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交媒体意识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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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交媒体意识形态范文第1篇
在网络安全中，意识形态安全是第一位的。没有网络意识形态安全，就没有国家政治制度安全。长期以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借“网络自由”之名，大肆输出意识形态，鼓吹西方政治制度模式，诋毁、攻击我国的政治制度和价值观念，对我国意识形态安全形成极大冲击。应对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挑战，必须坚持我国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打造网络强国。
一、美国等西方国家主张的“网络自由”是侵犯别国网络安全的最大威胁
“网络自由”的本质是网络霸权主义。关于网络空间的适应性问题，一直存在争执。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凭借其拥有的广大发展中国家望尘莫及的先进科学技术，主张“先占者”，即“网络自由”。由于信息技术发展水平的巨大差距，因而网络自由只能是西方国家的自由，而不可能是平等的自由。当然，西方国家并不是不承认网络的存在，只是在网络问题上执行双重标准，在关乎自身利益的时候，就宣示神圣不可侵犯，屡次借各种理由对中国等进行指责和提出维权要求；而在无关自身权益的时候，就高调地抛出 “网络自由”论调，宣称网络空间没有边界，不受限制。这种双重标准就使其网络霸权主义的实质暴露无遗。自从2013年美国情报部门雇员斯诺登出走爆料以来，美国利用网络技术侵犯他国的行径就不再是秘密，美国国务院对此事件也并不避讳，而且还极力辩护，并借机对其他国家进行指责。特别是2015年上半年以来，美国持续热炒所谓“中国黑客对美发动网络攻击”，将矛头直指中国。美国国防部长也曾明确表示，“网络攻击已成为美国遏制某些敌国的重要手段”。可见，美国这个在网络安全问题上叫嚣最大声的国家，其实却是对世界各国进行间谍活动最猖狂、对别国网络安全构成最大威胁的国家。“网络自由”只是其在网络空间推行霸权主义的幌子。
主张“网络自由”的目的在于借助网络推行意识形态战略。互联网时代，美国等西方国家将其意识形态战略的重点放在网络空间，借助网络向其他国家大肆推行其价值观。为达成这一目的，西方国家就必然要极力维护其在网络空间的主导地位和话语权，于是就抛出了“网络自由”主张。“网络自由”说到底就是西方国家为实施意识形态输出战略排除障碍而定制的概念，其目的决不是促进各国网络自由平等发展，而是为西方意识形态战略在网络空间的推行提供合法性的依据。
二、网络的国际公认性使得“网络自由”无以立足、不攻自破
网络是国际社会公认的客观事实。首先，网络的存在具有客观逻辑。信息时代，网络空间虽然是虚拟的，但却是客观存在的，并且已发展出了包括网络经济领域、网络政治领域、网络文化领域以及网络社交领域等完整的网络生态体系，各国都在加紧建设网络服务系统和网络基础设施。网络空间的客观存在就决定了网络的存在具有客观必然性。其次，网络的存在具有现实的物质支撑。任何一个空间，只要存在价值和利益，就必然会引起纷争，而有纷争则就意味着存在所属权的问题。在网络化的今天，各国的利益诉求越来越集中于网络空间，导致网络空间硝烟四起，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大国甚至开始策划“互联网大战”。因此，网络空间必然存在网络疆界，有疆域自然也就必然有国防，网络边疆和网络国防就是网络存在的物质支撑。事实上，世界各国都在积极行使网络，网络的客观存在已成为国际共识。再次，网络的存在具有法理上的依据。早在2003年，由联合国提议召开的“信息社会世界峰会”就对“制定与互联网相关的公共政策属于一国范围”有了明确说法。尤其是在第二届世界互联网大会提出“尊重网络，不搞网络霸权”的主张，更是得到与会各国的一致认同。所以，网络不仅在现实中真实存在，而且还具有明确的法理依据，是各国发展网络必须遵守的原则之一。
“网络自由”缺乏理论支撑和事实依据。首先，网络是网络自由的前提，没有限制的自由只是谎言，只不过是强权的代名词。西方国家普遍主张绝对自由，并且以西方的自由尺度来衡量社会主义国家，指责社会主义国家限制自由、干涉人权。网络空间只有限定各国自由的范围，才能保障各国自由发展的同时不侵犯别国的权益。当前国际网络社会之所以存在诸多网络争端，与西方国家网络霸权主义行径密切相关。网络霸权主义导致的一系列网络摩擦事件无不说明，没有，自由就是妄言。其次，西方国家的主张和行为自相矛盾。西方国家一方面倡导“网络自由”，另一方面无论是不断通过加大网络科研经费的投入、加强网络基础设施建设等措施来筑牢网络国防，还是采取监视、监听以及网络制裁行为，其实正是承认网络的存在和网络对于国家安全极为重要的行为。因此，西方国家“网络自由”主张的虚假性不攻自破。
三、西方国家的“网络自由”对我国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构成的现实威胁
虽然我国一直强调网络，谴责美国的网络侵权行为，并大力加强网络国防建设，但是由于目前我国网络技术相对落后，依然处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意识形态攻势之下。随着网络技术的深入发展特别是智能手机的普及，网络已逐渐平民化和世俗化，一些西方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渗透已不再局限于知识分子的学术议题或政治精英的政治议题，而是逐渐成为广大普通网民的生活议题，波及和影响到了更广泛的人群。
意识形态安全挑战一个最直接的表现是，西方国家政治制度、文化和价值观在我国网络空间的传播和煽动，严重冲击着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在网络舆论阵地的话语权。国内一些网民多年浸互联网，深受西方所兜售的那套“普世价值”所迷惑，逢中必反，逢美必捧，高举 “言论自由”旗帜，大肆攻击和抹黑政府、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对中国出现的任何问题都习惯性地归因于体制、制度，在网络空间极力散布悲观论调，鼓动消极情绪。国内个别学者沦为西方民主政治的追随者与信奉者，在网络上公开散布指导思想多元化、实行民主等各种反的错误观点，否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否定在中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中的主导地位。西方敌对势力栽培和收买的所谓“公知”“大V”、网络等极端反体制分子长期在网络空间兴风作浪，试图搅浑网络舆论场，搞乱人们尤其是年轻人的思想认识和价值观判断。一些网络媒体淡化甚至故意放弃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大肆传播利己主义、享乐主义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极尽宣扬奢侈过度消费的生活方式。西方媒体更是精心设置议题、恶意炒作，操控舆论，助推在我国网络空间扩散。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削弱和消解了主流意识形态宣传教育的影响力，使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及优秀传统文化遭到侵蚀，严重危害到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安全。
面对网络舆论的乱象和意识形态的不利态势，党的十以来，多次对加强意识形态工作、强化互联网管理作出重要指示，国家互联网主管部门、各级宣传部、主流媒体一同发力、积极作为，打响了一场网络意识形态反击战，网络空间变得清朗了许多。同时也要清醒地看到，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互联网的治理是一项长期的任务，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更具有长期性、艰巨性，我们要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一日都不可懈怠马虎。
四、维护我国网络意识形态安全必须既加强技术防卫力量，又强化“心防力量”
严正申明网络是我国神圣不可侵犯的。“网络”原则的践行绝不可能一帆风顺，应对西方以“网络自由”之名所施加的意识形态压力，把握我国网络舆论空间的话语权，就必须敢于理直气壮地谈网络，把遵循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不可逾越的政治底线。特别是主流媒体要理直气壮地坚持网络，在新闻报道、评论尤其是对外宣传中要表达维护网络、捍卫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坚定态度，并对商业网络媒体形成示范效应。同时，要引导商业网络媒体端正利益观，摒弃唯点击率、唯收视率为尊的做法，对屡屡在意识形态问题上触犯规定、挑战底线者，要作出硬性处理。
打造网络强国。我国网民数量之众、网络空间之大、网络发展之复杂性等都是其他国家无可比拟的，但是我国网络发展大而不强。在网络基础设施，尤其是在网络软件设备和网络核心技术等方面还都受制于人，存在不小的差距，这也是我们在意识形态话语权方面还受制于西方国家的重要因素。因此，维护我国网络安全，就必须继续巩固我国现有的网络基础设施，强化对网络硬件设施的控制权，着重提升网络软件技术水平，加强网络核心技术的科研和开发，尽快在核心技术上取得突破。只有掌握了网络核心技术，才能从网络大国变成网络强国，才能有能力、有手段筑牢我国的网防，从而有效地将各种有害言论、错误思潮拦截在我国网络疆域之外，维护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安全。
加强网络法治建设。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意味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各个领域、各个环节都要纳入法治的轨道，这其中必然包括网络领域。十八届四中全会的决定明确提出了加强互联网领域立法，完善网络信息服务、网络安全保护、网络社会管理等方面的法律法规，依法规范网络行为。加强网络法治建设是巩固我国网络疆域防线，抵御各种错误思潮入侵的强制性保障措施。网络法治建设要在完善和巩固现有网络法律体系的同时，根据发展需要不断更新网络法律体系；坚持重点立法，以网络信息安全立法为核心，切实维护我国网络基础设施和网络信息传播的双重安全；坚持开放立法，增加我国网络法律法规的适应性，适应网络信息技术发展的需要，适应国际互联网发展的需要；提高立法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既要加强原则性的法律法规建设，又要加强各级、各层次规章制度的协同性建设等。只有形成健全完善、操作性强、适应性好、不断与时俱进的网络法律体系，不断推进网络建设的法制化进程，才能用法律维护我国网络安全，打击各种颠覆社会主义制度的意识形态的恶性入侵。
社交媒体意识形态范文第2篇
关键词:微博;和谐社会;心理疏导;价值分析
The value analysis of Twitter in building the harmonious society
Abstract: The Twitter quickly has gained numerous users and major website's favor with its “mini”, “pure”, “fast” unique advantages. This article analysis the use value of Twitter in building the harmonious society from the Twitter’s advantage and the value in development of network ideology.
