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农问题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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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农问题的理解范文第1篇
关键词：三农问题； 《农民的道义经济学：东南亚的反叛与生存》
中图分类号：F3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0432(2011)－05－0040－2
“三农问题”
是我国当前建设中面临的最大问题和挑战，它与城乡二元结构问题，西部大开发问题紧密相连。这一问题不解决，我国的现代化就难以真正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也就不能真正的实现。故此，历届政府高度重视，并在党的十六大、十七大报告中作了特别强调。学界对这一中国当前最大的现实问题也极为关注，研究成果不胜枚举，研究内容更为广泛，成为当前经济学理论界讨论的热点问题之一。在众家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笔者有幸逢阅了美国耶鲁大学政治学和人类学家的《农民道义的经济学：东南亚的反叛与生存》一书，受益匪浅，感触颇深，诚然此作之说可为我国农民问题的研究注入新的活力。
1 《农民的道义经济学》简介
詹姆斯・C・斯科特于2001年和2004年先后两次在中国发行的《农民道义的经济学：东南亚的反叛与生存》一书，以其独特的研究视角和学术魅力，在我国学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该力作集中反映了科斯理论阐释与个案分析相结合的实证主义研究特色，从现实出发来考察东南亚农民生存伦理和反叛逻辑。通读此作，我们很容易发现作者深厚的人文关怀主义情操，他是真正站在农民的立场，深入农民的心理，为社会的弱势群体说话的学者。书中大胆采用了经济学和人类学的研究成果，从理论上构建了“生存伦理”对农民经济活动的重要意义，肯定了其规范性和道义，并实证了“安全第一”原则的决策性和普适性。正如译者所言，本书是一部真正从农民的角度出发，更为现实的考察农民生存和反叛问题的力作。它对研究亚洲乃至世界其他国家的农民问题，都有着极为现实的借鉴意义。
2 启示――“三农问题”
透过此书看当今中国社会的“三农问题”，启示重重。笔者认为“三农问题”要根本的解决，也要深入农民的心理，站在农民的立场解决问题，而不是纸上谈兵。虽目前国家已投入人力、物力来改善农村环境、提高农民收入、增加农业产值，然大量问题尚未解决，大部分农民的贫困问题依然存在，这将很大程度上影响我国各项事业的发展进程，必须高度重视。笔者在接受詹姆斯・C・斯科特思想与理论的基础上，综合国内对“三农问题”的研究成果以及部分个人调查结果，依据现象学的部分理论，对当前我国的“三农问题”提出以下三点建议：
2.1切实发挥政府的援助机制
《农民的道义经济学：东南亚的反叛与生存》一书指出：“在家庭之外有一整套网络和机构，在农民生活陷入经济危机时常常起到减震器的作用。一个男性亲属、朋友、村庄、有力的保护人，甚至包括政府(虽然较为罕见)，都会帮助度过疾病或庄稼歉收的难关。”这就是斯科特所说的援助机制。但显而易见的是，作者对政府援助行为的可靠性难以置信，认为“传统的国家和现代国家都能帮助农民生存下去。然而国家的援助，如果说总会有的话，也是很难靠得住的”。当然这只是作者的主观理解，不管怎样，政府的援助还是存在的。尤其就我国当前的社会而言，政府对“三农问题”极为重视和关心，但重视关心的效果如何，就需要考究了。因此，笔者认为政府应该切实发挥其最基本的援助职能。然当下中国农民的基本生存已不是问题，政府的资助己渐趋落实并明朗化，如农村教育、乡村交通建设及农税取消等等。话虽如此，但我们政府一直所倡导的建设新型农村并没有实现(只有小部分)，农民只是暂时满足了基本生活，而在广大农村，子女上学及医疗问题依然很严重，贫困依旧是农民的心病。总之，农民脱贫的目标远远没有实现，致富就更不用谈了。因此就需要政府伸出援助之手，解民于危难之中，切实发挥其援助机制，尽可能地缩减贫富差距，实现共同脱贫，共同富裕。
那么，政府如何更好的发挥其援助机制呢?《农民》
在对“剥削”进行了现象学分析时指出，“为了达到剥削农民收入的一定平均值的目的，精英阶层可以有极为不同的方法。虽然农民对任何此类索要都会感到不满，但使他感到自己被剥削的最为严重的是那种最经常的威胁其生存要素的、最经常的使其面临生存危机的索要。在农民询问被拿走多少之前，他先要问的是还剩下多少，他要问涉及农民利益的制度是否尊重其作为消费者的基本需要。”从这段阐释我们可了解到，农民真正需要的是维持基本生存的安全感。回归到政府的援助问题上来，我们发现农民需要的其实很简单，就是“安全第一”的生存。简言之，政府保证了农民的安全感，自然就保住了民心，“得民心者得天下”。我们经常宣扬，现代社会农民要致富，就要发展副业，创办自己的企业。然而，斯科特给我们揭示了一个重要的农民行为――规避风险行为。并引用了生存农业经济著作的话作为解释，即“对于勉强生存的农民来说，可恶的风险会相当厉害，因为高于期望值的利润也许抵消不了低于期望值的回报所造成的严重损失”，如此就需要政府来解决农民的风险问题。笔者认为，政府应发动群众挖掘地方特色资源，发展地方特色产业，并首先由政府在本地创办企业，作为示范点。这一方面可以给农民提供就业岗位，保障其“安全第一”的生存；另一方面可以吸纳技术人才，尤其是大学生，也就相应解决了部分大学生的就业问题。在政府的引导之下，一些有思想有能力的农民看到创办企业的益处，也就必然加入到创业的行列中来。长此以往，毋庸置疑，整个农村的经济就会慢慢发展起来，农民的基本保障和致富问题也就相应的解决。
2.2加强农民的专业知识教育
《农民的道义经济学》中指出：“安全第一原则并不意味着农民屈从于习惯：即使是可以避免的风险也不敢承担。当旱季作物、新种子、新种植技术以及市场生产等新事物提供了明确的、实质上的收益并且对生存安全没有风险或风险不大时，人们会看到农民们是冲到前面的。”如此说来，农民需要进行一定的革新，只要不是高风险的革新，但是“大量农民的革新行为具有孤注一掷的特征，这使得农民不得不为未知事物而拼搏一番的经济背景同其常见的怀疑主义谨慎态度”，因此，农民要通过革新改善自己的境遇，就要承担一定的经济风险，而这种经济风险只要不是很大，农民就可以坚持下去，不幸的是风险超过预期目标就必然中途放弃甚至破产。在安全第一原则的限制下，农民不会去冒险，只会选择投资少而风险也小的革新，慢慢改善。
鉴于上述一系列农民自身的主观和客观原因，要设法改变农民的生活境遇，降低经济风险，在保证安全第一原则的基础上转变农民的思维，达到投资少风险小的经济目的，同样需要政府
这一强大支柱。从长远利益考虑，解决本质问题，笔者认为应该加强农民的专业知识教育，把新的技术、新的经营理念、新的作物品种、新的行业选择等定期传授给他们(当然初期是针对农民中的精英阶层，因为他们有对新事物的优先和乐于接受能力)，使农民掌握更多的专业技术(如防虫、播种、育苗等技术)。这样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不必要的损失，并减少风险，以增加利润。当农民真正看到教育带来的现实利益时，必然会全身心地投身于农业生产。如此不仅提高了农业生产率，最主要的是农民的生活得到了安全保障，政府的作用也就真正的发挥出来了，其形象也相应的提高了。并且，通过接受教育，农民的个人素质也相应提高，并更能深刻体会到知识的作用，这就对教育在农村的普及起到催化作用。如此良性循环，相信我国的农村、农民、农业问题就会稳步、良好的解决。
当然笔者的观点有一定的空想成分，这一政策要真正实行是不容易的。由于广大农民同胞知识水平非常有限，认为教育只是年轻一代的任务，他们多年的经验积累是不需要进行教育的，而且可能对农业知识教育有排斥心理(不懂其中的内容)，因此真正的落实下去是很艰难的。但是上文提到新事物一般被精英阶层首要接受，我们需要农民中的精英阶层的支持，然后再将其经验传授给其他的农民。等农民看到了新技术的成果时，自然就投身于学习及实践中去。
