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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龄化现状与趋势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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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龄化现状与趋势报告范文第1篇

关键词:人口红利;农村空心化;人口老龄化

由于少儿人口减少、老年人口增多和人口流出的多重影响,湖北省人口红利日渐减少并最终消失,劳动力工资上涨、社会养老压力增大等问题将凸显。人口红利的变化会对湖北省的经济、社会、人口等领域带来不同程度挑战,正确认识这些挑战是制定应对之策,促进湖北经济社会稳步发展的第一步。

一、人口领域的挑战

1、劳动力市场将从“无限供给”转向“供不应求”

人口红利消失意味着劳动年龄人口的减少,原先无限供给的劳动力市场将会发生根本性的转变,逐步过渡到供不应求的状态,这也昭示了刘易斯拐点的到来。从湖北人口年龄结构变动趋势看,2010年之后的劳动力市场开始出现了局部性的劳动力供给紧张,说明湖北劳动力市场开始迈上转型之路。其中的原因在于湖北省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大规模转移基本完成,劳动力市场供给逐年减少。根据预测,湖北省的劳动年龄人口绝对数在2011年达到峰值4408.22万人,以后会逐年减少;到2020年减少到4194.47万人,到2040年再减少至3870.91万人。

2、人口政策面临着“由紧转松”的社会诉求和压力

上个世纪80年代,湖北省人口出生率一直维持在20‰左右;进入90年代,人口出生率开始较快下降,从1990年的21.6‰下降至1999年的11.57‰,整个90年代湖北省人口出生率仍高于10‰;进入2000年之后,人口出生率开始个位数增长,平均维持在9‰左右。从妇女总和生育率指标看,建国初湖北省妇女总和生育率为6.23,70年代初下降到3.24,到1980年又降至2.12,基本达到国际低生育水平标准,2010年达到1.35,已然是超低生育水平标准。

湖北省人口出生率短期内的急剧下降,一个关键原因就是我国所实施的以“独生子女”为特色的严格计划生育政策。计划生育政策的效果是显而易见的,但是30后的今天我们面临着与30年前完全不同的人口形势,少子化和老龄化成为两大人口特征,并衍生出诸如人口红利快速流失、劳动力短缺、未富先老、独生子女病等很多社会问题。当前,有必要对既有计划生育政策进行反思,从政策角度提出应对人口红利流失和人口老龄化的对策,促使湖北省人口健康持续发展,更好的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求。

二、经济领域的挑战

1、人口老龄化会导致湖北消费市场低迷、内需不振

对于人口年龄结构与消费之间的关系,主流观点认为人口年龄结构老龄化会对消费结构、消费水平产生影响,王金营等(2006)人的研究表明,人口抚养系数的提高特别是老龄化程度提高的影响,使得人均收入提高所带来的的消费水平提高的速度将会减小,老龄化将会降低未来的消费水平和消费比率。劳动年龄人口是人口红利的主要创造者,随着劳动年龄人口数量逐步减少和劳动年龄人口占比的降低,往往容易带来消费市场低迷。

一方面,劳动年龄人口既有较强烈的消费意愿,更有足够的消费能力支撑;而老年人口靠退休金生活,本身用于医疗和看护的开支占很大比重,能用于市场消费的资金非常有限,学者们一般认为老年人的消费水平相当于老龄年龄人口的70%-80%(李建民,2001)。人口老龄化程度日益加深,势必会造成社会上整体消费意愿、消费能力和消费水平的下降。另一方面,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加深,对未来养老问题的担忧会影响人们的消费-储蓄倾向,尤其是在我国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保障水平低的时代背景下,随着“四二一”家庭①数量的增多,更引发了人们普遍的养老焦虑,增加储蓄“以防后患”成为人们理性选择,进一步增强了人们的储蓄意愿。储蓄增多势必会压缩人们日常的消费开支,导致消费市场逐步走向低迷。未来湖北省人口红利会渐渐消失,这意味着整个湖北省的消费市场会不断低迷,这对实施“扩大内需”战略、促进中部崛起是个巨大挑战。

2、劳动力成本上升不利于湖北承接外部产业转移

湖北省地处我国最中央地带,经济发展水平落后于东部沿海地区、劳动力成本也低于东部沿海地区,有条件成为国内外产业转移的主要承接地,湖北省也为承接产业转移做了大量工作,吸引外部资金取得了不俗成绩。仅从引进外国资本来看,2012年外商直接投资达到56.66亿美元,是2008年的1.75倍。湖北省人口年龄结构快速走向老龄化,劳动年龄人口减少,这带来了劳动力成本上升,对承接国内外产业转移是个不利的影响,并且这种影响已经开始显现。国内东部沿海的劳动密集性产业,尤其是服装、玩具、制鞋等行业已经开始从当地转移,但是这些行业并没有转移到湖北省,有些是跳过湖北直接进入西部地区,有的甚至直接转战东南亚。湖北省人口红利流失带来的劳动力成本上升,会让湖北在承接产业转移的竞争中失分,而现代和新兴产业的培育又面临着竞争力不足的困境,这会让湖北陷入“传统的未引进来,现代的未长起来”的尴尬境地,对保持经济持续较快发展相当不利。

3、人口红利趋减会制约湖北经济可持续增长能力

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的积极作用已经被众多国家和地区的发展事实所证实,最为人所知的是日本、韩国、中国及亚洲四小龙所创造的“东亚奇迹”。改革开放以来,湖北省的经济发展也较多的得益于逐步释放出来的人口红利。湖北省于1992年进入人口红利期,在1992年之前,GDP年均增速低于10%;但是1992年之后,GDP增速超过了10%,其中1990年代年均增速达到10.55%,进入新世纪第一个10年,湖北省GDP年均增速达到12.92%。可见,人口红利期的GDP年均增速要远远的高于人口负债期的GDP年均增速,并且随着人口红利的不断扩大,GDP增速也逐步加快,这充分证明了人口红利与GDP增速两者间的正相关关系。

既然人口红利是经济增长的一个推动力量,那么“人口红利的消失必然会影响到经济增长”的结论就成了不证自明的真理。2015年,湖北省人口红利会达到峰值,之后人口红利会慢慢消失,到2037年转变成人口负债。在人口红利逐步消失这段时间,也是湖北省产业结构调整、经济发展转型的时期,其经济发展速度会适当回落,这也是经济发展规律使然,但是人口红利消失与经济转型发展相叠加,有可能让经济发展速度大幅下滑,从而引发更多经济社会问题。如何减少人口红利消失对经济发展的冲击,保持合适的经济增速,是湖北省面对未来30年经济发展必须解答的问题。

三、社会领域的挑战

1、人口红利趋减增大了湖北社会养老难度

湖北省人口红利消失的过程,也是人口老龄化不断加剧的过程。2010-2036年,65岁以上人口占比将从8.9%上升至20.18%,提高了11.28个百分点,平均每年提高0.45个百分点;其中到2020年65岁以上人口占比超过14%,标志着湖北省开始由老龄化社会进入老龄社会。人口老龄化过程有两个问题值得引起重视,一是人口老龄化进程中城乡之间差异明显,农村人口老龄化程度快于、重于城镇。根据湖北省老龄办联合武汉大学所做的研究报告《湖北人口老龄化现状趋势与对策》显示,2010―2035年之间,农村老龄化比重始终高于城镇3―6个百分点。农村人口老龄化将于2016年超过20%,2028年超过30%,达到中、重度老龄化状态,而城镇则分别延迟到2022年和2032年,延迟4―6年②。二是高龄老人数量急剧增加。2010年,湖北省80岁以上高龄老人76.49万人,占65岁以上老人的15.04%;到2020年,高龄老人数量将达到142.01万人,占65岁以上老人的16.87%;2020年之后,随着预期寿命的增长和老年人群体的扩大,高龄老人的数量和占比还将继续提高。老年人的高龄化,将对社会养老、特别是护理问题带来更大的挑战和考验。

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快速提高,整个社会面临的养老压力日益加大。一方面,政府的养老开支会大幅增加,政府养老金账户可持续性存在较大风险。另一方面,家庭的养老开支会大幅增加。计划生育带来了较为严重的“少子化”现象,湖北省的0-14岁少儿人口占比从1982年(三普)时的32.17%下降至2010年的13.19%,下降了近20个百分点。少子化导致了大量“四二一”家庭,未来的大部分家庭将不得不独自赡养四个老人,家庭的养老开支将大幅上升,这必然会抑制家庭用于其它方面的消费,不利于扩大消费市场,这也是老龄社会削弱社会活力的逻辑所在。

2、人口红利趋减致使湖北出现大量农村空心化③现象

湖北省是人口净流出省份,2012年,净流出人口581.11万人④,且净流出规模逐年增加。湖北省流出人口中,绝大部分是农村人口,“农民工”是流出人口的主力军。农村人口大量外流,不可避免的带来了部分农村的空心化,农村空巢家庭大量出现,农田荒芜,农宅空置,农村凋蔽,部分农村因此而走向消亡(陈池波等,2013)。从统计数据看,1990年,湖北省共有村民委员会32765个,到2000年减少至32400个,2010年再减少至26018个,20年的时间累积减少6747个村民委员会,平均每年减少300多个村民委员会。这其中有村合并的因素,但主因还是农村人口大量外出导致农村空心化,并最终让这些村落消亡。

2012年,湖北省城镇化率达到53.5%,未来城镇化率提升的空间还很大,假设城镇化率提高10个百分点,则意味着还要有超过500万的农村人口转移到城市中来,这必然会进一步加剧农村空心化和农村消亡。农村地区人口红利流失地,因人口红利流失而呈现的农村空心化现象对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个巨大的挑战,加快促进农业规模化经营、农村人口集中化居住将成为必然的发展方向。