Keywords: Twitte; harmonious society; psychological counseling; value analysis
在当今信息爆炸的时代，每个人的生活都深深的受到知识浪潮的影响。而互联网，则是永不过时的知识大课堂。三网融合带来了网络传播新媒体――“微博客”，简称“微博”。140字推爆全世界，有限的字数无限的力量！从最初一般的网络日志到博客、从博客再到微博客的快速进化，为意识形态发展提供了新平台。分析微博在网络意识形态领域中的优势和价值，对新时期加强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及构建和谐社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微博在网络意识形态领域的优势
(一) 互动方式的灵活随意性
微博可广泛分布于电脑浏览器、移动终端等多种虚拟互动的交互平台上，通过手机、IM软件（gtalk、MSN、QQ、skype）和外部API接口等多种途径消息，不再像传统博客那样局限于电脑这个单一载体，实现了手机客户端的同步，人们可以利用零散的时间随时随地传递信息，也可以更加随意的选择自己喜欢的表达方式，使信息传播、更新、分享更灵活随意。
(二) 信息传播的便捷即时性
几乎国内所有的微博网站都提供了手机绑定服务，使用户不受时间、地域的限制。
目前随着3G通信网络技术的不断成熟和普及，上网资费不断降低，手机上网逐渐成为人们的日常习惯，从而使信息能更方便快捷的通过手机随时传播、即兴、即地更新。
(三) 信息内容的原创独特性
微博信息的字数被限制在140以内，人们不必考虑写作规则或内容阐述技巧，只需将自己内心想表达的观点、态度、情绪等真实简单的表达出来，不存在抄袭或剽窃别人的成果，具有专属于自己的内容独创性和原创性。
二、微博在网络意识形态发展中的价值
网络意识形态工作应具有宣传教育、舆论导向、文化服务和民意反映等四项主要功能。[1]
(一）微博的宣传教育功能
在网络普及、信息爆炸的新时代，世界各国利用互联网及各种传播媒体实现信息资源共享，享受信息传递便捷的同时，也造成了各种文化和各种价值观念的相互交织、互相影响。西奥多?罗斯扎克认为：“我们经由电脑网络相连时，民族国家的许多价值观将会改变，让位于大大小小的电子社区的价值观。”[2]开放的网络环境使人民群众的思想认识和价值取向出现多元化趋势，对构建和谐社会提出了严峻的考验。微博是时代进步的产物，是信息时代传播新大众文化的媒体，不仅仅是逐渐改变了人们的生活习惯，而是在不断改变其思维模式和价值取向。
式能使他们从思想意识到行为实践都受到潜移默化的影响。
（二）微博的舆论导向功能
与西方微博客多谈论网民日常起居的主题不同，中国微博客强烈关注时事，受众通过“跟从”链接而形成的微博客群落，相当于一个小型的时政新闻平台和论坛。“公民报道者”通过微博客，可以突破某些信息屏障，抢在传统媒体报道和政府新闻机构的前面，在第一时间第一手的信息，对突发事件进行“现场直播”，从而使微博客成为日益重要的舆论引导载体。人类社会的各种活动都是虚拟网络信息来源的源泉。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人们的生活方式就是其信息传播的方式。“事实上，我们不仅正经历着第二次浪潮的技术领域、信息领域和社会领域的破灭，而且也经历着心理环境的崩溃。”[3]因此，在享受微博方便快捷的同时要重视网络把关，将控制与引导相结合。政府可以通过微博了解舆情民意、及时互动沟通从而有效化解内部矛盾，民众也可以利用微博了解政府的规划部署，进行督政察政并根据实情民意出谋献策，共同创造和谐的政群关系。
（三）微博的文化服务功能
文化是全部物质与精神观念成果的总和。不论是在现实生活社会，还是在如今越来越流行的网络虚拟社区，文化对社会成员都能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决定社会成员的行为方式和思维模式。“信息社会的文化具有全新的特质，但同时又是人类生产、传播、利用信息历史的逻辑延续，信息社会及其文化是人类文化史发展的延续，网络技术也不过是人类信息技术最新发展的成果。” [4] 现代社会，人们面对巨大的竞争压力、快速的生活节奏，需要一种能随时随地释放压力的渠道。微博文化融入了对微观现实生活中真善美的追求，将微观生活中真善美的场景 “晒”在网络中，能引起网民们感悟美好生活、领悟人生冷暖、觉悟价值观的共鸣。微博互动交流的随意性、互动途径的多样性满足了人们自由化、多样化精神满足的需求，增强了网络意识形态的吸引力、感染力和凝聚力。同时，也能丰富人们的闲暇时光，有效缓解精神压力。
（四）微博的民意反映功能
从宏观的和过程的角度把传播模式可分为单向传播模式、双向传播模式以及互动传播模式三种。[5]从传播学的角度来看，微博从创立初期就走的就是互动传播模式的“草根”路线，免费的服务使得方便快捷的微博能很快地深入人心，微博传播“超文本功能使用户从线性传播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摆脱了线性束缚。任何一个网结都能够生产信息，所有网结生产的信息都能够以断续相见的非线性方式流入网络的经纬之中”[6]，每一条单独的微博客信息，都是互联网上信息供给和消费的一个节点，众多的微博客通过关注和被关注，联系在一起，这使得网络民意变得更加层次分明。微博使广大网民既能自由地共享信息、发表言论、释放情绪，又能使他们积极主动地参政议政,充分体现出网络意识形态影响在构建和谐社会中不容忽视的作用。
三、微博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价值分析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贯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过程的长期历史任务，是在发展的基础上正确处理各种社会矛盾的历史过程和社会结果。要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注重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用正确方式处理人际关系。”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贫富差距逐渐加大、利益格局深入调整，人们的工作和生活节奏明显加快，从而导致身心压力增大，各种心理障碍和精神疾病大幅增加。心理学家认为，有百分之五十的疾病是由心理和精神方面引起的。心理失衡是一种心理疾病，压抑感、忧虑感、孤独感、自卑感等发展过度都可造成心理创伤和生理上的病变，更可怕的是导致变态的人格。微博是科学技术不断发展的产物，正在逐渐成为很多人的日常必用电子媒介之一，它的目标是为了让你越来越乐意（越来越习惯）将隐私向别人开放，包括那些以前只对自己说的话、只有你最亲密的人才知道的你的饮食、起居习惯，以及具体入微的每时每刻行程、动作。一个人在一个较长阶段里的微博行为，无论如何掩藏矫饰，都有自身真实心理状况的蛛丝马迹出现。这对微博行为的主体以及和这主体适于发生各种关联的他者而言，都是一个机会。
(一)从微博的宣传教育功能和舆论导向功能分析其心理调控价值
心理问题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在任何社会都是客观存在的。对于处在转型期的中国，随着社会的快速变化和竞争压力的加大，一些人难免会受到心理和精神上的冲击，并产生不同程度的心理纠葛和冲突。如果不能加以有效的疏导，心理问题就很容易以非理性的方式表达出来，甚至有些人会选择通过伤害他人、侵害弱势人群的方式，埋下公共危机的种子。[7]语言是心理疏导疗法的基本工具,微博写作者采用文字、影像、声音等记录自己人生的行为，在某种意义上是对自己心理失衡进行宣泄，通过微语言进行自我心理暗示，激励自己。每个人都可以在微博这个平台上得到尊重和满足。“话语作为一种政治实践，可以建立、维持、和改变权利关系，并且改变权力关系在其间得益而获得的集合性实体(阶级、集团、共同体、团体)。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实践的话语从权力关系的各种立场建立、培养、维护和改变实践的意义。”[8]传统媒体对于满足高层次需求，比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自我实现需求等方面，往往力不从心，但微博能使每个人都更接近真实的自己，将自己内心真实的想法毫无顾忌的说出来，满足自由自我表达的需要。同时，更有机会实现更多的自我价值，真正让自己的影响力最大化。无论你是作为一个信息者，还是一名普通公民，你在微博中，从来不是一个旁观者，你在参与传播，你在分享你的观点，你在纠正你认为的错误，你在呼喊。整个社会通过微博构成一个新的社会网络，只有人人表达自己的观点，才有可能达成和谐，微博给予了我们这个社会改变的机会。
（二）从微博的文化服务功能和民意反映功能分析其心理疏导价值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核心理念是以人为本，构建和谐社会首先要实现人与人之间和谐，而实现人与人之间的和谐最基本的是达到人与人之间的心理和谐。所谓心理疏导， 是利用心理学知识改变人们的心理认知、情绪、行为和意志，达到消除症状、治疗心理疾病的一种方法。[9]微博世界，人们不用关心什么RSS聚合技术，也不用纸媒给你什么，你就读什么，在以人为本的社交网络里，你只要选择并关注你喜欢的，那么你每天查看你所关注的微博时，自然就等同于在独一份完全为你量身定制的报纸。可以说，微博使人得到了某种意义上的解放和自由。当然，不遵循社会发展规律就不能得到真正意义上的解放和自由，没有规矩不成方圆，要充分发挥微博的文化服务功能对人们的消极情绪、心理问题进行“疏”“导”，“疏”就是要让人的消极情绪得到积极有效的疏通，使不良心理元素尽情地宣泄和释放出来，从而为人的心态由坏向好方向发展或转化创造有利条件；“导”就是要对人的心理活动加以有计划、有意识的引导，使人的心理问题得到行之有效的解决，从而让那些让人困惑、疑虑的不良心理朝着积极、健康的方向发展。当前，微博作为新兴的自媒体平台，受到网民的强烈推崇，用户数呈现出“爆发”式增长。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第28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2011年上半年，我国微博用户数量从6311万快速增长到1.95亿，半年增幅高达208.9%，在网民中的使用率从13.8%提升到40.2%。需要指出的是，在微博用户暴涨过程中，手机微博的表现可圈可点，手机网民使用微博的比例从2010年末的15.5%上升至34%。新浪微博是目前中国最主流，最具人气，最火爆的微博产品。在现实社会中，社会不和谐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因社会成员的逆反心理引起的， 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就要不断地消解各种负面的、不利于社会发展的心理现象。由于微博的信息门槛低，信息交互简便快捷，病毒式传播随时随地。因而，能成了公众参与讨论、维权打假、互相帮助的交流沟通互助平台。在这个平台上每个人被放在了前所未有的重要位置，都是新闻事件的主体、受众和参与者。每个人在事件中的影响力都放大到最大，在很大程度上起到了降低社会成员逆反心理的作用，这在纸媒上是难以想象的，也是不可能实现的。
参考文献：
[1] 张瑞红,孙振京.新时期网络意识形态工作面临的问题及对策[J].理论导刊,2010(10):31
[2] [美]尼葛洛庞帝.数字化生存[M].胡泳，范海燕译.海口：海南出版社,1997:16
[3] [美]阿尔文・托夫勒.第三次浪潮[M].中信出版社,2006:466
[4] 董焱.信息文化论：数字化生存状态冷思考[M].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1:8
