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管理法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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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管理法细则范文第1篇
2011年年初，平山子村第三小组村民韩某打算与朋友郭某联合在村里建油料加工厂，并想高价租赁本小组集体一块5亩的耕地。小组的村民听说后，纷纷找到小组长陈某和会计齐某，要求出租耕地给韩某二人，为大家谋利。陈某、齐某为了慎重，特意向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主任请示。二位村干部口头回答说：“这是你们小组的事情，村民也支持，你们看着办吧。”有了村民的积极主张和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主任的认同，陈某和齐某就将该耕地租赁给韩某二人用于建厂房，并一次性收取20年的租金21万元。收到租金后，陈某二人主持召开村民小组会议，制定分配方案，最后，除1万元留小组集体备用外，其余20万元全部平均分配给该组村民。
半年后，经人举报，办案机关对陈某、齐某立案侦查。尽管法院在开庭审理此案时，陈某、齐某二人一直强调是为了村民利益，而且也经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主任同意，但法院仍以非法转让土地使用权罪判处陈某、齐某有期徒刑2年，缓刑3年，并各处罚金1万元。
检察官点评
土地管理法细则范文第2篇
当前一些人利用现行法律法规制定的不尽完善，钻法律空子，打政策球。其中在集体建设用地管理上就存在这样问题，我国现行《土地管理法》第43条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进行建设，需要使用土地的，必须依法申请使用国有土地；但是，兴办乡镇企业和农民建设住宅经依法批准使用本集体经济组织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的，或者乡（镇）村公共设施和公益事业建设经依法批准使用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除外。以上法律规定我们不难看出实际上只有三个限定的情况可以使用集体建设用地，即农民建住房；乡（镇）村兴建公共设施和公益事业需用土地的；乡镇企业用地。实际上乡镇企业用地存在数量大、问题多、管理难度大的特点。国家为发展扶持乡镇企业，在用地上给予了一定的优惠政策。因此，《土地管理法》第60条又规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使用乡（镇）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确定的建设用地兴办企业或者与其他单位、个人以土地所有权入股、联营等形式共同兴办企业的，应当持有关批准文件，向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提出申请，按照省、自治区、直辖市规定的批准权限，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批准；其中，涉及占用农用地的，依照本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办理审批手续。从《土地管理法》第60条不难看出，乡镇企业可以使用本乡镇范围内的集体建设用地的，也可以直接以其集体建设用地土地所有权作价入股合办企业。然而随着经济发展，绝大部分乡镇企业都已发生了转制，真正由乡镇村集体经济控股的企业少之又少，而绝大部分都已转化为民营股份制企业。而民营企业用地原则上应通过出让方式取得国有土地使用权。而实际操作中现在有很大一部分这样的企业仍以乡镇村企业名义直接使用集体建设用地，以此来逃避国家有关税费。
可以说，民营企业直接使用集体建设用地带来了严重的后果：首先是造成不平等竞争。相对于以出让方式取得土地使用权的企业来说，他们取得土地的成本低廉，不利于企业之间的公平竞争。二是容易造成经济秩序和管理秩序的混乱。大量廉价集体建设用地直接进入土地市场必然给土地一级市场带来冲击，使土地价格长期在低位徘徊。从长远来看，不利于地方经济的良性发展。同时也容易造成管理的混乱。三是不利于保护耕地。集体土地直接进入市场，容易造成耕地大量流失。四是容易造成违法行为发生。一些企业私下与村里或农民签下用地协议后，以租代征，不办理任何用地审批手续，助长土地违法案件的发生。
为保障我省经济发展建设依法有序快速发展，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加强管理：
1．严格执行2006年9月份国务院下发的《国务院关于加强土地调控有关问题的通知》规定。农用地转建设用地必须符合土地规划，纳入年度计划，并依法办理转用审批手续；农民集体所有用地使用权流转，必须符合规划并严格限定在依法取得的建设用地范围内。
2．对于新增集体建设用地应本着从严管理的原则，一方面从总量上和用地方向（从规划角度）控制；另一方面在用地主体审查资格上控制。原则上除对农民建房和乡镇兴办的公共设施和公益事业需用土地的符合条件供应土地外，对于当前股份制企业一律进行市场化运作，即先办理征转用地手续，变为国有土地后，再以出让方式供给。
土地管理法细则范文第3篇
随我国市场经济的高速发展，城市化进程的日益加快，用地使用权人私自变更土地用途的现象时有发生，并且得不到有效的遏制，同时腐败逐渐在国土系统漫延。如何防控改变土地用途、不造成国有资产流失，就成了当前一项重要的任务之一，同时也是为了维护和保护我国经济的发展和稳定。
一、什么叫“擅自更改土地用途”
《土地管理法》第四条规定：国家实行土地用途管制，通过编制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将土地分为农用地、建设用地和未利用地。《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第18条规定：“土地使用者需要改变土地全用权出让合同规定的土地用途的，应当征得出让方同意并经土地管理部分和城市规划部门批准，依照本章的有关规定重新签订土地使用权出让全同，调整土地使用权出让金，并办理登记”。土地开发商在拿地块时就已经确定了土地用途，并且要求开发者必须按其确定的用途进行开发。凡未经批准实际用途与土地出让合同中规定的用途不一致的，都应认定为擅自改变用途。
二、擅自更改土地用途带来的危害
1、它干扰破坏了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正常的土地市场管理秩序。《土地管理法》明确规定改变土地用途必须经过严格的批准程序，然而一些单位和个人为满足自己的私利，或未经批准、擅自改变土地用途，或利用法律漏洞，一味追求土地的经济效益，严重破坏了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正常的土地管理秩序。
2、它造成了国有土地资产的流失。国土资源部2002年7月1日颁布实施的《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明确规定，各类经营性用地必须以招标、拍卖或者挂牌方式出让，但还是有些人会利用各种手段从政府手中以协议出让的方式获得廉价的工业用地，然后再通过各种关系和手段把工业用地改变为利润高的经营性用地，适当的被交不同用地的差价，逃避经营性土地必须以招标、拍卖或挂牌方式出让的规定，从而达到赚取暴利，造成国有资产大量的流失。
