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数字经济发展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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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数字经济发展报告范文第1篇
关键词：互联网+；信息基础设施；建设；经济
0引言
“互联网+”自2015年被确立为国家战略以来[1]，黔西南州政府高度重视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对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相继推出了“四在农家?美丽乡村”战略、“三年会战”、“大电强网”等相关政策，大力推进全州信息基础设施建设，促进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发挥其在全州经济发展中的关键性和战略性性的作用[2，3，4]。“互联网+”信息基础设施分两个层面：一是网络基础设施，主要是指移动通信网络、固定宽度网络、互联网、卫星通信等，二是能力基础设施，主要是指IDC、大数据、CDN、云计算以及与存储等[6]，两者互相共同作用。党的十五届六中全会提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要求，强调推进农业现代化建设[5，7]，目前，黔西南州由于地理条件客观原因，信息化开发不成熟，服务机制不健全，加强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利用信息服务缩小城乡差距[7]，已经成为政府的一项重点工作任务，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对黔西南州发展“大数据”以及经济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1基础设施建设情况
2016年计划总投资8亿元，2016年累计完成投资8.7亿元，同比增长24%；市（州）城域网上链带宽达410Gbps；光纤到户（FTTH）覆盖家庭121万户；光缆线路总长度6万公里；3G/LTE基站规模7822个；城市有线电视网络双向化改造覆盖规模18.8万户；农村家庭数字电视延伸覆盖4.3万户；高清交互数字电视规模达8.9万户。完成高速3G/4G覆盖670公里；高速公路隧道3G/LTE覆盖54个；高速铁路3G/LTE覆盖60公里。
1.1电信公司2016年计划投资1亿元，累计完成投资1.25亿元；光纤到户（FTTH）覆盖家庭规模达32.4万户；光缆线路总长度1.76万公里；3G/LTE基站规模达1501个；城市宽带50M(20%用户)接入能力达20%；农村宽带12M（15%用户）接入能力达11%；农村移动互联网络覆盖行政村比例75%。
1.2移动公司2016年计划投资2.6亿元，累计完成投资2.38亿元；光纤到户（FTTH）覆盖家庭规模达61.8万户；光缆线路总长度1.99万公里；3G/LTE基站规模达3600个；城市宽带50M（20%用户）接入能力达19%；农村宽带12M（15%用户）接入能力达14%；农村移动互联网络覆盖行政村比例97%。
1.3联通公司2016年计划投资1亿元，累计完成投资1亿元；光纤到户（FTTH）覆盖家庭规模达26.95万户；光缆线路总长度1.78万公里；3G/LTE基站规模达2721个；城市宽带50M（20%用户）接入能力达19%；农村宽带12M（15%用户）接入能力达14%；农村移动互联网络覆盖行政村比例51%。
1.4铁塔公司2016年计划投资2.72亿元，累计完成投资2.6亿元。1.5广电网络公司2016年计划投资1.56亿元，累计完成投资1.5亿元；城市有线电视网络双向化改造覆盖规模18.8万户；农村家庭数字电视延伸覆盖4.3万户；高清交互数字电视规模8.9万户。1.6多彩贵州“广电云”村村通工程完成情况2016年计划投资1.44亿元，累计完成投资1.44亿元；建成光缆5173公里，覆盖905个行政村，新建乡村级机房69个，完成县至乡10G传输平台、州至县波分传输平台的扩容改造。1.7小康讯完成情况2016年计划总投资为21979万元，分别由移动公司和铁塔公司共同投资承建，累计完成投资22513万元,贫困村通信网络覆盖629个。
2发展数字经济
2.1夯实数字经济发展的各项基础一是硬件基础，发展数字经济的前提是具有发达的信息基础设施，黔西南州实施信息基础设施三年会战。二是人才基础，高端人才是黔西南州发展数字经济的最大瓶颈，应加大力度引进国内外高层次人才，同时与阿里巴巴等企业合作，专门为黔西南州培养大数据、网络技术、虚拟现实等领域紧缺的技术人才。三是安全基础，安全保障是数字经济发展的底线，做好黔西南州大数据安全靶场。
2.2加快推进两化深度融合，促进工业经济转型升级一是围绕“稳增长、调结构、促升级”的工作重点，促进工业转型升级，全面提升企业竞争力，加快推广“企业两化融合管理体系”建设。加快出台相关保障措施，搭建企业信息化服务平台，促进工业和信息化持续健康发展。二是推动产业集群、园区信息化建设，以创建省级两化融合试验区为契机，搭建企业信息化公共服务平台、能源化工产业集群服务平台等，推进企业信息化向上下游产业链延伸、向产业集群渗透，以工业园区为重点，加快“智慧园区”建设，实现智慧化管理、智能化监控、人性化服务。
3基础设施建设过程当中面临的问题及对策建议
3.1面临的困难①在城镇建设过程中，个别乡镇仍然存在对《贵州省信息基础设施条例》学习不够、认识不够、贯彻不力的现象。如：2016年3月底，义龙试验区修建木咱镇至德卧镇的东峰林大道，在未与义龙通信联建办、安龙县通信运营商协商一致的情况下，强行拆除通信杆路9公里，损毁光缆27公里，造成木咱镇通信阻断，影响手机用户6000余户，宽带用户700余户，义龙试验区管委会虽已出面协调，但还未得到妥善解决。②部分单位和企业保护信息基础设施的法律意识还不强。主要是施工方和一些不重视信息基础设施建设的部门，造成信息基础设施大面积受损，危害到企业和广大群众利益。③纵向、横向沟通不畅。通信事故发后，企业未能及时向行业主管部门及相关部门报告，导致事故未能得到及时有效协调和处理。建立健全信息基础设施联席会议制度，加强行业与行业、行业与管理部门之间的联系，统筹、协调、调度信息基础设施建设进展情况。④网络安全缺乏资金、人才。信息管理在人力、物力、技术等方面都很缺乏，需增加相应的管理技术人才和网络安全资金。州、县行政部门都存在同样的问题，网站维护基本都是外包。
3.2对策建议①加大《贵州省信息基础设施条例》宣传贯彻力度，依法保护信息基础设施。通过短信、网站、微博、微信、易信、广播电视媒体、印发宣传资料、张贴标语等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结合的方式多样化进行宣传，提高民众对《条例》的知晓率、参与意识和监督意识。②加强协调沟通。把黔西南州通信联建办“嵌入式”派驻工信委，一是为工信委做好技术、规划等支撑，将信息基础设施实质性地纳入到城乡建设统筹规划之中，在州人大的监督下，与公检法等联动，优化完善全州信息基础设施保护的执法检查机制，加大落实《贵州省信息基础设施条例》的州级执法检查、通报、问责力度，高效推进我州各项信息化建设工作；二是以推进黔西南州云计算、大数据和互联网+的行动计划实施为出发点，将落实《贵州省信息基础设施条例》尤其是保护和迁改补偿信息基础设施落实情况纳入到年度考核之中，为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和运营创造良好环境；三是按照国家、省出台的相关法律、法规、政策，督促联建办加强各通信企业的沟通协调，减少通信设施的重复建设，强化企业共享的规范性，全面清理整治非法共享和共享安全隐患，杜绝非法共享和疏于管理而导致信息基础设施共享安全事故发生，提高资源共建共享率和安全共享率；四是明确责任，出台制度将全州小区、企业单位等室内无线分布系统等室内通信设施建设和运营管理纳入到小区和企业单位自有预算中同步规划、同步实施和交付，通信运营商负责外部公共区域的通信设施的建设及负责通信接入部分建设和运营管理。③加强统筹协调，强力推进信息基础设施建设三年会战。在州指挥部的统筹协调下，每个季度召开一次调度分析会，集中统筹解决会战中存在的问题。④加强财政支持，大力筹措资金。积极争取中央、省级各类专项资金和国家对西部地区符合条件的国家级开发区信息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贷款贴息支持，引进民营企业和社会投资参与信息基础设施建设。
4总结
随着经济的发展，政府对基础设施建设建设投资增长较为迅速，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趋势也将增强，从而形成基础设施建设与经济增长的良性循环，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健全对全州建立“大数据”中心呈现出良好势头。目前，市（州）城域网上链带宽达410Gbps；光纤到户（FTTH）覆盖家庭121万户；光缆线路总长度6万公里；3G/LTE基站规模7822个；城市有线电视网络双向化改造覆盖规模18.8万户；农村家庭数字电视延伸覆盖4.3万户；高清交互数字电视规模达8.9万户。完成高速3G/4G覆盖670公里；高速公路隧道3G/LTE覆盖54个；高速铁路3G/LTE覆盖60公里。
参考文献：
[1]司文博，鲍宁远.运营商在新时期的信息基础设施建设讨论[J].世界电信，2016（2）：46-49.
[2]胡海波.中国IDC产业发展与监管[J].现代电信科技，2014（11）：18-21.
[3]李璐璐.粤西农村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及利用情况研究[J]，科学管理研究，2012（9）：171-173.
[4]刘磊，李旭辉.安徽省农村信息基础设施建设现状及其发展战略[J].安徽农学通报，2009（15）：34-35.
[5]朱丹.农村综合信息服务模式的可持续发展研究[J].图书馆理论与实践，2010（8）：23-25.