2.3整合土地，提高土地利用率
斯科特在《农民的道义经济学》中引用了S・爱泼斯坦的一句话：“贱民阶层之所以乐于接受这种给予这种固定报酬的制度，是因为即使遇到灾年它也给予安全保障”。对农民而言，稳定的安全保障比市场经济利润等重要，而土地就是农民最稳定的保障。因此，对土地的优化分配和合理利用是关键。当然，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实行的取得了可喜的成绩。然而现代科技日新月异，以家庭为主的小块土地已不能适应现代科技社会发展的要求。在调查中我们可以明显的发现小块土地的效率低下问题。由于整块的地被分成若干个小块头，尤其是在平原地区，本来大型的机器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完成作业，但是由于地形问题或是面积问题，导致大型先进的机器作业很难实施，只能进行小机器作业，效率相对底下，而且耗时耗力。再者其农产品(如小麦)在市场上进行销售时，必然会因为量少且质不高而廉价出售，如此，农民的经济收入就明显降低，若遇上灾年后果不堪设想。因此，很多农民觉得发展本业不能维持正常的生活，不得不背井离乡，外出打工，农民作为一种特殊的群体进入城市，摇身变为农民工，并成为现代城市一道新的风景线。他们的生活状况、心理健康成为近年来社会关注的热点。可见土地对现代的中国农民而言已经不是最稳定的收入了(当然是最基本的生存保障)，要提高和改善农民的收入及生活水平，就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从农民的本业――土地出发，对其进行优化管理及合理利用。
那么怎样施行此项任务呢?笔者认为应重新整合土地，即全部没收农民的土地，并将土地转让给承包商，再由政府发给农民固定的生活补助(当然是要满足农民的生存)，这样农民的生活得到保障，有稳定的收入，可以像产业工人或公务人员一样，每月有固定的工资。如此农民为了生活的更好，外出务工，就可得双份的工资，社会上存在的看不起农民的思想也就慢慢的消失，农民的待遇提高了，整个社会也就和谐了。再回到土地上来，承包商可以利用大片土地进行大机器作业，不仅效率高，省时、省力，而且经过专业技术的指导(承包商有条件雇佣农业专家进行技术指导)，农产品的产量和质量也就随之提高。这种上下兼顾的政策才是解决三农问题之道。
综上所述，要真正解决好“三农问题”，需要政府的财政支持和政策转变，在保证农民“安全第一”的生存原则之下，通过一定的援助机制及智力支持帮助农民脱贫致富，协助农村发展事业、推进农业进入现代化轨迹。
3 结语
詹姆斯・C・斯科特的《农民道义的经济学：东南亚的反叛与生存》这部力作对农民问题进行的深刻剖析对于我们解决“三农问题”有很大的启示，无论是理论阐述还是个案分析，都本着客观的原则，聚焦于农民的切实感受和切身利益，这种替弱者说话的个人主义情操实为可贵。中国作为农业大国，处理好农民问题是重中之重，而解决农民问题的关键就是要理解农民，满足农民的心理需求，从农民的切实感受和切身利益出发，真正站在农民的立场上，而《农民道义的经济学：东南亚的反叛与生存》就是很好的理论与实践教材，从中汲取营养，才是治“三农问题”之本。然该力作是以东南亚农民为例进行的考察研究，是否符合中国农民的实际尚存争论，但笔者认为其理论(如生存伦理，安全第一原则)是完全可以解释中国乃至亚洲所有农民的实际状况的。基于此，笔者在粗浅理解该作的基础上，对我国的“三农问题”提出一点看法，意在对此问题的解决提供参考。
参考文献
三农问题的理解范文第2篇
1 新型职业农民培训现状
新型职业农民培养对象主要面对的是种养大户、家庭农场经营者、农民合作社骨干、返乡创业大学生、中高职毕业生、返乡农民工和退伍军人等，他们跟普通的在校学生有着很大不同。首先年龄跨度大(从18 ~ 55 周岁不等)，知识水平参差不齐，对知识的理解能力差异较大，其次他们又是边生产边学习，时间紧，任务重;同时他们有一定实践经验，但缺乏技术指导。
基于以上分析，针对这个特殊群体，在教学方法上必须改变传统的概念、作用、特点、应用、练习等程序式的教学模式，实行边学习，边实践，边致富、农闲时间集中上课，农忙时兼顾学习和生产的组织方式和理论与实践相结合，集中与分散相结合，辅导与自学相结合，实践与生产相结合的教学方式。经过长时间的探索，逐渐形成了具有大竹特色的教学模式。
2 新型职业农民培训的教学方法
2.1 根据学情不同，因材施教。
传统教学方法常常是以教师讲授为主，而新型农民培养必须按照不同阅历、不同经验、不同年龄、不同文化层次的人，根据培训的内容、目标、时间的不同采取更加灵活多样的教学方法，因材施教。
2.1.1 培育内容不同，培训的教学方法不同。
培训的内容不同，教师的教学方法也各不相同。例如在培训水稻种植技术的时候，可以由专家对水稻的栽培技术进行详细讲解，市场营销、合作社账务管理等课程由专职教师进行培训。对于种植技术讲解的时候可以采用实地参观、具体操作的教学模式，出现问题立刻解决，直观性强，容易理解。
2.1.2 培训目标不同，教学方法不同。
培训的教学方法，也要根据培训的目标而发生变化。例如生产经营型、专业技能型及社会服务型的侧重点不同，教学要根据情况采用不同的教法。生产经营型主要采用考察及经验交流的方式来学习管理和市场操控知识;专业技能型要以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方式来掌握生产技能;社会服务型主要侧重学习沟通和做好服务，以实训课程为主。
2.1.3 培训的时间不同，采用的教学方法不同。
根据当地的生产实际情况，农闲的时候学习理论知识，集中上课;农忙的时候，兼顾生产，把学到的理论知识用到实践中。培训的时候尽量把培训地点设在农民的家门口，这样既可以解决农民的后顾之忧，又可以及时解决实际中出现的问题。
2.1.4 根据学员不同，采用不同的教学方法。
学员的年龄、基础、文化层次、理解能力都不一样，在学习的时候，要充分考虑各种情况，区别对待，比较集中的问题课堂上统一讲解，个别的问题及时做好课后辅导。还可以采用相互帮扶的学习方法，年轻的、理解能力强的学员在课后帮助年龄偏大、学习能力差的学员，直至掌握为止。考虑到学员中以妇女居多，在注重技能培养的同时，还要全面提高综合素质。所以在教学过程中，还会穿插一些养生保健及传统文化知识的学习，如怎样与孩子沟通、如何科学饮食、黄瓜的腌制技术等知识，大家既感兴趣，又觉得非常实用，还有利于家庭和谐，社会稳定。
2.2 充分利用现代科技，提高教学效果。
随着互联网的发展，网络优质教学资源非常丰富，在教学过程中要充分利用好这些资源，让资源共享成为现实。利用网络上的视频、动画等来使枯燥的理论知识生动化，使学员容易理解。学员在课后还可以利用网络来自学、自测，提高和巩固课程教学效果。网络教学还可以让农民随时点播，使培训效果大幅度提高。网络教学，丰富了新型农民培训手段，延伸了农民学习链条，使新型农民培训覆盖面更广，受益群众更多，也为实现全民终身教育做出了有益尝试。除此之外，我们还充分利用网络资源和通讯设施，保证和学员的沟通，随时解答学员提出的问题，而且随叫随到，为学员解决生产中遇到的各类难题。
三农问题的理解范文第3篇
近年来，“三农问题”引起我国社会各界广泛关注，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国人对“三农问题”重要性的认识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然而，“三农问题”产生的根源何在？为什么战后许多发展中国家普遍为“三农问题”所困挠？在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过程中，农业为什么“天生”表现为弱质产业、农民“天生”成为弱势群体、农村经济往往是国民经济最薄弱的环节？为什么多年来我国主张国民经济平衡发展、强调农业的基础作用，而实际上农民、农业和农村经济和生活始终没有得到根本改善？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有赖于对“三农问题”产生的社会经济历史背景、工业化进程中农业与工业的相互关系及其变动趋势，以及各国在工业化进程中的战略选择等问题进行比较、分析和探讨。
一、探源之一：产生背景产业革命和工业化的发端