3、它给权力腐败提供了空间和机会。一些官员为了获取得私利，不惜牺牲国家利益，与一些开发商勾结起来，把本应该以招标、拍卖、或挂牌方式的土地变为以协议方式低价出让，利用各种关系和人情设法改变土地用途，这严重的损害了国家利益和党政干部形象。
4、它可能潜藏着对土地利用的短期性和掠夺性,为土地的可持续性利用种下隐患。
三、防控私自更改土地用途的建议
1、应明确对土地用途变更进行审批的部门为土地规划部门,凡是要求变更土地用途的由土地管理部门作为申请人统一将申请提交规划部门,以确保规划部门在不考虑土地用途变更的实际受益人的情况下,单纯地从规划技术角度去判断土地用途是否适宜变更。经规划部门审批，可以变更的土地，再根据新用途的性质（是否为划拨类型），或走市场程序（按新用途重新评估），由国土部门统一招标拍卖或挂牌出让，或由国土部门与原土地使用者签订协议。通过透明化的处置方式有利于新用途下的土地能够注射真正有能力有诚意去发展它的市场主体，杜绝土地“炒卖现象”，更大程度的实现“物尽其用”。
2、经规划部门同意变更的土地,根据新用途的性质采取不同的变更方式:改变为划拨用地的,由国土部门与原土地使用者签订协议;改变为其他用地的,由国土部门统一以招标、拍卖、挂牌方式重新出让。通过制定一些管理办法、操作细则，逐步把所有的变更土地用途引入到法律和程序上来，即实现了公平、公正、公开，同时也杜绝了暗箱操作的可能性。
3、提高违法成本，保护合法用地者。土地使用权人擅自改变土地用途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获取土地改变用途后的增值收益。那么我们就应该按照法律赋予的“政府土地主管部门收回土地及合同解除”的权力，不管是出于公平原则还是基于制止擅自变更土地用途的行为考虑，都不应出现违法改变土地用途的好处大于合法改变土地用途的好处，应让其负出更为惨重的代价。
4、土地所有者和使用者在土地利用问题上均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从而可能产生利益上的冲突,可通过土地用途变更管制以平衡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协调两者之间的矛盾,以实现社会综合利益的最大化，维护市场的正常秩序,促进经济的有序发展,
5、完善擅自变更土地用途的责任制度，并且为每个土地使用者记录一个信用记录。针对原规定的僵硬性,对于擅改土地用途可规定酌情处理:如果土地用途改变后所建筑物不符合城市建设总体规划的要求,应坚决拆除,损失由擅改用途方自付;如果符合城市总体规划的,可以在保留所建物业的情况下,由受让方按照土地新用途的市场价补交出让金,同时处以相应的罚款，但是处罚不能走形式或过场，必须是比合法变更土地用途所用的成本要高，而且为每个违法变更土地用途人记录信用，对有不良信用记录者，在办理相着手续和取地时给予一定的限制。
6、完善变更土地用途的监督制度。
土地管理法细则范文第4篇
【关键词】土地征收；利益分配；法律保障；补偿方式多元化
一、我国农村土地征收补偿制度现状
土地征收是指国家为了社会公共利益的需要，依据法律规定的程序和批准权限，并依法给予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及农民补偿后，将农民集体所有土地变为国有土地的行为。依据我国现行的土地征收法律法规征收具有以下特征：
（一）依照土地原有用途制进行补偿
依据《土地管理法》第四十七条之规定：“征收土地的，按照被征收土地的原用途给予补偿。” 《物权法》第四十二条都规定：“征收集体所有的土地，应当依法足额支付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地上附着物和青苗的补偿费等费用，安排被征地农民的社会保障费用，保障被征地农民的生活，维护被征地农民的合法权益。”通过具体法条我们看到，在土地征收上是以土地原有用途作为补偿依据。
（二）“产值数倍法”弥补农民损失
依据《土地管理法》第四十七条第二款的规定：“征收耕地的土地补偿费，为该耕地被征收前三年平均年产值的六至十倍。征收耕地的安置补助费，按照需要安置的农业人口数计算……但是，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的总和不得超过土地被征收前三年平均年产值的三十倍。”这种“产值数倍法”在实践中，显现出明显的不合理性和不公平性，不同地域的农业生产结构不同，农业产值也存在很大差异，通过制定产值标准虽然可以解决地方政府在产值标准上的随意性问题，但却偏离了“产值数倍法”对农民损失的土地收益补偿的本来意义。
（三）由行政机关依据土地所有权来确定补偿对象
依据《土地管理法实施细则》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六条之规定：“征用土地方案经依法批准后，由被征用土地所在地的市、县人民政府组织实施。”根据实施细则，在土地征用补偿方案是行政审批的方式，农民并不享有前期参与的权利。并且补偿费是下发到村集体，由村集体管理和使用。在安置补偿上，或是交付安置单位或是支付被安置人的保险费用。接受统一安置的才能领取安置补助金，实际上农民获得的仅仅是地上附着物补偿费及青苗补偿费。
二、我国农村土地征收补偿存在的问题
（一）政府主导下“公共利益”界定范围不明确
《宪法》规定，“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土地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但何为“公共利益”，宪法并没有明确规定。大量营利性商业项目，都以公共利益的名义强制征用土地，从而引发农民的群体性上访和干群冲突，严重影响农村的社会稳定和发展。我国的土地征收前提“公共利益”的判定机关与征收执行机关都是“政府”。实质上在我国土地买卖的一、二级市场上政府形成了“垄断”。
（二）补偿局限于直接经济损失，且行政救济局限性大
2004年，国务院下发了《关于深化改革严格土地管理的决定》对农民最关注的征地补偿作了新承诺；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的总和达到法定上限，尚不足以使被征地农民保持原有生活水平的，当地政府可以用国有土地有偿使用收入予以补贴。但是在现实的执行中仍然是仅保障最基本的生活，而且补偿的范围也仅仅是直接的经济损失，对于因征地产生附加损失的补偿却鲜有关注。
（三）土地流转承包之后补偿费分配不到位
土地在租用后，为了形成规模生产，转化为现代农场模式经营，会有大量的资金投入。再者流转后的土地在使用性质上发生变化。经过改良由低产变为高产，由旱地变为水田，这些改良的基础是大量资金、技术、人力等方面的大量投入。然而在现行的土地征收补偿对象是单一的，对于这种新产生的所有权、使用权分离的情况缺乏保护与关注。在征收补偿上对这部分投入如何补偿没有规定，水田、旱地的改变后增值部分的收益如何分配，也是缺乏制度的约束。如果立法与政策无视这种新型关系，必将极大的损害的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严重阻碍农业现代化的进程。
三、完善土地征收补偿分配政策、健全土地征收法律法规
（一）土地征收严格区分“公共利益征收”与“商业征收”
土地作为稀缺资源，现行仅仅允许“公共利益受益”的制度不能满足经济发展的需要。将商业征收纳入到合法的增收途径中更有利于对土地的利用与保护。在立法的思路上可以将“公共利益征收”与“商业征收”严格区分开来，让政府在土地征收的问题上回归到宏观调控与监督保障的轨道上去。为失地农民谋取更多的社会保障，以政府力量保障失地农民的基本生活水平。
（二）明确征收补偿原则，法律保驾护航
明确土地征收补偿基本原则，用土地征收补偿基本原则作为补救具体法律法规不足。在法律法规缺失具体规定的情况下，法官可以依据基本原则的精神做出判决，确定当事人权利义务及各方责任划分。
（三）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后，明确征地补偿的归属与分配
