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产业发展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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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产业发展报告范文第1篇
本报告由工信部信息化和软件服务业司指导，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软件产业所课题组成员承担了本报告的专题调研、数据整理、研究分析和报告撰写工作。但受限于研究水平及数据缺失等原因，本报告 所采用的测算模式及测算精度仍有很大提升空间，相关结论 也是一家之言，如存偏误，敬请批评指正。欢迎广大读者和研究人员对本报告的改进提出宝贵意见。
《2018年中国大数据产业发展水平评估报告》摘要
1、大数据产业发展水平评估指标的调整
依据大数据产业发展的新形势与数据来源渠道的变化，在保证主要指标一致性的前提下，对大数据产业发展水平评估指标进行了微调。主要调整内容包括：调整了区域大数据指标两个二级指标的数据来源，删减了行业大数据指标中的二级指标-市场空间，删减了企业大数据指标中的二级指标-研发强度，增加二级指标-海外业务。
2、区域大数据产业发展态势
态势一：2017年，国家大数据综合试验区依然引领产业发展，其所在区域的大数据产业发展总指数在全国大数据产业发展总指数的占比达37.54%。试验区内各省市指数较去年增幅均值为6.23，高于全国增幅均值的5.78，大数据产业发展速度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态势二：2017年，大数据产业集聚发展效应进一步凸显，长三角地区、珠三角地区、中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大数据产业集聚发展格局基本形成。
态势三：2017年，北京、江苏、广东、浙江、上海等五省市成为大数据产业发展第一梯队，其大数据发展总指数在全国大数据发展总指数的占比高达26.52%，领先的优势地位明显。浙江省大数据产业发展指数较去年增长12.71，成为全国大数据产业发展指数增幅最高城市。
态势四：2017年，我国东部、西部、中部、东北四个分区产业发展差异化明显。东部地区整体发展水平最高，大数据产业发展指数增幅均值为7.39，远超全国平均水平5.78，天津、河北、海南排名上升；西部地区未来仍有巨大发展空间，重庆大数据产业发展指数较去年增长10.12，增幅仅次于浙江省位列全国第二，宁夏、内蒙古二地成后起之秀；中部地区整体发展速度高于西部和东北，山西发力大数据产业，排名明显提升。东北地区辽宁继续蝉联区域榜首，辐射带动作用逐步凸显。
态势五：2017年，各省市大数据产业发展环境均呈现向好态势，各省市的发展环境平均指数为10.9，较去年提高32.9%，18个省市的发展环境指数高于平均值，占比达到58%，而发展环境指数在去年平均值以上的省市高达30个；同时，江苏、重庆、安徽等地由于组织机制进一步完善、区域信息化水平加速提升等因素影响，较去年排名增速明显。
态势六：2017年，全国各省市大数据产业发展水平均有提升，大数据产业发展总指数为363.9，较去年提升16.8%；
但受数据集聚开放水平、大数据产业规模、大数据企业主体等多种因素共同影响，各省市大数据产业发展水平仍存在较大差距，广东省以31.5的指数位居全国大数据产业发展指数榜首，引领全国大数据产业发展，而西藏、青海、甘肃、云南等10个省市的发展指数均在7以下。
态势七：2017年，全国各省市大数据应用水平均有明显提升，全国大数据应用总指数达到384.8，相比2016年提高15%，其中，贵州、上海等地增幅较大；同时，发达省市继续引领全国大数据应用发展，北京蝉联榜首，江苏、四川、浙江、广东、上海、福建等发达城市继续登榜前十。
3、行业大数据产业发展态势
态势一：2017年，我国行业大数据总体发展水平受各行业大数据发展水平受基础环境、数据汇集、行业应用等因素影响，各行业大数据发展水平整体呈现差异化态势，由高至低依次为：金融、电信、政务、交通、商贸、医疗、工业、教育、旅游、农业。
态势二：2017年，我国行业大数据发展水平的总指数为305.15，平均发展指数为30.51，行业大数据整体发展情况较好。其中，金融、电信、政务大数据发展指数值较为突出，分别为44.35、41.69和39.44。
态势三：2017年，我国工业大数据快速发展，智能化转型成效显著，工业领域指数为24.28，相较去年的15.41提升显著，基础环境、数据汇集、行业应用指数均有不同程度上升，尤其行业应用指数变化最大。
态势四：2017年，政策的持续优化使政务大数据的基础环境具有明显的优势，评估指数为74.58，比2016年高了12.14；政务大数据政策不断，基础环境发展指数为11.27，高于基础环境平均值的2.21，占整体指数的15.11%，继续高居首位；行业大数据基础环境发展平均指数值为7.46。其中，医疗大数据基础环境发展指数为10.83，高于平均值3.37，位居行业第二；同时，各行业应用发展水平较为均衡。
4、大数据企业发展态势
态势一：2017年，我国大数据企业依旧整体呈现“金字塔”状的实力分布，从金字塔上层来看，我国大数据企业发展指数高于50的企业数量占比仅为7.4%，与去年相比，中高区间的龙头企业发展指数均有不同程度的提升，体现出“强者恒强”的发展势头。2017年，随着新晋企业数量增多、初创企业发展活力不断提升，金字塔根基更趋稳固；专精特新的独角兽企业发展势头迅猛，成为我国大数据企业发展的中坚力量。
态势二：2017年，我国大数据企业基础画像指数呈现较为明显的三重集团趋势，可以分为领军企业（数量占比9.23%，指数跨度从62.50到10.46）、中坚企业（数量占比29.49%，指数跨度从9.89到1.00）、上升企业（数量占比为50.16%，指数跨度从0.98到0.001）三类企业。从构成占比上看，2017年，我国大数据领军企业占比基本维持不变，而中坚企业占比显著增加，上升企业比例对比2016年有较为明显的减少。
态势三：2017年，我国大数据企业技术研发指数呈现“龙头领先、中小微主体跟进”总体趋势，技术研发指数超过10的龙头企业数量占比为9.85%，低于10的企业占比达到90.15%。大数据企业技术研发指数平均值为4.06，同比2016增长了3.18%，其中，以华为、中兴等通信企业和BAT等互联网企业为代表的TOP20龙头企业的技术研发指数同比2016年增长了5.73%。
态势四：2017年，我国大数据企业市场拓展指数呈现出“龙头带动、全面壮大”的分布格局，我国大数据企业市场拓展指数小于30的企业数量占到92.88%，指数超过30的大数据企业占比为7.12%。与2016年相比，龙头企业依旧强势引领大数据市场，中间企业及长尾企业亦积极拓展市场版图，行业整体呈稳步发展态势。
态势五：2017年，大数据企业尤其是骨干企业发展集聚态势进一步强化，绝大多数企业集聚在北京、天津、山东、江苏、浙江、上海、广东、福建等东部沿海信息技术产业基础较好的省市。与2016年相比，东北、中西部等重点城市，以及乌鲁木齐、呼和浩特等地的大数据企业集聚化趋势日益明显。
