型经济特征明显，但按城镇就业口径统计的各部门的相对就业份额在10年间并无大的变化。2011年fire部门的就业比例比10年前有了显著提高，制造业和服务业的这一比例还有所下降，但幅度均不大。这个结论从一定程度上印证了格文（2008）对于“以活动为中心”视角的判断，说明就业比例大概无法很好地表达经济金融化现象。

（2）图2显示了各行业增加值占gdp增加值的比重2010年中国统计年鉴并未公布制造业增加值数据，此处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wdi数据库，原为1906186亿美元，此处换算为人民币，换算汇率取2009年12月31日与2010年12月31日人民币兑美元中间价的平均值。。可见，制造业、fire部门和服务业增加值占比均有所提高，制造业从2000年开始这一比例快速增长，并一直持续到2004年，之后一直维持30%以上的占比，但2008年后开始明显下降。与制造业的发展趋势有所不同的是：2007年之后fire的增加值占比开始突破10%的区域，并呈现稳态上升之势。然而总体而言，与就业数据相似，近10年来部门发展的差距并未像美国那样出现显

著的拉大。

（3）图3是用cpi、m2等宏观数据的变动关系验证金融化的后果。将图3与表1比较可见：根据milberg（2008）的研究，自1986年开始cpi处于逐级下降，进口商品的价格也在逐步下降，而货币供应量m2尽管在1991—1995年间紧缩，长期增势不改，1996—2006年均增幅6%以上，是cpi增幅的2倍多。弗里德曼关于“通货膨胀自始至终是一种货币现象”的论断在新的以价值链为主导的国际分工体系下被打破了。与此相对应，处于价值链低端制造环节的中国，却出现了cpi、m2与企业利润齐升的状况，其中m2的增长幅度明显高于cpi。尽管这一宏观数据的形成有更为复杂的微观因素，我们也不能仅据此判断其与金融化的关系，但这一结果说明在中国参与价值链分工之后，尽管企业利润上升，但低附加值的特点要求更大的投资和产能加以维系，使得企业的货币需求始终维持在高水平。投资——制造——出口——利润积累——再投资的循环造成是制造业的利润累积难以持续进行，也就难以展开相关金融化活动。

2来自部门层面的证据

西方学者对美国经济金融化的研究形成了几点结论：①非金融部门证券收入占现金流入或企业利润的比重在提高，并且高于非金融部门来自业务经营的收入；②除了非金融企业在增加收入流量的过程中不断增强金融活动外，金融业自身也变成一个在经济活动中越发具有特权的积累机构[美]格·r克里普纳美国经济的金融化（上）丁为民等译国外理论动态，2008（6）。然而在数据处理上，格文将金融和非金融部门合并，取出它们共同的金融业务利润对比它们共同的非金融业务利润，而且并未比较金融与非金融部门相比到底谁的金融利润增长更快，本文对此做了区分。图4表明：从利润来源的角度，fire上市公司的证券收入占企业利润的比例大大超过制造业上市公司，两者的增长趋势也相差迥异。fire上市公司在2005年之后证券收入占比激增，制造业却一直在低位徘徊。

图5描述了fire上市公司与制造业上市公司证券收入的对比，从年度数据看，2003年之后fire上市公司证券收入激增，其增幅大大超过制造业并持续到2004年，然而2004年之后这一比例又开始急剧下降，随后在2005—2009年间，这一比例呈现出有规则的波动，波峰之间相距两年左右。进一步观察发现，两个行业证券收入比的变化与股市牛熊交替正好相反，牛市时fire上市公司证券收入与制造业上市公司证券收入的比值下降了，熊市时反而有所上升。这是否意味着牛市带动了实业投资机会增加，金融机构资金流向实业投资的体量大于流向金融资产领域，而在熊市时由于实业投资机会缺失，无论金融业还是实体经济部门，资金只有流向金融资产领域寻求盈利机会。把这一比例进行三年、五年移动平均发现比值变化趋缓，但近几年依然保持高位。

两个行业利润的对比见图6，无论是年度数据还是三年、五年移动平均都可看出，2003年之后fire上市公司的利润远高于制造业上市公司，近几年保持在4倍左右的幅度，远远高于2003年之前的1倍多。

图7有关利润使用的数据表明，制造业固定资产投资占gdp的比例高于fire的这一比例，并且从2002年以后一直呈现上升趋势，直至2009年回落。fire部门则一直维持稳定的固定投资比例，这尽管与该行业特殊的盈利模式相关，但其收入来源与支出的反向变动，恰好说明也许fire部门才是主导中国“经济金融化”的力量，但fire部门的过度繁荣并未辐射到实体经济，它成为一个自我发展、凌驾于实体经济之上的主体，完全背离了“温和小帮手”的目标，这种“金融化”正是实体经济发展的噩梦，也是另一些西方学者批判金融化导致金融危机的缘由。由此，我们从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协调发展的角度证明了：一个有积极作用的经济金融化之路应该是夯实微观经济主体的金融能力，而不能仅根据传统金融理论的看法，计算金融机构的发展程度或金融利润的积累程度。

