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收制度的核心要素
开篇：润墨网以专业的文秘视角，为您筛选了八篇税收制度的核心要素范文，如需获取更多写作素材，在线客服老师一对一协助。欢迎您的阅读与分享！
税收制度的核心要素范文第1篇
关键词：税务会计；财务会计；特点
中图分类号：F23 文献标识码：A
会计比税收的产生要早，不过当其出现之后，它们就存在着非常紧密的关联。不管是征管单位亦或是缴税人，财会和税收都是有着非常紧密的关联的。当今的税收假如离开了财会的话，就不能够积极的开展，由于当今的单位面积非常宽，假如不进行财会监管和核查的话，此时税收就无法精准的开展。当今的财会也不能够离开税收而独立的开展，由于税收是为了确保国家的活动合理的开展的，它有着非常多的独特性，比如是强制开展的。相关的机构是为国家和人民而开展的该项征收工作的，它是为了确保财政资金得以落实的关键，单位要积极的开展计算以及缴纳税收等等的活动，这样才可以实现其利润。是因为税收的存在，所以相关的群体才会联系起来，此时征纳两者才不会出现过多的不利现象。
由于经济体制出现了改变，而且所得税等也发生了变化，单位的所有制也呈现出多种样式，当今的财会体系开始不断的形成，尤其是国家对财会领域开展革新活动，导致财会的准则和体系等开始和税法出现一定的距离。
1 财会和税收之间存在不同的具体要素简介
1.1 由于其服务客体不一样，所以其意义是不一样的。
这个要素是出现差异的根本要素。2006年2月15日财政部颁布的新企业会计准则中的基本准则明确定义：财务会计报告的目标是向财务会计报告使用者提供与企业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等有关的会计信息，反映企业管理层受托责任履行情况，有助于财务会计报告使用者作出经济决策。财务会计报告使用者包括投资者、债权人、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和社会公众等。税收的获取要借助相关的法规作为前提，之所以订立此类法规，，就是为了将税收合理的分配，确保财政能够正常的运作，经由平等的负税为单位，单位创造积极地外在氛围，而且经由税收来调控单位的运作工作。因为财会和税收的的意义等是不一样的，假如单纯的强调两者相同的话，不但不能够精准的体现单位的财会形式以及运作成就，而且，当前的税收条例并不是非常的优秀，要想确保财会体系能够合理的落实，还能和国际条例保持一致性的话，就要认真的落实两者相分离的思想。既然会计与税收的分离是税务会计与财务会计分离的前提，而且两者的分离是当前整个世界的一种发展方向，此时税务会计与财务会计的分离也是一种必然。之所以看中其分离，主要的是为了确保它们能够更好地实现意义。财务会计主要服务于投资人、债权人，为其提供按会计制度编制的通用财务会计报告，并为计税提供基础性会计资料。而通用财务会计报告难以满足税务机关的需要，因此需要服务于税务征收机关的税务会计为其提供符合税法要求的税务会计报告，同时也为纳税人进行税务筹划提供决策依据。上述的这些内容均是两者要分离的具体原因，因为此举不仅仅维护了国家的大的权益，同时还维护了投资人的权益。
由于税务会计的信息，很多都是从财会中得到的，再开展纳税分析运算，做纳税调整会计分录后，然后体现于账簿等信息之中，这就决定了税务会计既要熟悉财务会计又要精通税法。怎样明确并且应对其中的不利现象，是所有的财会人员等要认真的面对的一个关键事项。
1.2 它们的计量活动的参考信息不一样
两者非常显著的区域是，利润获取的时间以及资金是不是可以抵扣的，其还反映在两者原则的不同中。（1）税收制度是收付实现制和权责发生制的混合，而企业会计制度坚持以权责发生制为原则。税法之所以采用一定的收付实现制，主要是为方便征税工作而开展的，可以确保缴税者能够具有即可负担资金的水平。（2）2006年的新会计准则中规定会计计量属性主要包括：历史成本、重置成本、可变现净值、现值、公允价值这五种方法，而历史成本的客观性和可验证性是税收征管的核心要素，所以税法中历史成本成了最主要和最坚实的基石。必须认真地按照该项要素来开展工作，才可以保证纳税活动是有依据的，而且能够合理的制约计税时期出现的不利现象，确保税收活动正确的开展。（3）会计核算中的配比原则是以权责发生制为基础的。而税法中的配比原则还需要同时遵循相关性原则和历史成本原则。例如：税法中赞助支出、担保支出等视为与应税收入不相关，因而规定不得在税前扣除；税法中提取的各种减值准备恪守历史成本原则，必须在真实存在后才能够应对。（4）会计核算中的实质重于形式原则和谨慎性原则在税法中并不采用。主要是由于它们虽在财会准则中进行了非常精准的论述，不过在具体的活动中，还是要靠着财会工作者的专业来分析的。我们都知道税法对于其征收的信息以及措施等的论述有着非常严苛的刚性特征，其严禁存在主观思想，要不然的话，其征收活动就会变得非常的随意，此时缴税人会按照其主观思想拖延税款的缴纳，有时候都不缴或是不按照正常的数额来缴纳。所以我国税法对诸如固定资产折旧年限、坏账准备金可在税前扣除的提取比例等等都作了严格规定。
2 税务会计与财务会计分离的意义
以上只是列举了会计和税收中存在的主要差异，是大原则方面的差异，在实际工作过程中存在的细化差异以及需要进行的纳税调整更多，这就促使我们思考以下的问题：第一，在复杂繁多的经济业务发生以后，由谁负责识别和处理这种差异，特别是所得税的计税过程是一次性将一年的差异逐项计算并调整。第二，针对这些差异，如何建立科学的内部管理制度使两者之间的差异得到事先、事中和事后的控制。第三，由于一些时间性差异所带来的纳税调整过程可能涉及若干个会计期间，应通过何种必要的辅助手段帮助企业记录、调整和申报这些差异。第四，税法中对纳税人会计核算有特殊要求的，例如：营业税纳税义务人兼营不同营业税税率的应税劳务，应该单独精准的核算各种营业数值，而且单独运行票据内容，否则从高适用税率。上述的内容都体现了一个要素，即要认真的关注税务财会活动的关键意义，未有专门的工作者来管理，同时在征收的时候，未对上述的不同之处开展稽查活动。
参考文献
税收制度的核心要素范文第2篇
关键词：税务会计；财务会计；税法；分离
中图分类号：F234.4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08）13-0095-02
会计的产生早于税收，但在税收产生之后，会计与税收就有了不解之缘。不论是税务征管机关，还是纳税人，税收与会计都是息息相关及密不可分的。现代税收离不开会计，离开会计的税收是无法进行的，因为现代集团化企业的经营规模大、范围广，如果没有会计的核算与监督管理，税收就失去了准确的征收依据；现代会计也无法脱离税收，因为税收是为实现国家职能服务的，是具有强制性和无偿性的。税务机关代表国家要征税，以保证国家的财政收入，企业要计税、缴税和进行税务筹划，以实现企业的税收利益。税收使征纳税双方的利益连在一起，也使征纳税双方不断发生矛盾。
中国曾长期实行单一的计划经济体制，与此相对应的是高度集中的财务管理体制。由于计划经济体制下企业所有制形式是单一的，所以当时企业的会计核算是为了国家实施财政收支、财政管理而进行的。再加上当时税制不成体系、简单而又多变，不可能、也无必要对纳税人的会计核算提出像现在这样的具体要求。但是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以及所得税为标志的税收不断法制化，企业所有制形式的多样化和多元化，现代企业制度的逐步建立、企业会计的不断规范化，特别是国家对会计行业进行的改革，使得会计准则、会计制度正逐步走向与税法适当分离的道路。
一、财务会计与税收产生差异的原因
（一）服务对象不同造成的目标不同
这是产生差异的根源。2006年2月15日财政部颁布的新企业会计准则中的基本准则明确定义：财务会计报告的目标是向财务会计报告使用者提供与企业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等有关的会计信息，反映企业管理层受托责任履行情况，有助于财务会计报告使用者作出经济决策。财务会计报告使用者包括投资者、债权人、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和社会公众等。税收的取得必须依靠税法来作为保障，而制定税法的目标是规范税收分配秩序，保证国家财政收入的实现，通过公平税负为企业创造平等竞争的外部环境，并运用税收这一经济杠杆调节经济活动的运行。由于会计与税法的规范目的和出发点不同，如果我们强求会计准则与税收法规一致，不利于正确反映企业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况且，我国的税收法规体系还处在健全之中，要使会计制度得以很好地贯彻，并与国际会计惯例趋同，必须遵循会计和税收相分离的原则。既然会计与税收的分离是税务会计与财务会计分离的前提。并且税收与会计的分离是包括我国在内的一种国际趋势，那么税务会计与财务会计的分离也是一种必然。分离是为了会计充分发挥自身的多重功能，例如财务功能、税务筹划功能、管理功能等。财务会计主要服务于投资人、债权人，为其提供按会计制度编制的通用财务会计报告，并为计税提供基础性会计资料。而通用财务会计报告难以满足税务机关的需要，因此需要服务于税务征收机关的税务会计为其提供符合税法要求的税务会计报告（纳税申报表及其附报资料），同时也为纳税人进行税务筹划提供决策依据。这些都是税务会计应该从财务会计中独立出来理由，这样既保护了国家利益，也保护了投资者的利益。
