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经济刺激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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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经济刺激计划范文第1篇
2010年以来，美国和日本的经济复苏进程逐步减缓。面对低增长、高失业率与高财政赤字的两难处境，两国政府选择了前者作为当前政策主要着力点，而将解决财政赤字问题暂时搁置。为进一步刺激经济，增加就业，美、日一方面陆续推出新的经济刺激计划；另一方面继续将基准利率维持在零或接近零利率的历史低位，并开始重启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
（一）推出新经济刺激计划
2010年2月1日，奥巴马政府向国会提交了总额超过3.8万亿美元的2011财年预算报告。其中包含了1000亿美元的新刺激经济计划，涉及个人及中小企业减税，基础设施开支及清洁能源计划等领域。3月份，为扩大本国产品的市场，提升就业率，美国政府公布了首个以推动出口为目标的专门战略――国家出口战略，计划将出口在未来5年内翻一番。随着二季度经济增长放缓和国会中期选举的临近，奥巴马在9月6日和8日接连提出了总额达3500亿美元的新经济刺激计划。
2010年1月29日，日本国会通过了鸠山内阁提出的2009财年第二次补充预算方案，授权政府实施总额7.2万亿日元的经济刺激计划，以改善就业、帮助中小企业融资和促销环保类商品。9月10日，菅直人内阁推出了其上台后的首份经济刺激计划，总额达到9150亿日元。10月8日，为应对通货紧缩和日元升值所带来经济下行风险，日本政府在间隔不到1个月的时间内再次出台刺激措施，规模也上升至5.05万亿日元。
美、日两国政府相继推出的经济刺激方案中既包含了刺激消费，增加就业等短期目标，也涉及到了更新基础设施，扶持新兴产业等远期发展战略。但从资金分配看，其政策重心仍是力图在短期内通过减少个人和企业税收，增加政府公共支出来刺激国内消费和投资，达到带动经济增长，增加就业的目的。由于制造业和建筑业是美国在本轮衰退中失业最为严重的两个行业，就业人口分别减少了15%和25%，其刺激政策也相应的集中在这两个行业以及零售业。而日本则由于出口对其经济增长和就业影响较大，政策重心较为偏向出口部门。
（二）进一步放宽货币政策
在陆续推出经济刺激计划的同时，两国央行继续实施低利率政策以维持国内宽松的信贷环境。美联储自2008年12月以来，一直将联邦基准利率的目标区间维持在0―0.25%不变，并一再重申将在较长时间内维持利率在“异常低位”。随着美国经济的大幅放缓，11月3日，美联储宣布了规模达6000亿美元的国债购买计划，以进一步刺激支出和信贷。
2010年10月，日本央行为阻止日元进一步升值和经济下滑，将隔夜拆借利率从0.1%降至零至0.1%，时隔4年再次实行零利率政策。降息的同时，日本央行还推出了5万亿日元的资产购买计划，在主要发达经济体中率先启动新一轮量化宽松政策。
此外，汇率政策也成为两国一系列经济刺激措施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美联储自实施低利率和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以来，实际上是实行了美元贬值政策。弱势美元有利于减少美国的贸易赤字以及奥巴马政府5年出口倍增计划的实现。随着美元持续贬值，日元出现被动升值。为应对日元走强对出口造成的不利影响，日本政府要求日本中央银行进一步放松货币政策，必要时采取包括干预汇市等在内的措施以阻止日元升值。在9月14日日元汇率刷新1美元兑83日元的15年低点后，日本央行开始在外汇市场上直接抛售日元以压低日元汇率，这也是日本央行6年多来首次直接干预汇市。
二、欧盟各国延续宽松货币政策，并陆续推出财政紧缩计划
进入2010年，欧盟各国为刺激经济继续保持了宽松的货币政策。欧洲央行、英格兰银行分别将基准利率维持在1%和0.5%的水平上。而债务问题在2010年以后逐渐由希腊一国蔓延至西班牙、爱尔兰、葡萄牙和意大利等欧盟国家，并在4月演变成为一场波及欧洲多个国家的债务和欧元信用危机。债务危机使得欧盟各国开始下决心整顿政府财政并相继出台了各自的公共支出紧缩计划。在各国推出的紧缩计划中，主要包含了“节流”和“开源”两方面的内容，“节流”主要是改革退休制度、削减公务员岗位和薪酬以及政府在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方面的支出；“开源”则主要是增税或开征新税以增加政府收入。
债务危机发生后，希腊、葡萄牙、爱尔兰、西班牙和意大利等国相继推出了公务员减薪和削减债务方案。6月，德、法、英三国也提出了各自的紧缩计划。6月7日，德国内阁通过了分4年削减816亿欧元的财政紧缩方案，计划将德国政府债务占GDP比重由目前的5%降至3%以内。方案包括裁减至多1.5万个公共部门的工作岗位，针对银行、航空旅行和核电业征收新税等措施。6月12日，法国政府宣布采取紧缩措施，计划在未来3年中削减450亿欧元的公共开支，以便把法国国债占GDP比例由8%降到3%以下。6月，英国推出了近30年来最严厉的财政紧缩预算《紧急预算案》，并于10月20日公布了具体的紧缩措施。为降低财政赤字，英国政府计划未来5年削减830亿英镑的财政预算。
三、各国宏观经济政策效果分析及展望
（一）新兴经济体进一步调整国内经济结构
多数新兴经济体退出宽松的货币政策将有利于抑制国内通货膨胀和部分资产价格过快上涨的势头，从而为经济实现平稳增长提供保证。但与此同时，由于仍存在诸多结构性问题，受货币政策收紧、财政刺激政策陆续到期以及发达国家经济疲弱造成的外需不振等因素影响，新兴经济体经济增长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将出现放缓迹象。
对于未来的政策取向，抑制通货膨胀和资产价格过快上涨，限制国际资本流入仍是这些国家一段时间内面临的主要问题；长期来看，新兴经济体需要及时调整国内经济结构，改变过度依赖外部需求的经济发展模式。IMF在其秋季《世界经济展望》中就指出，“新兴经济体要实现危机前那种增长率，将需要进一步重新平衡其增长，使其转向依靠国内增长来源，这也有助于实现必需的外部重新平衡”。
（二）美国、日本经济刺激措施效果有限
美国和日本推出的新经济刺激计划短期内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两国的经济增长，长期来看，则可能会给世界经济带来不利影响。两国出台的刺激政策中所涉及的个人及企业减税、商品销售、出口补贴以及基础设施建设等措施有助于提振国内消费和投资，拉动经济增长。但其对经济的刺激效果将十分有限。
首先，此次两国推出的刺激计划总体规模要小于前一轮经济刺激计划，其对经济的刺激力度可能要打一定折扣，难以使经济重现今年一季度的复苏势头。
其次，计划中包含的更新基础设施，扶持新能源等战略新兴产业等措施虽然在长期中可能为经济增长提供持续动力，但目前来看，受制于创新周期以及新技术大规模产业化应用的时间限制，短期内很难对拉动经济增长和增加就业起到实质性作用。
