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政策的局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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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政策的局限性范文第1篇
从政府政策的推进力度来看，数字电视产业政策显然是一个强制性的传媒产业制度变迁。政府力图通过数字电视产业的发展，改变长久以来广电行业产业化进程波澜不惊的现状，释放市场活力。而推广数字电视隐含了一个竞争意图，那就是广电业欲同电信产业争夺数字市场。
一、数宇电视推行遭遇瓶颈
但是，政府强力推进的产业制度其实施效果并不尽如人意，数字电视的推广不仅遭到来自行业内的强大阻力，受众也普遍表示难以接受。
数字电视产业推广的艰难表现为：技术标准未出台，直接影响国内数字电视终端生产商未来的规划；内容匮乏，内容提供商的缺席被视为数字电视最大的软肋；用户数量远没有达到规划目标，数字付费电视既有的盈利模式与中国电视受众的接受程度矛盾。此外，运营商的收入也难以保证。
新的盈利模式还只是个概念，这成为市场难以启动的主要原因。原本开发数字付费电视市场的重要动力就是因为电视依赖广告的赢利模式基本走到极限，而如果数字电视节目中又充斥大量广告的话无疑会使新的市场重新陷入困境。
数字电视推行困难表面上看是技术障碍、资金障碍和受众接受度障碍，实际上最大的挑战来自于打破了旧有的利益格局，在新制度与旧有利益格局“共存”的过渡时期，既得利益集团将成为制度变迁的严重阻力。按照制度经济学的观点，制度变迁得以发生的原因在于，制度安排的预期收益高于制度安排的成本。对于既有制度内的利益集团而言，只有在看到制度外的潜在利润并且在交易成本小于收益的情况下，才可能具有对制度安排的创新能力。
当数字电视以强制性制度安排的方式予以实施的时候，制度内各集团的原有利益均衡就被打破。这是就会出两种情况：一种是由于惯性而宁可保持旧有的制度均衡，即便旧有制度低效于新制度。在难以估计新制度推行成本的情况下，对旧有制度的维持利益风险较小：另一种情况则是，在既有制度均衡的情况下，已经形成了一些特殊利益集团并享有旧制度给予的外部性，那么新制度的推行必然遭致这部分利益集团的反对。虽然数字电视制度面进行了引导，同安排及其实施由政府来担当制度创新主体，政府的强制性干预在很大程度上可以改变新制度的推行受阻挠的格局。但是也要充分考虑到固有的“路径依赖”对于制度变迁的掣肘作用。
从中国传媒产业制度变迁的以往经验看，新制度的推行往往都以渐进的方式，并采取试点的手段在“试错”中校正新制度的偏差，通过与旧制度的反复博弈，最后在博弈均衡的状态下新制度实现效率。
在数字电视产业政策的实施过程中，同时采用了试点的方式，但是，这一制度在遭到旧有制度的阻挡时，由于未能采取相应的制度互补，以至于在博弈中反复出现不均衡。
二、对数字电视产业强制性制度变迁的审视
强制性制度变迁并不总是有效。以诺斯的观点来看，强制性制度变迁的有效性常常受许多因素的制约，“统治者的偏好和有限理性、意识形态刚性、官僚政治、集团利益冲突和社会科学知识的局限性、政府的生存危机”。曙经过努力，政府可能降低一些不利因素对制度变迁的影响，但是并不能克服其他不利因素对制度变迁的约束。强制性制度变迁的局限性还表现在：强制性制度变迁尽管可以降低组织成本和实施成本，但它可能违背了一致性同意原则，因此存在制度低效或无效的可能。在数字电视产业政策的推广中，强制性制度安排之所以受到各方行为主体的反对，就是因为其对“一致性同意原则”的违背，以及旧有制度框架产生的“锁定”效应。对于如何使强制性制度变迁的有效性得以发挥，新制度经济学中的制度比较研究给出了解决方案。
新制度经济学派中，青木昌彦在制度比较研究中作出重大的理论贡献。他认为，“不同制度之间存在互补性。在各种社会经济领域里具有实效的游戏规则，即人们所共享的观念，反映了各个领域里产生的平衡状态。正因为如此，如果自己的行为偏离了这个规则，对每个经济主体来说都没有好处。而且在一个社会领域里产生的平衡与在其他领域里产生的平衡处于一种相互补充的关系”。@这被青木称为“制度的互补性”。
青木昌彦把一个社会看成是一个“游戏体系”，制度就相当于游戏规则。制度除具有法律基本含义之外，还源于人们的“共同观念”。正是因为这种“共同观念”，从而使制度成为具有自我约束作用的政治经济规则。因此，如果经济主体的行为偏离了这个规则，对每个经济主体来说都没有好处。人们所共享的观念，反映了各个领域里产生的平衡状态。因此，在各种领域里具有实效的游戏规则，即制度，也应该是平衡的。
以“制度的互补性”来看，可以通过诱致性制度安排，来实现对诱致性制度变迁与强制性制度安排的补充。诱致性制度安排与强制性制度安排均存在各自的局限性。诱致性制度变迁作为一种自发性制度变迁过程，其面临的主要问题就是外部效果和“搭便车”问题。而强制性制度变迁却面临着政府的有限理性、意识形态刚性、官僚政治、集团利益冲突和社会科学知识局限等的困扰。那么，通过诱致性制度安排与强制性制度安排的相互补充，产生平衡，就
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实现“制度的互补”。
只有强制性变迁与诱致性变迁协调配套实施，才能解决诱致性变迁易导致供给不足、强制性变迁易忽视初级行为主体利益的难题，才能一方面化解强制性变迁带来的产权低效和“制度失败”，另一方面化解诱致性变迁存在的“搭便车”等问题。才能渐次形成制度变迁的最佳格局。数字电视整体转换制度安排是由政府担当行为主体，强力干预推行的强制性制度变迁，作为“核心制度”，它需要诱致性制度的配合。
三、两种制度变迁互补的“中国经验”
事实上，如果检视20年来的中国传媒产业制度变迁，就可以发现，这一制度变迁是一个对多种互补性制度不断选择的渐进变迁过程。各种制度间不但存在互补竞争关系，而且其间的替代也注意寻找交易成本低的变迁路径。
所以，对数字电视整体转换制度出现的制度困境，可行的办法就是继续推进在诱致性制度变迁配合下的强制性制度变迁。两者的互补，才能使新制度最终发生变迁并产生效率。
其次，外部力量对数字电视产业政策的影响，也是一个重要的考察因素。在探究中国传媒产业发展进程时，我们发现了一个重要的力量——技术。
事实已经告诉我们，因为技术，传播领域正在发生着一场巨变。这种根本性的变化或许不是技术本身，但技术所带来的意义却并不仅止于技术层面。当我们试图找到技术对于传媒经济发展的推动逻辑时，集中讨论的焦点就是，“技术进步与制度变迁”的关系：技术在多大程度上、又是如何推动了产业制度变迁?
