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结构的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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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结构的定义范文第1篇
［论文摘要］本文探讨了发展经济学结构主义方法的涵义，通过对“狭义的产业结构转变”和“广义的结构转型”两种具体分析方法的分析，对发经济学结构主义方法做出评价。
发展经济学（DevelopmentEconomics或EconomicsofDevelopment）产生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当时一大批第三世界国家纷纷兴起但都面临着贫穷落后的经济局面，当时这些国家生产力水平低下、人口增长率高、经济增长率低、经济结构落后、失业问题严重，这些问题严重困扰着各发展中国家的发展。为了应对这些问题，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学家共同对该问题作出了深入的理论探讨。其中首树发展经济学理论大旗的是结构主义学派的彼德·T·鲍尔(LordBauer)、科林·克拉克(ColinClark)、刘易斯(A·Lewis)、缪尔达尔(G·Myrdal)、纳克斯(R·Nurkse)、罗森斯坦－罗丹(P·N·Rosensten-Rodan)、赫尔希曼(A·O·Hirschman)、普雷维什(P·Prebisch)、汉斯·辛格(H·W·Singer)、霍利斯·B·钱纳里（HollisBurleyChenery）、M·赛尔奎因（MosheSyrquin）等人。由于结构主义方法产生较早，这些学者也构成了发展经济学的先驱人物，在20世纪40年代末到60年代初颇具影响。
一、何谓发展经济学结构主义方法
（一）发展经济学。关于发展经济学的概念界定众说纷纭，并不统一。本文采用我国著名发展经济学家张培刚的解释：发展经济学是研究农业国家或经济落后国家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或实现经济起飞和经济发展的问题。他认为“发展经济学”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发展经济学是指凡是研究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问题的理论和学说都可以算是发展经济学，其理论可以溯源到1776年亚当?斯密发表的《国富论》中涉及到的关于经济发展的理论；狭义的发展经济学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发展经济学，它的主要任务是研究农业国或发展中国家如何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或者说如何实现经济起飞和经济发展的问题。本文所谈的发展经济学是指狭义的发展经济学。
（二）结构主义方法。结构主义方法是发展经济学中的主要研究方法之一。结构主义经济发展思路的基本理论要素包括其发展观、对经济发展运行机制的描述、资本形成理论、伪装性失业理论和国际经济理论。而指导这些理论的分析方法的对象主要是以下几个方面：1.对经济结构构成的分析：经济结构的构成在结构主义者当中说法不一，根据武汉大学经济发展研究中心的马颖和陈波的归纳分析，其主要有两层含义：“第一，结构构成是指宏观意义上的整个经济各个部门的构成及相关变量，包括有关的经济活动部门和作为生产中主要投入的劳动力和资本投资等变量；第二，结构构成是指按经济活动部门所组成的部门结构或者按某种需要来划分的经济结构。”[1]其中大多数学者运用第二种含义进行分析。例如W.A.刘易斯有关二元经济结构的分析。霍利斯·B·钱纳里的“两缺口”模式即是按经济活动的部门结构进行分析的。且霍利斯?B?钱纳里是按积累过程（包括投资、政府收入和教育三个类目）、资源配置过程（包括国内需求结构、生产结构和贸易结构三个类目）、人口与分配过程（由劳动力配置、城市化、人口转型、收入分配四个方面构成）这三个过程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结构进行分析的。其认为，结构构成表现为“一个经济和社会系统中相对稳定的关系。”[2]2.对经结构变迁或结构转型的分析：结构主义方法对经济发展过程中与经济增长相伴随的”结构转型”(thestructuraltransformation)的分析一直在发展经济学结构主义学派研究纲领中占据着中心位置。“结构转型”亦称“结构变迁”(thestructuralchange)。它们被钱纳里定义为“需求、生产、贸易和就业构成的一组互相关联的变化，而“需求、生产、贸易、就业构成的各自的变化又反映了因收入水平提高而产生的资源配置格局转移的不同方面”[3]；赛尔奎因则把“结构变迁”定义为“从生产和要素使用角度来考虑的各部门在经济中的相对重要性，工业化便成了结构变迁的中心过程”[4]从钱纳里和赛尔奎因两人对“结构转型”或“结构变迁”的定义中可看出两层含义：第一，“结构转型”本身就涵盖了狭义的“产业结构转变”，而赛尔奎因的定义中提到的“各部门”实际上也是指“产业结构”；第二，“产业结构转变”过程同“结构转型”过程是一个同步进行的过程，“结构转型”的作用因素，影响着“产业结构转变”。3．对经济结构与经济现象之关系的分析：结构主义者还透过经济运行中的众多变量，强调经济结构作为“深层因素”对国民经济的影响。他们看到了影响经济运行的诸多因素，指出，在一国经济中，劳动市场二元结构、农业、运输、动力、进出口等行业都被列举为结构刚性。如农业部门对价格激励做出的反映严重滞后于工业部门，往往会成为导致发展中断的瓶颈；运输和动力等基础设施部门中的刚性表现为生产缺乏伸缩性，对价格反映存在滞后性；这些部门还会因为投资不足而拉整个经济的后腿。
二、发展经济学结构主义方法工具例析
在发展经济学结构主义指导之下形成了具体的研究方法，著名经济学家霍利斯·B·钱纳里、M·赛尔奎因即在产业结构转型研究中倡导“狭义的产业结构转变”和“广义的结构转型”分析方法。以下通过对两种研究方法的概述，对这两种方法做出评价。
(一)狭义的产业结构转变方法。狭义的产业结构转型方法主要指统计方法与投入——产出法。最早对产业结构转变进行研究的是克拉克。他在其《经济进步的条件》一书中，从农业、制造业和服务业这三个部门就业人数的变动入手，研究了产业结构的转变，得出两点结论：第一，农业部门的相对规模不断缩小，工业部门先增大后缩小，而服务业处于部门不断增大趋势；第二，效率和需求是促成产业结构转变的两个基本方面。库兹涅茨对克拉克的研究方法作了进一步发展，他在《现代经济增长：速度、结构与扩展》一书中，指出了有关农业、工业、服务业这三个部门产业结构变动趋势的关系式：
ri=ai(1+rT)—1
式中，ri和ai分别表示部门产出和国民总产出每10年的增长率，ai为部门某一时期占国民总产出的比重对10年前该部门占总产出比值的比例。通过分析一个世纪后农业、工业和服务业三个部门各自占国民总产出比重的变化可以得出ai，再经过对国民总产出增长率进行估算得出各部门的产出增长率，进而描述各部门的变动趋势。该公式基本描述了农业、工业和服务业三个部门的变动趋势，为结构主义研究的精确化作出了贡献。
霍利斯·B·钱纳里将克拉克和库兹涅茨的统计研究方法又作了进一步推进，在他与M·赛尔奎因1975年合著的《发展模式：1950——1970》一书对与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相伴随的结构变动作出广泛的统计上的解释。在该书中其除了使用传统的统计方法之外，还巧妙地使用了相关分析。他们为了创造一整套可以对更为广泛的可获得的数据进行度量的方法，专门设计了对包括积累、资源配置、收入分配等在内的10个基本过程进行描述的27个变量，以便分析与各国经济增长相伴随的产业结构转变。
钱纳里率先用投入——产出方法来分析产业结构转变，早在1959年，在他与克拉克合写的《产业关联经济学》一书中，就第一次运用投入——产出模型系统地论述了产业间的结构关联问题。这一分析方法共两个步骤：第一，用于投入产出方法来细化行业分类，建立起全面的产业结构转变分析框架，用以克服传统的统计方法在分析结构转变方面的缺陷。他们通过对中间产品使用比例wi和中间产品投入比例uj进行计算，将产业结构中的各行业细分为四种类型：中间产品使用和投入的比重均偏高的产业(钢铁、石油制品等)、中间产品使用比重高但中间产品投入比重低的产业(农林业、煤矿业等)、中间产品使用比重低但投入比重却偏高的产业(服装、造船、食品加工等)、中间产品使用比重和投入比重均偏低的产业(渔业、运输业等)。wi值和nj值的高低代表着产业关联程度的强弱。
（二）广义的产业结构转型方法。CGE模型于20世纪60——70年代问世，起初由新古典主流经济学家运用该模型讨论经济问题。由于CGE模型具有能够对经济全面地加以模拟的巨大优势，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结构主义发展经济学家们以结构主义的假设，使之能按照结构主义表述发展中国家的结构转型问题。结构主义这一研究方法至今影响尚存，被新一代结构主义经济学家所继承。恰如新一代结构主义领军人物泰勒所言，结构主义思路的基本假设“在于一个经济的制度以及各生产部门和社会各阶层之间的分配关系，在决定这个经济的宏观经济行为方面起主要作用”。[5]
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结构主义学家改变传统方法一般地分析产业结构的转变，而是从某一具体角度来研究包括产业结构转变在内的广义的结构转型。例如,CGE模型被用来分析短期内在外汇短缺前提下调节政策的选择对经济结构的影响,以说明宏观调节与结构转变之间的关联所在；CGE模型还被用来讨论包括货币、债券和分割的可贷资金市场在内的金融压抑问题,使其既能体现发展中国家的结构特征,又能解释市场不完善条件下各种替代机制的宏观经济学本义；而且，工资水平、生活状况、金融资产收益、资本利得等方面也被纳入CGE模型,以便分析贸易条件变化对发展中经济所造成的收入分配效应。其最具代表性的是阿德尔曼——罗宾逊模型。其是1978年阿德尔曼和罗宾逊在借鉴新古典经济学的CGE模型的基础上,建构了第一个结构主义CGE模型,讨论了韩国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与广义的结构转型相伴随的收入分配问题。
三、对发展经济学经济结构主义方法的评价
结构主义方法产生于早期新古典主义方法之后，一定意义上弥补了早期新古典主义方法的缺陷，但由于其是二战之后那个特定时代的产物，随着社会的发展必然会显现出许多不足。
（一）理论框架的粗糙。虽然结构主义分析方法为发展中国家的分析奠定了理论基础，但理论框架过于松散。同新古典思路相比，结构思路更接近现实,但不如新古典主义方法那样严密。结构主义的各主要假定前提只是以描述性陈述为特征，还远未达到公理化程度。其分析方法初衷显然是想建构能将社会、政治、文化等多方面非经济参数包纳进来的理论模型，但由于变量太多,致使理论框架显得过于松散和粗糙。造成结构主义框架此种状况的原因主要来自两个方面：第一，结构主义所依赖的逻辑基础主要是归纳法。而新古典思路所依据的逻辑基础主要是演绎法,故而这一方法从根本上很难达到精密化的程度。第二，结构主义方法的数学化形式表达难以包括所有影响经济运行的因素，本身就受分析方法局限性的制约。
（二）微观基础的不足。结构主义方法从总体上是可以说是一种宏观理论。在建构上深受古典主义发展经济学方法的影响。虽然早期结构主义方法有着比新古典方法更为广阔的视野，但缺乏微观基础的不足酿就了结构主义方法的“阿基里斯之踵”。这方面从结构主义方法所使用的弹性这一术语上可以看出。而弹性概念是早期新古典方法的微观分析工具。结构主义方法将其借来应用于结构与制度分析工具的辅手段。而且严格地说,结构主义者所使用的“刚性”术语,实质上也是对弹性不足的另一种表述。从而显现出其微观基础的不足。
（三）方法过于理论化。无论是狭义的产业结构转变方法，还是广义的产业结构转型方法，其理论都需要进行量化，而许多人文因素是很难用量化的指标进行分析的。故而，其提出的对策和建议也因为过于笼统而缺乏可操作性。如他们在观察并分析了许多市场失灵的情况后，就草率地做出中央政府必须代替市场的结论。发展经济学经济结构主义方法作为一个时代的产物当前已被多重均衡分析法、发展微观分析法、现实主义制度分析法所取代，但其曾经为众多国家的发展提供过指导作用，而且至今在一些发展中国家仍然具有指导意义。在我国当前进行产业结构转型的形势下更有必要在继承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完善，从而促进我国发展经济学理论的创新，加快我国经济的发展。
参考文献：
[1]马颖陈波：发展经济学中结构方法：基本理念与分析工具[E/OL].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网站：/
[2]HollisB.Chenery.StructuralChangeandDevelopmentPolicy[M].OxfordUniversityPress.p.108,1979.
[3]H.B钱纳里.结构转换：经济发展的实质研究程序[A]发展经济学的新格局——进步与展望[C].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87.