[6]欧阳日辉.从“+互联网”到“互联网+”—技术革命如何孕育新型经济社会形态[J].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5（10）：25-38.
乡村数字经济发展报告范文第2篇
目前，石家庄市共有24个县（市）、区，240个乡、镇（街道），4400多个行政村，总人口达1276.37万，其中市区常住人口仅为489万人。在加快推进城镇化的进程中，石家庄市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认真贯彻党的十精神，以服务群众、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为宗旨，始终把城镇文化建设作为凝聚精神、培塑形象、促进发展的核心环节和战略工程，全市各地充分发挥优势，抓准定位，创新服务方式，不断扩充“文化服务菜单”，创造性地推出了“彩色周末”、“欢乐城乡”、“欢乐大舞台”、“草根舞台”、“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幸福社区一家亲”、“进乡村 送服务”文化下乡、“自娱自乐”联欢晚会等千余场次主题突出、特色鲜明、面向城乡群众的各类文化服务，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在具备了一定的基础条件和比较优势的同时，也凸显出一些问题：一是地域发展不平衡。近年来，石家庄市不断探求群众文化发展的新路子，努力在免费开放、打造品牌活动上下功夫，形成了诸如“鼓王争霸赛”、“彩色周末”一批等风靡当地、享誉全国的文化惠民典型。但与先进地区相比，仍缺少在全国具有影响力的活动，没有达到群众文化发展应有的效果。二是基础设施较为薄弱。就本地区来看，有些县（市）区文化设施齐备、文化活动场所宽绰，文化发展态势较好。而仍有一些存缺乏基本的文化活动设备，不少县（市）区文化馆合署办公，即使是已经建立起来的馆、站、室中，有名无实“挂牌馆”也并非少数。三是工作机制缺乏创新。特别是在活动组织、品牌运作、文化遗产开发利用、宣传模式方面，已经满足不了群众快速增长的文化需求。四是文化队伍人才老化、流失严重。随着社会经济发展，社会分工、收入分配等的差距不断扩大，作为公益服务性质的群艺馆、文化馆（站）工作者相对于其他部门收入较低，出现了人员老化、青黄不接、人才流失严重的危机局面。五是居民素质仍有待提高。在广大城乡居民中仍然存在文化水平低，科学素质不高，甚至信奉封建迷信，制约了文化发展水平。
新型城镇化发展将对公共文化发展带来机遇和挑战。首先，我国经济将继续保持快速增长态势，其公民权益意识觉醒，公共文化服务需求增大；其次，新型城镇化的核心是以人为本，城镇化是扩大“文化内需”的潜力所在，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和参与公共文化服务的社会力量更加充裕；第三，政府加快职能较变，许多由政府垄断的公共文化服务职能被释放出来，为社会部门参与公共文化服务提供更大空间。笔者认为，用科学发展观分析和认识农村城镇化、农民市民化、城乡一体化的历史发展趋势，做好公共文化服务工作，要继续巩固和完善县、乡、村三级文化网络，采取多种形式为广大城乡群众提供经常性、实用性的文化产品和服务的同时，应做好几方面工作。
一、加大扶持和投入增强文化活力
要做好新时期的公共文化服务，必须进一步解放思想，跳出文化抓文化，在观念上做好“和谐”文章，把公共文化服务工作放到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大背景下去分析、去把握。将公共文化设施建设纳入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纳入各级财政支出预算，继续增加财政对公益性文化事业的投入。要破除政府包办的发展观，鼓励社会力量捐赠公益性文化事业，拓宽公共文化服务渠道，健全公共文化服务网络，加快城镇文化馆（站）、图书馆（室）等关系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文化项目建设，不断提高惠及城乡居民的公共文化产品供给能力，让文化发展成果走进社区、村庄，惠及百姓。
二、坚持整体推进与创造特色并举
工作机制创新是提升公共文化服务的重要抓手，是公共文化建设适应新型城镇化的重要途径。因此，公共文化服务要坚持面向群众、面向基层，既要按照建设文化强市的部署，大力发展各项文化事业，又要研究和发挥比较优势，创造特色，形成个性，必须体现文化政策要结合时代特色、文化设施要体现文化品质、文化服务要关照群体特点、文化活动要实现引领功能、文化产业要满足多样化需求五大服务策略，突出以人为本的社会意识。要以提高城乡群众生活质量为出发点，大力发展社区文化、企业文化、乡村文化、家庭文化、校园文化、军营文化、广场文化，使公共文化逐步形成“磁场”，多方面进行“辐射”。要在继承、保护和基础上加强特色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积极实施“文化艺术之乡”、“特色文化项目”工程，加强文化名城、名镇、名园和名品的建设。要重视文化与旅游、文化与经济、文化与体育、文化与科技等方面的有机结合，使特色文化资源优势转化为现实的文化和经济的优势。
三、坚持专业文化与群众文化并重
群众文化队伍是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公共文化的建设者、管理者和推进者，加强文化队伍建设是保障公共文化的重要抓手。面对当前服务半径增大、群众文化需求多样、服务要求提升的新情况，群众文化队伍必须贯彻党的群众路线，提升文化自觉、提高服务能力、提增服务效能，积极吸纳社会力量，适应新型城镇化步伐，建设一支“想服务、能服务、善服务”的公共文化服务队伍，实现公益性文化队伍向专业化提升、社会力量向文化志愿者转变，为新型城镇化文化建设提供人才支撑。
四、拓展数字化公共文化服务新领域
城镇化的不断推进，不可免避地对文化观念、文化方式和文化诉求等提出新的要求，平面媒介已经远不能达到，公共文化接轨科学信息技术己成必然趋势，数字文化馆、微博文化馆等必将成为公共文化服务的重要手段。因此，公共文化数字化建设必须要从制订政策、引进设备、技术培训等方面入手，实现“加快数字化服务进程、创建数字化服务平台、打造数字化服务队伍、优化数字化服务”四个目标，同时将公共文化职能进行数字化构建的虚拟服务平台，使群艺馆、文化馆的公共文化服务得到最大化延伸。同时，建设数字文化馆必须关注数字服务终端的拓展和创新，关注数字化服务品牌的构建和保护，关注网络主流价值观的培育和引导。
乡村数字经济发展报告范文第3篇
获得二：统一城乡义务教育学生“两免一补”政策
【报告】办好公平优质教育。统一城乡义务教育学生“两免一补”政策，加快实现城镇义务教育公共服务常住人口全覆盖。继续扩大重点高校面向贫困地区农村招生规模。深化高考综合改革试点。
获得三：减少农村贫困人口1000万以上
【报告】今年再减少农村贫困人口1000万以上，完成易地扶贫搬迁340万人。中央财政专项扶贫资金增长30%以上。推进贫困县涉农资金整合，强化资金和项目监管。
获得四：城乡居民医保财政补助提高到450元
【报告】城乡居民医保财政补助由每人每年420元提高到450元，同步提高个人缴费标准。在全国推进医保信息联网，实现异地就医住院费用直接结算。分诊疗试点和家庭签约服务扩大到85%以上地市。
获得五：促进电商、快递进社区进农村
【报告】发展医养结合、文化创意等新兴消费。完善旅游设施和服务，大力发展乡村、休闲、全域旅游。促进电商、快递进社区进农村，推动实体店销售和网购融合发展。支持和引导分享经济发展。
获得六：完成3万个行政村通光纤
【报告】完成3万个行政村通光纤。加强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和城乡困境儿童保障。锲而不舍解决好农民工工资拖欠问题。继续提高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确保按时足额发放。
获得七：再完成棚户区住房改造600万套
【报告】因城施策去库存。房价上涨压力大的城市要合理增加住宅用地，规范开发、销售、中介等行为。今年再完成棚户区住房改造600万套，继续发展公租房，因地制宜提高货币化安置比例。
获得八：重点地区PM2.5浓度明显下降
【报告】今年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排放量要分别下降3%，重点地区细颗粒物（PM2.5）浓度明显下降。完成以电代煤、以气代煤300万户以上，全部淘汰地级以上城市建成区燃煤小锅炉。
获得九：进城落户1300万人以上
【报告】今年实现进城落户1300万人以上，加快居住证制度全覆盖。支持中小城市和特色小城镇发展。再开工建设城市地下综合管廊2000公里以上，推进海绵城市建设。
乡村数字经济发展报告范文第4篇
摘 要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乡居民的收入水平显著提高，人民生活不断改善。但是，由于历史原因及农业自身方面的因素，最重要的是长期存在的城乡分割的二元经济、社会结构，导致城乡差距不断扩大，成为困扰我国改革和发展的一大社会难题，成为社会一大不安定因素，直接影响着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本文首先描述了现在我国社会城乡差距的现状，然后具体分析了其中的原因，最后分别从几个方面给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 城乡差距 二元结构 协调发展