[5] 邵培仁.传播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44--53
[6] 戴元光,金冠军.传播学通论[M].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0:166
[7] 社会和谐需要更多“心理疏导”[N].人民日报,2010-5-17
[8] [英]诺曼・费尔克拉夫著,殷晓蓉译.话语与社会变迁[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3:62
社交媒体意识形态范文第3篇
关键词：媒介融合 思想政治教育 新媒体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识码：C DOI：10.3969/j.issn.1672-8181.2013.15.063
1 媒介融合的概念及特征
随着微博、微信、博客等网络新媒体的出现和数字技术的日益精进，报纸、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介受到了新媒体的挑战，传统媒介和新兴媒介的界限也日渐模糊，这就是所谓的“媒介融合”。具体而言，媒介融合具有“五化”特征：传播工具的泛媒介化、传媒形态的全媒体化、传媒业态的多媒体化、融合取向的新媒体化和运作模式的跨平台化[1]。
而今，媒介融合的“全媒体”时代已经到来，颠覆性地变革了传统的媒介生态，社会的经济、政治、教育和文化均刻上了特有的时代烙印。
2 媒介融合趋势下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机遇
媒介融合的时代背景对前卫和开放的大学生群体具有显著的影响。与此同时，高校的教育方式也需要进行相应的改变，以探索新的教育模式。
不同于传统媒体，新媒体依托数字技术、网络技术和移动通讯技术构筑了巨大的网络体系，具有信息量大、资源丰富、传输快捷、交互性强、覆盖面广、形式多元等优势[2]。高校教师团队可以通过多种渠道获取大量的资源，随时掌握学生的动态信息并开展教育工作。例如，针对学生群体可以利用微博、微信群和QQ群等工具传递公开信息；针对学生个体，则可以利用QQ、邮件和短信等进行一对一的交流。通过数字技术的虚拟平台，师生可以畅所欲言，有利于深入了解学生的需求。
3 媒介融合趋势下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挑战
媒介融合时代下的信息传播是指信息的无边界传播，媒介融合使得当代新闻传播涉及的知识领域愈加深入和广泛，在更为广阔的通识教育背景下展开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已经成为当下教育所面临的严峻挑战。
3.1 海量信息的快速传播增加监管难度
媒介融合时代下的信息具有信息量大、传播快速即时、传播范围广的特点。一方面有利于及时掌握学生动态，另一方面其开放性导致泥沙俱下，缺乏严格的法律约束和道德规范，增加了高校及时遏制不良信息传播的难度。一个错误的信息很可能在极短的时间内成为网络媒体的热门话题，对缺乏独立自主判断力的学生将造成错误的引导。
3.2 媒介融合时代易造成学生对虚拟空间的过度依赖
在传统的媒体时代，学生处于被动接受信息的地位，所接受的信息是经过一定原则下控制的。但进入媒介融合时代后，大学生更倾向于进入新媒体的互动空间。新媒体丰富多彩的娱乐氛围，极易造成青年学生对媒体的虚拟空间的依赖。不少学生在上课时却忙于应对微博、微信等社交工具，破坏了正常的学习风气；部分同学在虚拟空间中无所不能、妙语连珠，而在现实中却是情绪消沉、脱离实际。
3.3 媒介融合时代的“自媒体趋势”造成意识形态的整合受限
传统媒体需要借助中介的传播，而新媒体具有“自媒体趋势”，每个人都是一个独立的信息中心。先进的技术设置容易滋长极端个人主义观念，造成大学生价值观念的迷失和蜕变，引发政治意识的淡化，使得高校难以对独立分散的意识形态进行整合，加大了思想教育工作的引导难度。
4 媒介融合趋势下高校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上的对策
媒介融合是信息时展的必然趋势，但目前处于并将在较长一段时间内处于发展不规范、不完善的阶段。高校应该采取积极学习、掌握和运用的态度，需要与时俱进，利用特殊的时代背景，推动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步入更系统和完善的新阶段。
4.1 革新思想观念，增强对新旧媒体的综合应用能力
在媒介融合时代，传统媒体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尚在进行中，但对于界限日渐模糊的新媒体的加入，高校应该重视教师团队的思想观念转变，用先进的大局观念顺应潮流的发展趋势，及时更新媒体技术知识，不断更新知识结构，灵活运用新旧媒体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不断提高教育工作水平，建设一支政治素质高、新旧媒体技术运用熟练的专业队伍，构建基于媒介融合技术的教育工作平台。
4.2 建设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系统完善的传播、反馈和监督机制
首先，高校需要在原有的信息传播系统中，增加信息正能量，同时结合大学生群体的特点，使用活泼生动的形式提高其接受程度。其次，利用新媒体的强互动性，不断拓宽反馈渠道，利用点对面的技术优势，提高教育工作的效率。最后，加强对新旧媒体平台的监督工作，建设移动信息舆论监控平台，加强对青年学生的思想观念的正确引导，增强教师团队对媒体传播突发时间的应对能力。
4.3 提高学生自我教育服务水平
在开展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过程中，高校应积极引导和鼓励学生自主管理网络平台，建设融合思想性、知识性、趣味性和服务性于一体的思想政治教育平台，充分结合学生群体活跃时尚、更接地气的特点，作为高校的信息传播和互动渠道的途径之一，吸引学生广泛参与，形成高校管理和学生自管理的均衡配合，在潜移默化中传播和引导正面的价值观念。媒介融合是大势所趋，也是人类科技进步的集中体现。高校需要站在时代潮流的前端，把握媒介融合时代下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规律，扬长避短地进行合理应用，才能把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提高到新的水平。
参考文献：
[1]陆小华.媒介融合与电视直播[Z].在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媒介融合背景下的新闻报道”会议上的发言，2009-11-29.
社交媒体意识形态范文第4篇
关键词：消费社会；明星；广告
中图分类号：C93-05 文献标识码：A
鲍德里亚把社会区分为生产型社会和消费型社会，以生产为主导的社会即生产型社会。以消费为主导的社会即消费型社会。在消费社会里，“存在着一种由不断增长的物、服务和物质财富所构成的惊人的消费和丰富现象。它构成了人类自然环境中的一种根本变化。恰当地说，富裕的人们不再像过去那样受到人的包围。而是受到物的包围”。工业化的大生产、丰盛的物品要求人们时时保持消费的激情，刺激需求促进消费，维持经济的正常运转，成为消费社会面临的重要任务。在信息爆炸的今天，注意力成为一种稀缺资源。在注意力经济时代，明星由于其特殊的身份以及被精心设计的包装和高度的媒体曝光率，成了大众所关注的焦点。因此。明星与广告一拍即合，是消费社会最具有影响力的消费号召者和代言人。成为消费社会一道让人目眩的风景线。
一、明星――消费社会的旗帆
法兰克福学派的学者洛文塔尔曾通过对美国20世纪流行杂志中的人物传记进行研究后发现，在20世纪最初20年，传记主人公大多来自于工业、商业及自然科学等生产性领域的“生产偶像”。人们崇拜的对象是对人类历史发展进程做出重要贡献的人物，如科学家、企业家。这与不断奋斗、创造财富，但同时又提倡禁欲主义的的新教伦理精神有关。“这种世俗的新教禁欲主义与自发的财产享受强烈地对抗着；它束缚着消费，尤其是奢侈品的消费。而另一方面它又有着把获取财产从传统伦理的禁锢中解脱出来的心理效果。它不仅使获利冲动合法化，而且把它看作上帝的直接意愿”。20世纪40年代后。流行杂志中的传记人物转向“消费偶像”。主要是娱乐界人士。如体育明星、电影明星、流行歌星。他们更多的是“索取型”的角色。因为他们并没有为社会提供新思想和新观念，主要任务是向人们展示其特有的消费行为和生活方式。社会对“消费偶像”的描绘几乎无一例外地聚焦于他们的私生活。集中展现他们的消费习性、个人爱好、社交活动和娱乐消遣，而不是强调“生产偶像”那样的创造性、进取心。这说明了整个社会的经济由生产者中心主义转向了消费者中心主义，物质消费开始取代精神生活。明星自其产生和制造之初，就有着明确的消费指向，一方面示范时尚现代的生活方式；另一方面传媒有意识地放大明星所具备的意义，让大众达成认同。大众想了解、接近或者模仿明星，都必须通过消费才能实现，如购买明星的唱片、演唱会的门票，以及代言的商品。明星本身就是商品，消费是制造明星的最终目的。明星制造为消费社会的一种制度性存在，大众对明星的认同绝不可能摆脱商业主义的束缚。
二、明星的符号意义与广告神话的构成
符号学先驱、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提出符号本身是一个微型的自足结构，它由能指和所指构成。能指是符号的形式。表现为一种声音、文字或图像；所指即符号义，它是符号所代表的对象，指向被联想到的事物，两者结合结合就是符号，构成了符号对指示物的意指作用。明星为什么比普通人更具有魅力和号召力?关键在于大众传媒有意识的把明星打造成了人们某种梦想的象征物，使明星彻底符号化了。“影视明星相对于普通人来说更容易成为被阅读的符号，而其符号性主要就在于其象征性”。如人们把把张曼玉视为优雅的化身，把徐静蕾看成是知性的代表，把李冰冰当做勤奋的代表。可见。明星寄托了芸芸众生内心蛰伏着的各种愿望和理想。明星所代表的符号意义。是大众传媒操纵的结果，是包装的产物，可能和现实生活中的本人形象相去甚远。因此，英国著名电影学者理查・戴尔指出一个明星的魅力并不能用个人独特的吸引力来解释。这种魅力是来自于明星所象征的特定意义。换言之，明星作为人存在的自然特征被隐没了，只剩下了符号价值。
神话是反映古代人民对世界起源、自然现象及社会生活的原始理解的故事和传说。在这个概念的基础上，有了这样的延伸意义：神话是一种不自觉的文化假设；人们塑造神话，作为形象，以辨认自己。朋友、部族。人类用神话作为生活方式的指引。神话的涵义便扩展为表达社会的人们对世界的理解、发挥不同的解释和阐述功能的一种象征物。广告神话则是指通过广告活动所建立的关于商品世界的消费文化的象征性环境。明星的符号价值一旦与商品联系在了一起，商品顷刻之间就具有了强大的象征意义。那么如何达成这种转移效应?麦肯拉肯认为商品生产者通过两种手段来进行这种意义转移。一是广告系统。二是时尚系统。从而使物成为代表某种意义的符号和载体。广告之所以能够赋予商品以一定的符号意义。也就在于它能够通过将商品与人们对文化建构的世界的某一表征(或者说具有一定意涵的文化类别)置放于同一叙事框架之中，成功地确立起了相应的符号等价性，即受众在对广告进行解读时，能够依循相应的文化原则将叙事框架中呈现出的文化类别所承载的符号意义赋予给商品。所以，商品的符号意义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来自于文化世界。为了使商品最大限度的被消费者接受和认同，就必须保证选自文化世界的符号是集体意识的产物，是社会群体共享的符号意义。明星因为大众传媒的反复叙事，成为拥有高知名度的符号。一旦走进广告，明星所具备的被大众熟知的符号意义便会转移到广告中的商品之上，从而完成了广告神话的构建。如周杰伦作为动感地带的代言人，成功的通过广告把自己所具有的特立独行，酷中带点调皮的明星特质转移到商品之上，完美诠释了动感地带“我的地盘听我的”的品牌文化。
