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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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范文第1篇
关键词:市场经济;高等教育;财政体制
高等教育财政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轨,我国财政体制和高等教育管理体制进行了一系列重大改革。与此相适应,我国高等教育财政体制也发生了一系列深刻变革。探讨高等教育财政体制改革与发展市场经济的内在联系,对深化高等教育财政体制改革,促进高等教育事业的进一步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一、计划经济条件下形成的高等教育财政体制及其弊端
计划经济最基本的特征之一就是按照政府制定的计划进行人力、物力、财力等资源配置。由于高等教育担负着为社会经济发展培养高层次人才的职能,在计划经济条件下,高等教育系统是政府的整个计划体制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其运行机制大致如下:政府首先制定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计划,然后计划部门据此来确定人才需求计划,制定高等教育事业发展计划和高等院校的招生计划,财政部门再根据招生计划的定额确定高等教育的拨款计划。高等学校必须根据政府有关部门的计划要求来确定自己的工作计划、用人计划、课程设置计划和教学计划。经过按计划培养过程,国家再制定高等院校毕业生分配计划,用人单位根据国家计划接受统一分配的学生。[1]在这种体制下,国家包揽高等教育办学。财政拨款是高等教育经费的唯一来源,这种高等教育财政体制具有如下特点。
第一,实行“统一列支、分级管理”的体制。在过去的计划经济条件下,我国的财政体制是高度集中的。中央政府和各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被称为“统收统支”,各级地方政府都没有自己的独立核算。中央政府集中全部的财政收入并制定一个包括全部下级政府的统一预算。这种财政安排也将教育部门包括进来。教育经费列入国家预算,由国家财政统一列支,实行统一领导,中央、省(直辖市、自治区)、县分级管理的体制。财政部根据教育部和国家计委提供的教育事业发展计划,按照“定员定额”的核算办法分别给各部门、各地区核定教育经费。中央各部委所属院校的经费由财政部拨到有关部委,然后再经过各部委下达到学校。地方所属院校的经费由地方财政部门根据中央财政部下达的经费指标,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进行安排管理。
第二,高等教育经费的使用实行“专款专用、结余上缴”的原则。财政部在按照“定员定额”法核定高等教育经费的同时,对经费的使用范围实行严格的限制,即“专款专用、结余上缴”。“定员定额”法核算教育经费,包括两个部分:(1)教职工人员经费开支,其中有标准工资、补助工资以及职工福利费三项;(2)学生经费开支,其中包括公务费、业务费、设备购置、修缮费、助(奖)学金。此外,还设有一些专项拨款。[2]这种拨款方法保证了人员经费的开支,但在制定各项经费开支标准的同时也限制了其使用范围。例如,教学业务费不能用于教学设备购置,行政公务费不能用于教学业务,造成了学校有限资金的分散、割裂。学校对此无统筹安排,降低了资金的使用效率,也缺乏提高经费使用效率的积极性。加上在年终决算后将全部结余款项交回国家财政,高等学校本身缺乏经费使用方面的自主权。许多学校往往是年终决算前“突击花钱”,力求把分到手的钱全部花掉。因此,在一定程度上造成经费使用不当,降低了学校的办学效益。
第三,高等教育经费的分配采用“基数加发展”的拨款方式。所谓“基数加发展”的方式,就是以各校前一年度所得的经费份额为基数,考虑当年度各项发展的需要和国家财力的可能,确定当年的经费分配额度。这是一种渐进式的经费分配方式。这种经费分配方式是以以往的支出结果为依据,而不是基于合理的成本分析之上。在制定预算时,决策机构参照的是往年的支出基数,往年支出越多,可能得到的经费就越多,助长了高校花钱不顾效益,形成学校追求成本最大化的现象。同时,这种经费分配方式缺乏公平、透明的竞争机制,基数的确定主观性因素极大。一些高校对决策部门的影响往往起相当大的作用。事实上,在“基数加发展”的经费分配模式下,各高等院校学生人均经费差别较大。
这种高度集中的高等教育财政体制曾在一定历史时期内对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也带来一些弊端。
第一,在计划经济条件下,高等教育资源配置受到国家财政及指令性计划的严格约束,高等院校的一切活动必须以按计划分配的资源为条件。学校缺乏主动筹集经费的自主权和积极性。由于国家财力有限,在这种体制下只能为很少的一部分人提供进入高等院校学习的机会,远远不能满足社会经济发展和科技进步所带来的日益增长的对各种专门人才的需求。此外,高度集权的高等教育财政体制不利于发挥地方投资办教育的积极性,影响了地方高等教育的发展。
第二,中央各部委根据行业的发展计划和相应的人才需求计划设置为本行业服务的高等院校,促使各部门所管辖的高等教育机构自成体系,搞小而全,院校和专业重复设置,造成了我国高等教育的“条块分割”和“部门分割”。高等教育成了部门经济、产品经济的附属物。同时也造成了部门之间、行业之间高级专门人才分布不合理和高等教育科类、专业分布不合理状况。重视人才培养的部门给所属高等院校的投资就多,反之,投资就少。这样逐渐形成的人才拥有和培养状况不平衡,导致人才供求矛盾尖锐化,造成人力、物力、财力资源的浪费。
第三,部门投资和部门办学导致专业设置过窄,培养的学生理论基础薄弱,知识面不宽,适应性不强。此外,人才的培养与分配为投资部门所有,不利于人才的合理流动,所带来的人才积压、用非所学、高才低用、近亲繁殖等消极后果也很严重,使国家有限的高等教育投资得到的宏观效益不高。
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范文第2篇