贵州大学研究生创新基金项目“人口红利概念界定及其测算方法”(基金编号:研人文2013041)。

参考文献:

[1]王金营、付秀彬:考虑人口年龄结构变动的中国消费函数计量分析――兼论中国人口老龄化对消费的影响[J],人口研究,2006年第1期。

[2]李建民:老年人消费需求影响因素分析及我国老年人消费需求增长预测[J],人口与经济,2001年第5期。

[3]冯飞等:中国承接国际产业转移的发展阶段与基本特征,中国经济时报,2006年10月17日。

注解:

①“四二一”家庭指的是夫妻两人,上面有四个老人,下面有一个孩子的家庭,2个人供养5个人的家庭。

②《湖北人口老龄化现状、趋势与对策》中人口老龄化采用的60岁以上人口占比。

老龄化现状与趋势报告范文第2篇

关键词:人口老龄化;房地产业;可持续发展

中图分类号:F293.3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08)13-0185-02

21世纪以来,房地产业在中国国民经济中的支柱性地位愈加凸显,它是“城市化发展”过程中的客观要求。因此,房地产业的可持续发展程度直接关系到中国的城市化建设是否是可持续的,从而影响到中国现代化建设等多方面的可持续性发展。在中国城市化快速发展的同时,人口老龄化趋势也更加明显,而人口老龄化的问题不仅是数量增多的问题,还存在一系列因为数量增多和老年人口自身变化引起的其他问题。

一、中国人口老龄化现状及趋势

1.中国人口老龄化的现状

据统计,2006年中国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13.28%,65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9.18%[1]。按照国际标准,中国人口已经达到老龄化水平。与此同时,中国人口老龄化还存在着与西方发达国家人口老龄化所未有的一些问题。诸如,中国人口老龄化速度特别快,60岁以上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从7%增加到14%,法国经过了115年,瑞典经过了85年,德国、美国经过了50年左右,而中国不到30年就达到这个水平[2];中国的人口老龄化具有比较明显的“未富先老”特点,特别是在农村地区,2005年全国农村人均纯收入为3 255元,这样的收入水平很难承受老年人口增多所带来的物质和精神上的压力;此外,中国养老保障体系还很不完善,在大多数的农村地区,家庭养老仍然是广大农民的主要养老形式。

2.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发展趋势

生育率下降、死亡率下降、人的预期寿命延长及人口的迁移是影响人口老龄化程度的主要因素。随着科学技术水平的发展、人们生育观念的转变和城市化进程的推进,生育率和死亡率都会最终达到低水平的均衡发展,人们的预期寿命会持续增加,人口迁移发生的可能性也将更大,所以人口老龄化将越来越影响社会经济发展的各方面。中国60岁以上人口占全部人口的比例:1990年5.57%;2000年6.96%;2003年10%[3]。到2010年,中国的老年人口总数将达到1.71亿,房地产业的发展能否满足这么庞大的特殊人群的需要是衡量它是否可持续发展的标准之一。

二、人口老龄化对房地产业可持续发展的影响

房地产业的可持续发展是指既要满足当代人对房地产业的各种需求,又要合理利用土地资源,保护生态环境,为后代人的生产生活创造必要的空间发展条件[4]。英国学者韦克斯在研究老年人口问题时曾概括地指出,现代老年人问题主要是基于老年人在以下几个方面发生显著变化而造成的:经济来源所得方面的变化;社会角色与人际关系方面的变化;心理和生理方面的变化;身体健康方面的变化。正是因为这些方面的变化使得老年人口群体对房地产业提出了新的要求,同时,老年人口增多导致老年扶养比上升将会影响到整个人口的经济承受能力等。

1.老年人口的收入水平与房地产业的可持续发展

消费是生产的目的,也是生产的动力,所以,房地产业发展的动力来自于人们对它的消费。同时,房地产的消费不同与其他普通生活资料消费,它需要消费者具有相当实力的经济收入水平。由于老年人口在市场竞争中处于弱势地位,他们的收入会受到体力下降等因素影响,再加上退休收入减少,这样以来,老年人口群体中有购买房屋能力的人比较少;另一方面,老年人口中也有一些在年轻时已有房屋,不需要再购买房。总之,老年人口都不能成为推动房地产业发展的主要力量,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加重,房地产业别是商品房的发展速度会受到更为明显的影响。

2.老年扶养比上升与房地产业的可持续发展

老年扶养比是指某一人口中老年人口数与劳动年龄人口数之比,它是从经济角度反映人口老化社会后果的指标之一。人口老龄化是老年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比重不断加大的动态过程,老年人口逐渐增多,而生育率保持不变或降低,就必然会使得老年抚养比上升。人口年龄结构预测表明,我国老年扶养系数从1970年起一直上升,1975年为12.9%,1999年为13.5%,2010年为17.4%,2030年为37%,2050年则进一步上升为47.5%[5]。老年扶养比上升,老年人口增多,则赡养费用也增多,劳动力成本就大大提高了。而且,老年人口是退出劳动年龄的人口,随着时间的推移则越来越远离劳动,成为纯被扶养人口[6]。

3.老年人口身体素质、心理需求变化与房地产业的可持续发展

劳动力资源是推动房地产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力量,人口老龄化加重使得劳动力的供给减少,也使得劳动年龄人口的平均年龄上升,老年劳动人口规模变大。从人的生理功能角度来看,人的身体素质到一定年龄后就随着年龄的上升而降低,所以,在人口老龄化过程中,劳动年龄人口的整体身体素质有下降趋势,从而不能更好地创造房地产发展的人口环境。

在人的老年时期,生理与心理等方面与中青年时期有很大差异,在住的方面,他们希望能满足安全性和私密性的基本要求,同时,人口老龄化中的高龄化现象突出,高龄老年人更多的身体行动不便者,所以,房地产在开发时需要不断考虑到满足老年人需要而进行的对住宅房基础设施和功能改善的建设,而基础设施和功能改善建设需要大量资金和技术的投入,一些企业考虑到眼前利益就可能忽视此类建设,这样房地产业的供给就难以满足广大老年人群的住房需要,房地产业的可持续发展也将无从谈起。

4.农村劳动力转移受到限制影响房地产业的可持续发展

房地产业我们虽然把它定性为第三产业,实际上和其直接相关的建筑属于第二产业,其职工中有相当大部分是属于从事体力和重体力劳动。虽然现在许多工地逐步在实施机械化,但在施工过程中体力劳动仍是一个比重相当大的工作。从目前的建筑工地来看,很多工地,除少数的管理人员是建筑公司的职工外,绝大多数都是来自农村的民工。不少人认为,农村可以为城市建设提供无限的剩余劳动力,实际上,情况并非如此,随着农村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加重,一些局部农村也已经存在着劳动力不足的现象。比如,四川家户土地休耕、抛荒原因中劳动力不足的占36.5%;将土地租供或送人原因中劳动力不足的占60.8%[7]。农村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影响一方面表现在:老年人口增多,需要更多年轻人照顾,年轻劳动力进城的可能性降低;另一方面,人口老龄化造成劳动人口比例下降和劳动人口年龄偏高,使得劳动力的转移受到限制。这样以来,房地产业开发所需要的劳动力逐渐稀缺,开发成本则相应提高,房地产业的健康发展受到影响。

三、小结及建议

人口老龄化中的老年人口群体是一个特殊的群体,但却不是孤立的群体,老年人是社会、家庭的重要成员,所以他们的生存需要和发展需要影响到社会经济的方方面面。人口老龄化对房地产业可持续发展的影响更多的是间接的、长远的,甚至在目前是微不足道的,但从长远来看,通过采取一些措施一方面可以让老年人口共享社会经济发展成果,另一方面还能解决人口老龄化中“老有所居,老有所乐”问题和房地产业供需矛盾等问题。

1.加大老年公寓等其他老年服务机构的建设。我国的人口老龄化是与人口转型和社会转型同步发生的,人口老龄化程度加重的同时,家庭规模在减小,传统的养老方式受到挑战,家庭养老压力加大,因此,有人认为应当放宽计划生育政策来缓解家庭的养老负担,这样只能解决暂时的问题,却会产生更大的人口压力,加重人口与资源的矛盾,形成恶性循环;我们应当把家庭养老和社会养老相结合,改变传统的家庭养老的单一模式,这就需要建设相应的养老设施保障社会养老得到推行与支持。

2.加大房地产业中的技术创新与应用。目前,我国房地产业的技术含量较低,缺乏先进的设备、技术,许多建设行业仍停留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水平。只有通过新技术的应用,才能建设功能齐全、设计人性化的房地产业,才能充分满足人口老龄化中不断增多的老年人口群体的特殊需要。

3.提高年轻年龄段的人口文化素质。老年人的文化素质直接决定着老年人口的就业、经济收入、经济生活来源和供养状况,并间接影响到他们的身体健康和文化生活状况。受低水平的历史发展和教育发展制约,现阶段的老年人口整体文化水平是比较低的,再加上老年人对事物的接受能力比较低,所以提高现阶段老年人口的文化素质难度较大,但应重视提高年轻年龄段人口的文化素质,为他们将来的老年生活打下良好基础,最终才能对房地产业的可持续发展产生积极影响。

参考文献:

[1] 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7.

[2] 蔡,顾宝昌.人口转变的社会经济后果[M].北京: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70.

