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制机制改革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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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制机制改革方案范文第1篇
医疗体制改革成功与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医院体制改革之成败。而医院体制改革的成败系于公立医院改革的制度设计是否合理,因为它们在数量上构成医疗服务的绝对多数。也因此,在去年4月国务院颁布的《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近期重点实施方案(2009年-2011年)》确定的五项重点任务中,公立医院改革被医疗管理部门确定为“试点”领域。这一试点今年将在全国16个城市展开。另有消息称,有关部门正在制订公立医院整体改革方案,那么,安排这些试点可能就是为了发现一个可推广到全国的改革方案。
但这恐怕不是一种可取的做法。既然官员、专家们都已承认,公立医院如何改革并无现成方案可用,那就应当放弃制订一种全国普适的改革方案的企图。最优的医院结构、医院监管体系和公立医院治理结构是什么,当由各地政府、各家医院在本地具体社会、经济环境中发现、创造。中央政府关于公立医院改革的实施方案,只就一些最为重要的问题提供若干原则、框架即可。三年医改规划已就公立医院改革提出一些基本设想。这些设想仍有待于透过学理的仔细探讨和各地试点予以深化、细化。进行这一工作的前提,则是厘清当下医院管理体制与公立医院治理结构的痼疾。
这就是行政化与商业化的纠结。所谓“政事不分”“管办不分”,就描述了政府管理公立医院的行政化特征。政府医院管理部门本身就是一个纯粹的行政性机构,它又把医院当成一个“准行政单位”管理。这一行政化管理体制至少导致两大问题:第一,医院管理机构不可能平等对待公立与私立医院,私立医疗市场发育受到严重抑制。第二,行政权力渗透到公立医院内部,使其管理也高度行政化。
上世纪90年代中期后展开的公立医院改革,又把商业化机制全面引入医院内部。在当时特定的政治气氛中,迷信盈利性部门的激励-约束机制,盲目地把商业化经营机制引入医疗服务领域,且美其名曰“市场化”改革。这显然是对市场化理论的滥用、误用。这些公立医院很快发育成怪胎:它是行政的,又是商业性的。医院管理机构掌握行政权力,却与公立医院共同追求商业目标,为此,它积极运用权力排斥私立医疗服务市场发展,维护公立医院的垄断地位。同时,公立医院的内部管理机制虽然是行政化的,其激励约束机制却是高度商业性的,它把“创收”当成员工绩效考核的重要指标。其结果,公立医院反而成为盈利性机构,医院、医生的声誉因此跌落。
对医院管理体制和医院治理结构进行第二次改革,就必须准确认知医疗服务的内在性质,摈弃商业化迷信。
这里的第一项原则是非盈利性,也即一般所说的公益性。公立医院固当如此,大多数情况下私立医院也可以如此。
现在各地政府在医改试点过程中,以为只有借助盈利性才能吸引资本进入,解决改革所需资金问题。这种认知是错误的。私立医院完全可以自由地选择成为非盈利性的。只要政府、专家打破政府-市场两分的思维模式,放手让“社会”兴办医院,中国的宗教团体、社会公益慈善机构乃至私人,就可以兴办起众多私立的非盈利性医院。当然,这并不排斥私立医院成为盈利性的医院。
第二项原则是医院应实行法人自治。这一点,对私立非盈利性医院不成问题,问题是公立医院如何自治。这里的关键是正确理解公立之“公”。政府官员总以为,政府直接拥有或持有多数股份才是公有。这是把“公”狭隘地理解为政府了。但公的宪法含义是“全民所有”,其具体实现形式完全可以是利益相关者的“共有”,尤其是对非盈利性公立组织。公立医院可以注册为一个独立的财团法人,由一个自治性管理机构持有本医院的资产。
基于对医院性质的上述考察,可得出两项改革政策:第一,医院内部的治理机制应当“去行政化”。新医改方案已提出,探索建立以“医院管理委员会”为核心的法人治理结构。但显然,这个管理委员会不能单由政府官员组成,而应具有公众代表性,并体现法人自治性质。因此,医院管理委员会首先应包括本院医师、护士代表,其次包括社会贤达,最后包括政府财政部门代表。医疗卫生行政部门如果是出资者可以参加,如果是监管者则不能参加,以保证监管独立性。
体制机制改革方案范文第2篇
电力工业改革的方向是打破垄断，引进竞争，这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是世界潮流。当前，国家正在按照电力工业的改革方向制定电力体制改革方案，改革的总体目标是打破垄断，引进竞争，实行“厂网分开、竞价上网，输配分开、竞争供电”。打破由“垂直、集中、一体化管理”在发电端和配电端造成的行业垄断和以“省为实体”、“一省一公司”导致的“区域垄断”，最终在发电端和配电端引进竞争。同时建立政府监督机制，规范竞争市场。这一改革方向和目标符合市场经济体制的客观要求，符合我国电力工业客观实际，有利于促进电力工业发展和市场经济体制建设。农村电力体制改革是电力工业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按照电力工业体制改革方向和目标进行，而不应该与电力工业体制改革的目标脱节，更不能背道而驰。前阶段进行农村电力体制改革是在以“省为实体”、“一省一公司”、“一家管网”的指导思想下进行的，对不同产权的独立供电企业实行上划、代管，推行垄断经营，这种逆向改革必须停止，应该按照我国电力工业体制改革的思路和目标，重新制定农村电力体制改革的方案。
二，农村电力体制改革的思路
（一）县级供电企业改革
对农村供电，原则上以县为实体，组成县级供电企业，既符合我国农村的特点，也符合现行的农村电力体制结构，各方面都可接受。县级供电企业的改革，直接关系到农村电力体制和农村电力市场的建立，农村电力体制必须根据农村电力市场建设的需要和电力工业改革的方向来确定。电力工业改革的方向和我国电力体制改革的总体框架，是要打破垄断，引进竞争，实行发、输、配分开，建立开放的发电市场和配电市场，允许不同的投资主体参与发电市场和配电市场的竞争，供电企业要从电网中分离出来，组建若干独立配电公司，实行竞争供电。由此可见，农村电力市场的竞争主体是多元化的，要允许不同产权的独立供电企业参与农村电力市场的竞争。