第一、逐步改革了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条件下的生产资料分配体制，在 理论 上和实践中突破了在国有经济内部流通的生产资料不是真正的商品的束缚，培育和 发展 了生产资料市场，改变了物资流通格局。
第二，从西方和日本引进了“物流”概念，借鉴其理论和 方法 ，从大流通的视角，不仅把运输、装卸、仓储、包装和流通加工等物流环节作为一个系统，而且把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流通、国内物流和国际物流视为一个整体，从而有利于货畅其流，提高效益。
第三，以较快的速度和较大的规模增加了物流设施。
三、
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范文第3篇
实习的内容
1.会计学内容与我院会计专业相比较
很庆幸自己选择了会计专业，曾经幼稚地认为它就像古代账房先生算算账那么简单，可真正接触到这个专业却感觉并非所想。会计是一个以提供财务信息为主的经济信息系统，是随着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发展而不断发展的，是以货币为主要计量单位，对企业、事业、机关、团体及其他经济组织的经济活动进行记录、计算、控制、分析、报告，以提供财务和管理信息的工作。会计的职能主要是反映和控制经济活动过程，保证会计信息的合法、真实、准确和完整，为管理经济提供必要的财务资料，并参与决策，谋求最佳的经济效益。一般人认为，在知识经济条件下，会计工作广泛运用电子技术，电子计算机在各方面的使用，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代替了会计人员的手工劳动，不需要现在这么多的会计人员，这些多余的会计人员，应从会计的核算工作转向会计的管理工作，提高会计工作的水平，更好地为发展经济服务。在这种条件下，会计更重要。我国原来的会计模式是建国初期为克服国民经济极度困难的局面，在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借鉴前苏联经验的基础上形成的，并以企业和预算会计制度的拟定、实施和决算的编审为主要内容。1978年党的的以后至今，我国的经济体制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到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为辅、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直至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本完成了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换。与此相适应，会计改革也正是紧密结合经济体制的转换稳步推进的。随着经济全球化步伐的加快和我国加入wto以后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完善，会计改革与发展的任务将更加繁重，工作更艰苦。
会计学是在商品生产的条件下，研究如何对再生产过程中的价值活动进行计量、记录和预测；在取得以财务信息(指标)为主的经济信息的基础上，监督、控制价值活动，促使再生产过程，不断提高经济效益的一 门经济管理学科。它是人们对会计实践活动加以系统化和条理化，而形成的一套完整的会计理论和方法体系。会计学的研究对象包括会计的所有方面，如会计的性质、对象、职能、任务、方法、程序、组织，制度、技术等。会计学用自己特有的概念和理论，概括和总结它的研究对象。在中国对会计的解释有“管理活动论”、“工具方法论”和“经济信息系统论”等三种主要不同观点。按照“管理活动论”，会计是一种管理活动，会计学就是一门经济管理科学；按照“工具方法论”，会计是一个反映和控制生产过程的方法和工具，会计学应当视为一门为经济管理服务的方法学或方法论的科学；按照“经济信息系统沦”会计是一个以提供财务信息为主的经济信息系统，会计学应当既是一门经济管理科学，又是一门方法论的科学。
我们学校的会计学专业主要发展方向是税务，把税务作为第一位。本专业培养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能在各类工商企业、会计师事务所、经济管理部门以及研究机构和学校等从事会计师实际工作和本专业教学、研究工作的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高级专门人才。跟随社会的发展潮流，与时代的发展相结合，在就业方面是永远也不会垮下去的好专业。
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范文第4篇
[关键字] 中庸之道 过犹不及 允执其中
儒家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庸之道又是儒家哲学思想的核心内容。什么是“中庸之道”？孔子中庸思想的本意是：“执其两端，取其中而用之。”《中庸》首篇既指出：“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中国大百科全书对“中庸”的解释为：“中庸的基本原则是‘允执其中’，要求把握适当的限度，以保持事物的平衡，使人的言行合于既定的道德标准。”宋代朱熹在《中庸》的题解中说“中者，不偏不倚，无过不及之名。庸，平常也。”作为中庸的最基本方法，即是孔夫子所说的，“执其两端而用其中于民”，“允执其中”，以反对“过犹不及”，倡导只有走不偏不倚的道路，才能治理好国家和管理好社会。纵观世界经济、管理的理论、实践的演进轨迹，处处都体现着中国儒家的中庸思想，表现出“不偏不倚”，“允执其中”的发展趋势。本文就经济管理理论和实践领域中的几个典型的“执中”作一概括性的描述，以期从实证的角度证明儒家中庸哲学思想在经济管理领域的普适性。
一、有政府宏观调控的市场经济――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的执中
