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常态经济的基本特征
开篇：润墨网以专业的文秘视角，为您筛选了八篇新常态经济的基本特征范文，如需获取更多写作素材，在线客服老师一对一协助。欢迎您的阅读与分享！
新常态经济的基本特征范文第1篇
“新常态”下我国经济正经历从高速增长到中高速增长，经济结构由制造业到服务业调整，经济增长动力由要素与投资驱动向创新驱动的深刻转变。经济新常态给银行业整体发展带来了一系列显著变化。基于此，银行业金融机构应积极适应新常态，不断完善发展模式，转变风险管理理念，调整丰富业务结构，依托互联网技术，实现新形势下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
新常态；银行业；发展策略
一、基于宏观经济视角的新常态概况和基本特征
在第40届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上，美国太平洋基金管理公司总裁埃里安首次提出了新常态的概念，主要是对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世界经济及政治状态的总体描述与推测。针对我国经济基本面长期趋好，经济从高速增长到中高速增长的换档期、经济结构调整的阵痛期、前期经济刺激政策消化期等“三期叠加”的客观形势，在2014年提出了我们要从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出发，适应新常态，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态。从宏观经济视角而言，在国际金融危机影响及国内原有经济模式难以持续的背景下产生的新常态具有如下基本特征。
（一）经济从高速增长转变为中高速增长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一直保持高速增长，目前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14年我国GDP首破60万亿元，但是增速仅为7.4％，增速滑落至1990年以来的新低，我国经济增速开始从10％以上的高速增长转变为7.5％左右的中高速增长（详见图1）。在前期累积的巨大经济总量的基础上，我国经济进入平稳的中高速增长阶段是符合客观经济规律的。纵观世界近现代经济发展史，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经济增长速度均会出现一定程度的回落。比如在确定外向型经济模式后，韩国经济在20世纪70年代实现了高速增长，GDP年均增长率达到了11.2％。然而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韩国经济深受国际经济环境变化影响，外向型经济所带动的高速增长模式难以为继，韩国进而进入经济结构调整阶段。在遭遇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韩国经济一直呈现低速增长态势。由于经济结构转型升级及经济生产要素（劳动力及经济资源）的供给约束，我国经济进入中高速增长阶段是符合我国国情的。
（二）经济产业结构从制造业为主向服务业为主转变伴随我国经济步入新常态阶段，我国经济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升级，服务业逐渐成为经济产业主体，我国经济正由工业主导向服务业主导加快转变。2014年，我国服务业占GDP比重提高到48.2％，高于第二产业5.6个百分点，全国网上零售额同比增长49.7%（详见图2）。虽然说近年来我国服务业增长较快，但是与发达国家服务业占经济比重一般达到70％以上相比还有较大差距，就业弹性较高的服务业对我国经济发展的拉动作用尚需进一步发挥。在服务业持续增长的同时，工业经济内部结构正在不断优化，截至2014年底，工业中高技术产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12.3%，快于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速4个百分点；装备制造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10.5%，快于规模以上工业增速2.2个百分点，整个工业经济向中高端发展的趋势显著。
（三）经济增长动力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改革创新驱动转变在经济发展增速放缓，经济结构不断转型升级的趋势下，过去30年得益于人口、资源、环境等要素强力投入带来的高速增长难以持续，同时资源消耗过快、环境污染严重等问题同步出现。由于劳动力人口结构悄然变化导致长期以来的人口红利逐步减少，过去廉价劳动力及资源粗放型模式难以推动经济的持续发展。这就要求将经济发展的动力由要素、投资驱动逐步向改革创新驱动转移，通过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来带动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一方面坚持市场取向，全面释放改革红利。通过简政放权、加快完善现代市场体系、增强微观主体活力，全面深化改革，不断增强经济发展动力。另一方面，进一步发挥科技创新的支撑和引领作用。充分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动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的全面创新，坚持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以产业化为方向，坚持企业在创新中的主体地位，增强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不断形成经济增长新动力，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二、新常态经济对银行业的主要影响分析
经济决定金融，金融是现代市场经济的核心，经济的新常态对金融的发展提出了新的机遇与挑战。在我国，作为金融业主体的银行业受此影响更大。具体表现为如下几个方面。一是经济增速趋缓导致银行业高速增长模式难以为继。实体经济是银行业等金融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新常态下经济转为中高速增长，相应带来银行业等金融机构原先的高速增长模式回归适度增长。金融业的顺周期性在经济发展速度放缓背景下表现的尤为明显，信贷增速放缓、不良贷款增加及不良贷款率上升成为当下银行业的新常态。根据银监会2014年度监管统计数据显示，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8426亿元，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1.25％，较年初上升0.25个百分点，不良贷款率创2009年来新高，2013年、2014年我国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逐步攀升（详见图3）。由于经济下行导致企业经营困难，利润增速下滑引发银行业难以及时收回贷款，海量信贷投放规模及利润高速增长的模式逐步回归常态。二是经济结构调整将推动银行业业务结构优化升级。经济新常态下，服务业在我国经济产业中的比重逐步上升，工业主导经济模式正向服务业主导加快转变。作为提供金融服务的银行业所面对的服务群体将发生重大变化。以服务业为主的第三产业迅猛发展将推动居民收入结构不断变化以及居民消费需求的日益丰富，从而成为银行业新的信贷业务增长点。以工业经济为主的第二产业内部结构的不断优化，国家层面推出《中国制造2025》，中国版工业4.0将促使银行业更加关注物联网、高新技术以及装备制造等新兴产业，银行业传统的业务增长模式将随着经济结构的调整而不断优化升级。三是经济驱动变化将促使银行业内生动力向改革创新转变。在经济增长动力由要素驱动与投资驱动向改革创新驱动转变的经济新常态下，通过全面改革与不断创新来培育新的业务增长点已成为必然。新常态下创新型经济产业的发展将推动银行业更加注重市场在金融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从而使得具有更大成长空间的新兴产业及中小微企业的发展及资金需求成为银行业新的关注点。对银行业内部而言，经济驱动变化将促使银行业通过深化改革，不断创新经营管理理念，运用科技手段，注重资本节约，贴近市场开发丰富多样的金融产品与金融工具，通过差异化竞争优势不断提升银行业经营效率与服务水平。
三、新常态经济下银行业金融机构的策略选择
经济新常态给银行业整体的发展带来了显著变化。为实现与经济新常态的匹配，面对高速增长模式的难以持续、业务结构的不断调整、增长动力的重新转换，银行业金融机构应积极适应新常态，不断完善发展模式，转变风险管理理念，调整丰富业务结构，借力互联网技术，推动经营管理与服务水平的不断提升。
（一）积极调整适应经济新常态，转换确立规范化与集约化发展模式银行业金融机构所具有的顺周期性特性决定其受经济发展周期性影响明显。银行业金融机构传统的粗放型业务扩张模式在宏观经济增速放缓、经济去杠杆化的背景下将面临流动性不足、经营成本上升等一系列问题。在经济新常态下，总量扩张的传统模式急需向资本节约、精细管理为特征的规范化与集约化模式转变。通过资金管控集中、信贷审核集中、财务收支集中、票证处理集中及人力资源管理集中等为主要内容的集约化管理推动银行业金融机构同类同质业务的整合，实现经营与管理的规范化。同时，强化资本约束意识，通过资产结构优化来降低资本占用，盘活资金存量，从而合理配置资金要素资源，提高经营回报率，最终确立注重质量与效益平衡的规范化与集约化发展模式。
（二）推广全面主动风险管理，建立健全全新的风险管控体制机制风险管控是银行业金融机构经营管理永恒的主题。在经济新常态下，经济增速趋缓，目前处于前期刺激政策的消化期，银行业金融机构资产高速增长中的隐性风险逐步暴露。在银行业金融机构总体信贷风险可控的前提下，通过前期高杠杆产生的部分行业与领域（如产能过剩行业、地方隐性债务方面及房地产行业等）的风险将逐步显现。银行业金融机构传统的被动式风险管理理念亟需向全面主动风险管理转变。通过建立与银行业金融机构管理实际相适应的内部控制机制，完善银行业金融机构内部全面风险管理流程；运用现代科学技术及金融工程对各类金融风险进行识别、记录与管理，提升银行业金融机构风险管理人员的专业化素养；全面加强对银行业金融机构资产业务与负债业务的协调管理，不断优化金融风险的管理水平。
（三）强化改革创新内生动力，充分发挥市场在金融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新常态经济所带来的改革创新驱动决定了银行业金融机构必然要通过全面深化改革、持续不断创新以及充分运用市场机制来助推自身的转型升级。经济新常态下社会主体对金融服务需求进一步提升，丰富的金融产品与投资组合以及多元化金融服务拥有广泛的市场，这就要求银行业金融机构大力拓展综合化经营，开展与非银行金融机构的合作，探索与开发复合型金融产品。目前我国登记注册的中小微企业已过千万，快速成长的中小微企业应成为银行业金融机构业务创新的重要支撑点，银行业金融机构应抓住中小微企业在业务扩张、产业升级中蕴含的资金需求，创新构建符合中小微企业经营特点的业务管理模式。通过市场化运营有效整合与创新各种业务模式，不断提高金融资源的配置效率。
（四）依托互联网技术，助推银行业金融机构可持续发展随着互联网技术与智能终端的迅猛发展，互联网金融应成为银行业金融机构重点关注与拓展的领域。银行业金融机构应在坚守实体网点经营优势的基础上，通过网络平台整合客户资源，拓展中小微金融客户，丰富信贷模式。银行业金融机构应在“水泥＋鼠标＋拇指”时代已经到来的今天，通过有针对性与差异化金融服务推动普惠金融的不断发展与银行业金融机构自身的转型升级。比如通过细化客户分类，注重客户体验与参与，重新构造业务流程，满足广大客户的多样化个性需求，不断提升客户的满意度与依存度。同时，银行业金融机构应强化大数据运用，通过已有存量金融数据的归集与综合开发，提高综合金融信息的处理能力，推动银行业务的持续发展。
