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为经济学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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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经济学概念范文第1篇
关键词：经济人；合理内核；借鉴
Abstract:Thoughtheassumptionofeconomicmancriticizedbydifferentschools,it’sbasiccoreisstillreasonable.Ifwecanovercometheassumption’ssomelimitationsandmakeitperfect,itwillbeusedforreferenceforChineseeconomics.
Keywords:Economicman;thereasonedcore;useforreference
“经济人”是新古典经济学的一个基本假设，是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研究的出发点。尽管这一概念自提出之日起就受到了种种批评，但其基本内核仍然是合理的，对中国经济学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经济人”假设的演变和发展
“经济人”概念并不是近代才提出来的。早在春秋战国时期，中国的一些思想家就明确指出，趋利避害是人的天性。孔子指出，人具有追求富贵、逃避贫贱的心理倾向：“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1荀况对人性进行了详细的论述，提出了有关人性的一些基本命题：（1）人性是先天生就的：“凡性者，天之就也，不可学，不可事。”（2）人性是人所共有的：“凡人之性者，尧、舜与桀、跖，其性一也；君子与小人，其性一也。”（3）人的本性是恶的：“今人之性，生而好利焉……；生而有疾恶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声色焉……”。2墨子、商鞅、韩非也认为，追求名利、趋利避害是人的本性。《管子》对“经济人”的论述更为全面：人的本性“见利莫能勿就，见害莫能勿避。其商人通贾，倍道兼行，夜以继日，千里而不远者，利在前也。渔人之入海，海深万仞，就彼逆流，乘危百里，宿夜不出者，利在水也。故利之所在，虽千仞之山，无所不上，深源之下，无所不入焉。”3可见，《管子》已把追求经济利益视为人们从事各种经济活动的根本动力。中国先秦时期的思想家对人性的论述，是“经济人”概念的雏形。但奴隶社会的主要经济基础是自然经济，自然经济社会中人与人的经济关系是简单明了的，没有产生经济学的社会基础。因此，这种“经济人”概念不可能成为经济学的一个基本假设。
孟德维尔是近代较早提出“经济人”概念的作家。他在《蜜蜂寓言，或个人劣行即公共利益》一书中，提出了一个重要思想：每个人自由地进行利己的活动，会自然而然地促进全社会的繁荣，而且其效果要比以非利己为目的而进行的活动大得多。他指出：在蜜蜂的社会里，如果（被认为的）劣行和奢侈风行，那么这个社会就繁荣昌盛；如果代之以（被认为的）道德和简朴，那么这个社会就冷落衰退。他还认为，一个人之所以成为社会动物，不是友情，不是善性，不是恻隐之心，不是装模作样的殷情厚意，而是他那最卑鄙和最可恶的本性，这本性是使他能够适合于这个最大的、世俗地说也就是最幸福和最繁荣的社会的最必要的条件。
但《蜜蜂寓言》毕竟不是一本严格的经济学著作。最初把“经济人”假设引入经济学，并使之成为经济学的出发点的，是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他在《国民财富的性质与原因的研究》中，明确提出了“经济人”的概念。他指出：“人类几乎随时随地需要同胞的协助，想要仅仅依赖他人的恩惠，那是一定不行的。如果他能够刺激他们的利己心，使有利于他，并告诉他们，给他作事，是对他们自己有利的，他要达到目的就容易多了。不论是谁，如果要与旁人作买卖，他首先要这样提议。请给我所要的东西吧，同时你也可以得到你所要的东西，这句话是交易的通义。……我们每天所需要的食料和饮料，不是出自屠夫、酿酒家或烙面师的恩惠，而是出自于他们自利的打算。我们不说唤起他们利他心，而说唤起他们利己心的话。我们不说自己有需要，而说对他们有利。”4但是，按自利原则行事，并不能保证人们不去做有悖于常理的事情。为了使经济学有别于精神分析学或精神病理学，还必须假定“经济人”的自利行为同时也是一种理。在斯密的时代，理性作为一种不言自明的假定隐含在所有经济行为的描述中。“经济人”的每一种行动，不是出于任意的想象或盲目的冲动，而是以可以理解的方式进行的，或者说，是可以从利害得失的比较中推导出来的行动。在斯密那里，理性表现为对得失和盈亏的正确计算。5在斯密看来，自利原则不仅是个人经济行为的原始动因，而且是促进整个社会发展的“第一推动力”。人们在追求自己的私人利益时，会在一只“看不见的手”的引导下，最大限度地增进全社会的利益。在从事经济活动时，每个人所考虑的不是社会利益，而是他自身的利益。但是，在市场机制这只“看不见的手”的作用下，他对自身利益的追求自然会或不如说必然会引导他将资源运用于最有利于社会的用途。因此，埃奇沃思把人的行为受自身利益的驱使称为“经济学的第一原理”。
西尼尔在经济学说史上第一次区分了实证经济学和规范经济学，并第一次明确提出了这样一种思想：经济学的基础是为数不多的几个一般的理论前提，这些理论前提是公认的公理，用不着加以证明。从这些前提可以推演出各种经济学理论。他把这些理论前提归纳为四个：（1）每个人都企图用尽可能少的牺牲求取最大限度的财富。（2）人口的增长有超过生活资料增长的趋势。（3）劳动者借助于机器进行劳动，能够生产出剩余的纯产品。（4）农业受报酬递减规律的限制。6其中的第一个前提，进一步发展了斯密的“经济人”概念。
约翰•穆勒发挥了西尼尔第一个理论前提所包含的思想，第一次提出了“经济人”的术语，并从方法论的角度对这一概念的合理性和内涵做了详细的论述。他于1944年出版了《经济学上若干未解决的问题》的经济学论文集。在该书中，他把“经济人”与经济学的研究对象联系起来。他指出，政治经济学并不是论述社会中人类的一切行为，它所关注的人仅仅是作为一个人，他占有财富的愿望，而且他赋有达到这种目的的能力，它将其他每一种人类或动机完全抽象掉。政治经济学认为，人类把全部精力都用于取得和消耗财富，这并不是说人类生活真正是这样组成的，而是因为这是科学要前进而必须采取的方式。政治经济学探索这样一个问题：如果没有其他欲望的阻碍，这种欲望所产生的行为是什么。因此，穆勒“经济人”概念的内涵，是从人类行为的各种动机中抽象出来的经济动机，其中最主要的是财富最大化的动机，这种动机要受有限的收入和对闲暇的喜爱的制约。穆勒所说的“经济人”，就是在一定的约束条件下追求自身财富最大化的人。
19世纪70年代的“边际革命”，使经济学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而“经济人”概念也朝着精细化方向发展。边际学派把注意力从对经济世界的一般描述转向市场本身更复杂的模型。它强调个人作为消费者和生产者对希望与欲望的满足。在完全竞争的条件下，对效用的计算支配着个人的理性选择，并引起价格调整过程。这个调整过程是走向均衡的理想条件。在均衡状态下，所有资源都被充分调动起来，以便更好满足需求。瓦尔拉斯的一般均衡理论对此做出了最好的诠释。他从家户的效用最大化行为出发，得出家户对各种产品的需求函数和对各种要素的供给函数，从厂商的利润最大化行为出发，得出厂商对各种产品的供给函数和对各种要素的需求函数，并把各种商品（产品和要素）的供给和需求都看作所有商品价格的函数。以此为基础，瓦尔拉斯对一般均衡的存在性、唯一性、稳定性和效率性进行了系统的论述。至此，“经济人”的概念始终与经济行为的动机联系在一起。
20世纪30年代，逻辑实证主义进入经济学。这种实证主义认为，无需关心“经济人”的心理假定是否正确，只要他的行为与预测的结果相一致就可以了。受这种哲学观的影响，“经济人”的概念日益具有行为主义的色彩，并补充了一些新的内容，如偏好的可传递性公理。其含义是：如果你认为A优于B，B优于C，那么你一定认为A优于C。可传递性公理使经济学家可以使用数学方法来描述和分析个人行为。20世纪50年代，“经济人”理由莫里斯•阿莱斯提出了更明确的定义，并为西方经济学家所普遍接受。他指出，按照科学的逻辑，如果一个人被看成理性的，那么：（1）他追求的目标是相互一致的；（3）他使用的手段与他追求的目标相适应。所谓目标的相互一致，其含义和偏好的可传递性相同，即一个人不能认为A优于B，B优于C，而又认为C优于A。手段与目标相一致是指，手段正好是达到目标所必要的条件，即不能出现“南辕北辙”的现象。当个人行为出现上述两种不一致时，这种行为就视为非理性的。但主流经济学假定，在市场上活动的各交易当事人，其行为都符合理性的要求。在此基础上，阿罗和德布鲁运用数学上的不动点定理，对一般均衡的存在性问题进行了严格的论证。之后，一般均衡理论获得了许多发展，但这种发展大多是枝节性的。
二、“经济人”假设招致的批评
早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就有人对“经济人”概念提出过零星的批评，约翰•穆勒则从方法论的角度论证了这一概念的正当性。美国经济学家凯里直接对穆勒的观点提出了批评。他指责说，英国古典经济学家提供给我们考虑的是一种纯粹的野兽，这种“政治—经济人”亵渎了大写的“人”。他们的理论只讨论人的最低本能，而把人的最高尚利益看作是纯粹干扰其理论体系的东西。
