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模经济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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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经济问题范文第1篇
论文摘要：分析了始于20世纪80年代的新技术革命影响企业规模经济的新效应、新途径，归纳出在新经济时代高科技企业规模经济的新特点，提出了高科技企业规模经济的六个新概念，即“小就是好”的新型规模价值观、规模经济的虚拟性、规模经济的动态性、规模经济的开放性、规模经济的效率性、规模经济的模糊性，为指导高科技企业的规模决策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一、新技术革命影响企业规模经济的新途径、新效应
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技术革命对企业经营活动的影响十分巨大，其中对企业规模经济的影响力和影响途径也产生了如下重要变化：
1．新技术装备之“柔性”淡化了规模经济效应。以信息技术、计算机技术等为代表的新技术与传统技术之最大区别在于：新技术之“新”主要体现在大量取代和大幅度扩充了人脑的功能，形成了具有人工智能和自适应能力的柔性生产系统。基于刚性的、固化的技术系统而得出的影响规模经济的原因，如生产规模的大导致组织协调成本上升，品种的频繁更换导致生产准备、结束费用提高等，在柔性生产系统中已变得微不足道。由于现代技术中“软技术”的比例越来越高，因此技术含量的高低、技术贡献的大小不能简单地与技术装备的数量、价格挂钩；新技术革命使企业平均规模变小、使许多行业内不同规模企业之间成本差异变小已呈明显趋势。
2．新材料、新能源技术直接影响成本的作用强化。技术影响成本的渠道，分直接渠道和间接渠道两类，其直接渠道通常是指由于采用了新工艺、新材料、新能源而导致的成本变化。始于20世纪80年代的新技术革命重点领域就包括新材料、新能源，这些领域每次产生的新成果都会导致一次“成本革命”，即大幅度、迅速地降低成本，不断涌现的新成果导致生产成本呈现“阶梯状跌落”现象频繁发生。相比之下，技术影响交易成本与组织成本这种间接渠道对成本的影响幅度和影响速度远远小于直接渠道对生产成本的影响程度。因此，在新技术革命的环境下考虑“技术一一成本”关系时应将直接的“跌落成本”放在首位。
3．人际交流手段和管理技术的空前进步导致交易成本和组织协调成本大幅度下降。无论是古典经济学还是新古典经济学，他们在讨论规模经济问题时都基于一个假设，就是信息不完全，由于信息不完全而导致企业发生大量的外部交易费用和内部组织协调费用，当这两部分费用在总成本中占到一定比重时，就会对企业的“规模——成本”特性产生重大影响。这一假设在工业经济时代是基本符合实际的，但到了知识经济时代就逐渐站不住脚了，这是因为新的信息技术革命使人类获取信息的手段空前进步，每个人都有可能以足够快的速度获得足够完备的信息，并能以足够快的速度和利用非常便捷的工具与他人交流，使交易费用无论距离多么遥远、交易内容多么复杂都能降到极低水平，使内部管理费用在不同规模的企业都能大幅度降低。信息经济的这种“零成本、低物耗、高收益”特征从根本上动摇了传统经济学用以分析企业规模经济现象的基础。
4．网络技术突破了传统的空间观念，使孤立的讨论企业内部规模经济变得毫无意义。新技术革命最有代表性和突破性的成果就是智能化的信息网络技术，它使得人类在现实世界之外构建了一个虚拟的网络世界，人们利用网络，既可以传递信息，又可以从事各种社会和经济活动，从而产生了所谓的“网络经济”。这种网络经济既是一种全天候运作的经济，也是一种全球化经济，它把地理空间因素对经济活动的制约降低到最小程度；网络经济又是一种“虚拟经济”，它把一部分经济活动转移到以信息网络构筑的虚拟空间进行；网络经济还是一种“直接经济”，它使得处于网络两个端点上的生产者和消费者可以直接联系，使社会经济组织结构趋向扁平化。由于上述“网络经济效应”越来越强烈，故处于网络时代的任何一家企业都不能将自己孤立于网络之外，必须把自己看作网络上的一个节点，将企业规模经济问题放在网络经济的框架内进行研究。
5．新技术的快速多变特征和“新技术革命”的冲击效应改变了传统的时间观念，使讨论静态经济规模变得毫无意义。由新技术支撑的新经济是一种速度型经济，与传统工业经济相比，它的经济节奏大大加快，其典型表现是技术创新和开发周期缩短、技术淘汰率提高、产品更新换代和技术更新速度加快，且每一次较大的技术更迭都会迅速打破原有的竞争格局，对经济形成一定的“技术冲击效应”。因此，我们再也无法孤立、静止地去研究某种技术关系或技术条件下的规模经济现象，只能将技术看作一种时间效应，将技术在一定时段内变化趋势的预测结果作为研究规模经济的基础。
二、高科技企业规模经济的新概念、新特点
新技术革命催生了一大批高科技企业。这些高科技企业(在我国也称“高新技术企业”)十分典型地体现了新技术革命的时代特点，上述关于新技术影响企业规模经济的新途径、新效应，在高科技企业里表现得十分明显，导致在高科技企业里的规模经济现象与采用传统技术的企业相比有着显著的区别。笔者将关于高科技企业规模经济的新概念、新特点归纳为如下六个方面。 1．“小就是好”的新型规模价值观。在工业经济时代，大型企业是最高效的企业组织模式，企业规模大就能使产品成本低、产品质量好，使企业驾驭市场的能力强，于是，“大就是好”成为了一种占主流地位的规模价值观。然而，当社会跨人知识经济时代后，大型企业易患的“大企业病”将变得更加突出且危害更大，如反应迟钝和决策效率低使企业不能适应多变快变的市场环境，多层次金字塔型组织和庞大的官僚机构扼杀技术创新。相比之下，规模较小的高科技企业在新经济时代却越来越体现出明显的优势，如市场适应能力强、生产经营惯性小、内部机制有利于创新，特别是技术进步缩小了规模对成本的影响，由先进的小型设备组成的柔性制造系统同样能以极低的生产成本制造出高质量的产品。因此，企业规模价值观应由“大就是好”向“小就是好”转变，企业的组织规模“为了强大而变小”可能成为一种流行的工作思路。
2．规模经济的虚拟性。当企业组织规模缩小以后，如果遇到超出自身规模实力的市场机会时，企业是否需要通过扩充组织规模以适应市场的变化呢?答案是：大可不必。在网络经济时代，小型企业照样可以经营大项目，其办法很简单，就是利用国际互联网来放大自己的经营规模。也就是说，企业可以同时“变小”又“变大”——组织实体变小为适度规模，同时通过网络整合外部资源以形成较大的经营规模，于是出现了诸如“网络企业”“电子空间企业”“虚拟企业”等新名词。这种跳出物质实体空间到网络虚拟空间来放大企业经营规模的思路和做法，笔者将其称之为规模经济的虚拟性，其实质是给规模经济现象赋予一种全新的空间概念。
3．规模经济的动态性。在新古典经济学所构建的规模经济分析模型中，假定技术因素和其它经济变量在足够长的时间跨度内处于相对静止状态，不考虑它们的时间效应和动态影响。这种分析方法在技术变动速度不快的环境下，其分析结果与实际活动的差距是不大的。但是，这种静态假设用在高科技企业就行不通了，其原因在于高科技企业的技术变化速度很快，很难分清技术的边界。因此，必须以一种动态性概念来理解高科技企业的规模经济问题：高新技术的快速多变特征和新技术革命的冲击效应，不能保证企业长期平均成本曲线处于静态或“线状”变化特征，企业最佳规模或适度规模的选择范围不是一条“线”，而是具有一定“弹性带宽”的区域；在这一区域内，“规模——成本”特性既可能产生“阶梯状突变”，也可能产生“连续状渐变”。按照此种动态性概念，高科技企业的生产经营系统必须具备较高的“柔性”和“自适应”能力，应尽量采用“软手段”来调整规模，而不是依赖新建、改建、扩建等“硬手段”来调整规模。
4．规模经济的开放性。在传统规模经济理论中，是将企业内部规模经济和外部规模经济这两个本来紧密联系的复杂问题按封闭性假设作一个简化处理，割裂两者的联系并将它们分别放在相对封闭的空间来讨论各自的特点。此种做法用在开放程度较低的市场环境中是可行的。然而，高科技企业目前所处的市场环境，不但其专业化分工和协作关系十分复杂，而且它是一个高度开放的市场，这种开放性与工业经济时代的市场开放性相比有以下两个方面的巨大变化：一是开放的空间范围更大，是一种全球化的开放；二是开放的深度和关联度更大，是一种涉及社会经济生活方方面面的全方位、高关联度的开放。当经济空间的开放程度达到这种高度时，任何一个企业想要割裂自己与外界的联系去讨论内部规模经济问题是毫无价值的，必须跳出企业这个小圈子来认识规模经济现象，用“聚集经济”“企业集群规模经济”等新概念来指导自己的规模决策。
