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商业的发展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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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商业的发展规律范文第1篇
【关 键 词】司马迁/《货殖列传》/经济思想
【 正 文】
司马迁的《史记》是一部伟大的历史巨著，《货殖列传》则是其中很具特色的篇章。这篇 列传从历史上和西汉当代大量的经济活动中总结了许多经济知识以至经济规律，贯串着朴素 的唯物主义观点，集中地体现了司马迁进步的经济思想，是他整个历史观的一个重要方面。 这些思想即使对于今天我们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不无启发。
司马迁在《史记》中专辟《货殖列传》，无论从经济思想还是史学角度看来，都具有十分 重大的意义。司马迁以前的先秦史书都不重视社会经济方面的记载，司马迁创立专记经济史 的篇章，就为中国的史学创造了一条必须记载的经济生活的范例，为后代史书注意到社会经 济的发展开了先河。同时，这本身也说明司马迁已经注意到社会经济生活对历史发展的影响 ，具有朴素唯物主义思想。
（一）
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反映的全部经济思想的进步性，在于他以朴素的唯物历史 观点去观察社会经济活动。司马迁继承了先秦朴素唯物主义思想的传统，并受到了当时最流 行的阴阳五行的哲学思想的影响，这就使他的思想体系具有较强烈的发展观点，使他观察事 物有素朴的辩证法的方法，同时反对神学天道观。从这样的观点出发，加上他丰富的生活实 践以及对客观事实的尊重，这又使他的经济思想具有较高的人民性，使他在社会观方面走向 从人类社会生活中寻求历史发展线索的道路。
对于满足人民物资生活需要这个问题，先秦思想家中，老子宣扬无欲、寡欢；孔子鼓吹“ 安贫”；墨子尽管关心和同情劳动人民的疾苦，但对于满足人民物质生活需要方面的主张也 是比较保守的，特别强调“节用”。司马迁则不然，认为人类对衣食住行的物质需要是客观 存在、自然形成、长久起作用的。他在《货殖列传》中有这样一段话：“夫神农以前，吾不 知已。至若《诗》、《书》所述，虞夏以来，耳目欲极声色之好，口欲穷刍豢之味，身安逸 乐，而心夸矜持能之荣，使欲之渐民久矣。虽户说以眇论，终不能化。故善者因之，其次利 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又说：“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 皆为利往。夫千乘之王，万乘之候，百室之君，尚犹患贫，而况匹夫编户之民乎?”这是司 马迁看出物质生活的享受和提高，是人们所普遍要求的，是客观必然的，对待这样的问题， 莫善于“因之”、“利道之”，也就是司马迁所说的“因循为用”，反其道而行之是不会发 生好结果的。这是司马迁在记述和研究社会和经济形态的问题上探索出客观规律即自然法则 的道理来，印证了道家法自然的思想。在这里司马迁所指出，违反经济条件的客观支配作用 的任何企图都不会有什么效力，必须顺应这种客观条件的发展趋势。因此，他反对将人们的 经济生活拉回到当时有些人所幻想的古代经济生活的所谓黄金时代的道路上去。在《货殖列 传》第一句话，开章明义就提出了《老子》中的一段议论：“至治之极，邻国相望，鸡狗之 声相闻，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乐其业，至老死不相往来。”而认为这在当时是行 不通的。一定要勉强实行，则等于是要把人民的眼睛、耳朵闭塞起来，不让接触外界事物。 老子把古时代政治上小国寡民，经济上互相隔绝、完全自给自足，没有流通和交换的状态， 视为“至治之极”的理想时代，这是倒退的历史观。司马迁批评这种观点，反映了他主张进 化的历史观。
司马迁意识到物质生活对社会活动的重要作用方面，值得注意的一点是，他认为作为重要 的道德规范的所谓“礼”，是以人类的情与性作基础的，它的内容仍然是以具体的物质生活 资料来体现，这就是说，人们的社会地位与道德观念都是与财富占有状况相联系的。司马迁 指出：“凡编户之民，富相什则卑下之，佰则畏惮之，千则役，万则仆，物之理也。”（注：《史记·货殖列传》。以下凡未加注或标名出处的古文均见同书。）“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礼生于有而废于无。”说明财富占有情况决定奴役别 人或受人奴役，礼节道德离不开一定的物质基础。恩格斯说：“……所有以往的道德论，归 根到底都是社会当时经济状况的产物。”司马迁在两千年前，就已经胧朦地感到这一点，体 现了他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这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转贴于