德国历史学派对“经济人”概念的批评同样是强烈的。克尼斯认为，“经济人”观念实际上是说人总是受纯粹自私动机的驱使，这就是否认有任何良好动机的存在，就等于把人看作具有许多在作用上互不相关的心理活动中心的生物。希尔德布兰德则指出，以孤立的个人经济动机作为分析的基础，就是把政治经济学变成了一部单纯的利己主义的自然历史。抽象的“经济人”并没有反映人的全貌。实际上，“人作为社会的一员，是文明的婴儿和历史的产物。人的需要、人的人生观、人和物质对象的关系以及他和他人的关系，都不会相同的。地理影响着他们，历史改变着他们，而教育的进步可能完全改造他们。”7布伦坦诺也批评说，斯密的“经济人”是经济的利己主义者，是惟利是图的“抽象的人”。
历史学派在美国的变种——制度学派对“经济人”概念也持批评态度。凡勃伦认为，新古典主义的完全竞争体系，连同其洁白无暇的“经济人”，当然是科学想象的功绩，但不是对事实的有力表现。它是科学推理的一种权宜之计，而且只能用到一些抽象原理和基本的科学法则上，而这些原理和法则仅存在于抽象领域内。可是，一旦这样做了，这些原本不是实际上的东西却被理解为真实的而被接受，成为研究思想习惯的一种有效成份，形成关于事实的知识。新古典理论不仅不能有效地解释现代社会，反而有害于人们对社会真象的探讨。新古典经济学失败的根本原因，在于它那种非历史的、简化的“经济人”人性观。这种“经济人”以享乐主义心理学为基础，把人视为“纯粹的一束欲望”，是完全错误的。他不同意新古典经济学关于“经济人”总是很小心地使每一美元花费带来的效用相等的观点，认为从“生活进程”的角度看，新古典经济学原理对决定福利水平并没有真正的作用。因为消费者对商品的当前享受，更多地取决于其他人的消费方式、习惯、炫耀的需要和明显消费，而不是取决于理性计算。他还提出“社会人”的概念，以取代新古典主义的“经济人”。8
西蒙对“经济人”假设的批评，主要针对其完全信息和完全理性。他认为，由于环境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信息的不完全性，以及人类认识能力的有限性，个人不可能把所有的价值考虑统一到单一的综合性效用函数当中。了解所有备选方案及其实施后果实际上是办不到的。所以，人们在决策过程中所寻求的并非最优解，而是满意解。西蒙特别强调人自身理性能力的限制，主要表现在个人无法准确无误地接受、储存、检索、传递和处理信息。因此，他提出了“有限理性”的概念：“我们可以把那类考虑到活动者信息处理能力限度的理论称为有限理性论。”9在他看来，“有限理性”比“完全理性”更接近于现实。
X效率学派不同意新古典经济学关于“经济人”具有完全理性的观点。莱宾斯坦指出，个人具有两种不同的人格倾向。一方面，个人希望像他们所应该的那样行动，即坚持标准，使用“严格的”决策程序，进行精确的计算，努力追求最大化。这种人格倾向称为“超我功能”。另一方面，个人又希望像他们所喜欢的那样行动，即本能地不受约束，使用“松散的”决策程序，不注意细节，不用心追求最大化。这种人格倾向称为“本我功能”。由“超我功能”决定的受约束和由“本我功能”决定的不受约束，是个人人格特征的两个“极端点”，这两个极端点之间存在一系列中间状态。新古典理论那种完全关心约束的“理性经济人”，只是一个极端的特例，是某些人在某些时候可能采取的特殊决策程序。一般人通常采取的决策方式则介于两个极端点之间，这种人被称为“有选择理性的人”。因此，“完全理性的决策是一种特例，通常，决策只是有选择的理性。”10
新制度经济学也对“经济人”假设提出了批评。威廉姆森接受了西蒙的“有限理性”说，认为“经济人”的自利行为常常会导致机会主义，即经济中的人不但自利，而且为了利己不惜去损人。他会借助于不正当的手段去谋取利益，会随机应变，投机取巧，有目的、有策略地利用信息，按个人目的对信息进行筛选和扭曲，并违背对未来的承诺。因为人的理性是有限的，不可能对复杂和不确定的环境有完全的了解，所以一些人可能利用信息优势向对方说谎和欺骗，或利用某些有利的谈判地位背信弃义，要挟对方，以谋取私利。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所有的人在所有的时间都会按机会主义方式行事，但总有一些人在有的时候会采取这种行为方式。问题在于，人们事先很难知道什么人、在什么时候、按什么方式采取机会主义行为。在交易双方以前没有交往或交往很少的情况下，尤其如此。诺斯则强调意识形态的重要性。意识形态是决定个人观念转化为行为的道德和伦理的信仰体系，它通过提供给人们一种世界观而使行为决策更加经济，能对人的行为产生强有力的约束作用。他承认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假设，但认为特定的意识形态对“经济人”的机会主义具有“淡化”作用。人类的利他行为和克服了“搭便车”动机的大集团行动，就源于意识形态的作用。
行为经济学对新古典“经济人”理性同样持批评态度。它要求“经济人”理性和“非经济人”理性两分经济学的天下。“经济人”理性的要求效用最大化，行为经济学也讲功利最大化，但这个功利最大化是指快乐最大化。行为经济学成为正统新古典经济学的叛逆者，不在于它属于心理学阵营，而在于它不承认“经济人”理性。首先，它不承认“经济人”这个前提，认为人的本性中有利他的一面，可以从利他中直接得到快乐，不承认利他是从利己中派生的。其次，它不承认“理性”作为绝对前提，不管是完全理性，还是有限理性，都不是无条件承认。它认为，人可以依据非理性直接行事，而按理性行事反而可能是派生的。此外，非理性是指“非经济人理性”，而不是否定理性。
如果说，上述批评都只是针对“经济人”假设的某个方面展开的，那么Tormer对“经济人”的批评则是全方位的，批评的依据是生命周期说和需求层次说。根据Wilber的生命周期说，人的发展过程可以分为三个基本的发展阶段：（1）潜意识或前个人阶段，（2）自我意识或个人阶段，（3）超意识或超个人阶段。人在刚出生时，无论对于内部与外部，主体与客体，身体与环境，都是没有分离的。在潜意识的发展阶段，小孩开始认识到外部世界和自己的不同，并开始以本能的、冲动的、本我的方式与外部世界互动。在这个过程中，个人逐渐产生一种与外部世界不同的自我意识。在发展阶段过程中，个人开始从潜意识状态中觉醒，并逐渐获得语言能力，开始使用符号和概念，学习承担各种角色、遵守规则，发展出理性理解、内省思考、演绎推理和社会可接受的行为能力。最终，个人发展出整合思考、把观念与观念、事实与事实、心灵与肉体联系起来的能力。在超个人阶段，个人可获得比日常的、外部导向的经验更敏锐的意识过程，获得一种更高的精神意识，从而超越自我，经历极乐，与神性相通，甚至与神性合二为一，最终达到非二元体的、无主客体之分的状态。
这些阶段又可进一步划分为两个部分：外部弧和内部弧。外部弧是从潜意识到自我意识的运动，其特点是自我维护，个体化，征服外部世界。内部弧是从自我意识到超我意识的运动，其特点是自我实现，向内发展，超越自我，实现物我一体。
根据Maslow的需求层次说，人的需求由低到高可分为六个不同的层次。它们是：（1）生理的需要，（2）安全的需要，（3）归属或爱的需要，（4）自尊的需要，（5）自我实现的需要，（6）超然存在的需要。当较低层次的需要得到满足，而辅助条件存在时，较高层次的需要就会出现并居于优势地位。每一个层次向下一个层次的发展，都涉及到一种转化，在这种转化中，较低层次的元素包含并整合在较高的层次之中，较高层次的元素与较低层次的元素没有分别，但与更高层次的元素有分别。Tormer认为，Maslow的需求层次说和Wilber的生命周期说在实质上是一致的。
Tormer认为，从人性的观来看，“经济人”假设存在明显的缺陷。第一，“经济人”只关注自我是有缺陷的。尽管人类追逐自我利益是正确的，但重要的是他们在什么程度上主要关注自我利益。对于那些已经达到外部弧的终点的任一阶段的个人来说，这一点在很大程度上是正确的。但是对于那些在内部弧上达到更高阶段的人来说，其正确性就非常有限。第二，“经济人”关于个人与物质的人类世界相分离的观点是有缺陷的。对于处于较低发展阶段的个人来说，他还没有实现与外部世界的分离，而对于处于向超我阶段发展的个人来说，他已经程度不同地和外部世界融为一体了。第三，“经济人”机械般的理性是有缺陷的。在前个人阶段，年轻人还没有获得理性所需要的想象、概念和计算能力。而在超自我阶段，个人的确已经具有理性经济行为所需要的心理能力，但他们又不会以这种方式行事，因为他们的行为更具有整合性。只有那些处于个人阶段的人，才会大致按理性“经济人”的方式行事。第四，“经济人”的非反思方面是有缺陷的。对那些处于个人阶段的较高层次和超个人阶段的个人来说，这一点尤为正确。由于教化和社会化的作用，他们已经内化了道德的、伦理的、宗教的及其他方面的观念，而这些观念会促使他们对选择的正确与错误进行反思。第五，“经济人”的不改变的方面也是有缺陷的。从Wilber的生命周期说可以看出，随着人的潜力的发展，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人性也会发生重大变化。从这个意义上说，人性不是一成不变的。11
三、“经济人”假设的合理内核
如上所述，“经济人”概念在西方学术界招致了许多的批评。这些批评虽然未必全部正确，但提出了一些值得思考的问题。
第一，“经济人”概念是历史的，还是非历史的？历史唯物论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经济范畴是经济关系的理论表现。在原始社会，人们利用公有的生产资料共同劳动，产品在社会成员之间平均分配。个人尚未脱离氏族或公社的脐带，还意识不到个体的存在，因而没有个人利益的观念。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分工和交换关系出现，原始社会解体，公有制被私有制所取代。人们开始意识到个体的存在，并开始追求个人利益。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奴隶社会的一些思想家提出了人的本性是趋利避害的。这种利己主义人性观是“经济人”概念的雏形。但“经济人”概念取得比较成熟的形式，并成为经济学的基本假设，则是随着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的科学产生以后才开始的。因此，“经济人”是个历史的范畴，超历史的人性和“经济人”概念是不存在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历史学派对“经济人”的超历史性的批评确有其正确的一面。
