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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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范文第1篇
【关键词】新经济；技术创新；动能转换
一、我国发展新经济的重要性与紧迫性
面对复杂多变的国内外经济环境条件，我国发展新经济显得十分必要和紧迫。发展新经济是适应新技术革命、抢占新一轮国际竞争制高点的必然要求。错综复杂的世界经济环境必然影响我国经济运行和结构调整，我国面临的调整增多，同时也为新经济的发展带来新契机。首先，世界经济持续低速增长，我国经济发展迫切寻求新动力。发达国家经济增长可持续性减弱，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经济体也普遍增速放缓。我国经济增长的外需拉动力减弱，迫切需要转变发展方式、培育经济增长新动力。其次，新一轮产业革命加速演进，我国产业发展面临的国际竞争进一步加剧。一方面，发达经济体加大对新技术、新产品的研发投入力度，更加重视运用高科技打造核心制造业和服务业。新兴经济体也在大力推进结构调整，积极承接国际产业转移；另一方面，美国主导推进的TPP和TTIP，针对劳工标准、环境保护、知识产权、金融监管等制定新规则，不仅抬高了发展中国家参与经济全球化的标准，并将改变全球产业链布局，重构国际贸易与投资新规则。技术变革引发全球产业分工与产业链布局调整与重组，我国面临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双重竞争压力，若不加快研发能力与技术提升，现有发展模式和生产能力将面临被淘汰的风险，而向新经济的转型则意味着我国在未来全球分工与竞争中将能够占据主导地位。
旧动能不可持续，新旧“S型增长曲线”急需转化。“S型增长曲线”由加布里埃尔・塔尔德提出，用以描述创新活动的过程，无论这种创新是新技术、新产品或新观念：创新活动在发展初期进展缓慢，进入成长期后呈现加速发展态势，直至成熟期的曲线顶端，之后创新增速减缓、动力缺乏，直至停滞。从我国经济增长态势来看，2016年一季度6.7%的经济增速创下7年新低，这反映了经济仍存在一定下行压力，也意味着中国经济已经触底。由此看来，当前我国旧经济的“S型增长曲线”已从顶端开始进入下滑阶段，在人口红利逐步消失、资本回报率下降、资源环境约束持续增强、结构调整压力加大的严峻挑战下，旧生产要素、旧动力、旧增长模式已无法维持经济的高增长，只能带来投资收益递减、产能过剩、技术退步等问题。因此，当传统动能逐渐减弱、旧“S曲线”增长乏力时，就需要一条代表着新技术、新生产要素、新基础设施、新动力、新模式、新制度等一切适应我国经济转型发展“新元素”的新“S型增长曲线”，投入新生产要素、利用新技术并改造提升原有技术、巩固原有基础设施并建设新基础设施、优化适应新增长的制度环境等等，一方面力求突破旧“S曲线”的增长瓶颈，使能够通过新技术得到改造提升的旧“S曲线”中的传统技术、传统动能、传统产业等适应经济增长的新要求，焕发新的增长活力；另一方面，通过加快培育新技术、新产业、新模式、新业态，使其孕育成为新的经济动能，以创新驱动新的“S曲线”来实现“新经济”的快速增长。
二、我国新经济发展的现状及问题
第一，“新经济”需要新的统计体系与评价标准。自“新经济”提出后，美国政府、OECD、各国学术界纷纷对其内涵与概念进行探索，但至今仍未形成统一概念标准。而当前不断涌现的新商业模式、非货币交易，以及数字化经济、共享经济等，也都给新经济的核算带来严峻挑战。传统的统计与核算方法难以将这些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等纳入其中，如互联网约车、餐饮外卖等互联网消费活动，居民个人通过分享车辆、住房等创造的服务，互联网+的相关业态和许多小微企业的数据等都难以被GDP所统计。这将导致对我国整体经济增速的低估，并难以全面反映经济的转型发展。
第二，针对新业态、新模式的监管制度不完善，传统监管模式滞后。作为一种新的经济形态，新经济的发展需要法律法规、监管制度的配套与创新。在创业创新热潮下，新产品、新业态、新模式层出不穷，客观上加大了监管难度，既有监管制度与立法体系难以快速做出反应，滞后于新济的发展，在市场准入、企业运营、信息披露等多方面存在监管漏洞。虽然新经济的发展潜力巨大，但若国家政策、法律法规以及监管机构无法及时补缺，那么市场风险将日益突出。如何强化新经济下的政府监管，做到既能充分包容创新又能确保监管到位，是新经济发展过程中亟待解决的问题。
第三，资本快速聚集隐藏新经济“泡沫”风险。“互联网+”稳步推进，“双创”、“众筹”等推动的互联网投资与创业创新迅速发展，由此形成的新经济成分愈加壮大。随着新经济的崛起和新旧动能的加快转换，互联网等新经济行业也成为最受资本追捧的领域。互联网创业创新火热，投融资强势增长。2015年，我国互联网领域新创公司2971家，融资金额达4587亿元，其中VC/PE融资金额1864亿元，而创业公司平均估值增速高达041亿/月。资本快速集聚能够推动新兴领域的发展壮大，但也容易引发资产价格泡沫的产生。虽然当前我国新经济发展迅速，但占GDP30%的体量仍然较小，还不足以全面支撑起我国经济的增长与发展。如果一味强调新经济的增长速度，庞大的市场资金势必将被其高增速所吸引，加上市场监管体制的相对滞后，资产“非理性”聚集将引发泡沫风险。
三、加快我国新经济发展的对策选择
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范文第2篇
1、增速稳，国内生产总值达在世界主要经济体中名列前茅。
2、就业稳，城镇新增就业1322万人，高于上年。
3、价格稳，居民消费价格上涨2%。
四进：
1、经济结构有新的优化，服务业增加值比重提高到，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不断涌现。中西部地区经济增速快于东部地区。
2、发展质量有新的提升，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长8.6%，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支出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超过2%，能耗强度下降4.8%，是近年最大降幅。
3、人民生活有新的改善，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8%，快于经济增长；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9.2%，快于城镇居民收入增长；农村贫困人口减少1232万人；6600多万农村人口饮水安全问题得到解决；出境旅游超过1亿人次。
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范文第3篇
【关键词】互联网+ 产业服务化 制造业服务化 融合发展 结构调整
【中图分类号】F49 【文献标识码】A
互联网与各行各业的融合，早在多年前，就以信息化应用、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制造业服务化等形式在孕育发展。今天，“互联网+”理念的提出，进一步将以互联网为载体的融合发展上升到占据新兴业态竞争高地，推进中国经济结构转型优化的新高度。借“互联网+”行动计划的东风，在一产、二产和三产中全面推进“互联网+”，对中国经济转型将产生重要而深远的影响。
“互联网+”将极大推动中国经济的转型升级
“互联网+”将从经济结构优化、业态结构优化、市场结构优化三个方面，产生结构转型的效应。
“互联网+”将依靠创新驱动，推动经济结构优化，向产业服务化方向调整。如果说，“ICT革命是一个服务业的故事”，那么，“互联网+”是一个服务化的故事。服务化不光涉及服务业，而且涉及农业、制造业，是一产、二产和三产共同的升级过程。服务化代表增长方式的转变与经济结构的优化，其方向是要使经济从同质化、低附加值、产业链低端的非优化结构，转向提高质量，追求高附加值，进入产业价值链高端，满足人们多样化需求的优化的结构。