态势六：2017年，我国产业环节大数据企业聚焦数据采集、数据存储、数据预处理、数据分析、数据可视化、数据流通，跨度从19.48到6.87，发展指数相对比较均衡，数据分析环节企业发展指数水平相对突出，发展指数达到19.48，数据大数据分析挖掘环节必将涌现出更多的独角兽企业。与2016年相比，大数据分析环节指数增长3.8，其他环节指数均有不同程度下降。
态势七：2017年，我国重点行业大数据产业企业聚焦政务、工业、健康医疗、交通、农业、金融、教育、能源等17个行业领域，企业平均发展指数为23.36，最高的安防大数据企业发展指数达到35.71，最低的能源大数据企业发展指数为16.89。与2016年相比，主要行业大数据企业平均发展指数同比增加了0.25，大多数行业发展指数都稳中有进，除安防领域初步定型，同比2016年降低了4.01，其他重点行业领域指数均有不同程度上升。
态势八：2017年，我国特色细分领域大数据企业主要分为三大阵营，与2016年相比，三大阵容的特色细分领域发生了明显变化。一是从事人工智能相关的龙头企业处于第一阵营，平均发展指数维持在21左右；二是从事工控安全、数据库、区块链、征信分析、商业智能BI、数据中心IDC、数据营销、基因测序等10类细分领域大数据相关业务的龙头企业处于第二阵营，平均发展指数处于13.97到17.78之间；三是以虚拟现实、开源技术和车联网为代表的第三阵营，整体发展指数相对略低，处于12左右。
5、大数据产业发展趋势研判
2018年我国大数据产业发展的主要趋势有：
1、产业将持续保持快速增长态势。预计2018年我国大数据核心产业规模将突破5700亿元。
2、融合渗透效应向更深层次延伸。延伸方向既包括经济运行、社会生活等应用领域，也包括物联网、人工智能等关联技术。
3、制造业数字转型作用日益凸显。以大数据驱动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的新模式、新业态将不断涌现。
4、技术创新仍是产业发展主基调。大数据领域核心关键技术将加速突破，跨学科、跨领域交叉融合技术研究将成为发展重点。
5、产业集聚特色化发展态势逐步显现。国家大数据综合试验区建设的不断深入，一批省级大数据产业集聚区将进一步优化资源配置、形成集聚效应、发挥辐射带动作用。
金融产业发展报告范文第2篇
关键词：幸福导向；型企业；发展；对策
中图分类号：F0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913X（2012）08-0186-01
一、“幸福导向型产业”的提出
“幸福导向型产业”作为广东省第十一次党代会报告的一大亮点，是国内首次提出的新概念。书记在报告中提出，“大力发展健康服务、节能环保、休闲旅游、文化创意等幸福导向型产业，引导转型升级的方向”。“幸福导向型产业”这个概念随之首次亮相。“幸福导向型产业”这一概念的提出是基于人类社会的必然趋势，也符合广东的发展实际。近年来，广东在经历了多年经济的快速增长之后，全省经济总量已经位居全国前列，推出的诸多“倒逼”政策，促使越来越多资本、土地、劳动力向更多附加值、更多技术含量、更高端方向聚集。今年的广东省党代会报告淡化GDP数字，消除GDP崇拜，而创造性提出要发展幸福导向型产业，体现的是在指导观念上更加重视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表明广东今后不仅是发展产业，还要在发展中带来物质享受，让老百姓普遍体会到幸福。正如广东省社会科学院产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向晓梅所言，幸福导向型产业体系的构建，将让广东的产业转型升级“见物又见人”。
二、幸福导向型产业的内涵分析
界定幸福导向型产业内涵是研究幸福导向型产业以及制定幸福导向型产业政策的起点，既要体现幸福导向型产业的导向，也要体现幸福导向型产业的特征，更要体现幸福导向型产业的外延。幸福导向型产业的核心是“以人为本”，这使它不仅具有经济学的意义，同时还兼具社会学的意义。传统的产业转型升级“只见物不见人”，而幸福导向型产业则要求产业转型升级“既见物又见人”。它从人们现实需求出发，从最低层次的衣食住行需求到精神生活追求，淡化了GDP崇拜，更加注重追求经济发展的质量与效益，对纠正唯利是图、金钱至上等错误片面的价值观具有重要作用。具体而言，可从以下三方面来理解幸福导向型产业：
第一，幸福导向型产业必然是共享式发展。虽然短期内幸福导向型产业所贡献的GDP和财政收入增长，无法与传统的一些大型产业项目相提并论，但该产业的发展自始至终就非常注重将产业发展成果惠及绝大部分民众，所追求的不再是物质的“数量”而是生活的“质量”，而绝不是将产业发展高端化、富贵化，让普通老百姓享受不到。
第二，幸福导向型产业必然是跨越式发展。“不怕起步晚，就怕起点低”。作为欠发达地区，发展幸福导向型产业，必须摒弃以往片面追求“规模型”或“数量型”的发展思路，科学进行产业发展规划，通过广泛应用网络技术、低碳技术等高新技术，以高品质的幸福需求引领和带动“幸福导向型”产业的跨越式发展。
第三，幸福导向型产业必然是生态文明式发展。世界科技和产业革命变迁史表明，建立在旧工业文明和物质经济之上的传统经济发展模式，会使人类陷入人与自然冲突的严重生态危机。可预计，下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的领头产业，必定是能破解这种生态危机、以追求人类幸福最大化为根本动力的一组新兴产业群。幸福导向型产业必然是一种走生态文明之路、符合可持续发展理念的新兴产业。
三、广东发展幸福导向型产业的对策建议
幸福导向型产业，既是广东瞄准全球产业革命新趋势、继续争当全国改革开放排头兵的战略举措，也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加快转型升级、建设“幸福广东”的必由之路。围绕幸福导向型产业的内涵和特点，结合广东产业发展实际情况，提出以下五方面的对策建议。
（一）树立正确产业发展观念
幸福导向型产业是一个全新概念，是幸福社会必不可少的、提升老百姓生活水平的产业，需要树立正确的产业发展观念。面对全球新的文明转型和产业变革调整，广东必须围绕人由“生存”到“发展”的多元幸福诉求，认真考虑人的生存快乐和内在需求，在设计新产品和开发新服务时注入更多人文理念和人文关怀，率先发展节能环保、生物医药、公共安全智能监控等与重大民生需求密切相关的“幸福导向型”新兴业态。
（二）制定一揽子政策促进产业发展
建议根据“幸福广东”建设需求，选准最迫切、最需要培育的重点产业领域，集中力量进行攻克，带动产业体系整体突围，并培育和扶持一批幸福导向型产业的重点企业和示范基地。同时，围绕健康服务、低碳环保、时尚创意、体闲旅游、数字娱乐等幸福导向型产业重点领域设立财政专项资金予以支持，重点对惠及民生的战略性新兴产业重大项目、前沿关键共性技术研发和重点产业集聚园区予以一定的税费返还和贴息资助，形成政策叠加倍增效应，推动“幸福导向型”产业成为广东经济的新增长极。目前，广东省委省政府已经做出了具体工作部署和安排，包括出台“培育幸福导向型产业体系”等八项行动计划，并将专门制定出台“幸福导向型产业”发展的五年规划。
（三）着力推进产业协同创新