资本主义制度确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其经济体制选择的是完全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它们崇尚自由竞争，崇尚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的作用，完全排斥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将政府在国家经济生活中的地位仅仅定位为“守夜人”的角色，认为对经济干预最少的政府就是最好的政府。然而，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系统的演进，自由市场经济的弊端也得到充分显现:首先,市场调节具有盲目性。市场调节是一种事后的调节，从价格形成、信号传递到产品生产有一定的时滞，并且，企业和个人掌握的信息不完备，决策有一定的被动性和盲目性。这种市场信息的滞后性和市场竞争的盲目性，决定了市场调节必然是一种伴随着破坏性的调节，在市场对微观主体的行为进行调节的同时，必然伴随着资源的浪费（如企业破产、改变投资方向时产生的大量沉没成本），使有效配置资源的目标难以得到实现。其次,市场功能存在缺陷。市场机制在形成垄断的部门或行业中失去了作用；市场机制对解决经济活动中存在的外部性问题也无能为力;单纯的依靠市场调节，必然会带来公共品提供的严重不足等等。最后,完全市场竞争会导致严重的两极分化，严重的两极分化又会反过来影响社会的稳定，使市场机制难以正常发挥作用。
经典作家充分认识到自由市场经济下竞争的无政府状态与社会化大生产对生产的组织性、计划性要求之间的矛盾，于是试图找到一种新的经济体制来取代存在缺陷的自由市场经济体制。其继承者斯大林甚至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实行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然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也存在着致命的缺陷，形成的根源集中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首先，信息不完全问题。制定计划的依据是信息，计划制定部门要制定准确的计划，必须要及时掌握完备、准确的信息，而要获得制定庞大的国民经济计划所需要的完备信息，在当前的情况下几乎是不可能的。其次，激励不兼容问题。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价格关系成为一种纯粹的数量关系，失去了信息传递和经济激励的功能；在严格教条的计划下，各级经济部门和微观主体都只是机械地执行计划，失去了创新、降低成本、提高效益的动力，计划的制定者和执行者都缺乏必要的经济激励。
由此可见，自由市场经济和高度集中计划经济体制实际上都走了两个极端，都处于“过犹不及”的状态。人们在长期探索过程中，逐渐认识到两个极端经济体制的弊端，世界各国都纷纷对其实施的经济体制进行改革，改革的方向就是建立有国家宏观调控的现代市场经济体制，即充分发挥价格机制的功能，以市场作为资源配置的基础――体现市场，同时辅之以政府的宏观调控――体现计划（当然是指导性的），将计划与市场有机的结合，充分体现儒家“执其两端而用其中”的中庸思想。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也属此列。
二、企业联盟――市场交易方式与企业组织方式的执中
科斯的企业理论认为，“企业是市场的替代物”，企业之所以产生（替代市场）是因为市场交易存在交易费用。而将某种产品生产过程中涉及的各环节纳入到一个企业的内部，用企业的权威，利用企业内部的计划（行政命令）统一协调各生产环节的行动，来取代原先在市场组织方式下各环节间的讨价还价行为，可以大大地节约交易费用，因此企业就应运而生。如果单从交易费用节约方面考虑，企业的规模应该是越大越好，甚至将整个国家的所有生产单位都一体化为一个企业，就能使交易费用得到最大限度的节约。然而，企业的规模并不是越大越好，理论上存在一个合理的边界，因为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大，在交易费用得到节约的同时，企业内部的管理成本、信息成本也在上升。当企业规模扩大到边际管理成本的上升抵消了边际交易费用的节约之后还有余时，就进入了规模不经济阶段。因此，边际管理成本上升与边际交易费用下降相当时的企业规模就成为企业最大规模的边界。
但是，经济学家、管理学家以及企业家们始终对企业间存在的交易费用耿耿于怀，致力于寻找最大限度地节约交易费用的途径。于是，实践中企业联盟、供应链管理等执中的组织方式就应运而生。如果我们将企业和完全市场交易看作是生产组织方式（或劳动分工方式）的两个极端，那么企业联盟、供应链管理实质上就是对企业与市场两个极端的执中。以供应链管理为例，供应链内的企业还是独立的企业，按照各自的分工独立完成各自的生产、销售业务，企业间还是以市场交易的方式完成供应关系，体现出市场组织方式的特征。但它又不同于完全的市场交易方式，因为在供应链内的企业之间往往要达成具有较强制约力的协议，确保企业间形成较紧密的相互协作关系，整条供应链在核心企业的“领导”下，从整体利益出发，统一行动，协调一致，这样可以大大减少完全市场交易方式下的讨价还价以及企业的机会主义行为，从而使交易费用得到节约，因此，整条供应链又体现出企业组织方式的特征。从供应链所体现出的以上两个特征来看，供应链确实可以看作是企业与市场两种生产组织方式的执中，走了一条扬各家所长、避各家之短的中庸之道。企业间形成战略联盟的实质也与此相仿。
三、效率与公平的统一 ――收入分配中的两极分化与平均主义的执中
何为效率？何为公平？在现实生活中难以给出确切的定义。本文从收入分配的角度，给出笔者心目中对效率与公平的简单理解：所谓收分配的效率，就是谁贡献得多，谁就拿得多，即各种要素根据其贡献获得相应的收入分配；所谓公平，就是收入分配的相对均等。单纯从经济学上讲，收入分配中讲效率，可以有效地动员更多的生产要素投入到生产活动中，从而使整个社会有更多的产出，是完全符合经济运行要求的。然而，从社会学意义上讲，单纯的强调收分配的效率，极易形成两极分化，两极分化到一定程度，就会形成严重的阶级对立，甚至危及社会的稳定。社会不稳定，经济稳定、收入分配效率等就无从谈起。而分配中的平均主义固然可以带来一时的一团和气，但时间一长又会中伤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导致经济运行的低效率。因此，我们可以将效率与公平（平均主义）看作是收入分配的两个极端，正反两方面的历史教训都清楚地让我们得出“过犹不及”的结论。