第二，人性是利己，利他，还是两者兼而有之？在商品经济社会，劳动、资本、土地等生产要素分别归不同的个人所有。为了生产商品，商品生产者必须以某种方式向他人购买各种生产要素，同时向消费者销售自己生产的商品。而要做到这一点，他就必须以其销售收入来弥补生产成本——购买生产要素的支出。在市场竞争的环境中，生产者仅仅为了生存，也必须在购买生产要素和销售产品时，斤斤计较于自己的经济利益。“人们所扮演的角色不过是经济关系的人格化，人们是作为这种关系的承担者而彼此对立着。”12而“经济人”概念不过是商品经济社会商品生产者之间商品交换关系的人格化。否认商品经济社会人的利己性的做法是不正确的。当然，即使在商品经济社会，个人也可能有利他的动机，在某些情况下，这种利他动机还可能表现得十分强烈。一些人为了慈善的目的，可以向素不相识的人捐献大量的钱物，为了挽救生命垂危的病人，可以捐献自己的器官。但这种行为显然属于道德领域的范畴，不应成为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在经济领域，这种利他动机不可能居于主导地位。所以，以人的利他动机和利他行为否来定“经济人”假设是不恰当的。
第三，“经济人”是仅仅关注物质利益，还是同时关注非物质利益？Wilber的生命周期说和Maslow的需求层次说，从心理学的角度正确揭示了人的发展阶段和需求层次。经济学作为一门研究人的行为的科学，有必要借鉴心理学的研究成果。但经济学研究的个人行为，不是一般的个人行为，而是正常人的经济行为。因此，生命周期说对个人发展阶段的划分，需求层次说对个人需求层次的划分，不能原封不动地照搬到经济学之中。就生命周期说而言，处于前意识和超意识阶段的个人行为，都不是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就需求层次说而言，除基本的生理需要外，其他层次的需要，都与人们的经济行为无关或关系不大，同样不适合作为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因此，尽管人们关注非物质利益，但这种对非物质利益的关注不是经济学的研究对象。
第四，“经济人”理性是完全的，还是不完全的？如前所述，有限理性和选择理性假设都认为“经济人”理性是不完全的。但这两种假设和完全理性假设有一个重要的共同点，即认为不同个人的理性程度是相同的。如果说任何一个正常人都具有理性是正确的话，那么同样正确的是，不同个人的理性程度是有差别的。完全理性的和完全无理性的个人都只是少数，大多数人的理性介于两个极端之间。或者说，人类理性不是均匀分布的，而是服从正态分布。这也解释了，在商品经济—市场经济条件下，特别成功和破产倒闭的生产者都只是少数，而大多数生产者处于可以维持的状态。
第五，对个人利益的追求是否必然导致社会利益的最大化？在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社会，人都具有利己性，追求个人利益是人们从事各种经济活动的根本动力。但不同个人利己的程度显然是有差别的。如前所述，由于信息不对称等原因，机会主义行为是存在的，个人可能利用各种便利条件损人利己。意识形态对个人行为的作用是十分明显的，而意识形态又是有区别的。不同性质的意识形态对个人行为有不同的作用。有的有助于遏制机会主义，有的反而会助长机会主义。因此，意识形态对个人行为的影响是不确定的。在法制健全、市场机制正常运行的社会，机会主义只能是少数人的行为。所以，总的来看，“经济人”追求个人利益的行为是能够促进全社会的利益的。发达国家和一些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成就，是对这一命题的最好注脚。
综上所述，尽管新古典经济学“经济人”假设存在某些缺陷，但其基本内核是合理的。只要克服这个概念的某些缺陷，并对其做出必要的补充，就可供中国经济学借鉴。
参考文献：
1《孔子家语》卷一。
2严清华：《中国经济管理思想概要》，武汉大学出版社，1989年出版，第40~41页。
3《管子•禁藏》。
4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与原因的研究》（上卷），商务印书馆，1972年出版，第13~14页。
5朱绍文、俞品根主编：《现代西方微观经济分析》，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20~24页。
6杨德明：《等待西方经济学基础理论的演变》，商务印书馆，1988年，第38~39页。
7杨春学：《“经济人”的三次大争论及其反思》，《经济学动态》，1997年第5期。
8威廉•布雷特、罗杰•L•兰塞姆：《经济学家的学术思想》（中译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出版，第41页。
9西蒙：《现代决策理论的基石》，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1年出版，第46页。
10张维：《经济哲学：经济理念与市场智慧》，云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出版，第57页。
行为经济学概念范文第2篇
关键词：新制度经济学；新经济社会学；“嵌入性”
中图分类号：C91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4）19-0075-02
新经济社会学和新制度经济学两者都关注经济行动中交易组织和制度，并对此展开了大量研究，新制度经济学和新经济社会学的蓬勃发展将交易组织和制度的研究推向了新高度。新制度经济学和新经济社会学对这一领域研究在基本假设、方法论主张等方面既有相同点又有所区别。本文旨在对新制度经济学和新经济社会学的一些基本观点和主张进行简要梳理和比较。
一、经济学和社会学交叉研究的回顾
从学术发展史来看，经济学和社会学的交叉研究早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就已经出现，熊彼特、韦伯等人都使用了“经济社会学”和“社会经济学”的概念。但这一时期的学科界限还不明确，学者身份往往带有综合性质。20世纪七八十年代，经济学家开始认识到数理化定量研究方法对认识一些经济现象的局限，并开始对这一方法进行反思，结果是经济学发展方向有了新的一些趋势，其中一个重要表现就是经济学研究出现了社会学的新取向。
经济学对社会学问题的关注，最早的代表人物是贝克尔。他重新定义了经济学的研究方向及范围，将传统的经济学分析拓展到个人、家庭等范围，使经济学的研究突破了单一的物质生产领域，把经济学研究的视角延伸到社会学领域。经济学家的这种学科“入侵”，引起了社会学家的高度警惕，一些社会学者也尝试用社会学的视角研究经济问题。比如，在20世纪80年代，哈里森・怀特首先尝试使用社会学观点解释市场的产生。他认为，社会网络是经济交易发生的基础，市场是一种社会网络，它体现了社会关系。怀特的研究极具开创性，这标志着社会学者开始关注经济学研究的核心问题。经济学和社会学的这种学科交叉，在经济学领域以新制度主义经济学为代表，在社会学领域则表现为新经济社会学这一重要分支。
二、新制度经济学研究体系
（一）科斯、威廉姆森等人的研究
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主要侧重于对交易中有关经济权利和义务的界定，以及基于交易成本分析的交易组织的规模变动和边界确定，交易制度和结构的最优选择等（Coase，1937，1969；Williamson，1975；North，1990）。从而围绕其产权理论、交易成本理论和制度变迁理论构建起整个理论体系。对于新制度经济学中的产权分析，科斯在《社会成本问题》中阐述了对财产权利进行界定的经济意义，从而说明了产权制度的重要性（Coase，1960）。威廉姆森在科斯理论的基础上，引入了有限理性和不确定性，从而围绕交易成本和治理结构核心概念构建了交易成本经济学的理论框架（Williamson，1975）。诺斯（North，1981）的研究关注交易成本理论在制度变迁问题中的运用。这些论述都是强调了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应该包括个体的经济活动和制度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
（二）新制度主义经济学的研究假设
通过对科斯、威廉姆森、诺斯等新制度主义经济学代表人物理论的研究可以发现，新制度主义经济学仍然继承和发展了新古典经济学的一些基本假设，但这些假设相对于古典经济学又有所不同，主要假设主要有以下几个：（1）“经济人”假设。相对于新古典经济学家不关注制度或松散地对制度进行分析，新制度经济学家运用新古典的分析方法集中研究制度的产生及变迁问题。围绕“交易成本”这一核心概念，新制度学派具体采用边际分析、均衡分析以及“成本――收益”等方法。本质上仍是“经济人”假设下的效益最大化问题。（2）“有限理性”假设。新制度经济学主张“有限理性”不同于新古典经济学的“完全理性”。科斯认为“大多数经济学家都做这样的假设，即人的行为都是基于当前信息做出的理性预判后发生的行为（Coase，1994）。（3）“不确定性”和“复杂性”假设。与新古典经济学中暗含的“确定性”和“简单性”假设相对，新制度主义经济学认为经济环境中充满不可预期性和各种变化，因此交易双方都力图将未来的不确定性以及复杂性纳入契约之中，契约的达成在交易过程中增加了交易成本。