以制定实施幸福导向型产业技术路线图为着力点，集中力量开展产业领域的关键共性技术和重点产品的研发攻关，实现创新链和产业链的双螺旋融合，协同推进幸福导向型产业技术创新。同时，建议广东从“民生幸福”角度出发，大力开展幸福导向型产业领域的“三部两院一省”产学研合作，实现市场需求拉动与科技创新驱动协同用力。此外，广东也要围绕“幸福导向型”产业重点领域，规划和建设一批共性和关键技术创新平台，重点规划建设民生科技成果转化公共服务平台。
（四）不断加大科技金融支持
建议广东依托已有的科技型中小企业贷款风险准备金和省市联合风险准备金，引导银行加大对幸福导向型产业信贷支持。争取设立广东“幸福导向型”产业风险投资引导基金，积极发展私募基金、产业基金等新金融业态，构建起行之有效的风险分担机制和特别融资机制。支持金融机构推出专门针对“幸福导向型”产业的金融创新产品，探索健康服务、节能环保、休闲旅游等幸福导向型产业的知识产权质押融资新模式，并推广股权质押、应收账款质押、存货质押、订单融资等创新型融资工具。
（五）规划建设幸福导向型产业集聚区
建议广东以高新区、民营科技园区、产业转移园区、现代服务业合作区以及专业镇等为载体，促进生物医药、绿色低碳、智能产业、文化创意等“幸福导向型”新兴产业的集聚发展，打造幸福导向型产业集聚区。各个集聚区要加快公共服务平台建设，构建集信息、研发、金融、培训、检测为一体的综合服务平台，为入区企业提供配套服务。广东可重点推进高端创新资源向广州中新知识城、广州科学城、国际生物岛、东莞松山湖科技园区、深圳国家高技术产业基地、顺德中国南方智谷、中国农业科技华南创新中心等创新型产业集聚区集聚。推动广州、深圳、佛山三大汽车整车产业基地，广州设计港、国家网络动漫产业基地，广东数字家庭国家产业基地的建设和发展。
参考文献：
金融产业发展报告范文第3篇
日前，中国节能环保集团公司和中国工业节能与清洁生产协会（筹）联合了《2010中国节能减排产业发展报告――探索低碳经济之路》。该报告以节能减排产业为研究对象，对中国节能减排产业总体状况进行全景式的描述，集中分析中国环境保护及节能减排现状，着力挖掘和探求我国节能环保产业的技术与投资机会，为我国节能环保产业的发展提供判断、预测和展望。该年度报告是第二次，已经成为中国节能减排领域权威的大型年度蓝皮书。（易 珏）
山东邹平：占领低碳生态县域经济制高点
山东省邹平县于2010年12月26日签署“构建低碳邹平”合作协议，将国际能源管理理念、技术资源以及多元化的资金渠道整合到邹平低碳节能的平台上，形成由政府引导、企业参与、金融支持的市场化节能减排有效机制。
邹平县以科学发展观统领全局，跨入全国县域经济基本竞争力百强、全国中小城市科学发展百强、全国中小城市最具投资潜力百强行列。2009年，总书记与总理先后亲临邹平视察。2010年11月，国务院正式批复邹平经济开发区升级为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这是山东省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县域内设立的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为邹平今后又好又快发展搭建了更大平台。邹平县率先提出构建低碳邹平的发展战略，会带动我国县域经济向更加科学和更加国际化的城市运营模式发展。(梅淑娥)
SYBASE推出金融服务业风险管理软件
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后，在信贷和金融领域，如何用管理软件降低企业风险的呼声越来越高。作为全球领先的移动软件公司Sybase，针对市场需求开发的流动性管理套件(LMS)目前正式面世。这一软件为全球金融服务业提供了各式各样的新模块，可以让金融企业能够实现全方位、企业级的流动性管理,保证营业成本降到最低,同时将营运风险最小化。
Sybase流动性管理套件为银行出纳和融资经理提供来自企业内部的更及时的整合信息，便于更密切地管理当前流动性资金，并做出更及时、更具战略意义的融资决策。有鉴于美国由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在后危机时代，企业对流动资金的有效管理就显得尤为重要。Sybase流动性管理套件可为企业快速投入营运并提供更细化的业务流动性观察，从而满足企业降低管理风险的需求。
新疆兵团八十三团兵地联运带动商业发展
金融产业发展报告范文第4篇
关键词：软件产业；机遇；必要性；路径选择
中图分类号：F426.67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31(2012)03－0076－03DOI:10.3969/j.issn.1003-9031.2012.03.19
软件产业是新兴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发展软件产业是加快海南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重要策略之一，海南银行业必须切实把握当前软件产业的发展机遇，着眼于推动海南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发挥金融在资源配置中的重要作用，主动服务，大胆创新，拓宽科技金融合作平台，力促海南软件产业腾飞。
一、海南软件产业发展面临的机遇
（一）世界经济变化潜在的契机
一方面，世界经济发展格局变化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机遇。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全球成了一个利益共同体，金融资本将在不同国别或地区的金融市场间重新做出配置，将推动部分资本进入中国市场。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也在同步提升。另一方面，经济全球化与产业转移拓宽软件产业发展空间。经济全球化日益增强，海南将有更多的机会利用国外资本。随着我国经济高速增长和改革开放力度的不断加大，大量国际资本对海南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这种大环境也为海南更好地利用国外的货币资本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会。随着信息技术和网络的发展，核心技术研发和产品制造呈现逐步分离的趋势，越来越多的资金、生产活动乃至部分科技研发将从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移，从高成本地区向低成本地区转移。特别是金融危机全面爆发后，发达国家产业转移态势势必加快，以对冲本土经济不景气带来的不利影响。海南拥有低成本的劳动力资源、优良的信息及交通设施等，有条件成为承接国际、国内软件产业转移的重要地区，这些都为海南软件产业成长和升级带来难得的历史性机遇。
（二）国家宏观和区域政策的支持