以上我们分析了《货殖列传》中有关经济生活与社会活动和道德规范之间关系的论述。那 么，我们应当怎样看待司马迁在二千多年前提出的这些观点呢?恩格斯指出：“唯物史观是 以一定历史时期的物质生活条件来说明一切历史和观念，一切政治科学和宗教的。”（注：《论住宅问题》，《马克思恩格斯文选》第一卷，第598页。） 又说：“……一个十分明显而先前一直被人忽略的事实，即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就是说 首先必须劳动，而后才能取得统治权，从事政治、宗教和哲学等等，——这一明显的事实在 历史上应有的地位终于被承认了。”（注：《卡尔·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文选》第一卷，第162页。）恩格斯阐述的是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两千多年前 封建阶级的历史学家和思想家司马迁的认识当然不可能达到这个高度。但是，他重视社会 生产活动，承认“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这一基本事实，并且把政治上的治乱兴衰与经济 情况联系起来叙述，认为经济生产有自己的发展趋势，等等。这些，显然是进步的朴素的唯 物主义观点。
（二）
在《货殖列传》中，司马迁从肯定财产私有制出发，把人们自发的营利活动看成是合乎规 律的社会生活准则，把社会经济活动看作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过程，认为各地区不 同的物产和人类对于物资的需要，推动了社会的分工、生产的发展和流通交换的出现，从而 说明社会经济有自己的发展趋势，并企图从中寻求历史发展的线索。司马迁有一段出色的论 述：夫山西饶材，竹、gǔ＠①、＠②、旄、玉石、山东多鱼、盐、漆、丝、声色；江南出＠ ③、梓、＠④、桂、金、锡、连、丹沙、犀、玳瑁、珠玑、齿革；龙门、碣石北多马、牛、 羊、旃裘、筋角；铜铁则千里往往山出棋置；此其大较也。皆中国人民所喜好，谣俗被服饮 食奉生送死之具也。故待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此宁有政教发征期会 哉?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贱之征贵，贵之征贱，各劝其业，乐其事，若水 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出之。岂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验邪?在这里 ， 司马迁对物质财富的来源问题，正确地提出了形成物资财富的自然物资和人的劳动这两个要 素。这个观点与经济学中指出的社会财富的创造是生产资料和劳动的结合相比较 ，自然有不够精确的地方；在提法上，司马迁也只重视劳动是创造财富的源泉，认为这个源 大就富足，小就贫乏。劳动是财富的源泉这个观点虽然不科学，但在两千多年前，能够在全 面指出形成财富的两要素之后，进一步强调劳动的源泉作用，已经十分难能可贵了。
司马迁所处的时代，由于地主经济体系的确立，使农业生产力得到了广阔的发展场所。农 业生产的发展又推动了商品经济的进一步扩展。整个社会经济出现了一个新的生产关系取得 支配地位初期所常有的那种活跃的生命力。人们生气勃勃地为着财利而熙来攘往。社会经济 的发展，使司马迁有可能摆脱一切传统观念的束缚，独立地分析社会经济活动问题。他把社 会经济活动看作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过程，“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自 来，不求而民出之，”是符合“自然之验”的客观规律。他从肯定财产私有制出发，把人们 自发的营利活动看成是合符自然规律的社会生活准则，认为它的发展和自然现象一样地受一 种规律的支配，而不是决定于政教之类的上层建筑；同时还意味着人民从事物质财富的生产 、交换，本来是一种本能的、自发的活动，本来是无须乎后来才强加于其上的“政教”之类 的压迫势力的干扰的。在这里，司马迁受阶级和历史条件的局限，既没有意识到私有制本身 只 有历史的暂时性；也忽视了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而且在他的论述中有混同社会规 律和自然规律的倾向。不过，在二千多年前能够提出这样的看法，已经颇为值得珍视。 转贴于
（三）
由于司马迁认为社会经济活动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过程，因此，他主张发展工商 业，主张让人们自由获得财富，倾向于经济的放任政策，不主张人为的干涉。这与古代的传 统思想和当时汉代的官方思想大相径庭、迥然不同。