一、中国城乡差距现状及其演变趋势
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我国社会城乡差距并没有伴随经济快速增长而缩小反而出现持续扩大的趋势。城乡差距问题是影响中国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一个重大问题，它削弱了社会的凝聚力,降低了公众对政府的信任程度，影响了改革的顺利推进。但是城乡差距扩大化的成因是非常复杂的，其问题的解决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一系列持续不断的配套改革。
（一）城乡收入差距分析
从上表中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出，自上世纪70年代末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城乡收入差距经历了一个先缩小而后再度扩大并且日趋严重的过程。在改革开放前期，我国城镇和乡村居民可支配收入比值一直在下降至1985年时达到最小值1.85，然后90年代一路上升但是始终没有超过3.0。然而进入21世纪的头一个10年，差距更加扩大，到2009年已经达到了非常悬殊的3.33。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郑新立在2005年11月举办的首届中国县域经济发展研讨会上公布，“如果不采取有效措施遏制城乡收入差距拉大的话，城乡收入比到2020年很可能达到4:1”。
（二）消费支出差距：
对照上表的数据我们可以明显看出城镇和农村的人均消费支出差距呈现扩大化的趋势，从1990年的大约2:1扩大到2009年的3:1，增幅50%。从总体上看，目前农村居民的消费水平只相当于上世纪90年代末城市居民的消费水平，平均至少要落后整整10年，有些偏远贫困地区甚至远远不止这个数字。
（三）教育和医疗保障差距
在教育方面，城镇高中、中专、大专、本科、研究生学历人口的比例分别是乡村的3.4倍、6.1倍、13.3倍、43.8倍、68.1倍。据东北师范大学农村教育研究所对6省14县的17所农村初中进行的调查显示，学生平均辍学率约为43％，大大高于城市学生。国家社科院经济所收入分配课题组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城乡居民公共卫生资源分布差异非常大。农村每千人口平均拥有不到1张病床，而城市的平均数字约为3.5张；农村每千人口，只拥有1名卫生技术人员，城市则在5名以上。此外，农村养老保险和失业保险在很多地方都不到位，没有从根本上来解决农民的医疗保障。
二、我国城乡差距扩大的成因分析
（一）农业自身的弱势性和农村土地流转制度的不完善
随着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工业逐渐取代农业成为主导产业，农业在市场竞争中处于弱势地位。由于农产品在发展的过程中面临着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加之我国农业技术进步缓慢，不能像西方发达国家那样实现土地规模化经营，这些都是造成城乡差距的一个重要原因。土地分散式小块经营所导致的低收益率已经成为制约农民收入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此外，农民的土地使用权缺乏有效的保护，非法征地、征地补偿标准过低等现象普遍存在，进一步拉大了城乡差距。
（二）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
“剪刀差”是指工农业产品交换中由于农产品价格偏低、工业品价格偏高，所导致的工农业产品不等价交换的剪刀状差距。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农业投入”总课题组曾经做过估计：1979年至1994年间，政府通过工农产品剪刀差大约取得了15000亿元收入，而同一时期财政支农支出仅为3769亿元。虽然在改革开放后，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农产品市场化价格有所上升，但同时农业生产资料价格等也随之上涨。1989-1992年间，我国农产品收购价格提高了5.3%，而同期农业生产资料却上涨了33.5%
（三）财政支农力度不够,农村金融发展滞后
从现实情况来看，我国政府支农资金不但不足，而且结构不合理。用于大中型水利建设投入较多，相反用于农村基础设施和农业科研推广应用的比重很低，而后者恰恰是对农业及农民增收产生巨大效应的重要一环。农村金融发展滞后突出表现在一是大多数国有商业银行在乡镇没有网点，而且保留的邮政储蓄、农村信用社不具备跨市、特别是跨省等异地汇兑结算功能。由于结算渠道不畅，极大的影响了农产品的流通和销售。二是农村信贷资金大量投向国有企业，而对农村乡镇企业、个体私营企业有严格限制。这就引起了农村资金短缺,最终阻碍农村经济发展。
三、缩小我国城乡差距的对策
（一）缩小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提高农业生产的收益率
要彻底抛弃“以农补工”、“以乡养城”的旧思路，制定合理的价格政策，改善农业生产贸易条件，控制农业生产资料价格过快上涨，不断缩小乃至最终消灭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具体途径主要有：（1）不断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使工农业产品交换价值量的差距逐步缩小，越来越接近等价交换。这是缩小以至消灭剪刀差的根本途径。（2）调整工农商品比价。即逐步提高农产品价格，降低工业品价格，或使农产品价格上升的幅度高于工业品。
（二）继续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建立新型劳动就业制度
统筹城乡发展，实现城乡经济共同繁荣，出路在于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让大部分农民进城就业，这是世界各国走向工业化、城镇化和现代化中必经的过程。必须继续加大户籍制度改革的力度，建立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促使劳动力的合理流动。重点是要废除附着在户籍制度上的不平等的权利安排，使农民与城市居民一样真正享有平等的国民待遇，让农民与市民在统一的劳动力市场上进行公开、公平、公正的就业竞争。只有切实解决好城乡户籍分割问题，才能彻底根除依附于其上的二元教育制度、二元财政制度、二元医疗和社会保障制度等等一系列问题。
参考文献：
[1]刘东霞.城市偏向政策视角下我国城乡差距问题研究.山东大学.2009.
[2]胡一帆.“三农”如何陷于困境.财经.2004(3).
乡村数字经济发展报告范文第5篇
未来几十年，中国一方面要设法养活14.5亿人，另一方面还要做到使经济增长具有可持续性，这种增长强调环境管理和平等，以重质不重量为标准。
近几十年，中国在促进粮食和营养安全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是营养不良（饥饿、营养不足和超重/肥胖）仍然广泛存在，新出现的许多社会经济和环境问题加剧了它的复杂性和影响范围。未来这些问题不仅可能会羁绊住中国在粮食和营养安全领域的努力，还会显著增加经济成本。以可持续的粮食和营养安全为目标，采取综合的政策和投资计划不仅有助于改善中国食品生产体系的效率和质量，还将促进中国经济和就业的增长。
世界上没有任何国家比中国更理解2050年养活90亿人的难处。中国的食品生产体系需要在一个新常态经济发展模式下，养活不断增加且越来越富裕的人口。
同时，中国的自然资源基础越发脆弱，气候变化影响着天气和温度规律，食品安全被越来越多人质疑――这些都是对中国粮食和营养安全的威胁，并且造成了很高的经济成本。农业对促进新常态下的中国经济增长有着巨大的潜力，同时还可以提高粮食和营养安全水平。
过去的35年，中国经历了从农业经济向制造业和服务业经济转移的快速转型。1980年到2013年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以2005年购买力平价PPP为标准，以平均每年9.6%的速度增长，2013年中国的GDP规模几乎是1980年的20倍（世界银行World Bank 2015年数据）。由于经济结构调整，最近的中国经济增长率趋缓（7%左右），从投资驱动型增长模式转向更有持续性的、侧重于效率和质量的国内消费驱动增长模式。
粮食和营养安全面临挑战
过去的35年，中国明显改善了粮食和营养安全的情况，但是中国人口仍面对“营养不良的三重门”：膳食能量摄取不足（营养不足），微量元素缺乏（隐性饥饿）以及膳食能量和营养素摄取过量（超重和肥胖）。
