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划生育政策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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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生育政策演变范文第1篇
计生演变为意识形态
杨支柱：“计划生育”这个概念经过几十年的宣传，已经形成一个意识形态了。长期以来，相关部门宣传的就两件事情，一个要爱国，另外一个就是少生孩子。
2002年《计划生育法》颁布实施，那时候我对计划生育的看法就已经形成了，但对于中国的人口形势还没有正确估计。
在我眼里，生多生少、生育或不生育是绝对不能强制的。而此法却具有强制性。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强制妇女堕胎，现在比较少了，并不是说中国政府反对这样做，而是人们生育意识下降；再者人们比过去富裕，能够交得起罚款了。也正是因为这样，计划生育又变味了，实际上成了，镇政府和计生委捞钱的工具。
“砧板”上的超生者
CCN：你是法律系的副教授，为何这次要选择以身试法?如果不采用这种方式，是否有更好的办法?
杨支柱：媒体报道了很多因计生引发的恶性事件，全世界没有别的国家如此做计生工作的。没有什么更好的方法，“反计生人士”从人权、社会可持续发展等各种不同的角度批判这个政策很多年，关于计划生育方面的文章我也写了几十篇。
一个叫易富贤的人，写了一本书寄给国家计生委、国家统计局、一些高层官员和各个大学的图书馆，我从他那拿了一百本送给北京的一些公共知识分子。易可谓不惜血本，但是有效果吗?他们批了这么多年，还不如我生个孩子有效果。
CCN：对于学校的解聘处罚，你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我没有什么不满，也可以理解(学校的决定)”，但博客里却表达了你对处罚决定的质疑。你内心的真实想法是什么?
杨支柱：被解聘是意料之中的，尽管没开除我。《计划生育法》上规定可以行政处分，但是怎么处分却没有规定，这就意味着各单位可以自己裁量。比如温州鹿城区计生局戴副局长说，今天86万元超生罚款不交，明天就是160万元……北京的计生罚款弹性更大，我成了他们“砧板”上的肉了!
我觉得学校本身不想处理我，就是想逼我去交罚款。而到底交多少钱，计生委却一直没出现，也没找过我。学校的好多部门包括法律系的人、管计生的副院长都跟我谈过，让我不要再激怒计生委了，最好把网上东西都删了，争取少罚一点。
但我没打算求他们，即使不能自由生育，但我认为放开二胎指日可待。
质疑“1.8生育率”
CCN：你认为两到三年就会开放二胎，这么说的依据是什么?
杨支柱：这是现在面临的客观形势所决定的。
一是人口已经低惯性增长近20年，不久的将来必定大量减少。有人说现在社会还有大量的大学生找不到工作，但这是教育的产物。
也有人说当前中国四五十岁的劳动力仍很丰富，但那些人都是非计划生育时代出生的，而年轻的劳动力，尤其50岁以下的已经严重短缺了。
另外，现在很多小学的老师面临失业问题――没有那么多孩子来上学了。政府能做的就是将很多小学进行合并。有一个乡原本20多个小学，但现在已经变成4个，其中还包括一所只有8个人的小学。这是否很可怕?
再者，2007年国家计生委主任曾说未来十年“一胎政策”不变，现在又改口说“五年不变”。还有今年年底全国将进行第六次人口普查，其结果应该在一年后公布，我对普查结果来证明“开放二胎”的说法很有信心。
CCN：有人质疑人口普查中有些数据不准确，你怎么看?
杨支柱：现在看过去的人口普查是有问题，但相对十几年来计生委一张嘴就说“1.8的生育率”还是可信的。
国家统计局是副部级单位，计生委是正部级单位，计生委总认为统计局的统计数据不准。坚持说全国平均1.8的生育率，多年来，这个数据怎么随着农村城镇化而不下降，这可能吗?
2000年人口普查生育率还是1.22，计生委说是1.8，怎么会有如此大的差距?计生委说计划生育率这些年基本上是94％，超生只占8％左右，那么数据怎么就由1.2变成1.8了?
计划生育政策演变范文第2篇
关键词：计划生育；新机制；人口管理科学；人本主义
加强计划生育工作，促进人口管理科学的新发展，不仅反映了中国政府坚持以人为本、执政为民、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先进执政理念，而且体现了人口管理方式的进步，反映了人口管理科学的要求。如果我们回顾人口管理学的发展，进而追踪管理科学的发展历史，就可以看到，我国计划生育工作从旧机制转向新机制，与人口管理科学从传统走向现代有密切联系，并且对人口管理科学的进一步发展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一、管理科学从理性主义到人本主义的演变
人口管理科学是管理科学在人口管理领域的应用，因而人口管理科学的发展是和管理科学的发展演变密不可分的。
管理科学是工业社会的产物，诞生于20世纪初，一百年来，经历了从泰罗的古典科学管理理论到行为科学理论，再到现代管理科学理论的演变，其管理哲学也从理性主义逐步向人本主义升华。
以泰罗制为代表的古典科学管理理论，虽然以其科学理性在管理学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但其理论本身包含着一对不可调和的矛盾，即：“理性”与“人性”的矛盾，在追求标准化和科学化的理性的同时，也在不断压抑人的心理需要和行为发展。古典管理学视管理客体为“经济动物”，主张对管理客体实行“物本管理”。其管理方式表现为重物轻人，把人当工具来管理，工人只是作为“机器的附属品”。“理性”在古典管理科学那里，被推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二战后，随着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企业外部竞争愈加激烈，企业的战略规划和科学经营决策要求日益提高，以信息论、系统论、控制论，乃至博弈论为代表的现代管理科学随之诞生。现代管理科学既吸取了泰罗科学管理理性的营养，又注重了行为科学对“人”的研究，使得人本管理开始以人的知识和能力为核心，进一步强调人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的发挥，在更高层次上实现了具有现代化意义的“以人为本”。
二、人口管理学从理性主义到人本主义的转变
与一般管理科学的发展轨迹一样，人口管理科学的发展也遵循了从理性主义到人本主义的演变逻辑。虽然“人口管理学”这一学科概念提出的历史并不长，但是人口科学历史久远，内容丰富，并且人口科学的理论探索从来都没有忽视过人口管理的内容。
西方早期的人口思想是近代人口科学重要的思想来源。其主要代表人物色诺芬(Xenophon，公元前430一公元前354)、柏拉图(Platon，公元前427一公元前347)和亚里士多德(Aristoteles，公元前384一公元前322)以及后来的重商主义都分别提出过国家干预婚姻、调节人口的主张。色诺芬对当时国王用人口是否增长作为评价官员政绩标准的做法十分赞赏；柏拉图主张由统治者规定结婚年龄和男女配偶选择，让最优秀的男女互为配偶；亚里士多德更认为国家的主要职责就是调节人口数量，使之稳定在一定程度并协调其相互关系。重商主义则提出国家应采取各种手段鼓励人口增殖，甚至不惜从其他国家“获得”人口。
进入资本主义社会以后，人们对人口管理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和更多的研究，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已认识到经济上的需求是调节人El增长的决定性因素，而空想社会主义者如康帕内拉更强调婚姻和生育都必须服从社会的控制和调节。
在人口思想史上都是空前的。马尔萨斯人口论的基本思想为从事人口研究和人口管理的人们所熟知，他的“两个级数”、“两种抑制”将人口管理推向了理性主义的极致。
到20世纪上半叶，伴随着资本主义的高度发展，人口科学研究更加全面系统，技术方法也更加成熟先进，涌现出大批经典的人口研究理论成果，如著名的“人口转变理论”、“适度人口理论”，以及凯恩斯的“失业理论”等都发端和发展于这一时期。这些理论成果虽然对人口过程的变动规律有了非常深刻的认识，但在人口管理的哲学理念上，仍然完全是理性主义的，贯彻了较多的“国家意志”和集体理性。
