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企改革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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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企改革方案范文第1篇
最近，央企负责人薪酬改革再次成为全社会的热门话题。之前，部分媒体报道，多数央企负责人的薪酬将削减到现有薪酬的30%左右，削减后不能超过年薪60万元，金融企业负责人最高降幅超70%。这些报道语出惊人，但似乎言词凿凿，让人不得不信。
其实，在这场关于央企负责人薪酬改革的讨论中，媒体也好，公众也好，在认知上普遍存在这么几个误解：
误解一：薪酬改革就是大降薪。大部分的报道和讨论，都将央企负责人薪酬改革直接等同于降薪。其实，薪酬水平的调整只是此次薪酬制度改革的一部分内容。据了解，这次改革，将涉及完善制度、调整结构、加强监管、调节水平、规范待遇等5个方面的内容。而且，薪酬水平的调整也不只是限薪、降薪，部分薪酬偏低的还会被加薪。
误解二：降薪就是搞平均主义。有人一谈到央企负责人薪酬改革，就有“打土豪，分田地”般的兴奋，认为通过改革央企负责人的薪酬都将被拉到同一水平。其实，即便是降薪，也并非针对全部央企负责人。不能忘记的是，当年国企改革之前，“大锅饭”“平均主义”等现象严重影响了国企发展，国企负责人薪酬制度改革发挥了巨大作用。
误解三：负责人与员工都得降。很多人习惯以“一刀切”思维去理解这次薪酬改革。近日，网上广为流传关于建设银行的“降薪方案”：行级领导降50%，部门老总降30%，部门处长降20%，普通员工降10%。其实，决策层这次薪酬改革仅针对的中央管理企业负责人。后来，该行董事长王洪章已经澄清：所谓“5321”方案“绝无此事”，一线员工的薪酬并未在改革的范围内。
误解四：银行业薪酬首当其冲。2013年，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5家大型商业银行，他们董事长的年薪均超过百万元，看似高大上。其中，最高的为工行董事长姜建清，税前薪酬达199.6万元；最低的为建行董事长王洪章，税前薪酬为112.9万元。而与此同时，非央企的民生银行董事长董文标去年薪酬高达530.6万元，平安银行行长邵平去年薪酬更是达到833.3万元。
这些误解的产生，原因是多方面的：与公众的思维定势有关，与媒体信息不对称有关，也与社会对央企的成见有关。相信随着央企负责人薪酬改革方案详细内容的公布以及理性讨论的展开和深入，类似的成见和误解会慢慢减少。
央企是中国经济的基石，在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中承担着特殊使命。在全面深化改革的背景下，决策层将央企负责人薪酬制度作为下一步改革的突破口，十分必要，任重道远。当然，作为改革的措施之一，下一步将对央企负责人薪酬中对不合理的偏高、过高收入进行调整。
但在笔者看来，中央管理企业负责人薪酬方面问题的关键不在于薪酬水平高低，甚至也不在于薪酬本身，而在于央企的性质和负责人的角色。如果央企是真正的市场竞争主体，负责人是真正的企业家，那么他们的薪酬应该由市场决定。如果央企占据了公益性、垄断性资源，负责人由组织行政任命，那么他们的薪酬就应该受到一定的约束。
过去将市场化的薪酬用在任命制的干部身上固然不对，将来如果把行政化的薪酬用在市场选拔的高管身上也可能会出问题。当然，新的薪酬方案很大的一个进步是强调差异化，而不是传统“一刀切”。
因此，笔者的建议是：
一是对不同央企进行分类管理。我国央企超过百家，既有一般工业企业，也有金融航母，种类繁多，机构庞大，情况各不相同。要根据企业性质、产权结构、目标责任来定管理模式、定管控方式，进而确定待遇水平高低。比如，根据央企不同性质，可以将央企分为公益型央企、垄断型央企和竞争型央企，前两类负责人可参考公务员工资水平的一定倍数来确定薪酬，后一类负责人的薪酬则可按照市场化薪酬体系来确定。
二是明确央企负责人不同角色。对央企进行分类管理之后，还需区分负责人的不同情况。央企负责人相对特殊，既不是公务员，也不是一般的企业员工。因此，可以分为国家雇员和企业雇员两类：将中央管理企业负责人中的“中管干部”，确定为国家雇员；其他负责人，确定为企业雇员。央企中的其他员工，则理所当然应为企业雇员。国家雇员和企业雇员的薪酬，分别适用由国家和企业制定的薪酬体系。
三是尽量采取市场化手段。对于央企特别是上市央企负责人的薪酬管理，可由决策层确定大的方向和总体框架，具体的方案出台应尊重上市公司既有机制，通过公司治理结构来实现和解决。比如，上市公司的董事会下面，都设有人事和薪酬委员会，包括负责人薪酬水平在内的薪酬战略和考核标准等由该委员会审议通过更为适宜。央企也是企业，决策层的意志要善于通过企业中的国有股东来表达和落实。
四是尊重银行业的特点和规律。在这次讨论中，银行业高管的薪酬调整引人注目。欧美银行高管动辄上千万美元的薪酬暂且不说，即使与国内股份制商业银行的高管薪酬相比，五大银行的高管收入差距还是很大。而五大银行所管理的资产和承担的责任，远远超过任何一家中小银行。因此，应正视银行业的行业水平，对五大银行负责人的薪酬进行综合的调整考虑，如引入期权激励，使激励和约束更加有效，而不是单纯降薪。
央企改革方案范文第2篇
经市政府研究，今天召开全市国企改革发展暨国资监管工作会议。对于这次会议，市里高度重视，会前市政府专门听取了有关情况汇报，今天，笑东市长等市领导在百忙之中抽时间来参加这个会议，体现了四大班子领导对国企改革发展和国资监管工作的关心与支持。随后，笑东市长还要做重要讲话，下面，我先讲三点意见。
一、肯定成绩，增强做好国企改革发展和国资监管工作的信心
去年以来，经过全市上下的共同努力，国企改革发展和国资监管工作取得了明显成效，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值得充分肯定：
一是合力攻坚，国企改革取得重大进展。去年强力推进77户国有企业改革，基本完成了40户企业改革任务，其余37户企业也进入了改革程序。去年改革的企业，绝大多数是资产少、负债多、经营状况差、职工安置难度大的企业，在推进改革的过程中也面临着重重阻力，部分企业领导怕失去既得利益对改革不积极，部分职工相互攀比对改革有抵触情绪，同时还存在着企业涉法涉诉案件较多、职工档案不齐全、资产权属不清楚等许多困难。面对种种压力，国资委、企改办和相关部门齐心协力，迎难而上，使国企改革在困境中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在工作中，相关部门都对国企改革提供了大力支持。财政局在经费紧张的情况下，保证了企业改革资金；法院抽调精兵强将充实破产庭力量，保证了企业集中破产工作的实施；监察局、国土局、人社局、局、法制办、规划局、工商局、老干局、房管中心、总工会和企业改革主管部门都高度重视国企改革，不遗余力地服务国企改革，共同促进了国企改革顺利进行。
