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防安全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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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防安全战略范文第1篇

亚太威胁

美国2011年《国家军事战略》提出，美军事战略重心将向亚太偏移，新版国防战略指南则明确将战略重心转向亚太地区。

新版国防战略指南依次分析了美在反恐、亚太、中东和欧洲等6个战略方向上的主要威胁和任务，但从着墨力度和描述内容来看，美对亚太的重视程度明显高于其他战略方向。新版国防战略指南认为，美经济安全利益与亚太地区的发展密不可分，是美实现经济复苏、恢复繁荣的重要战略支点，美必须针对亚太地区作出新的调整。国防部长帕内塔在该新版国防战略指南的说明中称，“美军全球部署的重点将是亚太及中东地区”。奥巴马在新版国防战略指南会上亦宣称，美“将加强在亚太地区的实力”。

尤其值得关注的是，新版国防战略指南称，中国作为崛起的地区大国，将给美国带来多方面的影响，质疑中国的战略意图，在多项作战任务和装备发展重点上显然针对中国，如提出加强应对非对称手段，确保在反介入／区域拒止环境中的作战能力等。

优化资源配置，突出核心军事能力

出于战略形势的变化以及国防预算削减的现实压力，美军将在多方面进行调整。在作战目标上，新版国防战略指南将“同时打赢两场战争”调整为打赢一场战争、遏制另一场战争。与此同时，新版国防战略指南还提出要裁减武装力量，缩小地面部队规模，进一步削减核武器数量，有选择地减少海外军事演习和行动的频次等。

应当看到，这种收缩只是相对的，是美军在全面分析安全形势的基础上作出的调整，目的在于重新调配资源，确保对重点战略方向的投入与核心军事能力的加强。正如奥巴马在新版国防战略指南序言中所称，美将“继续保持对情报侦察与监视、反恐、防扩散、反介入对抗等关键军事能力的投入，确保包括网络电磁空间在内的全域优势能力”。美军追求的目标仍然是“建设一支全世界训练最有素、领导最有力、装备最精良的作战部队”。

落实“空海一体战”理论，确定装备发展重点

为反制“反介入／区域拒止”威胁，美军提出了“空海一体战”理论，这一理论的实质是以我国为主要假想敌而谋划的美军未来作战样式。根据该理论，美军将有针对性地发展以下5种作战能力：一是远程打击和压制能力；二是海上作战能力；三是导弹防御能力；四是空间对抗能力；五是网络电磁攻防能力。新版国防战略指南中明确提出美军将大力加强远程快速打击武器、新型潜艇、新一代隐身轰炸机、反导系统、天基系统等先进武器装备，这些都是强化“空海一体战”重点能力所必需的装备，再次印证了美国已将中国作为长期战略敌手。

调整策略手段，体现“精明防务”思想

国防安全战略范文第2篇

作者：吴振学，陈家光

所谓信息国防，则是传统国防概念的最新发展，是指为捍卫涉及国家利益的军事、政治、经济、外交、科技等方面的信息安全所进行的建设与斗争。它包括信息主权、信息国防体系的构建等方面内容。它是为了保护本国安全和利益，夺取未来战争的胜利所拥有的有关信息战的资源、技术、装备和系统作战的能力。对于一个国家安全战略信息的防护，要求必须构建信息国防。同样地，要保持信息国防优势，就要谋求打赢信息战的能力。

而信息主权，是指一国在维系国家安全的信息技术、信息产业、信息资源和基础信息设施等方面，拥有独立自主的管辖、使用、研发、建设和不被侵犯的权力。为了捍卫信息主权，要发挥整体优势，加快信息经济的发展，切实制定出相应的规划与战略，为民族信息产业的发展提供战略服务。

许多国家加入WTO之后，尽力为本国信息产业创造一个相对密切配合的外部环境。诸如：倡导建立公正、合理的世界信息安全体系；倡导签订信息安全的国际合作公约，以公约的形式主动地、积极地捍卫国家主权；团结广大发展中国家，利用他们构建信息国防的要求，共同反对信息霸权主义。

国防安全战略范文第3篇

日本是世界上以强大的制造业为基础，通过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快速发展国防工业的典型。虽然受“和平宪法”所限，二战后没有生产航母、核潜艇、核武器，但就实力而言仍然是亚洲乃至世界军工大国。日本国防工业不仅规模庞大，而且结构十分稳定，冷战后始终保持了以三菱重工、川崎重工等20余家大型企业为主的国防工业体系，没有发生像美国、俄罗斯、欧盟的企I大规模并购、调整等情况。

国防工业的战略定位

2014年6月，日本防卫省《国防工业战略》，指出国防工业是日本独立自主维护国家安全的基础，有助于日本加强在国际对话中的话语权，同时推动和引领国内高端产业发展。

国防工业是日本维护国家安全的基础

日本《国防工业战略》指出，“日本自身需要维持必要的国防工业基础，生产符合日本安全政策和自卫队需求的装备，以防备国外实行武器禁运，做到独立自主地维护国家安全”，“在满足成本与周期等条件下，最理想的是由了解本国国情的日本国内企业来制造武器装备，特别是无法公开需求、无国际采购渠道、必须走国内研发途径的装备”，以确保维护国家安全的自主性，规避潜在风险。由日本国内企业制造武器装备的另一个好处是，装备的维修保障、改进改型、技术支持、零部件供给便利，最大限度降低对国外的依赖，有助于提高自卫队的作战能力。《国防工业战略》还指出，从保密的立场来看，非国产武器装备很可能产生诸多问题，且其他国家也会以知识产权为由限制日本武器出口，因此日本应尽可能从国内获取武器装备，并提供维修保障等支持，以实现日本维护国家安全的自主性。

国防工业是提高国家潜在威慑力和国际话语权的重要工具

日本防卫省2013年最新版《防卫计划大纲》指出，“保持适当水平的国防工业基础，不仅在装备生产、使用、维修保障上发挥作用，也在研发适应我国作战需求的装备上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有助于提高我国的潜在威慑力。”日本将国防工业基础视为国家的潜在威慑力量，这一说法在《国防工业战略》中也得到了继承：“制造业是推动日本战后复兴的巨大原动力，日本能够基于国防工业所具备的防卫生产与技术基础，快速构建具有一定规模的防卫力量，有助于提升我国的潜在威慑力”。

同时，针对日本国防工业将走向世界、参与国际合作的趋势，《国防工业战略》指出日本国防工业必须足够强大，具备与合作对象国相当的实力，才能在国际合作中拥有话语权，进而获得有利结果。