近年来，人口管理科学注意吸收现代管理科学的理论营养，将人口行为的家庭人本需要与社会理性规范相结合，引导人们树立对社会生育规范的文化认同，将人口管理推向了更具人口现代化意义的人本主义。
三、计划生育工作新机制是对人口管理科学的政策实践和理论推动
计划生育工作新机制是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而提出的一种新的人口管理方式和新的人口制度安排，它反映了中国的人口管理正按照人口管理科学的发展引领，从理性主义向人本主义转变。它不仅是对传统的古典人口管理科学的革命，而且是对微观人口管理学的超越和对现代人口管理科学的呼唤。这表现在：
1．在政策基点上，新机制完全遵循了“以人为本”的理念。按照现代人口管理“以人为本”理念的要求，要改变人们的生育行为，就应该对影响人们生育行为的各个要素特别是社会支持和自信心进行调控，通过引导人们对社会生育规范的感知和对遵循规范的评价，建立一种生育文化认同，使人们生育行为规范化。
计划生育政策演变范文第3篇
北京市海淀区做为我市科技、教育、人才的汇集地之一，辖区面积***平方公里，户籍人口***万人，流动人口***多万人,在当前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情况下，海淀区的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得到了极大的提高，调研报告，而面对庞大的人口规模、复杂的人口结构、人们固有的偏好形成的多样化需求，如何推进人口和计划生育综合改革，建立新的工作机制，整合现有社会资源，构造一个适合区域发展的良好的人口生存与发展环境，为区域社会经济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提供一个有力的支撑与保障，已经成为一项重要课题。
一、人口和计划生育改革工作中的主要做法与成绩
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经过多年的发展与演变，虽然“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的根本任务没有改变，但在海淀区人口计生委的工作方法中已越来越多地融入了现代政府管理的理念与方法，更加注重了人口、社会协调、可持续发展，更加关注人自身的价值。他们在基层的具体工作中也越来越感到，在当前社会全面改革的浪潮中，人口和计生部门必须将自己的社会管理角色由“演员”变为“导演”，由被动地接纳上级布置的具体工作任务转变到更加结合实际开拓创新，建立工作长效机制，特别要在管理体制、机制的创新上下功夫，找准本区域存在的发展瓶颈问题并研究解决方案、开展工作试点并不断总结推广经验，才能使工作更有针对性，保证改革发展的大局。
从起，海淀区在北京市率先启动人口和计划生育综合改革。结合区域内街道、乡镇的特点、难点及工作优势，确立了“现居住地管理”、“计划生育村（居）民自治”、“新型封闭式物业小区管理”、“建立并完善利益导向机制”、“农村小城镇化建设中管理服务新模式”等课题，选定十三个乡镇、街道作为试点单位。通过近两年的努力，目前海淀区人口计生委在现居住地为主管理、居（村）民自治等方面取得了初步成效。
（一）积极推进现居住地管理
实现以人为本的有效的现居住地为主管理，是当前作好人口计生工作对基层政府的更高要求。随着海淀区的快速发展，人户分离人员大量增加，加之流动人员的大量涌入，如何准确掌握现居住地人员的基本信息成了海淀区人口计生委面临的最大难点。在全国人口信息还没有形成统一交流平台的情况下，海淀区人口计生委对区内形成的人户分离人员率先实行现居住地管理，制定了《海淀区计划生育现居住地为主管理办法》，在全面登记人户分离情况的基础上，重点清理本区内人户分离人员，通过自主开发的“管理与服务软件”、联系会、信函等通过多种形式进行信息交流-反馈-再交流。在“wis”系统和国家外来人口信息交流平台建成后，又积极运用这两种渠道开展交流。同时，海淀区人口计生委还修订了《海淀区计划生育目标管理实施方案》，将人户分离人员的计划生育率纳入现居住地考核，促进了现居住地管理工作深入开展。到底，已登记各类人户分离人员共7.8万余人，区内人户分离信息交流率92%，确认率为62%。
在现居住地管理中，海淀区人口计生委还遇到了另外一个难题，即新建物业小区中的计划生育管理与服务工作。在北京的整体发展中，由于各区域功能的重新定位和城市产业的重新布局，人口向近郊的聚集已形成趋势，而海淀作为中关村科技园区的核心地段，各类功能完备的新型封闭住宅小区迅速崛起，而小区内的各种社会管理职能却难以及时到位。为防患于未然，海淀区人口计生委组织开展了对物业小区的专项调查，发现目前全区256个新型封闭住宅小区中已建立社区居委会或纳入社区居委会管理的有179个，未建立和未纳入的77个，而且相当一部分因基层组织缺位或工作不得力，使小区游离于行政管理和服务之外；同时，小区内居住人口结构复杂，据抽样调查小区内居住的人户同在人员占近40%，人户分离占36%，流动人口约占25%，居住人群收入较高，普遍重视“隐私权”，因而有关人口计生工作信息收集渠道不畅。
针对这种情况，海淀区人口计生委开展了“高档物业小区计生管理新模式”的试点工作。通过与物业座谈以及在小区中针对育龄群众开展生育现状及需求调查，找到公司与政府合作的结合点——提供优质服务，满足小区居民的需求。思想统一后，政府加大了对物业公司在计划生育管理与服务工作中的指导，给予人力、物力支持，物业公司也指定了专人负责计生工作，从居民购房起就填写计划生育情况卡片，做到对入住人员底数清，同时为小区居民提供多方面服务,方便了居民。物业还出资制作了一些有关计生政策、生殖健康知识的宣传品在小区内、楼道中开展宣传，并积极推动小区内居委会的建立。试点单位原有的13个小区在一年促成12个单独成立或挂靠到其他居委会，物业的前期工作也为居委会的工作顺利开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试点成功后，海淀区人口计生委及时召开了全区综合改革工作会，在全区推开这种管理模式，努力推进在物业中形成一种“社区管理、部门配合、物业协助、业主受益”的长效工作机制，谋求政府、企业与业主的互利“三赢”。
（二）大力推进实现计划生育村（居）民自治
20世纪90年代初，海淀区开始在农村开展计划生育村民自治。通过建立村民自治章程、自治公约等形式，使计划生育逐步融入党建、精神文明建设工作中，出现了聂各庄“十星文明户”评比等一些典型的村民自治工作经验。初，海淀区在继续总结、推动村民自治工作的基础上，结合城市管理的新特点和社区居委会的组建工作，研究出台了《海淀区人口与计划生育居民自治工作指导意见》，推动计划生育居民自治工作与居民自治整体工作同步启动。
在自治工作启动中，海淀区人口计生委发现有相当一部分居委会还习惯于作为政府的基层组织，对自治工作的概念、目的、形式等认识模糊。为转变这种观念，海淀区人口计生委加强了对基层工作的指导，宣传计划生育居民自治的涵义，要求结合社区群众的特点开展不同侧重点的宣传和需求调查，通过居民大会或居民代表会的形式拟定有社区特色的居民自治公约和自治章程，依靠协会的资源和优势将居民自治工作的内容以适当的形式落到实处，形成“以宣传为先导、以章程为保障、以协会为载体、以需要为核心”的计划生育居民自治。通过努力，海淀区出现了一批以自治承载的“相约健康在社区”、“生育文化社区”活动，诞生了精品“社区计生卡通形象”，并有了“交互式自治”这样的创新工作形式。一些社区还引入香港社区服务理念，实施“新家庭计划”，建立生殖健康服务自助平台，以服务为出发点引导社区居民从关注健康到主动支持、帮助政府做好本社区居民计划生育工作，全面推进了“四自”理念的落实。目前，全区所有的居委会都已制定了自己的居民自治章程和公约，并根据指导意见全面开展自治工作。
（三）全方位推动计划生育综合优质服务
在推进计划生育优质服务工作中，海淀区人口计生委逐渐体会到“计划生育优质服务”是一个不断发展的概念，从其提出时还以较为单纯的技术服务为内涵，到目前已经形成了一个涵盖知识宣传、技术服务、满足人的尊严和社会发展需求的这样一个综合优质服务的概念。这一结论的提出，为海淀区人口计生委全方位推进计划生育优质服务搭建了一个更为完整的工作框架。
1、在技术服务中，通过整合服务资源，提升服务水平，延伸服务网络推进优质服务，形成以区生殖健康技术服务中心为基点，以地区医疗机构为主体，以社区卫生站（村卫生室）为补充的“全方位技术服务网络”。