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中曾批评司马迁说：“又其是非颇缪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 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此其所蔽也。”我们认 为 ，班固这段话是十分偏颇的。司马迁的这种“此其所蔽”，非但不为过错，而且正是他不受 传统观念束缚、敢于去旧立新的创作精神的表现，正是他十分可贵之处。别的且不说，我们 仍然以《货殖列传》为例，货殖是指包含着一部分手工业活动的商业活动说的。前人把商业 活动分为两种，行者曰商，居者曰贾，行者是贩运货物到各地做买卖的商人，居者是在各都 市或村镇开设铺店做买卖的商人。无论行者或居者，都是想靠做买卖来发财致富，换句话说 就是以求利为主。求利是不合于孔孟之道的。《论语》记载“子（指孔子）罕言利”的话，又 载“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话。《孟子·梁惠王》篇载梁惠王与孟子的对话，孟子要 梁惠王只谈仁义，不要谈利。可见孔孟之道是反对言利的。反对言利就必须要反对专以言利 为宗旨的商人。战国时的法家，讲耕战，也反对商人活动。这个传统，到汉初几十年内，就 把商人的社会地位降下来，并从法律上肯定下来。“崇本抑末”成了战国至西汉的传统思想 ，封建统治阶级都视工商业为“末业”，加以抑制。汉初并明文规定商人不得为官，不得占 田。这就严格限制了商人在政治上的出路和在农业上的出路。司马迁对于商人是怎样看待的 呢?《货殖列传》说：“《周书》曰‘农不出，则乏其食，工不出，则乏其事，商不出，则 三宝绝，虞不出，则财匮少。’财匮少而山泽不辟矣。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也，原大则饶， 原小则鲜，上则富国，下则富家，贫富之道，莫之夺予。”司马迁这是说工商业活动是“ 道之所符，自然之验”，是必然的，是合乎社会发展规律的，是应该因势利导而提倡，不应 该强行压抑。必须指出，司马迁主张发展商品经济是有其积极意义的。商品经济的发展促进 社会经济的发展，促进社会生产的分工。相反地，抑制商品经济发展，长期保持自然经济占 据统治地位，会使社会发展缓慢。在中国封建社会早期，司马迁就提出了发展工商业的主张 ，不能不说有独到的见地，具有十分明显的进步性。
要发展工商业，扩大商品经济的范围，增加商品的生产、交换，自然必须按经济规律办事 ，这主要是减少对商品生产、流通、交换的限制，采取以经济放任为主的政策。因此司马迁 对汉初“开关梁，弛山泽之禁”的措施表示赞同，以为这样能使“富商大贾，同流天下，交 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在他看来，国家对于社会经济活动最好是顺其自然发展，不加 干涉。司马迁这些思想在“物质生产的社会关系及建立在其上的各个生活领域，都是以人身 的依赖性为特征”（注：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第一版，第60页。）的封建主义社会早期提出，却和近代思想家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 等的发展工商业的思想相差不远，真是卓有见地，令人钦佩。
上面，我们以《史记》的《货殖列传》为依据，分析了司马迁对历史发展道路及道德规范 、物质财富的生产和交换、主张采取经济放纵政策发展工商业等诸方面的论述，对其中的进 步的经济思想作了一个初步的探讨。诚然，司马迁的经济思想中也有唯心主义的成分，有自 相矛盾的地方，考虑到这不是论题的范围，恕不赘述。不过，我们始终认为，司马迁的经济 思想中的落后因素远非主流。司马迁由于其思想的进步性，并且具有渊博的知识，踏实的学 风，和朴素的唯物主义，加以司马迁所处的封建社会上升时期的生机勃勃的气象对他思想意 识的影响，使他有条件摆脱（虽然不是完全摆脱）传统的思想局限，对社会经济的发展有了较 客观的认识，因而使他在许多经济问题上，能够提出接近正确的见解。他的这些进步的经济 思想，我们认为，直到今天可能仍然有一定的启发作用，而继承他经济思想的合理部分，则 对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步伐，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为“谷”的繁体
＠②原字左纟右卢
古代商业的发展规律范文第2篇
【关键词】新课程改革 历史教学设计 策略
专题史教学是高中历史新课程中一道独特的风景线，它迥异于延续多年的中学历史教学的通史式教学，同时也给积极探索高中历史新课程教学的教师带来不少困惑。因此，专题史教学设计策略的探讨也为我们高中一线老师减少困惑甚至走出困惑提供了帮助。
新课标历史教科书总的编写思路是：遵循文明史观和全球史观的线索，采取“模块+专题”的编写结构，注意中国史与外国史之间的联系，采取必修和选修相互协调的课程结构，从根本上改变了建国以来占主流地位的传统编写模式，建立起了模块相对独立、总体整合的内容体系。但是这一全新的教材结构、内容及形式的急剧变化与学校、老师与学生的现状相适应需要一个过程。因此，专题史教学设计就要考虑和注意多种问题并提出应对的策略。