国防工业是国家先进制造和自主创新的主要牵引和动力

《国防工业战略》指出，日本国防工业涉及航天、航空、船舶、电子等国民经济的多个领域，其支柱产业分布广泛，稳定的国防工业活动有助于推动经济发展，解决日本国内的就业问题，是国家先进制造和自主创新的主要牵引和动力。此外，国防工业是高技术综合型产业，在有效推进先进民用技术转军用的同时，积极将国防产业相关成果转为民用，促进军用技术和民用技术不断相互转化、日益融合，推动日本整体工业能力的发展。

日本积极将军事应用技术转为民用，防卫省民技术的试点已经在国际市场上取得突破性进展。2010年，防卫省召开“关于防卫省开发飞机的民用转移研讨会”，确定了军用技术转民用的具体制度方案。2011-2012年，防卫省基于国防利益和市场需求的双向考虑，将自卫队US-2水上救援飞机作为首批民试点产品，目前已获得印度、印度尼西亚等国的购买意向。随着武器出口禁令的解除，日本将大力推动军民两用技术的开发，在提升国防工业能力水平的同时，促进技术和产品的出口，同时带动国内高端产业创新发展。

日国防工业总体规模

日本国防工业是指日本防卫省及自卫队开展各种行动所需国防装备的开发、制造（购买）、管理、保养、改造以及修理等必备的人力、物力、技术方面的工业基础。二战后半个多世纪以来，日本政府始终重视发展强大的国防工业，大力扶持私有企业，形成了以防卫省技术研究本部、企业研究所为主要科研力量，以三菱重工、川崎重工、日本电气等20多家大型企业为主要生产力量的国防工业体系。根据日本防卫装备工业会2014年公布的数据，该组织从事军工科研生产的会员企业共159家（正式会员127家），代表了日本武器装备研制的主要力量。这些大型企业能够研制航天器、火箭、导弹、飞机、舰艇、坦克、装甲车、火炮、弹药等各种武器装备，以及国防电子系统和各种配套设备，部分产品在世界上处于世界领先水平。除大型军工企业外，日本还有大量中小企业参与武器装备研发生产，其中参与战斗机研发生产的企业约有1100家，参与坦克装甲车研发生产的企业约有1300家，参与水面舰艇研发的约有2500家。

2015年7月，美国《防务新闻》以军品收入为标准评选2014年世界百强军工企业，美国有42家企业上榜，英国10家，俄罗斯7家，日本7家，其余亚洲入榜国家还有以色列、韩国、印度、新加坡等。日本入榜企业军品收入总额占世界军品收入总额的2.2%，亚洲总额的31.4%，为世界第七、亚洲第一。

日本受“武器出口三原则”的限制，长期以来武器装备的买家仅为防卫省一家，再加上“国防开支不超过GNP的1%”规定的约束（1995年以后，使用GDP替代GNP），国防工业的总产值规模不大，但整体呈上升趋势。从总体上看，日本国防工业总产值在整体日本工业总产值中的比率是非常低的，最低的年份是1981年，仅为0.35%，最高的年份为2011年，达到了0.76，1972-2012年的总体平均比率为0.57%。仅从支撑经济建设的角度看，日本国防工业难以称为国家的支柱产业。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日本开始实施中期防卫力量整备计划，国防工业在整体工业产值中的比例也一直维持在0.5%以上，2000年以来平均比例已经达到0.6%以上，尽管其中有日本整体经济下行等诸多因素，但国防工业总产值却整体上保持稳步增长。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国防工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所占比例很低，但某些领域对防卫省订单的依赖度非常高，如在2007年，日本航空工业生产总额的将近40%、武器弹药行业生产总额的将近90%均来自防卫省订货。而作为汽车、电子、石油和纤维制品大国的日本，这四个领域的国防工业产值均不足工业产值的1%。

国防开支

国防开支是一国武器装备建设和国防工业生存与发展的主要经济来源。日本受1976年内阁通过的“国防开支不超过GNP/GDP 1%”规定的约束，国防开支始终受GNP/GDP总量的限制。除1987、1988、1989和2010年曾突破“1%标准”外，其余年份的国防开支都在GNP/GDP 1%以下。但由于近40年来日本的GNP/GDP始终处于世界前列，其国防开支的总额仍然很大。因此，对国防_支设置上限的规定，无法构成影响日本军力发展的主要因素。

根据日本防卫省公布的数据，2002-2012年，日本国防开支总体呈下降趋势。安倍晋三重新执政以来，日本正式成立“国家安全委员会”，出台首份《国家安全战略》和《国防工业战略》，第五版《防卫计划大纲》和《中期防卫力量整备计划》，将武器装备建设和国防工业发展置于维护国家安全的重要地位。2013年以来，日本国防开支呈逐渐增长趋势，2014年与2015年的国防预算开支总额分别为48848亿日元和49800亿日元，创下近十年来的新高。在日本国防开支中，人员及运行费用占到2/3左右，装备采购及国防研发费用相对较低，仅为20%左右。

此外，日本的“隐性国防开支”数额巨大，其航天、海上保安厅等用于国防领域的开支并没有列入防卫省预算，而是通过其他部门，或以其他形式支出。

日本的国防开支在世界范围内也位居前列，根据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历年数据显示，2012、2013、2014年日本国防开支总额排名分别为世界第五、第七和第九，2014年，日本国防开支总量约占全球国防总开支的2.6%。

国防科研力量

日本国防工业科研力量主要由政府所属的科研机构、大型私有企业以及大学组成，形成了“官、产、学”三位一体、多层次的国防科研力量体系。政府对于防卫省技术研究本部实施行政管理方式，而对于企业和大学的科研部门采用合同方式间接管理。

日本政府所属的科研机构主要包括防卫省技术研究本部、日本宇宙航空研究开发机构、日本原子能研究开发机构等。日本政府所属的国防科研机构虽不多，但研发实力较强。防卫省技术研究本部是日本政府负责武器装备研究、开发、试验、评估的唯一机构，也是日本武器装备科研的核心力量；文部科学省和内阁府其他各省下属的科研机构，如：日本宇宙航空研究开发机构、日本原子能研究开发机构、海上技术安全研究所等，承担航空航天、核技术等领域的研究开发任务。

私有企业的研发机构是日本武器装备科研的主要力量，承担了绝大多数装备型号的研发任务。三菱重工、川崎重工、三菱电机等企业均设有进行武器装备研发的部门，这些企业既是装备生产的主体，同时也承担相应的研发和设计任务。大型企业往往还通过自行投资开展必要的装备预先研究和试制工作，提高技术实力、开展先期技术储备，以争取军品的订货。

此外，日本许多大学和独立行政法人研究机构也参与武器装备研发项目，特别是国防科技的基础科研。如东京大学工学院设有航空系，具备1.5米风洞、高超声速风洞、强度试验台、飞行模拟器等试验设施，承担了多项国防科研任务。日本大学常常借助“产学官合作”政策申请项目，如东京大学（学）与富士重工（产）、日本宇宙航空开发机构（官）在2008-2010年合作开展了“先进飞行员辅助系统项目”研究，该项目由日本经济产业省资助，由日本航空宇宙工业会（SIAC）牵头，富士重工、东京大学、日本宇宙航空开发机构合作参与。