从我国农村县级供电企业的构成来看，多元化的格局基本形成。全国2400多个县中，省电力公司直供直管县640个，趸售县1040个，自供自管县近800个，趸售县和自供自管县供电企业的产权是地方的，有的是水利部门的，有的是林场和农场的，有的是矿区的，有的早已成为股份制企业，只有以0个县供电企业属各省电力公司。对于这样一个早已成为多家供电、多元化格局的农村电力市场，应该坚持实行开放竞争的改革方向，而不应该把它变成集中垄断的电力市场，实行一家供电。
因此，对县级供电企业的改革应分两种形式进行，对省电力公司所属的直供直管县，要从电网中分离出来，改为独立的法人实体，成为独立配电公司；对趸售县和自供自管县直接按独立配电公司进行改革。
从改革的过程来看，在输、配没有分开之前，县级供电企业改革的重点应放在企业内部的改革和供电营业区的规范化上，特别是对趸售县和自供自管，而不是去改变企业的隶属关系和产权关系。企业内部的改革主要是明晰产权、加强管理、提高效率、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为组建独立配电公司、参加配电端竞争做好准备。其次，是供电营业区的规范化。由于历史、地理条件和行政区划的原因，县级供电企业之间的供电营业区关系比较复杂，也存在一些矛盾，因此，在农电体制改革中，应重新调整和划分供电营业区，实行供电营业区许可证制度，建立一个规范有序的农村电力市场。
对于存在多个企业交叉供电的县，可按资产关系组建股份公司，但必须严格坚持股份制的原则，不能搞虚拟股权控制，侵占股东的权益。
[二)乡镇及以下农电管理体制改革
乡镇及以下农电管理一直是农村电力管理的薄弱环节，存在很多问题：一是中间环节多，管理费用高；二是实行电费承包，“人情电、关系电、权力电”现象严重；三是管理水平低，管理混乱，偷漏电严重，致使电价奇高，农民用不起电。因此，乡镇农电管理体制改革是农村电力体制改革的重点，通过乡镇农电体制改革，理顺管理关系，减少中间环节，降低管理成本，提高管理水平，规范农村电力市场，达到降低电价、减轻农民负担、开拓农村市场的目的，为实现城乡用电同网同价创造条件。在两年多的“两改一同价”工作中，按照国家的有关规定，撤销乡镇电管站，建立县级供电企业的派出机构——供电所，直供到户，实行“三公开、四到户、五统一”管理，取得了很大成效，深受群众的欢迎，这一改革是成功的，还要进一步实施到位。
(三)配套政策和措施
农村电力体制改革需要相应的配套政策和环境，否则无法进行。当前，对农村电力体制改革有直接影响的是农网改造的相关政策，如贷款和偿还政策应与农村电力体制相结合、相配套。在前阶段的农网改造中，很多省只允许一个承贷主体，即省电力公司，其他供电企业都不能作为承贷主体，这样无形中就迫使大电网之外的供电企业接受上划和代管，否则就得不到农网改造资金。另外还有还贷政策，同样影响到体制。
在农村电力体制改革中，独立供电企业需要一个好的外部环境。在电力体制改革没有完全到位之前，大电网是一个“集中、垂直、一体化管理”的企业，其实力相当强大，在与独立供电企业竞争中，占绝对优势。在改革的过渡时期，必须制定相应的竞争规则，来维护大电网与独立供电企业之间的竞争秩序，否则，独立供电企业难于生存。
体制机制改革方案范文第3篇
行政审批制的弊端
中国的投资体制，是随着建国初期大规模经济建设而逐步形成的。在此后的近30余年间，政府（主要是中央政府）为惟一的投资主体，企业、事业单位不能独立进行投资；政府决定建设具体项目，通过财政拨款方式进行投资；由行政部门安排设计和施工，项目建成后由行政部门任命厂长，安排生产、销售。改革开放以来，国有企业的自一步步扩大，在项目管理上也实施过大包干、法人监督制、项目监理制等一系列改革，但并没有触及计划经济中投资体制的根本―――依靠行政权力对项目进行审批。
行政审批制是投资体制矛盾的焦点。由于政府并不比企业了解市场，依靠行政手段审批大量的具体项目必然是低效的。审计发现，投资决策失误造成国有资产的损失最为严重。
再者，这种投资体制基本沿袭了计划经济的“四位一体”模式，即项目资金基本被少数权力部门和个人控制，项目在高度垄断、封闭的状态下层层审批，缺乏有效监督和责任追究机制，容易导致暗箱操作和层出不穷的腐败。
还有，项目建设没有持续性。各部门各管一段，各唱各的调，如果项目效益好，大家都有功劳；效益不好，却找不到应该承担责任的部门。部门分割下的协调不顺极大地增加了运作成本。
改革方案的核心内容
建设项目由审批制向核准或登记备案制转变，是本次改革方案的核心内容。
所谓政府核准，就是政府作为社会和经济的管理者，对企业投资建设的重大项目和限制类项目等，从维护国家经济安全、合理开发使用资源、保护生态环境、优化布局、保障公众利益、防止出现垄断和过度竞争等方面进行审核，而不再对项目的市场前景、经济效益、资金来源和产品技术方案等进行审批。
其他的投资项目由审批制改为备案制，投资建设一个项目只需企业按照属地原则向地方政府投资主管部门登记备案即可。由投资主体自行决策，依法办理用地、资源、环保、安全等许可手续。
比较审批制与核准制，两者的共同点都是政府有权力决定一个项目能否上马，但出发点有所不同，前者是从企业所有者的角度去审批，后者则从政府承担的社会经济公共职能的角度来考虑其效果。
有限的进步
体制机制改革方案范文第4篇
论文摘要:电力工业解除管制进行市场化改革是大势所趋，在我国已经开展了很多年，取得了大量的经验和成就。由于电力工业的重要性和特殊性，保证电力系统高效、经济、安全、可靠地实时有效运行，成为电力市场成功运营的目标。在电力市场改革突飞猛进的今天，理顺电力需求侧的市场化运营已成为电力市场健康发展的必然趋势和必要保证。
1. 电力市场理论介绍
1.1 我国电力市场的形成
90年代以来，电力体制多元化的潮流遍及世界许多国家，目标是要从一体化转为竞争化，彻底打破垄断，实现商业化运营。一百多年以来，一直被认为是一体化的发电、输电、配电、用电等电力工业环节，相继被分离，公平竞争的机制逐步引入。我国自80年代以来从集资办电开始，电力体制多元化的格局逐渐形成，独立电厂大量涌现，竞价发电、公平竞争的呼声日益高涨。随着我国改革的不断深入，特别是中国加入WTO后逐步通国际惯例接轨，市场对外开放，电力市场全面开放的格局已经形成。2002年3月，国务院正式批准了《电力体制改革方案》。紧接着，国家计委公布电力体制改革方案内容。国家电力体制改革的总目标是，打破垄断，引入竞争，提高效率，降低成本，健全电价机制，优化资源配置，促进电力发展，推进全国联网，构建政府监管下的政企分开、公平竞争、开放有序、健康发展的电力市场体系
中国的电力体制改革