最高法院关于《农村土地承包法》司法解释第22条涉及到青苗和附着物的补偿分配，但对于土地补偿费以及安置补助费却没有明确规定。对于这一问题应该依照土地流转的性质做出不同的区分，保障农村经济发展，保护农民切身利益。
总而言之，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农民土地权利的状态是不稳定和不确定的。基于在征地补偿中的问题，笔者认为应该改革征地补偿分配政策，规范土地征用法律法规。以实现以下两个目的：首先，明确征地补偿各项基本原则。在分配土地补偿款上的规定，应符合我国基本国情，切实反映被征地农民的生存和社会保障的价值。其次明确征地补偿方案的内容，通过一套合理的土地征用程序，合理的救济途径，以及各种法律责任的规定，并监督政府的行为，为了征地补偿制度在保障农民利益方面的实体内容和程序内容相一致。
参考文献
土地管理法细则范文第5篇
[关键词]城中村改造，征地拆迁，立法探索，立法缺陷，立法完善
[中图分类号]D912．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175（2012）06—0135—04
[作者简介]白呈明（1962-），男，陕西安塞人，西安财经学院文法学院副院长，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农村法制问题。
伴随我国现代化建设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针对农民土地的征地拆迁也在全国范围大规模地展开。但由于征地拆迁法律制度的不健全，征地各方当事人的利益边界缺乏权威界定，各种矛盾冲突纷至沓来，甚至形成激烈的对抗，引发局部的社会震荡，严重危害社会稳定和发展。在这一背景下，城中村改造征地拆迁得以产生，许多地方政府和开发区竭力通过这一模式获取城市建设用地，以克服传统征地拆迁方式的缺陷和制约。
一、城中村改造中征地拆迁的立法探索
较之传统的征地拆迁方式，即按照土地管理法等法律规定进行的征地拆迁，城中村改造中征地拆迁的立法呈现出一定特色：
（一）通过法律创制，初步建立起征地拆迁补偿的地方性法规体系。征地拆迁工作受到许多政策法规的刚性约束，必须严格按照相关规定进行操作。然而，由于我国正处于全面转型期，有关征地拆迁的政策法律在不断制定和完善中。在国家层面，目前征地拆迁的政策法律主要有：《宪法》《土地管理法》《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物权法》《国务院关于深化改革严格土地管理的决定》（国发[2004]28号）和《关于完善征地补偿安置制度的指导意见》（国土资发[2004]238号）等。这些规范性文件分别对土地征收的范围、程序以及征地补偿项目和补偿标准等问题做出了规定。2011年1月21日，国务院的《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进一步对城市国有土地上的房屋征收补偿涉及的一系列问题做出明确规定。然而，与城中村改造紧密相关的农村集体土地上房屋拆迁补偿问题，一直缺乏国家层面的明确法律规定，实践中长期处于一种无序状态。
在此背景下，各大中城市相继出台规范城中村改造的地方性法规和政府规章，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法律空白，并且初步形成调整这一领域的地方性法规体系。比如，西安市为推进和规范城中村改造，近年来先后制定了《西安市城中村改造管理办法》《西安市城市房屋拆迁估价暂行规定》《西安市城中村村民房屋建设管理办法（试行）》等地方性法规。这些地方立法对拆迁补偿管理体制、拆迁补偿标准、房屋评估、产权面积认定做出明确的规定，使农村集体土地上的房屋拆迁补偿有了一定法律依据，弥补了土地管理法等有关土地征收补偿规定的不足，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征地拆迁补偿的法律缺位问题。
（二）运用法律手段，化解了征地拆迁中的诸多难题。传统征地拆迁方式常常引发一些困扰人们的老大难问题，诸如拆迁安置对象、拆迁补偿标准、产权面积认定、房屋估价标准、违章建筑和非法买卖宅基地处置、纠纷解决机制等。而在城中村改造征地拆迁中，对这些问题的解决有了较为明确的规定，各地政府通过法律手段的运用，逐步化解了诸多难题。针对征地拆迁中暴露的突出问题，国家先后制定了大量法规和政策，提出许多刚性要求，强化指导和规范征地拆迁行为，以确保被征地农民权益和社会稳定。比如，严格限定征地范围，提高征地补偿标准，制定统一年产值和区片地价，实行先安置后拆迁，整治强征强拆等。而各地政府在具体实践中则对相关国家政策法律不断修正、丰富和完善，以弥补疏漏之处，使诸多难题的解决办法更具操作性。比如，针对部分村民为获取更多补偿而进行的“抢栽抢种”、过度“密植苗木”、房屋加层搭建等问题，西安市通过地方立法做出明确规定，提出了具体的解决办法，遏制了实践中大量存在的村民非法获利行为。
围绕矛盾纠纷解决，各地政府在征地拆迁中逐步引入市场机制。这突出表现为，在政府监管和引导下，村民可以自主选择开发商进行村庄改造，开发商在获得一定开发用地的同时，负责拆迁安置的全部资金。这样做的好处在于：首先，可以减少政府在征地拆迁中的直接投入；其次，开发商可以采取较为灵活的市场机制解决拆迁安置中的矛盾和冲突，减少政府与农民之间的直接冲突；再次，政府作为监管者，可以相对公平地保护农民和开发商两方的合法权益。比如，为了预防和化解征地拆迁安置方面的纠纷，西安高新区自1991年成立以来，制定了“四方案一细则’’的征地拆迁政策，包括《村庄拆迁安置细则》《村庄上楼安置方案》《村庄拆迁统规自建方案》《货币安置办法》等四种安置方案，采取多种安置方式相结合的模式，让被征地农民自愿选择拆迁安置方式。
二、城中村改造中征地拆迁存在的立法缺陷
城中村改造征地拆迁较之于传统的征地拆迁方式，尽管具有一定优势，但仍存在着立法缺陷。主要表现为：
（一）有的城中村改造的地方立法违反上位法。现有的规范城中村改造的国家法律，一般都将城中村界定为“在城市建成区范围内失去或基本失去耕地，仍然实行村民自治和农村集体土地所有制的村庄”。只有符合这一条件，才可纳入城中村改造的范围。然而实践中，有些地方立法往往以特别规定扩大城中村改造的范围。如《西安市城中村改造管理办法》第27条规定：“在市政建设、重大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其他开发建设中涉及到村庄整体拆迁的应当按照本办法规定进行整体改造，避免出现新的城中村。”类似这样的规定，在客观上放大了城中村改造范围的尺度。在这两类村庄中，有的耕地几无，有的耕地还较多，统一适用城中村改造规定实现土地国有化，直接与土地管理法等法律发生冲突。因而。实践中就出现了有些地方人为“创造条件”，将耕地较多的村庄纳入城中村改造范围，这实质上是一种违反上位法的做法。
（二）城中村集体土地转性于法无据。在城中村改造征地拆迁中，原属集体所有的土地非以征收方式而直接转为国有土地，一直受到社会各界的质疑。原因在于这一做法仅仅依据地方立法，并没有国家层面法律的支持。与上述西安市的做法类似，早在2004年，深圳市为解决城市扩张的土地缺口问题，把宝安、龙岗两区内的27万农村人口一次性转为城市居民，进而一举将两区956平方公里土地转为国有。据称：其所依据的是《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2条第5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全部成员转为城镇居民的，原属于其成员集体所有的土地属于国家所有”的规定。国土资源部经过调查，以此举“不宜模仿”、“下不为例”而草草了结。然而，此后国务院法制办公室、国土资源部对该法条做出的专项“解释意见”表明，深圳“转地”的法律依据并不成立。其实，城中村集体土地转为国有土地的法律障碍，地方政府非常清楚。西安市城改办一位官员曾坦言：“从目前各地城中村运作情况来看，土地政策仍是制约城中村改造顺利推进的一个瓶颈问题。郑州等城市依据土地法管理法规定，采取确权登记的办法，转为国有划拨土地。目前，西安市依据土地管理法规定，也采取了类似办法进行土地转性。但这一做法各地都还没有得到上级部门的正式认可。”实践中，已改造过的城中村，土地转性手续办结者很少，这也意味着城中村改造征地拆迁存在一定法律风险。
