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土地制度及其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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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土地制度及其特点范文第1篇
[关键词] 房产税；地产税；房地产税doi ： 10 . 3969 / j . issn . 1673 - 0194 . 2013 . 10. 014
[中图分类号] F812.4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 - 0194（2013）10- 0025- 03
0 前 言
在国外许多国家和地区，房地产税收制度已较成熟，有关房地产税收理论研究也较深入，其发展历史最早可以追溯至威廉・配第年代。从最初关于房地产税定义的争论：房地产税是“受益税”还是“资本税”，到房地产税收归宿的研究，房地产税收理论一直备受关注。房地产税是政府干预房地产经济活动、调控房地产市场发展的重要政策工具，在引导房地产资源的合理配置、土地资源的有效利用以及社会财富的公平分配等方面具有独特的功能。
20世纪80年代，我国住房制度改革和城镇国有土地使用制度改革实施以来，房地产市场快速发展、房地产投资持续增长、房地产价格不断上涨。然而，我国房地产税制建设并不完善，税制结构也不尽合理。同时，房地产税收收入增长缓慢，尚未成为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国内外学者因此更加重视对我国房地产税制建设与房地产税影响效应的研究，特别是1994年我国分税制改革以后，专门针对房地产税的研究逐渐增多。但由于起步较晚，这方面的理论还不够完善，各家分歧较大。所以，本文以房地产税的内涵为起点，通过对地产税和房产税的理论分析，进而对房产地产合并征税进行探讨。
1 房地产税的内涵
1.1 房地产（real property）
房地产是指土地、建筑物及固着在土地、建筑物上不可分离的部分及其附带的各种权益。简单地说是房产和地产的合称。房地产是一种位置固定不能移动，或移动后会引起性质、形状改变的财产，在经济学上又被称为不动产。
房地产可以有3种存在形态：即土地 、建筑物、房地合一，因此，房地产财产可以分为土地财产、土地改良建筑财产，或者是两者的结合。
1.2 房地产税
关于房地产税的内涵，前期理论界存在一定的争论，随着研究的深入，理论界开始普遍认为房地产税就是对土地和房屋等房地产在其保有阶段征收的一种财产税，要求所有者或使用者每年都缴付一定的税款，其税额随着房地产的价值提升而提高，只是房地产税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所使用的名称不同。
2 房产税
2.1 房产和房产税
房产，即房屋产业，是指有墙面和立体结构，能够遮风避雨，可供人们在其中居住、生活、学习、工作、娱乐或贮藏物资的场所。
房产税是对房产征收的一种税。由于房产有确定的座落地，税源可靠，纳税面广，因此，房产税是地方政府取得财政收入的重要渠道。
历史上，世界各国均征收过房产税。在典型西方国家中，有以房产为单一征税对象的，如英国、法国、荷兰等的房产税；有将房产和地产合并征收的，如加拿大、意大利的不动产税。在中国，房产税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税种，周朝的“廛布”（“廛”为市内邸舍，“布”为对公舍的收税，是早期的房屋税），唐朝的间架税（唐德宗建中四年（783年）设“税间架”，即以房屋为课税对象，是一种财产税，因过于苛重扰民，不久即被迫废除，清朝初期的市廛输钞，清末和民国时期的房捐等，都属于对房产征税。
2.2 对房产征税的基本依据
房产从它的属性上来看属于财产的一种，而且，无论是财政经济学者，还是房地产经济学者都有人把房地产税收中的一些税种归属于财产税类，所以，考察对房产征税的基本依据可以与对财产征税的依据一起来分析。
（1）财政收入说。征收任何种类的税收最终目的一定会落在满足财政收入方面，财产税也不例外。因此公共经济学认为，土地和房屋是两类主要的私人财产，并且对土地和房屋课税都具有税源充足、税基广泛、征管方便的特点，房产税适合成为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因此，实现政府财政收入、满足财政支出是课征房产税的重要理论依据之一。
（2）利益支付说。利益支付说的核心观点包括2个方面。①政府部门为房产所有者提供了公共服务，如国防安全、国内治安、制定法律、维持市场秩序等，这些服务使得房产所有者拥有房产的权利得到了切实保障，满足了他们物质利益和精神层面的双重需要。房产所有者从与房产相关的公共服务中获益，就应该为这种服务买单，而征收房产税恰好是房产所有者对从政府那里获得公共服务的利益的支付。②政府部门特别是地方政府在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同时，还会在不动产附近适当地改善周围环境、提供公共设施、带动局部经济发展等，这些都会提高相关土地和房屋的价值，增加当地房产的有效需求，扩大房产所有者和房产使用者的额外收益。对于房产所有者和使用者来说，他们从政府行为中获益，就应当支付使财产价值增值的相应费用，因此最好负担一定比例赋税并用于满足地方财政支出。以利益补偿为目标开征房产税具有很强的理论支持。因此，利益支付说是课征房产税的又一个重要的理论依据。
（3）负税能力说。负税能力说是从衡量课税是否公平的角度出发，将纳税人拥有的土地及土地改良物组成的房产的数量与质量作为衡量负税能力的重要指标，纳税人拥有的土地及房产数量越多、质量越好，说明其负税能力越大；相反，其负税能力越小。比如两个人的基本收入相同，但是其中一人拥有一笔财富，那么拥有财富的人存在纳税优势，其纳税能力较强，缴纳税款也应较多。因此从横向公平和纵向公平的角度考虑，对财富拥有者课税十分合理。对房产课税不仅是政府参与房产利益重新分配的过程，也是政府均分土地财富的过程。此外，政府对房产征税的目的还在于降低土地财富的集中度、打击不劳而获、公平财富分配。因此，按照纳税人的负担能力课税是课征房产税的另一个重要的理论依据。
2.3 我国房产税的发展历程
在我国，房产税是一个历史悠久的税种，最早始于周朝的“廛布”（“廛布”是周代当时课征的土地税的一部分，其中有对3种房屋征税的规定），此后唐朝的“间架税”，清朝初期的“市裹输钞”、“计檩输税”，清末的“房捐”，民国时期“市政总捐”、“市政建设捐”、“房捐”等，都是对房产征的税收。
中国现行房产税是在城市房地产税的基础上通过房产与地产分别课税而独立出来的一个税种。后，1950年1月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颁布的《全国税政实施要则》中曾列有房产税，同年6月调整税收时，将地产税和房产税合并为城市房地产税。1951年8月8日政务院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税暂行条例》，规定对城市中的房屋合并征收房产税和地产税，称为城市房地产税。在1973年简化税制时，将对内资企业征收的城市房地产税并入工商税，只对房地产管理部门和个人以及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继续征收房产税。1984年10月，第二步利改税和全面改革工商税制时，确定对企业恢复征收城市房地产税。同时，鉴于中国城市的土地属于国家所有，使用者没有土地产权的实际情况，将城市房地产税分为房产税和土地使用税，此后的房产税主要对内资企业和个人征收。此后，国务院于1986年9月15日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房产税暂行条例》，同年10月起开始施行，只对国内的单位和个人征收房产税。现行房产税的法律依据，是2008年12月，国务院公布了第546号令，明确自2009年1月1日起废止1951年8月政务院公布的《城市房地产暂行条例》，外商投资企业、外国企业和组织以及外籍个人需缴纳房产税，这意味着对内外资企业和个人统一征收房产税。
3 地产税
3.1 地产和地产税
3.1.1 地产
地产指在一定的土地所有制关系下作为财产的土地，既包括住宅或非住宅附着物的土地（以及各地段），又包括已开发和待开发土地。简单地说，就是土地财产，在法律上有明确的权属关系。地产包含地面及其上下空间。地产与土地的根本区别也就是有无权属关系。我国的地产是指有限期的土地使用权。
土地按照用途分类可分为：居住用地、工业用地、商业服务用地、仓储用地、市政、交通用地、科教文卫设施用地、绿化用地和其他用地等。
法律意义上的土地财产一般具有以下特征：
（1）属于一定的所有者或使用者；
（2）有明确的四至界定；
（3）可以依法转让；
（4）能给所有者和使用者带来一定的权益。
地产主要包括土地和土地资本。 土地具有有用性、稀缺性和社会的有效需求等特点。土地资本是为使土地达到一定的使用标准而进行的开发投资，这种投资要转化为一定量的物化劳动和活劳动，其本身必然具有商品属性。
3.1.2 地产税
地产税是对地产的所有者和使用者征收的税。征税对象为所有的土地，包括农村生产用地和建筑用地。税金的多少则按登记的地产状态和价值确定，征税基础为每年初按税收评估法（根据成交土地的价格得出同类土地的纳税价值）所确定的征税标准，一年一缴。
3.2 对地产征税的基本依据
在封建社会，对土地征税成为当政者首选的税收制度，它的优势是显而易见的：土地是不动产不能移动，土地是有形的固定资产，是当时财富的主要表现形式，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人们的收入和支付能力，由于以上特征，这种税收容易征收和管理。而且对其征税收入比较固定，税源稳定，可以随时根据支出而提高税负。所以，考察对房地产征税的基本依据可以与对财产征税的依据一起来分析。主要依据于财政收入说、利益支付说和负税能力说。
另外，还有一种观点是不把地产税看作是对受益的付费，也不从纳税能力方面考察，而是把它看作一种社会控制形式。财富分配不均所引起的社会后果是很容易看到的，他们不同于消费分配不均引起的后果，因此社会希望把它们分别加以处理。基于这一目的，对地产课税，而不对所得课税，是一种适当的措施。
3.3 我国地产税的发展历程
由于我国宪法规定土地为全民所有，因此的地产税主要是城镇土地使用税。
城镇土地使用税是对城镇土地向其使用者征收的一种税。城镇土地使用税的特殊作用在于：①在经济上实现国家对于城镇土地的所有权；②有利于有效利用城镇土地；第三，有利于平衡不同等级城镇土地使用者之间的负担。
我国现行城镇土地使用税是在城市房地产税的基础上通过对房产与地产分别征税而建立起来的。以后，1950年1月，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颁布的《全国税政实施要则》曾规定全国统一征收地产税，同年6月调整税收政策，将地产税和房产税合并为房地产税。政务院于1951年8月公布了《城市房地产税暂行条例》，并在全国范围内执行。1973年简并税制时，将对国内企业征收的房地产税合并到工商税中。1984年在改革工商税制的过程中，又将城市房地产税划分为土地使用税和房产税。1988年9月27日，国务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土地使用税暂行条例》，城镇土地使用税正式设立。
目前，中国城镇土地使用税的法律依据是国务院于2006年12月31日重新颁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土地使用税暂行条例》。
4 房地产税
我国现行的房地产税制是由房地产税、土地使用税、城市建设维护税、耕地占用税等税种组成，可以说是对房产和地产分开征税。而事实上，房产和地产是不能分割的结合体，它们之间存在着客观的、必然的联系，主要包括几个方面：
（1）实物形态上看，房产与地产密不可分；
（2）从价格构成上看，房产价格不论是买卖价格还是租赁价格都包含地产价格；
（3）从权属关系看，房产所有权和地产所有权是联系在一起的。
不少学者反对房产与地产合并课税，认为西方国家对地产和房产合并征收不动产税，是因为两者的产权形式的一致性，而我国土地与建筑物在所有权性质、计税依据、征税对象和政策目标等方面都存在差异，不宜合并征税。