中国政府此时制定“互联网+”行动计划，客观上将推动互联网与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整合，变革生产方式，引领产业转型升级。互联网在这里不光意味着技术，而且是一种新的生产方式（新业态是这种新生产方式的外在表现形态）。产业化与服务化最直观的区别在于，产业化是大规模生产，长于降价竞争，进入低端结构，提高GDP速度;服务化是差异化生产，长于提价竞争，进入高端结构，提高经济增长质量。“互联网+”传统融合行业，实际是产业化与服务化相互渗透融合过程，要在保持增长速度的同时提高增长质量。从产业化向服务化转变，就是从传统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
中国将充分发挥网络空间对我国农业、工业和服务业的智能化提升作用，利用移动智能、大数据、物联网等新技术打造网络服务平台，加快实现向智能化、服务化方向的转型升级，实现各行各业的普遍增值。在这里，我们看到，智能化、服务化并不仅仅是“互联网+制造”（如工业4.0）的方向，也是“互联网+服务”、“互联网+农业”的方向，是整个经济转型的方向。这不意味着我们又提出了新的转型目标，而是同此前目标一脉相承。例如，科技含量高，环境污染少，这是人与自然关系方面的转型目标，它可以概括在智能化之下。经济效益好，人力资源得到充分发挥，也可以概括在服务化之下。因为服务化就是指通过差异化实现高附加值，差异化只能靠发挥人力资源实现。这可以解释近年来为何中国GDP增速下降，但就业率不降反升，这主要是服务业、服务化发展的结果。
“互联网+”的过程还是创新驱动转型的过程。“互联网+”与创新驱动的交集在市场导向，市场在服务化中，通过差异化需求，自然而然地产生对创新的需求。创新就是差异化的供给。没有服务化显示需求目标，创新就会陷入盲目。以往政府导向的创新，往往与应用、需求脱节，主要就是因为没有与服务化结合，片面强调产业化，造成供给导向而非需求导向。互联网产业从出生起，就与市场需求紧密结合，由市场获得创新的源动力。“互联网+”将进一步发挥互联网产业所长，将需求导向的创新驱动，注入所结合的各行各业。一方面在技术创新上学习美国所长，补上自己所短;另一方面在市场创新上发挥中国所长，以补美国所短（美国互联网企业在中国市场百分之百输给中国商业模式）。在“互联网+”中以市场创新为主、技术研发为辅，解决结构优化中的高附加值问题。事实上，如果在“互联网+”各行各业中，真能把互联网业专克美国“师傅”的本事学到手，中国对美国的超车就自然实现了。
“互联网+”将占据新业态竞争高地，使互联网发展空间拓展到中国各行各业，催生多样化增值应用。新业态将突出增值服务，从旧业态中长出增值服务这一价值增长点。以增值的业态化，保证高附加值的稳定来源。这不同于研发创新的思路，是市场创新的思路。
新业态将突出平台作用，重点发展平台（支撑服务业），形成“重服务（支撑服务）―轻服务（增值服务）”相结合的新型业态。
支撑服务业与生产业既有联系，又有区别。B2B服务业属于生产业，但不等于全是平台支撑的服务业。中国互联网相对欧洲等国的突出优势在于有一大批世界级的互联网平台企业，通过分享平台资源，为增值服务（APP服务）创造了轻资产运作的条件。
新业态将突出新技术经济范式的作用。在利用互联网方面，要从单纯利用互联网技术，深化为接受互联网技术经济范式。
首先在与移动互联网结合中，不光要得到移动技术，更主要是接受精准营销，例如C2B，以及WEB应用（去中心应用）这些移动模式;其次，各行各业在与云计算结合时，重要的是吸收云服务、商业云、分享型经济这些新模式;第三，各行各业与大数据结合中，比数据分析更关键的是从技术上的多样性，悟出商务上的范围经济（多样性经济），实现模式创新。
新业态将突出数据业务。“互联网+”最终使各行各业实现数据业务的主营化。推动各行各业第二信息部门从成本中心转变为利润中心。例如，电信业早期以语音业务为主营业务，但最终被数据业务“越顶传球”（OTT），实现超越。未来各行各业的增值业务都将成为数据业，形成对传统主营业务的冲击，加快产业创新。
“互联网+”将发挥网络在配置资源方面的主导作用，推动市场向精准化转变。“互联网+”将使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得以充分发挥，更上一层楼，一旦发挥网络超过市场之处，即一对一、精准配置资源的优势，“互联网+”将显示出超级资源配置效力。
与市场机制一样，网络扁平化地配置资源，在这点上有别于政府机制，又有别于市场机制。其次，市场机制主要以定量的价格为手段配置资源;但网络机制主要以定性的信息为手段（包括语言、非结构化数据）配置资源，可以直接精准配置价格所无法配置的资源（如品质、体验），形成情境定价。
“互联网+”将给市场竞争带来新的特点。首先，“互联网+”更适合差异化竞争中具有沉淀成本的可竞争（Contestable）状态，而非同质化的完全竞争状态，表现为平台类似“自然垄断”，而应用（APP）完全竞争的新垄断竞争结构;其次，“互联网+”擅长提高的是效能（相对于差异化的效率，即低成本个性化），而不仅是一般效率（低成本同质化），表现为效率与多样性并重;第三，“互联网+”长于提高劳动者的多样性产出（如创新，因此具有更高附加值），而不仅仅是"劳动生产率"，表现为不仅直接创造更多就业，而且可能提供创造性劳动的工作机会（如创客），并且在一次分配中实现公平（例如苹果商店模式中APP得到三七分成中的70%，而无需转移支付，直接实现公平）。
最根本的“互联网+”，是“互联网+”市场。“互联网+”发展起来之后，人们在说“发挥市场在配置资源中的决定性作用”的同时，将补上一句，“发挥网络在配置资源中的主导性作用”。无疑，互联网将加快有效能的资源配置机制的形成。这由信息化的驱动作用决定。
“互联网+”将引领制造业转型升级
“互联网+制造”，是“互联网+”行动计划首先要加以推动的领域。“中国制造2025”是“互联网+制造”的重要基础，制造业服务化是“互联网+制造”的重要方向。
“中国制造2025”与德国的工业4.0、美国的工业互联网代表了下一步制造业与互联网结合的世界性趋势。其中，“中国制造2025”对于推动中国制造由大变强，使中国制造包含更多中国创造元素，促进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向中高端水平迈进，具有重要意义。互联网将帮助中国推进智能制造，提高工艺水平和产品质量，促进生产业与制造业融合发展，带动高附加值的新业态的发育，提升制造业层次和核心竞争力。
把中国正在推进的“互联网+制造”，当作工业4.0或工业互联网是不准确的。德国和美国提出工业4.0或工业互联网，除了顺应发展潮流和普遍规律外，还有与中国竞争的意思。中国可以借鉴其中的普遍规律，但如果照搬德、美针对中国的扬长避短之策，势必造成中国的扬短避长。所以中国必须独立思考，在遵循“互联网+制造”共同规律的同时，扬长避短，才能寻机超车。
乌尔里希・森德勒在《工业4.0》一书中认为，工业4.0实质是为了“控制工业的复杂性”。他指出，“近几十年里，技术开发面临的最大挑战是产品乃至系统无限增加的复杂性”，“产品的开发和制造所必需的程序的复杂性也在不断增加。传统的方法、手段和结构不足以稳定地控制这种复杂性”。例如，德国工业界认为：“如何解决多样性价值和复杂性成本之间的矛盾，已成为当今汽车制造商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森德勒认为，“复杂的、智能的、网络化的技术体系强迫人们找到新的商业模式”。而对策则是：“把现在的手持设备操作的简单性尽可能多地转移到工业开发和生产的过程及产品上去。这通常被称为简单的复杂（Simplexity）”。这是理解工业4.0、工业互联网和“制造业2025”的关键。“互联网+制造”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多样性价值和复杂性成本这对“收益―成本”矛盾。相形之下，智能化、服务化已经具体了，只是上述逻辑的派生。智能化是指从技术角度（人与自然关系角度）提高多样性价值和降低复杂性的成本，服务化是指从商业角度（人与人关系角度）提高多样性价值和降低复杂性的成本。
中、德、美“互联网+制造”的不同在于：德国的优势在制造业的中间环节，美国的优势在技术创新，中国的优势在市场创新。德国工业4.0针对中国的一面在于，他们认识到，德国工业正是由于存在以嵌入式软件技术形式固化的复杂性中间增值环节，才没像美国制造业那样被中国掏空。因此他们加强以软件固化多样性价值这一增值点，进一步改进方向是引入移动智能的化简、降低成本，实现Simplexity，防止被中国人追上。美国搞工业互联网，与德国相反，是在总结与中国竞争教训，也认为不能把制造业搞得太简单同质化，要发挥技术创新这一相对中国的比较优势，占据制造业的上游，利用自动化制造“新硬件”。“工业互联网”立论不像工业4.0那么稳，弱点在它与就业脱节，招致更强调就业的“新工业革命”（创客）理论与之竞争，二者真正的共识在强调技术创新上。中国的“互联网+制造”，一方面要补自己的短板，这就是通过“制造业2025”，强调智能化――分别加强工业技术和信息技术，并强调相互融合，分别去追德国、美国所长;另一方面还要发挥自己的所长，这就是背靠巨大市场的比较优势，在市场创新上寻求超越德、美，获得“互联网+制造”的主动权。