“外生技术决定论”认为，经济与社会系统无法决定技术进步的方向、速率、结构，相反。后者可以决定前者的方向、速率、结构。
而“内生技术决定论”则认为。技术进步的方向、速率、结构都是内生于社会的，是由社会特定的经济激励机制、政治权力结构、文化演变方向决定的。
诺斯的观点是，制度变迁相对于技术进步而言具有更为基础的地位，正是制度决定了技术进步的实际速率和一个经济的实际绩效，另一方面，他也承认技术进步对制度变
迁的重要影响作用。到底是技术决定制度还是制度决定技术的争论，从来就没有停止过，现在也未有定论。而技术到底在多大程度上对制度变迁发生作用，则更无法在当下得到清晰的解答。
但是，正因为我们处于一个制度变革的关键时期，处于对技术带来的巨大变化感同身受的时期，我们必然关注技术对我们的实际意义。至少，它的确能够解决中国传媒产业制度变中的一些问题。
如前所述，数字电视产业制度安排的一个现实动因就是广电产业受到来自电信产业的挑战。事实上，这种挑战是针对双方的。两个长期垄断的产业都在经历前所未有的技术冲击并将发生巨大变革。就目前来说，至少，技术变迁对原有两个不合理的市场结构直接带来挑战，打破行业垄断，并促成新的市场竞争环境的产生。而打破垄断，正是中国传媒产业制度变迁的一个节点问题。
在这个基础上，是否可以引发继续的思考：技术的发展，对于传媒产业制度变迁而言，会不会产生比市场或者产权更有效的制度?这个问题是属于未来时态的。就目前对中国传媒产业
发展而言，市场或者产权各自也都还没有展现出自己全部的优点和缺点，改革依然是“摸着石头过河”的“试错”和“纠偏”的过程。
产业政策的局限性范文第2篇
[摘要]近几年的经济运行状况表明，货币政策在拉动内需、推动经济增长方面的实际效果不太理想。为什么紧缩性的货币政策在治理通货膨胀、抑制社会需求时政策效应非常显著，而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在治理通货紧缩时却效果欠佳呢？笔者认为其内在原因在于货币政策在刺激需求时存在很大的局限性，我国当前宏观调控中存在的问题相当程度上正是这些局限性的必然体现。需要说明的是，本文所指货币政策是狭义的，即指中央银行为达到一定的货币政策目标，运用货币政策工具控制货币供给、影响货币需求进而影响宏观经济的方针和措施的总和。
回顾20世纪90年代以来，尤其是1993年以来我国宏观经济的走向及其调控，我们发现：在1993年开始的以抑制经济过热和反通货膨胀为主要目标的宏观经济调控中，在缺乏财政政策有效配合的情况下，货币政策起到了主导作用且政策效果非常显著。1997年以后，我国宏观经济状况发生了根本性转变，由长期的社会供给不足和有效需求相对旺盛转向社会有效需求不足和供给的相对过剩。这种转变在货币层面上表现为周期性通货膨胀转向持续性通货紧缩趋势。由此也带来了宏观经济调控目标的根本性转变，在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如扩大财政支出规模、增发国债、增加离退休及行政事业单位工资等的配合下，实施了扩张性的货币政策：自1996年起先后七次调低存贷款利率；1998年1月1日起，取消对国有独资商业银行长期实行的贷款规模限额控制；1998年3月大幅降低存款准备金率；1999年将消费信贷业务放宽到所有商业银行，消费信贷种类放宽到所有大件消费品并先后颁布了一系列支持农业、投资、消费、进出口的信贷指导意见……。然而，近几年的经济运行状况表明，货币政策在拉动内需、推动经济增长方面的实际效果不太理想。为什么紧缩性的货币政策在治理通货膨胀、抑制社会需求时政策效应非常显著，而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在治理通货紧缩时却效果欠佳呢？笔者认为其内在原因在于货币政策在刺激需求时存在很大的局限性，我国当前宏观调控中存在的问题相当程度上正是这些局限性的必然体现。
需要说明的是，本文所指货币政策是狭义的，即指中央银行为达到一定的货币政策目标，运用货币政策工具控制货币供给、影响货币需求进而影响宏观经济的方针和措施的总和。
一、从货币结构看扩张性货币政策的局限性
笔者认为：扩张性的货币政策是建立在扩张货币供给总量和提高货币流动性的基础之上的。而一般的扩张性货币政策所实现的货币供给量的增长是仅就广义货币而言的，在消费及投资需求不振，市场低迷的社会经济环境中，企业和居民会减少现金及活期存款持有量而更多地以储蓄存款、定期存款及外币存款等广义货币的形式持有其资产，由此在货币总量增长的同时却引起货币流动性的减弱，如1994年底m1占m2的比率为43．8％，1999年则降为35％，致使扩张性货币政策的政策效应大打折扣。由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1997年以来扩张性货币政策对有效需求的拉动作用效微力乏的原因了。
政策建议：(1)在继续执行积极财政政策的基础上，要缓解通货紧缩、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货币政策方面必须改变一味增加货币供应总量的做法，在维持广义货币m2增长率相对稳定的前提下，将工作重点转向调控货币供给结构即提高货币流动性方面，鼓励储蓄存款、定期存款等准货币转化为现金及活期存款，使m1的增长率相对高于m2的增长率。(2)通过鼓励消费和投资，对高达6亿多的储蓄存款进行分流，而鼓励消费的基础性工作在于建立稳定的社会保障机制和社会化的个人信用评估体系。而鼓励投资，一方面要加强我国的金融工具创新以增加金融投资的渠道，另一方面必须进一步降低投资限制以鼓励实业投资。
二、从货币供给的影响因素看扩张性货币政策的局限性
当中央银行为刺激社会需求而采取扩张性货币政策时，主要是通过基础货币的投放和降低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的办法来实现的。但是，在微观经济主体消费和投资意愿低下的经济背景中：(1)由于物价水平持续下跌情况下“买涨不买跌”的消费心理及名义利率水平尤其是名义储蓄存款利率水平相对低下，居民的经济行为往往表现为持币待购，由此导致社会现金流通量的增加和现金漏损率的提高，客观上起到了降低货币乘数和抵消中央银行货币供给的作用。(2)因为销售不畅和生产经营的萎缩，企业对于活期存款的交易性需求减少，加上其投资行为受到遏制，企业活期存款在一定程度上会转化为定期存款，如上所述，定期存款比率的上升同样起到降低货币乘数、抵消中央银行货币供给的作用。(3)商业银行在存款准备金率下调和中央银行基础货币投放增加的情况下，可用资金大量增加，与此同时其贷放规模并未随之相应增长，原因有二：第一，企业和居民贷款意愿低下使得全社会贷款需求不振；第二，贷放风险尤其是信用风险增加，商业银行出于风险控制和资产安全性的需要严格控制资金贷放，出现银行“惜贷”现象。最终体现出商业银行资产结构的变化，即超额存款准备金的超常增长，这在一定程度上也起到了降低货币乘数，抵消中央银行货币供给的作用。
综上所述
，在中央银行为刺激社会需求而试图扩张货币供给的过程中，其他经济主体的经济行为在客观上却与中央银行的政策意向背道而驰，进而在相当程度上抑制了货币政策效应的实现。
政策建议：(1)在扩张性货币政策中的制定和实施中注重中央银行的决定性作用的同时，必须将调控重点放在引导商业银行、工商企业及居民的经济行为上，使之“顺对货币政策的风向”，从而在最大程度上发挥扩张性货币政策刺激需求，推动经济增长的效应。(2)在经济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中注重诸多经济政策如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收入政策、投资政策及产业政策、社会保障政策等的综合协调运用，过度依赖于少数经济政策如货币及财政政策的做法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是不可行的。(3)加快和深化金融体制改革，这是走出通货紧缩，推动经济增长所必不可少的。