四、结束语
“新常态”主要描述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世界经济特别是发达国家增长乏力、失业率持续高企、私人部门去杠杆化、公共财政增长放缓等变化带来的经济社会历经漫长、痛苦的恢复过程。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已日益融入国际市场，对外开放的广度和深度不断拓展，新常态下中国经济金融呈现增速换档、结构调整、驱动转换等特点。面对经济金融新常态带来的机遇与挑战，作为我国金融业主体的银行业金融机构，应积极适应新常态，不断完善发展模式，转变风险管理理念，调整丰富业务结构，运用互联网技术，通过全面改革与不断创新推动经营管理与服务水平的转型升级。
参考文献：
[1]中国银行国际金融研究所全球经济金融研究课题组：《全球经济步入“新常态”》[J]，国际金融，2015.4。
[2]谢平：《完善银行信用风险管理》[J]，中国金融，2014.22。
[3]李翰阳：《从全球金融危机看我国银行业金融机构创新的进一步发展问题》[J]，国际金融研究，2009.2。
[4]连平：《中国经济运行“新常态”解析》[J]，科学发展，2014.8。
[5]崔海鹏：《中国金融风险防范问题研究》[M]，电子工业出版社，2013。
新常态经济的基本特征范文第2篇
指出：“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我们要增强信心，从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出发，适应新常态，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态。在战术上要高度重视和防范各种风险，早作谋划，未雨绸缪，及时采取应对措施，尽可能减少其负面影响。”
新常态是新挑战，也是新动力和新机遇，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科学制定战略战术，就能化挑战为机遇，变新常态为新风景。同时，新常态对创新环保工作， 谋划“十三五”环保规划编制，具有重大的现实作用和深远的历史意义，是环保工作又一次重大理论创新和实践深化。
要全面把握和深入理解新常态
深入理解和准确把握新常态的内涵，是创新推进“十三五”环保工作的重要前提。新常态就是我国经济增长从高速进入中高速阶段的从容状态，揭示了我国经济发展阶段的新变化、新特点，强调经济发展既不能片面追求过去那种粗放的高增长，也还要保持合理发展速度防止经济惯性下滑。
在经济发展新常态下，我国增长速度由高速转为中高速，经济结构由中低端迈向中高端，发展动力由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资源环境要素投入呈现下降态势。随着新型城镇化的推进以及“一带一路”、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战略实施，我国经济发展的空间格局也在发生深刻变化。环境保护既面临新的机遇，也面临新的挑战。
我国在总体上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以后，进入中高速增长阶段是必然的，是潜在增长率作用的结果。原有的以投资和资本扩张为主导、低要素成本驱动的粗放型增长模式已难以为继。当一个经济体成长起来后，总量和基数变大，想要增长一个百分点，其绝对值要比过去大很多，维持永动式的长期高速增长是做不到的，而且资源环境也承受不了。伴随中国高速增长的不仅是收入水平的快速提高，还有环境持续恶化、能源依赖迅速增强，雾霾、水污染、土壤污染已成为中国人生活的一部分，这种牺牲环境、健康的方式已无法继续下去。从过去10%左右的高速增长转为7%左右的中高速增长是新常态的最基本特征。
新常态意味着经济增长总量指标的重要性下降，要改变过去以经济增长速度为目标的思维定式，也预示着长期以来以GDP增长马首是瞻的政绩考核指挥棒将会淡化使用，片面追求速度而不追求质量的经济发展得到根本性的扭转。地方政府将更多资源和精力用于民生福祉方面。同时，新常态更加注重经济的长期可持续发展，应容忍和主动承受短期的调整甚至阵痛，努力让民众享受到更现代化的教育、更公平的经济福利、更公正的法治环境，这是衡量国家文明程度的最重要标准。
新常态下环境保护的机遇和挑战
在推进向新常态迈进的过程中，环境保护面临难得的机遇和严峻的挑战，机遇大于挑战，如果处理不好，就会让危机加重，新问题累积，错失改善环境质量的良好时机。
新常态下环境保护的机遇
改革红利释放，环境质量进入改善期。全面深化改革和依法治国明确了转型发展的路径和制度保障，建设生态文明的国家意志更加坚定，人民群众空前关注并积极参与环境保护，全国上下有望统一思想，真正迈入既要金山银山、也要绿水青山，保护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绿色发展期。
创新驱动增强，经济增长阶段转换进入关键期。长期以来，经济增长较多地依赖资源过度开发，资源能源高消耗、污染排放高强度、产出和效益低下特征明显。“十三五”期间，我国经济发展将从要素、投资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高新技术产业和装备制造业增速高于工业平均增速，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超过投资。
经济增速换挡，污染物新增量涨幅进入收窄期。GDP增长进入中高速发展通道，重化工业快速发展的势头减缓，第三产业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力，总量和结构都在向有利于环境保护的方向发展。粗钢、水泥以及铜、铝、铅、锌等主要有色金属产品产量预期在2015年至2020年左右出现峰值，传统污染物新增量同比下降，污染物排放高位趋缓。
能源消费增速趋缓，污染排放叠加进入平台期。国际油价连续下跌，为我国能源结构调整创造了机遇，能源消费结构已悄然发生变化。能源需求开始呈现“三低”（低增速、低增量、低碳化）特征，高耗能行业增长缓慢、能源强度控制增强，经济总量与化石能源需求将逐步脱钩。APEC会议特别是中美联合气候变化声明签署后，能源和碳减排任务日益明晰。
新型城镇化战略实施，区域经济发展进入均衡期。我国城镇化率已跨过50%的门槛，其增长率已从2009年的5.8%下降到2013年的2.2%，跨越了高速增长期，城乡更加统筹协调，国土空间优化与生态环境压力缓解的机会窗显现，环境污染增量的增加相对下降。
新常态下环境保护的挑战
世界环境利益多元复杂、争夺加剧。“十三五”时期，世界经济将持续慢增长态势，脆弱性、不确定性和不平衡性增加，新兴经济体增速放缓趋势明显。世界人口增长，粮食、能源、资源、环境等约束加剧，相关博弈将更加激烈。发达国家再工业化及美国重返亚太等经济政治因素，给我国产业升级、绿色转型带来重大压力。国际上对我国环境履约将持续施压，“绿色壁垒”需积极应对。
布局性污染点状转移面上扩张、叠加明显。区域发展格局及城镇化形态发生转变，国家生态安全格局与区域型环境污染呈现新的特征。东、中、西部环境治理呈现不同特点，区域差异和分异明显，分区分类精细化管理挑战加大。产业区域梯度转移带来了资源消耗、环境污染空间结构的变化。承接产业转移地区的环境压力将进一步增大。既要考虑东部沿海产业升级对污染排放的利好趋势，又要深刻认识中西部能源重化工产业增长带来新的污染压力。传统与新型环境问题叠加，出现农村环境叠加城市环境、生态退化叠加环境污染、国际环境叠加国内环境特征。
产能化解亟待打破瓶颈、加速转型。近年来，一些地区新的经济增长点尚未发展成支柱，结构调整进入攻坚期，许多产能由既落后又过剩转变为过剩但不落后，长期性产能过剩态势显现，进一步淘汰压减将更多涉及非落后产能，企业有较大的抵触心理，政府赔偿企业损失带来的财政负担显著加重，产业转型升级难度较大。
污染治理迟疑不决、患得患失。随着宏观经济进入新常态，如何处理好节能减排与经济增长和就业保障的关系成为难题，环保资金投入和增长的可持续性存在变数。一些地方政府财政收入增速放缓、企业效益下滑，政府环保投入长效机制难以为继，污染治理主体承受力下降，治污决心和行动出现迟疑，有的企业可能不上治污设施、上了治污设施也不正常运行，甚至偷排漏排，监管难度加大。
环境基本公共产品供给不足、效率不高。社会公众环境权益观增强，环境公平正义的诉求与环境质量改善的要求快速提升，但环境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与需求差距较大，可达、可行、可接受之间的综合平衡难度极大。体制机制改革的阵痛可能持续时间较长，财税体制等改革短期内对基层环保能力、重点问题的专项治理影响大，制度性供给能力亟待加强。
新常态下环境保护的方向
在深化环保工作任务方面，要坚定不移地强化环境质量管理，以解决损害群众健康突出环境问题为重点，坚持预防为主、综合治理，强化水、大气、土壤等污染防治，着力推进重点流域和区域水污染防治，着力推进重点行业和重点区域大气污染治理，着力推进颗粒物污染防治，着力推进重金属污染和土壤污染综合治理，集中力量优先解决好细颗粒物、饮用水、土壤、重金属、化学品等损害群众健康的突出环境问题。加大自然生态系统保护力度。实施重大生态修复工程，增强生态产品生产能力。严格按照优化开发、重点开发、限制开发、禁止开发的主体功能定位，在重要生态功能区、湿地和海洋生态环境敏感区、脆弱区，划定并严守生态保护红线。
在健全完善环境监督方面，要强化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完善污染物排放许可制，规范污染物排放许可行为，禁止无证排污和超标准、超总量排污。大力推进排污权交易试点，加快实施各类排污指标的有偿使用和交易，加大排污权交易的组织机构和监管能力建设。贯彻实施新修订的《环境保护法》，健全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要求相符合的法律法规和环境标准体系，改革环评制度，以环评作为结构调整的调节器、绿色转型发展的助推器，强化源头管理。扎实构建科学的环境监督体系，将各级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对全国环境保护工作实施统一监督管理落到实处，加强对下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环境保护工作的监督，深化对企业的环境监督，严格环境执法，不断提升环境监测、预警和应急能力。
在生态文明制度建设方面，要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和用途管制制度。建立统一监管所有污染物排放的环境保护管理制度，独立进行环境监管和行政执法。严格环境保护的绩效考评制度，建立体现生态文明要求的指标体系、考核办法、奖惩机制。加快建立国土空间开发保护制度，建立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和生态补偿制度，健全生态环境保护责任追究制度和环境损害赔偿制度，编制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对领导干部实行自然资源资产行政审计和离任审计。加大环保投入、发展模式和机制创新，大力发展生态金融，建立稳定长期的支持政策和支持方向，大力发展环保战略性产业。
新常态经济的基本特征范文第3篇
2013年底以来，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经济增速放缓，产业转型压力增大。与此同时，房地产行业也经历了开发投资增速放缓、房地产价格回调的过程。文章认为，这是房地产周期规律性变化的正常结果，标志着房地产市场将进入理性发展阶段。未来，房地产市场价格将稳中有动。中央及各级地方政府、房地产企业应当正视房地产市场的变化，积极适应新常态，及时调整思路与举措，促进房地产行业的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
新常态；房地产；转型升级；理性