中国的“互联网+制造”要加强服务化环节的创新驱动，寻求弯道超车。中国通过互联网+行动计划来加大力度，推动移动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等与现代制造业结合。从表面上看，这说的是技术;但仔细阅读政府工作报告，它说的实际是新业态。因为是在新业态这一节下谈“互联网+”，而不是在技术的那一节下谈。发展新业态属于市场创新，它要由技术与商业两方面配合来实现。技术与商业结合得好，中国就会发挥出相对德国、美国的优势。
前面已经分析过什么是一般新业态，现在重点来剖析制造业新业态。现代制造业是在一二三产普遍从产业化向服务化转变中发展起来的，因此制造业业态的所谓“现代”，首先要由这一特定的现代化内涵来决定，而不光只是技术升级。第一，“互联网+制造”形成的新业态，应是指制造业服务化这个方向的新业态。其目的是从结构优化上解决高附加值的稳定来源问题，中、德、美的不同仅在于相对于最优制造结构的相对位置不同，但共同趋向于新业态竞争高地这一点是相同的。要解决的都是提高多样性价值和降低复杂性成本这一主要矛盾。智能化和服务化，都只是手段而不是目的。第二，中国“互联网+制造”需加强对制造应用的支撑服务。制造业服务化可以有不同发展形式，需根据国情确定。德国由于弱在互联网支撑服务（SAP过去只是支撑工业3.0时代的IT业务服务），因此把增值点定位在制造内部，将网络引入制造内部，因此特别强调软件的中心作用。中国同德国比，强在互联网支撑服务，但以往主要不是支撑生产，而是支撑消费，应该把互联网支撑服务，先“+”进制造业体系，在生产业中发展出像阿里巴巴那样的世界级平台。中美在争夺“互联网+制造”领域的生产性支撑服务平台上难分胜负。美国对新硬件创新的技术支撑服务强，而中国对制造应用的支撑服务强。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中国的制造应用选择由自己的服务平台来支撑是再自然不过的。从这个角度看，价值网络的作用和定位对中国来说就重要起来。中国需要跨越从产业链整合、价值链整合到价值网络整合的三级跳，挑战与希望都非常大。第三，“互联网+制造”的高附加值将来自多样性制造应用。制造产品向个性化的制造应用服务转变。在“端应用”（APP）上，依托价值网络生态，实行轻资产运作，是提高多样性价值和降低复杂性成本的必然选择。
中国发展“互联网+制造”，离不开技术创新，要以企业为主体逐渐加大研发投入，有效推动互联网技术与先进制造技术的结合，并将先进的技术模式转化为先进的服务模式（如将云计算转化为云服务），使创新驱动中技术创新与市场创新两个轮子都很好地转动起来。
“互联网+制造”既不是软化，也不是硬化，未来发展趋势是“软硬兼施”。通过信息物理系统（CPS），实现信息的软与物理的硬之间的融合。中国的制造业，要从做大，做强，向最优的方向发展。从长远看，不光要看到2025年能不能把钱赚到，还要看是否能发挥出中国的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通过新业态实现长期可持续的产业发展。
“互联网+服务”将强化现代支撑服务业以激活增值服务
以互联网思路发展服务业，一方面要重点发展支撑服务业，为支撑服务营造良好政策环境;另一方面，要在支撑服务业基础上，刺激多样性的发展，发育高附加值的增值业态。
作为现代服务业的一个关键组成部分和先导部队，互联网的服务业的升级可以说是整个中国服务业升级的一个风向标。互联网促进了现代服务业的发展，其中以平台化、生态化为特色的电子商务支撑服务业达到世界先进水平，深刻改变了流通业的面貌，改变了中小企业发展的商业环境。“互联网+”将把这一成功复制到流通业之外的所有服务业中。
互联网服务业态上的一个关键特征，是基础平台与增值应用的分离。“互联网+服务”在所到之处，势必将这种业态带入服务业中的各个子行业，包括互联网金融、互联网交通、互联网医疗等等，在现有的传统服务业基础业务业态上，长于基于数据业务的增值业务业态来。
基础平台与增值应用的分离，相当于重工业与轻工业的分离，是服务业内部支撑服务业（“重”服务业）与应用服务业（“轻”服务业）的业态分离。这种分离对业态的创新在于，第一，实现重资本与轻资产的分离，为多样性增值创造轻资产运作的条件，有效降低了创造多样性价值的复杂性成本。“互联网+”带来的一个重大改变是通过提高知识形态的虚拟资产在资本中的比重，将服务业固定成本的构成，从现有由物质投入（如大商场的土木工程）为主，转向无形投入（如软件、虚拟商铺）为主。由于这些无形资产可以零成本复制（例如电子商务的虚拟柜台可以零成本无穷复制），使得增值应用（APP）的提供者不必重复构建固定成本，而在“以租代买”的商业模式（即分享型经济模式或称云服务模式）下，只需要自身的边际投入（如创造性劳动），就可用轻资产运作方式创造多样性价值，从而有效降低了多样性价值的复杂性成本。这与工业4.0的原理异曲同工。
第二，促进了服务业“大”生产与“小”生产的有效社会分工。基础平台相当于大规模制造的“大”生产，增值应用是个性化定制的“小”生产。在“大”生产方面，支撑服务业与生产业既有联系，又有区别。支撑服务业肯定都是生产业，但生产业不一定是支撑服务业。因为支撑服务业必须是以平台形式（社会化大生产方式）提供生产，而不靠平台的倍增放大作用直接提供人工形式（小生产方式）服务的只能算生产中的简单再生产。中国与欧洲发展电子商务的最大区别就在这里，欧洲各方面条件都比中国好，但电子商务发展不如中国，就是因为中国有阿里巴巴等一批上市平台，相当于服务业中的“重工业”;而欧洲只有应用，没有大平台，就好比搞工业但只有轻工业没有重工业，因此搞成了服务的简单再生产，没有起到对APP多样性价值的倍增放大作用。“互联网+服务”，最核心的就是要解决在世界级平台的支撑下发展服务的问题，把中国的服务业，从整体的小生产状态，提升到世界级水平的社会化大生产的水平之上。在“小”生产方面，思路应是在大生产的水平上，倒过来发展“小”生产――即个性化的、定制的多样性增值服务。传统服务业的问题在于，人工服务虽然增值性强但成本过高（即鲍莫尔说的服务业“成本病”），其实质是多样性价值与复杂性成本相互冲突。“互联网+”利用平台化解了复杂性成本，通过分离固定成本与边际成本，复制前者，分享给后者，从而战略性地解决服务业的高附加值如何以利润高于成本的方式稳定下来的问题。
“互联网+”带来的新业态，实质要求在信息生产力基础上转变产业发展方式。过去提转变发展方式、增长方式，都不提新生产力，只在生产关系中空转，极易落空。“互联网+”的新业态，则把生产力引入生产方式的转变中，为发展方式、增长方式转变提供口号之外的实实在在的基础。从生产力与生产方式关系看，旧业态是规模报酬递增驱动的，面向的是做大，新业态是范围报酬递增驱动的，面向的是做优。由此推论，“互联网+”要产生实效，需要通过创新，降低多样性成本以支持提价竞争，从而实现高附加值的业态转变，在此基础上实现产业升级。
“互联网+农业”将充分释放服务化潜力，将农业现代化提升到新水平
中国工业化目标还有五年即将基本完成，在即将进入的信息经济时代，以服务化驱动产业化，是与信息化驱动工业化相一致的新的路径选择。从这个意义上说，农业服务化代表着农业现代化的新方向，应成为“互联网+农业”的中心议题。
农业服务化要解决的问题。从生产方式来看，农业家庭经营是按一产的生产方式搞农业，农业产业化经营是按二产的生产方式搞农业，农业服务化经营则是按三产的生产方式搞农业。
如果说农业产业化主要解决农业的社会化大生产（规模经济）问题，“互联网+农业”则更多是在农村产业化基础上，进一步解决农村家庭经营的多样性价值与精准对接市场的复杂性要求之间的矛盾。例如，农业名特优新产业具有较高的附加值，互联网可以有效降低订单农业的复杂性成本（传统订单农业可以处理简单情况，难以应对复杂情况），在农业领域解决多样性价值与复杂性成本的矛盾。
从更广的背景看，在通过农业产业化提高农业生产率的基础上，进一步提高农业现代化水平，需要信息化提供新动力，依托互联网平台开辟更加适合农民增收的增值渠道。推动公司+农户，向网络+农户转变，有效化解产业化条件下形成中间层层得利的公司与农户的利益矛盾，让农民与增值业态直接结合。“互联网+农业”的特色在于通过平台服务与增值服务互补的服务化新业态，系统开辟农民增收的新方向。家庭经营与互联网在个性化定制上具有螺旋式上升的关系，小生产的个性化定制增值性好，但成本性弱;“互联网+”能起的主要作用就是把家庭经营的个性化特点从弱势变为优势。