三、从货币政策的传导看扩张性货币政策的局限性
作为宏观经济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货币政策的主要目的在于综合运用各种货币政策工具来调节货币供给，影响经济主体的货币需求，从而对全社会的投资水平和消费支出规模产生影响，并最终影响社会总供给和社会总需求，使之达到一种动态的平衡状态。由此，从中央银行具体制定和实施货币调控到实现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之间，必然有一个相关的传导过程。以扩张性货币政策的传导为例，这一过程可分为三个层次：
1、中央银行根据刺激社会需求，推动经济增长的既定货币政策目标，运用各种货币政策工具增加基础货币投放，提高商业银行派生存款创造能力，并降低利率水平。这是扩张性货币政策是否有效的基础。但是，在现阶段中央银行投放的基础货币有相当一部分并未进入多倍存款货币的创造过程，其原因在于银行资金的内部短路现象，它是指银行体系增加的准备金没有最终用于向工商企业和居民的放款，而是滞留在了银行体系内部，或是用于银行之间的资金拆借和证券买卖，或是以超额存款准备金的形式存在。这种现象在客观上起到了减少基础货币的作用，基础货币的减少又通过多倍存款货币的紧缩进一步缩减了货币的实际供给，导致社会资金相对减少。
2、商业银行在接受中央银行提供的基础货币，超额存款准备金大量增加的基础上，对中央银行的具体调控做出反应，即根据中央银行扩大货币供给的意向相应调整其业务，动用超额准备金扩大向工商企业和居民个人放款的规模并调低放款的利率水平，同时通过派生存款创造机制影响货币供应总量的增加。作为在中央银行和工商企业及居民之间充当传导媒介的商业银行，在利益驱动的基础上，能否对中央银行的宏观调控意图做出“顺对政策风向”的迅速反应，是货币政策顺利传导的基本保证。但是，由于现阶段商业银行资产的单一化以及现存的银行信贷配给机制自身抑制需求和减少流通中货币的作用，加上银行出于风险控制的目的，在中央银行实行扩张性货币政策，放松银根时，出现了日益普遍的“惜贷”和前文提及的银行资金内部短路现象，大量资金滞留于银行体系内部而未形成对投资和消费的拉动效应。
3、工商企业和居民个人根据中央银行发出的放松银根的政策意向，在商业银行扩大放款规模，金融市场上资金供给充裕、利率水平下降的情况下，相应扩大其投资和消费支出，最终实现货币政策刺激社会需求，推动经济增长的目标。这一层次是货币政策传导的关键，近年我国宏观金融调控的实际效应业已证明，现阶段，即使在积极财政政策的配合下，无论是社会消费支出，还是投资支出，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均无法有效拉动。应该说，当前我国出现的通货紧缩趋势其实质是体制性的，是我国现行经济包括金融体制中诸多深层次矛盾的集中反映。
产业政策的局限性范文第3篇
[主题词]商业化，电动汽车，研究
发展电动汽车是我国能源和环保战略的一个重要方向，商业化运行示范是电动汽车产业化进程中不可逾越的阶段。目前，我国已有北京、武汉、上海等城市分别启动了混合动力电动汽车、燃料电动汽车的商业化示范运行，为实现我国汽车工业跨越式发展、实现“绿色奥运”作准备。而电动汽车产业的特性又决定了电动汽车商业化运行的发展离不开政府的引导与扶持。但是政府在商业化运行中的作用又不能夸大，政府角色安排适当与否，直接影响电动汽车商业化运行的顺利进行。如果政府的行为适当，可以为电动汽车产业化提供适宜的外部环境，反之，则可能成为阻碍因素。
1、电动汽车商业化运行的内在制约因素
1.1、电动汽车商业化运行的基本属性
各国进行电动汽车商业化运行的目的基本相同，主要是通过商业化运行：①发现电动汽车产品技术、设计上的缺陷，改进产品；②建立和完善电动汽车运行基础设施，开发建立充电(或加氢)系统，研发电动汽车维修保养技术和设备，制定维修保养规范；③研究制定电动汽车商业运行经济规则及相关配套政策法规，探索确定电动汽车商业化运行模式；④使更多市民认识和了解电动汽车，达到宣传、教育和培育电动汽车市场的目的。
(1)政府职能属性。近半个世纪以来，由于社会经济的发展，人类生存与自然环境的基本矛盾日益尖锐，环境也日趋恶化，各国政府纷纷采取各种措施降低污染，保证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发展各种电动汽车也是其中一项措施。电动汽车商业化运行的环境、经济、社会效益统一性决定了电动汽车商业化运行具有某些政府职能，如宣传、引导人们的环保意识和使用电动汽车的观念。从提供物质产品和服务角度来看，电动汽车商业化运行与一般物质生产部门和服务提供部门没有区别。但是，从生产过程中人与自然的关系角度分析，电动汽车商业化运行能使人与自然关系更加协调，促进环境、经济、社会效益统一，是持续发展的物质基础和技术保障。
(2)服务属性。电动汽车的商业化运行的服务属性表现为：①为政府的产业政策和环保政策服务，促进电动汽车产业的发展和环境的改善；②为电动汽车研发、制造企业服务，提供示范运行电动汽车产品的试验、检测数据和改进建议；③为社会公众服务，电动汽车商业化运行为社会提供出行、咨询和宣传服务。
(3)战略属性。电动汽车是以科学技术表现的战略实力，直接关系到国家的综合竞争力和经济军事安全。
1.2、电动汽车商业化的运行特征
电动汽车商业化运行揭示了电动汽车运行运作过程中的特殊性，反映电动汽车产业运行主体之间的特殊关系，提出影响电动汽车运行质量的关键因素。
(1)电动汽车商业化运行受政府、市场、公众环境意识三重因素驱动。发达国家充分利用市场机制，拓宽环境投资渠道，调整、扩大环境设施运营主体，逐渐推动企业作为环境投资和污染治理的主体，充分展现电动汽车商业化运行这一行为应该具有经济效益的特点，使环境效益与经济效益兼顾。提高公众环境意识，树立绿色消费理念，催生绿色产品消费需求，拉动汽车需求转型。
(2)电动汽车商业化运行对技术具有高度依赖性。电动汽车的研发制造属于高新技术产业，电动汽车商业化运行过程中对电动汽车设计、检测、试验、维修技术等有高度的依赖性。对于面向末端改进的狭义电动汽车商业化运行而言，主要依靠对电动汽车故障的分析、运行模式监测、针对特定零部件的故障修理技术，对电动汽车整体产品、零部件产品提供故障数据和改进意见。对于广义的电动汽车商业化运行而言，主要依靠建立在系统工程的角度上，对商业化运行与电动汽车商业化影响关系、与电动汽车设计理念等分析基础上，推进电动汽车的产业化。
(3)电动汽车商业化运营模式是提高电动汽车商业运行质量的核心。国际电动汽车商业化运行发展历史说明，电动汽车商业化运行依靠建立运营机制，实现经济效益，提高运行绩效。电动汽车商业化运营模式的核心是在对环境、电动汽车产品和相关服务科学定价的基础上，利用成本效益机制，促使企业进入电动汽车服务运营领域，实现电动汽车商业化的社会化、集约化，提高电动汽车商业化运行的经济效益，提高社会资源的配置效率，推动环境成本内部化，减少产业发展过程中的负外部效应，增加电动汽车商业化运行的有效需求。
(4)电动汽车商业化运行具有运营企业财务收益与社会经济效益相差悬殊的特性。电动汽车商业化运行一般首选公共交通运输服务业，这是因为：①公交系统路况复杂、使用频繁、运行条件相对较为恶劣，有利于车辆性能测试；②电动汽车购买成本较普通燃油汽车要高，公交车辆具有营运特征，易于评估经济效益；③与各国优先发展公共交通的趋势相吻合，有利于降低汽车尾气排放，改善大气质量；④公共车辆运行于城市和城际之间，利于宣传、扩大电动汽车的影响。公共交通具有社会公共事业的特征，必须兼顾服务公众，考虑社会效益，而电动汽车商业化运行的目标之一是使电动汽车尽快商业化，必须考虑经济效益，二者之间存在非差异殊的特性。