农业作为弱势产业、农民作为弱势群体以及农村经济作为国民经济的薄弱环节，有其特定的经济历史背景。自从产业革命导致现代制造业和现代城市的兴起，就整体而言，农业这一曾经作为农业社会经济的主导产业就开始逐步被新兴现代制造业所替代，与此同时，农民和农村经济发展也随之处于相对劣势地位。因此，除非一国政府在工业化进程中有意识地对这一弱势产业和群体加以保护，否则，农业停滞、农村落后，以及农民生活的相对贫困似乎就成为产业革命，以及由此引起的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必然后果。这是因为，第一，作为近、现代科学技术的发明和发现产物的现代新兴制造业(与传统农业相比)有着较高的生产率水平，它的产生使人类生产活动实现了从手工劳动向机械化生产的巨大转变，使人类得以用较小的劳动消耗获得较多的劳动成果，从而在社会财富的创造方面发挥重要作用，进而成为一国国民生产总值(或国内生产总值)，以及国民收入增长的主要贡献者。
第二，在工业化过程中，农业与工业将互相促进、相互影响。但现代工业对传统农业将产生更为重大而深刻的影响。表现在，在工业化初期，传统农业为现代制造业的兴起作出了包括粮食、原料、劳动力和资金，以及市场等方面在内的贡献；而迅速发展起来的现代制造业，将以其技术和制度方面的明显优势，转而对传统农业的现代化进程，产生更为强大的推动作用和影响。
第三，随着工业化的推进，现代制造业以其较高的生产率水平，不仅成为国民生产总值和国民收入绝对量增长的主要贡献者，而且在其相对份额增长方面占有明显优势；另一方面，现代制造业以其较高的产出率和收入水平，以及较高资本积累率或投资率创造出广泛的劳动力需求和就业机会，从而吸引劳动力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制造业部门的大量转移。
最后，随着工业化的进一步推进，农业的相对地位(即在国民收入和就业中的相对份额)将呈下降趋势。与此相对照，工业部门则成长为支撑国民经济增长的主导部门。随着农业相对地位的下降，在人们心目中，其绝对地位似乎也在下降，由此产生了工业化过程中的“唯工业化倾向”，它使战后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二元经济结构”呈现不断强化和加剧之势。
二、探源之二：“先天劣势”农业生产技术、产品和组织
与现代制造业相比传统农业在生产技术、产品以及农民组织等方面处于“先天”劣势。这方面的较早研究可见之于中国留美学者张培刚的早期著作《农业与工业化》。张培刚：《农业与工业化》，华中工学院出版社，年版，第⒉⒋章。该书在论及工业化过程中农业与工业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农业所做出的重要“贡献”时，深刻揭示了农业和农民的不利处境。张培刚在论述农业的“产品贡献”时指出，由于工农业产品供求关系变动引起的工农业产品的相对价格变动，往往对农业和农民不利，即当工业品价格由于需求不足而下降时，作为工业品生产原料的农产品价格也将随之下跌，而其下降幅度却往往超过工业品价格；另一方面，当农产品价格由于欠收或供给不足而上涨时，以农产品为原料的工业品价格也将随之上涨，且涨幅往往超过农产品价格。由此不难看出，在工农业产品的相对价格(即贸易条件)变动中，农业和农民往往处于不利地位。
另外，在阐述农业的“市场贡献”时，张培刚认为，农业和农民在向工业化作出市场贡献时，自身作出了巨大牺牲：即当农业和农民作为工业品的购买者，往往面对“卖方垄断”市场”，由于价格由卖方决定，因而被迫支付较高价格；而当农民作为农产品的出售者，又面临“买方垄断”市场，由于价格往往由买方决定，因此不得不被迫接受较低价格。显然，在工农业产品交换中，农业和农民无论作为买者还是卖者，总是处于不利地位。
此外，农业和农民的相对劣势地位，可以经由以下两方面进一步加以说明。
其一是农产品的特性。由于农产品是有机的生物产品，这种特定的自然属性使其容易腐烂、变质，不易储存和运输，因此，生产者往往希望能够尽快出售产品，以减少运输和储存过程中的浪费，这样，在
出售农产品时，不得不被迫接受低价。
其二是传统农业中农民组织的涣散性。这种组织上的涣散性使众多个体农户，在直接面对市场时(无论作为买者还是作为卖者)，客观上都将使另一方具有某种垄断优势。因为，无组织的个体小农户不仅难以形成利益共同体，相反，容易形成彼此竞争、相互对立、互相削弱的内部冲突之势。这样，在面对数量较少的卖方和买方时，农业和农民的失利就成为必然。
由上述因素导致的不利结果，并非不可克服。其出路在于，加快农业现代化中的技术进步以及组织和制度方面的建设。如果将现代制造业提供的先进技术(包括储存、运输和保鲜技术)运用于农业，由农产品的生物特性引起的诸多问题就会在很大程度上得到克服。另一方面(即更为重要的方面)，是使农业和农民有效地组织起来，形成保护自身利益的组织。这样，市场结构将会随之改变，农民为维护自身利益在市场上的讨价还价能力及劣势地位就会根本改善。当然，所有这些条件的最终改善将取决于人的认识和努力。
除了农产品的特性和农民的组织性两方面因素外，农业和农民的不利处境，还可以经由农产品的供求弹性以及来说明。首先看农产品的供给弹性。可以说，迄今为止，农业生产对自然条件仍然有着极大的依赖性，加上农产品生产周期较长，从而导致农产品的供给呈现较低弹性。这样，当农产品需求增加以及由此引起价格上升时，农业生产却不能相应地快速增长，从而使农业难以通过增加供给以获得价格上涨带来的收入增长的好处。另一方面从农产品的需求弹性看，由于凯恩斯“基本心理法则”(“边际消费倾向递减律”)和“恩格尔定律”(“食品消费支出在人们总消费支出中的比重将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愈来愈小”)的双重作用，加上现代合成材料技术的进步，农产品的需求也呈较低弹性。这就意味着，随着经济进步和人们收入水平的提高，农业的增长和发展从需求方面获得“拉动力”的空间也相对较小。或许人们会说，这种分析排斥了技术进步因素的作用。的确，如果加进技术进步的影响，农业生产或农产品的有限的供给弹性将获得相当程度的改善，而且，随着人们收入水平的提高以及消费结构的改变，农产品的需求弹性也将有所提高。但就整体而言，农产品作为初级产品，与制造品相比，其供给和需求弹性均较低是不争的事实。另外，与制造业产品相比，在农产品价值构成中扣除各项成本之外，新增价值(“附加值”)部分比重较小，加上其有限的后序“加工”过程又往往被制造业“包揽”和“垄断”，因此，农业虽然为其他产业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巨大潜力和空间，自身却囿于比较利益劣势的局面而难以迅速发展。
最后，还由于农业的技术进步相对缓慢，农业生产结构调整的弹性相对较低，以及农业部门的资本积累率以及农业生产规模的扩张率也较低，因此，随着工业化的推进和现代制造业等非农产业的兴起，如果一国政府对农业缺少明智的扶持和保护措施，听任经济生活中的比较优势法则和优胜劣规律的作用，那么，农业停滞、农村落后和农民贫困将不可避免。
三、探源之三：“后天不足”中国工业化战略中的“重工轻农”倾向及其农业负效应
前面，本文从社会经济历史背景，以及工业化过程中农业与工业相互关系的角度，对“三农问题”的起源作了一般意义的探讨，然而，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发达国家的工业化表现为农业与工业的双双进步与现代化？为什么有的(尽管是少数的)发展中国家在战后推进工业化的过程中成功地避免了“三农问题”的困扰？……显然，问题的答案还需从各国的工业化的指导思想和战略选择中去寻找。
众所周知，由于对工业化内涵的片面甚至错误的理解，我国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一样，在战后工业化起步以及以后相当长的时期里，始终推行以牺牲农业换取制造业发展的工业化战略。这种战略从其推行的开始，就对发展中国家战后普遍存在的“二元经济结构”起着强化和加固作用。从另一种意义而言，这种以牺牲农业和农民利益为代价的工业化战略的实施，又必须以强化“二元经济结构”作为前提和手段，由此形成了战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所共有的“工业化”“城乡分割”与“工农对立”“二元结构强化”的“累积性因果恶性循环”。因此可以说，不恰当的工业化战略，是我国“三农问题”得以产生、并形成并呈“积重难返”之势的重要的和直接的原因。因此，对我国工业化过程中制定和实施的重大战略决策加以反思，为走出“三农困境”寻找出路，就显得十分必要。