本文主张将房产和地产合并征税。因为，①中国现行房产和地产不同的所有权制度不应成为合并征税的制度障碍，中国的土地使用权实际上发挥着所有权的功能，只要纳税人取得房地产的关键权利就可以对其征税，这符合市场经济的征税原则。而且，中国法律上规定了土地使用权和房产所有权是同一主体，转移时必须一起转让。②事实上“房依地存，地随房走”，房产不仅地理上依附地产，而且对财产价值的评估也常常结合在一起。未来的税改要实行按评估价值或市场租金价值课税，房地产合并课税势在必行。所以笔者认为应该把房产和地产结合到一起征收房地产税（没有建筑物的土地不在本文研究范围）。
基于土地和房屋的价值在评估过程中的相互关联、密不可分，房屋的属性和地段因素对于评估无论是土地还是房屋机制都是不可或缺的，对土地和房产一并征收即合并房地产税、土地使用税、城市建设维护税、耕地占用税为房地产税，以土地和固定于土地上的建筑物及其附属物为征税对象。
征税范围方面，在原有房产税和城镇土地使用税征税范围的基础上，将凡是房屋产权明晰的所有者都纳入征税范围。即将房产产权明确的国家机关、企业房产、事业单位、城镇居民自有住房和农村经营性房产全部纳入房地产税的征税范围。将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纳入征税范围，有利于促进降低成本和促进土地节约。通过起征点和免征额等优惠政策的制定，对广大城镇居民自住用房实行税收优惠。
主要参考文献
清朝土地制度及其特点范文第2篇
【摘 要】宗族由于内部矛盾运动及其受相关事物的影响，处于不断变化的状态。宗族是维系社会结构的纽带，是稳定社会的因素。考虑到整个社会历史的变化，着眼于宗族本身历史的进程，才能将宗族发展的历史分期，从而更准确地研究宗族的历史发展轨迹及其发展规律。
【关键词】宗族；宗族的发展轨迹；宗族的发展规律
宗法（宗法性）制度及其观念，与等级制度及其观念，是贯穿全部中国历史的两大制度及观念，体现宗法（宗法性）制度与观念的宗族，无疑是中国历史的及其重要部分。应该说，宗族是历史上存在时间最长、流布最广泛的社会组织，拥有的民众之广泛为其他任何社会群体所不能比拟，宗族关系是人们最主要的社会关系，它作为民众自己的组织，在其内部实行自我管理、自我教育，难能可贵地具有某种“自治”性质。本文将从宗族的界定、宗族的历史发展轨迹以及宗族发展的规律三方面浅谈宗族的发展。
一、宗族的界定
什么叫做“宗族”？最早为宗族下定义的是《尔雅·释亲》：“父之党曰宗族”，所谓“父之党”之“父”也即是指父系的，同时也应该理解为有明确父系祖先的，亦即是说它是一种父系的较大型的亲属组织。东汉郑玄对“党”做了注释：“党，五百家”，意指是由家聚合而成的大规模的集团。关于“宗”，许慎《说文解字》解释说：“宗：尊祖庙也。”也就是说，宗法的“宗”的本义是宗庙，这说明宗法制的纽带是血缘。东汉班固《白虎通·宗族》中说到：“宗，尊者尊也"，说明宗法制的形成有利于凝聚宗族。关于“族”，《说文解字》解释说：“族：矢锋也，束之族族也。”《白虎通》中说到：“族者，凑也，聚也”“上凑高祖，下凑玄孙”，这说明宗族是聚合的共同体，这个共同体是由高祖到玄孙不同辈分的各代人分别组成的。
综合以上观点，我们认为:宗族是由宗界定出来的证明父系继承关系的群体，它可以是缺乏实际社会功能的人群范畴，也可能是带有各种不同功能作用彼此互动的社会群体，既是内部关系比较清楚的宗族，也是内部关系松懈的同姓继嗣群体。
二、宗族的历史发展轨迹
宗族由于内部矛盾运动及其受相关事物的影响，处于不断变化的状态。从殷周到现代，宗族经历了四个阶段的变化，分别是先秦、秦到唐、宋元明清以及近现代时期。下面将简单分析宗族在各个时期的发展状况。
（一）世族世官的宗族制的盛衰（先秦）
宗族的发展首先要追溯到先秦时期，其特征是宗族制与贵族制及政治制度相结合。早在原始社会末期，就逐渐形成了父系宗族组织，进入阶级社会以后它即处在世族制与分封制的政治制度下缓慢而不断地演变和发展。“先秦时期就存在世族制，就存在世代仕事为官，世袭官爵的家族，这就是人们常说的世卿世禄或世官世禄。”夏商时期便有区分直旁系的继承制度、嫡庶制度、宗庙制度和祭祖制度。商代的宗族虽说仍是一种血缘组织，但与原始社会时期的氏族组织相比较，已有本质的区别，宗族内部不是平等的关系，而是有明确的等级划分和地位差别。受商代宗族的巨大影响，西周形成了严格的宗法制度，它的特点是“宗子之法”，即注重嫡长子继承和大小宗的差异，核心是维护宗子特别是大宗的权威。春秋战国时期，伴随着世族制的瓦解，宗族衰微了。宗族的衰微不等于宗族瓦解，宗族依然存在，宗族的一些制度和原则也依然存在。
（二）士族宗族制的兴衰（秦—隋唐时期）
秦唐间宗族与先秦不同，一是民间宗族在皇族以外发展了，宗族组织较前普遍，但仍以官僚家族为多，是宗族制度民间化的第一个阶段。二是君统与宗统分离，君权与族权关系演进到第二个阶段。三是修谱活动大发展，成为官修谱牒的黄金时代。六国遗留的豪强，到两汉与官僚结合，发展成为世家豪强，所谓“世吏二千石”家族，也可以说是世族。魏晋实行九品中正制，使世族进一步与官僚结合，正式成为士族。两晋南北朝又从世代为官的家族和北方少数民族中产生一批新士族。北魏实行定族姓的政策，巩固了士族的地位。由于寒族势力的上升，并经过隋末战争的打击，到隋唐士族势力衰落，地主制经济的发展与唐末农民战争的结果，使士族作为一个等级退出历史舞台。
（三）科举制下祠堂族长宗族制的成长（宋元明清时期）
唐末农民战争及五代的战乱，给予门阀士族以毁灭性的打击，战乱也导致人们大批地背井离乡，迁徙他方，原有的血缘与地缘结合的社会结构被破坏了，随着经济上标志土地进一步私有化的租佃制和政治上科举制的巩固，给予宗族社会的变迁以深刻的影响。加强宗族的血缘凝聚力、防止组人的贫富分化以及确保士大夫家庭长享富贵，成为重建宗族制度要解决的基本问题。这一时期宗族制的特征是：宗族通过祭祖及建立祠堂、选族长、修族谱、设族田、建族学使之组织化。体现了民间社会组织的普及化与自治化。这时宗族组织与国家政权分离，体现出民众化的特点，但二者之间又有着很强的互动关系。
（四）宗族的变异（近现代时期）
近代、现代的宗族有的保留传统因素，基本上与明清时代一样，它们没能反映变化了的宗族时代特点，而有些宗族则与从前的宗族有了重大区别，表现在：组织原则和形式：近代西方议会制观念在中国传播之后，一些宗族召开宗族会议，决定宗族大事，以此削弱族长权力。血缘原则受到一定破坏：宗亲会吸收成员，以同姓为原则，甚而异姓联宗，合数姓为一组织，不再像过去严格执行排斥同姓不宗的同宗法则。宗族功能发生变化：在近代，宗族规约中有反对吸食、贩卖鸦片的条文，表现出爱国主义精神；在海外的宗亲组织，许多参加反满运动，成为反对清朝的社团。在现代，有些宗亲会宣扬保持中华文化传统，可知宗族政治功能随时代的变化而变化。
三、宗族发展的规律
纵观宗族历史发展的各个阶段，有四个特点特别值得注意：一是宗族制度的演变，总的趋势是逐渐削弱，有时削弱得很严重，但不妨碍它在某些方面的复苏发展。二是民众化的发展，即由贵族为基本成员的群体，发展到以平民为主体的组织，由社会上层人物为管理人，逐步演变为士人和平民掌握的组织。民众化，使其自身得到发展，成为经久不衰的社团。三是宗族功能的变化，其政治功能在古代是宗族基本功能，这种功能一直保存到近现代，但其作用不断下降。四是宗族的宗法性质由强变弱，先秦的宗族内部具有严格的等级性，大宗统治小宗，族人人身依附性强烈。宗族的宗法性质，变成带有一定的宗法性，在向民主性转变，而到近代族会出现，完成这种过渡。
四、结语
在我国现实生活中，存在着宗族活动，联宗续谱有一定普遍性。对于宗族活动存在的现实，有一个如何认识、如何对待的问题。对宗族进行研究有三个实用价值：一，寻找现在宗族活动与历史上宗法活动的联系、异同，以便明了宗族活动的特点。二，为海外华人寻根问祖提供便利，有利于改革开放政策的实践。三，发扬宗族文化的精华，建设新时代的家庭文明。所以，宗族的研究对现代社会的发展有很大的作用。通过对宗族的历史发展过程和发展规律的探讨，有助于我们更加全面的认识宗族。
【参考文献】
[1]郝懿行.《尔雅义疏（上）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2]许慎.《说文解字》，中华书局，2004.
[3]班固.《汉书 白虎通义》，中华书局，1975.
[4]许慎.《说文解字》，中华书局，2004.
[5]班固.《汉书 白虎通义》，中华书局，1975.
清朝土地制度及其特点范文第3篇
【关键词】明清时期；贵州；农业开发；生态环境；影响
一、前言
明清时期，由于政治需要，以及在特殊时期贵州的特殊战略位置。引起了中央王朝对贵州地域的重视。贵州不仅省级行政单位被纳入中央的统治和管辖范围，更是在中央王朝的主导下开始了前所未有的开发。汉人以各种形式大量进入贵州，带来了中原式的农业生产方式，包括生产工具以及农作物。改变了贵州地区原有的生产方式。在此过程中，贵州的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加重贵州喀斯特环境的生态负担，为贵州以后的开发遗留下许多历史问题。
二、明清以前贵州的农业生产方式
（一）游猎
贵州在明清以前，以夷民为主。虽唐以来，中央王朝在贵州地域上推行“羁縻”统治，但统治不仅地域有限，并力度不足，不曾深入。“羁縻”即以“土官治土民”，并本着“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1}可见，明以前，中央王朝对贵州的影响并不大。贵州仍多是夷民自治的独立王国。
贵州少数民族多“剽悍”，不善农事，而好游猎。“夷性好猎”“出入多以柴弓弩箭相随。”嘉靖《贵州通志》中载，侗人“煎毒草为药，传之剑，中之即死。”的确，明清以前贵州地广人稀，山多地少，原始森林丰富，所谓“森林密布，菁深林广”，野生动植物繁多。明代见于记载的，“贵州宣慰司有虎、豹、熊、鹿、鏖、麂、狐、野猪、豪猪、竹鼬，白鹇、竹鸡、雉、鸲鹆、蜡蛆等”，“思南有豺、猿、猴、獭、鸬鹚、竹鸡、白鹤……。”“石阡、黎平原先产有犀，还有野狗。平越有鹿子……”{2}总之，贵州各地皆产有多种珍惜野生动物。一方面，这反映了明以前，贵州生态坏境还处于比较好的状态。二来，广阔森林丛中的野生动物，为贵州地域上的少数民族的狩猎提供了充足而多样的猎物。因此，才有“夷性好猎”，“出入出入多以柴弓弩箭相随。”{3}
（二）畜牧业
贵州山林草场丰富，不仅有利于少数民族的狩猎，也同时有利于他们发展畜牧业。元代，今贵州地域西北的彝族“素来善于养马，宋时代即为西南的买马基地。”“彝人养马有方，且地广人稀，适宜畜牧”，{6}于是被辟为元代全国的十四个大牧场之一。在明以前，甚至到明中后期，畜牧业都是水西彝族的主要生产部门。乌撒（今毕节威宁地区）地也是重要的牧区，“乌撒泉甘土肥，宜育马羊”。播州（今遵义地区）也出产牛羊，故“夷地椎髻披毡”。{7}在元二十七年（公元1290年），播州安抚司杨汉英一次就进贡雨毡千件，可见播州地区在元一代畜牧业发展得很好。
畜牧业是贵州先民因地制宜，选择的适宜贵州地形地势，以及生态环境的又一主要生产方式。
（三）种植农业
明清以前，种植农业在贵州也有一定的发展。已经开始种植五谷和水稻。但是贵州各地的发展很不平衡。以播州为例，各地发展不尽相同。其属地正安、桐梓、绥阳等地，土地条件较好，民多以“耕耘为生”，“夷俗悉除”，但仁怀则是“俗淳土瘠，人性犷悍，类分四种，好战斗，以劫杀为事，刀耕火种，不善丝蚕。”{8}播州乃巴蜀旧壤，较早于汉文化接触，并其地较为平坦，多坝子。尚且有边夷“椎髻、披毡、以射猎、伐山为业”{9}。贵州其他夷民之地更是如此，虽有农业，但也是“刀耕火种”。
杨晓冰在《环境的变迁与生计方式的调适》一文中就指出“刀耕火种”不仅是一种生计方式，更有利地采用便于流动作业不需要复杂生产设施的，以迁徙的方式对环境变迁进行调适的一种生产方式。{10} “刀耕火种”生产有多种类型，一是随意迁徙型刀耕火种，二是完全依赖型刀耕火种，以及轮作型刀耕火种等。{11}根据史料记载，以及对明清以前贵州地域的分析，贵州先民的“游耕”便是一种轮作型或则随意迁徙型的“刀耕火种”。原因有一下几点。第一，贵州地广人稀，为贵州先民的游耕提供了广阔地域。第二，贵州先民的“刀耕火种”农业多于畜牧业或则游猎相互配合，其流动性自然也强，常居无定所。第三，“刀耕火种”多种植旱地农作物，与水稻种植不一样，其所受地域与水源条件的影响较小，便于迁徙。可随处而迁。
随意迁徙的刀耕火种农业，其特点就是，其周期性长，迁移的地域广。这就为他们耕种时所毁之地的生态环境有了一个极长调节周期。并且，“刀耕火种”既然是粗放耕种，即“用钱翻土，然后耕种，不耕不耘・……” {12}可见其耕种工具之简单，因此对土层破坏少，同时也对野生草木的损害小，及易重新生长、恢复。而且明清以前，贵州不患无地，只患无人。即使焚山耕种，对生态的破坏也不大。但明清以后，这种状况有所改变。