国家对软件产业的大力支持以及对信息化建设的推动是软件市场繁荣发展的强大动力。2009年2月18日，国务院审议通过电子信息产业调整振兴规划，出台了多项措施支持国内软件产业。同时，规划鼓励软件优势企业进行兼并重组，促使金融机构优先对重组企业给予支持，并提出了国产软件替代计划，主要内容是逐步将政府部门使用的国外软件替换为国产软件，软件服务行业将迎来难得的发展机遇。早在1997年，海南省委、省政府把信息智能岛建设作为信息化的战略重点，出台了《加快信息智能岛建设意见》和《海南省“信息智能岛”规划框架》等信息化建设的纲领性文件。2010年底，《国务院关于推进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发展的若干意见》提出，要“加快建设海南生态软件园，鼓励和吸引国内外知名信息技术企业向园区集聚，根据国家软件产业发展规划和产业基地建设总体布局，积极支持海南发展软件和信息服务业，逐步形成软件产业基地”。海南省政府工作报告以及海南省“十二五”规划也明确提出，要优先发展高新技术产业，重点支持海南生态软件园建设，体现了海南省委、省政府对海南生态软件产业发展的重视和期望。
（三）区域经济发展的带动
一是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简称自贸区）的辐射与带动。随着自贸区逐渐建成，海南与东盟国家的合作会更便利，合作领域会更广泛，而在合作中不断提升的海洋产业、旅游业、热带高效农业，都需要以产业信息化作为有力支撑。二是博鳌亚洲论坛的辐射与带动。自2001年博鳌亚洲论坛落户海南至今，海南省已与论坛形成了相得益彰的密切联系，使海南一次次成为国际关注的热点地区，推动了海南的国际化进程，为各界尤其是产业界与外界的沟通合作提供了更现实的平台，为海南经济的发展做出越来越大的贡献。三是“泛珠三角”区域合作的辐射与带动。“泛珠三角”区域经济发展，为软件产业发展提供了巨大的市场需求。首先，“泛珠三角”区域已形成较大规模的传统产业，随着市场的饱和与竞争的加剧，急需调整、优化、升级，信息化改造是其优化升级的重要内容。其次，“泛珠三角”区域产业结构重化和高新技术化趋势明显，汽车、石化、钢铁等重化产业迅速崛起，电子信息、新材料、生物医药等高新技术产业迅速壮大，对软件产业的需求拉动不断加大。再次，“泛珠三角”区域城市化处于不断深化、完善阶段，重大基础设施相继建设，电子政务、电子商务及其他信息化应用如火如荼，经济社会信息化不断推进，有力支持软件产业的快速发展。此外，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框架协议下，“泛珠三角”区域与东盟国家的经济、技术、人才、贸易合作日益紧密，海南软件产业将同时面临“泛珠三角”及东盟两大市场，未来发展空间更为巨大。
（四）巨大市场需求的拉动
一是国内软件业发展迅速，存在巨大的市场需求拉动力。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软件产业发展连续增长率是全球经济平均增长率的5倍以上，软件和信息服务业成为世界第一大产业，软件产业存在巨大的市场需求拉动力。二是海南“信息智能岛”建设提供良好的市场需求。信息化是世界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大趋势，也是我国产业优化升级和实现工业化、现代化的必经之路。海南省“信息智能岛”建设围绕建设新兴工业省、热带高效农业基地、热带海岛休闲度假胜地的“一省两地”产业发展方针，打造信息化服务特色、产业发展特色和体制创新特色，推进信息化与工业化的融合，推广信息技术改造传统产业，促进海南协调发展，推进软件和信息服务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毫无疑问，软件产业发展将为推进“信息智能岛”建设注入强劲动力，同时“信息智能岛”建设的推进，必将为海南软件企业提供更良好的市场需求和更广阔的发展空间。
二、海南银行业支持软件产业发展意义深远
（一）支持软件产业发展促进经营转型
经营战略转型是根据海南银行业应对内外部环境变化，以及资本约束的要求所做出的战略选择。在业务发展方式上，要从外延粗放型增长向内涵集约型增长转变。软件产业方面投资热将会长期存在，而从消费角度看，软件产业产品也是与日俱增的消费热点。以海南生态软件园为例，尽管2010年9月首批企业才开始入驻园区，但截至2011年6月末，入园企业已达181家，入驻规模超过1000人，在2010年实现产值13.8亿元的基础上，2011年上半年园区已实现产值11.4亿元，预计全年园区将实现产值30亿元。到“十二五”末，园区将发展成产值达百亿元级的高新技术产业园区[1]。因此，支持软件产业发展，对于促进银行经营转型，尽快完成资产结构的调整和优化，实现收入来源的多元化，具有重要的意义。
（二）支持软件产业发展促进业务创新
软件产业是世界公认的朝阳产业，也是银行扩大客户基础、优化资产结构的重点新兴业务领域。作为新兴产业，要实现产业发展升级，必然对金融业提出更高服务要求，银行在跟进中必然顺势而为，针对产业特点，立足金融创新，适时研究推出金融创新业务，全力推进服务创新、产品创新、流程创新，不断提高服务创新能力、效率和水平，以创新促进产业对接，以创新促进产业发展。
（三）支持软件产业发展促进政策落实
近年来，从中央到地方出台了一系列鼓励软件产业发展的政策措施，特别是2009年2月18日，国务院审议通过了电子信息产业调整振兴规划。并在“十二五”规划中，把软件产业作为转变增长方式、调整经济结构的重要举措。为落实上述规划和指导意见，强力推进海南软件产业发展，海南省专门出台了《海南省鼓励软件产业和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政策》，设立电子信息产业发展资金，支持园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建设运营、省级政策性补贴和奖励、重点研发项目资金配套、园区公共技术平台建设、国际国内市场拓展和服务外包、高级人才引进与培养等，为海南软件产业发展，引导软件产业形成产业集群，推动信息产业快速发展提供了政策保障。海南银行业发挥自身作用，打破融资瓶颈，支持推进软件产业发展，提高金融与经济发展的契合度，是贯彻落实国家政策的具体行动。
三、海南银行业支持软件产业发展的路径选择
（一）提高金融支持软件产业的认识
发展生态软件产业，对于加快海南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调整海南经济产业结构，构建内涵增长模式，丰富国际旅游岛建设内容，促进海南新一轮经济繁荣和可持续发展，意义重大。因此，海南银行业应着眼于长远和全局，掌握新科技知识，把握产行业政策，提高金融支持生态软件产业的认识，并进行涵盖认知、产品、机制、人才、文化等内容的一系列改革，从而把兴奋点从房地产等领域转移到软件产业等战略性新兴产业上来，以信贷结构调整促进经济结构的优化升级，使其业务经营与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金融需求相适应，增强应对经济形势变化的能力，在支持经济社会科学发展的同时，实现自身又好又快发展，不断提升核心竞争力。
（二）强化金融支持软件产业的研究
必须密切跟踪软件产业的相关政策，加强行业研究，准确把握该产业的发展方向，确保支持做到有的放矢。同时，积极整合内外部资源，为支持软件产业提供智力支持。将具有行业分析专长、信贷管理经验丰富的系统内人员纳入专家库，以提供智力支持。从外部聘请相关行业专家，通过培训、咨询等方式给予指导。对战略性新兴产业中难以准确把握风险的项目，通过外部专业机构进行评估，提高风险识别的全面性和准确性。