目前没有关于中国营养不足人口数量的可靠估计。唯一的来源就是联合国粮农组织（FAO）的估计，根据全国人均所需以及人均可得卡路里计算。尽管对这种估算方法和数据目前还存在异议，但还是描绘了营养不足人口的一些基本情况。
过去20年全球范围内2/3摆脱饥饿的人口在中国。2012/2014年，中国有1.51亿营养不足的人，比1990/1992年的2.89亿下降了48%（联合国粮农组织 2014年报告）。同一时期，中国的营养不足发生率从23.9%下降到10.6%。尽管情况明显改善，但是中国仍是位于印度之后全球第二大营养不足国家（营养不足人口占全球的19%）。
那么问题来了，何以营养不足人口数量（1.51亿）是贫困人口数量（1.05亿）的1.5倍，理论上这两个数字应该是相近的（国际食物政策研究所等2015年报告）。
与以卡路里为基础的饥饿指数相比，营养情况的数据更能全面地展示中国的粮食和营养安全情况，包括微量元素缺乏（比如说维生素A、铁、锌和钙），发育迟缓（身高相较年龄），消瘦（体重相较身高）和体重不足（体重相较年龄）等一系列指标。
中国营养不足人口数量也有明显下降。实际上，中国在儿童发育不良、妇女贫血和成人超重这三个指标上都要低于公共健康警示的关键门槛值（国际食物政策研究所2014年报告），只有两个国家做到了这一点（另外一个是韩国）。1990年至2010年间中国5岁以下儿童的发育迟缓和体重不足的发生率分别下降了71%和73%（发育迟缓的发生率从32.3%下降到9.4%，体重不足的发生率从12.6%下降到3.4%）（世界卫生组织2014年报告）。
就总人口的情况来看，农村和经济条件较差的家庭营养不足的发生率更高（关于研究的总结详见Wong等人2013年报告）。老人、妇女、贫困人群以及进城人员贫血发生率更高（Li等人2013年报告）。
营养状况对经济发展也有影响。关键维生素摄取不足会削弱儿童和成人的智力和身体发育，影响学习成绩、工作生产力和收入（Hoddinott 等人 2013年报告）。隐性饥饿被认为每年致使中国GDP损失0.2-0.4个百分点，换算成美元大概是每年25亿到50亿美元（世界银行 2006年报告）。
中国不仅存在着营养不足的问题，也同时存在超重和肥胖快速增长的问题――由于过量摄取饱和脂肪、卡路里、糖分以及久坐。最近一份研究表明2011年中国的超重和肥胖发生率在26%至44%之间，根据不同的判定标准;但是不管用什么判定标准，中国在2011年的超重和肥胖率是1991年的1.5倍到2倍（Gordon-Larsen 等人2014年报告）。
像营养不足一样，超重和肥胖的发生也有明显的规律，城市人口比农村人口明显多发，比如说2010年城市儿童和成人的发生率是乡村的1.5倍（Zong和Li 2014年报告）。上世纪90年代和本世纪初，城市超重和肥胖人口增速高于农村，但是最近农村地区也出现了同样的增速（甚至更高一点）。
越来越多的超重和肥胖人口给医疗和经济都带来压力――包括一系列非传染性疾病（比如说糖尿病、心脏病和某些癌症），增加医疗开销，降低劳动力生产水平（早夭、残疾和疾病）。1980年至2010年中国成人糖尿病发病率从1%上升到10%（Xu等人2013年的报告）。超重和肥胖造成的直接或者间接损失占到中国GDP的4%，如果不采取预防性措施，到2025年这个数字可能到9%（Popkin 等人2007年报告）。
影响粮食和营养安全的因素
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人口数量从上世纪50年代的5.44亿人翻了一倍增长到2013年的13.6亿人（世界银行2015年报告）。
根据现在的预计，中国将在2030年到达人口数量峰值14.5亿人。在过去的20年里，只有城市人口继续增长。1950年城市人口只有总人口的12%，到2014年这一数字已超过50%，预计2030年城市人口将占总人口的2/3（预计2050年为3/4）。
另外一个人口统计特征就是由工业化、市场化、城市化和户口管理松动等国家政策带来的人口迁移（国际食物政策研究所2015年报告）。2012年进城务工人口已经达到2.63亿，几乎是人口总数的20%，到2030年这一数字将达到3.5亿（Yeh等人2011年报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MOHRSS 2013 年报告）。中国的人口迁移主要是城乡之间和内陆与沿海地区之间，特征是大部分迁移人口都是有高中学历的年轻男性前往东部地区，进入生产加工和建筑行业。迁移人口进入城市生活就减少了农业劳动力。
与此同时，在医疗技术进步、营养充裕和独生子女政策三重作用下，中国人口正在迅速老龄化。
2010年，中国有1.14亿老龄人口（年龄在65岁及以上），约占总人数的8%;到2050年老龄人口预计达到3.31亿，约占人口总数的1/4。
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中国的经济增长受益于大量处于工作年龄段的人口――有些分析认为这一“人口红利”可换算成当时经济增长的1/4（Cai和Wang 2005年报告）。老龄化社会加上年轻人口退出农业两个人口统计特征对中国经济、农业-食品体系有着深刻的影响，农业劳动力将在未来20年到30年间急剧下降（Zhong和Xiang 2012年报告）。
在发展中国家，个人和家庭的购买力明显影响着他们获得健康营养食物的能力和饮食习惯。
1990年至2014年，中国的人均年收入从1072美元上升到8908美元（以2005年美元购买力平价计），到2030年有望达到18102美元，而到了2050年可能会达到33021美元（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 2014年报告）。还有预测认为，很多中国家庭已经接近中产阶级门槛（如果定义为日均收入在10美元至100美元购买力平价），这意味着在未来20年的经济发展中，收入只要再提高一点，中国就将涌现大量中产阶级。
然而收入的增长并不一致，富人的收入增长要快于穷人（Li 和 Sicular 2014年报告）。基尼系数――一种衡量收入分配公平程度的办法，0代表绝对公平，1代表绝对不公平――上世纪90年代中期这一系数大约是0.40，到了2007年、2008年这一系数就已接近0.50;尽管有微微改善，但是不公平程度依然很高，就公平而言，中国仍然是全球排名垫底第三的国家。
城乡之间、沿海与内陆城市间收入分配差距也在加大。比如说，城乡收入比例已经从上世纪90年代末期的2.5左右上升到2000年后末期的3.3，随后虽有下降但仍然在3.0以上（这在国际标准下是高的）。
收入差距加大的原因包括农业投资激励减少，制度障碍造成难以获取社会服务，以及农业和非农商品交易格局的变化导致农产品价格下跌（国际粮食政策研究机构等 2015年报告）。如果收入差距不能缩小，农民的福利将会减少，农业将会停滞，阻碍长期发展。
中国的人口和收入增长要求更多和更优质的食物――从依靠主食转变到多样化和高质量的饮食，包括很多加工食品（Rosegrant 等人 2013年报告）。不仅是摄入更多卡路里，平均来说从1990年开始，中国人的饮食结构从以谷物为基础过渡到含有更多蛋白质（动物制品）以及更加多样化（水果和蔬菜）。谷物的日均摄入已经从1990年的1621千卡下降到2011年的1452千卡，谷物只占全部卡路里不到一半。同时水果、蔬菜、肉类、禽类和水产品迅速增加，这些还在饮食结构中持续增加比重。
未来数十年中国人饮食结构将会继续多样化，预计从2000年到2030年，肉类、水果和蔬菜（每人每年千克）的消费将增加接近50%，而谷物将会降低7%。
从谷物到肉类饮食结构的改变能够提供更多营养（Delgado 等人 1999年报告）。肉类消费的增加将推升谷物价格（饲料需求增加），对环境也有负面影响（肉食的生产比植物食物生产更消耗本就有限的能源和水资源）（Steinfeld等人2006年报告）。比如说，每卡路里牛肉的生产耗水比等量谷物和淀粉根茎类植物生产耗水多20倍。
城市化、全球化、食品生产和供应渠道随着经济增长而迅速变化，中间环节越来越少，批发商和超市越来越起到主导作用。尽管中国较晚加入到这种变化之中，但中国现代零售业的发展，特别是农村市场，要比之前其他发展中国家来得更为迅猛（Reardon 等人 2012年报告）。上世纪90年代末期中国出现了许多超市和大型农业食品企业。中国47家销售食品的零售连锁品牌在2001年的销售额为130亿美元，2009年就已增长到920亿美元。
随着中国公路交通的发展，农产品从产地到市场的长距离运输越来越多。大的农业企业引领了合同制的地方、全球采购网络潮流，并且对食品安全、质量和其他技术和物流有独立的标准。比如说，中国的大米生产就在进行全价值链转型，碾米技术不断巩固和现代化，大米的价值链在地理上拉长了，但是参与者却少了。
食品价值链的转型使我们可以轻易获得大量廉价且营养食物，但是对小农农业来说，要满足那些特殊的和严格的标准、产量和包装要求、物流和时间要求很难。
实际上小农农业参与现代市场渠道能够增加农民收入，但是依赖非土地资产，比如说基础设施（道路、灌溉）、参与合作社、教育、现代市场参与以及农村非农业就业。
中国自然资源的限制和不断减少，而食物需求不断增加，不断城市化并且全球人口更加富裕，这意味着食物需求和其他需求间的竞争越发激烈。
中国的人口大概是全球人口的1/5，但是只有大约8%的全球可耕地（联合国粮农组织 2015年报告）。中国的人均可耕地面积是0.08公顷，这一数字还不及全球平均水平0.2公顷的一半。工业和城市还在加速侵占可耕地，污染和对土地资源的竞争可能会伤及粮食安全，特别是土地和适宜的气候都只在人口密集的东部。