2013年底以来，由于国际金融危机的深度延伸影响，总体世界经济仍然比较低迷，各类潜在风险相互交织。与此同时，我国经济也进入产业结构转变调整期和经济增长引擎更换期，经济下行压力巨大。2014年5月，首次提出当前我国经济要积极、主动适应“新常态”。作为中国经济支柱产业的房地产行业，在新常态下首当其冲，面临了诸多困难与挑战。
一、新常态下中国经济的主要特征
中国经济经过长达30多年的高速增长，随着此前积累的诸多风险不断显化，人口、资源、政策红利等多方面优势不再明显，现已进入拐点阶段。中国经济明显出现了不同于以往的特征，集中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经济增长速度放缓。根据中国经济网2005年~2015年近10年统计数据，我国GDP增速经历过去30多年平均10%左右的高速增长之后，从2012年起开始逐步步入下行区间，2013年至2015年增速分别为7.7%、7.3%、6.9%，预计2016年全年中国经济增速将进一步降低，约为6.5%~6.8%。
2.结构转型压力增大。产业结构方面，钢铁、煤炭等传统行业严重产能过剩，第三产业虽然逐步成为产业主体，但是产值占GDP比重相距发达国家仍有一定差距。增长动力方面，随着劳动力、资本等要素价格上涨，经济发展无法再依赖传统要素驱动、投资驱动方式，科技创新驱动逐渐取代成为新的增长点。
3.发展面临多重挑战。新常态下我国经济、社会面临许多新的挑战，一些不确定性风险逐渐凸显。一方面，老龄化问题、城乡区域差距问题、医疗问题等仍未得到有效解决；另一方面，楼市、股市、地方债务等方面长期积累的诸多潜在风险，随着经济增速下滑渐渐凸显，这些风险因素相互关联，任何一个风险点的爆发都有可能产生连锁性的反应。综合来看，当前经济告别过去传统高速增长，转而进入中高速发展阶段，是新常态的最基本特征。在这种形式下，房地产行业作为过去十年来国民经济发展的支柱行业，也面临着新的问题与挑战。
二、新常态下房地产业面临的变化与挑战
自1998年实行住房分配货币化以来，我国房地产行业进入市场化阶段，并得到快速发展，为国民经济总量增长和社会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但由于过去十多年房地产业投资过热，完全脱离了理性发展的轨道。2013年底至今，随着国内外经济形势的变化、中国货币政策的变化、房企之间竞争的加剧，房地产行业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困难。
1.房地产业整体经营状况变化。整体来看，房地产业无论是开发投资、销售额还是价格水平，增速都已经明显放慢甚至出现负增长。根据国家统计局统计数据，2015年，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95979亿元，比上年名义增长1.0%，增速比1月~11月份下降0.3个百分点。商品房销售面积128495万平方米，比上年增长6.5%，增速比1月~11月份下降0.9个百分点。商品房销售额87281亿元，比上年增长14.4%，增速下降1.2个百分点。2015年12月份，房地产开发景气指数为93.34，比上月下降0.01点。与此同时，房地产行业盈利空间不断缩小。虽然2015年以来，全国整体的楼市销售在政策不断利好的刺激下，温和回暖，但是行业整体销售情况不容乐观，去库存和资金压力巨大。土地价格、人员工资、材料调动以及融资等成本支出都在加大，进一步导致房地产企业的利润不断收缩。根据网易财经报道数据，2015年，沪深两市共计50家上市房企中，15家房企预告净利润亏损。剔除数据公布不全的6家房企，按照预告净利润同比增长下限来看，净利润同比下滑企业达23家，占比约五成。
2.房地产业在国民经济地位变化。房地产业影响力系数和感应度系数是判断房地产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发挥作用的重要指标。房地产业影响力表现为它对国民经济发展的拉动能力，其影响力系数能够反映房地产业增加一个单位最终使用时，对国民经济各部门所产生的生产波及影响程度；房地产业感应度表现为国民经济发展对房地产业的推动能力，其感应度系数能够反映当国民经济各部门增加一个单位最终使用时，房地产业在需求方面受到的感应程度，也就是需要房地产业为其他部门的生产而提供的产出量。利用我国2008年~2014年42×42部门投入产出基本流量表中的数据附录，借助SPSS统计软件，我们可以计算得到房地产业影响力系数和感应度系数，以及在42个行业中的排名，如表1所示。从影响力系数来看，房地产业对国民经济的拉动能力逐年下降，排名从2008年的第2名逐渐下降到2014年的12名。这说明房地产业对其他部门所产生的波及影响程度高于全社会平均影响水平，但是逐年下降，这反映了房地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下降。从感应度系数来看，房地产业受国民经济的推动能力指标感应度变化不大，感应度排名逐年下降，排名从2008年的第12名逐渐下降到2014年的22名左右。这说明房地产业受国民经济的感应程度处在42个行业的中间，通常低于第三产业中的批发和零售贸易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交通运输和仓储业。对比影响力和感应度系数来看，房地产业的影响力系数较高，排名靠前，高于全社会平均水平，并且逐年下降；感应度系数不高，处于42个行业中间位置。并且感应度系数小于影响力系数，这表明房地产业对国民经济发展的拉动作用较强，但是逐年下降；受到国民经济的推动作用相对较小，即房地产业对国民经济的拉动作用大于国民经济对它的推动作用。综合来看，房地产业对国民经济的总带动效应逐渐降低，但是在国民经济体系中仍占有重要地位。
3.房地产上下游产业变化。作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房地产业融资量大，产业链长，与其他国民经济产业之间存在着广泛、密切和复杂的产业关联。从上游来看，在经济活动中，房地产业需要上游产业（即后向关联产业）为其提供各种产出，以作为其要素供给；从下游来看，房地产业把自身的产出作为市场去去提供给下游产业进行消费。分析房地产典型上下游产业的变化，可以反映房地产行业的供求状况。（1）建筑业。建筑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重要物质生产行业，为房地产业提供中间产品，因此是房地产业的传统后向关联产业（上游行业）。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03年~2013年，建筑业固定资产投资增速自2010年40%以上的高位增长后有较大幅度的下降，2011年~2013年增速分别为19.8%，11.4%，-1.9%。建筑业总产值增速在2011年起也步入下行区间，2011年~2013年分别为21.3%，17.8%，16.1%。总体来看，建筑业作为传统支柱产业，在我国国民经济体系中仍处于非常重要的地位，但是随着经济增速下滑趋势日益明显，建筑业固定资产投资、总产值等总体指标，以及房屋施工面积和房屋竣工面积等于房地产业相关的指标长速度也不断下降。（2）批发和零售贸易业。批发和零售贸易业是传统的房地产前向关联产业（下游行业），该行业连接房地产行业的生产和消费，是房地产流通的重要环节，是房地产业相关部门的产品和服务实现价值的重要媒介。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我国批发和零售贸易业市场数量，营业面积和总成交额增长率自2010年以后，均体现出总量增长但是增长率不断下调的特征。其中，市场数量和摊位数指标在2013年甚至有所下降，从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当前房地产市场供求正逐渐从供不应求走向供求平衡甚至供大于求的趋势。由以上分析，随着中国经济发展迈入新阶段，房地产业也进入“新常态”。这种“新常态”表现在房地产行业已结束了“低风险、高利率”的黄金十年，进入“高风险，低收益”的阶段，经济粗放增长对房地产行业的过分依赖将逐渐降低，纯粹依靠房地产投资来带动经济的方式行将转变。
三、房地产行业变化分析与未来预测
根据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价值规律的论述，商品的价值量是由生产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商品的交换比例以商品的价值量为基础，按照价值相等的原则互相交换。价值决定价格，价格围绕价值上下波动。价值规律也是房地产市场的客观基本规律。过去十几年，由于中央政府的宏观利好政策，以及许多地方政府单纯依靠“土地财政”，过度刺激房地产发展，致使房地产市场一直处于亢奋状态，开发投资过热，房价过高，大大超过其实际价值和居民实际承受能力。但长期来看，房地产的价格由市场供需决定，因此必然会回归到与其价值相适应的水平。我国房地产行业的变化，一方面是由于部分二三线城市前几年房地产行业发展过快，供过于求，出现库存过剩，另一方面是因为世界经济发展缓慢，我国经济发展也经历换挡回落过程。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速放缓、房地产价格回调，从根本来看，更多的是房地产周期规律性变化使然，体现市场的理性回归，并非预示着房地产泡沫即将破裂。我国房地产市场出现供求变化、价格回落等是正常现象，也是价值规律的体现。一方面，中国不同地区发展很不平衡，各个经济单元产业结构不同，通过良好的政策引导，能够实现优势互补，接续发力，保证中国宏观经济以年均6%~7%以上的中高速持续增长。在这种情况下，房地产市场全面大幅下跌甚至崩盘的可能性较小。另一方面，由于中国城镇化率还比较低，约为56.1%。由于城乡二元分割体制限制了城乡要素的自由流动和合理分配，真实的城镇化率不到45%。因此我国总体仍处于城镇化加速阶段。城镇化的过程会逐步形成产业和人口的集聚，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人口转移与新型城镇化战略的提出，一线城市以及部分二线城市刚性居住需求的潜力依然巨大。因此，2014年以后房地产行业将进入一个正常的、可持续的“新常态”，或者说，房地产行业发展由“黄金十年”进入“白银十年”。未来，我国房地产价格将整体趋于平稳，并有波动，回归依市场供需而波动的周期性变化规律。但是，在发展程度不同的城市和地区，情况仍有所差异。
四、新常态下房地产市场的发展建议
1.政府的角度。从中央政府的角度，短期应尽量避免采取过于频繁的全国性刺激政策扭转下行趋势。自2003年121号文件始，至2013年，中央政府运用了各种经济、法律与行政手段对房地产价格进行宏观调控，并出台了70余项相关政策，包括实行限购、调整首付、控制信贷、限制土地供应以及出台房产税等。这些政策，实质均是从地方政府、开发商、金融机构、居民等不同主体入手抑制需求，且前后政策目标缺乏连贯性、一致性，对房地产市场发展时而鼓励，时而抑制，一定程度上导致房地产市场秩序混乱，无法使供需双方达成稳定预期，过多的人为干预反而导致房地产市场波动剧烈。长期来看，中央政府应当改革对地方政府以GDP为纲的政绩考核体制，简政放权，鼓励地方政府努力发展实业经济，引导地方房地产业由支柱产业向基础性民生工程回归，重塑民生导向的住房政策。从制度设计的角度，应自上而下构建城乡统筹、协调发展的房地产市场，形成多渠道、多层次满足城乡居民居住和投资需求的长效机制。从地方政府的角度，首先，应当优化住房供应结构，针对不同收入阶层的住房需求，调整不同类型、不同层级住房市场供应规模，建立完善的住房供应体系。其次，继续坚决抑制投资投机性需求，化解可能出现的泡沫化风险。针对市场上的大规模投资资金，政策上应当以“疏”代“堵”，寻找适当的、对社会有益的投资渠道，例如公共租赁型住房、养老公寓等等。第三，政府调控政策应更加灵活，更多发挥市场作用，例如对于库存过剩，供大于求的二三线城市，适时取消一些行政限制措施和其他不符合市场规律的措施，同时应建立公开、透明、及时的房地产信息系统，努力创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尽量降低交易信息不对称带来的各种问题，促进房地产业健康可持续发展。