建国以来，我国“城乡分割”、“工农对立”、“二元结构强化”的倾向集中表现在国民收入分配和再分配政策各个方面，包括收入政策、价格政策、税收政策、投资政策，以及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产品提供政策、社会保障和福利政策等。
()从收入分配政策看，我国自推进工业化以来，一直采取向城市居民倾斜的收入分配政策。改革开放后，随着农业生产增长和农民收入的增加，这种情况一度有所改善，然而，自年代中期以来，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又明显拉大。统计资料表明，到目前为止，占我国总人以上的农村居民，其收入在国民收中所占份额还不到，而总人口中不到的城市人口，其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份额超过刘书明等“关于减轻农民负担的问题的几个重大判断”《财政研究》，年第期。，而且据测算，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从改革前的倍左右，增加到目前的倍左右。
()从价格政策看，为配合优先发展工业尤其是重工业的战略，我国长期实施“工农业产品剪刀差”政策，即通过人为压低农产品价格，以使工农业产品交换条件有利于工业部门的积累和扩张。改革开放后，尽管多次调整农产品价格，但由于工业品价格提高更快，因此，工农业产品价格之间的“剪刀差”非但没有缩小，反而进一步扩大。有资料显示，年间的年里，以“剪刀差”方式流出的农业收入达到亿元。年均流出亿元，是改革前(年均亿元)的倍。“剪刀差”这种“暗税”给农民增加的负担已超过农业税(“明税”)负担(同前注)。。
()从税收政策看，我国城乡居民税赋也呈现明显的“城乡倒挂”现象。依据我国目前税法和现行税制，城乡居民税赋负担严重失衡。从所得税方面看，城市居民所得税起征点为月收入元及以上者，而我国绝大多数农村地区农民年纯收入不到元，却必须履行纳税义务。从增值税角度看，城镇个体工商户增值税起征点为年销售收入元者，然而，尽管一般农户远远达不到该收入水平，却户户必须交纳农业税。另外，现行税制对城镇个体工商户实行五级超额累进所得税率，年应税收入不到元者，税率为。而在农业方面，对主要农作物征收的每亩实际税收负担率(税金纯收益)则分别为：稻谷；小麦；玉米；大米，均明显高于城镇个体工商户所得税率刘书明等“关于减轻农民负担问题的几个重大判断”《财政研究》，年第期。。另外，城乡税收征收方式及其(依据)也存在明显的于农于不利和对农不公现象。从理论上说，税收是基于经济收入的一种派生性收入。而我国农业税普遍采取“税跟地走”(“地跟人走”)的均摊式征收方法，以至于许多农户在几乎没有纳税基础和能力的情况下也被迫成为纳税对象。
值得提及的是，若不是刚刚在全国农村推行的旨在为农减负的“费改税”政策将多年来使农民不堪负重的税外“费”赋减了下来，使农民负担有所减轻，城乡居民的税赋差别就更为显著。
()从政府投资政策(包括基础设施和公共产品提供政策)方面看，其“城市偏向性”同样十分明显。
一方面，在政府投入方面，我国一直采取向城市和工业建设倾斜的投资政策，改革开放后，虽然财政支农支出总量有所增加，但相对量却呈下降趋势。例如，年，财政支农支出占国家财政总支出的比重一直呈下降趋势，即分别为：、、、、、和；年回升到，年又下降为陶勇：“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与农民负担问题探索”《财贸经济》，年第期。。另外，在政府对农业投入增加的同时，农业税和乡镇企业税则逐年增加，结果两两相抵(不考虑“剪刀差”形式的间接流出)，农业和农村的资源净流出远远超过净流入。另外，在政府固定资产投入中，城乡差别也十分明显。例如，在年的政府固定资产投入中，对国有企业的投资占，人均达，元，而对农村集体经济投入的人均水平仅为元(同前注)。。最后，从我国农业产值比重与政府支农投入比重两个指标看，也不难发现两者间的失衡。目前，我国农业产值占的，政府财政支农支出仅占总财政支出的(同前注)。。
另一方面，在基础设施和公共物品提供方面，“城乡二元结构”也相当明显。公共物品应由政府(全部或部分)提供，这是不言而喻的。然而我国长期以来，在城乡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物品提供方面采取明显的城乡差别待遇政策。
农村的公共物品也可分为“纯公共物品”和“准公共物品”。前者包括农业基础科学研究、农业科技成果推广、大规模土壤改良和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大江大河治理，防治病虫害、环境保护与公共卫生设施，通讯和文化设施建设，以及年义务教育普及等。后者包括区域性小型基础设施建设(如：电力、能源、水利、交通、通讯等设施建设)；高中及职业技术教育、农村医疗以及文化设施等。
“纯公共物品”理应由中央财政提供，而“准公共物品”则由中央和地方两级政府财政共同提供。另外，农户从事的农业生产活动，尽管在性质上被界定为“私人产品”，但由于其产品(尤其是大宗农作物产品)及其产量关系到国家粮食安全问题，因此具有明显的“外溢性”，政府也完全可以而且应该借助于价格、税收、以及投资政策等直接和间接手段，帮助其降低成本，提高生产并增加收入。然而遗憾的是，我国基础设施和公共产品提供长期向城市尤其是向大城市和特大城市倾斜，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产品提供严重不足，从而造成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产品提供体制上的“二元结构”即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主要靠政府财政预算解决，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所需资金则主要由农民出资负担。其后果是：农业科研和技术推广投入不足。农业生产的科技含量始终难以提高；水利设施长年失修、建设滞后，大江大河治理不利，导致水患频繁、干旱不断，农业“靠天吃饭”的局面仍未改变；农村能源交通条件改善缓慢，公共卫生设施和标准远远落后于城市，农村九年义务教育普及面临严重资金短缺，从而使占人口近的农村人口生活水平和劳动力素质不能迅速提高。
()从社会保障和福利政策看，我国社保体制“城乡差别待遇”更为明显。城镇居民享有政府提供的“最低生活保障”的保护；城镇国有企业下岗职工享有“三条社会保障线”即“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制度”、“失业保险制度”和“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以及政府举办的“再就业工程”等措施的关怀和保护；此外，城市居民还不同程度地享受医疗保险、养老保险等社保制度提供的好处。而在农村，除了土地作为农民赖以生存的唯一保障外，农民的生老病死别无其他保障。农民生活的目的和全部意义变得如此简单，那就是为生存着而“活”着。
三农问题的理解范文第4篇
第一，在第一轮单元复习中，分微观建构、中观建构和宏观建构三个层次构建整个高中思想政治教材的知识体系、提升应考能力以及综合素质。第二，在第二轮时事专题的复习中同样以“三观”建构理论为指导，从整体了解重大时事的来龙去脉，从而更准确地抓住问题的切入点，更准确地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第三.在第三论复习中根据考纲，通览全书，建构宏观知识体系，把夯实基础与提高能力相结合。
关键词：三观建构理论；政治高考备考
