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经济调整方针
国民经济调整方针范文第1篇
【关键词】 五年规（计）划 指导方针 发展进程
Abstract ： From twelve five-year plan） rules （delimit guidelines show that China changed and is changing three appearance， experienced and shall experience three historic transformation.
新中国成立以来，除1949—1952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和1963—1965国民经济调整时期外，从1953年开始，我国共编制和实施了十个五年计划和一个五年规划，从今年开始实施第二个五年规划。通过考察党和国家在编制各个时期五年规（计）划时的指导方针，可以从总体上把握新中国的成长发展进程。
1.我国编制的十二个五年规（计）划的指导方针
1.1“一五”计划（1953—1957）实行“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政策”
“一五”计划的主要任务是建立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初步基础。为此，“一五”计划的指导方针为：一是“采取积极的工业化的政策，即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政策”，把重工业的基本建设作为制定发展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的重点；二是“在优先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的原则下，对各种经济成分的安排采取统筹兼顾的政策”；三是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同时，力求使各个经济部门之间的发展保持适当的比例。
1.2“二五”计划（1958—1962）的“中心任务仍然是优先发展重工业”
1956年9月党的在《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中提出了“二五”时期国民经济发展的16条方针部署，包括“继续保持比较高的发展速度”、“正确地处理在国民收入中消费和积累之间的比例关系”、“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同时，发展农业并适当加速轻工业的建设”等。
1.3“三五”计划（1966—1970）、“四五”计划（1971—1975）都是立足“备战”，“把国防建设放在第一位”
“三五”计划、“四五”计划都强调了以备战和三线建设为中心的指导思想，提出“用打仗的观点，观察一切，检查一切，落实一切”，并试图用军事工业带动整个国家的工业化。
1.4“五五”计划（1976—1980）在指导思想上重犯了盲目追求高速度、高指标的老毛病
1975年，国务院草拟了《1976—1985年发展国民经济的十年规划纲要》。1978年初对原来的纲要作了修定，提出了许多不切实际的高指标。十一届三中全会后，1979年4月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对“五五”计划指标作了较大幅度调整，并贯彻执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新八字方针，努力使国民经济真正进入健康发展的轨道。
1.5“六五”计划（1981—1985）确立“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的指导方针
1982年12月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正式批准了“六五”计划。“六五”计划在制定过程中，突出强调了“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的发展国民经济的指导方针以及与之相匹配的包括“依靠政策和科学，加快农业发展”、“有重点有步骤地进行技术改造，充分发挥现有企业的作用”、“讲究生财、聚财、用财之道，增加和节省建设资金”、“坚持对外开放政策，增强我国自力更生的能力”等十条具体方针。“六五”计划的一个特点是，社会发展类指标显著增加，占39%，也正因为如此，“六五”计划的全称随之变更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六个五年计划》。
1.6“七五”计划（1986—1990）提出继续推进经济发展战略和转变经济管理体制
“七五”计划的基本原则和指导方针由11个“坚持”组成，包括“坚持把改革放在首位”、“坚持把提高经济效益特别是提高产品质量放到十分突出的位置上来，正确处理好效益和速度、质量和数量的关系”、“坚持把建设重点转移到现有企业的技术改造和改建扩建上来，走内涵型扩大再生产的路子”、“坚持把发展科学、教育事业放到重要的战略位置上，促进科学技术进步，加快智力开发”等。作为上述方针的体现，“七五”计划首次增加了“国民生产总值”这一总量指标以及三次产业的划分与统计。
1.7“八五”计划（1991—1995）提出加快改革开放、加快经济发展的“双加快”方针
1991年4月，七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年规划和第八个五年计划纲要》，提出了“八五”时期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五个“坚定不移”的基本指导方针，即：坚定不移地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坚定不移地保持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发展；坚定不移地执行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勤俭建国的方针；坚定不移地贯彻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一起抓的方针。
1.8“九五”计划（1996—2000）提出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促进发展、保持稳定的指导方针，并首倡“经济增长方式转变”
“九五”计划是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我国制定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的建议》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包括“九五”在内的未来 15年经济和社会发展必须贯彻九条重要方针，其中第二条方针是“积极推进，“依靠经济体制改革，形成有利于节约资源、降低消耗、增加效益的企业经营机制，有利于自主创新的技术进步机制，有利于市场公平竞争和资源优化配置的经济运行机制。”
1.9“十五”计划（2001—2005）提出了全面、协调、以人为本的发展方针
2000年10月党的十五届五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的建议》，深刻分析了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诸多挑战，提出了制定“十五”计划，必须“把发展作为主题，把结构调整作为主线，把改革开放和科技进步作为动力，把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作为根本出发点”的重要指导方针。
1.10“十一五”规划（2006—2010）的指导方针是科学发展观
“十一五”规划是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编制的第一个五年规划。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十一五”规划的制定和实施遵循“六个必须”的原则方针，即：必须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必须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必须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必须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必须加强和谐社会建设；必须不断深化改革开放。其根本着眼点把经济社会发展“转入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轨道”。从“十一五”开始，“计划”被“规划”所取代。在“十一五”规划中，社会发展类指标占据了全部规划指标的75%以上。
1.11“十二五”规划（2011—2015）指导方针：在科学发展中“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十七届五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全会提出制定“十二五”规划的指导思想是：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适应国内外形势新变化，顺应各族人民过上更好生活新期待，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深化改革开放，保障和改善民生，巩固和扩大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成果，促进经济长期平稳较快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打下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基础。
2.从十二个五年规（计）划的指导方针看新中国的发展进程
我国建国以来五年规（计）划的指导方针.是不同历史时期国家发展路线和发展思路的凝炼概括，也是不同时期国家发展战略的集中体现。从“一五”到“十二五”，指导方针经历了持续的变化。五年规（计）划指导方针的确定，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当时国家领导人的主观选择。而这一选择，既来源于领导人的治国理念和思路.又受制于领导人对包括国际国内形势在内的国情条件的认识。五年规（计）划指导方针的演变，反映了领导人通过实践，不断深化对国情的认识，不断调整指引思想，探索与国情条件相适应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的演进过程。从十二个五年规（计）划的指导方针由重点发展重工业以建立我国的工业基础、到各个产业的协调发展、再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这一演进过程看，新中国处于不断的成长发展之中，我们已经改变了和正在改变三个面貌，经历了和将要经历三次历史性转型。