一、学生对专题史学习状况的适应情况调查
凸显以人为本关注人的发展是新课程改革的基本思想理念。通过多种渠道与学生沟通发现他们不适应高中历史新课程改革的主要原因有：
一是学生在初中时通史知识的基础并不牢固，新课程把学生初中历史知识的根基估计得过高。而高中新课标历史教材却又打破了通史体例，造成专题史教学跳跃性大，逻辑性差，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三个模块将历史知识固有的体系割裂，初中与高中新课标历史知识之间的过渡太陡，这就好比爬山时上山的阶梯都拿掉了，让同学们直接去爬悬崖峭壁，其难度可想而知———高中学生现有的知识储备难以适应高中历史新课程的知识体系。二是新课标历史教材没有系统的思路。经常教师上完一课以及一个单元（一个专题）后，学生没有理清线索，头脑中一团乱麻，紧接着又开始学习一个新的专题。这样学习历史导致学生难以形成正确的时空概念。课程内容的专业性太强，学生的学习量过于繁重。
针对调查状况以及自己近几年的教学实践经验，在历史教学设计上特做以下几个初探策略。
二、高中历史教学设计策略
（一）注重初高中历史知识体系的有机衔接、有机整合必修模块，树立正确的时空观
高中历史新课程专题史教学应注重初高中历史知识体系的有效衔接，在备课环节上下大功夫去钻研。
从目前初、高中课程标准的要求来看，中学生在初中阶段还是严格按照时间顺序学习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的基础知识，初步形成有关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的简明知识体系。学生在高中阶段可以打破时间顺序，学习专题史，在所学的专题上深化历史知识，同时注意培养学生触类旁通的能力。这样做既可以克服初高中历史课都学通史，教学内容重复率高的弊端，又可以克服初高中历史课都学专题史缺乏系统性的弊病，同时充分利用通史体和专题体的长处，让其优势互补，为学生搭建一个合理的历史知识结构平台。
然而，对于初中历史通史知识掌握不够扎实的学生来说，学习高中专题知识就有相当大的难度。时间逻辑是历史学科知识体系的重要内容，有了时间逻辑，我们就可以探讨“对的影响”；没有了时间逻辑，就可能出现“对的影响”的伪问题。高中历史新课程的大多数专题内容都是按照时间发展的顺序来排列的，例如要了解“古代中国的政治制度”，就需要学生对从夏到清中国古代各朝代的的大致演变有一个清晰的认识；要了解“列强侵略与中国人民的反抗斗争”，就需要学生能够按时间顺序排列从1840年至1945年间列强的主要侵华历史事件以及中国人民的反抗事迹。新课程内容是以专题的形式呈现的，相对而言，不太有利于学生建立起一个完整、严密的时空观，更何况基础差的学生呢？
因此，在进行每一节新课的教学，设计要以一定的初中历史知识作为铺垫时，适当为高中学生“补课”是必要的，这种补课不会占用正课的时间，可以几句话一带而过，但教学效果是明显的。例如，我在讲到高中历史必修二第5课《农耕时代的商业与城市》中“商业的发展”一目时，课文是按商—周—隋唐—宋元—明清介绍商业发展的，跳过了秦汉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和五代十国时期，我就在备课环节适当加进来并在课堂上简单补充介绍。当时就有学生表示自己再查资料了解这几段历史时期的商业发展状况。因而这种适当的衔接既是知识的衔接又是历史兴趣的衔接。其次，为了加强学生的历史空间观念，教师只要在现有教材基础之上，关注专题纵向知识结构的完整性和横向知识结构的联系性，从而引导学生探究表达、记忆和构建历史空间体系的策略。
（二）科学处理教学目标中的知识、技能与价值观的关系，实现历史学科功能
过去的《历史教学大纲》把思想教育作为历史教学的一项任务提出来，但在“知识主义”和“能力主义”思想的支配下，传统的教学目标以“双基”（基本知识、基本技能目标）为主，思想情感教育成了传授知识培养技能的附属品。而新课程标准从提高学生人文素质的高度出发，在知识与技能、过程与方法之外，把情感态度与价值观作为历史课程的重要目标提出，无疑使历史教学任务由传统的“双基”便成了“三基”（认知目标、应用目标、情感目标），她在统一融合知识、能力和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的同时，更加体现历史学科的人文属性。 转贴于
新课程标准在强调知识与技能的同时，更加重视情感态度与价值观。在课程目标方面更加明确指向五个方面：爱国主义情感；健全的人格和健康的审美情趣；求真、务实和创新的科学态度；民主和法制意识；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国际意识。通过对历史知识的传授、能力的培养，要养成学生乐观积极的生活态度，求真务实的科学态度，宽容释然的人生态度。《普通高中历史课程标准（实验）》把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目标与知识能力目标、过程方法目标放在三个不同的层面上，构成一个发展性的动态目标体系，这就为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目标的实现找到了有效的途径和依托———以过程和方法为手段，把情感领域（情感态度、价值观）和认知领域（知识、能力）加以整合，是学生认知发展与情感培养相结合。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始终有一个情感态度倾向，这种倾向可能是积极的，也可能是消极的。教师的责任就是要在传授知识的过程中，使学生形成积极良好的学习情感和态度，逐步养成正确的价值观。能力的培养、情感的体验、价值观的形成都需要知识的传递与技能的学习来落实，同样，通过能力的培养和情感的体验可以帮助学生更加有效地学习知识与技能，三者是一个整体，相互促进，相得益彰。