税务会计资料大多来自财务会计，在进行纳税调整、计算，并做纳税调整会计分录后，再反映在会计账簿和报告中，这就决定了税务会计既要熟悉财务会计又要精通税法。如何正确认识并处理好会计法规与税法规定之间的差异，是广大会计工作者、社会中介机构执业人员、税务人员等面临的一个现实而重要的问题。
（二）计量的标准、依据不同
税法和会计制度最大的差别在于收益实现的时间和费用是否可抵扣，它又集中体现在会计原则与税收原则的差别上。
1.税收制度是收付实现制和权责发生制的混合，而企业会计制度坚持以权责发生制为原则。税法之所以采用一定的收付实现制，是为了税收征管上的更为简便、直观以及收付实现制与现金挂钩，能保证纳税人有立即支付税款的能力。
2.2006年的新会计准则中规定会计计量属性主要包括：历史成本、重置成本、可变现净值、现值、公允价值这五种方法，而历史成本的客观性和可验证性是税收征管的核心要素，所以税法中历史成本成了最主要和最坚实的基石。只有坚持历史成本原则，才能做到纳税有据可查，并有效约束计税过程中的主观性和随意性，维护税收的确定性原则。
3.会计核算中的配比原则是以权责发生制为基础的。而税法中的配比原则还需要同时遵循相关性原则和历史成本原则。例如：税法中赞助支出、担保支出等视为与应税收入不相关，因而规定不得在税前扣除；税法中提取的各种减值准备恪守历史成本原则，只有在实际发生后才可以在税前扣除。
4.会计核算中的实质重于形式原则和谨慎性原则在税法中并不采用。因为这两项原则尽管在会计准则和会计制度中给予了明确性的规定，但在实际工作中仍然需要较多地利用财务人员的专业判断。税法对计税依据、计税方法的规定具有高度的刚性，它不容许掺杂主观性的判断或估计，否则税收征管的随意性现象就会滋生蔓延，纳税人利用其“判断”延迟纳税，甚至不缴税或者少缴税的现象就难于遏制。所以我国税法对诸如固定资产折旧年限、坏账准备金可在税前扣除的提取比例等等都作了严格规定。
二、税务会计与财务会计分离的意义
以上只是列举了会计和税收中存在的主要差异，是大原则方面的差异，在实际工作过程中存在的细化差异以及需要进行的纳税调整更多，这就促使我们思考以下的问题：第一，在复杂繁多的经济业务发生以后，由谁负责识别和处理这种差异，特别是所得税的计税过程是一次性将一年的差异逐项计算并调整。第二，针对这些差异，如何建立科学的内部管理制度使两者之间的差异得到事先、事中和事后的控制。第三，由于一些时间性差异所带来的纳税调整过程可能涉及若干个会计期间，应通过何种必要的辅助手段帮助企业记录、调整和申报这些差异。第四，税法中对纳税人会计核算有特殊要求的，例如：营业税纳税义务人兼营不同营业税税率的应税劳务，必须分别、准确地核算不同的营业额，并分别使用规定票据，否则从高适用税率。这些问题都指向一个方向，那就是必须重视税务会计的工作和重要性，没有设置专业人员负责税务会计的企业，以及在税收征管工作中没有针对这些差异制定稽查工作程序和方法的税务机关，都只会加大会计核算成本和税收征管成本。所以为了适应纳税人的需要，也是纳税人为了适应纳税的需要，税务会计应该从财务会计中独立出来。
目前我们对税务会计理论和实务方面的研究远远滞后于财务会计，现行纳税调整实际上只是体现调整的结果，没有反映调整的过程，即使有调整的过程，也只是十分简单的计算。税务会计调整核算应该具有完备的理论体系，在进行纳税调整、计算，并做纳税调整会计分录后，在税务会计凭证和账簿中记录反映。这样的调整结果更具有可验证性，能提高纳税计算结果的正确性，有利于企业进行纳税筹划，也有利于税务机关的稽查工作。所以税务会计的意义重大，税务会计与财务会计应该各做一套账，不然税务会计就不是真正的从财务会计中独立出来。完善的纳税申报表就是在报告时可以详尽披露公司的税务信息，准确、快速的披露这就需要有独立的税务会计做好日常工作。税务会计信息的使用者首先是各级税务机关，可以凭此进行税收征管，并作为税收立法、修法的主要依据；其次是企业的经营者、投资人、债权人等，可以从中了解企业纳税义务的履行情况和税收负担，并为其进行经营决策、投资决策等提供依据；再次是社会公众，通过该信息可以了解企业履行纳税义务情况，评价企业的社会贡献率、诚信度。
三、税务会计与财务会计的不同
（一）会计目标的不同
税务会计的基本目标是遵守税法规定，即达到税收遵从（正确计税、纳税、退税等），从而降低遵从成本。高层目标是向税务会计信息使用者提供信息有助于其进行税务决策、实现其税收收益最大化。财务会计报告的目标，是向财务报告使用者提供与企业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等有关的会计信息，反映企业管理层受托责任履行情况，有助于财务报告使用者作出经济决策。
（二）会计对象不同
税务会计的对象是企业中能够用货币计量的涉税事项。财务会计的对象是能用货币表现的经济活动，即企业的资金运动。
（三）会计核算不同
税务会计的账务核算是以财务会计为基础的，对于财务会计与税法中没有差异部分，即不需要调整部分，税务会计可以直接利用财务会计的核算结果，直接反映在税务会计报表上。对于财务会计与税法中存在差异部分，税务会计的调整过程主要有以下特点：
1.税务会计不像财务会计在核算时有不同的会计政策可以选择，具有一定的灵活性。税务会计的核算是具有确定性的，这是由税法的强制性决定的。
2.税务会计的调整分录是在财务会计体系之外，不涉及财务会计有关账簿，不对财务会计资料及核算结果产生影响。
3.对于时间性差异的调整分录，年末不需要结转，其余额直接结转至下年度。对于永久性差异的调整分录，年末需要结转，余额为零。这是因为永久性差异不具有连续性，只对本期的税务会计核算产生影响，对以后各期的税务会计核算均无影响。而时间性差异具有连续性，对本期和以后各期的税务会计核算均有影响。
参考文献：
[1]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印发《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办法》的通知[S].国税发[2000]84号.
税收制度的核心要素范文第3篇
论文摘要：后勤社会化改革促使高校后勤会计管理步入企业式规范轨道，反过来促进了后勤实体的业务发展。但当前高校后勤社会化改革出现的停滞和反复，却导致了会计管理的困境。浙江大学始终坚持企业式规范化模式，对我国经济社会转型时期高校后勤会计管理的科学化和规范化具有重要意义。
伴随着后勤社会化改革，我国高校后勤会计管理吸收了我国上世纪90年代以来财务会计改革的成果，摒弃了早先带有计划经济痕迹的核算体系和管理办法，普遍执行企业会计准则和小企业会计制度，加强了内部控制体系的建设，强化了成本管理，实现了向管理要效益，追求经济效果的可喜进步；促进了高校后勤管理观念的转变和管理体制、管理方法的创新，实现了后勤管理的规模化、专业化、集约化。然而，受各种因素的影响，当前全国范围后勤社会化进程受阻，出现了向“总务处”时代的回归潮，不少高校曾花大力气建立起的社会化后勤机制遭遇解体，其会计管理也向事业非营利模式的倒退，且具有普遍性，与之前未能有效解决的系列问题叠加，形成了会计管理的洼地。
一、当前高校后勤会计管理的主要问题
（一）后勤会计管理存在制度性障碍，水平提升缺乏体制性动力
1.国家宏观政策层面，税收制度没有提供足够的鼓励和支持。对后勤注册实体的税收减免，缺乏长效机制和足够的耐心。临时性的减免导致了对未来税收优惠和支持政策的犹疑进而产生政策预期的心理恐慌。
2.资产管理现状上，弥合罅隙形成了巨大的“小金库”。十余年来的社会化运行结果，后勤实体形成了规模巨大的自有产权资产，以非注册实体为大，并且以“小金库”状态存在。原因在于高等教育事业体制和后勤剥离初衷使得非注册后勤实体会计信息在高校预算管理和财务会计报告中被边缘化，导致了该部分资产管理的真空状态。
3.后勤和高校之间产权关系不清，完全社会化难以克服法律和制度障碍。现有后勤实体按照社会化要求注册成为独立法人，面临着房产和其他固定资产与学校难以分割、产权清晰难以实现。法人实体基本以局部业务注册登记，在经营上和后勤整体业务混同难以区分。
4.社会化实践中存在甲乙方关系难以理清的情况：1）费用支付标准校际间差异迥然，后勤事实上承担着高校建设的历史包袱。2）甲乙方之间身份不对等，沟通协调成本大。3）公共财政框架下经费划拨和支付存在困难。4）甲乙方人事制度改革不同步，导致乙方没有真正的用人自主权。后勤成为高校人才引进的家属安置所和分流地。5）高校对后勤改革的效果和绩效评价，存在多重标准，在稳定压倒一切的政治诉求和社会化运作的经济效益诉求之间取舍艰难。
（二）后勤会计管理制度选择的随意性，导致了管理混乱
高等教育规模扩张推进了后勤管理的企业化进程，但是在业务规范、业务拓展和盈利水平提升相关的会计管理方面，一些高校遵循企业会计制度，但是所提供的财务报告和会计信息质量水平值得研究和商榷。有些则选择事业体例。这两种情况下都存在会计核心要素管理的实质性措施不够，后勤资产整体效益不佳，一些高校后勤由于会计管理混乱而出现经济案件。归纳起来，后勤会计管理的问题主要存在核算方面、制度方面、财务报告和会计信息质量方面、信息与沟通方面。