[3]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研究所《中国人口年鉴》编辑部.中国人口年鉴[M].北京:经济出版社,1991.

[4] 郑应亨,欧小莉.人口与我国房地产业的可持续发展[J].重庆大学学报,2005,(1).

[5] 熊必俊.人口老龄化与可持续发展[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2:275.

[6] 田雪原,等.21世纪中国人口发展战略研究[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

[7] 西部人民的生活――中国西部省份社会与经济发展监测研究数据报告[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6.

[8]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研究所.中国老年人口文选[M].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1989.

Brief View on Population Aging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China’s Real Estate Industry

TANG Kang-fen, XU Gai-ling

(Sichuan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 Chengdu 610071,China)

老龄化现状与趋势报告范文第3篇

关键词:人口老龄化;股票价格;负相关

中图分类号:C9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4)06-0-01

前言

我国早在1999年,就已经迈入了老龄化社会行列当中,如今正处于劳动力不足、人口老龄化严重的社会阶段。不少学者提出国家应当放弃计划生育政策等建议,否则中国经济发展将受到很大的阻挠。2008年金融危机席卷全球,中国股市受到剧烈冲击,上证指数从6000多点到如今的2100点左右,低迷的股市加上人口老龄化加剧带来的经济发展压力日益增大,让人不禁思考,中国的人口老龄化和股票价格之间是否存在某种相关关系,人口老龄化的加剧是否是抑制股票价格上涨的因素之一,本文将从人口老龄化影响股票价格的传导机制的角度出发研究人口老龄化和股票价格之间的相关关系。

一、人口老龄化影响股票价格的传导机制

1.人口老龄化影响资产供求

从总的资产供求方面来看,随着老龄人口不断增加,出于中国老年人的传统想法,现金在手才是最安全的,于是老年人会纷纷减持资产,套现以获得资金,这样一来,资产的需求减少,而供给相对增加,就会造成资产价格的下降。以沪市为例,2001年,60岁以上的老年人在沪市投资者开户数中所占比例为7.03%[1]。随着老龄人口比例不断增加,老年人开户数和所持资产规模不断增大,相应其投资行为对股票价格影响变大,老年人一旦减持资产,会给股票价格带来不小的冲击。

2.人口老龄化通过利率传导影响股票价格

从影响利率角度来看,根据美国经济学家弗兰科莫迪利安尼(F.Modigliani)的生命周期的消费理论,如果老年人人口比例增大,则消费倾向会提高。再引用凯恩斯的利率决定理论,在两部门经济中,IS曲线的代数表达式为:

其中,r表示利率, 是消费者的初始消费,e是自主投资,b是利率对投资需求的影响系数,y是消费者的可支配收入,β是消费者的消费倾向。当假设其他因素不变时,边际消费倾向增大,利率r就相应增大,利率上升,就会引起债券、股票等证券价格的下降。

3.人口老龄化迫使企业转型,影响股票价格

伴随着我国老龄化程度的提高,青壮年劳动力减少,社会整体劳动力供给不足,导致这些低端制造企业发展受限,迫使其积极转型。从短期来看,企业转型增加生产成本,减少利润,引起其股票价格的下降,但从长期看,转型成功即意味着技术的创新和进步会使企业提高生产效率,减少生产成本,企业效益增加引起股票价格的升高。

4.人口老龄化带来潜力巨大的老年产业

据悉,2014年,中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将达到2亿,到2026年将达到3亿[3]。规模如此庞大的老年群体必将产生巨大的消费需求。来自国家老龄委的数据显示,2010年我国老年产业的规模达到近1万亿,预计2050年左右,中国老年人的消费需求将达到5万亿元,这给我国的老年产业发展带来了契机。 特别是食品、医疗、营养保健等行业是老年消费群体主要需求,护理、服装、餐饮、旅游、娱乐健身等正成为其新增需求点,保险、金融领域吸引力也日益扩大。因此,行业的蓬勃发展会带动股市的繁荣,从而推动股票价格上升。

综合上述四个传导途径来看,人口老龄化对股票价格既有促进作用亦有抑制作用,为得到二者效应强弱,本文将进行实证分析。

二、实证分析

由于2005年至2008年期间,国家实行股权分置改革、爆发全球金融危机和国家出台四万亿经济刺激计划等特殊事件的发生,本文对其予以剔除,就通过对2001~2005年和2009~2012年正常年间的上证综合指数(年度收盘值)y和老龄人口比例x(年度数据)建立相关回归模型,分别得到ln y=10.8659-0.4896x,y*=13400.48-1200.45x* ;在给定显著性水平10%下,二者皆通过显著性检验,且y与x的相关系数r分别为-0.8408,-0.9377,表明人口老龄化与股票价格之间具有较强的负相关关系即人口老龄化加剧会抑制股票价格的上升。

三、对策与建议

1.未来全面放开二胎,改善人口结构

在2013年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中,会议通过了男女双方或任一方为独生子女可以生二胎这一政策,表明国家已意识到计划生育与当今国情的不符。本文认为,从长期来看,国家要结合试点实际情况,在合理预测和控制人口总量的前提下,实行二胎全面放开人口政策,改善人口结构。

2.促进企业升级转型,存优弃劣

一方面市场经济条件下,生存困难的低端制造企业自动退出市场,节约资源,另一方面国家要积极扶持和引导有潜力的企业进行转型,加强技术创新。从长期来看,生存下来的企业获得长足的发展,股价上升,提振了市场信心,进而推动股市发展。

3.积极和正确引导老年人投资股市

本文认为,政府联合证券公司、证券交易所等金融中介机构要在老年人群体当中积极开展宣传,定期举办股市投资教育和培训等活动,吸引和正确引导更多的老年人投身于股市投资当中,使其投资方式趋向多元化,未来形成股市个人投资者当中的一股重要力量,这对促进股票价格的上升和股市的繁荣具有重大作用。

参考文献:

[1]陈成鲜,王浣尘.人口老龄化对我国股票市场的影响分析[J].证券市场导报,2003(04).

[2]高鸿业.《西方经济学(宏观部分)》第五版[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老龄化现状与趋势报告范文第4篇

[关键词]人口老龄化;农业经济增长;面板模型;三大区域

1引言

农业是国民经济重要的基础性生产部门,同时也是劳动力资源的需求部门。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吸引大量农村青壮年劳动力流入城镇,老人成为农业生产的主要劳动力。在经济水平不同的地区,农村人口老龄化对农业经济的影响也有差异,值得我们重视。针对农村人口老龄化问题及其影响,国内外学者进行了大量的研究。毛雪峰(2009)分析表明:农业生产主体逐渐向年龄大的层次偏重,老龄劳动力在中国农业生产中占相对重要的位置。李旻(2010)利用辽宁省2003~2008年的固定农户连续跟踪调查数据,分析得出辽宁省农业劳动力已明显出现老龄化现象,并有持续加剧的趋势。陈锡文(2011)在计算农业劳动力投入对农业产出的贡献度和农村人口老龄化对农业劳动力投入增长的影响的基础上,得出2002年以后农村老年人口比重升高对农业产出产生负作用的结论。郭晓鸣(2014)根据四川省501个农户的问卷调查发现,传统农业区的人口老龄化现状远远高于城镇,60岁以上老人成为农村家庭农业生产的主力军。本文在已有相关研究成果基础上,试图探讨东中西地区农村人口老龄化对农业经济增长的影响,并提出可行性的建议。

2模型设定和变量选择

2.1模型设定

本文以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为基础,兼顾劳动力、人力资本、城镇化和产业结构的变动影响农业经济发展,建立面板数据模型为:其中:Y为人均第一产业总值,K为人均农业物质资本,H为人均农业人力资本水平,age为农村人口老龄化水平,UR为城镇化程度,IS为产业结构。

2.2变量选择

人均农业增长水平(Y):为第一产业增加值与第一产业从业人员数之比,人均产出体现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富裕程度,同时较高的人均产出量,保障充足的老年人口经济资源。为合理反映农业实际产出,以1985年为基期,在剔除价格变动的基础上转换成不变价人均第一产业增加值。人均农业物质资本(K):本文参考陈锡文(2011)采用农村生产性固定资产原值乘以固定资产投资缩减指数推断2000~2014年各地区的农业物质资本。并用估算结果除以第一产业从业人员得人均农业物质资本投入。人均农业人力资本水平(H):由于农村地区统计数据有限,选取中国人力资本与劳动经济研究中心编制的《中国人力资本报告2016》中各地区乡村实际人均人力资本衡量教育收益和教育质量对人力资本的影响。农村人口老龄化(age):现有研究衡量农村人口老龄化的常用指标主要有乡村老年人口抚养比和农村人口老龄化率(农村65岁以上人口占农村总人口的比重)两个指标,前者从经济角度反映人口老化社会的后果,后者从农村总人口的角度考察农村老年人口的分布。本文将两个指标分别建立模型进行研究对比和分析,并加入乡村少儿抚养比与乡村老年抚养比进行经济角度的纵向研究。两个控制变量:城镇化程度(UR):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产业结构(IS):第一产业生产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考虑样本数据的完整性和统一性,本文选择2000~2014年中国29省面板数据。由于数据缺失,本文没有考虑和上海两个地区。数据来源为《中国农业年鉴》《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中国人力资本报告2016》以及各省市的统计年鉴。