（三）有关拆迁安置补偿方式的规定比较原则和单一。征地拆迁补偿安置标准是土地征收制度的核心问题之一，也是引发被征地农民强烈不满的直接原因，补偿安置法定标准过低一直为人们所诟病。虽然国家对征地拆迁安置补偿做出了原则规定，但在实际操作中，各地缺乏一个分配到户的具体实施细则，补偿安置费用如何分配，分配由谁来监管并不明确。结果造成本应属于农民的权利完全由享有土地所有权优势的集体所替代，后者为了迎合权力主体的需要，往往以各种手段压低甚至贪污、挪用、私分、截留、拖欠征收补偿费。因而，安排被征地农民的社会保障费用，保障被征地农民的生活，维护被征地农民合法权益的法律规定难以执行。另外，城中村改造征地拆迁的安置补偿方式，主要为产权调换和货币安置。这种比较单一的安置补偿方式，不能很好地解决农户的长期生计问题。如西安市在城中村改造中，“产权调换以转户前城中村在册户籍人口为依据，人均建筑安置面积原则上不少于65平方米，并结合原住房产权建筑面积进行安置”。这样，安置房屋主要解决了生活用房，而对于绝大多数长期依赖“房租经济”的农户来说，“改造”意味着可观的房租收入将受影响。而货币安置潜在风险更大，从经济发展条件和农民适应市场能力的状况来看尤当慎用。实践中，一些城中村改造方案规定，在农户安置面积中包含人均10～20平方米的营业用房，交由改制后的股份公司统一经营。这一规定虽然是对改造后农户长期生计的一种安排，但由于受地段、区位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其预期目的未必能真正达到。我们对西安市回迁村民生活状况的调查结果显示，大部分回迁村（居）民认为，“改造”后收入减少了，而支出远比以前要多，总体生活质量有所下降。
（四）社会管理复杂局面缺乏应有的法律规制。城中村改造的关键，是实现“四个转变”，即村民转居民、村庄转社区、集体土地转国有土地、集体经济转股份制经济。然而，征地拆迁改造后往往产生大量新的社会问题，现实状况远比制度设计复杂得多。由于土地转性于法无据，致使大量城改商品房销售手续不全；村民转居民后的就业、教育、养老、医保等一系列社会经济权利问题远未落实，村民不愿转居民的现象很普遍；集体经济转股份制经济有名无实，其法律地位不明确、运行机制混乱，集体与村（居）民的财产权益难以得到有效保障；回迁安置社区非城非乡，性质不明或名实不符，管理体制对接不起来，社会管理处于边缘化状态。比如，截至2010年6月底，西安高新区39个城中村中拆除21个，已回迁16个村，共4777户；曲江新区23个城中村中拆除12个，已回迁3个村，共1403户。地处西安高新开发区的茶村，于2000年被高新区征去耕地400多亩，但未予拆迁安置，村民对即将进行的“城改”抵触情绪很大。该村户均4分宅基地，房屋面积在800平方米以上，主要以房屋出租为业，年房租收入户均10万元左右。调研中农民讲道：“开发商要利润，开发区要土地，剩下我们农民怎么办？”
三、城中村改造中征地拆迁的立法完善
为了解决城中村改造中征地拆迁面临的突出问题，应对相应的立法缺陷，笔者提出如下完善对策：
（一）统一城中村改造征地拆迁的各层级立法。由于国家和省市有关征地拆迁立法工作严重滞后，致使征地拆迁工作要么存在法律盲区无法可依，要么规定原则笼统缺乏可操作性，要么规定不科学不合理而在实践中难以实施。尤为严重的是，我国至今仍无统一的农村集体土地上房屋拆迁补偿政策法规，实践中各地主要依靠地方性政策和法规支撑，而缺乏国家层面的政策法规的指导和规范。如果放任地方政府（开发区）规避和消解国家法律政策，必然会对国家法的统一性和权威性造成破坏。比如，西安市现有的“五区一港两基地”中，各开发区项目征地拆迁补偿标准迥异。曲江新区一期拆迁安置费人均已达15万多元，经济开发区创造的“经开模式”更以“高补偿高速度”而闻名。某村执行的未央区城中村改造拆迁补偿安置方案，“被拆迁户除可获得房屋残值、过渡费、拆迁奖励等现金补偿外，人均住宅安置面积65平方米市值20余万元，人均经济保障用房20平方米市值10万余元。加上拆迁安置中的货币补偿，按每户3．5人计算，城中村改造后，户均资产近150万元”。目前，城中村改造正从省会城市向中小城市推进，亟待通过统一的法律加以规范调整。长久地搁置问题必然积累矛盾、加剧矛盾，如同当年的“小产权房”问题一样。事实上，经过十多年的摸索和实践，地方立法实践已为国家制定统一的法律积累了丰富的资源。应当以此为契机，制定高位阶的法律，对地方立法和政府等相关各方的行为加以规制。
（二）实行多元化征地拆迁安置方式。大量研究表明，农民出于支持国家建设的朴素情感和现实利益的考量，并不关注土地归谁所有的问题，也不反对土地被征收，而特别关切征地拆迁补偿安置是否到位的问题。现在的普遍做法是采取产权调换与货币安置方式，或者二者的简单结合。从政府角度来看，这些安置方式最简单、最便利、也最少麻烦。而农民因受种种条件限制，往往要求就地集中安置，仍以房屋出租为业。于是，补偿安置后，新的“城中村”又产生了，农民只是由以前的“地主”变为现在的“房东”；原来城中村的农民被集中安置，地缘联系依旧，而“族群隔离”形成了，农民还是难以融入城市。为了解决这些难题，在补偿安置方式上，应当坚持。“住房是基础，发展是根本；以生活用房和经营用房安置为基础，实行多种补偿安置方式合理组合”。应当以产权调换、货币安置为主，辅之以参股、就业、留地、项目等其他安置方式。我们在西安高新区调研发现，该开发区实际上设计有多种安置方案，有些方案真正体现了对农民长远利益的保护和政府社会责任的担当，但最终出于自身利益的考量和操作的简便而弃之不用。征地拆迁安置绝非单纯的经济活动，而是关涉农民政治、经济、社会等权益的系统工程。由于征地拆迁使农民永久性地丧失了其赖以生存发展的土地资源，征地拆迁安置妥当与否将直接关系到其今后的生存发展状况。因而，征地拆迁安置应当以切实维护农民土地权益、保障农民长远生计为中心统筹安排。
土地管理法细则范文第6篇
关键词：加强农村 土地管理
中图分类号： F301.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一、增强土地管理意识。
长期以来，我国农村将面临土地产权制度建设和土地市场建设的双重任务。这就要求切实落实《农村土地承包法》，在稳定农村土地承包关系、依法赋予农民长期而有保障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基础上，让农民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自主选择土地流转的形式和对象，依法培育和发展农地流转市场。同时，必须通过完善《农村土地承包法》的实施细则，配套完善地方法规，因地制宜地完善土地流转、保有和利用的政府调控机制；通过平田整地、地块归并、废弃地复垦、闲散地利用、未利用地开发、公地发包等，优先为可能失去基本生活保障的个别农民提供社会救助和土地保障。
在农业产业化经营中，必须对进入农业的公司、企业的资质和经营行为进行审查和严格规范，正确引导进入农业的公司、企业因地制宜地选择土地资源配置方式。可以通过“公司+农户+基地”的方式组织生产经营和配置土地的，就可以不搞土地租赁或土地转让；适宜与农民签定产品合约的，就可以不签定土地要素合约；适宜短期土地租赁的，就可不签定长期土地租约。当然，对于那些需要进行大量专用性实物投资和很高的专用性技术投入的特质农产品的加工和土地资源依赖性很强的农产品的加工，以及那些农户无力投资、必须由公司、企业进行投资的农产品生产，如名、优、特、稀、新农产品的加工和生产，在土地资源配置上对公司、企业提出的土地受让、租赁等要求必须予以政策上的特别许可和法律上的保护。但是，不管怎样，政府应当加强管理，保证土地利用规划、土地用途管制、土地保有量限制、土地交易许可等方面的公共管理政策是明确而稳定的，并得到严格执行，不能对农民一套，对农业经营公司、企业又是一套。