海淀区计划生育生殖健康技术服务中心承担了免费为农村及城市无业育龄人群开展基本项目的计划生育技术服务，并为外地来京无业育龄妇女开展计划生育技术服务。接待外地来京人员9万余人，未出现一例并发症和事故差错。为不断提高服务水平，近几年海淀区人口计生委通过对服务机构外环境的改造装修、配置先进的医疗设备、引进高级专业技术人员、制定严谨的工作制度和人性化的服务流程等对服务硬件、软件进行全面升级，为术后人员提供“亲情搀扶”、送健康礼品、发健康处方等温馨服务，就诊群众满意和比较满意率达98%。
为充分利用地区卫生资源，海淀区人口计生委开展计生卫生联手，建成由66家医院和69家社区卫生站、有500名专业人员组成的技术主体服务网络，不仅保证提供优质的技术服务，还承担了免费发放避孕药具、提供咨询服务以及发放“健康处方”等服务，实现了服务资源的有效利用。，海淀区启动《海淀区开展育龄夫妇享有生殖保健服务规划》，以政府工程的方式启动对城市无业、农村已婚育龄妇女开展的生殖健康检查，已有8万多名已婚育龄妇女接受了此项服务，并全部建立了健康档案，还有2.8万名已婚育龄男性进行了生殖健康检查。
在药具服务工作中，海淀区人口计生委以承接国际项目为切入点，在全区安装了500部自动售套机，同时推进免费药具的发放渠道，实现了在全区所有的居（村）委会、外来人口一站式办公地点、人才职介中心、社区卫生站、乡村卫生院（室）、66家医院、部分高科技公司、大型集贸市场电子市场、地下空间外来人口租住地等地设立了避孕药具免费发放自取架，又增设了26个免费自取发套机，使生活在海淀的群众能够方便、快捷地得到需要的服务。
2、在知识宣传中，通过构建宣传网络，创新宣传方式，拓展服务人群推进优质服务。海淀区人口计生委构建了以“空间四条线、地上精品现、沟通面对面”的广覆盖宣传网络：一是抓住北京电视台、《中国人口报》、《人口与计划生育》杂志、海淀报等主流媒体，通过设专栏、出专版，开展对生殖健康知识、政策法规以及工作经验的总结宣传。二是抓住特色活动出精品，组织开展了“樱花香，碧水长、婚育新风传四方”的昆玉水系大型流动宣传、“独生子女艺术节”、“生殖健康进军营”等一系列精品特色活动。三是建成了以“生育文化墙”、“人口文化园”为代表的一批精品生育文化宣传阵地。四是树起了以人文关怀为基、以计生宣教公益广告组成的城市风景线。五是相继开发了针对大学生、公司员工、外来人口等不同人群知识需求的网络模版和dvd光盘，出版了以《海淀区人口计生委对您的关爱一如既往》为主旨的一系列科普图书及电子图书。六是建成了三个计生宣传网站和一个网上人口学校，推进政务公开、宣传人口国情、计划生育政策法规和生殖健康知识，并及时开通了网上行政审批。
海淀区人口计生委还尝试通过在互联网开设网上直播的方式组织了“关注新《条例》，专家与您零距离——《北京市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网上宣传咨询活动”和“中关村白领，大方谈性——‘男性健康日’专题活动”，两次活动共得到近70万网民的关注。
通过多方位、多角度、多层次的知识服务，使海淀区人口计生宣传的受众面不断扩大。但海淀区人口计生委的目标还有更远。在圆满承接联合国人口基金在海淀区高等院校大学生中开展的“青春期性与生殖健康教育”项目后，海淀区人口计生委根据需求调查，将青春健康知识传播的时间从育龄人群拓展到中学生，在全区中学生中启动“青春期性与生殖健康教育”，按照项目动作的方式总结经验，组织专家编写并出版了北京首部《青少年性健康教育》教材，目前全区已有70%的中学将此教育内容纳入了教学计划，直接受益学生已达9万多人次，家长受教育为3万多人，亲青服务咨询人数约1.5万人次。海淀区人口计生委还拟将此项工程继续向小学高年级拓展。
二、流动人口的计划生育管理与服务仍是海淀区计划生育工作中的重点和难点问题
人口流动状况是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之一。随着我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流动人口规模呈不断扩大的趋势。一方面，人口的流动，对于促进经济发展、增加农民经济收入、促进城市失业人员的再就业、调整城乡劳动力结构、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实现可持续发展等方面都起到积极的作用。另一方面，人口的流动，也给计划生育工作管理与服务增加了一定的难度。
海淀区在城市化进程中封闭物业小区增长量大，人户分离人员持续增加，外地来京流动人口不断增长，加之国家和北京市为流动人口多项便民措施的出台，加大了人口计划生育工作的管理与服务难度。
一是对目标人群管理脱节，服务对象不明晰。当前，我国人口流动整体上处于无序状态，作为流动人口的主要管理机关的公安部门，在现存管理体制、方式下对其管理对象底数不清、分布不明，特别在人性化管理推行的进程中，公安机关原有的强制手段取消，综合的社会管理模式还没有建立，进一步加剧了对流动人口管理措施的弱化，作为计划生育管理服务对象更难以做到明晰。
二是政策执行需要的财政资源保障脱节，财政资金到位困难。我国现行财政体制的安排系中央与地方分享税制，通过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划分税收收入及中央的统一支付体制共同实行管理。这样，在对流动人口进行计划生育管理与服务的过程中，经费的负担主要落在地方财政中，而地方政府层级间财政体制的类似安排，又将经费负担继续逐级下移。以海淀区为例：底，全区户籍人口共178万人，其中育龄妇女46万人，成年流动人口36万人，流动育龄妇女约10万人。同期区级财政对户籍人员的经费投入平均5.2元/人，全年区财政至少需为户籍人口投入计划生育事业经费926万元，按要求应投入流动人口计划生育事业经费187万元，此外还应相应增加管理人员编制，核拨行政经费。
当前，在一些外来人口大规模聚集的地方，基层政府为解决当前一些矛盾，还常常通过设置一些临时机构、临时人员去实施法制性政策性很强的管理工作，使公共政策实施不仅面临管理主体本身的合法性问题，而且一些管理人员本身的行为失范可能又会酿成新的冲突甚至局部管理危机。况且这种管理与服务的要求可能还会使城市进一步扩大人口吸引的态势，在交通、住房、能源、教育资源等多方面对城市发展形成新的压力，也使得地方行政领导对类似的财政的投入有一定的顾虑，因此地方财政在对流动人口的计划生育经费投入方面不够积极。
三、建议
（一）按照国家人口计生委的部署，进一步加强对综合改革的规划
海淀区是全国人口和计划生育综合改革大局中的一个很具有代表性的重要组成部分，代表了东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水平和改革开放的程度。海淀区的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是东部地区的一个缩影，同时又客观代表了东部地区，因此海淀区市的综合改革工作在东部地区具有突出的典型意义。经国务院原则通过的《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20年）》宣布了北京的使命：国家首都，世界城市，文化名城，宜居城市。当前，北京的经济社会发展正处在新一轮飞速发展之中。经济的发展为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带来了难得的发展机遇。海淀区人口计生委要抓住难得的发展机遇，为区委、区政府当好参谋助手，把人口发展纳入到海淀区的经济社会发展全局之中。要按照到国家人口计生委关于在20xx年前在全国大多数地区基本建立新的工作机制的要求，制定海淀区关于综合改革的规划，率先实现建立新的工作机制。
（二）加强人口发展战略的研究
海淀区人口规模较为庞大，特别是人口机械增长过快，全区人口机械增长率达31.15‰，增长量为5.6万，总户籍人口数已达184万。同时，海淀区的人口安全问题开始显现。全区新出生人口的性别比达111，区域人口老龄化速度加快，全区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到28.49万，占总人口的15.5%；性病和艾滋病在特殊群体中有蔓延趋势。这些问题都迫切需要加强人口发展研究。要以人口计生委更名为契机，充分借助区域人才资源，加强开展适应区情、适应区域发展状况的人口战略研究，制定与经济社会发展相同步的人口发展规划，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使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惠及海淀区包括流动人口在内的每一个公民。