第三，单靠一轮经济刺激计划无法从根本上解决美日两国经济中的结构性问题。对美国来说，要实现经济增长和增加就业，就需要扭转制造业持续下滑和贸易逆差不断扩大的趋势。但从目前来看，美国在低端制造业并不具备劳动力比较优势，高端制造业又面临日、德等发达国家竞争，其工业产品很难在国际市场上取得竞争优势，依靠传统制造业难以实现奥巴马提出的“再工业化”和出口倍增计划的目标。日本经济的结构性问题则在于过度倚重出口，在外需不振和日元持续升值打击下，日本出口短期难以为拉动经济增长作出大的贡献。此外，奥巴马9月提出新一轮刺激计划的用意更多是为即将到来的国会中期选举造势，近期难以付诸实施。
长期来看，高额的政府债务可能将迫使两国政府采取财政赤字货币化措施。随着新一轮经济刺激计划的推出，两国政府债务将进一步高企。2010年美国预算赤字将达1.34万亿美元，财政赤字占GDP比重为9.1%。日本债务总额更是达到其国内生产总值的两倍多。在利率接近零的情况下，为刺激经济和缓解财政压力，两国央行只能重启购买国债的量化宽松政策为经济注入流动性和替政府债务融资。截止目前为止，美国和日本已经分别推出了6000亿美元和5万亿日元的资产购买计划。由于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特殊地位，美国重启量化宽松政策可以通过美元贬值向国外转嫁刺激经济的成本和削减外债水平，而其他国家货币被动升值将使各国采取竞争性货币贬值措施的可能性大大增加。这将加剧国际纷争、引发全球贸易保护主义，不利于世界经济的健康发展。
（三）欧盟被迫放弃短期增长目标，着力经济结构调整
欧盟各国推出的财政紧缩措施短期内将对欧洲经济复苏产生不利影响，但从长期来看，一方面可以降低成员国政府债务负担，使债务占GDP比重达到或接近欧盟《稳定与增长公约》3%的标准，增强政府财政收支的可持续性，有助于重建市场对欧元乃至欧洲经济增长的信心；另一方面，各国推出的财政整顿计划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增强劳动市场活力和企业的竞争力，缓解欧盟内部的经济结构失衡，从而为欧洲经济提供持续的增长动力。
长久以来，欧洲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制度的过度发展使这些国家超过半数的公共开支都被用于国民收入的再分配领域里，而政府在研究和创新等领域的投资相对不足。债务危机在某种程度上为欧洲各国解决这些长久困扰经济发展的制度性问题提供了一个契机。面对国内工会组织和反对党的抗议示威，各国政府形成了空前默契与共识，纷纷表明整顿财政的决心。而且，各国暂时将增长目标让位于财政整顿是为了未来更为持久的经济增长。2010年6月17日，欧盟举行夏季首脑会议并公布了“欧盟2020战略”。各国首脑在战略中提出，在未来10年中将使欧盟经济实现以知识和创新为基础的“灵巧增长”，以提高资源效应、提倡“绿色”、强化竞争力为内容的“可持续增长”，以扩大就业、促进社会融合的“包容性增长”。
（四）全球经济复苏有赖于国际间的政策协调
金融危机期间，世界主要经济体间的国际协商以及政策合作在恢复信心和避免危机深化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各国协作推出的经济刺激政策成功遏制了世界经济陷入衰退的趋势。然而，危机后世界经济不均衡的复苏态势使得各国进行政策协商和协调的难度不断加大，全球经济复苏进程变得更为脆弱。
在6月份举行的G20多伦多峰会上，各国首脑尽管在巩固财政基础，加强金融监管以及反对贸易和投资保护主义方面达成了一定的共识，但在制定同步的经济刺激退出策略上的矛盾和分歧难以协调。会后声明不得不在强调加强复苏的同时，表示各国可以根据各自国情量身定制自身的政策行动。各国各自为政的政策举措将导致全球经济中的摩擦加剧，并有可能进一步引发国际冲突或者贸易保护主义。
国内经济刺激计划范文第2篇
投资能在多大程度上挽救国内经济下滑的趋势？它会将经济增速的数据带向何方？尽管这些问题现在看起来仍显得扑朔迷离，但我们可以从一些关键产业的“观察窗”效应管窥今年经济增长趋势。
钢价挑重担
从逻辑上讲，既然经济增长要在更大程度上依赖于投资的增长，那么那些左右投资增长的关键产业自然成了观察经济走势的风向标。但即便如此，判断这些关键行业的走势依然让人大伤脑筋。
媒体消息称，2009年新年伊始，中国钢材价格便从去年11月份的低谷开始反弹。热轧钢板价格于1月6日攀升至人民币4070元/吨，2008年11月中旬该价格曾经一度跌至人民币2850元/吨。而商务部近日公布的报告显示，国内钢价自12月触底反弹至今已经连续5周上涨，平均涨幅达15%。
钢价上涨传递了什么信号？是经济全面逆转的标志吗？恐怕还不能这么乐观。一些分析将近期钢材价格的反弹归因于中央提出的4万亿投资计划的刺激。但4万亿的投资计划能在多大程度提振钢价？要知道，这4万亿中央只拿出1.18万亿，地方能否凑齐剩下的2.82万亿的配套资金还是个未知数。
再者，这4万亿的使用范围是从2008年11月~2010年，平均下来一年不到2万亿，远远不及像房地产业和制造业这样的钢铁消耗大户。而这些钢铁消耗大户恰恰就是左右投资增长的中坚力量。
投资中坚力量
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07年，城镇固定资产投资117414亿元，增长25.8%。其中，房地产开发投资25280亿元，比上年增长30.2%。制造业投资35497.25亿元，同比增长34.8%。房地产开发投资占城镇固定资产投资的21.53%，制造业投资占城镇固定资产投资的30.02%。
从这个角度看，钢价的真正反转，经济增长的复苏，在更大程度上依赖于房地产投资和制造业投资的全面扩张。从目前的形势来看，情况似乎并不尽如人意。以房地产投资为例，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08年下半年以来，房地产投资增速一路下滑。2008年上半年房地产投资13196亿元，同比增长33.5%；1~7月为15884亿元，同比增长30.9%；1~8月为18430亿元，同比增长29.1%。1~9月房地产开发投资同比增长26.5%，1~10月为23918亿元，同比增长24.6%。1~11月为26546亿元，同比增长22.7%。
行业增长“配合”
国内经济刺激计划范文第3篇
关键词：欧洲降息；通货紧缩；基础设施建设
一、欧洲央行频繁降息诱发新一轮全球宽松大潮
2013年11月，欧洲央行为了缓解通货紧缩和滞涨带来的威胁，已经宣布将主要再融资利率和隔夜贷款利率分别下调了25个基点，但维持隔夜存款利率不变。此时，整个欧元区的主要利率已经达到了历史最低水平。2014年6月5日，欧元区的三大主要指标利率再次下调，罕见的进入了负利率时代。出乎意料的是，同年9月，欧洲央行突然宣布再次降息，其主要贷款利率由2013年五月份的0.75%跌为0.05%，仅仅十六个月的跌幅就为93%。
除了下调三大利率，欧洲央行还宣布了一系列货币政策，包括结束证券市场计划（SMP）冲销、准备实施资产担保证券购买计划（ABS），引入4000亿欧元定向长期再融资操作（TLTRO）。并且，本应持续到2015年7月的固定利率完全配额延长至2016年末。