2、政府行为在电动汽车商业化运行中的类型
政府行为应该介入经济运行，与市场体系相匹配。从电动汽车商业化运行的基本属性和运行特征可以发现，政府行为对电动汽车商业化运行的成败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首先要肯定市场机制对于资源配置的有效性，确立市场机制对于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同时也承认市场机制在配置资源和其他社会经济目标上存在着局限性。这种局限性具体表现为4个层次：①较低层次上的“市场局限”，严格地说，并不是市场机制本身具有的问题，而在于市场机制得以顺利进行的各种条件难以得到充分满足；②较高的层次表现为作为市场机制核心的微观效率实现机制本身也不是十全十美的，而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③更高层次是指即使市场机制已经实现了充分的微观效率，但这微观效率向社会宏观效率的传导具有不确定性；④最高层次表现为作为市场机制运行全部成果的经济效率与社会经济运行所要达到的最终目标，即社会公平之间未必是完全统一的。“市场局限”的层次性决定了政府行为的层次性。因此，在电动汽车商业化运行中，政府行为同样按照由低到高4个层次展开。
(1)确保电动汽车商业化运行有序运行的政府行为。第一层次的“市场局限”决定了政府要通过一定的措施，为创造和维持市场机制顺利运行而制定法令、制度、标准等，以确保市场机制运行的基本秩序和市场交易的效率与公正性，从而充当监督各个经济个体的活动是否符合市场经济“游戏规则”的权威和裁判。另外，政府的各种经济活动、经济措施都应符合市场经济原则的要求，或者促进这些原则的建立和巩固，而不应破坏这些原则。进一步说，就是不应由于政府的行为影响到各个经济个体正常的决策行为，影响到市场资源配置的有效性。对于某些由于内部产生的消极因素(如运行线路垄断)，政府还应采取财政、法律等各种措施来主动地加以限制和消除。
转贴于
(2)配置社会资源的政府行为。第二层次的“市场局限”决定了政府应当为电动汽车商业化运行中社会资源的配置而积极作为。当然，这不是对市场资源配置机制的否定，而是对后者某些局限性的补充。例如，为弥补市场调节资源配置盲目性、滞后性的局限，政府有必要制定电动汽车商业化运行发展的中长期规划，采取一定的产业政策和地区政策来引导个体的合理经济行为，避免在运行中出现长期性或大规模的失衡。虽然从理论上来说市场调节机制最终也能纠正这些失衡情况，但其调整时间过长、付出的代价太大，而且很可能旧的失衡尚未解决，新的失衡情况又已出现。所以，更为理性的行为应当是尽量避免这些失衡情况的出现，自觉地促进市场资源在较长时间内的最佳配置。这种补充强调：一是通过差别性的政策措施，改变个别成本—收益的结构，并使其与社会成本—效益分析结构趋于一致；二是对于某些个别成本—收益结构与社会成本—收益结构差别极大的项目必须由政府直接承担。
(3)稳定经济的政府行为。第三层次的“市场局限”决定了政府行为的经济稳定职能。稳定经济的目标，是保持高水平的资源利用和保持稳定水平的运行成本，为实现合理的运行效率创造条件。为此可以采取相应的财政金融政策。
(4)维护社会公平的政府行为。第四层次的“市场局限”决定了实现社会公平是社会主义条件下政府行为的最高表现和最终目标，其核心是协调社会分配公平性。提高效率，创造更多的财富和成果，是成功实现电动汽车商业化运行必不可少的手段和条件，但严格地说，它仍然是一种手段和中介，还不是电动汽车商业化运行成功的根本标志。将创造出来的大量成果满足广大劳动人民而不是少数人的需要，才是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本质特征。当然，这一最终目标的实现将是一个长期的、渐进的过程，并将与提高效率、增加社会财富总量的过程同步发展。
3、政府行为在电动汽车商业化运行的促进作用
在宏观调控的市场经济体制下，政府行为已不是简单的“社会仲裁人”，仅仅限于维持法律和秩序，而是在很大程度上介入了国民经济的生产、分配和流通过程，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具体表现为：①通过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和收入政策控制总需求的变动，实现总供求的平衡；②通过建立国有企业来调整产业结构，推动基础产业的发展；③通过调节国民收入再分配过程，建立有效的社会保障制度和社会福利制度，实现社会公平的目标，维护社会稳定；④通过政府投资和消费，支持科学研究和新兴产业部门的发展；⑤通过限制进口、支持出口的各项政策，提高本国商品和国际竞争能力；⑥制定各种中长期计划，引导国民经济的发展方向。
风险投资属微观经济行为，若没有适宜的宏观经济环境就难于发展。宏观经济、政治环境的形成是在长期市场机制运行下，在政府的政策、法律规范、调控下形成的。显然，投资者在没有政府明确政策规范的和缺乏风险投资环境的情况下，是不敢贸然行事的。特别是在我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情况下，从建立和完善风险投资运行所需要的条件看，政府的作用就显得格外重要了。从武汉市电动汽车示范运营1年多的经验可以看出，政府在电动汽车商业化运行发展中的作用主要体现在：
(1)微观规制。微观经济基础活动是整个电动汽车商业化运行的基础，是政府行为定位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政府对微观经济应当放开放活，否则，微观经济就会失去发展动力，致使整个电动汽车商业化运行缺乏活力。在电动汽车商业化运行中，政府的微观规制主要表现在通过地方政府的协调以及资金投入引导电动汽车商业化运行主体走机制创新、体制创新、科技创新的道路，使电动汽车商业化运行能够健康发展，从而促进电动汽车产业的发展。
(2)宏观调控。电动汽车商业化运行涉及到交通、环保、科技、企业等多部门、多行业之间的密切配合和互相依赖，是汽车产业中的一个有机整体。因此，由一个高于各部门之上的机构来对整个电动汽车商业化运行活动进行协调管理，就成为客观需要。
对于电动汽车产业而言、政府宏观调控至少应达到以下两个目标：使电动汽车商业化运行达到政府所设定的预期目标；纠正市场偏差，遏制错误的市场走向，使之回到正确的轨道上来。在目前原油价格急剧上涨和我国传统汽车产业发展的现实情况下，通过宏观调控引导汽车产业的发展显得极为重要。具体说来，政府在电动汽车商业化运行中的宏观调控职能主要包括：①提供基础设施。这些基础设施不仅包括电动汽车商业化运行所必须的交通线路、运营场站等“公共物品”，也包括为电动汽车产业的发展提供基本的制度框架。②计划引导。如对电动汽车创新市场行为主体进行必要的引导，对电动汽车产业与传统汽车产业的相互融合作出示范功能，对电动汽车产业发展方向作出战略性规划等。③政策调节。主要是运用适当的财税政策、金融政策、政府采购政策、产业政策、贸易政策等来扶持电动汽车产业的发展。④促进公平竞争的市场机制的形成，维护市场经济秩序，为电动汽车商业化运行提供良好的外部经营环境。
实际上，在电动汽车商业化运行过程中，对微观经济的消极规制和对宏观经济的积极调控是政府角色中不可或缺的两个方面。对电动汽车商业化运行的宏观调控，必须奠定在有效的微观规制之上。如果在微观领域缺乏有力的法律约束，经济个体可以靠不正当手段赢得利益，那么宏观计划的引导、经济政策的调节都不可能奏效；反之，只有以严密的微观规制限制经济个体的不正当行为，迫使其只能以合法手段追求利益，那么宏观计划的引导和政策的调节才能发挥作用。同样，对电动汽车商业化运行的微观规制，也离不开积极的宏观调控。只有通过积极的宏观调控，才能保证经济个体的行为符合整体国民经济利益，增进全社会的福利。