计划生育政策演变范文第4篇
这再次彰显并弘扬了几千年传统中华文明所崇尚的“家国文化”。
有传承才有发展
人类为什么需要家庭？从经济学的角度解释，一男一女、一夫一妻的婚姻结合所形成的家庭有利于形成优势互补、合作分工、协同效应以及规模经济，从而促进家庭经济生产的提高。稳定的家庭还有利于信任与信用的建立，从而推动类似于民间金融与保险价值的提升。此外，特别重要的一点，家庭带来人口的繁衍、人类自身的生产以及文明的传承。
传统中华文明不仅重视家庭，还重视生育与传承。生育率这件事，离不开当地的文化，这与犹太―基督教文明所强调的“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的说法异曲同工。中国古人深厚的“家国文化”意识保证了中华民族人口不断增长，直至成为全球最大的族群，而中华文化本身也借助巨大的人口基数而传承、发展，避免了灭亡的命运。
与此同时，通常人们认为越现代化的地区生育率越低，然而，美国、加拿大、德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的人类发展指数极高，而美国的生育率和印度、阿联酋、印尼、南非、新西兰在同一区间，加拿大、德国、澳大利亚生育率和俄罗斯、中国、巴西在同一区间。美国人类发展指数远高于俄罗斯、中国、巴西，但生育率却更高，两者并没有反向关系。
相比而言，中国的现代化程度相对不高，但生育率却相对更低，这与长期的计划生育政策带来的文化改变有关系，可以说重视家庭、重视生育与传承的中华传统文化遭受了严重破坏。而眼下单独二孩政策的出台及全国性推广，可以说是对计划生育的国策改弦易辙，值得称赞。
西方的教训引以为戒
在国际上，我们看到以个人权利为诉求的西方文明正走向反面，在追求极端个人权利、个人放纵和享乐的文化逐渐成槲鞣健昂笙执”主流文明后，“国际同性恋运动”在西方形成强大影响。与此相伴而生的一个现象，就是欧洲的传统家庭文明遭受严重冲击、生育率日趋下降。欧洲只好大量进口中东劳工，从而带来族群结构的急剧演变。在欧盟，平均一对白人夫妻生育孩子1.34个，而穆斯林家庭平均达8.1个，如此欧洲将很快成为第二个阿拉伯世界。
计划生育政策演变范文第5篇
[关键词]人地关系;问题
人作为独立的、具有实践能力的个体是构成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必然要素,而土地是人类得以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因此人口与土地的关系是贯穿整个农业社会人类发展的主线。学术界对“人地关系”的概念,定论不一,但顾名思义,主要是指人口和土地的关系。由人地关系展开的问题涉及到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包括人口数量与耕地面积的关系、人口与资源的关系、人口与食物供应的关系、人口与环境的关系,人口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关系等。
中国人地关系发展状况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隋唐以前,人地关系处于松弛阶段。虽然两汉时,因为国家统一、政治安定,人口得以恢复和增长,人均耕地面积达到10亩左右,但从三国到隋唐以前,社会状况以动荡为主流,人口受战乱的影响,一直增长不快,土地面积也未得到多少增加,大体上看,这一时期人地关系处于松弛阶段。
第二:隋唐到建国前,人地关系处于相对协调阶段。这期间跨越千年,虽然每一次王朝更替都对人口发展和土地增加造成不利影响,但人地关系演变的总体趋势日趋紧张。尤其是从北宋以后,全国人口总数突破亿人大关,南方一些地区人稠地狭矛盾开始突显,人地关系趋于紧张的态势明显表露出来。到清朝康乾盛世时,随着人头税的消除,人口数量迅速增长,从1650年前后的0.9亿增加到1852年的4.4亿。为了解决人稠地狭问题,大批中原人口被迫向山区、边疆或海外迁移,荒田的开垦使耕地面积显著增加,从北宋初年(976年)的2.55亿亩增加到1887年的12.02亿亩。[1]虽然这个阶段人地矛盾日趋紧张,但随着耕地面积的增加,人地关系总体上仍处于相对协调阶段。
第三:建国后至今,人地关系严重紧张,人多地少矛盾异常尖锐阶段。从1680年到1933年,人口由1亿增长到5亿用了250年时间。[2]而1949年至2009年,我国人口总数从5.4亿增加到13.35亿,[3]仅60年时间人口净增长将近8亿。虽然1949到1952年间,我国的耕地面积大增,人地比率略有增加,但从1952年以后,人地关系进入了极度紧张时代,耕地减少的速度越来越快,人地比率逐年下降(除去期),人稠地狭现象非常严重,现在人均耕地面积仅1亩多一点。根据国家人口计生委2003年预测结果,到2030年我国将迎来人口峰值年,人口总数将达14.51亿。[4]在耕地递减人口递增的新形势下,中国人地关系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和考验。
以上三个阶段的划分,正好和朱国宏先生通过对历史上人口和土地数据考证后划分的人地比率发展阶段相吻合。[5]在他划分的这三个阶段,人地比率总体趋势是下降的,而期间又不乏波动性。因此我们可以看到人地关系发展的两个特点:第一,从历史长时段观察,人口压力逐渐加大,土地承载能力也逐渐增大,人地关系发展趋势越来越紧张。第二,从一段时期里全国范围内观察,由于战争、灾害以及生产力的变化等,造成人口和耕地面积的增减,会使人地关系发展呈现波动性。但人类又具有自发调节功能,当人口压力达到一定程度时,人们会被迫采取各种调节措施,所以总体上看,人口压力是趋于平衡的。
中国人地关系发展不是孤立的,具有内在的传承性和规律性,今天严重的人多地少矛盾出现也不是一蹴而就的,是影响人地关系各种因素长期以来发展积累的结果。
1.国家政策机制对人口发展的导向。中国是传统的农业国,“多子多福”观念一直影响着人们的生育观,休养生息、鼓励生育是长期以来政府一贯方针。例如清朝实行摊丁入亩、取消人头税,造成人口的急剧膨胀,以至到1852年人口达到4.4亿高峰,为近现代人口增加提供了庞大的人口基数。建国后,为了迅速发展生产力,赶超英美,政府以“人多力量大”为口号促成了现代人口增长的高峰,之后实行计划生育政策,又遏制住了这场人口高速增长的势头,预计到2030年当人口高峰达到14.51亿后开始回落。
2.土地面积的扩大受到限制。以宋为分界线,宋代开始,随着人稠地狭现象出现,平原地区人们为寻找耕地开始向山区丘陵地区迁移,到明清,大量边疆地区被开发,这些都意味着平原易耕土地的匮乏和土地开发难度的增大。无论是梯田涂田的营建,还是边疆草原的开垦,都需耗费人们足够财力和精力。虽然生产工具的改进会降低开发难度,但有一点不可忽视,那就是我国的后备资源不足。同时,人口增长所需空间是不断加大的,从20世纪50年代起,由于环境破坏和人为占用,土地资源开始绝对减少,人均耕地面积从4亩降至1亩多,人多地少矛盾扩展到整个东部地区。
3.生产力发展对人地关系的影响。漆侠先生曾指出,“两宋统治的300年,是我国社会经济和文化取得极大发展的时期”。[6]北宋中后期,四川、江浙和福建等经济条件较好的地区开始出现“地狭人稠,为生艰难”[7]的局面。人们为增加土地资源,开发梯田沙田,引进优良品种,提高复种指数,实行精耕细作制生产。生产水平的提高又促生新一轮的人口繁殖和人多地少矛盾出现,使中国人口压力开始一直持续下去。到明清,美洲高产物种的广泛种植,进一步为人口增加提供了食物支持。解放后,经济发展和生活水平提高又促进了人口增加,加重了土地承载压力。
人地关系的衡量标准是人口压力,即过多人口数量对土地承载能力所造成的压力。在今天人地关系日益紧张,人口压力日益沉重情况下,一系列由此带来的严重后果威胁着人类生存和发展。
首先面临的是人地矛盾与社会经济发展问题。包括人口对食物和燃料供给的需求,对住房、公共设施、娱乐设施建设的需要,农民对土地耕种面积的需求,对医疗卫生保障的需求等,这些都阻碍着社会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
其次是人地矛盾与环境问题。人口数量的增加势必加重环境承载量,为了满足人们对资源和能源的需求,大片耕地被霸占,植被被破坏,森林被砍伐,空气、河流被污染,由此引发了众多灾害发生。面对土地荒漠、沙尘四起,面对非典疫情、动禽流感,面对南方雪灾、汶川地震,面对甲流肆虐、严冬奇寒,面对西南干旱、玉树地震,面对南方洪涝、地面凹陷,在突如其来的灾害面前让人深思:这里究竟有几分天灾,几分人祸?