根据国务院公布的电力体制改革方案，电力体制改革将包括以下主要内容:一是实行“厂网分开”。即:将国家电力公司的电厂资产拆分、重组成四家全国性的、跨区域的大发电集团公司;将全国的电网拆分成南方电网公司和国家电网公司。此外还组建了区域电网公司，区域电网公司的主要职责是经营管理电网，保证供电安全，规划区域电网发展，培育区域电力市场，管理电力调度交易中心，按市场规则进行电力调度。各区域内的现省级电力公司改组为区域电网公司的分公司或子公司，负责经营当地相应的输配电业务。
随着改革的深入全国的发电、输电、配电、供电四个环节最终可能被全面拆分成四个独立的运营机构，这是电力改革的必然方向。首先是实行"竞价上网" 。在区域电网公司经营范围内，设置一个或数个电力交易中心，在发电领域全面引入市场竞争机制，根据各地不同情况，建立相应的市场竞争规则和市场交易制度，最终实现谁的发电质量高，谁的环保条件好，谁的价格低，谁的上网电量就多;其次是建立科学的电价形成机制。将电价划分为上网电价、输电电价、配电电价和终端销售电价。上网电价由国家制定的容量电价和市场竞价产生的电量电价组成，输、配电价由政府确定定价原则，终端销售电价以上述电价为基础形成，建立与上网电价联动机制。在具备条件的地区，发电企业可以通过协商方式向大用户直接供电，并执行国家规定的输配电价。
综上所述，厂网分开、竞价上网、建立科学合理的电价形成机制和建立一个国家级的电力监督委员会，构成了电力改革方案的四个核心内容。
2.电力需求侧管理的概念、特点及其手段
2.1 电力需求侧管理的概念
电力需求侧管理(简称 DSM)是指电力行业采取行政、经济手段和技术措施激励电力用户(需求侧)采用各种有效的节能技术改变需求方式，在保证能源服务水平的情况下，降低能源消耗和用电负荷，实现减少新建电厂投资及一次能源对大气环境的污染，从而取得明显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2.2 电力需求侧管理的特点
需求侧管理与电力部门传统的用电管理相比本质上不是一码事，而是管理方式的一种演进和变革。1、需求侧管理非常强调在提高用电效率的基础上取得直接的经济效益。需求侧管理是一种运营活动，它既求效率，更追求效益。任何一种节电措施，都要给社会、电力公司和用户带来效益，使电力公司和用户都有利可图。2、需求侧管理也非常强调建立电力公司和用户之间的伙伴关系。改变过去用户对电能使用无选择余地的求助地位。3、需求侧管理还非常强调基于用户利益基础上的能源服务。电力公司必须树立能源服务观点，不能不顾用户承受能力和经济利益强行限电等做法去减少用电需求。更多的是鼓励采用科学的管理方法和先进的技术手段，促使用户主动改变消费行为和用电方式。 转贴于
2.3 需求侧管理的常用手段
目前，电力需求侧管理常用的有技术、财政、诱导、行政四种手段。
技术手段。指对具体终端用户的用电特点和工艺，采用先进成熟的节电和管理技术，以及相适应的设备来提高终端用电效率或用电方式。
财政手段。指刺激和鼓励用户主动改变消费行为和用电方式，减少电量消耗和电力需求，是需求侧管理在运营策略方面的重点。主要措施有:电价鼓励、折让鼓励、免费安装鼓励、借贷优惠鼓励、节电设备租赁鼓励等。
诱导手段。为了消除用户在认识、经济、技术上的心理障碍，提高对DSM的响应能力，从而调到他们的积极性，必须使用诱导手段，这是DSM的先行措施。
行政手段。行政手段指政府及其职能部门，通过法律标准政策制度等来规范电力消费的市场行为，以政府特有的力量来推行节能、约束浪费、保护环境的一种管理活动。
3. 构建电力需求侧管理指标体系的原则
电力需求侧管理指标体系作为一个有机整体，不但应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反映出被评价系统的主要特征变化，还要能体现出系统的发展潜力和趋势。结合DSM的特点，本文认为建立DSM综合评价指标体系的基本原则有:可比性、科学性、综合性、简明性、可操作性和系统性六个要求。从理论上讲，我们希望设计一个理想的指标体系来描述DSM的状况，但在实际中，我们能够得到的数据资料却极其有限，甚至收集不到对我们的研究起到关键作用的指标数值。如果有的指标极其重要，却无数据来源，可以先保留在指标体系中，今后再搜集这方面的资料。但总的来说，我们还是应该在保证指标反映内容全面的基础上尽量采用各类可供查阅的资料上能够提供的指标。
4. 结论
本文在电力市场改革的基础上，研究了电力需求侧管理的相关理论和方法，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在当今电力市场改革的大环境下，电力需求侧管理已从原来的计划用电、节约用电节到负荷管理制定了一整套较完善的措施，我们总结经验的同时，应该在着重构建电力需求侧管理长效机制方面进行积极的探索。
参考文献
体制机制改革方案范文第5篇
一、水管体制改革总体进展情况
XX年月1月，省政府下发了《海南省水利工程管理和投融资体制改革实施方案》(琼府〔XX〕15号)，我省水管体制改革工作全面展开。省政府分别于XX年6月、XX年9月召开水管体制改革工作会议，布置和推动水管体制改革工作。三年多来，在各市县政府和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下，在广大水利干部职工的共同努力下，我省水管体制改革工作稳步推进，取得了较好的成果。
目前，省松涛水利工程管理局(省属工程)和文昌等12个市县(占全省18个市县的2/3)已基本完成水管体制改革任务，其他6个市县已完成"两定"和"两费"测算工作，总体改革方案有待市县政府最后批复。
二、省属工程及市县工程改革进展情况
省松涛水利工程管理局是省水务局下属水利工程管理单位，经省编制委员会核定，该局定性为正处级准公益性水管单位。该局在职职工1657人(其中下属企业和派出所人员共237人)，占全省水管单位在职职工的26.3%。参与改革的职工共1430人，改革后定员1077人，需分流343人。松涛工管局的中层干部已通过竞争上岗，基层管区的人员已按编就位，166名职工已办理内部退休，177名分流人员已得到妥善安置，分流到下属施工企业参与工程维修养护或多种经营。经有关部门同意，按"以收代拨"方式解决公益性人员基本支出经费(其中年工资和各项社会保险金2375万元)。公益性维修养护经费605万元(省水利建设资金中每年安排300万元，"以收代拨"解决305万元)。
目前，文昌、琼海、定安、万宁、陵水、保亭、五指山、琼中、乐东、昌江、白沙、儋州等12个市县改革已取得阶段性重要成果。12 个市县政府已批复改革总体方案、"两定"和"两费"测算，并已逐步分解落实。12个市县纳入改革的水管单位共56个，在职职工2173人，定岗1990人，分流人员183人，财政补助公益性人员基本工资和社会保险金XX万元。