产业政策的局限性范文第4篇
[关键词] 产业政策实施保障机制 产业政策实施机制 产业政策
一、产业政策的考究
法学界公认，美国于1890年制定的《谢尔曼法》是世界第一部由国家保障实施的现代反垄断法。《谢尔曼法》的制定和实施,大大缓解了美国因长期的完全自由放任政策所导致的经济秩序危机,它是西方早期最有影响的产业组织政策的缩影。中国的产业政策实践堪称源远流长。由于我国封建时代是“溥天之下,莫非王土”,政府可以名正言顺地对工农业生产进行干预,政府行为成为影响封建经济运行的重要因素。马克思甚至提到:“我们在亚洲各国经常可以看到,农业在某一个政府的统治下衰落下去,而在另一个政府的统治下又复兴起来,收成的好坏在那里决定于政府的好坏,正像在欧洲决定于天气的好坏一样。”而产业政策概念在我国的正式启用是在20世纪80年代。譬如，1986年“产业政策”一词正式出现在我国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七个五年计划》中；1989年3月,国务院颁布了我国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产业政策――《国务院关于当前产业政策要点的决定》，这标志着我国开始了产业政策的实践；1994年3月，国务院又颁布了《90年代国家产业政策纲要》，标志着我国已开始建立以产业政策为中心的经济发展体系；之后相继制订的《汽车工业产业政策》、《水利产业政策》、《当前国家鼓励发展产业、产品和技术目录》等产业政策，基本形成了包括产业结构政策、产业组织政策、产业技术政策和产业布局政策等在内的、较为完整的一个政策体系。
综上，产业政策的本质是国家对产业经济活动的主动干预，它的产生及演化与国家的干预思想是相辅相成的，其间尤其要注意的是对它科学合理的界定及功能的理解。
二、当前我国产业政策实施机制的困境剖析
从市场经济体制与产业政策的关系考察，可以发现，我国现行产业政策在实施内容、实施目标、实施手段、影响因素等方面存在问题：
1.从产业政策的实施内容来看，产业政策与计划存在着比较严重的交叉
目前的计划既管总量，承担着稳定宏观经济的任务，又管部分产业投资建设,承担着调整产业结构、促进经济发展的任务。例如,我国交通、通讯、能源等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供给严重不足，产业政策中应当对其给予重点支持,但是这些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同时也是国家计划管理的范围,国家所能掌握的手段,如直接投资、计划内信贷等如果已经在计划中,自然也就没有能力来深化产业政策的实施，因此必然面临着这两种手段的良性互动问题。
2.从产业政策的实施目标来看，产业政策目标与实施政策的手段脱节
传统理论认为，产业政策手段只是政策制定者(中央政府)和贯彻者(主管部门)所掌握的工具，这是必须摒弃的。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实施产业政策中存在着多元主体，其各自利益目标通过协调渗透到产业政策目标中去，从而使每个主体都可能运用自身所拥有的一切手段，通过一定的产业政策来实现自己的利益目标，而这些多元主体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企业，仍没有从旧体制行政领导的阴影中摆脱出来，因而它参与实施产业政策的手段就存在着较大的局限性，从而导致产业政策目标与实施手段相脱节。
3.从产业政策的实施手段来看，过多地依靠增量调整，而存量调整的力度远远不够
由于资产存量调整力度远远不够，我国目前仍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增加投资来获取一定推动力的方式，以求改变不合理的产业结构，这非但不能彻底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相反，却容易陷入低效率恶性循环的怪圈。
4.从产业政策的影响因素来看，当前对国际因素的影响及地区间经济关系的处理重视不够
我国虽然在沿海地带初步建立起外向型经济的基础,但从产业政策来看,尚未把外向型经济发展和利用国际产业结构变动机遇提高到战略高度上来,与此相关的是区域经济关系的处理,沿海地区的迅速发展与中西部地区拉开了差距。现行产业政策,在促进区域经济分工、发挥比较优势、共同发展方面作用乏力,致使区域间经济发展出现了许多问题,如地区间产业结构雷同、地方封锁等,既不利于宏观经济效益的提高,也不利于国际竞争力的提高。
综上，我国目前产业政策上的问题来源于我国的二元经济体制：产业政策的实施缺乏有效的微观基础；地方利益格局的形成给产业政策的实施带来了相当大的困难；扭曲的价格体系对产业政策的实施起着消极作用，基础产业与加工工业产品比价严重不合理，从而诱导地方和企业盲目发展加工业，使基础产业瓶颈作用加剧；宏观调控机制乏力。
三、我国产业政策实施机制困境的克服路径
针对当前我国产业政策实施的困境，其克服路径的完善应当从产业政策实施机制的理念、统一的产业政策体系、产业政策实施保障机制、产业政策法律法规体系等四个方面展开：
1.产业政策实施机制的理念更新
要真正保证产业政策实施机制完善的实现，必须实现产业政策实施机制的理念更新。具体包括如下内容：(1)在产业政策的制定环节中借助动态比较利益方法。用动态比较利益方法来制定产业政策具有较强的效用。我国在制定产业政策时，一方面通过动态的比较利益方法的运用可以提高产业政策制定的科学性和是适用性；另一方面，可以结合我国的资金、技术资源、人力资源等条件，着眼于未来，以适应国际产业加速转换的要求。(2)在产业政策实施机制的各个环节中要根据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注重分区域、分阶段的理念。加入WTO后，我国的市场将会对世界各国更加开放，一些有关国计民生或具有巨大发展潜力的产业部门将面临严峻考验，制定合理的产业发展政策对于我国的产业安全与持续发展至关重要。(3)在产业政策实施机制中要充分利用市场机制，促进产业政策实现。市场机制的运用对产业政策实施机制具有很大的促进作用。我国实施产业政策必须与利用市场机制相结合，而且只能是为了弥补市场缺陷。今后为充分利用市场机制，促进产业政策实现，国家应加速经济立法。尤其是应尽快制定产业振兴法，结合竞争法的适用，打破市场割据，建立健全统一的市场体系。
2.构建完善统一的产业政策体系
目前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遇到的一大难题是结构性问题，而合理的产业结构是我国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一个有力的支撑点，因此，应该把以产业结构为其重要内容的产业政策放在中心地位。具体包括：