三、明清时期贵州农业生产方式的变化与生态环境的变迁
（一）明清时期贵州农业生产方式的变化
明清时期，大量的外来移民进入贵州，带来了与本土农业不同的农业生产方式。不仅冲击了贵州传统的生产生活方式，更是引起了贵州生态坏境的大变迁。
1.明朝时期进入贵州的移民及其对贵州的开发
据史料记载，明初贵州设立18卫（后达20卫）及黄平、普市2千户所驻兵人数，人数最多者当属普安卫有30093名，赤水卫有10307名，而人数最少的贵州卫也有5704名，总数达16万余人。{13}这个庞大的数字，还只是军士的人数，随之而来的还有军士的家眷，无疑这是一支规模巨大的移民队伍。这些移民大多来源于内地。卫所广建军屯是明朝在贵州的一项重要统治措施，屯军即是“穿着军装的农民”。不仅如此，朱元璋建立明朝以后，采取“移民就宽乡”的政策，即把“地狭民稠”之地的居民，移往“地广人稀”的边疆，贵州也在此背景下成为“调北填南”的重点区域。在政府的鼓励之下，一大批民户也开始移民贵州。（万历）《贵州通志》载：“民户六万六千六百八十四户，二十五万四百二十丁口”。民户虽不及军士人口，但显然数量也不小。民户大部分来自于“蜀中、江右之民”或“中州流寓子孙”。无论是军士，还是民户，总之如此数量庞大的移民队伍，所建立的屯田数量也相当可观。
表：明朝贵州屯田数量的统计
从上表可以看出，四个文献中记载的明代的屯田数量大约都在九十三万亩以上。如此众多的屯田，分布在贵州的各个卫所屯堡，又以内地的农耕技术进行生产，可见其对贵州的影响之深。移民的进入不仅是一股巨大的开发力量，更是带来了中原、江南及邻省的生产技术，极大促进了贵州土地的开发。
2.中原定居农业在贵州传播
中原式的农业生产方式是伴随着明朝时期移民的大量迁入而来。它与前面所提到的贵州本土的粗放型生产不同。一、中原农业生产方式是一种定居的农业生产方式；二、是一种精耕细作的农业生产。移民队伍进入贵州，广建屯田，在偏远的贵州山区，建立起若干的农业基地。“推广了中原式的农耕技术”{14}。他们兴修水利、推广牛耕、改善农具、培育良种、引进和推广新的农作物品种以及改进耕作制度和耕作方式。其中，尤以水利的兴修、牛耕的推广以及农具的改善，影响最为大。明以前，贵州虽已养牛，但不用于耕田，“耕地先施人工踏犁”。{15}据（嘉靖）《贵州通志》中记载，程番府上马桥土人，“耕则不以农具，以木播殖”。到明朝，移民人口将中原的农耕引用到卫所屯田。这在一定程度上大大提高了农业生产的效率。贵州山势起伏，地面崎岖，山多坝少。引水灌溉田地受地形和水源的影响很大，有明一代，在贵州建立的水利工程不少。并且还引进还改善了许多的灌溉工具。无论是牛耕还是水利工程的建设，都极大的促进了贵州水田的开发。当然不仅是水田得以开发，旱地也在此过程中开发不少。（嘉靖）《贵州通志・土田》中记载：“贵州布政司官民屯田共四十二万八千六百五十九亩，另有旱地五万一千三百五十六亩。”这里记载的，只是民屯的田土。其数量也是如此之大。到明末，贵州各地交通沿线周围的土地已被开垦殆尽。
3.清时期的移民及其农业开发
清政府征服西南之后，全国统治的巩固与加强，在贵州推行“改土归流”成为一种必然的趋势，同时，还在贵州进行了大规模的“开辟苗疆”的军事行动。“贵州之苗，自咸丰中群起为乱，十余年来乃克平定。汉人死者不下百万，川楚陆续来填，苗种亦十去六七。” {16}，清中期，贵州苗民对汉族的进驻感到恐慌与不满，而兴起大规模的苗叛，这势必引起清政府的残酷镇压，其导致的结果是，原有的汉人与苗民在战乱中人口的锐减，引来川楚客民来填。最终使贵州人口又一次重组，开发注入新的活力。总之不管是“改土归流”还是“苗疆开辟”，这两项行动，不仅使贵州本土的流民安定下来，更是吸引了一大批客民的进入，使得贵州的开发进一步推进。
如果说，明朝对贵州的统治与开发还主要集中在交通沿线的话，那么清朝已经深入到贵州各地，包括边远山区。
4.清代贵州农业的变化
客民进入贵州，不仅使垦荒的面积增加，更是促进了耕作技术的改进，同时也引进了新的农作物品种。其中尤以玉米番薯的引种意义重大。贵州山多坝少，水源缺乏，水稻种植受到客观条件的限制，难以扩大耕种。玉米是耐旱作物，且产量高。如（道光）《安平县志・土产志》中记载：“不论高山峻岭及岩石之中，均可种植，功省收倍……”。《贵阳府志》卷二十七记载，三区农民“耐以济荒，种之者广”。总之，翻阅清代贵州地方志，可见贵州各地到清代中叶以后已经普遍种植玉米。番薯也在明末清初传入贵州，因其耐旱高产，“不与五谷争地，凡瘠卤沙田，皆可以长。因此也在贵州得到大面积的推广。这两种耐寒易种且高产的农作物传入贵州，更是让贵州土地被开垦殆尽。
（二）贵州生态环境的变迁
无论是明代的屯田，还是清代的垦荒。在促进贵州发展的同时，也给贵州了一系列的问题。首先就是引起了贵州生态环境的变迁。
1.森林资源遭到破坏
明清时期，人口的不断增长，首先引发对耕地的不断需求。明代广建屯田、对耕地的影响主要有两点：首先，使贵州交通沿线的土地被开垦殆尽，其次，其次迫使少数民族不断向边远山区移动，并开始对山区林木丛生的地方加以开垦。贵州的森林资源已在明朝中叶开始每况愈下，到清代破坏更是加剧。清朝，人口增长的速度更快，清初贵州人口约60万，雍正10年（1732年）达130万，乾隆32年达300万，咸丰元年540万，到清末则达870万，未清初人口的14倍。而清末全国人口是清初的6倍。{18}其土地开发已经扩展到贵州全境。加之，众多的人口也引发了木材以及薪炭的巨大需求。这些都被转嫁到山地林区。明末清初旱地作物的引进与耕种更是加剧了对山地林区的垦殖。伐木拓垦，势必会引起生态环境的巨大变迁。康熙、乾隆时期是贵州生态环境变迁的转折时期。{19}
2.野生动植物锐减
如前面所述，明清以前，贵州生态环境很好，森林资源丰富，给贵州先民提供丰富的野生动植物。所以贵州先民多以游猎，畜牧为生。即使到明末清初，贵州各个地方志书上也有关于贵州多种现在已经消失的野生动植物的记载，并且贵州土地上还时有虎患发生，而乾隆以后，虎的出现已经十分罕见。（道光）《兴义府志》卷四十三载“旧志云熊虎间有，而今久不闻有”。森林植被的减少，野生动物的消失，反过来又使贵州少数民族的狩猎以及畜牧业经济减少，甚至停滞。
3.土地表层遭到破坏
如前面所述，明清时期主要是以汉人的精耕细作的农业方式进行的开发。这种定居的，精耕细作的农业来源于中原拥有广阔平原的地区。它适用于平原广阔的平地。这种农业生产方式虽然拥有诸多优点，比如说生产效率高，且易于积累。但是将此种农业生产方式迁居到贵州山区，却有它的诸多弊端。贵州多喀斯特地貌，“山峻少平地，土薄而多石”，所以贵州先民多“刀耕火种”。明清时期多种旱地作物引进后，以中原式的农业生产方式进行耕种，用以牛耕，铁锄等先进的生产工具耕作山区土地。一是容易造成土层滑落，二是破坏土层肥力。如此如遇大雨洪水，便成促成水土流失，久而久之便有石漠化现象的出现。（道光）《大定府志》卷十二中载，“黔省故多客民……山土瘠薄，垦种三二年后雨水冲刷，倍成焦确，来复迁徙他往”。又乾隆《普安州志》卷二十六载庚戍桥两岸“山腰以上则石骨而土肤”。总之，在清朝中期以后，贵州地方志上多有记载“土随水洗”“石骨显露”“土坍塌石见”等等现象。这即是反应了贵州因开发而造成森林与土层被破坏以至形成水土流失及石漠化现象。
四、结语
用恩格斯的话说“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大自然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 {20}明清时期，贵州虽然得到了空前的开发，但是我们也付出了生态的代价。由于开发而带来的森林资源锐减，进而导致泥石流、石漠化等自然灾害在贵州地域上频频发生，不仅影响了贵州人民的生产和生活，也阻碍了贵州的进一步发展。开发固然没有错，但在开发的过程中，我们一定要注意开发背后所隐藏的陷阱。切勿以牺牲生态环境来换得经济的发展。
注释：
{1}{2}{12}{14}{15}贵州通史编委会.贵州通史.第二卷第194 -205页.
{3}{6}{7}贵州通史编委会.贵州通史.第一卷.
{16}桐梓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桐梓县志.卷十一，1987年版，第179页.
{8}{9}（道光）《遵义府志》第555页.
{10}杨晓冰.环境变迁与生计方式的调适―曼暖远克木人的刀耕火种文化.人类学生态环境史研究.2006.3.
{11}尹绍亭.人类学生态环境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3.
{13}方铁.《西南通史》.中国边疆通史丛书.2003.3.
{17}{18}严奇岩.清代玉米的引种与推广对贵州石漠化的影响.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3）.
{19}转引自李向阳.生态观视野下的林业与生态文明关系.林业经济2012（1）.
【参考文献】
[1]贵州历史文献究会.二十四史・贵州史料辑录[M].贵阳：贵州民族出版社，2000.
[2]郑珍，莫友芝.（道光）遵义府志[M].遵义市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1986.
[3]贵州文史研究馆.（民国）贵州通志： 前事志[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88.
[4]张幼琪.贵州开发引出的考量[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8.
清朝土地制度及其特点范文第4篇
关键词：文化融合；土家民居；吊脚楼；演变
中图分类号：TU－092.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0422(2012)02-0064-02
1、历史文化背景
鄂西位于鄂湘渝交界的武陵地区，该地区是我国土家族人口分布最为密集的区域。土家族的先祖是秦灭巴国之后，向东逃亡到长江以南武陵地区的白虎巴人。这些巴国后人开始在武陵地区繁衍生息，到宋代时候，就逐渐演变成了今天的土家族。鄂西地区地势险峻，山高路远，交通不便，人口稀少，因此成为周边人口逃荒避难的首选之地。鄂西在历史的各个时期陆续有汉族、侗族、回族、壮族、瑶族等多个民族迁入，因此成了一个多民族的聚居地。虽然鄂西山区临近中原，与汉族联系较为紧密，但天然的地理屏障却也造成了文化交流的不畅。相关的社会学家也曾提出，两个文化区之间的文化传递不仅与彼此间的距离有关，同时也与他们之间的地貌状况有关。由于汉文化传播的强度被鄂西地区多山的环境所削弱，使得土家族虽然与汉族交流频繁却仍在很大程度上保留了自己的文化传统。
武陵地区由于处于中国东西南北的交汇点上，历史上就是各种文化的聚焦地，加之多民族的创造，逐渐形成了以多元融合共生为特点的武陵文化。世代居住于武陵山区的土家族，是只有语言而没有文字的，民族历史和文化知识都用民族语言口耳相传，土家族的《梯玛歌》、《摆手歌》都如实地反映了人类的起源、民族的迁徒和社会生活情况，堪称创世史诗。干栏建筑、风雨桥和鼓楼被誉为中国古建筑的杰作。生活在武陵地区的鄂西土家人，更是以武陵文化中神秘浪漫、开放多元的特征为内核，创造了极富生命力的地域文化。
2、土家民居的特点
鄂西土家族民居多依山就势，“坐南朝北”或“坐北朝南”，很少有东西房，其基本形式为三闻一字式，或有五间者。中间为堂屋，是祭祖、迎客及办红白喜事处，迎面后墙设祭祖神龛。堂屋多为原生土地面。左右次间称之为“人间”，为人住的卧室。进深较大的民居，人间又划出前后间，分别住人。右边人间前半为灶房，地面上架有木质的火炕(火铺)，火炕中心有砖或石砌一炕框，中为火塘。塘内置三角架，为做饭之处。故此间又称火炕屋或火铺堂。火炕上方悬一木烘架，以烘烤食物。
民居架构为穿斗式木架，落地建造，一般为五柱六骑者居多，穿枋较密，前后檐有较大的出挑，多利用天然弯曲木材制成挑木。上部做阁楼，以放置杂物及粮食。最有特色的是山区民居多在正屋的一端向前加1－2间厢楼，厢楼实际是利用屋前地形高差建造的千阑式架空楼阁。故当地人称之为吊脚楼，又称之为“龛子”。围绕厢楼的两面或三面皆有挑出的楼廊，两面者称“转角楼”，三面廊者称“走马楼”。廊柱悬垂在挑木上，不落地。
吊脚楼在长期的营造过程中，在以一字式平面的基础上，为适应不同的地形，衍生了多种的平面形式和造型式样。除了上述的“L”型民居外，也有在正屋左右两端建一对称的厢房，形成“三面闭合，一面看天”的“凹”型平面，称之为“双吊式”，同时还有受北方四合院影响形成的“口”型平面，亦称“四合水”。
土家民居的厢楼是全宅的装饰重点，楼上装饰有花窗及栏杆，屋顶做成歇山，山面朝前，翼角高翘，檐封花板。临楼眺望远山近水，花木农稼，是全家观景自娱之处。
3、文化融合的进程