二是认真履职，国资监管水平不断提高。国资委作为市政府企业国有资产出资人代表，在加强国资监管方面进行了积极探索。通过健全企业国有产权登记系统，实现了对国有资产动态监控；通过实行产权管理重大事项报告制度，对企业以国有资产进行担保、抵押、租赁和投融资等行为进行了规范；通过开展企业经济责任审计和法定代表人离任审计，为科学评价企业的经营业绩提供了可靠依据；通过加强对企业不良资产的管理，有效防止了国有资产流失；通过成立国有独资性质的资产经营公司，确立了国有资本运营主体；通过切实加强安全生产监管，确保了国资委系统在不少困难企业生产经营不正常的情况下，没有出现一起安全生产事故。应该说，国资委较好地履行了出资人职责，国资监管工作得到加强。
三是强力推进，企业战略重组工作扎实开展。国资委坚持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在推进企业战略重组方面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一批新的战略重组项目得以启动和实施：市政府与国药集团签订了合作框架协议，拉开了我市与央企合作新的序幕；昌达药玻公司与日本尼普洛株式会社签订了合作协议，促进了昌达药玻公司加快发展；市燃料总公司兼并了外贸畜产品公司，盘活了企业国有资产。同时，一批以往签订协议的合作项目取得了新的成效，一批新的合作项目正在积极洽谈之中。去年以来，还多次组织拜访了中建材、首钢、中冶科工、中国保利集团等企业负责人，为与央企深入合作奠定了良好基础。通过推进企业战略合作，引进了增量，盘活了存量，有力促进了企业做大做强。
四是积极作为，服务企业发展尽心竭力。为营造和谐的发展环境，切实加大企业稳定工作力度，妥善解决了珍鼎公司、二机床等企业的历史遗留问题，有效控制了豫北纱厂、化纤公司等企业的群体性突发事件，并启动了纱厂棚户区危房改造工程，使这一关系职工安危的问题即将得到根本性解决。为加快改革进度，对一批阻碍改革进程的企业房产、土地权属不清等问题进行了研究确认。为拓展企业发展空间，启动了市属工业园建设。为促进央属、省属企业加快发展，帮助协调解决了安钢300万吨冷轧、安彩TCO玻璃和安化乙二醇等项目建设中遇到的问题。为促进城市三年建设，积极帮助企业进行了拆迁重建。总之，国资委会同有关部门千方百计促进了企业的改革、稳定和发展。
上述成绩的取得，是市委、市政府正确领导的结果，是市人大、市政协大力支持的结果，是各县（市）区、各有关部门密切配合的结果，是国资委系统广大干部职工奋力拼搏的结果。成绩来之不易。在此，我代表市政府，向对国企改革发展和国资监管工作给予关心、支持和付出辛勤努力的各级领导和同志们表示崇高的敬意和衷心的感谢！也希望同志们继续发扬成绩，坚定信心，再鼓干劲，进一步做好国企改革发展和国资监管工作。
二、突出重点，明确年全市国企改革发展和国资监管工作目标任务
今年是实施“十二五”规划的第一年，也是我市国企改革发展的关键之年。希望大家把思想统一到市委、市政府的重大决策部署上来，以促进国有企业科学发展为主题，以转变国有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明确重点，抓住关键，努力完成各项目标任务。
（一）国企改革要谋求新突破
按照市委、市政府国企改革三年攻坚计划的要求，今年是国企改革的攻坚之年。为了顺利完成今年的目标任务，我强调以下三点：
一要明确工作任务。今年我市国企改革的任务主要有三项：第一，要完成剩余的37户国企改革。在我市列入改革范围的77户国有企业中，有37户还没有完成改革，这是往年经过各种努力都改不动的“硬骨头”，接下来将是一场硬仗。对于这些企业，要坚持能改则改，对有发展前景的企业尽量通过改制把企业搞活，对实在改不动的困难企业要依法实施破产。第二，要做好去年40户已经改革企业的后续工作。去年改革的40户企业完成了破产宣告和改制方案通过政府常务会，这些虽然标志着完成了企业改革，但是，后面的方案实施、职工安置还有大量工作要做，今年要确保这些企业产权转让和职工安置到位。第三，要基本完成市直机关所属企业脱钩改制任务。这项工作去年年底已经启动，个别市直机关至今还没有上报所属企业情况，会后要抓紧向市国资委报送，开展这项工作是全省的统一行动，必须按省政府的要求完成。另外，由于各种原因，我市还有一些改制遗留问题没有得到彻底解决，希望大家在完成上述三项任务的同时，注重解决好历史遗留问题。
二要明确工作责任。今年，37户国企改革是重中之重，希望各责任单位、责任人切实负起责任。企业负责人是国企改革的第一责任人，要克服“等靠要”思想，切实担负起推进改革的主体职责。对这些企业派驻的改制工作组要担负起指导、督促企业加快改革的责任。这37户企业分别隶属于国资委、工信局和粮食局，其中，国资委所属企业32户，工信局3户，粮食局2户，主管部门要担负起推进所属企业改革的领导责任，重大问题要及时向市政府分管领导报告。关于市直机关所属企业脱钩改制工作，企业隶属的市直机关是责任单位，国资委作为牵头部门要负起督促指导的责任。目前，我市区属企业已完成改革任务，个别县（市）还有少数企业没有改革，企业所在的县（市）政府负责推进所属企业改革。
三要明确时间要求。今年国企改革的总体进度要求是：对于企业破产工作，今年年底前职工要基本安置完毕，对具备条件的破产案件终结破产程序；对于企业改制工作，今年年底之前，企业改制方案和职工安置方案要提交市政府常务会研究。国企改革涉及资产清查、方案论证、职工安置等诸多环节，在时间安排上稍有松懈，就难以按时完成任务。希望大家按照总体时间要求，倒排工期，进一步明确完成各项阶段性任务的时间节点，抓紧开展各项工作。
（二）国资监管要谋求新举措
国资委要进一步完善国资监管机制，创新监管办法，提高监管效能，努力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要加大对企业国有资产处置的监管力度，采用“招拍挂”等公开透明的方式处置企业资产，确保企业国有资产处置阳光操作。针对目前国有企业普遍存在的房产租赁、抵押担保、资产处置等行为要进行专项检查，要推行竞价承包、经营权拍卖等公开竞价形式，努力实现国有资产效益最大化。在产权转让工作中，要推动我市的产权市场同国家级产权市场联网交易，拓宽信息渠道，对资产优良、经营状况较好的企业争取在全国特别是发达地区产权转让信息，要科学设定受让条件，确保产生资信好、实力强的资产受让方。在资产评估工作中，要实行专家现场评审，进一步提高评审水平，使评估结果更准确地体现国有资产价值。同时，要搞好国有资本运作，充分发挥国有独资公司的作用，推动国有经济战略性结构调整，促进国有经济发展壮大。
（三）企业战略重组要谋求新成果
今年年初，在全省国企改革发展暨国资监管工作会议上，我市就企业战略重组工作在会议上做了典型发言，我市的做法受到了省里充分肯定，会后，新乡、濮阳、信阳等市纷纷来我市进行了考察学习。国资委作为全市推进企业战略重组工作的牵头部门，不能满足于已有的成绩，今年要争取在企业战略重组方面取得更多的成果。一要抓好市域企业的战略重组。力争依托市蔬菜副食品公司、饮食服务公司等运营状况较好的国有企业，组建企业集团，整合有效资源。二要加强与域外优势企业的战略重组。要引导我市企业多与国际、国内的行业领军企业开展战略合作，提升企业的整体竞争力。三要加强与央企的合作。省政府把与央企开展合作作为对外开放的重点工作之一，今年6月份将在北京举办大型的与央企对接活动，我市对这项工作已经进行了安排部署，希望各县（市）区、高新区、市直有关部门和企业抓紧开展与央企的对接工作，争取借省政府举办的这次大型活动，促成一批合作项目，使我市与央企的合作迈上一个新台阶。