5．规模经济的效率性。在知识经济时代，企业追求的目标已不是单纯的利润目标，而是综合的、可兼顾社会利益与企业利益的、可持续发展的广义效益目标，高科技企业就更是如此。因为企业目标体系的改变，所以我们必须相应地改变关于规模经济的评价标准，用一种关于规模经济的“效率性”标准来取代传统的“赢利性”或“成本性”标准。这种“效率性”标准，是成本降低率、市场占有率及其增长率、企业知名度、企
规模经济问题范文第2篇
摘要：本文从我国道路运输的基本现状着手，分析我国道路运输形成规模经济存在市场集中度低、运输组织化程度低、现代技术应用水平差等问题，针对存在的问题提出现阶段的相应的解决措施。
关键词：道路运输 规模经济
1.运输规模经济
由于运输需求的特性，运输规模经济是以运输企业作为出发点，随着运输总产出的扩大，使得平均运输成本不断下降的现象。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运输业也进入了快速发展的时期，运输质量得到了全面提高，客运高速化、货运集约化发展模式已成为当今运输业的发展趋势，在运输业中形成规模经济，以此来提高运输经济效率就显得尤为重要。
2. 我国道路运输基本现状
2.1道路运输基础设施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公路建设发展迅速，公路总量持续增加，公路等级日益完善，路网服务能力和范围大幅提高。2010年新建公路104457公里，其中新建高速公路8258公里，全国等级公路里程330.5万公里，占全国公路里程的82.4%。截止到2010年底，全国公路里程达到400.8万公里，比上一年增加近15万公里。
2.2运输量
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道路运输业发展迅速，道路客运量、旅客周转量，货运量、货运周转量基本呈上升趋势。2010年，道路运输共完成旅客运输306.3亿人，旅客运输周转量14913亿人公里，比上年增长10.2%，占所有运输方式中旅客周转量的53.99%；全社会完成道路货运总量242.5亿吨，货物运输周转量43005亿吨公里，比上年增长15.6%，占所有运输方式中货物周转量60.93%。
2.3运输营运车辆
近几年随着道路客货运运力结构的调整，营运车辆总数不断增加，车型结构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2010年末全国公路营运汽车总计1133.32万辆，其中载客汽车83.13万辆，载货汽车1050.19万辆。
3.我国道路运输规模经济发展存在的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运输业发展迅猛，特别是运输基础设施的建设，已基本网络覆盖的路网结构，但是目前我国道路运输市场由于受到国家及行业政策法规、运输市场结构、生产技术水平、企业素质等多种因素的影响，运输规模经济效应差，形成了“有规模没规模经济”的现状。道路运输业还存在以下的几个问题：
（1）道路运输市场集中度低，缺乏主导市场的大规模企业
我国道路运输市场主体已呈现多元化，形成了多种经济成份从业者并存竞争的局面，但由于国有大中型企业基本经历了分散经营的历程，企业规模的整体优势丧失较大，无论是从道路客货运市场，或是运输服务和汽车维修市场来看，市场集中度均非常低。另一方面，运输市场中缺少主导市场的大规模运输企业，形成了高度分散的市场状况，运作专业化程度低、效率低下、成本高，很难形成有效竞争，运输市场规模经济效应难以发挥作用，导致运输市场资源的极大浪费和运输效率低下。
（2）企业运输组织化程度低下，现代技术应用相对滞后
有些看起来规模较大的企业，但由于要面对竞争性运输市场结构下大量小企业及个体运输户的竞争，普遍采取了分散式的经营方式，严重割裂了运输过程中各环节的有机衔接和企业内部的分工协作体系，运输组织化程度低。另外，许多企业忽略了现代技术的应用所带来的效益，现代技术在运输企业推广应用的速度缓、水平低，大规模企业的规模化扩张尚缺乏现代技术的有效支撑，因而其实现运输规模经济的风险较大。
（3）缺少相应的体制促进各种运输方式间的快速协调发展
交通运输中任何一种运输方式都无法完全经济有效地满足国内、国际多样化的运输要求，因此要采取相应的手段促进各种运输方式的协调快速发展，以实现充足的有效供给，满足日益增长的运输需求，以此来降低运输成本，发挥规模经济效应。目前政府采取了相应的政策措施完善了国内的交通基础设施网路，为各种运输方式的协调发展创造了基础条件，但是由于缺少相应的体制规范各部门的协作体制，各运输部门之间主要完善的仍是自身的发展，着力强化各自系统的发展模式，缺少各部门间的分工协作和运输网络布局建设，未能最大化的发挥各种运输方式的优势，使得运输成本居高不下，运输规模经济效应难以发挥作用。
4.道路运输规模经济形成对策分析
我国道路运输发展的目标是到21世纪中叶，建立一个可持续性的、以高速化和智能化为目标的新型道路交通运输体系，运输技术装备、运输组织与运输管理进入世界先进水平行列。要达到上述水平，就要采取相应的措施完善道路运输产业的发展，促进道路运输业的规模经济发展。
（1）改善道路运输市场结构，培植大型运输企业主导运输市场
政府应根据道路运输市场发展的实际和趋势，制定更加具体可行的调整市场结构的政策措施，在保持道路运输市场竞争活力的同时，培植大型运输企业主导运输市场，提高其主导道路运输市场发展的能力，鼓励企业之间开展合作与实施兼并；强化道路运输市场准入管理，加大力度提高道路运输市场集中度。
（2）加大现代技术的应用，促进运输企业经营方式向网络化集约经营转变
企业可以通过行业技术水平的提高，创新运输组织方式、提高运输组织化程度、采用运输新技术设备，实施运输标准化、规范化，加大试验和应用先进运营模式，积极发展运输组织化程度高的运输项目等，有效实施以网络化带动规模化、以科技进步稳固网络化的发展思路，从根本上促使道路运输增长和发展模式由粗放式向集约式转变，发挥运输规模经济效应。
（3）加快管理体制改革，促进道路运输与其他运输方式间一体化快速发展
交通运输业具有一定的自然垄断属性，交通运输业可以很好地体现规模经济效应，政府和市场共同决定了道路运输业的发展情况。针对我国目前各部门分割的形态，政府需要加快管理体制的改革，实现政企分离，有效地促进运输市场内的公平竞争，相互合作，从根本上改变各部门独立分割的状态。建立不同运输方式间的沟通协调机制，充分发挥各种运输方式的技术优势，实现多种运输方式的一体化发展，不断降低生产成本、提高运输效率和效益，发挥规模经济效应的作用。
参考文献：
[1]陈引社.我国道路运输的规模经济问题[J].综合运输，2004（6）.
规模经济问题范文第3篇
［关键词］规模经济规模经济理论企业并购
一、引言
当前,随着社会分工和专业化协作的发展,规模经济的重要性逐渐显示出来，追求规模经济的行为日益渗透到各种经济活动中去。特别是对于企业来说，如何实现规模经济更是成为主要研究热点，在西方发达国家，企业规模经济的实现多是通过企业并购，通过并购，使企业在优化产业组合的过程中不断扩大生产规模，实现在生产规模扩大的过程中不断降低成本，提高经济效益。因而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理论研究价值。
二、规模经济理论综述
规模经济理论最早起源于亚当?斯密的劳动分工理论，亚当?斯密认为，分工是劳动生产率提高的最大原因，同时认为分工又受制于生产规模与市场需求量的大小。自亚当?斯密之后，马克思以及斯密理论的继承者阿林杨格也都从分工角度对市场与经济规模的关系进行了研究。之后，新古典经济学的创始人马歇尔在其《经济学原理》一书中第一次明确提出“规模经济”概念，他利用内部经济和外部经济理论来说明规模效应,。认为报酬递增是由于企业扩大其不动产而获得了种种新的大规模生产经济。马歇尔以后，穆勒在其代表作《政治经济学原理》中从节约生产成本的角度论述大规模生产的好处。还有些经济学家，比如科斯、张五常、黄有光、威廉姆森和克莱因等从交易费用的节约和内部化优势方面探讨组织管理的规模经济。巴克莱、卡森和拉格费等则沿用科斯等人的观点，进一步阐述了内部化引起企业规模经济的原因。哈伯勒(Haberler)进一步发展了规模经济理论,他创立的机会成本说为企业并购战略提供了理论依据。
从已有的研究成果可见，关于规模经济的理论已经日趋成熟，现在重点已经从理论方面转向了应用方面，当前在规模经济理论的应用方面的一个重点就是企业并购，美国的企业并购从19世纪下半叶产生至今已经经历了五次并购浪潮，企业并购已成为企业规模扩张的一条重要途径。本文在已有理论的基础上，结合企业并购理论，详细分析了企业规模扩张的一条重要途径——企业并购。并通过一个具体实例——中国汽车产业规模经济状况分析来说明这一点.