2.1改变了和正在改变三个面貌
在五年规（计）划编制和实施过程中，在五年规（计）划的指导方针指导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这一实践过程中，中国人民的面貌，社会主义中国的面貌，中国共产党的面貌都发生了巨大改变。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们对“地富反坏右”摘帽后，人民的范围进一步扩大，一切赞成、拥护和参加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和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人民的范围在扩大，人民的生活质量显著提高，人民的精神风貌大为改善。
建国以来，我国面对国际帝国主义的封锁和围堵，成功地建立其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实现了工业化和初步现代化，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正焕发着勃勃的生机和活力，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模式吸引了全球的眼球，成为各国政要和学者争相研究的课题。
在“”巨变，国际共运处于低潮的时候，中国共产党在“三个代表”的指引下，稳住阵脚，韬光养晦，激浊扬清，审慎稳妥地驾驭着中国航船驶过了各种激流险滩，引领人民昂扬地走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康庄大道上。
2.2经历了和将要经历三次历史性转型
国民经济调整方针范文第2篇
[关键词]国防经济 制度变迁 影响 主要因素
任何制度都是一定社会历史条件的产物,随着社会历史条件的变化而变迁。国防经济制度的变迁,本质上是自身矛盾运动的结果,但同时也必然受到种种社会因素的影响和制约,正是这些因素的联系和影响,构成了国防经济制度变迁的内在规律。影响中国国防经济制度变迁的因素很多,概括起来主要有四个方面。
一、国家安全形势
国家安全形势是指一个国家在一定时期内生存与发展所面临的基本态势及其走向。国家安全形势是动态发展的,其决定因素在于国家或地区之间在经济、政治、军事等方面的力量对比。一个国家对自己所面临的安全形势的判断和把握,直接影响着国家关于战争与和平可能性的评判与选择,从而在制度安排上做出相应的调整。国家安全形势对国防经济制度变迁的影响主要表现在:
第一,国家安全形势的变化直接影响国防经济的总体规模和结构。国防经济的特性决定了它在整个国民经济系统中的比重和规模,但国家安全形势的变化会迅速改变这种局面。当国家面临现实的战争威胁、安全形势趋于紧张时,为保证整个国家生存和发展的根本利益,国民经济中的很大一部分会迅速转入国防领域,国防经济的总体规模就会迅速扩张,国防工业生产和武器装备采购就会急剧扩大;当国家安全形势趋于缓和、战争危险解除时,原来紧急转入战争轨道的那部分国民经济就会逐步复员,国防经济的总体规模和结构也就随之改变。国防经济的这种伸缩性就要求国家在不同的安全形势下做出不同的制度安排。
第二,国家安全形势直接影响国民经济动员制度的变化。在相对和平时期,国民经济动员制度主要是致力于提高国家的国防潜力,同时应对各种突发性公共事件;而当国家安全形势恶化、战争危险来临时,国民经济动员就会迅速转入应战体制,国民经济动员制度作用的内容、方式和强度等,都以服务战争和赢得战争为根本指针。
第三,国家安全形势直接影响军队后勤保障制度的变化。不同的国家安全形势,会对军队后勤保障提出不同的制度需求。当国家安全受到威胁、战争一触即发时,就要求军队后勤保障以直接服务战争、最终赢得战争为中心,在战备物资采购、储备、投送等方面进行科学的制度安排,以保障战争的顺利进行,并加快战争胜利的进程;当战争结束或战争危险解除后,军队后勤保障制度服务于战争的功能并不会随之褪去,但此时就要求军队后勤保障制度更多地关注后勤保障效益的提高、促进国防和军队建设与国民经济建设协调发展以及改善军人福利待遇等方面。
二、军事战略方针
军事战略方针“是指导战争全局的方略,是战争指导者运用战争力量和手段达成战争目的的一种艺术”,是对战争中一些带有全局性、长远性问题的筹划和经略,赢得战争是其唯一使命。它是敌对(现实的或潜在的)双方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等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产物,体现着国家的根本利益。军事战略方针的确立和调整,对国防经济制度的变迁有着深远的影响。
第一,军事战略方针的确立和调整决定着国防经济的总体规模和结构。一个国家如果奉行扩张性的军事战略方针,就必然会安排相应的制度刺激其国防经济超常发展,以满足其扩张战争的需要,其国防经济的总体规模和结构也就超出了本国防御的实际需要。建国以来,我国的军事战略方针虽然几经调整,但“积极防御”的总体性质始终没变,这就有利于我们在国防经济制度安排上保持适度的国防经济规模,既能保证国家安全的需要,又不妨碍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并且不会对任何国家构成威胁,从而有力地维护了世界的和平与稳定。
第二,军事战略方针的调整,会对国防工业生产、武器装备的采购及其管理体制、国民经济动员体制、军队后勤保障等方面提出新的制度要求。不同的军事战略方针,要求国防经济在武器装备生产的数量和结构、国民经济动员的方式和强度以及后勤保障的能力和方式等方面做出不同的制度安排。
三、国家经济体制
国防经济制度作为一个子系统,既从属于国家的国防制度,又从属于国家的经济制度。因此,当国家经济体制转型时,国防经济制度也会随之变迁。
第一,国家经济体制转型引起国防经济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的变化。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国防经济在生产资料占有形式(产权制度)上实行单一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条件下,国家实行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社会主义公有制具有了多种实现形式,这就必然引起国防经济尤其是国防科技工业产权制度、投资制度变迁。
第二,国家经济体制转型引起国防经济资源配置方式的变化。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国防经济资源由国家以指令性计划的形式统一配置,完全排斥市场的作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条件下,资源配置采用计划和市场相结合的方式,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这种资源配置方式的变化,对国防科技工业制度、装备采购制度、国民经济动员制度和军队后勤保障制度均会产生直接的影响。
第三,国家经济体制转型引起军队后勤保障方式的变化。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军队后勤保障自成体系,军队后勤社会功能齐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条件下,国家建立起包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医疗保险等在内的社会保障体系,这必然促进军队后勤保障的社会化改革,引起军队后勤保障制度变迁。
当然,影响中国国防经济制度变迁的因素还有很多,但上述因素无疑是最主要的。在一定阶段,当这些主要因素相对稳定时,国防经济制度也较为稳定;当主要因素发生重大变化时,国防经济重大就会随之发生质的变迁。
参考文献:
[1]d.c.诺思.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
国民经济调整方针范文第3篇
【关键词】公共经济 财政政策 相机抉择 消费心理
自金融危机以来,世界各国纷纷出台多项财政方针包括宏观的财政政策和具体的经济刺激、复苏计划,用以扭转国家经济的颓势。由于财政方针对经济活动具有意识的指向作用,通过合理适时科学的政策决策使得很多国家保持了经济民生的稳定;相反的,由于认识滞后、方法不当、运用不合理等诸多原因使得一些国家的经济在寒潮中雪上加霜,更有甚者政府破产,国民埋单;还有一些国家,在危机面前束手无策,只能随波逐流得过且过。
2008年我国的经济走势依然强劲,gdp比上年增长9%,完成了增长较快、价格回稳、结构优化和民生改善四个大的经济主题工程。虽然在第四季度遇到了全球经济严冬的冲击,使得gdp增长速度从第一季度的10.6%滑落到6.8%,但是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正在显现积极效果。2009年三月,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报告》,其中明确了2009年我国在财政上一系列具有指向性的政策方针。如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扩大财政支出结构性减税等政策方案。充分体现了党和政府对国家及国际经济发展走向的准确把握,以及在全球经济大滑坡的形势下中国经济要高调上扬的决心与信心,带领世界经济走向复苏的大国责任心。
针对近年国家推出的财政方针,从以下三个方面谈点思考。
一、财政方针目标定位准确适时合理,促进了经济与民生的稳定与发展
1、根据国家政体指定的偏向民生的财政政策,收到了“保稳定、促增长”的双重目标。由于我国的社会主义国家整体结构,就注定了所有的财政方针的最终获利目标定位为广大人民群众。从我国开始进入市场经济大潮时,没有出现过的经济现象、未发生过的经济问题都不断涌现。国家通过不断优化经济战略结构、制定适时适应的经济政策,解决了譬如失业、通货膨胀等一些在计划经济中不会出现的经济问题。自科学发展观提出后,社会的关注焦点越来越集中在了就业、医疗、教育、养老、旅游等民生和社会失业问题上,国家的财政政策自然相应的向这方面进行大幅度偏移。从gdp、gnp等相应的指数数据上可以看出国家的收入在不断上涨,而从居民收入水平、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等数据的不断增长的趋势得出人民的生活水平也是在稳步提高的。2008年二月开始,结构性价格调整所带来的通胀压力逐渐加大,国家通过调整财政政策,在积极地使用金融工具的同时,加大调整财政投入来扩大供给,使得物价稳定回落,经济平稳增长。
2、相机抉择的财政方针运用合理,审时度势。为了应对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1998年以来我国一直推行积极地财政政策,通过大规模的发行公债实现了公共收入的大幅增长。2003年gnp增长率高达9.1%;自2005年起,推行了“双稳健”的政策,从“控制赤字、调整结构、推进改革、增收节支”四个方面考虑,通过国家减少发行长期国债,转扩大需求为促进结构调整和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等手段,确保了国家与国民经济的快速稳定的增长;2008年随着国际经济形势的低糜,国家为刺激经济的快速发展,又重新推行积极地财政政策,通过投入拉动内需、保证民生等方式,保证国家平稳的渡过这段寒潮期,并逆势上扬。可以看出国家对财政工具的选择使用既慎重又灵活,而且能够准确的根据国际国内经济的波动和走势,主动地通过调整税收和公共支出方向结构等方式,来保证国家的财政方针目的的实现,保证经济的高速发展。