欧洲央行在通缩的泥潭里越陷越深，瑞士、加拿大、丹麦也受其影响，下调利率，这一系列的负利率政策相继诱发包括印度、澳大利亚、土耳其在内的多国央行降息，新一轮宽松潮势头已经显现。事实上，各大央行的降息举措既出乎意料，也在情理之中。除了这次宽松潮波及的国家数量多，降息次数频繁等影响因素以外，欧元贬值给欧盟内部的其他货币形成很大的升值压力，为了稳定通胀预期进行降息，可以减少大宗商品价格下跌给出口国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如果继续维持下去，将会有更多国家降息，已降息的国家也会再次降息。
二、欧洲央行频繁降息的原因分析
1.欧元区的通货紧缩风险是首要原因
欧洲央行频繁降息，旨在拉升目前极低的通胀水平，支撑陷入停滞状态的欧元区经济。2014年5月，欧元区通胀率下滑至 0.5%，通货紧缩风险不断增长，这也是让欧央行下决心降息的直接原因。与此同时，欧洲央行还调降消费者物价指数的通胀预期：预计2016年HICP为1.4%。从欧元区整体的通胀情况来看，2015年的月度通胀率远低于2%的警戒线。因此，欧盟在通货紧缩风险的泥潭中越陷越深，迫使欧洲央行“下狠手”，频繁下调利率以刺激消费和投资，引导资本流向实体经济。
2.欧元区经济增长乏力是根本原因
从各方的数据和预测来看，欧盟的经济复苏势头似乎已接近强弩之末，而通货膨胀预期的进一步降温，更是令疲软的经济状态雪上加霜。尽管欧元区第一大经济体--德国的表现良好，但是，根据欧盟统计局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2014年欧元区和欧盟国内生产总值（GDP）分别增长0.9%和1.4%；失业率居高不下，其中西班牙的失业人数达到一半以上，希腊、意大利等国的失业率攀升至40%。欧元区或许已经滑入持久性的停滞陷阱，再加上信贷功能匮乏、结构性改革迟缓等因素，从根本上决定了欧央行必须尽快采取更加宽松的货币政策，否则将面临更严重的通缩风险。
3.过去宽松政策的效果不明显促成“一降再降”
由于先后饱受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的冲击，除了2011年两次加息外，欧洲央行一直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维持较低的利率以刺激经济。然而，回顾之前的经济发展状况，持续的扩张性货币政策的提振效果十分有限。为此，除了下调三大利率，欧洲央行也采取了一揽子政策宽松政策，包括宣布了一系列大约四年有效期的定向长期再融资操作（LTRO），加快准备购买资产支持证券市场计划。与此同时，再融资操作指标主要依靠固定利率全额分配资金的方式来完成。
三、欧洲降息对中国宏观经济的影响分析
1.人民币对美元汇率面临贬值压力，总体波动幅度合理
2015年3月，人民币兑美元即期汇率下跌趋势显著，逼近2%跌停位。人民币兑美元面临更大贬值压力，但是人民币对欧元、英镑、日元、加元等主要货币都出现一定幅度升值。而作为占美元指数权重过半的货币，欧版QE将推动美元更快升值，再加上美国经济状况的好转、美联储货币政策宽松力度逐渐减弱，预计美元将有更大升值空间。为此，较为稳定的人民币中间价需要更灵活的调整来适应未来变化，预计将表现出更大贬值压力，但总体上人民币的波动幅度可控，属于正常的市场波动。
2.人民币贬值压力伴随资本流出，外汇占款有所收缩
欧元区仅占中国证券投资来源的13%，其货币政策宽松对中国资本流动的影响相对有限，再加上，后两轮长期再融资操作的实现（LTRO）带给中国只是一个短暂的提振，决定未来FDI以外的资本流动情况的主要是国内经济增长基本面、汇率政策变动和美国国债收益率与国内的利差。当前，人民币面临贬值压力，国内经济逐步放缓，而美国国债收益率和利率趋势向上，在这个大环境下，外汇占款量很可能维持在预期的较低水平甚至可能收缩。所以，面对资本流出，逆回购、中期借贷便利（MLF）、再贷款等货币政策工具是央行更青睐的增加流动性的手段，存款准备金率的调整将会更加审慎。
3.欧洲降息预示世界经济表现不及预期，我国出口承压、进口受利
目前欧元汇率的压低导致全球性竞争性贬值，在人民币汇率弹性相对不足的情况下，人民币对大多数货币升值对我国出口形成负面影响，不利于国内经济的复苏，海关总署公布数据也显示出口仍然面临下行压力。尽管这样的负增长在一定程度上受阶段性季节性因素影响，但估计今年整体出口不到5%。主要原因是外需动力不足，各国货币竞争性贬值而人民币汇率整体稳定。同时国内投资工业疲弱，内需不足。所以，如果使用欧元结算，短期内将使我国出口承压、进口受利。但若欧元区央行的宽松措施对中国来说可能是“短期困难，长期获益”。
4.欧洲改善基建等刺激经济的举措，为中国对欧投资和人民币“走出去”带来机遇
欧盟的3150亿欧元的刺激计划旨在进一步提升降息和宽松货币政策对经济活动的驱动力，主要涉及扶持基础设施建设，加强教育、研究投入，进一步增强创新领域的关键项目投资等。这一大规模的支持刺激计划配合QE带来的信贷环境改善，使得欧洲投资环境在欧元贬值、能源价格降低的基础上得到喘息之机，利好中国的对外投资。2014年我国直接对外投资首次突破千亿美元，对欧直接投资达180亿美元，接近2013年的两倍。从战略角度来说，预计年底进行初步运营的亚投行、“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给中国的对外投资，尤其是对欧投资，带来更多机遇。
另外，中欧合作的进一步加深，有助于中国经济找到新的增长点，突破创新原动力不足、专业服务能力不足这两大短板。欧洲再工业化、技术创新与我国发展战略相契合，重点合作高端制造和高新技术，鼓励企业“走出去”，有助于我国转移过剩产业和获取技术、服务，同时，还可以培养中国企业在国外的竞争力，扩展发展空间。对欧洲国家而言，则创造就业，增加税收，促进国家经济发展，实现“双赢”。当然，机遇中也有挑战，欧洲保护主义色彩浓厚，中国企业要适应当地的文化和法律，以更温和的方式提高内在竞争力。
四、结语
自2014年下半年以来，中国国际收支经常项目保持顺差，资本项目转为逆差，跨境资本双向波动比较明显，和欧洲央行降息、美联储逐步退出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美元的持续走强等因素有关，对国内流动性供给和需求形势也更为显著的影响。为应对外汇货币基础的周期性放缓，央行综合运用公开市场操作，短期流动性调整工具，证券贷款工具和各种货币政策工具，并宣布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下降和有针对性的实施取向。这意味着，在越来越多的中央银行实行降息政策的背景下，较大的利差仍存在于中国未来的无风险资产收益率和主要发达国家之间。一旦美元持续走强，人民币转而面临升值压力，中央银行的主要目标将不再是防止贬值，而是真正的有效的应对升值对出口的压力和抑制热钱流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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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曾刚.全球经济“再平衡”尚未成型[M].金融博览，2014（3）.