（三）体现新课改理念，创造性地使用教材
高中历史新课程专题史教学设计必须创造性地使用教材，树立“教材观”的新课程理念，教材只是课程资源之一，是实现教学目标的载体，我们必须确立由“教”教材向用教材“教”的基本理念转变。
新教材观认为，教材是国家课程方案和课程标准的主要载体，是学生在校学习的主要资源（而非唯一资源），是教师进行课堂教学的依据和抓手，而非“圣经”。对于历史教材，我们应将其视为课堂教学的重要资源，资源就应注意挖掘和充分利用。现代教学理论言简意赅地表达了教材的性质就是“不是教教材（课本），而是用教材（课本）”。所以，教师在明确教学目标开始设计具体的教学方案时，必须创造性地使用教材，灵活性地利用教材，使教材成为一种动态的生成性的资源。举例说，利用教材深入探究历史事物的本质和规律。首先是历史原因的探索，从直接原因到主要原因、根本原因；从主观原因到客观原因；从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探索和分析原因。其次，由表象深入探索事物的属性和本质，理解其本质含义。在此基础上，综合各方面因素，总结出历史事物发展的一般规律，如失败，直接原因是篡夺，主要原因包括革命党人的妥协等方面，根本原因则可以推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它决定了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妥协性。
（四）教学设计要与现实和学生的生活实践相结合，体现历史为现实服务理念
【案例】历史必修二《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一节教学时，某教师是这样进行的：先提出问题“什么是经济全球化？”并从生产全球化、资本全球化、贸易全球化说明了其表现，之后分析了经济全球化的原因，重点分析了WTO的推动作用。最后提出问题“中国加入WTO后，面临怎样的机遇和挑战？”让学生讨论。
【分析】从课堂教学结构方面来看，这节课是合理的，教学也是围绕主题而展开的。但经济全球化本身是时代感很强的话题，学生对全球化的感受和体验也比较多，教学时不应就书本而论书本，应当与学生的生活感受和生活经验结合起来，这样既可以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又可以化难为易，提高课堂教学效果，并且又增强了历史的亲切感。当教学内容本身时代感、现实感很强的时候，作为历史老师，就要引导学生从课堂走向生活，从书本走向社会。
【案例再设计】我们已经生活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说说你享受到了哪些经济全球化的成果？（由此引出经济全球化的表现）
到你所在地区的某企业做一调查，加入WTO后，该企业的生产和销售发生了哪些变化？（课前学生调查，引出加入WTO后所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古代商业的发展规律范文第3篇
关键词：战国商鞅农本思想激励政策
战国时期，商鞅在秦国的改革是最为彻底的。它不仅使秦国实现了由弱变强的重大历史转折，而且也是中国古代经济、政治发展的重要里程碑。商鞅变法后，不仅使秦国完成了由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转变，而且为中国第一次封建大一统局面的建立，奠定了基础。其中他的农本思想与对农业的激励政策所起的作用是非常之大的。
商鞅（前390～前338），又名卫鞅、公孙鞅，商鞅乃因其后来的封地而得名，是先秦法家最杰出的代表人物。他继承了李悝的法制思想，顺应当时的历史发展潮流，在秦孝公的支持下，在秦国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特别是以法治为依托，通过各种激励杠杆的运用，实施以强化农战为主导的发展战略，成效卓著，影响深远。成为我国先秦时期，以法治国，强化农战，富国强兵，大见成效的典型，具有划时代意义。
一、以农为本的战略思想