如今政治学科是文科综合的一部分，在强调“以能力立意”的文综高考在考查政治学科能力的同时，注意跨学科知识渗透，这就要求学生扎扎实实地掌握基础知识，形成系统的、全面的知识结构体系，才能形成较强的学科能力。根据这一要求，可以运用“微观、中观与宏观”建构理论为指导的复习方法，扎实基础，提高知识整合的能力，形成完善的知识结构体系，可以说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运用独特的“微观、中观与宏观”建构理论为指导的政治学科复习方法，对高三备考复习主要分为三个方面进行：
第一，在第一轮单元复习中，分微观建构、中观建构和宏观建构三个层次构建整个高中思想政治教材的知识体系、提升应考能力以及综合素质。
高考测试的基本目标是通过设置新情境、新问题，测试考生的知识建构过程，因而高考的解题过程，就是一个知识建构的过程，即运用学科知识，按照试题要求，提取并处理试题信息，建构新的知识体系。这就要求在复习别注重学生建构知识体系能力的培养。由于知识体系的建构应该是一个由微观至中观、再由中观至宏观，循序渐进，不断深化和扩展的过程，因而从“三观”（即微观、中观、宏观）的层次逐级建构知识体系，可以逐渐形成系统地、有条理地把握知识的能力。
例如，在复习经济常识的过程中，可以把其知识体系分为商品、货币、价值规律……对外贸易、家庭消费和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共十几个微观建构，然后又分为经济常识的基本理论、生产、分配、交换、消费五个中观建构，最后从整体上找出经济常识的宏观建构。在复习过程中，首先是复习微观建构，如微观建构一：商品；微观建构二：货币；微观建构三：价值规律；微观建构四：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制度；微观建构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特征，全面细致地把握它们核心概念、基本原理和基本方法等主干知识。在此基础上过渡到中观建构：经济常识的基础理论，找出五个微观建构之间的网络构建和知识间的联系。按照这一方法，以此类推，从每一个微观建构到中观建构，最后找出经济常识的宏观建构，即找出整个经济常识的网络构建和综合解读主干知识。同时，每一个微观建构、中观建构和宏观建构都配置有考题赏析、能力演练，以巩固和消化所复习的知识。通过这个以建构主义理论为指导的单元复习方法，培养了学生系统掌握知识的能力，使学生对基础知识的掌握具有连贯性、完整性和条理性，增强了学生的整合知识的能力。
第二，在第二轮时事专题的复习中同样以“三观”建构理论为指导，从整体了解重大时事的来龙去脉，从而更准确地抓住问题的切入点，更准确地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
时政性是高考政治的一大特点，高考试题中往往根据重大热点问题为背景设置新情境，测试考生调动和运用知识的能力，这不仅要求学生对热点问题有一定的了解，做到 “眼观六路，耳听八方”，而且要求以第一轮复习中以掌握知识为主，要根据教材知识结合热点问题进行分析，而不是死搬教材，死背书本。所以，时政热点专题复习的过程，也是一个从微观至中观、再由中观至宏观循序渐进的知识建构的过程。从热点专题复习中，先选择某个社会问题为主题，再探讨与这一主题相关的其它问题，再宏观建构对该主题的总体认识，这是对待时政热点复习正确价值取向。例如，在复习三农问题时，可以把这一主题分为完善土地承包关系、优化农村经济结构及增加农民收入、统筹城乡发展这三个微观问题，再从中观上整体把握解决三农问题的措施，最后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经济全球化为时代背景，宏观把握三农问题。这样就能培养学生从整体的角度思考问题的自觉性，训练了学生们思想和表达的逻辑性和层次感。
第三.在第三论复习中根据考纲，通览全书，建构宏观知识体系，把夯实基础与提高能力相结合。
三农问题的理解范文第5篇
业内人士认为，这意味着自2004年中央汇金公司注资启动中行、建行和工行股份制改造以来，中国开始了银行业的第二轮改革。
2004年1月，国务院通过中央汇金公司，对中行、建行和工行分别注资225亿美元、225亿美元和150亿美元(按照当时的汇率水平，共折合人民币49624亿元)，进行股份制改造。
经过3年的努力，三家国有商业银行分别在国内和香港上市，并全部进入全球十大银行之列，其中工行第三，中行第六，建行第七。截至2006年底工行上市，汇金持有三家银行股权的净资产价值是6235亿元。知情人士分析，通过售股和分红，汇金公司已经收回了对三大国有商业银行近20％的注资，注资改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和回报。
与上一轮银行改革相比，这一次改革面临的形势更加复杂，风险也更大，无论是监管者还是金融机构的掌门人都将面临更多的难题。
而股改一直落后于其它三大国有商业银行的农业银行，因其面向三农，比其它三大银行的改制更要困难得多。
改革路径渐明
早在2003年底，几乎在建行、中行启动改革的同时，农行即向国务院提出注资股改、整体上市的改革方案。此后两三年间，农行向国务院至少提交了三次股改方案，但均未获得决策层认可。在中行、建行、工行忙着注资、股改、商业化、上市的时候，农业银行还在为改革路径的选择踌躇。
中国的四大国有商业银行成立之初都是专业银行，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逐渐走向现代金融机构。因为承担三农问题的政策性业务，农行商业化的步伐―直迈得比其它三大行要艰难。
1980年农行即开始商业化改革，但步伐不大。1994年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成立，决策者试图通过农发行的建立将政策性金融业务从农行和农信社的业务中剥离出来。1997年农行政策性业务剥离速度加快，农行的经营也日益强调以利润为核心。1999年农行和工中建三家银行剥离1.4万亿不良资产给四大资产管理公司。
2006年2月，农行“分拆论”开始流传，称农行会取消现设于北京的农行总行，以省为单位设立总行，将农行地方化，由省市区与中央共同承担农行的历史包袱。这份分拆方案被农行上下称之为“斩首”行动，在农行整个系统内部引起强烈反应，农行上下人心惶惶。
2007年1月的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总理“面向三农、整体改制、商业运作、择机上市”的16字方针为农业银行确立了和其它三大商业银行一样的整体改制方向。
2007年年初，农行副行长韩仲琦也曾表示，农行内部已经有份股份制改革的时间表，希望今年下半年财务重组能够到位。8月，权威人士称汇金计划注资400亿美元，启动农行的股改进程。
至此，农行股改大幕正式拉开，同时明确的还有，农业银行作为我国农村地区金融的主力之一，股改后继续原有的支农职能，中央政府将在2到3年内为农行制定明确的改制路线图。
央行在近日的二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中表示，有关部门正在广泛调研的基础上，积极研究论证农行股份制改革方案。据悉，农行改革方案的设计由央行牵头，财政部、发改委和银监会等部委都有参与，最终方案将会由各部委协调产生。
据悉，国家注资农行包括两步，第一步是剥离不良资产，据估计，农业银行不良贷款超过7000亿元，如果要将农行的不良贷款压缩到5％以下，至少要剥离6000多亿的不良贷款。第二步则是对农业银行注入资本金，需要补充的资本金近2000亿元。
为了这来之不易的股改，农行已经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2006年，农行启动了全面的外部审计和人力资源改革，这是农行整体改革的必需的重要步骤。同时启动的还有实施固定资产全面清理，不良贷款处置准备工作，相关中介机构的选聘工作等等。去年12月，农行正式成立了会计监控中心，推动新会计准则体系建立。
今年3月，农行设立了“不良资产处置工作小组”，4月设立了“法律工作小组”。5月，农行股改领导小组办公室等十几个部门的负责人向央行汇报了股改基础工作的进展情况。