二、一个成功案例——后勤会计运作的浙江大学模式
浙大后勤以起步早规范好，开创且坚持了自己独特的会计管理体制（本文称为浙大模式，以区别通常对浙大后勤治理和组织架构称谓的浙大模式）在很大程度上消解了上述缺陷。
（一）浙大后勤与会计组织架构
业务架构上，浙大后勤是典型的甲乙方模式，甲方是后勤管理处，乙方习惯称浙大后勤集团，从上至下实行两块牌子一套班子，对内是浙大后勤服务中心，对外是注册法人杭州浙大同力后勤集团有限公司（最早于1983年由老浙江大学注册，后来改由作为大学和企业防火墙的浙大控股公司投资，增加了注册资本），中心主任同时是公司总裁。后勤集团旗下设十三个业务单位，对内称为业务中心，对外除饮食服务中心、幼教服务中心、通信服务中心外注册了十一个二级公司，部分二级公司下面有不止一个法人单位。二级中心和二级公司也是一套班子同步运作。浙大后勤集团最高治理机构为董事会，由校领导和主要职能部门负责人构成。监事会负责监理，对董事会负责。各业务中心（二级公司）及其下属对集团负责。
（二）浙大模式会计核算体系及运作特点
浙大后勤各业务中心（二级公司）财务部分别对内对外业务两个账套，独立、平行核算各中心和注册公司的营业收支、成本费用以及资产等事项，提供会计报告和财务分析，所不同的是对外核算账套要向外部工商、税务等机构提供基于税务管理信息的报告和资料。每期财务报告由集团财务投资部统一汇总或合并，报送学校有关领导和部门。集团财务投资部除核算本级收支、与学校的拨缴款，协助总裁和各业务中心（二级公司）制定考核指标，汇总或合并各业务中心（二级公司）的财务报告和会计信息，并向学校汇报。每一会计年度结束，在整个大学的财务决算体系中，浙大后勤集团整体资产负债表并入大学的部门决算，抵消与学校的内部交易事项后做合并（非汇总）反映。
具体说，浙大模式有以下特点：1）业务边界清晰。对校内服务业务与社会服务业务的清晰划分，契合了后勤社会化做大做强、切实减轻大学办学负担的基本初衷。2）实现了财务会计基础工作规范化。对内业务合理合法避税，对外业务严格执行税法和相关政策，浙大后勤各级会计组织内职责明确，内控规范，相关管理制度完善；银行账户、印章票据管理规范，资金收付与调度严格执行一支笔审批程序，大额资金支出前有预审和联签制度，会计监督到位；会计核算及时准确，对预算管理和成本控制的意图贯彻到位；档案管理规范科学。3）会计管理流程规范手段先进会计考核指标科学。浙大四个校区后勤业务会计处理流程规范有很高的效率。以饮食服务中心为例，财务部设在紫金港校区，四校区之间设专岗传递每日大量配送采购与报销结算单据。会计管理的信息化和现代化则进一步优化了业务全流程。4）实现了后勤与学校报表项目的整合，后勤资产负债状况每年度终了并入浙大部门决算，弥合了宏观资产总量统计管理的漏洞。
三、浙大模式的启示
（一）浙大模式有利于深入推进后勤社会化
作为高等教育大众化扩张转型期的特殊产物，浙大模式是高校后勤社会化会计管理的一个创新，遵循了后勤管理的客观实践，对内对外业务规范核算、规范报告，符合现行政策框架；会计计量符合客观性和明晰性要求的公认会计原则。浙大模式相对理顺了高校和后勤之间剪不断理还乱的产权关系，资产并入大学的部门决算体系，在观念上符合大学法人所有制思想，在会计指导思想上不仅实践了决策有用观，体现了对大学的受托责任。一般来说，后勤治理的业务模式和组织机构架构，决定了会计管理机制及其作用效果。但会计管理不是被动适应，它反过来引领后勤整体管理水平。十多年来，浙大模式稳妥推进，没有迂回和反复、更没有停滞，坚持走出了自己的特色，也推动浙大后勤服务实现了高端化、品牌化，突破象牙塔而成功渗透到广泛的社会领域。
（二）高校后勤社会化会计管理应纲目并举，坚持规范化路径
实现后勤会计管理的实效，必须在保障业务顺利开展而成本不至显著增加的情况下，抓好三个“规范化”和两个“重点”建设，以此为业务部门提供支持，三个“规范化”指会计基础工作规范化、会计核算规范化、财务报告和会计信息质量规范化，意味着会计管理“不缺位，不越位”，因此需要制度化建设来保障。1）完善后勤治理架构，理顺会计管理的体制机制。浙大模式的一个前提是规范的后勤治理架构：董事会、监事会和以总裁为首的管理层。后勤财务总监具有副总裁的超脱身份，会计机构层级明确，管理科学。我国高校后勤应进一步完善治理架构，进而优化会计管理的体制机制。会计机构负责人是对总裁负责，还是对董事会负责，应予以明确，并且规范。2）加强会计基础工作规范化建设。包括会计管理体系、账务处理程序、内部控制制度、稽核制度、定额管理制度、计量验收和仓储管理制度、财产清查、授权审批、成本核算、财务分析等诸多方面，要重点加强。3）加强财务分析，提高会计报告信息质量，为治理架构层面和内部组织提供及时有效的信息。
（三）加强后勤会计团队职业化和核心人才遴选任用机制建设
1）关于后勤会计管理团队的职业化建设。植根于浙江大学，浙大后勤人在更高平台上，对会计管理问题做出了深刻思考和精准把握。但从全国范围看，后勤会计团队专业素养不高，直接影响了对政策法规的理解和对后勤经济形势判断存在偏差，对新的管理思想、方法不够敏感。后勤会计机构要创造条件，建立竞争和成长成才机制，鼓励团队成员有意识去充实和提升职业能力、服务水平，实现个人职业生涯和工作业绩的共赢。2）关于会计核心人才遴选问题。管理也是生产力。浙大模式的关键在于一批水平高能力强、敢想敢做、高度敬业的专业化队伍，专业水平高、沟通力强的核心人物是其灵魂。核心人物在会计管理的机制体制设计中起主导作用，形成了会计管理的核心能力。核心会计人才身份地位与负责对象，是影响众多高校后勤会计管理的重大事项。
（四）加强高校后勤会计监管和指导体系建设
当前，无论是高校、教育主管机关还是国家财政会计管理部门，对高校后勤会计的监管和指导，都相对薄弱。行业自律组织的作用因缺乏硬性约束而相对有限。因此应加强监督和指导体系建设。一是要继续加强行业指导与监督，二是高校的监督与评价要到位，三是政府监督和管理，包括行业主管部门的地区性成本和效益基础数据库建立、完善，以形成行业评价机制，政府审计监督部门对效益效果和管理过程的审计评价机制和体系，要完善对后勤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评价体系，探索建立和完善后勤行业成本分担的量化和标准化机制。
结束语
后勤会计管理是我国现代大学治理的重要内容和基础，面向新世纪和未来的高等教育改革，不能回避后勤社会化问题，自然也不能对其会计管理问题避而不谈。后勤社会化的根本路径在顶层设计上非常明确。而浙大后勤会计管理模式解决了当前后勤会计管理制度的体制选择，遵循企业会计准则，规范操作，依法纳税，会计基础工作和会计报告均实现了规范化，因应了国家税制政策的改革调整，具有示范效应，值得在当前后勤社会化阻力重重、高校艰难抉择的时刻进行推广，以切实推动高校后勤社会化，为大学发展创造更好的条件和保障。
参考文献
税收制度的核心要素范文第4篇
关键词：电子商务；国际税收利益；常设机构
一、电子商务对国际税收利益分配的冲击
在传统的贸易方式下，国际间长期的合作与竞争已经在国际税收利益的分配方面形成了被各国所普遍遵守的基本准则和利益分配格局。
在所得税方面，国际上经常援引常设机构原则，并合理划定了居民管辖原则和收入来源地管辖原则的适用范围，规定了对财产所得、经营所得、个人独立劳务所得、消极投资所得等来源地国家有独享、共享或者适当的征税权。在流转税方面，国际税务中一般采用消费地课征原则。在消费地课税惯例下，进口国（消费地所在国）享有征税权，而出口国（生产地所在国）对出口商品不征税或是实行出口退税。绝大多数国家对于这些基本准则的共同遵守以及由此形成的相对合理的国际税收利益分配格局，在一定程度上分别保障了对生产国和来源国的利益，促进了国际间的经济合作和经济发展。
在电子商务环境下，国际税收中传统的居民定义、常设机构、属地管辖权等概念无法对其进行有效约束，传统贸易方式下所形成的国际税收准则和惯例难以有效实施，由此使国际税收利益的分配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
（一）电子商务在所得税上对国际税收利益分配的影响
1.电子商务环境下所得来源国征税权不断缩小
（1）在个人独立劳务所得方面。由于电子商务形式给个人独立劳务的跨国提供造就了更为方便的技术基础，越来越多的个人独立劳务将会放弃目前比较普遍得到劳务接受地提供的形式，采取网上直接提供的方式，而被判定为在劳务接受国有固定基础的个人独立劳务会越来越少，也在实际上造成了来源国对个人独立劳务所得征税权的缩小。
（2）在财产转让所得方面。由于按现行规则，证券转让所得、股票转让所得等，转让地所在国没有征税权，而由转让者的居民国行使征税权。而随着电子商务的出现和发展，跨国从事债券、股票等有价证券的直接买卖活动的情况会越来越多。来源国（转让地所在国）征税的规则，将使税收利益向转让者居民国转移的矛盾更为突出。
（3）在消极投资方面。由于电子商务形式的出现和发展，工业产权单独转让或许可使用的情况会越来越少，工业产权转让或许可使用与技术服务同时提供的情况会越来越多。因此，一些目前表现特许权使用的所得，将会改变存在形式而转变经营所得。这也会影响到来源国在特许权使用所得方面的征税利益。
2.常设机构功能的萎缩影响了各国征税权的行使