经济结构的定义范文第2篇
关键词：高等教育；结构优化；经济发展
中图分类号：F08 文献标识码：A
在传统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中，教育并不占有一席之地，然而，20世纪的发展无可辩驳地证实了教育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地位与作用。人力资本理论将现代经济发展中的人力作用高度提纯，使之在广泛的经济分析中得以抽象地运用，并由此打开了教育与经济相联系的视窗。人力资本理论的核心是提高人力资源的质量，而教育扮演着无可替代的作用。人力资本理论作为一种教育变革的理论，对教育的变革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一、人力资本与教育
人力资本理论的基点是把教育与经济结合在一起，把创造经济效益作为发展教育的目标，通过教育带来的经济效益评价教育，为教育的经济功能提供了更为充分的理论依据。要发挥教育的经济功能涉及了这样两个主要领域的变革，一是学校结构的变革，包括学校的类型结构、专业结构、课程结构都要以适应科技和经济发展为轴心来调整它们各自的坐标，与经济相关的方面被大大强化；二是教育与社会经济关系的变革，教育不能孤立于社会经济之外而发展，教育极大地参与了生产过程。
这里利用人力资本理论的基点，借用经济中的产业结构优化的论述来定义高等教育的结构和结构优化。高等教育结构是高等教育系统的内部各要素的构成状态。高等教育结构可以分为宏观结构和微观结构以及个体结构。宏观结构指整个高等教育系统的构成，主要有层次水平结构、科类与专业结构、形式结构、地区布局结构以及宏观管理结构；微观管理结构指高等学校内部的教育结构，主要有专业结构、课程结构、师资结构、基础设施结构以及微观管理结构。任何一个动态系统，皆由结构、功能、机制三个相互关联的要素组成。功能和结构是密切相关的，一定的功能有一定的结构和机制所决定。因此还用了结构―功能分析方法来分析高等教育的结构优化。高等教育结构优化的目的就是要充分发挥高等教育系统的功能，使其产生更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在讨论教育与经济的关系中，西方经济学家一般都从教育与人力资本的形成的关系、教育投资与经济增长相关性研究成果等方面进行分析，有很多相关的数量分析的模型，但是很少把教育的发展从结构的问题上来考虑。国内大部分研究都是介绍新经济增长模型，或者引用外国的一些实证资料来论证人力资本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真正讨论教育结构问题往往是教育学的课题，因此针对这样的情况，我们沿用产业结构优化的定义来延伸高等教育的结构优化问题。高等教育的结构跟其他的结构一样，是一个与社会环境不断发生物质、能量和信息交换的开放系统，与社会其他结构相互作用，发挥自己的功能，保持相对稳定的动态结构，可以说，这一结构是由高等教育内部和外部多种因素共同作用下决定的，其中最主要的有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科学技术发展状况、社会产业、行业及职业结构的变化，国家与高等教育有关的政策、方针和改革措施、人口构成和居民受教育程度、社会、家长及其子弟的高等教育价值观、高等教育自身发展规律，等等，在某一特定时空条件下，这些因素对科类结构的影响各不相同，就某一因素而言，在高等教育发展的不同时期的影响也有变化。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所谓高等教育的结构优化，就是通过研究高等教育各个亚结构变化与社会其他结构（特别是经济结构）变化的互动关系，调整高等教育各系统各个亚结构之间的比例关系，达到优化高等教育结构，提高其整体功能的目的。高等教育结构优化的目的就是要充分发挥高等教育系统的功能，使其产生更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高等教育为了适应社会和人的发展需要，同时为了自身的存在和发展，实现自己的目标，必须保持本系统结构与功能的动态平衡，充分发挥系统的整体功能，而做到这一点，有赖于系统内各亚结构的合理化。
二、结构优化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考虑到论述的问题，我们在此提到的结构优化是沿用产业结构优化的分析思路，把教育作为一个产业来探讨高等教育结构优化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产业结构的优化，是指通过产业调整，使各产业协调发展，并满足社会不断增长的需求的过程。该过程包括产业结构的合理化及产业结构的高度化。产业结构合理化是指在现有资源和技术条件下，生产要素得到合理配置，产业间能协调发展，能产生良好经济效益的过程。产业结构高度化是指产业结构向着产业的技术结构和产业内部的综合生产率提高的方向演化的过程。产业结构的高度化是在产业结构合理化的基础上实现的。以上的概念分析揭示了经济发展与产业结构优化的内在联系，这就是，经济发展不能离开产业结构的优化，产业结构的优化能够促进经济发展。
20世纪60年代以后，一些经济学家通过对许多国家经济增长与发展情况的统计与历史分析，指出了经济结构状况和变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至关重要的，提出经济结构因素是影响经济增长的变量之一。
库兹涅茨从需求的角度出发，研究了随着人均收入的提高，产业结构的变动情况。库兹涅茨认为，经济增长因素主要是知识存量的增加、劳动生产力的提高和结构方面的变化；罗斯托采用非均衡动态结构演进分析法，论证了经济增长并不是脱离产业结构而单独发生的经济过程，恰恰是产业结构不断变化而使其功能不断提高的结果；帕西内蒂认为结构变动是影响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帕西内蒂的方法与总量增长分析的不同之处在于他把结构变化明显纳入了经济增长的分析中。这是增长理论发展中的一个突破性的进步。
由此可见，产业结构和经济增长有着密切的关系，不同的产业结构有不同的整体效益，从而可以导致经济以不同的速度长，而不同速度的经济增长又对产业结构有不同的要求，从而促进产业结构由低级向高级演进，这就是产业结构变动与经济增长之间的辨证关系。
三、高等教育的结构优化与经济发展
（一）高等教育的结构与结构优化
高等教育作为一种社会组织，也成为结果-功能主义研究的对象。由于高等教育是社会大系统的一个比较大的子系统，其组成要素十分复杂且具有不同特性，形成多层次、多种类和非线性结构，产生十分复杂的功能。经常受到关注和探讨的高等教育的结构有：层次（水平）结构、类型结构、形式结构、管理体制结构、地区分布结构、科类（专业）结构、财政结构、师资结构、学生结构、教学结构等10种。其中的前5种，通常在全国或地区范围内研究，可称为宏观结构，而后5种，往往在一所学校的范围内进行分析，可称为微观结构。
在此，我们沿用产业结构优化的定义来延伸高等教育的结构优化问题。所谓高等教育的结构优化，就是通过研究高等教育各个亚结构变化与社会其他结构（特别是经济结构）变化的互动关系，调整高等教育各系统各个亚结构之间的比例关系，达到优化高等教育结构，提高其整体功能的目的。高等教育结构优化的目的就是要充分发挥高等教育系统的功能，使其产生更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高等教育的结构跟其他的结构一样，是一个与社会环境不断发生物质、能量和信息交换的开放系统，与社会其他结构相互作用，发挥自己的功能，保持相对稳定的动态结构，可以说，这一结构是由高等教育内部和外部多种因素共同作用下决定的，其中最主要的有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科学技术发展状况、社会产业、行业及职业结构的变化，国家与高等教育有关的政策、方针和改革措施、人口构成和居民受教育程度、社会、家长及其子弟的高等教育价值观、高等教育自身发展规律，等等，在某一特定时空条件下，这些因素对科类结构的影响各不相同，就某一因素而言，在高等教育发展的不同时期的影响也有变化。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高等教育为了适应社会和人的发展需要，同时为了自身的存在和发展，实现自己的目标，必须保持本系统结构与功能的动态平衡，充分发挥系统的整体功能，而做到这一点，有赖于系统内各亚结构的合理化。
（二）高等教育的结构优化与经济增长
克拉克•科尔是美国20世纪极负盛名的高等教育思想家、实践家和劳动经济学家。科尔坚持一种多元化巨型大学观，将现代大学描绘为一个具有多重教育目的、多重教育职能、由多个社群构成的新型社会机构，认为高等教育要紧跟时代前进的步伐，充分展现其对于个人发展、学术繁荣和社会进步等方面的动力作用。此外他还具有高等教育国际化思想，认为国际化是时展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高等教育应在立足民族化的基础上积极推进国际化进程。在他的思想里，我们虽然看不到高等教育的结构优化与经济增长的直接描述，但是从中能发掘高等教育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密切关系。
在我国国内，早在20世纪30年代，陶行知、杨贤江等教育家就开始探索教育与中国经济发展间的联系。古煤先生更率先提出“建立中国教育之经济学”，“以‘经济’为出发点”，“站在经济的立场上观察中国的教育，推论中国的教育”，但他们只是停留在直觉的层面上，没有也无法对教育与经济增长关系进行很深入的理论探讨。从建国以来至改革开放前的近30年内，国内主流学界及政府层面“沿用苏联教育学原理基调”，均强调“教育这一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适应，而不敢妄谈教育对经济增长贡献”（张铁明，2002），但是在政治经济学的框架内一些教育对经济增长存在贡献的思想仍若隐若现，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主要存在于劳动力的再生产中。20世纪80年代初，一些专门研究教育经济学的书籍、文章开始出版，《教育经济学》（厉以宁，1984）的出版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厉以宁（1984）开始强调智力投资的生产性问题，最早提出“教育的社会经济功能”、“能力工资”以及“知识与技能标准分”（厉以宁，1984）等今天看来带有明显中国特色的属于人力资本范畴的概念。
从这些研究中，涉及到高等教育的结构优化与经济增长的直接内容很少，但是由他们的研究思想出发，联系高等教育的发展与社会经济发展的过程，我们能发现高等教育结构的优化依据于产业结构、人口结构和高等教育自身的结构特点，社会经济是教育发展的物质条件，一个合理的优化的高等教育结构对发挥高等教育各方面的功能具有重要的意义，不仅可以使高等教育更好地适应经济、科技以及社会发展等各方面的需求，而且可以使高校更加灵活有效地利用区域资源，提高投资和管理等各方面的工作效率。但是，合理的高等教育结构不是静态的，需要不断得到调整与优化，需要在调整优化过程中充分考虑经济、科技、文化等具体情况以及高等教育规律等因素的制约，开拓优化高等教育结构的途径，动态完善高等教育结构体系。
在现代经济发展中，产业结构优化是通过技术进步所形成的产业关联，来进一步拓展和深化分工和专业化，从而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创造新需求的。分工和专业化的不断拓展和深化，必然要对劳动力的专业化提出更高的要求。无论是科学的发展还是先进技术的开发和应用，都依赖于劳动者的科学技术水平和技术创新能力的提高。一般来说，劳动者受教育水平越高，其科学技术水平和技术创新能力就越高，其劳动生产率也就越高。不合理的劳动力知识结构会通过制约产业内部资源的优化配置来影响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因此，高等教育可以通过增加人均受教育年限来提高受教育者的劳动生产率，进而带动需求因素和工资因素的有序变动，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高等教育正是可以通过优化劳动力知识结构来优化各产业之间的技术结构和产业内部的技术结构，从而推动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与这种要求相适应的高等教育需求必然是增长的。在与社会经济发展相适应的过程中，产业结构的优化对高等教育的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推动着高等教育的结构发生变化，同时，高等教育在自身结构优化的过程中给经济提供了更多高素质的人才，推动着经济的快速发展。
参考文献
[1]薛天祥.高等教育学[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2]杨汗清等.比较高等教育概论[M].北京：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
经济结构的定义范文第3篇