三、新经济社会学的研究体系
（一）嵌入性：新经济社会学的核心概念
“嵌入性”（embeddedness）概念最早由波兰尼提出的，他在《大转折》一书中写道：“人类经济嵌入并缠结于经济与非经济的制度之中，将非经济的制度包括在内是极其重要的”，“经济作为一个制度过程，是嵌入在经济和非经济制度之中的”（Polanyi，1944）。1985年，美国社会学家格兰诺维特在《经济行动与社会结构：嵌入性问题》一文中对波兰尼的“嵌入性”概念进行了重新阐释，提出了“企业的经济行为嵌入于社会结构之中”的著名观点（Granovetter，1985）。格兰诺维特的“嵌入性”主张，确立了经济社会学中一种新的研究视角，新经济社会学也因此得名。新经济社会学是建立在对新制度经济学研究范式和研究方法的反思和批评的基础上的。
新经济社会学家认为，从古典经济学到新古典经济学的研究范式（包括新制度经济学），在理论上都存在一个明显的缺陷，即关于个人的原子化假定，他们认为社会个体决策是自主的、孤立的，然而事实并不如此，个人的社会行动和经济行动都是嵌入于社会结构之中的，其中的一个最明显表现就是社会的网络关系特征，因此研究社会关系网络是十分必要的。新经济社会学者们普遍认为，“经济行动嵌入于社会结构”是一项更为接近实际的理论假设。新经济社会学提出了一个新的社会学研究视角，即从社会网络的角度关注经济行动、社会结构和经济制度，并对此进行广泛研究。
（二）新经济社会学的研究假设
格兰诺维特和斯威德伯格（Granovetterand，Swedberg，1992）共同把新经济社会学的理论核心归结为三个命题：即经济行动是社会行动的一种特定类型；经济行动具有社会性的定位；经济制度是一种社会性的建构。从新经济社会学的上述基本命题中，我们可以看出新经济社会学研究的几个基本假设：（1）“社会人”假设。新经济社会学家认为经济行动只是社会行动的一种形式，经济行动者有多重动机。格兰诺维特认为“尽管重要，经济行为也仅仅被视为一种特殊的社会行为类型。”（Granovetter，1992）。（2）“嵌入性”假设。新经济社会学认为经济行动具有“嵌入性”，经济行为被“嵌入在具体的、不断变化的社会关系之中”（Granovetter，1985），而不能“仅仅用个体的动机来解释”。（3）“社会建构”假设。20世纪90年代初期，格兰诺维特阐述了“嵌入”的两种形式，一种是关系性嵌入，另一种是结构性嵌入，新经济社会学的关注焦点也由关系性嵌入转向了结构性嵌入，其核心在于揭示经济制度何以被社会建构。格兰诺维特将新经济社会学的理论基础归纳为两个社会命题：经济行为总是社会性定位的，它不可能仅仅用个人动机来解释；社会制度不可能以某种必然的形式自动地产生，而只能通过“社会建构”来形成。
四、结论和讨论
在行为模型研究上，新制度经济学和新经济社会学有不同的假设。新制度经济学中基于个体理性（完全或有限），而新经济社会学的理论则是建立在经济行为的复杂性基础上，特别是强调“嵌入性”，即经济行动嵌入于特定的关系网络和社会结构中。从新制度经济学和新经济社会学已有的研究和基础和假设来看，我们可以粗略地看到两种理论的不同取向，这种不同也根源于经济学和社会学的不同方法论差异。因此，新制度主义经济学从本质上来讲仍然没有突破经济学的方法论的单一性局限。而新经济社会学的研究方式方法则是多层次多方向的，不仅限于某一单一领域。一个显著的表现在于具体的研究工具和分析方法上，新制度经济学以“交易成本”为概念工具，更偏重于规范分析，而新经济社会学的“嵌入性”则更像一种研究视角，在研究方法上相对地忽视规范分析。新制度经济学和新经济社会学以组织和制度分析为共同切入点，为我们重新定义经济行动打开了新的一扇门，引领了新学科的交叉。同时，两种理论的发展，也为新制度经济学和新经济社会学两门重要分支学科的进一步交叉和融合提供了可能。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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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兰建平，苗文斌.嵌入性理论研究综述[J].技术经济，2009（1）.
[9]符平.“嵌入性”：两种取向及其分歧[J].社会学研究，2009（5）.
行为经济学概念范文第3篇
一、微观经济学在经济学课程体系中的基础性地位
(一)微观经济学的理论地位
从理论地位来看，微观经济学一直是西方经济学的基本研究内容。从亚当·斯密(1776)在国富论中首次系统地阐明了看不见的手的原理，论证市场机制的运行效率成为经济学研究的基础。马歇尔(1890)奠定了经典微观经济学的基础，在完全竞争、产品同质、信息充分等前提条件下，将单个消费者和单个生产者的需求和供给相加分别形成单个局部市场的总需求和总供给，各种单个市场相互关联，形成了一般均衡的市场体系。萨缪尔森(1947)进一步夯实了市场均衡分析的微观基础。将消费者的需求看成是最大化效用均衡结果，将生产者的供给看成是利润最大化的均衡结果。微观经济学理论在20世纪30年代之后，一方面自我否定、持续更新，先后经历“垄断竞争”理论革命、“不确定性”理论革命、“信息、激励和不完全性”理论革命以及“异质性、搜寻、匹配与机制设计”理论革命，微观经济学不断放松纯理论的假设，理论愈发逼近现实世界。另一方面，相对于其他社会科学而言，突出的可证伪的学科特点使是微观经济学的比较优势。因而，微观经济学思维和理论逻辑被其他学科不断接纳，交叉融合后形成了许多新兴交叉学科，掀起了向其它学科渗透的“经济学帝国主义”浪潮。
(二)微观经济学的课程地位
从课程体系来看，微观经济学课程的教学质量对于其他专业课程的学习质量至关重要。微观经济学对于许多经济管理类学科提供了重要支撑，能够为学习其他专业课提供有效地经济学逻辑训练和基础理论。许多专业课程都是微观经济学理论内容的细化、延伸和应用。消费者剩余理论和消费行为理论对于市场营销课程形成了直接有效的基础理论支撑；产业经济学中的产业组织理论正是不完全竞争市场理论的深化和应用；而迪克希特——斯蒂格利茨创建的D-S框架正是对微观经济学垄断竞争理论的重大突破，也使之成为新经济地理学的“四大法宝”之一。
二、微观经济学教学效果的痛点梳理
基于前文所述，微观经济学的教学效果至关重要，其教学痛点无法回避，必须进行深入剖析，挖掘出“其症结所在”。经过对于微观经济学课程的充分调研，结合从事西方经济学教学科研的经历和经验，发现微观经济学的教学可以数理为两大痛点。
(一)学生对于微观经济理论普遍理解程度不深
学生对于关键概念的含义和经济理论的经济含义理解不足，尤其是理论假设条件的内容与合理性。诸如机会成本概念和帕累托效率等重要概念，这些充分体现经济学理性人思维和社会福利分析思维的重要概念对于经济学思维的形成至关重要，不少学生的掌握仅仅停留在应对考试的瞬时记忆。学生对于理论的理解深度往往仅停留在几个简单数学公式的演算中，如在消费者行为均衡求解中，学生能够由基数效应论和序数效应论分别求出最优消费数量，但并不能理解序数效应论对基数效应论的理论前提的改变和进步，更不能理解显示偏好弱公理和显示偏好强公理中消费者偏好和消费者行为相互推导的逻辑关系。另外，偏好和效用函数的关系理解不深刻，无法理解效用函数形式的正仿射变换除了简化计算优势之外的经济学本身的含义。
(二)学生对于微观经济学理论缺乏体系整体认知
在微观经济学教学的过程中，发现这样一个突出的现象：许多在本科阶段期末考试成绩优异的学生在研究生入学面试时仍然基本不具备经济学的思维，不能够有效利用所学经济学知识来分析具体问题。经过课题组反复研究发现，学生在学习西方经济学，特别是微观经济学的时候，一方面对于知识的记忆具有突出的碎片化特征，只是零碎地掌握微观经济学的知识点、考试的重点和难点，却考出高分。另一方面，学生根本就没有理解微观经济学的逻辑体系，对于概念定义机械记忆，对于微观经济学逻辑框架缺乏整体认识。大多数学生记住市场能够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的结论，知道微观经济学的内容包括消费者行为理论、生产者行为理论、市场结构理论、一般均衡理论与福利经济学、市场失灵理论等内容，却没有形成微观经济学是如何阐明市场是实现资源有效配置的逻辑论证，不清楚这些章节内容的逻辑关系。
三、微观经济学教学效果痛点的四大根源剖析
(一)理论抽象与现实世界有距离，学生无法理解纯理论对于现实世界的抽象
微观经济学具有突出的纯理论特征。鉴于社会经济现象的多变性和结构的复杂性，经济学家们从错综复杂的社会经济现象中抽离出最本质的内涵和变量之间最基本的相互关系。运用相对独立于其他社会科学的范式，借助数学工具研究和分析基本经济变量相互之间的关系以及社会福利的变化。相对于其他经济管理类的课程，微观经济学更多体现出的是研究的理论平台和经济学的思维方式，表现出更突出的抽象性和理论性。因而，初学者接受起来需要清晰准确的理解其理论前提假设条件和理论内部的逻辑体系。从学生本身的情况来看，一方面，许多本科生刚刚经历了封闭式管理的高中阶段，缺乏对社会经济现象足够的观察和思考，社会认知和生活常识略显不足。另一方面，微观经济学理论的抽象特征要求学生具有一定的抽象思维能力，许多文科教育背景的学生在中学阶段的抽象思维训练相对不足，从问题层面的感性认识上升到理论分析的理性认识往往遇到困难。
(二)经典案例与中国实践有距离，学生缺乏直观理解教学经典案例的土壤
在西方经济学教学过程中有许多经典案例，为学生接受微观经济学理论知识提供了大量优质素材。但这些素材普遍存在一个问题，就是普遍采用美国经济社会的案例，有些国内知名的教材在案例选择也直接从曼昆、萨缪尔森等学者编写的《经济学原理》、《中级宏观经济学》等知名教材的案例材料中引用过来。西方经济学理论源于西方社会经济发展的实践，选择的经典教材也无疑能够作为准确阐释西方经济原理含义的载体。但是，东西方社会经济制度的差异、社会文化的显著差异会增加对于西方世界，特别是美国社会经济现实情况缺乏了解的本科生的理解。比如在消费者行为理论中的消费券常用于预算约束、预算集的解释，也经常用来作为习题对学生进行训练。在中国消费券发行时间晚、发行规模小，很多学生没有机会接触到。随着中国市场经济发育程度提高，我国也有许多恰当准确的案例可以被选择，便于学生直观理解。我国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有助于坚持“四个自信”，强化微观经济学课程思政与思政课程发挥协同效应。
