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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传播的传统定义及发展
1945年11月,在伦敦发表的联合国科教文中首先使用了“大众传播”这个概念,“特定社会集团,利用报纸、杂志、书籍、广播、电影、电视等大众媒介向社会大多数成员传送消息、知识的过程”。
后来的传播学学者不断对“大众传播”这个概念进行修正和发展,提出了各种各样的定义,如:
大众传播是“专业化的媒介组织运用先进的传播技术和产业化手段,以社会上一般大众为对象而进行的大规模的信息生产和传播活动”。
大众传播是“由组织化的传播机构及其专业人员通过技术性传播媒介向人数众多、各不相同而又分布广泛的受传者传播信息的社会过程”。
“当消息来源(通称是某个组织)采用一项技术作为媒介与大规模的受众进行沟通时,就被称为大众传播”。
这些对“大众传播”概念的定义无非都是从大众传播的主体“传播者”的界定,或者对信息传递的技术的不同描述,或者从信息接收的终点的范围的界定等传播的三个最主要的要素着手,对“大众传播”这一概念作的发展。虽然传播学的研究者对“大众传播”这一概念的阐述有很多,不胜枚举,但在所有传统的定义(诞生于现代传播革命之前)中反映出来的大众传播的特征都非常类似(传播三要素):
1 作为信息来源的“传播者”是一个组织。“组织”是一个社会学概念,日本学者见田宗介在他的《社会学事典》里认为组织是“人们为实现共同目标而各自承担不同的角色分工,在统一的意志之下从事协作行为的持续性体系”。
2 作为信息传播的渠道是“技术的媒介”。
3 作为信息传输的终端是人数很多的大规模的受众。
大众传播的传统定义目前面临的“挑战”
多媒体计算机技术迅速发展,给信息传播带来了一场革命。随着互联网技术和多媒体技术的发展,网络作为一种传播工具迅速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博客、播客的出现使得新闻传播的主体正在悄然发生变化,这些变化在一定程度上颠覆了传统的大众传播模式。很多同学认为,博客这种新的传播现象,它的传播主体不是一个组织,但它是通过互联网技术这个介质,对大规模的受众进行传播的一种行为。也就是说信息来源不是一个像传统的“大众传播”定义中的一个“有实现共同目标”的“组织”,而是一个“个人”,它在其他特征上都非常符合大众传播的特征。
博客这种传播模式给传统的大众传播模式提出了很多挑战和质疑,包括传统的把关模式、传统的大众传播中的传受关系、传统的大众传播中的新闻价值的时效性等,不能说是完全颠覆,但是最起码可以说是受到了很大的冲击。
虽然传播主体不是一个“为实现共同目标”的一个组织,但是很多博客通过互联网这种技术吸引了大规模的受众,并且达到了非常显著的传播效果。这种传播现象属于大众传播吗?
“新现象”和“老定义”的分歧在哪里
传统的大众传播从它的概念延伸出一些固有的特征,这里不再一一赘述,在此,只在这些特征的基础上比较两种传播方式的异同,以解决学生们的疑惑。
笔者认为,在先前提到的现象中,同学们感到迷惑的关键点在于:
分歧一:“传播者”是谁。概念的主语是什么。
从传统的大众传播的概念与特征来看,“传播者”是一个组织。比如广州日报(一个组织)的专业的记者编辑使用印刷和报纸(技术和中介)来影响他们的读者(大规模的受众)。凤凰卫视(也是一个组织)的专业的记者编辑制片人主持人使用视听技术来影响他们的观众(大规模的受众)。不管是广州日报社还是凤凰卫视都是为了实现一定的组织目标而设置或者成立的,他们与一般的社会群体不一样,他们跟个人更不一样,他们需要严格的制度化措施的保证去实现他们明确系统的目标,于是这个“传播者”内部,有非常专业化的部门分工,有清晰的职务分工和岗位责任制,有等级分明的各个阶层,有明确的管理制度。这一套严密的设置,都是为了实现“共同的目标”。这个目标代表着组织本身的利益,也可能代表着国家的利益,代表着社会的利益。
在新的传播现象博客的传播中,“传播者”是个人。这个“传播者”不受组织制度的限制和约束,新闻采集和编辑的权利表面上是非常自由的。传播者的目标很难确定,有很多的博主并不像我们在上面提到的传统媒体一样有严格的制度保证,比如像一个报社有对新闻采集和编辑的指导,有明文规定的编辑大纲之类的文本等。所以,五花八门的博客中根据传播者的目标大致可分为三类:
第一类是没目标。很多的博主不管是在开创博客的当时还是在维持自己博客网页的过程中,都有可能是自由散漫的。博客中的内容可能是自己的心灵感悟,也可能是随笔,也可能是日记,当然也可能是自己在日常生活中的所见所闻所做之事,也就是将自己个人的行为和思想记录在自己的博客上。
第二类是出于个人私利的目的。比如有很多希望通过博客让自己一举成名的人。他们在博客上一些另类的、跟这个社会的常态所不相容的东西,以引起大家的注意,获取个人的名利。或者在博客上兜售一些个人的文化产品,扩大个人的影响力,最终的目的也是为了获取个人的利益。
还有第三类博主,他认为自己代表着这个社会的利益,在实现社会利益的同时实现自身的利益。一个博主(也是一名在传统媒体中工作的新闻行业中人)这样描述他利用博客信息的感受:“我可以解脱组织制度的束缚。就是我不需要再害怕自己认为有新闻价值的稿件被掩藏,不需要看上司的脸色和制度的框框去实现新闻的专业追求,当然,我有社会责任感的专业追求。”这类博客常常对传统新闻媒体发起挑战。2004年年底,博客对印度洋海啸的报道就很好地体现了博客在新闻报道上的优势,在传统媒体的新闻记者抵达现场之前。已经有很多博客了大量真实反映灾难的新闻图片及相关的报道:密歇根大学的历史系教授胡安・科尔的博客“知情评论”开通,他的博客关注整个中东地区的新闻报道和社论,博客的点击率很高,吸引了很多受众,并对主流媒体和政治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这三类博客传播现象其实在大众传
播的传统概念的界定中,主语虽然都是个人,但是这个主语本身有不同的定语,定语就是传播者传播时的目标。
分歧二:制度化传播。
传统的大众传播概念引申出的大众传播的一个非常显著的特点就是“大众传播是一个制度化的传播”,这个所谓的“制度化传播”,笔者觉得有两个方面:一是指在大众传播中,作为信息传播的主体是一个制度化的组织;另一方面是指作为社会信息系统中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它总是受制于一定的社会制度。
而我们在这里分析到的新的传播现象博客的传播行为,前面我们已经分析过了。其传播的主体不是一个制度化的组织。而在另一方面,看似自由的网上传播行为,其实也是受制于一定的社会制度的。作为当下社会传播的一个非常普遍和重要的方式,从传播制度的角度上看,其实世界上各种政治体制在关注它,国家和政府仍然是博客后面最深层次的“把关控制人”。同时道德伦理范畴的追问也同样在质疑网上传播这个领域。
分歧三:单向性传播。
传统的大众传播概念引申出的大众传播的另一个特点就是“大众传播是单向性很强的一种传播活动”。报纸、广播、电视这些传统的大众传播媒介,它们在今天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去贴近受众,去跟受众发生更多的互动,不可否认的是,这种互动依然是有限的、滞后的,依然受到体制、技术等方面的现实条件的限制而体现传播的单向性这个特点。所以传统的大众传播模式是直线的、近乎单向的。如下图拉斯韦尔提出的著名的大众传播模式:谁 说什么 通过什么渠道对谁 取得什么效果who says what in what channel to whom with what effects
而博客这种传播方式,却由于技术的便利打破了传受之间的隔阂,实现了“传受一体”的传播模式,如下图所示:
博客的传播模式
这种“传受一体”,不仅仅是指作为传播主体的博主与受众之间的互动,也指博主同时也作为他人博客或者其他传统媒体的受众,引用其中的信息或评论其中的信息。互动在博客这种传播方式中已经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而不是可有可无的锦上添花之事。而互联网技术的不断发展和普及,为这种即时的双向的传播提供了技术上的可能性。
笔者浅见
从实用角度讲,咬文嚼字推敲定义是否精准意义不大,我们并不需要对一些现象去归类。但是,站在传播学研究的立场上,应该去分析这两种传播方式在关键点上的不同,看是否有必要对传统的大众传播的概念在外延上进一步延伸。
回应在前文提到的课堂上同学们的疑惑,基于上面的分析,笔者认为,首先,博客(特别是文中提到的第三类博客)的传播中,传播者虽然是一个个体,但他在选择信息、编辑信息的时候遵循着普世的价值观念,新闻的采集和编辑也基本上是遵循新闻专业的价值标准。它的受众从数量上来讲也常常大于传统的新闻媒介,从传播效果上衡量考察,博客的传播效果对不管是它的受众还是对社会本身,都是非常巨大而不容忽视的。其次,网上传播这种传播方式也逐渐显示出其强大的力量,从社会控制的角度来讲,它跟传统的大众传播媒介一样,可能是强权的工具而发挥巨大的作用;最后,就像麦克卢汉指出的:“任何媒介(亦即人的任何延伸)对个人和社会产生的影响,都是由新的尺度引起的;我们的任何一种延伸(或日任何一种新的技术),都要在我们的事务中引进一种新的尺度。”我想,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博客(网上传播)也像传统的大众媒介一样,给我们个人和整个社会都带来一种新的尺度、新的体验、新的进步。
一、为什么开展社会制约的研究
传与传播,这是人类社会横漫八方、纵贯万古的社会现象,是人的社会行为。传播工具是作为社会的人,个体与个体、个体与群体、群体与群体之间交往、互动的媒介。作为现代社会普遍联系的强劲纽带的大众传播媒介。其活动内容、活动方式具有影响社会的强大功能。然而社会也具有影响大众传播活动的强大力量。社会对于大众的传播控制、牵制和约束,称之为社会制约。
社会对传播特别是大众传播的控制、牵制和约束,是客观的社会存在。没有不在一定社会条件中存在、不受社会制约的大众传播。如果把传播活动和社会制约割裂开,脱离社会制约去抽象研究传播者、受传者、传播内容、传播渠道和传播效果,是不现实的。只有把传播诸要素放在社会制约中进行考察,才能对它的基本规律、基本特点有真正的了解。
研究制约,是促进大众传播发展的积极而必要的手段。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这项研究尤为重要。以新闻媒介来说,报纸、广播、电视、网络应是党和人民的耳目喉舌,耳目喉舌要听命于大脑,听命于党和人民。如果不正确对待社会制约的“无冕之王”,传播媒介的工作就会与党和人民处于不协调状态。就会使为现代经济建设服务流于空谈:反之,社会对大众传播制约过严、过死,束缚了传媒的手脚,或发挥不适当的制约作用,传媒也难以做好工作。因此,有必要明确提出并认真研究社会制约问题,以求取对传播与社会的关系的正确认识,从而增强搞好传播工作的自觉性,当好党和人民的耳目喉舌。
二、社会制约的必要性与必然性
大众传播媒介是在社会制约中诞生,在社会制约中存在、发展的。社会对大众传播媒介的制约,有其必要性与必然性。社会制约是大众传播媒介发挥正功能、防止负功能的条件,大众传播的基本功能有五:沟通、扩散;宣传、教育:矫偏、排异;组织、调适;消遣、娱乐。这五大基本功能的发挥,在一定条件下,可以是积极的正功能,也可以是消极的负功能。所谓的正功能,就是大众传播对社会、国家、人民发挥极极作用的功能:所谓负功能。就是大众传播对社会、国家、人民发挥消极作用的功能。在不同的社会,站在不同阶段、不同集团的立场上,对正功能与负功能的认识也会有所不同。然而。不同性质的国家期待和利用大众传播的正功能,反对和防止大众传播的负功能,几乎都是一致的。在社会主义国家,我们尤须注意防止大众传播的负功能。例如宣传动摇四项基本原则的东西,宣传不利于改革的东西,鼓励人们唯利是图、诲诲盗等,都违背党和人民的基本利益和意愿,都属于负功能。如果没有社会制约(其实是不可能的)或社会制约不力,有些传播者就会使传播活动出现负功能,破坏社会生活的健康与和谐。
大众传播事业是社会的产物,其一诞生,社会就把它置于自己的制约之下,这是必然的、天经地义的,无论资本主义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都绝不允许大众传播事业违背国家的根本利益和意志,成为无缰的野马。所以社会对大众传播的制约,是有目共睹的现实。
三、四种社会制约力
大众传播活动的进行要受到哪些社会力量的制约呢?