常设机构概念是国际税收中的一个重要概念，这一概念的提出主要是为了确定缔约国一方对缔约国另一方企业或分支机构利润的征税权问题。《OECD范本》和《UN范本》都把常设机构定义为：企业进行全部或部分营业活动的固定营业场所。按照国际税收的现行原则，收入来源国只对跨国公司常设机构的经营所得可以行使征税权，但是随着电子商务的出现，现行概念下常设机构的功能在不断地萎缩。跨国贸易并不需要现行的常设机构作保障，大多数产品或劳务的提供也不需要企业实际“出场”，跨国公司仅需一个网站和能够从事相关交易的软件，在互联网上就能完成其交易的全过程。而且由于因特网上的网址与交易双方的身份和地域并没有必然联系，单从域名上无法判断某一网站是商业性的还是非商业性的，因此无法认定是否设有常设机构，纳税人的经营地址难以确定，纳税地点亦难以掌握，从而造成大量税收流失。
3.税收管辖权冲突加剧，导致各国税收利益重新分配
税收管辖权的冲突主要是指来源地税收管辖权与居民税收管辖权的冲突，由此引发的国际重复课税通常以双边税收协定的方式来免除。但电子商务的发展，一方面弱化了来源地税收管辖权，使得各国对于收入来源地的判断发生了争议；另一方面导致居民身份认定的复杂化，如网络公司注册地与控制地的分化。这些影响都在原有基础上产生了新的税收管辖权的冲突。
（1）居民（公民）税收管辖权也受到了严重的冲击。现行税制一般都以有无“住所”、是否“管理中心”或“控制中心”作为纳税人居民身份的判定标准。然而，电子商务超越了时空的限制，促使国际贸易一体化，动摇了“住所”、“常设机构”的概念，造成了纳税主体的多元化、模糊化和边缘化。随着电子商务的出现、国际贸易的一体化以及各种先进技术手段的广泛运用，企业的管理控制中心可能存在于任何国家，税务机关将难以根据属人原则对企业征收所得税，居民税收管辖权也好像形同虚设。
（2）电子商务的发展弱化了来源地税收管辖权。在电子商务中，由于交易的数字化、虚拟化、隐匿化和支付方式的电子化，交易场所、产品和服务的提供和使用难以判断，使所得来源税收管辖权失效。外国企业利用互联网在一国开展贸易活动时，常常只需装有事先核准软件的智能服务器便可买卖数字化产品，服务器的营业行为很难被分类和统计，商品被谁买卖也很难认定。加之互联网的出现使得服务也突破了地域的限制，提供服务一方可以远在千里之外，因此，电子商务的出现使得各国对于收入来源地的判断发生了争议。各国政府为了维护本国的和经济利益，必然重视通过税收手段（比如扩大或限制来源地管辖权）来维护本国的利益，给行使来源地税收管辖权带来了相当大的困难，加剧了国际税收管辖权的冲突。
（二）电子商务在流转税上对国际税收利益分配的影响
在流转税方面，现行消费地原则在实施时将遇到很大的障碍。在国际电子商务中，在线交易的所有商品交易流程都在网上进行，在现实中几乎不留下任何痕迹，消费地要对之征税就显得困难重重；而在离线交易中，由于购买地和销售地分离，买卖双方并不直接见面，出口国一家企业销售商品可能面对众多进口国的分散的消费者。这样，消费地要对所有的消费者课征税收也存在很大难度。例如，数字产品（如软盘、CD、VCD、书、杂志刊物等）如果以有形方式进口，在通常情况下是要征收进口关税的，但如果这些产品通过网上订购和下载使用，完全不存在一个有形的通关及交付过程，因而可以逃避对进口征税的海关的检查。因此，在电子商务状态下由消费者直接进口商品的情况将会越来越普遍，而对消费者直接征收流转税将会使税收征收工作出现效率很低而成本很高的现象。相对而言，由销售地国课税更符合课税的效率要求。
（三）电子商务免税政策对国际税收利益分配的影响
发达国家主要采取的是以直接税为主体的税制结构，电子商务的免税政策不但不会对其既有的税制结构造成太大的冲击，反而会加速本国电子商务的发展。发展中国家主要采取的是以间接税为主体的税制结构，对电子商务免税尤其是免征流转税，会给这些国家造成的税收负担远远大于以直接税为主体税种的国家。在传统的经济格局中，国与国之间的贸易均能达成一个相对的平衡状态。但是在电子商务环境下，发展中国家多数是电子商务的输入国，如果对电子商务免税，发展中国家很可能因此变成税负的净输入国，从而在因电子商务引起的国际收入分配格局中处于十分被动的局面。此外，对电子商务免税会在不同形式的交易之间形成税负不均的局面，从而偏离税收中性原则。
二、电子商务环境下国际税收利益分配的调整
（一）对现行的国际税收利益分配原则和分配方法作合理的调整
建立新的国际税收秩序的核心问题是要在不同国家具体国情的基础之上，找到一种新的税收利益分配办法，国与国之间税收利益的划分必须依照新标准进行。
1.重新定义常设机构
按照现行常设机构的概念，常设机构可分为由固定营业场所构成的常设机构和由营业人构成的常设机构。从常设机构的发展来看，不论常设机构的概念如何变化，物（由固定营业场所构成的常设机构）和人（由营业人构成的常设机构）始终是常设机构的核心要素。在国际互联网上，不论电子商务如何发展，物和人这两个要素依然存在。因此，在电子商务条件下，必须对现行常设机构的概念及其判断标准作出新的定义。
（1）网址和保持网址的服务器与提供商可以构成常设机构。对于网址和保持网址的服务器能否构成企业的常设机构，主要从网址和保持网址的服务器能否完成企业的主要或者重要的营业活动，是否具有一定程度的固定性来考虑。在电子商务中，尽管没有企业雇员的存在，但由于网络技术的自动功能，网址和保持网址的服务器可以自动完成企业在来源国从事的营业活动。因此，该网址和保持网址的服务器完全可以认定为居住国企业设在来源国的营业场所。通常情况下，网址和保持网址的服务器具有一定的稳定性，总是与一定的地理位置相联系的，存在空间上的固定性和时间上的持久性。网络提供商变动网址和移动服务器，主要是为了逃避纳税，并非是由网络贸易本身的性质所决定的，不能以此为理由否定网址和服务器的固定性。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网址和保持网址的服务器能够构成企业的固定营业场所。根据固定营业场所构成常设机构的理论，只要企业通过某一固定的营业场所处理营业活动，该固定营业场所就可以构成企业的常设机构。因此，网址和保持网址的服务器与提供商可以构成常设机构。
（2）网络提供商可以构成独立地位的营业人，进而构成常设机构。通常情况下，网络服务提供商在来源国建立服务器提供各种形式的网络服务。相对于销售商而言，网络提供商就是按照自己的营业常规进行营业活动，其地位是完全独立的。有鉴于此，可把网络提供商提供服务器使销售商能够开展营业活动看作一种活动，这样，该网络提供商就应当属于独立地位的人，可以构成销售商的常设机构。如果该网络服务提供商仅向某一销售商提供网络服务，根据UN税收协定范本第5条第7款规定，同样可以构成该销售商的常设机构。
另外，对网上商品的特殊性问题，可以通过对一些传统概念进行重新修订和解释，使其明确化。如对于特许权使用的问题，在征税时可以把握一个原则：如果消费者复制是为了内部的使用，就将其划分为商品的销售；如果用于销售，则将其划分为特许权使用转让。
2.调整营业利润与特许权使用费的划分方法和标准
此项调整工作，可结合前面所述有关数字化商品有偿提供的应税行为类别判别的方法和标准来进行。凡是属于销售商品和提供劳务而取得的所得，应被认定为经营利润；凡是有偿转让受法律保护的工业产权的许可使用权转让而取得的所得，应被认定为特许权使用费。
3.对居民管辖权和来源地管辖权原则的适用范围进行调整
主要是扩大来源地管辖权原则的适用范围，相应缩小居民管辖权原则的适用范围。（1）将网上提供独立个人劳务的所得，全部纳入所得来源地国的税收管辖范围；（2）将网上转让特许权利的所有权的所得、证券转让所得等财产转让所得，纳入所得来源地国的税收管辖范围；（3）将网上提供劳务所得，至少是将提供技术劳务而获得的所得纳入所得来源地国的税收管辖范围。同时，进一步明确来源地管辖权的优先适用，以及来源地管辖权优先行使后居民管辖权再行使时缔约国在避免国际双重征税方面的义务。
（二）进一步改进和加强国际税收合作与协调
在传统贸易方式下，国际税收的范围主要局限于处理各国因税收管辖权重叠而对流动于国际间的资本和个人的所得进行重复征税方面的问题。国际间长期的合作与竞争已经在国际税收利益的分配方面形成了被各国所普遍遵守的基本准则和利益分配格局。但是对于电子商务环境下的跨国交易而言，国别概念已经日渐淡出，几乎每个国家的税收都紧随其贸易跨出了国门，与其他国家的税收交汇于一处，从而形成了税基的“世界性”，并由此构成了远远大于以往国际税收范围的新的国际税收范围。因此，传统贸易方式下所形成的国际税收准则和惯例难以有效实施，由此使国际税收利益的分配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这就在客观上要求各国政府从本国的长远利益出发，与其他国家建立更全面、更深层、更有效的协调与合作，即构建一种与全球经济一体化相适应的更具一体化特征的国际税收制度新框架，对世界各国的网络贸易涉税问题进行规范和协调。
参考文献：
[1]U.SDepartmentofTheTreasuryOfficeofTaxPolioy.SelectedTaxPolicyImplicationsGlobalElectronicCommerce，November，1996.
[2]黄京华。电子商务教程[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9.