土壤腐蚀、贫瘠、酸化和污染造成的减产土地大概占全国可耕地面积的40%（Patton 2014年报告）。不仅如此，农民大量使用低效肥料给水系造成了富营养化、温室气体排放以及土壤酸化（Ma et al. 2008）。
曾有研究计算过每年土壤减产直接给中国造成了77亿美元的损失（占GDP的4%），间接损失达到310亿美元（Berry 2013年报告）。
水资源压力也很显著。2013年农业用水占全国用水的65%，但是只有一半的水量滋养了庄稼，因为灌溉系统的低效和失修（世界银行2013年和2015年报告）。这种低效对于中国格外严重，因为中国的可再生淡水资源只有全球平均水平的1/3，按照这样发展下去，到2030年时供水不足达到25%。
在中国的北方平原，抽取地下水灌溉造成每年地下水水位下降1米（Yang 等人2015年报告）。而中国的大部分水资源（大概80%）都集中于长江以南。工业化、饮食结构多样化、城市化造成用水需求激增。到2030年，人口增长和消费模式的变化带来的灌溉水需求预计是2005年的182%到230%。
气候变化不仅更严峻地挑战中国的粮食生产体系，还带来了新的问题。过去50年中国的气候趋势体现在温度上升和降雨变化，北部和东北部年降雨减少，而南部、西南部和东南沿海降雨明显增加。
气温上升、更频繁更强烈的极端天气伴随着这些气候变化，洪水比上世纪50年代多发生7倍，高温天气在过去10年也越发常见。想要预知气候变化对未来的影响非常难，因为中国的气候区和耕作具有异质性，同时也很难判断因气候产生变化的大小和特征。
气候变化对粮食生产的影响会改变粮食价格和贸易。对二氧化碳“肥料效应”的不同预期―气候变化影响二氧化碳肥料增加粮食产量，粮食价格下降，反之亦然―2030年粮食价格变化从降低12%到上涨18%不等。
贸易变化的结果将阻碍粮食价格进一步上升，对于中国的粮食自给有一定的影响。不同的气候情景下，粮食产量和价格不同导致农民收入发生变化。
工业和农业生产的扩张、现代化以及集约化给中国的食品安全带来了越来越多的威胁。
工业活动所产生的重金属和化学物质通常可以在土壤和水中存在很久，长期影响食品安全和人类健康。官方数据显示中国8%的耕地受到工业污染―受影响的粮食大概是1200万吨，相当于每年造成大约32.6亿美元的经济损失（中国日报2012年报道）。
中国食品供应链的扩大和复杂化带来了交叉污染、食品变质和大范围传播受污染食物的潜在风险。而且保证供应并在激烈竞争中提高利润令一些农民、食品加工厂和商人忽视食品安全，而采用有潜在危险的添加剂和生产方式，比如说最近的毒奶粉事件。
与此同时，更多更频繁的消费肉食给人畜传染病（定义为人畜之间可互相传染的传染病）散播和变异提供了充足的条件，不仅威胁着食品供应还有人类健康。过去10年间，中国发生了数次人畜传染病的暴发，包括猪流感（H1N1）和禽流感（H5N1以及最近的H7N9）等各类。
这类疾病造成的经济损失不仅仅是医疗费用，还挫伤了消费者和投资者信心，影响旅游、零售、投资以及贸易（Keogh-Brown 2014年报告）;研究表明不同程度的流感可以对经济造成相当于GDP0.7%至9%的损失。
建立更高效的农业和食品价值链
新增的人口、环境、市场和健康问题对中国粮食和营养安全的挑战越来越大，甚至可能阻挡未来的经济发展。想要提高粮食和营养安全，同时刺激经济增长，无论是农业领域还是其他领域，都需要综合的政策和投资策略。
中国需要新一轮机制创新使食品生产体系的效率实现最大化，产出更多更安全的食物。关键要有一个运转良好的土地租赁和买卖市场，更高效地利用土地。相似地，创新的机制安排应该鼓励不同农业模式的发展和共存（包括合作制和家庭农场），以竞争提升效率。统一透明的食品安全规定和监督系统应负起责任，并为培训、技术和设备提供可支持的资源。
增加对气候-智能、可持续的以及营养敏感的农业投资的支持。
想要做到以上三点，政府和投资应该鼓励食品生产体系适应由新生的气候、自然资源和营养问题带来的粮食安全挑战，并且帮助解决困难。
中国自然资源的日益缺乏和贫瘠需要大力研发资源节约型农业技术并付诸实践，在较少的自然资源下提供更多的营养食物。农业应对气候变化的焦点，是缓解气候变化并在变化中获得最大生产力。现在还是淘汰农业补贴及相关政策的好时机，因为这会导致自然资源利用效率的降低。此外还要扩大对农村基础设施的辅投资，包括公路和灌溉等各类投资。
鼓励买卖双方共赢的贸易。
考虑到国内资源禀赋，中国应该更高效地利用越发整合的国际贸易市场。中国应该提高劳动力和土地生产力，以支持高附加值的农产品生产，比如说水果、蔬菜和水产品，并进口土地集约和水集约型的农产品，比如说谷物和植物油。政府需要帮助国内的生产者满足国际市场的质量和安全标准，帮助其获得市场信息、培训、金融服务，特别针对小农业主和年轻的农民。
政府必须抵制扭曲且不稳定贸易政策（特别是当粮食价格高企时），这种政策通常会进一步提高粮食价格并且损害粮食安全。
建立有效的跨行业社会安全网。
目标更明确和更有效的社会保障政策能够缓冲短期粮食和营养安全冲击，长远来看可以避免粮食和营养不足情况的发生（比如说通过教育和公共卫生服务）。
这些社会保障政策应该额外关注弱势群体（妇女、儿童和老人）和粮食供应最不足的地区，不管是农村还是城市。还可以尝试有条件的现金和食物转移支付规划，学校供餐项目、孕妇和儿童营养项目、公共服务以及保险。也可以探索新的方法，比如说将社会保障、营养项目和农业支持干预相结合的跨行业社会保障计划。
建设高效的包容性食品价值链。
将中国的小农业主与整条农业价值链相连，实现从“种子到勺子”（从生产到销售），是提高农业生产力、促进粮食安全以及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升级到高附加值产品生产以及农业领域以外的产业多样化，能拉升小农业主的就业，增加他们的商业机会。
要进入到高附加值产品生产需要机构改革，以实现横向和纵向的配合，包括建立适合小农业主的生产联合会，提供金融及扩展服务。信息和通讯科技的发展也给农民进入价值链提供了良机，帮助他们降低了交易费用，增加了谈判筹码，以及获得实时的市场信息。
乡村数字经济发展报告范文第6篇
关键字：包容式旅游;文化旅游 ;和谐
中图分类号：G124; F592.7 文献标识码：A
一、前言
中国目前旅游业发展势头良好，得益于国际国内两种环境的宏观背景，旅游业的诸多优势以及对于中国社会及经济的总体影响已经自不待言，无须赘述。在这个背景下，中国的文化旅游产业更是旅游业的灵魂，也可以说具备更多的附加价值可以进行创造和利用。而对于文化旅游产业进行全国通盘的战略考量，可以说是推进并确保文化旅游产业的优势领先地位的必要的谋划。对于文化旅游产业，显然不能再利用过去那种规模化，集约化的并且以项目的数量和利润的多少为唯一考核标的。这样的发展方式已经带来了相当大的危害，因此，在新的历史时期，应该选择并且坚持一种全新的发展理念，这种理念应该和世界范围内的旅游及社会发展总的价值趋近，并且可以引导出正确得发展模式。在这样一个重要节点，更具备体系化和人文关怀性质的“包容式”发展理念自然地引起了学界的关注。在2007年亚洲发展银行提出这样一个概念以后，国内学界对其进行工具性研究的成果不少，尤其是最近两三年，结合党的十提出的各项战略，关注此问题的成果较为丰硕。主要有以下：王超、郑向敏（2012）指出了包容式旅游发展同其他的旅游种类的关系;王超（2013）在借鉴印度扶贫工作的基础上，提出我国应该建立五位一体的ITD旅游发展模式;王京传和李天元（2011）分别对旅游的内部增长和外部增长在包容式发展的理念下给出了一些政策的建议等等。纵览这些已有的成果，不难发现，国内已有的研究成果主要聚焦于此种发展理念对应到的某种具体旅游形式的发展模式上面，这并不难理解，过去的旅游发展中经济属性远超社会属性的现实会为此做出很好的注脚。而将我国旅游业中的最具人为操作性的文化旅游业作为一个整体，用该理念进行观照的研究可谓付诸阙如。有鉴于此，本研究以此为题，关注在更为凸显价值与情感的“后旅游”时代下具备体系化和人文关怀性的包容式发展理念对于文化旅游业的多维度意义群，以为旅游实践决策谋定好方略与路线。
二、包容式旅游发展理念的内涵
2003 年12 月，世界银行出版的《全球化增长与贫困（ 建设一个包容性的世界经济） 》政策报告提出了世界经济增长的包容性问题（ 蔡荣鑫， 2010） 。2004 年5 月，亚洲开发银行的《在亚洲发展中国家持续性减少贫困的包容性增长： 基础设施发展的强化角色》报告初步界定了包容性增长的概念，提出要通过提高穷人的市场进入程度、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等手段来引导穷人参与经济增长进程（ Ifzal，Xianbin Yao， 2004）。 亚洲开发银行和世界银行先后提出并强化的“包容式增长”理念， 由于从词源和实践来看，其核心词“增长”只具有数字意义， 故国内大多数已有研究是把此种“包容性增长”的理念覆盖并移植到了发展的领域，而从实际内涵来看，也的确如此。就其本身概念来说，Ravi（ 2010） 提出并阐释的。根据其观点，包容性增长是指参与机会平等的增长，既注重创造发展机会，又注重让所有人都能平等得到这些机会。首先，经济增长是包容性增长实现的基础，但经济增长不能仅仅是单一GDP模式的增长。其次，包容性是包容性增长的目标，要让处在不同环境中的人们都能够平等地参与经济活动、为经济增长做出贡献并公平分享经济增长的成果。就其经济维度而言，包容性增长要求收入分配的公平，重视就业机会的公平，尤其要求经济增长要给穷人等弱势群体带来就业机会的增加。就其社会维度而言，包容性增长要求重视社会安全，支持弱势群体，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关注人类健康并加大政府扶贫力度。就其制度和政治维度而言，包容性增长追求社会包容和增权。（Ganesh，Ravi， 2010）