早期资本主义片面强调效率，机械地按照自由主义经济学竞争性均衡理论来处理劳动与资本的收入分配。然而它没有看到，在资本占绝对主导地位的工业文明时期，竞争性均衡所决定的利润率（资本的价格）、工资率（劳动的价格）会产生扭曲，使其偏离合理的轨道，这样自然就会形成我们在马恩著作中所看到的严重的阶级对立。也许是受理论的启发，抑或是受残酷的社会现实所迫，当达资本主义国家不得不对其极端的收分配政策做出调整，纷纷推出职工持股与分享经济、工资集体谈判、职工参与企业管理以及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等措施来兼顾公平，维持社会稳定。这也许正是马克思所预测的资本主义灭亡没有很快发生的重要原因之一。
同样是受理论的影响以及早期资本主义收入分配政策失败的教训，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初期（一直到改革开放前），在收入分配政策上矫枉过正，走的是另一条极端之路――分配的平均主义。分配的平均主义固然不会产生两极分化和尖锐的阶级对立，但它严重地挫伤了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导致严重的偷懒和机会主义行为，使整个社会的经济效率极其低下。改革开放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调整收入分配关系，贯彻实施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收分配原则――初次分配强调效率，再分配注重公平。这实质上就是走上了“执其两端而用其中”的正确轨道，更好地体现了“允执其中”的中庸思想。
中国改革开放后贯彻的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收入分配原则，极大地激发了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使中国经济保持持续快速增长，取得辉煌的成就。但是，实际执行中又出现偏重强调效率优先，忽视对公平的兼顾的现象，甚至在再分配领域也强调效率优先，再一次犯了矫枉过正、“过犹不及”的错误，以致于在改革开放二十多年后的今天，中国又出现了贫富两极分化的现象，而且还比较严重。所以，近来国内一些学者提出用“效率与公平并重”等来取代“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这实际上正与儒家所提出的“时中”的理念相吻合。儒家的所谓“时中”，是指在不同的时候有不同的“中”，一时一中，不存在一个一成不变的中，其精神实质就是随时而变，与时俱进。
以上列举的只是经济管理实践中“过犹不及”以及“执其两端而用其中”的变革的典型例子，这种执中在现实经济管理实践中还有诸多的体现。例如，过去我们过分强调精神的力量，忽视了物质的基础因素；而改革开放后，我们又片面强调物质的重要性，忽略了精神意识的辅助作用和能动作用，精神文明建设形同虚设。现在我们强调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回到了执其两端而用其中的正道。再比如，过去我们片面地重视发展工业，忽视农业发展；片面强调经济增长，忽视人和社会、环境的协调发展；片面强调城市建设，忽视农村建设……。现在我们强调科学发展观，强调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协调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以五统筹为重要内容的科学发展观，实际上很好地体现了儒家中庸的指导思想，完全符合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意愿。
中庸之道包含着深刻的哲学内涵，经济管理实践中提倡中庸之道，可以使我们的经济可以稳定、持续的发展，避免忽左忽右、大起大落给国民经济带来难以挽回的损失。深刻领会儒家中庸之道的深刻哲学内涵，灵活运用中庸之道的思想、方法指导我们的实践，大到国家制定经济政策，小到个人为人处世，都具有很重要的指导意义。1988年1月，75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在巴黎发表共同宣言：“如果人类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必须回头到2500年前去吸取孔子的智慧！”这从另一个方面证明以中庸之道为核心的儒家思想对人类发展的重要性。
参考文献:
[1]徐儒家:《中庸论》[M].浙江古籍出版社：2004年3月版
[2]（宋）朱熹:《四书集注》[M].凤凰出版社：2005年5月版
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范文第5篇
关键词：平均利润规律；农村；教训；充分利用
中图分类号：F323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08）19-0061-03
一、马克思的平均利润理论
按照马克思揭示的平均利润规律，深化相关改革，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首先要正确理解马克思平均利润理论的主要内容。
1.平均利润理论的核心内容是“等量资本获取等量利润”。就是说,在一个社会中,不同的经济主体,无论其生产经营的内容差别有多大,也不管他们投资的部门、区域又有如何的不同,只要他们所投入资本(物化劳动、活劳动)的量相同,各自所获得的利润趋于相同,这个利润即是平均利润。马克思曾明确指出:“通过竞争而平均化为一般利润率,而一般利润率就是所有这些不同利润率的平均数。按照这个一般利润率归于一定量资本(不管它的有机构成如何) 的利润,就是平均利润。”[1]
2.平均利润的形成是不同部门资本家竞争的结果。马克思指出：“在劳动剥削程度不变时,利润率会随着不变资本各个组成部分的价值变化以及资本周转时间的变化而变化。由此自然可以得出结论说,如果其他条件不变,不同生产部门所使用的资本周转时间不同,或者这些资本的有机组成部分的价值比率不同,那么,同时并存的不同生产部门的利润率就会不同。”[1]