国防生产力量

国防安全战略范文第4篇

一、着眼时展要求，强化国防后备力量建设责任

(一)加强国防后备力量建设，是国家安全和发展的重要保证。我们要清醒地看到，世界仍然很不安宁，我国的安全发展环境并不乐观。在这种机遇与挑战并存的时代，加强后备力量建设，对增强国家整体防卫能力，提高战略威慑力，构建安全和谐的发展环境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二)加强国防后备力量建设，是适应新军革的必然选择。我们必须紧紧把握形势发展变化的脉搏，正确把握“军民结合、寓军于民”的战略方针，进一步丰富发展人民战争思想，健全完善国防动员体系，全面加强国防后备力量建设，最大限度地把蕴藏于民间战争潜力的挖掘出来，把作战能力储备起来，提高应对多元化威胁的能力，有效维护难得的战略发展机遇期。

(三)加强国防后备力量建设，是富国与强军统一的现实要求。加强国防后备力量建设，既是建设强大国防、确保国家安全稳定的需要，也是促进经济发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需要，军地各级要以高度的使命感和紧迫感，加速推进国防后备力量质量建设。

二、紧贴形势任务变化，创新国防后备力量建设思路

一是坚持理论先导。国防后备力量建设必须以“打得赢、不变质”为目标，以现实军事斗争准备为牵引，结合可能担负的任务，对后备力量建设中遇到的平(战)时指挥体制、组训装协调发展、战时力量使用和后勤保障等重点和难点问题，集中力量进行研究，寻求有效对策，努力形成在国防后备力量领域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大精神新思想新举措，不断开创国防后备力量建设的新局面。

二是坚持统筹规划。国防后备力量建设既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也是一项长期的战略任务，必须搞好统筹规划，从顶层搞好设计。要正确处理需要与可能、当前与长远、重点与一般、数量与质量的关系，切实把国防后备力量建设纳入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纳入国防和军队建设全局，通盘考虑，扎实推进。

三是坚持科技主导。要充分利用社会信息资源，借助地方科研部门集中、技术力量雄厚、信息设施先进的优势，搞好国防后备力量指挥自动化建设，着力提高兵员的科技含量，尽快实现由人力密集型向科技密集型、数量规模型向质量效能型的转变，切实把国防后备力量战斗力生成模式转到依靠科技进步上来。

四是坚持同步推进。必须以作战任务为牵引，坚定不移地走与现役部队同步建设、协调发展、优势互补的路子。要坚决摒弃“后备后抓”、“后备后建”、“补充角色”的思想误区，牢固确立“首战必用”、“首批运用”和“全程使用”的观念，把国防后备力量建设标准定位在能直接参战支前上。

五是坚持“双应”一体。提高应对多种安全威胁、完成多样化任务的能力，必须按照“合成、精干、高效”的要求，把国防动员体制与应急防灾体制统一起来，建立具备应急应战双重功能的国防后备力量指挥体制;着眼提高快速动员能力，加强对应急应战任务预测和分析，制定完善配套的方案和保障计划，落实人员、装备，把应急训练与应战训练捆在一起抓，谋求“双应”能力功能同步增强。

三、围绕提高质量效益，突出国防后备力量建设重点

一是编实建强各类队伍。在组织布局上，加大重点方向、重点地区、重要目标和主要交通要道沿线的民兵分队组建力度。在兵员结构上，要把科技含量突出起来，要针对辖区内院校多、高新产业多的特点，多组建一些民兵网络、雷达、电子对抗等技术含量高的民兵分队，储备一定数量的信息技术、电子技术、人工智能技术等方面的专家人才，把科技含量突出出来。

国防安全战略范文第5篇

关键词　国防科技资源　市场化配置　风险控制

国防科技资源是国防科技创新和武器装备研制的物质基础，承担着维护国家安全和促进国家发展的双重使命。其配置方式的选择不仅影响着国防科技资源配置效益与效率，甚至也影响着国家安全与发展战略目标的实现。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不断完善，市场化日益成为国防科技资源配置的重要选择。但是，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还不太健全，国防科技资源又有特殊性，其市场化配置的内涵也还存在模糊的地方。此外，由于存在信息不对称、垄断等行为，以市场方式进行配置资源并不能完全解决效率问题，即市场本身也存在着失灵现象，特别是对涉及国家安全的国防科技资源的配置来讲，还可能给国防科技创新和武器装备研制带来潜在的风险。因此，必须紧紧围绕国防科技资源市场化配置的内在要求，科学评估、有效控制国防科技资源市场化配置存在的风险，提高国防科技资源市场化配置效率。

国防科技资源市场化配置的内在要求

资源配置，是指在一定的范围内，社会对其听拥有的各种资源在其不同用途之间分配。由于国防科技资源的稀缺性，任何一个社会都必须通过一定的方式，把有限的国防科技资源合理分配到适当领域中去，以最小的国防科技资源投入，实现国防科技创新和武器装备研制能力最大程度的提升。

1、国防科技资源自身的特性

(1)国防科技资源的稀缺性。由于存在“大炮”和“黄油”的取舍关系，在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上，与国家安全与发展的需求相比，国防科技资源具有相对的稀缺性。根据经济学原理，对稀缺性的资源只有进行科学合理配置，才能达到最优的使用效率，即在国防科技资源总量受到约束的情况下，采取恰当的配置方式和于段，实现国防科技创新和武器装备研制能力等产出要素的最大化，以满足国家安全与发展变化对军事能力的要求。国防科技资源的市场化配置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必然要求，是提高国防科技资源配置效率，更好地服务于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的客观需要。

(2)外部性和公共性。国防科技资源是武器装备等国防产品的物质基础和技术保障，最终产品是国防安全效用，属于公共产品，具有典型的外部性。国防科技资源是科技资源的重要构成，是为维护国家安全而用来进行国防科技创新和武器装备研制的物质基础，是为打赢未来可能发生的战争而在和平时期支付的安全成本，其目的是为国家经济社会建设创造良好的外部安全环境，表现出正外部性，当然由于资源的有限性，“大炮”和“黄油”使得国防科技资源又表现出一定的影响国民经济发展的负外部性。同时，将国防科技资源消耗提供的国家安全效用“扩展于他人的成本为零，而且无法排除他人参与共享”，因此，国防科技资源具有一定的公共品属性。由于私人提供的公公品无法有效满足需求，政府需要介入以鼓励国防科技资源的消费，提供更多的国防产品。同时，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引导资源的流向，优化资源配置，满足国防安全需求。