[3]维托。坦兹。经济全球化对税收的影响（王逸译）[J].税收译丛，1999，（1）。
[4]陈卫东。电子商务发展对现行税制的影响[J].税务，1999，（10）。
[5]安德鲁。C.李。最后的新领域-对电子商务应怎样征税（罗宁、杜毅辉译）[J].税收译丛，1999，（5）。
[6]雷超。电子商务对国际税法的冲击和挑战[J].税务研究，1999，（11）。
税收制度的核心要素范文第5篇
关键词:环境税 法律制度 环境保护
前言
当前，人类环境正遭受日益严重的破坏和威胁———气候变暖、大气污染、资源枯竭等。从经济学上讲，环境污染是市场经济体制下外部不经济的典型表现，为了克服这一市场机制的缺陷，西方主要发达国家开始求助于环境税，希望通过税收手段达到保护环境资源的目的。现代法治社会中，我国已明确规定了税收法定主义的原则。环境税作为集政策性、技术性、经济性以及法律性于一体的强制性手段，也需要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目前专家学者们从经济角度对环境税的研究已经很多，但是如何通过法律来构建和保障环境税收体系却研究甚少。本文将对环境税法律制度作以粗浅的探讨。
一、构建我国环境税法律制度的政策性基础
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通过的《关于环境与发展的里约宣言》曾呼吁:“各国应制定关于污染和其他环境损害的责任和赔偿受害者的国家法律”，“考虑到污染者原则上应承担污染费用的观点，国家当局应该努力促使内部负担环境费用。”许多经济发达国家据此先后建立起有关防止污染，保护生态环境的专门性税法[2]。我国在《环境与发展十大对策》中指出:“各级政府应当更好地运用经济手段来达到保护环境的目的”;《中国21世纪议程》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充分运用经济手段，促进保护资源和环境，实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的战略中指出:“按照资源有偿使用的原则，国家将着手研究制定自然资源开发利用补偿收费政策和环境税收政策。”虽然我国还没有专门的环境税，但是，根据这些政策性要求，已在相关税种中规定了一定的环保税收措施。
如今我国已是世界贸易组织的正式成员国，遵循世界贸易组织协议和规则的要求完善国内的法律制度是我国必须履行的一项国际义务。根据《GATT》第2条的规定，缔约方可以在国民待遇的基础上，按照自己的环境计划自行决定对进出口产品征收各种旨在保护环境和资源的税收。目前许多发达国家已有专门的环境税，而我国在此却是空白。结果可能会导致那些易于造成环境污染的外国产品轻易进入我国，而我国企业的产品进人别国时则会面临征收环境税的境遇，这对我国非常不利[3]。为遵循世界贸易组织协议和规则，也为保护我国的生态环境以及企业利益，环境税立法应提到日程上来。对此，我国在《国务院关于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强环境保护的决定》中作出了相应的规定。如:“推行有利于环境保护的经济政策”;“建立健全有利于环境保护的价格、税收、信贷、贸易、土地和政府采购等政策体系”;“运用市场机制推进污染治理”;“经济综合和有关主管部门要制定有利于环境保护的财政、税收、金融、价格、贸易、科技等政策”等。这表明，我国也十分重视环境税等经济手段在保护生态环境中的重要功能。
“政策与法律的制定和执行是一个连续体，而不是两个孤立的阶段。政策发展后，法律即应随后而至，法律法规是政策在制定实施并取得良好效果后的归宿。”这些政策性的要求为构建我国的环境税法律制度提供了支持。
二、我国环境税费制度的问题分析
我国现行的税制中，涉及环境保护内容的措施散见于某些税种的规定中，包括资源税、消费税、城建税、车辆使用税、固定资产投资方向税、关税等。如:在消费税中将对环境造成污染的鞭炮、焰火、汽油、柴油及摩托车、小汽车等消费品列入征收范围，并对小汽车按排气量大小确定高低不同的税率;在企业所得税中规定了保护环境、治理污染的奖励措施，例如《关于企业所得税若干优惠政策的通知》规定，企业利用废水、废气、废渣等废弃物为主要原料进行生产的，可在五年内减征或免征所得税。这些规定的确起到了改善环境的作用，但是，税收手段在环保中的效用性却没有很好地体现出来。
究其根本原因，是在我国还没有形成专门的、独立的环境税，专门的、独立的环境税是应该体现环境价值的，是以环境保护为直接目的的。环境资源的效用性和稀缺性决定了环境的价值性，而进入市场交易则是其价值得以实现的社会基础。同时，环境资源又具有公共性，单凭市场机制不可能使公共物品的生产和利用达到社会所需要的最佳状态，低成本甚至无须成本的自由取用方式必然驱使市场主体基于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而尽可能多地占用资源，同时又肆无忌惮地向环境排污，这就需要国家公权力的介入，通过税收杠杆的调节作用，对污染环境的行为和自然资源的市场流动及合理配置进行干预。因而，环境税体现的应该是环境的价值。可是，现行涉及环保内容的税种并不是以环境价值为基础的。以消费税为例，它的设立主要为调节消费结构，抑制超前消费需求的，不是直接以环境保护为目的的，相关税率(税额)在最初确定时并未充分考虑到这些产品的消费所产生的环境外部成本。因此它没有把容易给环境造成污染的消费品纳入征税范围，如煤炭和其他一些大气污染源等。这就决定了我国当前的税收政策不可能像国外直接以环保为目的的环境税那样，在控制环境污染、保护自然资源方面取得显著的效果，它只能对环境保护起到微弱的补充性的作用。
除了含有环保内容的相关税制外，我国还将收取排污费作为控制污染的主要经济调节手段。我国《环保法》规定“超过国家规定的标准排放污染物，要按照排放污染物的数量和浓度，根据规定收取排污费”;“征收的超标排污费必须用于污染的防治，不得挪作他用”。一方面，对排污活动收费必然加大排污者的财务负担，从而促使排污者为减少排污费开支而减少排污，另一方面，收取的排污费可以用来治理污染。这似乎起到了有效防治污染的作用。但是，换个角度考虑，排污收费制度实际上是承认了污染的不可避免，并让污染者以“付费”的形式取得了污染环境的合法身份，使得排污者心安理得地认为是花钱买污染，而不采取其他预防性措施控制污染。这是建立在“污染不可避免”的认识基础之上，采取“命令—控制”模式治理污染的模式，是典型的“末端控制”思想的体现。而环境税是基于庇古的“外部效应内部理论”，使企业承担环境污染造成的外部成本，促使企业改变生产方式，预防污染的产生。显然，排污收费制度与环境税的精神是相悖的。那么，我国就应加快环境“费改税”步伐，通过立法的方式开征专门的环境税，以充分发挥税收在环境保护中的调节作用。
三、环境税法律制度之构建
一些发达国家都将税收等经济手段作为保护环境的一项重要措施，将环境税引入其税收体系。经过不断的发展，已由分散的、个别的环境税发展为比较完善的环境税收制度体系，并且被广为运用，效果良好。实施比较成功的有美国、荷兰等国家。如美国通过其完善的环保立法，形成了一套相对完备的环境税收政策体系，其环境税大致有十类，即氯氟烃税、形成“超级基金”的税收、形成漏油责任基金的税收、形成地下储藏罐泄漏基金的税收、形成废弃矿井再利用基金的税收、对空气污染课征的税收、开采税、高耗油车税、煤炭税、环境收费，此外，美国联邦和州法律中还规定了环境税收优惠政策;荷兰政府为了控制污染、保护环境，同时也为了筹集环保资金，推行了各项环境税收政策，其税种主要包括燃料税、能源调节税、铀税、水污染税、地下水税、废物税、垃圾税、噪音税等，环境税的收入主要用于环保支出，由荷兰环境部来负担掌握，实行专款专用。
根据控制污染、保护自然资源的现实需要，借鉴国外环境税制度的成功经验，并结合我国目前的税收制度和税制改革的趋势，对我国环境税法律制度作如下构想。
(一)环境税法律制度的基本原则
1.以生态理念为基础
税收活动是国家参与社会产品分配和再分配的重要手段，税收收入是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因此传统的税法更多关注的是税收对经济增长和财政收入的作用。以保护环境为目的的环境税则是要在维持生态系统平衡的基础上促进经济发展。《国务院关于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强环境保护的决定》中讲到“倡导生态文明”，“强化环境法治”。这就要求我们构建环境税法律制度时，不能仅考虑到经济发展，“而更应该关注人们赖以生存的生态自然环境，牢固树立环境本位的思想”，“从生态利益的角度”出发来建立有利于环境和资源的合理的税收结构。正如国外正在进行的以保护生态环境为理念的环境税收改革那样，把税收负担“从经济产品转移到环境破坏方面”;“从有益于社会经济发展方面，如就业、投资等，转移到那些不利于社会经济发展方面，如污染、资源耗竭和浪费等”。从而构建一种以生态理念为基础、体现环境价值的环境税法律制度。
2.体现可持续发展战略
目前，包括我国在内的许多国家都将可持续发展作为其制定政策、法律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可持续发展是经济社会发展与环境保护协调发展的理论，其实质是要求“经济的持续发展既不能忽视环境的制约因素，更不能建立在破坏自然资源的基础上”，“在发展中落实保护，在保护中促进发展，实现可持续的科学发展”。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推行需要有完善的法律制度作为保障，因为“制度是一个社会中的游戏规则，更规范地说，它们是为决定人们相互关系而设定的一些制约”。环境税是要通过税收制约破坏环境资源的行为，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途径之一。因而环境税法律制度在税种的设置和纳税环节的选择、税率的设计，以及环境税收的专款专用和补偿等方面，要符合可持续发展的思想，使环境税能为可持续发展的实现发挥引导作用。