农行当前面临的最紧迫的问题是控制风险。农行机构改革中一个明显的变化是成立了风险管理委员会。6月份，央行副行长项俊波就任农行行长，项俊波有着审计署副审计长和央行副行长双重背景，这一任命使得外界对于决策层要把控制风险放在首位的立意有了更深的理解。农行内部的人事调整也已开始，并已延伸到总行各部门总经理和分行行长等中层干部。
在农行年中工作会议上，农行详细布置了下半年的股改工作重点，其中很多已经推进但还没有完成，包括人力资源改革、财务集中改革、构建新的价值管理体系和绩效评价考核体系等等。
据悉，一份定位为面向三农的新方案正在中国农业银行内部紧急起草，这份《金融服务三农》的方案始于8月初，方案完善与否事关农行股改成败。现在农行全系统都在做这份《金融服务三农工作方案》。据悉，框架性的内容是农行面对三农的市场定位，业务范同的确定，如做什么、怎样做等，以及中、远期的战略规划与目标。还包括体制、机制的问题。
政策性业务的无奈
农业银行的改革之所以阻碍重重，落后于其它三大行，是因为它相对三家的特殊性。作为规模仅次于中国工商银行的第二大国有商业银行，财务重组仅仅是农行股改的一个基础，解决的仅仅是农行的不良贷款和资本不足的财务问题。农行改革的难点在于找到合理的业务模式，在服务三农和商业化发展之间找到一个完美的结合点。
所以，虽然最终还是确定了整体改制方案，并有其它三大国有商业银行成功运作的经验可借鉴，但农行股改的前路依然荆棘密布。作为国内唯一一家拥有农村信贷专业化服务管理体系的国有商业银行，农行改革还有众多基础性的工作要开展，面临的挑战也相当严峻。
作为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中唯一一家为“三农”服务的银行，农业银行承担了大量涉农政策性贷款，所以据称这是资产质量一直难以有效提升的主要原因。同时，作为规模最大的一家为“三农”服务的金融机构，农行的总体客户质量一直不如其他国有银行。农行现有员工47万人，人员包袱最重，管理链条长，经营效率低于同业水平。
人民大学金融与证券研究所副所长赵锡军告诉记者，农业银行的改革确实有相当大的难度，特别是目前农业比较薄弱，农村工业基础也比较差，不像在城市里有大的工业，面向三农的贷款往往规模小风险大，但是农业又是国民经济的基础，而且对我们国家，农业又是非常重要的行业。从发展方向来讲，农业会进一步产业化并升级换代，金融如何在农业还薄弱的时候切入，找到好的切入点，促进农业发展，是个很重要的课题。
农业银行行长项俊波近日撰文指出，面向“三农”是农行改革的基础导向，是检验农行改革能否处理好提高自身效益与支持经济社会发展关系的根本标准；而整体改制、商业运作和择机上市，则为农行处理好提高自身效益与支持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提供了必要保障。
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有面向农民的银行取得成功的经验。法国农业信贷银行由基层农村信用社联合发展壮大起来，目前已成为综合化经营的银行集团，走出了一条既有涉农业务优势，同时又在城市市场具有强大竞争力的成功道路。印尼人民银行经过20多年的发展，已成为印尼五大国有商业银行之一，是世界上商业可持续的农村金融典范。
在农行2007年年中分行行长会议上，项俊波谈到农行既要面向“三农”，又要商业运作的问题时，再次表示，面向“三农”必须遵循商业可持续的原则，在风险可控的条件下追求合理的效益，走质量效益型发展道路。
政策性业务的出路，是农行改革要解决的核心问题。近日，中国农业银行公布了2007年上半年的经营状况，该行6月底不良贷款率为21.34％，较2006年12月底下降了2.09个百分点，不良贷款绝对数额也出现了下降。同时，上半年经营利润423亿元人民币，较上年同期增长65％。
但是，在农行目前的不良贷款损失中，到底有多少来自政策性业务，多少来自自身经营不善，谁也不清楚。利润的增多，也不一定是由于经营改善，也可能源于政策性损失减少。
三农问题的理解范文第6篇
我国正处在城镇化和现代化的快速转型过程当中，“三农问题”（农业、农村、农民）迅速升级为“四农问题”（新加农民工问题），并已成为目前备受关注的社会焦点问题。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三农（或四农）问题的改革究竟面临着什么样的困境，潜力又在何方？
2014年1月4日，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办公室主任陈锡文在清华大学举办的三农论坛上发表报告。结合十八届三中全会有关三农问题的改革决定，陈锡文认为，必须把三农问题放在整个城乡的大结构下进行改革。对于农村土地制度的改革，他认为，由于现行法律的限制，改革必须突破现有法律框架，要么修改法律。要么得到人大或国务院的授权搞试点改革。但有“三条底线”不能触碰：集体所有、农地农用和不损害农民的基本权益。对于农业经营体制的改革，陈锡文认为要坚持农户主体；在推进规模经营时，既要重视效率也要重视实际和公平。他认为，中国农业的现代化是个漫长的过程，必须要有“历史的耐心”。
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有三条底线不能突破
在土地问题上，我主张，规划高于所有权，这在全世界都是一样的。我认为，在土地资源配置上，必须在规划允许的条件下，再发挥市场经济的作用。因为土地是分类的。有农地、建设用地（包含农村建设用地、城镇建设用地），城镇建设用地有商业贸易用地、住宅用地、工矿企业用地。还有各种各样的划拨的供应性问题。不能跨界使用，这是土地规划的作用，在这个意义上就形成了土地的管制制度的基本内容，即用途管制，所以只有在符合用途管制的前途下，市场才能发挥作用。
到2013年9月，我国84个重点建设城市的地价，平均大概是3600多块钱每平方米；但是商业用地（包括写字楼等）的平均价格是6000多块钱一平方米；住宅用地的价格接近每平5000块钱；而工矿企业用地不到700块钱。所以你怎么可以拿着工矿企业的用地去盖写字楼、商场？这当然是不允许的。
所以要非常准确地理解三中全会决定中的这些重大判断和要求。第一，对于土地制度来说，因为我们有集体所有制，改革就必须考虑到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会有什么影响。
第二，对于农业的基本经营制度来说，我国现行的农业基本经营制度是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土地承包法》明确规定。家庭承包土地的主体是本集体经济组织的农户，不是什么人都可以跑到村里去承包土地的。
第三，农村社会管理是依托村庄进行的村民自治。自治的范围和土地所有权的范围非常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所以。土地制度改革要考虑到对农村其他重要制度会产生什么影响，要把顶层设计和摸着石头过河结合起来。如果没有顶层设计，那么最后的结果，可能就不是你所需要的。
所以，总书记农村工作会议上提出“四个不能”：土地制度改革怎么改都不能把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给改垮了。不能把耕地给改少了，不能把粮食给改滑坡了，不能把农民的利益损害了。要继续维持农村的集体经济组织制度，要保证现有的耕地基本上保持稳定、保持粮食能够继续稳定发展、保障农民的财产权利。总书记讲的“谋定而后动”是非常重要的，一些基本的方向要给它确定下来，这样才能不断地往前推进。所以他也讲，土地制度改革要有“三条底线”：第一，不能改变土地所有制，就是农民集体所有；第二，不能改变土地的用途，农地必须农用；第三，不管怎么改，都不能损害农民的基本权益。
所以决定出来之后，当初社会上的舆论对土地问题反映是最强烈的，有些人就以为这下好了。可以到农村去买地、买房子去了，农地可以随便转为建设用地了，这些想法显然和决定的精神是不符合的，应该深入调查，精心设计。
农业经营体制改革要坚持集体所有和农户主体
另外一个争议较大的问题是农业的经营制度和经营主体的问题。很多人认为家庭看起来似乎没有什么活力了，但只要看看全世界农业最发达的国家，都是以家庭作为经营主体的。家庭作为一种农业经营的基本单位，有它的规律在。