目前，保护好土地资源，减少对耕地的挤占，在广大农村具有特别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要结合各地实际进一步广泛深入地宣传土地管理法，通过宣传教育，使广大干部群众特别是各级领导自觉地依法办事，保证各行各业的建设用地，包括一些重点项目或领导直接主管的建设项目的用地，都尽可能地节约土地资源，并坚持先批后用，杜绝以权代法，自批自用，少批多用或者化整为零越权审批的行为。要坚决克服目前一些地方在城乡建设中，搞形式主义的“花架子”，大手大脚，浪费土地资源的现象。同时，制止干部利用职权多占地建私房，把依法管好土地作为廉政建设的重要内容。
二、严格进行土地管理。
1、整顿土地管理秩序，依法严格管理各项建设用地。对新开工项目用地，要按照控制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和产业政策的要求，严格审批程序；对停、缓建项目尚未使用的土地，要通过清理，及时利用，不得荒芜。坚持城乡土地的统一管理，切实加强城乡结合部的土地管理；分期分批搞好城乡建设用地的申报登记，依法办理土地使用证的发放工作。城区改造凡涉及土地面积、界址或权属变更的，各用地单位要办理用地变更登记手续，换发土地使用证书。要清理城市各类房产开发公司的用地，依法加强管理。
2、不断加强和完善对国家、集体和农民建房三项建设的用地管理。要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制定出切实可行的用地计划指标，并严格执行。按照合理布局、适当集中、节约用地的原则，抓紧制订并完善城镇和村庄的建设规划，严格按用地计划指标和规划方案审批用地。目前一些地方的乡镇企业，不按《土地管理法》的规定办理用地报批手续，必须依法纠正。凡未经批准而违法用地的，计划部门不批项目，建设部门不发建筑执照，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不发经营执照，银行不予贷款。乡（镇）、村公共设施、公益事业建设用地，也要按照《土地管理法》的规定，建立用地报批制度。按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实施土地用途管制，落实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坚决守住基本农田这条红线。
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流转应当遵循自愿、公开、公平、等价有偿和用途管制等原则，通过流转的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其地上建筑物、其他附着物所有权随之流转；通过流转的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不得用于商品房地产开发，不得私自改变用途。对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流转的，应当依法缴纳有关税费。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流转的收益，其中50%左右用于农民的社会保障安排，剩余的50%左右，一部分留于集体发展村集体经济，大部分仍应分配给农民。对于私自交易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的，要严加查处，防止和避免国家、集体土地资产的流失。
按法律规定，国家建设征用地的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由被征用单位用于发展生产和安排因土地被征用而造成的多余劳动力的生活补助，不得移作它用，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占用或挪用。同时要依据有关法律法规，尽快地规范和完善土地批租市场，促进农村经济的健康发展和社会稳定。
三、加强土地管理机构和队伍的建设。
土地管理经费由各级财政部门统筹安排。随着土地管理事业的发展，农村和城镇进行地籍调查、动态监测、土地评价及城乡地籍档案建设等所需经费，由各级土地管理部门每年编制经费预算，报同级财政部门核准后安排。土地管理经费，包括各地按规定筹集的一部分土地管理费，要切实管好用好，杜绝不合理开支，以保证土地管理工作的正常开展。
市、县土地管理局是同级政府主管土地管理的工作部门，要本着强化、精干的原则，配备必要的行政编制。已定编而没有配足的要尽快配备，编制人员过少而影响工作的要适当增加。为了加强城市和郊区尤其是城乡毗邻地区的土地管理，各辖区可设立精干的土地管理机构，其人员的聘用、录用必须经严格的推选和审查批准制度。
农垦、劳改、矿务等用地较多的部门，要有专人负责土地管理工作，按照当地人民政府土地管理部门的统一部署，做好本单位的土地管理工作。另一方面，还要抓紧培训土地管理人员，提高他们的政治和业务素质。要进行职业道德教育，抓好廉政建设，提高办事效率。
四、重视执法监察工作。
在具体的工作中，要认真纠正土地管理中有法不依、违法不究的现象。坚决刹住违法占地、乱占滥用耕地和浪费土地资源的歪风，特别要认真解决乡镇、村办企业乱占滥用耕地和干部利用职权多占地建私房的问题。对于违法用地行为，尤其是情节严重、影响很坏的典型案件，要严肃查处，并依法追究当事人和有关领导的行政和法律责任，处理结果予以通报，以儆效尤。
土地管理部门要认真做好土地监察工作，加强监察队伍的建设。要支持、鼓励群众对违法用地案件进行举报。并充分发挥报刊、广播、电视等舆论监督的作用，宣传、纪检、监察、司法、公安和计划、财税等部门要给予支持和配合。
保护土地和纠正违法批地、用地要作为考核各级领导的一项重要内容，实行土地审计制度，对土地管理做出突出成绩的给予表扬或奖励；对保护不力，违法批地、用地的，给予通报批评，限期整改，违法的要依法查处。对任期内不完成土地保护责任制的，要追究主要领导的责任。
土地管理法细则范文第7篇
一、征收集体土地是否符合“公共利益”目的难以界定
集体土地征收是对原土地所有权人土地所有权的剥夺，因此，必须在符合法律明确规定的情况下才可以实施。《宪法》第十条明确规定：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土地实行征收。《物权法》第四十二条规定：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依照法律规定的权限和程序可以征收集体所有的土地和单位、个人的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可见，国家只能为了公共利益需要，才能进行土地征收。但与此同时，《土地管理法》第四十三条却又作出如下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进行建设，需要使用土地的，必须依法申请使用国有土地；但是，兴办乡镇企业和村民住宅经依法批准使用本集体经济组织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的，或者乡村公共设施和公益事业建设经依法批准使用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的除外”。《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八条规定“集体所有的土地经依法征收转为国有土地后，该国有土地使用权方可有偿出让”，前两项法律对于土地征收是否符合公共利益需要并未作出明确，与宪法、物权法的有关规定不统一，出现了矛盾。在实践中，个人、私营单位这些非公共利益主体使用集体土地的，也可以通过土地征收，即集体土地的国有化来实现。将集体土地转化为国有土地后，就可以进而获得国有土地使用权，这种方式显然与土地征收目的必须符合公共利益的法律规定不符。