三、企业并购与规模经济的关系
对于企业并购与规模经济的关系主要有两种理论：
1.规模经济理论
研究证明了企业规模（或产业集中度）与企业的利润率成正相关关系。在资本较为密集的工业里，集中度较高的大企业可以比中小企业获得更多的利润，其根本原因在于集中度高的产业中，大企业的生产成本比中小企业低，企业规模扩大带来了单位成本的下降，超过了集中度提高价格上涨的效果，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幅度高于平均数。这种成本优势就能增加工业产出的份额和减少单位成本，同时，联合生产经济即范围经济带来的成本减少也是显著的，这方面的成本利益来自于企业在更大范围内共享研究费用、管理费用、营销费用，从而降低了每一单一产品的单位成本，增大单位投入的收益。而企业通过并购的方式，将在并购之前没有运营在规模经济水平上的企业整合，使其获得规模经济，这将大大提高企业的效益。
2.经营协同效应理论
经营协同效应的理论基础最早见于威廉姆森的交易成本理论，该理论的基本观点是，通过兼并来组织企业会导致交易成本降低。经营协同效应可以通过横向、纵向或混合并购来获得。对横向并购而言，经营协同效应的来源代表了规模经济的一种形式，通过对同类资源的合并，使并购双方形成了能力上的重要补充，并购后对各方面能力可以更好地利用，这会带来在短期内通过企业内部投资所难以得到的收益。对纵向并购而言，将同一行业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企业合并在一起，可以获得行业上的规模经济性。企业并购后如果能将并购双方的优势和特长协调与结合起来，并同时消除各自的劣势和不足，这将可以使得企业获得规模经济。
四、企业并购理论在实现规模经济的应用
以中国的汽车产业来看,自1953年我国从前苏联引进汽车制造技术和成套装备,建立以年产3万辆卡车的长春第一汽车厂以来，经过近50年的发展，我国已建立起了门类比较齐全的汽车工业体系。但是，我国的汽车产业却存在致命的弱点，即企业数目太多,厂家过于分散，生产厂家遍及除和宁夏之外的省区，目前,我国的汽车制造企业厂家数量已超过了日本、美国、欧洲等汽车大国的所有汽车厂家之和，可谓汽车企业数上的“超级大国”，然而我国1998年汽车产量仅为156万辆，只相当于通用汽车公司当年产量的1/6，丰田汽车公司当年产量的1/3.我国1956年至1998年的43年间累计生产汽车1580万辆,而美国1978年一年的汽车产量就是1290辆，日本1981年一年的汽车产量就是1118万辆。目前，国外一般单个汽车企业的最小生产规模是年产40万辆到60万辆，而我国汽车年产量超过10万辆的企业只有一汽、二汽、上海大众和天津夏利四家。与我国125个汽车厂一年生产156万辆汽车相对应,美国3个汽车厂生产987万辆；日本7个汽车厂生产1011万辆,德国3个汽车厂生产427万辆；意大利1个汽车厂生产150万辆。由此可知，中国的汽车产业远远没有实现规模经济，因此，如果通过资本之间的并购重组，汽车企业可以实现迅速的规模扩张，规模的扩张有利于企业有效降低成本，巩固和扩大市场份额，为自身的生存发展赢得宝贵的利润空间，而有了利润保证，才能使资本有效循环周转起来，才能进一步支持在研发、管理、市场开拓等方面需要的巨额投资，从而提升自身的竞争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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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经济问题范文第4篇
[关键词]网络经济；自然垄断；弱竞争性
[中图分类号]F7133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3283（2015）02-0042-03
[作者简介]周正（1975-），男，河南郑州人，副教授；陈飞（1990-），辽宁沈阳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产业组织理论与政策研究。
[基金项目] 黑龙江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项目（1252z003）。一、引言
综观国内外相关文献，自然垄断理论至今仍在不断完善和发展。自然垄断理论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并分别以规模经济、范围经济和成本劣加性概念的提出为主要标志。但是，建立在这些基础上的自然垄断理论，都是在自然垄断的生产函数分析框架内，不能充分反映当代自然垄断产业的网络化特征，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理论与现实的背离，因此越来越多的学者引入了网络经济的概念[1]。国内的著名学者李怀提出了自然垄断的网络经济论，并得出了建立在规模经济和网络经济上的自然垄断理论，但是追其本质仍没有摆脱自然垄断的规模经济分析框架，仍然将供给因素作为判断自然垄断的标准。
为了弥补以往自然垄断理论的缺陷，本文以需求视角来探究网络经济下自然垄断的存在性。需求方的因素也能引起自然垄断的不可竞争性，只不过是强弱的问题，为此，本文首先对网络经济下自然垄断的不可竞争性来源展开分析，弄清自然垄断的本质；然后根据网络商品的分类，探究不同类别商品中的竞争性强弱，网络商品中“弱竞争性”的存在和形成；最后从需求角度对网络经济自然垄断的形成机理进行分析。
二、网络经济自然垄断的本质分析
在研究网络经济自然垄断的存在性之前，需要明确在网络经济下自然垄断的本质是否有所改变。网络经济下的自然垄断理论应抛开规模经济的单一分析框架，以结构化网络的“不可竞争性”角度审视自然垄断，这样才能形成基于“天然”进入壁垒和竞争不可维持性的完整的自然垄断理论。当代自然垄断行业同样具有规模经济性的特征，但它并不是导致不可竞争性的原因。自然垄断更为现实的评价标准，应该是基于产业不可竞争性的整体视角。
很早之前，埃利（1937）曾指出自然垄断的产生主要是源于生产的规模经济状况，但其对自然垄断的定义是不可竞争性，并且强调除了规模经济之外还有其他因素会使竞争自我毁灭，走向垄断[2]。由此可以看出，自然垄断的本质是产业的不可竞争性。然而，几乎所有学者均将规模经济特征视为引起不可竞争性的主要因素，只将视角锁定在自然垄断的规模经济因素上。
事实上，不可竞争性既可以来自于“天然”的进入壁垒，从而导致产业从来没有发生过竞争，也可以来自于“破坏性竞争”，直至最终必然导致垄断。网络型产业的自然垄断属性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表现在产业的“天然”进入壁垒上，这主要取决于稀缺性网络资源的占有关系，另一方面还表现在由网络资产的专用性所引起的沉淀成本上[3]。在现实生活中，构建网络需要大量的固定成本，并且这些固定成本往往有很强的资产专用性，因而形成了巨大的成本沉淀。沉淀成本的作用在于不仅会形成某一产业的进入壁垒，从而保证在位企业的长期垄断地位，而且在新企业进入市场之后削弱经济人改变市场条件的选择能力，从而对企业的竞争策略产生影响。当不存在沉淀成本时，新企业的进入和退出都是相对容易的[4]。对于在位企业来说，如果新企业进入或退出市场的门槛较低，会导致有越来越多的企业涌入市场，在瓜分到市场利润后迅速退出，市场竞争的加剧会威胁到在位企业的垄断地位，同时妨碍垄断租金的获取。倘若市场上存在着巨大的沉淀成本，在位企业一方面可以通过大量资本和技术投资来提高市场的进入壁垒；另一方面，在位企业还可以利用其价格优势来阻止新企业的进入，由此来保证垄断力量的长期存在并占有垄断租金，因此，在位企业就获得了某种自然垄断属性。
高沉淀成本是导致不可竞争性的决定因素，只有基于结构化网络的“不可竞争性”来审视自然垄断，才能真正把握自然垄断的本质所在。但是，在不同种类的网络商品中，这种不可竞争性的强弱是不同的，只有先了解“弱竞争性”，才能弄清“强竞争性”的形成，进而明确网络经济自然垄断的成因。
三、网络商品中“弱竞争性”的存在和形成
（一）网络商品的分类