国内经济刺激计划范文第4篇
楼市调控与经济发展的矛盾表象：
在过去多年来，楼市三番四次调控，但是目前为止似乎一直是个难题：在98年房改之后，楼市一直在“慢牛”行程，尽管多次调控，但是往往在调控后较快回暖。因为这里存在一个原因：中国经济发展，多年来基本是三驾马车：投资（包括房地产）、出口、内需。而内需多年来提振成效甚微，出口由于控制权在于全球经济情况，近年全球经济不振，出口这匹“马”力量越来越小，那么，国内经济要保持较快发展，唯有倚重投资与房地产业。
倚重投资与房地产业是由目前经济结构决定的：
每当国内外经济因素引致国内GDP增长率下降，政策着重点就会明显向稳增长倾斜，包括央行密集的降准备金、降息，与各地方政府庞大的增加投资计划。因为正如前文所说，经济结构的“三驾马车”中出口与内需“提供的动力不足”，而且不可控制因素很多，管理层可以立竿见影的举措很少。
在目前看来，按照惯例，管理层推出的各种扶持经济发展的政策措施中，加大公共投资，尤其是基础设施投资，仍然是稳增长政策中最重要的一块拼图。然而加大公共投资带来的直接问题是：如此庞大的资金从哪里来？中国经济最近几年的高速发展过程中，一个行之有效的模式是房地产与投资两条腿走路。具体而言，房价的上升与成交量增加带来地价与相关大量税负的上涨。这一方面大大提高地方政府的土地出让收益与税费收入，另一方面，以土地作为担保，地方政府可以通过融资平台的模式从银行体系得到更多的贷款。而这使得地方政府有财力投资其当地的基础设施建设和经济建设。基础设施的改善和经济的快速发展，也反过来进一步推高房价和地价，拉高房地产和相关行业的税费收入。
根本性解决这个矛盾唯有结构性改变：
按照这种经济结构，要发展经济、GDP加快增长，就必须加大投资与倚重房地产业，而这就意味着如此大量的投资必须依靠增加税负与推高房价和地价来实现。然而，增加税负与房价、地价，反过来严重压抑了内需，让楼市调控难以继续，最后甚至让出口业因为人工、税负、不动产价格成本等因素上涨而受打击。目前看来，国内经济发展真是陷入这个恶性循环矛盾中。
国内经济刺激计划范文第5篇
站在当前这个时点讨论2012年的市场可能远比之前12个月更有意义。央行出人意料地下调存款准备金率，是自2010年1月中旬上调存准以来首次货币政策的放松，标志着自2009年7月通胀声渐起后，官方对经济运行的态度在边际意义上开始出现转折。但沪上某大型券商随后的三地路演结果却显示，机构投资者对市场走势判断的分歧前所未有的巨大。看空者，看多者，看非多非空震荡者皆众，各方均意念坚定但似乎都缺乏清晰的基本面逻辑。松还使不松，似乎成为年底资本市场所关注的主要问题。
现有增长模式是否具备可持续性
回顾一下，自2008年末4万亿元经济刺激计划肇造，最近3年A股市场被打上了前所未有的政策烙印，其中历次货币、财政及地产政策均成为市场运行的重要拐点。站在这个角度来看，面对近3年以来政策的首次改弦更张，市场的反弹理应更强更为持久才是。但实际情况却是跌落了一地眼镜片，反弹仅仅持续了半天。
“人心散了，队伍不好带了。”这是冯氏电影《天下无贼》中黎叔的一句经典对白。在政策出现方向性拐点背景下，依然如此羸弱的市场现实折射出至少两方面的忧虑：一是在当前政府与银行资产负债表的约束下，是否有能力再进行一次大规模财政信贷扩张的经济刺激；二是在通胀压力尚存等风险的约束下，即使出现新一轮刺激计划，其实际效果和后遗反应究竟怎样？问题的本质则是对国内经济现有增长方式可持续性的疑虑。
3因素支撑高增长奇迹
从单纯的经济学范畴看，讨论中国经济既有增长模式在未来能否延续，将主要取决于3个方面因素的弹性。
系统性制度改革
包括以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和多劳多得、按劳分配为标志的要素使用权和收益权改革；以土地使用权可转让和劳动力流动为标志的要素有限转让权改革；以证券市场兴起为标志的金融财产权自由交易流转改革等。这样的改革极大提升了土地、劳动力等要素生产效率，从实际数据结果看，1979～2004年，国内GDP年均增长率约为8.8%～9%，按购买力平价调整后增速则达到了6.8%～7%。
快速工业化
系统性的低估要素价格获取了出口比较优势。一方面，土地使用权与收益权的改革和农业现代化推动了农产品生产效率的提高，但土地使用权本身和农产品的流通则相对受限，导致其很快达到了效率饱和状态，这为农村富余劳动力的出现创造了基础；另一方面，保持农产品价格对工业品的相对低估价保持了制造业的高利润率，从而间接地推动农村富余劳动力大量开始向城镇转移，劳动力供应的近乎刚性将人工成本较长时间内维持在一个低水平，这就是国内工业化及出口兴起的人口红利的一个简要解释。
政府投资活跃
由于市场经济制度尚不完备，且在相当数量的主要行业仍维持准入、供给与价格管制，国有经济成本与政府均表现出强烈的投资冲动。基础设施建设等带有计划色彩的综合性国家投资有效推动了劳动分工网络的大跳跃，进而促进了工业行业种类的跳跃性增长和发展。近年来，能源资源、汽车、机床、工程机械等多个行业的飞速壮大无不与此相关。这种综合性投资的资金需求推动了信贷及货币规模的快速扩张，进而与投资冲动形成正反馈过程，国内当前存在的M2存量过大等现象很大程度上可以看做是这种投资活动的必然结果。
经济中期走势难言乐观
从资本资产权属改革的角度，我们观察到其他东亚国家在20世纪60～90年代的经济起飞时期也基本达到或接近中国的增速。而这种制度性改革一旦完成，其对经济增长的边际贡献将大幅下降并很快达到稳定状态。在不考虑未来制度红利出现的前提下，分析工业化及政府投资对判断国内经济中期走势显然更为现实。
对于工业化而言，以深圳最大的出口代工型企业富士康为例，公司财报显示，2009年员工数量为11.87万名，相比2008年增加了9.7%，但员工成本总额却从6.72亿美元减少到5.82亿美元，同比减少近14%。网上则流传着另一份富士康员工工资单：2009年11月，底薪900元，正常工作21.75天，加班136小时，工资总额2149.50元。这名员工当月收入的60%靠超时加工挣得，比劳动法规定的最高加班时间多出100个小时。我们虽难以准确地计算未来人工成本压缩的极限在何处，但结合近两年来持续出现的“民工荒”和数次最低工资的被动上涨，至少在中短期内人工成本可主动压缩的空间已非常有限，再结合到同期土地、原材料及汇兑等成本水平，可初步地认为国内企业要素生产率的内生增长弹性已相当有限。
随着房地产调控效果日益显现，未来地方政府土地出让金总额将持续显著下滑，而这块收入是地方财政中最具弹性的部分。这种收入增长边际的逆转将导致地方政府收支平衡状况被打破，进而对其投资冲动形成强有力的约束。按中银国际测算，2012、2013年地方政府债务还本付息总额占财政收入比分别达到20.4%和17.8%，虽较2011年有显著下降但仍处历史高位（2011年7月美国为债务上限打架不可开交的时候，还本付息率接近25%），未来大规模投资反弹已不具备必要的资本金与信贷条件。
弱势市场积重难返
站在2011年末讨论究竟松还是不松及其对证券市场走势的影响，可能并没有很大的意义。当前的资金成本和信贷杠杆约束难以支持大规模的基建和固定资产投资扩张，在总需求持续放缓的背景下，超常规模的投资必然转化为未来更为严重的供应过剩，从而引发中远期剧烈的经济调整。即使突破当前的投资主体和银行的资产负债表约束而开始放松，则通胀等压力等将随之快速抬头，其速度将快于2009年，这将显著制约政策持续的时间与实施效果。
国内经济刺激计划范文第6篇
关键词：中央银行 资产负债表 金融危机 宽松货币政策
中图分类号：F8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4）01-209-03
为遏制金融危机导致的经济全面下滑，各国在采取了不同的方法来减缓金融风暴的冲击。如今虽然金融危机的影响还在持续，但多数国家已经进入经济的复苏阶段，包括美联储在内的各国央行开始着力于金融体系的稳定与恢复，这在央行资产负债表中体现的尤为明显。