进行土地征收，应当符合公共利益。但现行的土地征收方面的法律法规却没有对公共利益的定义和确切的范围进行具体界定。修建军事基地、修建高铁、地铁、医院、学校等行为的公益性好判断，但是旧城改造、农村小城镇建设中哪些符合“公共利益”，哪些不符合“公共利益”，却没有具体规定，这为不合法的集体土地征收进入征地机制敞开了方便之门。一些地方政府动则以“公共利益”为名，行土地开发之实，只要在项目上冠上公共利益的名义，就增强了强行进行土地征收的底气，被征地者就必要服从。其后果，集体土地所有权流转及带来的收益被政府（主要是地方政府）所掌握和控制，被征地农民处于相当被动的地位，往往被迫接受不合理的补偿安置方案。即使对补偿标准有异议，维护自己合法权益也存在困难。可见，征地必须符合公共利益为目的的规定，立法目的是规范政府征收行为，但在客观上造成被征地农民的土地权益难以市场化，大量集体土地征收后，被征地农民没有通过平等交换的市场经济原则获得充分的补偿和救济。
二、集体土地所有权主体多类别，造成土地补偿利益分配参与主体多元化，影响了土地的合理化补偿
根据法律规定，农村土地归农村集体成员共同所有。但“集体”是什么，有关的法律法规并没有作明确规定，更多的表现为政策性的概念。党的以前，农村土地所有权模式是“三级所有，生产队为基础”，即“、管理大队、生产队三级所有，生产队是最基层的集体农业生产单位，也是土地的实际占有和管理使用者。以后，推行农村经济体制改革，改为行政建制乡（镇），改管理大队为村民自治组织“村”，改生产小队为村民自治基层单位“村民小组”。关于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权属，立法也进行了界定。《土地管理法》第十条规定：“农村集体所有的土地依法属于村农民集体所有的，由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经营、管理；已经分别属于村内两个以上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农民集体所有的，由村内各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小组经营、管理；己经属于乡（镇）农村集体所有的，由乡（镇）集体经济组织经营、管理。”这样的规定只是明确了“集体”是集体土地的权属主体，但是，并没有对于何为“集体”作出明确的解释。根据这条规定，集体土地所有权主体有多级、多个，村民委员会、集体经济组织、集体内农民都是权属主体，这种不确定规定，反而造成了集体土地所有权主体的存在更多是形式意义上的，而不是实体意义上的，集体土地对于集体内的农民，名义上人人所有，实质上人人无权。现行农村经济制度是在改变原有的农民公社集体所有集体劳动模式上，以为基础，实行统分相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传统意义上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多数消失了，重新建立起来的新的经营模式，其制度基础是土地承包制，将集体土地分给各村民小组的农民以家庭承包的方式经营，加之分配土地的时候没有建立正规、完善的权属登记制度，登记手续大多不健全，大量的土地存在权属不清问题。在土地作为农用地正常使用的时候，权属不清问题产生的矛盾一般不大，乡、村、村民小组作为集体与个体之间矛盾不多，农民个体之间的矛盾，也多表现为地界纠纷，也多数可以通过村干部、农村中长辈调处解决。但是当面临土地征收，计算补偿费用的时候，这种权属不清带来的补偿主体不明问题就经常会出现，乡（镇）、村、村民小组、被征地的农民工等多个主体参与争取土地补偿金。有些地方，集体土地被征收后，乡（镇）、村、村民小组（负责人）截留、想方设法扣减农民补偿金的现象屡见不鲜，补偿金落到农民手中往往所剩无几，甚至造成农民集体上访、闹访、堵路等过激行为发生。农民对于集体土地征收不满意，往往不是对征与不征不满意，绝大多数是对补偿费用标准过低不满意。
三、集体土地征收补偿原则显失公平性，难以保证合理性
目前，我国并形成一个集国有土地征收和集体土地征收为一体的完善的、法典化的土地征收法。国有土地和集体土地征收补偿的标准不统一。政府在对土地进行征收并相应予以补偿和安置时，往往按照土地被征收之前的用途进行补偿。根据《土地管理法》、《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等法律法规的规定，国有土地征收补偿和安置属于相当性补偿，土地补偿金是补偿性的。而根据《农业法》等集体土地征收方面的法律法规的规定，集体土地征收补偿属于适当性补偿，土地补偿金是补的，不是市场化的足额补偿，甚至还不如城市国有土地征收上的相当补偿。依据权利和义务对待的法律原则，土地征收补偿和安置是为了补偿被征收人的财产损失，否则就会有失公允。而集体土地被征收后，基本上是转为开发用地，甚至是开发商建成居民小区，高价获利。而作为集体土地所有者的农民，只是获得象征性的补助，用低的可怜的补助款去购买在自己土地上建成的商品房是无法想象的，这种补的补偿模式实质上是一种极不公平，也不合法、不合理的补偿模式。
显然，集体土地补偿原则不符合市场经济原则。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资源配置及物资交换以等价有偿为基本规则，而现行的集体土地征收补偿实质上并不是一种等价性补偿，而是一种补补偿。在原有的以集体所有、集体劳动为特征的农村集体经济体制下，是适用的，农民也认为土地是国家的，为国家建设作贡献是应当的，甚至不需要补偿，无偿使用也不会遭到反对，也为社会广泛接受。但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这种以无偿或者象征性的补偿标准为特征的补偿就不能继续沿用了。由于城市国有土地及其它生产要素已引入市场机制实行资源配置，按对等原则进入市场进行交换，而农村集体土地还在实行计划经济条件下的配给制征收和补偿就违背了市场经济体制的原则。同时，农民在生产、生活中，是通过市场进行资源配置的，购买商品房这些物资也不因为其农民身份而获得任何优惠，而其拥有所有权的土地被交换出去却不实行市场价格，也同样不符合市场经济体制原则。
集体土地的价值，特别是增值没有在征收补偿中得到体现。土地是不可再生资源，具有很高的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在市场经济环境中，进行乡村城镇化，扩大城市规模和城市人口，是国家一体化建设的必由之路。但在这一进程中，作为集体土地所有者，农民不应该是牺牲者，而应该是获利者。农民，往往是世世代代居住在所在的农村，土地是他们唯一能够世代相传的财产，也应该是他们摆脱贫困的重要财富。现有的集体土地补偿标准，虽然因为所处的地域、省份及经济发展水平不同而有地区差异，但以现金形式补偿的，也基本上在每亩土地补偿金标准，少则几千元，多的也就1～2万元。特别是在人均耕地面积少的地区，一户被征地农民，往往只能得到10万元的补偿，并至此永远失去了土地，不要说进入城市生活，就是在原有的乡镇生活，也难以满足基本生活需要。在目前农村社会保障不到位的情况下，这些失地农民的生活处境无疑会十分困难，这甚至会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因素。
四、低水平的征收补偿对于失地农民的保障缺乏充分性