3、在处理各种经济问题的过程中,不断增强经济生命力。我国虽然进入资本运行市场中的时间不长,对一些经济问题的处理还缺乏实践经验,但是,在面对这些纷繁的问题时,国家总会及时的出台相应的针对性强的财政方针。如我国在应对2007年下半年开始的物价指数(cpi)的不正常上涨,通过规范市场运行,不断打压经济泡沫,多次调整证券交易税费、再贴现率、变动利率,起到了很好的效果,逐步使物价回落。而过热的房地产行业吸引了越来越多的资金,已经影响到了其他产业的正常运行,国家为了控制炒房和囤房、降温房地产行业推出了一系列的政策方针,包括购房实名制和不允许以家庭贷款购买第二套住房等,起到了一定的积极效果。
4、注重营造市场经济运行氛围,国家宏观经济调控更人性化。我国从计划经济进入市场经济的转型期开始,就注重了两种经济模式的不同运行氛围和对国民的影响,慢慢的纠正了在转型初期涌现出的如诚信危机、信息披露不对等、不尊重个人财产等一系列的问题。而国家在采用新的财政政策时,会对可能产生的影响进行论证和预先发布通告,尽量全面市场信息。例如国家在规范证券市场打压证券经济泡沫时所出击的一系列“组合拳”,多次对一些不理性的投资人进行了规劝、提示以及风险分析,注重了个体经济人在市场投资上可以理性承担的责任。国家通过政策改革,不断的调整税费,达到了结构更加合理更加符合市场运行规律的目标。而进来对全国影响最大、涉及面最广的税费调整就是取消了与数亿农民切身相关的农业税和不断的提高个人所得税的起征点,充分体现了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在缩小贫富差距和还利于民的不断尝试,提高了居民可支配收入,既提高了总体的生活水平,又扩大了国内需求,一举两得。
二、财政方针的执行效果不甚理想,倾斜性滞后性明显
1、对市场经济规律及经济运行环境的把握上,不够全面。从改革开放到现在已经走过了31年的历程,可以说我们国家是在不断前进,也是在不断探索一条从未走过的路子,既没有固定的模式又没有经验可谈。一些财政政策的目标、方向是正确的,方式方法是可行的,但是运行起来却有诸多的问题。归根结底还是对市场经济的运行认识不到位。市场是个一直在运行的动态机制,这就要求它的理论体系也是动态的。而现行的一些财政政策在执行上所取得的效果不理想的原因主要是对以下的两个方面的把握有偏差。
(1)我国实行的市场经济的独特性使得财政政策的切入点不好准确把握。由于我国现行的经济模式是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体制,是从根本上区别于自由市场经济和完全计划经济的。这就造成了政策在制定上的明显边界线痕迹,既想大程度的发挥市场机制对经济的强力刺激作用,但在另一方面又加上了很多的条框限制。所以应该在不断形成和完善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理论体系上下工夫。
(2)忽略了民众的消费观念和预期消费能力对政策执行的影响。在制定财政政策时,把主要的精力集中放在了市场运行是否合理合规上,而对作为经济个体的个人消费行为的整体力量对经济的影响力估计不足。如我国去年在压制证券市场过热势头时,所颁布的一些“组合拳”,都在短期内达到了一定的效果,但是很快便被飞升的大盘指数给淹没了。如果不能引导好民众预期消费期望的话,只会是将财政政策扔进“人民战争”的海洋。
究其原因,是由于我国只注重了经济层面的转型而忽视了国民在意识层面的接轨。现今在国家各个层面的中坚人才力量都是经历过计划经济的,而改革开放从31年前逐步地改变了人们的生活环境,但对思想意识的转变却远远的落后于经济发展的脚步。应该在注重营造经济发展的人文环境的氛围角度出发,培养民众的经济理性。
2、倾向性财政政策的导向性明显,造成经济发展的不平衡。财政政策方针作为国家宏观经济的法规性文件,具有很强的导向作用。但是这种导向作用应该在一定的影响力下存在,不能超过这个影响的额度而反作用于经济本身,从而造成财政方针的负面效应。而我国改革开放到现在所采取的财政方针,由于导向作用的过剩惯性而导致的负面影响主要又以下两点。
(1)产业结构的不平衡。从这次东南沿海在经济危机的打击下受损最严重的角度来看,不难发现我国的制造业投资不足、依赖外资及海外市场严重,同时对自身制造业在产业链的定位也有问题。一方面由于近几年房地产及土木工程等行业的过热发展和2007年开始的以股市为牵头的金融资产市场的火爆,吸收了各个方面的投资资金,包括较为整块的制造业投资;另一方面,对一直占据对外贸易绝大份额的制造业没有放长眼光去督促转型,去占据能够获利更多的产业链环节。这些都与我国一开始的一些为了能够迅速见成效而忽视正确引导和分配资金比例流向的财政方针,是密不可分的。造成了现在要从世界工厂的人力密集型转向技术密集型的尾大不掉的现状。在面对加工成本增加和海外需求缩水的双重打击下,只能主动停产或是被海外销售公司无情的抛弃。
(2)区域经济的不平衡。我国的非均衡发展战略及倾斜性财政方针策略虽然迅速扩大了gdp数值,加速了国家的经济发展,但是也造成了区域间的发展不平衡。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占据了全国10.7%的土地,承载了国家28.1%的人口的中部地区,在国家的经济板块中越来越“边缘化”,人均地方财政收入列全国最低的现象。面对东南沿海的先一步发展优势,西部大开发热潮及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的这种大背景,国家这才提出了中部崛起的战略。但是现在发力如何之难?长期的政策底谷,一方面打击了当地民众就业及创业信心,造成了中部地区的人才及劳动力的流失;另一方面,长年的国家公共财政投入不足不仅造成了基础设施的缺乏,缺少迅速吸收投资的氛围,而且当地资金被原有的经济热区所吸引,回撤不易。而由财政政策导致的投资资本的高差坡度,使得资金流动起来的速度回更快,更难以驾驭。
3、财政政策的滞后性大,作用效率大打折扣。所有的财政政策都有政策的滞后性和缓释性,这与财政政策传导机制的流畅性有关,也与一个国家的经济运行机制有关。美国的货币政策滞后性为6—18个月,而我国的货币政策时间的滞后性为7—24个月。从数据上看,我国的财政政策滞后时间尚可,但是如果从对经济现象的预测、发现、制定对策直到政策发挥效用整个过程加以贯之的话,就会花费更长的时间。如我国自1993年宏观经济紧缩、到以低膨胀率的软着陆、再到“双积极”的出台、直到现在“双稳健”的实施,都是在被总体的经济环境牵着走,而且每每的财政政策的出台都是在经济问题已经对我国的经济形势产生极大不良影响后,才缓慢出台,并且每项需要废止的财政方针政策,都会有一个刹车式的效果实现的惯性,对新的财政政策的实施产生消极的影响。原因主要在于两个方面:一是由于对于经济现象的分析预测估计能力不足;二是由于我国的市场经济机制的不成熟,导致财政方针作用效应受制度的影响大。很多过去制定的且与经济社会不相适应的制度继续在发挥作用,对财政政策的效果产生重大影响。
三、三点建议
1、广泛的吸收意见,正确估计民众投资意向对经济的影响。由我国经济模式的特有性所产生的经济人的投资心理也应该具有其特殊性,从投资理财科学角度考虑的话,应尽快形成针对我国特有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氛围下的“民众投资心理学”。而作为国家财政政策的制定部门,在制定政策方针前所召开的听证规模应扩大,要有普遍性的统计数据,可以将广布的互联网络利用起来进行听证。弄清作为广大经济个体的民众到底需要什么、意向指向何处、接受的底线到什么程度。这样做不仅可以使财政政策方针更顺利的下达实施,而且符合民众意愿,以人为本。而各类大型网站上可以设立更多的讨论更全面的经济论坛,从国家的角度去进行支持百家争鸣,广泛收集民间意见和听取争辩,为国家经济职能部门平添无数个工作在各个经济部位、环节上的耳目,提供更多的第一手信息。
2、加大对经济大国经济动向和各种经济现象的监视、分析的力度,加强预测经济走向的能力。这次全球性的金融危机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警示:一个世界级的经济大国国内的经济问题,可能会把地球上的每个国家的经济都拖入到泥潭中。也就是说,由于全球经济的一体化,使得身在同一个经济链条上的各个国家都要为可能不是自身问题的问题来承担后果。而正如“蝴蝶效应”所描述的那样,这次次贷危机的原因简单的也许只是从某个人的失业还不起房贷开始的。而应对经济问题时,越快的反应速度就越能为下一步的制定和实施相应政策赢得宝贵时间,把财政政策的滞后性在环节消耗上的时间缩短。我国对各个大的经济国家及群体都有相应的监视机构,但是力度不够,而且缺乏分析和预测能力及机制。首先,要建立多方位收集国内外经济动向咨讯的机构。可以依存于现有的我国驻海内外的各类媒体机构收集信息,然后专职机构可以通过构建大型的信息交流平台进行收集。国家可以通过考量媒体贡献予以资金上的补贴,因为只有真实及时的信息才能保证预测的有效性,从而降低国家经济风险。其次,要对信息进行科学分析及推导。广泛吸收大众舆论及专家学者看法,从不同角度对收集的信息进行分析。分析出对我国下步经济走向可能的影响就达到了为科学预测节省时间的目的。如监控、分析及预测功能的成本为“1”的话,那么所带来的对经济风险的控制收益是不可估量的。
3、以经济危机为契机,向“注重公平,兼顾效率”转型。自1993年中央在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文件中提出“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分配原则以来,对公平与效率的讨论就不曾停息。从“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到越来越多的“更加注重社会公平”,表明了国家对现在的一些只注重效率不注重公平的现象而导致诸多问题的态度。不能否认自改革开放以来,效率优先的增长方式符合了“发展就是硬道理”的战略方针,也达到了非均衡性增长的目的,将我国的生产总值不断的推升。但是也产生了区域发展不平衡、贫富差距拉大等问题。本文认为,可以以这次全球性的金融危机为一个契机短时间的改变一下战略发展的着眼点为“注重公平,兼顾效率”。原因有两点:一是逆势的快速增长需要付出的成本加倍,不能达到“效率优先”的考虑。身处全球性的经济寒潮中,既是机遇又是挑战。如何把握好,就要考虑成本问题。我国有信息也有实力在全球经济低迷的情况下依然实现经济的增长,但是没有必要任然“保8”的快速增长。环境的恶劣肯定会使步伐更为艰难,同样的增长速度所要付出的资金、人力、环境会以加倍的形势进行消耗。应该将主要力量放在国内的完善公共事业、调整产业结构、减少贫富差距上。弃难从易,以低成本换取高收益,其实这也是一种效率的体现。二是树立民众信心。从去年的大盘跳水开始,民众的投资信心倍受打击,而长篇累牍的对全球性金融危机的负面效应渲染也使得人心惶惶。而占国民绝大多数的中间阶层,承受了更多的经济与心理的双重压力。既然要更加注重社会公平,就要加大对社会公平的投入,就要使民众能够看到实实在在的实惠,只有这样才能树立起广大民众度过困难期的信心。而信心形成后,投资热情的调渡和居民消费预期的回暖,也会使国家的经济增长的步伐更为稳健。
【参考文献】
[1] 陈爱东:制度变迁中的我国财政政策效应分析[m].重庆工商大学学报,2005.