从历史的宏观尺度上来观察，无论是人，还是建筑，都始终处于一个动态的，不断演进变化的过程中。人口的消长，人群的流动和移民迁徙，提升了民居建筑嬗变发展的动力，加快了演进变化的步伐。就鄂西土家族的文化发展历程而言，先后经历了原始部族和封建时期的羁縻州制、土司制度、改土归流等历代中央王朝推行的强权统治。土家族的生活模式也由最初的迁徒游耕逐渐走向定居。土家族民居在土司时期由于受等级制度限制。普通百姓民居基本没有太大发展，直到改土归流之后才形成较为完善的民居体系。随着土家族与周边各民族的交流增多。各民族的文化开始交融碰撞，土家族民居也逐渐受到其他民族的影响。
3.1 羁縻州县制度时期
唐、宋年间，由于实行羁縻州县制度，社会比较稳定，土汉经济文化交流日益密切，促进了生产的发展。但此时的土家族仍保持着刀耕火种的生产方式，经常性迁徙不定的流动生活使得土家族很难在一地久居，其居住方式也长期保持着原始的穴居、巢居的状态。
3.2 土司制度时期
元至清康熙年间，土家族地区建立了土司制度。唐、五代以后，梁开平年间，江西吉安汉人彭氏，击败了当地的土著首领，成为了溪州刺史，统治湘西土家族地区，并带来了干余名百艺工匠。此后彭氏又从江西引进一批商人、技师以及道士，来湘西地区经商、传播技术、讲授文化知识。土司的统治客观上使土家族的活动地域更加稳定，民族特点得以保持。这一时期，土家族在与汉民族的交往过程中，生产方式得到了极大的提升，其流动性开始减弱，逐渐地固定在一定范围内往返迁徙，慢慢地定居下来。土家人从汉族“百艺工匠”那里，学习到了先进的技术和工艺，掌握了高超的建筑、设计水平。此时的土家民居建筑逐步演化成具有民族特征的木楞式、土垒式、千栏式建筑形式，实现了土家民居发展演变的又一个新阶段，而汉族的哲学思想也开始对土家民居的建造形成影响。
3.3 “改土归流”时期
雍正年间，清政府对武陵地区建制设官，完成“改土归流”。该举措加强了土、苗、汉族及其他兄弟民族之间的联系，结束了长久以来“蛮不出境，汉不入峒”的局面，大量汉族人民迁往土家地区，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与工具，促进了土家族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民族文化大融合。土家民居建筑的形式与风格在借鉴与交融中因地制宜，合理规划，顺势而建，不损良田，根据其独特的地理环境并遵循本民族文化生活习俗和，创建了独具本土民族特色和文化蕴含深厚的居住文化。
4、土家民居的演变
历史上，迁入鄂西地区的汉族、各少数民族与当地土家族之间进行了漫长的民族融合。土家族居住文化在保留传统地域特色的前提下，对以汉文化为主的其他文化进行了一定吸收整合，表现为建筑的功能、形制、材料和装饰等方面的更新替代。
4.1 功能布局
4.1.1 民居中开始设立堂屋以供奉祖先。
清朝“改土归流”之前，土家人一直保持着原始的，只祭祀氏族部落祖先神灵和始祖神灵，并无祭祀家庭宗族神灵的习俗。自“改土归流”以后，在汉儒文化的影响与封建政府的明令推行后才逐渐开始祭祀家祖，到清中叶己蔚然成风，民居中普遍设立堂屋。
4.1.2 受汉族礼制影响的方位观念。
土家族的方位中没有东南西北的方向概念，
房间方位在尊卑上也没有形成严格的规定。受到汉族影响，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方位观念，即一般以堂屋为中心，面向正屋大门的左手方向为尊，并影响了人们的居住模式。如左边的卧室一般是老人和长辈来居住，右边为子媳卧室。
4.2 基本形制
4.2.1 合院式民居的传入。
鄂西土家族的合院式民居是伴随着汉族的移民的迁入而带来的一种新的建筑形式。土家族合院式建筑主要分布于城镇地区，在祠堂、会馆等公共建筑中有较多应用。合院式民居一般被称为“四含水”民居。从平面和组成上看，这种“四合水”院落式民居仍然是以土家民居的母题(三开间的基本平面模式)所建构起来的。“四合水”民居的平面可以认为是由两个三开闻正屋通过辅助空间组合形成。位于鄂西地区咸丰县杨洞乡的蒋家花园即为五天井抱中央四合院形制，该建筑建于清朝年问，距今已有200多年的历史。蒋宅既具有汉族建筑的文化内涵，又呈现了土家建筑的淳朴典雅(见图3)。
4.2.2 商业空间的整合。
随着经济的发展，民间弃农经商的人越来越多，在交通要道上往往聚集了很多手工业者和商贾望族，鳞次栉比的民居慢慢生成了新的空间肌理――街巷。沿街的土家民居的底层空间多转变为商业空间，形成了典型的商业式立面，如宣恩县的庆阳凉亭街。
4.3 建筑材料
鄂西土家人生活在林木茂盛的山区，自然资源丰富，建房时往往就地取材，民居的建筑材料，多用竹、木、石材、树皮、生土等材料。改土归流后，随着汉族的移民的迁入，同时带来了烧砖等建筑工艺，交通便利的城镇中民居开始采用砖、瓦等建筑材料。由于砖石建材需耗费较多的人力和物力来运输和建造，在当时属于比较“高档”的建材，普通百姓无力承担，因此砖石的使用率并不高。且砖主要用于砌筑封火山墙，民居的主体结构依然以木构架为主。受经济条件的限制，只有富裕人家才会花力气从较远地运回砖石等好的建筑材料来使用。
4.4 装饰艺术
土司制度瓦解之后，封建地主经济应运而生，人民生活水平得到极大的提升，土家族人开始注重对住宅进行装饰。民居的立面装饰吸收了诸多汉族的建筑元素如卷棚、雕刻、斗拱等，而具有典型徽州特色的马头墙也被大量用于土家民居中，且形式多种多样，处理十分灵活。这些精美的建筑细部充分反映了土家工匠成熟的技艺和对美的追求。同时，土家民居的门窗花格、柱础、门头饰、吊脚下的“瓜子垂”、柱头、屋梁、挑仿、檐板、走廊栏杆等等，均饰有各种线形造型的花纹图案，表现出土家族特有的审美与个性，减少了建筑结构的单调、僵直感，这些质朴的图案大都是象征吉祥的花卉、动物或几何纹，大大丰富了土家民居建筑造型艺术。清末民初，西方文化的渗入也对土家民居形成了一些影响，位于利川大水井乡的李氏庄园就采用了一些欧式的建筑元素进行装饰。
清朝土地制度及其特点范文第5篇
教学目标
1．知识方面：通过本节内容的教学，使学生了解或掌握在西学影响下的近代思想的发展特点；严复的思想及影响；龚振麟、李善兰、徐寿、华衡芳、詹天佑、冯如等人的科技成果及贡献；时期的新式学堂；维新运动时期的新式学堂与京师大学堂；清末新学制的制定和科举制度的废除。
2．能力方面：
（1）通过对向西方寻求强国御侮之道的思想界的教学，培养学生历史知识的迁移能力以及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分析问题的能力。
（2）通过对科学技术成果的教学，培养学生归纳、概括历史知识的能力。
（3）通过对洋务派和维新派兴办的新式学堂的教学，培养学生比较问题的能力。
3．态度、价值观方面：
（1）通过对先进的思想家、科学家和工程技术人员突出事迹的教学，培养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感和勇于面对挫折，战胜困难的坚强意志。
（2）通过对“西学”影响下的思想，科学和教育的讲述，使学生认识到晚清的历史不仅是被侵略的屈辱史，更是不屈的抗争与探索的进步史。
4．学法指导方面：
（1）引导学生用列表的方式归纳“科学技术的成果”，训练学生列表归纳历史知识的方法。（2）指导学生阅读表格《洋务派创办的著名新式学堂》，并引导学生运用分项分析的方法归纳出洋务派的新式学堂创办的时间特点、学习的主要内容及培养的目标。
重点、难点分析
1．重点分析：本课的重点是向西方寻求强国御侮之道的思想界和教育的变革。向西方学习是晚清文化的一个重大课题，这在思想界尤为突出。思想界本着向西方寻求强国御侮之道的宗旨，在向西方学习这个问题上经历了一个由浅入深、由表及里和选择取舍的过程。这一部分内容，不仅在本节，而且在第四章均占有重要的地位，是把握章节内容的关键。清末教育改革是在清政府主持下进行的，带有浓厚的封建性。然而，从总体上看，清末办学堂、废科举，推动了中国教育近代化的进程，是历史的进步，在近代教育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学习这一内容，还有利于培养学生辩证分析问题的能力。
2．难点分析：对“西学”影响下的思想、科技、教育的共同特点及成因的分析是难点。正确理解此问题需要学生具有一定的归纳、概括历史知识的能力、史料研习能力，以及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分析问题的能力。因此，在教学上的难度相对较高。课堂教学设计
师：从1840年到1912年，这一段时期我们称之为清朝晚期。我们已经学习过了清朝晚期的政治、经济，今天我们来共同学习这一时期的文化。（板书第四章课题）首先，我们学习第一节（板书第一节课题）。“西学”，是指西方先进的科技及思想文化。以来，历史的沦桑剧变使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越来越痛苦的认识到，昔日他们眼中的“蛮夷”有着比中国传统的封建文化更高层次的文明。于是，他们走出狭窄的书屋，放开视野，去看世界，学世界，追赶世界。从而使晚清的思想、科技、教育在“西学”的影响下，开始了近代化的进程。
一、向西方寻求强国御侮之道的思想界
1．晚清思想界的发展及其特点
师：在前面几章，我们已经学习了近代思想界的各个派别，请大家回忆一下，各派提出各自主张的出发点有何共同之处？
生：（回忆并作答）
师：请大家阅读课文第137页介绍中国思想界向西方学习的小字，归纳出思想界向西方学习可分几个阶段，每个阶段的学习热点分别是什么？
生：（阅读后作答）
师：（出示幻灯）19世纪40～60年代工艺技术19世纪70～90年代“格致之学”19世纪90年代社会科学，政治制度从学习内容看，思想界在学习西方上呈现出什么趋势？
生：（讨论并作答）
师：大家回答得很对。请大家注意这三个阶段的起始时间，并联系所学知识，分析为什么思想界会呈现出由表及里、由浅入深的特点？如果感到有困难的话，请参考以下几个问题进行思考，同桌也可以讨论。（幻灯打出参考问题）①为什么各派会如此急切地向西方学习？各派向西方学习的具体背景分别是什么？有什么共同点？②70年代中国经济上发出了什么重大变化，这变化与学习内容的变化间有何联系？③学习热点出现根本性变化是哪一阶段，出现这种变化的原因是什么？
生：（分析、讨论并作答）
师：大家说得都不错，给了我不少启发。现在我也谈谈自己的观点，这不是唯一的答案，仅供大家参考：在时代的呼唤下，随着经济的发展和阶级结构的变化，思想界在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中呈现出由表及里，由浅入深的特点。在西学热潮中，贡献最大的是严复。
2．严复的思想及贡献
师：请大家阅读课文第137页至138页有关严复的内容，概括严复的思想及主要贡献。
生：（阅读课文后作答）
师：严复毕业于洋务派创办的新式学堂神州船政学堂，反来又曾留学英国。所以他对西学的了解比康有为、梁启超更为系统、深入，对西方社会科学、政治理论的介绍也就更为全面。大家能不能联系当时中国面临的局势及思想界的状况，分析《天演论》所宣传的社会进化理论的进步意义？
生：（思考后作答）
师：在民族危亡的紧急关头，严复的社会进化理论的确起到了振聋发聩的作用，使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投身到维新变法的运动中去。《天演论》出版后，社会上许多人纷纷以“竞雄”、“天择”、“适之”为字，的“适”字也是取“适者生存”之意，可见《天演论》是何等深入人心了。随着思想界学习西方层层深入，随着经济的发展，晚清的科学技术也取得了可喜的成果。
二、科学技术的发展
师：请大家阅读课文有关内容，并以表格的形式分人物、称谓、主要贡献三类归纳主要内容。生：（阅读并列表）
师：（检查并总结，如有条件，可选择学生做好的表格由学生自己到前面演示。或者由教师出示写有表格的幻灯片供学生参考。表格略）
生：（分析表格并作答）
师：科学家向西方学习呈现出什么特点，与思想界不同时期的学习热点有何联系？
生：（分析、讨论并作答）
师：同思想界的学习热点相一致，科技向西方学习也经历了由学习兵器制造到学习自然科学的历程，而且取得了可喜的成果，有的赶上甚至超过了世界先进水平。那么，他们获得成功的奥秘是什么呢？请大家引用课文史实加以说明。
生：（讨论并作答）
师：大家讲得很好。他们不畏艰难、百折不挠、勇于创新、爱国图强，所以成就突出。他们的拳拳爱国之心尤其令人感动。下面，我们请一位同学讲讲詹天佑的故事。（事先布置一个小组准备詹天佑修筑京张铁路的故事，注意向学生强调爱国主义的角度及限定时间）
生：（作为小组代表讲叙故事，故事略）
