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业投资基金税收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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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投资基金税收政策范文第1篇
创业投资,是指创业投资企业(或创业投资基金)通过一定的方式向投资者(机构或个人)筹集创业资本,然后将创业资本投向创业企业,主动地参与创业企业的管理,并为其提供增值服务,做大做强创业企业后通过一定的方式撤出资本,取得投资回报,并将收回的投资投入到下一个创业企业的商业投资行为和资本运作方式。据清科公司调查数据显示,截至2007年上半年,我国已有本土风险投资机构达498家,管理着约800亿元人民币的风险资本。
创业风险投资是促进高新技术发展的推进器。从这个角度讲,创业风险投资也是属于一个比较幼稚的产业,在市场竞争中处于不利的竞争地位,因此,在税收或者在其他政策上给予优惠,这是世界上其他国家都在实践的一种做法。
1999年,在全球新经济浪潮的推动下,在国内“科教兴国”战略的鼓舞下,我国曾掀起过一次短暂的创业投资热潮。从1985年重新开始探索发展创业投资,当时成立的中创公司是我们第一家真正意义上的创业投资风险企业。这么多年来,我国的创业风险投资也有了一些发展,但是同发达国家相比,发展的步伐还是比较慢的。
2000年,受网络泡沫破灭的影响,加之缺乏必要的法律制度和政策扶持的支撑,我国的创业投资业很快进入寒冬。从2001年到2004年,创业投资机构数量和创业投资资本数量几乎是持续性地负增长。
2005年11月,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十部委联合《创业投资企业管理暂行办法》(以下简称《创投企业管理办法》),不仅为创业投资基金提供了特别法律保护,而且为制定一系列配套政策提供了法律依据。
创业风险投资发展最关键、最核心的因素,应该是它有比较好的退出机制,现在,我们资本市场中创业风险投资的退出渠道还是比较单一,所以创业风险投资事业的发展不光是涉及税收政策、信贷政策,还有国家从其他方面的扶持政策,特别是资本市场健康发展对支撑创业风险投资的发展应该起到非常关键的作用。
风险投资需要税收的特别关照,主要表现为利用优惠的税收政策激励风险投资。税收优惠能降低风险投资的成本,这是目前世界各国普遍对高新企业投资者采用的优惠政策。税收优惠能体现政府扶持风险投资的意图,是促进风险投资发展的有效工具。
二、我国创业投资中的税收政策
对于创业投资,我国陆续颁布了一系列税收政策。1991年《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若干政策的暂行规定》指出:“有关部门可以在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建立风险投资基金,用于风险较大的高新技术产业开发,条件成熟的高新技术开发区可以创办风险投资公司”。1991年,国务院颁布的《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税收政策的规定》中指出,对经认定的开发区中外企业实行包括增值税、产品税、奖金税、建筑税等多项税收优惠。国务院于1996年的《关于“九五”期间科级体制改革的决定》再次强调要发展风险投资,一些部门和地区也在积极探索和推进。国家经贸委2002年《关于用高新技术和先进适用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的实施意见》,指出:“加大对技术创新的投入,探索风险投资机制。充分利用税收优惠政策,鼓励和支持企业采用高技术与先进适用技术进行改造提升。”
2003年3月1日我国开始实施的《外商投资创业投资企业管理规定》以正式立法形式首次对创业投资企业的组织形式、治理机制等作出了规定,其中不乏对风险投资企业税收的要求。第三十五条就规定:“创投企业应当依照国家税法的规定依法申报纳税。对非法人制创投企业,可以由投资各方依照国家税法的有关规定,分别申报缴纳企业所得税;也可以由非法人制创投企业提出申请,经批准后,依照税法规定统一计算缴纳企业所得税”。2006年3月1日起实施的《创业投资企业管理暂行办法》第二十三条规定:“国家运用税收优惠政策扶持创业投资企业发展并引导其增加对中小企业特别是中小高新技术企业的投资。具体办法由国务院财税部门会同有关部门另行制定。”该《办法》为创司这种“特殊性质”的企业奠定了基础的公司规范。