早期关于经济网络的著作中，经济学家对网络经济特性的分析都是通过对网络商品的研究而展开的。Eeonomides和Flyer（1998）探讨了网络效应与市场结构的关系，设n为总产量，h（n）表示网络产品的价值方程h（n）=α+βn，α代表自有价值，βn表示产品的“协同价值”，将公式变形得：H（n）=γ+n，这里γ=α/β，γ=0代表纯网络产品，1/γ是衡量边际网络效应的密度的指标，因此，γ越小，网络效应越大，反之亦然[5]。网络商品的分类是按照协同价值在产品价值中所占的比重而加以区分的，比重越大，网络商品特性就越明显。网络商品的价值分为两个不同的部分：一部分被称为自有价值，是在没有其他使用者的情况下，商品本身所具有的价值；另一部分被称为协同价值，是指当网络中有新的用户加入时，老用户从中获得的额外价值。自有价值取决于商品本身的特性，而协同价值取决于网络规模。根据商品属性，结合其自用价值和协同价值，将网络市场中的商品分成纯自用商品、纯网络商品和混合用品。纯自用商品指的是只有自用价值，没有任何的协同价值的商品；纯网络商品正与之相反，是指只有协同价值却几乎没有自用价值的商品。商品的价值完全由网络效应的大小决定，当网络规模为零时，产品没有任何价值；混合商品指的是同时具备自用价值和协同价值的商品。拿一部手机来说，如果只有你一个消费者购买了手机，那么这部手机就没有任何的协同价值，这部手机的意义仅仅在于看看时间、照相，这些功能所产生的价值就是自用价值；随着其他使用者的加入，使用者之间通过打电话、发短信所产生的价值就是协同价值。
（二）网络商品中的“弱竞争性”
需求方因素同样能造成网络经济自然垄断中的不可竞争性，只不过这种不可竞争性存在一个强弱的问题。“强竞争性”指的是自然垄断中的不可竞争性，而“弱竞争性”则是不可竞争性的前一个阶段，虽然这种商品在市场上占有一定的市场份额，但还不足以形成垄断势力。在网络经济市场中，竞争性的来源在于由网络外部性导致的网络价值，表现在网络商品中就是其协同价值。根据网络商品的性质，一般认为纯网络商品具有较强的不可竞争性，一旦形成自然垄断，其价格的可维持能力较高，而混合用品不可竞争性较弱。由于网络外部性的存在，用户通过使用一种商品而获得的效用，随着使用该商品的用户规模的增大而增加，因而，除了纯自用品，只要具备协同价值，产业间都存在“弱竞争性”。具有“弱竞争性”的商品，随着用户规模的增大，其协同价值不断增加，竞争性也随之增加。在市场竞争初期，由于没有形成规模，因此商品对消费者的网络效用较小。当厂商通过竞争具备了必要的市场份额后，由于网络的正反馈效应，市场开始加速集中，最终形成垄断或者寡头市场，其网络规模对于潜在竞争者形成了极强的进入壁垒，就“自然”地垄断了。
四、网络经济自然垄断的存在性探究
网络经济时代，自然垄断的不可竞争性与需求方规模经济密切相关。需求方规模经济来源于网络商品的外部正效应，是指系统中用户数量的增加使系统的价值随之增长，而当系统网络价值不断增大时，后来的用户也就不得不选择这一系统[6]。一旦市场上某一种技术或产品获得大众的广泛认可，在需求方规模经济的作用下，其他消费者也会自愿或不自愿地选择这一技术或产品，其销量和市场份额会以指数方式迅速增长，市场机制进入正反馈的良性循环。传统产业中的市场均衡仅在供给方规模经济的影响下形成，而网络经济中的市场均衡则是在供给方规模经济和需求方规模经济的双重影响下，因此，相较于传统经济，网络产业中正反馈的效应更加强烈。正反馈会放大原本微小的经济变化，使市场变得更加不稳定，正反馈使强者更强、弱者更弱。当市场处于正反馈结构时，无法保持像传统市场中可以预见的均衡。一旦商家在竞争中取得领先地位，率先达到正反馈点，它就可以保持和扩大领先优势，产生“赢家通吃”的现象[7]。网络产业中企业在受到供给方规模经济和需求方规模经济的双重影响下，其经济规模和经济效率的最优点有可能趋向于无边界，使市场出现“一边倒”、“冒尖儿”的现象，市场均衡会向某一技术或产品集中，最终形成自然垄断。
厂商在获得了垄断地位后，市场上就自然而然的存在着一种力量，这种力量既保护了在位厂商的既得利益，又提高了潜在进入者的进入壁垒。垄断者往往通过产品差别化来提高产品的不可替代性，消费者如果换用其他品牌存在交易成本和转移成本，将用户牢牢地锁定，厂商的垄断地位再次得到巩固。
五、结论与启示
只有基于结构化网络的“不可竞争性”来研究自然垄断，才能明确自然垄断的本质所在，并在此基础上探究自然垄断成因。从需求的角度来看，在网络经济下的自然垄断是网络的正外部性、需求方的规模经济、正反馈机制的共同作用。从需求视角研究网络经济自然垄断的存在性，有助于完善自然垄断理论，有利于政府从网络经济的视角来制定政策，为界定网络经济中的垄断行为提供新的观点，对改进垄断行业中存在的问题提供借鉴，同时对我国反垄断法在规制经济上的完善有所帮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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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经济问题范文第5篇
性贸易政策理论(StrategicTradePolicy)。该理论动摇了在规模经济和不完全竞争条件下自由贸易政策的最优性，证明了政府干预的合理性，提出了适当运用关税、补贴等战略性贸易政策措施，将有助于提高一国贸易福利的主张。这一核心结论正好与传统贸易理论相悖。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因其在理论的独创性、分析方法的独到性及其解释现实的能力等方面取得重大的突破而日益为人们所重视。
一、突破之一：非完全竞争市场和规模经济条件下的贸易行为
1.规模经济效应的非常数性。规模收益用于微观经济学分析厂商的生产函数始于20世纪30年代。显然，国际经济学在这一方面落后了许多，一直停留在完全自由竞争和规模收益不变的分析基础之上。战后国际贸易发展现实显然无法得到传统贸易理论的合理诠释。现实生活中的许多产品是以规模报酬递增生产的，并且生产这些产品的行业（如汽车业、半导体业、计算机业等）构成了国民经济的支柱。产品生产的规模经济可分为外部经济效应和内部经济效应两部分。外部规模经济效应是指厂商水平上的规模报酬不变，而社会的递增性报酬以外部经济的形式体现的情况，因而这种厂商及其产业能够产生巨大的外部经济，促进相关产业的发展和出口的扩展。这种外部经济效应往往并不能为各厂商同时同等程度地享受，厂商与行业间的竞争行为因而受影响。但更重要的是厂商内部规模经济效应，即厂商水平上的规模经济。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形下，一个较大的公司能够更好地克服生产不可分割性，使生产能力得到更充分的利用。同时，由于某些一般管理费用并不会随生产规模而变化，因此其每单位成本会随着生产增加而下降。如果规模经济持续存在，则平均成本总大于边际成本，如果以边际成本定价就意味着损失，因此，内
部规模经济不可避免地与竞争均衡发生了矛盾。因而，传统贸易理论无法解释发达国家之间与产业内、公司内的贸易成为国际贸易主流这一现实。到了20世纪80年代，以克鲁格曼为首的一批经济学家才试图突破这一理论与现状的隔膜，将规模经济引入贸易分析，提出了依靠政府支持，通过获得规模经济效益，达到扩大出口、抢夺竞争对手市场份额的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
2.市场的非完全竞争性。由微观经济学可知，厂商这一层次上的规模经济的存在意味着价格行为与非负的利润不一致，因而市场不可能是完全竞争的。对于不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西方经济学迄今没有一个一般性的结论。但是，毕竟放弃了传统贸易理论最不现实的假设，即世界市场是完全竞争的。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分析了以下可能的三种市场结构：(1)可竞争市场（伯兰特假定这与无代价和无限制地进入和退出相结合）；(2)古诺双寡头国际竞争模型（即均衡产量水平由两个厂商反应曲线的交叉点所决定）；(3)垄断竞争。尽管一般性不完全竞争理论没有产生，但是，在各种不同的市场结构下，在实证和规范两个方面有关贸易的一些重要结论都有效，也是可行的。
二、突破之二：技术对贸易的内生变量性质
传统贸易理论早就注意到技术进步的作用，但是，直到20世纪80年代后期国际贸易理论才把技术变化、不完全竞争、规模经济结合起来进行研究。
克鲁格曼等人认为企业内部存在着动态的规模经济。技术的改变是企业获得动态规模经济的最重要形式，从而把技术作为内生变量促进了国际贸易的发展。技术变化包括两种情形，其一是技术创新(Innovation)，其二是边干边学(Learningbydoing)。