大众传播要受到社会基本矛盾的制约,受生产力发展水平、生产关系形式、上层建筑形式和社会生活水平的制约。这里所说的社会制约力。不是指这种社会基本矛盾从整体上对大众传播的制约,而是指几种社会力量对大众传播的具体活动的制约力。
1 所有者制约力。这是最直接的制约力。大众传播是面向社会的大规模的公用事业。从其表现来看,传播者是大众传播工具进行信息传播的控制者:然而认真考察就可看到,传播者必须以接受所有者的控制为前提。如果传播者违背所有者的根本利益和意愿进行传播活动,所有者就会强迫他(她)离开传播者的位置,将这一社会角色付之他人。在西方,就是老板对大众传播事业中的雇员(包括高级雇员)的解雇。在社会主义国家,大众传播事业负责人因失职、事故等原因而撤换、调动,也可以说是来自所有者制约力。
2 制导者制约力。这是最公开的制约力,无论是资本主义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国家都是阶级统治的工具,各级政府是国家的权力机关,是体现统治阶级意志的政权机构。每个国家的统治阶级都运用政权来维护、巩固自己的统治,极力限制、防范大众传播的负功能。对大众传播媒介的控制,是从中央到地方都必须做的重要工作。由于政党是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执政党对大众传播媒介也总是给以高度关注,制约它们的传播活动。这在社会主义国家表现得尤为明显。政府的法律、法令,执政党的方针、政策都体现了制导者制约力。制约着大众传播的活动内容与活动方式。
凭借分解切割的、机械的技术,西方世界取得了3000年的爆炸增长,现在它正在发生内爆(imploding)。在机械时代,我们的身体在空间范围内延伸了。今天,经过一个多世纪的电子技术发展,我们的中枢神经系统又得到延伸,以至于能拥抱全球,抹去了我们星球上的时间差异和空间差异。我们正在迅速接近人类延伸的最后一个阶段——技术上模拟意识的阶段。……人的任何一种延伸,无论是皮肤的、手的还是脚的延伸,都影响整个心理的和社会的复合体。
——马歇尔.麦克卢汉
西方著名的传播学者马歇尔.麦克卢汉在其于1964年出版的论著《人的延伸:理解媒介》中富有创见地提出了至今仍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的“地球村”概念。人类进入大众传播时代以来,大众传播媒介尤其是电子媒介使信息传播瞬息万里,借助飞速发展的大众传播媒介地球上的信息正在实现着同步化,空间距离和时间差异正在被大众传播活动消除,我们生活的这个星球正在变成一个弹丸之地。由于大众传播的同步化性质,整个人类社会已经结成了一个密切相互作用的、无法静居独处的、紧密联系的互动的小社区。简言之,大众传播的日益发展已经使地球进入到了一个“村落化”时代。
正是由于大众传播制造的这个互动的“地球村”以及大众传播带来的人的全面延伸,人类社会正在发生着前所未有的内爆,而这种内爆又引发了社会结构、知识本质和文化形态的深刻调整——调整来自世界的每一处角落和每一个个体。我们可以看到大众传播在不断制造着人类社会的当下流行神话,在这些富于爆发力的流行神话耀眼的光影之下就是本文所要探讨的另外一个主题——大众文化。
究竟大众传播是如何诱发了文化体系从结构到形态的种种嬗变呢?而人类又如何来评价和界定这些变化呢?我们的现在和我们的将来之间会存在什么样的文化路径呢?我们可以找到并通过最佳的设定路径以达到我们所希求的目标吗?
概念认定及论证准备
在展开对大众传播与大众文化的论证之前有必要对其中主要的概念进行一定的认定和说明。
〔大众〕大众传播,英语对译词为mass communication,其中的限定词mass可以译为“大众”或者“大量”,这是一个特定语境下的语词,是伴随着大众社会理论的形成而出现的。大众社会理论认为,人类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进入了大众社会,在这个时代到来以后,作为工业革命、资产阶级革命以及大众传播发展的结果旧有的传统社会结构、等级秩序和统一稳定的价值体系被打破,社会成员丧失了选择和行动的统一的参照系,而成为了独立的、分散的、均质的、原子式的存在个体,即所谓的“大众”。这里“大众”(mass)是一种新的未组织化的社群,它的主要特点有:(1)规模的巨大性(2)分散性和异质性(3)匿名性(4)无组织性(5)流动性(6)同构型。简单地说,大众是大面积分散的、不定量多数的、具有不同社会归属但有着相同的行为倾向的易受外界刺激和动员的流动的特殊社群。大众是一个传播概念,不同于其它诸如“公众”、“群众”等的政治概念。
〔大众传播〕在大众传播发展的不同亚阶段对“大众传播”(mass communicatiao)有着不同的定义界定,这个概念有着很不稳定的认定过程。针对本文的论证范围和论证体制,援引如下定义——“大众传播,就是专业化的媒介组织运用先进的传播技术和产业化手段,以社会上一般大众为对象而进行的大规模的信息生产和传播活动。”在外延上应该包括报纸、广播、电视等大众传播媒介的传播活动以及电影、流行音乐、广告等。
〔大众文化〕基于以上对“大众”的界定,我试图把握“大众文化”(mass culture)这个概念,但是很无奈。因为“文化”这个概念实在令人无从着手,从亚里斯多德、柏拉图到福柯、马尔库塞,人类历史上几乎所有的思想者都试图对“文化”进行一个结论性的定义,但是没有一种说法能够圆满地完成概念的认定。所以我只能在一个武断的人为设定的平台上加以一定的说明。雷蒙.威廉士曾经指出,“关于文化的(当代)用法,常见的大致上有三个”:(1)用来“描述知识、精神和美学发展的一般过程”,(2)用于指涉“一个民族、一个时期、一个团体或整体人类的特定生活方式”,(3)用作象征“知识尤其是艺术活动的实践及其成品”。本文着重讨论的领域是基于第二、第三种关于“文化”的用法而设定的。需要补充说明的是,在第三种用法中,文化在当代语境中应该扩充到流行文化(popular culture)和娱乐以及大众媒介。
大众传播工厂的神话
传播,无疑对于人类社会的发展具有着不可低估的力量,从传播史来看。我们会得出一个普遍认可的结论性认识:传播的发展不断改变着人类的社会结构、意识形态和价值标准,并且值得指出的是,它对文化复合体的影响也是巨大的。
广义的传播媒介包括了时间性媒介和空间性媒介。时间性媒介主要指的是担负信息处理和传播功能的媒介体系,如书籍、报纸、广播、电影、电视等;而空间性媒介主要指的是担负运输和交通功能的媒介体系,如车辆、舟船、飞行器等。在人类进入电子时代之前,尤其是在机械时代,空间性媒介在人类传播活动中是主导媒介,对人类传播和人类社会的影响力较时间性媒介更为显著(我并不否认时间性媒介在整个传播史上的主体意义和影响力)。在空间性媒介居于主导地位的机械时代,空间性媒介工具和技术的每一次革命都带来了人类社会以及附着在社会肌体上的文化形态的调整和变动。古代中国人发明的指南针为人类实现海上远航创造了条件,欧洲新兴资产阶级正是在指南针的指引下在曾经遥不可及的海外开辟了一个又一个殖民地和贸易市场,使世界成为一体,打破了人类千百年来不同大陆不同人群的相对隔绝状态。这在某种意义上扩大了人类的活动范围,提高了人类的活动能力,由此人类社会旧有的结构体系被打破,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构成也相应地发生了意义深远的革命,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不断兴起、上升;并且,由于人类活动领域的扩大和延展,人类信息传播的要求相应提高,在此情况下刺激了人类信息传播从技术到结构形态的革命,而传播体系的革命也势必造成文化领域的震动和重组。我们看到,在资本主义开始海外市场的占领之后,报纸成为了社会发展不可缺少的工具,而在此之前,报纸只是一种影响人群较窄、影响力较小的媒介。报纸的发展不仅促进了社会经济政治的发展,在文化领域也开始不断酝酿和引发革命,对于这种革命我们可以在文学、艺术、教育等领域找到很充分的证据。
从另外一个角度分析,人类活动能力的增强带来了空间距离和时间差异的削减,这在火车、轮船和飞机出现以后表现得异常明显,人类的同步化显著增强,于是就要求信息传播进一步强化。正是在这样的条件之下,无线电技术和各种电子媒介得以飞速发展。随着电子时代的到来,人类的文化复合肌体在信息量不断增大、信息传播日益迅疾、传播内容不断扩展的情况下开始发生前所未有的调整和嬗变。随着电子时代的到来,时间性媒介开始成为主导媒介,它开始表现出爆炸式的影响力,并且爆炸的当量不断增大,这时的人类传播已经进入到大众传播时展期。体现在文化领域,时间性媒介造成了人类社会的交织景象:不同的区域、不同的文化种群、不同的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的政治话语系统、不同的文化传承体系在信息需求和信息技术可能性的影响之下,频繁接触、沟通、交流,并互相影响、作用和激战。文化的斗争在传播领域进行得如火如荼,而在这种需求性的斗争中,各种文化类型发生着不可避免和难以预期的各种变化,并最终导致整个文化体系的不断颠覆和不断建构。