遵照国务院领导“要抓紧制定配套政策”的批示要求,在国家发展改革委和科技部的参与下,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经过一年多的研究论证和反复修改,终于在2007年2月15日联合下发了《关于促进创业投资企业发展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税收政策通知》作为《创投企业管理办法》的重要配套政策之一,必将对我国创业投资业发展产生积极而深远的影响。这项重要激励政策的出台,标志着创业风险投资在我国已经迎来了一个有利的发展时期,创投行业正迎来一个蓬勃发展的春天。
以上法律法规和其他规范性文件加上我国《公司法》、《税法》、《合伙企业法》和其他规范性文件中的相关规定,初步构成我国风险投资中税收政策的法律规范体系。税收优惠政策在我国已运行多年,它作为一种重要的经济和法律调节手段,对加速我国高新技术企业发展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对照国外发达工业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先进而完备的有关发展高新技术企业的税收制度,我国现行的税收优惠政策还存在着明显的不足与漏洞,对高新技术企业发展应有的作用还未得到充分发挥。
三、国外有益做法借鉴
运用税收政策激励创业投资是发展创业型经济的必然要求。随着规模经济日益让位于系统经济,创业型企业在现代经济中的作用越来越突现,以至于管理学泰斗德鲁克在1984年就指出:现代经济正在从大型公司主宰的经济向创业型经济转变。
创业投资作为“支持创业的投资制度创新”,通过培育和扶持创业型企业,对于促进创业型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但是,创业型经济发展所带来的扩大社会就业、提升自主创新能力、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等社会效益,并不能内化为创业投资的经济效益。由于创业投资具有高风险性和规模不经济性,在其对创业企业进行投资后还往往处于权利义务不对称的弱势地位,因此仅仅依靠市场机制来将社会资本转化为创业投资资本往往要面临市场失灵问题。针对创业投资所具有的正外部性和市场失灵问题,不少国家都出台了一系列专门针对创业投资的扶持政策。在种类繁多的政府扶持政策中,税收激励政策已经被证明为效率最高而且不会导致创业投资基金治理机制扭曲的扶持政策之一。
(一)美国
在创业投资业最为发达的美国,虽然在有识之士的推动下早在1946年就设立了第一家创业投资公司,但是其后13年里无人模仿设立第二家创业投资公司。
1958年,联邦政府推出“小企业投资公司计划”,通过提供低息优惠贷款,支持民间设立“小企业投资公司”后,专门投资小企业的创业投资基金才得以发展起来,并促进了整个创业投资行业迅速起步。但是,由于美国在1969年将资本利得税率从25%提高到49%,结果严重阻碍了美国创业投资业的发展。直到1978年将资本利得税率降低至28%,1981年进一步降低至20%,创业投资才又得以迅速复苏。到1986年美国创业资本额达241亿美元,是税制改革前的10倍。特别是为了鼓励不发达地区创业投资业的发展,联邦政府还于2000年推出《新市场税收抵免方案》,对投资低收入地区的“社区发展基金”满7年的,可从联邦所得税中获得相当于投资额39%的税收抵免。
近年来,美国一些欠发达地区的创业投资业之所以迅速起步,还得益于不少州政府出台了比联邦政府更有力的税收激励政策。例如,在印地安那州、佛蒙特州和西弗吉尼亚州等州,合格创业投资基金的投资者可按其对基金投资额的20%到30%申请所得税抵免。在路易斯安那州,为吸引保险金进入创业投资领域,对投资于合格创业投资公司的保险公司,可按投资额的100%～120%提供公司税抵免。在科罗拉多、佛罗里达、密苏里、纽约和威斯康星等州也都有类似税收政策。(二)英国
英国目前已成为世界第二大创业投资国,其创业投资规模几乎占整个欧洲的一半,居遥遥领先地位。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统计,2001年英国针对处于起步和扩张期创业企业的创业投资占GDP的比重虽然名列第四位,但包括管理层并购在内的创业投资占GDP的比重却名列前茅,远远超过美国。其重要经验是先后出台了三项针对创业投资的税收激励计划。例如,为鼓励个人通过创业投资基金间接从事创业投资,1995年出台了“创业投资信托计划”,对专门从事创业投资的“投资信托”(本质上是以股份有限公司形式设立的创业投资基金),给予三方面税收优惠:(1)创业投资公司免缴资本利得税;(2)个人投资者从创业投资公司的所得(包括红利收益所得和处置创业投资公司股权的资本利得)免缴所得税;(3)对于持有创业投资公司股份超过3年的个人投资者,可以按其投资金额的20%,抵免个人所得税。为鼓励大型实业类公司从事创业投资,2000年出台了“公司创业投资计划”。
该计划规定,开展创业投资业务的实业公司可获得以下税收优惠:(1)如果投资于小型加工贸易类企业并持股3年以上,公司可获得相当于投资额20%的公司税抵免;(2)如果将投资所得再投资,公司可延迟缴税;(3)如果在处理创业投资计划时出现损失,公司可以从其公司收入中扣除损失,以减少税基。