再次是人地矛盾对社会意识形态的影响。由于资源和能源的短缺,人们不得不转移发展目标,商业的发展将淳朴踏实的民风引向贪财妄利,尔虞我诈,人们目光短浅,为了眼前利益不择手段,炒楼房炒粮食,在一片虚假的炒作声中市场经济陷入混乱。由于环境的破坏,灾害的频发,加重了人们心理的忧郁和恐惧,许多人对未来发展持悲观态度。
一切都因紧张的人地关系而生,一切都由尖锐的人地矛盾而起,一旦人口压力超越土地承载能力的界限,人们就会采取各种方式加以调节。例如宋代福建、江浙、四川地区尖锐的人地矛盾,主要是通过人口外迁,开发山区,修筑梯田,改造涂田,实行多元化经营,发展工商业和教育,抑制生育等方式进行了有效调节。此外与发达国家比较,我们应该思考为什么西欧、北美等一些发达国家在发展轨迹中未出现人多地少矛盾,甚至英国在1765年因劳动力缺乏而发生工业革命,以机器来弥补人力资源的不足?还有今天日本和韩国的人多地少矛盾比中国还要严重,还要尖锐,但他们的社会发展水平依然步入发达国家行列?“不同的社会生产方式,有不同的人口增长规律和过剩人口增长规律”,[8]主要原因就是长期以来形成的国家机制不同,政策导向不同,生产方式不同。他们先后推行重商主义政策,以工业化为发展目标,率先脱离了人地关系的束缚,推进了人口的城市化,实现了社会经济的极大发展,而中国受传统重农抑商政策的影响,人口被紧紧束缚在土地上,致使人地关系愈演愈烈,以至现在还有50%以上人口生活在农村。
今天政府在调节人地矛盾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指挥和领导职能,需要从古今中外人地关系的发展变化中认真反思和总结,从人多地少矛盾的调节措施中吸取经验和教训,在未来人地关系的协调与发展中,既要坚持计划生育政策,不断提高人口素质,合理规划和利用土地资源,有效控制土地流失,促进地区经济平衡发展,又要加强科技水平的提升,推进国家工业化,农业现代化,人口城镇化,节约资源和能源,坚定不移地做到可持续发展。
总而言之,人地关系问题直接关系着人类发展,社会稳定,现阶段中国所面临的人多地少矛盾比过去更加严重,更加尖锐,这就需要我们以更清醒、更警惕的头脑来面对和改造这个世界,在实践过程中树立全面意识,长远意识,忧患意识,做到趋利避害,只有人口与土地、人口与环境合理发展、协调发展、可持续发展,中国社会才会得到整体上、全面发展。
注释:
[1]Kang Chao(赵冈).Man and Land in Chinese History(中国历史上的人口和土地)[M].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87.
[2][5]朱国宏.人地关系论――中国人口与土地关系问题的系统研究[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296,294.
[3]数字来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历史的记录:人口和计划生育事业发展60年回望(1949年)[EB/OL].[2009-08-29]. .
和2009年全国人口和计划生育事业发展公报[EB/OL].[2010-0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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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中国人口信息网.2001-2050年全国总人口变动情况预测[EB/OL].[2004-01-31].
省略.cn/tjsj/tjsj_cy_detail.asp?id=1422.
[6]漆侠.宋代经济卷[M].//中国经济通史.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1999:29.
[7]廖刚.高峰集[M].//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股份有限公司,1986.