3.以环境友好的方式调整税制
《国务院关于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强环境保护的决定》提出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互惠共赢。《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再一次提出“环境友好型社会”。《纲要》的这一规定将对我国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的制定和实施产生良好的影响，推进环境法制向环境友好: 型方向发展。环境税法律制度也需要在生态文明理念下，体现人类对环境的“友好”，以一种“环境友好”的方式调整环境税制。例如对一些容易造成污染的产品和行为征税，从而降低污染、减少资源使用量，使生态环境得到改善。
(二)环境税法律制度的内容
1.税种
基于我国还没有专门的环境税，在税种的设计上，应立足于开征各种环境税(主要是对污染物和污染行为征收污染税，对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征收资源税)，同时从保护环境的角度出发，完善现有的与环境保护有关的相关税种。
(1)污染税。污染税是根据污染物排放量或有污染的产品的数量征收的一种税。它主要是调节污染行为，控制污染物的产生，是一种最能体现环境税本质的税种。具体的内容包括:对废气排放征收的二氧化碳税、二氧化硫税，对废水排放课征的水污染税，对垃圾排放课征的垃圾税。二氧化碳税是根据油、煤炭、天然气、液化石油等燃料中的含碳量而征收的一种税目，目的是抑制产生二氧化碳的燃料的使用，促使释放二氧化碳的企业改变生产工艺和流程，采用清洁生产方式。二氧化硫税是对排放到空气中的二氧化硫污染物征收的一种税，是为了督促生产者采用污染控制措施减少二氧化硫的释放，进而转向使用含硫量低的燃料。水污染税以企事业单位、其他经济组织、个体经营者及城镇居民排放的含有污染物质的工业废水和生活污水为课征对象。垃圾税不仅是对企业排放的工业垃圾征税，而且还应对家庭排放的生活垃圾征税，改变只象征性地征收卫生费的做法，为收集和处理垃圾而筹集一定的资金。总之，征收污染税的意义在于促进企业和个人减少污染物的排放，刺激企业提高资源利用率、使用节能生产技术和清洁工艺，把排污量降到最低。
(2)资源税。资源税是对开发、利用自然资源的行为征收的一个税种。我国目前的资源税是以资源的销售量或使用量为计税依据，以土地、耕地、矿产资源等部分资源为征税对象的。从保护自然资源的角度看，这种模式是不合理的。资源税应从保护自然资源生态环境，促进或限制自然资源开发利用的角度重新设计，体现资源的稀缺性和实际价值性。首先资源税应尽可能涉及所有应该给予保护和节约的资源，如水资源、森林资源、土地资源、海洋资源、动物资源等。如果考虑到目前的征收管理能力还不足以对所有资源征收资源税的话，至少应当将目前高消费比较严重的可再生资源，如水资源、森林资源、草场资源等纳入征税范围。其次是将资源税的计税依据由销售量改为开采量，而不论是否从资源开采中获利。这可使企业开采后而无法销售的或自用的资源也成为应税资源，增加企业的成本压力，改变其不计成本滥采滥伐的粗放式生产经营模式，避免造成不必要的开采和浪费。
(3)完善消费税。现有税收体制中的消费税的职能是调节消费结构、抑制提前消费。在当前我国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时期，应以生态的理念，对消费税的职能进行重新定位，使其在环境保护方面发挥充分的作用。将对环境容易产生影响的产品征税，引导消费者改变消费方式，减少对环境不友好产品的消费使用，倡导健康消费、绿色消费，提高产品和服务的利用效率。完善消费税的基本思路有:将电池和餐饮容器、塑料袋等一次性产品纳入征税范围;为减轻大气污染压力，可考虑增设煤炭资源消费税税目，对清洁型煤炭则免征消费税;将汽油和汽车类征税项目分离出来设立独立税种，实行含铅和无铅汽油的差别税率，抑制对含铅汽油的消费;在农业发达地区征收化肥和农药税等。
2.税率
税率是衡量税负高低的重要指标，是税法的核心要素。因而环境税税率的设计是至关重要的。笔者以为，应注意以下几点。其一，税率往往是相互冲突的目标和利益集团之间妥协的反映，那么，环境税率的设计应遵循公平、效益原。一方面要达到控制排污、保护自然资源的目的一方面又不能抑制社会生产，为治理污染付出过高的代价。其二，环境税的税率不能高度统一。因为各地的经济发展水平不同，自然资源的分布量不同，环境污染的程度不同对清洁环境的要求不同，因而环境税税率的确定应从各地实际出发，将各方面因素结合起来考虑。其三，环境税的税率要适时调整。环境税的税率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根据治理污染和保护环境所需资金不断调整具体的环境税税目的税率。主要依据是治理污染的技术不断提高，用于改善环境的成本就会降低。体现了税赋与污染相适应的公平原则。其四，应实行定额税率。基于废物排放的特点以及税制的简化、便利原则，环境税的税率结构不宜过于复杂应尽量采用定额税率，如荷兰除燃料税外均实行定额税率美国、瑞典等国都采用定额税率。
3.纳税人
纳税人是直接负有纳税义务的主体。建立环境税收法律制度，必须要将纳税人以法律的形式确立下来。依据我国环境税税种的设计，纳税人的范围大体包括:实施污染环境行为、排放污染物的单位或个人;开采、利用应税自然资源的单位或个人;消费列入环境消费税范围的消费品的单位或个人。
4.征收征管
环境税的征收征管制度直接关系到环境税实现的有效性，因而在这一制度的设计上必须处理好几种关系和问题。
第一，处理好环保部门与税务部门的关系。环境税是以污染环境和破坏资源的行为等为征税对象的，它需要对排污种类、数量、浓度以及资源的开采量等进行测定，具有一定的技术性和专业性。这种特殊性决定了环境税收不能像传统税收那样仅由税务部门就可以独立完成。它必须由环境保护部门根据其专业技术进行监测，为税务部门提供各种资料，然后由税务部门计征税款，并对纳税人进行监督管理。因此，环境税收应实行由环境保护部门和税务部门发挥各自的职能，相互配合、相互监督的征管机制。第二，处理好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对环境税的征收管理应坚持充分发挥中央的宏观调控职能，同时又有利于调动地方的积极性的原则。在征收方法上，可以采用源泉扣缴、定额征收法和自然申报法进行征收。纳入中央财政的环境税收主要用于全国性跨区域、跨流域的环境治理及其他影响人类可持续发展的人类生存环境的环保工程的投入;地方获得的税收收入用于本区域生态环境保护开支。第三，做到专款专用。环境税收一定要做到专款专用，只能用来治理污染、改善环境及其他促进可持续发展的环保事业。
税收制度的核心要素范文第6篇
1.1 产业集群的概念
产业集群是企业组织在空间上有序群居或集中的高级形态。它总是以某一产业为核心，并包含所有紧密连接的厂商、机构和产业，不论它们是水平还是垂直的关系，因此，产业集群本身具有企业网络的基本结构和特点。作为产业价值链细分的单元，集群内的中小企业通过纵向和横向的竞争与合作，形成了一个关联性的网状结构，它能够更有效地降低企业的生产和交易成本，既获得专业化分工的好处，又不失协作效率，这是产业集群具有独特竞争优势的根本所在。
1.2 产业集群竞争力涵义
目前，国内尚未对产业集群竞争力给出一个明确的定义，笔者根据相关资料尝试性地对产业集群竞争力作出界定：产业集群竞争力是在一定区域内，以产业集群的各种资产要素（包括企业、资源、基础设施和技术条件等）为基础，通过集群内企业间的竞争合作以及集群各行为主体（企业、中介组织、金融机构、科研机构、政府）在产业价值链上形成的特定的网络结构关系，满足市场需求的一种具有组织特性与时空特性的可持续竞争能力。
2 产业集群竞争力评价与构建
产业集群竞争力不是这些单个集群行为主体竞争力的加总，它的形成不仅与集群内部的竞争个体有关，更取决于集群内部资源配置与合理化程度。集群内部形成的网络状组织结构是其竞争力形成中的关键环节。产业集群竞争力是在一定区域支撑产业持久生存和发展，提供相关产业长期依赖并开发的核心技能的集合，是保持产业可持续竞争优势的动力和源泉，体现产业集群外在的竞争业绩和集群内在的潜力和持续竞争能力。
2.1 产业集群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集群竞争力的决定因素主要有集群企业、集群辅助机构、市场资源、基础设施和政府。集群企业是集群竞争力的核心要素，是集群竞争优势体现，是集群竞争力的本质来源。政府、辅助机构、基础设施、资源是集群竞争力的辅助要素，是集群竞争力的重要来源。基础设施与资源有利于形成集群所在区域的差异性，增强集群的竞争优势；政府与辅助机构有利于集群企业的完善，进而增强集群竞争优势。市场是集群竞争力的最终体现，集群竞争优势通过市场表现为集群的竞争力。通过上述表述，我们构建五个衡量指标体系来衡量集群竞争力，分别为，规模竞争力、管理竞争力、政策与环境竞争力、学习与创新竞争力和市场开拓竞争力，他们与要素之间的关系如图1所示。
2.2 我国产业集群竞争力构建中存在的问题
2.2.1 规模竞争力
我国绝大多数产业集群的发展主要依赖于低成本优势，企业规模偏小，由于以劳动密集型加工为核心的企业的附加值很低，知识与技术的扩散非常有限，由此形成的产业集群必然大而不强，竞争力严重不足。由于产业链不健全，支持性产业链如新产品研发、人员培训、管理咨询、中介机构等普遍存在缺位现象，这些都制约了集群的形成与发展。大多数还处于同类企业“扎堆”阶段，缺乏关联、配套与协同效应，集群效应较弱。因此，在经济全球化的冲击下，我国不少以劳动力低廉、生产成本低、出口价格优势明显的劳动密集型产业集群均面临着国际市场上巨大的竞争压力。
2.2.2 管理竞争力