农业服务化的实践基础是信息化、电子商务助力和引领的“新三农”转型。遂昌模式开启了服务驱动型县域电子商务发展模式;浙江省的“电商换市”已成为全国首创的省级电商兴农村、行业电商化的战略部署。从农业电子商务的微观实践看，互联网在帮助农民与市民对接特色商品（如一村一品）上具有特别的优势，不同于产业化的大宗商品交易。有利于推动农业从同质化的产业化，向差异化的服务化方向转型升级，形成中国特色的家庭个性化定制自主经营与产业化大生产对接之路。
以服务化带动产业化，以产业化促进服务化，实现融合发展。农业产业化的本质是“工业化+农业”，“互联网+农业”的本质是“信息化+农业”。基于信息化驱动农业现代化这一定位，结合农业产业化，中国“互联网+农业”之路，应是工业化与信息化两次现代化的统一。相对于农业产业化，这意味着现代化的提速，要把发动机马力提高到“工业化还有五年就要基本完成”之后新动力系统上来，否则全局都按信息化的马力带动，但农业还按工业化的马力带动，农业就会拖全局的后腿。信息化驱动，就是指要加上一匹马力更强的发动机，让信息化与工业化两台发动机一起拉动农业。
进一步提高农业生产率，服务化要比产业化效率更高，比产业化马力更强。服务化不完全等于电子商务化，但它首先是电子商务化。电子商务不光是做小买卖，而是要解决新的商业基础设施问题。具体说，要把农业从依靠农田水利基础设施的第一代思路，“要想富先修路”的第二代思路，转向电子商务平台等服务基础设施的第三代思路。
新商业基础设施在农业中的普及与应用，使得信息逐渐成为与土地、资本和劳动力同等重要甚至更为重要的核心生产要素，形成分布式协同特征的信息生产力，优化重构传统的农业生产与流通关系。信息生产力融入现代农业技术并进行集成化组装，进而释放出信息经济下农业升级的巨大能量。
以市场机制的农业服务业的发展进一步提升农业位势，以机制保障农民增收。产业化是中国制造时代的农业发展思路，以一产的二产化来推进现代化无疑是十分必要而且完全可行的。但在中国经济急剧向服务化升级的新形势下，需要以农业服务化的发展以及一产的三产化，进一步提升农业在整体经济中位势，推进现代农业发展。
正如梁春晓所言：“如果我们没有足够强大的服务业，我们就不可能有更好更优的增长方式，我们也就无从谈什么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之间必须经历一个中国服务，因为服务是专业化分工的结果，所有经济的发展和经济化都离不开专业服务。”
在产业化机制下，我国农业形成了自上而下的服务体系。从这种服务体系建设向服务业发展，是向市场经济的惊险一跃。服务化不同于服务体系之处，首先在于它是完全在市场经济基础上发育形成的，有助于与政府主导的服务体系形成互补，共同发挥社会服务作用;其次，网络本身配置资源的作用不亚于实体市场，它可以比实体市场更精准地、一对一地在分散的农村空间配置资源，这是农业向信息经济的伟大一跃。信息经济全面发展，不可能单把农业落在后面，离开“互联网+农业”，信息经济无法全面发展。
由电子商务带动或驱动下的农业服务业的发展，将形成三类服务业态，一是农业电子商务服务交易服务;二是农业电子商务支撑服务，“指的是几乎所有电子商务交易都会用到的基础的电子商务服务，像物流快递、网上支付、云计算等公共服务”。值得注意的是，支撑服务或平台服务，是中国相对于世界各国的竞争优势所在，中国农业一旦与世界级的商务引擎结合，将产生巨大能量。这一能量不亚于整个农业产业化的能量。三是农业电子商务衍生服务，特指基于平台上的应用（APP）服务，包括交易之外的其他产业链、价值链上的增值服务。值得注意的是，农业商务衍生服务是农民成为增收主体的关键。通过免费的支撑平台，服务于以农民为增收主体的衍生服务，这是克服产业化中公司与农户利益矛盾的根本解决之道。在农业之外，“互联网+”还可以为农民从事二产、三产提供有力的服务保障，促进农村城镇化与城乡一体化的发展。
通过服务化实现农业转型、效能提升和质量提高。服务化不同于服务业，是指以服务业的生产方式搞农业，以信息化的方式搞农业。是家庭经营与产业化矛盾在更高层次上的扬弃。服务业或信息化的生产方式，在于将定制（家庭经营方式）与大规模（产业化经营方式）有机结合为一体（大规模定制）。
农业服务化也不限于农业服务业，可以将三产的经营方式引入到一产之中。比较农业、工业和电子商务的效率可以了解其中机理。一产生产方式的特点是小生产，二产生产方式的特点是大生产，三产生产方式的特点是小生产（定制）与大生产（大规模）的结合。服务化中的平台经营主要提高大规模生产和社会化服务的成本领先竞争优势，服务化中以农民为主体的衍生服务主要提高定制生产（如订单农业）和增值的差异化竞争优势。
在产业化中，以科层化的企业方式（集中迂回方式）降低交易费用;而在服务化中，以扁平化的网络方式（分布式网络协作方式）降低交易费用。产业化的优点在效率，服务化在吸收产业化优点的同时，加入多样性经济的优点并形成效能（效率+多样性）上的新优势，从而在经济基本面上解决增产（成本领先）与增收（差异化）的矛盾。
“互联网+”，本质上体现的是信息化驱动。中国工业化目标还有五年将基本完成，最根本的经济转型，是从工业化经济向信息化经济的转型，这是经济现代化水平的质的提升。从这个意义上说，“互联网+”是信息化主导机制落地的具体方式。
责 编M凌肖汉
"Internet Plus" and the Future Pattern of the Chinese Economy
Jiang Qiping
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范文第4篇
关键词：新常态 九大趋势性变化
2014年12月中央召开经济工作会议，在这次会议上以红头文件的形式首次提出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并阐释新常态的九大趋势性变化。
变化一：模仿型排浪式消费阶段基本结束，个性化、多样化消费渐成主流。
过去我们消费匮乏，收入水平也比较平均，消费是“你有我有大家都要有”。比如，60年代大家都买缝纫机，自行车，手表；80年代都买电视机，电冰箱，洗衣机；新世纪以后住和行成为人们主要的消费热点，大家都买房、买车。这就是大规模的群众消费也叫模仿型排浪式消费。到现在这些消费都增长缓慢，但多样化、个性化的消费已渐成主流。随着多样化、个性化消费渐成主流，生产模式也出现了很大的变化。
变化二：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和一些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新商业模式的投资机会大量涌现。
过去我们主要靠投资来拉动经济增长，但是我们发现，经过38年高强度、大规模的投资后，传统产业已经相对饱和，并且出现了严重的产能过剩问题。同时我们也发现，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和一些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新商业模式的投资机会大量涌现。其代表人物和企业就是马云和阿里巴巴。所以，这样一些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带来了很多新的投资机会，而新的投资机会带来很多的就业机会。今年政府工作报告说去年经济增速6.9%，就业增加1312万人，超过预期目标成为经济运行的一大亮点。经济增速在下降，就业反而在增加，这只能说明现在的就业增长不仅仅只靠速度带动了。以前我们的思维是要想增加就业就得增加投资，如果不投资建企业，就不能招工，不招工就没有就业。而现在呢，新的就业机会出现了，它产生于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之中，尤其是以网上交易为主的新公司。现在流行到淘宝开店，不用厂房，就在家里，挂在网上，自己创业。于是新的投资机会、新的创业机会出现了，并且投资少，就业量大。
变化三：我国低成本比较优势发生了转化，高水平引进来、大规模走出去正在同步发生。
改革开放以来的低成本比较优势发生了转变，而低成本比较优势最主要就是廉价劳动力。现在出现了刘易斯拐点，劳动力不再廉价，也就没有优势。那么还有别的优势吗？有，就是资本，我国有充足资本，可以高水平“引进来”和大规模“走出去”。大规模“走出去”的不是劳动力而是资本，首先产能是过剩的，这是物质资本。另外，还有很多金融资本，去年我国外汇储备余额3.3万亿美元，世界第一。所以，优势已经从劳动力转变为资本。去年我国用资本成立的“亚投行”“丝路基金”就是用充足的金融资本带动过剩的产业资本往外走。