上述分析表明，制造业的金融化现象并不显著，那么是否利润积累之后又用于资本形成和扩大再生产了？考虑到参与价值链分工的行业在过去的十几年间获得的投资机会和财富积累速度大大高于其他行业，按理它们应该有更大的金融活动能力，因此，下文进一步通过行业间比较来探究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经济金融化的影响。

3来自行业比较的证据

我们根据嵌入价值链深度的不同选择了五个排名靠前的上市行业，按程度

低分别是：通信及相关设备制造业和计算机及相关设备制造业、饮料、仪器仪表及办公机器制造业、服装、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从利润来源的角度，图6显示五个行业的差异非常奇特。证券收入占企业利润比例一直上升的只有通信和计算机行业；服装与仪器仪表及办公机器制造业是两个大起大落的行业，其证券收入占比与宏观经济呈现反向关系，2007年之前两个行业这一比例极低，而金融危机之后，两个行业的该比例上升到很高的水平；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的证券收入占比一直处于较高的位置，然而也有与经济增长相背的规律；饮料行业在参与价值链深度方面排名第二，但其证券收入占比一直处于最低位置，并且平稳变化并不受宏观经济的影响。

进一步地，我们分析这五个行业利润使用的特点。图7显示自2000年以来五个行业均出现了固定资产投资占利润的比例下降的趋势，其中下降幅度最小、最为平缓的是之前“金融化”程度最高的通信与计算机行业；服装与仪器仪表及办公机器制造业依然是变动最为剧烈的两个行业，2007年、2008年之后两个行业从五个行业中最高的固定投资占大幅回落，截至2011年底，虽然在衰落之后仪器仪表行业的固定投资占比依然最高，但服装行业的指标排名已经到了第三位。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的固定资产投资占比排名第四，其下降幅度略高于通信及计算机行业，高于饮料行业；饮料行业的固定资产投资占比在五个行业中最低，也出现了平缓下降的趋势。

总结来看：①劳动密集型、处于价值链较低位置、容易受外需影响而产能过剩的行业，其金融投资和产业投资显示出明显的替代性，而金融投资更像是一种被动的选择，尤其是金融危机之后投资机会稀缺，这些行业只好将闲置资金用于购买金融资产；②资本密集型以及具有一定技术性的行业处于价值链的较高位置，更易于进行金融利润积累；③以国内市场为主要需求对象的行业既不用遭受外需市场的瞬息万变，也不用遭受太多来自价值链主导方的利润剥夺，因此有更大的余地在金融投资和产业投资之间进行权衡。

结论与启示

综上所述，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下，中国并未在实体经济部门出现显著、持续的类似美国企业的金融化现象。在美国等跨国企业主导的价值链控制下，我国企业的资本积累活动更多的还是用于固定资产投资和扩大再生产。尽管企业的金融利润有所增长，并且某些行业在某些年份上升明显，但更多的是经济低迷时的一种投资替代。这从另一个角度验证了milberg（2008）关于美国经济金融化成因的论断，即：美国正是由于借助外包剥离了生产过程解放了固定资产投资，借助压低进口价格赢得利润，两相结合实现了初步的利润累积，然后再通过股权投资、并购等金融活动更好地控制价值链，实现了持续的金融化。

我们的研究并未在非金融企业中获得正向支持，却发现金融部门本身日益显示出特权阶层的财富积累能力。由于金融制度的垄断性和利率等要素价格尚未放开，金融部门的定位从原本为企业提供金融服务收取“佣金”，变成了与企业争利，并导致金融利润率与实业利润率的大幅差异。这又引导现金流丰沛的诸如国有控股公司倾向于投资控股金融业，而不是将利润用于产业类的股权投资、并购和股东分红。这种名义上的“金融化”背后映射出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发展的不协调，金融凌驾于实体经济之上，它不仅没有带来微观经济主体金融能力的改善，反而可能恶化其融资状况，因而并不可取。

本文弥补了国内有关金融化研究的不足，与国外经济金融化相关研究形成对比。研究表明：未来有关金融化或金融发展问题的研究应从关注金融体量的变化深入到结构优化，必须考虑微观主体的效率，探索非金融企业金融化的成因和后果。本文对中国经济金融化现状的检验，可为新形势下加强金融监管提供启示：实业金融化是产业升级的另一种形式，对企业而言可以多元投资、分散风险，对整体经济而言可以优化资源配置，摆脱原有行业格局的限制，但要避免实业金融化走向极端的产业空心化，造成过度的资产价格泡沫。金融仍然要为实体经济的转型、发展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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