三、明星广告的消费意识形态
社交媒体意识形态范文第5篇
【关键词】新闻媒介 受众 媒介生态 受众分析
引言
信息时代，人们交互联系以及文化形态发生了极为重大的变化，随着各种媒介终端的升级，按传统地域划分的媒体边界逐步被打破。这种新兴的感知模式也迅速融入民族地区，逐步占据着民族地区信息传播的渠道。大数据时代，新媒体成为主流，对少数民族地区受众而言，其影响也不例外，媒介接触特点，生活、思维也受着潜移默化的影响。民族地区的受众也依赖民族地区媒介环境的变化而变化，从而展现出不同的特点。
一、少数民族地区新闻媒介生态变迁分析
新媒体时代的发展，使民族地区新闻媒体技术展现出了与时俱进的特点，民族新闻的传播也从单一的传统媒介逐步向多样化的传播渠道拓展，民族新闻传播的媒介生态出现了以下几方面的特点：
（一）传播主体多样化，传播内容侧重碎片化和视觉化
民族新闻在以往的传播过程中，仅仅依赖于传统的新闻媒介，缺乏竞争力。近年来随着新媒体技术的发展，民族新闻的传播主体增多，传播渠道丰富，使得更多的传播主体介入参与到新闻信息的传播过程中来，从而打破了传统媒介对民族新闻传播的垄断，出现了一系列的商业门户网站，例如在线网、中国网等，以及他们在微博平台的宣传推广。此外，民族新闻传播的内容也已经进入碎片化和视觉化的样态，民族地区新闻传播机构在输出新闻产品的时候也充分考虑了新闻内容以碎片化和视觉化来呈现更利于信息的迅速抓取。
（二）由单一的反馈机制到信息的对称参与，信息交流呈现移动化、社交化
新媒体技术在民族新闻传播的过程中实现了点对点的通信技术与点对面的广播技术的结合，使得原有信息传播的单一机制趋于双向的对称反馈机制。所谓的“对称参与”，即是人们在接受信息的时候伴随着信息的发出，受众在这个过程中成为传播的中心枢纽。可以发现，在民族地区媒介的传播生态也出现了诸如此类的特点，人们使用手机、平板电脑等终端的时间逐步超过了传统的媒介，在这个过程中社交就产生了。转发、评论，是社交化的两大体现，这就意味着媒介产品已然不是由媒体本身及其渠道所决定，社交化的媒介无法预知用户量的多少，但是可以产生足够多的交流，因此也是一个信息对称参与的过程。
（三）民族新闻传播媒介也开始注重定制化、用户生产化
当今社会，私人定制已然成为流行，从服装到家具等各个方面，媒体产品也出现了这种动向，例如，关注在线这个微博的同时，就定制与自己兴趣相关的媒体产品。微信订阅也是同样的道理，如果设置自己的爱好标签，还会推送相关的微博等等。民族地区新闻传播媒介纷纷转变发展路子，不论报纸杂志还是电视节目，都建立了自己的微博和微信账号，主流媒体也推出了app与读者互动，这样一来就摆脱了你发我读、我播你看的单向传播渠道。事实上，民族地区的受众也已经进入了用户生产内容的时代，他们在这类媒介平台上评论转发，其参与性的过程使得民族新闻的传播渠道更加畅通。
（四）民族新闻传播过程中传统的新闻媒体依然处于主流地位
民族新闻的传播渠道固然实现了多样化，但是其传播的主流渠道依然是传统的主流媒体，这与民族地区的传播实际息息相关。民族新闻带有关乎民族发展、生产、生活等息息相关的信息传播，但依然具有较强的意识形态属性。在民族地区，只有传统的新闻媒体和新闻网站有合法的采访权，这样的行业准入制度决定了传统主流媒体在新媒体时代的传播环境下，依然处于主导地位。
二、少数民族地区新闻受众生态变迁特点分析
随着媒体产业的发展，受众成为媒介市场的直接消费者；多元的传播内容和多样化的传播方式，又使得受众除接受信息以外，还参与信息的生产与传播，受众由此演变为信息的接受者、消费者、生产者、传播者四重角色。民族新闻，其主要传播的对象是广大少数民族受众，近年来，这些受众也逐步实现了上述四重身份的转变。
（一）民族地区新闻受众的主体和个人意识由茫然走向崛起
在新媒体技术介入民族新闻传播时，成就了一种全新的虚拟的传播环境。在这一环境下，每一个民族受众主体的地位都是平等的，他们充分利用自己手中的媒体自主的接受、生产、信息。这种多对多的传播模式，导致民族地区的受众也逐步走向分化，他们的主体参与意识苏醒，在信息传播过程中被赋予了更多的权利，可以主动的选择接受信息的时间、地点、内容、形式等，进行多渠道的反馈。此外，他们还可以对信息进行二次加工，实现再次传播，既能获取自身所需信息，还能甄别信息的可靠性和真实性。另外，民族地区受众个人意识也在新媒体环境下获得不断地挖掘和延伸，他们对个人媒介产品的消费趋势异常显著。例如在地区，原本聚集在小广场的跳舞观众，逐渐变为电视观看成员，最后成为手机和平板等个人终端用户。民族地区受众逐步出现细分，虽然这个细分还不大明显，但依然能够看出在渐变地发展。其主体更加个性化，特征日益明显。
（二）民族地区新闻受众在信息传播过程中的参与和分享意识显现
受众在“接受者”和“消费者”这两个角色中实现了主体意识和个人意识，而且在“传播者”和“生产者”这两个角色中显现了前所未有的参与意识和分享意识。在民族地区，新闻受众参与和分享意识也在不断增强，在传统媒介的新闻传播特权被打破的情况下，受众随着文化水平的不断提高，更愿意借助操作简单、成本相对较低、快捷的新媒体工具来参与到新闻信息传播的实践，甚至主动设置议程，根据自身实际去解读新闻信息，就重大议题发表自己看法和意见。在这个过程中，他们能够真切体会到在信息传播的实践中的存在感。
民族新闻受众在获得这种“存在感”之后，他们不会仅仅满足于此，还会把对自己感兴趣的事实信息进行转发，以期分享给更多人。早在2004年日本就针对新媒体时代受众形态提出了分析模式AISAS（Attention注意、Interest兴趣、Search搜索、Action行动、Share分享）。笔者在暑期赴就堆龙德庆县乃琼镇媒介使用状况进行调研时发现，本地区的受众社交软件使用较多的是QQ、微信，少量人使用微博。除了使用聊天工具最基本的功能以外，他们也从这些软件里浏览推送的信息。而且在此过程中，分享、转发、互动等交流形态基本得以体现。在新媒体的这种匿名的环境下，他们的分享无需有压力，更多的是对自己感兴趣的“成果”进行展示，从中来获得更多的传播主动权，以及更大的参与感和成就感。
（三）民族新闻受众的媒介接触行为也逐步由被动向主动转变
在传播效果的轨迹变迁中，我们可以清楚地感觉到受众从“子弹论”到“以受众为中心”的转变。他们在信息接收过程中逐步成为能动性的主体。但是无论如何变化，受众依然对媒介有着高度的依赖。而这种依赖在新媒体时代表现得异常强。在少数民族地区城市受众中，这个特征也较为明显。而乡村受众则显得不大明显。但是还是能够明显地看出，这种变化在少数民族新闻受众群中正在发生。
在本次暑期进藏调研的过程中还发现，这些在少数民族地区的受众，他们对媒介依赖的特征也较为明显，大量的时间被消费在媒体产品上，借助这些社交媒体去认知周边世界（他们也在吃饭的时候拍下照片，上传到相关的社交网络）。这种在新媒体时代的依赖特征是不同于以往的，其媒体接触行为相对更加主动。
民族新闻的受众群在这一阶段的发展过程中，已经由被动的接受媒体转为主动的使用媒体。以往传统媒介在很大程度上都充当了信息的过滤器，民族新闻工作者按照自身特定的价值标准对事实进行加工，然后以特定的方式来呈现给具体化的受众，受众能做到就是被动地去接受。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新媒体时代“受众本位”信息流通机制的多样化，被赋予了更多自主选择和接受的权利。在某种程度上，他们的喜好也决定了媒介产品的生产。
在调研过程中我们发现，民族新闻的受众对媒体的态度也由敬畏转变为怀疑。早期的民族新闻在传播过程中，传播者是相对有地位和金钱的特权阶层，所掌握的信息相对较为匮乏，此时的受众受教育程度也相对较低，他们在阅读一些新闻报道时怀着敬畏的态度，表现出强烈的信任感。但是随着新媒体技术的应用，民族新闻受众群的媒介素养也得到了极大的提高，突出表现在他们对媒体所传递出来的信息已经有了一定的怀疑态度。同时也能够利用多种途径获得关于同一事件不同媒体的报道，并通过自媒体这一渠道来发表对一些事件的看法。
（四）民族新闻的受众群信息获取习惯从封闭固定到开放多元变迁
何谓信息获取习惯，指的是受众所习惯了解信息的方式、时间、地点以及信息的呈现方式等等。以往民族地区的受众获取信息的渠道较为单一，信息的呈现方式也较为单一。基于这种受众活动空间的狭小，受众对这些信息获取习惯也相对封闭和固定。而今，在新媒体时代下，媒体信息无孔不入，民族地区受众的生活半径也相对有了延伸，所以信息的获取渠道和习惯也变得丰富多元。
由于少数民族地区的媒体生态已经向多样化发展，民族新闻的传播内容和表现形式也初具多样化的发展形态，受众也已然有了分化的趋势，媒介技术的进步进一步催生了多样化的信息接收终端，诸如手机、ipad、移动电视、车载广播、户外彩屏等等。而这些又加剧了信息获取方式的移动化，传统的信息接收模式被打破，了解信息的时间、地点界限已经变得模糊。
我们在暑期堆龙德庆县乃琼镇的调研中发现，伴随着新媒体技术在民族地区信息传播中的应用，大多数受众在接受信息时成为“碎片化”的个体，原本的“大众”传播媒介逐渐裂变成终端平台，其受众也成为“小众”媒体的使用者。因此，民族地区的受众在接受新闻信息的时候选中的是“碎片化”的信息，他们很少去阅读一些长篇大论的报道，从一而终的受众逐步流失，多数是浏览一些新闻软件、网站的短新闻，甚至有的只看标题。因此，民族新闻传播者也开始加工这种瞬时新闻、毛坯新闻。这就意味着民族地区的新闻受众也开始接受这种信息传播的“浅表化”。他们喜欢利用多媒体来解读新闻，包括图片、视频、表情等，而非通过独立思考。
（五）民族新闻受众的审美心理由理性趋于感性
民族新闻的受众群主要集中于民族地区。基于此，来考量这类受众的审美心理可能过于牵强。但毫无疑问，民族地区受众在接受新闻信息的时候，这种审美取向已经有了明显的痕迹。而由理性到感性也是一个渐变的过程。新媒体本身就具有交流性强、反馈渠道多的特点，这就赋予了所有受众一个新的审美世界，包括民族新闻的受众，与传统媒体时代的理性的、批判性的审美形成了强烈的对比。从单纯的接受信息到享乐信息，这是所有受众都具有的共性特征。
在新媒体时代下，多维度的传播关系网络形成的发达的媒介技术，使得民族新闻在传播过程中，由传统媒体建立起来的强大话语权被弱化，一定程度上有被平民话语所淹没的可能。受众借助多种媒介终端，在一些社交软件上，也会积极发声，拥有自己的粉丝，通过个性的话语体系来证明自己亦是传播中的一份子。同时，我们还发现，民族地区受众对戏谑话的审美内容也显示出极大的关注兴趣，受众趣味逐渐呈现出“平面感”（深度削平）、“断裂感”（历史意识消失）、“零散化”（主体消失）、“复制”（距离感消失）等特征。
艺术化的审美和生活化的审美边界模糊，成为新媒体时代受众审美的又一特征。例如，新媒体把少数民族地区的受众个人生活搬上公共平台，创造出一个带有民族特色的草根色彩的“生活化”艺术，这时候受众的审美兴趣也出现了泛化的倾向。“受众在此影响下的每一种行为、话语习惯和意识形态，都是在全媒体视野下的表征。”
三、基于媒介和生态变迁下民族新闻传播的应对策略
随着民族新闻的传播媒介和受众的逐步变迁，民族新闻的传播也在一定程度上进行了改革。面对新媒体时代所带来的传播发展机遇，民族新闻传播就应该利用多平台传播信息，使得其在传播过程中优势得以发挥。
（一）媒介技术中心论转为价值论
民族新闻传播应该突破旧的媒介技术中心主义，转向公众提供价值增量为追求。民族新闻的传播理应是多渠道的，专业媒体本身含有技术要素、政治经济要素、文化要素，因而不能片面地认为新媒体在传播民族新闻的过程中作用越来越大，这样就会取代旧媒体。笔者认为，不论何种传播媒介，都应该为受众提供一定的价值增量。
（二）小规模探索发展
在民族新闻传播的过程中，专业新闻媒介发现价值增量的过程一定经历了大量的调研与实践。在前景不明显的情况下，多传播民族新闻的媒介进行整体性的方向调整，风险大、成本高。此外，传播民族新闻还有诸多需要考虑的民族性因素。但是，在这些传统的媒体中应该开展小规模的实践来发现价值增量，为今后新媒体传播民族新闻探索方向。
参考文献：
[1]王海波， 张书婷. 现代新闻传播中受众地位的变化[J]. 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09
[2]孟彦. 媒体如何坚持受众本位[J]. 军事记者， 2004 （5）： 26-27.