大众传播时代的到来,人类进入到了一个癫狂的时代。马歇尔.麦克卢汉认为,大众传播时代到来之前西方人从读书识字的技术中获取了采取行动而不必立即作出反应的能力,机械时代反应和行动是割裂的、延迟的;但是机械时代消退之后,大众传播时代中人类生活在一个日益一体化的世界里,人们用电子时代之前的陈旧的、支离破碎的时间和空间模式来思考问题显然已经不能完全适应这个新的技术的和文化的背景了。经过超过3000年的专业分工的爆炸之后,人在肢体的技术性延伸中经过3000年日益加重的专业化和异化之后,世界戏剧性地逆向变化并收缩变小。在某种意义上,电子使地球缩小成为了一个村落。人类已经并且还在以电的速度发生某种内爆,在这种内爆因素的作用之下人类的生活发生着巨大的变化。这种变化首先来自于人的政治性,人的责任意识提高到了很高的程度,人们必须承担义务并参与行动,个人观点相对淡化,人变得不安起来。我们看到以电视为代表的现代大众传播媒介使人类从个体到社群都发生着激荡的震动,不管有人认为这种影响表现为人的全面发展,还是有人认为它使人的异化程度深化、使人成为了流行噪音的癫狂化的工具,但都说明了大众传播对于人类文化体系的全面介入和全面改组,尤其表现在大众传播机器制造了人类文化史上最独特的类型——大众文化。
此外,需要指出的是,在大多数的媒介文化批判理论中,人们总是狭隘地将目光集中在了雷蒙.威廉士对于当代“文化”用法的第三种形态的延伸部分(即流行文化和娱乐以及大众传播的一般行为),其实,大众传播对于知识领域的调整则更为隐蔽而意义深远。随着传播工具和传播技术的革命,人类社会在知识领域发生深刻的调整,这无疑是传播与文化关系史上的一次重要的变革。尤其是在计算机为代表的信息时代到来之后,这种调整更加显著。20世纪40年代以来的所谓尖端科技都和语言有关(语言是传播体系中最为复杂而关键的问题),如音位学与语言学理论、交流问题与控制论、现代代数与信息学、计算机与计算机语言、语言翻译问题与机器语言兼容性研究、存储问题与数据库、通信学与“智能”终端的建立、悖论学等等。这些信息传播科技都对知识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主要的影响来自与知识的一个主要功能——传递。由于各种传播工具和仪器的标准化、微型化和商品化,知识的获取、整理、支配、利用等操作在今天都已经发生了变化。法国学者让-弗朗索瓦.利奥塔尔曾经指出:“信息机器的增多正在影响并将继续影响知识的传播,就像早先人类交通方式(运输)的发展和后来音像流通方式(传媒)的发展曾经做的一样。”知识在大众传播时代以及已经到来的网络时代背景之下正在或者说已经发生了本质的变化:知识为了出售而被生产,为了在新的生产中增殖而被消费;它不再仅仅以自身为目的,它的“使用价值”正在淡化,交换成为主要的目的。知识的本质以及知识的外壳都在大众传播和信息时代的技术背景之下发生了改变,知识作为文化的关键元素,这种改变正反映了大众传播对当下的大众文化的介入是深刻的;同时,大众社会境域下的知识的重新整合是大众传播体制对大众文化极具本质意义的影响。
人类进入大众传播时代的一个多世纪以来,人类文化在传播机制的巨大影响下已经发生了整体性的颠覆和建构。传播学的各个学派以及其它领域的学者都对这一课题进行了广泛而又卓有建树的研究,并提出了林林总总的理论。无论是为大众传播和大众文化热情讴歌,还是大声怒斥大众传播和大众文化,这些理论都证明了大众传播对于大众文化的影响力是存在的,并且超乎一般人的想象。 大众文化的欢歌和悲曲
电视媒介的出现和发展无疑是20世纪人类最重大的事件之一。上个世纪60年代德国社会学家W.林格斯就把电视与原子能、宇宙空间技术的发明并称为“人类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三大事件”,并认为电视是震撼现代社会的三大力量之一。电视媒介的出现和发展标志着大众传播时代进入到一个更加深入的阶段,并且电视媒介使得大众传播的影响力进一步加剧,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无以复加地被抛入了大众传播的旋涡之中。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人类开始思考大众传播尤其是电视媒介给人类带来的种种影响,在这些学说中,既有对大众传播的赞歌,也有对大众传播的申诉,还有针对大众传播体制内部不同传播类型的对比批判。尤其在西方,媒介批判成为了传播学和文化学的重要领域,这其中不乏一些尖锐而偏激的理论学说,但是这些建构在西方理性主义和科学主义基础上的思维成果无疑都为我们思考现代大众传播和大众文化问题提供了重要的启示和参照。
西方主流的传播学者(以经验学派为典型代表)认为大众传播给人类社会带来的积极作用是以往任何时代背景下任何类型的传播活动所无法比拟的,在他们的学术理论体系中,极度宣扬大众传播媒介及其活动给社会文化带来的建构性影响。
德国人古登堡对于印刷技术的革新是传播史上最为重要的事件之一,它对于现代传播的意义十分重大。美国著名传播学者威尔伯.施拉姆在《传播学概论》中说,“从技术角度说,古登堡所做的以及自从他的时代以后的大众传播媒介所做的,就是把一架机器放进传播过程,复制信息,几乎无限地扩大一个人的分享信息的能力。”人类正是在这种能够大量复制信息的机器作用之下由传统的口述文化进入到了一个媒介文化的社会状态中,人类分享信息能力的极大增强对于人类生活的影响是极为深刻的。现在我们还能够在一个边远的山村看到一台收音机或者电视带给一个村庄的巨大影响力。首先人们通过一种现代化的大众传播工具获取了异常丰富的信息,这些信息内容涉及与这个山村相隔几万甚至几十万公里的地方,这种信息的介入无疑给山村原有的生活处境带来了一种催化剂。人们的注意力开始转向可以用于实现变革和突破的信息,而不再是故步自封和一成不变地维系旧有的生活体制。新的观念和想象在大众传播的渠道中萌动起来并借助传播的信道开始行动。我们认为,行动的先决条件就是选择,而大众传播的介入正是选择的必要条件,因为它为选择提供了必要的信息。在这个过程当中,人的注意力发生了变化,人的观念发生了变化,人的行为标准和价值体系也发生了变化,同时我们看到人的知识获取、娱乐方式、时间分配等文化的体制都在发生着变化,西方主流学者认为这种变化是大众传播带来的积极效果——大众传播为人们提供了充分的信息,来帮助人们在行动前获得足够的选择信息,这样人可以更加自由和自主地选择自己的生存方式,其中包括了选择自己的文化体制。基于突出人的存在和平权主义,西方主流学者提出种种学术性的叙述,主要的观点集中在大众传播造就和支持人的回归和人的独立,使人成为全面发展和自由选择的自我的人。确实,现代报纸的出现扩大了阅读的人群,从而改变了原有的精英文化体系,建构了一个平民化的文化体系;广播、电影、电视的出现,更使信息传播的受众要求降低,从而更加突出了社会参与的广度,社会成员更广泛地参与了社会的选择和文化的建构。在这种条件之下产生的大众文化无疑是一个众神欢歌的文化,它的广度是以往的文化类型难以企及的,因此大众文化常常以“人民的文化”自居。
但是就在以电视为代表的大众传播时代充满热情甚至开始癫狂起来的时候,开始有人站出来说话了,传播学批判学派的出现和活跃为传播与文化又提出了更为深入的课题。这些学派有政治经济学派、文化研究学派、意识形态“霸权”理论以及哈贝马斯的批判理论等。这些学派和理论相比主流的经验学派来说更加具有破坏力,同时也更为复杂。需要指出的是这些理论都是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背景之下建构起来的。在这些学派和理论中大致可以分为两个大的方向,一是关注传播的宏观影响,其批判话语指涉的是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制度、意识形态以及文化构成;二是关注传播过程中人的个体化行为和感受以及发展,话语指涉的是作为人的个体的存在与可能。
西方社会的现代大众传播媒介高度集中和垄断的趋势不断加剧,这种独占现象反映了垄断资本主义控制下的文化生产和流通,而大众传播活动归根结底是为了维护垄断资本的经济利益、意识形态和统治权力。大众传播作为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系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在规定社会关系、行使政治统治方面发挥着重要的意识形态功能,并具有相对独立性。大众传播可以分为两部分:文化产品的生产和消费过程。在文化产品的生产过程中,媒介通过象征事物的选择和加工,将社会事物加以“符号化”和“赋予意义”;在文化产品的消费过程中,受众接触媒介讯息,进行符号解读。讯息符号是与一定的价值体系或意义体系结合在一起的。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既有促进现存不平等关系的“支配性”的价值体系,又有推动人们接受不平等、安居较低社会地位的“从属性”价值体系,还有不满足于阶级支配现状、号召社会变革的“激进的”价值体系。大众传播的符号化活动,在本质上是按照支配阶级的价值体系为事物的“赋予意义”的。因此,我们看到的日益丰富的西方大众传播产品,实际上是在发达资本主义系统中居于主导和统治地位的垄断资本的价值体系下的文化体制的产品,它自然担负着维护垄断资本的利益和意识形态的任务,而并非像主流经验学派所强调的那样,大众传播是人民性的、平权化的大众文化的缔造者。同时,受众在符号的解读过程中,也不是完全被动的接受的,由于符号的多义性和受众背景的多样性,受众可以对文本讯息作出多种多样的理解。S.霍尔认为,受众对媒介讯息有三种解读形态,一是同向解读或“优先式解读”,即按照媒介赋予意义来理解讯息;二是妥协性解读,即部分基于媒介提示的意义、部分基于自己的社会背景来理解讯息;三是反向解读或“对抗式解读”,即对媒介提示的讯息意义作出完全相反的理解。霍尔认为,大众传媒的符号化和受众的符号解读过程,体现了资本主义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文化和各种从属性文化之间支配、妥协和反抗的关系,体现了“意义空间中的阶级斗争”。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大众传播活动繁荣的景观背后,我们看到的是一部权力机器,尽管它标榜自己是平民的、反体制的和自由的,但是实际上它仍旧是资本主义经济和政治体制的一个组件,它只是资本主义在文化领域的一种运作体系,是一个资本主义浮华文化的工厂。同时从受众角度看,受众也不是充满愉悦地接受着大众传播机器制造出来的大众文化肌体的亲近,其中的反抗、争斗正在日益激烈。