(三)加拿大
加拿大是创业投资业的后起之秀。1995年以后,在税收优惠等政策的激励下,其创业投资业才快速发展起来。据统计,到2001年,加拿大针对处于起步期和扩张期创业企业的创业投资占GDP的比重已列居世界第二。为拓宽创业资本的来源,鼓励雇员依托工会组织,投资设立“劳工创业投资公司”,联邦政府对投资者实行相当于投资额15%的税收抵免。此外,一些省政府还另外对“劳工创业投资公司”的投资者实行地方税收抵免。
例如,在安大略省和魁北克省等省,还对投资者按相当于投资额的15%提供省政府税收抵免。为改善区域内起步期企业的融资环境,不少省份对其他类型创业投资公司也制订有税收优惠政策。例如,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对持有注册创业投资公司股份的当地投资者,可以获得相当于投资额30%的个人或公司税抵免。
(四)韩国
韩国的创业投资业在1990年代早期几乎为空白。1998年,韩国政府通过税收激励等政策,大力促进创业投资业发展。到2001年,韩国针对处于起步期和扩张期创业企业的创业投资占GDP的比重,在OECD成员国中已名列第三。其重要经验是对创业投资实行双重激励:
一是对创业投资基金的投资者,凡投资于创业投资基金的公司和个人,如果持有份额满5年,都可获得相当于投资额15%的合并所得税抵扣。
四、完善我国创业投资会计处理与税收政策的途径
(一)完善现有税收政策
从在现行税制及相关环境框架内的政策选择分析,现行企业所得税以实行独立经济核算作为纳税人的认定标准。按照这一标准,即使国家工商总局能够顺利推出《合伙企业法》,有限合伙制企业实质上也已经成为企业所得税的纳税主体,因此单纯改变企业组织形式,并不能避免重复课税。因此,在此情况下针对创投企业的税收优惠,应顺应税制改革方向,采用法人为企业所得税纳税人的判断标准。一是按税制改革方向确定企业所得税纳税主体。
按照我国现行企业所得税以实行独立经济核算作为纳税人的认定标准,无论创业投资机构是否采用合伙制,都不能避免重复课税。但如果税制改革方向是朝着以法人为纳税人的判断标准确定纳税主体的方向发展,则创业投资机构采用有限合伙制就可以避免重复课税问题,因为在这种税收体制的框架下,凡具备法人资格的纳税人都归入公司所得税课税范围,不具备法人资格的纳税人归入个人所得税课税范围。在以上原则下,有限合伙制的创业投资机构就不再是企业所得税的纳税义务人,重复课税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二是对最终投资者的税收政策:(1)当最终投资者是企业的情况下,应采取投资分红不计入本企业应纳税所得额的办法;(2)当最终投资者是个人的情况下,应免除其个人所得税的重复课税。对个人投资者获得的股息分红和退出时的资本增值,比照国家对股票转让所得暂不征收个人所得税的方式处理,鼓励出资人进入创业投资。
(二)改革企业所得税中研发费用的扣除办法
研发费用是指用作为纳税人在一个纳税年度的生产经验中发生的用于研究开发新产品、新技术、新工艺的各项费用,是企业实际发生的技术开发费,允许在缴纳企业所得税前扣除。符合条件的,允许再按技术开发费实际发生额的50%抵扣当年度的应纳税所得额,条件就是比上年实际增长达10%以上的盈利。然而,初创的风险企业很可能出现亏损,亏损的风险企业就无法享受到该项扣除。最好的办法是将研发费用的扣除直接和投资者的利益结合起来,采取向投资者退税的办法,即允许创业企业以当年产生的研发费用按投资者的投入比例直接去抵扣投资者的其他收益,特别对于个人投资者来说,可以允许他们用分摊到的研发费用去抵扣他们的个人收入从而减少他们的个人所得税,而如果该项目是由投资基金所组建,那么研发费用可以用来扣除他们投资其他风险企业得到的收益。
(三)创新观念,改进相关税收政策
可以更多地借鉴经济学分析和国际创业投资的实践经验,在现有观念上进行突破,将创业投资机构作为一个“融资中介”,而不是按照现行的做法当作一个普通的企业来看待,在解决困扰我国创业投资发展的税收环节上,可以采取下列做法:
一是创业投资企业不作为企业所得税的纳税主体。发达国家在对创业投资的税收制度安排上,一般将创业投资机构作为一种“透明组织”或“投资管道”投资收益按照协议全部分配给出资人。如果我们可以把创业投资机构作为一个与“投资管道”相类似的“融资中介”,那么创投企业本身就不应成为企业所得税的纳税主体,而是由出资人在取得收益后按照自身性质缴纳所得税。这种做法既能够解决长期困扰我国创投业的重复课税问题,又有利于创业投资机构吸纳投资,特别是具有免税资格的投资主体(如养老基金等)的资金。
创业投资基金税收政策范文第2篇
关键词：创业投资 政府扶持 政策优惠
自1985年中央文件引入“创业投资”概念至1999年，中国的创业投资事业始终裹足不前，其教训就是政府重视程度不够及扶持性政策缺位。目前，中国的创业投资体系建设还刚刚处于起步阶段，政府如何发挥作用及在哪些方面发挥作用事关中国创业投资事业的前途及命运。