社交媒体意识形态范文第6篇
如今的大学生多为“独生子女”加“网上一族”的新生代，网络文化环境的特殊性和“新生代”自身的特点使得大学生的价值观教育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在网络文化环境下，核心价值观的主流地位不断受到冲击，对大学生的教育作用也不断被弱化和消解;网络文化的巨大文化场效应深刻塑造着大学生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冲击着他们的价值观念，使传统的价值观教育模式面临深刻危机;网络文化环境下的价值趋同和价值多元的矛盾也使价值观教育更加复杂化。面对挑战，要坚持灌输与疏导相结合、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虚拟世界与现实世界相结合的原则;要结合网络文化时代的特点对价值观教育的内容进行有效整合;要坚持创新，实现教育手段和教育方法的现代化。
［关键词］
网络文化;大学生;价值观教育;挑战;应对
如今的大学生大多是九零后甚至九五后，他们成长于网络信息时代，独特的网络文化环境使其教育问题备受关注。我国素来重视德育的文化传统，以及价值观问题的敏感性、国家对价值观教育问题的重视，等等，都使得网络文化环境下大学生的价值观教育颇为引人关注。适应新的时代条件，以培育践行核心价值观为契机，直面网络文化环境下大学生价值观教育面临的挑战并积极应对，有利于促进大学生健康成长、成才。
一、网络文化的特殊性及网络文化环境对大学生的影响
新技术革命条件下，网络和信息技术呈现裂变式发展，以电脑、手机等为终端的互联网技术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广泛领域，深刻影响着人们的思想意识、思维方式、道德和价值观念，也深刻影响着人们的行为方式、人际交往、生产生活方式等各个方面，冲击着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等各文化层面。所以，人类文化深深打上了互联网技术的烙印，网络文化已成为新的文化生态。与传统的文化生态相比，网络文化环境的特殊性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虚拟性和大众化。虚拟性是网络文化的最基本特征，也是网络文化区别于一般文化生态的标志性特征。在互联网技术条件下，网络文化的行为主体及其交往环境、交往对象、交往方式和内容都具有很强的虚拟性。网络文化世界是现实文化世界的投射，但又迥异于现实文化世界。在这里，网络文化的参与主体可以暂时超离现实世界的束缚，获得更大的交往自由，感悟与现实世界不同的人际关系和情感体验，参与者的主体性得以更高程度的彰显。同时，现代科技的发展极大地破除了文化传播、交流和发展的技术障碍，使文化大众化具备了物质和技术支撑，资源共享和信息自由愈来愈成为现实，也成为互联网时代的显著特征。人们只需要一台电脑或一部手机等网络终端，就可以轻松进入到网络文化的虚拟世界中，成为网络文化的主体。所以，具有虚拟性的网络文化又为文化大众化打开了前所未有的方便之门。虚拟世界和现实世界的强烈互动效应，也极大地促进了文化发展的大众化，使得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界限越来越模糊。第二，开放性和包容性。网络文化以互联网、电脑、手机等各种新媒体技术和设备为载体和依托，具有信息量大、传播和更新速度快、效率高、影响范围广，以及即时性、交互性、时效性强等特点。信息交流和传播的时空界限被打破，传统文化生态的封闭性和单一性也随之被打破，具有强烈开放性和包容性的网络文化生态不断生成。大学生生存和成长的文化环境更加丰富多彩，世界以前所未有的开放、崭新姿态呈现在他们面前。他们可以更方便快捷地获取、传播、应用各种各样的知识和信息，快速融入瞬息万变的现代社会，不断调整其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第三，复杂性和多变性。网络文化的复杂性和多变性主要基于网络媒体独有的传播特性，如交互性、即时性、放大效应、汇聚效应等，还有网络文化的形式、内容、功能的复杂多样性，以及网络文化环境下虚拟性和现实性的矛盾冲突，等等。通过网络平台，人们可以学习、交流、购物、娱乐、交友，可以接触到古今中外、不同性质和风格的海量知识、信息，以及各种人物、行为和事件(尽管鱼龙混杂、泥沙俱下、良莠不齐)，人们的学习、生活和生产方式，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不断被影响、塑造乃至重构。而信息交流的即时性(如即时刷新、即时传播)、交互性、虚拟性、时效性又不断强化着网络文化的复杂性和多变性。第四，网络文化的价值多元化。世界本是一个多元文化和价值并存、发展的世界，而网络信息技术的普遍应用使多元文化和价值的碰撞和交融成为常态，也成为每个人生活于其中的现实。人们借助网络平台，可以随时随地了解、学习、借鉴、利用来自全世界的知识和信息，不同时代、不同国家(民族和地区)、不同性质的思想和文化在网络世界风云际会，相互交流、相互影响，文化和价值的多元化特征不断凸显。大学生就生活在这样一个多元文化和价值碰撞、交融的文化环境中，他们可以有更多的、主动或被动的文化和价值选择。某种单一文化和价值的影响和控制对他们而言已经不太可能，主流文化和价值观的教育作用也不断被消解，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被弱化、边缘化。网络文化环境对大学生的影响突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网络文化环境使大多数大学生成为“独生子女”加“网上一族”相结合的新生代。互联网和信息技术的发展，使当代大学生对电脑、网络、手机等的使用呈现出接触频繁、使用频率高、依赖性强的特点。物质生活的丰裕、独生子女的独特家庭地位等使他们的生活环境、物质生活条件、教育条件等空前优越，也使他们得以普遍较早地接触并熟练、频繁使用各种电子信息设备和互联网，其学习、娱乐、聊天、交友、旅游、购物等都与网络和新媒体密切相关，堪称“网上一族”。而一定程度上，“独生子女”的身份印记和“网上一族”的身份特征又得以相互强化。第二，网络文化环境影响下的大学生，对新生事物和新的生活方式感受和接受能力强、信息敏感度高，易变性、可塑性更强。大学生本来就朝气蓬勃、精力旺盛，学习和创新能力强，对新生事物充满好奇心，喜欢探求新知;而网络文化环境正好为他们提供了一个感知和接受新知识、新事物的文化平台，使得他们更易感知、接触和接受新生事物，对各种知识和信息表现出更高的敏感度，可塑性更强，而易变性也更强。这一方面有利于他们自主学习、自我教育、追求新知、开阔视野、增进交往、彰显个性、成就自我;另一方面，纷繁芜杂的网络文化也会不断冲击他们的头脑，带来不少思想道德、价值观念、人际交往和行为方式等方面的困惑和偏差，形成过度的网络依赖，从而增加成长的危机和风险。第三，网络文化环境下的大学生更容易受到各种误导和伤害。这是因为:其一，大学生还处在身体和心智由不成熟走向成熟的关键阶段，社会阅历较浅、人生经验缺乏。作为网络文化的主体和生力军，他们热衷于网络、频繁使用网络、享受着网络带来的各种便利，却对网络文化的“双刃剑”作用缺乏理性认识，导致不少孩子“一网情深”、不能自拔。其二，大学生喜欢模仿、攀比和从众，善于自我表现、张扬个性、易走极端。网络文化环境放大和强化了上述特征，造成不少大学生情绪不稳、消极迷茫、摇摆不定、盲目跟风、冲动叛逆，频受各种误导甚至伤害。其三，也是作为以上原因的结果，不少大学生表现出网络自律能力差、网络信息鉴别能力差、自我保护能力差的倾向。这就极易引发各种生理、心理、人格和社会问题，如网瘾，电脑、手机依赖，社交障碍，人格和心理扭曲，行为失范，直至违法犯罪等。而网络新媒体所特有的汇聚效应、放大效应、共振效应等网络新效应，［1］往往会强化不良信息和价值观的误导，扩大、加重对他们的影响和伤害。
二、网络文化环境下大学生价值观教育面临的挑战
网络文化环境下，大学生的价值观教育面临更加严峻的挑战。首先，网络文化环境下核心价值观的主流地位不断受到质疑和挑战，其对大学生的教育作用不断被弱化和消解。“网络的多元信息打破了国家信息垄断，弱化了国家对民众的政治思想和行为的影响。”［2］的确，在信息技术革命不断深化的条件下，国家的信息垄断地位受到深刻挑战，政治逐渐走向透明化，文化权威被淡化，人的自我意识不断增强。借助于网络这一颇具开放性、包容性、复杂多变性而又功能强大的平台，不同文化和价值观的交流和发展更加高效迅捷，人们时刻置身于一个文化与价值观多元并存、发展、矛盾、冲突的现实中。在这种文化环境下，国家对公民实施主流价值观的文化塑造和教育的行为变得越来越困难。而“网络世界的扁平化和平民化趋势正在一步步地消解权威的作用，排斥教化的功能，对社会核心价值观传播带来负能量。”［3］作为“网上一族”的大学生，最容易通过网络平台接触到不同性质的思想和文化，受到不同性质价值观的影响，出现价值错乱、信仰失落、道德淡化、行为失范等问题。面对剧烈的价值冲突，他们的质疑、迷茫和困惑是必然的。有质疑、迷茫和困惑，就有对比、调整和选择，乃至颠覆和重构。另一方面，网络文化环境下的大学生也不再是一个被动的信息接受者，他们已成为信息的传播者和创造者，是网络文化的主体，也是现实的自我教育和自我塑造主体。这种角色的转换使他们更加关注与其现实生活息息相关的文化、价值和生活方式，感受、体验和创造他们感兴趣的东西，并进行即时交流、分享和传播。这种完全不同于传统教育过程的自我教育和自我塑造过程，对传统的价值观教育模式和教育作用自然会造成强烈的弱化和消解。其次，网络文化的巨大文化场效应深刻地塑造着大学生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冲击他们的价值观念，使价值观教育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网络文化时时刻刻浸润着大学生的生存和成长环境，塑造着他们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从正反两方面影响他们的价值观念。网络文化是一种现实世界与虚拟世界交融互渗、功能强大、充满诱惑力的文化场域。互联网出现之前，人们基本上生活在实体的物理空间———现实世界中;互联网出现并发展到今天，人类的生存空间已发生了历史性的剧变:既在实体的物理空间———现实世界，又在虚拟的网络空间———虚拟世界，两个交融互渗的世界不断切换，亦真亦幻。诸如人们的相貌、性别、年龄、身份等在现实世界里无法隐藏的东西，在虚拟世界的互动交往中可以隐藏或变得隐秘;而那些在现实世界里隐藏于内心世界秘不示人的思想情感、道德观念也可以尽情宣泄和流露;真实的世界变得虚幻，虚幻的世界也可以变得真实。可谓真真假假、虚虚实实，变幻莫测。人的内在自我和外在自我都可以在这里得到全新方式的展现。