3实证结果与分析

中国各地区农业经济发展具有明显的区域差异,农业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同使得各地区的农民收入和农民生活水平均有较大差异,而农民生活水平的高低直接影响农村人口的预期寿命,进而对农村人口老龄化进程产生影响。此外,随着城镇化的发展带来中国农村地区大规模的年轻人口流出,加剧各地区农村人口老龄化发展程度。图1依照国际惯例将乡村65岁以上人口占乡村总人口7%为基准,绘制各地区的2014年农村人口老龄化水平。从图中清晰发现:新疆、青海和三个地区农村老年人口比例均在7%以下,说明这三个地区还没进入农村老龄化社会;农村人口老龄化程度较高的地区主要集中在江苏、浙江、山东、辽宁等东部一些经济发展较快的区域,以及重庆、四川、安徽、湖北等一些劳动力流出大省市。因为各地区农村老龄化程度存在较大的差异,本文分东中西三个地区,分别对其进行回归,以期发现农村人口老龄化对农业经济影响是否存在地区间差异。对东中西三大区域分别建立模型,结果如表一所示。从表1来看:Hausman检验对应的P值<0.05,选择固定效应模型是最为合适的;根据农村老龄化指标,无论老年人口抚养比还是老年人口比重,可以看出农村人口老龄化对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农业经济增长产生正向影响,但制约了西部地区的农业经济增长;这可能主要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人口流动有关,东中部地区较西部地区地理位置优越、经济发达、科技优先应用等优势,农业人才和现代化设备的引入缓解老年人口带来的负向影响,相反,西部地区大规模的青壮年劳动力流出,老年人口成为农业生产的主要力量,造成农业人才严重缺失和现代化设备不足,很难寻找劳动力的替代品。西部地区物质资本对农业经济增长的回归系数最大,西部>中部>东部,这和现实情况也是相符的,由于东部地区经济优势、人才优势、发展优势等促进其由传统农业转型为现代化农业更有优势;人力资本投入显著促进农业经济的发展,其估计系数仅次于物质资本投入。

4建议

根据上述结论,我们提出两点的政策建议。首先,科技和人才引领农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关键在科技进步。加大农业新科技的研发、推广力度和高端人才培养。政府和企业应投入大量资金从事农业新科技的研发、新型用药、老年机械设备的研发等等,并加大推广力度,使农业科研和农业生产最大限度相结合。其次,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和产业结构优化。建立城乡一体化互补性的现代农业产业结构,充分运用新技术带动新要素由城市向农村转化转移。推动建立一二三产业融合现代农业,发展信息农业、电子商务农业、互联网农业等各类新的产业。

[参考文献]

[1]李旻,赵连阁.农村劳动力流动对农业劳动力老龄化形成的影响—基于辽宁省的实证分析[J].中国农村经济,2010(09).

[2]陈锡文,陈昱阳,张建军.中国农村人口老龄化对农业产出影响的量化研究[J].中国人口科学,2011(04).

[3]杨俊,杨钢桥,胡贤辉.农业劳动力年龄对农户耕地利用效率的影响—来自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地区的实证[J].资源科学,2011(09).

老龄化现状与趋势报告范文第5篇

人口结构是指一国或地区在一定年度内的人口构成状况,一般可以按照年龄、性别、种族、收入阶层等方面进行划分。人口结构的变化对一国或地区劳动力市场、消费、储蓄、经济规模等都会产生较大影响。由于不同年龄阶段的人口数量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不同,劳动年龄人口的数量、年龄变化趋势会对经济产生较大影响。因此,人口的年龄结构变化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尤为明显。当前,我国人口结构变化主要表现为老龄化。按照国际通行标准,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达到7%的社会就是老龄化社会,这一比重达到14%的社会就是深度老龄化社会,这一比重达到20%的社会就是超级老龄化社会。2001年我国65岁及以上人口数量为0.9062亿,占我国总人口的比例达到7.1%,表明我国已经进入了老龄化社会。此后,我国老龄化社会进程加速发展。到2012年,我国65岁及以上人口数量为1.94亿,占我国总人口比重达到14.3%,表明我国已经进入了深度老龄化社会。《中国老龄事业发展报告(2013)》预测,2013年我国老年人口数量将突破2亿,达到2.02亿,占全国总人口的14.8%。联合国《世界人口展望2010》数据显示,我国社会老龄化程度将不断加深,到2050年我国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比重将达到30.8%左右。届时我国老龄化程度会逐年超过美国、英国,并接近法国、加拿大等发达国家。与老龄化相伴随,使老龄化不断加速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少子化,这也是我国人口结构的另一个主要特征。少子化是指由于出生率下降而造成的0-14岁低年龄人口比例不断减少的现象。计划生育政策持续实施是少子化最主要因素,当然,人们生育观念的改变、生活节奏的加快、生活压力增大也客观上对少子化产生了一定影响。数据显示,自1982年开始,我国0-14岁年龄段的人口比例一直呈下降趋势。《世界人口展望2010》数据显示,2000年我国0-14岁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为25.21%,到2010年该比重下降为19.19%。与其他一些发到国家相比,我国少子化的进程发展较快。2000年我国0-14岁人口比重在美、英、德等七国最高,到2050年我国0-14岁人口比重下降至12.51%,该比重仅高于七国中的日本。一般而言,少子化会推动人口结构发生两种变化:人口减少和人口老龄化。因此,少子化对我国人口老龄化的进一步发展有着不可忽视的长远影响。

2、人口结构变化对我国经济的影响

(一)劳动力供给水平降低,经济增长面临趋缓压力如前所述,我国人口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处于老龄化和少子化的结构当中,而劳动年龄人口正处于不断下降的过程当中。我国人口结构在短期内的不可调整性,使得我国老年抚养比到2050年将超过50%,而少年抚养比的下降也会带来劳动年龄人口的比重到2050年不到全社会人口的60%。人口老龄化会导致劳动年龄人口老化,按照联合国国际劳工组织的规定,把劳动年龄人口中45岁及以上的劳动力视为老年劳动力人口。2011到2050年间,我国劳动年龄人口随着老龄化的加深呈现不断老化的趋势。其中,15-29岁的劳动年龄人口呈现出了比较明显的下降趋势,2011年15-29岁劳动年龄人口占总的劳动年龄人口的比重约为33.4%,到2050年该比例下降为24.1%。30-44岁的劳动年龄人口在2017年到2028年有个较小幅度的提升外,也一直处于下降趋势。2011年30-44岁劳动年龄人口占总的劳动年龄人口的比重约为33.6%,2017年下降为30.7%,而后略有增长,到2028年该比例约为32.8%,之后一直呈下降趋势,到2050年该比例约下降为28.4%。45-64岁的劳动力老年人口则一直处于上升趋势,2011年45-64岁劳动年龄人口占总的劳动年龄人口的比重约为32.9%,2050年上升为47.5%。可以看出,随着我国老龄化程度的加深,劳动力也呈现出了老化的特征,而且老化的速度也在不断加快。随着少子化和老龄化的加深,我国劳动年龄人口总数也在不断下降。2011年我国劳动年龄人口总数约为9.77亿,如果人口政策等未发生变化,到2050年预计这一总数约为7.90亿。根据Y=F(N,K),总产出是劳动力的函数,在劳动力过剩阶段,因为有足够劳动力剩余存在,劳动年龄人口减少不会对经济发展造成太大冲击。当前,我国劳动力供给正在迎来刘易斯拐点(蔡,2013)。刘易斯拐点之后,劳动年龄人口的进一步减少将对经济发展产生明显的制约作用。劳动力老化对社会劳动力产出率有抑制作用,进而会抑制经济增长。劳动产出率都会随着劳动力老化而有所下降。而劳动产出率的下降,势必会带来社会产出的下降。综合考虑这些因素,老龄化的加速将会降低我国劳动产出率,进而减少我国社会产出总量。

(二)消费水平下降,内需拉动力量有减弱趋势劳动人口的减少和老年人口的增加,会对全社会消费产生重大影响。根据生命周期假说,消费者是理性的,并且会以合理的方式使用自己的收入进行消费,以达到效用最大化。因此,老龄化和少子化会对个人的消费和储蓄产生影响。一般而言,年轻人消费水平较高,而老年人的消费水平会随年龄的增加而有所减少。人口老龄化与消费率之间存在负相关的关系,因此老龄人口的增加会在一定程度上使得我国消费整体水平下降。加之我国老年人有储蓄养老等传统观念,会在一定程度上减弱现行拉动内需的政策效果。由表2可以看出,消费率和少儿抚养比间存在正相关关系,少儿抚养比越高,则消费率越高。随着少儿抚养比的下降,居民的消费水平会降低。消费率和老年抚养比间存在负相关关系,老年抚养比越高,消费率也越低。人口老龄化一定程度上会造成城镇居民平均消费倾向下降。即无论是从少子化角度,还是从老龄化角度来看,我国人口结构的这种变化都会导致社会消费水平的下降。特别是随着生活水平和医疗水平的提高,我国老年人预期寿命普遍提高。根据生命周期假说(LifeCycleHypothesis,简称LCH),消费率与预期寿命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即寿命越长,就要将有限收入放在更长时间里来消费,这样每一个时期消费量就呈下降趋势。图4也完全支持上述观点,从图4中可以看出,35岁之后,人们或者是为了子女教育、或者为了自己养老方面考虑,在消费上的支出总体较低。特别是70岁以上的年龄段老人的消费水平呈现明显下降趋势。因此,当一个社会中70岁以上老人占总人口的比重不断增加时,会严重制约全社会消费水平的提升,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也因此会受到影响,经济下行压力会进一步增大。