历史上的金融危机无一例外地给世界主要经济体带来巨大的冲击，造成信贷的紧缩与金融市场的剧烈动荡，使经济发展速度下降。美国作为此次金融危机的起源地首当其冲，反映在美联储资产负债表中的变化也具有相当的说明性与典型性。2007年金融危机中我国与美国面对的实际问题有很大差异，中国人民银行则主要采取宽松的货币政策以及相应的政策工具来刺激经济，美联储则更注重利用公开市场操作来影响金融市场及金融机构，通过灵敏、良好的传导机制达到调控目的。两国经济在调控之下开始复苏之后随着实体经济的逐步恢复，两国不同的国情导致采取的危机后措施也有所不同。
一、2007年金融危机中两国资产负债表变化
1.美联储资产负债表在金融危机中的变化。美联储采取的应对措施可明显分为两个阶段：（1）利率调整阶段。2007年8月至次年12月，美国联邦基金利率从5.25%下调到0.25%，贴现贷款也不断下调。这一时期美国主要通过利率政策来放松货币政策，以缓解危机造成的负面影响；（2）大规模流动性注入阶段。在2008年9月雷曼兄弟申请破产保护后，危机迅速在金融市场蔓延并演变为全球性的金融风暴，此后美国开始进行大量的流动性注入来应对。
在金融危机中，美联储迅速采取应对策略来缓解金融市场的冲击，这在资产负债表中有明显的体现。变化首先体现在资产负债表的规模上：2008～2009年间美联储采用大规模的救市方案，资产、负债规模发生剧烈变化，主要体现在三方面：（1）美联储运用公开市场操作箱市场释放流动性，所持有的国债总量迅速减少，国库券（bills）绝对值更是减小到原来水平的7%；（2）由于信贷市场低迷，银行出现严重的“惜贷”现象，美联储存款总量迅速上升，增幅接近300%；（3）国外资产急剧增加，在2008年增长幅度达到1226.8%。
此外，美联储资产负债表中的资产项目发生较大变化，出现大量新兴金融工具，如定期拍卖便利（TAF）、商业票据信贷便利（CPFF）向一级交易商提供的贷款便利（PCDF）、投资组合的净持有（Net portfolio holdings）、定期资产支持证券贷款便利（TALF）等。新增的金融工具按照作用对象的不同可分为两类：针对于在金融危机受到重创的机构的工具，如面向AIG、Maiden Lane等公司的信贷支持以及投资组合持有；针对市场全部投资者的金融工具，如PCDF、TALF等。
2.中国人民银行资产负债表在金融危机中的变化。中美两国在金融危机中面临的局势有很大差异，两国在遭受危机的冲击力度、金融体系完备程度以及政府对市场的干扰能力上均有不同。美国所经受的冲击力度远远强于我国，因而在金融危机发生后所采取的政策以及政策作用影响均不同于我国。总体看来，我国金融机构在2008年金融危机中受到的冲击并不大，因而在资产负债表中体现得也不明显。
从总量上来看，我国总资产与总负债在金融危机前后并未出现剧烈的跳跃现象，而是始终保持较高的增长率，整个过程具有很好的连贯性。
在内部结构上，按照项目与金融危机的联系程度可将项目变化归结为两类：（1）与金融危机有直接联系的项目，如“储备货币”以及其子项目“金融性公司存款”，二者在变化程度上一致性很高。自2002年以来中国人民银行储备货币在负债中占比一直处于下降趋势，在2007年达到最低值60.03%，2009年金融危机加剧后占比有所提高。（2）与金融危机有间接联系的项目，如“对政府债权”。该项目在2007年增长了471.26%，在总资产中占比达到13.07%。对政府债权的变化主要取决于央行的公开市场操作，人民银行在2007年通过公开市场操作买入大量的国库券，总量达到8800多亿元人民币，在2009年又进行了一次增持国债的操作，使得大量基础货币投放到市场中。这源自于我国的银行结售汇制度使得大规模的通货被投放到流通市场中，因而必须通过发行央行票据来进行对冲，这也是我国央行资产负债表不同于国外之处。
二、金融危机后两国资产负债表变化及货币政策的选择
在金融危机中我国与美国资产负债表规模都在扩大，但美联储多在资产方采取的主动、创新型的方法来缓解金融危机给银行业、保险业机构带来的流动性不足的问题，我国则更多地是运用被动调整的方法在负债方围绕缓解流动性过多的压力。在政策使用上，两国均倾向于通过宽松的货币政策来刺激国内经济的发展，我国在2009年出台了4万亿人民币的经济刺激计划，美国也在2008～2012年间先后推出三轮量化宽松政策（Quantitative Easing，QE）。大规模的刺激计划遏制住经济下滑的趋势，金融危机的影响逐步消退。但积极财政政策促成的宽松的货币环境极易使国内市场通货膨胀与资产泡沫加剧，因而央行如何通过管理资产负债表来处理金融危机的后续影响成为两国关注的新重点。
对比分析近年来两国资产负债表可得出美国在金融危机后的变化集中于持有国债以及创新金融工具上，我国的变化则主要围绕着通过膨胀相关的项目。两国资产负债表变化的中心均向宽松货币政策退出机制的选择方法转移。
1.美联储资产负债表在金融危机后的变化。危机减缓后美联储面临的首要问题在于收缩庞大的资产负债表，将货币供给维持在正常水平。在资产负债表中，大部分项目在金融危机后呈现向正常水平发展的倾向，部分指标受政策的调整而出现新的异动。
从资产的期限结构来看，美联储缩减了短期流动性工具的规模，对国债的持有从短期逐步向长期转移。金融机构实行短期融资计划的作用在于维持金融市场的稳定，随着经济和信贷状况逐渐好转，短期流动性工具发挥的作用降低。图1显示2012年美联储持有的国库券占比降至0，2011年中长期债券同期增加67.02%。美联储对短期国债的减持并未对国债交易市场造成持续性的冲击，2012年短期国债收益率在波动后下降明显，这也意味着国债市场对于量化宽松政策的依赖缓慢减小，美联储量化宽松政策的退出对市场的冲击也逐渐削减。
从在金融工具的选择来看，不尽新兴金融工具已经完成其职能，危机得到缓解的部门对应的金融工具比重逐步减小甚至被取缔，如定期拍卖便利（TAF）以及美联储持有的Maiden Lain公司的资产。由此可看出美联储货币政策的实施逐步转向传统工具，大规模激进的调整时期已经过去。
总体而言，危机之后美国政策调整开始有序进行。由于国内、国际形势的复杂性，美国经济复苏的过程毕竟是一个长期阶段，这也意味着量化宽松政策的退出需要循序渐进。美联储采取的政策在危机过后为经济发展提供了很好的软着陆机会，在缓冲危机的影响、促进经济复苏的同时，调整了美国经济的长期问题。
2.中国人民银行资产负债表在金融危机后的变化。金融危机中大规模的资金投入带来了信贷的迅速增长，这在为我国经济发展提供了足够的流动性同时，也造成了巨额的信贷与资产市场的泡沫。此外，由于受美国量化宽松政策的波及，危机之后我国面临的人民币升值以及资产泡沫的影响更加严峻。
通货膨胀在金融危机几年前已经初露端倪，在2009年由于国内需求拉动型通胀压力与国外成本推动型通胀压力的双重影响下，我国物价水平上涨很快。在随后两年中人民银行连续12次上调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回收市场中过多的流动性，这也直接表现在资产负债表中其他金融性公司存款的增长上。此外，人民银行对其他存款性公司的债权在2010年来持续性增长，在2012年增长率达到62.97%。作为储备货币对应的项目，央行对其他金融性公司进行的以再贷款或再贴现形式向商业银行进行的授信，将转化为住户以及公司持有的货币。
在通货膨胀日益严重的情况下外汇储备管理也成为央行关注的重点之一。我国外汇储备历年来保持高速增长的状态，在目前采取的结售汇制度下这意味着几乎同等规模的流动性被投放到市场中，人民银行只能通过发行债来对冲。图2显示金融危机以来我国央行票据与外汇的增长率一路下滑，在2012年外汇增长率更是出现断崖式的下降，中间没有经过收窄的过程，直接从12.39%下降到1.84%，为11年来的最低值。外汇增长率的下降一方面与国际市场发展有关，另一方面与人民币汇率的估值变动、投资收益的变化以及国际投资与短期国际资本流入量减小有关。央行票据发行量逐年下滑，2012年央行票据一度暂停发行，在2013年央行票据恢复发行，但发行速度以及发行期限较2011年有了很大调整。总体来央行票据发行次数变少但相应的额度有所增加，债券期限均为3个月，较2011年有所缩短。央行票据本身是我国的历史产物，处于对冲外汇占款的目的而产生。作为人民银行的负债，它产生的利息将以财政支出的方式作为基础型货币投放出去，因此适当减小央行票据的发行量或者缩短其发行期限能够在减缓流动性投入的同时，缩减央行的操作成本以及机会成本，有利于增加其使用的边际效应，保持使用的功效。