T.W.阿多诺则从微观上对大众传播造就的大众文化进行了深刻的批判,他认为大众文化的主要特征是商品化、技术化和齐一化。他很犀利地将“大众文化”的提法推翻,并代之以“文化工业”,为了“消除一种误会,即防止人们望文生义,认为大众文化的重要特点是从人民大众出发,为人民大众服务”。文化工业实质上是在向消费者兜售商品化的信息,并且通过不断向消费者许愿来欺骗消费者,“不断地改变享乐的活动和装潢,但这种许诺并没有得到实际的兑现,仅仅是让顾客画饼充饥而已”。大众传播机器不停地运转,不停地制造出光怪陆离的文化产品,这些产品无论是一般信息还是娱乐活动,都如同宗教说教一般是某种意义的装腔作势的空谈,并以此来控制受众的感官、选择和行为。大众文化是一种商业形态的文化,同时是一种技术化的文化,它通过传播机器大量地被制造出来,因为传播机器的规格化、标准化和体制化,所以我们看到的大众文化产品都被贴上了标签,因而大众文化也被打上了某种规格色彩。借助阿多诺的分析,我们进一步透视大众文化,会发现大众文化的工业化、商品化、技术化和齐一化特点使得大众文化成为了一种数量上极大丰富的、感官刺激巨大的但实质上却是冷漠的、物化的、没有温度的文化工厂。在大众传播歇斯底里的叫卖声里,个体的分散性和无组织性而导致的脆弱使人们迷失了方向,对于在大众文化景色里生活的人,H.马尔库塞用悲天悯人的话语到处了大众传播和大众文化的罪恶。发达工业社会中,大众传播把艺术、政治、宗教、哲学同商业和谐地混合在一起,它们在文化领域具有了一个共同的特征——商品形式,“发自心灵的音乐可以是充当推销术的音乐。”马尔库塞指出现代大众文化中受到最严格保护的价值标准之一,就是生产率。技术社会的操作原则和标准使得文化产品的生产和传播过程中的人性化内容不断地降低,在这个文化阴影下生活的人们正在成为这个文化的基础的权力结构造成的牺牲品。大众文化是一个肯定性文化、压抑性文化、单面性文化。大众传播的飞速发展,尤其是电视媒介的深刻介入,人类虽然在文化生活中可以享受丰富的信息服务,但是在这样的高速、大量、虚幻的大众传播语境中,人们的自主性不断降低,经验派所说的自由选择实际上只是一个乌托邦式的谎言,人们在发达工业化社会的大众传播背景下已经在逐渐丧失个体的独立性。更加突出的是,人类文化和精神世界的技术化,导致人类工业革命以后最剧烈的异化,艺术等文化形式的体制化前所未有地加深,人成为传播工具控制下的孤独的迷惘的存在,并且这种存在正在和艺术一同消亡,因为灵魂在异化过程中不断地迷失。
中国当下大众媒介与文化批判
作为发展中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中国的大众传播和大众文化有着和西方发达工业化社会不同的特质。中国经过改革开放20多年来的发展,已经在现代化的道路上表现出了很强的生存和发展能力。在传播领域,中国近20年来的发展也是前所未有的。正是在中国传播事业不断发展的情况下,中国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大众文化开始成长起来。应该说,西方的大众传播实践和大众文化现象对于中国当下的传播和文化是有一定的借鉴和反思意义的。
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中国的报纸、广播、电视等大众传播媒介大规模地发展起来,信息以各种各样的形态铺天盖地而来,从清晨到日暮,街头叫卖报纸的喊声、不停播放的电视节目、不断出现的广告牌……人们生活在一个被信息包围的环境里,应该注意到的是中国在如此短的时间里进入到了大众传播的癫狂状态,相比西方来得要快,因此我们可以说,中国当下的传播发展和由此而来文化冲突要比西方更显著。所以思考当下中国的传播和文化问题是必要而紧迫的。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在媒介批判领域的成果相对的偏狭,大都局限在媒介的社会责任上,而忽视了更为深入的相关文化研究和心理研究。
20年来,中国电视事业的发展是巨大的,当我们为社会信息体系的建立和由此带来的信息畅通以及人们文化生活的极大丰富感到欣慰的时候,应该看到,由电视建立起来的媒介文化是一个强势的、干预性的媒介文化,人们在其中被迫处在一个弱势地位。人在电视文化中被动地选择着某种文化人性,电视的视听文化特点决定了人在这样的传播过程中变得庸懒和无聊,没有满足的视听欲望控制着人们,尤其是青少年。信息的商品化和电视的传播体系都造成了一个现实:电视造就了一种庸懒的被动的但很舒适的阅读方式和娱乐方式,思考成为了按动遥控器时的躁动和无助,电视很大程度上在扮演着一种勾引者的角色,被勾引的往往是青少年。我不是在鼓吹媒介的社会责任论,因为文化是一个社会镜像,传播并不是仅仅由媒介构成,所以这种文化困境的出现原因是多方面的和复杂的。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过程中,必然会出现商品化的辐射作用,这种辐射的非理性状态伤害到了整个文化肌体,责任不应该仅仅由媒介来承担。如何有效地监控这种商品化的非理性辐射作用关系到文化整体的当下发展和未来走向,我们更应该致力于建立这样一个监控体系。同时,电子媒介的强势作用还表现为,当下中国人的角色错乱和自我缺失造成的价值标准的混乱。种类繁多品格各异的影视娱乐文化成为了人的物化生活情景之外的一个虚幻的生活情景,人在现实世界中的种种角色之外又开始有了种种虚幻的角色,并且这种新的不稳定的角色不断涌入现实生活,并干预着人的真实角色和行为。我们看到很多青少年模仿各类的媒介形象并产生了一些过激的体制外的反社会行为。此外还有很多隐性的社会文化问题从大众传播活动的诱发之下产生。
可以说,如何建构一个良好的健康的文化体系对于中国的传播机制和其他功能部门都是一个很棘手但迫切的问题。 霸权话语的狂乱
国际传播和跨文化传播日益发展的今天,信息主权和文化主权问题已经成为了一个全球性的问题。世界上的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都拥有自主选择自己的文化制度、道德和价值体系、生活方式的权利。文化的整体性和统一性是维持一个国家或民族生存和发展的前提条件之一。冷战结束后,在经济日趋全球化的世界背景下,在借助于最先进的信息技术的大众媒介高度发达的今天,在文化交往发展到空前规模的情况下,文化交汇和冲突都异常显现和突出出来,并且正在改变着整个世界的文化格局。在对于文化与传播的思考中,一种叫做“文化帝国主义”的问题是值得我们关注和研究的。
文化帝国主义(cultural imperialism)是在20世纪60年代反对“新帝国主义”的国际环境中诞生的。战后许多殖民地国家获得了民族独立,帝国主义国家的扩张手段相应进行了战略调整,由军事手段和直接的殖民统治为主转向了以经济手段和文化控制为主。新帝国主义在文化领域的政策就表现为“文化帝国主义”。我们看到当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依靠自身强大的经济实力和相对完备的传播体系在世界范围内扮演说话者的角色,从好莱坞电影到迪斯尼的动画城,从香槟到美女,从哈佛到畅销小说,话语的权利被发达工业社会的大众传播体系把持,作为弱势文化的发展中国家只能更多地充当听者的角色。在疯狂的叫卖声中,强势文化主体尽情地扩张,并达到倾销商品的目的,以此实现着对世界的文化支配。在文化扩张中,大众传播媒介是其最有力的制度化的手段和工具。英国学者J.汤林森在《文化帝国主义》一书中对充当着文化帝国主义主体的媒介帝国主义进行了整理和分析,尽管他的学说带着为帝国主义辩护的色彩,但是他对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利用强大的具有全球活动能力的传播体系推销美国式的大众文化这一事实也是承认的。走在中国某个省会城市的街头,你可以看到可口可乐、麦当劳、《美国大美人》、比尔.盖茨以各种形式反复出现着,就像60、70年代猫王、披头士风靡全球一样。在这样的话语霸权严重干预着发展中国家和弱势文化民族的生活和文化的情况下,我们在思考,跨文化传播究竟给人类带来了什么?在强势的高度垄断的发达传播体制的掠夺性的扩张下,发展中国家防守的最后底线是什么,有什么防御措施可以保护和发展自己的文化,维护自己信息和文化主权?垄断的“传媒寡头”正在地球的上空游荡,你抬头就能看见他的脸,怎么办?