(三)理论背景与理解能力有距离，无法形成经济学思维
学生对于关键概念的含义和经济理论的经济含义理解不足，尤其是理论假设条件的内容与合理性。诸如机会成本概念和帕累托有效等重要概念，这些充分体现经济学理性人思维和社会福利分析思维的重要概念对于经济学思维的形成至关重要，不少学生的掌握仅仅停留在应对考试的瞬时记忆。学生对于理论的理解深度往往仅停留在几个简单数学公式的演算中，如在消费者行为均衡求解中，学生能够由基数效应论和序数效应论分别求出最优消费数量，但并不能理解序数效应论对基数效应论的理论前提的改变和进步，更不能理解显示偏好弱公理和显示偏好强公理中消费者偏好和消费者行为相互推导的逻辑关系。另外，偏好和效用函数的关系理解不深刻，就无法理解效用函数形式的正仿射变换并不重要，引入效用函数的目的在于利用严谨的数学推导和计算的优势。
(四)数学教学与学习需求有距离，容易挫伤学习积极性
本科微观经济学的学习要求具备一定的微积分、概率论以及线性代数基础。在微观经济学经典的蛛网模型案例中就需要学生具备一定差分方程的知识，否则学生不能求解出市场价格的表达式，难以深刻理解蛛网发散和收敛的条件、以及蛛网模型变动的经济学含义。在瓦尔拉斯证明市场体系的一般均衡时，缺乏必要的线性代数系数矩阵的知识，就不能理解瓦尔拉斯利用联立方程的个数等于所求市场价格个数的逻辑不能求出各个市场均衡时的价格向量。另外，在消费者行为理论和生产者行为理论中的效用最大化问题和利润最大化问题都是约束条件下的极值问题。课程开设时间的错配使得微观经济学的教学缺乏必备的数学支撑，如果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对此重视不足，易使得学生在学习过程中产生挫败感和抵触情绪。
行为经济学概念范文第4篇
“经济文化”一词，最近二三十年才在国内出现的，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的大力发展后，人们开始更多的关注经济活动中所蕴含的文化价值，更多注重利用文化学得张力，促使经济活动规范化、制度化、扩大化。但“经济文化”理论提出，西方比我们早了几百年。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亚当・斯密，就曾指出利己主义是推动市场竞争的精神动力，著名社会学家马克思・韦伯也指出新教伦理中所提倡“天职论”“禁欲主义”等宗教文化观念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深层次原因。二战之后，全球经济有了新的发展，而“经济文化”也被赋予了新的内涵。
经济文化的界定
我国对于经济文化的定义是：经济文化是指经济行为主体或群体的经济利益关系和经济行为规律在人们思想观念中的反映，并指导该经济行为主体或群体的经济行为的价值观念体系及其表现形式。简言之，经济文化是从文化学的角度去分析人类的经济活动，其研究视角为文化，研究对象为经济，研究目的是规范、指导、促进人类的经济活动。
在经济文化这一概念基础上，人们在大文化的背景下，将经济文化细化为广义、狭义的两种观念文化体系，或者说成是宏观经济文化和微观经济文化。
宏观经济文化是指导经济活动的理论依据、战略决策等文化内涵，也就是以社会总体发展为立足点，在鼓励经济增长、优化配置、节约资源、提高经济效益的同时，更要注重制度、道德、观念等文化方面的建设，最终使经济发展走向可持续性发展的道路。
微观经济文化是在具体的经济活动中所表现的文化现象。诸如生产文化、消费文化、分配文化、企业文化、商业金融文化、科学技术文化、人际交往文化等等具体的文化范畴。
经济文化的性质
“经济文化”概念提出后，人们对经济文化的性质却有不同看法，人们争论的焦点更多的是经济文化与经济学、文化学的关系，这种关系是学科间的简单整合和有机的结合，经济文化到底是一个交叉学科还是新型学科？目前，经济学术界对此有三种主流观点：
第一种观点：经济文化是经济、文化基础理论内涵的有机结合，更多体现的是经济与文化的融合。过去几年中，有不少学者认为经济文化，就是经济与文化范畴的总和，并孤立地去研究其中所蕴涵的经济现象或文化现象。但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扩大，人们对“经济文化”研究的进一步深入，这种简单的将文化学与经济学相加的理论，基本上得以颠覆。经济文化不是单一的文化问题或是经济问题，它更多体现的是经济活动中的文化现象、文化内涵，或是在经济活动中起决定作用的文化因素。
第二种观点：经济文化并非涵盖了整个经济活动和文化现象，它所涉及的仅是经济范畴与文化范畴的部分内容。也就是说包括在经济活动中能体现文化现象的一部分内容或是说文化内涵中有经济价值的那一部分内容。经济文化经济活动的目的就是创造利润，追求更多的剩余价值，而人类创造出的文化只有一部分具有经济价值，而这一部分价值，在强化“文化”的作用后，使其赋予了更鲜活的生命力,从而创造了更多的经济利益。此种观点较前者来说，进一步细化了经济文化的研究范畴，阐明了经济文化的性质，同时也提出了经济文化研究对象等问题。
第三种观点：认为经济文化是一门新兴学科，并非是简单的学科交叉。经济文化更多强调的是将经济学原理、经济规律、经济现象与文化学相结合形成一套新的理论体系，用于解释社会经济问题。其内涵就是利用经济理论、现象等手段，研究历史文化、制度文化、习俗文化、宗教文化等文化现象对经济发展及政策的制定的影响；以及从文化学的角度分析和探讨经济问题，强化文化在经济活动的“张力”作用，从而进一步影响整个社会经济发展的模式。
经济文化与文化经济的关系
经济文化与文化经济，一直以来是两个极易混淆的概念。这两个概念在表述上有一定差异，在实际含义上也不尽相同。搞清这两个概念的差别，有助于我们更深刻的理解经济文化的内涵。
经济文化，是指在经济中所表现出的文化现象。而文化经济则强调以文化资源为轴心，在文化学中蕴含着经济现象。“经济文化”、“文化经济”从概念上看，虽然都体现了经济学与文化学的相互交叉与有机融合，但二者所强调的内容不同，因此研究的对象、研究范围及研究角度也有所不同。经济文化是从经济学的角度及研究文化的价值；文化经济是从文化学的角度研究经济价值。
经济文化学研究的对象是经济活动中所体现出的文化现象、价值观等内容。其研究目的就是发挥文化学的内在的特有的潜力，并反作用于经济，使经济活动能创造更多价值。其研究范围更多的是那些蕴含文化价值、价值观等的经济活动。
行为经济学概念范文第5篇
关键词：风险；金融风险；经济学；再考察
0.引言
风险是由信息缺陷造成的，而信息缺陷产生于私人信息，分工导致了私人信息的形成。因此，风险是以分工作为起点的。现阶段金融是经济的核心，而金融风险是现代经济风险的主要体现，风险的表现形式主要是金融风险。这两个概念是经济学中重要的概念，深入学习认识这两个概念对企业的投资建设有着巨大的意义，因此研究这个金融风险和风险是一项紧迫的课题。
1.风险分析
1.1内生性风险
在经济学中，内在风险主要由于信息分布不集中，不对称造成的。从本质上来讲，信息具有空间分布不对称性，而每一个人所拥有的信息种类和信息储量也是不相同的，这就是私人信息。由于现在市场经济制度的改进和完善，很大程度上加剧了个体之间信息含量的差距，使得个人信息分布不对称现象严重，并且情况越来越严重。内生性风险有两种表现形式：逆向风险和道德风险。在合约签订之前，主要的内生性风险是逆向风险，而道德风险主要发生在合约签订之后，人在中间委托人不能够观测监督的地方决定是否要采取措施，从而最终获取一定的经济利益。这种行为对中间委托人造成了极大的损害，严重威胁了委托人的自身利益[1]。
1.2外生性风险
由于信息不完全造成的风险是外生性风险。人在自然界中会受到自然条件的限制，因此人们获取的信息始终是残缺不全的，所以人们只能够认识真理却永远也达不到真理的境界。在经济学中，信息的不完全性是这样理解的，每个经济体中的各个组成成员对于经济的发展状况和未来的发展趋势的信息量掌握比经济体自身的信息储量要小。外生性风险主要产生在微观经济体之外，人们自己的意志不能对外生性风险产生产生影响，所以外生性风险也可以称作客观风险。由于社会信息总含量不变外在性风险不会消失，会通过平均分配的方式对社会经济造成影响。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人们对于自然中存在的信息量的探索越来越多，掌握的信息量也越来越多，在此情况下，外生性风险发生的概率越来越小[2]。
2.金融风险分析
2.1金融风险的外在表现形式和特点
由于社会中存在着信息不完全和信息不对称现象，企业的管理着没有意识到这种信息的缺少现象，无法对目前个未来企业产品价格进行预测，很大程度上提高了企业决策是否在正确。这是金融风险的主要外在表现。金融机构具有内在的脆弱性、金融资产价格具有波动倾向、金融危机时时爆发、社会个体金融行为出现投机是四个可观测的经济现象。
对于市场经济来讲，金融风险往往能够导致经济收益和金融损失相互抵消，因此不回对社会造成很大的影响，但是由于个体信息并不是完整的，金融资产价格往往会由于机会主义模式的影响而产生波动，这对于市场预期的形成具有恶劣的影响，容易造成金融一体经济的混乱现象。金融机构也是微观的金融主体，也会受到内生性风险和外在性风险的影响[3]。
2.2金融风险的集中体现是经济风险
现阶段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所以很大程度上金融风险是经济风险的主要表现形式，货币与信用是界定社会中经济活动不确定因素的主要影响因素[4]。