一、外国政府和地区对创业投资的政策扶持
由于各国技术创新力度、融资方式不同，政府扶持创业投资的介入程度和具体方式是有所区别的，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类。
（一）直接拨款
即政府为鼓励创业投资的发展，向创业投资者和创业投资企业提供无偿的补助。这种补助实质上是政府部门共同出资筹集创业资本，分担创业投资者的投资风险，鼓励民间创业投资。如（1）加拿大安大略省对向高技术创业投资企业投资的个人入股者给予其投资总额30％的补助金。（2）美国1982年通过的《小企业发展法》规定，年度R&D经费超过1亿美元的联邦政府部门必须依法实施“小企业创新研究计划”，每年拨出法定比例的R&D经费支持小企业开发技术创新活动。（3）英国贸易和工业部门将政府支付的高技术发展专款的20％作为支持高技术产业的开发费用。1981年英国政府成立了专门投资于高技术企业的英国技术集团。（4）新加坡政府规定，凡投资于高技术的企业如果连续亏损三年，则可获得50％的投资补贴。
从各国情况来看，政府可以提供的创业资本是相当有限的，它的作用主要是带动民间资本进入创业投资领域，起政策示范和引导作用。
（二）政府担保
创业投资企业不具有可担保的资产，很难从常规信贷和传统投资渠道筹集创业资本，因此，许多国家选择了政府担保手段。通过担保，政府可以少量的资金带动大量民间资本向创业投资业发展。根据国外的实践，政府提供1元资金用于创业投资担保，就可带动10—15元的资金流向创业投资业，转化为创业资本。（1）英国从1981年开始实施信贷担保计划，支持银行向小企业提供中长期贷款，最高限额10万英镑，偿还期2－7年。贸工部为借款人担保，若借款人不能如期偿还债务，贸工部负责按2.5％的年息偿还债务款的70％。（2）美国于1955年成立了中小企业管理局，承担对高技术中小企业的银行贷款担保，贷款在15.5万美元以下的提供90％的担保；贷款在15.5—25万美元的提供85％的担保。1993年美国国会又通过了一项法案，规定银行向创业投资企业贷款可占项目总投资的90％，如果创业投资企业破产，政府负责偿还债务的90％，并拍卖创业投资企业的资产。（3）日本通产省于1975年设立了“研究开发企业培植中心”，其主要业务是对创业企业向金融机构借款提供债务担保，担保比例为80％。日本科学技术厅下设新技术开发事业团，对拥有新技术、风险较大、商品化困难的项目提供5年期无息贷款，成功者偿还，失败者可不偿还。
（三）税收优惠
许多国家和地区为了鼓励创业投资的发展，制定了许多税收上的优惠政策。诸如给予R&D费用的税收抵免，准许投资高新技术产业研究开发的仪器设备实行加速折旧，提供技术转让和损失报批方面的税收优惠等等，具体情况各国不一。如（1）美国将创业投资公司的所得税率由1970年的49％降至1980年的20％。具体做法是：创业投资所得额的60％免除征税，其余的40％减半征收所得税。美国政府规定，凡是当年R&D支出超过前三年R&D费用平均值的，其增加部分给予20％的税收抵免。对于投资高新技术产业研究开发的仪器设备实行加速折旧，折旧年限为3年，是所有设备折旧年限中最短的。（2）法国1985年颁布的85—695号法案规定，创业投资公司从持有的非上市股票中获得的收益或资本净收益可以免交所得税，免税额最高可达收益的1／3.公司出让技术取得的收入按19％的税率征税（否则，需交纳33.33％的预提税）。（3）新加坡政府规定，创业投资最初5—10年完全免税。1984年政府宣布，凡是向得到政府批准的新技术工业项目投资的本国公司，如果投资项目赔本，可以从本公司收入中免交相当于投资50％的所得税。1986年，政府又进一步允许创业投资公司可以从所得税中扣除从被批准的创业企业购买股票而造成的任何损失，同时，创业企业可以从以后的所得税中扣除损失金额。（4）英国1983－1993年实施企业扩大计划，通过向英国未上市公司的投资人提供个人收入税减免优惠来刺激投资，每年可减免4万英镑的收入税。投资人可以直接投资或通知投资基金进行投资，但投资必须是新的创业性股本，并至少持股5年。1994年美国政府颁布了《创业投资信托法》，对符合该法要求的所谓“创业投资信托”实行全面税负豁免与优惠，如个人投资者股利收入税的豁免、资本利得豁免、基金公司在资本利得上的豁免，以及其他税负上的特别优惠等。
从各国税收优惠来看，一般都具有以下几个特征：（1）优惠的税种主要是所得税，很少采用间接税优惠；（2）优惠的多为创业投资企业，而对创业经营企业采取的优惠政策不多；（3）优惠的方式为减免税等实质性优惠方式，这是与创业投资企业的投资回报形式有关的。创业投资企业不具有固定资产等财产，因而加速折旧、税前列支等优惠方式大多不适用。
（四）建立“股票二板市场”