可以说，旅游业中所谈论到的包容式发展就是建基于包容式增长的理念，再附加考虑了旅游业的特点而形成的一个子观念。包容式旅游是在产业应用背景下的具体展现，核心举措是将赋予旅游业的众多参与主体以及利益相关者以平等的权利，使其能够全面深入地共享以旅游业为龙头的社会发展所带来的发展红利，以此促进社会的进一步的和谐发展，乃至创造和谐世界。
三、中国文化旅游产业发展的特点
当下的中国，适逢政府主导下的旅游产业发展已历三十多年，大众旅游已经全面占据市场，同时也孕育着未来旅游甚至未来社会发展的些许可能性。旅游产业因此也亟待转型升级以更好地适应及助力社会的发展。旅游产业的纯粹经济化到社会事业化性质的增加也见证了这个时代性的社会发展变迁。关于文化旅游产业，其包含的范围非常广泛，和遗产旅游和休闲旅游有重合，也有其特点和个性。只要是以文化吸引物为旅游核心物，在其旅游地具有比较丰富和独特的文化氛围，都可以算作文化旅游。因此，今天的历史街区打造的休闲旅游地带，环城旅游游憩，文化遗产旅游，以及今天的创意文化旅游，都属于文化旅游产业的业界范畴。
文化旅游产业的发展在我国呈现以下的特点：一，可选用的吸引物数量众多，门类丰富。无论是民族文化，还是其他文化遗产，以及节庆事件。而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文化旅游本身的地方/ 场所感的维持和营造就不是那么容易，容易造成多城一面，多地一面的刻板印象记忆，不利于旅游的整体提高。二，在我国的旅游产业中占据的比例很高，在实际的效益上以及对于社会就业上都贡献良多。三，文化旅游相对于较为纯粹的非文化旅游而言，更加依赖于游客与东道主的交流，这就必然要求更好的旅游服务，另外，对于东道主文化的保护也更多地在文化旅游中提出了要求。
四、包容式理念对于文化产业的意义群
推行包容式旅游发展理念，以为着在发展旅游中药切实贯彻平等，多元，和谐等有益社会的核心要素。对于文化旅游的基石，文化产业来说，包容式旅游发展理念具有如下的几点重要意义，并且其互相着力，搭建成一体系，构建成一个意义群组。
第一，包容式旅游发展强调参与者的平对，共同协商，这为文化旅游的良性发展提供了最稳定的政策基础。尤其是在社区旅游以及乡村旅游中体现的最为明显，经济利益的协调只能以平等协商来完成，过去的开发公司和村社干部的分包利益显然是对农村及城市社区基层人民利益的漠视，同时也为社会不稳定埋下了一颗定时炸弹。
第二，国家加强扶贫力度，乃是包容式旅游发展的又一属性。中国的较为偏远的民族地区及山区，社会发展程度低，自然条件差，发展第一，二产业具有不可跨越的障碍，而其本身的由于文化闭塞所保存的自身传统文化，可以被旅游市场所接受。那么在国家扶贫政策的支持下，比如“红色旅游”和“民族文化旅游”的开展就是在这个政策下受益的。
第三，在中国现阶段推行新型城镇化的当口，要坚持城乡的各自特色，不是一味的农村模仿城市，就其本源而言，是要让人口，尤其是青壮年人口留在乡村。这就势必要减少或者一定程度地弥合城乡的经济差异。通过包容式旅游发展的推进，使得乡村的现代化得以在旅游为引导下进一步得实施。这样不光减少了社会矛盾的激化的可能性，同时也使得城乡双元能够以更为良性的方式在新时代中得以发展。
五、结论
包容式旅游发展是我国目前从外引进的一种发展理念，但由于它着眼深邃，心怀广大，并不是一味地关注经济发展的数字，而是在社会发展领域的广泛助力。因此，该种理念与我国传统的“自利利他，入世经济”的观念不谋而合。在新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包容式旅游发展，也许不是一个经常被用到的词汇，但是其包含的意味和深意，将注定其实质上会被旅游业尤其是文化旅游业界所广泛使用。
参考文献：
[1]王超、郑向敏，我国包容性旅游的发展 [J] 《重庆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 2012年09期 34页
[2]王超、王志章，我国包容性旅游发展模式研究――基于印度旅游扶贫的启示 [J]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 第5期 54页
[3]王京传、李天元，包容性旅游增长的概念内涵、实现机制和政策建议[J] 旅游科学 2011年11期刊 11页
[4]蔡荣鑫，包容性增长探源[N].第一财经日报， 2010-10-13.
乡村数字经济发展报告范文第7篇
城市化：大众传播媒介扮演了何种角色？
城市是人类对话的中心。说起对话，自然而然地会令人想起大众传播媒介。大众传播媒介从诞生到发展，一直伴随着城市化的进程，对城市化产生了重大影响。
城市化自19世纪到今天的迅速发展，归根到底是工业革命带来的必然结果。但工业革命也催生了大众传播媒介，大众传播媒介通过传播信息，传播科学文化知识，传播城市人的理念，加速了城市化的进程。
城市化是一个过程，由传统落后的乡村社会向近代先进的城市社会转变的自然历史过程。它包含着四个方面的内容：<1>农村人口向城市集中，城市人口和城市数目不断增加，城市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例逐渐提高；<2>城市经济关系和生活方式的普及和扩大，居民的生活方式、就业方式和思维方式逐步城市化；<3>城市状态发生变化，非城市地域逐渐转化为具有以集中和高密度为主要特征的城市性地域状态；<4>作为一个自然历史过程，城市化是人类走向现代化社会的必由之路，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尽管社会变动、政府措施、各种偶然因素以及人们的主观意志会在不同时期、不同程度上影响即促进或制约城市化的进程。
从以上论述我们可以看出城市化过程所必须的两个要素，一是人口由乡村向工业发达的区域流动，二是城市居民经济关系和生活方式的普及与扩大。
大众传播媒介伴随着工业化革命诞生之后，便对上述两个要素产生了重大影响，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城市化进程。这种说法好像并不夸张：如果没有大众传播媒介，世界上不会有今天这么多的城市。韦尔伯·施拉姆曾以传播事业三大功能（守望功能、决策功能和教育功能）出发指出它可以在以下四个方面发挥直接的作用：<1>农业新技术的推广；<2>普及卫生知识；<3>扫除文盲；<4>正规教育。他指出，信息传播对于任何社会来说，永远是存在的中心环节，每当有危险或机会需要报告，决定需要指出，新的知识需要推广，以及变革即将来临之际，总会有信息的流动。人口集中地涌向城市是建立在农业新技术的不断推广，农业剩余劳动人口的增加，人们识字率的提高，以及交通工具发达的基础上的。至于定居在城市里的人，不停地从大众传媒那里获知了城市里各种各样的信息，了解自己应怎样学习、工作、生活，这就为城市居民经济关系和生活方式的普及与扩大打下了基础
在人口涌向城市的推动性因素中，大部分因素都得力于大众传播媒介的发展。传播知识、开阔眼界是新闻媒介的重要职能之一。新闻媒介不是教科书，但它们所传播的知识，主要是和人们当前的生活、生产、工作有密切关系的，以及科学技术上的新发现、新创造，社会科学的新探索、新观点、新材料。我国建国后农村新技术的推广，主要得力于广播媒介在乡村的发展。1956年全国面向农村的有线广播台共有1458座，有线广播喇叭50万只，这些为城市化打下了基础
我国90年代初涌动的民工潮加速了我国的城市化进程。在我国，大约有一亿多农民从广播、电视、报纸、杂志或者亲戚朋友那里获得了城市里有3倍于农活收入工资的信息，离开农村到城市打工，强大的民工潮给城市带来了急需的劳动力，为城市化的发展制造了契机。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100%计算机汇总资料表明，按1985年7月1日常住地类型分的省内跨县、市迁移人口，全国有2302.6万人，其中从乡村迁移到市镇的有1173.1万人，比重为50.95%，成为迁移人口的主流。《中国青年报》记者在川东北地区果子村里调查时了解到，民工选择打工地点更多是依据亲戚朋友的传闻，再加上在广播、电视里得到的一点印象[2]。
正是大众传播媒介的信息传播，提供了众多的教育机会，拓宽了农村人的视野，提高了农村农业生产的科技运用水平。这样都市化的进程才席卷全国。据专家预测，1994年我国有28%的人口居住在城市里，到2010年，中国人口的50%将居住在城市里。可以说，大众传播媒介是城市化过程的驱动器之一，它的迅速发展促进了都市化的进程。目前，世界上各国正筹建的信息高速网络，完全是以城市为中心的，也将对城市化的进程产生重大影响。
拉纳曾以识字率和都市化率（有居民5万以上的都市人口在总人口数中的比例）为指标，将各社会的传播体系与其他社会体系的复杂相关分类如下：[3]
当然传播体系是由新老媒介的重叠结构与复合功能所构成的。近代社会的传播除了由发达的大众传播媒介肩负，也同时伴随着各种形式的人际传播。特别是在一些比较落后的地区，口头传播仍占据了重要地位，但这些地方也慢慢受到大众传播媒介毫不留情的冲击。单就上表而言是否可以看出，大众传媒越发达，都市化程度越高，他们之间到底是何种相关，仍有待学者探索。