由资本的本性所决定，各部门的利润率不同，必然导致不同部门之间资本家的竞争。竞争是平均利润形成的杠杆。竞争,首先在一个部门内实现的,是使商品的各种不同的个别价值形成一个相同的市场价值和市场价格。进而,竞争在不同生产部门之间进行,以取得最有利的投资场所, 获得高额利润,“只有不同部门的资本的竞争, 才能形成那种使不同部门之间的利润率平均化的生产价格。”部门之间的竞争采取资本转移的方式，即资本从利润率低的部门转向利润率高的部门，原来利润率高的部门，由于资本量的增加，产品供过于求，价格下降，利润率下降，相反原来利润率低的部门，资本量减少，产品供不应求，价格上升，利润率上升。“通过这种不断的流出和流入,总之,通过资本在不同部门之间根据利润率的升降进行的分配,供求之间就会形成这样一种比例,以致不同的生产部门都有相同的平均利润,因而价值也就转化为生产价格。”[1]
3.平均利润的形成，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有条件的。马克思指出:“商品按照它们的价值或接近于它们的价值进行的交换,比那种按照它们的生产价值进行的交换,所要求的发展阶段要低得多。而按照它们的生产价值进行的交换,则需要资本主义的发展达到一定的高度。”[1] “资本主义在一个国家的社会内越是发展,也就是说,这个国家的条件越是适应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资本就越能实现这种平均化。”关于平均利润形成的条件，马克思指出：“第一个条件的前提是,社会内部已有完全的商业自由,消除了自然垄断以外的一切垄断,即消除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造成的垄断。”在这个前提下“资本有更大的活动性,也就是说,更容易从一个部门和一个地点转移到另一个部门和另一个地点。”“这第二个条件的前提是：废除了一切妨碍工人从一个生产部门转移到另一个部门,或者从一个生产地点转移到另一个生产地点的法律。”在这个前提下“劳动力能够更迅速地从一个部门转移到另一个部门,从一个生产地点转移到另一个生产地点。”[1]这就是说平均利润的形成,要求生产资料、劳动力、资本等生产要素，不受地区和行业的封锁,不受各种垄断的限制,能够自由流动。
二、平均利润规律的作用不能发挥是中国农村经济发展缓慢的重要原因之一
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建立以后，很长一段历史时期，教条主义地对待马克思的经济运行理论，没有从中国社会所处的发展阶段出发，否定社会主义经济是商品经济，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由于平均利润规律是商品经济的规律，否定社会主义经济是商品经济，从而使平均利润规律失去了存在和发挥作用的条件。
平均利润规律的作用不能发挥，对中国经济的发展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农业经济发展的缓慢就是一个重要的方面。农业经济发展缓慢突出地表现为，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农业仍然占较大的比重，国民经济还没有实现工业化；农民的收入还比较低，城市和农村还存在比较大的差别。
按照马克思的平均利润理论，平均利润率规律的存在和发挥作用，要求劳动力在不同部门的自由流动。中国农村经济发展缓慢，国家没有实现工业化，农民收入比较低，农业没有实现现代化，农村人口、农业劳动力多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众多的农村人口、农业劳动力滞留在农村，最直接的原因就是我们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否定平均利润规律的作用，通过户籍制度，阻止农村人口的自由流动。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农村人口进入城市只有很窄的两条道，即考入大学和参军。对于绝大多数或者说近百分之百渴望进入城市的农村人只是一个美好的梦想。
按照马克思的平均利润理论，平均利润率规律的存在和发挥作用，要求资本在不同部门的自由流动。农村经济的发展，要“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建立以工促农、以城带乡长效机制”；要“健全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市场”，发展“适度规模经营”；要“支持农业产业化经营和龙头企业发展。”[2]上述要求的实现都需要大量资金的投入，然而中国农业的历史和现状决定了靠农民的自身积累是很有限的，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没有资本市场，资金不能在不同的生产部门自由地流动，从而平均利润规律的要求不能实现，农村经济的发展受到阻碍。
平均利润规律，是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是以价格形成与运行机制为核心。依据马克思的分析,市场机制对于社会经济运行调节，是自动调节“作为一种内在的、无声的自然必然性起着作用”[3]；是市场机制的各个构成要素的作用相互关联、相互影响的；是通过对市场主体的切身利益的影响来发挥市场机制的内在作用。按照上述特点，商品的价格要在市场竞争中形成，要随着供求关系的变化而变化，作为市场主体的企业要有自身独立的利益。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农产品的价格既不是由生产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来决定，也不受供求关系的影响，农产品的价格由国家统一定价，而且确定的价格低于价值长期不变。由于农产品的价格低于价值，即使没有资本流动的限制，也不会有资金流入解决农业资金发展不足的难题。由于农产品的价格低于价值，农产品再供不应求也不会使价格提高，从而无法激发农业生产的积极性，产生了一个农业大国，几亿人口搞农业，而农产品又严重短缺的怪现象。