技术创新是通过研究与开发(R&D)活动来获得的。R&D所产生的技术创新改变了企业的生产函数，降低了边际生产成本。在生产过程中，同样的要素投入能带来更多更好的产出，其表现为：(1)要素生产率的提高；(2)产品质量的提高和新产品的开发。这样，企业的边际生产成本就会不断下降，从而能在国际市场上占有更大的市场份额。另一方面，技术进步能从学习曲线(LearningCarve)的角度阐述动态的规模经济。假定边际成本是累积产量的减函数，累积产量越多，生产经验、销售经验和管理经验越丰富，边际成本就逐渐降低，这就是边干边学。一般而言，作为先进技术的拥有者并非有意转让或传播其技术，而是在贸易、投资或其他经济行为中自然地输出了技术，即所谓的“技术外溢”。亚那戈娃(Yanagawa)分析了通过直接或间接的途径传播技术及其影响的国际技术外溢，克鲁格曼和卢卡斯(Lucas)分别讨论了国内技术外溢的问题，而格罗斯曼和赫尔普曼则系统研究了行业间和同行业内部技术的外溢及其作用。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重点强调了规模经济效应是扩展国际贸易的动因之一，而技术进步是企业动态规模经济效应的来源之一。技术进步与国际贸易的扩展存在一种互动关系，贸易不仅通过国际市场的竞争及各国
努力来开发新技术新产品，也通过国际技术外溢给各国互相启发的机会。技术开发不再是个别国家的行为，不再是外生的经济变量，而是直接推动贸易发展的内生变量。
三、突破之三：对政府干预作用的重新定位
传统贸易理论的主流观点认为：政府干预导致资源配置扭曲，造成国民福利下降，如关税及非关税壁垒限制进口，政府对出口实施补贴等，都会造成国民福利的净损失。只有推行自由贸易政策，才是“双赢”。当然，主流观点并不反对在出现市场失灵如外部性问题、垄断、信息不对称、道德风险时，政府可以有目的、有选择地干预，目的是消除“反竞争”(Anticompetitive)现象，保证市场竞争自由有序正常地进行。但总体上强调的还是自由主义思想。当然，在自由贸易的喧嚣声里，还有几声应推行政府干预的呼声，但其势单力弱。其中最有影响的是“幼稚产业保护论”，始作俑者是李斯特。保护的目的是为了寻求一个良好的生存、成长环境，免受外国同行企业的竞争压力。但这一学说并无完善、系统的理论证明。
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则认为：在规模经济和不完全竞争条件下，一国政府可以借助R&D补贴、生产补贴、出口补贴、进口征税、保护国内市场等政策手段，扶持本国战略性产业的成长，增强其国际竞争能力，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从而谋取规模经济之利，抢占国际竞争对手的市场份额，转移其垄断利润，提高自身的福利水平。因此，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政府起着关键的作用，必须有一个尽可能信息完备、决策独立、干预有力的政府。理所当然，在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中，政府的干预作用被提升到前所未有的地位。具体说来，有如下几个方面的解释：
1.政府干预是实现规模经济的最优途径。
在非完全竞争及规模经济条件下，国际贸易中垄断利润普遍存在，一个企业的垄断实力越强，获得的垄断利润就越多。国家干预可以将国外企业的利润转移到国内企业。为此，对于各贸易国来说，如何扩大本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市场份额，并进而通过扩大生产规模降低生产成本，就成为取得市场竞争优势的关键。靠企业自身去积累和成长，在强手如林、技术突飞猛进的今天，且若又是后起国家的企业，要成为国际市场上的真正挑战者，显然困难。而借助政府力量作为“第一推动力”，选择有发展前景的产业在一定时期内给予扶助，使其尽快扩大规模，获得规模经济收益，降低成本便是最直接、最有效、最迅速的途径了。
2.政府干预是“以进口保护促进出口”模型实施的基础。
“以进口保护促进出口”（英文简写IPAEP）是克鲁格曼1984年提出来的重要理论。该理论有两个假设前提：一是市场由寡头垄断，并可有效分割；二是存在规模经济效应。当本国企业处于追随者地位，生产规模远没有达到规模经济的要求，边际生产成本很高时，这时本国政府通过贸易保护，全部或局部地封闭本国市场，阻止国外产品进入国内市场。随着国内市场需求的逐渐扩大，这类产业的规模经济收益便会出现，生产成本得以降低。同时，国外竞争对手由于市场份额的缩小而达不到规模经济，边际成本上升。此消彼涨，国内企业就可能占有国外市场更大的份额。而销售额的扩大又进一步降低了边际生产成本，提高了企业的国际竞争力。这样，以政府干预为后盾，IPAEP理论的实施便达到保护国内市场，扩大国外市场的目的。战后，在日本、韩国、中国台湾的经济发展中，汽车、电器、计算机设备等的发展就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
3.政府干预作用内生化是比较优势形成的关键因素。
将政府干预作用作为比较优势内生为国际贸易理论的一个变量，是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的一大进步无庸置疑，而比较优势依然是国际贸易的基础。一方面技术变量已成为现代企业和国家相对比较优势形成的关键变量。而技术变量的提升不管是来自于“边干边学”，还是R&D，都与法律、投资激励等形成的经济环境密切相关，都需要通过政府的支持，即取决于政府的干预情况。另一方面，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资源禀赋的内涵发生了变化，相对于“自然资源”而言，“创造型资源”（如信息、知识资本、创新、制度、技术等）的作用越来越重要。企业以及一个国家越来越依靠于这类资源来获得比较优势，因而政府干预也被内生为区位因素，成为直接影响这种“创造型资源”比较优势形成的关键变量之一。
四、突破之四：利润转移理论
传统贸易理论主张自由贸易政策，通过国际分工和专业化生产来进行国际贸易，使参与国双方的福利水平都提高，实现“双赢”。但是，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却提出了利润转移的论点，即把垄断利润从外国公司转移给国内，从而在牺牲外国福利的情况下增加本国福利。利润转移理论显然与传统贸易理论能增进双方福利水平的论点不一致，它的基本前提是国际竞争都具有寡头竞争的性质。
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揭示了利润转移理论的三种类型。第一种类型是关税的利润转移效应。布兰德和斯宾瑟提出的“新幼稚产业保护”模型，假设一家国外寡头垄断企业独家向国内市场提供某种商品，正在享受垄断利润，且存在潜在进入的情况，那么，征收关税便能抽取外国寡头厂商的垄断利润。因为，外国寡头厂商会吸收部分关税来决定“目标价格”，以阻止潜在进入。否则，国内企业的进入将不可避免。特殊情形下，外国公司甚至会将关税全部吸收。国内既不会发生扭曲，又可以获得全部租金。税收收入就是转移了该厂商的垄断利润。该模型突破了传统最优关税理论关于只有大国才有可能用关税来改善其贸易条件的限制，认为即使是贸易小国也同样可以通过征收关税来改善国民福利。
第二种类型是“以进口保护促进出口”手段的利润转移效应。该观点来自于20世纪80年代逐步成型的“新幼稚产业保护论”，认为一个有战略意义的行业在受保护的国内市场里能迅速成长而达到规模经济的要求，从而相对于外国厂商具有规模上的竞争优势，使其能够增加在国内市场和没有保护的外国市场的份额，从而把利润从外国厂商转移到本国厂商，使本国福利增加。
第三种类型是出口补贴的利润转移效应。布兰德和斯宾瑟于1985年提出古诺双寡头国际竞争模型，认为向在第三国市场上同外国竞争者进行古诺双寡头博弈的国内厂商提供补贴，可以帮助国内厂商扩大国际市场份额，增加国内福利。古诺博弈的特征是，均衡产量水平由两个厂商反应曲线的交叉点所决定。通过补贴降低国内厂商的边际成本，使厂商有更高的反应曲线，获得更大的国际市场份额。总之，出口补贴降低了非完全竞争产业的垄断扭曲程度，增进的本国和消费国的总收益大于另一生产国的损失。
五、简要评价
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在理论和实践两方面都已成功地描述了当今国际贸易的发展现象。一种经济理论在放宽假设赖以存在的前提条件之后，是否依然有效往往是检验该理论优劣的最好方法。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之所以对现实世界能提出合理的解释，也是因为放松了传统贸易理论最根本也是最不现实的假设，即世界市场是完全竞争的，从而确定现实的研究方向。但是，由于一个系统性完整的一般性不完全竞争理论（涉及信息经济学、博弈论等）并没有建立起来，以其为基础的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并没有上升到替代传统贸易理论的高度，相反，还有许多缺陷和不足，因而受到了传统理论的批判，如：对竞争行为和公司数量过于敏感，将商品的价格纳入一般均衡的经济系统而内生地决定，以邻为壑的利润转移政策，完备信息需要，资源配置的紊乱以及政府的寻租行为，等等。