除少数经济发达地区外，目前全国各地集体土地征收补偿费普遍偏低，失地农民难以维持长远生计。据中国土地勘测研究院统计，在2002 年，使用权出让的收入全国平均即达到 12.97 万元/亩，使用权转让流转的收入平均为 23.47 万元/亩，招标拍卖的收入平均为 35.67 万元/亩 。发展到现在，土地出让费成倍上涨。在东部沿海发达地区，几百万、甚至上千万一亩的“楼王”此起彼复。即使是西部一些二线城市，50万一亩的地价也很常见。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被征地农民通过让出土地获得的经济补偿却低的可怜。根据现行的集体土地补偿标准，对土地的补偿和对农民的安置总计为该耕地征地前三年平均产值的 10到16 倍，最多不超过 30 倍。从西部地区一些城市的情况看，根据征地补偿安置办法，土地补偿和安置补助费最高标准为 1.8 万元/人（不含青苗和地上附着物补偿），仅相当于当地城镇居民可支配的一年收入。按目前农村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一般标准，只能维持五年左右的生活；按目前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一般标准，仅能维持二年左右的生活。如果将 1.8 万元全部作为农民社会保险金交纳，按失地农民平均年龄 50 岁、预期寿命 72.6 岁测算，每月只能领到 60 多元的养老金，远远低于现行各地最低生活保障费 180 元和城市中档养老金 500 元的水平 。
同时，集体土地征收补偿标准的测算方法缺乏科学性和合理性。根据《土地管理法》，集体土地征地补偿金的计算方法采用“产值倍数法”，土地补偿费的计算，以该土地征收前 3 年平均年产值的 6至10 倍为标准计算；安置补助费，以该土地被征收前 3 年平均年产值的 4至6 倍计算。这种测算方法没有科学依据，而且也不合理。首先，以土地征收前年平均产值作为征地补偿标准不合理。在集体土地征收中，目前基本上征收部门是套用国家标准进行征地补偿，且大都就低不就高，执行的是较低的标准；同时，一般按传统的粮食作物，如水稻、小麦、棉花等普通农作物为测算对象来测定前 3 年的产值，而不是按照或者较少考虑到现在具有高附加值的生态农业、精品农业和休闲观光农业等现代农业的产值为测算对象。在现代农业条件下，土地的产出价值根本与普通的粮食或蔬菜产值具有可比性，要高出几倍甚至几十倍。因此，这样形成的土地征收补偿标准当然不能真实反映被征收土地的产出价值，必定是较低甚至是差距多倍的价格。其次，征地补偿标准目前并不包含土地的增值部分。集体土地经征收后，除了少数是公益用途之外，大多数土地都是用于房产开发或者生产建设使用，所征地地价绝大多数情况下会出现增值甚至大幅度增值。但是，在设定征收补偿标准时，却并没有考虑土地增值这个重要因素。再次，目前的征收补偿标准没有充分考虑地域、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差异。一个地域、一个地区的基础地价，根本上是由区域经济条件决定的，东部沿海发达地区的基础地价必然高于中、西部欠发达地区的基础地价，任何土地交易价格的形成均不可避免会受到区域经济条件的影响，甚至决定。由于根据目前以农作物产出为标准来计算农地的产值，而基本的几类粮食、蔬菜等普通农产品价格在全国各地差别并不大，以此为基础测算的征地补偿标准自然就难以反映不同地域、不同地区的地价差异。
五、集体土地征收补偿费分配缺乏规范，做法不一，比较混乱
目前就征地补偿款的分配问题，法律只是规定可分配的有多少，至于何时分配、怎么分配等问题，尚未规定统一、明确的标准。实践中。被征地的农村往往是根据当地的村规民约、乡规民约来分配。有的是以是否有承包地为标准，有地就能参加分配，无地则无权参加分配；有的以农户的户口为标准，入户口的就参加分配，没有入户口的就不能参加分配。第二、对征收补偿费的发放缺乏明确的分配细则，实际分配中比较混乱。在发放数额上，有的全额发放，有的部分发放，集体组织还提留一部分。在提留中，提留比例各地也不相同、不统一。少的10%，多的达到40～50%。在发放时间上，有的是一次性发放，有的分批发放，长的甚至没有明确期限。在分配对象上，也是做法不一。有的是按照农户家庭中的人口数量发放，有的是部分按人口、部分按被征收的土地面积分配发放。有的地方，征谁家的地，征地补偿费费归谁所有，没征地的不参与分配；而有的地方，不管征谁家的地，征地补偿费归集体所有，所有家庭都有份。在此种分配方式下，有的地方是平均分配，有的地方是被征地家庭适当多分，余下的其他农户平均分配。有的地方，即使按常住人口分配也要考虑有田无户口、有户口无田、无田也无户口、有自留地的迁出人口、农嫁女等诸因素来制订分配方案，可以说是五花八门。第三、在实际分配中，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的分配上矛盾最大。据有关部门统计，在有的地方如果以集体土地转为国有土地后的投标出让成本价为 100%，则农民只能获得其中5%～10%，集体经济组织获得其中25%～30%，60%～70%被县、乡（镇）各级地方政府所得。调查发现，征地补偿费在分配中，乡村截留多，农民实得少。征地部门为了方便工作，减少直接矛盾，一般都不把补偿款直接发给农民个人，而是先支付给村、乡两级政府，由乡政府再发放给村委会，最后由村委会分户发给农户。资金拨付一般也是先到乡财政账户，个别的直接到村委会账户。政府、村委会以及集体经济组织处于利益考虑，经常是直接以土地所有权主体身份参与分配，或者通过各种各样的名义截留、提扣甚至挪用征地补偿款，有些地方还发生过村干部，随意分配甚至贪污征地补偿款，导致失地农民作为真正的土地所有权主体没有享受应该享有的利益 。其次、在安置补助费的分配上也经常产生矛盾和纠纷。安置补助费，主要是用于安置土地被征收后原土地上的剩余劳动力之用。安置补助费一般由负责安置的单位所有。但在实践中，安置费用往往在农民还没有妥善就业安置的时候，就以货币形式发给了农民个人所有，很快就被农民消费完毕，且消费完毕后农民还是没有找到工作。在一些地方，还出现过征收部门并未按照国家规定足额发放安置费用，同样被层层截留的问题。另外，不少地方村级集体提留土地补偿款的管理和使用上也没有相应的制度规范，有些村没有建立规范的村务公开制度，财务不透明、不公开，村民难知情、难监督。怎么使用、只能用于哪些用途，没有相应制度性规定，也难以实施有效的监督，导致一些失地农民利益受到集体经济组织及其负责人的损害。有的村级集体经济组织用征地补偿款支付日常行政开支、用于村干部工资、福利、奖金的发放，甚至用于接待吃请、旅游等。少数村干部甚至贪污、挪用土地补偿款。实际上，村民对于村留下部分补偿款用于修路建桥、兴修水利或者发展集体经济，投资建厂多数情况下不会有意见。但对于上述这些违规做法肯定会有强烈反映、不满甚至反抗。
六、征地程序缺乏公开性和透明性，失地农民缺乏知情权
现实中，征地往往是政府内部决策，并不事先征求意见。被征地农民，也不能在事前参与征地决策的合法性、合理性论证过程，往往只是征地公告贴到自家墙上，或者被村委会通知参加动员会时，才知道自己的地要被国家征收了，处于十分被动的地位。社会公众与新闻舆论机构也只能从政府信息网站了解到有限的征地信息，即使认为征地不合法、不合理，也难以主动参与，难以行使监督的权利，难以约束政府滥用征地权力。
被征地农民除了获取征地信息被动之外，即使是看到的征地信息，内容也十分有限，往往不会包括有关规划、背景、征收合法性论证、合理性审查、征地的监督和救济方式等方面的信息。这种“信息公开”，实际上无异于行政命令，通知被征地者配合征地，做个顺民、良民。至于土地利用规划的编制、征地项目的审批、征地补偿和安置标准的制定等重要的信息则往往不会出现，作为被征地对象的农民本身维权能力就不强，加上缺乏对这些重要信息的知晓，更加维以有效保护自己权益。作为征地主体的政府，利用其在征地中的主动和主导地位，实施信息垄断，确保征收顺利进行，而被征地农民处于劣势地位，从而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同时，也为“”提供了便利，为侵占征地补偿款等违法行为的发生创造了方便。
七、集体土地征收补偿权利救济机制不健全，失地农民的利益容易受到不法侵害