（三）优化金融支持软件产业的信贷资源配置
海南银行业要在充分研究银行自身资产规模、行业结构和未来增长速度的基础上，合理确定软件产业信贷业务在本行全部资产组合中的比重，合理配置信贷资源，科学把握信贷投放节奏，并动态调整、严格掌握。综合考虑信贷风险、成本补偿机制、政策扶持等因素，对资源丰富或形成产业集群效应的地区，拥有技术基础、成本优势、政策扶持的企业，实现重点领域关键技术突破的企业，以及关键零部件产能扩张及技术升级的项目给予重点支持，要根据软件产业的不同发展阶段采取差异化信贷策略。
（四）加大金融支持软件产业的业务创新
要把握软件产业的发展规律和特点，根据产业主体的不同，积极拓展金融服务的手段和方式，设计专项的融资方案。比如，对海南目前已着力发展的软件和服务外包等操作性强的新兴软件产业企业或项目，海南银行业要抓住机会，积极支持。对于新产品开发前景不确定、不能提供有效担保的新兴产业企业或项目，则可以考虑通过创新中间业务产品和服务方式，将其需求潜力转化为产业发展的动力。加快开发多元化、多层次信贷产品，除传统贷款、银行承兑汇票、票据贴现等业务外，还要加大为企业提供投资理财、财务顾问、融资租赁等金融服务的力度，不断丰富和完善商业银行的信用品种体系，建立信贷支持软件产业的长效机制。同时，软件产业融资需求巨大，短期内利润回报有限，造成其资产负债率普遍较高，限制了其债务融资的能力，股权融资成为其成长阶段最主要的渠道，必须以多种创造性方式为战略性新兴产业提供资本金。比如可采取“信托+理财”的方式，由银行发行理财产品募集资金，然后委托信托公司对企业进行投资，也可以发起成立软件产业投资基金，对受政策扶持产业进行支持。
（五）提高金融支持软件产业的风控能力
由于软件产业产品研发和产业化存在较大风险，正确处理业务发展与风险控制的关系。必须严格执行国家产业政策与信贷政策，注重提高风险管理的水平。尤其针对战略性新兴产业初期高投入、高风险的特征，要把好调查、审查关，综合考察企业综合竞争实力、风险承受能力、发展前景等因素，切实落实各项贷款担保条件，防止盲目投入，形成信贷风险。必须建立对软件产业的风险监测分析预警制度，加强对信贷资金使用的监控及流向的跟踪检查，控制集团客户、关联企业贷款风险，防止多头授信等情况的发生。必须对于单个客户、单个项目、单笔信贷业务，要严格按照信贷政策制度规定，按条件、权限、程序办理，并加强贷后管理，密切关注宏观调控政策、行业和区域经济发展情况、客户生产经营管理情况的变化，制定风险预警信号处置方案。必须提高风险管理的专业化水平，通过聘请行业专家实地考察，出具专家意见书，借用外脑辅助银行信贷决策，切实弥补银行在专业技术上的短板，改变由于信息不对称导致银行风险管理工作的被动局面。
（六）增强金融支持软件产业的整体合力
软件产业是新兴科技和新兴产业的深度融合，必须通过整合金融与科技信息资源，建立对知识产权的评估体系，联合银行、科技部门、行业协会等共同搭建信息筛选平台，使金融与科技顺利对接，弥补银行在技术风险识别和控制方面的劣势。同时，建立起与发展战略性软件产业相容、充分体现激励导向的内部管理体系，以传递和落实各项战略意图。加强与当地政府、投资、节能主管部门的合作，逐步建立与软件产业主管部门的定期沟通机制，加强信息共享，及时掌握风险变化趋势，定期完善客户信息资料，及时风险预警。同时，新兴产业知识产权登记、安全信息管理等涉及政府相关管理机构较多，各机构之间的工作机制和工作流程要进一步优化，切实提高工作效率。此外，随着海南省政府对战略性新兴产业扶持政策日渐明晰，海南银行业也要主动加强与财政等政策性手段的配合。
金融产业发展报告范文第5篇
一、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最新进展
在近几年整体经济增速放缓的背景下，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成长速度明显高于传统产业，显示出强劲的增长态势。国家信息中心的报告显示，2013年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在工业经济总体弱势中逆势上扬，部分产业增长速度达到工业经济总体增速的两倍左右，部分行业利润增速及主营业务收入利润率均高于同期工业总体增速。产业多领域实现重大技术突破，打破国外技术垄断，达到国际领先水平。各产业相互交融，涌现了一批新业态、新模式。战略性新兴产业已成为支撑产业结构调整、推动经济转型的重要力量。由于国家统计局目前尚未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统计数据，因此，无法从国家层面获知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总体发展状况。但国内一些省市已经开始统计本地区的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状况。以下从国内一些省市公布的2013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中（参见表1），我们可以获取相应的数据，从而“管中窥豹”地推导整个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现状。
资本是行业成长的血液。战略性新兴产业良好的发展前景吸引了大量投资资金持续向其聚集。中国在新能源项目方面的投资已经达到世界第一。来自第十五届高交会的信息显示，2013年1―6月，在节能环保领域，生态保护和环境治理业、废弃资源综合利用业固定资产投资累计同比增速分别高达31.8%和54.5%。在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通信设备、电子元件、专用设备行业分别完成固定资产投资394亿元、989亿元和589亿元，同比分别增长46%、28.1%和31.8%，互联网及相关服务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65.4%。在生物领域，医药制造业固定资产投资累计同比增速达33.7%，2013年上半年实际增发的126家A股上市公司中生物领域企业占比达8.7%。从各地的情况来看，2013年，浙江省战略性新兴产业投资1881亿元，占工业投资的26.8%，增长13.8%；广东主要中资金融机构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贷款余额为2486亿元，比上年末增加145亿元，知识产权质押贷款余额16亿元，同比增长36.7%；股权质押贷款余额916亿元，同比增长30.3%。显然，持续的高投资对“十二五”以来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高成长起到了关键的支撑作用。
二、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中的金融不协调