师：正是由于詹天佑等杰出的科技人员把个人的努力与祖国的命运紧密相连，他们才会取得令西方人也不敢小瞧的杰出成绩。随着经济的发展，思想的进步，政治的变化，晚期教育也开始了革旧立新的过程，最突出的是新式学堂的兴办和教育和改革。
三、新式学堂的兴办和教育的改革
1．新式学堂的兴办
师：以后，清政府中较为开明的官员就提出改革封建教育的主张。课文向大家介绍了期间和维新变法期间的新式学堂。请大家阅读课文第141页《洋务派创办的著名新式学堂》表格，思考以下几个问题：洋务派创办的新式学堂的教学内容及目的同以前相比有了什么变化？从时间看，其教学内容呈现出什么趋势？
生：（阅读表格，思考并作答）
师：请大家继续阅读课文维新运动期间的新式学堂的有关内容，比较一下，此时期创办的学堂比时期有了哪些变化？
生：（阅读课文，比较并作答）
师：随着新式学堂在教学目的、内容等方面近代化进程的加深，科举制度越来越不适应形势的需要，教育出现了重大的变革。
2．新学制的颁布和科举制度的废除
师：1904年，清颁布了中国近代第一个系统完备并付诸实施的法定学制——《奏定学堂章程》。我们请一位同学朗读一下课文第142页的有关小字，大家边听边思考一个问题：对比封建学制，此章程的进步之处是什么？（学生朗读后幻灯打出有关封建教育的类型、阶段、内容的材料）
生：（一学生朗读小字，其他学生边听边思考，朗读后学生观看幻灯并作答）
师：很好。这个学制的建立和实施，改变了中国长期封建式官学、私学、书院等的学校形式，在教育的类型、阶段、内容上均有了重大改变，顺应了教育近代化的要求，为近代形式的学校制度的建立奠定了基础。这无疑是历史的进步。但这一学制又有它的局限性。请大家结合课文第142而插图《新式学堂学生用发辫当圆规画图作几何习题》，思考一下局限性是什么？生：（阅读插图，思考并作答）
师：为什么会带有浓重的封建烙印呢？
生：（思考并作答）
师：我把大家讲的归纳一下。清末的教育改革是在清政府的主持下进行的，其指导思想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就使近代教育在迈向近代化的同时带有浓重的封建烙印。此学制的颁行，标志着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教育制度的形成。此学制颁布的第二年，1905年，开始于隋唐时期，实行了1000多年的科举制退出了历史舞台。科举制度的废除标志着旧的教育制度在形式上的完全终结。课后大家有时间可以总结一下科举制的发展史。
师：我们今天学习了“西学”影响下的思想、科技、教育。请大家概括一下他们在发展过程上的共同特点是什么？
生：（思考、讨论并作答）
师：史学界称此现象为“西学东渐”，即西方的科学技术、思想文化逐渐向中国渗透。最终的结果是以资本主义思想文化逐渐取代封建主义思想文化。这个过程我们称之为近代化，这无疑是历史的进步。在动荡的近代中国，我们中华民族表现出了巨大的凝聚力，在不同阶段，各阶级的人们为了救亡图存进行了不懈的抗争与探索，正因为如此，我们的国家才会在危难中屹立不倒，在探索中不断进步。（课后作业：思考题——我们今天在某些方面向西方学习，那么我们应吸取古人哪些经验、教训？）
第二节新旧交替时期的文学、艺术和史学
教学目标
1．知识方面：通过本节内容的教学，使学生了解或掌握“史界革命”及其代表人物梁启超、王国维的主要贡献；甲骨文的发现；时期的爱国诗人；“诗界革命”和黄遵宪的诗歌；“谴责小说”；京剧的形成；上海画派和岭南画派。
2．能力方面：
（1）通过本节课的教学，引导学生总结新旧交替时期的史学、文学和艺术的主要成就，培养学生综合归纳历史问题的能力。
（2）通过“史界革命”与“诗界革命”的教学，培养学生分析史料，提炼观点的能力。
3．态度、价值观方面：
（1）通过对新旧交替时期，我国一批史学家、诗人、小说家、艺术家满怀爱国热情，努力反映社会现实、勇于探索和革新，从而推动我国近代文化发展的史实教学，培养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感和创新意识。
（2）通过对新旧交替时期文学、艺术作品的介绍，培养学生对诗歌、小说、戏剧、绘画的欣赏水平和审美意识。
（3）通过对新旧交替时期史学、文学和艺术成就的分析，使学生了解：我国近代文化的发展呈现出新旧交替的时代特点，从而加强学生对近代国情和近代文化推动我国社会转变的认识。4．学法指导：
（1）引导学生采用列表的方式，归纳史学、文学、艺术的主要成就，以利于掌握同类史实的共同本质和各自的特殊性。
（2）引导学生分析课文第145页《冯将军歌》片断，使学生了解应从诗歌反映的内容、表达的感情以及表现形式上的分析诗歌特点。
重点、难点分析
1．重点分析：“史界革命”、“诗界革命”和“谴责小说”是本节重点。“史界革命”标志着我国近代史学的真正崛起，其代表人物梁启超是近代资产阶级史学的创始人。他提出的史学新理论猛烈地批判了封建史学，在当时具有进步意义。王国维运用史学新理论在史学领域的众多方面取得了辉煌成果。学习这一内容，既有助于了解晚清史学的主要特点，又利于培养学生的史料研习能力及归纳问题的能力。“诗界革命”是维新变法运动在文学领域的反映，是那个时代的一股进步的文流。它在近代诗界的影响和取得的成就是不可磨灭的，对当时的社会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谴责小说”是中国近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所独有的反映，广泛触及了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具有强烈的政治色彩及进步意义。“诗界革命”和“谴责小说”在近代文学史上占据重要地位，学习这一内容，还有助于培养学生进一步认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
2．难点分析：对“史界革命”和“诗界革命”特点与实质的理解是本节的难点。作为社会存在的反映，“史界革命”与“诗界革命”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即新旧交替。理解这一特点，需要学生具有一定的辩证分析的能力。因此，教学有一定的难度。受以往知识影响，学生可能会将这里的“革命”的含义与通常意义上的革命混同。而这里的“革命”，实质上是变革维新，是倡导者当年的特定用语。理解这一实质需要学生具有一定的透过现象看本质的能力，教学难度相对较高。
课堂教学设计
师：上节课我们介绍了“西学”影响下的思想、科技和教育，这节课我们继续介绍这一时期的史学、文学和艺术（教师板书第二节课题）。
一、新史学和考古的成就
师：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资产阶级史学理论和史学著作纷纷传入中国，猛烈地冲击着中国封建史学的传统。在“卫种族，长国威”的呼声中，一些史学家向中国传统的封建史学提出了挑战，以改造旧史学、建立新史学为特点的“史界革命”在中华大地勃然兴起，新史学的代表人物是梁启超和王国维。梁启超是我国近代史上提出破除封建史学，进行“史界革命”，建立资产阶级新史学的第一人。20世纪初，他发表了《中国史叙论》和《新史学》两篇论文，比较集中地反映了他的史学观点。在文章中，梁启超为旧史学列了四大罪状。请大家阅读课文第143页竖体字“梁启超为中国旧史学四弊”，概括主要内容，指出梁启超从哪些方面指出旧史学的弊端？
生：（阅读、讨论、作答）
师：梁启超从服务对象、内容、实质及指导思想上对旧史学进行批判后，鲜明地提出了他的史学新理论。书上列出了他最主要的观点。请大家阅读课文第144页相关内容加以概括。生：（阅读、概括并作答）
师：这两点对比旧史学新在什么地方？
生：（比较后作答）
师；这两点均有重要的进步意义。尤其是他关于探求历史发展规律的观点，是其新史观中最值得称道的地方。所以课文用一句话概括了梁启超的主要贡献——奠定了新史学的理论基础。新史学的另一位代表人物是王国维。请大家阅读课文第144页的相关内容，思考王国维的贡献是什么？与梁启超相比有何不同？
生：（阅读课文、思考并作答）师：王国维运用新史学理论拓展了史学研究的领域。他开创性地研究封建社会无人过问的杂剧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这一时期，史学上还有许多明显的进步。请一位同学朗读课文第144页第一段介绍历史编纂体例的小字，其他同学边听边概括其主要内容。
生：（一学生朗读，其他学生边听边思考，然后作答）
师：总的说来，这一时期的史学从史学理论到研究领域到史书体例都有了重大的变革，因此，我们称之为“史界革命”。清末考古也取得了重大成就——发现了甲骨文。关于甲骨文我们初中已经学习过相关内容，请大家结合已有知识及课文第144页相关内容明确甲骨文的含义、出土地点、时期及发现甲骨文的重大意义。
二、“诗界革命”与“谴责小说”
1．时期的爱国诗人
师：期间，英国侵略者的“船坚炮利”，惊醒了一些爱国知识分子，他们探索新知识，关心时局，奋笔写出了不少爱的诗篇。请大家阅读魏源的《秦淮灯船引》，以及课文第145页小字第一段，归纳此时期的诗歌反映的主要内容。（附）《秦淮灯船引》片断：“二百余年桃叶渡，七万里外红毛刀。肯信围城忽尊俎，一夕千戈变干羽。百万金缯万虏欢，倾得蛟宫宝藏完。”
生：（阅读后作答）
师：期间的爱国诗人以其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感开辟了近代文学的新局面。
2．“诗界革命”
师：甲午战后，政治领域发生了什么重大事件？
生：（回忆并作答）
师：维新变法运动在文学领域上的反应是“诗界革命”的兴起。“诗界革命”的代表人物是夏曾佑、谭嗣同、梁启超、黄遵宪等人。他们提出“以旧风格含新意境”、“我手写我口，古岂能拘牵”，请大家据此归纳“诗界革命”的内涵、实质及局限。
生：（归纳并作答）
师：大家讲得都很好，我把主要观点归纳一下。“诗界革命”主张反映新的现实政治社会生活内容，在创作方向、创作内容上对旧的诗歌传统进行了重要的改革。但此时的诗歌并未完全突破旧的诗歌形式，未能实现诗体的真正解放，所以这里所说的“革命”的实质是变革维新。“诗界革命”中成就最大的是黄遵宪。（引导学生结合课文第145页第二段介绍黄遵宪的小字加深对黄遵宪的认识。）黄遵宪是当时公认的诗坛名将，诗作颇丰，代表作主要有：（出示幻灯）《冯将军歌》（）《哀旅顺》（中日战争）《乙亥杂诗》（）《七月二十一日外国联军入犯京师》（八国联军侵华）
师：课文第145页还引用了《冯将军歌》的片断，我们请一位同学朗读一下，大家能不能根据幻灯内容及《冯将军歌》片断概括出黄遵宪诗歌的特点？
生：（思考并作答）
师：很好，正因为他用诗歌记录中国乃至世界的重大事件，出色揭示了民族矛盾，表达了反帝国的激情，所以他的诗被称作“史诗”。
3．谴责小说
师：请大家阅读课文第146页有关内容，概括“谴责小说”产生的背景、代表人物及作品；“谴责小说”的主要特色。（教师可适当补充代表人物及其作品的有关材料，最好课前发给学生，以便学生从中分析特色）
生：（阅读课文后作答）
师：“谴责小说”空前广泛地触及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较充分地反映了当时的时代特征，是近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生活的写照。清末，西方名著开始翻译成中文。课文第146页介绍了著名的翻译家林纾。（请一位同学朗读）
生：（朗读课文）
师：晚清的艺术也有所创新，最突出的是新剧种和新画派的形成。
三、京剧的形成和著名画派
1．京剧的形成与发展
师：（引导学生阅读课文第146页相关内容，归纳京剧形成、发展的线索。强调乾隆年间，道光年间，同治和光绪年间三个阶段。）
生：（阅读、归纳）
师：晚清最卓越的京剧表演艺术家是程长庚和谭鑫培。（结合课文第146页小字及有关材料介绍程、谭的有关资料。如有条件，可放有关唱腔的录音，培养学生的欣赏能力）甲午战后，许多京剧更突出体现了救亡图存的时代主题，如《桃花扇》。（可简单介绍《桃花扇》剧情）
2．上海画派和岭南画派
师：随着对外开埠通商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上海和广州成为繁华的大城市。许多画家到这两地卖艺谋生，逐渐形成了上海画派和岭南画派，给中国美术界带来了重大变化。上海画派的代表人物是任伯年、吴昌硕。（引导学生阅读课文第147页有关小字及绘画，领略上海画派泼辣、豪放、活泼、新鲜的风格，感受画家作品中蕴含的对国家、民族的关切之情）
生：（阅读、欣赏、讨论）
师：岭南画派的主要代表是高剑父。在艺术创作上，他大胆吸收西洋画、日本画精华，改变了中国传统画主要用线条表现对象的画法，侧重用水彩或水墨渲染来描绘形象，增强了作品的感染力。师：请大家回顾一下这节课的主要内容，归纳史学、文学、艺术的共同特点）