在中国先秦法家的经济思想中，从国家发展战略的高度认识农业的基础地位与作用，商鞅的思想观点是最为明确和突出的，也是最为深刻和富有哲理性的。他指出，“国之所兴者农战也。”“国待农战而安，主待农战而尊。”《商君书•农战》。“民不逃粟，野无荒草则国富。”《商君书•去强》。“壹务则国富”，“田荒则国贫。”这里，商鞅把农业看作是国家和社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是事关国家生死存亡的关键所在。农业发达，国家兴旺，农业贫弱，国家衰亡。由于中国古代的产业结构比较简单，农业是最基本的战略产业和基础产业，作为政治家的商鞅把发展战略集中在农业上，是符合当时形势发展需要的。战国时期，社会处于激烈动荡的兼并战争年代，在这种背景下，发达的农业和强大的军队，是治国平天下的首要条件。由此，商鞅认为，重农治军，富国强兵、是一个国家最为重要的发展战略。所以，他的一切改革措施，都是围绕强化农战进行的。一方面，他以法制为后盾，通过采用财税杠杆和各种专一于农战的措施，强化了农业，发展了农业，壮大了军队，使国家财政有了雄厚的物质基础。因为发达的农业，增加了国家的财政积累，为军队提供了充裕的军费。而军队征战的胜利，又增加了国家的战争收入。另一方面，他又用财税杠杆，有效地强化了农业和军队。
首先，商鞅特别强调了农业是富国之本，治国必须实施专一于农业的发展战略。他指出，在当时的条件下，不全力以赴地抓紧抓好农业，就会在争霸斗争中无立足之地。“国不农则与诸侯争权，不能自持也，则众力不足也。”《商君书•农战》。他认为，发展农业，国家首先要从政策上使农民专一于务农。“事本不可不专”《商君书•农战》。他强调“令民归心于农，是圣人的治国之要”。他认为，对于一个国家来说，能否在兼并战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取决于农业的强大，而农业能否兴旺发达，在很大程度上又取决于农业的从业人数，“百人农，一人居者王；十人农，一人居者强；半农半居者危。”《商君书•农战》。为此，商鞅充分发挥了李悝“尽地力之教”的思想，采取了一系列强化农业的有力措施。其基本精神是，根据农民求利的欲望，国家采取鼓励和强制相结合的办法，把农民固定在土地上，并以严明的赏罚使松散的农民专心于务农，使懒惰的人勤于农业，最大限度地提高农业的生产经营效率。
二、激励农业发展的土地政策
井田制是奴隶社会土地国有制的表现形式，到战国时期，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这种缺乏激励机制的土地模式，已基本上失去了调动农业生产积极性的激励作用，成为阻碍生产力发展的桎梏，已不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在这种形势下，商鞅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提出“为田开阡陌封疆”《史记•商君列传》。打破旧的国有性的井田制，承认土地私有，允许市场转让，这不仅对确立封建土地私有制的经济基础有重大的历史意义，而且对调动社会农业生产的积极性，发展农业生产力，有重大的激励作用。在当时奴隶制走向衰亡，封建制进入确立的历史条件下，封建土地私有制所激发出来的发展农业的生机与活力，其速度与效率，是衰亡的井田制所无法比拟的。所以，商鞅从制度上与政策上打破井田制的束缚，确立具有激励机制的封建土地私有制，是顺应历史发展潮流的重大改革措施，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商鞅推行的封建土地私有化的制度改革，是对旧的生产关系的重大变革，曾引起后世推崇井田者的非议。董仲舒认为土地兼并就是由商鞅“废井田，开阡陌，民得自由买卖”引起的(《汉书•食货志》)。王莽也持类似看法。由此看来，对商鞅的土地政策在历史上持有异议，但从历史发展规律与当时实施的效果上考察，商鞅的土地制度变革符合历史发展方向，具有积极的进步意义，是基本应当肯定的。确立封建土地私有制的合法地位，商鞅做得最为明确而彻底。这是对李悝“尽地力之教”的深入发展，它解决了如何从改革生产关系上调动人的积极性，提高土地利用率的问题。李悝只强调人的勤谨对地力的影响，但怎样才能使人的勤谨发挥出来，李悝的政策措施并不十分明确，商鞅进一步解决了这个问题。旧的井田制无法“尽地力”，劳动者没有积极性，商鞅这个办法，从地权上解决了“尽地力”的问题。在此基础上，商鞅还采取各种办法，使农民勤劳起来，提高农业生产。另外，确认土地私有制，固然首先对封建地主有利，但也同时有利于调动自耕农的积极性。这就使国家经济、政治建立在新的封建农业生产关系的基础之上，从而可以更好地发挥农业对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重大作用。管仲的“相地而衰征”，是在不触动井田制的条件下，通过税率与土地的质量与产量挂钩，体现一下农税的公平与效率。“初税亩”只是把田赋扩大到私有土地上，仍然保留着旧的土地关系，而商鞅则既改变了旧的经济基础，又采取了一系列的促进农业发展的激励政策与措施，商鞅的思想与政策，比管仲的“相地而衰征”和鲁宣公的“初税亩”要深入得多。
三、以财税和价格杠杆激励农业
在春秋以前的统治者中，大多注重财税对保证国家机器运作的作用，对财税调节事务特别是农业发展的杠杆作用是认识不足的。从春秋战国开始，特别是战国的政治家，不仅明确认识到财税和价格杠杆对影响事物发展的作用，而且从政策措施上把它自觉的运用到对农业发展的激励中来，其中商鞅在这方面作法尤为突出，并很富有成效。可以说，商鞅从思想上、制度上与政策上进一步强化了战国李悝的尽地利思想。