“零值边际劳动生产率”说。首先提出“边际劳动生产率为零或为负数的劳动力为剩余劳动力”这一概念的是美国着名(古典学派的)发展经济学家阿瑟·刘易斯。1954年刘易斯在英国《曼彻斯特学报》上发表了题为《劳动力无穷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的论文。在论文中,刘易斯指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可以视为一个空间分布上的非均衡过程。这一般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结构而言,都存在一种“二元经济结构”,即以寻求利润为目的的城市现代产业为代表的资本主义部分和以农村传统的自给自足,仅以维持生计而非追逐利润为目的农业部分为代表的所谓非资本主义部分。此种二元经济结构的特征是,经济发展仰赖于现代资本主义部分的资本增殖和扩张,并有可能不断吸纳传统的非资本主义的农业部分的劳动力;而传统农业由于技术停滞,土地扩展的限制,非凡是农村人口增长迅速,资本性投进物少,故这一部分的劳动力极为丰裕,因而形成了“在那些相对于资本和自然资源来说人口如此众多,以致在这种(二元)经济的较大部分里,劳动的边际生产率很小或即是零,甚至为负数的国家里,劳动力的供给是无穷的。有些作者已经注重到农业部分中这种‘隐蔽’失业的存在,并说在所有情况下家庭拥有土地是如此的少,以致假如有些家庭成员找到其他工作,则剩下的成员仍可以耕种他们所拥有的土地。”(A.刘易斯,1989,3)A.刘易斯接着指出:“但是无论边际(劳动)生产率是不是零或很小,这对我们的分析并不重要。在这些经济里,劳动力的价格是仅够维持生活的最低工资。因此,只要按这种价格提供的劳动力超过需求,则劳动力的供给是无穷的。”(A.刘易斯,1989,4).刘易斯以为,城市现代产业部分的边际生产率高于农村传统农业部分,两个部分的劳动者工资存在很大差距,且城市产业部分由于不断扩展会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在乡—城市之间劳动力可以自由活动(即无制度障碍)的条件下,便发生了传统农业的剩余劳动力向城市产业部分的转移,然而又由于传统农业劳动力近乎无穷供给的性质和城市产业部分存在失业,吸纳劳动力究竟有限,故现代产业部分劳动者的工资水平只能略高于农业部分劳动者维持生计的收进水平。“资本主义部分由于指剩余再投资于创造新资本而扩大,并吸收更多的人从维持生计部分到资本主义部分就业。剩余越来越多,资本形成也越来越大,而且这个过程要一直维持到剩余劳动力消失为止”(A.刘易斯,1989,12)。这便是在A.刘易斯“二元经济结构”理论框架内,边际生产率为零值甚至为负数的劳动力乃是剩余劳动力的经典定义。
对于西方学者的这一概念,我们的评价是:第一,他们对发展中国家存在二元经济结构的理论概括无疑是符合客观事实的,因而是正确的,也就是说二元经济结构是发展中国家农业剩余劳动力产生的基础。第二,“零值边际生产率”的剩余劳动力概念运用西方经济学的边际分析方法,从增量变化的动态角度描述发展中国家剩余劳动力及成因,对发展经济学的宏观结构分析提供了成功范例,这无疑是刘易斯等人的重要理论贡献。第三,然而A.刘易斯等人以零值边际劳动生产率定义农业剩余劳动力也存在缺陷,这主要是:其一,这一定义是以技术长期停滞,且其他生产要素(土地,资本等)不变的传统农业为条件的,但当代尽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早已处于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型的不同阶段上,远非典型的传统模式,完全不考虑农业转型期农业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投进和贡献等因素,显然和事实不符。其二,采用零值边际生产率来界定是否存在农业剩余劳动力的一个致命缺陷是,它将农业和现代产业视为同质性产业,忽视了农业是一种广泛依靠外部自然条件(如生态环境,天气等)的风险性弱质产业。和产业生产的外部环境相对固定相比,农业生产不仅依靠土地、劳动力、资本投进的变化,更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自然条件的优劣和变化。举例来说,同等量的要素投进在灾难年份的产出不仅远低于风调雨顺年份的产出,而且可能会颗粒无收。故以灾难年份边际生产率下降为零或为负来判定农业中存在剩余劳动力是否有效是值得怀疑的。
“地—劳比率变动”说。针对A.刘易斯等人的“零值边际劳动率”定义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农业发展的事实不符的缺陷,中国学者郭熙保、宋林飞等人提出新的定义标准。郭熙保的判别标准是,“当一个国家(或地区)农业劳动者人均耕地面积长期呈下降趋向时,我们以为该国(或地区)存在农业剩余劳动(力)”。(郭熙保,1995)。对这个新定义,郭熙保在所做解释中夸大,按劳动力均匀耕地面积的变动和按区域人口均匀耕地变动是有区别的,即劳均耕地的下降不一定意味着人均耕地的下降。他指出这一新定义重在夸大劳均耕地变动的长期趋向而非短期波动,假如国家或地区劳均耕地面积几十年均呈下降之势,则农业剩余劳动力存在。其主要理由是:①在农业技术停滞的社会里,农业劳动力的增加导致农业劳动边际生产率下降,甚至降到零。在这种情况下,农业剩余劳动是肯定存在的,同时农业劳动者人均耕地面积是下降的;②在农业技术进步的社会里,农业劳动者增加可能不会降低劳动边际生产率,反而可进步劳动生产率和总产量,由于技术进步使土地生产率进步了。但是只要农业劳动力人数增加得比耕地面积更快,使劳动耕地面积下降,农业剩余劳动就仍然存在。(这是由于每个劳动者占有耕地面积的减少,一般说来,抑制了农业技术进步,尤其是机械技术进步,规模经营效率和劳动生产率增长潜力的充分发挥。)假若有一部分劳动者从土地上撤出,这些潜力将会充分发挥出来,使剩下的农业劳动者生产率更高,从而使农业生产更快地增长,而不是下降。③郭熙保以为,根据农业劳动者人数和耕地面积的长期时间序列资料可以比其他剩余劳动力定义更简便更轻易识别一国或一个地区是否存在农业剩余劳动(力)。(郭熙保,1995)
我们以为,郭熙保以经验观察为依据从地—劳变动的长期下降趋向来定义剩余劳动力这一点是有价值的,同时也和中国和其他很多发展中国家的经验事实相符。但他的定义也有值得商榷的地方,这就是:第一,若从农业边际劳动生产率变化这一基本点出发,劳均耕地面积下降只是剩余劳动力存在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由于首先它平安排除了农业生产其他要素(如资本)以及技术进步、自然条件等内生变量,因而缺乏量化分析的基础,确定剩余劳动力存在及其数目多少有很大的随意性。非凡对于土地资源等自然禀赋条件差异极大的国家(如美国和中国、日本等),很难用同一的标准测定剩余劳动力的存在及其规模,郭先生在论证他的新定义的正确性时,还用美国、日本1880~1980年间地—劳比率上升的事例反证出美、日在农业发展中不存在剩余劳动力的结论,他指出美国农业劳动者人均耕地由1880年的11.68公顷,增加到1980年的105.58公顷,增加了8.13倍,同期日本劳均耕地由0.3公顷增加到0.78公顷,增加了1.6倍。(郭熙保,1995)。此外,韩国和我国台湾省1953-1988年劳均耕地分别由0.32公顷和0.53公顷,增加到0.62公顷和0.72公顷。于是他以为韩国和台湾省也不存在剩余劳动力。实在,郭先生忘记了无论是美国、日本还是韩国、台湾省之所以出现劳均耕地面积上升的长期趋向的这一段时间,恰恰正是这些国家或地区不断存在剩余劳动力,又不断转移这些剩余劳动力的过程。这怎么能说不存在剩余劳动力
呢?根据郭在《农业发展论》一书中表6-3(郭熙保,1995)提供的数据,韩国、台湾省农业就业劳动力1953年分别为5997000人和1647000人,到1988年分别降到3475000人和1238000人,分别减少252万和40万人之多,这些减少的劳动力不是“存在”的剩余劳动力又是什么?假如1988年以后农业劳动力继续减少,从而地—劳比率继续上升,也是不存在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证据和理由么?由此可见,按照郭先生的新定义来断判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存在和否,显然难以自圆其说的。
经济结构的定义范文第4篇
中国政府从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实施的重工业优先发展的赶超战略,是典型的违背比较优势的战略,该战略下建立的大量国有企业是没有自生能力的(林毅夫,2002a)。自生能力问题以及为克服这个问题而形成的“三位一体”的经济体制,在区域经济发展方面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拉大地区发展差距。其作用机制如下:第一,在中西部地区建立许多资本密集项目需要大量的初始投资。单单从统计数据看,这种投资分配模式意在(或者说有可能)缩小相对发达的沿海地区和相对落后的内陆地区的发展水平差距。但是这些投资真正形成的生产性资本量却是有限的,而且这些投资形成的资本品专用性极强,对当地经济活动几乎产生不了什么显著的正向外部效应。①第二,大部分赶超项目需要投入大量自然资源、初级原矿产品和初级制成品,而这些投入品大部分出自中西部地区。为补贴赶超项目,政府出面人为压低这些商品的价格。由此导致的结果是,中西部地区事实上在补贴这些赶超项目。所以,在中西部地区建立的许多赶超项目不但不会促进这些地方的经济发展,相反还会在一定程度上起负面作用。第三,尽管政府为赶超项目投入了大量的资本,但是这些项目只能够为来自发达的沿海地区的受过良好教育的劳动力创造有限的就业机会,而当地劳动力则被局限于生产率低下的农业部门。因而,本地的劳动力收入水平难以提高。
改革以来为补贴没有自生能力的国有企业,政府继续压低原材料和初级产品的价格。而这些资源和产品的产地主要集中在中西部地区。改革以来沿海省区在快速发展的同时,也从中西部地区输入越多的原材料和初级产品。因此,相对落后的中西部地区向经济相对发达的东部地区的经济增长不断提供补贴,导致地区差距进一步扩大。另外,中西部地区没有自生能力的企业所背负的政策性负担,内生地导致了这些企业的软预算约束问题(LinandTan,1999),所以,即使承担赶超任务的中西部地区企业能够获得政策性补贴,但是其经济绩效也不高。大量国有企业没有自生能力,这是中国经济改革的关键问题(林毅夫,2002b)。
二、对中国地区差距的实证分析
1·实证分析的基本框架
为了深入说明发展战略对地区经济发展的影响,我们在这里进行严格的计量分析。按照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Solow,1956;BarroandSala-I-Martin,1991,1992),由于资本边际报酬递减,初始人均收入较低的经济体在未来经济增长的潜在速度比初始人均收入较高的经济体快,这是经济增长内在的收敛机制。但是,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没有考虑到发展战略特征决定的经济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正如前文阐明的那样,如果一个欠发达的经济体推行违背比较优势的赶超战略,那么其经济增长步伐将被延缓,从而使得其实际经济增长速度低于潜在速度。
林毅夫(2002a)定义了实际的技术选择指数(TCI)以及最优的技术选择指数(TCI*)来度量发展战略的特征。基于此,我们这里采取如下方式间接度量政府推行的发展战略对于比较优势战略的偏离:DS=TCI-TCI*(1)如果一个国家(地区)推行顺应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则DS=0。如果优先发展资本密集度超越于所处发展阶段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则这种赶超战略之下DS>0。DS的实际取值越是大于0,则表明赶超力度越大,或者赶超的特征越强。进而,我们构造如下的计量方程:Gi=α0+α1·Ln(GDPPL0,i)+α2·DSi+ψX+ui(2)(2)式中,被解释变量是1978—2000年期间各省区市的劳均GDP年增长率。Ln(GDPPL0,i)是各省区市在1978年的初始劳均GDP,代表初始的发展水平。按照前述分析,如果收敛机制存在,则α1的符号预期应该为负;同时,如果我们的假说和经验事实相容,则α2符号预期也应该为负。由于TCI*是不可观察的,所以我们无法直接计算出DSi的取值。但是,注意到TCI*是一个正的常数,在回归分析时,就可以将(2)式展开为(2′)式:Gi=C′k+α1·Ln(GDPPL0,i)+α2·TCIi+ψX+ui(2′)在方程(2′)当中,C′k=α0-α2TCI*。预期TCIi的系数α2的符号应该为负。在方程(2)和(2′)当中,X代表其他解释变量,对此我们在后文将给出详细的介绍。
2·变量和数据来源
关于TCIi的具体测算办法,请参见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发展战略研究组(2002)的报告。①TCIi实际上是刻画各个省区的产业、产品和技术结构特征的变量。我们得到的原始TCIi数据是各个省区市1978—1999年期间的年度时间序列数据。为了刻画整个分析时期里各省区市发展战略特征,首先引入1978—1999年各个年份TCIi指数的算术平均值作为解释变量,记为TCI7899。我们还引入了另外一种定义的发展战略指标:TCI7885,含义是1978—1985年各省区TCI的算术平均值,以便分析改革初始阶段各个省区的发展战略特征。(2′)式涉及到的其他解释变量X,视具体情况而不同。按照新古典增长理论,储蓄倾向越高的经济体,其稳态劳均产出就越高。这样,如果各个经济体之间储蓄倾向不同就会影响到收敛速度。具体来讲,储蓄倾向越高的经济体,经济增长速度就越高。因为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高储蓄倾向导致高稳态收入水平,进而意味着给定的初始人均收入和稳态收入之间存在更大的差距,从而就有更快的劳均收入增长速度。所以,我们引入了储蓄倾向(以SAVi代表)指标。按照理论预期,这个解释变量的系数符号应该为正。在具体进行计量估计时,我们沿用Mankiw等(Mankiwetal.,1992)的做法,定义各个省区储蓄倾向为:SAVi=∑2000t=1978IiGDPi。其中分子代表固定资本和存货资本投资之和,①分母代表当年的GDP。两者均为当年价格。另外,在新古典增长模型中,劳动力平均增长率越高的经济体,稳态人均收入就越低。按照和上述储蓄倾向大致类似的理论原理,我们引入了各个省区劳动力平均增长率(以LABGi来代表)作为解释变量。这个解释变量的系数符号应该为负。