三、水管单位分类定性、定岗定员、经费测算
根据水管体制改革实施方案，各市县水务、财政、发展改革、编制、社保等部门通力合作，互相支持，通过大量细致工作，基本查清了全省18个市县国有水管单位和松涛工管局的基本情况，对全省水利工程规模、效益、资产价值以及水管单位的职工人数、财务收支、社会保障等有了全面了解。为各市县出台水管体制改革总体方案提供了最基本的依据。
全省102个国有水管单位，已全部定性完毕，其中10个定性为公益性事业单位，91个定性为准公益性事业单位，1个定性为企业单位。改革前，全省水管单位职工8446人，其中在职6311人，离退休2135人。根据《水利工程管理单位定岗标准》，改革后全省水管单位定员人数共4862人，比现有职工少1449人;参照现行事业单位工资和社会保障政策，改革后，每年公益性人员基本支出经费9096 万元;根据《水利工程维修养护定额标准》，全省水利工程公益性部分维修养护经费4632万元。
四、两项经费落实情况
松涛工管局年供水、发电和多种经营收入5500万元，根据省政府有关意见，全部由松涛工管局支配使用，主要用于公益性人员基本支出和工程维修养护，松涛工管局两项经费已落实。根据各市县水管体制改革总体方案，文昌、琼海、定安、万宁、陵水、保亭、五指山、琼中、乐东、昌江、白沙、儋州等12个市县的水管单位公益性人员基本工资和保险金由市县财政负责，其中工资属于补质。全省水利工程公益性部分维修养护经费到位1403万元，其中省水利建设基金900万元(占省级水利建设基金的30%)，松涛工管局305万元，市县财政198万元。
五、管养分离情况
松涛工管局工程维修养护工作，主要由其下属的水利建筑安装公司负责，基本上实行管养分离。各市县维修养护资金还没有到位，实行内部管养分离。
六、人员分流及社会保障情况
松涛工管局和文昌、琼海等12个市县，改革后共分流526人。有几种安置方式：对于3年内达到退休年龄的，实行内部退休;部分职工分流到下属施工企业(如松涛工管局)，从事工程维修养护等建设安装工作;分流到水管单位内部农场(如文昌市东路水库管理处)或承包水库周边土地、水面从事多种经营;不具备上述条件的水管单位分流人员，保留职工身份，由市县财政交纳社会保险金，自谋工作，本单位有人退休时，优先录用。
落实社会保障政策，是水管单位职工最为关心的问题。改革前，各水管单位缴交社会保障金的情况差别较大，松涛工管局、三亚市和琼海市等少数市县缴交较正常，大多数市县基本上没有缴交。改革前，全省水管单位累计拖欠社会保障金5056万元。通过与财政、社保等部门反复研究与协调，结合我省实际情况，区别不同情况落实社会保障政策：1995年前退休的职工，视为已交社会保险金;1995年至XX年退休的，由市县财政补交养老和医疗两项保险;在职和分流人员，从1995年起，补交养老、医疗、工伤、失业、生育等五项保险，其中1995年至XX年应缴交的保险金，待职工退休时，由市县财政负责逐个补交，XX年起，按年正常缴交;社会保险金中个人应缴交的部分，由个人负责补交。
七、水管单位职工工资拖欠情况
由于历史原因，改革前各市县每年拖欠水管单位职工工资3780万元(按近三年统计)。我省是经济欠发达省份，尤其是中部山区少数民族自治县，财政收入少，要补发以前拖欠的工资，难度实在很大。对此，多数水管单位职工比较理解，认为改革后财政负责社会保险金和保证一定的经济收入，解决了后顾之忧，已属不易，待今后经济发展了，希望能补发所欠工资。
八、存在的问题和对策
(一)存在的主要问题
1、少数市县工作滞后
国务院批准《水利工程管理体制改革实施意见》已5年多，省政府批转《海南省水利工程管理和投融资体制改革实施方案》已3年多，但目前仍有少数市县尚未正式批复改革方案。有关市县政府及其水务部门对水管体制改革重要意义认识不到位，对国务院和省政府布置的水管体制改革工作没有紧迫感，是水管体制改革落后被动的重要原因。
2、"重建轻管"思想依然存在
有的市县热衷于上新项目、开新工程，重建设，轻管理;对推进水管体制改革，充分发挥现有工程的效益，促进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保障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认识不足、重视不够。
3、部分市县改革不够深入
部分市县改革缺乏后劲，在政府批准改革总体方案、"两定"和"两费"测算后，市县水务局没能及时将改革推向深入，少数市县停滞不前，水管单位内部改革缓慢，人事劳动工资改革不配套，岗位、工资没有全面落实到个人，管理制度不健全，责任制不明确，水管单位内部运行机制不活。有的水管单位仍然处于"吃大锅饭"状态，没有真正完成按编定岗和人员分流任务。4、两项经费到位率低
落实公益性人员基本经费和公益性工程维修养护经费是水管体制改革的基本任务之一。在市县政府批复的水管体制改革总体方案中，对两项经费已作明确安排。从今年的落实情况看，各市县已按改革方案下拨了公益性人员基本支出经费。但相对档案工资而言，多数水管单位职工收入偏低，一般每月为600～800元，相当于档案工资的40%～60%，甚至有的是按最低工资线标准发放。除松涛工管局外，多数市县水利工程维修养护经费不落实，尚未按改革方案筹措到位维修养护资金。
5、部分市县分流人员多
由于历史原因，部分市县水管单位严重超编，人浮于事，机构臃肿，管理成本高、效率低下。按照《水利工程管理单位定岗标准》，定编后，有的水管单位分流人数多，难度大。如临高县菠莲灌区管理处，设计灌溉面积18万亩，在编职工210人，月工资50～100元;改革后，应定编80人，分流130人。
(二)明确任务、强化措施
1、坚定改革目标不动摇。根据《水利工程管理体制改革实施意见》和《海南省水利工程管理和投融资体制改革实施方案》，并结合我省实际情况，我省水管体制改革任务要在今年底基本完成。全省18个市县和松涛工管局必须批复改革总体方案和"两定"、"两费"测算，各水管单位建立健全管理制度，明确岗位责任制。XX年足额落实"两费"的水管单位比例应达到1/2，其他暂时不能足额到位的，政府及相关部门要有分步到位的承诺文件和分年度到位的实施计划，其中XX年到位50%，XX年到位80%，XX年到位于100%。
2、强化水管体制改革责任制。水管体制改革是国务院和省政府确定的一项重要改革，也是综合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省政府要求各市县政府切实将水管体制改革纳入重要议事日程，建立以地方政府行政首长负责制为核心的水管体制改革责任制，对于未能按时完成改革基本任务的，要实行责任追究。