以财税手段奖勤罚懒，是商鞅促进农业发展的重要的激励政策之一。凡勤于耕织、生产粮食和织帛多者，可以免除徭役；对懒惰、经商和游手好闲或不务正业而贫穷之民，国家不仅不给以帮助而且要收容为官奴婢，强制从事各种劳动。是谓“大小僇力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史记•商君列传》。徭役是国家根据需要对劳动力的无偿占用，以免除徭役为手段鼓励耕织，这对社会特别是对农民是很大的激励。与此同时，减轻农税，提高粮价，增强务农的社会地位和积极性，也是商鞅激励农业发展的重要措施。商鞅认为，农税重，直接影响到农民的收益，进而影响到农民务农的积极性。“禄厚而税多，食口众者，败农者也。”《商君书•垦草》。只有减轻农税，做到“征不烦，民不劳”，才有利于稳定农业，达到“业不败，草必垦”的目的。为此，他把“赀粟而税”作为促进农业的一个办法，以粮为税，以迫使那些不从事粮食生产的人转而务农，否则就会在国家税收的压力下处于更加困难的地步。另外，粮食的价格也直接关系到农民收益的大小，对农民种粮积极性有很大影响，他明确指出，提高粮价有利于鼓励农民，限制不农之民。“食贵则田者利，田者利则事者众”《商君书•外内》。为此他提出了提高粮价的改革措施，增加农民收入，使更多的人乐于从事农业，并以此使“籴者不利”，于是“市利尽归于农”《商君书•外内》。
商鞅还主张以粮取爵，以此作为一项激励农业发展的措施，同时也有利于充实国家财政。“粟爵粟任则国富”《商君书•去强》。这样既推动了农业的发展，又增加了国家的粮食积累。以粮换爵始于商鞅，后来发展为秦汉定制。
限制工商，强化农战，也是商鞅强化农业的重要举措。商鞅虽然不否认商业的社会地位和作用，但他从重农的角度出发，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他所看重的是农商关系在发展中对立的一面。“农、商、官三者，国之常官也。”“农辟地，商致物，官法民。”《商君书•去强》。但他认为商业是非生产部门，用力少，获利多，“商贾之事佚且利”《商君书•算地》在他看来，商业的发展对农业的负面影响是主要的，重农必须抑商。认为商业发展有损于农业。“农少商多贵人贫。”《商君书•去强》。因此，重农就必须抑商。抑商的主要办法首先是以重税抑商。“不农之征必多，市利之租必重。”《商君书•外内》。以其食口之数，贱而重使之。”《商君书•外内》。对有损于务农的消费品如酒的税收更重。“令其十倍于朴”，即酒税为其成本的十倍。其次，禁止商人经营粮食买卖，使商“无得粜”，堵住了粮商谋利的渠道，从而使粮食经营置于国家的控制之下。与此同时，还规定，商人和社会无业游民只能以高价向国家购买口粮，使这些人感到“食贵，籴食不利”以转而从事农业。为了强化农战，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商鞅在改革中，竭力限制一切不利于农战的思想和行为。他规定，富者不得随意动用农村劳力为其大兴土木，修建房屋和其他各种设施。农户有多劳力不事农者，国家要征发徭役。禁止富者到农村闲住和游览观光，禁止读书人到乡下讲学，以防止农民受到消极影响而“怠于农战”，造成“田荒而兵弱”的不良后果。
四、实行因地制宜的人口管理政策，稳定和发展农业生产力
商鞅极为重视强化人口管理在农业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主张根据国情，因地制宜地采取相应的人口政策，并以此保证农业劳动力的稳定。“故有地狭而民众者，民胜其地；地广而民少者，地胜其民；民胜其地者务开，地胜其民者事来。”《商君书•算地》。而当时的秦国正处于人多地少、“人不称土”（《商君书•算地》）的状况，因此，必须加快人口增长。其办法是，一是以财税杠杆加快人口的自然增长，规定“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史记•商君列传》。二是以优惠条件引进人口，提出凡迁入秦国的人口，由官府安排住房，免其三代的赋役。“利其田宅，复其三世”《商君书•徕民》。出于发展农业，征发赋税徭役和强化社会管理的需要，商鞅极为重视人口的调查登记，使“四境之内，丈夫子女，皆有名于上，生者著，死者削”《商君书•境内》。并把壮男壮女，老弱病残加以区别，列出“壮男壮女之数，老弱之数”。他认为，富国强兵必须对人口及其有关情况有准确的统计和掌握。“强国知十三数：境内仓口之数，壮男、壮女之数，老、弱之数，官、士之数，以言说取食者之数，利民之数，马、牛、刍藁之数。”《商君书•去强》。并以此作为治国的基本依据。在重农抑商、强化人口管理的基础上，商鞅实行农战结合的方针。他把农放在战的前边，说明他了解到军队的强大必须以农业的发展为基础。他把军队与农业相提并论，说明了军队对当时国家存亡的重大作用。为此，他把勤于务农和当兵打仗荣立战功作为取得名利的唯一途径。“民之欲利者，非耕不得；避害者，非战不免。”《商君书•慎法》。这样做的目的是使“境内之民莫不先务于耕战，而后得其所乐”，做到“入使民属于农，出使民壹于战”《商君书•算地》。使举国上下致力于耕战的奋斗中去。
五、从名利的分配上，激励农业发展