美国的家庭农场是最发达的，美国确实有农业公司，但也是家庭公司。美国农业部的官员给我介绍说，这是为了规避遗产税，因为美国的农场规模都很大，尤其中西部地区盛产粮食大豆的这些农场，往往有三四千英亩。为了避免过高的遗产税，而被迫注册家庭性农业公司。比如老爷子当董事长，老太太当总经理，儿子当种农技师，媳妇就当总会计师，注册完了它就是个公司，好处在哪里？老爷子去世之后，儿子接班，从公司意义上就是更换法人代表，没有遗产问题。所以这次三中全会强调的就是家庭，特别强调家庭经营农业中的基础地位。
从农村基本经营制度这个角度来讲，之所以能够把集体统一经营变成家庭承包经营，那是因为我们实行了两权分离：集体土地所有权和农户的家庭经营承包权分离了。这次农村工作会议上花了非常大的篇幅来论述“三权分离”（承包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分离）。要求落实所有权、稳定承包权、放活经营权。首先，农户作为农村集体土地的承包者的地位是任何人不能替代的，但是这样并不是说你承包你一定要经营，农民早就创造了一个办法：我承包了土地，我打工去，不经营，我流转了，但他不会放弃作为承包者的地位。他流转给别人的仅仅是土地的经营权。
因此，进一步推进农业经营体制方面的改革，有两点要坚持：
第一，坚持农村集体土地所有；第二，坚持农户作为土地承包的主体。农民承包了土地，流转给谁，由农户自己决定，农民得到的是承包权，抵押的是经营权。因为承包权是由身份为依据的，是由本人作为这个组织的成员构成的。成员权当然是不能抵押的，能抵押的就是经营权。而经营权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就是一个现金流，每年要提出，它和土地作为不动产没有关系。这样的话，不会伤害到农村农民作为承包者的权益，也不会伤害到农村集体土地。
目前我国大概有将近四分之一的农地，进入了流转。随着经营规模的扩大，别的主体也可以介入。这样才有了三中全会决定中提出的：既明确肯定家庭经营是农业中的基本经营主体，同时家庭经营、合作经营、集体经营和企业经营可以共同发展。这个表述就有点像我们基本经济制度所说的，以公有制为主体，各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
我国目前有两亿三千万承包农户，大约有四千五百万承包了土地的农户不种地了，他把地都给流转出去了。但是到什么程度才能让一亿八千万农户减到两千万户以下？这样的话，20亿亩土地，每户大概可以百亩。但是，在相当长时间内，我们的农业还是依靠大量的小规模农户，主要的农产品还是要靠他们来提供。目前有三亿亩土地流转，但其中的两亿亩是转到别的户里去了，真正转到集体经营、合作经营或企业经营的，就一亿亩。
所以根据这种情况，第一，什么时候也不能忽视农产品发展；第二，一定要考虑到新的经营主体是多种多样的，要同等重视。第一种是负责提供农产品的主体；第二种是提供各种各样的服务的主体。没有后一类主体，前一类主体的效益是无论如何提不上去的。
推进规模经营既要重视效率也要重视实际和公平
有人做过调查研究。中国两个收割机的利用效率，从时间和面积来讲，比美国、加拿大农场都好，因为，他不是种自己的地，是给人家种。于是现在越来越多的地方出现了这样一种“青岛模式”，把耕、种、收这些环节花钱请人家来弄，这叫代耕或托管。农业机械化极大地提高了土地利用率，对于农产品的经营主体来说，极大地降低了他的劳动强度。这种形式，全国都有，规模不等。所以适度的规模经营加上全面的机械化非常重要的一种模式。这样我们就能做到以扩大服务的规模来弥补耕地规模的限制。
几十年内我们大概做不到像其他国家那样，一个农场弄几万亩地，但是努努力，若千年后，百八十亩地大概还是可以的。所以为什么中央一再强调要推进适度规模经营，这“适度”就是指，只能从各地的实际出发。因为各地的资源是不一样的，各地的城镇化带动的劳动力转移情况也是不一样的，各地的农产品生产也是不一样的。
例如，日本这两年也在推规模经营，他们面临的压力比我们要大得多。2010年有261万农民工，年龄超过65岁的占到62%，70岁以上的有80万。当时他们说，再过5年，就没有人种地了。但是政府说，你只要把地租出去，政府就给你代耕。尤其是安倍去年10月在其施政演说里面专门讲到，要把市町村一级，由政府出面设立土地银行，把农民的土地经营权存进去，由银行帮你租出去。
再比如上海的情况，自2007年始，上海家庭农产平均规模是130多亩。但是到2012年，这个规模不仅没有扩大，反而缩小到113亩，现在比那会儿更小了。这就是因为，家庭农产在当地成了个好职业，收入不低。比如，113亩地，一年两季的话，每亩七百五到八百块，一年的收入就有八九万。上海城镇居民的人均收入是八万块钱，所以搞农业的收入比城镇居民还高。所以在这种条件下，你去扩大规模，显然是不可能的。
所以，规模跟效率很有关系，但是规模跟实际和公平关系更密切。上海松江的书记说，他完全可以搞个两三千亩的家庭农户，每年能有两三百万的收入。那么，到底是搞一个1000亩地、年收入80万的农场好，还是搞10个100亩地、年收入8万的农场好？在中国就业问题还这么大的情况下，后一个更好。所以他说，后一种不仅解决了效率，而且讲究了公平。推进规模治理，必须特别强调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因为它会带来巨大的社会成本的介入，这对农业的发展有非常大的帮助。
前面说的是大田，大田需要大机器来服务，成本高，但是对那些精巧的农产品，情况就不同了。比如种草莓，如果在增长季节，每户种一亩地的话，会累得要死，可能还忙不过来。这跟规模没有太大关系，规模决定收入，但是对于这些鲜活产品，蔬菜、水果、鲜花、盆景等等，决定其效益的是品种、养殖技术以及营销。
而这三样东西往往都是一般农户没有的，但是如果他们发现附近有，或政府专门培养了一批素质高的农民掌握了这些技能，那么完全可以通过一些方式把这些技术放大、推广。这样就会出现一些非常受欢迎的鲜活产品的合作组织。比如用这种方式培养出的草莓，3公斤包装在一个木盒里，个大、味甜，每盒1100多块钱。企业有很多商务洽谈，你不能老让人坐着，总得有个荼歇，弄点糕点放上这种草莓，好得不得了。所以，通过农民合作组织的办法，可以解决三个制约的问题。
三农问题的理解范文第7篇
解决“三农”问题，促进农民增收，是加快农业和农村发展、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宏伟目标的必然要求，是维护社会稳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必然要求，其意义重大深远。促进贫困农民脱贫致富，解决“三农”问题，核心是农民增收。
一、农民增收滞缓的现状
近年来，虽然我国耕地和粮食播种面积有所减少，自然灾害频繁发生，但粮食总产量仍然呈增长态势。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农民并没有因农产品丰收而增收，相反出现收入下降趋势，出现了粮食增产不增价，农民增产不增收的现象。我们调查走访了卫辉市狮犳头乡水峪村、封邱县黄德镇、辉县市盘上村、沁阳市紫陵镇坞头村，尽管这里的农民千方百计挖掘土地潜力，像绣花一样耕耘土地，但收入了了。的确，在经历了改革开放以来三十多年的发展，我国农业和农村经济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单纯依靠增产已经难以成为农民增收的因素，财政投入对农民增收的边际效应降低，利用提高农产品价格政策增加农民收入的空间和作用越来越弱，农民收入增幅明显回落，严重影响了国民经济的良性循环。历史的经验证明，农民收入上不去，就会农业衰退，农村落后，这时即使城市有些现代化，根基也不稳，甚至使整个社会不稳定。由此可见，解决农民增收难问题迫在眉睫。
二、农民增收的制约因素