变化四：新兴产业、服务业、小微企业作用更凸显，生产小型化、智能化、专业化将成产业组织新特征。
有一个名词叫O2O，O2O是线下业务线上化，互联网成为线下交易的前台。除了020以外，还有C2C、B2B、B2C等形式。现在这些产业已经成为新的投资机会、创业机会和就业机会。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鼓励线上线下互动，推动实体商业创新转型。还强调要加快破除体制机制障碍，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高供给体系的质量和效率，进一步激发市场活力和社会创造力。
变化五：人口老龄化日趋发展，农业富余人口减少，要素规模驱动力减弱，经济增长将更多依靠人力资本质量和技术进步。
过去我们有源源不断的劳动力，技术和管理与国外差距也比较大，只要引进技术和管理，就能迅速形成生产力，带来经济的增长。现在人口老龄化，农业富裕人口减少，劳动力总量减少。技术差距也大大缩小了，能引进的技术差不多都引进了，有些技术人家也不给。在这种要素驱动减弱的情况下，今后要靠人力资本的质量和技术进步来驱动发展。今年政府工作报告强调，实现新旧动能转换，推动发展转向更多依靠人力人才资源和科技创新，既是一个伴随阵痛的调整过程，也是一个充满希望的升级过程。只要闯过这个关口，中国经济就一定能够浴火重生、再创辉煌。
变化六：市场竞争逐步转向质量型、差异化为主的竞争。
过去市场竞争主要靠大规模和低价格。现在这种模式不行了，因为大家更注重对个性化、差异化的需求，这就要靠非价格竞争了。而在非价格竞争中，强调的是新的组合模式的竞争。比如，德国工业4.0。它的核心是把信息技术融进去，形成一个智能化的制造。机器有灵性，可以把标准化的零部件，根据消费者的需求自由组合，组合成千差万别不同个性的产品。这种制造模式实际上就是从价格竞争转向非价格竞争，而非价格竞争的核心就是质量型和差异化。
变化七：环境承载能力已达到或接近上限，必须推动形成绿色低碳循环发展新方式。
现在资源和生态环境的承载能力已经达到或接近上限，一些地区污染严重。老百姓对改善生态环境的需求也越来越迫切。所以今后要形成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新方式。
变化八：经济风险总体可控，但化解以高杠杆和泡沫化为主要特征的各类风险将持续一段时间。
现在各类隐性风险正在逐步显性化，比如，地方债、产能过剩。中央对于风险的总体判断是风险总体可控，但化解以高杠杆和泡沫化为主要特征的各类风险将会持续一段时间，不会在短期内就能解决。所以，今后的政策导向不要强刺激而是要强改革。今年政府工作报告强调，我们不搞“大水漫灌”式的强刺激，而是持续推动结构性改革。
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范文第5篇
一、指导思想
顺应新常态下招商引资工作的新要求，坚持理念创新、方式创新、政策创新、服务创新，以招引生产业和新兴服务业为主线，以长三角、珠三角和日韩港台为主攻方向，以市级以上服务业集聚区为载体，强化产业招商、专业招商、精准招商、联动招商，开展多层次、多渠道的招商洽谈活动，力争引进一批投资规模大、产业配套强、附加值高的服务业项目，加快形成新的增长点。
二、工作目标
引进生产业项目100个，引进新兴服务业项目100个，项目投资总额突破100亿元。
三、招商重点
（一）生产业招商。围绕延伸汽车、机械、纺织、化工等主导产业和节能环保、新能源、电子信息等新兴产业链条，着力引进产业关联度高、与上下游配套的项目落户，推动制造业由生产型向生产服务型转变。现代物流。按照“依托产业链、优化供应链、提升价值链”的总体思路，依托市级物流集聚区，紧盯央企物流企业和行业百强企业，重点围绕港口物流、能源物流、冷链物流、保税物流、电商物流、农产品物流等领域，加强与马士基、达飞轮船等世界20强航运企业、英国劳氏船级社和美国船级社等世界著名船级社对接洽谈航运物流合作，招引国内外知名贸易流通商，拓展加工、配送等增值功能，提供一体化供应链物流服务。发挥市开发区保税物流园区功能和政策优势，培育保税物流市场。适应电子商务发展需求，重点招引连锁配送、电子商务等新型流通业态。金融服务。围绕“双十”工程、“三重”项目等重点领域，积极推进金融机构加大对我市优势产业、重点企业、重点项目以及中小企业的有效信贷投入。积极招引银行、证券、保险等金融机构和风投、创投、金融租赁公司、互联网金融等金融公司来盐开设分支机构。做好对新韩银行设立分行的服务工作，进一步加大对恒丰、光大等股份制银行、永丰等台资银行的跟踪对接力度，推进上海银行分行早落地，促进浙商银行分行加快筹建工作。汽车服务。依托汽车及零部件产业服务业集聚区、东方汽车广场和国际汽车试验服务中心，重点招引汽车产业链前端的整车设计、调试、匹配、试制、研发、教育，产业链后端的检测、养护、品牌，以及汽车租赁、汽车保险服务、汽车金融与汽车信息互联互通等相关企业、机构入驻集聚区。继续完善中汽中心汽车试验场功能，加快汽车25产业园基础设施建设。积极支持大丰港争取国家汽车整车进出口口岸资质，大力发展汽车进口贸易，加快打造“千亿级”的汽车后服务市场。科技服务。围绕节能环保、新材料、新能源汽车、高端装备等领域，重点招引公共性技术、关键性技术研发和导向性科技服务等科技服务企业，提升产业的研发与实验服务水平。突出“互联网＋”模式的众创模式，招引企业来盐建设一批科技企业孵化器和众创空间。推进各类专业设计企业发展壮大，吸引一批工业设计企业来盐为汽车、风电、纺织等产业开展专业化、定制化的设计服务。环保服务。依托环保科技城、建湖节能电光源产业园、阜宁环保滤料产业园等载体，重点招引节能工程总承包、节能系统集成设计、节能信息咨询和节能检测等综合性节能服务企业。进一步打响国际环保产业博览会品牌，积极争取举办国际、国内节能环保产业高峰论坛、大型展会，搭建稳固的交流合作渠道，提升节能环保产业知名度和影响力。
（二）新兴服务业招商。落实“互联网＋”行动计划，坚持网络经济与实体经济相结合，大力招引线上线下互动的电子商务、旅游服务、健康养老、文化创意等新兴服务业，推动服务业管理创新、业态创新和服务创新。大数据。依托智慧城市试点建设和部省市共建大数据产业园，强势推进产业集聚，加快建设数据中心、数据分析应用、智慧、载体平台、基础设施全产业链。重点招引云存储绿色数据中心、大数据交易平台、大数据基础研发、数据挖掘增值服务、行业大数据应用、大数据创新创业孵化等高端企业以及相关研发中心入驻，推进百度、腾讯、阿里等著名IT公司项目和华为网络信息管理学院、南京大学、东南大学大数据研究院等科研机构加快落地。电子商务。积极推动电商拓市，重点招引化工、建材、船舶、工程机械、医药、纺织、汽配、家具等垂直类电子商务平台，打造一批具有行业特色的专业性平台，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立足我市现有名特优农产品，鼓励农业龙头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强化与阿里巴巴、京东等第三方平台的合作。鼓励重点产业园区吸引国内知名电子商务企业和配套服务企业入驻，形成集商品贸易、平台运营、物流配送、融资支持、软件开发、人才培训等多功能、多业态为一体的电子商务服务平台。旅游服务。围绕全市“特色精品旅游线路”这一主线，设计春夏秋冬线路产品，精心策划组织举办中国丹顶鹤国际生态旅游节、春季乡村旅游节等旅游节庆活动。深化与旅游新干线旅游经济联合体合作，加快开拓“一带一路”旅游市场。充分利用韩国、上海、南京旅游推广（资讯）中心平台，加强与所在地旅游市场全角度、多层次的衔接。广泛开展电商线上营销，组织编印新版城市旅游地图、探索推行旅游年卡制度。健康养老。整合健康养老优势资源，推动健康养老服务与医疗、旅游、养生等功能联动发展。重点招引专业化社会组织、家政和物业等企业和机构，加盟、参与、托管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加快培育养老产业集群，重点招引龙头企业建设生态养老、健康养生、医疗康复、教育培训、商贸服务、现代信息等方面的健康养老基地。依托城南健康美容城，重点招引具有专业资质的企业投资建设健康美容、医养一体化、高性能医疗器械、医疗设备关键配套等项目。文化创意。全面整合海盐文化、红色文化以及淮剧、杂技等传统文化资源，推进文化与产业融合，引进一批市场容量大、发展前景好的大型文化企业，加快推进文化产业提档升级。重点招引移动多媒体广播电视、网络广播电视、高清电视等新媒体、娱乐新媒体、生活新媒体等特色媒体，有声读物、电子书、手机报、数字报、电子阅报栏和网络出版物等新兴出版发行业态，形成从创意设计、制作到播出，再到产品开发和销售的完整的文化创意产业链。