国民经济调整方针范文第4篇
关键词：房地产经济；影响因素；具体措施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人们生活水平得到了较好的提高，而其房地产在国民经济中占有一定的地位。在一定程度上讲房地产经济在市场经济中不仅发挥着重要作用，而且还扮演着一定的角色。在新的形势下针对房地产经济波动因素进行分析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能够准确的把握其房地产经济波动的实质性规律，这样才能更好的促进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本文将针对房地产经济波动的影响因素及对策进行针对性的分析。
一、当前房地产经济波动的影响因素
（一）土地供给制度外部影响因素
对于房地产产业来讲是一种以土地为核心进行开发建设的，其实际交易分为两种环节，其一是开发商以及土地部门中的消费者进行的交易。在交易中土地是前期主要的商品，同时也是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另外一种是消费者以及房地产商之间进行的交易，其中房屋作为其主要的商品。消费者只能取其中的使用权，因此在房地产经济波动因素中土地因素是其中的主要影响因素。在当前市场环境发展中，我国相关的改革对房地产经济波动会产生较大的影响，其中货币政策改革就是其中的影响因素。除此之外，一些产业政策等对产地产经济也会产生一定的波动。在土地中的供应总量对房地产市场具有较为重要的影响，对于土地来讲在房地产市场中是其核心因素，如果其市场自身所需求的土地以储存这样的方式进行闲置，进而对导致其市场供应的效果不断减小。因此对于土地的实际供应量主要是指土地实际中的供应量。就总体而言土地实际中的供应总量对房地产总量造成较大的影响。另外，土地供应量对房地产产品实际中的供应预期也会造成较大的影响。
（二）内部影响因素
对于新形势下的货币政策来讲主要是以中央银行为主体，为了实现其目标，运用工具对实际中的货币供应量以及市场利率进行调节，进而影响投资成本以及总需求等，最终对宏观运行实时必要的方针策略。在市场价格走势中供求关系是其重要的影响因素，因而在房地产经济波动中房地产自身的市场供求关系是其主要的影响因素。就整体而言在房地产要想实现扩张就应加大开发商实际的投入，同时消费者自身的需求量应与其保持一致的状态。与消费者实际需求相比，房地产商在供给中的变化具有较大的差异。供求发生变化时就会导致其价格发生一定的变化，因此一些供求平衡仅仅是暂时性的，最终形成一种不平衡这样的情况。在新的形势下，房地产价格也应保持着不断的波动变化，同时进行针对性的调整，这样才能保证房地产经济处于一种稳定的状态。在房地产经济波动中价格的波动是其最为主要的一种波动，对于房地产来讲在实际投资过程中自身具有着投机这样的性质，但是随意的盲目跟风最终导致其房地产价格上涨这种情况发生。最终开发商以及投资者的实际收益逐渐增长，进而越来越多的投资者开始对房地产进行规模化的建设。这样的方式将导致其市场规模在不断加大，同时也代表着交易量在逐渐增加。处于这一阶段的房地产已经进入到相对繁荣的阶段，在这个阶段中其开发者以及投资者能够得到较多的回报。但是由于过度的价格增长，这时的房地产经济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稳定，自身取得的一些经济仅仅是短期的一种效益。因此等到经过这段时间的繁荣期，最终会导致其面临着衰退这样的情况发生。
二、在房地产经济波动的相关对策
（一）政府进行积极的干预
在当前形势下，一些房地产自身的发展速度过快致使国家经济不能承受，同时一些业余产业也造成了较大的压力。因此要想在真正意义上能够保证其宏观能够快速的发展，就应积极利用宏观调控政策进行调整，这样才能促进房地产经济的快速发展。政府在进行干预后，我国经济将在一定范围中与国际经济发展相同步，因此在其宏观调控上应该将其国内经济实际运行情况结合开来。在很大程度上将宏观调控不仅与国内情况相适应，与其国际规则也应接轨，这样才能更好的促进房地产自身的发展。
（二）供求失衡进而出现波动的相应政策
对于供需不平衡这样的情况在房地产中出现频率较大，仅仅是短暂性的一种供需平衡。因此对于宏观调控来讲只能尽量减少其实际的经济波动。在房地产中如果出现了较为突出的供需矛盾，借助市场能力进行协调而没有发挥出较大的作用，进而就会出现经济危机这样的情况。针对这样的情况应该运用强制性这样的方式进行制衡。这种情况的结果是造成房地产自身发展迟缓，需要一定时期进行修复，才能保证其市场的正常运行。因此当有矛盾发生时，应该针对矛盾进行针对性的化解。曾强调“去库存、去杠杆、去产能”就是要求其应该在经济发展形势下，将其资金能够得到最为优化的利用。遵循相关国际政策，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进而促进房地产自身的良好发展。
（三）宏观政策变化导致波动采用的政策调控
科学合理的宏观政策在实施过程中，如果导致房地产经济发展落后，也应继续执行，因为为了长期的利益着想必须坚持。同时针对失控这样的措施，应该给予及时的纠正。除此之外，还应避免政策发生变化这样的情况，应该在整体上保证其自身的稳定性。这样才能减少房地产在实际决策中具有投机性以及相关盲目性这样的特征。作为国家有责任对其房地产价格进行针对性的调整，这样的方式并不意味着进行管制。国家在实际调整中不应对正常的市场价格进行干预，因为这样的价格能够促进企业的良好发展。在整体上针对价格偏离较为严重的进行调控，进而控制在合理范围内。
三、结束语
总而言之，在国民经济发展中房地产经济是其主要的组成部分，同时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因此针对房地产经济的影响因素应该进行针对性的探讨，这样的方式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只有这样才能将其准确的把握波动的规律，进而制定出科学有效的对策。进而促进房地产产业的良好发展，促进国民经济快速增长。
参考文献：
[1]迟立岩.房地产经济波动的影响因素及对策分析[J].知识经济,2017,01:88-89.
[2]柳亚.房地产经济波动的影响因素及对策分析[J].低碳世界,2016,23:214-215.
国民经济调整方针范文第5篇
[论文摘要]20世纪50年代建立起的计划经济体制在一定时期内对维护国家政权、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但同时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它也日益暴露出越来越多的弊端,并最终消亡。本文将试图围绕计划经济体制在中国产生的原因、演变过程以及对它的作用做一点有益的分析。
一、计划经济体制在中国产生的原因
其实,计划经济思想在中国的产生是很早的,最早提出“新民主主义的计划经济”思想的是。1948年9月15日,他在《关于东北经济构成及经济建设基本方针的提纲》中指出:“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的特点,正是在于它能以明确的经济计划去适当地布置我们的人力和物力,去动员千百万人民为这一计划的实现而奋斗”。经、刘少奇等人对《提纲》进行修改后,最终写进了1949年的《共同纲领》中。它规定,新民主主义经济的体制,是实行计划管理与市场调节相结合,指令性计划与指导性计划相结合,计划管理以市场为基础的管理体制,国家将在一定范围内对国民经济实施直接计划管理和间接计划管理。
二、计划经济演变的过程
第一、建立和调整时期(1949-1976)
(一)建立时期(1949-1957)
从新中国建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全面完成,这是我国计划经济体制的建立时期。在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完成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过程中,国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用了短短7、8年的时间,就初步建立起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
(二)调整时期(1957-1976)
后,党开始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对经济体制的改革进行了积极的探索,提出了许多正确的主张;但随着反斗争的扩大化,党内“左”倾思想严重,探索一度出现不少失误。这一时期,主要经历了三次大调整:
①1958年,进行以管理权限下放为中心内容的全面体制改革。体制建立后不久,中央很快就发现了中央和地方以及国家和企业的关系紧张的问题,并对其进行了改革。1956年在《论十大关系》的讲话中,最早阐明了此问题;1957年8月,国家经委提出了《关于改进计划工作制度的初步意见》,提出了对集中过多和控制过严的计划工作制度的改进意见;1958年8月,中央又发出了《关于改进计划管理制度的决定》,指出,实行在中央集中领导下,以地区综合平衡为基础的、专业部门和地区相结合的计划管理制度;在中央和地方的计划权限划分上,扩大地方计划权限。此后,开始了以扩大地方权限为中心的体制改革。
②1961年,进行以加强集中统一为中心的改革。这次改革是针对在“”改革中出现的偏差进行的调整。1959年,就针对“地方权力下放过多,没有搞好综合平衡”的问题,强调要“统一领导,中央集权”。一段时间里,这些正确的意见没有得到正确贯彻执行,直到1961年,中央正式提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才开始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做出了《关于调整管理体制的若干暂行规定》,并对经济管理体制做了相应的调整。
③时期,开始第三次改革。三年调整后,国民经济发展进入正常发展阶段。从1966年开始,进入第三个五年计划,由于不久爆发,此时出现了集中过多的问题,于是中央又提出了下放管理权限的问题。改革先从下放企业开始。1969年,中央决定将鞍山钢铁公司下放给辽宁省,此后,又将包括很多大中型骨干企业在内的央属企事业单位下放给地方管理。同时,在计划体制上实行“块块为主,条块结合”的制度。
第二、改革时期(19781992)
①从1978-1984年9月,初步改革阶段。
首先在1978年7-9月国务院召开会议最早提出经济体制改革中计划与市场关系。如孙冶方重提“价值规律”,李先念提出要善于用经济管理经济,贯彻多劳多得和等价交换的原则等。
然后在1978年底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转移全党工作重点的同时,提出必须对经济体制进行改革,强调指出,我国经济管理体制的一个严重缺点是权力过于集中,应该有领导地大胆下放,让地方和工农业企业在国家统一计划的指导下有更多的经营管理自。
②从1984年10月-1988年底,逐步成熟阶段。