生：（思考、讨论）
师：我来把大家讲的归纳一下，最重要的有以下几点：爱国、创新同时又新旧交替。当然，“新”是发展的主流。那么，出现这些特点的根本原因又是什么呢？
清朝土地制度及其特点范文第6篇
【关键词】经济发展；文化力量；创新
一、山东省东、西部经济发展区域划分及特点
历史上，山东省东、西部区位划分如下：东部指胶东地区，包括青岛、烟台、威海、潍坊等地区（指潍河以东地区），其他地区即为西部。1995年，山东省政府提出重新划分方案，将山东东部地区扩为青岛、烟台、威海、潍坊、淄博、济南、东营、日照等8个城市，而西部地区即是滨州、德州、聊城、泰安、莱芜、济宁、临沂、枣庄、菏泽等9个城市。
从经济发展的角度看，山东经济的特点是东强西弱。东部的山东半岛作为环渤海经济圈重要组成部分的，近年快速崛起，全国区域经济发展颇具活力和市场竞争力的板块之一，占全省一半的土地面积上产出近2/3的经济总量，并呈现出协调、可持续的发展势头。半岛区域的快速健康发展，得益于山东近年着力实施的山东半岛城市群和胶东半岛制造业基地战略。半岛城市群是由青岛、济南、烟台、淄博、威海、潍坊、东营、日照八个设区城市构成的城市地域空间组合，目标是发展成为区域综合竞争力强大的国际化都市连绵区，城乡一体、文明富足的小康之地。西部是经济欠发达地区，尤其是菏泽还被称为“欠发达地区中的欠发达”。2005年菏泽GDP仅368亿元，2008年820亿元，位居山东省第十五位。
二、影响山东省东、西部经济发展的文化因素分析
1.区域经济发展背后的文化因素分析
影响地区之间经济发展的因素很多，包括政治制度，地理位置，人口基数，基本资源（如土地面积、人口、自然资源），基础设施，科技力量等“硬实力”，这里仅就文化的力量这一“软实力”在地区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进行分析。
山东的东、西部文化分别可以概括为创新性和保守型文化。两者的区别主要体现在对市场经济风险的不同态度上。在各种可能性结果和发生的概率不可知的情况下，市场经济未来的不确定性常常用“风险”来描述。面对经济不确定风险，人们常常被划分为三种不同的类型，即风险规避者、风险中性者和风险爱好者。一般来说，保守文化下的人们对风险极度厌恶，而创新文化下的人们对风险具有理性的态度。在今天，判断一种文化是否适应工业化社会，关键是看是否具备创新意识和冒险精神。具有冒险精神、适应现代社会的文化能推动经济的发展，因而属于具有创新精神的文化范畴，是创新型文化。创新型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地区发展最深厚的底蕴，它营造经济发展的社会氛围、激发经济发展的内在活力。而风险规避型的、保守的、与现代经济不相符的文化则会阻碍经济的发展，属于落后的文化范畴，是保守型文化。东部地区的人们所处的文化环境使其总体上具有冒险精神，而西部地区的人们所处的文化使其在面对风险是时往往退避三舍，停滞不前。
人们对待风险的不同态度是建立在文化成本与收益的比较基础上的。文化成本是指人们抛弃或建立某种习得的文化信念或价值观体系时所付出的最高代价，它一般包括认知成本、心理成本、认同成本、信仰成本等内容。文化成本通常在需要对传统习惯超越和创新的时候顽强地表现出来，因而经济创新活动往往会造成“心灵方面”的困难，它需要人们做出意志上的巨大努力才有可能获得成功。对于不同的经济现象，人们也许会发现其中所存在的文化成本并不完全相同。在特定情况下，人们总是倾向于选择文化成本最低的某种价值观体系。在创新型文化的环境下，人们的经济行为的文化成本往往低于保守型文化。在文化这个“钱币”的一面看到的是文化成本，另一面则是“文化收益”。从满足人类的需求来说，文化为人们提供了一个认知世界的价值观体系。这一价值观体系将一切事物和行为的价值进行排序，为我们做出选择提供了极大的便捷，减少了人们判断、决策的代价。从价值的角度看，可以将个人所拥有的能为其带来持续收益的特定文化称之为“文化资本”。以此，创新型文化的收益是大于保守型文化的。
从文化角度出发，经济发展与增长就是一个不断积累文化资本与降低文化成本的过程，也就是说，文化变迁是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前提，而且制约着制度变迁与技术变迁。
山东东部地区的人们认为做一件新的事情虽然要冒很大的风险，要放弃许多原有的生活习惯，要造成“心灵创伤”，改变熟悉的生产方式有很大的文化成本，但是，与新的事情成功的收益相比，这些成本都算不了什么，改变观念，用创新观念代替保守观念所得到的文化收益是远远大于文化成本的。因而，人们纷纷抛弃小农意识，投资于新兴经济模式。而西部地区，人们则对新兴事物敬而远之。原因在于西部人们认为新兴事物的文化成本太高，而收益太小，因而是得不偿失的。一方面，西部一些人的观念认为原有的经济方式的安逸的文化收益很高。另一方面，在面对冒险和受穷的选择上，对冒险是厌恶的，认为因冒险而失败会造成身心难以弥补的创伤，因冒险改变生活方式的文化成本是非常高的。墨守成规的文化成本很低，而收益有很高，因而人们就积累保守的文化，形成一种恶性循环，使西部地区经济相对于东部地区来说要落后一些。
2.文化力量与地区经济发展的个案分析
西周初年到东周末年，现在山东的地盘上，有两个最大的诸侯国：齐国和鲁国。齐国从公元前11世纪（约前1046）至公元前221年，历时八百多年。鲁国从公元前11世纪至公元前256年，历时近八百年。这期间，在齐国大地上产生的一切文明成果，概称为齐文化；在鲁国大地上产生的一切文明成果，概称为鲁文化。
（1）山东西部地区的文化与经济发展：以鲁文化与济宁的经济发展为例
鲁文化以儒家文化为主体和核心，承上启下，继往开来，将五千年中华文明联为一条不断的长河，具有极其丰厚的思想内涵。主要是：以人为本，以仁为核心，以德为美，以孝为先，以和为贵，以礼为范，以“中庸”为基本方法，以“三纲”“五常”为主要内容，以天人合一、阴阳和谐为最高境界。
济宁被誉为“孔孟之乡，礼仪之邦”。受鲁文化的影响，济宁人具有许多传统美德和优秀人格特质。第一，他们富有牺牲精神。第二，他们富有进取精神。讲究立德、立功、立言。“立德”，讲做人，就是要有高尚的道德情操。“立功”，讲做事，就是要为国家、民族作贡献，为黎民百姓谋福利。“立言”，讲学问，就是要会写文章，著书立说。第三，他们的家庭观念特别强烈。第四，鲁文化对妇女特别是家庭主妇有着更高更严格的要求。妇女们肩负着家庭的全部重担和教育子女的神圣责任。第五，他们重义轻利。从而造就了无数反对见利忘义、讲究义利并重的“儒商”的出现。第六，他们重视教育。山东“尊师重教”的社会风气一直比较浓厚。
济宁的经济发展受益于鲁文化，他们承继的优秀品质为他们在经济发展中打造了一个“人品”的完美品牌。这使得济宁的经济优于我国西部落后地区。但也受制于鲁文化。第一，农本主义。由于以农业为本、重农轻商，加上其地理位置处于大陆内部，与外部世界隔离，所以商业活动很难展开，市场很难建立，自然经济成分在农村中占很大比重，社会与经济的流动性受很大限制。因此他们商业意识滞后。第二，整合意识。即鲁文化中“乐天知命，尽其在我”、“天人合一”的消极适应的思想。这种整合意识如果从哲学理念的高度降到低级的层次上来加以考察，它就是一切偶像崇拜和迷信活动的根源。第三，重道德实践、轻事实的认知。道德伦理的各种规范是儒家在政治上的最高理想，也体现道德伦理方面所追求的至善至美的境界。这种传统文化只注重恶善的区分，不注重真理的追求，也是社会停滞的主要原因之一。这些限制使济宁人的精神状态距离东部沿海城市人民的标准，甚至是他们在物质条件的匮乏方面更显得遥远。
（2）山东东部地区的文化与经济发展：以齐文化与青岛的经济发展为例
齐文化的前身为东夷文化。其文化代表就是山东境内的泰安大汶口文化和章丘龙山文化。今山东东部地区是东夷文化比较集中的地区，有著名的三里河文化、东岳石文化等文化遗迹。
东夷文化又是沂蒙文化在新石器时期的发展。沂蒙文化是指长期生活和活动在沂蒙山区（地理意义上的）及其辐射地带的人们所创造的物质文明、制度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积淀，是民族文化因沂蒙地区特殊的地理环境与人文环境而形成的具有地域特色的形态。当然东夷文化的范围并不限于沂蒙山区及其辐射地带。
夏朝时代，今青岛大部分地区为东夷族莱人聚居地。商代，今青岛大部分地区为莱国领地。商周时期，莱国疆域广阔，今即墨、平度、莱西地区均为莱国属地，在今平度市唐田乡保存有莱国古城棠邑遗址，是莱国的大邑。周武王灭商后，封少吴后裔兹于期为莒子，都计，遗址在今胶州市南关城子村。今胶州、胶南均为莒国领地。春秋前期，因齐国势力向东扩张，连年征战，齐国国土扩张至胶东半岛，今青岛地区皆属齐国。齐文化也由此发展。为巩固东部地区，齐国在东南海滨和今胶东中心地区分别建立了琅琊和即墨两个大城邑。琅琊位于今胶南市琅琊镇，是齐国著名的海港城市和军港。元朝统一中国后，于1280年开凿胶莱运河。胶莱运河胶莱河开挖南起胶州湾北连莱州湾，沟通了黄海与渤海的海上交通胶莱运河是中国唯一的一条沟通两个海湾的运河，也是世界上第一条同类运河，对海运起了重大作用。但由于元朝统治者内部意见不一，仅过了10年，胶莱运河便被废弃。元朝时期，道教支派全真道成为中国北方主要宗教。北真七子丘处机、刘处玄等均在崂山传道授徒，崂山原有道众全部皈依全真道。崂山成为全真道的主要基地之一，道众繁衍，支派蔓生，道观众多。至明朝仍兴旺发达。据史书记载：形势险要的胶州湾口，古称“淮子口”。在湾口以东有一自然村，名青岛村，属仁化乡文峰社。明朝万历年间，即墨知县许铤奏开青岛、女姑、金家等海口为贸易港口，青岛口成为青岛村及胶州湾口的通称。1862年清朝在烟台设立东海关，并在青岛口、女姑口、金家口等海口设立税务“分卡”，青岛逐渐发展成为比较繁荣的贸易港口。
齐文化使青岛人表现出仁智、勇武和创造，多神信仰，务实、功利、开放、兼收并蓄以及浪漫、舒缓的特点，这使青岛的经济从传统的农业经济转化为商业气息较浓的商业经济，并在山东各文化副区中冠领群雄。
三、结论与建议
山东西部地区应克服地区文化中的弊端，发扬文化因素的优势，使西部传统文化精神与现代经济现将融合，突破儒家文化的限制，将其与时俱进的理性精神、包容性的特点和对外来文化吸纳的特征发扬，有效地吸收其他区域的科技文化，实现科技文化和人文文化的互补，完成经济的长足发展。
1.吸纳现代商品经济观念
现代市场经济不是资本原始积累时期的经济，即掠夺、欺诈、权力的基础上，而是一种规范经济，有进入市场的准则；市场经济是一种理性经济、法制经济，市场经济是那种本质上必须用法来规范的和约束的经济；契约经济，信守合同，恪守准则，是市场经济正常运行的基础纽带；平等竞争经济，由商品是天生平等派的特性所决定；信息经济，进入现代社会，信息成为企业竞争制胜的关键要素。由此可见，西部地区要经济快速发展需要借鉴东部地区的商品经济观念。
2.更新文化精神，培养创新意识
无论制度创新、还是技术创新，对于经济的发展都是举足轻重的。创新有比较清晰的规律可循。
首先，制度创新先行。创新首先在经济体制领域寻求突破，从而获得发展空间。其次，敢于和善于组合创新要素的企业家精神。企业家敢于和善于组合创新要素服务于企业的创新活动，是经济发展的源源不断的动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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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土地制度及其特点范文第7篇