（四）服务企业工作要谋求新成效
服务企业永无止境。国资委和相关部门要视企业的需求为第一信号，提高服务效率，提高服务质量。要为企业改革服务。要对企业权属不清的房产、土地尽快裁决，抓紧办理各种权属证书，为企业改革扫清障碍。要尽快帮助企业解决工商登记、产权过户、土地出让等各方面的问题，加快企业改革进程。要为企业发展服务。要加快市属工业园区建设，尽快完成工业园区的选址、规划等工作，为企业退城进园提供足够的发展空间和良好的支撑条件。要认真落实我市支持服务央属省属企业行动计划，积极帮助安钢、安彩、安化、大唐电厂等企业解决实际困难。要为企业稳定服务。要继续下大力气解决企业的稳定问题，尤其对以往企业改革中对职工没有安置到位的，要按照政策规定尽快兑付欠职工的各种费用，切实维护职工的合法权益，为企业改革发展创造和谐的环境。
三、强化措施，确保顺利完成国企改革发展和国资监管工作各项任务
今年，国企改革发展和国资监管工作时间紧，任务重，要求高，为此，必须采取强有力的措施，切实加以推进。
一要健全机制。在国企改革工作中，要坚持实行企业改革领导小组例会制度，及时掌握进展情况，分析研究和协调解决改革中遇到的各种问题。要坚持实行企业改革成员单位联席办公制度，定期集中办理企业改革相关手续，宣讲改革政策，解答职工咨询。在国资监管工作中，要认真执行已有的国资监管各项制度，探索建立企业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等新的机制。要完善企业经营业绩考核办法，对企业的考核要更加符合转变方式、调整结构、科学发展的要求。在企业战略重组中，要完善信息收集、沟通交流、项目推介和奖励激励等机制，把企业战略重组工作引向常态化和规范化。在服务企业工作中，要实行领导分包央属省属企业制度，加强对重点企业的帮扶。要坚持落实好企业改革稳定风险评估等机制，切实维护企业稳定。总之，对各项工作要建立长效机制，以健全的机制保证工作有序开展。
二要强化督导。在国企改革工作中，各责任单位要加强对所属企业改革工作的督导。要帮助企业理清改革思路，科学制定改革方案，并认真落实企业改革方案和职工安置方案。对不愿改革、顶着不改的企业，要对企业负责人进行诫勉谈话，必要时采取相应的组织措施。企改办要加强对全市企业改革的督导。要对改革进度进行督导，建立企业改革工作台账，列出每户企业改革进度表，对企业改革进展情况及时统计，定期通报，对没有按时完成节点任务的企业，要及时提醒、督促。同时，要对改革质量进行督导，督导企业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进行改革，规范企业改革操作，做到企业改革方案必须经过职代会或职工大会审议，职工安置方案必须经过职代会或职工大会审议通过，确保妥善安置好职工。其他各项工作，包括国资监管、与央企合作、市属工业园建设等工作也要加强督促检查，发现问题，及时处置。在督导过程中，对工作积极、措施得力、效果显著的，要给予通报表扬，对行动迟缓、推诿应付的，要进行通报批评，要以强有力的督导确保工作顺利开展。
三要破解难题。要把主要精力放在解决企业改革发展的难点问题上，敢于应对难题，善于破解难题。针对企业改革资金不足的问题，要通过财政支持、企业土地出让、划拨国有资产经营收益和产权转让收益等多种渠道筹集资金。对破产企业的职工安置资金，要按照市政府常务会议规定的办法，加快资金筹措，确保进入破产程序的企业及时安置职工。对由于司法机关查封、企业资产难以变现的问题，对于房管部门管理的公房如何参与改制的问题，对于企业金融债权转移、回购难度大和职工债权的认定问题，对于企业破产或改为民营企业后实行属地化管理的问题，对于企业改制房产和土地分割交易等问题，对企业改革发展和国资监管工作中遇到的难点问题，要专题研究，争取突破，以难题的破解带动整体工作的推进。
央企改革方案范文第3篇
“大师兄，二师兄又涨价了。”在网络上，有人如此描绘过去10周以来的猪肉价格持续上涨。
根据国家统计局7月4日公布的“50个城市主要食品平均价格变动情况”显示，6月下旬猪肉价格与5月下旬相比，涨幅达到15%，猪后腿肉价格已经突破每斤15元。因为猪价持续上涨，包括湖北、广东、山东、吉林在内的多个地区均出现“抢猪潮”。
猪肉价格占CPI权重达4.29%，通胀环境下，猪肉价格飞涨无疑给政策制定又添了烦恼。
国务院总理不断地在进行信心喊话，7月3日在辽宁本溪考察期间表示，“最近猪肉价格贵了，得把这个周期过去，再过几个月就下来了。”
所谓“猪周期”，是从中国改革开放开始，生猪生产和价格在1985年、1988年、1994年、1997年、2004年、2007年共经历过6次明显波动，主要标志是价格年环比增长超过10%，其中，有3次大波动，价格年环比增长超过50％。
在往年，政策都曾试图用行政调控的办法刺激养猪，但最终是越调越乱，动用财政补贴刺激之后又是价格的急剧下跌。
今年的猪周期除了生猪生产规模化、产业化的水平较低的因素之外，生猪饲养各种原材料的价格上升也是叠加因素，而这是整体通货膨胀所造成的。如今看来，中国通胀的消退劲头仍未见端倪。
在稍早一些时候，曾在英国《金融时报》上撰文表示，“对于中国能否控制住通胀并保持快速发展这个问题，我的回答是肯定的。”受益于此喊话，中国A股止跌反弹。
但喊话终归喊话，话音未消，7月7日，央行再次将一年期存贷款利率上调0.25个百分点。
不断上调存款准备金率和加息，是中国金融货币政策自去年年末到今年以来的主旋律，被称之为稳健的货币政策难压持续的通胀指数。喊话之余，也表示，今年将CPI控制在4%以内的目标实现很有压力。
虽然目前一年期存贷款利率已经达到3.5%，但相对于5月5.5%的CPI指数来说，仍然处于负利率状态。6月CPI破6看来也没有悬念，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关于加息已到尾声的预测似乎并不太靠谱。
对于中国货币政策执行者来说，大幅的加息面临着两难，倒并不在于会给中小企业形成紧缩资金压力，而在于大量的国有企业和地方融资平台，大幅加息对其债务偿还将会增添压力，进一步放大风险。
暂停批准“综改区”
7月5日，国家发改委体改司副司长徐善长向外表示，除非遇到特殊情况，在目前10个国家级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创造出好的做法经验之前，“不会再批建新的试验区”。
从2005年上海浦东新区成为全国第一个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以来，全国很多省市都上报了各类申请综合改革试验区的项目。截至目前，国家发改委批准了10个国家级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而据统计，全国已有21个省市先后设立了70多个省级各类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其中大部分是未通过国家级审批，降格为省级的。