大量的经济增长收敛回归都将人力资本作为一个解释变量。不过各个研究者实际使用的定义不一样。我们在这里也将各个省区起点时刻的人力资本存量作为解释变量(以HUMK82i代表)。具体定义是各个省区1982年具有小学文化程度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这个指标的系数符号预期为正。有文献强调外商直接投资对地区差距的影响(Lee,1994;Dayal-GulatiandHusain,2000)。外资流入,尤其是外国直接投资的流入,往往能够带来新的技术诀窍和管理经验。所以外国直接投资(以FDIi表示)越多的省区,技术进步方面的优势就越大。我们在计量分析中实际使用的外国直接投资指标的定义是:1978—2000年期间外国直接投资累计额的自然对数。我们预期外国直接投资变量的系数符号应该为正。另外,大量的经验研究文献认为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出现了“俱乐部收敛”现象(如蔡和都阳,2000;Tsui,1991,1993)。中国地域广阔,各地自然条件和市场容量的确相差悬殊。为了控制这些因素,我们也引入中部和西部两个虚拟变量。②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模型没有考虑经济的结构方面。Barro等意识到新古典增长理论本身忽视经济结构带来的不利后果,试图在对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进行实证检验时进行弥补。他们关于美国地区收敛的计量回归中引入了一个结构冲击变量,该变量是一个加权和,权数是各州中各产业的产出份额,被加权的因子是各产业在全国水平上的增长率(BarroandSala-I-Martin,1991,1992)。从理论层面讲,Barro等理解的经济结构冲击变量基本上是侧重需求方面的。考虑需求冲击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本来无可厚非。但Barro等关于经济结构对经济增长影响的理解,违背了一个基本的经济学道理。举例来说,如果全国水平上工业增长快,而某个省区的比较优势却恰恰在农业,那么,这个省区里工业所占比重较小不见得就是坏事,并不见得不利于经济增长。当然,在美国那样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在较长的时期内,各个州之间的产业分工格局已经很好地顺应了各自的动态比较优势。这样一来,Barro等理解的结构冲击基本上就是相对短的时期里需求冲击的影响。换言之,这个指标用在美国还能够刻画较短时期里的需求冲击,但用来理解中国经济结构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则力有不逮。这是因为中国各省区的经济结构和其比较优势吻合得不太好。
魏后凯(1997)的经验研究中使用了完全按照Barro等定义的结构变量。③为了比较前述定义的发展战略结构变量和Barro定义的结构变量,我们也根据Barro等的定义计算了1978—2000年期间中国29省区的结构变量,并将之纳入回归分析。①Cheng(2002)的研究认为,中国地区收敛的检验结果对于样本选取比较敏感。具体而言,对京、津、沪三个直辖市的不同处理办法将导致不同的结论。比如,Tusi(1996)将三大直辖市包含到临近的省份之后,就会得到中国地区收入水平在改革之后趋异的结论。其他研究得到收敛的结论,是把三大直辖市作为独立的经济体来处理的。我们在后面将分别按照包含和不包含京、津、沪三大直辖市的情形进行计量分析。(2′)式中的随机扰动项假定存在异方差问题,即:E(u)=0,Var(u)=σ2ζi。为此在计量分析结果中,我们报告WhiteRobustness方差协方差矩阵的估计结果。
3·计量分析结果
报告了计量分析结果。模型Ⅰ是新古典无条件收敛的框架。这个模型的估计结果似乎不支持新古典无条件收敛的假说。而且这个模型的拟合精度也比较差。模型Ⅱ和模型Ⅲ分别用TCI7885和TCI7899控制住改革开放初期和整个改革期间各省区市的发展战略特征。从这两个模型的估计结果来看,发展战略越体现出赶超的特征,则劳均GDP增长率就越低;而且初始条件变量Ln(GDPPL0)的符号也符合理论预期。模型Ⅳ-模型Ⅷ的基础是条件收敛框架。在这些模型中涉及到的发展战略特征变量系数的符号均显著为负。不过,尽管初始条件变量Ln(GDPPL0)的系数符号均符合预期,但是在一些情形下不显著。其他的解释变量中,储蓄率、劳动力增长率和外商直接投资的系数符号均符合理论预期。不过这些系数符号的显著性却不稳定。而初始人力资本变量的系数符号却相悖于理论预期,而且在有些场合之下系数的显著性水平还比较高。当然,从中难以导出人力资本对劳均GDP增长的影响为负的一般结论来。
在报告的8个模型基础上加入中部和西部两个虚拟变量之后,所有模型的拟合精度均有比较大的改善。而且加入地区虚拟量之后,初始条件变量Ln(GDPPL0)的系数符号均显著为负,说明新古典收敛机制仍然成立。而且计量结果表明,中部省份劳均GDP增长率显著低于东部省区市;而西部省区又低于中部省份。这表明自然条件以及其他不可观察的区域特征等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不过即使在加入地区虚拟变量之后,发展战略特征变量的影响也仍然符合理论预期,从而充分说明发展战略特征对劳均GDP增长的反面影响。在报告的模型基础上再引入按照Barro等定义的结构变量进行回归,得到的结果表明,这些结构变量的统计性质非常不理想。而与Barro等定义的结构变量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发展战略特征变量。所有涉及到发展战略特征变量的模型中,发展战略特征变量的系数符号均显著为负。不包含京津沪三大直辖市数据集的估计结果与上述包含三大直辖市的数据集的估计结果相类似,在此不再赘述。①
回归结果有力地支持了我们归纳的理论假说,即如果一个经济体推行违背比较优势的战略,以至于其TCI偏离TCI*,那么该经济体的劳均GDP增长率将被显著降低。不妨做一个简单的匡算。本文的各个模型的估计结果表明,TCI7899的系数的估计值处于-0·0028和-0·0084之间,其中大部分估计值处于-0·003周围。如果我们以-0·003作为TCI7899的系数的估计值,那就意味着,一个省区市的TCI对TCI*有一单位的偏离,将使其劳均GDP在1978—1999年期间每年的增长率降低0·3%。1978—2000年期间中国大陆省区市当中江苏省的劳均GDP增长速度最快。如果我们以江苏的TCI7899(其取值为2·9713)作为TCI*,则可以发现发展战略对每个省区市经济增长的影响。举例来说,贵州的TCI7899为7·7422,所以该省的DS为4·7709。那么,贵州的劳均GDP在1978—1999年期间每年的增长率被降低了1·43%。
经济结构的定义范文第5篇
摘 要 本文主要探讨审计与社会经济结构之间的关系，通过对审计的历史发展的回顾与发展，进而理清审计的产生和发展同社会经济发展的水平及经济结构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
关键词 审计 社会经济结构
1991年国际审计准则委员会给出的审计定义是：审计是指对某一企业的财务报表或有关的财务信息进行的独立的审查并进而发表意见。当然，这个定义也许并不完整，但它指出了审计的最基本的活动是对财务信息的审查与发表意见。其他的活动如评价、咨询等都是从基本的活动中发展而来的。而社会经济结构是人们在社会生产和再生产过程中的各种关系即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的总和。
一、从审计的历史发展看审计与社会经济结构的关系
审计的产生和发展同社会经济发展的水平及经济结构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审计的产生
审计是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在生产力低下的原始社会是不需要审计的。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产生了剩余产品并为少数人所占有，而财产物资的所有者往往不能直接管理和经营这些剩余产品而委托他人代为管理和经营。为了保证委托经营的财产的安全完整，就需要另有他人去了解经营者是否忠于职守、财产物资是否安全完整，等等。这就是最初的审计活动，它萌生于奴隶社会，因为只有到了奴隶社会，才会有少数人占有剩余产品。
我国审计大约产生于奴隶制的西周时代，其主要标志是主持审计工作的“宰夫”官员的出现。宰夫的职责是全面审查各官府的财政收支，监视群吏执行朝法并向上级乃至帝王报告。但宰夫自己并不负责任何财务及财政收支。
西方国家的审计，同样萌生于奴隶制度下的古希腊、古罗马时代。审计人员以“听政”（audit）的形式，对掌管国家财务和赋税的官吏进行审查。这种“听政”实质上就是一种经济监督工作，即萌芽状态的审计。
2．审计的发展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审计也发展起来。在奴隶社会中，经济不发达，剩余产品很少，因此，审计只是一种附属的工作。审计的规模很狭窄，同会计往往合二为一。如在西周的宰夫一职，从属于小宰、大宰，并非一个独立的审计机构。到了封建社会，社会经济结构进一步复杂，审查规模进一步扩大，简单从属的审计工作无法满足需要。在中国的秦汉时期，国家政治经济制度实行中央集权制。国家的法制比西周时代更为健全，同时会计核算也得到加强，审计开始同会计分离，逐步趋向独立。故考证，在秦汉两朝，国家的中央政府设置御史大夫的官职，主管全国民政、财政和财务的监察工作。而地方政府的财政收支标准都必须呈报御史大夫审核，这就是所谓的“上计”制度。在今天看来，“上计”制度就是审计监督制度的雏形。
而西方的封建社会经济远不如中国发达，相应的那里的审计活动、审计制度也远不及中国活跃和健全。
3．现代审计的诞生
尽管古代审计制度中国比西方更健全完善，但现代审计则诞生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这也是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及经济结构变革所决定的。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极大的解放了生产力，生产规模比封建时代大为扩张。这就促进了经济管理的发展。而审计作为经济管理的一部分，也相应发展起来。与此同时，社会经济结构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小农经济结构被扬弃，而代之以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的经济结构。社会经济结构变革的最明显的标志就是股份公司的出现，从而导致两权进一步分离。公司股东为了保护自身的经济利益，专门聘请会计专家，对公司帐目进行独立审核，以查实公司的财务状况及利润数额。这些独立从事查账业务的人员，被称为“注册会计师”。1862年，英国修订后的公司法正式规定，股东可以聘用受过专门训练的“专业审计人员”对公司的会计记录和会计报表进行审查，并提出查账报告书，供股东查阅。这种审计的特征是：它开创了由与被审计者无利害关系的第三个人对财务报表进行独立的审查鉴证。
二、从现代审计的发展看审计与社会经济结构的关系
现代经济结构最显著的特征之一就是所有权与经营权在更大规模上的分离。这一点使现代审计的职能、作用和规模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纵观审计的发展史，财产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是审计产生和发展的原因和前提。然而这并不足以充分解释审计的根源。如果所有的公司经理和政府官员都能全心全意的为股东、为人民服务，那样审计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但客观事实并非如此，这是因为资产所有者的目标和经营者的目标并不一致。所有者是通过资产的经营管理达到利润（效用）最大化，而资产管理者的目标则是使其自身的利润最大化，而这个利润是其获得的报酬的利润与其付出的努力的负效用之和。由于两者的目标不同，所以常常会发生冲突。虽然在现在的委托――理论中，通过使管理者的报酬等于其努力的边际成本，也等于他努力创造的边际利润，双方能达到一种均衡，双方的利润最大化，但是，这种均衡往往只存在与理论之中，因为，市场（包括劳动力）市场并非完全有效率。低效率市场的存在是因为信息不完全或信息不对称引起的。当人为委托人工作时，工作的成果同时取决于投入的努力和不由主观意识决定的各种客观因素，且这两种因素对委托人来说无法完全区别时，就会产生人的“道德风险”。人的努力状况只有其自身清楚，所有者很难直接观察到，这就形成了一种信息不对称情况。
如果人对工作有很高的忠诚与责任心，就不存在道德风险，或者人类社会到达了这样一个阶段，劳动本身成为第一需要或愉快的消费而非谋生手段，那么也不存在这样的问题。在这之前，只要存在两权分离，这个问题就必然存在。那么在市场经济的体系中，这个问题应当如何解决呢？首先，劳动力的市场机制约束了经营者的道德风险。尽管道德风险难以观察，但在一段较长时期还是会逐渐暴露出来。一旦暴露，对经营者来说就不是一件好事了。其次，还可通过报告制度、激励机制、监督体系来解决信息不对称引起的道德风险问题。要使这些机制有效的发挥作用，就离不开审计活动。
首先，来看报告制度。企业的财务报告是有经营者编写的，反映企业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书面文件。这是纠正不对称信息以及考核经营人员业绩的客观依据。更重要的，这是投资人进行决策的基础。但是，由于报告由经营者编写，难免会有溢美之词，甚至会由误导或虚假的信息。因此，财务报告应当由与企业无利害关系的第三者进行独立坚定，以保证财务报表真实公允，这就是审计存在的根本原因。没有审计，很难保证客观公允的财务报告。
其次，来看激励机制的实施。有效的激励机制同样离不开审计。众多的激励机制将企业的利润同经营者的奖励挂钩，企业的利润越高、经济利益越好，经营者的报酬也会水涨船高。但是，这种激励机制也给予经营者欺骗的动机。他们常会人为的调节利润水平，使自己获得较多的报酬，而这是以降低企业价值为代价的。由此可见，无利害关系的第三者的独立审计，是使激励机制充分发挥效力的必要措施。
最后，审计不但是整个监督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还是其他监督控制措施成功实施的必要条件。例如，经过审计的财务报告和其他信息给监事会的工作提供了极大的便利。董事会还可以委托独立审计人员评价公司的内部控制制度，检验经营管理方针的合理性、有效性，等等。
此外，在现代社会两权严重分离的经济结构下，信息不对称越来越向资产管理人倾斜。众多股东只能依靠有限的资料，如中期报告和年度报告了解企业状况，进行投资决策。这样监督成本必然越来越高。由独立、专门、有经验的作为第三者的人员代表股东的审计是降低监督成本、提高监督效率的有效途径。企业规模越大、股东数目越多、股权越分离，审计在降低审计成本的作用就越明显。这就是现代审计发展成熟的根本原因。
参考文献：
[1]董佳.关于审计期望差距问题的探讨.交通财会.2009.7.