这也正是网络这个文化场的诱惑力所在，对大学生来说，网络文化的诱惑力可谓无比巨大。他们几乎须臾不能离开网络，网络对他们而言就是生活方式、人生平台。他们的思想道德、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被网络文化不断影响和重塑，已经与其父辈相去甚远。传统的教育模式和教育内容越来越难以把他们从网络文化场中吸引出来。一般的学科教育尚且面临挑战，对于德育和价值观教育等具有特殊教育目的和功能的学科而言，挑战就更为深刻、形势也就更为严峻了。再次，网络文化环境下的价值趋同和价值多元的矛盾更加突出，使意识形态工作变得更加扑朔迷离，更加具有挑战性，价值观教育面临更严峻的挑战。价值趋同根源于人类满足其生存和发展需要的利益驱动。当今时代，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利润最大化的资本逻辑、现代科技发展所带来的全球化态势，都极大地推动着文化和价值趋同的步伐。建构和形成人类共同价值已成为“全球化”的内在要求和必然趋势。特别是互联网技术的出现和普遍应用，使得信息在全球范围内迅速传播和流动的技术障碍被消除、时空界限被打破，人类在经济、科技、教育、文化等领域获得了更方便、迅速、普遍、深入的交流和借鉴，信息和文化的大众化、全球化趋势越来越明显。在这种情势下，人们对于自身生活理想、生活质量和生存状态的预期已建立在掌握海量信息和了解不同文化的基础上，眼界豁然开阔。先进和发达地区的物质和精神文化生活带来强大的示范和带动作用，富裕、文明、科学、理性，民主、自由、公平，平等、法治、人权等成为人们共同的价值目标和价值追求，成为衡量社会进步和文明程度的基本价值标准，民众对社会不公正、不平等、不文明、不自由状况的容忍度大大降低。这表明，以市场经济为主导的经济全球化和以互联网为标志的信息技术革命两股巨大潮流，在不断冲击和颠覆人们原有的观念结构，塑造着日益趋同的价值观念和思维模式。在看到价值趋同的同时，我们还要看到全球化时代的另一事实:文化和价值多元化。价值趋同与价值多元是一个硬币的两面。“趋同以多元为前提，没有多元就没有趋同;多元是客观存在的，趋同是多元发展的内在要求”，价值趋同与价值多元是“一个内在互动，共同生长、发展、进化的过程，”［4］“价值趋同，并不意味着价值一统”。［5］价值趋同不是对价值多元的否定，而是多元价值并存和发展的内在要求。实际上，价值趋同和价值多元是一对永恒矛盾，只不过在网络文化环境下更为突出了。价值趋同和价值多元的矛盾，同样存在于意识形态领域。意识形态斗争的焦点实质上是价值观的斗争，当前意识形态领域出现了意识形态多元化的倾向，意识形态的多元化，本质上是价值观的多元化。这是教育者必须直面、必须理解和把握的事实。理解和把握了这一事实，也就把握了意识形态对立斗争的实质与核心，把握了当前意识形态工作的主动权。抓住意识形态工作的本质与核心，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当前我国意识形态工作的重心，促进大学生培育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意识形态工作的需要。
三、网络文化环境下大学生价值观教育的应对
通过上述分析和讨论可以看到，网络文化环境下大学生的价值观教育确实面临很多新的问题和挑战，需要我们采取措施，积极应对。第一，大学生价值观教育要坚持三个结合:灌输与疏导相结合、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虚拟空间与现实世界相结合关于灌输与疏导相结合。灌输即理论灌输。这里的“理论”当然不是一般的理论，而是特殊的意识形态。传统的意识形态教育强调理论灌输，强调教师主导地位而忽视学生主体地位，把学生当成被动和服从型的接收器，不管学生理解不理解、认同不认同、接受不接受，一味地进行灌输。灌输的惯性很大，流弊很多，广受诟病。我们不否认灌输有一定的必要性、合理性，但当前更重要的是认真反思和调整。与以往信息垄断和信息不畅的时代相比，现在过分强调理论灌输已经不合时宜。这主要是因为，互联网的发展已经改变了传统的信息传播方式，打破了国家的信息垄断地位，人们已不再是被动的信息接受者，他们可以通过各种新媒体手段主动、迅捷地获得和选择海量信息，任何一种特定的文化或价值观都会瞬间被抛入多元文化和价值观的参照系中，重新接受人们的审视，其合理性与合法性时刻都面临重估和新的定位。这种状况对于成熟的成年人来说也会造成巨大的冲击，对于人生观、价值观尚未定型的大学生来说，冲击和影响尤甚。另一方面，必须清醒地意识到，网络文化环境下，大学生的知识不断增加，视野更加开阔，自我意识持续增强，个性更加突出，人也变得更加现实;再加上青春期的叛逆性格和情绪波动，使得他们更容易抗拒被灌输的东西。也许你觉得所灌输的都是天经地义，可他们恰恰不这样认为，他们可能更喜欢选择逆反和叛逆。这时候，相比灌输，疏导就变得至关重要。疏导，就是疏通和引导。灌输是居高临下的不平等姿态，疏导是尊重和平等相待的姿态，是设身处地、推己及人。在价值观教育过程中，要多一分平等，多一分理解和尊重，要懂得“发扬民主，广开言路，创造畅所欲言的气氛;坚持平等的原则，教育工作者和受教育者互相理解，在尽可能和谐交流的气氛中进行;不迁就错误的意见，不放弃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武器”。［6］关于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这是一个永恒的原则，要对大学生进行有效的教育和疏导，就必须坚持这一原则。大学生的价值观教育，既要有理论维度，也要面向他们成长的实际，面向国家、社会和时代的实际，尤其要正视他们在现实生活中的质疑和困惑，有针对性地进行教育和疏导，并创造条件，鼓励他们在现实生活中积极践行。关于虚拟世界与现实世界相结合。当今世界是一个虚拟空间与现实世界相结合的世界。一方面，虚拟世界越来越丰富多彩，虚拟世界成为现实世界的投射，成为人们理解现实世界的基本方式;虚拟世界以其强大的功能影响和塑造着现实世界，影响和塑造着人们的物质和精神生活。另一方面，虚拟世界与现实世界交融互渗，改变了传统的文化样态，塑造着全新的文化世界。大学生始终是虚拟世界的主力军，他们离不开虚拟世界，而且相当一部分大学生沉溺其中。这是一个不容漠视的现实，价值观教育必须立足这一现实。要把虚拟世界与现实世界密切结合起来，从形式、内容、手段等各方面探索价值观教育的有效模式，增强价值观教育的实效性。第二，要结合网络文化时代的特点对价值观教育的内容进行有效整合价值观教育最终需要合宜的内容为承载。网络文化时代，以互联网为平台和纽带，文化和价值发展具有多元化、开放性、多样包容性、虚拟性、复杂多变性等特点，其内容在质和量上都与以往任何时代大不相同。大学生们所接触到的文化和价值观丰富多彩，但同时也泥沙俱下、良莠不齐。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网络文化时代，虚拟世界成为藏污纳垢的重灾区。所以，除了相关部门的监管和惩处之外，教育者所面临的就是把好价值观教育的内容关，学会在海量信息中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有效甄别和取舍，用充满正能量的教育内容去填充大学生的价值空间。另一方面，就大学生的接受特点看，他们更多地喜欢彰显个性、求新求异，不喜欢刻板僵化、一成不变，这些倾向在网络文化环境下被进一步放大和强化。所以，教育者在教育内容的选择上既要注重思想性，也要注重新颖性和趣味性，要努力体现“三贴近”的要求，让大学生喜闻乐见、参与其中、自觉践行。价值观教育内容的选择应注意处理好这样几个关系。其一是多元并存和一元主导的关系。要坚持社会主流价值观的主导地位，当前来说就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主导地位;同时要正视文化多元并存和价值趋同的基本现实，汲取其他国家和民族的优秀文化和价值精华为我所用，坚持“拿来主义”，反对固步自封、惟我独尊。其二是现代和传统的关系。现代是传统的延续，优秀的传统在现代仍然能够以适当形式彰显其价值。大学生多推崇现代和后现代的东西，而轻视传统的东西。这就需要在价值观教育的内容上整合传统文化中仍具有现实意义的部分，以适当的形式实现传统文化精华和现代生活需求的对接。其三是精华和糟粕的关系。在网络文化条件下，现实世界和虚拟世界的二重化使这一关系更加复杂。其实，不论现实世界还是虚拟世界，都存在着正和反、优和劣的矛盾和冲突。所不同的是，网络文化时代，虚拟世界使现实世界中原有的糟粕的东西有了新的藏身之地，并且花样百出，更具有隐蔽性和欺骗性，对大学生也更具有诱惑力和影响力。这就使得价值观教育内容的整合更具有挑战性，更加需要教育者在教育内容和材料的选择方面把好关。第三，要坚持创新，努力实现教育手段和方法的现代化没有适当的手段和方法，教育观念就无法贯彻，教育内容就无法呈现，当然也就谈不上教育的实效性了。这在整个教育领域都是相通的，价值观教育当然也是如此，但价值观教育在教育内容和目的上都不同于一般的知识教育。价值观教育的目的是让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接受和培养社会主流价值观，因而具有明确的意识形态导向，这首先需要教师的思想和价值引领，需要师生的思想和情感共鸣，需要学生的理论和价值认同，进而促使学生在实践中践行，实现知行合一。所以，在更新教育观念和整合教育内容的基础上，实现价值观教育手段和方法的现代化、不断创新教育手段和方法就显得至关重要了。网络文化时代，教育手段的革新可谓日新月异，多媒体、网络平台、慕课、“互联网+”等现代化教育手段不断颠覆着传统，“一块黑板、一支粉笔”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的确，传统教育手段既无法承载、呈现海量知识和信息，也越来越不适应日益发展的形势，不适合网络文化条件下成长起来的大学生的特点，因而很难吸引大学生的注意力、激发他们的学习热情和学习兴趣，当然也就难以保证教育的实效性了。当前，对大多数学校来说，实现教育手段现代化的物质条件已经不是问题。但教育手段的现代化不仅仅是一个硬件建设的问题，否则有了这些硬件设施也可能只是摆设。所以，关键的问题是如何让这些现代教育手段发挥应有的作用。另一方面，手段和方法不可分割，现代化的教育手段要求现代化的教育方法。不论是讲授、辩论、讨论、演讲，还是第二课堂、社会实践活动，都要从教育目的和内容的特殊性出发，从现有的教育手段出发，选择灵活、适当的教育方法。但从根本原则上讲，价值观教育必须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积极发挥教师的主观能动性，在教育观念、教育内容、教育手段和方法的结合上下功夫;要更新观念，要善于学习和运用现代教育技术手段和教育方法，并注意在教育手段、方法的运用上处理好传统与现代的关系。