这是一个很无奈的问题吗?也许,我们能做些什么的。发展中国家争取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同时,也在为建立一个公平合理的充满人性的国际信息新秩序而努力。在许多发展中国家中间已经建立起了自己的文化传播体制,并通过各种形式来加强彼此的文化和传播合作,以此来促进自身文化的发展,并逐步突破发达国家的信息和文化传播的强大包围圈。
结语
流行神话是大众传播一手制造的,我们还很难对它神秘的身体作出明确的可固定化的判断,因为它还在光影中不断变化。我们听见它的歌唱,看见它在起舞,也听见它在嚎叫,看见它在施暴。我们能做什么呢?观望当然是不够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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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学明、吴松、远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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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传播学教程》
郭庆光 著
5《文化帝国主义》
〔英〕J.汤林森 著
6《世纪晚钟》
高小康 著
7《科学的历程》
吴国盛 著
关键词:大众传播层面 健康传播 媒介素养 媒介意识
大众传播层面的健康传播
健康传播是近年来兴起的传播学的一个分支,不同的学者对其定义有着各自的认识和解释。Rogers(1994年)认为凡是人类传播的类型涉及健康的内容就是健康传播。他提出健康传播是以传播为主轴,借由四个不同的传递层次将健康相关的内容发散出去的行为。分别是自我个体传播、人际传播、组织传播和大众传播。其中大众传播层面的健康传播,笔者认为主要是通过大众传播媒介传播健康知识和信息,增强公众健康意识,引导公众健康态度,影响公众健康行为,从而提高公众健康水平和生活质量。
随着大众传播媒介技术的高速发展,大众传播媒介已经成为健康知识和信息的重要传播者,而我国公众对健康知识和信息的获取也越来越依赖于大众传播媒介。根据2009年第四次国家卫生服务调查结果显示,我国城镇居民获取健康知识的主要渠道为电视83.5%、报刊书籍53.8%、医生告知39.8%,农村地区居民获取健康知识的主要渠道为电视76.6%、医生告知49.7%、报刊书籍18.3%。
然而,公众在面对大众传播层面的健康传播时,常会遇到这样一些问题:
健康信息繁多,难于着手。为满足公众对提高自身的健康水平和生活质量的需求,大众传媒可以说基本实现了从多方面、多角度为公众提供健康信息和知识。众多综合媒体、门户网站纷纷设立健康专栏、专版或专刊,如新华网的健康主页主要有健康资讯、健康图库、健康就医、健康人生、健康服务五大板块,每个板块又包括众多子板块。最近几年更是涌现出一批从事健康科普的专业媒体,如《健康报》、中国健康网等。
渴望健康是人类的一种本能。大多数公众接触媒介获取健康信息的动机多表现为一种自发的、无意识状态。面对庞大的健康信息洪流,公众虽然满心欢喜,但对于选择哪个媒体来获取健康信息,通过这些不同的媒介可以实现哪些目的并不十分清楚,也不能从纷繁的信息中有效地获取自己所需要的健康信息和知识。
健康信息残缺,真假难辨。大众传播媒介的议程设置功能总是可以将一些健康信息和知识及其有关的报道推上风口浪尖,使其进入公众的视野。然而有些报道只是引发了公众对某种疾病的关注,却没有充分提供有关该疾病本身准确、有效的信息,或是有利于理解信息的背景知识,造成公众对该健康信息和知识一知半解。有些报道中的健康信息本身未经核实,无法与其相关的知识形成较为完整的知识链。有些报道虽然为公众提供了对某一健康事件的基本认知,却没有积极引导公众对该健康事件和相关疾病的正确态度和应对行为。甚至有些报道为了追求新奇特效果,夸张某一健康问题,造成一定范围内的社会恐慌。
面对失真的健康信息和残缺的健康知识,大多数公众缺乏怀疑和批评的态度,不能科学地判断和理性地分析所获得的健康信息和知识,容易混淆“媒介现实”与“客观现实”,也不具备相应组织、归纳和总结各种各样健康信息和知识的能力。对负面健康信息抵抗能力较弱,特别是面对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报道,公众人人自危,容易轻信来自人际传播渠道的流言。
健康广告肆虐,危害无穷。越来越多的医疗单位或相关产品的厂商看到了新闻报道的“超广告”效应,纷纷跟大众传播媒体合作,推出一些健康科普性质的节目或栏目。
面对层出不穷的健康广告,大多数公众缺乏追询其可信度的能力,不能及时反馈自身对某些健康信息和健康事件的想法和建议,不能有效地利用健康信息指导自身的健康行为,也不清楚如何借助大众传播媒介参与公共健康事业,更不能很好地监督和批判传播健康信息的大众传播媒介。
公众媒介素养
要解决上述大众传播层面的健康传播所存在的问题,除了政府制定相关的制度法规进行规范,大众传播媒介真正承担起相应的责任提高健康传播质量之外,公众自身也应具备一定识别健康信息和知识的能力。而公众要具备识别健康信息和知识的能力,则必须提高自身对大众传播媒介的辨别意识,以及准确、有效地分析理解传播内容的能力,即提高自身的媒介素养,才能获得真正有用的健康信息,并为己所用,而不是感到无所适从,或是被负面健康信息所影响。
Hobbs(1996年)认为媒介素养是使用、批判性分析媒介信息和运用媒介工具创造信息的过程。Potter(2008年)认为媒介素养由个人场所、知识结构和技能三个基础构建模块构成。个人场所指目标和需求,公众对自身的目标越了解就越能驾驭获取信息的过程,对信息的需求越强烈就越能努力地达到目标。公众原有的知识结构越丰富。在理解新的媒体信息时就会越自信,越能了解整个范围的媒体问题。技能则指分解、评价、组织、归纳、演绎、综合和提炼信息的能力,媒介素养教育应培养公众可以更好地使用这些能力处理媒介信息。
笔者认为,面对大众传播层面的健康传播,公众应具备认识不同大众传播媒介,科学获取、分析、判断不同大众传播媒介所提供的健康信息和知识的能力,从而达到愉快使用与沟通健康信息和知识的目的,以提高自身的健康水平和生活质量。因此,面对大众传播层面的健康传播,公众媒介素养教育的重点应落脚在以下几个方面:
1、意识方面:培养公众注重积累健康知识的意识,认识和学习理性地辨别健康信息的意识,加强质疑大众传播媒介的意识,使其能辨别“媒介现实”与“客观现实”。
2、技能方面:培养公众了解不同大众传播媒介所承载和传播的健康信息的本质及其形式,学习有效和高效获取健康信息的方法,加强分析、判断、组织、综合健康信息的能力。
3、评价方面:培养公众正确评价大众传播媒介健康信息的价值和力量,提高对负面健康信息的免疫能力,增强与大众传播媒介互动的能力。
4、使用方面:培养公众学会有效地利用大众传播媒介帮助与促进自身的健康水平和生活质量。指导自身健康行为,能借助大众传播媒介参与公众健康事务,开展批评,实行监督。
公众媒介素养教育途径
公众媒介素养教育指向全社会,并由社会实施的,旨在培养公众认识媒介以及科学获取、判断、分析和使用媒介信息。面对大众传播层面的健康传播,笔者认为可以从多角度、多方位、多层次对公众进行
媒介素养培养。
个人自我提高。Potter(2008年)认为只有公众自身具有提高自我媒介素养的能力。面对大众传播层面的健康传播,第一,公众要明确自身对健康信息的需求,根据健康信息的特点积极选取适合的媒介,变被动接受为主动出击,驾驭获取有用健康信息的过程,提高获取健康信息的效率。第二,应注重扩展自身的健康知识结构,在日常生活、学习和工作中多积累一些健康常识,多关注健康医疗方面的新知识、新产品、新技术,利用这些常识帮助自己理解、分析、判断新的媒体健康信息,也有利于提高自身对负面健康信息的免疫能力。第三,经常对不同媒介所提供的同一健康信息进行比较,如健康报和中国健康网对“问题奶粉”的报道,分析相似之处和不同的地方,从而了解不同大众传播媒介所承载和传播健康信息的本质及其形式。第四,要提醒自己在形成对某一健康事件或健康问题的观点之前,是否已经收集到足够的、较为全面的健康信息,而不仅仅是根据大众传播媒介的报道下定义。第五,公众还可以主动参与到大众传播媒介,将自己不喜欢的内容或是不同意的观点及时反馈给大众传播媒介,既培养了自己借助大众传播媒介参与公众健康事务的意识,又承担了对大众传媒实行批评和监督的责任。
学校组织教育。自20世纪80年代,英美等一些发达国家就开始对在校学生进行媒介素养教育,开设媒介研究课程以及教师媒介素养培训项目,每年接受教育和参与培训的人数众多。我国媒介素养教育刚刚起步。2007年4月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成立了国内第一个“媒介素养教育行动小组”,与复旦小学和同济小学开展合作,运用多种授课方式提高小学生媒介素养。在可预期的将来,我国媒介素养教育将全面纳入大中小学校的正规教育体系,针对不同的受教育群体,设置不同的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帮助学生辨别“媒介现实”与“客观现实”,培养学生选择、理解、评价、质疑、创造和批评媒介信息的能力。
政府媒体协助。政府既是媒介素养教育的推动者,又是影响健康信息和知识传播过程的主要力量。我国各级政府应该在推动媒介素养教育和健康传播方面扮演一定的角色。可以通过制定相关政策和法规积极推动媒介素养教育的开展,并鼓励各级各类健康机构积极参与到媒介素养教育中,给予一定的政策和资金的倾斜。同时,对大众传播媒体的管制也应“有张有弛”。一方面,放宽对大众传播媒体处理健康信息方面的管制,尤其是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保证健康信息的透明和准确的传播,引导公众借助大众传播媒介参与公众健康事务,开展批评和监督;另一方面,严惩大众传播媒体的“伪健康传播”,从源头切断失实的健康信息和泛滥的假冒医疗器具和药品广告,为公众营造一个良性的健康传播媒体环境。
论文关键词:大众传播;大众媒体;小众传播;小众媒体;分众传媒
一、小众传播产生的背景
小众传播是相对于大众传播而言的。在小众传播时代,受众不再是笼统意义上的一群人,而是按照年龄、性别、种族、收入、职业、教育水平、兴趣爱好等因素划分为不同的社会群体,媒介根据不同群体的特征提供其需要的信息,也根据同一群体的不同需求提供相应的信息。
1.消费者对大众媒体产生了免疫力。数年前,还是传统三大媒体报纸、电视、广播的黄金年代,受众选择余地少,当时的消费者对其非常忠诚。
2.大众媒体数量爆发式增长,严重过剩。现在顾客所接触的传媒数量是以前的数十倍,所接受信息量更是以前的上千上万倍。每一种媒体的增长都会给受众带来分流,广告在所投放媒体上的效应当然进一步削减。
3.观众分化。雀巢英国市场营销部门把今天一个巧克力品牌的成本和24年前作了一个对比——今天每项电视广告的效果只相当于24年前的13%,价格却贵了6倍!