经济结构的定义范文第6篇
【关键词】经济结构；经济增长；Cobb-Douglas生产函数
1.引言
当今的时代是人类历史上发展最为迅速的阶段。生产生活从以农业为主转换到以工业为主，再到许多发达地区的以服务产业为主，每一个转变都有着跨时代的意义。经济的发展要以农业为生活物质基础，以工业为生产物质基础，才能够达到稳定持续的增长，才能够满足进军后工业时代的基本条件。
当代中国经济飞速发展，接连十年以上经济增长率始终保持在7%以上的高速率。而北京作为环渤海京津冀的中心城市之一，作为中国的经济中心，肩负着成为世界中心城市的重要责任。2009年，北京人均GDP达到10000美元以上，经济结构发生明显转变，是中国最先一批进入后工业社会的城市之一。研究其经济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对促进中国其他城市的发展有重要意义。
2.研究内容和方法
本文运用规模报酬不变的Cobb-Douglas生产函数，利用EViews5.0软件，建立数量模型，并对其进行计量经济学和统计学检验，对北京经济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研究，得出北京经济结构变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2.1 模型的建立
本文将从总供给的角度建立计量模型，研究经济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首先，利用经济学中一个规模报酬不变的Cobb-Douglas生产函数（1）式表示资本存量和劳动力是如何决定生产能力的。
（1）
Y——产出
K——资本存量
L——劳动
?——资本的产出弹性
ε——随机扰动项，表示资本和劳动以外的其他生产因素对产出的影响
A——特定时期的技术结构特征
然后，将（1）式左右两边同除以L，得出人均产出函数：
（2）
再另y=Y/L ，k=K/L，得出规范式：
（3）
产业结构、投资结构和消费结构统一组成经济结构，因此所建模型应表现出它们的变化是如何通过影响资本效率或经济规模刺激经济增长的。设定模型如下：
（4）
x1——产业结构特征，用第三产业就业人员比重×100代入
x2——投资结构特征，用基础设施投资占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100代入
x3——消费结构特征，用北京城市居民恩格尔系数代入，即北京城市居民食品支出/城市居民消费性支出×100
y——人均地区生产总值
k——人均资本拥有量
a1、a2、a3 ——产业结构、投资结构和消费结构变化对资本产出效率的边际影响参数
b1、b2、b3 ——产业结构、投资结构和消费结构变化对经济规模的边际影响参数
最后，将（4）式左右两边同取对数，得出模型：
㏑y=㏑A+（a1x1+a2x2+a3x3）㏑k+（b1x1+b2x2+b3x3）+ε （5）
2.2 数据与初步模型计量结果
根据《2010北京统计年鉴》的数据，计算并整理得到1978-2009年的相关数据。
利用这些数据和EViews5.0软件，对（5）式进行最小二乘法的回归分析。
结果显示，变量x1*log（k） 、x2*log（k）、x1、x2在5%的显著水平下没有通过t检验，模型存在自相关等缺陷，接下来要对其进行检验与改进。
2.3 模型检验
用怀特法（White）检验异方差，结果表明在60.29%的显著性水平下接受不存在异方差的原假设。
用拉格朗日乘数法（LM）检验序列相关性（Obs*R2=10.12122；Probability=0.006342），LM统计量显示，在5%的显著水平下拒绝原假设，回归方程的残差序列存在序列相关性。
用ARMA模型消除序列相关，结果如下：
表1 模型计量结果eq11
变量 t值 概率
C 4.71 0.0001
X1*LOG（K） 2.21 0.0386
X2*LOG（K） -3.04 0.0064
X3*LOG（K） 9.44 0.0000
X1 0.06 0.9524
X2 3.56 0.0020
X3 -6.50 0.0000
AR（1） 8.77 0.0000
AR（2） -6.36 0.0000
MA（1） -9.40 0.0000
LM统计量显示，在5%的显著水平下接受回归方程的残差序列不存在序列相关性的原假设。
通过表1可以看出x1的t检验的概率大于0.05，为极不显著，先去掉这个变量，（5）式变为：
㏑y=㏑A+a1x1*㏑k+a2x2*㏑k +a3x3*㏑k+（b2x2+b3x3）+ε （6）
得出如下回归结果：
表2 模型eq12计量结果
变量 t值 概率
C 10.99 0.0000
X1*LOG（K） 8.90 0.0000
X2*LOG（K） -3.62 0.0016
X3*LOG（K） 11.71 0.0000
X2 3.82 0.0010
X3 -8.11 0.0000
AR（1） 9.04 0.0000
AR（2） -6.58 0.0000
MA（1） -9.93 0.0000
表2中，常数项、各个变量的t检验的概率均小于0.01，通过显著性检验。
拟合优度检验，说明方程的拟合优度相当高。
F检验的概率约等于0，说明方程通过显著性检验，该方程有意义。
观察变量的简单相关系数矩阵，用Klein判别法检验多重共线性，不存在，即没有多重共线性。
再用方差膨胀因子VIF检验多重共线性，vifx1lk=22.79>10，vifx2=3.02，vifx2lk=43.82>10，vifx3=1.29，vifx3lk=9.05。x1*ln（k）与x2*ln（k）存在多重共线性。
结合testdrop检验：eq12.testdrop x1*log（k） ： p=0.000；eq12.testdrop x2*log（k） ： p=0.002。两个变量都不能去掉。
用逐步回归法筛选解释变量（下式中c为常数项），
log（y）= c + x1*log（k） ---eq01，；
log（y）= c + x2 ---eq02，；
log（y）= c + x2*log（k） ---eq03，；
log（y）= c + x3 ---eq04，；
log（y）= c + x3*log（k） ---eq05，；
由于eq01的回归系数最高，所以先选定变量x1*log（k），然后逐渐加入变量。
Eq01+x2*log（k），，AIC=-0.4660；
eq01+x2*log（k）+x3，，AIC=-0.5425；
eq01+x2*log（k）+x3+x3*log（k），，AIC=-1.4139；
eq01+x2*log（k） +x3+x3*log（k）+x2，，AIC=-1.4262。
但使x2*log（k）的系数变负，说明x2与x2*log（k）相互严重影响。若单独去掉其中一个，回归结果不如模型eq12。若都去掉，建立回归方程eq13，与模型eq12作比较：
eq12 AIC=-2.314 DW=2.64 MAPE=9.80%
eq13 AIC=-1.927 DW=2.21 MAPE=9.72%
通过比较得出，两模型各有优劣，难以决定取舍。
用ADF检验各个变量，发现lny、x1*lnk、x3*lnk、x3在10%的显著水平下都是一阶单整，x2与x2*lnk为0阶单整。舍去x2与x2*lnk之后，lny与x1*lnk、x3*lnk、x3可能存在协整关系，用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结果显示，在10%的显著水平下，x1*lnk、x3*lnk、x3对Lny存在格兰杰因果关系。
检验残差的单整性，uroot（n） e13：p=0.08
表明以上变量之间存在（1，1）阶协整，不是虚假回归。
（6）式变为：㏑y=㏑A+a1x1*㏑k +a3x3*㏑k +b3x3+ε （7）
用Chow检验验证回归模型结构的稳定性。结果显示，F统计量的概率接近0，说明存在显著的结构变化。但结构变化后的判定系数为0.988，并没有提高。1978-1992的MAPE=4.72%，1993-2009的MAPE=3.61%，优于原来的9.72%。所以，回归模型需要分段。
我们主要需要后半段的回归方程，所以只研究1993年-2009年的部分。回归结果如下：LM检验p=0.668>0.05，不存在序列相关性；DW=1.9955，近似于2，不存在自相关；各个自变量在5%的显著水平下均通过检验；回归定义错误检验（误设定检验），RESET（1）——F检验的p=0.5678，不存在误设定；，拟合优度较高。
最终得出体现北京市经济结构特征的生产函数的估计模型：
其中，A==22.7544
3.结论
产业结构x1对资本效率k的弹性为0.00529，表明北京第三产业就业人员比重与资本效率成正相关，也就是北京第三产业就业人员比重增大，会导致资本效率的提高。x1对经济规模的影响不显著。这是由于近年来北京的产业结构调整主要是第二产业向第三产业转移，第三产业劳动生产率略高于第二产业，第三产业不再依赖规模扩张来提高劳动生产率，技术密集度与资本密集度都得到了显著的提高。
投资结构x2 对资本效率k的弹性影响不显著，表明北京基础设施投资占总投资比重与资本效率没有太大关系。x2 对经济规模的影响也不显著，表明北京基础设施投资占总投资比重与经济规模无太大相关性。这是因为政府的投资对民间投资具有一定的挤出效应，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政府投资无法直接进入到实物的生产中，不能立刻产生效益；其二，政府资金的投入会导致中小企业无法获得资源，造成挤出效应。且该效应的影响过于广泛，使得基础设施投资实际应带来的影响被掩盖了。
消费结构x3 对资本效率k的弹性为0.012525，表明北京食物消费占总消费比重与资本效率成正相关，但由于食物占比越低，消费结构越优化，所以消费结构的优化与资本效率成负相关，即食物消费占比下降、消费结构优化，反而会降低资本效率。x3 对经济规模的弹性为-0.04588，表明北京食物消费占总消费比重与经济规模成负相关，即食物消费占比下降、消费结构优化，可以扩大经济规模。
当北京第三产业就业人员增加1%、食品消费占比增加1%时，资本的产出弹性将分别增加0.529×10-2、1.2525×10-2个百分比，消费结构调整对资本效率的影响最大；食品消费占比减少1%时，经济规模将扩大4.588×10-2个百分比，消费结构调整对经济规模影响最深。
当前应该提高第三产业比重和食品以外消费品的资本效率，优化消费结构，扩大经济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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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结构的定义范文第7篇
“零值边际劳动生产率”说。首先提出“边际劳动生产率为零或为负数的劳动力为剩余劳动力”这一概念的是美国著名（古典学派的）发展经济学家阿瑟·刘易斯。1954年刘易斯在英国《曼彻斯特学报》上发表了题为《劳动力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的论文。在论文中，刘易斯指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可以视为一个空间分布上的非均衡过程。这一般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结构而言，都存在一种“二元经济结构”，即以寻求利润为目的的城市现代工业为代表的资本主义部门和以农村传统的自给自足，仅以维持生计而非追逐利润为目的农业部门为代表的所谓非资本主义部门。此种二元经济结构的特征是，经济发展仰赖于现代资本主义部门的资本增殖与扩张，并有可能不断吸纳传统的非资本主义的农业部门的劳动力；而传统农业由于技术停滞，土地扩展的限制，特别是农村人口增长迅速，资本性投入物少，故这一部门的劳动力极为丰裕，因而形成了“在那些相对于资本和自然资源来说人口如此众多，以致在这种（二元）经济的较大部门里，劳动的边际生产率很小或等于零，甚至为负数的国家里，劳动力的供给是无限的。有些作者已经注意到农业部门中这种‘隐蔽’失业的存在，并说在所有情况下家庭拥有土地是如此的少，以致如果有些家庭成员找到其他工作，则剩下的成员仍可以耕种他们所拥有的土地。”（A.刘易斯，1989,3）A.刘易斯接着指出：“但是无论边际（劳动）生产率是不是零或很小，这对我们的分析并不重要。在这些经济里，劳动力的价格是仅够维持生活的最低工资。因此，只要按这种价格提供的劳动力超过需求，则劳动力的供给是无限的。”（A.刘易斯，1989,4）．刘易斯认为，城市现代工业部门的边际生产率高于农村传统农业部门，两个部门的劳动者工资存在很大差距，且城市工业部门由于不断扩展会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在乡—城市之间劳动力可以自由流动（即无制度障碍）的前提下，便发生了传统农业的剩余劳动力向城市工业部门的转移，然而又由于传统农业劳动力近乎无限供给的性质和城市工业部门存在失业，吸纳劳动力毕竟有限，故现代工业部门劳动者的工资水平只能略高于农业部门劳动者维持生计的收入水平。“资本主义部门由于指剩余再投资于创造新资本而扩大，并吸收更多的人从维持生计部门到资本主义部门就业。剩余越来越多，资本形成也越来越大，而且这个过程要一直维持到剩余劳动力消失为止”（A.刘易斯，1989,12）。这便是在A.刘易斯“二元经济结构”理论框架内，边际生产率为零值甚至为负数的劳动力乃是剩余劳动力的经典定义。