3、做好进度计划安排。各市县政府应以XX年底基本完成改革任务为时间节点，结合本地实际情况，调整改革进度计划，明确各时间段要完成的工作任务，并逐步落实。尚未正式批复改革总体方案的市县，必于8月底之前批复改革总体方案、"两定"和"两费"测算，并抓紧分解落实，确保在XX年财政预算中安排"两项"。各市县于今年11月完成水管体制改革验收和总结工作。省水务局在12月完成全省水管体制改革验收和总结。
体制机制改革方案范文第6篇
日前，《深圳市深化公立医院综合改革实施方案》（以下简称《方案》）出台。深圳成为全国第一个公立医院综合配套改革方案的试点城市。
根据改革《方案》，深圳市公立医院将打破医生的“铁饭碗”，不再实行编制管理，取消行政级别，实行全员合同制管理。在未来3年内，深圳将有近3万医生与编制脱钩。此外，针对看病难、挂号难的问题，未来3年，深圳公立医改将建立基层首诊、双向转诊、急慢分治、上下联动的分级诊疗模式；同时，降低药占比调整临床用药结构，探索建第三方药品电子交易平合采购等。
作为试点城市，深圳的公立医院改革方案有何亮点？是否能够成为全国公立医改的样本？对外经贸大学中国经济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曹健指出，深圳的公立医院改革方案跟国务院印发的公立医院改革指导意见相比，并无太多变化。其中，不再实行编制管理和取消行政级别，成为其中最大亮点。改革方案中约束性指标较少，预期性指标较多，改革效果仍有待观察。
公立医院改革是2009年公布的新医改五项重点改革内容之一。2010年，在17个城市启动了城市公立医院改革试点，2014年试点城市扩大到34个，今年增加到100个。今年5月17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城市公立医院综合改革试点的指导意见》，提出破除以药补医机制，试点城市所有公立医院推进医药分开等改革措施，并提出进一步扩大城市公立医院综合改革试点，到2017年所有地级以上城市都将全面推开公立医院改革。
曹健指出，根据国务院公立医院改革指导意见，每个试点城市出台本地相应的改革方案。作为试点城市，此次深圳出台的公立医改方案，即是在国家指导意见基础上，结合本地情况制定而成。
“深圳的改革方案，跟中央印发的公立医院改革指导意见相比，并无太大变化和新意，思路和措施上基本上都是一致的。其中，取消公立医院的编制和行政级别，成为改革中最大的亮点，也是走在全国公立医院前面的。”他评价。但是，即使取消了编制，究竟有多少医生特别是年轻医生愿意跳到体制外，对促进社会资本的实际意义究竟有多大，仍然有待观察。
曹健认为，本次深圳公立医院改革方案中，所提出的约束性指标较少，而预期性的指标比较多。例如，在改革中，分级诊疗率究竟达到多少具体的比例，具体有哪些医保报销优惠政策，这样的约束性指标，在改革方案中提及较少。而像探索医院的第三方审计监督等措施，规定比较宽泛。因此，很多改革措施的实施和落实，仍然没有时间表。
体制机制改革方案范文第7篇
国际货币体系历经百余年艰苦探索形成今日之格局，其中不乏智慧闪耀之处，但总体看依然积弊丛生无法令人满意，甚至多次成为国际经济金融危机的制度性根源。
(一)美元危机是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直接诱因。一百多年来，美国依靠世界头号政治、经济和军事强国的地位，在全球贸易结算体系中使美元一直保持储备货币的地位。在应对这一次全球金融危机中，美国为刺激国内经济发展，滥发美元，导致美元持续贬值，使中国及世界各外币持有国财富缩水，引发了以中国为首的世界各国要求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强烈呼声。著名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指出当前国际货币体系是不平等的，美国是储备货币的最后提供者，如果美元严重贬值，全球经济可能会面临失控的风险。美元的泛滥必将导致世界对美元价值信心的丧失。
(二)世界经济失衡是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重要因素。在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之后，金融资本的跨境流动呈现出独立运动态势，越来越脱离实体经济，货币供给量的增长也不再受到实体经济增长的约束，国际资本流动增长率要远远高于同时期的国际生产增长率和国际贸易增长率，使得全球金融资本总量急速膨胀并远远超过实体经济总量。随着东亚地区等新兴市场国家经济的崛起和对外贸易量的不断扩大，必然要求主要国际储备货币美元能够以更大的幅度增加供给以满足资本需求。大量的国际资金流向了亚洲国家尤其是中国，相关国家的顺、逆差规模扩大，全球经济进一步失衡。同前几次国际经济失衡相比较，本次经济失衡程度更大、范围更广，且顺差国家主要集中在亚洲，美国成为了逆差的主要承担国。全球经济失衡中贸易逆差国是美国，而顺差国却随着产业在全球范围内的转移在不断变化:由日本、韩国转移到中国、东南亚，进而向南亚、非洲和南美洲国家转移。贸易顺差的背后是作为国际货币的美元源源不断地从美国流出，流入到相应的顺差国。此次席卷全球的美国金融危机正是暴露了现行国际货币体系存在的问题，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经济危机的恢复过程也是对现行货币体系内在缺陷的自我完善过程。
(三)美国金融危机使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要求更加迫切。自20世纪90年代“东南亚金融危机”、“墨西哥金融危机”以来，国际社会就对改革国际货币体系提出了各种方案，面对当前的美国金融危机有人提出重塑“布雷顿森林体系”(特里谢)，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重新定位。2007年由美国次贷危机引起的世界范围的金融危机引发了各国对当前货币体系的思考。首先，美元霸权地位助长了此次金融危机。这次金融危机发生后，人们普遍认为布雷顿森林体系确立的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主导地位助长了美国的过度负债和过度消费，而后者又助长了本次金融危机。其次，欧盟期待通过改革提升欧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地位。基于这一战略，2008年11月，法国总统萨科齐反复强调有必要改革美元独霸的现行国际货币体系。再次，在现有美元储备货币体制下，中国等外汇储备大国面临美元贬值的风险，因此这些国家希望建立健全的国际储备货币体系。基于以上几方面的因素，一些学者和一些国家政府纷纷要求改革现有的国际货币体制。