值得注意的是，我国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实施的成本远远高于其他国家，这是由我国资产负债表结构以及长期以来人民币的升值预期决定的。在负债方，央行需要对存款准备金以及发行的央行票据支付利息。在资产方，接近1/3的外汇储备被用于购买美国国债，由于美国国债收益率低且人民币对美元处于升值状态，由此带来的投资损失几乎为零。虽然央行是金融管理部分，享有国家的特殊授权，但仅从收支平衡的角度来看，人民银行现行的资产负债表的结构管理是不具有稳定性与长期性的。
结合以上分析，将金融危机后中美资产负债表的变化以及采取政策进行对比可得图3。我国与美国资产负债表中多体现出的货币政策影响具有明显的侧重点，美联储更关注国内经济发展状况的好转，旨在提高经济增速及降低失业率；人民银行则更加重视国内流动性投入状况，力求在不影响经济发展的前提下遏制通胀趋势、调节人民币汇率。整体来看，两国的在危机前后采取的货币政策也正是稳定金融体系的重点所在。
三、未来面对的挑战
我国与美国在金融危机前后面临的情况有诸多不同，为了防止经济复苏走向流动性过剩的道路，应及时调整适度宽松政策的导向。美国量化宽松政策的退出过程还未结束，它对美元汇率以及国际资本流动导向的影响也会间接辐射我国经济发展情况。货币管理当局需要对国际金融形势做出前瞻性的调整，减少金融危机及美国货币政策对我国经济的后续影响，
1.重点关注通货膨胀问题。金融危机中我国实施的适度宽松政策旨在通过放松银行信贷刺激经济发展，但由于中美经济联系紧密，美国的量化宽松政策给我国带来了严重的溢出效应，使如今我国面临的通货膨胀压力比美国更为严重。2013年上半年我国GDP同比增长7.6%，CPI同比上涨2.4%，发展状况只能说是比较稳定，在目前经济下行压力增加的情况下应当适度调节通货膨胀问题，缓解国内产能过剩矛盾的同时稳定经济发展。
2.放缓调整节奏。由于危机中我国实际所受冲击不大，而且央行较高的存款准备金率使得我国商业银行普遍积累相当充裕的无风险资金作为抵御危机的后盾。因而如何是我国在金融危机的余波中回复政策经济道路才是关键所在。（下转第212页）（上接第210页）目前过于激进的货币政策反而会使国内通货膨胀预期提高，国民经济的动荡加剧。通过微调可以随时根据世界主要经济体的变化来对应采取措施，从而有针对性减少经济运行的负面影响。
3.加大人民币的区域影响力。我国与美国资产负债表结构差异之一在于美国没有外汇资产，这意味着美元可以随时发放且中央银行不需要买美元作为储备货币，因此美联储不用担心汇率波动对货币贬值、外汇缩水的影响，可以放心地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与零利率政策，将危机的代价转移到美国商业票据持有者身上。通过在区域内参与货币金融合作、提高人民币的影响力，既能够使人民币逐步走向国际化，也能够减少国际金融动荡对国内市场的冲击。
4.完善金融体系。从货币政策的操控灵活性与市场冲击力来看，较好的调节方式为进行公开市场操作。美联储最主要的资产为财政部发行的债券，占比达90%以上，相比而言人民银行持有的国债比重较小，仅占总资产的6.34%，又由于我国国债市场传导机制不够完善，因而目前主要的调节方式为调整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发行央行票据。通过完善国债市场传导机制，央行能够直接通过买卖国债实现对市场的实时调控，避免调整现行方法的缺陷。
综上所述，我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需要根据国际以及国内经济形势做出调整，防止通货膨胀风险以及美国量化宽松政策带来的风险转移。在控制国内市场货币投放速度的同时完善金融市场，对经济发展以及通胀预期形成正确的判断并制定相应政策，是我国未来金融健康发展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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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经济刺激计划范文第7篇
关键词:资产泡沫 理性预期 泡沫经济风险防范
中图分类号:F120.4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1770(2010)07-025-04
从现代商品经济的发展历程来看,市场经济多次经历了资产泡沫,从最早荷兰的“郁金香”泡沫,到美国的“密西西比”泡沫,再到上世纪80年代末日本房地产和股市泡沫和上世纪90年代东南亚地区的房地产和股市泡沫,几乎每次泡沫破裂,都会给经济带来严重影响,日本资产泡沫破裂导致日本进入长期经济衰退,东南亚资产泡沫破裂后引发了东南亚经济危机。而通常情况下,每一个经济体都会存在资产泡沫,所以了解资产泡沫的形成及发展成为泡沫经济的过程便显得尤为重要。
一、泡沫经济相关理论
(一)理性泡沫理论
理性泡沫是泡沫经济研究的起点,对理性泡沫的研究始于20世纪70年代。所谓理性泡沫是指在理性预期的条件下的资产市场价格,与该资产未来各期可能产生的现金流现值和之间的差额。这里的理性泡沫是指在理性预期的情况下所生成的资产泡沫,而不是“合理泡沫“的概念。理性泡沫研究的基本前提是理性预期,在理性预期的假设下允许人们犯错误,但这种错误是非系统性的,也就是说,这种错误会随着经济主体掌握信息的不断增加而消除,使预期与现实不断吻合。
在理性泡沫形成的研究中,以Tirole的研究最为显著。Tirole(1982,1985)指出,一些耐用、稀缺或短期供给缺乏弹性的资产价格必然会产生价格泡沫。就耐用资产而言,如果预期购买之后将其再出售会获得收益,则这一预期会使耐用资产价格上涨,出现价格泡沫。就稀缺或缺乏短期供给弹性的资产而言,如果其需求短期内上升,而短期内这类资产的供给不能满足需求,供小于求的局面会使资产价格形成泡沫。这一资产价格泡沫形成还有两个前提,即该经济体内有完善的资产交易市场,整个社会都对该资产有相同的预期。如果这一预期持续上涨,会导致该经济体内群体的投机行为,促使资产泡沫进一步膨胀,有演变成为泡沫经济的可能。
上述理论潜在地忽视了各经济主体之间获取信息能力和利用信息进行预期处理之间的差别性,随着信息经济学的发展,信息不对称逐渐被纳入到泡沫经济的研究范围中。
米什金(Mishkin,1997)等人指出金融资产泡沫产生的部分原因是由于金融机构与借款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艾伦和盖尔(Allen and Gale,1998)指出金融机构的中介作用是资产泡沫形成的最终原因。
艾伦和盖尔认为,借款人收益的不确定性会导致资产泡沫。在借款人向金融机构提出借款时,借款人在收益低的情况下会选择违约,不归还借款,金融机构的经营风险加大;借款人若收益较高会归还所欠金融机构的本利。这说明实业部门通过借款将自身的经营风险转嫁给了金融机构,而金融机构能否收回借款却是不确定的。因此,有信息优势的借款人便会选择投资于风险项目,以期取得高收益,导致其市场价值高于内在价值,形成资产泡沫。当经济主体都选择违约时,便会使泡沫剧烈膨胀,最终导致金融危机。
同时,艾伦和盖尔认为,在一些情况下金融部门自身的风险也会导致资产泡沫。在金融自由化的过程中,资产泡沫起因于信贷规模扩张,如果在未来有更大规模的信贷和持续很高的预期导致泡沫不断地积累,就有引发金融危机的可能。
(二)非理性泡沫理论
非理性泡沫事实上是对理性泡沫的合理补充。理性泡沫认为经济主体是理性的行为人,但经济主体的非理同样是存在的,如由于狂热、时尚和群体心理等外来因素引起的投机行为同样会影响市场价格的变动。不同的经济主体对同一经济现象会有不同的预期,他们在预期某一资产价值会上升的情况下会购买该资产。但是,如果社会中大部分经济人受外来信息影响而对某一资产同时产生非理性预期时,如忽视经济自身运行规律,听信市场上的误导信息,认为某一资产价格被低估,对其升值预期很高等,则该资产在该非理性预期的情况下,价格会被抬高,产生资产泡沫。这一理论将非理性因素引入人们的经济行为,对经济泡沫具有更强的解释性。