(3)多样性、复杂性。国防科技资源包括人力、物力、财力等多项资源，既包括传统的国防科技工业领域的科技资源，也可以包括新时期为军服务的民用领域的科技资源，形式多性，属性复杂。从理论上来说，其配置的基本问题是供给主体的确定，简而言之，是由政府包揽一切，还是由政府、企业和市场各负其责?由于国防科技资源的多样化，由单一的政府进行提供根本无法实现资源的有效率配置。必须采用多样化的配置方式，由不同的主体来供给，才能实现资源配置的效率最大化。这其中，市场就是一种重要的手段，它与政府、企业一起，各自发挥在资源配置中的优势，共同实现从宏观到微观的资源配置效率。

2、国防科技资源市场化配置的特殊要求

科技资源配置是全社会资源配置的关键，只有使其成为国家创新体系的基础，才能发挥其最佳的创新功能。国防科技资源市场化配置，是指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在政府和军队相关部门的宏观调控下，依据法律法规，运用价格调节的手段，通过国防科技创新和武器装备研制项目的招投标方式及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其他市场竞争方式进行的国防科技资源配置，以提高国防科研生产资源的利用效率。与其他社会生产资源的市场化配置相比，国防科技资源自身的特殊性和效用的特殊性，决定着国防科技资源市场化配置有着自己的特殊要求。

(1)政治目的鲜明。国防科技资源配置的方向和规模体现出一个国家的安全、国防和军事战略方针，具有很强的政治目的性。国防科技资源市场化配置的目的不是单纯地追求利润最大化，而是服务于国家安全利益与发展利益需求，为国家安全提供国防科技支撑和武器装备保障，为经济建设提供有效的安全保障和技术助推作用。

(2)战略定位较高。国防科技资源是国防科技创新和武器装备研制的物质基础，承担着维护国防安全和经济发展的双重使命。国防科技资源配置方式的选择，影响国防科技资源配置效率，事关国家安全与发展。从我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过程看，相对而言，国防领域的市场化改革是落后于民用领域的市场化改革进程的，体现了国家对国防科技领域改革的慎重，也体现了国防科技领域市场化改革的重要性。国防科技资源的市场化配置关系国家市场化济体制改革与完善的全局，也是其中最为难以改革的而又必须加以改革的部分，其改革的战略定位一方面必须定位于提高整个国防科技资源的效率与促进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协调发展的高度，另一方面又必须提升到整个国家市场经济体制最终完善的战略地位。

(3)政府角色关键。由于国防科技资源的特殊性，根据世界各国的经验看，国防科技资源的主要提供方无一例外都是政府。同时，政府作为国防市场管制者，作为所购产品要求的规定者，作为按项目进展而支付的银行家，甚至作为采购合同纠纷的申诉法院，政府在国防科技资源市场化配置中都起到独一无二的作用。

(4)市场波动较强。国防科技创新和武器装备研制具有较强的市场波动性，即不断因国际安全环境和经济发展环境的变迁而呈现出起伏波动、周期循环的现象。党和政府根据国际及国内安全环境、军事斗争形势和经济可承受性来确定国防科技创新的投入力度、武器装备需求的品种和数量，引起国防科技资源的市场供给和需求形成较强的波动。同时，由于安全环境、军事形势往往变化较，快具有突发性，导致武器装备的生产和国防科技研发也就具有很大的波动性和不确定性。

3、关于进行市场化配置的效用分析

市场化配置效用是指国防科技资源市场化配置方式满足国防科技创新和武器装备研制生产需要的能力和程度，满足维护国防安全与发展需要的能力和程度。

(1)提高国防科技资源的配置效率。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框架下，国

防科技资源的市场化配置，既能避免传统的计划配置资源的不足，又能充分利用市场力量调节资源配置的长处，提高国防科技资源配置效率，促进军工科研院所和军工企业的科研生产资源与国民经济其他领域的具有国防科技创新和武器装备研制生产潜力的社会科技资源的优化组合，进一步增强了军民产业协调发展能力和市场竞争力，实现国防科技创新能力和武器装备自主研制能力的跨越式提升，为维护国家安全利益和发展利益提供坚实的物质保障和有力的技术支撑。

(2)激发国防科技资源供给主体的积极性。市场化配置资源的根本要求之一就是各资源供给主体能够根据资源的市场价格获取相应的收益。在计划方式的资源配置过程中，各种生产要素都是按计划生产，按指标分配，没有市场竞争激励机制，劳动生产率得不到有效提高，特别是国防科技资源的最重要的人力资源其收益不能得到有效补偿，根本没有创新的积极性。但实行市场化配置后，其积极性可以得以有效激发。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公布的数据显示，2009年中国专利申请量同比增长30％左右，增速居世界各主要国家之首，已位居世界第五位。从2004年起实施了国防知识产权推进工程，显著提升了知识产权的数量和质量。2007年国防专利申请总量达到两万件，特别是近三年的申请量超过了一万件，年均增长幅度高达46％，尤其是在国防关键技术领域掌握了一大批自主知识产权，广泛应用于新型装备和产品研制，构筑了高技术领域的竞争优势。这些能力与技术的取得，一方面得益于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对国防R&D投入的持续增加，另一方面也取决于国防科技资源进行市场化配置后，大大激发了广大国防科技工作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3)提升国防科研创新水平和武器装备质量。市场机制的内在逻辑决定了其能够提高资源的投入产出效益，促进技术进步和装备质量提高。一方面有利于平衡供求总量，促进技术升级和装备换代。市场化资源配置的基本目标之一就是能通过供求关系引导资源的流向与流量。国防科研创新水平不足的领域和需求大的武器装备，供不应求，市场就会通过价格上涨反映这种需求，引导国防科技资源向这些领域流入，而对一些落后的技术领域和装备，需求低，价格下降，促使资源的投入的减少。这样能够实现国防科技和武器装备水平的不断攀升，加快更新换代速度。另一方面有利于提高武器装备质量。竞争是市场经济的内在属性和固有规律，竞争的结果就是优胜劣汰。国防科技资源的供给者在竞争机制的作用下，总是努力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价格，改进产品性能，提高服务质量，不断推动国防科技创新升级和武器装备质量提高。

虽然国防科技资源的市场化配置，能够极大地推动国防科技资源向国民经济各个领域的扩散和民用科技资源向国防科技资源的有效转化，也能促进军用技术与民用技术的相互辐射、嫁接、转化，实现国防科技资源与经济资源的有机结合，提高国防科技资源的配置效率。但是，“‘看不见的手’所适用的所有市场都是完全竞争的经济。在这种环境下，市场能够有效地配置资源……”。国防科技资源市场的不完全竞争和国防科技资源的公共品属性，决定着国防科技资源市场化配置并小是完美无缺的，也存在着许多值得注意的问题和风险。