对于西方学者的这一概念，我们的评价是：第一，他们对发展中国家存在二元经济结构的理论概括无疑是符合客观事实的，因而是正确的，也就是说二元经济结构是发展中国家农业剩余劳动力产生的基础。第二，“零值边际生产率”的剩余劳动力概念运用西方经济学的边际分析方法，从增量变化的动态角度描述发展中国家剩余劳动力及成因，对发展经济学的宏观结构分析提供了成功范例，这无疑是刘易斯等人的重要理论贡献。第三，然而A.刘易斯等人以零值边际劳动生产率定义农业剩余劳动力也存在缺陷，这主要是：其一，这一定义是以技术长期停滞，且其他生产要素（土地，资本等）不变的传统农业为前提的，但当代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早已处于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型的不同阶段上，远非典型的传统模式，完全不考虑农业转型期农业技术进步与人力资本投入和贡献等因素，显然与事实不符。其二，采用零值边际生产率来界定是否存在农业剩余劳动力的一个致命缺陷是，它将农业与现代工业视为同质性产业，忽视了农业是一种广泛依赖外部自然条件（如生态环境，气候等）的风险性弱质产业。与工业生产的外部环境相对固定相比，农业生产不仅依赖土地、劳动力、资本投入的变化，更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自然条件的优劣与变化。举例来说，同等量的要素投入在灾害年份的产出不仅远低于风调雨顺年份的产出，而且可能会颗粒无收。故以灾害年份边际生产率下降为零或为负来判定农业中存在剩余劳动力是否有效是值得怀疑的。
“地—劳比率变动”说。针对A.刘易斯等人的“零值边际劳动率”定义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农业发展的事实不符的缺陷，中国学者郭熙保、宋林飞等人提出新的定义标准。郭熙保的判别标准是，“当一个国家（或地区）农业劳动者人均耕地面积长期呈下降趋势时，我们认为该国（或地区）存在农业剩余劳动（力）”。（郭熙保，1995）。对这个新定义，郭熙保在所做解释中强调，按劳动力平均耕地面积的变动与按区域人口平均耕地变动是有区别的，即劳均耕地的下降不一定意味着人均耕地的下降。他指出这一新定义重在强调劳均耕地变动的长期趋势而非短期波动，如果国家或地区劳均耕地面积几十年均呈下降之势，则农业剩余劳动力存在。其主要理由是：①在农业技术停滞的社会里，农业劳动力的增加导致农业劳动边际生产率下降，甚至降到零。在这种情况下，农业剩余劳动是肯定存在的，同时农业劳动者人均耕地面积是下降的；②在农业技术进步的社会里，农业劳动者增加可能不会降低劳动边际生产率，反而可提高劳动生产率和总产量，因为技术进步使土地生产率提高了。但是只要农业劳动力人数增加得比耕地面积更快，使劳动耕地面积下降，农业剩余劳动就仍然存在。（这是由于每个劳动者占有耕地面积的减少，一般说来，抑制了农业技术进步，尤其是机械技术进步，规模经营效率和劳动生产率增长潜力的充分发挥。）假若有一部分劳动者从土地上撤出，这些潜力将会充分发挥出来，使剩下的农业劳动者生产率更高，从而使农业生产更快地增长，而不是下降。③郭熙保认为，根据农业劳动者人数与耕地面积的长期时间序列资料可以比其他剩余劳动力定义更简便更容易识别一国或一个地区是否存在农业剩余劳动（力）。（郭熙保，1995）
我们认为，郭熙保以经验观察为依据从地—劳变动的长期下降趋势来定义剩余劳动力这一点是有价值的，同时也与中国和其他许多发展中国家的经验事实相符。但他的定义也有值得商榷的地方，这就是：第一，若从农业边际劳动生产率变化这一基本点出发，劳均耕地面积下降只是剩余劳动力存在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因为首先它安全排除了农业生产其他要素（如资本）以及技术进步、自然条件等内生变量，因而缺乏量化分析的基础，确定剩余劳动力存在及其数量多少有很大的随意性。特别对于土地资源等天然禀赋条件差异极大的国家（如美国与中国、日本等），很难用统一的尺度测定剩余劳动力的存在及其规模，郭先生在论证他的新定义的正确性时，还用美国、日本1880～1980年间地—劳比率上升的事例反证出美、日在农业发展中不存在剩余劳动力的结论，他指出美国农业劳动者人均耕地由1880年的11.68公顷，增加到1980年的105.58公顷，增加了8.13倍，同期日本劳均耕地由0.3公顷增加到0.78公顷，增加了1.6倍。（郭熙保，1995）。此外，韩国和我国台湾省1953-1988年劳均耕地分别由0.32公顷和0.53公顷，增加到0.62公顷和0.72公顷。于是他认为韩国和台湾省也不存在剩余劳动力。其实，郭先生忘记了无论是美国、日本还是韩国、台湾省之所以出现劳均耕地面积上升的长期趋势的这一段时间，恰恰正是这些国家或地区不断存在剩余劳动力，又不断转移这些剩余劳动力的过程。这怎么能说不存在剩余劳动力
呢？根据郭在《农业发展论》一书中表6-3（郭熙保，1995）提供的数据，韩国、台湾省农业就业劳动力1953年分别为5997000人和1647000人，到1988年分别降到3475000人和1238000人，分别减少252万和40万人之多，这些减少的劳动力不是“存在”的剩余劳动力又是什么？如果1988年以后农业劳动力继续减少，从而地—劳比率继续上升，也是不存在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证据与理由么？由此可见，按照郭先生的新定义来断判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存在与否，显然难以自圆其说的。
1982年宋林飞对江苏南通的农村劳动剩余问题进行调研时，提出了测算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公式：G=(A-F)/A，此公式中G为剩余，表示农业劳动力剩余度，A为农业总劳动力，F为农田耕作所需的劳动力，其中F＝总耕地／x亩／劳动力，“x亩／劳动力”表示每个劳动力全年能耕作的土地面积。确定x涉及两个参数：(1)每亩需要的劳动日数（用D表示）；(2)每个劳动力全年所能完成的劳动日数（用L表示）则X=L/D。宋先生用这一公式测得江苏南通县农业劳动力的剩余度为56.8%。（宋林飞，1996）。宋林飞关于是否存农业剩余劳动力及其测定方法与前述郭熙保的基本思路是相同的，即以劳均耕地面积为尺度来判定剩余劳动力的存在。所不同的是宋的测定方法是静态的而非动态的趋势，并且在每个劳动力负担耕地面积中加入了两个变数：单位劳动力耕种单位耕地的日时数和单位劳动力每年所能完成的工作日数。宋林飞的定义及测定方法充分考虑农业劳动时间存在季节差异，非常符合农业生产的实际。这与当代西方经济学界广泛采用的（农业）工时及工时的边际生产率的升降来确定剩余劳动力思想是一致的。从这方面讲宋的定义和测量方法比郭的定义更进了一步，在量化分析上更具可操作性。但是，我们认为宋林飞的剩余劳动力定义及测量公式仍然未能充分考虑农业生产要素投入和农业技术进步等项变动因素对单位劳动力负担耕地的影响。此外，对单位劳动力年量高工时限度的设定没有充分考虑不同地区经济、社会和文化风俗习惯的巨大差异，特别是不同区域因地势、气候、水土光热等资源条件的不同，单位耕地上投入的劳动工时差别更为巨大。再加之农业技术进步（如免耕法的推广，产业化育种等）以及资本性投入（农业机械、排灌设备的使用）都随时影响每个农业劳动力所能负担的耕地面积的变化。因此，宋的定义及其测量模型，对某一点上，同质性小区域农业剩余劳动力的测定可能是有价值的，换言之，这一定义模型难以成为具有普遍经济学意义的概念。
最后须要指出的是以地—劳比率为基础，郭和宋的剩余劳动力定义均将侧重点放在农业的种植业上，事实上除种植业外大农业的其他产业如林业、养殖业、畜牧业、渔业以及家庭副业中是否存在剩余劳动力是绝不能用每个农业劳动力所能负担的耕地面积及其变动来测定的，这也是郭熙保、宋林飞地—劳比率变动测定法的重大局限性之一。
国际标准比较法—H.钱纳里“发展模型”。1975年西方著名经济学家H.钱纳里构建了“世界发展模型”。H.钱纳里采用库茨涅茨统计归纳法对全世界101个国家1950-1970年的社会统计指标（含27个变量）进行回归分析，得出以人均国民生产总值(GNP)为因变量(Y)，其他27个社会经济发展指标为自变量(X[,n])的回归模型——“世界发展模型”。根据这一回归模型，H.钱纳里划分了人均GNP小于100美元到大于1000美元等9个等级的“标准结构”量表。根据这一量表可以确定与不同等级相应的27种社会经济指标的标准数值。各个国家或地区便可将自身的实际与这一“标准结构”进行比较从而找出其发展的差距。从H.钱纳里的“标准结构”模型中，我们可以发现人均GNP=800美元这一等级下第一产业（该模型称之为初级产业）劳动力是总劳动力比例的30%，当人均GNP=1000美元这一等级时，第一产业劳动力比例降到25.2%(H.Chenney,M.Sycquin,1975,38)。宋林飞根据钱纳里“标准模型”对中国农业劳动力剩余率的测定为16%，在用库茨涅茨系数对中国价格扭曲因素在钱氏模型高估作了修正后，计算出中国农业剩余劳动力剩余率（他称为不合理配置率）为13.8%，（宋林飞，1996）。笔者按1995年中国的人均GNP等级为800美元左右，农业劳动力占总劳动力比例为52.2%的实际数据，与钱氏标准模型相比较，并同样扣除价格扭曲因素，测得当年的剩余劳动力率为16.4%。若按1995年全国总劳动力6.89亿为基准计算，当年农业剩余劳动总量为1.13亿，与90年代中期官方和国内经济学家估计中国农业剩余劳动力在1.3-1.5亿相比，用钱氏标准模型测得的这一数字显然存在低估的偏差。我们认为H.钱纳里模型为各国测定是否存农业剩余劳动力及其数量比例提供了一个标准，这是很有比较研究价值的模型，但是它的最大缺陷是忽略了各国千差万别的国情条件，除了各国社会经济指标通过回归构成了一种纯粹形式或马克斯·韦伯称之为“理想型”模式之外，更忽略各国文化和制度因素的影响，例如滞留于中国农村的农业劳动力主要是由于人为的城乡户籍制度壁垒而不是由于经济方面的原因不能流动和转移，这与世界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情形迥然相异。因此将适用大多数国家发展趋势和特点的模式来套中国农村和农业的情形，很难得出对中国测定农业剩余劳动力有用的结论。
二、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新定义
根据中国农村现行经济体制下劳动力利用的经验事实，我们试对农村劳动力剩余及其相关概念重新定义如下：
1.农村劳动力：指户籍所在地为农村社区的人口中15-64周岁的男性和女性个人，但不包括其中的在校学生、服兵役人员，以及因身体原因不能劳动的人等。
2.农村剩余劳动力：专指中国农村中不充分就业的劳动力；所谓劳动力的不充分就业则是指每个单位农村劳动力每年有效工作时数（注：本模型中的工作时数指农村劳动力从事农业（含种植业，林、牧、副、渔业）和非农业（如工业、手工业、商贸、建筑、运输、教育、文化事业等等）的一切经济活动所耗费的有效时数（以小时为单位）。但是不包括经济活动以外的时间消耗，如煮饭、洗衣、就餐、娱乐、闲暇等活动的消耗时数。）低于公认的单位农村充分就业劳动力年度有效工作时数标准，即制度工时数的一种状态。
3.农业剩余劳动力：指从事农业（含种植业、养殖业、林、牧、渔业）的农村不充分就业劳动力。
通过上述三个概念的界定，我们实际上强调它的两点重要含意：其一，农村和农业劳动力剩余的核心和实质是劳动力的利用不足，即就业不充分。其二，按照一个国际国内可以接受的标准，农村劳动力的有效工作时数的多少可以作为判定其是否为剩余劳动力以及对劳动力剩余的程度作出界定。为了说明不充分就业作为劳动力剩余的界定标准的合理性，我们拟对这一新定义的内涵和成立的条件作简要说明。
首先，我们认为用劳动时间或工作时间来计量劳动力就业充分与否是有其经济学基础的。早在19世纪中期，政治经济学对资本主义本质的剖析——剩余价值理论就是以资本家对工人剩余劳动时间的无偿占有为基础的，事实上，劳动时间（而不是货币或其他计量单位）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进行理论分析的基本计量单位。马克思认为商品的价值量是由生产该商品所耗费的一般劳动量来决定的，而劳动量是由劳动持续的时间来计算的，劳动时间则是用小时、日等作为计量单位。当代一些西方著名经济学家面对难以用货币单位计量的复杂经济问题时也广泛采用时间（往往以小时为单位）作为定量分析单位。例如美国著名经济学家（199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加里·贝克尔(Gary.S.Bec-ker)及合作者在构建人力资本积累模型中就避开了价格问题，而将一个人的童年、成长期受教育的时间，和一生的工作时间甚至先天禀赋条件通通以时间为单位来计量人力资本的积累。反过来看，如前文所述古典经济学派以“零值边际劳动生产率”对农业剩余劳动力定义和测度之所以产生缺陷和引起争议，很大程度上系由农业生产函数中要素投入在质和量上的差异，以及农业生产环境条件的不确定性所致。其他几种有关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定义及相应的测定方法，如“耕地—劳动力比率变动法”（见郭熙保，1995,166-167，以及宋林飞1996,105-106）、“国际标准比较法”（见Chennery、Msycquin,1975,38）等也出现与“零值边际劳动生产率”标准和方法相类似的问题和争议。因此，本研究尝试以劳动时间为基本计量单位来定义及测量中国农村和农业剩余劳动力应当是更合理的选择。
其次，也应当强调采用工时作计量标准测定剩余劳动力必须有严格的条件限制，即存在必不可少的经济学的理论前提或假定，而这些前提或假定必须是通过经验实事验证为正确的。我们设定的几个经济学理论假定如下：
1.经济理性假定。农民（即农村劳动力）都是理性的经济人。在中国现行农村经济制度下，农民从事的一切经济活动的目的在于追求物质利益的最大化，避害趋利是农民的经济人本质。
2.工时有效性假定。在农村现行经济制度下，对土地拥有法定使用权以及对其他生产要素拥有支配权的农民对其劳动时间的支配与利用将是最充分和最有效的。农民不会在自己支配的劳动时间内偷懒。