(1)产业结构政策方面；目前我们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要依靠切实可行的产业政策，大力充实基础产业，积极振兴支柱产业，重点发展先导产业。国家有必要对基础产业实行倾斜政策，制定基础产业专项计划，建立和完善投资体系，进一步理顺价格，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扩大利用外资规模与领域，积极鼓励和引导各种生产要素向基础产业部门流动。(2)产业组织政策方面；要求新体制下的产业组织政策不仅要从外部规范市场结构与市场行为，而且要较直接地作用于企业，在不损害企业效率的前提下，充分利用企业兼并、合并和发展企业集团等形式，推进企业结构调整，只有这样，才能实现产业组织变动的合理性与高效性。(3)产业技术政策方面；把产业技术政策提高到其应有的高度。(4)产业布局政策方面；国际经济大循环客观上要求我国在内地、沿海地区和国际市场三者之间形成一个完整的经济循环圈。(5)产业政策手段方面。在产业政策目标的实施过程中，多元主体的协调是产业政策形成与实施的基础，那么产业政策手段就不仅仅由政府所操纵，因为每一个行为主体在追求自身利益目标时，都要借助于一定的手段或工具，企业和劳动者个人都是如此。在新的产业政策模式中，这些行为主体的利益通过协调渗透在产业政策目标中，也就是说，它们在追求自身利益目标的同时，实现共同的产业政策目标。
总之，产业政策由产业结构政策、产业组织政策、产业技术政策和产业布局政策四部分构成。当然，这个体系不是静态的、封闭的，而是动态的、开放的，可以根据发展的需要而包括新的内容。同时，产业政策在各国的侧重点是不同的，并根据各自经济的实际情况而不断进行调整。
3.建立健全产业政策实施保障机制
制定和实施产业政策是国家进行宏观经济管理的重要手段，然而，许多产业政策在实施过程中并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因此，应当建立信息传递保障机制和政策监督机制来保证产业政策的有效实施。
(1)建立健全产业政策信息传递保障机制。产业政策信息传递保障机制是以防止信息传导失真为目标的组织的行为和信息在组织内部的传导。要克服信息传递中的环节疏漏，提高产业政策的有效性也可从三方面建立健全产业政策信息传递保障机制：①将产业政策的实施节奏控制在适当的范围内，尽快提高地方和部门管理经济的水平、推进企业的自主健康有序发展，通过营造产业政策实施的微观经济基础，使政策执行主体充分发挥恰当作用，接收主体能够有效响应政策导向。②在推行产业政策过程中，当直接影响到经济发展质量和产业国际竞争力时，就要采取非常明确的调控手段，加大政府的协调、指导和督查等工作力度，保持产业政策的贯彻实施。③在产业政策实施过程中，要注意产业政策的实施与政府职能的互动，即在政府管理经济的模式不适应市场经济和经济发展的要求时,必须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使政府的机构设置、工作方式、管理方法适应发展形势的需要，通过高效率的政府工作为产业政策的实施创造条件。
(2)建立健全产业政策监督保障机制。建立健全产业政策监督保障机制应当明确以下问题：①以国家权力机关为监督主体的产业政策监督保障机制；国家的政治制度不同，国家最高权力机关的形式也不同。但是，产业政策监督保障机制中国家权力机关的支持是必须的。②以各级政府为监督主体的产业政策监督保障机制。经济管理是各国政府的基本职能，就我国的实际情况看，过去和现在政府直接承担的经济管理内容大大超出了应有的范围，管理职能部门太多，机构过于庞大，这相对淡化了政府应当承担的监督职能。从功能上讲，政府对产业政策实施的监督有时间区别，并且由此而引发出不同的监督手段和效果。这种时间上的差别又主要表现在政府产业政策监督手段的具体运用与监督对象之间的相互关系上。
4.构建完备的产业政策法律法规体系
我国在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管理活动中越来越重视利用产业政策，并且其法律化程度也在逐步提高，这对调整我国产业结构，提高产业组织素质和产业技术水平，从而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起了多方面的积极作用。有人认为，最近二十多年来我国推行的产业政策的数量和涉及领域，远远超过以产业政策著称的日本。当然，如前所言，产业政策的法律调整和法治化的效果只是就其应然状态而言的，能否及在多大程度上收到这种效果还要取决于法律规定是否完善。就我国2002年通过的《中小企业促进法》来说，它是我国产业政策法中少有的高层次立法，其基本内容也是较为合理与有效的。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理应在遵守WTO基本规则的前提下保护民族产业，提高产业竞争力，而随着经济全球化、国际市场竞争日趋激烈，靠企业自身的力量来改变在国际分工和贸易利益中的不利地位是非常困难的，因此，要在充分发挥市场功能的同时，积极利用政府的力量引导企业行为，通过实施产业政策，并使其上升为法律，加快产业政策的立法，用法律来保障产业发展。
参考文献：
[1]李昌麒主编:经济法学[M].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295
产业政策的局限性范文第5篇
关键词：货币政策；通货膨胀；政策组合
一、现象分析
2010年以来我国经济已经逐渐从金融危机中复苏，经济保持高速增长，但随之而来的却是国内物价的全面上涨，通货膨胀的严重状况。
图1-1显示了我国2010年4月至2011年3月的CPI走势：
从上图我们可以看出，CPI在这一年期间呈现出逐步上涨的趋势，与我国之前设定的3%的目标相比，可以断定我国目前的CPI是处在一种高位波动的状态。而2011年4月份公布的CPI数据为5.3%，虽然比三月份的5.4%略有下降，但却仍然处在相当高的水平。
二、通货膨胀的原因探究
通货膨胀持续居高不下的原因何在呢？理论上和实证上的研究都认为，引发通货膨胀的根本原因在于货币发行量的大量增加，但是伴随着大量的货币在不同经济领域之间的流通使用，以及在其他助长通货膨胀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使目前通货膨胀的原因更加错综复杂。在原因分析方面我们主要从国内和国际两个方面考虑目前通胀产生的各种推动因素：
（一）国际方面:
近几年我国人民币面临着升值的压力，我国政府为了保护本国出口企业的利益不可能将人民币一次性升值到某一个高位，而只能使人民币币值保持基本稳定，从而给企业一个缓冲期，政府的这种顾虑也就造成国际投机者对于人民币升值的预期依旧强烈，而现在人民币步步上升的趋势也符合他们的预期。08年金融危机过后中国经济提前复苏的态势，以及中国连续提高存贷款利率同时与国外几乎零利率的情况形成鲜明的对比的现象也进一步吸引着国际游资的进入，加之目前国际资金流动性过剩，中国市场为他们提供了很好的投资甚至投机平台。从今年4月份国家公布的数据看，目前我国再次出现贸易顺差情况，这将成为未来国外某些国家对人民币升值施压的又一借口。
（二）国内方面
1、农产品价格上涨：国内农产品上涨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一方面是近期世界粮食市场受到自然灾害等因素的影响，使总体的价格呈现上涨趋势，我国目前也是粮食进口的国家因此这在一定程度上对我国粮食价格的上涨起到了拉动作用；另一方面是游资的炒作：近几个月从大蒜，玉米，大豆到白糖这些基本产品的价格都出现了过度上扬的趋势，究其症结根本在于游资的故意炒作。目前我国政府打压房地产，同时股市行情低迷，这就造成一些资金从这些领域撤离从而去寻找其他投机机会。由于粮食产品需求弹性较小，粮食期货这一金融产品便成为他们炒作的重点。利用期货的高杠杆性，将粮食的价格变动成倍放大以获取巨额利润成为他们炒作粮食的重要操作手段。