首先在1984年10月召开的十二届三中全会上,党中央作出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比较系统地提出和阐明了经济体制改革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它首次突破了把计划经济同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传统观念,明确提出了社会主义经济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论断,提出改变主要依靠行政手段进行计划管理的状况,充分运用经济杠杆和发挥市场调节的作用,并且还规定了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性质和基本任务以及原则、措施等。从此我国开始了以城市为重点的全面经济体制改革阶段。然后在1987年底召开的党的十三大上,又提出了建立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体制,即国家调控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经济运行机制,从而把“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思想进一步深化了。
③从1989年到1991年底,争论和反复阶段。
这一阶段处于激烈的社会变革中,先是物价改革的“闯关”失败,导致物价大幅度上涨,由此引发了居民的抢购商品风潮,此后中央作出了治理整顿的方针;紧接着出现了1989年的,社会主义的生存面临着巨大的挑战。这些新情况,为一些不主张经济体制改革的人提供了借口,将这些事情的发生原因归罪于市场化改革,因此,批判市场经济的调子一时甚嚣尘上。在此关键时刻,又是政府出来为体制改革定了基调。
1990年12月24日,党的十三届七中全会召开前夕,邓小平同中央负责同志讲话指出,“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区分不在于是计划还是市场这样的问题,计划和市场都得要。”这有力地批驳了反对市场化改革的错误论调。
④从1992年1月到10月党的十四大以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计划经济体制逐步退出历史舞台阶段。
1992年10月,党的十四大作出决议第一次明确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至此,计划经济体制从我国的历史舞台上逐渐退出。此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进入了逐步完善和成熟的时期。1993年11月,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将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目标具体化、系统化,阐明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特征,是建立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纲领。从1993年至1996年的宏观经济调控及其成功“软着陆”,进一步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走向完善。2003年10月,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作出了《关于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了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7项主要任务,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确定了下一步的走向。
综上所述,从计划经济体制在我国的演变过程,可以看出,它作为一种体制,其存在有其深刻的原因,随着社会的发展,其消亡也是必然的。对其的评价,既不能全面肯定,也不能全盘否定,而要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而要按照唯物主义的原则,辩证地分析之。我们要善于从中吸取经验教训,从而为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提供强有力的支持,保证我国地经济健康、稳定、有序地发展。
国民经济调整方针范文第6篇
城市建设方针是中国经济体制和经济发展战略的重要体现,也是工业化、城市化的重要因素。由于我国在很长一个时期对城市和城市建设的认识偏离了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导致城市建设和城市化走过一段弯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使得提高城市竞争力、城乡和谐发展的建设方针逐步形成了共识。未来20年,我国经济仍处于高速发展时期,支撑经济高速发展的主要动力之一就是城市化的加速发展。在工业化中期经济高速发展的带动下,我国城市化正在进入加速发展阶段。2007年我国城市化水平达45%左右,正在进入从30%发展到70%的国际公认的加速发展时期。为了完成这一目标,城市建设方针的探索仍是长期艰巨的任务。
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以后,城市建设方针曾经大致经历了五个阶段:建国初期的“变消费型城市为生产型城市”
(1949-1952);大约四分之一世纪的围绕工业化新建、改建、扩建城市(1953-1978);改革开放前期的弥补市政住宅“欠账”,加快建设第三产业(1979-1990年代前叶);20世纪90年代后半叶以来,随着中国大陆经济市场化和全球化的进程,城市建设方针进入了第四个阶段:提高城市竞争力,树立经营城市观念(1990年代后半叶-20世纪末);第五个阶段:自21世纪初,走上城乡统筹发展之路。这五个阶段的背景、经验、教训迥然不同,体现了半个世纪以来中国的巨大变化,值得我们回味与反思。
把消费城市变成生产城市
1949-1952
新中国诞生前夕,1949年3月,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决议中提出了工作重心由乡村移到城市,开始由城市领导乡村的战略方针。对于怎样才能把城市的工作做好?实施什么方针才能使城市起领导作用?决议指出:中心环节是迅速恢复和发展城市生产,把消费的城市变成生产的城市。这一方针统领着建国初期的各项城市工作。
变消费型城市为生产型城市的城市建设方针,实际上是共产党改造旧城市的一项浩大的社会工程,人民政权在这方面做出了巨大努力。
如在新中国的首都北京,1949年城市刚刚解放,市公安局即将妓院列入特种行业,采取一些必要的限制措施,加强管理。接着统一领导封闭妓院的工作。1950年1月31日,市长聂荣臻在《纪念北京解放一周年》的广播讲话中,根据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精神,明确提出“变消费城市为生产城市”的要求。2月6日,在北京市第一次工人代表大会上,彭真当选为市总工会主席。他在讲话时说,工会的中心任务第一是生产,第二是生产,第三还是生产!话音未落,掌声四起。此后,全市各条战线都为恢复和发展生产而共同奋斗。1949年北京解放后,人民政府把没收的44个官僚资本企业(共有职工约2.1万人)改为国营企业。在这些企业中,首先进行了民主改革,开展了生产改革,依照社会主义生产管理原则,废除旧的不合理的生产管理和技术管理制度,建立新的生产管理和技术管理制度,调动了广大工人的生产积极性。1951年根据政务院的决定,把机关生产并入地方国营工业系统,这些工业企业到1952年已发展到272个,有职工2.5万人。在三年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北京市的工业基本建设共投资8973万元,增强了国营经济的力量。
在接管民国政府的首府南京市时,共产党的方针定位在把这个为官僚服务的消费城市变成为人民服务的生产城市上。政权离开之前,南京千疮百孔,社会混乱,民不聊生。在喧闹熙攘的表面“繁华”中,各色各样的社会垃圾和不安定因素混迹其间。据1948年6月统计,全市号称135万人口中(包括后来划归安徽的马鞍山市和当涂等县),直接从事工农业生产的仅占总人口的l0%左右。到接管之初,无业或失业人数达50万左右。军管会的办法是:凡有益于国计民生的一切公私工商业均有步骤地协助其复工,吸收一大批人员参加生产;有专门技能及特种研究的专家、学者、技术人员及政治条件好、年轻健康、有改造前途者留职或送去培训;开办工人政治学校、军政大学、华东人民革命大学南京分校等培养技术干部的学校与训练班,招收一部分失业工人、公务员和学生入学;对老弱病残、无专长和只能消费的人,送回原籍从事生产或转业;收容散兵游勇,发放路费,建立交通站,护送他们回家生产。在工资问题上,一方面,对解放区来的干部和一些新参加工作的地下党干部、学生等实行供给制;另一方面,对接收的员工按中央“原职原薪”原则,加紧研究制定新的工资标准。解决这几个问题后,工人和其他阶层的群众都比较安定,积极投身到恢复和发展生产中来。在其他城市,也多采取了类似措施,效果良好。经过努力,1949年及其后的一二年内,共产党基本解决了遗留下来的大批无业失业人员这一社会问题,稳定了社会秩序。
以上这些做法,不仅没有引起社会恐慌,反而获得人民的谅解、支持和配合。先期解放的城市,由于共产党及地方政府及时组织力量,恢复和发展生产,工人就业率比统治时期大大提高,1949～1950年期间,失业问题基本得到解决。据统计,1949年职工总数比1946年增加283%,而在1950年第一季度中,单在抚顺、鞍钢、本溪等城市的10个企业中,就增加新招聘的职工16万余人,私营企业的职工人数也有所增加。
尽管如此,由于消费与生产是对立统一的关系,在建设方针的提法上将消费与生产对立起来,不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均是不妥当的。而且当时除了北京、南京这样的大都市外,其它城市消费能力很低,笼统地提出变消费城市为生产城市并不符合城市经济恢复的普遍要求。所以当时其他大城市,如上海、天津等解放之后,即直接将恢复和发展生产作为基本方针,并没有强调“把消费的城市变成生产的城市”这一方针。而对于首都是否一定是“生产城市”,特别是否是“工业生产城市”,此后有许多不同看法。一般认为,首都的功能更主要的不在于直接的物质生产。在城市规划中,需考虑其作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综合功能;更需注重城市人居环境,应将基础设施中的技术内容(资源发展、环境保护、污染防治等)与艺术内容(大众行为、环境形象、精神文明等)融为一体来考虑。
需要指出的是,虽然当年受历史局限,曾经将消费与生产对立起来,但是在物质条件极端匮乏的条件下,先人对于保护历史文物、改善城市环境、便利居民生活等诸多方面,给予了综合考虑,力图统筹解决,并取得了较好的收效。
总的来看,“变消费城市为生产城市”,这一方针有利于恢复和发展生产,却无意于引导消费。实际上,当时所说的消费也并非单纯是经济意义上的消费,方针中对旧的城市与消费均带有片面的批评和贬斥。这种片面性在第二个阶段一度发展成极“左”的、倒退的行为。从历史的角度看,后来的现象并不是偶然出现的。
围绕工业化建设城市
1953-1978
这一时期长达1/4世纪以上,又可分为三个较小的阶段:
(一)围绕工业化有重点地建设城市