3.有效工时的同质性假定。根据工时有效性假定，可以将以农村劳动力的有效工时为单位的劳动量视为无差别的、同质的劳动耗费并用以计算劳动力利用的有效程度。
4.劳动力资源自行合理配置假定。在中国农村现行经济制度下，农民具有自行配置劳动力资源并使劳动力利用效率最大化的倾向（注：所谓倾向是指农民所具有的合理配置自身劳动力资源并使其利用效率最大化的主观动机，不考虑其客观效果——作者注。）。因此，以寻求经济收益最大化为条件的劳动力充分就业是这一倾向的具体化。
保证这一剩余劳动力新定义成立的主要理论前提（或假定）是劳动者工时的有效性，即在当时当地既定的条件下，农村劳动力在与其他生产要素结合时，其劳动时间的利用达到最充分和最有效的程度。这一假定不成立的反面例证是，在另一种制度安排下，（如80年代以前的制度环境下），农村劳动力多数处于“出工不出力”、“三个人的活五个人干”式的“磨洋工”状态，即劳动力单位工时利用非充分和非最有效的状态。一旦“有效工时假定”不成立，我们用以测定农村劳动力剩余的定义及相关模型便会“失真”。因此，从一定意义上讲，以劳动力有效工时不足为主要内涵的不充分就业来定义农村剩余劳动力仅适用于自1978年以来经济转型时期的中国农村。
【参考文献】
①本模型中的工作时数指农村劳动力从事农业（含种植业，林、牧、副、渔业）和非农业（如工业、手工业、商贸、建筑、运输、教育、文化事业等等）的一切经济活动所耗费的有效时数（以小时为单位）。但是不包括经济活动以外的时间消耗，如煮饭、洗衣、就餐、娱乐、闲暇等活动的消耗时数。
②所谓倾向是指农民所具有的合理配置自身劳动力资源并使其利用效率最大化的主观动机，不考虑其客观效果——作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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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结构的定义范文第8篇
关键词：社会结构；历史唯物主义；结构功能主义；结构化
中图分类号:c91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7408（2012）09-0095-05
作者简介：彭国胜（1977-），男，湖南隆回人，厦门大学社会学与社会工作系2011级博士研究生，贵州师范大学历史与政治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农村社会学、政治社会学。社会结构乃是社会学及其相关学科中使用极为频繁，也极为混乱的概念。这不仅表现在人们可以使用诸如“社会系统、强制性合作伙伴、制度、整合和网络”等不同的术语来称谓社会结构，而且表现在即便是对社会结构一词进行诠释时，不同的学者也会侧重点各异。前一种做法大多散见于先驱者们的经典论述中，后一种做法则涉及结构功能主义、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各理论流派的主要观点。[1]本文无意考察社会结构理论发展的整个历史脉络，而是仅仅比较几个富有代表性的社会学家的社会结构理论的基本内容及其异同，以期深化对社会结构的认识。
一、马克思的社会结构理论
马克思的社会结构理论集中体现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的一段经典表述中。在此之前，马克思曾试图从黑格尔意义上的“伦理理性”出发，运用费尔巴哈意义上的“人性的存在——人性的丧失（异化）——人性的复归”这样一种人道主义的公式来描述和解释社会历史的运动过程，但后来的生活实践促使他对黑格尔的理论予以深刻的反思。
“我的研究得出这样一个结果：法的关系正像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2]32-33
马克思的上述这段话不仅标志着他对黑格尔理论的诀别，而且比较完整地勾勒出了历史唯物主义社会结构理论的基本内容，既包含了静态的社会结构类型与构成要素，又包含了动态的社会结构关系与发展变迁过程，从而为我们展示了一个相对完整的社会结构理论框架。
1.社会结构的含义与构成。马克思把社会形态设想为一个复杂的由各种社会结构所组成的整体系统。在马克思看来，各种社会结构可被视为各种社会关系的总和——经济结构乃生产关系之总和，政治结构乃政治关系之总和，社会意识形态结构乃文化关系的总和，社会整体结构则是人们的物质生活关系和精神生活关系的总和。
经济结构是整个社会系统中最基本的、支配着社会其他结构的结构，因而是具有本源性的“元结构”。它包括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即我们通常说的经济子系统。第二种结构是政治结构，它包括政治制度与法律原则。政治结构服务于生产方式所规定的范围并由生产关系(特别是生产资料所有制)所决定，相当于我们所谓的政治子系统。第三种结构乃是社会意识形态结构，包括意识、价值、伦理、美学、宗教和艺术标准等，即我们现在所说的文化子系统。不难发现，在马克思的理论中，社会结构不仅可以指客观实体间的具体关系，也可以指人为实体(如制度、意识形态等)间的逻辑关系。这就为社会结构的含义加进了抽象的内容。
2.社会结构的层次和相互关系。在马克思看来，经济结构、政治结构和社会意识形态结构乃是构成整体社会的三个不同的层次。这三个层次构成一种塔式等级阶梯，即经济结构处于底层、政治结构居中、社会意识形态结构居上的等级制。各结构层次是相互关联
的，不过不同等级结构间的关系都是由低一级的关系所决定的。经济结构产生出一整套社会组织、政治制度、价值观念、法律、宗教、艺术形式等等。处于底层的经济结构对整个社会形态施加根本的决定性影响。然而马克思并不否认上层的政治结构和社会意识形态结构对经济结构的能动作用，甚至肯定上层建筑的各因素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发挥着主要的决定性作用。正如恩格斯在《致约·布洛赫》的信中所言:“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无论马克思或我都从来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那么他就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经济状况是基础，但是对历史斗争的进起发生影响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主要是决定着这一斗争的形式的，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3]
3.社会结构存在的必要条件。社会结构能够存在必须满足某些基本的需要。马克思没有用现代系统方法列出社会结构功能需要的一览表，但他已注意到社会结构的最基本的功能需要。他指出:“我们首先应当确定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这个前提就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衣、食、住以及其他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同时这也是人们仅仅为了能够生活就必须每日每时都要进行的(现在也和几千年前一样)一种历史活动，即一切历史的基本条件。”[4]
由此可见，社会结构最基本的功能需要就是物质生产。依照马克思的观点，这是所有社会形态得以存在的最基本的条件，但在特殊的社会形态中又有其特殊的历史需要。例如，在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中，维持社会结构的特殊需要就包括了资本的积累、市场的存在、劳动力转化为商品、平均利润率、产业后备军的存在等等。 有序定向变迁。马克思认为，社会结构具备动态的自我调节机制，其变化发展的动力来源于其内部的矛盾运动。在政治结构和社会意识形态结构中起决定作用的是经济基础，而在经济结构中起决定作用的是生产力。生产力是最为活跃的因素，促使经济结构发生最初的变化，依次带来政治、法律制度和社会意识形态的变化，从而导致整个社会系统的变迁，并产生了一系列新的社会结构。这一系列变迁被定义为历史进程。这一历史进程呈现出社会形态由低级向高级发展，正如马克思所说：“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作是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2]83马克思的历史进程观点实质是承认社会结构发展变迁的有序性和定向性。
在自然主义和实证主义蔚然成风的社会学初创期，社会结构概念的建构局限于生物学的移植与嫁接。孔德、斯宾塞和涂尔干等早期功能主义大师的有关论述，都直接反映了这种自然科学取向的理论进路。与强调现象及其功能层次的生物学取向不同，马克思的结构分析进路更为强调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层次，亦即人们在自给的生活和社会生产中发生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早期功能主义在分析社会结构时集中于分析各种社会结构怎样实现社会系统整体的整合；马克思的模型则把分析社会结构各层次之间(特别是经济与非经济结构层次之间)的关系作为重点。早期功能主义倾向于静态共时性的研究；马克思的模型则倾向动态历史性的研究。早期功能主义忽视了因果分析；马克思的模型则指出了社会系统调节的最终原因：经济结构中生产力因素的变化。
二、帕森斯的社会结构理论
二战后直至20世纪60年代，帕森斯的结构功能主义统治着整个西方社会学界。其结构功能分析模型，将社会结构概念发展成为一种宏大的旨在解释一切人类行动的系统理论。
1.社会结构的含义与构成。帕森斯是从社会行动理论入手来建构其社会结构理论的。他认为结构由“行动者在一情景中彼此的互动而组成”。[5]26然而，“体系的结构在较新的情形中，不是直接借助行动来进行研究，而是作为在接近于某个已被描述和检验过的经验概括层面上的‘制度化模式’来进行研究。”[6]9“如果这些个人的行动体系的互动是持续不断而有规律的，这些社会关系就具有了某些可以辨认的、相对固定的特性或描述性方面。其中一个是结构性方面……”[6]840可见，在帕森斯看来，结构就是社会互动的制度化（稳定）模式。为解释这
一稳定模式，帕森斯将地位—角色作为最基本的分析单位：“地位—角色是社会体系中，最重要的互动过程所包含的个体之间的关系的结构……也是行动模式化的互动关系中的参与，是最重要的社会体系单位。”[5]25“地位”乃是行动者所处之结构位置，“角色”即社会对这一位置的行为期待，它既是社会与个人发生联系之中介，又是众人分享之象征。[5]6不管互动中的个人怎样变化，角色互动作为社会模式化的准则具有相对稳定性。通过行动者之间的角色互动，社会结构就成了一系列相对稳定的、模式化了的成分之间的关系。
此后，帕森斯对社会结构予以了功能分析。所谓社会结构，从功能分析的角度来看，乃是具有不同基本功能的、多层面的次系统所形成的一种“总体社会体系”，包含执行“目的达成”、“适应”、“整合”和“模式维护”四项基本功能的完整系统。这个完整体系被划分为四个子系统，分别执行四项基本功能：“经济系统”执行适应环境的功能；“政治系统”执行目标达成功能；“社会系统”执行整合功能；“文化系统”执行模式维持功能。帕森斯认为，这是一个整体的、均衡的、自我调解和相互支持的系统，结构内的各部分都对整体发挥作用，同时，通过不断的分化与整合，维持整体的动态的均衡秩序。
帕森斯始终关注社会结构的本质——秩序。“秩序问题，是社会通过互动协调稳定的本质，秩序在这里所指的，是行动者在某种规范准则下的动机整合问题。”帕森斯相信，总体社会体系中的四个子系统之功能的充分发挥，关键在于社会拥有一整套整合其成员的共同价值体系。所谓共同价值体系，意指由一系列价值模式组成并已为众人所认同的规范体系。这些规范通过提供行为导向、依据和标准来约束行动者行为的边界，规范众人认同的准则，并通过价值内化来塑造行动者的人格结构，从而形成社会性的共识。
2.社会结构的层次与关系。帕森斯将社会体系的四个子系统之间的关系架构成一种信息控制等级次序结构。在信息方面，高一层次的系统控制着低一层次的系统。具体而言，文化系统控制着社会系统；政治系统受高一层次的社会系统的调控，同时又控制着低一层次的经济系统。文化系统的文化价值取向制约或规定着社会整合的规范性期待；而这些角色互动规范及作为社会整合机制的法律又控制着政治系统的运行与决策过程。政治系统受法律调节（政治活动不可超越法律），同时政府活动与决策干预与操纵着经济的运行。而在能量（资源）方面，低一层次的系统都在为高一层次的系统的活动提供必不可少的“能量条件”。总之，社会体系各个子系统之间相互作用的关系是互补的，各系统以如下方式交换着信息和能量：信息等级高的系统制约着低一层次的系统对能量的利用，与此同时，低一层次的系统为高一层次的系统的活动提供必不可少的条件和手段。这一框架也被称之为控制论的控制等级。
3.社会结构存在的必要条件。社会结构必须通过功能加以体现。社会结构能够存在必须满足“适应”、“目的达成”、“整合”和“模式维持”四项基本功能需要。在这四种功能性前提中，“适应”环境和“目标达成”是社会为了对付外部的环境而必须具备的功能前提，适应是一种手段，为的是达到实现社会目标这一目的；“模式维持”和“整合”则是社会为了解决来自内部的问题而必须拥有的功能性前提，而维持模式又是达到社会整合目的的基本手段。