经济学家认为，货币在信息交换中充当一般等价物，使得社会商品在交易中能够轻松的实现买与卖，正是由于这一点才有了价格，一般等价物的出现，使得不同商品之间的交易变为了现实。在市场经济中，价格是生存与发展到重要条件，由此可见，现代经济发展状态和未来经济的发展趋势信息不完全使得价格状况与未来的变化有着同样的不确定性，而外生性风险的主要表现形式是金融风险，一定程度上来讲外生性风险的演化和发展是金融风险。
3.总结
本文主要对经济学中的两个重要的基本概念风险和金融风险做了详细的阐述和深入的研究与分析，希望能够让更多的人了解认识这两个概念，深入了解学习风险和金融风险能够避免投资风险，减少经济损失。通过本文的介绍能够进一步推动经济学中这两个抽象概念的发展和深化，具有极大的研究价值。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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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管毅平《宏观经济波动的微观行为分析：信息范式研究》，立新会计出版社，2000.
行为经济学概念范文第6篇
在经济学发展的各个时期中，无论是方法上的创新，还是理论上的突破，多少都存在阶段性的特点。关于经济学基本假设“自利”（Self-interest，后称作经济人、理性性经济人）的讨论一直持续不休，。下面，笔者将从亚当·斯密提出的政治经济学的行为动机基础开始，回顾理性概念在经济学发展中的演进过程。
一、自利动机和“看不见的手”——斯密的思想
斯密在人行为动机的假设上，并未像其支持者或反对者指出的那样，人的行为完全是由自身的“自利”倾向驱动的(陈太福，2000)[4]，而且“自利”在斯密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中并非未经检验就提出来。斯密认为，市场竞争会控制自利行为；而市场竞争和市场中大多数人的行为不仅会受到法律和社会习俗的约束，还会受到一些公正的旁观者（Impartial spectators）的监督，以及行为人自身倾向于做出正确行动心理的驱使。还必须指出的是，斯密承认社会中的存在非自利的力量，因此他在进行分析研究时，并未完全将人类的行为建立在完全的前提之上。《国富论》中提到人并不都具有“自私的缺点”，所以人们会受到陌生人行为的影响。因此，“自利”在斯密的理论中有限度的。
总的来说，斯密认为，人的行为很大程度上是受到市场竞争的影响，“自利”的驱动力会在看不见的手的控制下影响人们的行为。从斯密的叙述中，可以总结出看不见的手包含两个方面——市场竞争和道德规范。看不见的手，不仅对那些对自身自利性缺乏清晰认识的人，还是参与经济活动时喜欢游离于法律规范和普世标准之外的人都产生重要影响。“自利”的提出成为经济学“理性”假设的发端。
二、“理性”经济思想的出现——马歇尔等人的贡献
十九世纪，在一批批经济学家的努力下，经济学逐渐成为一门正规的学科；经济学分析也逐渐引入数学和图形工具，经济学研究对象—决策者（decision makers）开始具有斯密假设的一些属性，而且建立起被现代经济学称作“经济人”（homo economicus）的分析基准（又被称作是具有完全自利的人）。
到了1920年，马歇尔再次出版《经济学原理》时，他肩负起推动经济学发展的两项重任，一是向人们展示怎样利用最简化的行为动机方程来分析经济行为，并对行为进行有效的预测，这一突破是经济学迈出了“准科学化”（quasi-scientific）的步伐。马歇尔给出了一个基本假设：经济行为人在其他因素相同的条件下来实现“自利”的行为。也就是说，其他诸如非自利动机既没有被否认也没有被认为是无关紧要的，只是在研究是被暂时忽略掉，更多的关注一些重要的过程。马歇尔指出，采用这样的研究方法是不可避免的，研究时暂时去掉一些复杂的设定的方法在科学领域中很常见。
马歇尔的第二个任务，展示了数学和图形工具可以大量的用来分析问题和预测结果，但马同时提到并非所有问题分析都要用到以上方法，他看到了数学方法在刻画人类行为动机的短板。
与马歇尔同时期的另一位经济学家——威克斯蒂德。相比于马歇尔，这位学者很少进入人们的视线，他的贡献也远不及马歇尔，但他在“理性”思想发展的路径上却有着特殊的地位。他和马歇尔在方法论上都引入边际分析法，但他的分析路径却与马有着明显差异。首先，他坚持认为假设交易双方都依靠纯自利动机来知道经济行为是毫无必要的。交易双方（买者和卖者）会综合自利和非自利的动机来完成市场交易；其次，他认为所有人从事任何活动的出发点不外乎两方面，一方面不断努力降低消耗，另一方面有效利用稀缺资源，最终获得各自的福利，其行为动机可能同时基于利己和利他的主义。可以说，威克斯蒂德并未将“自利”作为唯一的分析起点，而只当作分析问题的一个方面；更重要的是，他的分析对象不仅限于经济活动，还包括其他生产生活活动。这一思想乔治·斯蒂格勒和加里·贝克尔的研究中体现——把经济学当作一种思考方式而不是关注与研究对象。从这一思想出发，斯蒂格勒和贝克尔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他们突破方法论的障碍，将理性假设大量运用到很多非市场行为的分析上。
三、主观主义下的理性——布坎南等人的思想
20世纪50年代开始，部分经济学家开始对理人假设提出严厉的批评，这部分学者大多有着坚定的主观主义（Subjectivism）思维（主要代表有布坎南、哈耶克）。他们反对经济学的主要假设：稀缺资源的分配、对生产方式无所不知，而对人们的需求知之甚少。他们虽然也接受理性在经济学分析中扮演的角色，但他们更倾向于假设资源的有效配置是基于人们竞争性的需求导致的结果。他们反对“经济人”模型中对人行为严格“自利”的假设，认为这样的假设是狭隘且局限的。
主观主义学者一直以来质疑新古典的理假设。他们认为建立在理性基础上的经济学只能部分描述现实生活。在他们的体系中更强调需求（wants），需求可以通过除了完全理性的方式来实现资源有效分配，一味的成本—收益分析会让人们无暇做出决定，会让研究局限于在众多物品做出选择，错失发现真知的机会。他们认为需求及其结果都是主观的而且各不相同、独具特色的，统一的“经济人”假设会让研究偏离实际生活，过分简化人的决策过程。
四、理的挑战——行为经济学家的视角
行为经济学成为经济学的一个研究门类始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其中杰出的代表有赫伯特·西蒙因其将“有限理性”运用到企业组织研究而获得197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卡尼曼在2002年获得诺贝尔奖是因为他与合作者阿蒙·特尔维斯基在“前景理论”（Prospect Theory）的深入研究。行为经济学目前涌现出大量文献，而且大量普及读物的出版也推动了学科的发展。
时至今日，行为经济学家已提出一系列关于人们行为的研究成果：
1.人们有时须在未来可能选择中做出抉择，会违背理模型的预期；人们倾向于风险厌恶和损失厌恶，使得人们面对风险和可能的损失的预期是会要求支付风险升水；
2.人们内心对机会成本的价值的衡量总是低于实际支付等量现金时的价值衡量，换句话说，成本产生的方式会对人的选择产生影响，与那些需要立刻支付相应金额的项目相比，人们更偏好与过去已发生的需支付相同支出的项目；沉没成本无论时间长短，都会影响当前和未来的行为；
3.人们做决定时会依赖于心理账户，会影响人们对于成本和收益的感知；
4.股票市场和住房市场会受到狂热情绪的影响，再加上信息爆炸，最终导致价格泡沫。说起价格泡沫的产生，既有非理性的因素趋势也有无理性的根基。狂热的情绪也可以是理性的行为，前提是人们观察到其他人正参与（非理性）泡沫行为，而做出理性的投资决策。
总的来说，行为学家们坚信人自身不存在实现理性的心理障碍，这一点被越来越多的研究成果证实。西蒙曾提出有限理性的概念可以替代完全理性的假设，他说“人类头脑构想并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相比于他们面临问题时需要采取实际理的要求要小得多”（Simon，1957）[5]。西蒙还对心理学和经济学意义上的理性概念进行区分，认为心理学上强调过程理性（Procedural Rationality）；经济学强调独立存在的实质性理（下转第219页）（上接第216页）性（Substantive Rationality）。
以上回顾了经济学发展的历程中，“理性”——重要的经济学假设产生、发展过程，从“自利”（Self-interest）到“完全理性”（fully rationality）或“经济人”（homo economicus）再到“有限理性”（bounded rationality）。长期的争论，推动了学科的进步，研究领域的扩大以及研究方法、研究视角的多样化。
通过以上回顾，笔者认为在传统微观经济学理论背景下，理的假设并未深深根植于现实生活，很可能是理论家们反省自身行为动机而获得的自我肯定，所以理性假设带有一定的随意性，它可能是学者为了达到最佳的理论目的而做出的假设。但是，作为理论的起点，这一似是而非的假设的确令人信服。
值得一提的是，研究时我们应该将理论上的理与人们置身于复杂的社会背景（包括身体、心理和情绪的多重限制）下的理区分开。可以说，现实生活中，那种精确的理不会凭空出现，人会在外界各种因素影响下经过一定的进化过程而实现理（Smith，2008）[6]。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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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陈太福.从“理性经济人”到人的全面发展——马克斯主义理论中的一个根本观点[J].改革与战略,2000(2):14-20.