2、生产成本方面:企业生产成本的高低直接决定着企业利润的多少，近期我国企业的生产成本有大幅度上升的趋势，主要原因有这几个方面：（1）农产品价格的上升幅度加快，由于自然灾害以及农产品投机的增加使得农产品的价格波动剧烈，这对于以农产品为原材料的行业，特别是食品加工行业的冲击是巨大的，原材料价格的上升直接造成了企业生产成本的上升。（2）融资成本上升，为了应对通货膨胀央行最近频繁采取紧缩的货币政策，贷款利率的上升直接影响到企业的融资成本，企业通过银行正常融资的资金量更小，同时难度也更大，因此这也进一步助长了民间资本借贷的发展，而企业从民间获取的贷款利率比正常银行贷款利率要高很多，这一连锁效应就大大提高了企业融资成本。（3）劳动力成本的上升：从2011年初开始，企业招工越来越难，劳动力出现了短缺的现象。劳动力供不应求，加之物价上升带来的生活成本的上升使得工人要求的工资更高，而通货膨胀――高工资――通货膨胀……的工资和价格螺旋，使得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就此产生。
3、居民预期的影响：西方经济学家很早就提出了居民预期的理论，如弗里德曼的适应性预期理论,卢卡斯的理性预期理论等。目前被经济学界普遍接受的是适应性预期理论，即居民会根据以往的通货膨胀率情况并结合自身对于未来形势的判断，对未来的通货膨胀率进行预测，并根据自己的预测来指导自己未来的经济行为。从中国人民银行2010第四季度的居民储户问卷调查结果看，2010年第四季度居民对物价的满意度为调查以来（1999年4季度）的最低值，当期物价满意指数降至13.8%。73.9%的居民认为物价“高，难以接受”，较上季增长15.6个百分点；24.8%的居民认为物价“可以接受”，较上季降低14.9个百分点。居民对未来物价上涨的预期加强，未来物价预期指数升至81.7%，较上季提高8.5个百分点。其中，认为下一季度物价会继续上涨的居民所占比例为61.4%，较上季度提高15.2个百分点。
三、政策建议
自从2010年以来，中央银行一直使用减少货币供给和提高利率的紧缩货币政策来主动防控通货膨胀，与此同时却忽视了货币政策治理通货膨胀的局限性。由于货币政策在治理通货膨胀方面存在着局限性，治理通货膨胀需要引入其他的治理政策，使之与货币政策形成治理通货膨胀的政策组合，其他可以选择使用的政策可以是收入政策，产业政策和外汇监管政策。
在收入分配领域，加快收入分配机制改革，缩小居民的收入差距，调节过高收入，从而有效抑制由于过高收入人群为实现大量财富的保值增值而引起的各种投机活动；同时相应的提高低收入人群的收入水平，减少治理通货膨胀的社会压力，使拉动经济增长的消费因素和投资因素均衡增长。
同时利用相应的产业政策，加大产业结构调整的力度，特别是加强对宏观经济运行有重要影响的产业的政策管理，例如对房地产市场进行调控，抑制房地产市场的投机及其引发的产业波及效果对经济的冲击；此外，还要主动引导农产品市场，既防止对农产品过度投机引发的价格大幅度波动，又防止因供过于求导致的大量亏损。
在外汇监管方面，在保持国内经济稳定增长的前提下，加强对外国资金进出我国的监管，防止境外资金的大量流入和流出对我国市场的冲击以及价格水平的较大波动；同时加强对人民币汇率的管理，维持人民币币值基本稳定。并且在当前注重有效构建外来资金流入的“资金管理池”的同时，积极引导国内资金到境外寻找投资机会，积极全面的筹备中国内地股市海外板块的设立，提供国内资金保值增值以及投资的更广阔的海外渠道。
参考文献：
［1］弗雷德里克•S•米什金.货币、银行和金融市场经济学(第8版)［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
［2］陈学彬.中央银行概论（第二版）［M］.上海: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
［3］刘继光,沈志群.提高利率能否抑制通货膨胀?――基于成本渠道的理论分析［J］.金融理论与实践,2011,(2):39――41.
［4］王晨铖,李文军.论我国货币政策效应［J］.当代经济科学,2010,(6)45――50.
产业政策的局限性范文第6篇
(一)工业化和信息化并举,在开放中增强国际竞争力
根据加入WTO和国际经济形势的要求,我国新一轮产业结构升级不可能实行梯度升级模式,而应实施跨梯度升级模式。产业结构调整的核心是提高我国产业的国际竞争力,继续完成工业化、引导各产业向深加工方向发展,实现多样化效益和深加工效益。与此同时,适应时代潮流,不失时机地推动信息化进程,占领产业发展的制高点,获取水平分工利益。把工业化与信息化结合起来、采用信息技术等高新技术改造传统工业,努力提高工业的整体素质和国际竞争力,实现社会生产力的跨越式发展。
鉴于经济全球化引致的国际分工的基础和模式等的深刻变化,以及单纯靠“进口替代”、“出口导向”的对外贸易政策促进国内产业结构调整的局限性日益暴露和适应性降低的现象,我们应转变现有的“进口替代”、“出口导向”的对外经济政策,实施开放中增强本国国际竞争力的战略,以此来促进产业结构调整。该战略要求我们在发挥本国资源禀赋比较优势的同时,大力改善后天因素,包括创造有效率的市场环境、投资环境、 形成聚集效益,促使资本、技术和专业人才向本国流动,以弥补资源禀赋方面的劣势。同时大力吸引跨国公司来华投资,积极参与其国际分工、环节分工,尽可能多地利用全球资源,增强“本土”各种类型企业的竞争力 。
(二)“让位”和“就位”改革同时进行,加快政府管理体制改革步伐
1、“让位”于市场、并努力营造有效率的市场环境。在市场和政府的关系上,市场调节是第一位的,政府对不适宜由其直接介入的领域,要主动“让位”给市场,政府则着重于市场秩序的维护,以及对总量和结构进行调节。首先,政府要减少对企业经营活动的直接行政干预。即使是国有企业,也要采用合资、合作、上市、出售、国有股减持等方式,推动产权的多元化改革。其次,在经济转型期,政府要负责维护和培育有效率的市 场环境,打破阻碍经济健康发展的“条块分割”或行政性垄断,建立统一、开放、公平竞争的国内市场,在国外竞争者进入之前,对内资非国有企业优先实行“国民待遇”。
2、“就位”于公共管理,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和公共产品的供给能力。加入 WTO后,市场竞争激烈,产业调整力度加大,下岗失业的压力会越来越大,加之人口老龄化趋势提前到来,因此,政府当前的紧要任务之一就是建立健全覆盖全社会范围的包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和医疗保险等在内的社会保障体系,为产业结构调整解除后顾之忧。此外,政府还应加强对微观主体的服务意识和提高服务水平,完善市场服务职能,促进基础设施建设,加大教育和科技投入、推动技术创新和传播等。
3、建立有效的宏观经济管理体制。加入WTO后,我国的经济增长、就业、物价和国际收支状况将进一步受到国际经济环境的影响。政府应加快改进宏观经济调控职能,完善财税、金融、外汇管理体制,自觉运用经济、法律手段而不是行政性直接干预手段实施宏观调控,完善利率、税率、汇率等经济杠杆发挥作用的制度基础和市场基础,提高货币政策、财政政策配合运用的水平。进一步用好产业政策,研究与WTO框架相协调的产业政策体系。通过间接的更加灵活的产业政策手段,对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给予支持,而不是简单地给予补贴 或保护。
4、建立高效的行政管理体制。政府的行政管理效率是国际竞争的重要“软环境”之一。要建立高效的行政管理体制。减少办事的随意性,必须建立一套科学高效的程序,一切按程序办事,实行依法行政。在精简机构 的同时,建立一套符合公共管理要求的激励约束机制,培养一支高效、廉洁、稳定的公务员队伍。
(三)整体设计,分类推进产业结构调整