考察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中的金融支持需要把产业周期和投融资相结合。以上述标准考察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近四年来的发展轨迹，可以发现一直存在着战略性新兴产业与金融之间的不协调，具体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产业发展阶段与融资形式之间的不匹配
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从不成熟到逐渐成熟，其供给资金的风险也在逐渐减小，因此，供给资金的种类应当是从可承受高风险的资金逐渐下降，前期进入的资金应该是能够承受最高风险的。在美国硅谷，新兴产业的快速发展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大量的风险投资支持，正是风险投资的进入将早期项目转化为相对成熟的企业，之后大规模的银行资金才可以进入。反观我国的情况，由于资本市场的发育不成熟、不完善，本应该发挥“主力军”作用的风险投资却出现“缺位”。调查显示，中国风投业早期投资项目数和投资额只占全部投资的8%左右，且还呈下降趋势。国内风险投资运用的另一个倾向是日益靠近银行资金的运作模式，目前不少风险投资等同于一般的管理资产，许多机构虽然被称之为风险投资，但已成为“保险投资”。从国际经验看，风险投资主要集中在企业发展的前端，近来更有向萌芽期延伸的趋势。相比之下，我国风险投资的运作更凸现出我国风险投资团队对新兴技术项目的技术发展路线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律的认识明显不足。
（二）产业特征与金融供给模式服务对象的不匹配
银行间接融资一直是我国企业融资的主渠道，而银行在发放贷款时容易接受的资产大多是房地产、大宗原材料、存货等固定资产或实物资产等有形资产，而战略性新兴产业中企业又大多以拥有知识产权等“软资产”居多，固定资产等传统抵押品较少。例如，节能环保、生物、新材料等新兴产业中的多数企业普遍拥有专利权等无形资产。如此的错配造成许多战略性新兴产业中的企业无法获得来自银行的资金支持。
（三）产业领域中企业构成与银行贷款取向的不匹配
整个战略性新兴产业中75%以上的企业是中小企业，大型垄断企业较少，在生物、新材料等部分新兴产业领域中小企业所占比重更高。从以往的经验看，作为融资主渠道的银行大多按照“贷大、贷集中”的客户授信模式运作，而这并不适应战略性新兴产业“小、散、专”的行业主体结构。因而，与一般性的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相类似，但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中小企业的融资难问题更突出。从实际的信贷投向看，银行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信贷支持主要集中在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制造等行业，而且多数贷款投向了上述两个行业中的大型企业，而生物、新材料等行业中大量中小企业的融资难问题依旧突出。此外，中小企业的风险问题较为突出，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的高科技企业更是如此。以北京中关村地区为例，据有关金融管理部门统计，该地区所属企业存续3年以上的不到40%。中国银行业的规模结构显示，大型银行占据主导地位，总资产占大、中、小三类规模银行总计的65%，主要以贷款形式出现的对非金融性公司债权占63%，吸纳的储蓄存款更是占到78%以上；而理论上主要面向中小企业的小型银行总资产仅占13%，对非金融性公司债权占12%。
回顾战略性新兴产业过去几年的发展，上述三点不匹配状况与战略性新兴产业“随影而行”，一直仍没有发生实质性改变。其中，产业特征与金融供给服务对象的不匹配是由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固有特性所致，否则就不成其为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构成与银行贷款取向的不匹配属于中小企业贷款难问题在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的反映。这两个问题具有普遍性。赛迪智库的新近调查显示，目前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资金来源的前三位是政府资助（包括政府设立的产业发展基金等）、银行贷款和企业自有资金。银行融资成为主渠道与我国的经济体制及历史有密切关系，属于“中国特色”的产物。政府性基金的设立则是由于现阶段我国政府还掌握了大量的金融资源。2011年，中央财政设立了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专项资金，至2011年底，全国共有24个省市设立了战略性新兴产业专项资金。政府性基金进入战略性新兴产业可由政府分担行业成长的成本与风险，但却有可能丧失了市场筛选的功能，且由于财政性资金的“软约束”性质，其使用效率并不高。
总的来看，资金的供给仍然远远不能满足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中企业的资金需求，致使产业成长的潜在可能性未能充分释放。数据显示，我国目前有90%左右的科研项目没有成功转化成现实生产力。之所以如此，有50%以上的原因来自资金制约。从上述两个主要资金渠道――政府资金与银行融资来看，财政资金等政策性资金的覆盖面很低，风险分散与补偿机制也不完善。有关北京中关村地区的调查显示，即便在财政较为宽裕的北京中关村地区，财政资助资金对企业的门槛也依然较高，扶助资金规模不足园区企业上缴税费的2%。银行在参与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时还缺乏合理的授信方案和风险缓释措施，在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过程中还缺乏银政合作的政策扶持和资金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知识产权的界定、处置不够清晰，也导致知识产权质押贷款仍难以大规模发挥效用；担保体系分散风险功能没有充分体现，政策性信用保险体系发展滞后。以北京为例，北京市担保机构代偿比例不足1%，代偿损失率仅为0.2‰左右。信用保险仅在信用保险贸易融资试点、出口信用保险等业务中有介入。在此情况下，银行拓展业务和创新产品的动力不足。
三、未来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金融对策
未来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有望继续保持前期快速增长的势头。因而，足够的资金支持对于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成长至关重要。因此，为有效支撑战略性新兴产业可持续健康发展，必须构建与完善多形式与多渠道资金投入的融资体系，同时在产业发展中的不同阶段与不同产业链环节之间进行及时的动态转换。