2.房地产企业的角度。从房地产企业的角度，应从快速发展的思维方式、盈利模式中走出来，针对新常态、新特征及时制定新的发展规划，加快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1）房地产企业需要优化房地产业的增长结构，丰富企业增长动力。随着10多年房地产市场的高速增长，住房总量不足的问题在多数城市已经得到了解决，绝对短缺已不存在，关键在于结构。一方面，原本完全以商品住宅为主的企业可以转型做保障房。从近几年政府的调控思路来看，保障房的建设工程将进一步推进。自1998年房改以来，福利分房制度在全国大部分城市地区相继停止。然而各级地方政府在住房保障方面重视和投入严重不足，导致当前房地产市场商品房占绝对主导地位，占比超过90%，市场供应结构极不合理，距离“十二五”规划中五年内建设3600万套保障房的目标仍有不小差距。预计未来保障房在市场上的占比达到25%~30%，从根本上改变我国住房市场的供应结构，以保障所有群体的居住需求。因此，在未来十年内，保障房体系建设将是中央政府在住房问题上的最重要工作内容，房地产企业致力于保障房的开发、建设也将得到土地、税费、金融等多方面的支持。另一方面，房地产企业可以致力于其他新兴产业形态，如产业地产、旅游地产、养老地产等。以养老地产为例，截止到2014年底，我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2.12亿人，占总人口的15.5%，65岁及以上人口达1.38亿人，占总人口的10.1%，大大高于国际老龄化标准10%和7%，且老龄化程度有进一步加快的趋势。由于人口老龄化伴随的少子化趋势加剧，传统家庭养老压力不断增大，同时随着经济、社会发展，老年人逐渐成为富有人群，个人养老规划意识加强，消费观念及结构转变。作为老年服务业和老年房地产业有机结合的一种新兴的地产业态，养老地产开发行业生命周期正处于上升期，在我国尤其是城市地区有着较大市场需求和发展潜力，积极探索适合我国国情和市场需求的养老地产发展模式，有利于实现房地产行业的可持续发展。（2）房地产企业应逐步由制造业向服务业转变。房地产企业应摒弃单纯以新建商品住宅开发投资、销售为主体的模式，以提质增效为核心，针对由于过分重视住宅投资开发，导致配套服务等发展缓慢、社会满意度较低的状况进行完善，更多关注居住服务、中介服务和物业管理等方面，以中介服务业为例，房地产经纪、评估、咨询等中介服务是房地产行业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贯穿在房地产业经济运行的全过程之中。长期以来，由于相关法律法规滞后和行政监管不力不足等原因，传统中介服务行业存在从业人员素质不齐，服务总体水平不高，绝对数量多、相对规模小等诸多问题。在整体房地产市场发展趋缓形势下，中介服务业理应转变思路。首先，强化行业协会管理作用，赋予行业协会审查与处分的权利，完善行业制度，加强从业门槛，提升行业素养；其次，利用移动互联网快速发展机遇，搭建社区O2O服务平台，利用网络化的社区服务平台提高中介服务效率和服务品质；第三，加强人才培训，提升从业人员综合业务素质和职业道德水平，打造知名服务品牌。总之，房地产企业需要转变传统经营思路，适应不断增长的城市居民消费与文化多样性需求，促进房地产行业的可持续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1]兰英.从产业关联性看高速铁路对我国铁路装备制造业的拉动作用[J].管理现代化，2009，（6）：15-17．
[2]李小璇.浅析房地产价格上涨的成因及调控措施———基于马克思价值规律理论[J].山西财政税务专科学校学报，2013，（1）：47-49．
[3]刘远新.我国房地产中介服务市场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J].商，2015，（44）：254-268．
新常态经济的基本特征范文第4篇
近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了新修编的《中长期铁路网规划》，重点规划了2020年和2025年铁路建设任务，对2030年铁路网发展目标进行展望，提出构建布局合理、覆盖广泛、高效便捷、安全经济的现代铁路网络，全面提升铁路核心竞争力和服务保障能力，通过建设铁路网这一国民经济大动脉，发挥稳增长、调结构作用，增加有效投资、扩大消费，进而支撑经济社会升级发展。应当说，此次新修编的《中长期铁路网规划》是国家立足新起点，适应新形势针对未来铁路发展蓝图做出的一次重要调整和顶层设计，具有重要的发展意义和鲜明的时代特色。
一、顺应新形势，修编《中长期铁路网规划》具有重要意义
（一）构建现代铁路网是铁路行业自身发展的需要
从改革开放初期的以运定产、一票难求，到本世纪初期的煤电油运紧张，交通特别是铁路长期制约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自2004版《中长期铁路网规划》实施以来，铁路网总规模增加了66%、4.8万公里，高速铁路由无到有再到初步成网，城际铁路起步发展，铁路年旅客发送量由不到10亿人次增长到超过25亿人次，年货运能力由22亿吨提高至40亿吨，困扰我国几十年的铁路运能的瓶颈制约基本消除，铁路能力基本适应了经济社会发展需要，铁路发展站在了新的历史起点。但是，我们也需清醒的认识到，无论与发达国家水平相比，还是与我国经济发展需求相比，铁路发展的仍然不够。面向未来总量不足的矛盾依然存在，立足当前结构性矛盾更加突出，比如路网布局不均衡，尤其是中西部地区路网覆盖面还需进一步扩大；网络层次不明晰，通道技术标准不协调，城际客运系统发展缓慢，影响路网整体效能的发挥；枢纽节点的运行效率有待提高，综合交通枢纽的一体衔接滞后，货运枢纽和一些铁路干线的集疏运系统还不完善。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蓄势待发，我国步入经济发展新常态，在新发展理念指导下，全国正在向两个一百年目标迈进。立足于新的起点，把握未来趋势，迫切需要谋划铁路新的发展方向和任务。
（二）加快铁路建设是构建现代综合运输体系的需要
在综合运输体系的五种运输方式中，铁路运输能力大、快速、经济、安全、集约，是国民经济大动脉、关键基础设施和重大民生工程，是我国交通运输网络的骨干方式。自2004年《中长期铁路网规划》实施至2015年，铁路网规模增长66%，而同期高速公路网规模增长260%，GDP增长了318%，居民消费水平增长了约270%，与其他方式相比、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相比，铁路发展仍较为缓慢。我国铁路货物周转量在国内货运市场的份额一直处于下滑态势，2015年比重仅为21%左右，而美国占到三分之一左右；随着高速铁路逐渐成网我国铁路客运一票难求局面大有改观，但是仍然处于紧张状态，相邻城市群之间尚未全部实现高速连接，一些城市群地区城际铁路仍是空白。由此可见，铁路在综合运输体系中的作用尚未得到充分发挥，仍然是综合交通运输体系的短板。加强铁路建设，是推进交通运输供给结构改革、弥补现代综合运输体系短板的重要任务之一，应该继续加强铁路建设力度，构建“内外互联互通、区际多路畅通、省会高铁相连、地市快速通达、县域基本覆盖”的现代铁路网，增强铁路在综合运输体系中的作用，打造结构合理、能力充足的现代交通基础设施网络。
（三）构建现代铁路网是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举措
我国宏观经济进入增速换挡、结构优化、动力转换、方式转变的新常态，未来，运输需求总体呈现“客快货稳”、层次多元、品质提升的特征，交通运输发展既要适应新常态下客货运输需求变化，也要支撑经济维持一定增速。新常态下，要保持经济中高速增长并迈向中高端水平，实现稳增长、调结构，仍需要发挥投资关键作用。铁路建设具有上下游产业链条长、经济拉动效果好、区域经济促进大的特点，在远景规模的天花板下，铁路适度超前建设，保持一定规模的铁路基础设施建设有效投资是既利铁路行业自身、也利宏观经济增长的重大举措。此外，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更加期待发展成果惠及面更广泛、生活环境更生态，人民缩小区域发展差距共享美好生活的愿望更加迫切，协调经济建设与生态文明关系的任务更加艰巨。因此，未来铁路发展应由效率优先转为兼顾效率与公平。铁路网的布局规划，不应当单纯以运输量为衡量指标，还需要考虑区域协调、人民共享。在综合运输体系中，铁路的能源消耗、污染排放、土地占用等方面都具有明显优势，是绿色运输方式，生态文明建设客观要求加快铁路发展，发挥铁路比较优势。
二、《中长期铁路网规划》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
本次规划修编首次提出构建高速铁路和普速铁路两张网，体现了层次性。我国高速铁路网总里程已经位居世界第一位，目前动车组列车旅客发送量已经占到铁路旅客发送量的45%左右。高速铁路大大缩短了城市间的时空距离，加速了人员和经济要素流动，改变了人们生产生活方式，是本世纪的一次交通革命。快速是现代交通运输的基本特征之一，本次规划修编顺应新型城镇化趋势和交通现代化方向，首次明确提出“高速铁路网”，并与“普速铁路网”构成整个网络层次结构体系。同时本着因地制宜，促进我国高速铁路科学发展的考虑，创新性地把高速铁路网细分为“八纵八横”主通道、区域连接线和城际客运铁路等三个层级，并原则上确定不同层级铁路的功能定位和建设技术标准，使铁路网层次结构更分明、网络功能更完善。
本次规划修编提出加快中西部地区铁路建设，意在促进空间布局优化，弥补发展短板，突出了普惠性。从覆盖上看，2015年全国铁路网覆盖地级行政区93.2%、县级行政区75.3%，高速铁路网覆盖约三分之二的100万人口以上大城市和超过一半的地级以上城市。同年，西部地区地级行政区和县级行政区铁路网覆盖率仅为84%和60%，落后于东部沿海地区和全国平均水平。中西部地区集中了大部分集中连片特困地区，革命老区、少数民族地区和边疆地区也多分布在此，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施扶贫脱贫攻坚战的重点地区，也是未来我国实现陆海统筹、区域协调、全方位开放的重点地区。因此，非常有必要通过加强铁路设施建设支撑国家区域协调发展和全方位开发开放格局。本次规划修编提出要完善广覆盖的全国铁路网，连接20万人口以上城市、主要港口和口岸，基本覆盖县级以上行政区，构建全方位的开发开放通道，充分体现了加快中西部地区的铁路建设，实现铁路发展的普惠性，促进中西部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时代要求。
本次规划修编注重综合运输理念，加强了铁路与其他方式的衔接，强化了一体性。在交通运输能力短缺时期，主要是各种运输方式独立发展。在交通运输与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基本适应后，交通运输步入综合发展阶段，强调发挥各种运输方式的比较优势，发展一体化交通来提高交通运输质量和效率效益。为促进各种运输方式的一体衔接，本次规划修编落实客运零距离换乘、物流无缝化衔接和运输一体化服务的要求，以资源富集区、主要港口和物流园区为重点，强化铁路集疏运系统建设，通过解决“最先一公里”和“最后一公里”实现提质增效。并提出优化铁路枢纽布局，抓住枢纽这一运输链条的关键节点，建设系统配套、一体便捷、站城融合的现代综合枢纽。
新常态经济的基本特征范文第5篇
进入21世纪的世界经济发展中出现的一个突出现象就是全球经济失衡加剧。全球经济失衡加剧又反作用于世界经济的各个方面,其中之一就是强化了全球性的流动性过剩,进而促进金融泡沫经济的生成和发展。具有迅速膨胀和收缩的特性、全球性的金融泡沫经济正在对我国经济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
所谓全球经济失衡(GlobalEconomicImbalance)是指进入21世纪以来不断加剧的一国拥有大量贸易赤字,而与该国贸易赤字相对应的贸易盈余则集中在其他一些国家的世界经济现象。这种失衡具体表现在近年来美国的巨额经常账户逆差和财政赤字,与之相对应的则是一些亚洲新兴市场经济体和某些石油出口国的大量盈余。全球经济失衡是21世纪初期世界经济发展中最具有全面性影响的现象之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认为,如果这种状况持续下去,全球经济失衡趋势将不断加快,最终可能会引发全球的金融混乱。
"!