4.社会结构的均衡与变迁。帕森斯认为，社会系统内各结构之间的依存关系、内部的功能过程、系统与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可以使系统结构之间维持相对稳定。即使社会系统的稳定由于外部或内部力量的作用而被打破，系统本身也能够利用适应性的社会机制来自行恢复均衡。帕森斯最关注的是社会系统的稳定、整合与均衡。其系统分析模型最终想解释的是社会系统何以能够依靠自身功能和调整来自动维持整合和稳定。因此，这一分析模型偏重于系统稳定性的研究。 森斯并无意否认系统的变迁。他指出，社会系统为了实现整合，其各部门必须时常调整内部结构及其与各部门之间的关系。因系统内部失调而引起的调整即意味着社会变迁。帕森斯以“紧张”概念来表征社会系统内部的失调。紧张原指任何偏离规范而影响到社会整合的因素。帕森斯指出，紧张的结果往往会产生偏离行为，需要有效的社会控制机制来加以矫正。矫正偏离单位使其恢复原有功能或创造新单位以替代偏离单位的过程即是
系统的变迁过程。帕森斯引进结构分化的概念来分析系统的变迁。所谓结构分化，是指承担多种功能的单一结构转变成为承担专门功能的多种结构的过程。新分化出的结构不仅担负了原有功能，并且因专业化而提高了适应能力。此外，帕森斯还探讨了因“系统之间信息—能量的交换失调”而导致的变迁。一方面，信息或能量的过量输出或输入有可能改变系统内部或系统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信息或能量的供应不足也可能引起系统内部或外部关系的重新调整。
可见，帕森斯企图整合各种分离的社会实体层次来形构社会结构。在帕森斯的笔下，三种结构概念的面向被独立地拓展开来，又被自然地串揉成一体：结构由功能体现；结构是互动关系模式；结构乃规范。同时，这三者是依靠中介变量“地位—角色”作串接的。
三、吉登斯的社会结构理论
吉登斯希望社会结构的概念能够走出宏观与微观、主体与客体、个人与社会、行动与结构的二元对立，最终走向综合。他提出了著名的结构化理论,主张以“结构的二重性”原则来取代主客观二元论。正如其所言:“我们必须从概念上把这种二元论重新构建为某种二重性,即结构的二重性,这一假设正是结构化理论的基础。”[7]40
1.社会结构的含义与构成。跨出主客体对立的两极化思维后，吉登斯以十分不同的思路对结构予以了界定。他指出：“结构是潜在于社会系统不断再造过程中的规则和资源”；[8]377“结构可以在实践中表现出来，但不是具体实践的外显模式，而是一些记忆中的原则。结构本身也不是具体的存在，它没有时间和空间的边界，它必须以知识的延续或实践的延续才能存在。结构对于实践，如同语言规则对于说话行为的差异。结构恰似某种抽象的规则，它是能使某种构造性行为成为可能的虚幻的存在。”[8]17
根据吉登斯的观点，规则属于行动者的知识与理解部分，它构成行动的内在因素，是潜在的、非具决定性的情境界域。作为行动的规范,规则为行动者提供相关的方法论与技术,被行动者策略性地加以利用。因而规则不仅仅是对行动的限制,同时也是一种建构性的因素。此外，与某一簇举动一一对应的游戏规则不同，规则乃是同社会实践活动相联系而存在的一系列相互连接与交错的规则群。资源构成行动的外在条件，是行动者开展具体行动的材料。吉登斯区分了两种作为结构要素的资源：权威性资源和配置性资源。前者指在权力的实施中的非物质资源，其源于一些人对另一些人的支配，是一种强加于人的能力；后者指在权力实施中所用的物质性资源，是一种强加于物的能力。在吉登斯看来，行动者在利用资源时,其实际上是拥有了权力,他们动用权力改变他人的行为,从而行动者具有改变社会结构的能力。规则和资源的不同组合形成不同的结构。其中，规则作为结构中相对稳定的部分有制约作用，而资源作为能量则是引发积极变动的力量，故而导致结构既有制约性又有能动性。[8]170“这样,吉登斯把社会结构看作是被行动者所用的东西,而不是到处挤压行动者的外在事实。在吉登斯概念中,社会结构充满了转化性和灵活性,它是行动者在具体情境中的一部分,是被他们用来在时空之中创造社会关系的模式。”[9]也就是说,社会结构具有客观制约性和主观创造性两种品格,且这两种品格是融汇而存。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吉登斯相信马克思那句话是永远颠扑不破的真理,“人们总是在既定的历史条件下创造历史的。”[7]17
2.社会结构的类型与关系。在吉登斯看来，结构化特征就是各种规则与资源的转换与“束集”。社会结构性特征正是通过这些模式体现出各种形式的支配与权力。规则与资源在社会实践活动中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相互联系的。人类社会的构成就是人们依据一定的规则与资源在跨越时空上的组合，而产生了不同的社会制度类型。吉登斯主要区分了四种类型的社会结构特性，即经济制度、政治制度、法律制度和符号秩序，并做出了与马克思和帕森斯社会结构理论的不同阐释。在他看来，经济制度以配置性资源为主并且包含了权威性资源、解释性资源规则和制裁性规则等要素，它所体现的是一种经济关系，属于社会经济领域；政治制度主要以权威性资源为主并包含了配置性资源和其他社会规则等要素，体现的是人与人之间的政治关系；法律制度以规范性规则为主并包含了权威性资源、配制性资源和解释性规范等要素，它所体现的是人与人在运用规范来制裁中的服从与否的一种思想关系；符号秩
以解释性规范为主并包含了权威、配置性资源等要素，它所体现的是运用解释性框架来沟通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关系，是一种意义关系，是社会生活中的符号领域。吉登斯认为这四种制度不是独立的实体性存在，而是相互统一于社会实践活动中。
3.社会结构存在的必要条件。社会结构的存在绝不能脱离实践。一旦离开实践，构成社会结构的规则和资源都会变成不能自我运作、不能腾空出世的抽象体。社会结构只有在实践中才会有动力，才具有灵活性。基于此种认识，吉登斯导引出了其著名的“结构二重性”观点：社会结构既是由人类的行动建构起来的，同时又是人类行动得以建构的条件和中介。吉登斯认为，其结构化所要解释的，既不像决定论（如马克思和帕森斯的社会结构理论）所认为的那样强调社会结构如何决定人们的行动；也不像解释社会学和现象社会学所宣称的那样关注人的行动如何建构社会；其关注的焦点在于行动怎样在日常的生存条件下被结构化，以及行动的这种结构化特征又怎样由行动者本身的作用被再生产出来。社会结构意味着这样一个世界，即行动者具有其能动性的同时也受客观存在场景的制约。
4.社会结构的变迁。吉登斯认为,行动者及其行动都是能动的,因为行动过程是“充满技能的行动过程,而不是一系列机械过程”,行动者具有反思性监控能力。吉登斯据此提出了行动分层模式,主要包括三个要点:其一,行动的反思性监控。行动者留意、计算行为的后果,以便能够了解自己置身其中的社会环境,通过反思性监控,行动者对其所做的事情和后果都有相当的了解。其二,行动的理性化过程。行动者对自身活动的根据始终保持“理性的理解”,从而具备了处理问题的“资格能力”。其三,行动的动机激发过程。吉登斯区分了理由和动机，他认为理由是行动的根据,而动机则是激发这一行动的需要。吉登斯的行动分层模式将对行动的反思性监控、理性化及动机的激发过程视为植根于行动中的一系列过程,表明行动是一种持续不断的流,是一个过程。在吉登斯看来,由于行动者“具有知识”，且这种知识是反思性的，从而使自我反思和相互反思所构成“相互知识”成为行动的内在因素。然而行动者在知识上的不完满，不可避免地会导致行动的意外后果。正是各种“意外后果”的发生，引发了社会结构的变迁。 图把约束和能动同时纳入其社会结构概念。这种综合表明，他在方法论上欲走“中间派”道路，即试图在社会性（客体性）和个人性（主体性）之间寻求一个合适的双线交汇——二重性。他从时空的角度来考察社会结构，从动态与静态两方面对社会结构予以了深入的分析，表现出了很大的创造性。正如黄平所指出的，吉登斯“对时间—空间关系在社会科学中的核心地位的论述，到目前为止，在人文地理学以外，除了海德格尔对时间的哲学论述和福柯对空间的历史考察，还没有哪位社会学家做过他那么深入而富有新意的挖掘”。[7]379但其综合借用的术语太多（不仅沿用了以往结构分析使用过的规则、系统、体制等概念，同时又加入资源、知识化、实践等术语），使得结构概念脱离了经验论的实证层次，导致人们难以在观察或思维中真正把握结构的范型。此外，其“记忆痕迹”等概念尽管为结构理论增加了弹性，但此类概念不把思想当成在场事物的一个模式，而是当成在场和不在场事物的交叉，并要求从表面现象推出潜藏在结构底层的符码意义。这不仅再次增大了发掘结构形构过程的难度，也使得结构的边界更加模糊、泛化和虚化。由于包罗万象而使结构概念复杂化，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淡化了社会结构概念最初的明确指向——秩序分析，导致其针对性和解释力明显下降。[1]此外，从吉登斯对“记忆痕迹”、“结构底层符码”等的强调远远大于其对“经验事实”、“表层结构”等的强调可以发现，他的“综合”明显偏重虽属宏观的但却是主观的一方，譬如他的“时空延伸”的概念，像是在宏观层面上操作，但其来源却是行动主体的“记忆痕迹”和“结构符码”。可见，吉登斯更加关注结构的内在于行动者,强调的是结构的可利用性,而非制约性，强调的是行动者的能动性，这与其消除二元对立的理论目标是相悖的。
四、结论
通过对马克思、帕森斯和吉登斯的社会结构理论的梳理，我们可以发现，在社会结构的含义上，三者均表现出了对“关系”的理论兴趣。在马克思看来，特定的社会结构是特定的社会关系的体现；对帕森斯而言，社会结构即制度化的社会互动
关系模式；根据吉登斯的观点，社会结构乃是规则和资源在跨越时空的实践中的组合关系——社会结构作为社会系统纵向上的一种虚拟关系，促使了无数具体的实践活动（包括在场与不在场的互动）跨越时空能持续进行，在横向上则体现为社会关系的模式化（即在场与不在场的整合）。但是，马克思和帕森斯眼中的作为“社会关系或社会现象的某种模式化”的社会结构，[10]是一种体现为人的行动的“外在之物”的实体性存在，并从根本上制约着行动主体的自由创造和能动性。而吉登斯眼中的社会结构并非独立的实体性存在，而是相互统一于社会实践活动之中的“使社会系统中的束集在一起的那些结构化特性”，[11]它没有时空的边界，且必须以知识的延续（记忆）或实践的延续才能存在，因而只是能使某种构造性行为成为可能的虚幻的存在。
在马克思和帕森斯的结构理论中，社会结构存在层次的高低，并因此体现出不同的重要性。马克思把社会结构分成经济结构、政治结构和社会意识形态结构三个不同的层次。这些层次构成一种塔式等级阶梯，即经济结构处于底层、政治结构居中和社会意识形态结构为上的等级制。这三个结构层次是相互关联的，但不同等级结构之间的关系都是由低一级的关系决定的。帕森斯把社会结构分成经济系统、政治系统、社会系统和文化系统等四个功能互补的子系统。各系统之间存在着控制论的等级结构，并交换着信息和能量：信息等级高的系统制约着低一层次的系统对能量的利用，与此同时，低一层次的系统为高一层次的系统的活动提供必不可少的条件和手段。在马克思看来，最重要的社会结构是经济结构。在帕森斯眼中，最重要的社会结构是文化结构。吉登斯把社会结构区分为经济制度、政治制度、法律制度和符号秩序，并认为这四种结构不是独立的实体性存在，而是相互统一于社会实践活动之中，它们之间的差异仅在于规则与资源的互动以及组合方式侧重点不同。从吉登斯的理论目标而言，这四种结构是不存在高低之别的。但从他后来对“生活政治”的强调可以发现，他实际上更加重视政治结构。
在社会结构的存在条件上，马克思和帕森斯都表现出了对“功能”的偏爱。结构被看作社会关系的网络模式，功能则表明这些内在网络模式的实际运行。结构在这里基本上是作为一种描述性概念，其主要的描述职责通过功能去完成。但是，帕森斯对社会结构的功能分析更多的体现为一种静态共时性的研究；马克思对社会结构的功能分析则倾向动态历史性的研究。帕森斯的功能分析忽视了因果分析；而马克思的功能分析贯注了因果分析。吉登斯则认为，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从“需要”和“功能”的关系的角度解释社会历史，这是一种历史功能主义思想。[12]二者均具有把社会历史划分为共时与历时、静态与动态的功能主义特色。所谓共时即取社会的某一“横截面”、以“拍快照”的方式研究社会结构，此时历时的角度被隐蔽，只是从静止、共在的角度进行研究；历时即动态的研究方式，就是研究社会如何随时间而变迁，但这种研究方式却又忽视了“共时”。从共时与历时、动态与静态角度对社会结构进行肢解，其最大的问题是割裂了“时间”与“空间”维度。在吉登斯看来，社会结构只能存在于跨越时空边界的“知识的延续或实践的延续”中——即组合规则与资源的社会实践中。
在社会结构的变迁动力上，马克思强调社会结构（尤其是经济结构）的内部矛盾；帕森斯强调社会结构的分化；吉登斯则关注行动者的反思性行动的“意外后果”。在社会结构的变迁方向上，马克思和帕森斯都可被视为进化论者。在马克思看来，社会整体结构（社会形态）从低级向高级发展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在帕森斯看来，社会结构分化的最终结果就是系统社会适应性的提高。二者均隐藏着吉登斯所谓的进化论观的“调试”的基础性概念。而吉登斯则强调社会结构变迁的偶然性——社会结构的变迁既有可能沿着进步的方向，也有可能走向倒退。
毋庸置疑，马克思、帕森斯与吉登斯均为社会学中社会结构理论的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他们的社会结构理论不乏共同之处，但更多地体现为差异和分歧。在他们的理论中，我们依稀可以发现社会结构概念的演变趋势：从外显可见的结构到隐蔽不可见的结构；从实体性结构到关系性结构，再到规范性结构，或者说，从现实性结构转向逻辑性的抽象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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