从1953年起,中国开始了大规模的工业化建设。城市建设的总方针是围绕工业化有重点地建设城市。当时国力有限,人力、物力和财力集中用于工业建设。城市建设根据国家的工业化需求,有步骤地进行新建或改建。对此,总理于1953年6月曾做出指示:“城市建设上要反对分散主义的思想”,“我们的建设应当是根据工业的发展需要有重点有步骤地进行。”1954年6月,建筑工程部在北京召开第一次城市建设会议明确了城市建设的目标是贯彻国家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为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为生产、为劳动人民服务。并按照国家统一的经济计划确定建设的地点与速度,采取与工业建设相适应的“重点建设,稳步前进”的方针。在这个总方针下,对不同的城市确定了不同的建设方针。第一类城市是有重要工业建设项目的新工业城市;第二类城市是扩建城市;第三类城市是可以局部扩建的城市;第四类是一般中小城市。
第一次全国城市建设会议以后,随着经济建设的发展,不仅出现了一批新的城市和新的工业区,旧的城市也不断扩大郊区的范围。为了防止盲目扩大,中央人民政府内务部于1954年5月发出了《关于调整城市郊区行政区划应注意事项》的通知。通知指出,扩大郊区必须从城市建设实际出发,范围限于政治、经济、文化和国防事业发展上与市区有密切联系的区域,并应随着建设的需要逐步扩充,以免造成郊区过大,领导不便的困难。1955年6月,国务院颁布了设置市、镇建制的决定,1955年11月,国务院第2次公布了城乡划分标准。在城市化与城市建设的规制方面作了初步探索。
“一五”计划时期的城市建设,重点是集中力量建设那些有重要工程的新工业城市。按照城市建设的统一规划,有组织有计划有步骤地建设各项市政公用设施和住宅以及各项生活服务设施,以使城市的生产设施和生活设施配套,满足生产和人民物质生活的需要。这些城市在建设中得到了全国各地的大力支援,取得了较好的效益。
(二)随着工业“”的指标建设城市
自1958年开始的三年“”中,由于庞大的工业建设,特别是全国大办钢铁,各地纷纷增加新职工,农民大量涌进城市,使城市人口骤增。1957年底全国城镇人口为9949万人,占总人口的15.4%;1960年底,增加到13073万人,占总人口的19.8%,3年净增3124万人。全国设市城市数,增加得也很快。1957年底,设市城市有177个;1960年底达到199个;1961年时又增加到208个,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的12年中设市最多的一年。在“”的高潮中,许多省、自治区都对省会和部分大中城市在“一五”期间编制的城市总体规划重新进行了修订。这次修订是跟着工业“”的指标进行的。因此所修订出来的城市规划,城市规模普遍定得过大,建设标准也定得过高。由于工业建设规模过大,城市和城市人口过分膨胀,远远超过了国家财力物力所能承受的限度,城市住宅严重不足,市政公用设施超负荷运转,影响了工业生产和城市人民的生活,而且征用了大量土地,占用了很多民房、绿地,造成了很大浪费,并打乱了城市的布局,恶化了城市的环境。对于这些问题,本应该让各城市认真总结经验教训,通过修改规划,实事求是地予以补救,但在1960年11月召开的第九次全国计划会议上,却草率地宣布了“三年不搞城市规划”。这一决策是一个重大失误,不仅对“”中形成的不切实际的城市规划无从补救,而且导致各地纷纷撤销规划机构,大量精简规划人员,使城市建设失去了规划的指导,造成了难以弥补的损失。
在“”期间,城市建设的发展远远跟不上工业建设规模和城市人口的增长。从基本建设投资的构成来看,城市建设的投资比例大幅度降低了。例如,1952年城市建设投资占全国基建总投资的3.76%,占工业基建投资的9.71%;“一五”期间所占比重,分别为2.6%和5.7%;1958年却分别下降为2.19%和3.4%;1961年竟分别下降到0.7%和1.27%。国家分配给城市建设的材料设备和备品配件少,品种规格也不对路。相形之下,城市建设就成了国民经济中的一条“短腿”,市政公用设施不得不超负荷运转,失修失养严重,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国民经济的发展和城市人民的生活。如1960年,全国城市居民人均居住面积下降到3.1平方米,是新中国成立以后最低的水平。沈阳市人均居住面积只有2.75平方米,太原市人均居住面积只有2.7平方米,南昌市人均居住面积只有2.5平方米。“”的结果,使“一五”时期出现的“骨头”和“肉”比例关系失调的问题,在“二五”时期不仅未得到纠正,反而更加严重了。
1961年1月,中共中央提出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做出了调整城市工业项目、压缩城市人口、撤销不够条件的市镇建制,以及加强城市设施养护维修等一系列重大决策。经过几年调整,城市设施的运转状况有所好转,城市建设中的其他紧张问题也有所缓解。到1964年底,建制市由1961年底的208个减少到169个,低于1957年的177个。城市化进程不仅没有前进反而倒退了。
经过几年调整,城市建设有了一些起色,但“左”的指导思想对城市建设在决策上的错误并未得到纠正,甚至在某些方面还有进一步的发展。因此,在1964年和1965年,城市建设工作又连续遭受了几次挫折。1963年,视察大庆时,作了“工农结合,城乡结合,有利生产,方便生活”的题词。但是,在1964年2月全国开展“学大庆”运动以后,机械地将这四句话作为城市建设方针。有些城市在市区穿插上农田和种植农作物,房屋建设也学着搞“干打垒”,以为这就是贯彻“工农结合”和“城乡结合”的方针。
“”事与愿违,使中国经济的发展遭受巨大挫折,也使城市建设经历了罕见的曲折。由于未能及时全面地总结教训,当城市通过经济调整略有生息之后,“”的浩劫进一步扭曲了城建方针。
(三)在大、小“三线”的建设中,形成了不建集中城市的思想
1966年5月开始的“”,无政府主义大肆泛滥,城市建设受到更大的冲击,造成了一场历史性的浩劫。在大、小“三线”的建设中,形成了不建集中城市的思想。1966年至1971年,“三线”建设进入高峰时期。从战备要求出发,这一时期建设的工厂统统安排在山沟和山洞里,不但不建城市,而且要求新厂建设消除工厂的特征,实行厂社结合;甚至要求以城市向农村看齐,“不建集中的城市”,建“干打垒”房屋。其影响不仅在“三线”建设,而且涉及到全国的城市。
这一时期由于城市建设投资太少,欠账太多,积累的问题便成了堆:住宅紧张已形成严重的社会问题;市政公用设施不足;城市布局混乱,环境污染严重。
回顾工业化初期城市建设的这段历史,除了“一五”时期比较正常以外,城市建设走了20年的弯路,其中的教训是深刻的。20世纪中叶,世界各国的城市化进程正在由盲目无序转变为自觉有序,由土地投机为主导转变为政府控制的合理规划。而我国在工业化的进程中对于城市化建设经历了曲折的道路。总的来看,城市进程迟缓,城市规划主观随意性、盲目性都很大;在“左”的思想流毒下,为了消灭城乡差别,力图把城市变为乡村,更是倒行逆施,违背了历史潮流。
投资市政住宅,发展第三产业
1978-1990年代前叶
改革开放以来,城市建设随着经济体制的改革进入了新的阶段。城市在国民经济发展史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日益突出,并被广泛认同。发挥城市的多功能性,突出第三产业的建设,成为20世纪最后20年中国城市建设的特点。
(一)弥补市政住宅“欠账”
1978年3月,国务院在北京召开了第三次全国城市工作会议,会议由李先念主持,各省、市、自治区和国家各有关部门的主要负责人参加了会议,经过讨论,对城市建设制订了一系列的方针、政策,解决了几个关键问题:
(1)强调了城市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要求城市适应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并指出要控制大城市规模,多搞小城镇,城市建设要为实现新时期的总任务做出贡献。(2)强调了城市规划工作的重要性,要求全国各城市,包括新建城镇,都要根据国民经济发展计划和各地区的具体条件,认真编制和修订城市的总体规划、近期规划和详细规划,以适应城市建设和发展的需要。(3)为协调“骨头”与“肉”的关系,决定从1979年起,先在所有省会城市和城市人口在50万以上的大城市(不含三大直辖市),以及对外接待和旧城改造任务大、环境污染严重的47个城市,试行每年从上年工商利润中提成5%,作为城市维护和建设资金。为了建设好小城镇,加强现有小城镇的维护管理,自1979年起城市维护费的开征范围扩大到一些工业比较集中的县镇和工矿区。并提出今后在国家基本建设计划中,要专列城市住宅和市政公用设施建设(包括供水、排水、公共交通、煤气、道路、桥梁、防洪、园林绿化等)户头。为缓和城市住房的紧张状况,在对城市现有住房加强维修养护的同时,要新建一批住宅。1978年国家先补助城市住宅建设资金2亿元,以后几年国家每年要拨款4亿元,用于城市住宅建设。同时动员地方、企业与国家一起,共同解决城市住宅问题。
由于各级政府重视住宅建设,充分发挥了国家、地方、企业和个人四个方面的积极性,住宅建设规模逐年扩大。住宅建设投资不断上升,占基建投资总额的比例从1978年的7.8%上升为1979年的14.8%、1980年的20%,“六五”计划期间,平均每年达到21%。1979年至1985年,全国用于城镇住宅建设的投资共达1213亿元,占1950年至1985年住宅建设总投资的76.6%。城镇住宅竣工面积以每年平均11.2%的速度增长,城镇共新建住宅8.25亿平方米,占新中国成立36年来建成住宅总面积的60%。这一时期是新中国成立后城镇住宅建设发展最快的时期。据1986年12月2日,城乡建设环境保护部和国家统计局的首次全国城镇房屋普查新闻公报报道:1985年底,全国城镇共有住宅面积22.91亿平方米,平均每人居住面积6.36平方米,其中城市人均6.1平方米,县镇人均6.48平方米。住房设备水平也有提高,一般新建住房每户都有单独的厨房和卫生间。
(二)调整产业结构,突出第三产业建设
在中国的城市体制改革中,所有制的多元化改革是从知青返城开河的;而突出第三产业的意义,则是从国有企业改革引起的。1985年3月6日至13日,国家体改委在湖北省武汉市召开了全国城市经济体制改革试点工作座谈会。2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体改委(办)的负责同志,58个试点城市的负责人等参加了会议。会议提出企业实行一业为主,多种经营,广泛开辟生产、经营、服务门路;企业可利用多余的劳动力兴办第三产业,现有的生产服务与生活服务部门可以向社会开放,独立核算,自负盈亏;允许企业多渠道筹集生产发展基金,并可将资金投向经济效益更高的其他地区和其他行业。
随着城市改革的深化,产业结构升级问题突出起来。所谓产业结构升级,是指三次产业之间和每次产业内部,从既有的均衡与协调出发,通过技术进步、产业和产品创新,形成从量到质的突破,实现新的均衡与协调。世界经济发展史表明,产业结构升级在产业之间的表现主要是产业结构重心从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继而向第三产业转移的过程。中国第三次产业落后,劳务的比重很低。主要原因在于:第一,生产力水平低,商品经济不发达。第二,人民生活水平低。以前中国居民的吃饭和穿衣问题还没有根本解决,不可能对劳务提出很高的要求。第三,轻视服务行业,存在排斥第三次产业的认识与政策。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形成,使得第三产业发展迟缓的矛盾日益突出,成为城市功能充分发挥的“瓶颈”。调整产业结构,发展第三产业,成为城市建设的巨大动力。如北京等城市就提出了“退二(第二产业)进三(第三产业)”的方针。第三产业广泛的经营范围,众多的就业机会,不仅给城市下岗职工带来了新的就业机会,也为农民敞开了致富的门路。环卫工、小时工、修理工及理发、剪裁缝纫、运输等服务行业,给许多劳动“边际效益为零”的农民带来了致富的希望。从而既推动了城市化的进程,也加快了城市现代化的脚步;推动了户籍制度、商品供应制度、劳动用工制度及社会福利保障制度等多方面的制度变革。中国由此跃过“农轻重”比例关系为主的结构调整框架,迈入了产业结构、区域结构、企业结构联动调整的新时期。