（一）构建市场主导的融资模式
从深层看，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中的投融资不单是一个技术性的金融支持问题。在我国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背景下，还涉及到市场的功能与定位及市场与政府的关系。由于现阶段我国政府还掌控许多重要资源，对经济增长具有很强的调控能力。因此，在实际的运行过程中，政府那只“看得见的手”常常会越过市场的边界而直接代替市场决策、行事，最后往往是“得不偿失”和“事倍功半”。近年来光伏产业发展中的惨痛教训已经给我们提出了足够的警示。未来金融对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支持应当充分尊重市场规律，按照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行业成长特性，充分发挥市场的基础性选择作用，根据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不同阶段以及产业链的不同环节，匹配以相适应的金融工具与融资形式。政府的调控与引导作用只是体现在市场手段不足以支持时“扶上马、送一程”的补充与扶持，而切不可一直“相伴相随”，甚至是“拔苗助长”式的过度介入，以至于“欲速则不达”。前期光伏产业发展中的惨痛经历再不能再重演了。
（二）不断完善投融资体系
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投融资需要建立一个多层次、多渠道的综合体系来满足其复杂的需求。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金融支持体系已经开始形成。当然，这样一个金融支持体系还需要不断完善、丰富，尤其需要加强两大融资支柱的资本市场与银行贷款的培育与提升。
从资本市场看，一是要加快建设多层次资本市场，积极推动企业在境内外各类资本市场上市融资，大力培育上市后备企业资源，推动股权投资基金与企业上市的联动发展，有效拓宽企业融资渠道和方式。二是增强金融对科技创新的服务能力，围绕初创期企业成长的需求，设立投资引导基金，加大科技型中小企业创新基金支持力度；针对成长期企业的需求，加大重大科研及产业化项目资金支持力度，组建专业性高新技术产业创投基金，探索推进政府股权投资。三是借助民间机构等力量，扶植发展一批诸如创新工场、车库咖啡之类的新兴产业孵化机构，提升产业发展的市场活力。
对于商业银行，要加强金融制度创新，战略性新兴产业具有未来的高增长潜力所带来的未来现金流收益，而这恰好是当前财务报表中无法体现的科目。只有建立体现战略性新兴产业特点的信贷管理和贷款评审制度，才能使得战略性新兴产业更好的获得商业银行的市场性金融支持。此外，应积极推进知识产权质押融资、产业链融资等金融产品创新，使得处于发展期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容易获得商业银行的信贷支持，因为战略性新兴产业往往具有评估值较高的知识产权和较为完善的产业链。
（三）有效发挥政策性金融的引导作用
未来应更加有效地运营政策性金融工具。
1、实施信贷倾斜政策
主要是指政府通过财政贴息、风险补偿等实施差别化利率政策手段，干预商业银行的信贷方向来贯彻产业支持意图，引导商业银行积极开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方面的市场性金融活动。政府还应明确对战略性新兴产业方面的贷款利率上限进行严格管制或窗口指导。这在政府主导型的以间接融资为主的金融体系中尤为明显。此外，应优化金融生态环境，建立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载体企业与商业银行之间的良好协作关系，降低载体企业与商业银行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程度，增加载体企业获得商业银行信贷支持的可能性。
2、组建财政出资的政策性担保公司
发挥政策性担保在战略性新兴产业方面的融资担保作用，同时引导由民间出资的商业性担保公司和互担保公司积极开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方面的融资担保业务，尽快建立与完善“以政策性担保为主、商业性担保公司和互担保公司为辅”的“一体两翼”模式的多层次融资担保体系，为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提供融资担保支持。
3、组建专业性贷款公司、战略性新兴产业基金与发展银行等新型政策性金融机构
在现行金融组织体系模式下，通过金融组织（业务部门）创新方式，设立与发展服务于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中小商业银行、规模性商业银行战略性新兴产业金融部，引导中小商业银行、规模性商业银行积极开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方面的市场性金融活动，为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载体企业提供市场化的信贷支持。
（四）持续培育资本市场
金融产业发展报告范文第6篇
2015年，在国家完善立法机制，构建法治化社会的治国思想指导下，我国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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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姜潇、王菲菲.深入生活前沿，为人民书写华章――中国文联、中国作协开展“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主题实践活动综述.http：//.cn/xw/
jishixinwen/201501/t20150113_280952.htm。
金融产业发展报告范文第7篇
中国软件产业发展8大建议 考察归来后，北京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陈双与其他专家在对比分析了印度与中国(尤其是北京)软件产业现状的基础上，分别撰写了系列考察报告，对中国软件产业发展提出了新颖独特的观点。此为系列报告中的第四份。
以下为其报告全文： 近年来，随着计算机技术和网络通信技术的快速发展，全球信息产业结构性调整步伐加快，信息产业由硬件主导型向软件和服务主导型发展，全球软件市场将进入较快增长时期。中国软件产业将进一步与国际接轨，成为世界软件产业发展最快的区域之一。北京软件产业孕育着蓄势待发的良好机遇，也面临着亟待解决的现实矛盾。
一、软件产业发展现状
(一)中国占全球软件产业份额不断加大