由于集群内大量企业具有相同的文化背景，处于集群产业价值链的同一环节层次，具有相似的生产技能，生产相同或相近的产品，企业间的竞争是相当激烈的。在企业人员素质不高、不知道也不愿意用符合市场规则的正当手段进行竞争且又没有严格的法律法规来进行约束的情况下，一些企业为了争市场、争客户、争货源，往往用低价招揽、商业贿赂、甚至诋毁的方式进行不正当竞争，使集群失去了协同共存、合作共进的基础，而不正当竞争所导致的两败俱伤和由此带来的相关费用的上升，又使企业负担沉重，最终会影响整个集群的良性发展。2.2.3 政策与环境竞争力
我国产业集群往往是自发形成的，对于产业集群作为一种集约型发展道路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决定作用尚未形成共识。政府虽然已经颁布或正式起草若干推动科技创新能力提高的政策法规，但针对区域创新产业集群的政策寥寥无几。此外，政府及相关团体对集群的认识不足，从政策层面常出现概念混乱，由于因为目标和认识的错位而造成资源的浪费。与集群发展相配套的产学研体系、标准体系、社会服务体系、会议制度、人才引进培养制度、税收制度、公共信息平台等各软硬环境的欠佳导致了产业集群的发展还很不充分，竞争能力不足。
2.2.4 学习与创新竞争力
由于我国现阶段中小企业技术创新能力非常有限，大多以适用、简单的技术应用为主，且模仿多于创新，低水平重复现象十分严重，这种机制使产业集群内几乎没有用来支持技术升级的连续性知识，严重影响了集群的技术创新能力，造成了传统产业集群长期在低技术水平上徘徊的局面；又由于产业集群内企业和大学、研究机构的互动机制不健全，缺乏高素质人才，使得集群区内企业的研发能力较弱，难以形成有效的产业配套，以致许多传统产业集群缺乏持续发展的后劲。产业集群区内企业自主技术创新能力的薄弱，不仅影响跨国公司直接投资的技术外溢效应，而且导致集群企业技术结构的升级难以实现，无法在价值链的核心环节上捕捉价值。 2.2.5 市场开拓竞争力
我国产业集群目前主要是依靠降低成本而生存，集群中很多企业在形成和发展过程中没有形成合理有效的管理机制，企业活动没有明确的计划，也没有长远的发展目标，企业的经营活动缺乏方向感；设计创新能力弱、企业品牌运作能力差；营销策略原始简单，国际市场营销观念淡薄，还没有形成面向国际的现代化营销网络。这样低成本优势虽然在跨国公司的全球采购中占有有利地位，但是对集群的长期可持续发展是不利的。我国产业集群区内的许多企业因陷入“比较优势陷阱”而无力自拔，难以在跨国公司新的相关产业价值链上去创造价值。
3 我国产业集群竞争力的提升路径
3.1 建立健全经济技术合作机制，拓展产业集群发展的幅度
产业集群要想做大做强，首先分析产业和产业价值链，找到占据产业价值链和产业链的高附加值和关键的环节，也就是创造价值的环节，然后结合自身的资源特点，获得培育核心竞争力资源。根据企业战略和价值链的特点，进行战略定位。在培育竞争力时，需要必要的制度保障，如充分利用产学研体系的来培育生产、创新机制，加强企业与企业、产业与产业、产业与政府之间的合作，通过交流、学习的机会，提升产业的规模竞争力。
3.2 规范产业内企业竞争行为，营造良好的竞争环境
价值链不是孤立存在的，正是因为各个环节的活动不同于竞争力对手，才是企业有竞争优势存在，所以对价值链和供应链的管理是培育核心竞争力的重要因素。集群内企业要充分管理好自己的供应链和价值链，实现供应链价值最大化，变企业和企业之间的竞争为产业链和供应链之间的竞争。有效的利用价值链管理和供应链一体化管理。
3.3 突出政府及辅助机构在集群创导中的作用，为核心竞争力营造软环境
世界各国的发展经验表明，产业集群的发展离不开政府支持。因此，中国产业集群竞争力的培育和发展同样也离不开各国政府的支持，这就需要各国政府在战略合作的基础上，进行制度创新，完善相关的政策框架、良好的基础设施和环境建设，促进产学研合作，加大对企业技术改造的支持力度，提供必要的技术质量检测和产品质量检测，引导和推动行业协会等中介组织的建立健全，充分发挥行业协会在沟通政府与企业关系、协调行业纠纷、保证行业公正等方面独有的作用。
3.4 实行创新战略，强化创新理念，构建基于产业集群发展的区域技术创新网络
目前中国产业集群区的许多企业在跨国公司的全球价值链中仍处于较低或“外围”分工的地位。要改变这种现状，集群企业必须积极进行技术创新与技术积累，逐步形成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体系，构建基于产业集群发展的区域技术创新网络。通过该网络，区域内这些组织之间建立起在长期合作基础上的稳定关系。美国的硅谷、中国台湾的新竹、意大利的萨思索罗陶瓷县等都是这方面成功的案例。
3.5 培育市场经济体制，加强战略目标确立
产业集群内的企业应根据自己的竞争能力，细致划分在相关产业价值链中的各个环节及价值来源、构成与分布，从而确定清晰的市场角色与目标定位。我国产业集群区内企业只有作为跨国公司价值链上的节点在价值链体系中运行，并充分利用价值链中的资金、技术与管理等资源，才能提高其自身的国际竞争力和国际化经营水平，才能立足于国际市场，最终达到推动产业集群发展和实现产业集群升级的目的。
税收制度的核心要素范文第7篇
关键词： 个人慈善捐赠；社会网络；社会资本价值
中图分类号： C9137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009-055X（2013）06-0080-04
在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发展中，慈善事业对社会发展的促进作用功不可没，主要表现在作为第三次分配促进社会分配公平、发挥第三方主体作用而弥补政府与市场失灵等多个方面。美国的慈善捐赠主要由四个部分构成：个人捐赠、基金会捐赠、公司捐赠以及遗产捐赠，其中个人捐赠占支配性地位；相比较而言，我国慈善捐赠来自民间的自主性个人捐赠比例很低。[1]相对于慈善事业发达的西方国家，我国个人捐赠文化、个人捐赠意识都比较淡薄。基于此，本文以个人捐赠者为研究对象，特别研究个人慈善捐赠在学理上和社会实践中所具有的社会资本价值。
一、文献回顾
随着慈善事业对社会发展的重要性以及个人慈善捐赠在慈善事业中所具有的重要意义在我国逐渐得到普遍的认识，有关学者对个人慈善捐赠行为展开了越来越多的相关研究，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部分研究者分析了个人捐赠的重要性以及在我国促进个人捐赠的意义；[2-3]第二，部分研究者采用实证的研究方法，研究了个人捐赠的意愿影响因素；[4-6]第三，部分研究者研究了个人捐赠的税务激励问题；[7-8]另外，也有学者研究了西方国家个人捐赠的发展情况并与我国做了比较，得到一些重要的启示。[1]
上述学者所做的研究促进了我国个人慈善捐赠研究的发展，对个人慈善捐赠的分析也逐渐深入。然而，对个人慈善捐赠的个人价值和社会价值的研究目前还不够深入，关于个人慈善捐赠能够给个人和社会带来什么价值与效益，目前还是缺乏较深层次的挖掘，更缺乏站在某个理论的角度去展开深入的探索。基于此，本文站在社会资本理论的角度，较为深入地探讨个人慈善捐赠的社会资本价值问题。选取社会资本理论的视角是因为大量证据已经证明，高水平的社会资本是社会、经济和生态和谐发展的先决条件，社会资本已经成为一种社会财富，对社会各方面的发展起着十分关键的作用。[9]因此，有必要从社会资本的理论角度去对个人慈善捐赠的价值进行一个更为深入的探讨，以挖掘个人慈善捐赠在学理上以及在社会实践中所具有的社会资本价值是什么。
二、社会资本理论
社会资本理论以Coleman的理论为基础。1988年，Coleman对社会资本理论作了较为系统的阐述。Coleman认为，社会资本是从它的功能定义的，它不是一个独立存在的实体，而是由很多不同的实体所构成，这些实体存在两方面的共同点：它们都来自社会网络结构，并且都使个体的某些活动得到便利。[10]Lin认为社会资本是镶嵌在社会网络中的可以为网络行为主体获得和利用的资源。[11]社会资本代表了行为主体借助于社会网络或其他的社会结构来获得各种利益的能力，网络、信任、规范是其核心要素。[12-14]社会资本能够给社会网络主体带来资源与利益，有大小之分，也即社会资本的丰度。社会资本丰度高的群体（社会）比社会资本丰度低的群体（社会），其内部所具有的各种资源往往会更加丰富，各种资源的流动也会更加具有效率，整个群体（社会）会显得更加有秩序、有效率，能够提高群体（社会）相关主体获取资源的成功概率，促进社会与经济的发展。
因此，社会资本跟经济学意义上的资本一样，都是社会所具有的财富。社会资本逐渐被社会和经济统计学家所关注，认为在考虑一个社会发展水平时不应只考虑其经济方面的指标，还要考虑社会资本。[15]然而，需要指出的是，社会资本远远比经济资本难以衡量，无形性强是其与经济资本存在的最大差异。
三、个人慈善捐赠的社会资本价值
对于个人慈善捐赠者而言，社会资本有着内部社会资本和外部社会资本之分。内部社会资本是指镶嵌在与个人慈善捐赠者直接相关的社会网络中的可以为个人慈善捐赠者获得和利用的资源；外部社会资本是指镶嵌在与个人慈善捐赠者非直接相关的社会网络中的可以为社会所有主体获得和利用的资源。我们认为，个人慈善捐赠能够提高捐赠者内外部社会资本的丰度，增加群体和社会中的资源种类与资源饱和度，促进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这是个人慈善捐赠的社会资本价值的核心所在。另外，社会资本丰度与个人慈善捐赠或许是存在正相关关系的，Apinunmahakul和Devlin（2004）认为个人的社会网络投资有助于其向慈善组织投入更多的时间和金钱。[16]按照我们的假设，也就是说个人慈善捐赠能够提高社会资本，社会资本反过来会促进社会中的个人发生更多的捐赠行为。
（一）内部社会资本价值
1.内部社会网络