三、适应平均利润规律的要求，深化相关改革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
党的以后，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新的历史时期，党的十四大明确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近三十年趋向市场经济的改革实践，已经为平均利润规律存在和充分发挥作用创造了条件。劳动力市场的建立和完善，为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创造了条件；资本市场的建立和完善，为资本的自由流动创造了条件；市场经济的微观主体已经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为资本的自由流动创造了动力。
平均利润规律在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已经是客观的存在，我们也已经按照这一规律的要求调节经济的运行。但笔者认为，仅就农村经济的发展而言，这一规律的积极作用还没有充分地发挥出来，有待于适应这一规律的要求深化相关的改革。
首先，资本向农村的自由流动还有障碍，需要深化改革。资本向农村的自由流动的障碍，主要是流入的障碍。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特别是农业的规模经营、农业的产业化和龙头企业的发展，需要来自农村外部的较大数额的资金或资本。笔者在调查中了解到，有许多有意向、有能力投资农业的人，但没有投资于农业，主要是担心承包期之后的“变”，即土地承包经营权到期后的重新划分。土地承包权到期后的重新划分阻碍土地的集中和规模经营的实现。因为实现土地大规模的集中和规模经营，需要拥有较大数额资金的经营大户的出现，这些经营大户一般要追求更为长远的利益，甚至是几代人的利益，再有他们一般要对土地有更为长远的打算，而不是维持经营的现状。这样定期、不定期对承包地的重新划分，或者说不确定的继续承包，经营大户就很难出现，规模经营、农业的产业化和龙头企业的发展也就落不到实处。
笔者建议，土地经营权流转后，不论是本村人、他乡人还是城里人，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到谁的手中，在下一个承包期，谁就取得了优先承包经营权，而且不论面积大小。而不是把承包经营权再交回原承包人或村集体，使取得承包经营权的人再一次有偿获取土地的承包经营权。
土地承包经营权永久性转让不仅有利于农村经济的发展，而且对于放弃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农民也是有利的，因为对于获取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经营者，希望承包期越长越好，获取的承包经营权越长，就肯支付更多的流转费。已经客观存在的东西，如果它存在是合理的，又反映客观经济规律的要求，用法律、政策把它明确地肯定下来，将会更加有利于农村经济的发展。
阻碍资金向农业的自由流入还表现为，有的地区规定，土地的承包经营权，只能在村集体成员中流转，排斥外来资金的流入。在现实的生活中有的城里人已经在农村购买了土地的承包经营权，但大都是借用原集体某一村民的身份，当该村民年纪比较大时，又要将承包权转到另一年龄比较小的村民身上，购买土地承包权的人心理总是不塌实，这种不塌实必然影响外来资金向农村的自由流入。
其次，劳动力的自由流动还有障碍。在劳动力的流出方面，土地承包法规定“承包期内，承包方全家迁入小城镇落户的，应当按照承包方的意愿，保留其土地承包经营权或者允许其依法进行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承包期内，承包方全家迁入设区的市，转为非农业户口的，应当将承包的耕地和草地交回发包方。承包方不交回的，发包方可以收回承包的耕地和草地。”[4]为了保证农村人口和劳动力的正常流出，上述规定需要完善。上述规定，在一定意义上是鼓励农村人口向小城镇的流动。然而，从农村人口和劳动力流出的总体趋势看，流出的人大都是希望进入“设区的城市”，这符合人口学中的人口流动高位移规律，即劳动力流动遵守就高原则，总是从边际效益低的区域，流向边际效益高的区域。
在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这个问题上，流入“设区的城市”与流入小城镇不应该区别对待。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土地是归集体成员共同占有的重要生产资料，就是建立在这样一个实际基础上的。国有企业转制，工人可以“买断”得到相应的收入，而作为集体成员农民，进入了“设区城市”无条件地交出对土地的承包经营权，对于该部分农民集体所有在经济利益上实际就没有任何体现。在现实生活中，农民对土地依赖程度还很高，具有特殊的感情。如果进城就必须无条件放弃土地承包经营权，他们就是能离开农村或者工作已经离开了农村，也不会放弃农民的身份，尤其在国家取消农业税，加大对农业补贴的情况下，农民更会这样。我们急需遵循十七大报告提出的“按照依法自愿有偿原则，健全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市场。” [2]
农村人口和劳动力流出的障碍还表现为，在许多城市为农村人口和劳动力的流入还设许多的门槛，在子女入学升学等方面还有差别的待遇。在许多城市原来的农村人，要变成有户口无差别待遇的城市人还有一定的难度。按照平均利润规律的要求各级行政部门不该再设立阻碍人口自由流动的门槛，在国民经济实现工业化的进程中应该创造更有利的条件促进农村人口向城市的流动。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161-219.
[2]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23-24.
[3] 马克思. 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394.
[4]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N].人民日报,2002-08-30(7).