4.大众媒体的受关注度不断下降现代社会的人脑子里装了信息过滤机,他们只对自己感兴趣的信息关注。
5.新~代的消费者的媒体倾向开始转变。新一代的消费者和40岁以上的消费者完全不同,他们主动规避广告,也主动的搜寻他们需要的信息。
二、小众传媒的起源、发展与现状
“小众传媒”顾名思义,就是满足少数群体个性化需求的传媒文化。
相比于大众传媒,小众传媒更能找到人们的求异需求。通过小范围传播辐射,针对目标人群作出精准传播。
一)小众媒体主要分类
目前我国形成规模化市场的小众媒体主要有:网络媒体、楼宇电视、户外小范围内传播媒介(擦鞋机广告、洗手间广告、公交车内广告等)、售点媒介、接触型媒体(宣传单,桌面媒体等)、手机媒介、POP、DM、产品包装捆绑等。
二)小众媒体产生缘由
1.大众传播自身的分化。由于媒介之间的激烈竞争,大众媒体出现了小众化的端倪:大众媒体出现了各种专业版块、栏目、时段,以满足特定受众的需要。
2.网络传播迅速的扩展。网络传播从外部加速了大众传播的分化与裂变。
网络传播兼具大众传播、个体传播、群体传播、组织传播的特性,被称为报纸、广播、电视之后的“第四媒体”。大众传播自身的分化与网络传播迅速的扩展,其结果便是共同打造出一个“小众传播时代”。
三)小众传播的特点
1.受众数量不再庞大,传播内容细化。小众化传播不再追求受众数量上的庞大,而是着眼于特定的受众群,为其提供符合口味的信息和服务。
2.受众的主动性增强。受众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自主地选择要什么样的信息,选择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获得信息。
3.传、受者之间的互动频繁。大众传播是单向性很强传播活动,在小众化传播时代,传者与受众之间的鸿沟被填平了,传、受者之间的区分模糊。人人都是传者,人人又都是受众。
四)小众媒体蚕食大众传媒市场
近两年来,小众媒体和外围媒体的大量涌现和异军突起成了营销界最为炙手可热的话题,在中国,楼宇液晶电视、短信媒体等小众媒体每年以两位数的增长率发展,市场份额不断加大。而反观当今全球主流媒体,无论数量、从业人数均有不同程度的削减。
三、路在何方——小众传媒的未来
近年来,广告效果评估、“垃圾短信”、“广告效果日渐降低”似乎触发了小众媒体的命门和天花板。小众媒体要想颠覆大众媒体,目前看似不可能。笔者以为,小众媒体最主要的工作,应是集中力量做好细分市场、精准传播、个性化传媒,不必在大众市场上急于与大众媒体逐鹿。
一)发掘出更细分、更个性的小众媒体
精细的了解、研究和掌握各种群体的活动规律与习惯,围绕着他们的喜好特征去推出真正具有吸引力和独有的媒体来。
比如伦敦地铁广告,车身、电梯、墙面、地铁报、刷卡器,各类广告见缝插针。再“刀枪不入”,也会在某个时点被它“击中”。
二)规避法律风险,不做暴力广告、垃圾广告
短信门给了小众媒体一个深刻的教训:发掘个性媒体,贴身传播给客户,并非要实行暴力式的强迫客户接受广告信息。如果二者混淆,小众媒体可谓走入了大众媒体的老路和死胡同。
三)不断提高技术水平,以技术优势对抗大众传媒
关键词 网络传播;人际关系;变革;再造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作者简介 李炜,民族学院新闻传播学院讲师,博士,陕西成阳712082
在人类漫长的历史演进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人际传播、群体传播、组织传播和大众传播等基本传播形态。这几种传播形态在网络诞生以前往往处于相对分离的状态,在具体的传播过程中,不同形态虽有交叉,但就个人而言,往往只能利用有限的传播工具与他人或其他群体展开沟通和交往,如个人最常借助于人际传播与他人建立关系,却没有办法利用大众传播媒体与大量个体进行持续的双向交流;大众传播固然拓展了个人或组织传播的能力和时空范围,但却未能重视人与人之间的具体关系。
互联网的出现一举打破了各类传播形态的界限。借助互联网,人们不仅能够还原各类传播形态的具体功用,而且将各种传播形态有机交融于一体。不仅拓展了人际交往的广度,也使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关系形态体现出新的特点。
一、从单一到立体:围绕关系变革的网络传播
互联网成长为承载各种传播形态的综合媒介并不是一蹴而就,没有目标的。如果我们认真梳理网络世界信息传播形态演化的历史,便会发现网络对改造人类关系世界一以贯之的重视。
从历史上看,当网络开始以一种传播媒介的身份进入人类的生活时,最早承载的传播形态便是“人际传播”。互联网的前身ARPANET将不同个人,不同群体的计算机、计算机网络及外部设施连接起来,通过点对点的通信,实现指令、文件和情报资料的传输与交换。在因特网普及到大众生活的早期,多数人上网的目的是收发电子邮件。这时互联网的传播方式依旧是点对点式的人际传播。但与网下人际传播所不同的是,交流双方很可能是彼此陌生的,是虚拟的“面”对“面”沟通。
建立在点对点的人际传播基础之上的互联网,由于传统的大众传媒纷纷上网,才开始发挥大众传播媒介的作用。传统媒体环境中的大众传播和人际传播泾渭分明,最大区别表现就是大众传播的信息是单向流动的,而人际传播是双向互动的。在大众传播过程中,掌握丰富信息的传播者拥有绝对的控制权,受众总是处于被动接收的地位,缺乏反馈。尽管在受众在面对大量的媒体时可以选择某一份报纸、某一家电台或是某一个电视频道,但处于大众媒体包围的受众常常只是“容器中的人”。但在人际传播的过程中,处于信息两端的个人是平等的、互动的,能够及时反馈,并可随时调节传播的方向与内容。
网络消解了大众传播和人际传播的界限,赋予传播者和接收者以平等的地位。一旦登陆网络,无论是大众传媒的职业传播者还是一般网络用户,都能够向不确定的受众传播信息,并及时、全面的获得反馈,甚至直接与信息接收者对话。
网络的大众传播对于网络人际关系的意义在于它拓展了人际交往的机遇,给人类的交往创造出广阔的空间。人际传播与大众传播的一个重要区别就是传受双方的地位差异。人际传播发生在个体与个体之间,人与人之间是没有中心的。但在大众传播过程中,传播者永远处于天然的中心位置,占据着主动地位。网络扭转了这一传统形式,网络是无中心的传播结构,传播形式可以是一点对一点的,也可以是一点对多点或者多点对多点。并且,网状的结构是可以无限延展的,这也意味着传播覆盖面的放大。
网络中的很多应用都促进了人群之间频繁的交流互动,为现实社会的人们提供了新的互动环境与空间,人们在新的互动环境中以网结缘和因网结缘,并在此基础上形成各种各样的群体,BBS、博客、网络游戏等都可能成为孕育新型社会群体的土壤。网络是一种属于成员的虚拟空间。网络中的群体传播较之传统社会,对人际关系的作用突出表现为,一方面,网络使现实生活中不可能发生的关系正在发生,或是对超越现实世界的人际关系基础进行关系的重新组合。用户每一次的点击或者登录,首先从量上改变虚拟社群中的潜在关系。同时,任何人基于自身需要从一个交往平台转移至另一个交往平台的网络行动,也可能引发更多社群中潜在关系的变化,并且不同平台的社群由于个人的运动会得以链接,从而生成更为广阔的、互联互通的关系网络结构。这既是数字化时代人类生存的特有现象,又反映出网络社会发展的风貌和格调。另一方面,网络群体的互动特点也直接决定了成员之间的人际关系水平。“在这个世界里,匿名性带来的是人们充分的自我暴露,虚拟性带来的是人们身份与角色的不断转换。这时网络是人们的另一种生存状态。”
网络的出现同样提升了组织信息传播的效率。组织传播中的人际关系就其本质而言,表现为组织成员以共同的利益目标而发生的互动行为。满足组织管理需求的多样化的网络传播技术为组织成员间关系的变革创造了前提。约翰・奈斯比特在其著作《大趋势――改变我们生活的十个方向》中提到,网络的存在可以促成自助,交换信息,改变社会,提高生产力和工作环境的质量,并且分享资源。网络的结构可比任何其他现有的组织以更快速、更富有情感、更节省能源的方式传递信息。如今越来越多的组织成员更加偏向于电子邮件、MSN等方式而非面对面的交流方式来解决工作中的沟通问题,组织的内联网成为增强成员间交流的热情,拓宽交流范围的重要渠道,而在对外传播中,组织可以通过邮件列表、消费者社区、投资者社区、组织的FAQ(你问我答)等方式实现与消费者、商业伙伴、政府部门、投资者等公众的互动,同时为公众相互之间的信息沟通提供平台。