按照社会资本理论，个人捐赠者镶嵌在社会网络中。如图1所示，个人捐赠者镶嵌的直接相关的社会网络往往包括亲缘网络、朋友网络、同事网络和社会关系网络等等。其中，亲缘网络是指与个人捐赠者有着血缘关系的主体所构成的社会网络；朋友网络是指与个人捐赠者有着朋友关系的主体所构成的社会网络；同事网络是指个人捐赠者因为从事工作形成同事关系的主体所构成的社会网络；社会关系网络是指个人捐赠者在日常生活中需要与社会其他主体打交道如政府部门、金融机构、社会组织等主体所形成的社会网络。
2.内部社会资本价值形成机理
图1中虚线箭头表示捐赠个人镶嵌所在的每个社会网络与捐赠个人存在的有效互动，有效互动带来了网络中的社会资本。如图所示，个人对受捐组织进行捐赠，往往会加强捐赠个人与所镶嵌的直接相关的社会网络中主体的有效互动。按照社会资本的理论，存在的信任度和义务认同度决定了有效互动的强弱，进而决定了双方之间资源的饱和度和资源的流动效率，并且最终决定社会网络所具有社会资本的丰度。个人捐赠者对受捐组织进行捐赠，往往能够提高他们在社会中的声誉，这其中也是个人捐赠者进行捐赠的主要原因之一。[17-18]声誉产生的过程，站在社会资本理论的角度来看，往往伴随着社会网络中其他主体对捐赠个体捐赠行为的认同以及赞赏，从而一般会衍生出对捐赠个体的信任以及履行义务的认同。社会网络中的其他主体因为对捐赠者捐赠行为的赞赏以及衍生出来的信任，往往会更加愿意与捐赠者进行交流与互动。因此，捐赠个体与社会网络其他主体的有效互动一般会更多、更强，有效互动所产生的资源流动也会更加丰富、更加有效率。这就是个人捐赠者社会资本产生的原理，也是他们的社会资本普遍比非捐赠个体往往更加丰富的原因所在。
3.内部社会资本价值的体现
个人捐赠者内部社会资本价值往往比非捐赠者要高，当中的表现是个人捐赠者在亲缘网络、朋友网络、同事网络和社会关系网络等社会网络更多地是处于网络中心的位置，与网络主体存在着更多的互动，能够更轻易地获得需要的资源。个人捐赠者在亲缘网络中由于家庭和宗族成员的信任可能会更加具有话语权，在家庭和宗族事务中扮演着更加大的决定性角色。个人捐赠者在朋友网络和同事网络中，由于朋友和同事的信任可能会处于朋友圈和同事圈的信息分享中心位置，在圈子中更大地起着信息交流、发起圈子互动的作用。个人捐赠者由于具有的社会声誉，在与政府部门、金融机构等社会关系网络的主体打交道过程中，往往能获得更加大的被信任度，例如在向政府部门办理业务过程中程序可以部分减免，在向金融机构申请贷款中，抵押可以放松，或者获得更大的授信，如此等等。
（二）外部社会资本价值
个人慈善捐赠能够提升个人内部社会资本价值是站在微观的角度来分析的，站在宏观的角度来看，个人慈善捐赠能够增强外部的社会资本。正如龚明聪所认为的个人捐赠有利于提高社会福利水平。[19]
1.外部社会资本价值增强机理
教育、医疗、生态、科技等社会诸多方面的发展仅仅依靠市场和政府的力量，由于市场和政府存在天然的失灵问题，会导致它们的发展不能达到最优的水平。这需要第三方主体――非营利公益组织的出现，并在特定的领域发挥作用，以第三方的力量推动社会特定领域的进步与发展。要发挥非营利公益组织对社会发展的推动作用，必须解决它们资金的来源，提高资金的数量。在美国等捐赠事业发达的国家，个人捐赠占了一个很大的比例。相比较而言，我国个人捐赠的发展虽然取得了不小的进步，但还是显得相对滞后。增强个人的捐赠意识，引导个人广泛参与捐赠，是我国慈善事业可持续发展的核心所在，能够扩大非营利公益组织资金的来源，使非营利公益组织拥有更为充足的资金。站在非营利公益组织具有良好的治理结构和管理水平的假设基础上，充足的资金能够提高非营利公益组织的办事能力，推动其所涉及领域的社会进步与发展。社会诸多领域特别是由于市场与政府失灵不能解决的领域得到进步与发展，将能够提高整个社会的社会资本丰度，提升整个社会的福利水平。
2外部社会资本价值的体现
个人慈善捐赠的增多，站在宏观的角度能够提高整个社会的社会资本丰度。因此，社会的所有主体所能享受到的社会资源会更加丰富，得到的社会待遇会更加高。例如，对教育事业的捐助，会使教育事业办学硬件和软件都得以提升，社会的所有主体都更有机会享受到更高水平的教育；另外，学生获得各类奖助学金的机会将得以提升，有助于奖励优秀学生激发其继续保持优秀、勇攀高峰，有助于资助经济困难学生，勉励其发奋图强。事实上，目前很多高校成立教育基金会，就是因为捐赠对高校发展具有很大的价值，希望通过成立基金会吸收社会捐赠，弥补财政拨款的不足，促进学校的发展。对医疗事业的捐助，会使医疗事业的硬件和实力都得以提升，社会所有主体都更有机会享受到更高水平的医疗服务，提升社会主体的预期寿命；而对医疗事业的特殊领域，如视网膜移植医院、儿童癌症医院等方面的投资则更能使特殊主体获得高价值的社会资本。对生态领域的捐助，能减轻人类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对环境产生的危害，为社会主体提供良好的生存环境；在经济高速发展的中国，社会主体能生存在良好的环境，这是所有主体（中国人）极大的社会资本价值。对科技事业的捐助，能够提高社会的科技实力，为社会主体带来更加先进美满的生活。
发达的教育、完善的医疗系统、优美的生态环境以及先进的科学技术，正是社会资本丰富的社会的特征所在。在这样的社会中，社会的教育资源、医疗资源、生态资源和科技资源都会更加丰富，资源的流动也会更加具有效率，社会上的每一个主体都更有可能获得需要的资源，每个主体的生活品质也会得以提高。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对我国现阶段而言，要打造一个富有社会资本的社会，使得这一切外部社会资本价值得以在我们日常生活中体现出来，在坚持以经济发展为中心和坚持以人为本的前提下，一个重要途径是培养个人捐赠意识，促进更多国民特别是富有的国民慈善捐赠行为的发生以汇聚更多的财力，去解决社会发展中某些政府做得尚未够好或者被政府遗忘的领域的发展问题。
四、结束语
站在微观的角度，个人捐赠能够提高自身内部的社会资本，个人捐赠者更可能处于社会网络的核心位置，得到更多的信任度和义务认同度，有助于提高在诸多社会网络获得资源的能力。站在宏观的角度，个人捐赠能够推动社会的教育、医疗、生态、科技等领域的发展，进而提高社会的资源丰度，为整个社会的主体带来更丰富的教育资源、医疗资源、生态资源和科技资源，提高社会主体的生活品质。
上述结论是本文站在社会学中的社会资本理论视角，经过较为深入的探讨分析得出来的。更深入的研究还有待进行，例如通过实证或者案例分析验证本文的结论，通过案例分析深入探究个人慈善捐赠对社会特定领域所具有的价值以及如何在我国促进个人捐赠的广泛参与等。
参考文献：
[1]俞李莉. 中美个人捐赠的比较研究[J]. 华商，2008（20）：128-131.
[2]邓国胜. 个人捐赠是慈善事业发展的基石[J]. 中州学刊，2007（1）：133-134.
[3]吴燕. 重视个人捐赠，促进慈善事业可持续发展[J].西安财经学院学报，2008（1）：111-114.
[4]杜兰英，赵芬芬，侯俊东. 基于感知视角的非营利组织服务质量、捐赠效用对个人捐赠意愿影响研究[J]. 管理学报，2012（1）：89-96.
[5]侯俊东，杜兰英. 影响个人捐赠决策的感知特性及其维度结构――基于中国的实证经验[J]. 公共管理学报，2011（2）：109-118.
[6]陈天祥，姚明. 个人捐赠非营利组织的行为影响因素研究――基于广州市的调查问卷[J]. 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12（4）：114-131.
[7]张淑芳. 个人公益捐赠的激励机制构建――税收制度视角[J]. 理论与改革，2008（6）：83-85.
[8]梁文涛. 个人捐赠税务筹划探讨[J]. 财会通讯，2010（8）：132-132
[9]赵雪雁. 社会资本与经济增长及环境影响的关系研究[J].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0（2）：68-73.
[10]Coleman J S. Social Capital in the Creation of Human Capital [J].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988（94S）： 95-120.
[11]Lin N，Smith J. Social Capital： A Theory of Social Structure and Action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12]Baker W. Market Networks and Corporate Behavior [J].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990（96）： 589-625.
[13]Burt R S. Structural Holes： The Social Structure of Competition [M]. MA，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14]Putnam R D. Making Democracy Work： Civic Traditions in Modern Italy [M]. NJ，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3.
[15]王小明. 社会资本的经济分析[D].上海：复旦大学经济学院， 2008.
[16]Apinunmahakul A，Devlin R A. Charitable Giving and Charitable Gambling： An Empirical Investigation [J]. National Tax Journal， 2004（1）： 67-88.
[17]张楠，张超. 我国个人捐赠消费影响因素探讨[J].消费导刊，2008（4）：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