在表态暂停批准的同时，国家发改委也对山西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提出了公开的批评。发改委体改司负责人说，《山西省国家资源型经济转型综合配套改革试验总体方案》原计划于6月底上报国务院，但却因内容与发改委的期望差距较大而未能按时上交。
双方拉锯的焦点在于改革力度。发改委认为方案过多涉及对于资金、政策、项目支持的索取，而在改革方面却“没有真的动作”。“资源经济转型需要改革来突破，必须有真的动作，如果没有涉及这方面内容，这个方案就没有意义了”。
事实上，在过去的两三年中，一些地方上报的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搭上了拯救金融危机的顺风车，其目的无非是在国家扩大投资和财政支出的热潮中争项目、争贷款、争优惠措施。
中国改革开放已经进行了30多年，按道理，如今各地的改革政策都已相差无几，“划一个圈”搞经济的时代已经过去。不管是经济政策还是行政改革政策，都应形成一致的标准。而各地仍然热衷于上报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目的也无非是希望在土地政策、金融政策、税收政策、财政转移政策上得到中央的特殊照顾，利用各种优惠政策进行政府投资，获取GDP的政绩。
以山西为例，山西改革试验区申请的也无非是土地审批政策优惠，以及“先试先行”煤层气开采、财政返还等政策支持。
据称，山西省直部门与县市领导曾连续4天开专门会议讨论改革方案。可改革哪儿会是闭门开会能研究出对策来的？
在中央部委层面上，将这样的审批权力留在自己手中，也无非就是以审批权享受地方“跑部钱进”所带来的利益回报，各种部委之间，常常会设立各种各样的试验区、新特区、区域经济发展区的名头，吸引地方政府的竞相争取。
这种政府设计的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并不一定符合资源配套的最优选择，在政府主导的情况下，反而会造成巨大的资源浪费和产业结构扭曲。过去几年中，各地政府热衷的产业集群式的发展模式，如今也已呈现其弊端。
所谓改革，行政管理体制的改革应摆在首要的位置。
监管央企海外投资
央企海外投资巨亏题材一直不缺少新闻，中铝是近期的主角，有消息称，中铝集团在澳大利亚投资铝矿4年亏损3亿多（除特殊说明，单位均为人民币），然而现在央企海外投资巨亏，学费要自己掏腰包了。
6月24日、27日，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先后了《中央企业境外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暂行办法》（以下简称《境外资产监管办法》）和《中央企业境外国有产权管理暂行办法》，两文件自2011年7月1日起施行。
《境外资产监管办法》共7章40条，《境外产权管理办法》共20条，中央企业及其各级独资、控股子企业在境外（包括香港、澳门）以各种形式出资所形成的国有权益均受此两个文件约束。这两个文件最大的亮点在于，其明确央企为境外国有产权管理的责任主体，相关责任人要为海外投资失误负责。为推行问责制，文件在明确责任主体的基础上，提供了具体操作方向，对外经营中普遍存在且易引发国有资产流失的个人代持股权、离岸公司监管、外派人员薪酬等特殊业务提出了规范要求。并特别点出禁止央企以套期保值为由进行投机。
从更细微的操作层面看，在近年日盛的舆论压力下，国资委此次的手段可谓犀利。在投资过程、操作流程、风险控制等主要企业运作环节，文件都有字眼苛刻的规定。举个例子，根据《境外资产监管办法》，境外企业出现包括违规出借银行账户、越权进行投资、有账外业务和账外资产等七大情形，就将追究有关责任人的责任。只要操作过程中涉及违法违规的问题，即使境外企业没有任何损失甚至最终获得利润，相关责任人也要被追究责任。实际上，国资委隐含文件中的思路是通过严格控制企业的运作程序，寻找亏损的源头。
央企改革方案范文第4篇
2010年初,关于在电力行业实施主辅分离的改革方案再次摆上主管部门负责人的案头。
此时,距决策层对央企主辅分离的原定期限――2008年12月31日――已一年有余。而在电力行业内部,关于新改革方案的讨论依然“没有达成一致”。
“方案出台的时间表还没有最后确定。”国务院国资委的一位相关负责人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记者,“主辅分离的方案已经做了多年,现在还停留在做方案的阶段。”
八年前的第一步
2002年2月10日,国务院印发电力体制改革方案,确定“厂网分开”、“主辅分离”、“主多分离”、“输配分开”的改革方向。
2003年初, 电力改革迈出实质性第一步:原国电公司拆分成国家电网公司、南方电网公司和中电投、华能、大唐、华电、国电等五大发电集团。通过拆分,电力行业在“发电侧”形成了竞争态势。
按照方案设计,下一步改革将实行“主辅分离”和“输配分开”。主管部门进一步拆分两大电网公司,从资产、财务、管理和人事上将电网的终端输送、配电、售电环节从电网的主干网中分开。这一步改革的实质意义是,进一步削弱电网企业的垄断格局,从而在“售电侧”形成竞争。
多次搁浅
2004年12月17日,在电力体制改革工作小组的第七次会议上,国家发改委、电监会等相关部门会同参与电力改革的专家和机构,共同讨论了《电力主辅分离改革实施意见》。
随后,发改委将第一份成形的“主辅分离”改革方案上报决策层。“主辅分离”改革的曙光似乎就在前方。
但在出台前夕,“电荒”开始在中国蔓延,在“保大局”的背景之下,“主辅分离”方案最终“流产”。
2007年,国资委牵头进行了新一次的“主辅分离”方案制订。当年年底,方案在各大部委之间达成一致。
新方案由国家电力体制改革工作小组上报国务院,在获得国务院批准后计划组织实施。不料,2008年年初的一场雪灾,让方案再生变故。
来自电网公司的意见认为,“从这次抗冰保电的过程中可以看出,设备企业对于电网的建设和维护非常重要。考虑到电力应急和安全,设备企业不应作为辅业剥离,而是应当留在主业之内,否则无法高效率地组织抢修队伍,会影响到正常的电力建设和维护。”
中电联一位专家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记者,雪灾过后,国家电网公司随即向国务院递交了一份措辞强烈的报告说,“送变电企业和设计院都不应作为辅业分离出去。”决策层对此文件的批复是,要“进一步论证”。
辅业范围之争
“‘主辅分离’这个关键问题上,我们纠葛了八年之久。”国家电监会一位相关负责人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至今为止,电网公司还是希望将送变电等核心辅业资产留下来。电力设备等最关键的资产能否剥离成为最大的难题。”
在国资委、国家发改委等部门历次制订的主辅分离方案中,送变电和设计院都是涵盖在即将剥离的辅业范围之内。
电力设计和送变电企业占电网辅业相当大部分,这些企业普遍面临员工数量庞大、资产质量不好等历史问题。电网企业的人士担心,该部分资产剥离后难以适应市场的竞争。
国家电网曾就此问题上书国务院,要将辅业单位区分为两类:一类是技术性和专业性很强,直接服务于主业的,比如送变电企业和电网的设计,要留在主业之内;另一类是技术性和专业性相对较弱,易于在一般市场中获得相应服务的,比如电力修造企业,可以进行剥离。