(三)养老问题更加凸显,养老金支出压力增大人口老龄化的加深主要会从赡养比方面影响基本养老保险基金。赡养比主要是指缴纳社保基金人口与领取社保基金人口之比,这一比率对于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收支会产生重要影响。当该比率较低时,说明该制度下缴费者多于领取者,从而形成收入大于支出的情况;当该比率较高时,表明领取者多于缴费者,会逐步形成收入少于支出的情况。根据联合国经济与社会事务部的《世界人口展望:2010年》的有关数据,2011年我国65岁及以上老年人占总人口的比例约为9.7%,而2050年我国65岁及以上老年人占当时总人口的比例约为30.8%。2011年我国15-64岁的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约为71.5%,而2050年该比例约为56.7%。从这些数据可以看出,未来40年我国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赡养比会不断下降,且有可能下降为2:1以下,即两个在职职工就要供养一个领取养老金者。老龄化加深带来的赡养比下降意味着依靠在职职工不到20%的工资收入所积累的养老基金收入会远不足以支付约占领取养老金者工资收入60%的养老基金支出。近年来,很多国内外学者和研究机构对我国未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支缺口进行了各种测算。世界银行和财政部合作的测算我国养老保险制度债务的课题的数据显示,以1997年为基准,从2001年到2075年,我国养老金的隐性负债规模约为13万亿元。国务院《中国养老保险隐性债务》的课题研究显示,以1997年为评估时点,我国养老保险基金整体债务最低约为1.8万亿元,最高约为11.9万亿元。考虑到我国日趋严重的人口老龄化,养老保险基金的缺口将会迅速扩大。老龄化带来的农村养老压力也不容忽视。自2009年开始,我国进行“新型农村养老保险”试点,到2011年底参保人数已达到3.26亿人。根据《国务院关于开展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的指导意见》,新农保制度实施时,已年满60周岁、未享受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待遇的,不用缴费,可以按月领取基础养老金55元。此外,我国还有对80岁以上老人给予高龄津贴的政策,根据郑功成主编的《中国社会保障改革与发展战略》,对农村社会保障政府财政责任按照两种方案进行预测,第一种方案预测农村高龄津贴自2010年至2030年平均为18.3亿元,第二种方案预测农村高龄津贴自2010年到2030年平均为32.3亿元。我国老龄化到了2030年之后会迅速加深,因此这一财政津贴的数额会继续增加。由此,可以看出,人口老龄化也会增加我国政府在农村养老支出方面的责任。

3、我国应对人口结构变化的建议老龄化社会趋势不可改变,要做的是设法使其进程放缓

(一)持续调整人口政策,保证我国劳动人口维持一定规模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大国。大国特点之一是人口多。在一定意义上来讲,保持一定人口规模是保持大国地位的必要条件。人口太多,超出自然资源承受能力范围,肯定是负担,但人口太少,也会有诸多方面的负面影响,最直接的影响就是劳动力短缺。劳动力是社会财富的创造者。没有适当规模的劳动力投入,就不会有大的社会总产出,也会危及经济大国地位。特别是在全球人口增长不很乐观的情况下,未来各国之间的人才竞争可能不再仅仅限于今天所谓的高层次人才的竞争,有可能演变为对年轻人的竞争。据日本《每日新闻》消息,为缓解劳动力不足,日本文部科学省拟对以亚洲为中心的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留学生实施毕业“包分配”制度。目前这一计划已经进入细节探讨阶段,将被写入文部科学省2014年的预算中。日本的这一行动或许就是全球年轻劳动力争夺的序幕。再加上人口的调整涉及因素很多,调整人口结构需要一个相对较长的过程。现在调整计划生育政策,即使人们还愿意生育,要“长成”劳动年龄人口也需要15年或者更久。因此,目前就需要认真研究在坚持基本国策的前提下,逐步完善和调整人口政策。2014年之后,我国将陆续放开“单独二胎”政策,这势必会延缓我国老龄化的发展速度。但是我们还应该根据各地区发展水平与人口结构的不同,持续调整人口政策,以达到优化劳动人口结构、促进经济持续发展的目的。

(二)改善我国劳动就业政策,着力提高就业率提高就业率(就业人口/劳动年龄人口)可以有效缓解我国养老金支出负担。据国家统计局的《2012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11年我国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为9.3727亿,占总人口的69.2%,比2010年年末下降0.60个百分点,是该比例30年来首次出现下降。根据《世界人口展望2010》的数据预测,我国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在我国少子老龄化的人口结构的影响下,将在2018年达到峰值9.93亿之后呈现逐年下降趋势,2050年该年龄段人口将下降至约7.90亿。这些数据表明,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将出现持续下降的趋势,劳动力的减少将会通过就业率(就业人口/劳动年龄人口)增加我国养老金支出负担。因此,我国应该从长远角度、通过长期规划来促使就业率提高。老年人力资源的开发利用是解决劳动力人口减少问题极其重要的途径。老年人口在体力上无疑会处在日趋不利的阶段,但其智力、经验和社会资本等却并不一定会同步衰减。鼓励身体健康、有意愿的老年人退休后再就业、鼓励和扶持年轻人创业、通过设立专门就业服务机构来缩短失业人员再就业的等待时间、增加就业培训等多种方式来提高我国就业率,以最大限度缓解我国养老金支出压力。

老龄化现状与趋势报告范文第6篇

关键词:石景山区;老年人口;老龄化

中图分类号:C812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1006-5954(2012)06-54-04

引言

国际上通常把60岁及以上的人口占总人口比例达到10%,或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达到7%作为进入老龄化社会的标准。依此标准,石景山区已于2000年步入老龄社会。2010年石景山区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全区常住人口61.6万人,60岁以上人口所占比例已达到13.5%,65岁以上人口所占比例已经达到9.6%。2000年至2010年十年间老年人口规模和比率不断扩大,老龄化程度加深、速度加快。“十二五”时期是石景山区实现首都文化娱乐休闲区(CRD)建设目标的关键时期,是加快推进传统工业石景山向绿色生态石景山转型的重要时期,也是推动全区经济社会向更高层次、更高水平迈进的战略机遇期。正确认识老年人口现状及特点,积极、主动、科学应对人口老龄化挑战,满足老年人日益增长的养老保障和养老需求,对促进区域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实现全面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具有重要意义。

一、石景山区老年人口现状及变化特点

(一)老年人口大幅增加,增速明显

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结果显示,石景山区常住人口61.6万人, 60岁及以上人口8.3万人,所占比例达到13.5%;65岁及以上人口6.0万人,所占比例达到9.6%。

2000年至2010年间,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从37709人增加到59511人,平均每年增加2180人,年均增速达到了4.7%,较常住人口年均增速的2.3%高出了2.4个百分点(见表1)。

(二)老年人口区域分布不平衡

从绝对数看,八角街道65岁以上老年人口数为11676人,占全区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的比例达到19.6%,而广宁街道老年人口数为1792人,仅占全区老年人口的3.0%,各街道老年人口区域分布状况十分不平衡。从相对数看,各街道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比不平衡,其中,老山街道老年人口为5628人,占所在街道常住人口比例最高,占比为13.2%,其次是金顶街、广宁和八角街道,老年人口占比分别为11.5%、10.3%和10.0%,而五里坨街道老年人口为2089人,占所在街道常住人口比例最低,仅为6.9%。

从老年人口密度看,石景山区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平均密度为705人/平方千米,各街道也出现了分布不均衡的现象。其中,金顶街和八角街道老年人口密度分别为2163和2131人/平方千米,是老年人口密度最大的两个街道;而五里坨街道老年人口密度只有84人/平方千米,各街道差距非常悬殊(见表2)。

(三)高龄老年人增长趋势明显

将全区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按年龄分成7个年龄组,其中,65~69岁人口占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例为27.7%,较五普时的47.3%减少了19.6个百分点,下降比例明显;而75~79岁和80~84岁年龄组所占比例分别为23.9%和12.1%,较五普时分别提高了9.4和6.3个百分点,其他高龄年龄组较五普期间也均有不同程度的增长。可见,老年人口中的高龄人口占比较五普时增长明显,而仅65~69岁年龄段人口较五普时减少明显,表明老年人口高龄化趋势已非常明显(见图1、表3)。

(四)老年人口女性数量大于男性,80岁以下老年人所占比例高达87.4%

图2显示:无论在哪个年龄组,女性老年人数量都大于男性老年人数量。此外,80岁以下低龄老年人所占比例达到87.4%,80岁以上高龄老年人占12.6%。

(五)老年人口整体文化程度不高

图3显示:初中文化程度的老年人所占的比例最高,达到27.6%,其次是小学文化程度,达到25.9%,高中文化程度的老年人所占的比例是17.9%,而未上过学的老年人所占的比例也有10.6%,从这些结果可以看出石景山区老年人的整体文化程度不高。

(六)两成老年人身体状况不佳

全区65岁及以上老年人中有35%的身体状况为健康;45%的人处于基本健康;不健康但生活能自理的人为14%;不健康且生活不能自理的老年人为6%。可以看出,石景山区有20%的老年人身体健康状况不佳,需特别关爱。

(七)87.1%的老年人口依靠离退休金、养老金生活

六普数据显示,石景山区依靠离退休金、养老金生活的老年人最多,占到了87.1%,家庭其他成员供养的占到9.2%,主要生活来源为劳动收入和最低生活保障金的各占1.6%,其他为0.4%。依靠离退休金、养老金生活的比例高,说明老年人经济上的独立程度高。由于不同的收入来源具有不同的经济稳定性,离退休金、养老金的稳定性要好于家庭其他成员的供养。