“股票二板市场”以发行创业企业的股票为主，而且发行的标准低于一般证券市场，只要创业企业的规模和资金达到一定标准就可以在这种市场上发行股票。“二板市场”的建立，使高新技术创业企业直接融资成为可能，也为创业投资的增值、退出提供了方便。（1）美国“股票二板市场（NASDAQ）”已成为仅次于纽约证券交易市场的第二大证券市场。据统计，1970年在美国3000万持股人当中有1／4是持有“二板市场”股票或期权的。这种情况对处于创业初期的高技术企业筹集资金是非常有利的。（2）美国于1980年底建立“未上市公司股票市场”后至20世纪末约有350个高技术企业在“二板市场”发行了约10亿英镑的股票。（3）日本政府于1983年分别在大皈、东京和名古屋建立了“二板市场”，只要资产达85万美元以上、税前利润率达到8％的公司都可以上市。（4）建立于1996年的韩国“二板市场（KOSDAQ）”至2001年上半年便已累计募集了近40亿美元的资金。
（五）政府干预和法律保护
为了加速创业投资的发展，各国政府和地区相继制订了一系列新技术开发方面的法律法规，并成立独立的主管部门促进创业投资的发展，这在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表现的尤为明显。如韩国政府1986年颁布了《中小企业创立支持法》、《新技术财政资助条例》促进创业投资的发展。截至2001年，韩国已有145家创业投资公司，掌握资本近60亿美元。
二、缺乏政府扶持的创业投资产业状况（以台湾地区为例）
自1983年台湾引进创业投资以来，台湾的创业投资公司已核准设立近200家，累计投入的实收资本额达新台币1300亿元。由于台湾特有的以中小企业为主的产业型态，加上当局积极发展高科技的产业政策，以及逐步健全与活跃的资本市场，使得台湾创业投资的活跃程度仅次于美国排名全球第二，逐渐成为包括日本、韩国、马来西亚、泰国、新加坡、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以色列、德国、瑞典、法国及中国大陆在内的许多国家和地区学习的典范。但出于对创业投资业与其他投资行业之间租税公平的考虑，台湾于2000年取消了创业投资业的投资抵减税收优惠政策，对创业投资业的持续扩张和科技产业的发展产生了非常直接的影响（其中亦有全球经济景气因素的影响）。
（一）取消投资抵减政策前后台湾创业投资产业状况的简单比较
截至2000年底，台湾创业投资公司累计达184家（2001年10月已有193家），实收资本额为新台币1280.76亿元，累计投资案件数为6343件，累计投资高科技资金更高达新台币1255.09亿元。台湾的创业投资事业在1998及1999年迅速增长，在这两年之中，其资本额从1997年的新台币426.31亿元增至1998年的新台币729.32亿元，1999年更是一举冲破千亿台币大关。取消投资抵减政策后，2000年实收资本额（指全部创业投资公司）的增加从1999年的304.93亿元减至246.51亿元，增长率降低了近20个百分点。1998年和1999年的新设公司资本额为225.1亿元和231.3亿元，但2000年新设的31家创司（基金）的资本额仅为135.9亿元，增幅明显变小。
在1995年前台湾创业投资公司都是以个位数成长，自1984年台湾第一家创业投资公司设立到1995年止，在长达12年的时间之中，累计设立34家；但自1996年开始，台湾创业投资可业可谓进入高成长期，从1996年的14家、1997年的28家、1998年的38家，一直到1999年的46家，在这四年之间，累计新设创业投资公司119家。在2000年，新设创业投资公司31家，较1999年少了15家，与1999年底取消台湾创业投资业的投资抵减优惠有着极大的关系。
（二）取消投资抵减政策对台湾创投产业的影响
由于投资抵减优惠的取消，过去积极参与创业投资事业的个人与产业将大幅减少其对创业投资事业的投资。同时，由于直接投资新兴的战略性产业依然可以适用投资抵减，因此产生资金的排挤效应，直接影响个人及法人股东投资创业投资公司的意愿。台湾创业投资公司的资金来源主要来自产业界的法人机构及个人（两者合计超过80％），此一资金来源将告萎缩。而一般金融、保险、证券等金融相关产业及退休基金，迄今投资创业投资均仍有限制或不被许可，而无法弥补产业界及个人投资资金的流失。因此，台湾的创业投资事业将因资金来源的逐渐匮乏面临愈来愈严重的经营困境。
投资抵减政策取消后，政府对创业投资事业设立所施行的特许制亦将同时终止，这意味着将彻底消除创业投资公司与一般性投资公司的区别，创业投资公司的融资优势和便利将荡然无存，银行和保险公司投资创业投资将更加困难。创业投资公司因资金来源辰乏而导致萎缩，则台湾早期科技产业的资金募集将陷入窘境，进而危及台湾的科技产业发展及整体经济成长。
三、我国现行的相关产业优惠政策