按照有关法律规定，集体土地征收补偿要建立公开听证等程序，但实践中政府对此规定往往阳奉阴违，有的直接就没有建立公开听证程序，有的即使有这个程序，也是找一些指定的，投赞成票的代表参加，过过形式。 被征地的农民、对被征地有利害关系的人、对政府征地行为有监督意识的公众等，都难以实际参与到听证程序。按照目前听证方面的规定，对被征地农民提出的意见，只在确需修改的情况下才改动补偿方案。实际上，是否“确需修改”，仍由原作出征收补偿决策的政府部门判断。同时，征地公告内容，不是就征收是否符合公共利益、补偿标准是否符合合理性进行征收意见，性质上更多是一种告知、通知，政府的强势地位，决定了这种征收意见多是一种形式，基本上没有改变的可能。失地农民对征地目的的合法性、补偿标准的合理性等涉及自身根本利益的关键事项没有发言权，程序上也没有参与的机会，对行政决策结果也无权提出异议，这就造成很难进行有效的听政申诉，行使异议权的机会。
征地程序中行政救济机制缺失。根据《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五条的规定，对征地范围、补偿安置标准等有争议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协调，协调不成的由批准征地的人民政府裁决。这样就使得政府的角色具有双重性，既是征地争议中的一方当事人，又是争议裁决者，这种“既是运动员、又是裁判员”的裁决机制设计，先天存在不公正的因素，难以发挥维权作用。
土地管理法细则范文第8篇
【英文关键词】 Soil Pollution; Hazard; prevention and cure
【正文】
一、我国土壤污染现状及危害
(一)我国土壤污染现状土壤污染大致可分为:重金属污染、农药和有机物污染、放射性污染、病原菌污染等多种类型。据报道,目前我国受镉、砷、铬、铅等重金属污染的耕地面积近12000万公顷,约占总耕地面积的1/5;其中工业'三废'污染耕地1000万公顷,污水灌溉的农田面积已达330多万公顷。 污水灌溉等废弃物对农田已造成大面积的土壤污染。如沈阳张士灌区用污水灌溉20多年后,污染耕地2500多公顷,造成了严重的镉污染,稻田含镉5-7mg/kg.天津近郊因污水灌溉导致2.3万公顷农田受到污染物。广州近郊因为污水灌溉而污染农田2700公顷,因施用含污染物的底泥造成1333公顷的土壤被污染,污染面积占郊区耕地面积的46%.80年代中期对北京某污灌区进行的抽样调查表明,大约60%的土壤和36%的糙米存在污染问题。另一方面,全国有1300-1600万公顷耕地受到农药的污染。除耕地污染之外,我国的工矿区、城市也还存在土壤(或土地)污染问题。
(二)土壤污染的危害 1.土壤污染导致严重的直接经济损失对于各种土壤污染造成的经济损失,目前尚缺乏系统的调查资料。仅以土壤重金属污染为例,全国每年就因重金属污染而减产粮食1000多万t,另外被重金属污染的粮食每年也多达1200万t,合计经济损失至少200亿元。对于农药和有机物污染、放射性污染、病原菌污染等其他类型的土壤污染所导致的经济损失,目前尚难以估计。 2.土壤污染导致食物品质不断下降我国大多数城市近郊土壤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污染,有许多地方粮食、蔬菜、水果等食物中镉、铬、砷、铅等重金属含量超标或接近临界值。 3.土壤污染危害人体健康土壤污染会使污染物在植(作)物体中积累,并通过食物链富集到人体和动物体中,危害人畜健康,引发癌症和其他疾病等。 4.土壤污染导致其他环境问题土地受到污染后,含重金属浓度较高的污染表土容易在风力和水力的作用下分别进入到大气和水体中,导致大气污染、地表水污染、地下水污染和生态系统退化等其他生态问题。
二、土壤污染的特点土壤污染具有明显的隐蔽性、滞后性、累积性和不可逆转性等特点,土壤一旦受到污染,则需要很长的治理周期和较高的投资成本,造成的危害也比其他污染更难消除。 土地污染具有隐蔽性和滞后性。它往往要通过对土壤样品化验和农作物的残留检测,其严重后果仅能通过食物给动物和人类健康造成危害,因而不易被人们察觉;因此,从产生污染到出现问题通常会滞后很长的时间。土壤污染具有累积性,污染物质在土壤中不容易迁移、扩散和稀释,因此容易在土壤中不断积累而超标。土壤污染具有不可逆转性,重金属对土壤的污染基本上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过程,许多有机化学物质的污染也需要较长的时间才能降解;土壤污染很难治理,积累在污染土壤中的难降解污染物很难靠稀释作用和自净化作用来消除。因此,治理污染土壤通常成本较高、治理周期较长。
三、我国现行土壤污染防治的法律规定及其存在的问题目前,我国涉及土壤保护的法律法规主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刑法》《土地管理法》《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水土保持法》《土地复垦条例》《基本农田保护法》《农药安全使用标准》《农用污泥中污染物控制标准》《农田灌溉水质标准》及大气、水、固体废弃物污染防治法等。另外,为了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防止土壤污染,保护生态环境,我国于1995年制定了《土壤环境质量标准》(GB 15618—1995)。尽管相关的法律法规不少,但大多针对经济利用、土地管理和利用、土地规划及土地权属问题方面,对土壤污染防治的规定分散而不系统,缺乏具可操作性的细则和有威慑力的责任追究条款我国现有的土壤保护法律法规存在的问题主要有 :
(一)《环境保护法》《环境保护法》罗列的污染种类的滞后性,该法第20条规定:“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农业环境的保护,防治土壤污染、土地沙化、盐渍化、贫瘠化、沼泽化、地面沉降和防治植被破坏、水土流失、水源枯竭、种源灭绝以及其他生态失调现象的发生和发展,推广植物病虫害的综合防治,合理使用化肥、农药及植物生长激素。”该法于1989年颁布,但是对于所处的社会发展状况而言,以上的罗列已经基本概括了所可能发生的污染种类,而这不发放置今日,就存在着些许的滞后性,无法穷尽污染种类,致使污染发生之时,无追究污染着责任的法律依据,其应当包括有放射性物质和化学物质的污染、乱堆放生产废物和消费废物,以及包括生物性污染在内的污染及其他可能造成土地退化的不良(有害)影响;
(二)《土地管理法》 1.调整对象的局限性《土地管理法》的制定目的是为了加强土地管理,维护土地的社会主义公有制,保护、开发土地资源,合理利用土地,切实保护耕地。对于防治土壤污染,该法也作了原则性的规定,即在第35规定各级人民政府应当采取措施,维护排灌工程设施,改良土壤,提高地力,防止土地荒漠化、盐渍化、水土流失和污染土地。这条规定是在《土地管理法》第4章,耕地保护当中提出的,而并非在总则当中对此问题加以表述,这就导致了这部法在调整土壤污染问题时,调整对象存在着明显的局限性; 2.土壤污染防治意识的缺乏性该法第43条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进行建设,需要使用土地的,必须依法申请使用国有土地;但是,兴办乡镇企业和村民建设住宅经依法批准使用本集体经济组织农民字体所有的土地的,或者乡(镇)村公共设施和公益事业建设经依法批准使用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除外。该法第36条规定:非农业建设必须节约使用土地,可以利用荒地的,不得占用耕地;可以利用劣地的,不得占用好地。禁止占用耕地建窑、建坟或者擅自在耕地上建房、挖砂、采石、采矿、取土等。禁止占用基本农田发展林果业和挖塘养鱼。可以看出的是,该法对于基本农田的用途有着严格的规定,对于其他耕地的利用范围则放宽限制,而兴建乡镇企业则又放宽了农用地转化为建设用地的条件,而乡镇企业产生排放的“三废”物质,则是导致农村土壤污染的最大元凶,而对于乡镇企业和基本农田土地布局和使用规划的缺失,又是导致乡镇企业在一定程度上造成耕地污染严重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