随着居民最终消费需求成为结构调整的先导性变量,需求结构多样化升级变迁,拉动了三次产业的扩张和内部结构的复杂化,导致产业、产品、市场不断细分,支撑了20年经济的高增长。与产业结构升级扩张相应,产业的区域布局结构,企业规模、组织结构也发生了重大调整和变化。
20世纪90年代初,上海市委、市政府根据党中央、国务院提出的把上海建设成为“一个龙头、三个中心”的战略目标,确定了优先发展第三产业,积极调整第二产业,稳定提高第一产业的发展方针,有力地推动了上海经济连续七年保持两位数增长。优先发展第三产业,不断增强城市综合服务功能的方针,使第三产业占上海GDP的比重已从1990年的31%上升到1999年的50%左右。金融、航运、信息服务等产业异军突起,已成长为上海经济快速发展的强大驱动力。房地产业开始步入健康发展的轨道,居住型消费已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住宅消费不断扩大,也带动了建材、家电、家具等行业的同步发展。
北京与首钢在城市发展过程中的关系变迁也反映了这一变化。从20世纪建国初期到80年代初,钢铁产量始终是国家地位和综合实力的象征,首钢作为工业企业的代表,也一直是北京经济发展水平标志和工业生产的支柱,是北京作为全国首都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社会的发展,城市职能的定位也逐步发生了变化,北京市的城市定位重新进行了校正,未来的方向将是国际化的大都市和文化经济中心。相应的,产业结构也随之做出调整。在这一背景下,北京市四环以内的工业企业有序地迁出的企业总数达到738家。首钢虽然身处四环以外,但依然面临主业外迁的命运,自身的业务结构也进行了重大调整。2000年,首钢首次实现非钢收入超过了钢铁产业。
通过加快发展第三产业的方针,相关行业呈现出快速发展的势头。如:邮电通信业的电信业务总量平均增长率达47%,收入增长率一直保持35%以上,在邮电业总收入中的比重由1991年的74%,迅速提高到90%左右,因特网数据通讯业务和移动通讯业务增长速度直线上升,成为带动电信业务增长的主要原因。旅游业是第三产业另一个颇具活力的增长点。1999年国内旅游和国际旅游总收入4002亿元人民币,比上年增长16.4%。
提高城市竞争力,树立经营城市观念
1990年代后半叶-世纪之交
1992年中国确立了实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后,在城市化进程进一步加快的同时,经营城市、提高城市竞争力逐步成为城市建设的基本方针;并形成了“九五”、“十五”期间城市建设发展的一个重要特征。经营城市是市场经济体制下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举措,它不仅包含了建设城市,重要的是进一步突出明确了建设的目的、效益与结构、规模。
经营城市、培养和提高城市竞争力的内涵包括:形成稳定的经济发展环境,雄厚的市政财源,较高的开放程度,完善规范的规则和秩序,较高的市政管理水平,较强的城市建设的融资能力,一体化的城市土地综合利用体系和交通体系,安全的自然和社会环境,完善的产业和服务发展网络等。
(一)提高城市竞争力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要求
在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加入WTO的新的历史条件下,城市发展的背景出现了明显的变化:1.经济全球化和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对生产、技术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从而对区域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一个区域要有竞争力,必须要有现代成熟的金融体系、良好的通讯和网络支持、便利的、高效的政府管理和良好的市场秩序。2.竞争的方式发生了巨大变化。参与竞争的不仅是―个企业,而且是企业、政府、行业组织甚至包括整个国家力量的整合,既包括硬件,更要有软件的支持。3.竞争规则发生改变。加入世贸组织(WTO)之后,中国卷入世界经济大潮,必须按照国际惯例办事。4.由当前所处的发展阶段决定,要改变经济增长方式,只有打破自然经济的封闭和传统计划经济的模式,建立一个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开放的高效的城市经济,才能迎接挑战。5.城市的功能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城市已成为各种市场交换关系汇集的经济单元,成为市场配置资源的重要单位。曾经在计划严格控制下的人流、商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等开始自由流动,成为城市之间争夺的目标;城市、企业、投资者之间的计划配置关系逐渐转变为市场机制作用下的双向选择关系,面对这些新情况,要使城市经济得到快速发展,就必须按照市场经济规律,综合运用城市土地资本、地域空间及其他经济要素,从总体上运作城市经济,在整个城市范围实现资源配置容量和效益的最大化、最优化,做好经营城市这篇大文章。因此,经营城市,提高城市竞争力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要求。这些变化使竞争以全新的形式呈现在我们面前。
(二)世纪之交中国大陆竞争力强的十大城市
竞争力的强弱是一个历史的动态的范畴。衡量一个地区经济整体实力的指标很多。以国民生产总值来看。1992年,中国出现第一个千亿元级的城市――上海,当时的国民生产总值为1054亿元。1994年北京达到1083亿元,加入了国民生产总值千亿元的行列。1995年广州达到1243亿元。1996年增加了重庆、天津、苏州。至1999年,进入千亿元的城市已有上海、北京、广州、重庆、天津、深圳、苏州、杭州、无锡、成都、武汉、宁波、沈阳、大连。在这个名单中,一些长期名列前茅的省会城市、区域中心落伍了,如西安、长春、哈尔滨、济南、南京等,而成都、武汉、沈阳等也被深圳、苏州、杭州、无锡挤出了前8名。
2001年,国家组织专家学者评出20世纪末中国最具竞争力的十大城市,依次为:上海、北京、深圳、广州、大连、天津、青岛、厦门、武汉、南京,并对其优势与劣势作了分析与评价。虽然对这次评估尚有不同看法,但其是一个标志:在21世纪,对城市建设的评价不仅在于其工业化水平的高低,建设规模的大小,而要看其竞争力。对城市竞争力高度关注,反映了当时国际竞争出现的新形势和新特点,反映了中国进入经济发展的新阶段对区域经济发展提出的新的要求。
走城乡协调发展的城市化道路
进入21世纪,我国城乡关系中长期存在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不协调的问题突出出来。这两个不协调所造成的城发展差距扩大,不仅严重制约了农村经济社会发展,而且也在相当程度上制约了城市经济社会发展,从而使整个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长期处于一种失衡状态。统筹城乡发展,是党中央在新世纪新阶段解决“三农”问题而制定的一项重大方略。从根本上改变城乡二元结构,逐步实现城乡一体化。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十五”计划、“十一五”规划都突出了这一点。中共十七届三中全会把加快形成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新格局作为推进农村改革发展的根本要求,总书记指出,加快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是破解农业、农村、农民工作难题的根本出路,是推动城乡生产要素优化组合、促进城乡共同繁荣的根本举措,是缩小城乡差别、实现城乡共同繁荣的根本途径。这是一个重大的战略决策,使城市化进程与城乡一体化建设相结合的步伐加快。自2005年6月以来,我国已形成上海浦东新区、天津滨海新区、深圳市、武汉城市圈、长株潭城市群、重庆和成都等东中西七个国家级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互动的试点格局。这些试验区的设立为我国探索区域发展新模式、突破区域发展瓶颈、实现新型城市化、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提供经验和示范。
国民经济调整方针范文第7篇
关键词：汇率升值；中国；经济；影响
中图分类号：F820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08）19-0082-02
一、人民币汇率升值的原因分析
（一）经济增长对人民币汇率的影响
无论从何种角度看，经济增长状况始终是决定一国货币价值的根本因素。其原因在于：如果一国经济增长率较高，人们对宏观经济的良好运行状态产生信心，外国投资者必然踊跃前往该国投资，从而引起该国国际收支资本项目的收入增加，该国货币需求旺盛，币值自然上升。但也不能就说“经济的高速增长会带来货币升值，而经济增长的停滞或衰退则会使货币贬值”。事实上，经济增长对汇率的影响可从两个方面来分析：（1）一国经济起飞阶段，由于生产力水平低，经济的发展表现为粗放式经营，伴随着经济发展的是较高的通货膨胀率，较高的通货膨胀率使国内的一般价格水平上升，从而本国的币值下降，即汇率的上升。这与中国在1981―1994年的经济增长速度很快的同时人民币也跟着贬值的事实相符。（2）一国经济较为成熟阶段。当经济增长较快时，产出必然增加较快，这就使它相对以前有更多的供给，包括更多的出口品的供给，而消费者的需求虽然随着收入而增长，但凯恩斯的边际消费倾向递减律表明，消费需求的增长赶不上产出供给的增长，故在经济快速增长时期，供给相对消费的需求旺盛，从而对物价有向下的压力。这就使得1995年开始人民币随着中国经济增长而出现升值压力的原因所在。
（二）国际收支状况和外汇储备情况对人民币汇率的影响
外汇市场的形成与国际贸易和投资是分不开的，国际收支是一国对外经济活动中的各种收支的总和。在浮动汇率制下，市场供求决定汇率的变动，因此国际收支逆差将引起本币贬值，外币升值，即外汇汇率上升。反之，国际收支顺差则引起外汇汇率下降。由于国际收支平衡表中经常项目差额和资本项目差额不仅是国际收支状况的主要影响因素，还是外汇储备的重要影响因素，因此我们将选取经常项目差额和资本项目差额作为分析指标，揭示国际收支对人民币汇率的影响。第一，经常项目对人民币汇率的影响。随着对外贸易规模的扩大，经常项目顺差近年来保持着较高的水平，这就潜在地形成了人民币升值的压力。第二，资本项目对中国汇率的影响。一国外汇储备的减少意味着该国外汇市场上需求大于供给，本国货币有贬值压力，储备的增加则表明外汇市场上的供给大于需求，本国货币有升值的压力，而通过分析发现资本项目和外汇储备量有较高的相关性（0.65）。同时外汇占款的增多也导致货币供应量的激增，对国家的宏观经济运行以及通货膨胀构成一定的压力。
（三）货币供应量对人民币汇率的影响
人民币汇率与中国货币供应量大体上成正相关，由于改革开放的深入，国外投资者不但可以利用中国廉价的劳动力，更看好中国庞大的国内市场。因此，外商投资大幅增加。由于紧缩性的货币政策，人民币资金相当紧张，外资进入又多，所以出现了明显的外汇供大于求，造成人民币升值趋势。