明清时期，历代统治者也不断强调，将备荒仓储建设置于重要的位置，如朱元璋曾说：“务农重谷，王政所先。古者民勤耕稼之业，故三年耕则余一年之食，九年耕则余三年之食，二十七年耕则余九年之食，是以岁或不登，民无饥色，以储蓄有素故也。朕屡敕有司劝课农桑，而储蓄之丰未见其效，一遇水旱，民即饥困。故尝令河南等处郡县，各置仓庾，于丰岁给价籴谷，就择其地民人年高而笃实者主之，或遇荒歉，即以赈给，庶使民得足食，野无饿夫。其有未备之处，宜皆举行。”他先是“令天下立预备仓，籴谷收贮以备赈济”，后来又感到常平仓平抑粮价的作用不可低估，遂下诏：“今后宜令各府州县设常平仓。每遇秋成，官出钱钞收籴入仓。如遇歉岁，平价出粜。盖米价不踊则物价自平，如此则官不失得，民受其惠矣。”其后历朝皇帝也多有强调，如嘉靖三年，“令各处府按官督该司处置预备仓，以积粮多少为考绩殿最”。清朝建立后，也仿照历代旧制，推行仓储建设。顺治十七年，户部议定常平仓每年春夏出粜，秋冬籴还，平价生息，凶岁则按数给散贫户。后历代清帝也屡颁诏旨，要求各地推行，如康熙二十九年正月诏谕：“重念食为民天，必盖藏素裕而后水旱无虞。曾经特颁谕旨：著各地方大吏督率有司，晓谕小民，务令多积米粮，俾俯仰有资，凶荒可备，已经通行。其各省遍设常平及义仓、社仓，劝谕捐输米谷，亦有谕旨允行。后复有谕旨：常平等仓积谷，关系最为紧要。见今某省实心奉行，某省奉行不力，著再行各该督抚，确察具奏。朕于积贮一事，申饬不啻再三。藉令所在官司能俱体朕心，实有储蓄……嗣后直省总督、巡抚及司道府州县官员，务宜恪遵屡次偷旨，切实举行，俾家有余粮、仓庾充牣，以副朕爱养生民至意。如有仍前玩愒、苟图塞责、漫无积贮者，将该管官员及总督巡抚，一并从重治罪。尔部即遵谕通行。”[1]雍正帝尤其强调仓储的积谷备荒作用，指出：“积贮仓谷，关系民生，最为紧要。”在各种仓储中，他特别重视社仓建设，认为“备荒之仓莫便于近民，而近民莫便于社仓”，即位不久即谕令各省建立社仓，并要求“有司善为倡导于前，留心稽核于后，使地方有社仓之宜，无社仓之害”[3]。由于皇帝的重视，各地社仓建设捷报频传，雍正二年时，各省已“渐行社仓之法”，并最终形成了“省会以至州郡俱建常平仓，乡村则建社仓，市镇则设义仓，而近边有营仓之制，所以预为之备者，无处不周矣”的局面，建立起较为完备的备荒仓储体系。
二、宗族社会保障的发展
宗族是以父系血缘关系为纽带的人类生活共同体。在历史发展的不同阶段，宗族制度的表现形式与性质也不相同。宋代以后，宗族制度发生了显著变化。针对人们血缘观念淡薄的现象，官僚士大夫发起重整宗族制度的活动，一方面通过提倡孝悌伦常，加强对族人思想的控制，另一方面设置族田、建立义庄，通过保障或改善宗族成员生活的手段，维护子孙的生存，达到“敦本收族”的目的。最早的宗族义庄制度可以追溯到北宋范仲淹创立的范氏义庄。1049年任知杭州时，尽出自己多年积余的俸禄，在故乡苏州买田千亩，捐为范氏宗族公产，称为“义庄”，其所得租米，分与全体宗族成员“，供给衣食及婚嫁丧葬之用”。为了保证义庄的运营和持续，范仲淹还亲自制定《义庄规矩》，对义庄收入的分配作了具体安排，对于所有宗族成员都给予定量的粮食布匹，对婚嫁丧葬等给予补助，表现出普遍福利的性质。其后又对宗族子弟的读书就学以及参加科举进行物质激励。正因为如此，范氏宗族成员的生活不只能基本维持，而是得到较大改善，普通族人自不待言“，虽至贫者，不复有寒馁之忧”[6]。范氏义庄起了开导风气、模范后世的作用。明清时期，宗族制度的发展进入了新的阶段。为了重整封建宗法关系，明代各个宗族纷纷建祠修谱、创立族田义庄，族田义庄的数量由是大为增加，所谓“苏郡自宋范文正公建立义庄，六七百年世家巨族踵其法而行者，指不胜屈”[7]“；自明以来，代有仿行之（范氏义庄）者，而江以南尤盛”[8]。据李文治、江太新先生的粗略统计，明代276年间，各地族田义庄资料约有200宗左右，远远超过宋元两代的总和（400年间约70余宗）[9]。进入清代以后，由于皇帝的重视和倡导，加上社会环境的变化，宗族势力日益膨胀，如康熙帝颁行“圣谕”十六条，首条即“敦孝弟以重人伦，笃宗族以昭雍睦”；雍正帝积极阐扬康熙帝的“圣谕”十六条，鼓励宗族“立家庙以荐蒸尝，设家塾以课子弟，置义庄以赡贫乏，修族谱以联疏远”。皇帝的诏谕得到地主士绅的积极响应。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了设立义庄的，以致有“义庄之设遍天下”的说法。据范金民的统计，至清代末年，仅苏州府的义庄数即达到200个之多[10]。适应宗族人口增加、规模扩大等情况，明清时期宗族社会保障主要表现为周贫、济困的特点。范氏义庄的变迁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点。义庄初设时，范氏族人仅90余口，岁入租米800斛，故“以其所入，给其所聚，沛然有余而无穷”[1]。由于宗族成员不断增加，生齿日繁，而义田数量所增有限，且赋课繁重，普遍福利的原则虽未打被，但已窒碍难行，逐渐向以救助族中之贫困成员为主转变。为此清朝康熙十七年《续申义庄规矩》中规定：“体贫劝学以示教养。祖泽本以周急不以继富，嗣后子孙寡妇贫无子老至六十、贫有子老至七十者，俱计年递加优给；其家殷者，虽老无子，例不加给。”丧葬抚恤亦以贫富为实施原则[2]。其后主奉范能浒再次增改，规定：子孙年满16岁，经审核后可以本名支取一份米粮，“年至六十以上加优老一户，七十以上加二户，八十以上加三户，九十以上加四户，如内有无子孙者再加一户，如有废疾不能自营衣食者再加一户。加给之数通不得过五户。如有家道殷实不愿支给者听”；“寡妇守节满三年者，本房房长及亲支保明，批给本名一户米，五年以上加一户，十年以上加二户，十五年以上加三户，二十年以上加四户，过此不加给。”[3]在后来的《增定广义庄规矩》中，明确“济贫”宗旨，对贫困族人予以特别照顾，规定：“谨考先规，子孙不论贫富均沾义泽，遇有极贫，量加周赡，似可无庸再益。但有贫病交加，实在不能自存者，允谊矜念，以广先仁。每岁房支长报名，执事核实，每名给米一户，稍资澶粥，极困者量加。”[4]由此可见，时代愈后，范氏义庄愈是强调济贫功能。从各宗族义庄所订的规则中也可以清楚地看出周贫、济困的特点。江苏无锡胶山《安氏家乘》载有立于万历二十三年的“赡族条件”，其中规定：“族人年力已衰、家无恒产、不能经营生理者，极贫月给米六斗、冬夏布银五钱，次贫月给米三斗、冬夏布银三钱，其能自给者，夏送酱麦五斗、夏布银二钱，冬送糕米一石、布银三钱”；“族有孀居无子，或子幼贫不能养者，极贫月给米五斗、冬夏布银五钱，次贫月给米三斗、冬夏布银三钱，其子成立，住月给米，仍给冬夏布银”；“族人年幼父母俱亡、无兄长抚育者，许近属收养，月给米三斗，岁给布银三钱”；“族有孤贫不能自婚者，极贫助银五两，次三两，又次二两；女不能嫁者，如之……”；“族人有丧贫不能敛葬者，极贫而年高有行者，助银八两，次五两，又次三两”；“族人有卧病危迫、贫不能自医药者，其近属为之延医诊视，助医药之费”；“族中子弟有读书向进而家贫者，县试给纸笔银三钱正案，府试给纸笔路费银五钱，院试给纸笔路费银壹两，进学助巾衫银壹两五钱。乡试助路费银二两”。可见，安氏家族重点对“族人年力已衰、家无恒产、不能经营生理者”、“族有孀居无子，或子幼贫不能养者”“、族人年幼父母俱亡、无兄长抚育者”“、族有孤贫不能自婚者”“、族人有丧贫不能敛葬者”“、族人有卧病危迫、贫不能自医药者”、“族中子弟有读书向进而家贫者”等几种情况进行资助，明显表现出“周贫济困”的特点[5]。浙江萧山来氏于康熙五十年所订“来氏赈米条款”中指出：“宗祠给米，本为孤寡老疾四项极贫无靠而设，其中稍可自存活与亲属可依倚者，便在可以与可以无与之间。夫米止有此数，可以无与而与，则不可不与者与之反少，非哀茕独惠鳏寡之道，故不得不有所分别而稍靳之也”。据此作出具体规定，对于“幼而无父”“、老而无子”“、无夫守志”、“瞽盲瘻痖驼背折肢为废疾父母不能养赡”、“癞瘘痨损鼓胀黄胖为痼疾亲戚无可依靠”等几类族人，分别给米救助[6]。大阜潘氏自徽州迁入苏州，人才辈出，显宦迭现，渐成文化名族，本着“所以专祭祀而恤宗族”之旨，自道光十二年创办“松鳞庄”，对“贫乏者量加赒赠”。道光十七年，制定“松鳞庄赡族规条”，要求对“贫老无依及孤寡废疾不能自养者，自当酌筹矜恤”，具体矜恤对象包括“贫老无依者”“、寡妇贫乏者”、“幼孤男女贫乏者”“、废疾无人养恤者”“、丧葬嫁娶无力者”等[7]。由此可见，明清两代的宗族义庄普遍注意到了对同族成员的生活保障问题，并且在宗族社会保障方面表现出以“周贫”、“济困”为宗旨的特点。
三、民间慈善事业的兴盛
明清时期的社会保障事业虽曾得到政府的大力提倡，但其规模及设施等似未必能超过宋代。而明清时期的最大亮点，无疑是民间慈善活动的兴盛。中国历史上的慈善活动早就已经出现，但其成为一种由团体机构主持的社会事业则始自明代后期。明代中晚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出现了地主城居化的趋势，城镇成为财富和人口的聚集地，为民间慈善组织的产生奠定了经济基础。明代是“结社”风气盛行的时代，社会各个阶层尤其是文人士大夫惯于结成“会”、“社”之类的团体，从事政治、经济、文化等各种活动，为善会善堂的出现作了组织准备。以规劝民众“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为宗旨的劝善书，如《太上感应篇》、《功过格》、《阴骘文》之类，在民间得到广泛传播，对宣扬慈善风气、促进慈善组织兴起也起到了积极作用。应该强调的是，晚明时期的官僚士大夫针对社会弊陋丛生、危机四伏的现状，力图通过端正人心、整顿风俗的方法，重建传统道德和社会秩序。其中崇奉阳明心学者与佛、道合流，强调行善积德、因果报应，扩大了劝善运动的社会基础；而坚持程朱理学者则维护儒学正统，从宣传皇帝圣谕、宣讲乡约入手，将救助贫困视为改良社会的有效手段。两股力量殊途同归，共同推动了民间慈善事业的兴起与发展。如学者所指出的：“晚明以来善书开始大量涌现，标志着一场新的思想运动正在配酿形成，我们可以称之为‘劝善运动’。这场‘运动’既有心学家的参与，更有一般儒家士人的积极推动。其目标则是通过行善积德以求得最大限度的福祉，进而重建理想的社会秩序。用儒家的传统说法，亦即通过‘迁善改过’、‘与人为善’以实现‘善与人同’的理想社会”[1]。因此之故，明末清初以后，善会善堂等民间慈善组织在全国各地广泛涌现。明代后期出现的民间慈善组织主要有同善会、放生会、掩骼会、一命浮图会、救生会（局）、育婴会等。放生指释放、救护被捕捉或将被宰杀的动物，如鸟兽虫鱼之类。这种善举在中国有着悠久历史，且在宋代较为盛行。从明末开始，受高僧云栖袾宏《戒杀放生文》的影响，放生善举得以复兴，放生会、放生社之类的民间慈善组织随之出现。明末清初的杭州、绍兴、南京、常熟、吴江、昆山、桐城、北京、番禺等地都设有放生会或放生社，放生事业十分兴盛。掩骼会的职能为收集掩埋暴露的无名尸骨。对强调入土为安的传统中国社会而言，掩骼是倍受重视的善举，但在明末以前，专以掩埋无名尸骨为职能的民间慈善组织并不多见。至明末崇祯年间，北京和绍兴等地相继出现了掩骼会。崇祯十四年，江苏太仓州遭遇严重旱灾，知州钱肃乐组织一命浮图会。其救助办法为：事先编纂《察举饥户册》，册中每页分三段，上段记施主姓名，中段书写“认救一命”，下段记录被救济者的姓名及救济日期。参加一命浮图会的人，根据财力，可一人救济多人，也可多人合救一人。从当年六月到九月，会员每隔十天向被救济者提供米五升和钱一百文，使其得以维持基本生活。救济活动结束前的九月十五日，参加者召开法会，诵读佛经，向佛祖报告施主和被救济者的姓名。一命浮图会也流行于明末的浙江宁波、绍兴一带。救生会（局）的基本运营模式，是由民间或政府出资雇佣水手，置备救生船，在容易发生事故的水面巡视。一旦发生船舶倾覆或有人落水的事故，救生船应迅速前往打捞。遇难者被救后，由救生机构发给衣被，提供食物和医药，并给予返家路费；若不幸死亡，提供棺木和墓地掩埋，并进行登记，以便家属前来认领。育婴社（会）是以收养弃婴为职能的慈善组织。救助弃婴的活动在中国出现很早，但大都由政府主持。严格意义上的民间育婴组织出现于明末。崇祯初年扬州即设有育婴社（会）。据称，这个由商人蔡琏举办的育婴机构，聚集爱心人士，收容路边弃婴，每人每月出银一钱五分，雇招乳妇，养育婴儿，以三年为期，届时招人领养[2]。育婴社在明末清初的战乱中毁败，清初顺治年间，仍由蔡琏在扬州小东门复建。扬州育婴社对各地产生了很大影响。约略与扬州育婴社同时，浙江绍兴人钱元登创办了名为保婴局的慈善团体，收养遗弃婴孩，雇老妇和乳妇喂养照顾婴孩，并准许家境贫寒的夫妇将子女寄养于局。被遗弃婴孩准人抱养，无人抱养者长成后，由局中代为女子择配婚嫁，为男子提供教育机会和生活出路。不过，明末慈善组织中影响最大的当属同善会。万历十八年，退休官僚杨东明在河南虞城县最早创立同善会，其后不久便被移植到江南地区。从万历后期到崇祯年间，江苏武进、无锡、昆山、苏州、松江、华亭、太仓，浙江的嘉善、杭州均设立了同善会。其中，高攀龙等创立的无锡同善会和陈龙正创立的嘉善同善会影响最大，最具典型。从高攀龙制定的无锡《同善会规例》和陈龙正所作《同善会式》中可以看出，劝善是同善会最主要的目的。这一方面表现为每当同善会聚会之际，都要由主会人公开讲演，向听众进行道德说教；另一方面表现为同善会的救济对象除贫困这一物质标准外，还有道德方面的要求，具体而言，贫困无依的孝子、节妇，属于优先救济的对象，至于“不孝不悌、赌博健讼、酗酒无赖，及年少强壮、游手游食以致赤贫者”则不在救助之列[1]。清代的民间慈善事业出现了兴盛局面，这主要表现在：第一，慈善组织数量众多。明代各地的慈善组织机构的数量尚属有限，而清代的数量则大为增加。第二，慈善组织种类齐全。从施济内容看，有对贫民的施衣、施米、施粥等，有对病人的施药、诊治，有对死者的施棺、代葬及义塚；从施济对象看，有收容孤老贫病者的安济堂，有收容流浪者的栖流所，有收养婴儿的育婴堂、保婴堂、恤孤局等，有救济贞女节妇的恤嫠会、清节堂、儒寡会等，有管束不肖子弟的洗心局、归善局、迁善局等，有综合性实施救济的芹香堂、同仁堂、博济堂等。可以说，清代的慈善组织机构种类齐全、应有尽有，涉及到了慈善事业的各个方面。第三，慈善组织财力充足。明代的同善会经费极少，主要依靠会员的捐助，能用于救济贫困的金额极为有限。到了清代，慈善组织的经费来源扩大，金额大为增加，除了地方官员发起募金以外，他们还把没官田地划归善堂，许多士绅也捐建土地、房屋，从而使得慈善组织的不动产数量大增，经费较为充裕。第四，参与慈善事业的社会阶层更为广泛。清代以前，社会救助活动大多是由地方士绅主持的。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工商业的发达，工商业者开始成为慈善事业中的一支重要力量，办理善举成为会馆、公所的重要职能[2]。第五，慈善活动的经常化。明代的同善会都是定期举行救济活动，或一年二次，或一年四次。而清代的慈善组织则不受时间的限制，随时施行救济，活动趋于经常化了[3]。