其实，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并不是对传统贸易理论的全盘否定，而是在继承的基础上有所突破和发展。传统贸易理论的完全竞争和不变规模经济可以看成是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的一个特例，它的比较优势原则仍是世之公理。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对此的认识向前迈了一大步，认为资源禀赋的相对差异是比较优势的来源之一，但更重要的是规模经济优势带来的比较优势。而规模经济优势明显地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的干预。事实上，传统贸易理论与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争论的实质就是干预主义与自由主义的争论，自由主义认为政府的干预只会产生经济扭曲，经济问题只能靠市场解决；而干预主义认为扭曲来自于市场失灵，必须通过政府干预进行纠正。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的问世，强调了政府行为的重要性，摆脱了纯粹自由主义的阴影。事实上，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的始作俑者就是最市场化的美国，而日本和韩国钢铁、汽车、计算机产业的壮大发展，“波音－空中客车”的博弈佐证了该理论在实践上的成功。或许，在不久的将来，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会产生重大的理论发展，进而代替传统贸易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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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经济问题范文第6篇
关键词：制度安排；土地流转；产权管制
中图分类号：F321.1 文献标识码：A
原标题：制度供给层面的农村土地流转与产权管制
收录日期：2016年4月6日
土地作为农村社会嵌入式生产资料，在土地流转促进地方社会迁徙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土地并不是单纯的农户私有财产，政府的干预导致土地流转成为不清晰产权的迁移。政府是否通过不清晰产权的干预阻碍了土地流转？是否政府干预的中国农村土地流转市场不能有效配置资源？本文通过制度层面进行分析。
一、政府干预、非正式制度参与下的土地流转
土地制度的创新必须考虑政治生态，政府对农户最低保障的维稳偏好，赋予了土地就业、生存、社会保障等社会功能和经济功能，土地不再是简单的提高经济效益的工具。政府的有限理性和科层官僚体系会阻碍土地完全市场化，土地仍然没有完全脱离集体式政府的控制，既得利益集团也加大了土地制度创新的障碍和成本。
胡亮（2012）认为脱离地方政府制度，脱离产权运作的社会环境，单纯的产权制度供给不足以保证土地流转，难以解释土地流转的现实地方差异。科斯定理认为只要产权清晰，权利的配置并不影响资源的有效配置。但是在我国产权界定不清晰，并没有完全的市场化，土地的流转由于制度供给的不同导致土地流转的差异。Nee等人认为我国农村经济隐藏私有化的特点，是产权分离的典型，有一定的私有化。Walder等人则认为地方政府界定产权，设定良好的制度范式，就可能有效率，私有化并不是一定采用。
我国土地交易源自产权的竞争性，土地私人占有经营权进行流转加强了这种产权的竞争性。而且政府部门干预也成为土地流转的重要因素。例如，2006年平罗农村信用社的建立，政府作为政治性任务将土地流转作为村委会的任务去完成。政府的诱使性制度安排，出于土地实现流转的目标，并带动土地规模经济，村委会也会得到干预性管理绩效。
政治参与、社会关系网络化和经济绩效是目前我国农村土地存在的三个明显特征。这样的特征导致我国农村非正式产权特征比较明显。产权私有化观点并没有看到我国农村土地的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特征。例如农村土地流转的合同，并不是完全契约，而是嵌入人格化、人情关系等因素，受到地方制度和非正式制度影响。胡亮（2012）认为闽南的土地财产权制度更多的嵌入家族等社会关系网络，而苏南则是嵌入了地方官僚的权利网络中，两个地区受制于地方制度诱使，形成了不同的模式。在我国普遍政治参与、人情关系密集编织下，土地流转并不是西方科斯定理所说的产权界定清晰就能实现高效率。
在熟人人情社会，社区主义强势的影响下，即使是完全契约下土地的市场流转也会受到制约，村干部通过村委会设立土地信用社，推动土地规模经营，通过政治影响、说服部分不愿意流转的农户，这种地方性人情加政治的非正式制度成为流转中介（土地信用社）解决信息交流的一种方式。我国土地所有权属于集体，基层村委会和乡村干部往往处于自身利益的需要，对土地流转进行干预，选择寻租等方式促进村集体的收益，农户往往处于不利的弱势地位。Hann认为产权私有化或者界定清晰产权成为衡量标准是一种偏见，与西方自由竞争经济不同，其他社会的历史传统必须进行融合，从而自由竞争、产权清晰的模式未必然适合一些传统国家。
我国乡村社会，地方化的村落共同体和家族主义比较明显。Schurmann认为，中国传统的土地财产性观念难以促进土地私有化及自由转让，中国土地流转模式要充分考虑家族主义，突破家族主义阻力需要很大的成本。中国农户，家庭父母子女传承的财产文化，难以有效地实现土地产权流转，只能阶段性地进行租赁。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与市场关系难以有明确的界限，不同地区人与人的关系可以取代市场关系。土地流转打破了农户之间的土地传承文化，影响生存空间，土地流转已经不是单纯的经济问题，而是重要的社会问题。我国土地流转模式更需要考虑乡村社会中的社会问题，而不是单纯的经济问题。因此，在考察目前土地流转模式中，更要综合考虑政治生态、农户的养老、子女传承、家族、土地传统文化、人情世俗等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因素。
二、土地产权制度供给、农户生存与土地流转问题
土地制度的变革从20世纪80年代初期逐步的演变为保留集体所有权、经营权承包的双层分权模式，国家对农村经济的介入与控制中退出，通过低廉的税收和低成本的监管稳定农户对政府的支持。
反映均等化收入、反贫困的家庭承包责任制实际是一种“均田制”。均田制解决农户的安身问题，但是当前农户的问题更多的是迁徙、人口流动、土地细碎化、均等化、规模不经济等问题成为农业的难题。均田承包制度不能适应大规模农业经济，在人口流动中，均田制的经营方式必须随之变动，土地流转将成为解决土地制度不稳定性、分散性的重要方式。家庭承包经营制度标志着农村市场化的开始，但是家庭承包制只是均田制，是农户的最低生活保障和生存底线。
土地作为生产性要素，更是一种财产性要素，要素市场的改革往往滞后于产品市场。促进土地流转必须在土地制度上进行土地界定和农户地权的保护。没有完全解决农地经营效率问题，土地细碎化经营，无法实现土地的分工、专业化和规模化。而且土地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产权不完备导致巨量的土地资源被封闭和凝固，无法实现资产的增值和资源的有效配置。我国土地目前设置了所有权、承包权、收益权、经营权、有限处置权，是不完备的产权，而且土地继承权没有得到法律的认可。
土地产权不完备是否造成了土地流转效率损失，目前还存在争议，张照新（2002）分析认为土地产权不完备并没有构成土地流转障碍。骆友生（1995）认为土地产权造成了效率损失。曾祥炎（2004）分析台湾地区第二次，认为土地私有制并不影响农地流转机制。产权流转是当前土地制度创新的新逻辑。
在20世纪90年代开始的城镇化浪潮中，土地承包经营权稳定，但是随之而来的是土地流转运动，通过租赁、土地入股、转包、反租倒包等模式改变土地细碎化、不规模等小农经济，但是土地流转运动碰到的实质性问题还是农民问题。城镇化二元户籍、农业兼业、农户生存底线等问题是土地不能改变承包经营权的实质。