二、国际上对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不同方案
自现行的牙买加体系成立之日起，由于体系内部本身的缺陷，使得国际经济经常发生很大震动。因此早在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前，各国学者与专家对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就提出了不同的建议。这些改革方案主要有:回归新金本位制、重建新布雷顿森林体系、改革国际金融机构、建立单一世界货币及世界中央银行。
(一)回归新金本位制。坚持回归新金本位制的经济学家认为金融资产和实物资产已经构成倒金字塔的结构，全球所有国家应该同时加入金本位制国家联盟，来一致确定或同时变更其货币相对于黄金的稳定关系，这样既保留了目前金融全球化可能带来的全球福利增进又克服了资本积累和世界经济的虚拟化。
(二)重建新布雷顿森林体系。这一改革方案是在1997年2月15日至17日德国席勒研究所与高克斯国际劳工委员会在瑞斯顿通过的紧急呼吁书中提出来的。他们认为在目前全球金融投机泛滥和国际金融秩序混乱的情况下，现行国际货币体系已不能稳定各国经济，世界各个国家需要采取联合行动，建立新的国际金融秩序，进行全球性债务重组和恢复固定货币汇率制度。而持有类似于重建布雷顿森林体系观点的，还包括美国人林登•拉鲁什、诺贝尔奖获得者法国的阿莱等，其中将莫里斯•阿莱的改革方案称为“彻底改革方案”，并将这个方案概括成七个要点:一是完全放弃浮动汇率制;二是实行可确保国际收支平衡的汇率制;三是禁止货币竞相贬值的做法;四是在国际上完全放弃以美元为结算货币、汇兑货币和储备货币的记账单位;五是将WTO和IMF合并为一个组织;六是禁止各大银行为了自己的利益在汇兑、股票和衍生品方面从事投机活动;七是通过适当的指数化在国际上逐步实行共同的记账单位。
(三)改革国际金融机构。对于国际金融机构的改革，埃及经济学家萨米尔•阿明提出改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世界银行的观点，他认为应当将IMF转变为拥有真实的世界货币发行权的世界中央银行，把世界银行变成一种基金，使它能够从德国和日本等国吸收国际资本，并注入到发展中国家，而不是美国。同时重建联合国体系，使之成为政治和经济谈判的场所，以便于把世界主要地区的金融活动和货币政策协调机制建立起来。
(四)建立单一世界货币及世界中央银行。建立世界中央银行并让其发行统一货币的思想，最早源于哈耶克1937年出版的《货币的民族主义和国际稳定》一书。这种观点提议，各国至少把他们的国际储备的一部分存入世界中央银行，由世界中央银行印发世界货币来作为控制世界货币供给的一种手段，各国都实行绝对的固定汇率制。如果货币长期地按固定汇率挂钩在一起，那么走向共同货币就变得非常容易。其最终目标就是走向一个世界范围的货币区。
三、我国对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观点
此次金融危机的爆发使各国政府与专家学者再次将目光聚集在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问题上，这个存在已久的话题再一次引起了全世界广泛争议。其中引起很大关注的是央行行长周小川提出的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特别提款权基础上创立“超储备货币”的改革方案。
(一)创建超国际货币。2009年3月23日，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在中国人民银行网站上发表了题为《关于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思考》的文章，提出应该创造一种与国家脱钩的国际储备货币，从而避免信用货币作为储备货币的内在缺陷。而这种“超储备货币”的改革方案与以前学者提出的建立世界中央银行并让其发行统一货币的思想是相似的。他认为超储备货币不仅克服了信用货币的内在风险，也为调节全球流动性提供了可能。由一个全球性机构管理的国际储备货币将使全球流动性的创造和调控成为可能，当一国货币不再作为全球贸易的尺度和参照基准时，该国汇率政策对失衡的调节效果会大大增强。这些能极大地降低未来危机发生的风险、增强危机处理的能力。
(二)建立世界金融组织。国内学者陈志球、虞群娥认为牙买加体系是对当时的世界经济现实做出的客观选择，已经不适应现在的国际环境。发展中国家经济在国际金融体制中的影响日益增强，仍以西方发达国家为主导的现行货币体系不能适应这一变化。他们主张加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功能，进一步扩大其防范和支持当事国化解金融危机的能力，协调成员国的货币政策。建立一个诸如“世界金融组织”的机构，制定新的规则和宗旨，提高发展中国家在国际金融中的地位和作用。同时以国际清算银行为中心，建立国际金融风险预警系统，提高国际金融预防风险的能力。
四、构建新国际货币体系的建议
(一)新国际货币体系构建原则。新的国际货币体系必须从根本上改变原来体系对于全球经济发展的制约，才能够更好地适应经济发展的要求，才能够更好地表达各个国家的平等的利益需要。
1.要代表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共同利益。新的货币体系不能够再被几个主要的发达国家所掌控，要反映大多数国家的利益，尤其要保护发展中国家在国际金融领域应具有的地位和权利。
2.以国际货币体系的长期稳定繁荣为改革的最终目标。利益分配问题将是建立金融新秩序的一个核心问题，新秩序的建立要基于共同的利益基础才能保证国际货币体系的长期稳定和繁荣。
3.国际收支调节机制要兼顾稳定性和灵活性。国际收支调节机制的稳定性对于稳定货币体系和经济稳定具有重要的意义，同时应该和经济的步伐相适应，还要强调其自身的灵活性。
(二)新国际货币体系构建思路。新的国际货币体系的主要内容可以概括为:以实体经济为支撑的欧元、美元、人民币三大国际货币相互制约和平衡的格局。在美元、欧元、人民币等主要货币成员之间设立各方都能够接受的汇率稳定协调机制，通过彼此间的协调与合作使得三者之间的汇率处于一个相对稳定的水平。当汇率稳定超过目标边界时，在政策的约束下，各国有义务采取干预措施。图1描述了新货币体系的协调机制。在上述分析的基础上，提出国际货币体系的构建思路如下:
1.国际本位货币的确立。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的单位可以分为美元、欧元、人民币和特别提款权，在IMF账户中依据各国的经济实力和贸易方向确立储备货币之间的比例。
2.汇率机制。三大国际汇率之间保持固定汇率制，其余货币按照本文设立的区域划分与其保持浮动汇率制，欧盟使用欧元，北美贸易区内的国家和南美国家货币与美元挂钩，澳大利亚、非洲、亚洲内的国家货币与人民币挂钩。
体制机制改革方案范文第8篇
一、我国国有商业银行入世后面临的与挑战
我国国有商业银行改革已20多年了，改革取得了一定成效，四家国有商业银行资产和负债总额成倍增长，为我国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做出了积极贡献。但仍存在不少问题：不良贷款占总贷款25%；财务包袱沉重；经营效率和效益低下；资本充足率低，资本金缺口大（仅工商银行如以资本充足率8%简单粗估，资本金缺口约为1500亿元——2000亿元）；内部经营机制缺乏活力，责权利关系模糊，机构臃肿、人浮于事；不能适应市场竞争，创新不强；经营粗放、管理水平不高，内控机制不健全等。入世后，我国银行业对外开放步伐进一步加快。外资银行已经成为我国体系中的一支重要力量，我国国有商业银行面临国外银行竞争的压力与挑战也日趋加大。
一是集中体现在对国内大中型优质和跨国公司的竞争。麦肯锡公司2002年公布的一项调查显示，入世对金融业的实质已越来越明显，目前工、农、中、建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约20%的最优质客户已经将其最主要的银行关系转移至其他银行，也就是说，这20%优质客户正面临流失可能。
二是国有商业银行高比例的不良资产在迎接入世的前几年并没有得到实质的改善，而且在加入世贸组织后五年的过渡期中也难以得到根本改善。不良资产比例过高，降低银行资金供给者的偏好，银行资金来源存在困难。
三是国有商业银行制度变革尚在摸索中，至今尚未形成一个切实可行的整体的改革思路，外资银行却已经大刀阔斧地进入了中国的银行服务市场。外资银行通过与国内中小商业银行的合资，将迅速占领中国的零售和批发业务市场。愈来愈多的外资银行被批准经营人民币业务，将会带来更大的冲击。
四是国有商业银行在所有权制、商业意识、管理体制、管理水平、金融商品的开发水平与多寡上同外资银行尚存在较大距离。外资银行以其稳健的经营、成熟的技术、周到的服务、健康的理念，对国有商业银行在市场竞争方面，产生着深刻的影响。
五是对国有商业银行人才的冲击。加入世贸组织后，国有商业银行已遇到强大的人才竞争压力。外资银行的高薪、出国和优越的工作条件，吸引了大量国有商业银行优秀人才。由于国有商业银行与外资银行在激励机制上存在较大的差距，也极大地影响了国有商业银行员工的积极性。国内银行在人才竞争上的劣势，是当前国有商业银行面临最严峻的挑战之一。
六是引进外资银行带来更深层次上的挑战即制度上的挑战，一种纯粹的市场制度对不纯粹的市场制度的挑战。
二、当前主要几种国有商业银行改革方案及其评价
针对入世后的问题与挑战，国有商业银行改革的最终模式应是公众型的上市银行，但如何实现这个目标，改革的关键或切入点在哪里，界提出了多种方案。归纳起来，有三种：
第一种方案认为，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被提上议事日程的背景是为了充实资本金，使资本充足率尽快达到国际上银行业认可的8%的水平。四大国有银行的资本充足率普遍不佳，他们基本上丧失了依赖自身积累补充资本金的可能性。并且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最终必将面临上市的问题，如果资本充足率过低，上市本身就成了问题。据有关资料显示，截至2001年底，如果不考虑剥离资产管理公司中的不良资产，则四大国有银行已经计提的贷款损失准备金仅仅为国有银行全部不良贷款的 6.1%，中国银行业所计提的贷款损失准备金仅仅为银行业全部贷款的4.9%.国有商业银行自有资产和目前所承受的不良贷款情况更为触目惊心，到2001年底，若不考虑剥离到四大资产管理公司的不良资产，四大国有银行的自有资产加上已经计提的贷款损失准备金，仅仅相当于其全部不良贷款的40%，不良贷款就足以使得中国国有商业银行整体处于资本金耗竭的地步。因此，建议国有商业银行应该考虑通过分拆上市、存转股、存转债、发行次级债等来补充资本金。
第二种方案认为，国有商业银行存在的问题是系统性的，但核心是产权结构问题，国有商业银行在运行机制及其效率上的种种问题，也是由单一的国有产权结构决定的。从银行的资本金充足率来说，实质也是产权结构单一问题，由此决定着资本金的补充渠道单一。对于现行中国国有商业银行体制，只有进行实质性的产权结构调整，才能产生产权关系明晰、各种权利界定清楚的法人制度，国家干预行为受到限制，真正实现自主经营，以自有资产独立承担民事责任。因此，建议改革的侧重点要充分利用进人后的有限的过渡期，坚决进行国有商业银行的产权制度改革。继而对国有商业银行产权制度改革模式又存在一些争议，一种观点认为国有商业银行应先向国有控股商业银行的方向转变，然后再由国有控股银行向公众型上市公司转变；另一种观点认为有条件的国有商业银行的改革应一步到位，实现规范的社会公众型股份制银行。从目前的国有商业银行现状，对国有商业银行产权制度改革还提出了分拆上市或整体上市、实现多级法人制度、国际金融市场上市、争取战略投资者人股等方式。
第三种方案认为，国有商业银行的改革进行了20年，成效不够显著，重要的原因在于国有银行的治理框架有问题。因此，建立良好公司治理机制是国有商业银行改革的核心，要实现中国的国有商业银行改革的成功，公司治理必须被视为最关键和最具战略地位的改革步骤。建议构建国有商业银行的良好公司治理机制，要立足于中国具体的治理环境，终极目标就是设计一套约束——激励机制，使国有商业银行的决策层和行政层更有效地为国有商业银行整体利益而工作。具体来说，就是要确立清晰的银行战略目标，并使之阶段性量化；建立量化的核算体系；强化风险管理和内控制度；建立多样化、透明度高的激励机制、开发和培育人力资源；实现充分的信息披露；建立健康负责的董事会。