四、主要任务
（一）谋划推进产业招商。加强招商战略研究，立足我市主导产业和各地首位产业，突出产业建链、延链、补链、强链，重点围绕“双十工程”、“三重”项目等领域，策划、论证一批重点招商项目，建立动态管理的招商项目库、资源要素库，定期年度招商引资指导目录。着力引进知名跨国公司和行业龙头企业，建设企业总部、功能性机构、研发中心，投资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新商业模式等创新项目，促进全市产业集聚和新兴产业培育。
（二）精心搭建招商平台。1实施主题招商活动。围绕招引生产业和新兴服务业两条主线，组织实施6月份香港生产业专题招商活动和10月份上海、浙江新兴服务业专题招商活动，拜访一批重点客商，签约一批重点项目。2开展专题招商活动。围绕长三角、珠三角和日韩港台等客商资源集聚地，主攻现代物流、金融服务、科技服务、汽车服务、环保服务、大数据、电子商务、旅游服务、健康养老、文化创意等十大产业，全年安排各类招商活动30场以上。
（三）定向精准对接招商。建立专业化、市场化招商机制，以市级服务业集聚区为载体，从各自招商需求出发，紧扣项目线索和合作意愿，精心筛选确定重点目标企业，定向开展小分队招商活动，有的放矢地组织登门招商，积极开展委托招商、招商、网络招商等各类新型招商活动，实施产业、园区“点对点”精准对接。（四）市县协作联动招商。指导各县（市、区）结合本地实际，有针对性地组织开展招商引资活动，并在客商资源、联络协调等方面给予支持。
五、保障措施
（一）强化招商组织领导。建立服务业招商部门联席会议制度，请市政府分管领导牵头，市发改委负责日常推进工作，定期召开工作例会，通报各责任主体工作任务完成情况，研究解决存在突出问题和矛盾。各地、各条线尽快排出具体招商方案，及早行动，确保取得实效。
（二）推进园区提档升级。完善园区基础设施，尽快满足企业入驻需求。加强集聚区展示交易、研发设计、检验检测、数据中心、专业人才培训等公共服务平台建设。实施服务业集聚区动态管理，指导服务业集聚区改善投资发展环境，增强综合竞争优势。
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范文第6篇
引领北京路经营业态升级，转型发展的就是上海爱姆意供应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戴佩华和他的团队。
ME是英文机电设备的二个开头字母，爱姆意公司就是从国企上海市机电设备总公司转制的由上海物贸股份、瓦轴股份、沈阳机床股份、上海机电股份、上海机床厂、北京第一机床厂等多家上市公司和行业龙头制造企业共同投资的一家有限责任制企业。
面对北京路经营现状与上海国际大都市形象严重不匹配的问题，戴佩华主动请缨：北京路经营转型需要政府推动、企业引领、模式创新、市场化操作，即刻得到了市经信委和黄浦区政府关注与支持。
戴佩华和他的团队是能够担当北京路经营转型重任的。
早在上个世纪末，戴佩华是上海物资系统内第一个通过竞聘上岗的经营者，爱姆意成立17年来，他带领团队积极探索企业的转型发展，在全国物资系统首家推出了“爱姆意在线”电商平台，开展机电产品连锁经营，得到了广大制造企业和用户的响应，受到了国家物资部领导的赞扬。近几年来，戴佩华将“爱姆意在线”业态升级，打造出“365me工业品电商平台”，门类扩大到机电产品以外的工业品，为广大装备制造企业、工业品经销商和用户提供供应链服务，为传统的生产资料贸易向现代服务业转型树立了一个样板。爱姆意公司先后被评为“上海市知识产权示范企业”、“上海市文明企业”、“上海市电子商务示范企业”；爱姆意电商获得国家级和上海市“管理创新一等奖”；爱姆意商标被评为“上海市著名商标”、“上海市最具特色服务商标”。戴佩华本人也担任了上海市电子商务行业协会副会长、上海市物流协会副会长等职务。
搞“网上北京路”有风险，爱姆意愿当“领头羊”
谈到北京路生产资料一条街的历史，戴佩华如数家珍：十八世纪五六十年代，李鸿章创办江南制造局、上海的制造业逐步兴起，与制造业相配套的五金、机械零配件需求增大，中外客商看好北京东路一带，开设商铺。逐渐形成了生产资料一条街。上个世纪八十年代，随着我国乡镇企业的兴起，北京路的经营达到鼎盛。但是近几年来随着上海产业结构的调整、许多机电产品需求企业陆续外迁，北京路市场逐步萎缩，延续多年的“柜台销售”、“等客上门”、“买进卖出”的传统经营形式也很难适应当今流通新形势的需要。对那些经常往来于北京路的采购员来说，他们希望采购工业品零部件也有像“阿里巴巴”、“京东”那样的综合性电商，且能快递上门，免除他们鞍马劳顿之苦。
“但是工业品电商与消费品电商相比，有其行业的特殊性，不光是网上点击送货就可以了，必须以020的方式实现线上和线下联动，线上功能与线下配套服务相结合，各方利益博弈激烈，推广、运行难度大，所以至今还没有成功的先例。”戴佩华点出了工业品电商的难点。“网上北京路”更是前人未做过，风险是大的，也需要大量烧钱。有人曾劝我，你们爱姆意在北京路有多家经营商铺，收收租金小日子也过得蛮好的，何必再去冒这个风险呢？
“我却不这么认为，作为一个由国企转制而来的企业家应该有领先一步的创新意识，搞‘网上北京路’风险肯定是有的，但我们有品牌优势和为客户服务、为供应商服务的优势，有一支熟悉供应链管理和电子商务流程善于攀登的团队，爱姆意愿意当北京路经营转型的领头羊”。戴佩华的语句铿锵有力。
在戴佩华的筹划下，去年下半年在爱姆意公司总部举行了“北京东路生资一条街经营转型高峰论坛”，市经信委、市商务委、黄浦区有关领导，中国五金交电化工商业协会、市五金商业协会会长以及进驻北京路的部分民营企业老总参加了这次论坛。大家在发言中一致认为，机电五金产品流通从传统贸易向互联网融合这是必然趋势，爱姆意公司做了件极有意义的事，我们积极支持，踊跃参加。上海鑫船焊接材料公司总经理周伟军说：我作为网上北京路第一批原型客户，自加入了365me电商平台后，进货渠道广了，采购成本下降了，物流成本也下降了，由爱姆意戴总引领北京路转型发展肯定有希望。
不久前，上海市物流协会供应链专业委员会在爱姆意公司成立，不少与会的物流企业老总听了爱姆意公司转型发展事迹的介绍后，都十分感动，有一家位于青浦的大型快消品物流企业老总对戴佩华说：戴总，搞“网上北京路”，要投资我们来，在青浦地区要搞配送中转仓库，请选我们公司。
企业的信赖和支持，给戴佩华增添了无限信心。
建电商体验馆，提供供应链管理一揽子服务
按照戴佩华的设想，“网上北京路”除了365me网站外，还必须建立与之配套的电商体验馆，疏通供应链管理的各个环节，为用户提供各种类型的零库存配送服务。
令人赞叹不已的是翔殷路888号爱姆意公司总部的电商体验馆，2000平方米的大厅，宽敞、整洁、明亮。轴承、阀门、密封件、电线、电缆、电器零配件、五金产品、叉车、工业用漆等各种工业品琳琅满目，应有尽有，且不少都是著名的品牌。365me电商平台的会员只要轻点鼠标，就可以在网上下单，本市企业上午下单，下午就能享受到爱姆意公司的配送服务，365天，天天如此，极大方便了制造企业，尤其是中小制造企业。他们不必再为储备库存而奔波，同时又节约了物流成本。据统计目前365me已经拥有了28万个SKU，其影响力已从上海扩展到全国。
经过戴佩华和他团队的不懈努力，爱姆意公司的电商已从第一阶段的“在线0.1版”（全国第一家网络开增值税发票）、第二阶段“在线2.0版系统升级”，进入到第三阶段的365me全程化电子商务平台（销售平台与财务平台ERP全面对接），下一阶段要实施的“北京路经营转型”课题已通过了专家评审，“制造业全产业链工业互联网平台”项目已经向市里申报，以引领北京路生资一条街全面转型升级。这一新的商业模式一旦形成，就会有大批生产资料销售企业参与到“网上北京路”平台，他们在北京路的商铺也将逐渐撤出。这样，北京路生资一条街的转型升级就水到渠成。
转型后的北京路将向哪个方向发展呢？戴佩华也有他的设想，办成以戏剧娱乐为主的文化街。过去北京东路及周边一带有黄埔剧场、贵州剧场、中国剧场、新光剧场，老闸大戏院等剧场，现在仍存放电影的黄埔剧场，这些剧场可以恢复或重建，京剧、越剧、沪剧、滑稽戏等剧种在这些剧场定点演出，如位于福建路口的老闸大戏院过去是专演绍兴大班的。外地游客在南京东路步行街购物后，即到北京路文化街来看戏，各剧种应有尽有，相当于以前的“大世界”。戴佩华的设想已获得专家和学者的赞同。