所谓流动性过剩(ExcessLiquidity)是指一些主要国家的实际货币供给增长率显著地超过了既定的、经验的这一增长率与其本国GDP增长率之间比例(即超货币供给增长率)的一种世界经济现象。流动性过剩加剧形成了全球过多的货币资产日益狂热地追逐虚拟的金融资产和稀缺的实物资产(并以此为基础创造出对应的金融性资产,如商品期货)的现实。流动性过剩加剧也是近年来世界经济发展中的突出现象之一。
所谓金融泡沫经济(FinancialBubbleEcon-omy)特指金融经济(主要指以金融产品生产和交易为特征的经济)偏离实体经济(主要指以实物产品生产和经营为特征的经济)而形成的一种泡沫经济。金融泡沫经济具有的加速膨胀或收缩的特性已越来越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之一。
金融泡沫经济是在金融泡沫广泛性、常态性的基础上形成的。我们把金融泡沫定义为金融资产或金融性资产的市场价格脱离其内在价值(由基本要素决定的价值)而生成,并具有膨胀、收缩甚至破灭特性的一种经济现象"。当金融经济充分发展,发达的金融经济偏离实体经济成为现实,这时的金融泡沫从金融原生产品到衍生产品,再到金融性的其他产品,已经渗透到了金融活动的方方面面,并呈现出独立发展的态势,由此生成金融泡沫经济。金融泡沫在世界各国存在已经有了一个相当长的时期,而全球性的金融泡沫经济的生成和发展,在我们看来,只是从这个世纪之交开始的。
本文将上述三者联系起来,放在一个逻辑框架里进行系统性的阐述,我们认为,通过揭示上述三者之间的内在联系可以发现,进入21世纪世界经济发展中的一个正在发生的、根本性的变化,从中找到具有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的结果。
一、全球经济失衡加剧强化了全球性的流动性过剩
全球经济失衡加剧首先表现在美国与亚洲主要国家和地区的贸易失衡不断加深。
长期以来美国因其经济政策的负面效应和经济运行的弊病累积逐渐成为了全球经济失衡的主导方。美国长期以来进口超过出口,特别是现在每天必须从国外吸纳20亿美元以弥补其巨额贸易逆差。美国贸易赤字是由其财政赤字所导致,而这一“孪生赤字”又是国内公共支出膨胀、税收减免和居民过度消费、储蓄率极低的必然结果(约瑟夫·斯蒂格利茨,2006)。美国仅在2004年财政年度(2004.10~2005.9)的赤字就高达4130亿美元,经常项目赤字超过6000亿美元,据IMF的预测,在2007年其经常项目赤字将达到9590亿美元,占GDP的比重也将从2.4%上升至6.9%。
与之相对应的盈余则集中在另一部分国家,主要是亚洲新兴市场经济体和石油出口国。根据IMF的统计,从2000~2005年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经常账户余额增加了4倍多,特别是2005年的数据在上一年的基础上翻了一番,达到4247亿美元。IMF甚至还预测在2007年这一余额将达到6389亿美元。另据IMF的统计,全球国际储备净值排行中,排名前15位的国家和地区中,有11个来自于亚洲。
美国对付“孪生赤字”在货币体系软约束下有不断扩大货币供给的冲动,这主要是通过以下途径来实现的:第一,为了促进本国经济发展和增加就业,美国在一个较长时期内实行低利率政策,特别是在过去的基础货币发行量与通货膨胀之间的直接关系表现出弱化的条件下,形成了持续的货币供给的宽松,由此造成了国内消费过度旺盛使得经常账户严重恶化;第二,为了弥补不断扩大的经常账户出超,需要不断增加资本、金融账户入超,以维持国际收支平衡,美国凭借自己在世界经济发展中的地位,现在仍能吸引全球资金流入。资本、金融账户的入超越大,一国的货币供给就越大。
数据表明,2000年以来的美国货币供给增长率都要超常态地大于GDP的增长率,特别是2001年、2002年尤甚(见图1)。在“美元本位”的国际货币体系下,现在大约有60%的美元在美国之外流通,有50%以上的美元政府资产由外国人持有。超美元供给增长率使得在美国之外流通的美元和由外国人持有的美元资产在不断增加。这种流动性扩张的势头在美联储从2004年中期开始的连续17次加息以来仍在持续。
全球经济失衡同时加剧了与美国贸易有大量盈余的对方国的货币供给面临不断扩大的压力。第一,为了实现汇率相对稳定的目标,经常账户入超国,特别是经常账户和资本、金融账户双入超国要从市场上吸纳过多的美元而投入大量的本国货币。为此,这些国家所谓的“外汇占款”在不断膨胀,冲销政策实施的成本在不断加大;第二,国际收支双入超国这时往往正处在经济发展过热和货币供给偏大时期,双顺差给所在国控制货币供给带来更大的困难。中国作为与美国贸易有大量盈余的国家,2001年以来货币供给就持续面临日益增大的流动性过剩的压力(见图2)。
与此同时,在全球经济失衡的背景下,除中国以外的一些发展中国家(包括新兴市场经济体)和除美国以外的一些发达国家的货币供给都出现了2位数的增长率,远远超过了实际GDP的增长率(见表1和2),形成了所谓的全球性流动性过剩现象。
在日趋严重的全球经济失衡和流动性过剩的情况下,世界的商品流、贸易流、资本流在为中国带来机会和财富的同时,也注入了大量的流动性从而加剧了我国的流动性过剩,仅以2005年中国外汇储备新增2089亿美元为例,当年大致形成了1.67万亿元的人民币的外汇占款。
二、全球流动性过剩加剧促进了
金融泡沫经济生成和发展
世纪之交,美国超宽松的货币政策产生的越来越多的“过剩”美元,加上其他一些国家超货币供给增长率形成全球性流动性全面过剩导致了全球性金融泡沫经济的生成和发展。
全球性金融泡沫经济生成和发展要具备以下基本条件:第一,经济金融全球化使原在一国范围内的金融泡沫超越国界,金融泡沫国际化了;第二,经济金融开放政策的推动使一国市场、特别是金融市场对外开放,金融泡沫渗透到了各大市场;第三,货币自由兑换的程度越来越高,由此形成了巨大跨境货币流,其中的大部分进入了金融经济,特别是虚拟的金融经济。第四,作为最主要的世界货币———美元已大大超越了为实体经济服务的职能,越来越多地在虚拟金融经济中扮演重要角色,从中美元本身也越来越虚拟化了。
全球性金融泡沫经济在金融产品的生产和交易方面的生成和发展,我们可以通过外汇市场的数据来加以说明。世界银行提供的资料显示:到2004年,全球商品交易额不到7万亿美元,而货币交易额已经超过了700万亿美元。货币交易额中只有2%多一点的与生产经营性活动相关,其余大多为虚拟金融活动,这就是说,21世纪初期的虚拟金融经济规模已经是实体经济的将近100倍。
美国双赤字居高不下及超美元供给增长率所形成的美元流动性过剩还造成了其币值不断降低的趋势。IMF在2006年7月的一份报告中认为,美元实际汇率被严重高估,尤其是在考虑到美国净外债前景恶化的情况下。IMF研究人员根据宏观经济面所做的评估认为,美元被高估幅度达到15%~35%。而这种高估大多是在金融市场上实现的,2005年美元兑欧元上涨达到15%,而兑日元上涨到19%,这时的平均日交易量达到了2万亿美元。美元对非美元的单位单日震荡幅度平均在0.8%~1.2%之间。
国际金融市场上绝大多数的、规模足够大的、非生产经营背景的货币交易及最主要交易品种美元的被高估和交易价格的大幅波动大致可以描绘出全球性金融泡沫经济中的金融产品部分。
全球性金融泡沫经济的生成和发展,在金融性产品的生产和交易方面,我们可以通过资源性商品市场,主要是原油市场的数据来加以说明。进入21世纪,在金融资本的作用下,原油市场已由传统上的以原油生产企业和消费国占主导,转向原油公司、对冲基金与投资银行、消费者三角关系形成的新格局。对冲基金、投资银行不仅进行原油期货交易,而且还通过购买原油储量、能源公司股票及相关的债券;收购和兼并能源类资产等方式参与到能源投资中。据能源经济学家小菲利普·佛利的估算,从2002年以来,对原油期货合约的投资翻了5番,已经超过了1000亿美元。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2006年中期的数据显示:以对冲基金为主的非商业交易商所持有的原油期货仓位最高时达到了32.9%,远高于以往。
投资、投机资金的进入,使得全球三大基准原油价格产生大幅波动。德意志银行同期的分析资料表明,世界原油交易中的投机活动在过去的两年中增加了一倍。美国能源部曾测算原油的成本约15美元,加上一倍左右的利润,原油的合理价格应在30~34美元之间。而2006年中期世界原油的市场价格已超过这个合理价格的一倍以上。进入8月份世界原油的市场价格又急剧下跌,高点与低点相差超过25%。OPEC在其网站上发表声明表示:市场价格的波动已经脱离了供需基本面的因素,投机开始主导价格的波动。
国际商品市场上规模足够大的、非生产经营背景的资源性商品交易及最主要交易品种原油市场价格的被高估和交易价格的上下大幅波动又大致可以描绘出全球性金融泡沫经济中的金融性产品部分。
三、金融泡沫经济的基本特征和重要影响
1.全球性金融泡沫经济的基本特征
第一,金融泡沫经济和实体经济的非对称发展有强化趋势。
现在越来越多的数据支持将世界经济中财富价值结构的“倒金字塔”形的比喻。在这个金字塔的底部是以各种实物形式存在的物质产品,然后是以这些物质产品为基础的商品交易和服务贸易,再上面是股票、债券、现金和各种商品衍生交易,最后是处于顶层的各种衍生金融工具。以此,我们来比较全球衍生金融工具的交易规模和名义GDP的规模,数据表明:2003、2004和2005年世界各个国家名义GDP的总额分别为367577.3亿美元、412531.6亿美元和444330亿美元"!;而同期全球在有组织的交易所内交易的金融衍生品交易额分别达到8811513亿、11522588亿和14084134亿美元",这表明后者远超过前者,分别是前者的24倍、28倍和32倍。同期的金融衍生品交易若加上场外产生额,那规模就更加惊人。全球金融衍生品市场上的交易规模的大规模放大,其增长率远远超过了GDP的增长率。这可以从一个侧面来说明金融泡沫经济和实体经济间呈现出的非对称发展,并表现出强化趋势。
第二,金融泡沫经济发达的国家有可能在世界实体经济中实现平衡。
当发达国家虚拟资本的积累大大超过在本国的现实资本积累就产生了货币资本国际化的要求。当在一个经济体内产生的两个资本积累严重失衡时便通过在世界经济体系中寻找平衡,有可能使这些国家的金融泡沫经济受到了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实体经济的支撑。这样发达国家由金融泡沫可能引起的金融动荡减弱了,可能爆发的金融危机被化解了。而金融泡沫可能带来的危害被转移到了其他国家和地区。
作为世界上金融经济最发达的经济体,美国正是在以全球的实体经济的发展为基础,并正在享受全球实体经济发展带来的好处。这个过程也正是金融泡沫呈现出独立发展的态势、促进全球性金融泡沫经济的生成和发展的过程。
第三,国际游资大举进入资源性商品市场,产生大量的金融性产品。
全球流动性过剩致使全球资产价格出现大幅波动,不仅涉及了金融市场上的传统产品和衍生产品,还触及到资源性商品市场。进入21世纪,我们看到原油市场、贵金属市场、基本金属和其他基础原材料市场的发展已使其交易的特征在实物属性的基础上,越来越多地体现出其金融属性,金融性产品的生产和交易势如破竹,形成原油金融市场、基本金属金融市场等新型金融市场。其主要方式就是将更多的金融工具引入这些市场,进行即期或远期的金融衍生品交易,金融资本已将原油等基础原材料作为投资组合中的一部分。过多的货币(主要是美元)要占有稀缺的世界资源,使得稀有金属、基础金属、原油等战略物资的市场价格跌宕起伏。
第四,美国在全球性金融泡沫经济中仍处于主导地位。
21世纪初期国际金融市场上的价格走势越来越反映出主要国家央行,特别是美联储决策所形成的流动性程度。美国在全球金融泡沫经济中一是通过超美元供给增长率造成全球性流动性过剩,由此进一步汇集了全球越来越庞大的资本流量;二是通过变动利率操控了全球的流动性,影响到跨境资本的流动速度和流向的切换,而这一过程正是引起全球资产价格剧烈震荡的过程。由美国宏观经济政策变化引导着巨量的美元及其他货币的跨境游资在全球各大金融市场及各国资产市场上闯荡,加剧了市场上的投机性,资产价格上窜下跳,构成了金融泡沫经济特有的、惊心动魄的的场面。
第五,国际私人资本是全球性金融泡沫经济中主要力量。