作者：王现东 单位：山东青年政治学院
参考文献:
［1］［2］曹挹芬，曾长秋．新媒体时代促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民众认同的探讨［J］．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12)．
［3］张小飞，陈莉．新媒体时代文化生态的嬗变与社会核心价值观传播策略［J］．理论视野，2013，(6)．
［4］冯军．价值观念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趋同与多元化发展辨析［J］．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9)．
社交媒体意识形态范文第7篇
“潜传播”溯源及其概念
“潜传播”可算作一个较新的名词，在“自媒体”的语境下被人们关注从而成为一种现象。但若溯其源流，“潜传播”在中国古代即已有之，只不过在互联网技术出现之前的几千年中，技术工具的缺失以及封建统治者“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专制思想，使得大规模的“潜传播”既无实现的有力媒介，也无实现的“自由”。
尽管如此，“潜传播”依然在古代中国社会中存在并延续，从远古时代一直持续到明清之后，可以说，只要有统治阶级充当绝对“把关者”的传播，就有民间以童谣、野史、说书等等方式的“反传播”和“潜传播”。几千年的中国社会信息传播史，归根结底是传播与反传播、“显传播”与“潜传播”对立斗争史，加之国人含蓄内敛的性格特征，使得“潜传播”作为一种现象与整个中国文明史相依相随。
但在传播学领域，其作为一个概念被提出却是在新媒体技术被广泛应用、“自媒体”真正拥有话语权的21世纪。可即便至今，“潜传播”也不算是一个有着较高认知度和热度的传播学名词。该词曾在文学研究领域被提及，系从诗歌传播研究的视角，是说“诗人因作品涉及个人私密或自感作品尚不成熟而不想让其逾越自我传播的范围”或是“作品因某种客观条件限制而进入不了其他传播渠道，只能暂时居留于自我传播而等待消失或扩散”。显而易见，这仅是将“潜传播”限定在自我传播的范围内，并不具有较大的传播学意义。
迄今还未有人对“潜传播”这一概念给下过明确定义。但在专业领域内，“传播”的概念已经被清晰定义――“所谓‘传播’，即社会信息的传递或社会信息系统的运行”；而“潜”在现代汉语词典中有“隐藏；不露在表面；秘密”之意。由此，不难将“潜传播”定义为：通过特定的符号、方式、渠道进行的非公开社会信息传递或社会信息系统的隐蔽运行。
自媒体时代“潜传播”的通道
古已有之的“潜传播”可以通过童谣、江湖暗语、书信、地下印刷品以及人们的口耳相传来实现，但规模往往有限，传播效果亦不明显，更要承担较大的政治风险。而在互联网技术飞速发展的“自媒体”时代，“强权”的把关人渐渐式微，“潜传播”的发生开始有了更大的自由度和较完备的技术条件。如今，每一个人都可能成为一场规模巨大的“潜传播”的发起者或参与者。但至今“潜传播”的通道仍相当有限，一方面博客、播客、网络论坛社区、网络音视频等自媒体平台缺乏“潜”的属性，一方面此类通道大多有着较为强势的“把关人”。目前来看，“潜传播”发生的通道主要为手机短信、网络即时通信以及基于SNS构建的新型专业社交网站。
手机短信是几类主要的“潜传播”通道中隐蔽性较强的一种，它最大的信息传播属性是完全私密，除发送者外，他人不但看不到短信的内容，甚至连“传播”的这种行为――收发都难以完全察觉。此外，由于具有即收即发、快捷便宜等特点，手机短信一直是我国8亿多手机用户最喜爱的信息沟通方式，也是目前最为普遍和大众化的一种“潜传播”方式。然而，手机短信的“潜传播”还主要限于人际传播的范畴，传播内容也以有限数量的文字(目前每条短信不允许超过140个字符)为主。
与手机短信方式进行的“潜传播”相比，网络即时通信(QQ、MSN、移动飞信、阿里旺旺等)则真正意义上为“自媒体”时代的“潜传播”举起了旗帜。基于网络即时通信的“潜传播”已经远远超出人际传播的狭小范畴，它以超强的即时性、群集化、隐蔽性、自主式社会组织和动员方式，成为集人际传播、组织传播、群体传播乃至大众传播为一体的复合化“潜传播”工具。通过网络即时通信，文字、图片、音视频等内容可以实时、高速、隐蔽的在传播对象间传递和分享，而“QQ群”式的隐性网络动员和组织方式更是为“潜传播”创造了令人心仪的技术条件。网络即时通信是目前传播效力最强、最具代表性的“潜传播”通道。
SNS社交网站近年来大热，从国外的“脸谱”(Facebook)到国内的“人人”、“开心”，吸引了无数青年。虽然有一定的开放性，但总的来说，社交网站构建起来的仍是一个相对封闭的“圈子”：部分社交网站实行“封闭式”注册，不注册个人ID或“加好友”、“加圈子”，便无法进行“社交”和“分享”。此外，如“人人”等社交网站具有严密的分级隐私设置，对于特定群体的准人许可和回避有效的维护了用户的隐私权――这也是传者对内容的控制加强的体现。而传者一旦具有较强的内容传播控制权，“潜传播”便有了实现的自由。和手机短信与网络即时通信相比，社交网站中的“潜传播”处于“熟人网络”之中，传者的个人身份相对容易验证(特别是实名制注册ID的情况下)，一旦出现传播不良信息很容易确定信源。因此，通过社交网站进行的“潜传播”其隐蔽性和安全性也较为薄弱。但需注意的是，目前众多社交网站已渐渐向“集成性传媒平台”的方向迈进(如网络即时通信和社交网站的融合，典型的有QQ校友与QQ)，这一趋势将赋予SNS社交网站以更加强大的“潜传播”功能和社会自组织能力。
“潜传播”的传播模式
传播模式是对传播过程的内在机制与外部联系进行的一种直观而简洁的描述，也是一种从特定角度和层面解决问题的思维方法。自媒体时代的“潜传播”本质上是一种互联网传播，其基本传播模式自然可以从传统的网络传播模式中找到依归，并没有达到颠覆传统网络传播模式的程度。但是，传统的网络信息传播模式是一种开放式的结构，似乎更适用于“显传播”，对于“潜传播”这种社会信息系统的隐蔽运行并不十分契合，在结构和要素上，两者依然有着显著区别。
目前，国内有代表性的网络信息传播模式由北京大学谢新洲教授提出，他将传播者、接受者、信息、媒介、噪音等网络信息传播的基本要素进行概括，建立了网络信息传播的一个基本模式，该模式对网络信息的传播过程进行了概括，将电子邮件、BBS论坛、音频视频等纳入网络媒体这一概念，并考虑到影响传播者和受众的四个要素，通过一个较为简单的图例展示了网络信息的传播过程。
前已述及，理论上“潜传播”的传播模式仍属于网络信息传播的范畴，但传播系统的开放程度、传播媒介、传播内容、传播方向、传播效果等却 有所不同。基于此，笔者在分析各传播要素和条件的基础上，尝试构建了一种更适于描述“潜传播”的传播模式。
在“潜传播”传播模式中，传／受者(C/R)既处在一个相对开放的社会大系统中，同时又通过SMS／IM／SNS等通道进行着非公开的信息传递和分享，从而在社会大系统中构造出了一个个“潜空间”(图中黄颜色部分)，该空间中的信息很难被外人所知，但却可以在其内部迅速传递。亦即是说，在信息流动方向上，主要是自外而内或是内部循环，由内而外则是较弱的流向。
在“潜空间”中，由于工具的便利性，内部成员可以进行充分的互动，加之SMS／IM／SNS的使用者之间一般具有较高的相识度，这就使得“隐空间”中进行的传播具有普通传播难以企及的强传播效力和圈内成员的群体自组织能力。
此外，我们知道，自媒体常见的信息传递方式有广播、组播、点播(P2P)等，但对于“潜传播”，广播必不可能，其主要传播类型是组播和点播(P2P)。而在信息符号的使用上，“潜交流”者之间既可以使用通约的语言符号，也可以使用中国古代“江湖暗语”似的非通约符号，这就更加巩固了“潜传播”的私密性和安全性。另外需要特别注意的是，之所以选择“潜传播”而不是“显传播”，既可能出于个人隐私原因，也有可能是目的或行为的不可告人。此时，隐藏在社会信息传播大系统中的“潜空间”就成了一颗颗危险的炸弹，将严重危害国家和社会的安全稳定――这也正是笔者为何将图2中的“潜空间”用刺眼的黄色表示的原因。
但总的来说，“潜传播”并不都是有害的传播，这种新媒体环境下具有强大效力的特殊传播形式不受时空、现实身份和地位的限制，成员之间沟通便利，地位平等，组织方式灵活，具有明显的民间性。近年来，我国通过“潜传播”形成的社会自组织积极参与社会事务，关注社会，关注国家和荣誉、关注民生、表达诉求、维护权利、践行公益，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潜传播”的引导与控制
和相对易控易导的网络“显传播”想比，“潜传播”的出现和风行的确给传统的中国信息传播格局造成了深刻影响，对社会主流意识形态、主流媒体公信力以及政府的公众舆论引导提出了巨大的挑战。因此，有必要适时、适度地对“潜传播”进行有效的引导和控制：
建立信息公开、机制，最大化缩小“潜空间”。“潜传播”有时是一种无奈，是一种不得已而为之的选择。当主流信息缺失时，民众只能通过“潜传播”进行信息的沟通和交流，以保证自身的利益和安全。当前我国社会处于转型期，各类社会矛盾容易激化，一些较为激烈的民意诉求往往通过“潜传播”酝酿和积聚，危及社会稳定。因此，当由“潜传播”引发网络舆情危机时，政府部门要通过自己的信息平台和主流媒体及时向公众权威信息，满足广大民众的“知情权”，尽量缩小充斥着不确定信息的“潜空间”。
搞好舆情监测，及时处理“潜传播”中的不良信息。自媒体时代，“潜传播”不可避免，也确实很难控制。但即便如此，对“潜传播”中的社情民意也不能不管不顾，在不侵犯传播者隐私的情况下，应利用现有的技术条件保持对各类“潜传播”通道的舆情监控，建立专门针对“潜传播”的舆情发现、分析和处置机制，这是政府部门发现危机、引导“潜”舆论并采取一系列管理措施的关键。
社交媒体意识形态范文第8篇
一、奢侈的去道德化与消费主义的意识形态
最近几年屡屡发生的网络炫富事件，让“炫富”一词成为炙手可热的日常用语。2007年，它被列入教育部公布的171个汉语新词。“炫富”的流行当然不是孤立的文化现象，这在很大程度上折射出当代中国奢侈品消费急剧增长的现状。今年1月，世界奢侈品协会最新公布的中国十年官方报告显示：截至去年年底，中国奢侈品市场年消费总额已达到126亿美元（不包括私人飞机、游艇和豪华车），占据全球份额的28%，已成为占有率最大的奢侈品消费国家。不难理解，正是这种奢侈品消费的狂热氛围，催生了“炫富”事件的屡屡发生。而此类事件之所以招致人们的道德反感，是因为他们很容易找到奢侈的对立面———贫穷。对于这种反感，郭美美曾如此回应：不是我炫富，是网友仇富。在我看来，这番强词夺理之言，恰恰道出了奢侈在当代道德生活中的位置。