1987年前后，我国的一些知识、技术密集的大中城市和沿海地区相继建立了高新技术产业园区。1991年，国务院首批批准了26个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到目前为止，国务院已批准了53个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的建立，促进了科技成果的转化，同时也使高新技术的相关领域、产业得到了迅猛的发展。许多地区内的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已成为该地区最具活力的经济增长点。由于高新技术产业的高成长性，创业投资一般将其作为主要的资金投向，在目前我国还尚未将创业投资作为一个独立行业对待（表现在工商注册及税收规定等方面）的情况下，一般将鼓励和支持高新技术发展的科技产业政策视同创业投资的产业政策。我国政府为鼓励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的发展及科技进步陆续出台了一些财税优惠政策，虽然实际效果并不尽人意。
（一）税收优惠政策
1.增值税、关税。现行政策规定，对直接用于科学研究、科学实验的进口仪器、设备免征增值税、关税。为推动我国软件产业和集成电路产业发展，自2000年6月起至2010年底以前，对增值税一般纳税人销售其自行开发生产的软件产品，按17％的法定税率征收增值税，对增值税实际税负超过3％的部分实行即征即退政策。所退税款用于企业研究开发软件产品和扩大再生产，不作为企业所得应税收入，不予征收企业所得税。自2000年6月起至2010年底以前，对增值税一般纳税人销售其自行开发生产的集成电路产品，按17％的法定税率征收增值税，对增值税实际税负超过6％的部分实行即征即返政策。所退税款用于企业研究开发集成电路产品和扩大再生产，不作为企业所得应税收入，不予征收企业所得税。
2.营业税。对科研单位取得的技术转让收入免征营业税。
3.企业所得税。（1）在国务院批准的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内的高新技术企业减按15％的税率征收所得税；新办的高新技术企业自投产年度起免征所得税两年。（2）科研单位和大专院校服务于各业的技术成果转让、技术培训、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承包所取得的技术性收入暂免征收所得税。（3）企业事业单位进行的技术转让，以及在技术转让过程中发生的与技术转让有关的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培训所得，年净收入在30万元以下的，暂免征收所得税。（4）对新办的独立核算的从事咨询业（包括科技）、信息业、技术服务业的企业或经营单位，自开业之日起第一年至第二年免征所得税。
（二）财务优惠政策
1.鼓励企业加大技术开发费用的投入。企业开发新产品、新技术、新工艺所发生的各项费用，包括新产品设计费、工艺规程制定费、设备调整费、原材料和半成品的试验费、技术图书资料费、未纳入国家计划的中间试验费、研究机构人员的工资，研究设备的折旧、与新产品的试制、技术研究有关的其他经费以及委托其他单位进行科研实验的费用，不受比例限制，计入管理费用。
2.企业研究开发新技术、新工艺所发生的各项费用应逐年增长，增长幅度在10％以上的企业，可再按实际发生额的50％抵扣应税所得额。
3.企业为开发新技术、研制新产品所购置的试制用关键设备、测试仪器，单台价值在10万元以下的可一次或分次摊入管理费用，其中达到固定资产标准的应单独管理，不再提取折旧。
4.企业为验证、补充相关数据，确定完善技术规范或解决产业化、商品化规模生产关键技术而进行中间试验，报经主管财税机关批准后，中试设备的折旧年限可在国家规定的基础上加速30％—50％。
5.企业可根据技术改造规划和承受能力，在国家规定的折旧年限区间内，选择较短的折旧年限。对在国民经济中具有重要地位、技术进步快的电子生产企业、船舶工业企业、飞机制造企业等，其机器设备可以采用加速折旧。
四、我国现行政策扶持和优惠的作用明显有限
（一）关于R&D费用的扣除
现行的税收优惠政策中允许企业R&D费用按150％在税前扣除，但该措施的优惠范围明显偏窄。其适用范围仅限于国有、集体工业企业，因而对其他企业来说是一种政策不公平。而且，对国有、集体工业企业来说，优惠也只限于R&D费用比上年实际增长10％以上的赢利企业，且其50％的超额扣除部分不应超过其应纳税所得额。为鼓励企业加大科技投入，规定R&D费用的增长幅度是必要的，但在当前亏损企业、微利企业比较普遍的情况下，这项鼓励企业科技投入的优惠措施的作用缩水不少。而且以赢利水平作为优惠条件，也不太合理，因为当前企业的盈亏情况，不仅取决于企业的经营管理水平，而且在很大程度上还受一些外部因素的影响；当前赢利水平是以前经营成果的反映，而科技投入是影响今后赢利水平的重要因素。因此，对非赢利企业的税收歧视政策可能会人为造成或加剧“亏损——不能享受优惠——缺乏科技投入——进一步亏损”的恶性循环。
（二）关于加速折旧