全球流动性过剩形成了越来越庞大的私人资本,其中相当大的部分实现跨境流动。到2005年年底,私人资本的流动已占全球资本流动的1/3。一方面是巨额资金从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经济体流入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经济体,进一步放大了新兴市场经济体的流动性过剩问题;另一方面是新兴市场经济体向其他主要国家尤其是美国输出资本,维持了美国经济的繁荣。国际私人资本大多是以机构投资者的身份出现的,其中对冲基金又是最强悍的主力。据《对冲基金情报》2006年公布的调查显示,全球对冲基金总资产已经超过1.5万亿美元,仅美国就占有了其中的2/3。国际私人资本凭借其流量日益增大,流速不断加快,流向切换迅速,在全球性金融泡沫经济中越来越成为主要力量。
2.全球性金融泡沫经济对世界各国的重要影响
第一,全球性金融泡沫经济的发展加剧了世界各国经济金融的脆弱性。
近年来不断扩大的全球经济失衡风险正在蔓延,全球经济失衡导致的全球流动性过剩加剧,进而助长了金融泡沫经济膨胀的现状。美国的巨额双赤字损害了“美元本位”国际金融秩序的基础,形成了美元“找其真实价值的下行运动”,这一过程极有可能引发美元汇率大幅波动,并触动金融及金融性的资产市场价格的动荡,由此严重冲击世界经济。美国的巨额双赤字依靠其他国家来补贴的可持续性难以保证,由此产生的不确定性日益加深,形成了国际金融市场的脆弱性。这一潜在的威胁将加剧不稳定性并进一步恶化世界各国经济的脆弱性,特别是新兴市场经济体。全球流动性过剩不断加剧,使得日益庞大的国际游资成为引起金融泡沫加速膨胀、收缩甚至破灭,导致各国经济发展受损的主要因素之一。全球性金融泡沫经济的生成和发展,越来越强有力地影响着各经济体,特别是新兴市场经济体,其广度和深度在世界经济发展中前所未有,各主要经济体经济金融的脆弱性进一步强化了。
第二,全球性金融泡沫经济导致了世界经济膨胀和紧缩并存。
全球性金融泡沫经济生成和发展,全球各大市场出现了美元长期贬值趋势和通货膨胀、通货紧缩并存的现象。在商品劳务市场上,特别是消费品价格持续相对处于低位,美欧等主要发达国家消耗的巨量相对低价的进口消费品,缓和了美欧国家的通货膨胀压力;在要素市场上,能源、基础金属、贵金属和其他基础原材料的价格不断上涨,新兴市场经济体,特别是中国等以消费品制造业为主的国家成本持续上升,加剧了通货膨胀的压力。由美元持续贬值引致的以消费品为主的商品劳务价格相对走低和以能源为主的要素市场的价格持续走高的双重作用下,美元汇率越是走低,消费品等价格不断走低,能源等价格持续上涨,这给基础原材料缺乏的消费品生产国带来了巨大的压力。
新常态经济的基本特征范文第6篇
通过对江苏省徐州市铜山区和雎宁县共7个行政村的200户农民发放调查问卷，收集当地农户户主基本特征、家庭资源特征、环境认知特征、政策因素特征的实际数据，建立农户化肥施用强度决策模型，通过对数据的回归分析，得出以下结论：农户化肥施用强度主要受到受教育程度、家庭经营规模、劳动力规模、兼业程度、农户间交流频率、环保意识强度、是否采用测土配方施肥技术、化肥价格、最低粮食收购价格等因素的影响，且不同因素有不同的影响程度和显著性。
关键词：农户行为；化肥；施肥强度；农业面源污染
中图分类号：S143：X592 文献标识号：A 文章编号：1001-4942（2017）04-0168-05
Study on Influence Factors of Chemical Fertilizer Application Intensity of
Households Taking Xuzhou City of Jiangsu Province as an Example
Chen Li1，2，Qiu Lei1，2
（1.State Key Laboratory of Hydrology Water Resources and Hydraulic Engineering， Hohai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8， China；
2. Institute of Management Science， Hohai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8， China）
Abstract By conducting questionnaire survey to 200 farmers from 7 administrative villages of Tongshan District and Juning County of Xuzhou City， Jiangsu Province， the basic characteristics of households and the properties of family resources， environmental cognitive and policy factors were collected， a decision model for household fertilizer application intensity was established， and regression analysis on the data was carried out. Data analysis revealed that the fertilizer application intensity of households was affected by many factors， including educational level， family planting scale， labor scale， concurrent degree， communication frequency among households， environmental awareness intensity， applying soil testing and formulated fertilization technology or not， fertilizer price and the minimum purchasing price of grain. And different factors had different influence degrees and significances.
Keywords Peasant household behavior； Chemical fertilizer；Fertilization intensity； Agricultural non-point source pollution
S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的不断加快，我国水环境面临严重污染，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生态损失和社会损失，其中尤以农业面源污染最为突出。农业面源污染是指在农业生产过程中，N、P等营养物质以及农药、畜禽粪便等其它污染物质，伴随着降水或灌溉过程，通过地表径流和地下渗漏等方式进入水体形成的水环境污染[1-3]。农业面源污染物以广域、分散、微量的形式进入地表水及地下水[4]，具有污染源的多样性、输运途径的非特定性、排放地点的局域性等特点，表现为分散性和隐秘性、随机性和不确定性、广泛性和不易监测性等特征，其治理难度远大于点源污染[5]。
目前，引起我国农业面源污染的主要因素包括化肥、农药和农膜的过量和不正当使用，畜禽养殖业带来的粪便污染、农村生活垃圾污染和农作物秸秆污染等[6，7]，其中，化肥污染是农业面源污染的重要来源。全国化肥施用总量从1992年的2 590.3万吨提高到2013年的5 911.9万吨[8]，但我国化肥利用率很低，氮肥利用率仅为30%～40%，磷肥为10%～20%，钾肥为35%～50%，化肥利用存在施用总量大、利用效率低两大困境。农户在施肥时，往往会忽略农作物对养分的需求、土壤肥力状况，也不在意施肥时间和施肥方式，导致化肥利用率低。一部分养分没能被农作物吸收而进入土壤，造成土壤板结、肥力下降；一部分经淋溶和地表径流进入水体，导致水体富营养化和地下水硝酸盐含量增加；还有一大部分通过挥发或硝酸化反应产生N2O等气体进入大气层中，导致温室效应，并随着降水再次污染水体。
综上所述，农户化肥投入在带来经济效益的同时，也造成了严重的农业面源污染。农户是农业生产活动的基本单位，也是化肥施用行为决策的主体，如何引导农户合理施肥，对降低农业生产成本、提高化肥利用率、保护农村生态环境意义重大。本文试图从施肥的微观主体农户的角度出发，通过问卷调查和实地调研，研究农户化肥施用强度的影响因素，以期为政府政策的制定提供建议，减少因化肥投入带来的农业面源污染，共创农业生产与农村环境的和谐发展。
1 理论分析
随着对农业面源污染研究的不断深入，从源头着手对农业面源污染进行有效治理成为统一共识。农户是人类发展步入农业社会以来最基本的经济组织单元，还是当前农业面源污染产生以及治理的关键主体[9]。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专家学者开始尝试从农户视角，对具体的农户行为与农业面源污染之间的内在联系进行深入研究和探索。Kurkalova等[10]对农户是否采纳保护性耕作决策进行研究，结果表明保护性耕作的补贴金数量对农户意愿的影响重大。Jennifer等[11]采用 Logit模型定量分析了农户预期收益、是否施用有机肥、农户年龄、地区等因素对美国 Missouri 和 Iowa 地区农户有机肥施用意愿的影响，结果表明，以上因素均对农户有机肥的选择产生显著影响。马骥等[12]对农户降低氮肥施用量的意愿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影响农户降低氮肥施用量意愿的因素除了家庭收入、农业劳动力文化程度等基本特征变量外，还有农户对化肥施用是否过量和化肥施用是否有污染的认识、是否接受过农业推广站提供的施肥指导、是否施用有机肥以及对待风险的态度等。巩前文[13]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农户户主的基本特征、农户的家庭特征、主要农业生产的中间消耗、农户的市场优势、农户拥有的土地特征等因素对农户施肥效率影响显著。茹敬贤[14]通过对河南新乡县的实证研究发现，农户从事农业生产年限、风险类型、家庭总收入、以及劳力与非农比例情况与农户施肥量呈正向相关；户主的教育程度、农户对于化肥的认知情况、信息渠道、施肥方式、是否施用有机肥、农户对于化肥利用率的认知以及农户对于污染认知程度等因素与农户施肥量呈负向相关。杨慧[15]研究认为影响农户化肥投入的因素包括宏观因素和微观因素，宏观因素包括土地产权、经济政策和农业政策，微观因素则包括农户家庭特征、土地资源禀赋和风险变量。沈文杰[16]从农民对于化肥的投入意愿角度分析了浙江省的农业面源污染治理对策，研究表明受教育程度越高的农户对于减少化肥使用量的意愿越强烈，且农户更加倾向于国家采取先进技术措施来改善农业面源污染情况。
2 数据来源及模型构建
2.1 数据来源
问卷发放时间是2015年1月、2月，发放地区为江苏省徐州市铜山区潭家村、马山村、利国村、西李村，雎宁县祥安村、龙西村、龙集村，共2个县（区）7个行政村村。问卷调查主要通过当地小学生交由其家长填写、随机选取村名访谈等方式进行。共发放问卷200份，剔除无效问卷，得到有效问卷182份，问卷有效率91%。调查问卷主要涉及到农户户主基本特征、家庭资源特征、农户环境认知特征、政策因素特征等方面的内容。数据主要反映的是2014年内该地区农户各种生产、消费情况。
2.2 回归模型构建
为了分析影响农户化肥施用行为的因素以及当前农户施肥强度决策的状态，将单位面积（666.7m2，下同）化肥施用量作为衡量农业面源污染的指标，采用回归模型分析。模型如下：
Y=αX+ε 。
式中，Y表示666.7m2化肥施用强度（kg），X表示影响农户施肥行为的自变量，ε表示随机干扰项。根据实地调查结果，将影响农户施肥行为的自变量分为四大类13个变量，变量的含义、描述性统计分析和对被解释变量的预期方向如表1所示。农业部2015年公布的《到2020年化肥使用零增长行动方案》显示，2013年我国农作物666.7m2化肥施用量21.9 kg，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8 kg，是美国的2.6倍，欧盟的2.5倍。而本调查区域的农户666.7m2平均化肥施用量达到34.87 kg，高于我国平均化肥施用量，化肥过量施用严重。
3 回归结果分析