国防科技资源市场化配置的风险分析

由于国防科技工业领域市场化改革政策性强、涉及面广，加上目前管理体制、运行机制、法律制度等方面的不健全，导致国防科技资源市场化配置中存在一定的风险。

(1)经济风险。目前，我国国防科技工业已进行一系列市场化改革，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允许和鼓励社会科技资源进入国防科研生产领域，加快国防科技资源的全球化合作，打通了军工企业在资本市场的融资渠道，国防科技资源运行效率和效益显著提高。但由于国防科技研发和武器装备市场属典型双边垄断领域，买方通常只有一家(即军方)，供方也由极少数大型供应商所垄断。市场化改革后，由于保密、生产许可及资质等门槛的约束，真正能够进入国防科技工业的民口单位毕竟是少数，使得市场竞争和价格机制在国防科技资源配置中发挥作用十分有限，这就很可能出现新的垄断或寡头垄断定价(如图1所示)。

在这种情况下，武器装备的需求方――军方在信息资源掌握上存在劣势，往往无法及时、准确地掌握武器装备供应商的产品、技术、工艺和质量。供应商很可能夸大研制成本、技术难度、降低努力程度以及为±曾强其在民品市场竞争力而在军品研发生产中实施交叉补贴等。比如，据美联社报道，美国军方曾下令召回超过1.6万件存在质量问题的防弹衣，原因在于这些防弹衣中使用的防弹甲片经测试后根本无法为士兵们提供有效的防护，而供应商就是一家位于亚利桑那州的地方公司。因此，有限竞争市场、市场进出壁垒和信息不对称使得国防科技资源市场化配置过程中存在潜在的经济风险，军方就有可能很难从国防科技军民融合中获得降低成本、提高质量的好处。国防研发生产单位也会减少技术革新、降低成本、提高性能获得更好效益的努力，进而影响国防科技需求的满足度。

(2)政治风险。国防科技资源的市场化配置是一项政策性和技术性很强的工作，不仅仅是一项单纯的经济活动，其政治性极强的特性要求其建设和发展必须服务于国家战略目标和安全利益。国家的安全、国防和军事战略在宏观上影响并决定着国防科技资源市场化配置的运行取向、结构规模、质量和数量需求以及管理和政策等。国防科技是一个国家科技实力和国家实力和水平的象征，而在国防科技资源市场化配置过程中，覆盖面会更宽，参与的各类单位也会更多，单位科技人员流动性大，很可能会产生关键技术和产品的外泄，进而影响国家战略利益和国家安全。此外，对民口单位承担军品研制生产任务期间以及市场化过程中进行全过程保密动态监管机制并未建立，相关组织体系和专项保密制度并未健全。因此，国防科技资源市场化配置过程中存在一定政治风险。要避免潜在政治风险，关键就是在市场化过程中把相关核心、关键技术需求中内容经过准确的“解密”处理，使其转换成为既可以说明所需军事技术指标又不含内容的可以公开的技术信息，促进国防科技信息供需的双向互通；同时，还要对于必须提供和交流的军事核心技术、关键信息进行严格的“加密”处理，使民口单位在有限范围内和有限程度内了解军事秘密的情况下与国防研发生产的需求军事单位进行有效快捷的技术信息沟通。可见，如何实现国防科技资源市场化配置过程中“解密”与“加密”的有效衔接，保障国家政治安全利益仍是亟待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

(3)社会风险。国防科技工业属于资金、技术和人才密集型的高风险产业。国防科技工研发和武器装备生产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需要相当的技术基础和科研时间，还要承担极高的科研生产风险，经济上的承受力可以说是军工企业发展的最大约束条件。而在现代国防科技工业发展历程中，投入巨大资金而结局失败的事例举不胜举，缺乏相当科学技术和财力基础而遭到失败更是普遍，由于人才流失而致使企业发展受阻的情况在主要国家几乎都存在。目前，我国国防科技资源市场化配置过程中，民口单位对军队武器装备采购部门的职责划分和

管理程序不是很了解(比如科技部与总装备部对于科技R＆D的内涵是不一样的)，极有可能对信息的获取形成失真，对其自主科技研发投资行为形成误导，从而使其研发的军品最终不能获得军方的采购，导致市场风险极高。例如，在一次由中国和平利用军工技术学会主办的“中国民用工业企业技术和产品参与国防建设展览会”上展出的某民营企业研制的直升机，由于隐身性能方面不符合军方要求，军队装备计划未将此装备列入，致使企业的前期投入付之东流。此外，军品科研订购具有高度的计划性，并随着国家安全环境不断变化。由于军品研制变化大，在采购量大时进入的企业，随着采购大幅下降，从而产生较大的沉淀成本，难以迅速转产民品，面临巨大的市场风险。因此，在这些领域市场化或引入民间资本尤其是国外资本后，若没有相应预案，在形势变化、金融危机等特定条件下必将危及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

加强国防科技资源市场化配置的风险控制的对策建议

市场机制的固有缺陷、国防科技资源的特有属性，决定了国防科技资源市场化配置存在诸多现实的或潜在的风险，如何有效控制风险是推进国防科技资源市场化配置亟待解决的重要课题。

1、建立风险评估预警机制

风险评估是指依据有关国家安全和市场竞争的相关要求，对承担国防科技创新和武器装备研制的企业和科研院所进行国防科技创新和武器装备研制活动信息的保密性、完整性和可用性等安全属性和各种市场波动所造成的利益损失进行科学评价的过程。建立风险评估预警机制，首先应建立风险评估的信号和指标体系，包括先进技术的评价体系、各项财务指标、可能出现的政策风险和法律风险，为承担国防科技创新和武器装备研制任务的企业和科研院所安装风险警报系统，以及时发现和评价国防科技创新和武器装备研制过程中所出现的各种安全利益风险；其次，应健全风险控制的运行体系。军方、相关政府部门和承担国防科技创新和武器装备研制任务的企业、科研院所应联合建立各种风险处理的快速反应部门，当诸如安全风险、经济风险等风险事件发生后，应当有相应的部门及时进行处理，以免风险的扩大和蔓延。

2、建立国防知识产权保障机制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世界新军革的快速推进，国防知识产权逐渐成为增强国家国防科技实力、谋求国际竞争优势的重要举措，成为影响国防安全和经济安全的关键因素。但是，长期以来，由于自主创新能力不足，军工企业、军工科研院所以及参与武器装备科研活动的民用科研生产力量面临知识产权的挑战，而外国公司所拥有的知识产权却占绝对优势。根据前面的分析知道，国防科技资源市场化配置失灵的问题之一就是因为国防科技创新和武器装备研究具有正外部性。解决正外部性的根本方式就是要让智力的提供者能从其最终成果中获取相应合理的收益，即要根据国防科技工作者最终产出的社会边际收益进行补偿，激发其创造的积极性，引导其在有资源配置有效率的水平上提供相应的国防产品，而产生这种激励的有效方式就是健全知识产权制度，使科技工作者能够从相关的专利中获取收益。只有尽快建立国防知识产权保障机制，科学解决国防科技成果及知识产权归属不明晰、相关义务不明确、利益分配不合理问题，积极鼓励科技人员进行职务发明，允许创造者和所有者通过成果转让多次获得成果收益，并在职称、职务的晋升上有优先权，才能够充分调动军工企业、军工科研院所以及参与武器装备科研活动的民用科研生产机构自主创新的积极性、主动性，尽快在关键技术领域掌握一大批自主知识产权，才能提升国防研究所的核心竞争力。