根据上面的分析,在开放经济下,我国产业结构调整有逆转的潜在威胁。这是我们要提前规划并加以避免的。一个国家在国际贸易和国际经济关系中的地位,在某个时点上,只能取决于这个国家产业结构的现状;但从动态的角度看,则取决于这个国家产业结构的进化和优化过程。因此,我们一方面应利用加入WTO的机遇和西方正在经历新一轮的产业结构升级的条件,进一步增加对发达国家劳动密集型产品以及其他具有比较优势产品的出口,并且吸收更多的发达国家传递过来的产业,缓解就业压力,促进经济增长;另一方面,我们必须在开放中谋求我国潜在比较优势产业的发展,利用国内外资金、技术和人才,并通过各种适宜的产业振兴政策手段主动提升自己的产业结构,创造动态比较优势,改变我国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
在产业结构凋整整体设计的基础上,应依据上述四类产业面临的国际竞争和战略地位的不同,制定不同的战略,分类推进产业调整。其要点是:
对于第一类产业,要保持并发展其比较优势,增强产品的价格和非价格竞争力,一方面,接受发达国家的产业传递,学习跨国公司各种技术和管理经验,鼓励兼并重组,规模经营,在提高质量的基础上降低成本:另一方面,要尝试向其他国家进行直接投资或股权投资,扩大这种优势。
第二类产业具有潜在的比较优势,是我国产业结构调整中的核心产业。加入WTO后。“进口替代”和“出口导向”战略不再适用,我们只能在开放中增强自己的国际竞争力。政府应鼓励国内企业积极加入胯国公司的全球生产和分包网络,成为跨国公司主导产品的生产基地、零部件供应商和分包商,在专业化分工中提高自己的科技水平和竞争力。对于此类产业中的幼稚产业,政府则应该运用WTO中的相关条款以及各种适宜的产业政策进行必要的保护,以保证其顺利渡过襁褓期。
产业政策的局限性范文第7篇
但是在实施这些新措施时，必须注意出口加工区制度也有其局限性。
首先，我国加工贸易规模庞大，出口加工区难以容纳。由于我国特殊国情和对外开放模式，加工贸易在我国外贸进出口中所占比重和总体规模远高于一般国家，从事加工贸易的企业点多而广，只靠面积、功能都有限的出口加工区是难以负载的。第二，集中封闭管理，即使能遏制加工贸易走私也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走私问题。应该看到，走私的根源是过高的关税壁垒和众多的验关壁垒造成的进口商品国内市场价格的严重扭曲，这种价格量差形成了走私的暴利来源，是走私可以存在并且屡禁不绝的根本原因。利用加工贸易走私只是走私的一种适宜的管道而已，堵死了这管道，还会有新的管道出来，所以解决走私从根本上就是降低关税壁垒和减少验关壁垒。所以，只有配合加入WTO后国内市场的扩大开放和管理体制与管理方式的市场化改革，使我国经济逐步与世界接轨，国内外价格渐趋一致，才能够既最大限度遏制走私，又为加工贸易发展提供良好环境。
七、基本结论
1.今后我国加工贸易发展战略及政策调整的目标和原则应是：继续鼓励加工贸易的发展，注意增强其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作用，努力提高加工过程的技术含量和附加值；扬长避短，使加工贸易发挥促进外贸增长和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
2.通过引进先进技术改造我国中间品产业的现有生产方式，加大人力资本投入，增加对国产料件企业的R&D投入，给予投资中间品生产的外资企业以政策优惠等措施来提高国产料件的质量和技术含量，力争达到国际同类产品的标准。并且，为国产料件提供与进口料件相竞争的公平合理的外部环境。
3.政府应对加工贸易品“转厂”的政策予以适度的简化，从企业的实际情况出发，将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以促进加工贸易“转厂”率的提高，从而增加加工深度和延长在我国的增值环节，以改变我国加工贸易效益低下的现状。
产业政策的局限性范文第8篇
【关键词】企业财务 财务危机
一、观点
第一种观点：“财务危机预警系统是以企业信息化为基础，对企业在经营管理活动中的潜在风险进行实时监控的系统。”这一观点强调了财务危机预警系统的风险控制功能，风险控制虽然是财务危机预警系统的重要功能之一，但其功能远不止这一项，因而这种观点具有一定的局限性。第二种观点：“财务危机预警系统是以企业财务信息数据为基础，以财务指标体系为中心，通过对财务指标的综合分析、预测，及时反映企业经营情况和财务状况的变化，并对企业各环节发生或将可能发生的经营风险发出预警信号，为管理当局提供决策依据的监控系统。”这一观点在风险控制的基础上侧重提出了对财务指标进行分析的预警方法。但指标分析只是财务预警分析方法中的一种，而分析方法也只是财务危机预警系统的一部分，这个系统还应包括组织机制的建立及其它分析方法，因此此种观点也有其局限性。第三种观点：“财务危机预警系统就是通过对企业财务数据及相关经营资料的分析，利用及时的财务数据和相应的数据化管理方式，将企业所面临的危险情况预先告知企业经营者和其他利益关系人，并分析企业发生财务危机的原因和企业财务运营体系隐藏的问题，以提早做好防范措施的财务分析系统。”这个观点比较全面地涵盖了财务预警系统。
二、财务危机预警系统的作用和功能
（1）财务危机预警系统的作用：预知财务危机的征兆。当可能危害企业财务状况的关键因素出现时，财务预警系统能预先发出警告，提醒企业经营者提早做准备或采取对策，以减少财务损失。预防财务危机发生或控制其进一步扩大。当财务危机征兆出现时，有限的财务预警系统不仅能预知并报告，还能及时寻找导致企业财务状况恶化的原因，使经营者知其然，更知其所以然，以便制定有效措施对症下药，防止财务状况进一步恶化，避免严重的财务危机真正发生。避免类似财务危机再次发生。有效的财务预警系统不仅能及时回避现有的财务危机，而且能通过系统详细地记录其发生的原因、解决措施、处理结果，并及时提出改进建议，弥补企业现有财务管理及经营中的缺陷，完善财务预警系统，从而既提供未来类似的前车之鉴，又能从根本上消除隐患。毕竟只要企业吸取教训，不被同一块石头绊倒两次，失败依旧是成功之母。
（2）财务危机预警系统的功能：信息收集功能。财务预警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搜集信息的过程，它通过搜集企业经营相关的产业政策、市场竞争状况、企业本身的各类财务和经营状况信息，据此进行分析比较，开展预警。信息搜集也是一个贯穿于财务预警始终的活动。监测功能。监测即跟踪企业的生产经营过程，将企业生产经营的实际情况同企业预定的目标、计划、标准进行对比，对企业营运状况做出预测，找出偏差，进行核算、考核，从中发现产生偏差的原因或存在的问题。预报功能。当危害企业财务状况的关键因素出现之时，可以提出警告，提醒企业经营者早日寻求对策，避免潜在的风险演变成现实的损失，起到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的作用。诊断功能。诊断是财务预警体系的重要功能之一，它根据跟踪、监测的结果对比分析，运用现代企业管理技术、企业诊断技术队企业经营之优劣做出判断，找出企业运行中的弊端及其症结所在。治疗功能。财务预警系统通过监测、诊断，判断企业存在的弊病，找出症结后，能帮助经营者有的放矢、对症下药，制定有限措施，更正企业经营中的偏差或过失，防止财务状况进一步恶化，使企业恢复到正常运转的轨道上。健身功能。通过预警分析，企业能系统而详细地记录财务危机发生的缘由、处理经过、平息波动和解除危机的各项措施，以及处理反馈与改进建议。作为未来类似情况的前车之鉴，还可以将企业纠正偏差与过失的一些经验、教训转化成企业管理活动的规范，以免重犯同样或类似的错误，不断增强企业的免疫能力。
三、财务危机预警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