一方面，如她所言，“仇富”确是当下世道人心的实情。毫无疑问，“仇富”正是贫富极端分化的产物，同时，它的出现也在很大程度上源自“炫富”的刺激。不过，“仇富”之“仇”，并不是单纯的怨恨，而是尼采所说的“羡憎交织”（resentment）。他把这种情感视为道德价值判断的起源。在当代中国，“仇富”情绪在引发社会伤害的同时，也暗中塑造了普通民众的个人价值：奢侈成为令人羡妒的美好生活。由此来看，以贫穷为立足点，并不足以彻底批判奢侈。如巴什拉（GastonBachelard）所言，认识论的障碍总是成对出现，若不改变批判方式，批判者与其对象会陷入同样的陷阱。奢侈/贫穷，炫富/仇富，这样的结构性关系，同样是我们反省当代中国奢侈品消费的认识论障碍。在我看来，只有重建理解奢侈的历史化视野，才能超越上述结构性认识的限度。而这也关系到对问题的另一方面的理解：奢侈是否有罪？是否像郭美美所言，是她的个人自由，别人无权干涉？要回答这些问题，必须追溯奢侈去道德化的历史过程。
从思想史的角度来看，“奢侈”在古代世界一向名声不佳。柏拉图将欲望区分为必需和非必需两种，奢侈作为非必需的欲望受到批评。他又以健康的城邦与奢侈的城邦对照，指责后者超出必需，贪恋享乐，引发战争。亚里士多德明确地将奢侈界定为一种柔弱，它消磨勇气，败坏美德。希腊时代之后，罗马人同样清醒地意识到，奢侈是一个政治问题，它是人类欲望的破坏力量，必须加以约束，为此，他们设立了种类繁多的限奢法。这种态度，在中世纪神学家那里发展为更加严苛的道德律令，奢侈被看做贪婪和欲的恶德，受到激烈的抨击。然而，随着现代世界观的兴起，奢侈的负面道德形象逐渐得到扭转。按照贝里（ChristopherBerry）在《奢侈的概念》（1994）中的说法，这个概念经历了被蔑称为“政治性”的奢侈从过分道德化的舆论中分离出来的过程。这里的“政治性”的奢侈乃是非道德的奢侈，仅仅指示国家的经济繁荣。如他所言，17世纪英国经济学家巴本尔（NicholasBarbon）在《论贸易》（1690）最早明确提出将奢侈去道德化的诉求，其出发点由其书名不难明白：奢侈有益于外贸，能够增加财富。这种诉求的核心乃是重估世俗生活的价值，“需要”与欲望合二为一，政治的使命不再是禁止而是促成欲望的满足。尽管巴本尔的主张在18世纪曾经引发对于奢侈问题的大辩论，但奢侈的正面道德形象最终由此逐渐确立起来。在这种意义上，如桑巴特的经济学论断，奢侈由于有益资本主义发展而得到肯定。就此而言，资本主义的经济逻辑赦免了奢侈的道德罪责，使得它作为现代个人自由得到保护，作为国家经济动力受到鼓励。而这正是资本主义消费主义意识形态的实质所在。郭美美之所以理直气壮地为自己炫富辩护，其内在根由也正在于此。
事实上，在此次炫富事件出现的前一月，国家博物馆举办了“LV艺术时空之旅”的大型奢侈品展览。9月，这一事件还未淡出公众视野时，宝格丽（BVLGARI）珠宝艺术展又高调登场。稍有常识的人都会觉得，这样的展览安排不合时宜。但在展览期间，慕名而来的参观者依然络绎不绝。这种悖谬的状况，正是今天无孔不入的消费主义意识形态。深究起来，公众从展览中获得的无非是关于奢侈品的各种知识。通过对这些知识的占有，人们获得了想象性的物质满足，并在无形中将奢侈视为生活需要的理想目标。正是在这样的生活幻觉中，奢侈摆脱了贫穷的结构性牵累，在消费社会中获得了道德的正当性。
二、奢侈的符号逻辑与阶级话语的再生产
在上述意义上，简单地采用道德理想主义姿态批判奢侈品消费，显然无法唤醒人们消费主义的意识形态迷梦，甚至会遭到这样的反驳：奢侈的观念虽然有古今之变，但是奢侈品消费自古便有，无论中国古代宫廷，还是欧洲上层贵族，莫不如此。所以，当下的奢侈品消费，既不应受到过分指责，更不该被强加限制。表面上看，这样的反驳意见言之凿凿，然而，这种去历史化的态度却经不起推敲。
的确，从社会史的角度来看，奢侈品消费自古便有。如利波维茨基（Gilles Lipovetsky）所言，奢侈不是因为贵重物品的制造，而是因为消费理念的转变才出现的。在原始社会比较富足的状态中，已经存在并无使用价值的贵重物品，它们成为礼仪性馈赠和炫耀性消费的对象。不过，这种初级形式的奢侈品消费必须服从原始社会的集体生活秩序，而并不关涉差异化的个人身份。只是到国家和阶级出现之后，奢侈品消费才作为等级社会的象征，以不平等的制度原则成为显赫地位的标志。随着文艺复兴时代的来临，贵族对奢侈品的占有受到新兴资产阶级的威胁。由于获取财富途径的扩大，一些资产阶级逐渐步入奢侈阶层。但是，这些变化对于奢侈品的消费形式并无太大影响，直到19世纪中叶，欧洲的奢侈品生产都还是以手工业模式为主。利波维茨基在《永恒的奢侈，情感的奢侈》（2003）中指出，在19世纪下半叶，高级时装的奠基人查理·沃斯（CharlesWorth）开始给每个顾客量身定做各式各样的服装，由此逐步创建了奢侈工业。随着工业技术的逐步普及，高级时装的制作尽管保持在有限的数量之内，但是同样款式数百上千的复制成为可能，这无疑促成了奢侈品的规模化生产。可以说，晚期资本主义国际化的大工业生产方式，真正成就了现代奢侈品行业。今天我们所熟知的国际知名品牌路易·威登、香奈儿、寇驰等，无不是经由20世纪上半叶现代工业的洗礼，才得以发育成型并锻造品牌。
在现代奢侈品工业发展壮大的过程中，奢侈品的消费群体也相应扩大到整个新富阶层。奢侈品消费对他们的意义，凡勃伦在《有闲阶级论》（1899）中的著名观点早已为人所知，即通过“炫耀性消费”来显示个体所属阶级的身份。鲍德里亚后来发展了这种差异社会学的观点。他在《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1972）中指出，消费对象的使用价值已不再重要，重要的是它的“非物性象征意义”。所谓“非物性象征意义”，指的是消费物中隐藏着社会逻辑，不同的物依据各自的方式象征性地重建了不同的社会地位。这样，物成了表意的社会符号，通过差异化的意指关系构造了社会性的差异化体系。鲍德里亚对商品使用价值的否定后来受到不少学者的质疑。不过，以此来观察奢侈品消费却并无差池。可以说，奢侈的符号逻辑，乃是社会地位的识别体系。
然而，利波维茨基并不完全同意此类强调差异政治的论断。他在《永恒的奢侈，情感的奢侈》中强调，人们对奢侈品的喜好，不独来自爱慕虚荣、令人羡妒、赢得他人认同的欲望，还来自自我欣赏、“自我陶醉”和树立精英形象的欲望。他将后者称之为“情感的奢侈”，即突出自我的感觉，而非他人的尊重。因此，奢侈在今天更多的是树立个人形象，而不是阶级形象。如果以此来观察欧洲上流富豪，的确可以看到他们对于个人感觉的张扬。而在当代中国语境，屡屡出现的“富二代”炫富事件也表明，他们关心的往往并非个人的阶层形象，而是自我陶醉的感觉。不过，问题的另一方面是，当下中国奢侈品消费群体的构成与西方有所不同，不少调查统计数据表明，近年来，在新富阶层之外，中产阶级已经逐渐成长为奢侈消费的主力军。在我看来，“郭美美事件”的出现，正是这种消费主体构成的症候。因为，从郭美美好友在网上披露的诸多信息来看，她不过是众多北漂嫩模中的一员。虽然经常穿梭在各种上流社交圈，但她远远不像炫耀的那么有钱，实际的社会地位充其量是略有成就的中产阶级。对于像郭美美一样的中产阶级而言，他们何以会有如此强烈的购买奢侈品的精神意愿？
我以为，这与中产阶级在当代中国的尴尬地位密切相关。处于贫富分化日渐加剧的社会格局中，他们的收入水平难以应付城市生活的巨大压力，时时面临着从中产阶级降为新贫阶层的危险。但是，人们习惯用西方中产阶级的富足生活来想象他们，因而关注的目光往往掠过他们，直接投向底层民众。不仅于此，如社会学家周晓虹所言，他们还常常成为“仇富”现象的替罪羊，越发不被同情和尊重。正是基于这种生存状况，处于官方所定中产阶级收入标准内的人们，大部分在调查中并不愿意接受这一命名。这使得正在成长壮大的中国中产阶级，在远未成熟的时候，已经面临着阶层内部分化瓦解的危机。从郭美美的“炫富”，我们不难看到中产阶级身份危机的症候：试图通过奢侈品消费来摆脱中产阶级的尴尬地位。如凡勃伦所言，每个阶级所羡慕并力图争取列入的，总是较之高一层的那个阶级。在大部分中国中产阶级心中，成为生活奢华的新富阶层乃是他们焦灼的梦想。然而，问题在于，奢侈最终只不过是一种虚假的象征方式，并不能代表他们真正拥有新富阶层的财富。究其根本，“炫富”不过是中产阶级试图迅速摆脱其尴尬的社会地位，超越平庸生活的想象。那么，就奢侈品消费而言，中产阶级的这种身份想象如何可能？
三、承认的政治与中产阶级想象的困境
回到利波维茨基的论断，“情感的奢侈”在新富阶层的奢侈品消费中居于主要位置，然而，对于中国的中产阶级而言，居于首要位置的乃是阶级认同意识。在“郭美美事件”中我们已经可以看到，她迫切希望通过“炫富”获得别人关注和尊重的心态。凡勃伦曾一针见血地指出，仅仅占有财富并没有意义，还需要确保它能为个人赢得尊重，所以他还需要不断展示其拥有财富的证据。质而言之，这是一种寻求承认的欲望。自我尊重的需要只能通过他人的评价获得。通过消费奢侈品，中产阶级试图获得别人对其虚张的新富阶层地位的承认。但问题在于，承认的政治无法摆脱黑格尔“主奴辩证法”的精神逻辑。能够承认这种虚张的地位的目光，最终只可能来自中产阶级试图脱身而出的阶级内部。也就是说，他们一方面厌弃自身的中产阶级地位，试图转变为新富阶层，另一方面通过奢侈品消费，他们又不得不俯就原有阶层，期待由其仰视中获得承认。正是这种两难的诉求，构成了中产阶级想象的困境。进一步的问题是，中产阶级何以会在承认的政治中陷入想象的困境？
在我看来，其根源在于这种想象依赖于奢侈的符号逻辑。对此，我不完全同意引述中鲍德里亚的理解。在他看来，奢侈的符号逻辑本质便是纯粹差异化的意指系统。但是，如果我们回到西美尔对于货币哲学的讨论，便不难明白，这种差异化的意指系统在根本上受制于金钱所表征的物质财富。西美尔认为，在现代文化中，金钱抹平了一切事物的差别，成为普遍的等价物。在这种交换逻辑中，“什么东西有价值”的问题被转化为“值多少钱”的问题。因此，在奢侈的符号逻辑中，差异化的意指关系在根本上不过是金钱的数量关系。也就是说，社会地位的诸种差异通过奢侈品消费被简化为纯粹的财富多少。这样，奢侈品所表征的社会地位，表面上赋予人以个体尊严，但实质上恰恰与人无关，不过是财富的虚幻折光。在此意义上，这种中产阶级的想象注定要走向失败。那么，如何才能摆脱这种自我想象的困境？
深究起来，中产阶级所陷入的“承认的政治”，在根本上只关乎个体身份的阶级认同，而无关个体道德欲求的有无。这意味着，当代中国中产阶级问题的根本，并不仅仅是贫富分化的生存压力，更是道德空洞的庸俗趣味。事实上，当代中产阶级的这种道德处境，乃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后果。众所周知，当代中国的改革者反驳“”意识形态的核心，乃是对阶级问题的悬置和对经济问题的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这种改革意识下，改变中国的经济状况被视为解决社会问题的根本。在这种意义上，改革者在很大程度上将普通人设想为专注于自身物质生活状况的小生产者，通过充分调动他们身上的劳动热情，将之投入到经济建设的国家事业之中。毫无疑问，这种改革规划的确在短时间内很快改善了人们的生活状况，改变了国家的经济地位。正是由此，中产阶级得以在当代中国逐渐崛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