通过SPSS 22.0计量软件，对样本数据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回归结果显示：R2=0.636，表明拟合度良好。各影响因子与农户化肥使用强度的回归结果详情见表2。
根据模型回归结果，对农户化肥施用强度的影响因素及其显著性和影响程度分析如下。
3.1 户主基本特征
户主年龄对农户化肥施用强度的影响不显著，但其系数为正。表明，随着户主年龄的增加，偏向于增加化肥施用量。
户主受教育年限通过了1%水平的显著性检验，且系数为负，与预期的影响方向一致。可能原因是：随着农户受教育水平的提高，对化肥使用危害的认识越深，倾向降低化肥施用强度。
户主是否为村干部影响不显著，其系数为正。理论上来说，村干部更加了解政策信息和过量施肥的危害，会更倾向降低施肥强度，而本文的回归结果与理论分析不符。可能原因是：村干部所占比重太小，导致回归系数不能反映实际情况。
3.2 家庭资源特征
家庭经营规模通过了5%的显著性检验，其系数为负。说明，随着农户家庭经营规模的扩大，化肥施用强度会降低。可能原因是：农户家庭经营规模的增加使种植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比重增加，农户更加主动地学习科学施肥技术，降低施肥成本的同时提高粮食产量。
农户兼业程度通过了10%水平的显著性检验，其系数为正。表明，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农户兼业程度越高，非农收入越多，化肥施用强度越大。当地工矿企业较多，农户有较多的机会从事收益更高的非r就业活动，农业劳动力投入相对减少。为维持原有的农作物产量和保证既有的农业收入利益，农户会选择更多的化肥投入来替代劳动力投入。
劳动力规模变量在10%水平上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其系数为正，与预期设想不一致。可能原因是：劳动力规模越大，就越希望得到更高的收入，于是农户会从事收益更高的非农业生产，这就导致农户的兼业水平提高，化肥施用强度上升。
耕地块数与农户化肥施用强度正相关，但其影响不显著。表明，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耕地块数越多，其化肥施用量越大，污染也越严重。由于的实行，政府对农村土地采取均衡分配，农户拥有的耕地面积较小，且分布零散，不方便农户统一管理，降低了生产效率。农户为了保证收入和谋求稳定，过量施用化肥等农业生产要素。
复种指数影响不显著，其系数为正。表明，同等条件下，农田的复种指数越高，则化肥施用强度越大。被调查区域农户大多采用水稻-小麦、玉米-小麦耕作方式，农户根据种植作物的不同施用不同的化肥，复种指数提高，对化肥的需求量也随之增加。
3.3 农户环境认知特征
是否与其他农户经常交流也在1%水平上通过了显著性检验，且其系数为负。可能原因是：农户经常与其他农户交流，可以了解到更多化肥施用信息，更快地掌握先进的施肥技术，有利于降低化肥施用量。
知道过量施用化肥会对水资源造成污染在1%水平上通过了显著性检验，且系数为负。表明，农户在亲眼见到湖水的变化以及鱼虾的减少之后，认识到了化肥施用行为对水资源存在污染，从而愿意减少化肥的施用量。
知道氮肥过量施用会使土壤板结降低产量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主要原因为：过量施用化肥使土壤板结并进一步降低产量是一个相对长久的过程，农户还没有切身体会，因而在进行化肥施用决策时较少地考虑到该因素。
在生产中是否会考虑化肥对环境的影响通过了5%水平的显著性检验，且系数为负。表明，农户在生产决策中考虑到对环境的影响，就会适当减少化肥的施用强度。
农户对环境保护关注程度影响不显著，其系数为负。表明，在同等条件下，农户对环境保护关注度越高，对减少污染的行为认可度也就越高，越倾向于减少化肥施用量。可见，提高农户环保意识，让农户从思想上认识到化肥污染对环境破坏的严重性，继而让这种思想转化为实际行动，可以减少农业面源污染的产生。
3.4 政策因素
农户是否采用测土配方施肥技术对施肥强度的影响通过了5%水平的显著性检验，系数为负。表明，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采用该项技术可以减少农户化肥的投入，而且效果显著，所以应大力推广测土配方施肥技术，用以替代传统污染严重的施肥手段和技术。
技术培训与化肥施用强度呈负相关关系，与预期方向一致。表明，农户参加农业技术培训对规范农户施肥行为、减少化肥施用强度有一定影响。
补贴对农户施肥强度的影响不显著，且其系数为正，这与预期结果有出入。可能原因是：农户对于传统化肥替代品的了解较少，不愿意选择施用有机肥；补贴力度不够，缺乏吸引力。
化肥价格上升对减少化肥施用量的影响通过了5%水平的显著性检验，且其系数为负。表明，化肥价格的上升会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农户的化肥施用量。由于降低化肥投入所带来的产量变化具有延迟性和不确定性，农户在购买化肥时会选择适当减少购买量以降低投入成本。
提高粮食收购价格对降低化肥施用量的影响通过了1%水平的显著性检验，其系数为正。表明，提高粮食收购价格会使得农户通过施用更多的化肥来提高产量，进而提高收入。
4 结论与建议
实证研究表明，农户化肥施用强度主要受到受教育程度、家庭经营规模、劳动力规模、兼业程度、农户间交流频率、环保意识强度、是否采用测土配方施肥技术、化肥价格、最低粮食收购价格等因素的影响，且不同因素有不同的影响程度和显著性。
基于以上研究结论，提出以下几点建议：（1）加大农村地区教育投入，提升农户素质，不仅可以提高农户对新知识、新技术的掌握能力，而且可以加强农户环境保护意识，进而引导农户降低施肥强度。（2）实施规模化生产模式，将零散的土地集中收集起来租给农户规模化经营，对种植大户进行技术指导，建设配套的污染处理设施，降低农业面源污染程度。（3）选取学习能力强、威望较高的农户作为榜样，组织新知识、新技能、新思想的培训，提高农户间信息传递效果。（4）适当征收化肥税并着重推广测土配方技术，降低配方肥的价格，将测土配方技术推广常态化。
参 考 文 献：
[1]
吴岩， 杜立宇， 高明和，等. 农业面源污染现状及其防治措施[J]. 农业环境与发展，2011，28（1）：64-67.
[2] 李秀芬， 朱金兆， 顾晓君，等. 农业面源污染现状与防治进展[J].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0，20（4）：81-84.
[3] 崔键， 马友华， 赵艳萍，等. 农业面源污染的特性及防治对策[J]. 中国农学通报， 2006， 22（1）：335-340.
[4] 贺阳， 王印亮， 张国兴. 我国非点源污染的现状及其治理前景浅析[J]. 山西建筑， 2010， 36（36）：348-349.
[5] 柴世伟， 裴晓梅， 张亚雷，等. 农业面源污染及其控制技术研究[J]. 水土保持学报， 2006， 20（6）：192-195.
[6] 周广翠. 农户参与农业面源污染防控意愿的实证研究――以江西省南昌县为例[D]. 南昌：江西农业大学， 2012.
[7] 陈杰， 雍毅， 叶宏，等. 我国农业面源污染的控制与管理研究[J]. 四川h境， 2014， 33（6）：110-114.
[8] 洪燕婷， 仇蕾， 李康康. 基于农户行为的农民测土配方施肥技术采用行为研究[J]. 山东农业科学， 2015，47（6）：148-152.
[9] 刘鸿渊， 闫泓. 农业面源污染形成机理的实证研究――以四川省1982～2006年统计数据为例[J]. 农村经济， 2010（5）：98-101.
[10]Kurkalova L， Kling C， Zhao J H. Green subsidies in agriculture： estimating the adoption costs of conservation tillage from observed behavior.[J]. Canadian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 2006， 54（2）：247-267.
[11]Jennifer T，Laura M. Crop farmers’ willingness to use manure[R]. G.American Aricultural Economics Association Annual Meating，Denver，Colorado，2004.
[12]马骥， 蔡晓羽. 农户降低氮肥施用量的意愿及其影响因素分析――以华北平原为例[J]. 中国农村经济， 2007（9）：9-16.
[13]巩前文. 农用化肥使用效率与农户施肥行为研究 ――以湖北省为例[D]. 武汉： 华中农业大学，2007.
[14]茹敬贤. 农户施肥行为及影响因素分析――以河南新乡县为例[D]. 杭州： 浙江大学，2008.
新常态经济的基本特征范文第7篇
――摘自中国国务院总理2015年9月10日在第九届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上的特别致辞
“分化”是世界经济形势的重要特征
任琳：我先来列举一些数据，由此可以看出“分化”是当前世界经济形势的一大基本特征。从增长面看，2014年全球经济增长率是3.3%，维持了一个相对不错的水平。发达国家整体只有1.8%，其中美国是2.3%，欧洲是1%。新兴市场国家总体取得了4.4%的增长，较2010年的7.5%有较大幅度回落，其中巴西为-1.5%，俄罗斯是-2.4%，但印度和中国继续充当着发展中国家的增长高地，成为新兴经济体的两驾马车。从失业率角度看，2014年全球总体水平还可以，但各国数据落差太大，南非高达25.4%，欧洲为11.1%，美国是5.3%，巴西4.8%，日本3.5%。贸易形势令人失望，2014年全球增长率仅有2%左右，美国是-2.3%，欧盟和中国都为2.3%，德国却高达7.3%。
总体来看，世界经济处在缓慢复苏的过程中，如无大的意外，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内都将保持中低速的增长，这是一种各方都需要适应的“新常态”。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缘自器物和制度层面的相互影响，当然也要归因于贸易、投资领域多边谈判的举步维艰。此外，经济增长不能只看增量而不看质量。一个略低增速的“新常态”期有助于世界经济向高质量发展，向注重环境保护、技术进步等全方位的发展状态看齐。
张建平：当前世界经济形势的一大特点的确是“分化”。这里面，有东、西方利益和诉求的分化，欧美对俄罗斯的制裁短期内恐怕不会告一段落，在美国甚至出现了制裁中国的论调;有增长速度的分化，发达国家阵营内部有增长的和衰退的，新兴市场国家阵营内部也有增长的和衰退的;有大宗商品价格走势的分化，原油、铁矿石价格在下跌，部分贵金属却在上涨;还有汇率的分化，不同货币升贬不一。
中国经济已经进入从过去10%左右的高速增长转为7%～8%匀速增长的“新常态”，对外贸易、固定资产投资增长和国内消费指数等均呈现明显的下行、回落态势，劳动力成本年均增长10%以上，大量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亚非国家转移。未来中国可持续、高质量增长的出路在于产业调整与升级，在于健全国内消费市场，在于建立生态文明，在于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尽管国家已经喊出激励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口号，但鼓励创新的机制体制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一个典型的创新驱动型经济，必须拥有能吸引全球优秀人才的教育和就业制度、大规模的科技研发能力、完善的全球资本市场和国内信用体系，以及成熟、高效的风险投资（VC）、私募股权（PE）模式。外界反复渲染中国的所谓“过度投资”问题，这个现象有，但同时还有“浪费投资”现象，也就是过去政府主导的竞争性项目投资过多，相关项目随意性强，重复建设问题突出，投资效率也比较低。另外，中国的金融体制很不健全，竞争性严重不足，国内泡沫比较大，资金成本高，不愿意进入实体经济层面。在这些方面，中国还有很长的改革开放道路要走，需要耐心学习国际上的先进经验。 2015年9月16日，北京某证券营业大厅里，一位股民边吃午饭边看股市电子交易板。