“国网公司在发展特高压过程中积累了很多先进技术,另外国内装备业的技术水平与国外还有差距,国网公司利用掌握的技术发展产业,有利于提高整个行业的技术水平。”国家电网公司一位人士再三向记者表示,国网公司发展输变电辅业不违背电力体制改革方向,“发展辅业也是为了创造利润。”
央企改革方案范文第5篇
金融不是轻易能玩转的
早在2010年，国家“新36条”的颁布为市场格局的改革奠定了些许基础，也就是从那时起，一些民营资本看到了只需要牵线搭桥就能让“钱生钱”，速度快、利润高的市场前景，正如在民间资本与融资项目不能有效对接的今天，有需要就会有市场，民间融资理财中介自有存在的价值与积极意义。此后的数年间在民营资本的推动下，这一产业领域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了大批转型过来的企业，尤其在2012年～2014年1月期间，进军理财行业的投资者就已数不胜数。在很多人看来，融资理财中介公司只需把资金对接到项目上即可赚钱。但这钱当真那么好赚？
单就理财行业为例，除了对行业没有限制，民间理财中介公司注册资本也高低不一。据银监部门稍早前公布的数据，成都地区通过工商注册的投（融）资理财信息咨询类公司有1164家，注册资金多集中在1000万元以下，最低仅3万元。门槛低，专业没有限制让各行各业的人纷纷涌入民间理财中介领域，这些人中不乏小商贩、包工头之流。虽然全民金融代表了社会发展的一个积极方向，但大批企业提供给客户的融资合同文本中，内容不规范，表达也不准确，如同随手写就，漏洞百出，显得很山寨。一些融资理财中介公司选择在高档写字楼办公，装修豪华，但有的公司从上到下，连什么是反担保都不知道。
再看一下民间融资，民间借贷的中间环节多，每一环节都需要专业人才和知识的支撑，千万不要脑壳一热就进来了，这钱更没有那么好赚。尽管民间理财公司属于中介而非金融机构，但承担了金融机构的部分职能，如果没有专业的支撑，就无法预测项目背后可能存在的风险。一些操作不规范的公司，将投资者的钱归集到公司账户，就触碰到了法律红线。资金汇入公司账户，再从公司账户转入借款公司，这也属于法律所禁止的“公司与公司之间的拆借行为”，一不留神就可能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集资诈骗罪。
没有基本的法律意识，缺乏专业的金融知识和技能，风险控制管理不到位，都是目前民间金融理财中介公司最严重的问题。做金融最重要的就是控制风险，专业团队、资本实力、手里的资源是必须具备的。根据过往经验，风险一般会在一年后体现，时间越长风险越大，如果没有专业团队，股东背景没有实力，手里没有好的项目资源和健康的经营理念，迟早会出问题。真正做得好的，都不会只顾眼前利益，安全是第一位，提高从业人员的业务素质和法律风险防范能力，只有这样才能引导民间理财走向正规。可持续发展是最重要的。这也正应了葛大爷的那句“21世纪什么最贵？人才。”
央企“弃民”将成香饽饽
日前，《中央管理企业负责人薪酬制度改革方案》通过，方案提出“对不合理的偏高、过高收入进行调整”。金融业薪酬一直处于较高水平，这次降薪也首当其冲，甚至有消息称，中央国有金融高管年薪不得超过60万。不仅如此，根据中央部署，在央企之后各地方国有企业将自定细则，规范国企负责人薪酬。作为国有资本集中的行业，银行业的降薪潮或成为普遍趋势。
“新一波国有大行向股份制银行的人员流动就要来了。”央企高管降薪令一出，一位股份制银行人士就如此感叹道。对于央企而言，这一纸批示所带来的将是大规模人才流失，而对于正在蓬勃发展的民营资本金融机构而言，未尝不是一场及时雨。正如上世纪90年代，国有银行因运营体制等问题出现大批离职潮，恰恰是这波“金融移民”一窝蜂地涌入了新晋的股份银行，如民生、华夏、招商等，随之过去的还有大量大型银行客户，几个月时间里，几大国有行近半数的熟手员工被挖走，也由此加速了中国银行业的良性发展。所以不能不说，金融业刚刚有了倦意，央企马上送过来一只枕头。
这只枕头最先汇集的可能便是信托业。据信托业协会数据显示，2013年，信托业实现人均利润305.65万元，远超银行、基金证券公司和保险公司。有媒体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信托业的人均利润仍然高达146.96万元。以安信信托为例，中报数据显示，2014年上半年安信信托归属母公司净利润为5.48亿元。其中，本期支付的职工薪酬为1.1亿元。如果按照去年职工人数163人计算，平均每月人均薪酬为114454.71元。信托业待遇较其他金融机构要高上很多，且很多信托产品与银行有着深厚的渊源，银行从业者流入信托业是再正常不过的了，无形中也可以降低很大一部分银行的渠道成本。
互联网金融企业将成大赢家
笔者认为，未来获益最大的将是互联网金融企业，互联网金融目前已迈入了二次跨界阶段，从事互联网金融的企业必须越来越多地与实业和传统行业相结合。互联网跨界金融不仅对现有金融体系带来了鲶鱼效应，更为普惠金融体系提供了新的发展机遇。网信金融CEO盛佳认为：“未来互联网金融会成为大的产业实业，而实业一个是原有产业的主体，另外一块是资产管理或者是股权投资，整个产业投资互联网金融就成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工具和渠道，为更多小微企业提供高效的金融服务。”
央企改革方案范文第6篇
这两家央企从一开始就吸引着众多关注，除了肩负国资委“做大做强”央企的厚望外，也因笼罩着电力体制改革的光环而备受瞩目。
国资委副主任金阳在挂牌仪式上宣布了两大电力辅业集团的人事任命，中国水利水电建设集团（下称水电建设）总经理范集湘出任中国电建董事长，提名国家电网原总经理助理马宗林担任中国电建总经理；中国葛洲坝集团原总经理杨继学出任中国能建董事长，提名葛洲坝集团党委书记丁焰章担任中国能建总经理。
挂牌同时，国家电网公司、南方电网公司与中国电建、中国能建签订了分离企业整体划转移交协议，这意味着两家电网公司分离辅业的管理权完成了移交。
国资委主任王勇在挂牌仪式上讲话称，这是“历时多年的电网主辅分离改革重组取得的重大进展”。
但是，一位关注电力改革多年的业内人士告诉《财经》记者，“这次其实只是完成上次‘厂网分开’没做完的事。”
2002年，国务院下发《关于印发电力体制改革方案的通知》（下称5号文件），中国电力体制改革的大幕就此拉开，“厂网分开”“主辅分离”“输配分开”“竞价上网”的16字方针由此确定。
当年，原国家电力公司改组形成了“5＋2＋4”的行业格局，五大发电公司和两家电网公司，中国电力工程顾问集团公司（下称电力顾问）和中国水电工程顾问集团公司（下称水电顾问）两家电力设计企业，以及水电建设和中国葛洲坝集团（下称葛洲坝）两家建设施工企业。
上述设计、施工四家央企仅在国家层面进行部分资产重组，对区域、省级电力（电网）公司层面所属电力设计、火（水）电施工、送变电施工和修造等辅业务并未剥离，仍保留在国家电网和南方电网公司。
两大辅业集团的成立，正是在上述四家设计、施工企业的基础上，和国家电网公司、南方电网公司的省级（区域）公司所属辅业单位重组合并成立的。