计划生育政策演变范文第6篇
全区乡镇现有卫生院24个，在职员工人数773人，其中在编人员276人，主治医师33人，医师61人，医士118人，卫校毕业生64人，共有病床324张。街镇卫生院最突显的两个特征是：一是全区乡镇卫生院至今没有一名职前本科生，现有的主治医师都为职后大专或本科文凭，高学历医师十分紧缺；二是街镇卫生院人员严重饱和。按标准，一个街镇卫生院配60人绰绰有余，而我区有的街镇如卫生院人数接近300人。全区共有595个村，有卫生室466个，村医837人，其中女村医285人，占34.92％。837名村医中兼计生宣传的有344人。村医突出体现为个体经营居多、且均在家坐诊。
近年来，在各级政府的领导和主管部门的重视下，各街镇认真贯彻“预防为主”的方针，实行疫情报告制度，发现疫情及时报告处理，以预防为主的基本医疗事业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村卫生员定期到街镇卫生院领取疫苗，及时接种发放疫苗，儿童四苗接种率在98.6％以上。加强了对孕产妇的系统管理，新法接生和住院分娩率逐年提高。孕产妇死亡、新生儿死亡率得到有效控制，婴儿死亡率与“九五”同期相比下降27.06‰，儿童死亡率下降到23.86‰，儿童疾病监测工作得到加强。对地方病、传染病加强了重点防治监测，同时配合计划生育部门做好了计划生育政策宣传工作。街镇卫生院在搞好医疗服务的同时，加强对村卫生室的指导和监督，提高了农村卫生组织的综合能力。农村卫生网络基本建立，保证了初级卫生保健预防工作的正常开展，促进了经济、社会稳定。
二、存在问题
（一）资金不足，设备落后。近几年来，各级政府加大对农村卫生事业的投入，卫生院的基础设施和设备得到改善，但由于缺乏培训经费，有了设备也无人操作，造成有限资源浪费。村卫生室缺乏资金垫本，有的卫生室除了接种发放疫苗外，无法开展医疗服务工作。
（二）技术骨干缺乏，卫生技术人员的水平有待提高。全区街镇24个卫生院医务人员中，主治医师占11.9％，医师占22.1％，且人员分散，不均衡，有处方权的少，给各自的工作造成一些影响，医务人员业务培训机会少，难以满足人民群众的医疗需要。虽签订了卫生工作综合目标责任书，但人权、事权、财权关系不畅，考核奖惩难以兑现，调动不了技术人员的积极性。
（三）村卫生员报酬不均，队伍不稳定，出现青黄不接的现象。由于村卫生员变动大，甚至有的村无村医，特别是徐古边远山区。按国家规定，村卫生员的报酬应由财政支付，但全区基本未兑现，为了生活，99%的村卫生员演变成了个体游医，在家坐诊居多。由于技术水平的差异，村级卫生员的经济收入差别很大，医术高的收入好，但不安心搞预防、妇幼保健工作，差的又无法维持生计。由于培训工作的滞后，许多村的卫生室形同虚设，长期物色不到理想的“接班”人。
（四）村医配置不合理。村级体制改革后，各村在配备卫生员时，忽视了女村医，致使村医中男女比例失调（全区女村医只占34.92％），造成一些村的卫生室特别是妇幼保健工作滞后，有的濒临瘫痪，影响了全区妇幼保健工作。
（五）农村医疗不规范。一是村卫生室不规范。有的村委会有房不分配给卫生室，致使卫生室宿舍、药品、门诊、注射混为一室。二是各街镇都不同程度地存在无行医证和行医不规范的问题。
三、几点建议
（一）进一步理顺关系，实现农村医生管理、使用、培训一体化。为加强对街镇级卫生院的考核管理，合理配备技术人才，根据卫生部《关于农村卫生改革与发展指导意见》，“街镇卫生机构上划到区级人民政府管理、经费预算指标相应上划到区级财政”的意见，建议把街级卫生院的人事、经费权划归区级卫生职能部门管理，由卫生主管部门对全区的卫生技术人员的考核、使用、培训作出统一安排，实行全行业管理。
（二）完善人事机构。根据《省农村医疗卫生条例》，村级卫生室一村配备一男一女村医的规定，建议我区把卫生员和计划生育宣传员纳入统一管理，采取两块牌子，一套人马，人员配备上按一男一女配齐，要求具备一定的卫生专业技术，能履行防疫、妇幼保健、计划生育工作和医疗服务的职能，使我区的防疫、妇幼保健、计划生育工作得到同步发展。
（三）提高卫生技术人员素质。加快农村卫生技术人员结构的调整，根据卫生部“要加强对现有农村医生的学历教育，新进入村卫生室的人员应具备执业助理医师资格”的规定，建议进一步增加投入，加大对农村医生的技术培训力度。一是卫生主管部门采取举办培训班的办法进行培训；二是统筹安排街镇卫生院医务人员到区医院、中医院进修学习，村卫生员到街镇卫生院或区医院实习，不断提高农村卫生人员的业务技术。
计划生育政策演变范文第7篇
关键词：二胎政策；人类行为；社会环境；文化
在“计划生育”的一孩时代，人们已经习惯了独生子女的家庭结构、社区生活、社会环境等并形成了较为固化的思想模式、行为表现方式。而近年来独生子女向“单独二孩”渐变，最后向“二胎”政策全面开放的进阶定型，犹如兴奋剂般注入到普通民众的生活、行为和社会环境中，也改变和影响着人们现有的生活状态和社会角色。
一、影响家庭成员行为方式
家庭是社会生活基本单位，具有相当的稳定性、持久性和连续性。在实施“计划生育”前，我国处于经济发展初期，各项生产建设、经济发展、社会构建等相对滞后，在传统观念和落后生产制等条件制约下，全国人口特别是农村地区出现井喷式的爆发增长，对生存发展和物质需求等提出十分迫切的要求，人口增长速度远远超过国家总体发展能承载的数量，普通群众生活不断接受来自日常饮食、劳动就业、上学教育等严峻挑战，人口基数大、底子薄、经济基础弱，是困扰着每户家庭形成和发展的关键要则。在一孩政策开启后，我国家庭成员角色逐渐演变为倒三角的结构，罗杰斯等人的家庭生命周期认为，家庭作为一个群体担当着组织家庭成员分工合作、生产、消费、养育子女、赡养老人等各项重要功能，就家庭而言，从一对夫妻结婚建立家庭生养子女(家庭形成期)、子女长大就业(家庭成长期)、子女独立和事业发展到巅峰(家庭成熟期)、夫妻退休到夫妻终老而使家庭消灭(家庭衰老期)。[1]在本阶段的家庭中，较为显著的特点是儿童青少年成长需求增加，比如家庭玩伴的减少而带来的角色孤独感，个体成长教育出现溺爱等带来的行为偏差，角色中心论引发的个人思想和心理的自我同一感较低和集体思维较少等。父母等家庭主要成员过多地将注意力、关注度等集中投入，造成家庭系统教育出现缺失，层次偏低，也成为“空巢家庭或老人”、“失独老人(目前失独家庭过百万)”、“独居老人”等名词和现象出现最直接的主体原因。但在较长的一段时间内，独生子女政策的实施也进一步推动了国家人口(劳动力)宏观管控、老龄化趋势管控等措施的发展，家庭生活方式、人们行为方式都在一孩政策中逐渐成“常模”。伴随着制度、经济、科技、文化、教育、医疗、和生活条件的逐步提升优化，家庭的物质和精神生活得到有效确保，可以极大满足日常行为活动的所有需求，这个时期最大的关注点在家庭形成期和家庭成长期，对其他时期则是较大程度的放置于社会环境。在经历多年“计划生育”的偏中年夫妻和年轻夫妻组成的家庭，在有了第二个孩子后，会产生如下问题：一是减少和降低了原先对于只有一个孩子的压力和负担，分散父母等直系亲属的注意力，避免更多家庭问题的出现；二是有效修正“倒三角”家庭结构，总体布局和结构更加趋于合理；三是在增加家庭投入的同时，更能促进家庭教育、劳动就业和成长所需的资源实现增长。在今后较长时间内，人们的家庭观念、行为表现方式和互动模式等都会逐步变化，家庭教育成长、居家养老、家庭关系、劳动就业都在渐变，家庭有了“后盾式”多元化选择，今后家庭总体发展的关注点转向家庭成熟期和家庭衰老期，并和前两个时期处于持续均衡的状态。在家庭服务需求方面，则更多侧重在孩子的优势化培育、亲子关系疏导等，且较之前会呈现普遍性、一般性，对于家庭教育、社区教育、学校教育三方面的效能度会得到较大缓解和实质提高。具体来说，就是家庭综合投入增加、成长和教育方式出现可比性、社区资源投入增加、社会正向影响增加、居民归属感增加，每对家庭夫妇承担和付出的力量成双倍增加，家庭总体关系不协调现象几率减少，从而家庭外在行为表现有所改变，在原有家庭思维模式、教育模式和系统模式下不断得到修正和改善。