我国现行政策规定：（1）企业为开发新技术、研制新产品所购置的试制用关键设备、测试设备，单台价值在10万元以下的，可一次或分次摊入管理费用，其中达到固定资产标准的应单独管理，不再提取折旧；（2）进行中间实验，报经主管财税机关批准后，中试设备的折旧年限可在国家规定的基础上加速折旧30％－50％；（3）企业可以根据技术改造规划和承受能力，在国家规定的折旧年限区间内，选择较短的折旧年限。对在国民经济中具有重要地位，技术进步快的电子生产企业、船舶工业企业、生产“母机”的机械企业、飞机制造企业、汽车制造企业、化工生产企业、医药生产企业和经财政部批准的其他企业，其机器设备可以采用双倍余额定递减法或年数总和法计算折旧。这些措施，从优惠力度和优惠范围看都相当有限，且主要的并不是直接针对技术进步方面的设备。
（三）关于科技成果转让
我国对科研单位、高等院校和企事业单位的技术转让收入和技术服务收入给予不同程度的税收优惠，而且从1999年7月1日起，规定科研机构、高等院校转化科技成果以股份或出资比例等股权形式给予个人的奖励，获奖人在取得股份、出资比例时，暂不缴纳个人所得税；但取得按股份、出资比例分红或转让股权、出资比例所得时，应依法缴纳个人所得税。就此而言，现行的优惠措施是不够的，不仅涉及范围窄（仅限于职务成果），而且优惠也仅限于延迟纳税，其股权实际转化为现金收入时仍需照常纳税。正因为如此，它将阻碍这种“科技股”资本的正常流通，因为如果不转让，则仍不纳税，从而产生“资本锁住”效应。
（四）关于个人所得税
现行个人所得税政策也不利于调动科技工作者的创新积极性。我国现行个人所得税法对高新技术人员的优惠范围较窄，如对企业颁发的重大成就奖、科技进步奖等就不在优惠之列，仍征收个人所得税。此外，现行规定中房补也不能作为个人所得税扣除项目，如深功高新技术企业技术人才来自全国各地，从业人员众多，住房问题十分突出，大型高新技术企业在住房上无力统一租赁，而是发放房屋补贴由个人自行解决。税法没有明确规定个人住房补贴能否作为个人所得税的扣除项目，或按多少标准扣除，在实际执行时一般要全额征收个人所得税，极大地增加了高新技术企业人员的税收负担。
（五）关于双重征税
按照《企业所得税暂行条例》（1993年）规定，合伙企业也是企业所得税的纳税义务人，适用税率为33％。而按照《个人所得税法》（1993年修订）规定，对合伙人从合伙企业分得的利润还要缴纳20％的个人所得税。两项合计，合伙企业投资者实际缴纳税率高达46.4％。不但如此，合伙企业投资者还要对外承担无限连带责任。《合伙企业法》（1997）第三十九条明确规定：“合伙企业对其债务，先以其全部财产进行清偿。合伙企业财产不足清偿到期债务的，各合伙人应当承担无限连带清偿责任。”
五、确立政府在创业投资发展进程中的重要作用及取向
政府在创业投资体系建设中的基本作用有三：制定政策、创造环境和控制风险。在培育和建立创业投资体系的初始阶段，政府能否采取积极的倾斜性政策予以支持、选取恰当的方式予以管理，将直接影响这一重大改革举措的发展进程。2000年台湾地区取消投资抵减政策后产业迅速滑坡的景况便是一非常确凿的佐证。对于中国大陆而言，具体做法应为：
（一）加速建设“创业板市场”并尽快推出，开辟创业资本的撤出渠道
近几年来，国际市场上的创业资本已看好中国市场，不少创业投资公司和基金管理公司已经登陆中国或准备参与中国创业企业的投资活动，它们对资本撤出的市场条件和政策的稳定性有着强烈的心理期望。而且，由于经济全球化步伐的加快和信息技术的突飞猛进发展，世界上许多国家都已明显加速了参与科技竞争的步伐，连印度这样的经济总体发展水平较低的发展中国家，也已在计算机软件产业水平上大大领先于我国。按照一般规律，一个国家的科技竞争力不仅取决于其教育、科技的基础投入强度，还取决于其科技成果转化的比重和效率，而无论前者还是后者，都需要一个强大的金融支持体系，因为任何创新性科技成果的推广和产业化都需要突破一定的资本或资金界限才能实现。我们近年来推动创业投资体系和创业板市场建设，其目的就是弥补中国科技创新及成果转化的金融支持体系的结构性缺陷。自1985年中央文件中首次引入“创业投资”概念以来，由于种种原因，我们已经浪费了许多宝贵的发展时间，现在在创业板市场推出问题上，我们如果再踌躇不决，贻误时机，又会在将来留下某种遗憾。
（二）尽快制定相关的法律法规，出台《北京市创业投资条例》
应加紧制定出有关的法律、法规及管理条例等，使创业投资在具体操作时有章可循、有法可依，减少盲目性，降低风险，增强可信度与透明度，逐步走上法制化的轨道。北京地区作为国内最早的创业投资发祥地，应尽快制定和出台《北京市创业投资条例》以规范和促进创业投资活动。其内容包括：创业投资公司的审批程序、经营范围、运作规范、法律责任、监管措施；科技创业投资基金设立方式、发起人资格、基金规模、对基金管理公司的要求；比照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企业税收政策，对创业投资公司的所得税、奖金税等实行优惠，使创业投资者可以享受到较高的收益；在3—5年内，市政府可以划出专项资金，对经认定。投资于成长型高新技术企业的创业投资公司给予财政补贴；对创业投资公司依股权转让（或交易）收入应缴纳的地方税实行减免等。
（三）出台并明确创业投资的行业优惠政策，实现真正的倾斜和扶持