正略钧策低碳经济研究院合伙人梁瑞芳对《财经》记者表示，此次成立的两大辅业集团仍然是在发电环节进行主辅分离，电网作为现在产业链的主辅分离并未开始，“这点做不到，下一步输配分开就会受到重大影响”。
主辅“小拆分”
作为主辅分离是5号文件中确定的推行电力改革的第二步，在2002年厂网分开后一直没有取得进展。
2010年，在国家发改委上报国务院有关电力改革的请示文件中，以“涉及主体和人员多、拟分离企业家底薄、安全稳定压力大、分离工作难度高”来形容主辅分离的难度。
“国企重组中容易划分出来的，通常是包袱，这已经是国企重组的规律。”梁瑞芳说，由于要配合厂网分开和后续的输配分离，主辅分离被分做两步，此次成立两大辅业集团，只是完成了主辅分离的第一步。
主辅分离的第二步，需要剥离国家电网的电网科研院所、送变电施工和装备制造。如果这些辅业不剥离，输、配电成本就无法厘清，输配分开到竞价上网无从谈起。
梁瑞芳认为，在沿电力产业链对发电企业和电网进行纵向切分后，主辅分离则是对输配环节自身进行的横向切分，“利益相关方太多，所以迟迟不能推进”。
正略钧策低碳经济研究院研究员高毅告诉《财经》记者，完成主辅分离的第一步是“小拆分”，电力建设、勘察设计、施工业务的重组基本是产网分离的延续，而“大拆分”则是送变电建设、施工，装备制造和科研系统整体拆分出来，他强调：“5号文件的主辅分离的原则应是指大拆分。”
“这也是国家电网不愿放手的业务。”梁瑞芳指出，2010年在国资委默许之下，国家电网在输变电设备制造行业快速扩张，相继收购许继、平高两家公司。
“主辅分离都已经逆向了，输配怎么分？”梁瑞芳反问道。如果国家电网在扮演电力运营商的角色外，还将电网建设、装备制造等都作为其子公司和孙公司，形成集团内部交易，用企业内部的科层结构、企业结构代替市场结构，是无法用市场机制区分和确定成本的，输配分开更无从谈起。
梁瑞芳告诉记者，到2007年，整个电网、配电包括自动化行业发展迅速，该行业中的经济成分呈现出多样化形态，市场化雏形基本形成。电网科研、设备制造等行业中，除了中央企业、地方国企，还有介于央企和地方国企之外的其他经济成分体等，这使得整个市场处于一种活跃的竞争态势中。
2008年初中国南方地区发生重大雨雪冰冻灾害，在外界看来，这使得主辅分离“大拆分”方向发生了改变。两大电网公司上书国务院，认为送变电施工企业在保障电网安全中起到重要作用，如果将其剥离难以有效保证电网运营的安全，要求将其保留在电网公司内部。但梁瑞芳却评价说：“我从不认为这种突发事件可以改变产业经济改革的原则和走向。”
5号文件对国家电网职责的界定是：“负责各区域电网之间的电力交易和调度，处理区域电网公司日常生产中需网间协调的问题。参与投资、建设和经营相关的跨区域输变电和联网工程。”
2009年7月，国家电网控股了电气设备行业的两家龙头企业，平高集团和许继集团，这一收购有违电力改革“大拆分”方向而引发了业内争议。但在翌年2月，国家电网还是等来了国资委同意收购的批复。
梁瑞芳认为，国家电网的这种扩张与5号文件提出的主辅分离相逆。电网运营才是国家电网作为公司的首要职责，建设输变电工程，并不意味着整个规划、施工所有环节都应包括在建设当中，这是对“建设”含义的扭曲和意义偷换，不能以负责建设的名义将设备制造、施工都控制在自己的手中。
在国家电网完成对地方国企的收购后，下一步收购对象很可能是民营经济体。“在所有产业竞争格局中，在对第二种经济体的收购完成后，势必开始将目光转向民营经济体。”她说，这又形成了过去大的电力系统，只不过暂时没有发电系统。
高毅指出，国内装备制造业分支众多，电力装备制造业只是其中一部分，整体装备制造业市场，市场化的机制并不是无效的，也可以做到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国家电网向产业链上游的扩张，在一定程度上排斥了有活力的民营经济体。
辅业负重
电力行业整合的思路反复，也与整体环境有关。2010年王勇接任国资委主任之后，央企整合思路事实上发生一定变化，原来“做大做强”的目标，转被“做强做优”的新目标取代。
在业界人士看来，新成立的两大电力辅业集团也将朝着“强”和“优”的方向发展。但这对中国电建和中国能建也将会是巨大的挑战。高毅分析认为，这些重组企业普遍“包袱重，职工多，资产负债率高”。
上述电力行业人士表示，国有资产重组不可能一蹴而就，2002年“厂网分开”用了五六年才将资产厘清，这次的辅业重组涉及几十万人、数百个单位，同样会经历一个漫长的过程，以这些单位的经营状况来看，“做强做优”不可能在短期内完成。
国资委披露的信息显示，本次主辅分离涉及29个省、市、自治区的134家网省辅业单位，职工35.78万人、离退休人员26.12万人。
中国电建由两家电网公司下辖河北、吉林、上海、福建等14个省市公司所属辅业单位和水电建设、水电顾问重组而成。中国能建则由两电网公司下辖北京、天津、山西、辽宁等15个省（区、市）公司所属辅业单位和葛洲坝、电力顾问重组而成。
重组后，2010年中国电建所辖各单位营业收入为1600亿元，资产总额为1960亿元，在职职工数20.27万人。中国能建的营业收入为1100亿元，资产总额为1200亿元，在职职工数16万人。就规模和人数而言，这两家企业可谓“巨无霸”，但其赢利能力却差强人意。
今年5月，财政部下发的《电网企业主辅分离改革及电力设计问答》（下称《问答》）显示，截至2009年底，电网公司辅业单位合计资产总额962.2亿元，净资产162.2亿元，实现营业收入1048.3亿元，利润总额仅6.5亿元。
纳入上述辅业集团的四家央企，由于业务划分不同，经营情况亦有所区别。高毅认为，电力顾问、水电顾问是电力设计单位，相对轻资产，财务情况总体比较好，电力顾问和水电顾问今年上半年的账面有70多亿元资金。葛洲坝和水电建设两家施工企业为重资产企业，“重资产的公司对于国企来说，很容易负债经营”，“这两家企业的利润不会高”。
2010年初，国资委提出的《电网主辅分离改革及电力设计、施工企业一体化重组方案》（下称《方案》）中透露，2009年，电力顾问、水电顾问、水电建设、葛州坝四家公司的资产负债率均接近80％，分别为77％、78％、86％和79％。
高毅表示，在电网辅业中，勘察设计单位因为是轻资产，财务状况相对良好，而电力建设，修造厂的各省情况则良莠不齐，总体仍以亏损企业居多。但是辅业职工在国网系统内与主业部门的待遇统一，其待遇并没有体现企业的赢利能力，这也是效益不佳的辅业单位职工不愿意被剥离的主要原因。
为保证平稳过渡，纳入重组范围的各单位仍然保持独立法人地位，电力顾问、水电顾问、水电建设、葛洲坝暂按子企业管理，网省辅业单位暂按业务性质实行事业部制管理。
成立两大辅业集团的部分改革成本则由“920变现资金”支付，将优先用于解决参与重组的辅业单位内部退养职工生活费、社会保险费及离退休人员统筹项目外的养老金等，剩余资金可用于补充新组建企业资本金。但是，这部分资金远不够支付此次改革的成本。
“920变现资金”是920万千瓦发电资产变现资金的简称，2002年国家计委为支持主辅分离重组，改善困难的施工、修造、勘测设计等辅业单位的经济状况，划转给重组中设立的辅业集团公司920万千瓦参股发电资产产权。2007年，920万千瓦发电资产完成变现，出售总价约为187亿元，现由财政部设立专户进行监管。
另外，电网公司为支持辅业分离垫付的资金，在管理权转移后，也将由新成立的辅业集团承担。