3、建立健全相关法律法规

市场以利益为最高准则，而国防则是以国家安全为最高准则，两者之间存在一定错位。国家要根据市场化需求出台相关的法律法规，以立法形式对军用品市场进行规范，主要包括：军用品的生产规范问题，军用品的市场流通问题、军用品的质量保障问题、企业的融资问题、军用品规格及关键技术保密问题等等。制定完备的法律体系，以法律为依据开展国防科技资源的市场化工作，维护国家安全，防范体制漏洞，做到有据可依，依法行使职权。同时依靠人民大众的力量进行监督，弥补行政管理的不足，将市场化风险降至最低。

国防安全战略范文第6篇

【关键词】外语教育政策 语言战略 国家安全

【中图分类号】G5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9682（2012）01－0007－02

美国的外语教育政策一直受到国家意志的左右，其改革历程中的主要事件都是对剧烈变化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形势所做出的战略性回应。2001年发生的“9•11事件”暴露了美国国家语言能力的巨大缺口，使美国社会各界充分意识到外语人才储备不足已成为国家安全的巨大威胁。随后出台的一系列与国家安全有关的外语教育政策、法案，标志着美国国家语言战略重心的转变。

一、美国外语教育政策的历史回顾

长期以来，由于历史、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原因，美国人捍卫英语独尊的地位而排斥其他语种。追求“语言一致”和“文化同质”的同化主义模式，抑制了多元文化的生存空间，对语言的多样性构成了极大威胁，同时也严重阻碍了美国外语教育的发展。直到20世纪50年代以前，美国政府和社会对外语教学毫不重视，在国家层面上还没有与外语学习相关的官方政策。从1958年美国开始制定明确的国家外语政策到70年代短暂停滞，再到80、90年代开始走出低谷，美国的外语教育历经几番变化，经历了曲折的发展历程。

1957年10月，苏联成功发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美国政府感到其科学和政治地位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反思其教育体制，美国国会于1958年出台了《国防教育法》（National Defense Education Act）。该法案首次从美国国防的战略高度，将现代外语教学与科学技术教学摆放到了同等重要的地位。1965年，《高等教育法》提出外语教育在保障美国未来经济发展方面至关重要，并为外语教师培训、外语教材开发等提供资金支持。

20世纪60年代未，美国卷入越战，政府的投资重点发生转变，不再为外语教育拨发专款。人们的关心也转向社会问题，对外语的要求再次废除，外语教育出现了明显的倒退。到70年代末，由于美国外贸人员的外语不济，致使美国的外贸出口份额下降，引起了美国教育、外交、贸易界的严重不安。1978年卡特总统命令成立外语和国际研究专门委员会，重新调整了美国发展外语教育的政策，使其重新崛起，美国外语教育呈现出国际化趋势，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时期。

1984年，《经济安全教育法》（the Education for Economic Security Act）授权联邦政府可以为提高外语教学拨款。1993年，国会通过了《国家安全教育法》，目的是为美国情报机构和外交部门输送更多熟练的外语工作人员。1994年，克林顿政府的《2000年目标：美国教育法案》明确将“外国语”定为核心课程之一。1996年，美国外语教育委员会（ACTFL）开发了面向全国K－12年级所有学生的《21世纪外语学习标准》（Standards for Foreign Language Learning in the 21st Century）。［1］该标准成为美国面向21世纪外语教学的纲领，是跨越美国教育界、商界、政府、地区的外语教育文件。

尽管自1958年以来美国规划和出台了一系列外语教育改革的法规和政策，但在“9•11事件”以前，外语教育在美国的教育体系中仍处于边缘化的地位。据统计，从1965年到1995年，将外语列入学位必修课的大学从90%下降到67%。在2001年，只有27%的高校要求所有学生学习外语。不足8%的美国大学生注册外语课程，而其中大部分人选修的是西欧语言，只有不到5%的学生选修“关键语言（critical needed languages）”（如阿拉伯语、汉语、俄语、印地语、波斯语等）。［2］外语教育的边缘化致使美国人的外语能力并未得到真正改善，外语人才严重短缺，无法满足美国的需要。

二、“9•11”事件后美国外语教育政策演变

2001年9•11事件之后，美国政府在总结反恐行动的经验教训时就表达出一种体会：政府机构外语专业人才的严重不足使其未能及时预测和阻挡恐怖袭击。根据9•11事件独立调查委员会的报告显示，由于联邦调查局缺乏足够精通阿拉伯语和其他关键语言的翻译人员，致使大量的接听情报长期积压，得不到处理。［3］即使在“9•11”发生三年之后，美国情报部门依然留有从嫌疑人手中截获的几千小时的情报还没有翻译出来。

美国众议院随即呼吁美国要以当初《国防教育法》对科学的投入来对待语言教育。2004年6月美国国防部与语言高级研究中心、国务院、教育部和情报机构合作，在马里兰大学共同举办了“全国语言大会”，并于8月17日了“提高国民外语能力之行动倡议”（A Call to Action for National Foreign Language Capabilities），号召美国公民学习国家需要的“关键语言”，倡导“政府、学界以及各私有部门都要为提高国名外语能力做出贡献。”［4］2005年，美国力奉欧盟的“语言年”成功模式，参众两院分别通过决议，宣布2005年为“外语学习年”。［5］该项活动向即将步入劳动力大军的青年人显示了语言能力、国际理解对美国人未来成功的重要性，标志着美国为世界语言教育计划的未来奠定基础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这一系列关于提高国家外语能力的会议、提案促使美国制定出一项以国家安全为直接目标的外语政策――“国家安全语言计划”（National Security Language Initiative）。2006年1月5日，美国国务院、教育部和国防部联合召开美国大学校长国际教育峰会，美国总统布什在此次大会上宣布正式启动这一政策。“国家安全语言计划”致力于在美国教育体系中加强从幼儿园到大学的外语教学和人才培养，目的在于大幅度增加美国关键语言（如阿拉伯语、汉语、俄语、印地语、波斯语等）的学习人数，增加更多精通关键语言的高级外语人才和增加外语教师数量，丰富外语教学资源。该计划在2007年和2008年分别获得了1.14亿美元和2.66亿美元的财政拨款用于资助以国家安全为目标的“国家旗舰语言项目”，其中包括“中文旗舰项目”。这是美国9•11之后的系列外语政策与国家安全问题讨论之后的重要成果，也是美国政府首次从国家安全与繁荣的角度看待外语教育。