对于不发达国家的大众传播，人们首先注意的事情之一就是传播媒介如此群集于城市之中。当然，在某种程度上，各个地方都存在这种情况，高度发达的国家以及不发达的国家都倾向于把报纸、广播电台和影剧院建立在人口集中的地方。[4]根据有关部门1993年进行的《法制日报》读者调查显示，以读者的城乡构成情况看，《法制日报》目前还是一张城镇读者阅读的报纸。调查表明，《法制日报》现有读者13.0%在大城市，36.8%在中小城市，39.0%在县乡镇，三者合为88.8%。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仅有10.5%的读者分布在农村。[5]在现代化的社会里，日常生活经验的一个最显著的特征便是消费，大众社会已逐步变成了一个消费化的社会。由于现代技术（汽车、电影、无线电台等）和商业（广告术、信用赊买、一次性商品等）的发展使得消费的领域几乎在无限制地扩展，由此带来的是文化更具有普遍渗透性。它代表着全新的生活方式，人们从此不再以传统的道德规范约束自己，人们在消费过程中的展示和炫耀成为一切成就的标志。而大众传播媒介正好顺应了人们消费的口味，填补了人们主要的空闲时间。在今天，它扮演的娱乐角色越来越不容忽视。在反映社会生活的同时，大众传播媒介不断地向人们灌输着城市人的观念，城市人的生活标准等种种意识形态，不断地强化着这个大众消费社会与市民标准，从而影响了由乡村走向城市的流动人，加快了城市化的进程。
不停地移向都市的人流中，大部分人接受了城市人与大众传播媒介传播的观念，自己慢慢被塑造成一个城市人的角色。当他回到原来的环境，就会把一些新的观念潜移默化地带回。这些人有的住在城市的郊区，有的居住在小城市里，不停地把城市的辐射力带回了四面八方，从而促进了城市化的进程。
朱光烈曾写道，大众传播为现代城市市民设置了双重环境，实实在在的生活环境和想入非非的太虚环境，现代城市居民自愿自觉地钻进了大众传播的玻璃罩，玻璃罩里凸凹不平，城市人向外面看去，看到了一个哈哈镜的世界。传播史表明，我们在不断加厚与大自然隔离的玻璃罩。在信息高速公路时代，我们能否逃离这个“玻璃罩”设置的围城呢？[6]
在大众传播媒介的灌输下，人们对日常生活的价值取向日益趋于大众化，趋于同一化。在消费型文化的笼罩之下，人们的角色创造过程中的创造性也逐渐失去其原初含义，而越来越具有“随从”的意义。城市化的标准也就是市场的标准，是大众口味，而大众传播媒介又不断地强化着这一口味。信息技术的进步扩展了人类的本领，人类能够创造出虚拟的现实，这种虚拟的现实虽由映像构成，却也很难与实际的经验相区别。参与这种虚拟的现实的每个人仅受一些规则上的限制，他们掌握这些规则是相互影响所必须的。大众传播媒介就是这样走入了个人梦想的空间，传送着城市的标准观念，使城市人自身也难以认清自己所处的真实环境。
王唯铭认为，大众媒体和大众社会的分工是前者出售梦想，后者收购梦想。在今日的媒体中，我们目击着对大众情趣的广泛传播，我们同样目击着它们向大众提供的有关城市和城市人的梦想。它们是这样自我证明的：它们永远是也只能是大众情感的忠实反映，而不是其他，因此对大众媒体的任何一个完美化的需求，都只是抬举和神化大众媒体。[7]
尽管城市化的主要动力来自工业革命和社会分工，但大众传播媒体在社会变迁中担当的角色，不容忽视。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通讯卫星与传统的电子媒介结合，然后再与电脑相联，使讯息传送更多更快，运用范围更广，深深地影响了个人的工作与休闲生活，也影响了教育、交通、经济、政治等社会制度，实在无异于另一次传播革命。初期的发展传播学学者，把大众传播媒介视为塑造者或变迁者，侧重论述其无限效果，确实是神化了大众传播媒介，但大众传播媒介的确深深地影响了社会变迁，从大众传播媒介对城市化的影响中，可对这种影响窥见一斑。
大众传播媒介的发展：城市化的一面镜子
城市化，在被大众传播媒介深深影响的同时，也促进了大众传播媒介的发展。
从我国建国后城市化进程与大众传播媒介的发展过程中，可以看出城市化与大众传播媒介发展的密切程度。
概括起来说，我国的城市化进程经历了一个艰难曲折的矛盾过程，建国40多年来城市化的进程大致可分为5个阶段，而这5个阶段中大众传播媒介的发展也有相应的起伏。[8]
1949～1957年为城市化的第一阶段。这一时期工业化、城市化发展较快，1957年与1949年相比，全国设市城市由140个增加到183个，城市人口由5765万增加到9949万人，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由10.6%增长到15.4%，这是中国城市化首次正常上升时期。这一阶层我国的新闻事业全面发展。报业形成了以党报为核心和骨干的社会主义报纸体系，到1957年，报纸总印数已由1950年的8亿份猛增至26.1亿份。这主要得益于社会政治形势稳定，经济建设稳步前进的结果，同时文化教育事业发展较快，全国城乡数以亿计的成年人参加了识字班的学习，很多人可以读懂报纸了。1949年9月建国时只有40座广播电台，到1956年，全国面向农村的有线广播站共有1458座，城市有线广播也获得了长足的发展。
1958～1960年为第二阶段。这个时期是中国城市化高速发展的时期，使农村人口迅速涌向城市，使我国工业化和城市化在脱离农业的基础上超高速发展。从1958～1961年间我国新设城市33座，城市人口由10720万人增加到13073万人，年平均增长率高达19.7%。中，新闻事业也存在着一哄而上的现象，报纸发展得也比较快，许多县都办起了报纸，1958年我国第一座电视台——北京电视台成立，1959年全国有电视台20座，广播电台在中增加到135个，比1956年增加77个。
1961～1965年为第三阶段。国民经济调整时期，大力精简城市人口，城市数目减少了37座，城市化率1963年急速下降到16.8%，1965年底回升到18.0%，这是中国城市化的第一个大落时期。这时期我国的新闻事业也处于调整阶段。1963年报纸大量合并或停办，报纸发行数大大减少，1958年以后开办的广播电台，除林牧渔区，少数民族地区以及确实有必要保留外，其他一律停办，电视台由20座减少为5座。
1966～1976年为第四阶段。时期出现了逆城市化现象，城市化水平由18.0%下降到17.4%。我国的报业发生了灾难性的变化，从1967年到1976年，通常出版的报纸只有中央、省级和一些地区级的党委机关报。1966年共有电台78座，1976年共有广播电台90座。县（市）有线广播站从1966年的1281个增加到1976年的2503个，但广播盲目追求大功率，造成了极大的浪费。1971年全国共有电视台32座，中央1座，省级27座，省辖市级4座。
1977～1995年为第五阶段。在改革开放形势下，伴随着城市化的正常发展，广大县城和小城镇开始振兴和发展起来，不断出现一批新的小城镇。专家估计，目前我国城市化水平大约为25～30%，已进入加速发展期，城市化的趋势主要表现为乡村人口向城市的流动。这一时期大众传媒也大大发展，至1994年底，我国公开发行的报纸数已达2408种，比1978年增加了833%，电台数1142座，比1978年增加了1283%，电视台数约1000座，比1978年增加了3125%。
可以从下表数据看出识字率与都市化率的关系：
时期1953年1964年1982年1990年
识字率—62.90%77.30%84.12%
都市化率13.26%14.10%20.55%26.30%
城市化到底对大众传播媒介产生了何种影响呢？大众传媒又如何如一面镜子反映了城市化的进程呢？
一、城市化的发展使大众传媒越来越重视城市理念，并不停地传播这种理念。生活在城市中的人是被城市塑造的，他的优点和弱点与城市密切相关。[9]在日常生活中，我们的感官被大众传媒兜售的城市人的梦想填满了，打开电视、报纸、收音机，耳朵眼睛能够随时听到、看到四面八方的信息。而这一切都以城市为核心，如关于对住房拥挤，交通堵塞，污染和噪声，物价上涨等等的抱怨，关于城市商业、服务业与文化的繁荣。我们必须按照城市人的梦想创造明天的城市，这一切都是无须考证而自明的东西，它们的结论不在今天就在明天形成。因为追求利润的倾向，大众传媒的主要使命被塑造成兜售城市人的标准梦想。在城市里，人们由工作直接支配的生活领域相对地缩小了，而娱乐世界的生活领域相对地增大了。休闲，成了都市人自我虚构梦想的空间，他们恰好在大众传媒身上找到了寄托。特别是通过电视媒介，大众文化作为一种娱乐型文化被展现得淋漓尽致。
城市化就是这样强化了大众传媒的种种职能，而大众传媒宣扬的大众社会的标准，只不过是城市的标准。