目前，位于路北京路的“网上北京路”电商体验馆按照戴佩华的设想已经筹建完毕。爱姆意工业品电商体验馆旨在展示365me平台功能，提供供需双方线上线下互动交流场所，打破传统的展示交流方式，通过产业互联网制造出新奇难忘的互动体验，努力推进北京路商户销售转型。体验馆与北京路上所有商户完全不一样，商场内没有一件商品陈列、没有一个样品柜台，全部通过PC机、移动设备现场演示，通过在线功能体验、平台介绍、资料取阅等，为北京路商户、路过的客户提供企业资讯场所和舒适的商务洽谈空间。体验馆共有四层，一楼是365me电商体验大厅，客户可以通过屏幕体验门类齐全，规格繁多的各种工业品。二楼是互联网+交流互动，客户在这里可以网上同相关制造企业进行交流互动。三楼是“网上北京路”众创空间，引导北京路“黄牛”向集成服务商转型。四楼是上海百年北京路的故事，在向客户讲述生资一条街150年来的故事同时，商谈产业互联网合作事项。
据戴佩华介绍：“网上北京路”通过电商平台引入资源商和优质资源，经过审核可以准许他们在我们的网上平台开店，对于需求方来说，他们无需在北京路上盲目寻找资源，只要进入我们的电商馆体验就行了。我们是总集成，可以提供供应链管理的一揽子服务。我们还在不同区域布点，本市的上午订货，下午就能送到。这样“网上北京路”就可以逐步替代北京路上的柜台经营。
“网上北京路”是一种新模式、新业态，将为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作贡献
戴佩华对于“网上北京路”还有更深层次的含义。他认为，我国作为制造业大国，但仍处于产业链的低端，随着劳动力成本、材料成本、物流成本上升，企业的价格竞争力下降，经营维艰。产业内部主辅剥离迫在眉睫。将非制造业那部分剥离出来交给第三方物流企业来做，这已形成共识并写进了中国物流发展中长期规划中。对于爱姆意公司来说，实际上这项工作，早已在做，并取得了不凡成绩。如爱姆意为装备制造业提供零库存解决方案和物流增值服务，派出公司员工承接制造企业的零部件库存，企业生产所需的零部件，一线装配工人用不到再去仓库领料，而由爱姆意员工直接送到车间工位旁。另外，制造企业的成品出厂也由爱姆意公司实行总，这样的供应链增值服务，制造企业的物流成本可以节约50%左右，企业无后顾之忧，可以集中精力开发新品，提升质量。目前这项服务已在上海机床厂、上海工具厂等大型装备制造企业中推行，广受企业欢迎。
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范文第7篇
当前世界经济正处于新旧增长动能转换的关键时期，数字经济作为发展最迅速、创新最活跃、辐射最广泛的经济活动，正在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新动能。中国高度重视数字经济的发展，大力实施信息化发展战略、国家大数据战略、“互联网+”行动计划等，推动互联网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数字经济已成为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引擎。
数字经济释义
数字经济就是以使用数字化的知识和信息作为关键生产要素、以现代信息网络作为重要载体、以信息技术的有效使用作为效率提升和经济结构优化的重要推动力的经济系统。在这个系统中，数字技术被广泛使用并由此带来了整个经济环境和经济活动的根本变化。所以，数字经济的本质在于信息化。
数字经济在中国
据《中国统计年鉴2016》的数据显示，2015年中国数字经济的规模达到18.6万亿元，仅次于美国，居全球第二位。对于中国来说，数字经济既是中国经济提质增效的新变量，也是中国经济转型增长的新蓝海。电子商务交易额超过18万亿元、网民7.1亿、互联网普及率达到51.7%、数字经济占GDP的10.5%……这些激发人们想象力的数字，反映着中国数字经济带来的效应。“双11”购物节再创全球在线交易新纪录、无处不在的二维码、形形的O2O等无不显示出，数字经济对中国的影响不仅体现在宏观的经济规模上，更是渗透到了人们生产和生活的方方面面，一场以数字化为形式、以技术进步为手段、以经济转型升级为目标的变革正在悄然发生。
经济发展的数字化转型成为重点
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技术群体性突破是构建现代技术产业体系、引领经济数字化转型的动力源泉，先进的信息生产力将推动我国经济向形态更高级、分工更优化、结构更合理的数字经济阶段演进。
按照我国信息化发展战略要求，到2020年，重点行业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取得明显进展，以新产品、新产业、新业态为代表的数字经济供给体系基本形成。到2025年，数字经济进一步发展壮大，数字经济与传统产业深度融合；信息消费总额达到12万亿元，电子商务交易规模达到67万亿元；制造业整体素质大幅提升，创新能力显著增强，工业化与信息化融合迈上新台阶。到本世纪中叶，数字红利得到充分释放，经济发展方式顺利完成数字化转型，数字经济成为主要的经济形态。
数字经济面临的挑战
首先，数字经济对基于传统经济构建的国际税收规则和体系形成了巨大冲击。在今年7月份成都举行的央行行长会议税收高级别研讨会上，时任财政部部长的楼继伟以跨境电子商务为例，指出对数字经济征税存在难度，因为其有着强大的社会影响力和既得利益。同时，征税要解决技术上的难题，首先要实现监管。对此，楼继伟解释称，共享经济通过互联网可以逃过常规的知识产权监管，在这一领域如果不进行监管，财税部门也无法征税。因此，监管是基础。
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范文第8篇
一、深刻认识经济发展新常态下工业的重要使命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关于经济发展新常态的重要判断，准确刻画了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这是新时期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道路、打造中国工业升级版的大背景，也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动工业发展提质增效升级必须认清的新形势。
工业是支撑经济平稳运行的主要力量。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工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保持在37%至45%之间，工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基本保持在40%以上。目前，我国工业化尚未完成，工业仍是推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随着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我国经济下行压力较大，保持经济稳定增长并处于合理区间依然是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任务。在这种情况下，工业保持平稳发展，将为我国经济在发展中升级、在升级中发展提供有力保障。
工业是经济结构调整的主要战场。当前，我国经济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等结构性矛盾和问题突出，症结在工业、难点在工业、突破点也在工业。消费方面，只有加快制造业向个性化定制、柔性化生产、网络化销售等先进制造方式和商业模式转型，才能满足日益个性化、多样化的消费需求，支撑消费结构升级。投资方面，近年来工业物流、通信等基础设施和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新模式的投资机会大量涌现，智能制造、智慧物流、高端装备、工业机器人、新能源汽车等正在成为投资新热点。出口方面，工业制成品已占全部出口的95%左右，调整优化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是提升“中国制造”竞争力的必由之路。就业方面，新兴产业成长与传统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正在创造大量高质量就业岗位，带动整个就业结构改善。