二、日本经济泡沫形成机制
日本经济曾经连续18年高速增长,在1985年“广场协议”后,日本国内经济泡沫逐渐膨胀,股票价格与房地产价格严重偏离其内在价值(见图1)。在泡沫兴盛时期,甚至有人发表过“日本要买下美国”的言论,当时东京房价总和相当于整个美国房产市价总和。然而,上世纪90年代初,国内泡沫经济的破裂将日本经济拖入长达十多年的衰退期,如今日本经济发展也不见多大起色。
(一)日元升值为导火索,扩张货币政策催生泡沫
日本经济泡沫产生的直接原因无疑是1985年西方五国与日本签订的“广场协议”。当时西方世界受石油危机影响,长期处于“滞涨”的形势下,而这一时期的日本以“贸易立国”为发展战略,通过不断扩大出口来发展经济,GDP年增长率保持在5.5%的高水平。出口的强劲增长产生了巨大的贸易顺差,美国等发达国家极力要求日元升值,改善自身存在的贸易赤字及平衡国际贸易收支。于是美国等五国与日本签订了“广场协议”,日元升值。日元升值之后,日本产品在国际上的低成本、低价格优势被极大削弱,对外投资损失惨重。为了弥补国内经济由于出口下挫带来的影响,日本政府施行扩张的货币政策,这样国内市场上出现过剩的流动性,与此同时,随着海外资金对日元升值的预期渐增,大量热钱进入日本市场,加剧了日本市场的过剩流动性,过剩流动性的存在提升了经济主体对资产价值的预期,催生了日本资产泡沫。
(二)产业结构升级失败,资产泡沫不断膨胀
战后日本经济飞速发展得益于产业结构不断升级。20世纪50年代以出口纺织业为主,但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纺织业失去其在国内的比较优势,逐渐转向海外,制造业成为日本的主导产业。制造业的飞速发展支撑起日本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GDP的高速增长。然而日本上世纪80年代由制造业向信息业的产业升级却以失败告终。再加上日元升值导致日本国内生产要素成本上升,国内的制造业不断转移到生产要素较为便宜的其它国家,而国内信息业发展不足,这就形成了日本国内的产业空心化。产业空心化的发展加上国内扩张的货币政策,企业拥有的过剩流动性在实体经济方面无法找到合适的投资项目,又因投资于当时不断上涨的资本市场能在短期内就获得可观的收益,在非理性预期的情况下,企业无心发展实体经济,大量资金进入股市和房地产市场,资产泡沫不断膨胀。
(三)金融监管落后于金融自由化的发展
20世纪80年代的日本推崇金融自由化和国际化的发展,在此基础上,金融体制不断完善,对与国际化金融体制的接轨起了积极的作用。但由于监管体制的发展没有跟上金融自由化和国际化的发展,这种不协调性体现了艾伦和盖尔分析的借款人收益不确定及金融机构中介作用的行为引发的资产泡沫的膨胀。
首先,日本的主银行体制是危机爆发的一大隐患。在主银行体制下,客户企业的大股东是主银行,主银行只向与自己有业务和交易关系的客户企业贷款,企业破产则需要由主银行来清算。因此,大企业破产就会威胁到主银行的利益,主银行出现问题就会影响国家金融稳定,这就形成了主银行维护大企业利益、中央银行维护主银行利益这样一个不利于金融发展的利益保护圈。而企业有了这样的保护圈就会倾向于投资那些高风险的项目。
第二,由于自由化的发展,银行放宽了业务对象和业务限制,尤其在政府长期实施低利率的扩张货币政策后,资本市场的火爆和扩张的货币政策,使上市企业在资本市场可以比较容易地进行筹资,同时还可以享受股本溢价带来的利益,因此,就会比较少的向银行进行贷款。银行为了自身的盈利,就会将资金贷给信誉比较差的企业。日本企业从银行贷款一般需要用土地和股票进行抵押,而这两种资产价格的上涨,会使中小企业向银行贷款的数额不断增加,一旦中小企业违约不归还借款,就会对经济造成极大的冲击。而扩张的货币政策使得银行利息收入变低,银行为了提高盈利,增加市场竞争力,也将资金投向预期会不断上涨的股市和房地产市场进行投机,这进一步推动了泡沫经济的发展。
总结日本泡沫经济产生的种种原因会发现,投资者不管是机构还是个人,在扩张货币政策的大背景下,拥有过多的流动性,这些流动性由于实体经济的产业空心化,在实业部门找不到出路,资金便涌入股票和房地产这些具有稀缺性的资产上,再加上金融自由化的政策和主银行的金融体制,借款人的违约风险加大,将资金投入高风险投资领域的可能性加大,最重要的是,大部分的投资者都预期股票和房地产这两种稀缺性资产的价格会不断升高,这种非理性预期的出现导致了群体性投机行为的发生。群体性投机行为的出现,会使资产泡沫进一步演变成为泡沫经济,这样,一旦泡沫破裂,危机就会爆发,导致虚拟经济及实体经济崩溃,陷入衰退。(如图2)
三、我国资产泡沫风险的防范研究
一国货币通常是在该国经济持续高速发展,贸易顺差不断扩大以及外汇储备不断增加的情况下面临升值的压力。我国经济发展正是处于这一阶段,尤其是自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GDP高位运行,贸易顺差2000年以来的平均增长速度达到20%以上,外汇储备更是在2009年达到2万亿美元,经济的高速增长是人民币升值的内在动力,而另一方面,经历金融危机后,在中国经济企稳回升,对外出口逐步恢复,与西方发达国家仍然处于高失业低增长经济状况下,外部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压力也在不断加大,这与当年日本面临的情况几乎一样,我国应该在借鉴日本泡沫经济教训的基础上,防范我国泡沫经济产生。
(一)拉动内需,消费支撑
在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下,利用国内价格低廉的生产要素,发挥比较优势进行国际贸易虽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占优策略,但是过度的依赖国外市场,尤其是在自身与贸易伙伴的经济实力相差甚远的情况下,我国会失去经济发展的主动性,贸易伙伴国内经济的波动会很容易地传导到我国国内市场。
2008年金融危机之前,我国也是典型的出口导向型经济体,对外贸易是我国经济增长的最大亮点。危机爆发后,西方国家作为我国主要的出口对象,其自身经济急剧衰退,对外需求减少。另一方面,金融危机爆发使得美元疲软,国际上预期人民币会升值,使我国在海外市场上的价格竞争力不断削弱。这两方面因素导致我国出口额度锐减,沿海大批出口导向型企业倒闭,给我国国内经济带来巨大冲击,企业生产动力不足,失业率不断上升,拉动我国经济发展的“一大马车”功能失效。
因此,在外部环境恶化的条件下,拉动内需、增强国内经济活力,便成为我国经济抵御国外经济波动的有效手段。危机爆发后,我国通过4万亿元的经济刺激计划和宽松的财政政策来拉动内需,但这些资金主要通过投资流向了基础设施项目。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后,我国曾通过投资基础设施取得了很好的成效,政府乘数效应显著,这主要是因为当时我国基础设施尚不完善。而现在,我国国内基础设施项目的投资处于饱和状态,加大对基础设施的投资的资金乘数效应显现不出来,造成资源浪费,其进一步发展会引起资产泡沫。
在外部环境恶化,国内投资几近饱和的情况下,拉动消费是经济平稳发展的有效举措,然而在财政刺激计划中,用于民生部分的资金并不足,而我国潜在的庞大的消费人群却在农村。农村经济发展比较落后,在基本生活得不到保障的前提下刺激农民消费的可能性并不大,农村地区的消费能力并不会因为财政刺激计划而得到改善。因此,应当将投资基础设施建设的一部分用于农村地区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这样,一方面可以防止基础设施资产泡沫,另一方面还可以在此基础上逐步加大对农村消费能力的提升,起到以消费为支撑,有效拉动内需,促进我国经济转型,增强国家的经济发展力的作用。