二、石景山区老年人口需求现状问卷调查

2011年8月,石景山区相关政府部门对石景山区老年人的养老需求情况进行了一次问卷调查,总样本量为1500份,最终有效问卷1368份。调查显示,石景山区老年人的养老需求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生理健康需求

有相当大比例的老年人日常生活不能自理,对照顾服务和医疗服务有强烈的需求。大部分老年人希望所在社区能够提供相关服务,尤其是医疗照顾和保健服务。15.6%的老年人部分生活能够自理或完全不能自理;12.5%的老年人感觉身体状况不好;56.9%的老年人感觉身体一般。据此推算,全区目前不能完全自理的老年人超过1.2万人。

(二)参与社会需求

不能把老年人只看作是被社会扶养的对象,应该充分挖掘老年人的潜能。调查显示,近59%的老年人愿意参加社区组织的活动,33%的老年人会根据活动情况决定是否参与。三分之一的老年人愿意提供聊天解闷的帮助,五分之一的老年人愿意帮助其他老年人解决纠纷,十分之一的老年人愿意为其他老年人提供家务、照料或者医疗帮助。

(三)养老担心及养老意愿

有18.8%的老年人担心没有生活费来源,有33.7%的老年人担心生病时没有钱治病,有38.7%的老年人担心养老金不够养老,有9.2%的老年人最担心的是生病时没人照料。

老年人所倾向的经济保障方式主要是参加社会养老保险和自己储蓄养老。56%的老年人倾向于把参加社会养老保险作为首要的经济保障方式,三分之一的老年人把储蓄养老作为自己首要的经济保障方式。

(四)养老方式需求

大部分老年人(75%)倾向于居家养老,因为家中条件适合日常生活。14%的老年人倾向于社区居家养老,希望社区和社会提供入户服务和居家养老的支持。11%的老年人倾向于机构养老,原因是子女工作忙不方便照顾,机构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进行专业化的服务。

高龄老年人更愿意与子女同住。在低龄老年人中,有40.3%的人愿意与子女同住,而在高龄老年人中,则有近60.0%的人愿意与子女同住。

婚姻状况也是影响老年人是否愿意与子女同住的重要因素。在居住意愿上,丧偶老年人中有近60%的人愿意与子女同住,而已婚有偶老年人中只有38.7%的人愿意与子女同住。随着健康状况的下降,老年人与子女同住的意愿也在增强。

三、石景山区养老服务存在的问题

随着老龄化形势的快速推进和老年人养老服务需求的日益增多,目前石景山区养老服务存在以下突出问题。

(一)社会化养老压力加大

老龄化和高龄化的发展趋势使独生子女家庭的养老支持能力开始受到日趋严峻的挑战,目前已形成“4-2-1”的“倒金字塔”家庭结构,一对夫妇要供养4个老年人和1个孩子,不论是家庭收入,还是时间和精力,都难以满足老年人的养老需求。许多独生子女父母过早地步入“空巢”生活轨迹,传统“家庭养老”模式的基础变得日益脆弱。

(二)医疗保障压力加深

老年人体质相对较弱,是一个患病率较高的群体。据有关部门推算,老年人的人均医疗费用支出是其他人员的3~5倍。老年人口的快速增长导致了医疗保障资金需求迅速膨胀,老年人的医疗保险费用总支出占全部人口医保费用总支出的比例不断攀升。老年人一旦生病住院,康复所需的时间也相对较长,如何解决老年人的陪护问题,也是一个棘手的难题。

(三)养老金支出压力加强

随着人口老龄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养老金支出的压力将会日益加重。一方面养老标准越来越高。为了不断改善老年人的生活状况,近年来政府逐步提高了社会养老金标准,今后为了更好地解决“老有所养”问题,养老金支出的总量还会不断扩大;另一方面是城镇离退休职工大量增加,随着退休人员的大量新增,养老金支付的群体将不断扩大,财政负担会越来越重。

(四)为老服务压力加重

一是机构养老服务不能满足日益增长的社会需求。国际标准为平均每百名老年人有养老床位5张。《北京市“十二五”时期老龄事业发展规划》主要指标要求每百名老年人拥有床位数3.8张。按“十二五”末全区老年人口10万人推算,石景山区需要建设养老机构床位数3800张,但实际仍有近千张床位缺口。

二是社区服务不能满足老年人多层次需求。职业类别不同,文化程度各异,这就决定了老年人的服务需求是多元、多层的。但目前社会为老服务网络尚不健全,老年人活动场所相对较少,公益设施建设相对滞后。从居家养老服务券结算金额看,就餐服务占65%,家政服务占28%,生活照料服务占1%,精神慰藉服务占1%,而医疗服务则为0。这与调研显示的老年人最迫切需要的服务为医疗服务大相径庭,原因并非老年人没有这方面需求,而是缺乏专业优质的医疗保健服务商。

四、加强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应对老龄化的对策建议

(一)养老服务具有针对性

老年人是一个异质性很大的群体,不同的老年人可能会有不同的需求。随着新一代老年人的教育水平及经济能力的提高,预计他们将有更多不同的需要。他们会主动提出需要,对服务种类、模式、素质均有更多不同的要求。相关部门应加强服务设计并对服务对象的基本情况和需求状况进行调查评估,使养老服务更具针对性。

(二)养老服务向社区化、综合化发展

传统上,家庭是照顾老年人的核心。但是,随着工业化和都市化的推进,大大削弱了家庭照顾老年人的能力。虽然养老机构可让老年人得到全面的照顾,但调查显示老年人还是愿意留在家中养老。因此,养老服务的发展要以社区照顾为基础,即尽量为家庭提供协助,使老年人在自己的家里及熟悉的小区中得到照顾,安度晚年。养老服务应该向综合化的方向发展,为老年人提供一站式、跨专业的服务,以便能让老年人留在家中或熟悉的环境下接受服务。这就需要把当前的一些服务项目进行整合。

(三)建立以政府为主导,社区为依托,家庭、单位、社会密切协作的综合服务支撑体系

加强政府在制度、规划、筹资、服务、监管等方面的职责,维护社会养老服务的公益性。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打破行业界限,开放社会养老服务市场,采取公建民营、民办公助、政府购买服务等多种模式,鼓励社会力量兴办养老机构。充分发挥专业化社会组织的力量,不断提高社会养老服务水平和效率,促进有序竞争机制的形成,实现合作共赢。

(四)加快养老设施和机构的建设

目前多数社区都有老年活动中心、老年之家等提供老年人娱乐的场所,但由于疏于管理并未得到充分利用,又由于缺乏资金,很多老年活动中心只有单一的娱乐项目,很多服务项目只是流于形式。所以,重塑老年活动中心形象,关键在于服务项目必须从单一化走向多元化,从以娱乐为主走向健康交往与体现老年人价值为主。

(五)加强养老服务人员队伍建设

积极扩大养老服务队伍,吸纳一大批愿意从事养老服务的人员,让他们经过多种形式的岗前培训后进入养老服务队伍,并通过倡议、发动、引导志愿者服务活动以及建立“劳务储蓄”制度等方式,实行服务队伍专业化与志愿者相结合。同时,重视养老服务队伍的素质建设,通过实行职业资格制度、加强培训上岗、引入专业社会工作者等措施,使养老服务队伍的素质不断提高,高素质人才迅速增加,服务质量不断改进。

■ 参考文献

[1]国务院,《中国老龄事业发展“十二五”规划》,2011年9月23日中央政府门户网站省略。

[2]北京市民政局,《北京市“十二五”时期老龄事业发展规划》,2011年10月20日北京民政网站bjmzj.省略。

[3]北京市石景山区人民政府,《石景山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石政发〔2011〕9号,2011年3月。

[4]邬沧萍,《社会老年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

[5]杜鹏,《人口老龄化与老龄问题:高级公务员读本》,中国人口出版社,200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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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安慧,北京老年人口特征分析,《北京市经济社会统计报告(上册)》,同心出版社,2011。

老龄化现状与趋势报告范文第7篇

长期护理保险是针对那些身体衰弱不能自理或不能完全生活自理、需要他人辅助日常生活的被保险人(基本是老年人)提供经济保障或护理服务的保险。它是适应老龄化社会发展趋势的保险产品,目前已经成为许多国家人身保险中最重要的险种之一。

通常情况下,长期护理保险相比传统的医疗护理周期更长一些,重点在于尽最大可能地维持和增进患者的身体机能,提高其生存质量,即使是在无疾病的情况下,为了提高被保险人的生存能力,同样可以选择护理险。

一、我国长期护理保险的需求分析

(一)我国的人口老龄化现状及发展趋势

根据联合国的统计标准,在一个国家或地区,60岁以上的人口占总人口的10%,或者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7%,就称为“人口老龄化”。我国从2000年开始正式进入人口老龄化社会,因为65岁以上老年人2000年达到8811万,占总人口比例为6.96%;60岁以上的老年人约有1.3亿,占总人数的10%左右,是较早进入老龄社会的发展中国家之一,而且中国是世界上老年人口最多的国家,占全球老年人口总量的五分之一。由于中国人口基数大,因此老龄化速度要远远快于其他国家。

“21世纪的中国将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老龄社会。”这是2006年2月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发表的《中国人口老龄化发展趋势预测研究报告》得出的结论。报告指出到2051年,中国老年人口规模将达到峰值4.37亿,80岁及以上高龄老人占老年总人口的比重将保持在25~30%,进入一个高度老龄化的平台期。