（四）中外利率差异对人民币汇率的影响
利率政策是一个国家重要的货币政策工具。利率影响汇率的方式也是多种多样的。利率的相对高低会影响资本流动的方向就是其中一个重要的方式，较高的利率水平会刺激国际资本流入，并减少本国的流出资金。从而影响国际贸易规模，使利率差异对汇率走势的影响力不断提高。
二、人民币汇率升值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一）人民币汇率升值对中国经济的有利影响
汇率变动对经济产生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人民币汇率升值的有利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刺激进口增加，人民币汇率升值，国外消费品和生产资料的价格比以前便宜，有利于降低进口成本；二是有利于改善吸引外资的环境，人民币汇率升值，可使已在华投资的外资企业的利润增加，从而增强投资者的信心，促使其进一步追加投资或进行再投资；人民币汇率升值将吸引大量外资进入中国的资本市场，间接投资比重将进一步增加。三是有利于减轻外债还本付息压力，人民币汇率的上升，未偿还外债还本付息所需本币的数量相应减少，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外债负担。
（二）人民币汇率升值对中国经济的不利影响
1.抑制出口增长
人民币汇率升值后，出口企业成本相应提高。在国际市场价格保持不变的情况下，出口利润的下降将严重影响出口企业的积极性；如果出口企业为维持一定利润而提高价格，则会削弱出口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不利于出口的持续扩大和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占有率的提高。人民币汇率升值将对中国大量劳动密集型出口产品的国际市场价格竞争力造成伤害。
2.影响金融市场的稳定
资本市场上活跃的多为国际游资，这部分资金规模大、流动快、趋利性强，是造成金融市场动荡的潜在因素。在中国金融监管体系有待进一步健全、金融市场发展相对滞后的情况下，大量短期资本通过各种渠道，流入资本市场的逐利行为、易引发货币和金融危机，将对中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造成不利影响。
3.影响货币政策的有效性
由于人民币汇率面临升值压力，为保持人民币汇率的基本稳定，迫使中央银行在外汇市场上大量买进外汇，从而使以外汇占款的形式投放的基础货币相应增加。从表面上来看，货币供应量在持续增长，但供应结构的差异却造成资金使用效率低下，影响了货币政策的有效性。
4.增加就业压力
由于目前中国提供新增就业机会的主要是出口企业和外资企业，人民币升值将抑制或打击出口，最终将影响到就业。在当前中国就业形势极其严峻的情况下，人民币汇率升值将可能恶化就业形势。
三、针对人民币汇率升值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提出的对策建议
（一）缓解人民币汇率升值的压力
汇率升值的压力来自于多个方面，而出口的快速增长、资本流入、外汇储备迅速增加，都是重要影响因素。但是，当前中国经济增长的对外贸易依存度很高，从对外贸易入手，减轻人民币升值压力较为不易。不过，在中国的对外贸易伙伴中，对美顺差最大，来自于美国的压力也最大，因此，我们可以通过调整对外贸易地理结构来减轻对美国市场的依赖。针对资本流入所带来的压力，在继续鼓励外资流入的同时，我们的企业可以适度考虑以对外直接投资方式进入他国市场。针对外汇储备迅速增长所带来的压力，我们可以采取措施适当控制其增长速度。另外，也可以考虑推行QDII制度。通过这些措施，可以一定程度上缓解人民币升值的压力，为渐进式调整人民币汇率水平打下基础。
（二）在全球化背景下权衡人民币升值问题，适时调整汇率水平与汇率制度
从国际经验来看，既然经济大国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面临汇率升值的内部压力与外部压力是不可避免的，而人民币升值是大势所趋，在人民币未来的升值过程中，避免出现类似“广场协议”那样的大幅度汇率调整极为重要。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不要签订类似“广场协议”式的国际性文件。为此，要让汇率始终能够反映经济基本面。我们要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在未来一段时期内，对人民币汇率适时作出适当的调整，使汇率水平既能真实反映中国的经济状况，又能避免未来人民币快速升值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我们要认识到，成功地调整人民币汇率政策，对于未来的宏观经济稳定、贸易品部门与非贸易品部门产业间的平衡发展以及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都具有深远而积极的意义。而这一点，有待于政府采取果断措施，消除升值预期。
（三）要综合处理汇率升值影响物价水平所产生的问题
对于人民币未来走势，基于巨大的升值压力，我们必须对其可能对物价水平的影响引起足够的重视。我们要实事求是，具体深入地分析他国汇率波动的历史教训，才能真正有助于我们借鉴。汇率问题，涉及面甚多，在中国越来越多地参与各种国际交往的情况下，汇率变动牵一发而动全身，因此必须予以高度重视。
我们不能单从本币的升值来看对物价和对整体经济的影响，不能因为眼前出现的通货膨胀趋势而寄希望通过人民币升值来抑制短期通胀压力。在短期内，保持人民币汇率稳定具有重要意义。毕竟，通过人民币对外升值来抑制通胀的短期作用也是有限的，但汇率升值对宏观经济所造成的影响是整体的，且宏观经济政策对物价的影响也会抵消本币升值对通胀的抑制作用。所以说，要认真研究综合处理汇率升值通过影响物价，进而影响经济系统的问题，为未来人民币升值后减轻对经济的负面影响作好准备。
（四）其他减轻人民币升值负面影响的对策
针对人民币升值对出口贸易的不利影响，我们可以适时调整我们的贸易战略，减少经济增长对外需的依赖程度。作为出口企业来说，要努力增加出口产品的附加值，逐步改变原来低劳动力成本、低价格进入国际市场的做法。针对出现人民币升值对物价水平下调的压力，以及对总需求的负面影响，我们可以通过西部大开发的措施，扩大内需来解决。针对人民币升值所带来的储备风险，我们要深入研究未来世界主要货币的变动趋势，根据我们进口规模，适时调整中国的外汇储备币种结构和总量规模。针对人民币升值对房地产市场的影响，我们可以大力发展多元化的金融市场，增加投资、融资渠道。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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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任晓东，安岗.人民币升值及汇率制度改革对经济的影响[D].经济学论文，2008.
国民经济调整方针范文第8篇
有的青年说，粉碎“”以后，国民经济取得了很大成绩，为什么还要进行调整呢？的确，两年多来，我们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是很快的。一九七八年钢达到了三千一百多万吨，煤炭突破了六亿吨大关，石油比一九七七年增长了百分之十一点一，发电量比一九七七年增长了百分之十四以上。同时，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人民生活也有了一定程度的改善。但是，我们也要看到，、“”长达十年之久的破坏，造成国民经济比例失调的问题是十分严重的。粉碎“”以后，面对濒于崩溃边缘的国民经济，人们有迅速恢复和发展生产的强烈愿望，各方面都大干快上。再加上我们缺乏经验，有些事情上没有处理好，基本建设战线一再拉长，在引进先进技术方面缺乏统筹安排，重工业特别是钢铁方面投资增加过大，等等。这样，就使本来存在的比例失调问题更加突出了，各方面长短多缺的问题暴露得更加明朗了，也使我们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拿工业和农业来说，农业发展的速度慢，不仅养活城市人口有困难，而且直接影响以农业为原料的加工工业的发展，不把农业搞上去，工业是难以发展起来的。在工业内部，燃料、动力、原材料工业和加工工业的比例失调。俗话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目前，原料、燃料和动力供应十分紧张，在这种情况下，加工工业要发展是办不到的。再看基本建设，现在全国有几万个在建项目，据初步估计，如果把它们全部建成，需要用掉几年的基本建设投资。如果不进行调整，其中有的建成后不能形成综合生产能力，有的建成后是应该淘汰的落后技术，而急需的项目又不能得到保证。同时，也存在积累和消费比例失调，积累过多，在投资的安排上挤掉了对农业、轻工业的投资，挤掉了人民生活必须的各种设施的投资。面对这种状况，究竟是调整好，还是不调整好呢？当然是调整好。在比例失调的情况下，想继续高速度发展经济，只能是一种幻想。因为它不符合客观规律的要求，必然是想快反而慢，欲速则不达。社会主义经济是计划经济，只有按比例发展，才有高速度。因此，只有缩短战线，集中力量，调整各种比例关系，加强综合平衡，才能为今后国民经济的持续的高速度发展打好基础。调整决不是消极的措施，而是为了更好的前进，退一步是为了进两步。
我们把国民经济的调整叫做“退一步、进两步”，不过是一个形象的比喻。其实，这次是在前进中调整，在调整中前进，在调整中提高。我们一方面要根据“择优”的原则，对一批技术落后、消耗高、质量差、长期亏损的企业，实行“关、停、并、转”；停建、缓建一批不符合基本建设要求、技术落后和污染严重的半截子工程。另一方面，要大力加强农业，要迅速发展轻工业、建筑材料和燃料动力工业，以及交通运输、住宅和公用设施建筑等等。同时，还要加快建设一批具有七十年代、八十年代技术水平的骨干项目。因此，这次调整是有上有下，有进有退，在调整中提高，“退一步”中就包含有前进的内容。
有些青年一听说调整就有些灰心，说：这样下去，何年何月实现四化？国民经济比例失调，是客观存在的事实。我们认识了这个问题，提出调整的方针，就是找到了根治弊病的药方。这样，就为我们高速度发展打下了一个坚实的基础。好比盖高楼，只有地基打得牢，大楼才能盖得高。在我们的经济建设中，就有过这样的经验。一九五八年到一九六0年，由于天灾人祸，国民经济出现了严重的比例失调。同志从实际情况出发，提出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得到了党中央、同志的批准。经过两三年的调整，经过全国人民团结战斗，艰苦奋斗，勤俭节约，就基本上克服了比例失调的现象，使国民经济走上了高速度发展的轨道。从一九六三年到一九六五年，我国工业发展速度每年平均增长百分之十七点九，农业总产值每年平均增长百分之十一点一。这就证明，只要我们调整好比例关系，就可以使国民经济高速度地发展。现在，我们的物质基础比那时雄厚得多，如一九七七年全国国营工业固定资产为一九六二年的三倍以上。同时，又有了前一次调整的丰富经验。这次调整工作，一定可以搞得更好。经过调整，我们的经济一定会有更大的发展。所以在目前情况下，调整是加快实现四化的重要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