重组后还需要逐渐消化部分历史遗留问题，包括厂网分开改革中“920资产”的权益划转问题以及重组后的机构设置等。
某跨国咨询机构电力专家告诉《财经》记者，“中国火电电力建设高峰已经过去了。”
该电力专家透露，发改委要求，到“十二五”期末，要将火电在电源结构的占比从75％左右下降到68％，“五大电力公司的电力建设重心已转移到风电、太阳能等清洁能源建设，这部分业务五大电力集团自己的建设单位足以承担”。
该专家认为，“中国电建和中国能建在上述领域并无绝对优势。”
根据中电联的数据，截至2010年底，中国的发电装机容量已达9.62亿千瓦，跃居世界第二；火电装机规模增长更是迅猛，2000年至2010年十年间，从2.4亿千瓦增长到7亿千瓦。
水电建设周期较长，约10年－20年，两大辅业集团在该领域尚有发力空间，如果能做优做强，走出国门也未尝不可，这也是国资委对两大辅业集团的期望所在。
无论火电水电，还是风电太阳能，在装机完成后，都绕不开电网建设，否则就无法将电力输送到用户端。
上述专家表示：“厂网建设，以及各地城市扩张，每开发一个区域，都要建设输电配网线路，还有特高压长输项目，相对于电力建设领域，更看好电网建设市场前景。”
重组后遗症
一位资深电力人士告诉《财经》记者，此次主辅分离实为各方妥协的结果，除了拟分离企业家底薄，稳定工作压力大，国家电网不愿意放手送变电等辅业，也成为电力改革难于逾越的屏障。
对于国资委所提出的《方案》，国家能源局曾建议，“未涉及的电网科研、电网工程施工，即送变电、电网设备制造、非调峰调频发电机组的常规能源等机构企业，应与电网企业脱钩。”
但这一意见最终未被采纳。2010年2月，在国资委批复国家电网收购平高、许继交易后两个月，电力体制改革小组召开电网主辅分离工作会议，就主辅分离范围及相关问题取得一致意见，明确表态同意将送变电施工企业由两家电网公司根据电网建设运行的需要进行调整重组，不再参与主辅分离改革。
在最终的送审稿中，《方案》提出“已完成分离的电网企业不得再从事已分离的业务或再投资、控股已分离业务的企业”，对能源局提到建议分离的辅业表述笼统，仅要求“进一步开放送变电市场，为实现送变电施工领域的公平竞争创造条件”。
2010年9月，由国资委牵头提出的《方案》，通过了电力体制改革工作小组审议通过。
在将电网科研、电网工程等辅业剔出主辅分离改革后，《方案》演变为“在电力建设领域的设计、施工、修造企业实施改革重组”，打造两家实力相近、优势互补、布局合理、集水火电等业务一体化的综合性综合电力公司，成为国资委设定的目标。
从地区上看对两家电网公司的划分“犬牙交错”。梁瑞芳认为，国资委的意图很明确，是为了使两家企业在资产、基本能力、人员包袱等方面有所平衡，才进行上述安排。
梁瑞芳所担心的是，国资委的这一划分方法使得两家公司高度同质化，未来在电建领域形成双寡头。
四家重组央企中，水电顾问和水电建设划归为中国电建，电力顾问和葛洲坝归为中国能建。水电顾问和电力顾问属勘察设计企业，轻资产运营模式，人员包袱轻。
公开资料显示，水电建设成立于2002年，主营业务包括建筑工程、相关工程技术研究、勘察、设计、服务与专用设备制造、水电投资建设与经营、房地产开发经营等。
而葛洲坝前身是上世纪70年代组建的长江葛洲坝工程局，主营业务同样围绕建筑工程及相关工程技术研究勘察设计及服务、水电投资建设与经营、房地产开发经营。不难看出，水电建设和葛洲坝的业务范围几乎重合。
梁瑞芳认为，这种同质化竞争对于中国电建和中国能建而言，不是一件好事，依靠战略定位形成差异化才是这两家公司需要调整的方向。
“成立两大辅业集团，从产业结构上看是一种进步，但能否引入竞争，还有待观察。”一位电力咨询公司研究员告诉《财经》记者。
央企改革方案范文第7篇
2015年：券商的大年
作为2014年的领涨龙头，尽管涨幅已经相当可观，但券商股依然是各大券商研报最为看好的板块。华泰证券的2015年券商行业的投资策略指出，2015年将是券商的大年。华泰证券认为，在创新改革大周期下，证券公司行业处于业务放量发展阶段，盈利持续快速增长，预计2015年行业盈利50%。
首先，证券行业已从坐商向行商转型，盈利从牌照红利向市场红利转变。在市场红利主导的第二阶段，券商业务不断拓宽，盈利模式实现多元化，业务进入放量规模化阶段。未来几年资本中介、投资、做市商、资产证券化将是行业发展的新引擎，市场红利赋予券商新空间。
其次，制度改革持续，将再次激活券商活力。注册制改革通过市场和资本的力量，促进经济和产业转型发展，为金融机构创造活力，为行业带来制度红利。国企改革有望引入股权激励、混合所有制改革，将为券商注入活力。资本账户体系放开开启资本市场新发展，券商是主要载体，是最大受益者。
第三，加杠杆时代开启行业新周期。券商最重要的盈利是利差×杠杆，通过放大杠杆，赚取利差。我国券商的杠杆水平还不到3倍，相比海外投行15倍的杠杆水平还很低。杠杆提升将带动ROE提高。
在具体的投资标的选择上，华泰证券指出，在行业创新改革大发展周期下，客户和资本是券商的发动机，谁拥有客户优势、资本优势，谁将拥有市场。华泰证券建议投资者关注：A.客户+资本优势的公司，如中信、海通证券;B.客户优势的公司，如锦龙股份;C.资本优势的公司，如招商证券。同时，华泰证券还推荐受益于国企改革的券商公司，如招商、光大、东吴、西部证券。
低估值蓝筹：王者归来
2014年四季度大盘蓝筹股可谓枯木逢春，一扫前几年“烂愁股”阴霾之相。2015年众多券商积极看多低估值蓝筹的估值修复，有券商甚至预计部分蓝筹股的估值将达到20倍。长江证券认为，沪港通开启，意味着A股迎来资本国际化的进程。从估值的绝对水平来说，各个国家市场在资本市场放开之后，估值都有趋同的效果。在这样的背景下，海外投资者介入，有可能会提升蓝筹股基本面和估值或者说市场价值的联动性。
申银万国研报指出，高分红的蓝筹龙头和估值调整合理的白马成长是2015年首选资产。供给收缩、产能整合，在传统行业可能出现更多的寡头，他们的盈利增长可能较长时间超越行业。在全球投资时代，A股蓝筹比较对象发生了“坐标转换”，以前宝钢股份和光线传媒比较，实在难以产生吸引力，但是作为全球资产配置的亚太区基金经理认为，只要宝钢股份比浦项钢铁好，就有配置价值。申银万国从“大蓝筹”角度推荐券商、家电、机场、银行几大板块。
海通证券则看好证券、保险、房地产和汽车等蓝筹板块的投资机会。海通认为今年保险行业基本面全面回暖，这是确定性最强的子行业，目前政策、投资两大催化剂同时推动板块整体向上，行业估值横向、纵向比均较低，向上修复空间巨大，看好保险板块的长期投资价值，首推新华保险和中国平安。
国企改革：最大的主题投资
兴业证券认为现阶段，在土地财政面临转型压力时，政府通过改革盘活超过50万亿的国企存量资产，增加国企经营效益对政府收入的贡献，显得尤为重要和迫切。伴随国企改革的加速推进，总市值高达15万亿、占A股比重三分之二的传统国有企业将被注入新活力。因此2015年混合所有制在内的国企改革将全面推进加速，国企改革将成为未来最大的主题投资机会。
兴业证券建议投资者在国企改革相关个股出现如下线索时予以重点关注：（1）与大股东存在同业竞争;（2）上市公司或大股东曾经做出承诺;（3）存在退市可能的公司以及小市值公司;（4）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进入央企试点改革以及地方国企改革方案。