二、大众传播媒介随着城市化的进程而移动，媒介地域化的倾向越来越明显。例如，战后日本地方社会的变化，便造成了日本地方媒介的移动，随着人口、财富从乡村向城市、从日本海沿岸向太平洋沿岸的移动，各种地方媒介也不断地移动起来。以共同体报纸为对象的调查表明，被列为第三种邮政物品的报纸，1967年日本全国（除冲绳外）共有1083家，而5年后的1972年，几乎增加了1倍，达1913家。仔细分析一下，可明了以下情况：首先，数字增加的府县，以大阪为最，从66家增为125家。接下来为和歌山（37家66家），兵库（49家62家），京都（14家22家），……要么是大城市，要么在大城市的周围，全是人口激增的地区。反过来，数字减少的，有东京，还有东北和日本沿海岸的县。但从东京说，总数虽减少了，郊外住宅区的数字却增多了，这也表明了媒介增加的原因在于人口的增加[10]。城市在加速增长的过程中，大城市的理念辐射周边城市，小城市辐射乡镇，在统一的都市化的前提下，形成了大众传播媒介的地域性特色。近几年，我国中央报纸、省报地域化倾向日趋明显，媒介不由自主地与城市本身的定位相结合，发挥着其辐射周边地区的作用。关注城市化进程，已成为大众传播媒介的主要议题之一。《解放日报》总编辑秦绍德认为，现代化必然伴随着城市化。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势必提出加快城市化的要求，而城市化的进程，又大大地加快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市场体系的形成。最近十多年来在长江三角洲和华东及沿海地区出现的老城市迅速扩大、新城市（镇）大量涌现的进程，印证了这一点。城市不仅是商品经济的中心，也是现代文明的传播源，各种新思想、新观念、新事物、新信息，一般都在大城市中首先形成，然后再向中小城市、镇辐射。城市群的崛起及其所带来的人们生活方式的更新，已成为一种历史趋势，报纸必须立到这个潮头上，研究和报道城市化的进程，成为城市文明传播的主要渠道之一。[11]
人们都集中在城市里谋生，城市为各种各样的人提供了发挥才能的舞台。随着传播媒介的进一步发展，各国重视了对信息的开发与控制，信息高速公路正显示着其强大的生命力。在一个大城市里，集中了如此多的印刷、广播电视、电子媒介，城市化在促进大众传媒发展的过程中，也对传统的媒介提出了挑战。消费的个性化趋向使市民对大众传媒的要求越来越苛刻，媒体与媒体之间的激烈竞争往往使媒介从业者们无所适从。而城市人则钻进大众传媒虚构的梦想里，一直没弄清楚大众传播媒介的真面目。
从多种角度认识大众传播媒介，应该是一种科学的态度。
不少学者曾把大众传播媒介视为反映社会的一面镜子，通过研究媒介内容判断家庭形态、国民性格、价值观念，政治心态和社会结构方面的变迁。这种研究更多地是把针对大众文化的研究，采取文化主义的分析架构，把媒介视为反映社会生活、价值观念、心态的一面镜子，同时对文化的研究专注于消费的角度，却很少涉及媒介的塑造力量。但大众文化与大众传媒的关系，并不是简单的镜子关系，有人已宣称这面镜子破碎了。继镜子理论和塑造理论之后，结构理论又从另一角度开始研究大众传媒，认为大众传媒是社会的有机构成部分，诚如克拉克(Clark1978)所说，大众传媒并非独立存在，置身于改变我们社会的其他力量之外，媒介不只塑造社会，也被社会塑造。克拉克进而指出，促成传播媒介发展的三个主要因素是人口增加；社会流动提高；公共事务经纬万端。[12]大众传媒只是社会结构中的一个角色，人类创造了大众传媒，却又自愿自主地钻进了大众传媒设置的神话里，成为大众传媒的奴隶，伴随着城市化的进一步发展，人类何时能真正认清大众传播媒介的真面目呢？
注释：
[1]《城市化与经济发展》P2，林玲著，湖北人民出版社
[2]见《中国青年报》1994.2.16《跟着感觉走》一文
[3]《大众传播社会学》P29，竹内郁郎著，复旦大学出版社
[4]《大众传播媒介与社会发展》P124，施拉姆著，华夏出版社
[5]《1994年中国新闻年鉴》P230
[6]《玻璃罩里的现代人》，载《上海文化》1994.6
[7]《城市梦想：谁在出售与收购》，载《上海文化》1994.6
[8]有关城市化进程参见《城市化与经济发展》一书，林玲著；有关我国新闻事业的发展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史》，张涛著，经济日报出版社
[9]《上海文化》1995.1P102页
[10]《大众传播社会学》竹内郁郎编，张国良译，P50页
乡村数字经济发展报告范文第8篇
现在，已经富裕起来的农民和尚未富起来的农民对文化知识的渴求越来越大，如何满足农民对文化知识的需求，开拓发展农村文化市场，提高农民的文化素质，是出版人需要好好思考的问题。虽然出版业在服务“三农”方面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三农”题材类的图书无论在种类还是质量上都有了很大提高，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从总体来看，农民“读书难”的问题依然十分突出，农民真正需要的图书往往不容易买到，有些“三农”图书农民看不懂、用不上。另外，“三农”图书品种不可谓不多，但受发行渠道的制约，许多乡镇没有书店，图书到不了农民手里，造成大多数“三农”图书发行量不容乐观，许多书印出来没几天就进了仓库，从而出现了一边是出版社“三农”图书积压，另一边却是许多农民家里无书可读。
出版社要做好“三农”图书，满足农民群众对文化知识的需求，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服务，同时又能取得较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实现双赢，需做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1 “三农”图书定位要准确，应树立为“三农”服务的思想
我国正处在农业农村经济转型跨越的关键阶段，要加快发展现代农业、着力挖掘农民增收潜力，使广大农民群众脱贫致富，就离不开现代科学技术，因此，许多出版社都把出版“三农”图书的定位放在农业技术上，出版了大量的种植、养殖类专业技术图书，这虽然对农民传授生产技术、脱贫致富起到了很大作用，但也造成图书结构单一，重复出版，效益不高。总书记在“十七大”报告中指出，要“重视城乡、区域文化协调发展，着力丰富农村、偏远地区、进城务工人员的精神文化生活”。这就要求我们进一步将“三农”图书定位在倡导农村文明生活新方式、提高农民生活质量、丰富农民的精神文化需求的思路上，不断推进“三农”图书出版的深度和广度。不仅要满足农民对农业生产技术、致富的需要，即出版农民买得起、看得懂、用得上、有实效的图书，也要满足农民对文明生活方式、提高生活质量的需要。如出版教育培训、医疗卫生保健、农村政策法规、农村民居工程、安全知识、休闲娱乐等方面的图书，尤其是农村儿童读物，应出版符合农村儿童特点，使孩子们了解信息、扩大视野、增长知识的图书。通过对农业发展趋势与农民实际的需求分析，找准自身的市场定位，树立品牌，策划出版全面、权威、先进、实用、系统的出版物，使每一本出版物内容都具有先进性、实用性，满足新时期农民群众多样性阅读的需求。这样，不仅能为服务“三农”起到积极作用，而且可能具有较好的市场前景。
2 “三农”图书要站在农民的角度，精心策划
具体到“三农”图书的每一个选题策划，要努力做到技术先进，内容实用，多讲实际操作少谈理论，多讲故事，用最新的案例分析，增强实用性；形式上采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少用专业术语；装帧追求朴素大方，符合农村读者的审美情趣；定价上尽可能考虑农民的购买能力。这样的图书农民看后可立即实践，用后能收到实效。
2.1 获取“三农”选题的途径
策划“三农”图书选题，一定要站在农民的角度，搞清楚他们每天想的是什么，最想知道的是什么，最需要的是什么。农民群众不需要高深的理论，不求“为什么”，只想知道“怎么干”、“怎么干最见效”。出版“三农”图书，一定要本着解决农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困难和问题，千方百计为农民办实事，让农民真正得到实惠，受到启发，收到实效，把好事办好。首先就是深入调研，找准选题方向。为了策划适合农村读者需要的出版物，要坚持深入农村调研，与农村技术人员、农民交谈，听取他们的真实意见，架起新时期农民与专家、农民与市场、农民与政府沟通互动的桥梁；其次，进行农村读者问卷调查，详细了解农民的收入情况、用于文化支出的情况、需求何种出版物等，获取“三农”图书读者的真实信息。
2.2 保证“三农”图书内容技术最新、最权威
为了保证出版物的技术最新、最权威，出版社要与各行业权威部门合作，走“以联合求发展”的道路。为此，要和农业、卫生、教育、文化、建设等技术推广部门，以及大专院校、科研部门等单位合作，组织专家、学者座谈，研究农业、农村发展方向，共同策划、编写“三农”图书。这样图书推向农村后，才能做到技术最新，内容丰富实用，才能在在市场上取得较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达到出版社与农村读者的双赢。
2.3 要根据“三农”问题发展实际，不断策划新选题
随着我国农业生产与农村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农民需要的出版物种类也在日益增加。要求出版社要与时俱进，不断创新出版思路，根据农业发展实际，农村文化生活变化实际，农民群众需求变化实际，不断策划新选题。为了准确掌握这些实际情况，出版社要注重研究我国农业发展的方向及产业政策，根据我国农村与农业政策导向及时策划符合农业发展方向与农民需求的选题。比如，近年来，随着农村经济文化的全面进步，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已成为我国城乡经济统筹发展的焦点问题。针对“打工、务工、再就业人员”这一群体，可策划“农民职业技能培训”选题，在帮助广大农民迈过素质门槛找到就业出路的同时，实现农村出版物与城市经济有意义的对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