Fully Developed the Effect of the Law of Average Profit and Promoted
the Development of Countryside Economy
GU Chun-xiang
(Bihai university, Liaonin Jjinzhou 121000， China)
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范文第6篇
周小川在演讲中多次提到“人民币跨境使用”而非“人民币跨境贸易结算”。他指出，中国在1996年已经宣布实现了人民币在经常项目上的可兑换，下面就是面对资本项目的可兑换，这是一个中长期的发展进程，既带来很多新的机遇，也带来很多新的问题需要讨论。他还表示，人民币如果跨境使用发展到一定阶段的时候，自然会产生一种需求，这种需求就是人民币需要逐步的、有序的走向可兑换。
在谈到宏观管理在新时期的特点时，他指出4万亿的经济刺激计划是一种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和扩张性的货币政策。但是经济理论和国际的历史结论都告诉我们，一般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和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实行以后会带来副作用，就是事后会引发物价的上升，可能会引发某种资产泡沫。不过退出时点的判断在不确定性情况下也有很大的难度。
从中国情况来说，周小川称，中国经济在危机之后率先复苏，因此我们的周期和发达国家所处的周期有可能不一样。中国是高储蓄率的经济，高储蓄率有可能出现有较高的投资，较高的投资从过去的历史经验来说可能会造成某些方面的过热和产能的过剩，也可能容易刺激某些泡沫的产生。高储蓄率有好的方面，同时也有要警惕的方面，就是我们需要注意高储蓄率带来的周期性问题。
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范文第7篇
关键词：经济原因；经济制度；苏联解体
1.从经济体制上，指令性计划经济致使经济体制失灵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在苏联统治阶段末期，国家的经济体制总的说来表现为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然而就当时的国家形势来讲并不适应苏联上层建筑即国家政治制度的发展。苏联长期以来一直都在实行以国家为基础的指令性计划经济体制。国家通过行政手段建立国家所有制，又通过行政手段快速地从集体所有制转化为全民所有制。国家计划成为管理经济运行的主要手段。计划一经制定，就成为了国家的规定，必须完成。
指令性计划经济体制是排斥货币和市场的，而仅仅把完成国家计划的规定作为经营活动的根本目标。完全忽视物质利益的刺激，仅仅靠行政手段做动力驱动机制。这种机制在战争时期还是十分有效的，但是随着环境条件的变化，这种用行政手段的驱使机制的作用越来越不明显了。加之苏联后期在劳资分配方面的平均主义，严重伤害了劳动者生产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最终导致经济体制运转不灵，国民经济失去活力。苏联的这种指令性计划经济一方面否定价值规律的作用。在苏联的经济体制内，决定商品的价值量不是由生产该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而是由于统治者根据自身的情况来确定的，长期照此实施必然会导致市场出现严重的问题。另一方面，指令性机会计划经济忽视市场机制的作用，他们限制商品货币之间的关系，意图用行政命令的手段来管理国家的经济。1990年至1991年在苏联全国范围内出现的卢布危机就是一个很好的事例，国家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所出现的财政赤字无法通过市场来进行调节，而盲目的扩大货币发行量无疑会使得国家步入通货膨胀的国家国币信用危机。不难想象，长时间的运用这种方式来发展国家的经济，必然会导致国家的经济体制出现问题。
2.从经济结构上，片面发展重工业致使经济结构失调
苏联社会主义建设面临着非常复杂的国内外环境，当时国内条件比较落后，国外面临着资本主义的敌视和战争的威胁。因此苏联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别强调发展工业，尤其是发展重工业，用以保障国家独立和加强国防建设。斯大林说： “不是发展任何一种工业都算做工业化。工业化的中心， 工业化的基础， 就是发展重工业（ 燃料、金属等等） ， 归根到底，就是发展生产资料的生产， 发展本国的机器制造业”。苏联的重工业优先发展是以牺牲农业发展速度换来的。在农业集体化之后，为了保障重工业的发展，过多的向农民征购农产品，而且价格很低，致使农民收入减少，严重影响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戈尔巴乔夫说： “我国经济是世界上最军事化的经济， 把最大量的经济花在国防上”。直到苏联解体前，官方数据表明，苏联的农轻重发展比例是1∶1∶3。经济发展比例失调严重阻碍了苏联经济的持续快速的发展。所以，随着时代的发展，经济中心必然会向着高新科技的企业转移，生产也逐渐由大规模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的聚集而转变成分散的生产形形式。苏联的经济发展的基础产业是重工业。然而当一个国家工业化完成后，其工业结构也必然由生产资料的生产工业转移到生活资料的生产方式，苏联片面的发展重工业，致使其轻工业的发展长期停滞不前，严重制约了苏联重工业的扩大再生产和生产力水平的进一步提高。因此苏联缺乏进一步扩张和提升生产的能力，致使经济发展动力不足，最终的结果就是使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出现极大的问题。
3.从经济战略上，粗放型经济战略致使经济发展停滞不前
苏联的经济是以高速度发展为首要任务的，发展的目的是追求速度和数量。因此，苏联长期执行的就是粗放型的发展战略。为了可以在经济增长速度和产品数量上赶超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而选择的经济发展战略。追求速度是苏联经济发展的目标，苏联长期以来高速度的经济增长，主要依靠的是多投入，高消耗来维持的。苏联粗放型经济发展策略造成原材料和能源消耗过大，导致经济发展成本增加，致使生产效率低下，投入产出比下降。粗放型经济发展战略导致企业缺乏活力， 缺少把资料转化为生产力的动力。随着时代的发展，这种体制的消极作用也随之显现出来， 其低效益、高成本、高浪费的弊端致使苏联后期的经济发展停滞不前。这种僵化的经济模式使苏联经济遭到了毁灭性的破坏。这种破坏性表现为苏联的经济增长速度缓慢、国民经济（农、轻、重）比例失调；国内货币发行失去控制；国际上债台高筑；通货膨胀率越来越高。总之，僵化的苏联经济体制导致了苏联的经济危机，经济危机进而导致信仰危机、政治危机和民族危机，并最终导致苏联的解体。