二、影响人们文化行为方式
文化是共同的态度、价值观、目标、精神信念、社会期待、艺术、技术和行为的综合体，表现了人们生活其中的一个较广泛社会的面貌特征。目前我国仍旧接受着来自“老龄化”趋势的严峻挑战，与“老龄化”对等的就是服务市场劳动力短缺，对社会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建设与发展提出双重标准，更多地关注在养老服务行业和文化的形成和推动上，人们对于养老观念和文化理念、价值信念等方面有了自身认识与理解。随着年龄的增长，老年人在生理和心理逐步走向老化，社会活动频率和次数明显下降，进而与社会接触减少，家庭作为老年人主要的活动场所，家庭成员也理所当然成为老年人生活的主要伙伴，日常生活及活动空间也随之缩小，进而影响老年人生活质量，也必然导致产生各种不同于其他年龄群体的特殊需求。[2]老年人在选择养老方式则是集中在居家养老，对于机构养老、社会养老则是较为疏离。[3]机构养老和社会养老虽然有政府部门、爱心组织和企业等不断助力推动但收效甚微，养老服务所衍生的文化产业需求无法满足老年人晚年生活中所需要的，如精神文化生活需求中，更多地表现为对于兴趣、素质拓展、人际交往、情感支持等方面。社会大众对于养老的话题、价值观、文化意识则是营造舆论压力，但家庭中老年人和其他成员认为迫于现状资源和条件，他们更多地表现为承受压力大、尝试妥协和负担转介。特别是一些残疾老人、失能老人、困难老人或是其他政府兜底老人等，所需的社会资源投入更加大，产出的价值无法预估，也无法实现百分之百的回收和产生效益。回顾“计划生育”政策的执行，很多家庭普遍只有一个子女，没有了兄弟姐妹，独生子女的成长变得孤单，也减少了他们体会中国七大姑姨特色文化的机会，试想如果独生子女政策长期实施，舅舅、姨妈、表姐这些富有特色的亲属称谓将成为一个又一个的伪命题，带来的家庭文化意识形态也是无法通过其他方式能够撼动的。全面放开二胎政策除了能有效解决失独、人口老龄化和男女性别比例失调等一系列问题外，更能有效地推动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发扬。另一个方面，虽然我国可能在近十来年仍然是以“老龄化”趋势为主线，但从中长期发展来看，“二胎”政策开放必然推动形成儿童和青少年数量增长，所带动的不仅是人们对于“计划生育”国策的澄清和认知，更带动社会在特殊人群关注方面会向未成年人大范围转移，在文化塑造、价值体现和意识形成等方面也会集中在儿童青少年教育和成长，孩子们在较为完整的家庭体系、社区教育模式和社会化体制中能得到更多正向文化的熏陶。人们更加愿意相信今后会老有所依，比如对于养老服务和物质文化的关注度降低，对养老文化和价值出现较为乐观的态度，在今后家庭发展和孩子成长的期望值也得到提高。从具体的文化领域来看，早教、幼儿教育、婴儿护理、月嫂服务、儿童玩具等都会呈现翻倍的增加，人们在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需求和满足的方面更加趋于合理，学校和社区教育所占比重也会上升，所以在影响人们文化表现和行为方式上，“二胎”政策都起了显著作用。
三、影响人们的社会服务环境
在“二胎”政策实施前，普遍出现的男女比例失调、老龄化趋势严重、劳动力短缺等社会问题，对于家庭在社会服务需求的影响日趋明显，尤其是独生子女的心理疏导、素质拓展、兴趣培育、学习教育(包括社区教育)、成长规划等一系列显性需求，以及行为偏差、身心和性格缺陷等隐性需求，在儿童青少年社会工作服务系统中处于尖端位置，在家庭综合事务服务内容中更是居于顶层设置。在家庭关系需求的调试中，婆媳关系、夫妻关系、亲子关系更表现在较为单调没有可比性的关系处理观念，集中体现在独生子女和家居生活的方面，矛盾冲突上升的可能性更强。其次在“倒三角”结构上层的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呈现的“双层”居家养老问题，既具备一般老年人常有的陪伴照料、“六助(包括助行、助急等)”、文娱康乐、人际拓展、兴趣学习、角色适应和社区融合等普遍化需求，又具备个案老年人出现的隔代教育与互动、老年健康促进(慢性病等)、生理和心理衰退导致的抑郁、妄想、痴呆等精神问题预防和治疗、情感支持、社会网络化重构等特殊化需求，都是制约家庭社会工作和老年社会工作服务发展的重要原因。最后，社会服务需求的突出点还反映在男女比例失调导致的婚恋问题、失能和残障人士护理照顾问题、独生子女上学、就业和成家后的空巢问题、独居问题及失独家庭问题等，对于个体的心理介入、增能赋权、精神帮扶需求愈发严峻，都给社会服务的需求总量不断提出新的挑战。在今后“二胎”政策推动下，不仅减少家庭需求总量，分摊个体需求维度，降低总体矛盾深度，还能促动社会工作服务的进一步实现本土化落地，满足综合社会服务提出量。近年来，政府购买服务在全国广泛试行实施，对日渐凸显的社会服务需求和社会问题都采取较为及时的应对措施，如社区日间照料、社区志愿服务站、农村幸福院、派驻社工站，以城区社区、农村村屯的弱势群体、困难群体、特殊人员等需求为导向，重点解决留守人员(留守儿童、老人和妇女)、困境人员(社区失独、空巢、政府兜底对象等)和其他特殊人员存在的社会服务问题，取得一定的成效。而在“二胎”政策形成长效化模式后，随之产生的便是家庭结构趋于平衡、家庭发展与成员个体期望均衡化、社会服务总量的重新优化配置，改变了很多社会服务的表现方式和实现方式，社会工作服务的介入帮扶更显得必要性和合理性。长期来看，此前置于凸出地位的社会服务需求将得到有效缓和，利用政府购买社会工作专业服务和其他有利制度与措施等的大背景持续驱动下，使得服务试点推广和本土化根植实现更为符合实际的覆盖，在对服务对象实施服务取得的成效评估和检视方面也会更加具有需求的针对性、服务的具体性和影响的长效性，最大限度地满足社会工作在本土化社会服务发展环境下的良好成长。综上所述，“二胎”时代，人们在家庭、生活、事业上的行为方式和社会环境背景都发生改变，以社区为组织基层单位的服务覆盖也会慢慢成为人们享受发展成果、体验社会的重要实施载体，以社会工作为总价值的需求概念也将渗入到每个居民、每户家庭的方方面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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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杜洁.社区空巢老人精神生活研究--以涿州市某社区调查为例[D].河北大学，2014.
[3]施巍巍，罗新录，唐德龙.福利经济学视角下老年人养老方式的选择决策及影响因素分析--以齐齐哈尔市的三个区为例[J].学习与探索，2015(2)：40-46.
[4]谢慧蓉.浅析全面二胎原因及对经济发展的影响[J].港澳经济，2016(3)：78.