需要指出的是,在这里我们分别讨论各类传播形态对于人的社会关系延伸作用,仅仅是处于一种分析的视角,实际上,互联网对于人际关系变革的根本意义更在于将传播的权利交还给个人,使个人成为信息传播活动的绝对主体。正如施拉姆所言,“这个革命的信息时代的一个趋势,便是更加着重点对点而不是点对面的传播,个人越来越大的媒介使用能力而不是被媒介所使用。”
二、回归人际化:网络传播的媒介意义
网络中丰富的人际传播通道使用户间人际关系的介质更为丰富,内容更加多元,情绪也更为多彩。中国人民大学彭兰教授曾提出,人们对于网络人际传播的需求,甚至可能超过对网络大众传播的需求。
如今的网络不仅是所有传播媒体中发展速度最快的,而且其人际传播的特征也较为明显,甚至可以说,网络是经过人际传播格式化的大众传播,网络的大众传播是建立在人际传播基础上的。最为突出的表现之一就是传统媒体借助网络大举拓展自身的传播空间,许多媒体在信息的同时往往给用户提供了多样化的反馈渠道和影响力扩展空间,他们或是直接给用户提供传递信息、发表意见的平台,或是对用户意见进行优化整合,再利用各种媒体通道引发新一轮的热点互动。而对用户而言,倘若对某一信息感兴趣,认为有价值,便可以进行个人对个人的转播(如通过E-MAIL、SNS转帖等)或是个人对群体(如BBS转帖)的转播,与更多的用户共享。
可见,互联网已将越来越多的传播形式交融在一起,网络人际关系的完整谱系是内向传播、人际传播、群体传播、组织传播及大众传播共同作用的结果。但就其本质而言,无论是哪种形态的网络传播都离不开网络的互动本质,互动将传播两头的个体链接了起来,提供了网络所有传播形态由单项转化为双向的可能,是互动让处于传播的两端的个体开始发生主动或被动的关联,形成或强或弱的人际关系。
对于人际关系的个体而言,网络传播的多种形态赋予网络传播的多重“性格”,使网络传播凸显出更加个人化和个性化的诉求,一个用户不仅可以通过网络来延伸自己的感官,更能够主动延伸自己的人际关系网络。
首先,即信息呈现方式的多媒体化和个性化传播需求所带来的诸如“我与你”,“个性化”,“交互性”和“共时性”等传播特征。MSN、ICO等即时通讯工具不仅能够实现存在一定空间距离的个体间同步或是异步的文字聊天,也可以进行音频、视频聊天,而WEB2.0时代的博客、SNS网站等更是大大拓展了网民发展人际关系的时空和能力,关系“微内容”是人们在不经意间就能找到志同道合的交往对象。
其次,网络中各种各样的传播工具和传播界面大大调动了人的情感表达和社会化参与的积极性。人类传播时用相同的语词既进行陈述又激发态度。“技术的影响不是发生在意见和观念的层面上,而是要坚定不移、不可抗拒地改变人的感觉比率和感知模式”。人际关系最重要的特点是它具有情感(或情绪)的基础。网络在为人们打开一个利用大众媒介进行人际传播的突破口时,使人与人之间表达情感的方式也日渐丰富。
美国学者华尔瑟提出的“社会信息处理理论”认为,人们可以在“计算机中介传播”中发展近距离的情感关系,人们持续地互动经过一段时间便会累积关于对方的信息与认知,于是,亲密情感、信任情感都会被加强。以微博客中的@现象为例,这一传播行为至少可以在三个层面上体现出粉丝和博主之间的关系状态。首先,@行为的明确终点表明粉丝是关注博主的;其次,@的具体内容是一种自我开放和自我传播的努力;再次,@行为发生的频率会反映出双方关系渴望的程度。
最后,网络之于人际交往的媒介意义还在于通过提供选择、强调与规避某种传播形式的可能(例如通过文字而不用照片、视频)实现“面”对“面”的调整。正是这样的可能为人们的情感表达与社会参与提供了空间与动力。同时,网络信息生态也正是在从表面的信息传递转向更深层次的受众参与、互动和舆论的形成过程中,逐步实现了虚拟社会与现实社会中的对接与融合,并在此基础上扩大了各类信息的传播范围和影响力。
参考文献
[1][3]彭兰.“重新认识网络”,中国新闻传播学评论(CTR)网站
[2](美)威尔伯・施拉姆、威廉・波特・传播学概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362
【关键词】大众传播;新媒体;崛起;社会控制;破解;限制
一、大众传播的概念
大众传播(Mass Communication)是一种信息传播方式,是特定社会集团利用报纸、杂志、书籍、广播、电影、电视等大众媒介向社会大多数成员传送消息、知识的过程。这一定义仅指传播的单向过程,没有包括反馈。随着大众媒介的发展,大众传播将成为双向过程。1945年11月在伦敦发表的联合国科教文中首先使用这个概念。专门从事传播学研究的胡正荣教授认为大众传播就是通过大众传播的媒介进行的信息传播活动。这种传播中传播者职业化,讯息大量、快速复制,传播媒介也是机械和电子设备系统,受众非个性化。大众传播是社会化的传播。[1]
今天的信息传播已经突破了一般意义上的大众传播而成为与生产和生活密切相关的技术工具和技术手段-数字图像压缩、高清晰度电视、有线电视、电话电视、卫星电视、交互电视、数据广播、数字音频技术、计算机技术、多媒体技术、因特网、在线业务、视频游戏、虚拟现实、电话、传真、智能网、移动通讯等等传播载体构成了信息高速公路上的车流。进一步讲,信息传播实质上是一个社会行为的写照。在一个社会转型过程当中,信息传播、信息传播方式能够在某种程度上解释社会行为的阐释工具。如在改革开放时期首先进行媒介受众调查研究的陈崇山研究员所说:“我国正在进行的伟大的社会变革,也同样伴随着传播媒介,特别是大众传播媒介体系的巨大变化。近年来,作为社会体系重要组成部分的大众传播媒介,其体制、技术、规模、结构和内容各个方面显示出了新的、可称之为革命性的变化。变化之巨大使它成为社会变革中一个突出部,其社会功能的扩展和公众对其使用方式的变化也引起社会各界的注意。” [2]
二、新媒体传播的崛起
新媒体是新的技术支撑体系下出现的媒体形态,如数字杂志、数字报纸、数字广播、手机短信、移动电视、网络、桌面视窗、数字电视、数字电影、触摸媒体等。相对于报刊、户外、广播、电视四大传统意义上的媒体,新媒体被形象地称为“第五媒体”。从传播学的角度来分析,新媒体传播有四个特点――每个人都可以进行大众传播;‘信息’与‘意义’无关;受众的主动性大大增强;大众传播的‘小众化’”。以140字左右的文字更新信息,并实现即时分享的微博就是大众传播新形式代表之一。截至到2012年6月底,我国网民数量达到5.38亿人,互联网普及率已经达到39.9%,博客用户规模3.53亿人;手机网民达到3.88亿,超过电脑上网用户的3.86亿人,手机首次成为中国网民的“第一上网终端”。我国而农村网民数量达到1.46亿人,占中国网民人数的21.7%,而且正呈现快速增长趋势,仅2012年上半年就增加了1463万。[3]
新媒体的发展将是未来媒体发展的新趋势,新浪网副总编辑孟波分析认为:新媒体的传播是全时传播、全域传播、全民传播、全速传播、全媒体传播、全渠道传播、全互动传播、去中心的传播、去议程设置传播和自净化传播,对于传统媒体的影响是空前的。“社会化网络对传统媒体,对社会变革的影响,还没有结束,刚刚才开始显现。”
三、大众传播环境中的诸多弊端
(一)中国特色的政治传播。从八十年代以来,中国传播媒介的权力性质正在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长期性而在不断发生调整和变化,由简单的政治权力而向经济权力和政治权力的重叠,这在某种程度上演绎了当今中国正在发生一个由“意识形态的媒介”向“产业经营的媒介”这样一个过渡过程。从媒体自身发展的市场角度看,政治传播又过多的干预了媒体自身的宽松环境,某种程度上限制其发展。
(二)大众媒介的隐患
1948年,拉扎斯菲尔德和默顿发表了《大众传播、大众鉴赏力和有组织的社会行为》一文指出:“大众媒介是一种既可以为善服务,也可以为恶服务的工具;而总的说来,如果不加以适当的控制,它为恶服务的可能性则更大。”他们认为,大众传播的负面功能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助长“社会顺从主义”,削弱公众的辨别力和对社会的批判精神。
2.降低大众的审美鉴赏力和文化水平。
3.大众媒介剥夺了人们的闲暇时间。
4.麻醉人的精神。