工业是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主要领域。欧美发达国家经验和我国发展实践表明，工业是研发投入的主要阵地，是创新最活跃、成果最丰富的领域，从根本上决定了国家整体创新水平。近年来，我国在载人航天、探月工程、高速铁路、高性能计算机、新一代移动通信等领域取得重大突破，物联网、智能机器人等大量创新性技术广泛应用于各行各业，创新正在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驱动力。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风起云涌，工业技术与信息技术即“两个IT”深度融合成为产业发展新趋势。只有加速推进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创新，真正把工业发展动力转到创新驱动的轨道上来，我国工业才能从全球价值链低端环节向高端环节跃升，实现由规模扩张向提质增效的根本性转变。
二、准确把握经济发展新常态下工业发展面临的挑战
伴随国内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和国际经济复苏疲弱态势延续，我国工业结构调整阵痛显现，企业生产经营困难增多，工业运行风险逐步显性化。经济发展新常态下，工业发展既要面对旧问题的缠绕，又面临新情况新问题的挑战，对此要有清晰认识和准确把握。
企业创新能力不足。长期以来，工业发展主要依靠要素低成本优势、通过引进技术和管理迅速形成生产力来实现规模扩张，对关键基础材料、核心基础零部件、先进基础工艺和产业技术基础的重视不够，企业研发投入强度普遍偏低，产业长期被锁定在国际价值链中低端环节。进入信息化时代，发展先进制造模式所需的高端传感器、数控系统、工业应用软件等基本被国外垄断，核心技术和关键技术受制于人，严重阻碍我国产业从成本竞争向效率竞争转型。特别是，由于企业创新能力不足，难以支撑国家抢占国际产业竞争制高点的战略行动。
产业结构不合理。一方面，传统产业产能过剩矛盾突出。钢铁、电解铝、平板玻璃、水泥等供给能力大幅超出需求，甚至在光伏、风电等新兴产业也开始出现产能利用不足，产能过剩已经成为困扰我国工业长期发展的主要矛盾之一。另一方面，新产业培育不足。智能制造、增材制造、云制造等发展与国际先进水平差距明显，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的新增长点不多。从区域布局看，工业发展尚缺乏“全国一盘棋”的统筹协调机制，导致区域产业发展同质化问题严重。
发展环境亟待优化。随着经济增速下行，各种矛盾逐渐显现，市场信心不足，给工业企业投资决策、融通资金、生产经营等造成明显负面影响。工业行业平均销售收入利润率偏低，长期在6%―7%低位徘徊，近两年进一步下滑至6%以下。由此导致资金、人才等资源大量向金融、房地产、证券等领域流动，难以吸引到优质要素资源推进工业转型升级。此外，工业领域的普惠性政策不足，诸多创新能力强的中小微企业难以获得创新创业投资支持，往往错失企业成长的最佳时期。
国际竞争日益激烈。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推动下，新的国际产业分工和价值链格局正在形成。发达经济体加快战略调整，推动“再工业化”和制造业回流，对我国产业向价值链高端环节攀升形成巨大压力。其他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利用生产要素相对优势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资源密集型等产业，对我国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保留并发展中低端产业形成挑战。与此同时，国际金融危机后国际规则新体系与全球治理新机制正在重构，如何提升我国在国际标准制定、国际贸易与投资谈判等方面的话语权，将会对我国工业竞争力产生深远影响。
三、在主动适应新常态中做好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这篇大文章
面对经济发展新常态，我们必须转变观念、提高认识、找准方法、狠抓落实，做好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这篇大文章，抢占新一轮产业竞争制高点，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的工业篇。
优化产业结构，发现培育工业领域新增长点。坚持把推动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作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攻方向，实施创新驱动、质量品牌、强化基础、绿色发展等重大工程，将有潜力的新兴产业加快培育成为主导产业，推动产业结构向中高端迈进，提高工业发展的质量和效益。要充分发挥战略、规划、政策的引导作用，发挥技术标准、法律法规和市场机制的约束作用，加大淘汰落后产能力度，继续化解过剩产能，推动企业兼并重组，改造提升传统产业。要推动制造业产业链各环节的专业化、服务化，大力发展工业设计、现代物流、互联网金融等生产业，推动工业向价值链高端演进。要深挖信息消费潜力，加快实施“宽带中国”工程，加大4G网络基础设施投资，鼓励发展电子商务，切实发挥高质量投资和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
实施创新驱动，重塑工业转型发展新引擎。坚持把增强创新能力摆在首要位置，增强中国工业升级的动力。要围绕两化深度融合需要，力争在集成电路、新一代移动通信、重大装备、智能机器人等领域，集中突破一批基础共性和核心关键技术，提高我国工业基础能力与国产智能技术、产品和装备水平。要着力健全国家制造业创新网络体系，支持众设众包、技术创新、业态创新、商业模式创新等多元创新发展，加快推动工业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型，培育壮大产业竞争新优势。
发展智能制造，探索信息化条件下生产新方式。坚持把发展智能制造作为战略重点，抓住新一轮产业变革浪潮和信息化发展趋势，探索智能制造生产方式，建立信息化条件下的工业生态体系。要以应用为核心、市场为导向、企业为主体，利用信息技术改造传统产业，大力发展智能制造，促进工业全产业链、全价值链信息交互和智能协作。要支持工业云服务平台建设和大数据技术应用，鼓励发展基于互联网的众包设计、柔性制造、个性化定制、智慧物流等新型制造模式。要加快部署高速、宽带、移动、泛在的信息网络基础设施，推动物联网、移动互联网、工业互联网发展和应用，有效支持云计算、大数据等创新业务发展。
加快绿色发展，推动形成低碳循环发展新模式。坚持生态文明建设与工业文明建设相结合，推动工业走绿色、循环、低碳发展之路。要积极支持绿色低碳、节能环保设备和产品开发，提高国产智能产品、智能装备的制造能力，为农业、服务业提供更加节能高效的设备。要加快节能环保、再制造、新能源汽车等产业发展，探索能源合同管理、节能资源协议、高耗能产品能耗限额标准等新模式，加快形成工业绿色发展的长效机制。要大力支持智能电网建设，促进能源资源的优化调配，大幅提高能源利用效率。要以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行业为重点，组织开展低碳技术试点，推动建设一批低碳工业园区。
全面深化改革，释放工业转型升级新活力。坚持把简政放权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突破口，着力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激发企业发展活力。一方面要做好“减法”，重点清理涉及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的审批事项，进一步减少工业领域的审批、核准、备案事项;认真梳理并向社会公布“负面清单”、“责任清单”和“权力清单”，为企业创造一个更加宽松公平，更有利于创新发展的市场环境。另一方面要做好“加法”，按照宽进严管的原则，从加强依法监管、完善监督检查、提高服务能力、推进行业自律等方面入手，守好安全生产、产品质量、环保标准、用户权益保障等“红线”，将工作重点更多放在制定法规标准、完善基础设施、提供公共平台，更好为企业服务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