上述第一种改革方案，从国有商业银行的现实考虑，很有针对性，但是它解决的只是国有商业银行发展的表层问题，治标不治本。即使资本充足率通过分拆上市、存转股、存转债、发行次级债等方式补充资本金达到国际上银行业认可的8%的水平，也只是弥补了国有商业银行资本金不足的缺陷，在一定程度上维护公众对银行信心和充实银行自身承受各种损失和风险的能力，对银行风险起到一定的“缓冲器”作用，但对国有商业银行的法人治理结构、经营管理机制及管理体制的完善没有直接作用。如果国有商业银行在制度上得不到制度创新而单纯补充资本金，就不能消除其非商业化经营的根本症结，相反会加大国有商业银行的风险，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国有商业银行入世后存在的问题和面临的挑战。从国际经验来看，国外商业银行上市发行股票，并不是为了补充资本金的不足，而是为了并购、进行资本扩张。
第二种改革方案，从我国国有商业银行单一产权和产权不清的现状出发。认为国有商业银行改革的首要和核心问题是进行产权制度改革，进行股份制改造是当务之急。很多人曾认为，产权明确或多样化或私有化，进行股份制改造才是中国国有改革惟一的出路，但事实证明，中国国有企业改制上市并没有带来原来所预想的企业效益、收益激励机制和良好的法人治理结构。中国国有商业银行的问题很多，也并不是产权模糊或产权单一带来的，并不是单纯进行产权制度改革，进行股份制改革就能迎刃而解。
第三种改革方案，看到了国有商业银行治理结构的先天不足，看到了改革治理结构比产权制度改革更具有实际意义，因而认为建立良好的公司治理机制是国有商业银行改革的核心。但是这种改革方案忽视了我国国有商业银行现行产权结构下的公司治理结构存在严重缺陷，我国国有商业银行还不是《公司法》意义上的国有独资公司，没有董事会，只有外派监事会，行长和经营管理层高级管理人员都是任命制，监事会作用的发挥也受到很大抑制，约束机制严于激励机制。在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国有商业银行责权利明确的问题上，在体制下要建立公司治理机构就好比在沙滩上砌建摩天大厦。进一步来说，国有商业银行产生的问题，也不能说是没有建立公司治理结构造成的，而是与中国结构、信用结构、国企改革和转型经济等诸多因素密不可分。中国的一些股份制商业银行也建立有公司治理结构，有独立董事，但仍然存在很多需要解决的问题。
三、超产权论与我国国有商业银行改革的路径选择
以上三种国有商业银行改革方案，前两种方案实质上是一种改革方案，充实国有商业资本金改革方案，最终还得靠产权制度改革、股份制改革来实现。我们认为，无论是进行产权制度改革（含充实国有商业银行资本金），还是建立健全公司治理结构，都不能独立解决目前我国国有商业银行在入世后存在的问题和面临的严峻挑战，那么我国国有商业银行改革路径到底如何选择呢？
我们知道，传统的产权论认为，产权从公有转为私有的过程中，由于产权人享有剩余利润占有权，有较强的激励动机去不断提高企业的效益，企业治理机制和激励机制得到改善，企业效率也会得到提高。因而，产权归属是决定企业治理结构和企业绩效的基本因素。但在上世纪90年代末，产权论已受到超产权论的挑战与冲击，而这种冲击和挑战却恰恰来之于私有化改革最早的国家——英国。经过大量实证调查检验后，英国经济学家开始认为超产权论比私有化产权论更有的内在逻辑性与实证解释的说服力。（8）超产权论认为，真正决定企业效益高低的是它的公司治理结构，而变动产权只是改变公司治理结构的一种手段，没有给企业创造“生”与“死”的择别，它只改变了企业的利润激励机制，但这种改变并不保证企业绩效一定会提高，比如英国铁路局私有化后的业绩比私有化前下降。再比如，俄罗斯在市场竞争未的前提下进行大规模企业产权改革，导致了企业从计划垄断到市场垄断，造成产出在私有化后普遍下降。可见，企业的效益与产权的归属没有必然关系，而与市场竞争程度有关，产权制度改革并不是企业成功的必要条件，甚至也不是企业成功的充分条件。竞争才是企业治理结构促使企业效益改善的根本条件，是企业治理结构改善和效益提高的最根本保证。只有竞争才能迫使企业改善治理结构，提高效率和效益。只有竞争才能创造企业两种不同的命运，要么生存发展，要么淘汰死亡。超产权论不是完全否定传统产权论，而是对其发展和补充，在短期内，通过产权制度改革可能会迅速改善公司治理结构，但是，产权变换后并非等于企业一劳永逸，企业持久成功取决于公司治理结构能否不断改善来适应市场竞争。超产权论还解释了国有企业改革的当今发展趋势，发达国家国有企业改革，在由国有国营向国有商业化、公共私有化转化的同时，也在经历由上下游全方位垄断向上下游全方位竞争的转化。西方企业改革，不但改产权，同时创造竞争。
超产权论对目前我国的国有企业改革有着很大的启发作用，已有学者根据其理论探讨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新思路。我们认为，超产权论对我国国有商业银行改革也有重大意义，我国国有商业银行改革路径是，将营造充分的公平的竞争环境和增强金融市场竞争力作为国有商业银行改革首要环节和当务之急，以竞争迫使国有商业银行建立和不断改善法人治理结构，不断创新和适应市场需求，不断提高配置金融资源的效率和经营效益，我国国有商业银行才能应对在入世后存在的问题和面临的严峻挑战。
超产权论提出决定企业治理结构改善的两个因素——竞争机制和产权机制的关系，在我国银行业具有一定的特殊性。我国银行业正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要创造一个充分的公平的竞争金融环境，改善银行经营机制，必须改变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垄断银行业的状况。目前，国有商业银行的高度垄断性保证了中国政府对金融资源的行政占有和支配权，而任何市场取向的改革都是对这种占有和支配权的弱化，这是中国国有银行业改革几乎没有起步的根本原因，（9）国有商业银行也没有外在市场竞争压力去主动建立和改善公司治理结构，以适应市场竞争需要。
改变国有商业银行市场垄断现状，首先是应允许更多的竞争者进入银行业市场，进行增量改革，激励足够多并且有交易能力的新金融产权形式的产生。积极改组壮大现有股份制商业银行，尤其要大力发展民营银行，将发展民营银行作为我国一种制度创新和金融深化，完善我国金融结构体系，打破垄断，使国有商业银行和非国有商业银行进行有效市场竞争，将国有商业银行置于生死存亡的竞争环境中，主动进行全面改革，改善公司治理结构，提高金融竞争力，使金融资源配置达到帕累托最优，经营效益最大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