农村非农产业、农业兼业化现象普遍。兼业化的农户弱化了劳动力的流动，导致农地流转滞后于劳动力流转，我国兼业化农户2000年为187.98户/村，2009年上升为245.93户/村。土地成了农户防止失业的最后保障，土地担负的失业保障、养老保障功能导致土地流转存在障碍。而土地集中规模化要求土地流转模式进行变革。农民兼业化现象的普及，经济收入差异，导致不同职业的农户在土地流转中偏好不同。许恒周分析发现农民职业分化导致不同的产权偏好，农业收入为主的阶层更注重承包权的稳定和继承，以非农收入为主的阶层更看重土地的转让权。
农户受教育程度等因素影响，农户非农就业存在不稳定性，土地流转后，农户失地机会成本将增加，这将限制农户进行土地流转。在土地流转缺乏效用、缺乏生存保障的情况下，农户会进行风险规避。土地流转必须解决好农户的社会保障问题、经济问题、就业问题等。缺乏政府维系的社会保障，农地流转租金低弱化土地保障功能，非农就业机会少，都会对土地流转产生消极影响。二元户籍制度隔离了城市和乡村，农户劳动力的流动无法取得城市的社会保障等福利待遇，造成农户劳动力暂时性、阶段性的游走在城乡之间，弱化了土地流转。
我国农村土地流转规模化经营应由自发形成。大规模倡导土地流转，伴随土地兼并，强势社会群体掠夺农户土地，失地农户将会没有生存空间，目前以资本取代劳动力在农村还不是迫切。农地流转不简单是经济问题，还是一个比较棘手的社会问题，土地流转目前在进行适度规模经营，不是集中搞规模经营。主要目标是解决农户生存等社会问题，防止资本兼并土地。Lichtenberg认为中国耕地保护政策阻碍了土地资源的合理利用，经济增长的政绩考核体制下，耕地非农化的诱使，地方政府没有动力保护耕地。非粮食化经济作物的耕地流转更是促进了土地流转，土地流转的自发型契约合同正是在对经济利益的追逐下进行，粮食耕地的缩小将成为土地流转的一个重要威胁。对土地非农利用可以采取直接控制，对流转耕地为经济作物应该进行政策干预或者是产权保护。
三、农地产权管制的利弊
政府应当对产权进行管制，使一部分私人权利失去权能，从而削弱产权。Densetz（1985）认为，产权出现管制时，人们会替代调整行为，维护自己的利益，而调整行为依赖于交易费用的大小。
按照这种观点，我国农地产权管制，私人权能受到约束，农地流转必须通过交易费用最小的方式实现产权交换。政府管制产权影响了私人契约结构，从而影响社会的财富分配和整体福利水平。产权管制，导致契约一方的权能被剥夺，Cheung认为，除非被剥夺的权能被授予另一个人，否则转移的租金将趋于耗散。农地转让权放松，减少农地剩余索取权，从而加速农地流转，但是我国在农地流转中，村集体仍然管制着农地的所有权，农地流转更多的回避所有权，从而更多地表现为租赁。
政府的产权管制使农户失去了资源的排他性权利，被排斥的权利转换为公共领域里的“租”。租的存在会诱使行为体攫取租金，导致租金耗散。产权管制越多，公共领域越多，租越多，参与竞争公共领域的行为主体就越多，租金耗散的越厉害。
另一方面，农地资源具有资产专用性，不能随便的转移到其他用途上，从而产生沉没成本，导致产权的激励和外部性内部化等弱化。而且资产专用性在土地流转中，导致产生要挟，没有替代可选的交易方案，会导致租地户压低租金。产权分割性和交易性越弱，交易的代价越高。土地流转还伴随着风险，为了防范风险，信息必须加强，信息成本上升，从而交易费用提高，阻碍交易进行。农地的规模性也对交易产生影响，规模会通过产权的排他性发挥作用，导致交易减少，难度增加。
因此，政府如果放松产权管制，将导致市场交易竞争性增强，公共领域减少，租金减少。另一方面，农地流转的规模将受到产权管制放松的影响，交易成本大幅度减少，改善资源配置效率。农地产权管制放松，土地耗费的“租”减少，交易双方的净租金降低，有利于专业分工和规模经济效益。
规模经济问题范文第7篇
【关键词】 范围经济 基本内涵 金融业
一、 范围经济的基本内涵
（一）范围经济的概念内涵
范围经济，最早是由美国经济学家Panzer和Willing（1975）定义，指出了范围经济是企业联合生产两种或两种以上产品的生产成本低于这些产品单独生产的成本总和，也就是通过比较企业专攻生产一种产品到多种产品生产所产生的费用的节约，其强调了生产环节的范围经济。我国不乏有学者对范围经济进行进一步研究和诠释，丁晓正（2005）认为范围经济是由于投入要素、生产设备的联合运用，或联合市场计划，或共同管理，企业在生产多种产品比单一生产更具有成本优势。强调了范围经济可能来自生产、销售、管理或资金使用等各个过程，更一步深化了范围经济的概念。尽管范围经济有着不同的定义，但是大体上还是相似的。都是通过厂商或者企业的多种生产经营与单一产品或产业的平均成本的比较，或者是给予相同的生产要素，生产单一产品的产量与生产多种产品的产量的比较。
二、范围经济的产生机理
范围经济的产生不是偶然的，而是有其内在原因和外部因素或者其共同作用形成的，它是理论上存在于各行各业的一种经济现象。研究它的产生要素有助于对今后发展产业范围经济产生竞争优势，行业的发展和突破，都有着一定的意义和作用。
（一）内在原因
（1）企业内部共用资源和闲置生产力的利用
一些西方学者认为以上两点包含了范围经济的主要来源，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或者在同一生产链的不同环节中或多或少会利用到公用资源，比如商场的共用资源如灯光设备，安全应急设备，清洁环保等，这些资源得到充分利用，产生溢出效应，使得成本降低，企业的收益提高；另一方面，企业对于闲置资源的有效利用也可以产生范围经济，如银行对其闲置资金，用作贷款投资，基金投资，债券投资等各种投资，会加大对资金的利用效率，从而提高银行收益，形成范围经济。
（2）协同关联性
协同关联性，也就是说企业在生产和销售等过程中由于协同和关联作用而产生的范围经济，它是企业由于自身内部的特点而形成。企业在其生产链中由于上下游关联性，如纺纱厂上流水线工作，上游的产品是下游的原材料，节约了时间空间成本，提高了企业的产出。
（二）外部因素
（1）诀窍的共同和反复使用
Teece（1980）认为范围经济的一个重要来源是“诀窍的共同和重复使用”，这里的诀窍包括技术上的诀窍和管理上的诀窍。技术上的诀窍也就是由于生产技术的改革创新，将其利用于多于一种产品的生产上，而达到生产费用的节约。管理上的诀窍也就是指企业家才能，包括管理能力、管理经验、经营技能等。这些经验、能力和技能不仅体现在企业家身上，而且还蕴藏于企业的组织、管理系统和企业文化之中。
（2）品牌与广告效应
一些学者认为品牌和广告也能形成范围经济的经济效应，笔者认为品牌与广告确实可以带了范围经济。一方面，不仅是因为消费者会以之前对这一品牌的原有产品做出客观评价后，会对未尝试的新产品产生一种良好的期望。另一方便，品牌的广告效应要高于普通的产品广告投资，品牌的广告效应可以带动和开拓其生产的一系列产品的销路链条，扩大销售份额，扩大销售市场。
三、范围经济在国内行业的实践应用
范围经济是理论上实际存在的概念，中国在研究各行各业成本问题时也逐渐用经济学的角度分析问题。特别是随着范围经济理论的展开，人们越来越重视这一问题。我国关于范围经济的研究领域主要集中在银行业、高等教育、保险业等，这些年范围经济也逐渐渗入到饭店业、交通运输业、网络产业等各个领域。
我国对于银行业范围经济的研究是比较成熟的形成了一些初步的理论体系，这些结论被大部分学者接受的。我国就银行业范围经济的研究的数据基本集中在1994～2001年，因为这一时间段是我国商业银行的兴起，数据比较清晰准确。但值得注意的是，在分析时，一要注意分清对象。对于规模较小，资源有限的银行，可以重点发展某一方面或某一地区的业务，成为该方面的佼佼者，没有必要搞混业经营，甚至搞全能银行；对于规模较大、资源充足、管理水平较高的银行，应该在单一业务专业化水平较高的基础上，逐步开展混业经营，扩大范围经济。二要结合不同国家不同政策的影响，范围经济会出现区域型特征。相比于国外的银行，我国由于对于银行业比较严格的管制，使得银行业很难实现大规模或者大程度上的范围经济。并且，对于实行不同体制的银行，范围经济也呈现了不同的规律。例如，我国国有商业银行范围经济的程度要低于股份制商业银行。三要紧随技术改革的发展，范围经济在一定的程度上与技术改革有关。随着技术的发展，特别是计算机技术的发展，很多原来需要人工服务的项目，现在只要在网上交易即可，极大地降低的成本，产生范围经济。所以，有些领域随着时间的发展，范围经济呈现递增的趋势，或者可能在极短的时间里，范围经济也会有极大地变化。
【参考文献】
[1] 钱德勒.企业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工业资本主义的原动力[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2] 杜莉，王锋.中国商业银行范围经济状态实证研究[J].金融研究， 2002，（10）.
[3] 周天勇.重新定义范围经济[J].财经问题研究，2005，（1）：3-5.