由于中国经济保增长的压力显著增大，“中国经济崩溃论”在国际上再度甚嚣尘上。但事实上，中国经济增长仍然处于合理区间，并没有像某些人评论的那么坏。这样讲的主要根据，一是中国政府可用于宏观调控的政策工具还很多，财政、货币政策仍有进一步调整的空间。二是中国的就业状况并没有出现恶化，劳动力成本还在继续攀升，而一旦失业率高企，劳动力成本就应停止上升。而且，中国的“人口红利”还没有结束。目前在中国的人口结构中，45至49岁的人占最高比例，第二高的是25至29岁的人，第三高是40至44岁的人，劳动年龄人口占比虽然已过最高点，但仍是相当高的。三是中国经济仍然拥有不少增长亮点，比如，外商直接投资（FDI）仍是正增长，显示国际资本仍然看好中国市场。服务业、高科技领域吸引的FDI数额更是保持着两位数的快速增长。中国的集装箱吞吐量仍然比较旺盛，粮食、原油等大宗商品进口仍然比较旺盛，全国用电量也已在2015年8月转为正增长。服务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在持续上升，消费者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在不断增强。这些都说明，经过前一阶段连串的保增长措施，中国经济的企稳迹象在不断增多。正如总理所说，“东方不亮西方亮，这业不兴那业兴”，“一旦超出合理区间的迹象出现，将有足够的能力来应对中国经济出现‘硬着陆’，这不是空话”。2013年我与美国经济学家、有“末日博士”之称（因早早预言国际金融危机而得此称）的鲁比尼对话，那时他就断言中国经济要下滑。今年，他却调整了观点，认为中国经济将保持稳定。
中国仍不失为负责任的经济大国
张建平：还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经济降速了，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就没那么高了，今后仍要靠美国，这个说法是不准确的。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和实力积累，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达到30%左右，也就是说，中国独家贡献了全球经济增量的三分之一，是世界经济增长当之无愧的最重要火车头，而新兴经济体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自2013年起已经超过50%。当然这也意味着，一旦中国经济减速，世界经济肯定也要减速。目前中国每年创造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已经突破10万亿美元规模，即便是经济增长率降到7%左右的水平，每年也能确保大约7000亿美元的增量。而美国的年GDP约为16万亿美元，2015年上半年经济增长率是2.3%，每年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也就是在五分之一到四分之一的水平。中国和美国是世界经济增长的两个最重要的火车头。
不过美国对全球经济的拉动作用弱于中国是大趋势。另一个潜在的增长引擎是印度。根据印度官方公布的数据，这个国家的GDP正在逼近2万亿美元的水平，去年的增长率高达7%（世界银行评估为5%），但印度经济总量与中国、美国仍然相去甚远，所创造的增量无法与中美相提并论。此外，印度的高增长与其GDP核算方法调整有很大关系，能否持续下去仍有很大不确定性。而另一个经济大国日本已多年零增长，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自然为零。
判断各国经济全球影响力的最主要指标，还是要看国际分工。模型数据表明，目前中国在全球经济体系中主要发挥着“生产者”作用，是世界制造业的中心。目前，制造业对中国GDP的贡献率仍然高达41%，服务业是52%，农业为7%～8%。全球体系中的资源能源和原材料提供者是巴西、俄罗斯、印度尼西亚、澳大利亚和中东、非洲国家，消费的主力军则是西欧、美国和日本。在这样一个结构中，消费是最终拉动力，欧美日的消费需求一旦熄火，中国的生产就会失去动力，而中国能源资源消耗的三分之一都是用于制造出口产品的，有关降速效应形成了，必然会进一步传导至那些充当着资源能源和原材料提供者的国家，这是全球经济波动的总体格局。而其中最深层的原因是发达国家经济增长和市场需求的不确定性。过去几年，从美债危机到欧债危机，再到日本经济停滞，发达国家债台高筑的经济模式难以长久支撑世界经济的稳健增长。
新常态经济的基本特征范文第8篇
也许没有一个投资者准确预测到中国股市2010年二季度的下跌程度。超过600点的下跌后,A股市盈率已经降至历史低位。
断崖式的暴跌埋葬了一批批抄底资金,一度被视为“铁底”的2500 点也不再被认为安全。对利好的漠视与对利空的过度反应,似乎成了A股常态。
经济回暖的大势未能扭转股市“熊”姿,当经济的“晴雨表”被指为“反向指标”时,中国股市似乎走入了迷途。
“晴雨表”失真?
时值6月,即将走完2010年上半场的A股,已经从3200点大步退至2500点一线。
这已经不是A股第一次不按常理出牌。2009年上半年,当经济还处于内忧外患之时,中国股市却涨势凌厉,摘取了全球股市涨幅的桂冠。
面对股市与经济的反复背离,“中国股市已经丧失经济‘晴雨表’功能,成为名副其实的反向指标”的言论,频繁见诸媒体。
对此,中央财经大学证券期货研究所所长贺强在接受《财经国家周刊》记者采访时分析,之所以会得出二者“背离”的结论,2009年是因为经济刺激政策托起了上半年的股市,而到了下半年,虽然宏观经济各项短期指标在向好,但政策支撑的力度在弱化。因此,主要是经济与政策这两种支撑股市的力量存在着某种错位。
南方基金首席策略分析师杨德龙在接受《财经国家周刊》记者采访时也表示,中国的股市总是处在政策和经济博弈的状态中,这是中国股市的一大特征。
但是在政策与经济之间,股市更倾向于看谁的脸色呢?梳理近几年来经济、政策和股市三者的走势,可以看到:
2007年,在政策和经济的双双支撑下,股市出现了史无前例的高涨;
2008年上半年,随着经济“过热”情况的出现,政策转向坚定地抗通胀,股市抛却了经济面的支撑,走入下行;
2008年下半年,当美国次贷危机逐步演变为全球金融危机,在国内经济刺激政策出台前,股市持续下跌。而11月初政策转向保增长后,A股则在经济的内忧外患中开始持续9个月的上涨;
到了2009年下半年,当央行开始意识到货币政策正在从“适度宽松”向“过度宽松”演变,从当年8月开始缩减新增信贷规模时,听闻紧缩之声的A股,终于收住了上涨的步伐;
时间进入2010年上半年,欧洲债务危机带来的经济二次探底预期逐渐抬头,国内对经济V型反转的判断也开始松动,当4月中旬严厉的楼市调控政策出台,A股便在政策与经济的双重压制下开始步步下滑。
市场共识是,A股对政策面风吹草动的敏感度,远在对经济波动反应之上。
“这是因为中国历来是政策力量强于经济,短期内经济要受政策引导。”杨德龙指出,但长期看,经济还是起最终的决定作用的,只是不能直接作为对短期的投资参考。
有关人士认为,可以这样理解眼下股市与经济形势“背离”:在较短的时间段内,政策具有更强的话语权,因此A股无法显示其作为经济层面“晴雨表”功能,政策成为股市可靠的“风向标”。
“中国股市确实是一个‘政策市’。但其实哪个国家的股市又彻底不是‘政策市’呢?”英大证券研究所所长李大霄说,“全球金融危机中,美国政府的托市政策比我们还‘露骨’,包括当前欧洲也在积极托市。只是相比而言,A股的‘政策市’更日常化一点,而国外则是在危机关头才动用政策手段而已。”
但他同时认为,如果从一个更长的时间跨度看,A股总体上还是在对经济的“阴晴”做出正向的反映。只是从短期看来,股市的表现是各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经济结构失衡累及股市
谈及中长期以来股市一直难以摆脱疲态的内在原因,贺强认为,经济指标是多层次的,有季度、月度等短期指标,也有年度这样的长期指标。2009年中国经济的短期指标虽然实现了“V型反转”,但以年度GDP为代表的总体经济走势,却并没有触底反弹,而是继续下滑的。
另外一些市场人士则将市场的持续震荡下行的原因,归结为对转型中的中国经济尚缺乏强有力的拉动引擎的担心。
“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结构转型期,增长动力的消长和产业的进退,都还处在演变过程中。在各种结构没有稳定之前,经济运行都将表现为失衡的基本特征。这应该是股市持续下跌的内在原因。”天相投顾首席策略分析师仇彦英告诉本刊记者。
在仇彦英看来,当前的经济运行主要存在三方面的失衡。
首先,内需型产业的预期不明朗,引发了股价的调整压力。
其次,传统产业的低估值和高盈利不具有持续增长的支持,越来越难以发挥股市稳定器的作用。
第三,在中西部经济还处于振兴初期时,过度的炒作形成的是股价压力。
针对A股近期20%左右的调整,仇彦英更倾向于将其理解为2008 年股市(从当年5月份算起)的“非完整版”:在经济背景上,2008 年是美国金融次贷危机演化为全球金融危机,目前是欧洲债务危机带来经济二次探底预期。
略有不同的是,2008 年一季度经济过热的数据是显见的,但今年的数据则是同比因素为主,对过热是有分歧的。
“在经济结构失衡的状态下,如果政策也不再以稳定与增长作为基本目标,而是把抗通胀作为目标,经济形势就值得我们谨慎。那我们也最好尽快离开股市。”仇彦英说。
全流通“悬河”
导致市场持续下挫的另一个主要原因,是股市供求关系的失衡。
“大小非解禁导致有效流通市值快速增加、融资速度相对过快等因素,使得股票供给加快,而资金的供给则显得不足。这导致了市场供求出现失衡。”英大证券研究所所长李大霄在接受《财经国家周刊》记者采访时这样表示。
首先,全流通不啻为中国股市一场“”式的扩容。到2010年底,无限售条件股份市值占A股总市值比例将增加为90%。流通股比例的扩大,必将带来有效流通市值的增加,这无疑是给A股市场带来资金压力。
从大小非的减持统计看,持续的失血正在让股市的躯体越来越虚弱。
“虽然每月的减持规模数亿元,占每月交易额的比例很低,但正如一头大象,虽然一次失血不多,但多日持续的结果,是躯体越来越虚弱,最后是再也支撑不起庞大的躯体而不得不倒下。”仇彦英说。
据知钱俱乐部总经理向贵成分析,未来的A股市场,如果参照全流通的港股2008年市场底部6.5倍的市盈率、1.5倍的市净率和美股14倍的市盈率,整体估值仍有下降的空间。
“当然,A股作为新兴市场会有相应的溢价。但相比当前的估值,A股全流通时代的价值回归之路还很漫长,之前的估值体系将面临瓦解。”向贵成说,这是市场为全流通必然付出的一个代价。
估值回归
伴随着市场下跌,5月初,当一则“A股市盈率已经降至1664点甚至998点水平”的消息,在市场中蔓延时,引来的不仅是极度的恐慌,还有迷惑和不解。
似乎经济和政策形势都还没有坏到2008年的低点,为什么股市会跌至历史估值的极限呢?这成为困扰市场的又一个疑点。
市场人士统计得出的另一组数据也显示,1999至2008年这一个完整的10年经济景气周期,A股PE(市净率)的中枢在27倍。而A股今年6月初的PE为22.5倍左右,相比历史估值,其偏离度为17%,数据上也确实已经存在明显的超跌。
向贵成认为,随着全流通的全速推进,A股其实早已发生了质变,估值的中枢正在明显下移。因此,对比全流通之前的股市市净率,已经没有意义。
这是因为,在全流通背景下,由于大批限售股持续解禁,流通市值急剧膨胀,而市场承接资金的相对增长,远远低于流通股市值的增长幅度,必将导致市场供求的严重失衡。其深层的背景是,在中国股市畅行20年之久的流动性溢价,已经退出历史舞台。
让A股估值回归的第二股力量,来自中国产业结构的调整。
“A股市场中的权重股主要由金融、石油化工、地产、资源,以及重工业制造企业构成,随着产业结构的调整,这些行业普遍存在的产能过剩、能耗大、结构不合理等诸多问题,将是未来经济调结构的重点。”向贵成告诉记者,未来这些传统行业的高成长时代将不复存在,对应其整体估值必然下滑,届时A股的估值体系与国际接轨将是历史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