中信建投证券认为国企改革全面展开主要关注两条主线：第一是具备条件，可以先行先试的央企，尤其是已经纳入试点范围的 6 家央企，例如中国建材、国药集团、中粮集团等;第二是市场基础好、示范性强，优先选择试点模式更为详细，试点企业已经明确或者即将公布地方国企改革设计路线的地方国企，这其中首选上海、北京、广东、重庆、浙江这 5 个地区。
国泰君安证券策略研报则认为，江苏、贵州和安徽将成为混合所有制改革推进最快的“三驾马车”，并推荐：徐工机械、南京银行、安徽水利、盘江股份、东吴证券、国元证券、恒顺醋业和金陵饭店。另外汇鸿股份、江苏舜天、华泰证券、黑牡丹、苏常柴、贵绳股份、久联发展、赤天化等也将受益。央企改革方面，国泰君安推荐北新建材、葛洲坝、国投新集、中国玻纤、国药股份。
新兴产业：更炫的故事
传统蓝筹股估值修复和国企改革主题投资是2015年券商策略报告一致推崇的投资机会。除此之外代表新兴产业的医疗保健、互联网、节能环保、智能制造等，在2015年同样也被多家券商看好。
兴业证券认为互联网多个子行业处于萌芽期和成长期，2015年应享受更高的估值，而且互联网的估值体系不同于传统产业。互联网对于传统产业的重构、颠覆、跨界是超出想象的。
比如2014年5月28日食药监局《互联网食品药品经营监督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提出：允许互联网药品经营者凭处方销售处方药，意味着医药电商的市场空间将从2000亿的OTC市场扩展至近万亿的OTC+处方药市场，医药电商有望成为行业新突破口。兴业证券积极看好在线教育、在线医疗、移动支付、物联网和体育产业。
央企改革方案范文第8篇
纠正政府在市场运行中的过度干预
近年来居民消费率逐步下降，主因是国民收入分配中居民可支配收入在急剧下降，其次是居民预防性储蓄动机增强，相当一部分人因担心社会保障的不稳定，有积蓄却不敢消费。
在农村，主要是在城市化、工业化过程中本应全部归属农民的土地增值收益，绝大部分被政府与企业所获。2001年～2010年，全国土地出让收入由0.13万亿元增长到2.7万亿元，增长了19.9倍。但农民通过征地拆迁补助和失地补助两项，仅获得土地出让收入的37%。2010年，辽宁、浙江、河南三省征地补偿费占土地收入的比重，分别低到不可想像的10.37%、2.91%和12.99%。
在城市，居民收入增长慢的主因，是薪酬收入偏低、财产收入在下降。过去几年快速发展的传统制造业，资本有机构成高。国企垄断问题严重，分红制度又不健全，且资源税等要素价格便宜，刺激了第二产业的不断扩大。而能促进就业、普遍提高劳动者薪酬水平的劳动密集型经济、服务经济的发展，在各种行政管制及扭曲制度下受到明显抑制。要扭转此局面，问题直指土地增值收益分配制度的改革、收入分配改革、国企改革、利率市场化改革以及重要的产业结构调整等。
过去几年，各地方政府土地收入大幅增加，并以此为杠杆，高倍撬动了金融资源，加快了第二产业投资。特别是垄断性央企，更有条件以独占的优势，积累大量利润和巨额资本，撬动巨额的信贷资金，并实施多元化经营，形成了产业结构的重大扭曲。而对民营投资服务经济的限制过多、门槛过高，资金难以进入。利率、汇率、资源要素价格改革的滞后，再遇上前几年不可忽视的外部需求繁荣的刺激，一拍即合，助推了垄断性、资源性企业更有条件以较低的成本加快扩张。要想彻底扭转此局面，应直指税收改革、国退民进、落实新非公36条、利率汇率资源等要素价格的改革。
要纠正扭曲的结构，仅靠经济体自身的运行解决不了，必须要纠正政府在市场运行中的过度干预，要重新讨论政府在市场运行中的合理边界问题。全球金融危机后中国启动了国内经济结构的重大战略性调整，有利于恢复世界经济的再平衡。而全球经济的恢复和健康发展，也会促进中国经济收窄“结构失衡”的缺口。
土地出让金减少倒逼财税体制大改革
在全国城乡，应尽快出台以“提低、控高、扩中”为主要内容的缩小收入差距改革方案。方案应包括：第一，未来八年中，逐步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城镇居民最低养老标准、贫困救助线等。第二，逐年缩小城乡医疗、养老、教育等社会保障水平差距的量化目标。第三，为解决居民预防性储蓄而制定全面、逐步提高国民福利水平的社会保障量化目标。这必然会造成国家财政的入不敷出。由此，可进一步倒逼财税部门通盘考虑财税体制的改革，制定中长期改革预算。为了解决因长期负利率而形成的居民财产损失，也倒逼金融部门制订利率逐年市场化的改革方案。
在农村，要想真正提高农民收入，必须依法改革土地征地制度，把土地级差收入和长期增值收益真正归还给农民。实际上只是在农村经营性用地、宅基地“确权、登记、领证”的基础上，真正回归落实十七届三中全会确立的“建立城乡统一建设用地市场、建立土地经营权流转市场”两大原则。改革政府垄断经营土地制度，允许农村经营性建设用地可以出租、出让、入股、信托等多种方式进入市场。国家应强调“合法补偿”，而不是“公平补偿”。
财政可在规范、统一契税、房产税等税种改革基础上，形成合理的房产税制度增加财政收入。需要引起警觉的是，今后若土地长期增值收益真正回归农民后，中国经济马上会暴露更突出的问题，一是土地出让金的骤然减少，使原城镇化建设计划中的投资和基础设施建设资金捉襟见肘。目前全国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资金来源中，土地出让金仅占20%，绝大部分资金是通过土地抵押从银行融资，占70%～80%。若土地出让金减少，不仅会影响地方城市建设，还将严重影响农村的教育、农业、水利建设等。绝大多数的地方财政将难以生存。最终必将会要求中央与地方财力和事权的重新划分。
如果此时中央政府需统筹考虑收入分配、社会保障体系改革中新增的财政支出以及多年累积的地方融资平台风险化解等因素，国家财政必然难以维持下去，会不得不倒逼财税体制进行大改革，打破因循守旧，制定中长期的改革预算。当财税改革进行到一定的地步，现实严峻的收支缺口困境决定，会从国企进一步提高分红比例和出售部分国企股权为内容的“国退民进”改革中寻找出路。
土地征地制度改革最大的阻力来自于地方政府，因此在着手这项改革的同时，在理顺中央与地方政府财力和事权关系上，必须有相应配套的财税改革。伴随改革的推行，全国农民将新增千万亿元的收入，政府有关部门对农民及进城变成市民的农民工，在其住房、医疗、养老、教育等制度安排与内容标准上，应配合社会保障体系改革和财税改革，准备政策预案。
用政府资源推进市场经济体制形成
在我国下一轮的改革中，涉及面最广、情况最复杂、历时最长、最需要在短期急处理，中期有安排，长期有预期的改革，是财税体制大改革。特别是在全国地方财政自给率下降到55%左右的情况下，要改革土地征地制度，任务相当严峻。
政府应该认真研究1994年“分税制”以来的经验与教训，适度提高地方政府收入比重，合理测算中长期国家财政的收支缺口及动态变化，全面制订中长期财税体制渐进改革方案，并在上述各项改革的动态过程中，及时修正方案。未来的国家财政出现相当大的收支缺口难以避免，而要真正解决此问题，最有可能实施的制度调整是动用政府手中掌握的现存资源，来推进市场经济体制的最后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