行为经济学概念范文第7篇
[关键词] 效用；边际效用递减；物理学；可验证性
[作者简介] 吴伟，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价格理论及其应用，重庆，401331
[中图分类号] F01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7723（2014）05-0014-0003
在经济学文献中，几乎随处可以看到物理学的深远影响，或许是为显得更加客观，经济学不仅像物理学那样大量使用数学、采用数据，而且还直接引进大量物理学概念：诸如弹性、均衡等。经济学应该向物理学取经吗？从物理学的丰硕成果看，答案是肯定的。然而，经济学应该向物理学借鉴的是什么呢？现在的主流趋势是恰当的吗？
一、边际效用递减规律的提出
经济思想发展历史上，法国经济学家孔迪亚克被认为是效用价值论的开创者①[1][2]。他早在1778 年出版的《谈商业与政府关系》一书中就认为[3]：效用是人们消费商品的过程中产生的满足感，因此，效用只是人们赋予商品的一种主观属性而已。这种效用价值观思想迅速传播至法、德、英等欧洲国家。
在效用理论上，影响最大却是比孔迪亚克晚几年的边沁[4]。边沁是英国哲学家，他在1789至1802年期间提出的效用概念包含三个方面的含义：其一，是效用概念的基本内涵幸福、实惠、好处、快乐、利益；其二，是每个人都争取这指数愈高愈好。其三，是一个人的收入增加，收入带来的效用增加速度减慢② 。
边沁概念的第三个含义就是边际效用递减规律。后来，德国经济学家戈森（1810 ～ 1858） 也提出了“戈森定理”[5]，在内容上包含了边沁的第三个含义，概述起来有三个方面： （1）欲望或效用递减定理，消费物品的过程中，人的欲望或物品的效用是递减的；（2）边际效用相等定理，即稀缺的约束下，要最大化满足欲望，分配稀缺物品时，要能使人的各种欲望被满足的程度相等；（3）原来的欲望被满足后，只有发现新享乐或扩充旧享乐，才能取得更多享乐。
19 世纪70 年代初的“边际革命”由三个代表人物发起③ [6]：英国经济学家杰文斯、奥地利经济学家门格尔、法国经济学家L・瓦尔拉斯。他们在经济学上的贡献差不多就是戈森定理的进一步发展，在形式上主要就是数学方法的引进。
19 世纪90 年代，边际效用价值论发展为两个流派[7]：一个是以奥地利学派为代表的心理学派，另一个是以洛桑学派为代表的数理学派。前者以门格尔和他的继承者庞巴维克为代表。
心理学派将心理分析引入经济学研究领域，引申出边际效用量决定商品价值的规律，认为价值不取决于生产商品所耗费的社会必要劳动量，而取决于物品的效用和稀缺性，取决于消费者主观上感觉到的边际效用。后者以杰文斯、瓦尔拉斯及其继承者帕累托为代表。数理学派用数学方法论证自己的边际效用学说，包括基数效用论和序数效用论两套原理和方法。
二、边际效用递减规律的适用前提辨析
边际效用递减规律：在一定时间内，一个人消费一种产品的边际效用，随其消费量的增加而减少，又叫戈森（Gossen）第一法则[8] 。
（一）产品概念的理解
首先，这一规律的分析对象是人们的消费行为，哪些行为算消费行为呢？穿衣吃饭一般都没有异议地被认为是消费。但是读书识字、旅游享受、身体锻炼、寻医问药甚至求神拜佛等诸多行为能否算到消费行为的范围呢？要怎样界定这个理论的适用范围才是恰当的呢？
回到最基本的立场上：从实用主义的立场来看，边际效用理论作为经济学的内容，其主要目的是什么呢？把问题再提升一层：经济学作为经验科学，是一门社会科学，但仍属于科学的范畴，那么科学的目的是什么呢？认识世界。衡量科学最重要的标准是什么呢？解释力。解释力就是一个理论能够解释的事实、现象的多少。解释力越强是指能够解释的现象、事实越多。也就是说，解释力越强的理论，适用的范围越广泛 ①。所以，作为科研工作者，要做的是尽可能拓展理论的适用范围。以边际效用递减规律为例，它用于人们对产品的消费行为的分析。如果产品的含义越广泛，那么能够用以分析的行为就会越广泛，就越有机会挖掘出更大的解释力。
那么在经济学的范畴内，什么是产品呢？产品看得见吗？有没有非常客观、直观的标准，一下子就可以判断出哪些事物可以算，哪些不能算经济学中的产品？这里需要注意的是：经济学作为社会科学，其研究领域区别于自然科学的最重要一点就是涉及到对“人”的分析。而人作为社会动物，在社会领域中的所有变量里，没有哪个会是常数[9]。自然科学中，可以找到诸如阿弗加德罗常数等常数、常量，但是在社会科学中，没有这个优势。也就是说，不能找到一个这样的准则，根据这个准则对事物性质的判断结论是一劳永逸的。因此，还需要从“人”自身来界定产品。
作为经济学中最为基础的概念之一――产品，只能从行为上判断：
“‘物品’是从英语‘goods’这个字翻译过来的。因此，‘物品’这一词有很广泛的含义。它不仅可释义为产品（product）或商品（commodity），也包括服务（service）、友情、声望、空气、清洁、幽静、爱人、爱，等等。凡是有胜于无的东西，不管是有形或无形，都是‘物品’――‘有胜于无’是经济学上的‘物品’定义。从个人的角度看，亲生的孩子、江上的清风、山间的明月，都是有胜于无；美丽的相貌、可信的声誉、动听的声音、温馨的回忆、思考的能力，等等，都是物品。” [10]因此，物品、商品、服务等都是产品的近义词或替代词。并且，产品可以是有形的，也可以是无形的。
对产品概念的这样广泛理解，立刻就大大拓展了边际效用递减规律的适用范围。从这样的界定，可以立刻判断，如果某产品由多个部分组成，其中单一部分对人们而言就没有什么意义，因此不能算一个完整的产品。
最常见到的一个所谓“反例”是对于一辆四轮车而言，轮胎从一个逐渐增加到四个，边际效用是增加了的。这样的理解就误解了产品的含义。在这里，因为要正常发挥车轮的作用，需要四个轮子同时到位，那么四个轮胎放到一起才能算一个产品。可见，产品的概念与人们日常的理解是不大一致的 ②。
（二）“一定时间”是多长呢？
先来看一个现象：在日常生活里，我们会时不时地遇到有商场、快餐、电影院等商家派发优惠券。在这些派发优惠券的活动中，有一个容易获得众所认同的现象（规律）：商家派发出来的优惠券上主要内容无非就是告诉人们：做回头客，继续来消费，有优惠、有好处，一个较为突出的表现就是价格上会有一个折扣，而且这个折扣在时间上的规律表现往往是，越是在较短的时间内回来消费，享受到的价格折扣幅度会越大。因此，折扣券上的有效时间越是迫在眉睫，其优惠幅度越大。这是为什么呢？
毋庸质疑，这是消费领域中的问题，当然可以用边际效用递减规律来解释。但要怎么进行解释呢？边际效用递减规律有时间上的约束，优惠券的现象满足吗？要怎么判断呢？“在一定时间内”，这个时间是多久呢？一年？一个月？一周？一天？还是一个小时呢？对于优惠券这个问题，时间长短要怎么界定呢？如果像自然科学那样，有明确而固定的常量标准，那就太简单不过了。然而，按照前文的说明，人类世界里，是没有常数的。也就是说，我们肯定无法为边际效用递减规律找到一个明确的时间范围。既然如此，那这个“在一定时间内”的前提是否多余呢？
这里用一个经典物理学定律来解释一个重要的理念：
好些物理学规律，比如自由落体运动规律中的重力加速度数值为9.8米每秒、库仑定律等理论的前提条件都需要真空状态。而何为真空呢？真空是一种不存在任何物质的空间状态。在验证这些物理定律时，物理学家们找到的是“不存在任何物质的空间状态”吗？物理学家们的实验室基本上都是人造的，也就是说真空的状态也是人造的。那么他们如何能做得到造出来的确是真空状态呢？要把实验仪器中的所有气体全部抽走是真空的必要条件，但是这一点就无法绝对完成。要构造真空的实验环境，科学家们能做的就是不断地努力把仪器中的气体抽出来，但是他们永远不可能达到一个所谓的绝对真空状态。既然不可能达到绝对真空状态，岂不是这些物理学定律就没有机会得到检验了？
物理学研究得到的丰硕成果，以及带给我们的巨大价值意味着：我们想错了。错在误解了科学① [10]。首先，实验条件越苛刻，难度就越高，相应的成本就越高。而科学本身就含包着效率、简单之意，也就是说绝对不是不顾成本进行科学研究；其次，更重要的是，所有的检验都只是模拟、只是逼近。即对于需要真空状态的物理学定律而言，真空的程度越高，那么实验结果与理论推推测的结果之间的误差就会越小。所有的验证都是有误差的，人们能做的是，不断努力（或改进实验条件、或者改进理论）从而缩小实验结论与理论结论的误差。