计划生育政策演变范文第8篇
[关键词] 人口发展 人口质量 经济增长
一、问题的提出
众所周知，人口既是生产者，又是消费者。人类社会的一切经济活动，无不与人口紧密联系在一起。因此，人口与经济的关系，历来是人们瞩目和研究的焦点问题之一。建国以来，随着中国经济的不断发展，中国对人口与经济发展的关系的认识，经历了一个从“乐观主义”到“悲观主义”的转变，走了“先盲目生育后计划生育”的发展道路。从1971年推行“晚稀少”政策和1980年进一步推行“一胎化”政策后，特别是党的是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的13年，是我国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发展史上最好的时期，实现了人口再生产类型的历史性转变，“增长型人口”已转化为“缩减型人口”，从五、六十年代的6%生育率，直至现在仅略高于1%。人口政策的有效性，缓解了人口对资源、环境的压力（见表1），增强了我国的可持续性发展能力。但是在人口政策取得成效的同时，人口与经济的发展中又出现了另一个尖锐矛盾，即我国出现了发达国家高收入时期出现的“人口老龄化”现象。2004年60岁以上人口高达12.4%，已超过老龄化社会10%的标准，低收入水平下过度人口老龄化将会对社会和经济产生不利影响。因此，是否继续推行人口的“一胎化”政策，如何实现人口增长与经济协调发展，已成为理论界争议的一个焦点。
资料来源：蔡：《中国人口与劳动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7月，P9
二、人口红利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人口转变理论告诉我们，人口再生产类型由“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长”模式向“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模式的演变过程中，出生率的下降速度和人口老化的速度不是同步发生的，前者先于后者发生，前者与后者也是原因和结果的关系。从而形成年龄结构变化的三个阶段。这三个阶段分别具有高少年儿童抚养比、高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和高老年抚养比的特征。一般来说，当人口的结构由高劳动年龄组成的情况下，总人口“中间大，两头小”的结构，使得劳动力人口供给充分，储蓄率较高，社会保障支出负担轻，财富积累速度比较快，人口学家称这段时期为“人口机会窗口”或“人口红利”。一个国家或地区如果恰好处于人口年龄结构最富生产性的阶段上，并且能够对这种人口红利加以充分利用，经济增长就可以获得一个额外的源泉，创造经济增长奇迹。
“人口机会窗口”一般可以持续开放30年到50年，主要取决于生育水平下降的速度。生育水平下降越快，劳动力比例越高，潜在发展机会就越大，但是人口机会窗口持续的时间却相对比较短。反之，生育水平缓慢下降带来的人口机会窗口开启的时间相对较长，但是带来的潜在发展机会不够明显。从战略的角度看，世界各国都特别重视人口转变所带来的总人口负担系数下降时期，因为类似的机遇基本上是属于一次性的，而且稍纵即逝。中国在较短的时期，大幅度降低了生育水平，属于典型的发展机会大，但持续时间短的模式。
如果以50作为人口负担系数高低的一个门槛，那么 中国的人口机会窗口大致是从1990年开始，到2030年结束，前后持续大约40年。从1990年开始，人口负担系数下降到50以下，一直到2010年前，人口抚养比还会继续下降；到2010年前后，人口负担系数将会降到最低点。2010年后，由于人口老龄化速度加快，人口负担系数将逐步停止下降转而开始上升。到2030年前后，人口负担系数回升到1990年前后的水平，也意味着人口机会窗口开始关闭。所以，中国实行了近30年的人口政策对经济增长的效果，与其说是控制了人口总量，有助于人口、资源、环境之间的协调发展，不如说是由于人口结构的变化，大大减轻了人口抚养负担，通过较早赢得年龄结构优势，提高了人口结构的生产性，并进而通过保持高储蓄率和劳动力的充足供给，为经济高速增长提供了重要的源泉。
但是，人口红利从来不是永久性的增长源泉，随着人口转变的完成，随着人口老年化速度上升，这种特殊的增长源泉终究要消失殆尽，人口转变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将由人口红利阶段转为人口负债阶段，正是基于此，理论界主张应放松“一胎化”的人口政策，但是这一政策带来的问题是：一般情况下，人均收入水平增长较快，家庭养育孩子成本越大，生育率会迅速下降 ，而在中国，出生率很高的原因是养育子女的成本低廉。特别是在广大农村，由于教育落后，对子女的智力投资很少，妇女受教育和参加工作的机会不多，“多子多福”，“传宗接代”的传统生育观念还没有发生根本明显的改变，在这种情况下，放松计划生育政策，使得这部分人的人口增长难以控制。由于素质相对低的人口比例较大，必然在总人口中出现低素质人口增长高于高素质人口增长的人口逆淘汰现象，这无疑会对提高人口素质产生不利影响。但是，继续坚持“一胎化”人口政策，虽然能够继续有效的控制人口增长，却如何能提供保证经济可持续增长的人口资源呢？
三、人力资本投资与经济增长
在上述的经济分析与争论中，人们对人口与经济关系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人口数量的增减变化，围绕人口数量的扩张或抑制对经济发展的影响这一主线延续下来，人的质量因素一直是被忽视的，人们没有意识到人的质量的提高会对经济增长作出贡献。而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西奥多・舒尔茨（T.W.Schultz）在长期的美国农业经济问题的研究中发现，从20世纪初到50年代，美国的土地、资本存量和劳动力数量并没有显著的增加，但是农业生产的产量却迅速增加，导致农业产量迅速增加的原因是人的知识、能力和技术水平的提高。因此他提出了“人力资本的投资”的概念，他指出，传统的经济理论认为，经济增长必须依赖于物质资本和劳动力数量的增加。然而，他认为，在当代研究经济增长问题，有必要将传统的资本概念中包括进人力资本概念，而不仅仅考虑有形的物质资本。人的知识、能力、健康等人力资本的提高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远比物质资本、劳动力数量的增加重要的多。随后，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罗默（Romer,P.）、卢卡斯(Lucas,R.)等人为代表的经济学家，在舒尔茨和贝克尔等人重视人口质量对经济的增长的的作用，把人力资本看成经济增长的外生变量的基础上，使人力资本“内生化”，而提出知识、人力资本等内生技术变化因素的引入，其结果是资本收益率可以不变或递增，人均产出可以无限增长，并且增长率在长期可能单调递增。
正是基与此，欧美等发达国家在上世纪六、七年代就开始了由人口由数量向人口质量转变，发达国家对于人力资本的投资额也在逐年增加。因此，尽管许多欧美发达国家已经进入了人口负债时期，人口老龄化现象较为严重，但是这些国家经济发展的速度并未减缓。
现实社会与经济的发展充分证明，在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较低阶段，人口数量的增长和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长期稳定的关系，但当经济发展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这种关系会逐渐减弱，而此时人口对经济影响的程度与每个人对经济增长所做出的贡献是正相关的，即与人口的质量是正相关的。
以卢卡斯为代表的一部分经济学家提出了人力资本外部性的内生经济增长模型，国外经济学者曾利用该经济增长模型对世界上主要经济较为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情况进行分析，发现这些国家经济增长过程中人力资本的贡献率远大于物质资本的贡献率，尤其是美国和日本，由于它们在教育方面的投资巨大，两国长期以来经济的持续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用人力资本投资来解释。国内学者刘华等人曾对我国1978年～2001年的经济增长数据进行分析，结果发现在我国的经济增长过程中，物质资本仍然是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1978年～1990年物质资本的贡献率为51.32%，而1990年～2001年物质资本的贡献率上升到61.31%；而人力资本的贡献率却从1978年～1990年间的32.78%下降到1990年～2001年间的22.30%；这恰与美日等发达国家的情况相反，这说明在我国对人力资本投资理论还不够重视，（主要是教育）投资严重不足，人力资本存量偏低，使得人力资本在经济增长过程中的贡献份额很小。“人力资源是国民财富的最终基础，资本和自然资源是被动的生产要素，人是积累资本、开发自然资源、建立社会经济及政治组织并推动国家向前发展的主动力量，显而易见，一个国家如果不能发展人们的技能和知识就不能发展任何别的东西”在知识经济时代，人力资本的核心地位更为突出，因此增加人力资本的投资，加快人力资本的积累并有效地使用人力资本对于我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具有重要意义。
四、结束语
根据上面的分析，无论是从我国目前人口面临的实际问题，还是从美国和日本的人口发展道路来看，未来中国人口政策离开了人口质量的提高与改善，仅从数量的增减上去考虑，是难以得出有效的实施方案，难以实现未来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发展中国家经济落后的一个重要因素就人口数量众多，而人口质量较低,原因是人力资源开发的力度不够。总结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继续推行计划生育政策，严格控制人口数量增长，仍然是我国目前人口政策的重要任务，也是发展中国家人口数量经济理论的基本要求。但更为重要的是要加大人力资本的投资，提高人口质量，把经济发展中的人口数量优势转化为人力资本优势和人才优势、把发展经济的立足点从主要依托物质资本逐步转向依托人力资本上来，这是西方人力资本理论与新经济增长理论与中国现有的社会历史时期相结合的客观要求，而且也是实现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缓解人口、资源与环境矛盾的必然选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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