规模经济问题范文第8篇
关键词：自然垄断规制；性质；需求
中图分类号：F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3）08-0-01
一、自然垄断的性质
自经济学家约翰.穆勒第一个提出了自然垄断概念以来，有关自然垄断的理论解释就开始在经济学界引起讨论，缪勒时代的自然垄断还是一个自然资源稀缺条件下的概念，主要是从自然因素或自然条件的角度来阐述自然垄断的，把自然垄断的原因归结为制度的垄断和自然要素的稀缺性[1]，在缪勒时代，经济学以古典经济学为主流，而萨伊定律的所谓“供给创造需求”更是大行其道，经济学界大多从供给尤其是自然资源方面来解释经济问题，自然垄断问题的解释自然也不可避免地从自然资源的稀缺性来解释。后来尽管自然垄断的概念不再局限于自然资源的稀缺，与缪勒所定义的自然垄断概念相去甚远，然而笔者认为在当时，自然垄断的性质的确具有稀缺性，这跟当时社会生产水平较为落后，生产社会化还未普及有直接联系，稀缺性是当时自然垄断所具有的最重要的性质，由于稀缺性的存在，在供求规律下，自然条件稀缺约束下的壁垒必然产生垄断，这是当时对自然垄断的性质中肯的解释。
随着社会生产社会化的发展及技术的进步，缪勒时代的自然垄断性质解释自然也发生了变化，在法罗等经济学家对于自然垄断中经济特性率先研究的基础上，以米勒为代表的经济学家开始从经济性为切入点，主要从规模经济的角度来理解和阐述自然垄断理论。米勒认为自然垄断的基本特征是生产函数呈规模报酬递增状态，即平均成本随着产量的增加而递减[2]。从上述可以看出，经济学家开始从规模经济入手，认为自然垄断是一种成本的现象，主要是由于社会化大生产具备规模经济下平均成本的持续下降导致的行业垄断。在这一阶段，自然垄断开始由自然条件的稀缺性解释向成本效益转变，笔者认为这归因于资本主义生产过剩危机的出现，专业分工及技术进步提高了资源的利用效率，加上各国贸易逐渐扩大，使得供给过剩，自然垄断的理论研究自发地关注成本领域，成本效益成为首要考虑的对象，自然垄断具有规模经济性。
然而，随着社会化生产的进一步演进，对于单一产品规模经济的自然垄断理论解释已不再适应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变革，现实经济中的企业大多都是多产品生产的企业，对于多产品自然垄断的研究成为经济学家们的研究热点，以詹姆斯.邦布莱特为首的经济学家曾提出范围经济在自然垄断形成中的重要作用。他认为，对于某些公共设施的服务来说，即使在单位成本上升的情况下，即不存在规模经济时，由一家企业提供全部服务也仍然是最经济的[3]。由此可以看出詹姆斯.邦布莱特认为自然垄断并非一定是由单一产品生产所具有的规模经济导致的，平均成本的下降并不是自然垄断存在的必然条件。在此基础上，夏基和鲍莫尔、潘札与威利格认为，自然垄断的定义或者最显著的特征应该是其成本的劣加性[4]。由此，成本劣加性成为解释自然垄断的充分必要条件。只要存在成本劣加性，不管是否存在所谓的平均成本下降导致的规模经济，都可能存在自然垄断。因为此时，行业中由一家厂商去生产是最合适的。于是，自然垄断的性质具有成本劣加性是其最核心的性质。综上所述，自然垄断的性质是不断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而变化的，它从稀缺性向规模经济性，再向成本劣加性演进，而其中最适应于当前自然垄断性质的是其成本劣加性，而成本劣加性的存在也使得自然垄断必然带有网络性的特征，因为自然垄断多样性表现下的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都暗含着网络特征带来的各种成本总和最低。
二、需求角度下的自然垄断规制
自然垄断具有稀缺性，规模经济性，成本劣加性，网络性的性质，使得其产生进入壁垒和定价困境的问题。由于自然垄断行业的性质决定其只允许一家企业进行生产才是最经济的。再者，根据福利经济学的定义P=MC，社会福利才是最大化，然而由于自然垄断行业本身性质所决定的AC与MC之间的关系，使得自然垄断存在定价困境，当AC>MC时，就会出现强自然垄断现象，从而使得自然垄断企业面临定价的困境，根据P=MC，社会福利才是最大化，但此时，由于PMC，向AC=MC，再向AC
纵观自然垄断的规制理论，主要有三种。第一种是自然垄断行业规制的传统理论，和军在其《自然垄断产业规制改革理论研究：新制度经济学视角》中将自然垄断政府规制的传统理论总结为：公共利益理论、规制俘虏理论、规制的经济理论三个阶段[5]。主要是探讨自然垄断下规制失效的理论，认为规制是有成本的，规制失效就是最大的成本，主张放松政府对自然垄断行业的规制。第二种是鲍莫尔，潘泽和威利格的“可竞争性市场”理论，主要内容是发挥“看不见的手”的功效，关键在于加强沉淀成本管理[6]。第三种是伯格和奇尔赫特在其专著《自然垄断规制》中提出的自然垄断弹性管制理论[7]，认为需要根据自然垄断行业是否有进入障碍提出不同的规制措施，这是因为在弱自然垄断，定价困境得到解决，政府不再需要去规制价格，而在强自然垄断下，企业本身的可维持力避免了被潜在进入者挤出市场，可以用潜在进入者代替政府规制，不需要管制进入。
综上可知，无论是从自然垄断的性质还是由此引发经济学家们对于自然垄断的规制，经济学家们都侧重从供给的角度进行问题的研究，对于自然垄断的规制无论是放松还是主张具体规制，都表现为对厂商行为规制。然而，笔者认为经济中永远存在供求双方，不存在单一方面。随着自然垄断的规制改革在全球范围的开展，很有必要从需求的角度出发，以便更为全面地探讨自然垄断规制问题。自然垄断存在的成本劣加性使得其一直是供给角度的解释，然而对于消费者来说，自然垄断存在的成本劣加性是不是就是最有利的呢？单从成本的角度来衡量自然垄断存在的有效性和体现社会福利最大化似乎不足使人信服。对于消费者来而言，社会福利的最大化似乎更应该是效用最大化，或者是消费者剩余最大化。而政府之所以规制自然垄断行业，一方面在于维持有效竞争，以保证市场机制的正常运转，另一方面，政府的规制势必带有一定的政治目标，而其中，以保障消费者福利就是政府对自然垄断规制的出发点之一。Ware用社会剩余最大化而不是成本最小化来定义自然垄断，认为自然垄断产生于单个企业使市场中的社会剩余最大化的行业，以避免成本比较所依据的片面性。而肖兴志提出了用效用优加性的概念代替成本劣加性的概念，作为定义自然垄断的关键[8]。姜春海认为将产出成本最低等同于社会福利最大化是几乎所有的自然垄断理论的最大失误。威廉姆森认为，对自然垄断的早期的分析没有纳入消费者、企业和政府因为市场结构而发生的成本[9]。所以，笔者认为，政府应该在供给角度对厂商行为放松规制的前提下，更加注重从需求的角度衡量政府规制措施对于消费者需求的影响，不应该一味地照搬西方的放松规制，引入竞争的理论，而更应该结合国情，在我国市场体制改革仍未完善，立法制度仍存在缺陷的情况下，多考虑放松规制，引入竞争所带来的对消费者需求的影响，从消费者自身需求的角度来考虑规制措施，对于消费者需求较多的方面放松规制，引入竞争机制以保证供给的充足，对于消费需求较少的方面则加强对厂商的行为规制，以避免厂商过度竞争带来的资源浪费。
三、结语
综上所述，随着我国经济结构的进一步调整，改革的进一步深化，电信行业改制，铁路大部制改革的进一步完善，自然垄断行业的规制正在进一步的得到改善。我们应当在吸取西方经典自然垄断规制理论的基础上，立足本国国情，从需求和供给两方面着手，以便更为全面地进行自然垄断规制的改革，促进中国经济结构优化。
参考文献：
[1][2][8]姜春海.自然垄断理论述评[J].经济评论，2004（02）.
[3]林森，祝荣富，董佳鑫.自然垄断行业的可竞争性分析[J].商业时代，2009（05）.
[4]于立.自然垄断理论演进综述[J].经济学动态，2000（06）.
[5]陈本强，彭志远.自然垄断规制理论：一个文献综述[J].时代金融，2010（05）.
[6]汤吉军.可竞争市场理论及其对我国自然垄断行业改革的启示[J].产业经济评论，2010（02）.
[7]朱生刚.我国自然垄断产业发展现状及其经济影响分析[D].首都经济贸易大学，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