2009年国会通过《高等教育机会法》（Higher Education Opportunity Act），这项法案增加了“关键外语”和地区研究领域的奖学金和助学金，为高校学生提供更多出国学习语言和文化的经费；同时增设管理国际和外语教育的副助理部长，协调联邦政府各种国际和外语教育项目，推动外语教育的发展。［6］

同年5月，参议员Daniel Akaka向国会提交了国家外语协调法案（National Foreign Language Coordination Act of 2009）。该法案提议总统办公厅下设国家外语协调委员会，由总统直接任命国家语言顾问，负责监督、协调并落实全美国家安全和语言教育行动计划，提出并落实美国外语战略等。

此外，为解决因反恐战争带来军事外语人才紧缺的问题，美国国防部分别于2005年和2011年颁布了《国防语言变革路线图》（简称《路线图》）和《国防部语言技能、区域知识、文化能力战略规划：2011－2016》（简称《战略规划》）。这是迄今为止21世纪美国军方两个最重要的外语战略文件，它们对美军外语教育的内容进行了明确界定，并对军队外语能力的测量提出了新的要求。［7］

三、对近十年美国外语教育政策的几点分析

第一，自9•11事件以来，美国政府在国会、国防部、商业界等重要机构的大力倡导和鼎力支持下连续了一系列关于提高国家外语能力的政策和法案，这标志着美国上下达成了重视外语教育的共识，即对美国社会而言，鼓励国民学习并掌握外语，有利于促进国内不同种族之间的相互谅解与和睦相处，有利于加强美国经济在海外的竞争力，有利于维护美国的国家利益和国防安全。

第二，这一系列有关外语教育的政策与法案，集中地反映了美国“以国家安全”为本质特征的国家语言战略。这些政策从全球化时代国家安全和全球竞争力与领导力的战略高度来审视外语教育，将外语能力和对外国文化的理解力视作捍卫国家安全、提升公共外交的有效性以及推进美国意识形态传播的必要手段，标志着美国国家语言战略重心的转变。

第三，9•11事件后美国政府出台的外语教育政策是以国家安全为战略导向，明确体现在国家安全与危机意识中全面提升国际竞争力的国家意志。差别之处在于，9•11事件后，美国高校以欧洲语言为主的“传统外语”教学发展速度变得滞缓，而以亚洲（尤其是中东）“敏感地区”为主的“非传统外语”却取得了重大进展。

第四，美国出台国家语言战略的政治、经济和军事企图是显而易见的。美国的国家语言战略不仅仅着眼于目前的国家安全，而且着眼于未来的全球化竞争，从全球化的高度，为美国下一代未雨绸缪，可谓“为之计远矣”。

参考文献

1 Standards for Foreign Language Learning: Preparing for the 21st Century［M］. Yonkers, NY: National Standards in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oject, 1996: 1～20

2 Brustein,W.I. The Global Campus: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for Higher Education in North America［J］. Journal of Studies in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Vol.11, No.3/4, 2007, 11（3/4）: 383

3 National Commission on Terrorist Attacks upon the United States. The 9/11 Commission Report［R］. New York: Norton, 2004: 77

4 A Call to Action for National Foreign Language Capabilities ［EB/OL］.［2011－09－05］.省略/i4a/pages/index.cfm? page id=3509

5 2005 The Year of Languages［EB/OL］.［2011－10－12］.省略/i4a/pages/index.cfm? pageid =3422

国防安全战略范文第7篇

【关键词】大学生 国防意识 现状 途径

【中图分类号】G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089（2012）08-0027-01

当今国防形势正在发生着复杂而深刻的变化，社会信息化、经济全球化、世界多极化进程不可逆转，和平、发展、合作的时代潮流不可阻挡，但天下仍不太平，地区冲突时有发生，非战争军事行动和非军事行动战争相互交织。高校应从国家战略全局高度出发，加强国防教育，培育大学生的国防意识，提升国家软实力。

一、当代大学生国防意识的现状及分析

当代大学生的国防观念和国防意识，总体上讲，他们明白国防的重要性，也知“国无防不立，民无兵不安”，一些大学毕业生，投笔从戎，为国防建设特别是军队现代化建设做出了很大贡献。但在全球化背景下，大学生思想意识受到了冲击和挑战，国防意识不强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现象，应该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

1.对世界形势的复杂性有所了解，但认识不够。

当今世界形势虽然在总体上趋向缓和，但我国面临国防形势不容乐观，表面上的歌舞升平实际掩藏着很多国家不安定的因素。“三股恶势力”制造的分裂、恐怖事件，如新疆“75事件”等严重影响了我国的国际声誉和民族的团结。某些国家不时地释放“中国”损害中国形象，试图以“和平演变”战略阻止、延缓中国的和平崛起。很多大学生对国家的安全形势发生的变化有所了解，涉及国家安全、民族安危的大事在他们心中却变成了党的事情，国家的事情，就是不关自己的事。造成这种情况，不仅仅是大学生的责任，长期和平的国家环境造成了整个社会国防意识观念普遍低下，大家都已淡化了战争意识和危机意识。

2.国防知识掌握不够，国防意识淡薄。

在军训和军事理论教学中发现，有的大学生认为初高中已参加了军训，大学开展军训实属多余；有的认为军事理论课对以后找工作没什么帮助，学校没有必要将军事理论作为必修课开设。大部分学生不知道我国有《国防教育法》、《国防动员法》等基本法律，不知道防空警报的不同含义，不知道“全民国防教育日”是哪一天等基本知识。成长在和平年代的大学生对中国的国情缺乏了解，对维护民族的权益和安全认识比较幼稚，表现在国防意识上，不关心国家和民族的生存和发展，对经济全球化时代国防教育的内涵和外延所发生的重大变化认识不够。没有充分认识到经济全球化时代的国家安全问题，已经不再是单纯的军事问题，而是一个由政治、经济、军事、科技、信息、文化等诸多方面的安全问题所构成的综合性的是维护国家、安全和民族意识形态的重大问题。

二、培育大学生国防意识的主要途径

大学生的国防意识不是自发形成的，其培养与形成是一个长期的循序渐进的过程。高校在培育大学生国防意识过程中，应该在国防教育的内容、方法和渠道上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

1.加强高校国防教育，树立大学生的“大国防”观念。

现代国防是“大国防”，是全民的国防。“大国防”既包括保卫祖国安全的思想，也包括为了国家安全而积极进行祖国建设的思想。新形势下的高校国防教育应当是一种“大国防教育”，不仅仅是军事教育，还包括与军事相关的政治、经济、文化、科技、外交等有关的教育活动。高校国防教育的直接目的是培育大学生的国防意识，增强国防观念。