制约贫困地区农民增收的因素，是自然条件、历史沉积、体制机制、政策安排、工作方法、人的素质和领导意识等多方面原因造成的。包括恶劣的地理环境及旱、涝、虫等自然灾害；农业生态环境恶化，水土流失面广，耕地数量减少，质量下降，环境污染严重；农产品供求格局发生变化；农业生产周期长；农产品市场波动剧烈，农民增收日益受市场约束；农业人口多、人均资源量少，生产分散经营；和农民信息不灵技能缺乏；农业生产成本高，利润薄；国家对农业的资金投入、技术支持不足；非农产业发展速度较慢，城镇化进程滞后，非农收入较低，劳动力转移困难，增收渠道不宽等等因素。当前，影响农民增收的制约因素在不同地区有不同的表现，但是，抛开个别地区的个别情况，我们将以上影响农民增收的共性制约因素分门别类，划分为自然因素、社会因素和经济因素。（一）社会因素(Y1)1.农业人口多、人均资源量少，生产分散经营(Z1)。2.国家对农业的资金投入、技术支持不足(Z2)3.非农产业发展速度较慢，城镇化进程滞后，非农收入较低劳动力转移困难，增收渠道不宽(Z3)。（二）自然因素（Y2）1.恶劣的地理环境及旱、涝、虫等自然灾害(Z6)。2.农业生态环境恶化，水土流失面广，耕地数量减少，质量下降，环境污染严重(Z5)。3.农产品供求格局发生变化、农业生产周期长的特点与市场波动剧烈的矛盾(Z7)。（三）经济因素（Y3）1.农民增收日益受市场约束和农民信息不灵，技能缺乏的矛盾(Z4)。2.农产品供求格局发生变化、农业生产周期长的特点与市场波动剧烈的矛盾(Z7)。3.农业生产成本高，利润薄(Z8)。
三、农民增收制约因素的定量分析
当前，我国农民收入增长缓慢问题，有自然因素、社会因素和经济因素。其中，哪些因素是主要原因哪些是次要原因，需要我们作深层次的分析，然后才能抓住主要矛盾，对症下药。解决好“三农”问题。在此，本文根据上述分析，建立农民增收制约因素的层次结构模型，定量分析农民增收问题。（一）分析建立如下农民增收制约因素的层次结构模型。原因或者说主要矛盾，已经发生了变化，不再是以往认为的农产品供给充裕，价格下跌造成的，更主要的则是经济规律与宏观经济环境发展变化共同作用的结果。包括农产品供求结构格局的变化（Z7），非农产业发展速度缓慢与城镇化进程滞后，农民非农业收入锐减（Z5）以及农业生态环境恶化（Z3）等。这些因素排在前列，构成了农民增收的主要制约因素。而自然灾害、政策资金支持、农业生产成本等责任和社会因素排序靠后，已经不再是制约农民增收的主要因素，而退居次要地位。由上面结论知，该模型分析的结论与农民增收制约因素的作用大小现实相吻合较好地反映了现阶段中国贫困地区农民增收问题的现实状况和特点。当然，中国贫困地区农民增收的制约因素不仅只有如上八个，例如，农民自身的科学文化素质及思想观念、农村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等也是制约因素，还有一些特殊地区的特殊制约因素等。即便是本文所列的上述八个因素中，在特殊地区某个因素也可能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例如在西部地区，干旱这一自然因素可能就是主要因素了。这些情况，因其不具有一般性，故不再本文分析之列。
三农问题的理解范文第8篇
一、提问的基本要求
1.提问要有层次性
问题犹如山峰，坡度太陡，无法攀登；坡度太缓，也会使人丧失攀登的兴趣。提问应设置合理的坡度，这既是考虑学生思维的特点，也是为了贯彻素质教育要有意识地培养和训练学生思维能力的要求。根据由近及远、由浅入深、从具体到抽象、从现象到本质的认识规律，提问要注意围绕一个中心，层层深入地提出一系列问题，使学生的认识逐步深入；先易后难，由浅入深，循序渐进，把学生的思维一步一个台阶地引向求知的高度。如学习九年级思想品德课《走科教兴国之路》，在学生阅读有关数据与资料后，我设置了以下几个问题：①我国是否是科技强国呢？如何看待我国的科技总体水平？②我国与发达国家的主要差距是什么？③我国该如何缩短与发达国家的主要差距？④是否只要有了经费的保障与法律的规定，我国目标就能实现？还需要依靠什么？人才的创新能力从何而来？这几个问题，有一定的层次性，第一个问题，所有的同学都能回答；第二个问题，要从材料中归纳出，这需要一些口头表达能力和书面语言，中等及以上的同学可回答；第三、四个问题，需要一定的分析和判断能力，可以让同学们展开小组讨论，然后推选一名同学总结发言，这就需要集体的智慧。大家通过讨论，得出了这样一些结论：科技的创新——人才的创新能力——教育。通过这样层层深入地提问，培养了学生的思考、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同时落实了教学目标，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2.把握评价的主导性
教师对学生的“激励与赏识”在课堂评价中处在主导地位。在课堂上，教师的教学评价要能准确简练、自然真诚，能使学生产生情感的体验，体味到成功和被老师赏识的喜悦，从而焕发出更大的学习积极性和主动性。在《爱护公共设施》教学中，当学生回答了小区公共设施的变化后，教师可以说：“你的观察非常细致，看到了社区设施的细小的变化，那你们看到了学校公共设施的变化吗？”这样的评价一方面可以体现出赞赏的力量，激励学生进一步思考，同时也自然地衔接到了下一环节。课程改革强调课堂上要多激励赏识，少批评指责，但这并不是说教师可以一味地、毫无原则地对学生进行“赏识”“激励”。当发现学生理解上有偏差时，教师就要通过明确、有针对性的评价来引导学生的学习和情感走上正道。
3.问题要有针对性和启发性
我们一直没有停止对学生的道德教育，可有相当一部分学生嘴上说的、手上写的与实际行为不一致，正如陶行知先生所说：“嘴里讲道德，耳朵听道德，而所行所为常不能合乎道德的标准，在无形无影当中，把道德与行为一分而为二。”问题的结症在于我们过分重视了对学生的理智进行教育和影响，却忽视了道德的践行。而思想品德课的目的正在于此：就是要在提高他们道德认识的基础上，激发他们的行为动机，对他们提出明确、具体的行为要求，并具体指导行为实践。初中思想品德教材中的许多内容都与学生的生活实际密切相关。如：受教育的权利与义务、关爱集体、关爱社会、保护环境等，我们都可以就地取材，来个现身说法，针对学生中存在的不努力学习、不关心集体、不爱护环境的问题进行直击，在事实面前，他们会有强烈的震撼，在以后的行为中也就会自律许多。
二、提问的基本方法
思想政治课的提问是多种多样的，但无论采用什么方式，都要围绕教学的中心、重点和难点以及学生的实际，做到灵活运用，巧妙设计，易难适度，重在启发。
1.归纳式提问
就是把学生所学过的内容中带有共性的、有相同知识点的知识归为一类进行提问。例如，初三思想政治中关于“本质”的问题有若干个，如果在归类的基础上进行提问，就能引起学生的注意和学习的积极性，能使学生系统地把握有关的知识，收到良好的效果。
2.对比式提问
即教师在提问时把有内在联系但又比较相似的知识概念以提问方式列举出来，让学生比较、分析差异，有针对性地掌握不同的内容。例如提问资本主义发展史上的三次科技革命，就可以从时间、地点、标志、内容及影响等方面进行提问，使学生既有局部的思维过程，又有整体思维过程，有利于对知识的整体掌握。
3.启发式提问
启发学生思考，使其对所见所闻提问、对理论怀疑提问、对教师的答案提问、对道德标准提问，就热点问题、焦点问题、社会现象发表自己的看法。这些问题，紧贴学生的生活实际，往往是学生急需答案、很感兴趣的问题，可活跃课堂气氛，引导学生关注国内外大事、关注生活，寻求理论与现实生活的结合点，证明所学知识不是空洞的。如“三农问题”，“为什么要重视三农问题”、“会给我们的生活或社会带来哪些变化”；又如“马加爵事件”，“悲剧的发生与家庭教育有何联系”、“学校和社会又有何责任”、“我们青少年学生应如何对待自己的心理挫折”，等等。政治课不只是回答“是什么”，应启发学生多问“为什么”、“怎样做”、“后果会如何”，这样，学生才能跳出教师设计的问题模式，去创造地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在成功中寻找快乐、在快乐中更加成功，从而提高思想道德认知水平，提高思想道德素质。
4.补白式提问
提出一个巧妙的有价值的问题，需要教师在学生回味空白上补白。问题提出后，要让学生回味此问题（下转50页）（上接49页）的巧妙之处，提出他们心中所想，教师可利用“反问”“串问”促使学生产生顿悟之感。教师的“串问”“多媒体问”时刻给学生以激情和活力，让学生“自问”“质疑”能激发学生的参与和创新意识。总之，无论是“教师问”还是“学生问”，教师应在巧用回味的时间空白时，让学生在回味的时空中产生共鸣，时刻使学生的思维在课堂中绽放出耀眼的光芒。
5.矫正式提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