(二)新型家庭结构导致对长期护理保险的需求

上个世纪70年代计划生育政策改变了中国的家庭结构,第一批独生子女以每年数以百万计的规模进入生儿育女的生命周期,夫妻两人供养双方4位老人,抚养1个后代的“421”模式将成为中国今后几十年主流家庭模式。据一项京、沪、穗三大城市居民调查显示,35%的家庭要赡养4位老人,49%的家庭要赡养2~3位老人。中年人既要照顾年老的父母,又要照顾子女,同时还要承担高负荷的工作压力,导致对照顾老年人感到力不从心,以家庭为单位的老年长期护理费用不断攀升。

近年来随着社会发展,传统家庭的规模不断缩小,年轻人外出工作,独居的空巢老人已经越来越多了,这就是所谓的“空巢家庭”,即指无子女或虽有子女,但子女长大成人后离开老人另立门户,剩下老人独自居住的纯老人家庭。据中国人口统计年鉴,2003年我国65岁以上老人中有14.03%的家庭只有一对老年夫妇生活,有12.35%的家庭为单身老人户。当前就全国而言,空巢家庭在城市平均已经达到30%,个别大中城市甚至已超过50%。

我国特殊的国情政策和人口老龄化导致家庭模式和结构的变化正在日益影响着居家养老的模式,从而需要寻找新的途径来弥补传统居家养老的不足。

(三)老年医疗费用的上升刺激了长期护理保险的需求

医疗费用支出与年龄的关系非常密切。医疗支出随着一个国家的老年人口比例的提高而提高。日本有学者在这方面的实证研究显示,65岁及以上人口的人均医疗支出是65岁以下人口的5倍。我国学者黄成礼发现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我国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的人均医疗费用是65岁以下人口的2.7~4.8倍。

近年来随着老人寿命的延长,越来越多的慢性病老人带来了医疗费用支出增长且呈现上升的势头,这对国家资源和政府预算的压力也越来越大。据专家测算,我国18%的老年人将占用80%的医药费,60岁以上的老年人的医药费用将会占用一生医药费的80%以上,随着老年人增多,将对社会经济将带来更大的负担,这给政府的财政支出带来了巨大的压力。

二、我国长期护理保险的供给分析

长期护理保险是要为被保险人承保长期护理服务的费用支出,这包括在疗养院、护理所、家中的非专业和专业护理,主要是指护理机构和护理人员。

目前,中国共有各类老年社会福利机构3.8万个,养老床位120.5万张,平均每千名老人占有床位仅有8.6张,与发达国家平均每千名老人占有养老床位数50~70张的水平相差甚远。其他生活照料、精神慰藉等服务也都发展缓慢,不能满足老年人群日益增长的需求。当前社会护理机构主要面向孤寡老人,虽然近年来也陆续开始向有家庭的老人开放,但地点合适、条件稍好的护理机构价格昂贵,使得老年人及其子女从经济上难以承受,再加上由于护理机构布局不合理且多数内部条件较差,老人只能获得最基本的低级的护理服务。

我国护理人员的数量和素质存在失衡的情况。一方面,我国目前护师、护士与全国人口数之比相当低。根据调查显示,到2020年,我国每1000人的平均床位数将由2002年的2.4张增加到16张,而目前护理工作者的增长速度却远跟不上需求;另一方面,高素质护理人员所占比例低。在我国100多万护士中,大部分人仅具有中专学历,占60%,拥有硕士以上学历的可谓凤毛麟角。

从总体上来看,对于日益增加的长期护理需求,我国护理机构和护理人员的缺乏会影响供给能力,因而制约了我国长期护理保险的发展。

三、我国发展长期护理保险的构想

在我国建立的护理服务体系应该是法定护理保险、个人储蓄性护理保险、家庭护理和社区护理服务相结合的三位一体的综合护理体系。

(一)开展法定的护理保险体系

1.护理保险的性质地位

法定护理保险为政府部门在全国范围内强制实施,具有法定地位,但是考虑到目前已有的社会保险发展状况,以及比较分析了国外经验教训,笔者认为最佳的选择应是将其纳入法定的医疗保险之内共同实施。理由:一是我国目前已经有五大法定的社会保险项目,短期内不可能再予以扩大,而且世界上单独列为法定护理保险的国家不多,实施问题不少。二是现在已在中国推行的法定住院医疗保险,已把部分医疗费用承担起来,并且不久要推出的老人医疗费统筹,因此将护理保险融入医疗保险之中,将比较容易被接受。三是纳入法定医疗保险统一管理之后,将有利于治疗与护理的结合,更可减少工作环节和节省管理成本。

2.护理保险的财源筹措问题

法定护理保险的财源主要来自保险费,根据已有的住院医疗保险费的筹资情况,以及对未来护理费用的预测,可以考虑仅将45岁以上的在职职工作为缴费对象,考虑到从45岁到60岁退休的15年缴费,基本能满足老年护理服务的需求并有部分积存。国家在护理保险实行的初期阶段内,主要承担财政托底责任,即出现赤字时地方财政给予财政援助,但随着护理保险的深入展开,国家应有计划地实施实质投入。

3.护理保险的待遇给付问题

法定护理保险属于基本保险,因此其给付待遇将维持在基本护理需要上。根据生活自理和病情状况,分别设置给付等级。保险给付完全采用实物给付制,即根据护理等级给付护理服务小时。超过法定护理保险给付标准的服务费用,由被护理者本人负担或由其他形式护理服务补充。

(二)推进个人储蓄性护理保险体系

储蓄性护理保险采用个人账户的办法,即通过统一的标准,将存入的货币换算成服务小时记入账内予以积存,劳务储蓄可直接将劳务小时记入个人账户。护理保险给付,将按个人账户记载的服务小时提供护理服务,如投保人无需护理服务,也可以根据个人账户中所记载的服务小时,再按换算规定领回投入的货币。

老龄化现状与趋势报告范文第8篇

(一)长期护理保险的概念长期护理保险是一种新型的险种,起源于美国,由残疾人收入保险发展而来。美国纽约州保险部对长期护理的定义是:“长期护理是指那些由于意外、疾病及衰弱的人因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丧失从事基本日常生活活动能力而需要较宽泛的医疗、个人及社会服务。”美国健康保险学会认为长期护理包括医疗照料、社会照料、居家照料、运送照料或其他支持性的照料。长期护理保险是指对被保险人因为年老、严重或慢性疾病、意外伤残等导致身体上的某些功能全部或部分丧失,生活无法自理,需要入住长期护理机构,譬如安养院等接收长期的康复和支持护理或在家中接收他人护理时支付的各种费用给予补偿的一种健康保险。长期护理保险的功能在于,在人们年轻时,通过个人或单位雇主缴纳保险费的方式购买长期护理保险,在其年老自理能力出现困难时,长期护理保险提供保险金赔付,用于护理费用的支付,使老年人能够安度晚年。

(二)长期护理保险制度模式笔者通过对部分发达国家建立的长期护理制度进行分析,认为根据实施主体的不同,长期护理保险可以分为两大类:一是由商业保险公司作为经营主体,采取自愿保险的方式,属于商业保险的范畴,以美国为代表;二是由政府作为管理主体,采用强制保险的方式,属于社会保险范畴,以日本、德国为代表。以下笔者分别对这两种制度模式进行分析。

1.美国的长期护理制度模式。美国是长期护理保险出现较早的国家,始于20世纪70年代中期,属于商业性健康险,采用自愿保险的方式,承保内容是被保险人在医院或在家中因接受各种个人护理服务而发生的相关管理费用。其长期护理服务主要包括护理院、辅助护理设施和家庭健康护理三种方式。这种长期护理保险是在美国发达的商业健康保险市场和较高的人均收入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是美国最为重要的健康保险产品之一,能够充分满足美国社会各阶层的保障需要。

2.日本、德国的长期护理制度模式。日本于1997年12月制定《护理保险法》,决定建立护理保险制度,并于2000年4月1日正式开始实施全民长期护理保险计划。这样,日本长期护理保险正式加入社会保险体系,由日本3300多个地方政府进行管理。它强制性地要求40岁以上的日本人必须参加这种保险,当被保险人发生护理费用支出时,通过申请和认定,将会得到护理保险制度所提供的各种护理服务,包括居家服务和设施服务两种。德国于1995年将长期护理保险引入社会保险,与日本不同的是,它是一种在强制的基础上自愿参保的保险,法律规定每个参加法定医疗保险的人,在他的法定医疗保险机构参加护理保险或参加商业保险的人必须参加一项商业护理保险,这就是“护理保险跟随医疗保险原则”。这些发达国家发展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经验对我国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有很大的指导意义。

二、我国人口老龄化现状对建立

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影响分析我国人口老龄化趋势显著,这对在我国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有巨大的影响。

(一)我国人口老龄化发展迅速、对长期护理服务需求大1.2006年,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了《中国人口老龄化发展趋势预测研究报告》,认为21世纪的中国将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老龄社会,预测到2050年,我国老年人口总量将超过4亿,老龄化水平推进到30%以上。经过相关预测分析,我国将在2028年进入到老龄社会(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14%以上),从2001年进入老龄化社会,到2028年进入老龄社会,仅用时27年,对于其他发达国家,德国用时40年,美国用时71年,法国用时115年,相比之下,我国老龄化的发展速度是相当快的。2.由于人口老龄化发展迅速,老龄人口激增,老年人口的健康问题也日趋严重。因疾病、伤残、衰老而失去生活自理能力的老年人口数量增加,需要长期护理的老年人口增多,据资料显示,城乡日常生活完全不能自理的老年人1208万,占老年人口比重的6.8%,有部分自理困难2824万,占老年人口比重的15.9%。老年人中,认为自己日常生活需要照料的比例为13.7%,其中79周岁及以下10.2%,80周岁及以上39.9%。以上数据说明,未来几十年内,我国老年人口的生活照料问题将显得尤为突出,社会对养老护理服务的需求会非常大。