经济学作为科学，其验证过程与物理学没有差异。回到边际效用递减规律的前提条件之一――“一定时间”中，其含义的时间有多长呢？理论上，这个时间应为零：即消费一个产品与下一个产品之间的时间间隔为零。显然，这样的条件怎么可能达到呢？当然达不到。作为发展最为成熟的物理学所需要的绝对真空状态又何时实现过呢？如同物理学中，越是接近真空状态，理论推测结论就会越准确（即实验结论与理论结论误差越小），在边际效用递减规律里，消费同种产品时，相邻两次消费活动之间的时间间隔越短，边际效用递减的效果就越明显。消费者对所消费商品的愿意付出的价格高低取决于消费所得的效用大小，消费所得的效用越大，愿意付出的价格也就会越大。在优惠券的例子中，如果消费者在更短的时间内做“回头客”，则能获得的效用就会下降得更多，那么商家就得给予更多的价格优惠。这就是前述问题的解释。
三、结 论
经济学受到物理学的影响绝不能被低估。新古典经济学的大宗师马歇尔[11]是一个极佳的例子，他本人首先是个数学家、哲学家，然后才是经济学家。非常容易观察到的情况是：不仅表现在大量物理学概念不断被引进到经济学中，还表现在对数学知识的大量应用。可以说，没有物理学就没有经济学。但是，不幸的是这些方面的影响对与经济学的科学性的进一步发展可能是弊大于利的。笔者认为，经济学更应该受到物理学在追求科学性的理念上的影响，其中最为重要的理念就是追寻可验证性，即可以用现实中事实、规律来证实这个理论的对错。这是科学最重要、最不可或缺的要求。物理学作为一门发展得最为成熟的自然科学，在追求可验证性方面积累了大量难得的“经验”、“教训”。经济学要获得进一步的发展，应该停下脚步，反思现在所做的工作是否是恰当的，反思向物理学所学到的是精华还是表象、形式。我们应该以理论大师马歇尔为榜样，他虽然具备深厚的数学功底，但是在其代表作《经济学原理》中却见不到数学知识的大量应用，显然，他认为数学只是形式，代表不了经济学的实质内容，即数学的采用与经济学的科学性无关。同时，也有人指出，上世纪60年代末经济学颁发诺贝尔奖的原因并非是数学的应用[12]，而是可验证性的富有成效的追求。作为经济学者，只有随时牢记经济学作为一门社会科学，必须按照科学的要求来进行学习和研究，才能无愧于社会科学皇后的美誉。
[参考文献]
[1]刘勇，.边际效用论价值述评[J].价值工程，2005，（1）.
[2]孔欣.边际效用理论述评[J].辽宁商务职业学院学报，2002，（4）.
[3]于新.劳动价值论与效用价值论发展历程的比较研究[J].经济纵横，2010，（3）.
[4]张五常.科学说需求[M].上海：中信出版社，2010.
[5]理查德・豪伊.边际效用学派的兴起[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6]George Stigler.The Development of Utility Theory[J].Th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Vol，LⅧ（August and October，1950）
[7]朱江丽.边际效用理论的研究方法分析[J].市场周刊・理论研究，2006，（4）.
[8][美]萨缪尔森，诺德豪斯.经济学[M].萧琛，译.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2008.
[9]帕斯卡・萨兰著，李子译.奥地利经济学派：学智之旅的顶级成就[EB/OL]http：///Portal/pencilwork/20110518014127.aspx，原文见“在线杂志”“自由意志学派论文”（Libertatian Papers）.
[10]高小勇.经济学家：无知无畏的疯狂[M].北京：朝华出版社.2005.
行为经济学概念范文第8篇
【关键词】异质性劳动；向量分析；经济学研究
每个劳动者在体力和智力方面是有着一定的区别的，劳动能力也是不同的，因此就产生了经济学中的最佳分配和使用劳动力的研究。对劳动异质性的研究也是不可避免的，更是管理活动对经济理论的迫切需要。因此对异质性、异质性劳动之间的分工协作、以及内部组织效率低下的问题的研究十分重要。
一、劳动力与人力资源概念的界定
一般来讲劳动力主要就是指人的劳动能力，是蕴藏在人体中的脑力和体力的总和。而人力资源是指能够有效的推动整个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劳动能力，指在一个国家或地区中，处于劳动年龄、未到劳动年龄和超过劳动年龄但具有劳动能力的人口之和。本质上两者的概念是有着相似性的，但是在量的规定性方面，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把年龄在16-60周岁之间的人口定义为劳动年龄人口。清华大学张德教授对人力资源的数量构成作出了准确描述，其中把瘸残人员以外的不属于劳动力的人口也纳入到人力资源的数量范围内。所以经济学中的劳动力与管理学中的人力资源有着共同的本质，两者概念的区别只是在外延的涵盖上。可以说劳动经济学中潜在劳动力人口的外延已非常接近人力资源所涵盖的数量范围。
二、数学逻辑对人力资源进行研究的方式——向量分析法
工作意愿的向量分析图
Wc为工作实际能够提供的行为报酬向量；Wp为意愿的行为报酬向量；为工作意愿夹角，为工作意愿系数，对于的任意取值，都有=Cos；Wp1为与Wc重合时（=0）的意愿报酬向量，工作意愿系数1=cos0=1；Wp2为与Wc的方向正好相反（=）时的意愿报酬向量，此时工作意愿系数2=Cos=-1；Wp3为与Wc正交（=/2）时的意愿报酬向量，此时工作意愿系数3= Cos/2=0。
1.能力向量、报酬向量和行为向量。行为人的知识、技能、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行为的特定后果有着多面性，因此可以用向量来进行表示，在运用向量的过程中，这些行为特征变量就构成了一个行为向量空间。非常著名的就是某公司将员工的行为能力分解为三个基本变量：考察雇员对信息、人和物做些什么，然后对每一个变量进行定量的评价。这时员工行为能力可以在三维的向量空间中运用行为能力向量表示出来。依据提供的行为周期模型，任何个人的任何行为都以获取满足特定需要的资源为目的，一个完整的行为向量还应包括反映行为后果的变量。
2.造成的匹配损失 。在当今的经济学研究中，需求和供给是两个基本的经济变量。可以说有效的需求量或供给量必须用“愿意而且能够”加以界定。就经济活动的最基本单元即——个人的经济行为而言，人们之所以愿意购买特定的商品或愿意从事特定的职业是因为这种特定商品或职业能够满足行为人特定组合的需要。
在一定程度上讲，消费和劳动本质上就是一种行为，能够产生满足人的需要的各种资源。通常就是我们所说的广义的行为报酬。当消费或劳动所带来的行为报酬的特定组合与人们预期的报酬组合不一致时，这种愿意的程度就会减少。除此之外，任何特定消费或劳动行为都一定存在一个最恰当的特定能力组合与之相适应，当人们实际的能力结构与这一最恰当的能力结构不一样的时候，人们的完全能力就只能有一部分称作能力结构系数，用到消费或劳动活动中去。
基于以上的两种情形，在实际生活中某种特定的消费或劳动行为所能够提供的报酬向量与人们期望的报酬向量是一样的，当所要求的能力向量与人们实际的能力向量不一样时，就造成了一定的损失，这种损失也降低了意愿和可能程度，最终降低了有效的需求和供给，这种情况下，结构上不匹配所造成的经济损失称作匹配损失。在实际情况中，是需要人们从事行为，真正的行为能力都不可避免地由“愿意而且可能”来决定。因而，匹配损失存在于任何人的任何行为中，它就像是万有引力一样，无处不在。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