商鞅对旧势力享有的财政分配特权采取了比李悝更为彻底的否定态度。废除了旧贵族享有的世封世禄制度，而以从事农战功劳的大小确定相应的财政特权。旧贵族如果在农战方面无功于国家，则不得列入享有国家财政优待的册籍。“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史记•商君列传》。这就等于取消了旧贵族享有的世封世禄。在打破旧的等级制的同时，按是否在农战方面有功于国家为标准，确立了新的封建制的财政分配标准。“有军功者，各以率受上爵”，“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贵无所芬华”，“明尊卑爵籍等级，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史记•商君列传》。按军功论田宅，不仅是对财政分配上的重大变革，同时更有利于激励农战的发展，增加秦国征战上的财政收入，并为新兴地主阶级按新的标准享有财政特权、登上历史舞台开辟了道路。商鞅的这一改革不仅有助于地主阶级上层通过军功取得名利，同时对于一些下层人民来说也提供了提高名利地位的机会。凡专一于农业，在战场上英勇善战，国家就给以名利。农业搞得好的，国家可以免除徭役。有军功的国家根据功劳大小分别给以不同的奖励。如，凡斩得敌甲士一人，赐爵一级《史记•鲁仲连邹阳列传》，《集解》引谯周云。同时还赐田一顷，宅九亩《史记•鲁仲连邹阳列传》，《集解》引谯周云。如果愿做官可做五十石俸禄之官。斩得二甲首者，可为百石之官《韩非子•定法》。斩得五甲首者，即可“隶五家”。在众多的将士中，能达到上述标准的当不在少数。奖有功，对国家来说是财政支出。但功对国家却又是一种贡献，总的来说，是功大于奖的。在奖励军功的同时，商鞅还改革了行政体制，设立了县制，改革了官俸制度。公元前350年（孝公十二年），商鞅把全国的乡邑合并为三十一个县。第二年，设官吏统辖。是谓“初为县，有秩吏”。县令由国家任免，并根据统辖范围的大小享有多少不等的俸禄。一般来说，万户以上的县，设县令，不满万户的设县长。其俸禄一般在三百石至一千石不等。令、长以下设有丞和尉。尉负责全县的军事，俸禄在二百石至四百石。还有一些在百石以下的小吏。相当于县长的六百以上的俸禄的官吏称为“显大夫”，斗食以下的低级官吏称为“有秩之吏”。这样，旧贵族的地方统治权便被解除，世封世禄被彻底打破。俸禄支出仅限于任现职的官吏。商鞅对民间还实行什伍连保法，设有严密的管理体系，对保证国家租赋徭役的征收起了很大作用。
六、商鞅农本思想与激励政策的几点启示
（一）树立牢固的重农意识
商鞅的农业发展战略和对农业的激励机制与政策，是他的农本思想与高度的重农意识的生动体现。而这种重农意识又是来自于长期经济生活实践活动的检验。历史与现实的实践都反复证明，农业在国民经济发展中具有不可替代的基础地位和战略地位。在国家的经济发展中，一旦农业出了问题，其他各个产业都会受到严重的制约与影响。现代的产业结构虽然比古代更为多样化、现代化，农业的产值和对GDP的贡献率远远低于二、三产业，但农业的基础地位和对整个国民经济的影响力及战略意义，仍然是关系到国家宏观经济健康发展和全社会稳定的战略性产业，农业的状况，仍然是决定国民经济能否持续、稳定、健康发展的基础与先决条件。它的地位与作用是其他任何产业所不能取代的。所以、传统的农本思想与重农意识仍然是我们今天强化农业的宝贵的精神财富。由此，只有真正在思想上树立高度的重农意识，才能提高强化农业的自觉性、主动性，以极大的热情，千方百计地把农业的事情办好。
（二）以切实有力的政策措施激励农业的发展
商鞅以法治为后盾所采取的大力强化农业的政策措施，具有鲜明的务实与可操作性的特征，使每一个下力务农的人都能深切地感受到政策的激励作用并从中受益。他把有关激励农业的各种杠杆包括名利的取得直接同农业的生产积极性和经营效益的大小挂钩，使战国李悝的尽地利思想更为制度化、政策化、具体化了。与此同时，商鞅在制定农业的发展战略和实施重农政策与激励机制的过程中，不仅考虑到农业本身政策的问题，也同时考虑到各种相关因素对农业发展的影响，特别注意从政策上制约和消除不利于农业发展的负面因素的影响。这对我们今天制定解决三农问题的政策措施也有重要的启示和借鉴意义。在三农问题上，不仅应在税收、价格和补贴等方面采取一些直接的惠农政策，还应对一些影响农业发展的相关领域采取相应的配套措施。如农业补贴，作为一项重要的公共政策，其运行不是孤立的，而是与其他各种事物有密切的的关联性。无论是这项政策本身还是实施的过程，都会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对这一问题，我们一方面，应在失践中不断的强化与完善农业补贴的各项政策，扩大补贴领域，延伸补贴的链条。另一方面，也应注意补贴政策执行过程中的各种相关因素的影响，特别注意采取相应的政策措施消除不利因素的负面影响。如在落实补贴政策的同时，应制止化肥、农药、农机、种子等涉农物资的同步涨价，防止惠农政策流于形式，起不到应有的激励作用。应充分体现惠农政策的综合性，既有直接的惠农政策，也有配套的间接性的政策，这样才会把惠农政策落到实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