(二)“未富先老”和地区差异

1.我国老龄化存在“未富先老”的现象。我国于2001年就进入了老龄化社会,老龄化发展速度快,但由于人口众多,虽然经济总体发展水平良好,人均GDP低,这种老龄化发展速度与经济发展水平不匹配的现象就是“未富先老”。目前我国还不具备应对人口老龄化的经济实力,这种老龄化发展速度与经济水平不同步的矛盾背景下,我国在解决老年人医疗、护理等方面的需求问题上就显得困难重重。

2.我国老龄化现象还存在着地区差异的问题。其一,地区发展不平衡。中国人口老龄化发展具有明显的由东向西的区域梯次特征,东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明显快于西部经济欠发达地区,以最早进入人口老年型行列的上海(1979年)和最迟进入人口老年型行列的宁夏(2012年)比较,时间跨度长达33年。其二,城乡倒置严重。随着经济的发展,以及城市化进程逐渐加快,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涌入城市,往往造成老年人和少年人口留守农村,这会大大促进农村的老龄化进程。

(三)家庭结构逐渐缩小我国自推行计划生育政策后,人口出生率显著下降,家庭结构逐渐缩小,出现大量的“四二一”、“四二二”的家庭模式,未来独生子女照料一个或多个老人的现象将会普遍存在。目前社会竞争压力巨大,如果仅仅依靠家庭养老,让子女承担老年人的护理工作,会让子女背上沉重的包袱,工作和家庭很难两全。总之,我国老龄化发展迅速,老龄化进程与经济发展水平不相适应,加上我国家庭规模逐渐缩小等问题,老年人对医疗护理、日常照料的需求越来越大。如果这些需求得不到满足,不仅无法保证老年人的权益,并且会影响到家庭和谐和社会安定,引发社会问题。在这样的背景下,在我国建立起长期护理保险制度非常有必要。

三、我国长期护理保险制度模式的选择

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不发达且人口众多,对于发达国家的长期护理保险模式需要借鉴但不能照搬,应当结合中国的世纪制定出符合中国国情的长期护理保险模式。上文所述的两种长期护理保险模式单独在我国实行是行不通的。

1.美国的商业长期护理保险模式。美国的商业保险模式是建立在美国较高的人均GDP和相对成熟的商业保险市场的基础之上的。若我国采取完全的商业保险模式,会有许多老年人无力支付高昂的保险金,放弃参加长期护理保险,无法解决整个社会老年群体面临的养老护理需求的问题。目前我国商业健康险在医疗保障事业中所能发挥的作用太小,在这样不成熟的保险市场中建立商业长期护理保险可能会面临许多问题,例如风险控制机制不完全、道德风险高等。因此,在我国建立完全的商业长期护理保险制度是不可行的。

2.日本、德国的强制性长期护理保险模式。日本、德国的长期护理保险是社会保险,纳入到社会保障体系之内,有极高的覆盖率,这是建立在两国成熟的社会保障体系和雄厚的经济实力的基础之上的。我国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经济不够发达,若建立社会保险模式的长期护理保险制度会出现很大的困难。其一,国家和地方财政无法支巨额的护理保障费用;其二,我国人口老龄化呈现出地区差异和城乡倒置的特点,在经济发达的地区,长期护理保险仅能保证老年人的基本护理问题,无法满足老年人高质量的要求,在经济落后的地区尤其是农村,由于长期护理保险是强制性参加的,部分低收入人群可能无法负担保险费用。因此,在我国建立统一的强制性长期护理保险制度也是不可行的。由于上述理由,我国的长期护理保险事业的发展不能完全按照美国商业性长期护理保险制度来进行,也不能完全按照日本、德国的强制性长期护理保险制度来进行。

笔者认为,应当在我国建立起以强制性护理保险为主,商业性护理保险为辅的长期护理保险模式。

1.强制性长期护理保险为主。强制性长期护理保险属于社会保险范畴,前文提到,由于老龄化趋势显著,城乡及各地区老龄化水平有差异等一系列原因,建立起覆盖全国的长期护理保险十分有必要,笔者认为,必须将长期护理保险纳入到社会保险中来,才能保证所有老年人享有养老护理的待遇。但是,我国建立的强制性长期护理保险应当属于基本长期护理保险,有自己的特点:(1)范围广:长期护理保险应当覆盖城乡所有人口,满足其基本的养老护理需求;(2)水平低:我国经济实力不足,长期护理保险所提供的保障应当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水平相适应,为广大老年人提供最基本的服务;(3)三方负担:长期护理保险费用应当由个人、社会、政府三方共同负担。由于我国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老龄化程度不同,在承担比例方面应当结合各地的具体情况进行调整。例如,在极度贫困地区,社会和政府承担大部分费用,个人承担较少费用;中等收入地区,单方承担比例大致相等。分别采取不同的缴费比例,可以满足各类人群的需要。

2.商业性长期护理保险为辅。我国人口老龄化严重、发展迅速,家庭养老功能不断减弱,都导致老年人对于养老护理的需求增多,商业性长期护理保险在我国具有极大的发展空间。强制性长期护理保险保障的是最基本的养老护理需求,对于经济发达地区及收入水平高的行业来说,这种护理保险完全无法满足自身的需求。商业健康保险公司推出的商业性长期护理保险可以给这部分老人提供更多地选择机会。作为强制性长期护理保险的补充,商业性长期护理保险的推出可以提高养老护理的水平,满足更多人的需求。以强制性长期护理保险为主,商业性长期护理保险为辅的长期护理保险模式既可以保证长期护理保险的覆盖范围和程度,又可以提高养老护理的水平。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我国的长期护理保险制度模式也要作出相应的调整,当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应当建立起高层次的政府强制执行的全民长期护理保险模式,公民只承担少部分的保险费用,享受更高层次的养老护理服务。

四、建立符合我国国情的长期护理保险制度

(一)建立健全相关法律法规日本的《护理保险法》为护理保险制度提供了法律规范和保护。青岛市在2012年出台了《关于建立长期医疗护理制度的意见(试行)》,规定了长期医疗护理覆盖人群、办理方式、护理保险资金来源、资格准入等内容,对于在青岛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有积极的意义。我国应当尽快出台《长期护理保险法》等,明确长期护理的内容、运作方式、投资方式等,规范长期护理保险市场,推动长期护理保险的发展。同时,还要制定长期护理保险的行业法规,建立监督机制,明确管理部门,确保护理制度的实施效果。

(二)明确护理服务的等级划分上由于护理服务的内容非常广泛,而被保险人的需求各不相同,因此划分护理等级,对确定护理服务保险金支付额、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至关重要。我国尚未建立统一的护理等级评定标准,无法满足老年人多层次、多元化、多选择的现代医护服务需求。我国应当建立适宜的护理等级政策,将护理等级科学细化。建立起专业的审查机构,对老年人的健康状况、自理能力来评判老年人是否应当接受长期护理,接受什么程度的长期护理,应当缴纳的费用等等。在接受护理服务时,专业的护理人员应当及时记录老人的身体状况,定时测评,决定是否更改服务等级,以便达到更好的服务效果。

(三)加快培育我国护理产业市场医疗护理的专业水平和服务质量是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生存发展的根本,我国护理机构和护理人员严重缺乏,无法保证护理服务的质量,这会导致长期护理服务无法满足广大老年人群体的需求,不利于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发展。我国应当加快配套服务设施的建立,提高护理机构数量和护理人员专业水平,满足老年人群体的需求。

1.健全护理机构,建立护理公司。我国长期护理市场有极大的发展空间,需要发展更多地护理机构,提供医疗护理、生活照料等各项服务。一方面,应当加强护理机构的设施建设。政府应当发挥作用,通过财政筹资完善医疗护理机构的硬件措施,给老人提供功能齐全、安全舒适的环境。同时加强护理机构的规范管理,根据各地区不同的护理需求,制定规章制度、服务标准,力求护理机构的规范化管理。另一方面,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需要依靠市场之手,促进养老护理走向职业化道路,成立专业的护理公司。护理公司之间的竞争也可以促进护理机构不断提高自己的护理水平,最终使老年人享受到更好地护理服务。

2.培训专业护理人员,发挥志愿者力量。其一,要强化医护人员的专业培养,建立起专业的服务队伍。例如在卫生院校开设长期护理服务课程或建立专门的护理培训学校,培养更多专业人才;对医护人员进行细致划分,明确医疗、康复、护理等各个阶段的服务标准,提高护理的效率质量;拓宽护理培训内容,加入心理培训课程,在护理服务中给予老年人更多的心理慰藉。其二,建立长期护理志愿者制度,充分发挥志愿者力量。尊老爱幼是我国的传统美德,在长期护理保险制度中纳入志愿者制度,一方面可以解决老年人精神养老的问题,年轻的志愿者可以极大的安抚老年人寂寞的情绪,充实老年人的精神世界;另一方面充实年轻人的生活,还能促进敬老爱老的社会风尚进步。建立志愿者制度还要注意一些问题,一是对志愿者进行专业的护理服务与技巧培训,使他们能较为专业地处理老年人的基本护理问题,二是建立志愿者服务“储蓄”制度,对于参加长期护理服务的志愿者,把他们的服务次数和质量以一定形式记录下来,在他们年老后可以依据这些记录有限享有护理服务。这种制度会激发志愿者的工作热情,更好地为老年人服务。

五、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