四、明清社会保障事业的特点及其启示
清朝土地制度及其特点范文第8篇
目前《尘埃落定》已被译成英、法、德、意大利等15种语言文字，其英译本很受英文读者欢迎。从中国知网检索的信息得知，学者们从以下视角对《尘埃落定》的英译本进行过研究：（1）以改写理论为理论框架，对英译本的翻译过程进行描述与分析，研究意识形态、诗学和赞助人等因素对译者在文本选择以及翻译过程中所采取的翻译策略/方法的影响和操控，用以探讨改写理论对中国文学英译作品的适用性;（2）以维索尔伦语用综观顺应论为理论框架，从语言语境，非语言语境和语言结构角度对《尘埃落定》英译本进行评析，指出翻译是在语境关系和语言结构等层面做出顺应选择的语言转换和文化传递的过程; （3）通过参照含有深层文化信息的各因素对比，对英译本中文化因素的译法进行分析，运用赖斯的翻译批评框架和理论来评价译者的翻译策略，从而探索民族文学英译的借鉴原则;然而，迄今为止，从彼得·纽马克翻译理论视角来分析《尘埃落定》的英译本还属于研究的空白点。本文选取葛浩文的英译本作为研究对象，尝试在彼特纽马克的语义翻译和交际翻译策略的指导下，探讨译者如何恰当处理《尘埃落定》中文化负载词的翻译。
一、语义翻译与交际翻译
彼得·纽马克对于翻译理论、翻译教学学以及翻译技巧都进行了精辟的论述，而语义翻译和交际翻译当为其翻译理论的核心所在。彼得·纽马克在1981年出版的《翻译问题探讨》（Approaches to Translati on ）一书中首次提出，语义翻译是指译者在译语的语义规则和句法结构允许的情况下，尽可能准确地再现原文的上下文意义;而交际翻译是试图使译文对译语读者产生的效果尽可能等同于原文对源语读者产生的效果。交际翻译以译语读者为着重考虑的对象，尽力让译语读者接受原文的内容，不给读者留下任何疑点和晦涩难懂之处;而语义翻译以原文作者为出发点，竭力将原文的信息贴切地传达出来。
从理论上讲，两者的区别是很大的。语义翻译力求保持原作的语言特色和独特的表达方式，发挥了语言的表达功能;而交际翻译的关键在于传递信息，为某类读者量体裁衣，发挥了语言传达信息、产生效果的共功能。语义翻译注重对原作的忠实，处理方法带有直译的性质;而交际翻译则强调译文应符合译人语的语言习惯，处理方法带有意译的性质。而两种翻译策略又有着共同或相似点。第一，两种翻译方法都是建立在认知翻译的基础之上的，都必须服从译入语的语法结构和某些固定的文体特征。第二，如果原文信息具有普遍性，不带文化特征，信息内容的重要性与表达信息的方式和手段同等重要，就可以同时采用语义翻译和交际翻译。第三，语义翻译和交际翻译是一个整体，两者并不冲突，而是相辅相成，互为补充的，因此可以采用两种翻译策略相结合，即彼得·纽马克提出的“a correlative approach to translation”。
二、文化负载词与《尘埃落定》中藏族文化负载词
“文化负载词”又称词汇空缺，指源语词汇所承载的文化信息在译语中没有对应语。“每个国家、每个民族都有其独特的发展历史、宗教信仰、民族风情等，因此每一种语言都有其特定的词汇、成语、典故等，文化负载词反映这些观念和事物”。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藏族的服饰、礼仪、艺术、建筑等诸多方面都打上了佛教的烙印。承载这些文化的词汇反映了特定的藏族历史、文化及民俗习惯，在语义上具有专有性或不对应性的特点。文化负载词与藏族文化负载词都是一个国家、民族文化、历史等发展的产物，但由于藏族文化负载词所反映的是在特定的藏族文化中才具有的事物或概念，藏族文化负载词更具有专有性及独特性。
不同的学者对文化负载词有不同的分法。著名的翻译家和翻译理论家彼得·纽马克（2001）把翻译中涉及的文化负载词分成生态文化词，物质文化词，社会文化词，姿态及习惯文化词。美国翻译理论家 Eugene A Nida 将其分为生态文化、物质文化、社会文化、宗教文化、语言文化（Nida，1974）。本文将结合奈达对文化的分类对《尘埃落定》中藏族文化负载词从以下五个方面进行翻译探讨。
三、语义翻译和交际翻译视角下藏族文化负载词的英译
根据笔者初步研究，发现对《尘埃落定》中藏族文化负载词进行翻译宜采用语义翻译和交际翻译或两者相结合的策略。
（一）生态文化负载词
根据奈达对文化的分类，生态文化即包括一个国家或者民族地理环境，自然环境，气候特征等因素。法国文学史家丹纳指出“创作各种风格的文学都会有特定的时代性、民族性和地域性”。小说《尘埃落定》是作者阿来对川西高原独特风貌和民俗风情的书写，是地域文化的代表，请看实例分析：
例1：麦其土司的官寨确实很高。七层楼面加上房顶，再加上一层地牢有二十丈高。”
Actually， Chieftain Maichi’s estate house was nearly a hundred feet high， with seven stories， a roof， plus a basement dungeon.”
“官寨”、“地牢”反映的是嘉绒藏区所独有的适应其地理环境、气候特征以及宗教迷信的建筑景观，在此译者运用语义翻译的策略分别将其译成“estate house”和 “basement dungeon”。
例2：雪山栅栏中居住的 藏族人。
The Tibetans who live in the Land of the Snow.
阿来生活的家乡位于广袤的西藏高原大地的边缘，雪山、草原、河流、森林等就是养育他的土地和生活常态。藏文化的特殊气质之独特性真实的体现在其雪域高原上，是嘉绒藏区所独有的地貌景观，译者在翻译“雪山栅栏”时，将其首字母大写以突出其独特性，根据纽马克对语义翻译的定义，译者采用了交际翻译的策略很好地传达了原作的风格
（二）物质文化负载词
物质文化覆盖范围较广，包括了服饰，工具，日用品以及产品设施等。由于每个国家以及各个民族的习惯以及风俗的不同，人们使用的物质产品也不同。
例3：牵起长长的百褶裙裾，姿态万方下楼亲自给活佛开门去了。
Hiking up her pleated skirt， she walked grandly downstairs to open the gate.
例4：腰间是巴掌宽的银腰带，胸前是累累的珠饰。
Wearing a silver belt as wide as her hand， with strings of beads around her neck.
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的嘉绒藏区，土司制度，世袭制度依然存在，这些制度将人分为不同的等级，如土司，百姓，科巴，家奴等，不同等级的人其穿着也不一样。“百褶裙据”、“银腰带”、“珠饰”是地位很高的藏族人才拥有的服饰，其对应的译文“pleated skirt”、“a silver belt”、“strings of beads”采用的是语义翻译的策略。
（三）社会文化负载词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其传统风俗，生活方式，个人称呼语，社会地位，礼貌语都属于社会文化的范畴。在小说《尘埃落定》中，有大量藏族文化所独有的制度、礼仪、风俗等社会文化负载词，此处的翻译多采用交际翻译策略。
例5：麦其土司无奈，从一个镶银嵌珠的箱子里去除清朝皇帝办法的五品官印和一张地图。
Chieftain Maichi opened a case inlaid with silver and beads and took out a seal representing the highest official title conferred by the Qing emperor.
“品”是中国古朝代的一种官僚体制，即“官制”，在中国古代的品官体制中，有着“九品管制”，从“一品官”至“九品官”，官职级别由大到小，因此“五品官”属于中级官员，但在西方英语国家并不存在以“品”论官职大小的管制，因此译者在此将“五品官印”译成“the highest official title”，采用的是交际翻译的策略，但是由于译者并没有完全理解中国的品管体制，造成了误译，“五品官”可译为the fifth grade higher-ranking official title， 否则，会导致西方读者误认为麦其土司有着至高无上的权利而非真实的中级官员。
（四）宗教文化负载词
宗教文化包括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宗教信仰，价值观，宗教习俗等。众所周知，藏族是一个非常注重精神文化的民族，有着本民族独特的宗教信仰和情感表现。在嘉绒藏区，苯教是藏区最原始的宗教，随着藏传佛教，印度佛教传入藏区，人们的信仰多元而复杂。
例6：使她能施一道斋僧茶，给死娃娃做个小小的道场。
So she could pay for a vegetarian meal and tea for the monks to perform rites for the dead.
“斋僧茶”、“道场”有着深厚的藏族宗教文化内涵，葛浩文将“斋僧茶”、“道场”分别译成”a vegetarian meal”和“perform rites”，虽然并未传神的呈现原作的文化深层含义，但译者采用交际翻译策略传达了原作的语用效果。
标题“尘埃落定”这四个字本身有着深邃的宗教文化内涵：灵魂蒙尘，最终落定，人得以解脱，是对苯教神话作一个收束。根据藏苯教，“尘埃”即世俗的点点滴滴，它指困扰人生的一切纷繁杂事。而葛浩文通过突出小说主题、突显小说美感来引起西方读者的兴趣，从而将“尘埃落定”译为“Red Poppies： A Novel of Tibet”。考虑到译文的可读性，葛浩文采用了交际翻译的策略。
（五）语言文化负载词
语言文化负载词体现的是某一语言的发音、词语以及句子结构。小说《尘埃落定》特殊的文化背景中，其语言文化负载词既有藏语特色又有汉语特色。如：
例7：这时候，我在心里叫我的亲人，我叫道：“阿爸啊！阿妈啊！”
I called out silently to my family. Ah-pa！ Ah-ma！
例8：寨子里住的人家叫做“科巴”。这几十户人家是一种骨头，一种“辖日”。
The families living in those stones fortresses were called Kabas， and all belonged to same bone or shari.
“阿爸”、“阿妈”是藏族人称呼爸爸，妈妈的一种特有的方式，在英语中并没有对应的称呼语，葛浩文将其译为“Ah-pa”、 “Ah-ma”，根据语义翻译的特点，译者在此运用了语义翻译的策略。
四、结语
笔者通过研究彼得·纽马克的语义翻译与交际翻译理论以及葛浩文夫妇的翻译思想，发现二者有相通之处，并得出以下结论：
在彼特·纽马克翻译观下，葛浩文夫妇在翻译《尘埃落定》时，根据不同类型的文化负载词灵活运用语义翻译和交际翻译策略以及两者相结合的策略，但为了最大限度地保留源语言的文化特色，译者以交际翻译为导向，以语义翻译为补充。
本文在彼特·纽马克翻译理论指导下，对《尘埃落定》及其英译本中的藏族生态文化、物质文化、社会文化、宗教文化和语言文化负载词的翻译策略分类进行了分析，不仅丰富和拓展了《尘埃落定》英译研究的内容和视野，而且为今后藏族文化负载词的英译研究带来启示，同时也证明了纽马克翻译理论对文学翻译的解释力度，且能够为中国文化，尤其为中国少数民族文化“走出去”提供新的思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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