(二)推动金融体制创新,加强金融监管
金融体系的存在必须服务于实体经济的发展。完善的金融系统可以提升经济实体发展质量,防止资产泡沫产生和膨胀。
首先,我国需要建立多层次的资本市场,分流过剩的流动性。当前我国资本市场结构单一,投资者投资选择少,过多资金和过少投资项目会导致资产价格泡沫。建立多层次资本市场,为投资者提供更多选择,创业板、融资融券及股指期货的推出都是建立多层次资本市场的重大举措,这不仅可以将资金从股票和房地产上分流出来,还可以推进我国产业结构升级,如创业板的推出为我国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提供了资金支持,使资金得到了合理利用。
其次,应加强金融方面的监管,尤其是对国际收支经常账户和资本账户的管理。一方面受国际上对人民币升值预期的影响,国际上大量游资想要进入中国市场,以期在人民币升值后进行无风险套利,另一方面中国创业板和融资融券等金融创新产品的推出,也吸引了国内和国际游资对新产品的爆炒。而我国现在的资本账户并未开放,很多资金可能变相通过经常账户流进国内进行炒作,催生资产泡沫。再加上国内实体经济不能有效吸收由于扩张性货币政策导致的过剩流动性,这些流动性也参与新产品的炒作,使新产品的价格与价值之间的差距进一步拉大。因此,我国金融监管机构应该起到对外加强对经常账户和资本账户的监管,对内防止国内游资对创新金融产品的炒作,推动新金融产品创新,健全资本市场,防范资产泡沫,服务实体经济的作用。
(三)保持独立有效的货币政策,防范资产泡沫
独立的货币政策是指一国中央银行应当根据本国实际经济需要独立制定和实施货币政策,不受政府强制干预和国外经济势力的影响。日本当年迫于美国压力和国际经济的协调,在国内投资者非理性预期的情况下,没有及时合理地制定控制资产泡沫发展的货币政策,最后导致日本泡沫经济破裂。
2008年金融危机后,我国连续实施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和宽松的货币政策,通过放松银根,降低融资成本来促进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以此拉动国内经济发展。但随着货币政策,尤其是信贷政策放松,存款准备金率和利率的不断下调,我国国内开始出现过剩的流动性,引发通货膨胀(见图3)。在2009年第一季度的利率下调政策下,我国国内银行出现利差倒挂现象,即实际存款利率高于贷款利率,造成一些企业通过低利率从银行获取贷款,只要将这笔贷款再存到银行就可以获取无风险利差,这样,就促使企业不断从银行进行贷款,如果企业将贷款存进银行就会通过货币乘数效应加剧国内的通货膨胀,但如果这些贷款进入资本市场和房地产市场进行炒作,便会引起这些资产的价格泡沫。事实证明,在宽松货币政策下,我国确实出现了高的通货膨胀和资产价格泡沫。2009年迫于国际经济形势持续低迷的影响,我国并没有收紧经济政策,导致我国资产价格泡沫不断上涨,尤以房价上涨最为明显。
我国现在经济的对外依赖性还是偏大,国外存在对人民币升值的强烈预期,国内存在流动性过剩,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应以日本为鉴,关注通货膨胀和物价问题,保持我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
上世纪80年代日本政府就是迫于国际压力,对内实施宽松的经济政策,对外日元升值,从而造成日本国内通货膨胀严重,资产泡沫严重,而且日本政府也未选择合适的时机来控制这一现象,结果导致泡沫经济产生和破灭,将日本经济拖入了长达20年的经济衰退。现在我们应当以日本为鉴,充分认识世界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有其深刻的复杂原因,金融危机造成世界经济的衰退并不能靠人民币升值和我国国内持续宽松的经济政策来解决,一国经济政策的调整并不能解决这些问题,我国应当保持自身经济政策的独立性,采用适合自己经济发展的政策。我国现在一些资产如房地产已经出现了价格泡沫(见图4),应当抓住防止资产泡沫风险的时机,避免重蹈日本泡沫经济的覆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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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经济刺激计划范文第8篇
1664以来的市场轮动走势
2008年市场触摸1664点之后的反弹之路，分成4个主要组成部分。
政策刺激和估值过低的价值回归期
自6124点的高位一路暴跌，市场在政策不断利好的支撑下，在1664点处获得支撑，尤其是国务院出台的4万亿元经济刺激计划，为市场注入了人气和信息，也同时注入了上市公司的业绩预期，最先受益的是基础建设板块。此时，市场活跃度最高的板块和个股均集中在基建水泥板块。市场也借此机会进入震荡筑底和确认的过程中。
年报逐步披露后个股价值重估期
在市场筑底的同时，2008年上市公司年报逐一出炉，在主动性财政政策的推动下，国内基础建设投资迅速增长，上市公司业绩出现一定程度的复苏。基于业绩复苏和企业去库存化过程显现的预期，市场开始重新审视个股价值，许多个股市价甚至跌破净资产，其中不乏具有中长期投资价值的个股。基于价值重估后个股投资价值的显现，投资者开始买人并持有这些个股，市场开始逐步走出低迷，出现复苏迹象。
充足流动性带动下的主流板块主升浪
与价值重估同时进行的是政府经济刺激计划。此时，市场需要大量流动性的支持，央行也开始大幅度放宽货币信贷。从2008年11月～2009年3月的5个月时间里放贷速度逐步递增，并且在2009年3月达到了最高峰。在流动性十分充裕的情况下，A股市场也呈现出较为明显上涨。尤其在二季度，由于一季度的大幅信贷扩张不可能马上在当季体现，流动性已成为推动股市逐步向上的主要动力之一，资产类价格和大宗商品价格开始不断向上攀升，也给投资者带来资源和资本收益的良好预期。大资金开始逐鹿A股市场的有色、煤炭、地产和金融等进攻类品种。这些板块的火热，带动大盘在二季度走出了主升浪行情。
过度宽松货币政策下的泡沫破灭
由于急切需要资金的竞争性企业，并没有在宽松的货币政策市场下获得太多信贷拓宽，导致沿海许多制造行业，在成本增加、产品销路受阻和流动资金周转不灵的拖累下，不得不收缩产能，甚至关闭。这些企业关闭后，一部分的资金在股市收益预期的牵引下，成为了推动市场由价值回归到合理溢价再到泡沫形成的主要推手之一。信贷资金没有全部进入到实体经济中去，而是借道各种途径，曲折进入A股市场，尤其是短期信贷资金，更是此次资本泡沫的主导因素。
在发现市场信贷资金过度投放后，央行在二季度末开始实行紧缩，并且明示要严控信贷资金借道其他途径进入股市。流动性的突然紧缩，以及上半年短期信贷资金的陆续到期和IPO开闸，投资者突然发现资金面吃紧，各路资金开始夺命式抽逃，股指也在短短的1个月的时间里蒸发了20％以上。
截至9月中旬，A股已出现明显探明底部的迹象，后市大盘是否会大幅向上，还需要继续观察。但毋庸置疑的是，在现在这个点位，综合各方面信息可得出结论：A股重新进入可以投资区域，中期投资者大可主动逐步建仓布局。短线不排除大盘继续震荡的可能性，而且很有可能大盘出现再次探底动作。在中长期对未来市场看好的基础之上，短期如果有机会则可以参与，没有机会完全可以等待大盘企稳后再行操作。
短线操 作中线布局为宜
上证指数经过1个月的调整，成交量逐步萎缩，9月3日，大盘又以一根放量的长阳收复了2800整数关口，并且回补了8月31日跳空下跌的缺口。短期来看，A股可以说已经触底，但大盘筑底的过程可能还需要经历一段时间，毕竟被打散的做多情绪，一时间还很难马上恢复，并且市场中的流动性是否充足仍需观察，短期市场反复也仍属正常。从K线来看，13日均线可能对大盘具有一定的压力，即使大盘能够突破这个压力位，上方仍有2950点的整理平台压力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