马克思说过：“物质决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每一种政治体制的改革和变迁都是由于各种经济活动和社会经济因素变动所共通过作用的结果。因而，在苏联解体的整个过程中，经济无疑扮演了重要的角色。重视经济因素的发展与变迁，预计经济形势的走向和结果将是我们在社会和国家发展过程中不变的永恒课题！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第二版1995
[2]《斯大林选集》人民出版社，第一版1979
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范文第8篇
1949年后，通过没收官僚资本、改造民族资本和大规模经济建设，国有经济迅速成为我国经济的主体。在国有经济主体地位形成的同时，以计划管理为特征的集中计划经济体制也逐步得以确立。这种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尽管在当时对我国经济在比较落后的基础上迅速增长并建成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无疑具有巨大的推动作用，但随着国民经济规模的扩大和国民经济活动标，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明确提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是国有企业改革的基本方向(马建堂和刘海泉，2000)。
可以看出，截至目前我国的经济体制仍未完成从计划向市场的全面过渡，或者说，我国仍是一个转轨经济国家。根据Roland(2∞O)的观点，转轨经济的基本特征首先表现为政府对企业经营的过度干预。首先，政府对企业的干预通常都是出于政治目的。另外，即使政府对企业的干预是以效率作为出发点，但由于政府在与国有企业的契约关系中，同时扮演“裁判员”与“运动员”的双重角色，而在与私有企业的契约关系中，却只作为“裁判员”，因此政府对国有企业的承诺要比对私有企业的承诺更容易失约。国有企业中普遍存在的“棘轮效应”(RatchetEffect)和“预算软约束”(SoftBudgets)就是其具体的表现形式(Kornai，1980‘Roland和Sekkat。2000)。当然，私有企业也可能同样存在棘轮效应与预算软约束问题，但是由于政府对私有企业干预的成本要显著高于国有企业，从而私有企业遇到的上述问题往往要比国有企业轻微得多(Shldfer和Vishny，1994)。
其次，转轨经济国家通常都未建立完善的市场体系(包括产品市场、经理人市场、控制权市场和司法体系等)。与非国有企业相比，国有企业所面临的政策性不对等竞争条件具体表现为生产资金密集程度过高、背负沉重的职工福利负担、严重的政策性冗员以及部分产品仍存在价格扭曲等；至于我国的经理人市场，钱颖一(1996)指出，我国国有企业的经理人员虽然能够在资产使用方面获得相当的控制权，有关企业控制权的另一个重要方面。即对企业高层经理人员的任免权，却仍然牢牢控制在政府手中。黄群慧(2001)认为我国国有企业经营者系统或国有企业干部人事管理制度由于“路径依赖”而处于一种被“锁定”的状态，虽然这种具有行政级别的企业经营者制度从企业经营管理角度看并不是最有效率的，但由于计划经济体制的最初选择的“选择优势”而很难退出，因而也就不能转移到企业家的职业化状态。
2我国管理会计制度环境对管理会计的影响
上文指出，转轨经济有的政府干预与不完善的市场体系构成了我国企业(主要是国有企业)环境的基本特征。陈信元和叶鹏飞(2000)基于我国转型经济的制度背景，从会计信息的需求者、会计信息的供给者、会计信息的供给资源以及会计信息的监督者等四个方面，分析了我国的会计环境对企业财务会计行为的影响。分析表明，由政府一手推动的会计改革在股票市场的催化下，正进一步向市场化方向发展。但由于国有企业尚未成为真正的市场主体，国有银行、会计师事务所等机构也正在转型过程之中。我国的财务会计的发展仍然主要依靠政治动力，市场主导仍需时间。那么，我国特有制度特征对管理会计研究又具有哪些影响呢?本部分将以价值管理的分析框架为线索，尝试分析上述环境对企业会计行为的影响。
笔者认为，政府干预对公司价值管理的影响将会首先反映在公司总体目标的确定上，进而影响到价值管理方案的其他方面。因为，当企业价值在更大的权重上依赖于政府的行政干预时，企业与政府的关系将是决定企业能否实现其股东价值最大化总体目标的关键。这时尽管企业通常的生产经营活动仍很重要，但已“退居二线”。相反，企业往往将从政府部门寻到更多的“租金”作为具体的经营目标。于是，公司的战略选择及业绩评价的标准也会与西方市场经济国家有根本的差异。另外，企业也会为了帮助地方政府解决就业问题，而吸收比正常经营所需要的更多的员工。这说明，利润或其他传统的价值指标将很难用来评价这些公司的业绩。具体到我国的上市公司，其会计利润指标又会受到另外一个特殊问题——关联交易问题的影响。如下文所述，由于特殊的股票发审制度安排，我国的上市公司很多是从原来的国有企业内部剥离出的一个车间或一个分厂，因此，企业上市后仍然不得不与原来的企业在业务上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当上市公司存在强烈的盈余管理动机时，关联交易的存在就不可避免地降低了会计利润对经理人员努力程度的敏感性。因此。我国上市公司如何选择业绩指标评价经理人员的业绩就与西方企业有着根本的差异。
新兴市场对价值管理的影响则主要反映为公司会有更多的经营或融资活动从市场转向企业内部，从而会使得公司的经营战略或组织结构的设计与西方国家有根本的差异。例如，尽管多元化的公司战略在英美等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中会由于加重了问题从而对股东价值造成损害。Khanna和Palepu(2000)认为，新兴市场有着不同于西方成熟市场的经济特征。如信息不对称严重。契约不完备，私有产权的保护较弱和法律制度不健全等，但高度多元化经营的企业相对于单一经营企业可以更经济地克服上述问题。并且高度多元化的企业能够利用与政府的关系获得额外的经济利益，因此，多元化经营增加了企业的价值。Fauvet等(2003)也发现对于新兴市场，由于外部筹资的成本较高，内部资本市场的建立给企业带来了更大的收益。再比如，由于缺乏有效的外部经理人市场，企业激励机制的设计将可能更多地依赖内部经理人市场，从而此时企业激励经理的方式可能更多地是通过职务的晋升，而不是与业绩的挂钩。因此，这很可能是相关文献没有发现企业绩效与经理人报酬之间存在显著相关性的根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