2.开展国防教育实践活动，提升大学生国防意识，提高国防软实力。

国防意识的提升，既要靠灌输，又要靠实践。大学生正处于意识形态成型的关键时期，高校应有针对性地开展国防教育实践活动，激发大学生的国防潜能，从而更好地让他们关心支持国防建设。在学校内建立国防社团，通过校园内的宣传栏、报刊栏、广播台、校园网等设施，向广大学生宣传贯彻《国防教育法》等法律文件精神，介绍国内外形势，使广大学生身处其中、耳濡目染，从而增强他们的国防知识和履行国防义务的自觉性。暑期社会实践，组织大学生军事夏令营，让大学生到军营参观学习、观看军事演习，提供大学生接触军人、了解军队的机会。定期邀请军事院校或部队的专家学者到学校讲课、开讲座，让广大学生及时了解当今形势变化，主动关心国家安全，使他们在潜移默化中接受国防教育，增强国防意识，提升民族的凝聚力，从而提升我国未来的国防“软实力”。

3.建立“五位一体”的国防教育体系，使大学生的国防意识成为国家发展的强大精神动力。

有国就有防。在新的国际环境和社会历史条件下，许多国家都把国防意识作为社会公德大力培植，并建立起学校、社会、国家、家庭和军队“五位一体”的国防教育体系。瑞士在宣布成为永久性的中立国家至今已有近200年，它奇迹般地躲过两次世界大战的浩劫，因为瑞士人始终在准备战争，瑞士拥有非常完善的地下掩体，而且里面有水和食物，有的还具有三防措施。以色列儿童从三岁起，接受爱国主义教育，在国民心目中，最高尚的事业不是当总统，而是成为一名飞行员。国防意识是一种无形而巨大的威慑和战胜敌人的精神力量，培育大学生的国防意识应成为一项永久的国防系统工程，从各级政府和领导到各行各业，都要把保卫国家和民族安全利益作为重要职责和“第一勤务”。我国正在建立由国家、军队、社会、学校和家庭构成的“五位一体”国防教育体系，大学生的国防教育是其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高校应根据国家有关要求将国防教育纳入教学计划，并将其列为必修课，使大学生受到系统的国防知识和技能的教育，引导大学生树立爱军尚武和爱国奉献精神。同时加强全面国防教育的舆论宣传，通过广播、电视、报纸、刊物、网络等传播媒体，加大对国防教育知识的宣传力度，使大学生依法接受国防教育，牢记法规赋予的责任和义务，使大学生在日常环境中受到潜移默化的爱国主义教育，从而使国防成为每一个公民的首要和本能意识。

参考文献：

[1]周树昌，韩伟.国防与国防观念[M].中国华侨出版公司，1990.

[2]戴旭.C形包围内忧外患下的中国突围[M].文汇出版社，2010.

[3]吴温暖.高等学校国防教育[M].厦门大学出版社，2007.

[4]周学益，孟庆瑞.当代大学生国防观念状况分析与对策[J].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0（7）.

国防安全战略范文第8篇

肩负“军民融合”光荣使命，聚力多方面强大资源

聚力优势资源是推动军民融合深度发展的重要“法门”。本届展会的支持单位――保利科技有限公司和中国电子进出口总公司都是我国知名的军贸公司，多年来肩负着促进国内外交流与合作及“走出去”战略的使命。

保利国防科技研究中心隶属于保利科技有限公司，业务涵盖三大平台，即国防研究平台、科研开发平台、投资管理平台。中心运营的军民融合领域中心由中国保利集团公司与北京市科委联合共建，是以军民融合技术为方向开展科技金融服务的综合性平台，同时中心还在建设军民融合领域民参军资源合作平台。目前已有138家军工集团、部队单位、涉军单位、推广服务单位、配套单位加盟军民融合领域中心，实现了常态化联络和需求对接渠道。

中国电子国际展览广告有限责任公司是中国唯一的军工电子盛会―中国国际国防电子展览会的组织者，多年来致力于国防军工行业的Y源共享与平台建设，已将该展打造成全球知名的国防电子盛会。此外，中国电子国际展览广告有限责任公司还组织大批国内企业参与海外的军事防务、公共安全及网络安全等多个军民融合领域的大型展览会及活动，服务企业发展，深耕产业生态。

本届军民融合展的举办将发挥主办单位的资源优势，汇聚更多在军民融合发展中探索的政府部门、研究院所、生产厂商及投融资机构等，共同为军民融合之路谋发展、话方向。

呼应“军民融合”顶层设计，涵盖多领域技术产品

随着军民融合发展成为国家战略，中央军民融合发展委员会成立，军民融合发展的政策“红利”密集而来，民企进入军工领域激发市场活力成为大势所趋。本届军民融合展呼应“顶层设计”，全力打造军民融合全领域展示及交易平台，集中体现军民融合发展在市场驱动下的发展态势。在本届参展的参展商中，来自航空电子、北斗导航、信息安全、军工通讯、无人机等领域的民营企业将占据“半壁江山”。“民参军”的热潮如何切实服务国防工业成为本届展会的一大看点。此外，核心电子元器件、体系建模仿真、卫星应用及先进材料等也值得关注。多项创新技术的首次，众多最新产品的集中展示，将为与会人员带来前所未有的军民融合“盛宴”。

探索“深度发展”创新路径，呈现多层次同期活动

1. 搭平台―民营高科技企业参军政策法规宣贯活动

活动将搭建军民互动平台，加强军队装备主管部门、军工企事业单位、科研院所等与民营企业之间的更深层次了解，就军民融合重要参与主体――民营企业在参军过程中遇到的政策法规解读、准入资质申办、相关入网入库申报、优惠政策界定等问题进行公开咨询解答。

2. 促交易―军民融合项目需求对接会

为响应中央号召，积极践行军民融合国家战略，保利集团将在国内各大主要一、二线城市建设国防公园30个，旨在普及军事知识，提高国防意识，培养民众的爱国主义情怀。目前第一个保利国防公园设在广州清远市，占地面积1000亩，预计投资总额达30亿。国防公园将以本届展会为平台大批采购需求，目前已有无人机，VR等领域的多家企业报名参加现场对接，有望在现场达成多项合作意向。

3. 助投资―军民融合企业投融资及资本运作研讨会

研讨会拟邀请北京市科技金融促进会、投资机构（天使/VC/PE）、产业投资者，为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民”、“民参军”企业提供专业的投融资和资本运作指导和政策分析，主题包括“军民融合背景下企业资本运作政策解读”、“军工产业投资现状分析”等，通过资本运作助力军民融合深度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