还比如大众传播使人产生冷漠心理、导致文化渗透和文化侵略等等。
(三)网络媒体的缺点
网络媒体这一新兴的媒体在传统的媒体对比下的缺点:1.信息的复杂性,难以辨别性。网络这个新兴的事物,截至目前,还没有更多的法律法规去规范它,任何新兴事物在发展阶段都会面临诸如此类问题。这就造成了现在我国的网络充斥着很多不实的报道和虚假的新闻,给不法分子创造了机会。2.受众的知识水平达不到网络媒体发展的标准。由于网络媒体发展的时间段,技术先进,所以网络媒体只是在部分具有一定文化的人身上得到有效地利用。现在虽然网络发展比较迅速,但是不会使用网络媒体的人还大有人在。
四、加强社会控制
大众传媒的广泛应用使传播成为日常生活状态,信息效用的最大化都为社会的传播效率及社会组织结构提出了不小的压力,这实际上暴露出技术理性与社会环境的矛盾。对于大众传播环境的限制因素,笔者认为最根本的是加强社会控制,浅见如下:
(一)强化媒体体制改革。
大众传媒过多的与政治权利结合,可能成为一种新的蒙蔽、控制与统治的手段,尤其是如果它与一定的政治权力或经济利益集团相结合或被它们操控,会是对于民主与真正的公共生活的威胁。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完善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健全媒体监督机制、强化媒体深层次制度改革。具体做法分为两方面:
1.强化传统媒体体制改革。从提升新闻从业人员素质、整合媒体人力资源、政策和经济扶持、产业链创新等四方面入手。
2.强化新媒体体制改革。对于新媒体的资源整合至关重要,处理好新媒体和传统媒体的关系、主流媒体和非主流媒体的关系。
(二)加快大众传媒的法制建设
法律是由国家的立法机关制定,国家政权保证执行的行为规则。它以国家规定的形式告诉人们可以做什么,不能作什么,并靠国家政权控制力量来推行,是最严厉、最权威、最有效的社会控制手段。完善和加强大众传媒的法制建设势在必行。具体做法为:按照中央统一部署精神,进一步加强与信息产业部、文化部、公安部、新闻出版总署等行政主管部门协调,完善信息产业部审批程序、建立互联网络的长期有效的监管制度。提高技术监管水平。
五、结语
J.W.凯里在《莫尼斯和麦克卢汉》一文中说:“传播媒介是‘巨大的社会隐喻’,它不仅传递信息,而且还告诉我们世界的存在方式;它不仅刺激并愉悦我们的感官,而且通过改变我们对各种感官的使用比例,实际上改变着我们的性格。”在现代大众传播技术条件下,新闻传媒影响直接关系到人心向背、威力之处不言而喻。综合来看,对于当前大众传播环境下的种种限制,加强社会控制是可选的有效途径。
【参考文献】
[1]胡正荣.传播学总论[M].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1997:64.
关键词:流行音乐传播 音乐传播 传播学
流行音乐包含了除古典音乐和传统民间音乐外所有音乐类型。目前,在国际上并没有确切的标准去定义流行音乐。因此将普遍能为大众接受,并在群众中流行、同时具娱乐性、商业性、时尚性等特性的音乐形式归为流行音乐的范畴。流行音乐作为一种当代流行的音乐形式,除本身的音乐性外,其传播方式与传播学息息相关。
传播学是研究人类一切传播行为和传播过程发生、发展的规律以及传播与人和社会的关系的学问,是研究社会信息系统及其运行规律的科学,根据美国学者H・拉斯韦尔的《传播在社会中的结构与功能》一文中提出“五W模式”,即传播者、传播内容、传播渠道、受众以及传播效果。音乐传播学,这一门新兴学科的诞生,结合了音乐学和传播学等多种学科的内容,其研究对象是以人类历史文化生活中音乐文化信息的传播现象和规律作为主要研究对象。而流行音乐的传播在音乐传播中占重要地位,因此流行音乐的传播在音乐传播学中占很大比重。
一、关于流行音乐的传播
(一)从《传播学概论》看流行音乐的传播
在《传播学概论》一书中提出“人类传播是一个综合系统,这个系统是由各种不同类型的传播活动组成,每种类型的传播同时也是社会传播这个总系统内的一个子系统。”由此可见,传播是一种人类社会的实践活动,不仅存在普遍性,同时传播类型也很多样化。其多样性主要体现在传播方式的多样性。流行音乐以其特殊的音乐形式,他的传播受众广泛,因此他的传播方式也必须符合受众较大这一传播特点,人内传播与人际传播受众面小,对于流行音乐的广泛受众,其无法满足他的需求。群体传播较之人内传播和人际传播的范围广,但人数仍然有限。组织传播,其受众范围广,分工明确,因此在现今流行音乐的传播中占有一席之地。而大众传播是,他的传播媒介专业,传播技术新,传播手段产业化,在当今社会上,他的受众为所有的普通民众,从传播学的“五W模式”来看,其极大地符合了流行音乐传播的需求,因此是最适合流行音乐传播的传播类型。
(二)流行音乐的传播媒介
在众多的传播方式中,流行音乐传播主要依靠大众传播为主要方式。而大众传播的载体为大众传媒机构,如报社、出版社、广播电台、电视台等,因此,流行音乐的传播也由这些大众传媒机构完成。从传统的传播媒介:报纸、杂志期刊、电台、电视台、电影,到现今流行的传播媒介:互联网、微信、微博,这些平台的建立都为流行音乐的传播起到了推动作用。而流行音乐也正是因为这些大众传媒机构的传播,被大众所了解并广泛接受。
二、流行音乐与大众传播的关系
大众传播作为流行音乐的主要传播方式,推动着流行音乐的传播与发展方向。
(一)现今收视率高的电视综艺节目中播放音乐作品,将演音乐作品传递给观众,这种传播方式为流行音乐传播及宣传起极大推动作用。如时下非常火爆的综艺节目――《爸爸去哪儿》中的主题曲,不仅参演人员会唱,同时喜爱这档节目的小朋友及家长也耳熟能详,让这首歌被很好的推广起来。
(二)影视音乐的发展对流行音乐的广泛传播影响极大。一部影视作品中,流行音乐作品通常能为影视作品起到画龙点睛的传播效果,如《冰雪女王》主题曲《Let it go》就借助电影的宣传及上映获得极高人气;《当爱已成往事》也是通过《霸王别姬》的上映而被大众所喜爱;《像雾像雨又像风》中的《让爱冬眠》;《埃及王子》中的《When you believe》等也都起到同样的传播效果。
(三)互联网的快速发展也同样促进着流行音乐的传播,同时该平台的宽广性也影响着对流行音乐的传播。从互联网的特性来看,互联网的传播方式相对自由,对时间和空间的都不设限,这种自由性让流行音乐更容易被各种人群在各种时间所关注,促进了流行音乐的传播。
(四)大众的音乐关注度影响着流行音乐的发展趋势。在大众传播过程中,各种流行音乐作品的诞生不仅让群众能有机会接触到各式各样的流行音乐,同时也提升了大众的音乐欣赏水平。而大众对于流行音乐风格的喜爱程度也影响着流行音乐作品的发展趋势。
三、流行音乐的传播中所产生的负面影响
大众传播不仅对流行音乐产生积极影响,同时也有许多负面影响。
(一)由于群众的接受情况极大地影响着流行音乐的发展趋势,因此流行音乐作品中大多数主题有关当下热门话题,而不同的音乐创作者对于当下热门话题各自持有不同的观点,其中部分创作人的观点比较极端且极具个人主义,因此作品也带有强烈的个人色彩及误导性。如《姐是老中医》中的歌词,批判了当下的不良社会风气,其出发点是好的,可歌词的撰写方式以及用词并不恰当,相反还带有一定侮辱性的攻击性词汇。变相的讽刺以及调侃。这种方式在人群中引起共鸣,但其中包含的词汇也被大众所广泛流传。这种词汇的对于青少年的成长不仅没有好处,相反会激发青少年群中的偏激暴力思维。
(二)为迎合部分群体及场所生的“”歌曲作品。这种类型的音乐作品专门针对某些不良场所而创作,其歌词低俗不雅,对于某些特殊场所的需求虽然可以为音乐人带来可观的收入,但这种音乐作品的发行对于没有分辨能力的未成年人极具误导性和杀伤力。
综上所述,当代流行音乐的传播有其积极的方面,同时也存在许多负面问题。对于这些问题,国家及相关部门应提升对市面上流行音乐作品的发行标准,仔细认真核对将要发行在大众传播媒体上的流行音乐作品质量。同时为网络音乐作品的发行制定标准,提高所有公共平台发行的音乐作品的质量。其次,在中小学音乐教育中,开设对于音乐素质方面的的教育课程,从小提高孩子们对于音乐的理解以及鉴赏能力,从而永久性的提高大众对于流行音乐的审美品位,拥有对于流行音乐较好的音乐观。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