1.税收优惠政策。培育创业投资主体，事关高新技术开发及其产业化的健康发展。为促进创业投资的快速发展，应给予必要的扶持政策。主要包括（但不限于）：各类创业投资公司与高新技术企业享受同等税收优惠；参与创业投资的个人、企业或其他机构，该项资本利得免征所得税；对创业投资公司投入高新技术企业的股权转让（或交易）收入，只征收印花税，免征其他税；非高新技术企业投资购买高新技术企业的股权、证券或技术成果，该项交易额可从其税基中扣除；只缴纳印花税，等等。
2.投融资政策。创业投资是一项具有较高风险的投资活动，政府应提供一定的投融资政策支持，主要包括（但不限于）：我国经济相对发达地区的政府，可以出资参股创业投资公司或作为创业投资基金的发起人；对各地政府部门掌握的处于周转使用状态的科技经费进行存量调整，使之成为规范的创业资本的构成部分；财政收入状况良好的地方政府，可采取一定的方式为高新技术企业提供融资担保；中央政府可通过政策性银行为高新技术企业提供长期低息贷款；对成长性好且能迅速打入国际市场的高新技术企业给予外债指标特批待遇；对各类国有非银行金融机构放松限制，同样允许其拿出少量资金参与创业投资活动，等等。
（四）加强国际合作，实行开放政策，促进国际化发展
欧美及其他国家的创业投资在几十年的历史中积累了丰厚的经验，有许多做法可供借鉴。巨大的国际游资和广阔的企业交易渠道，也可能为我所用。应当加强创业投资领域的国际交流与合作，利用外部资源，提高北京创业投资业的管理水平，推动创业投资业的发展。同时，吸引国外创业投资资金，可能成为新的历史时期引进外资的重要方式。可以通过行业协会开展经常的国际交流活动；鼓励组建中外合资创业投资中介机构；鼓励建立中外合资创业投资公司；允许建立外资创业投资公司、中外合资创业投资公司和中介机构，在现行的《关于设立外商投资创业投资企业的暂行规定》（2001年9月）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监管、税收及退出等方面的内容。中国加入WTO在给我们提出很多挑战的同时，未尝不是一种历史机遇和发展契机。
（五）允许多种组织形式的创业投资活动，提供尝试和探索的宽松环境
各国创业投资的组织形式归结起来大体上可分作三类，即有限合伙制、公司制和信托基金制。而我国现有的200多家创业投资机构的组织形式还比较单一，基本上以公司制为主。在公司制构架下，无论设计多么周密的治理结构，最终都难以解决高运营成本、高成本和弱激励机制等三个基本问题。所以，美国目前80％以上的创业投资机构均采取了将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完美结合的有限合伙制的组织形式。日本通过10年的探索，也开始推广有限合伙制，即所谓“投资组合”。德国也在1997年前后出台了有关有限合伙制的法律。台湾地区则干脆将此类活动统称为“创业投资事业”，无论是公司制、合伙制，还是基金制，均同样享有创业投资优惠政策，其目前称为公司的近200家创业投资企业，主要的运作实则采用了基金模式。基于目前的创业投资发展态势，断言中国未来创业投资组织的主流模式似乎为时尚早，但作为政府却应该尽早创造环境，允许并提供尝试的可能空间。如现行《合伙企业法》仍停留在作坊式生产的初级阶段，只允许自然人之间的组合，而且不具有投资职能，已经远远不能满足实际需要。
（六）创业投资需要政府的参与和支持，关键在于尺度的把握
目前我国的创业投资正处于起步阶段，人们对创业投资还缺乏足够的认识，一方面民间资本参与创业投资的动力和热情不足，另一方面个人投资者中经济实力类似美国富裕家庭和个人的仍然是极少数，机构投资者受各种各样的限制，参与创业投资的力度还很不够。这种现状决定了政府有必要直接参与创业投资领域，提供创业资本。但是，从成熟国家和地区的经验可以得出，目前这种政府主办创业投资、将政府资金作为创业资本主要来源的做法却是不可取的。最终应该确立“政府资金有限度地参与创业投资，而又不干涉创业投资企业的自主运营”的合理模式，政府在其中充当类似有限合伙人（但不是唯一合伙人）的角色，体现出资次要，以扶持、引导和示范为主的宗旨，由官办官营向民办民营过渡，最大限度地启动民间资本。
（七）尽快解决我国合伙企业投资者的双重纳税问题
当今世界各国征税严格遵循法律主体资格的原则，即只有在法律上具有独立主体资格的营业组织，才作为纳税主体，缴纳所得税；而在法律上不具有独立主体资格的营业组织由其业主缴纳个人所得税即可。在法律上承认合伙制（包括有限合伙制）的国家和地区，合伙人只缴纳个人所得税而不承担企业所得税。而长期以来，我国征税坚持市场主体资格的原则，即税收体制实行企业所得税而不是法人所得税。由于受到“市场主体”思维定式的束缚，我国现行的合伙企业立法及相关配套的税收法律，为合伙企业投资者在法律上设计了一套既要承担无限连带责任，又要承担双重纳税义务的“中国特色”形式。这使得很多投资者对合伙企业这种新型组织形式望而生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