进入新世纪以来，由于全球信息化浪潮和政府的强力推动，软件产业在全球范围内已经发展成为一个规模庞大、最具活力的产业。20xx年全球软件产业销售额为7480亿美元，比上年增长7.39%。份额分配大致为美国40%，西欧30%，日本10%。中国、印度、韩国软件的份额为分别2.58%、2.14%、2.69%，比上年上升了0.67、0.39、0.27。美国依然处于高端霸主地位，拥有全球三分之一顶尖软件人才，印度软件和办公支持服务出口增长迅速。
目前我国电信用户数(6亿户)、互联网用户数(9000万户)和电子信息产品制造业(1.88万亿元)规模分别居世界第一、第二和第三位，信息服务和产业基础预示着我国未来软件需求将高速增长。
(二)北京软件产业规模位居全国首位
1、北京软件产值占全国总量三分之一。20xx年北京软件产业实现营业收入385.3亿元(不含整机产品中的嵌入式软件产值)，约占全国软件产业销售收入总量的34%，并保持连续几年发展速度超过30%的业绩。
2、北京软件出口占全国总量三分之一。20xx年北京通过海关的软件出口额1.38亿美元，占全国通过海关的软件出口额的37%。
3、北京软件企业占全国总量三分之一。据不完全统计，北京的软件企业3400家，占全国34.5%；国家规划布局内的重点软件企业北京有31家，占全国18%。
4、北京软件产品占全国总量三分之一。北京软件产品5000多个，约占全国总量的30%。北京软件著作权登记的数量占全国43%。
(三)在软件人才和软件内需拉动方面北京对全国贡献率为50%
全国软件人才50%来源于北京，北京是软件人才培养的高地。全国软件市场订单50%来源于北京，北京是软件投资与决策地。如全国电子政务十二金工程和金融、电信等行业的软件系统解决方案由北京决策，推动全国实施。
(四)软件从业人员占全市从业总人数1.7%
软件从业人员12.1万人，占我市从业人员的1.7%。20xx年北京软件产业实现增加值100.3亿元，占全市GDP总值的2.8%。软件人均创造的增加值高于全市平均水平。
二、软件产业发展的几个基本判断
(一)软件产业依然是我国的幼稚产业
1、我国软件产业规模比较小 20xx年我国的彩电、彩管、激光视盘机、收录机、电话机、程控交换机、移动电话手机等产品产量居世界第一，打印机、光盘驱动器等产品也名列前茅，我国境内生产的显示器、手机、彩电、激光视盘机、笔记本电脑分别占全球总产量的50%、31%、43%、80%和40%。中国软件产业销售收入占电子信息产业的8.5%，只占全球软件产业总额2.58%，规模较小。 小型软件企业居多。国内软件企业人员一般在30-100人之间，最大的不过千人左右。据业内人士说，要进入欧美外包市场，500人的公司规模是一个基本的门槛。
2、高端软件控制在美国、西欧、日本等国家手中
美国是全球最大的软件市场，以微软、IBM、甲骨文(Oracle)等跨国公司为龙头的软件企业垄断着全球90%以上的操作系统、数据库管理软件及网络浏览器等基础软件、高端软件产品，绝大部分产品标准的控制权掌握在美国，他正利用其垄断地位获取丰厚的超额利润。在部分中低端应用软件外包的同时，美国还是全球最大的软件产品出口国。
日本软件产业是依靠国内巨大的软件市场快速发展的，在物流、交通、制造、通信和半导体等领域对企业级软件需求很大，其国内软件市场仅次于美国。为降低成本，日本的企业把很多定制软件外包给人力成本较低的国家(包括中国)。日本的软件设计技术先进，松下、东芝、日立、索尼、富士通等跨国公司都有相当规模的软件公司，他们研发的软件产品往往随着企业的各类产品(通信、计算机、家电、精密电子设备等)出口世界各地。
美国、西欧和日本软件产业占有全球80%份额。中国和其他一些国家处于软件产业低端和初级阶段。
3、我国软件企业利润率不高
20xx年我市大型软件企业利润率为9.25%，中关村的软件企业平均税后利润率只有4.5%，而美国微软、甲骨文和IBM的利润率均超过30%，甚至达到70%以上。
(二)兄弟省市软件产业发展势头强劲
深圳软件产业继续保持强劲发展势头。20xx年深圳软件产值为291亿元(含嵌入式软件)，比上年增长45.5%，增速超过北京。华为、中兴、金蝶是深圳软件产业的骨干力量。
上海软件产业连续三年增长超过50%。20xx年上海软件产业增长52%，20xx年为61%，20xx年达到72%，经营收入为201亿元，实现了高速增长。 大连重点发展对日软件出口。20xx年大连软件产业销售收入为45亿元，比上年增长52%，出口1.2亿美元，比上年增长140%，出口占软件总销售收入22%，比上年增长4个百分点。软件园建设极具特色，对日软件出口能力不断增强。
(三)印度软件出口发展咄咄逼人
经过十几年努力，印度在相对贫瘠的国内经济基础上实现了软件产业的腾飞，在高技术产业和知识经济的核心领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发展。
印度软件出口规模是中国的6.5倍。20xx年，中国软件产业总额为1600亿元人民币，其中软件出口20亿美元；印度软件出口为130亿美元，同比增长30.26%。印度软件产业的发展模式是出口导向型，以定制软件开发和服务出口为主，20xx年印度软件和服务出口额在软件产业总额的比重为81%。
印度软件出口业务正在走向高端。印度软件企业在国际上已经建立品牌知名度，得到国外客户特别是欧美客户的认可，美国是印度软件最大出口国，占印度软件出口额的58%。全球500强企业中有200多家企业采用印度的软件(日本是中国软件最大出口国，占中国软件出口额的61%，多数为低端软件编写)。
印度拥有一批软件出口龙头企业。印度排名前三家的软件企业(Tata、Infosys、Wipro公司)出口额之和超过20xx年中国软件出口总额。印度有8家软件企业出口超过1亿美元，中国目前没有一家软件企业出口额过1亿美元(随设备出口的嵌入式软件除外)，中国的软件企业国际竞争力与印度相比存在较大差距。
(四)国际服务业向我国的转移明显加快
近几年,随着制造业的国际化大规模转移，国际服务业向新兴市场国家转移成为重要趋势，信息产业服务项目外包是项目外包中的热点，全球仅软件外包市场每年就有1300亿美元的规模，印度是最大的软件外包承接国。业务集中在电话客户服务(呼叫中心callcenter)、金融保险、人力资源、IT服务等行业。北京、上海、大连、杭州、济南、深圳、西安等城市都瞄准了软件外包市场，制定了各自的软件外包发展计划。
(五)国家已确定软件产业为发展战略重点
党的xx大提出，“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加快推进国民经济与社会信息化进程，必将进一步促进全社会对软件的巨大需求。 20xx年国务院《鼓励软件产业和集成电路产业发展的若干政策》(国发[20xx]18号)，20xx年又了《振兴软件产业行动纲要》，进一步明确了软件产业发展的战略地位，加大了对软件产业的扶持力度。纲要提出到20xx年我国软件产业销售额将达到2500亿元，国产软件产品和服务的市场规模达到1500亿元，出口达到50亿美元，软件人才达到80万人
这为我国软件产业发展明确了近期奋斗目标，围绕这一目标实施的各项政策措施，将带来我国软件产业发展的新。
三、北京软件产业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
1、注重引进制造业，忽视软件产业(包括现代服务业)的招商。国际服务业大规模转移的兴起，软件产业正在成为我国吸引外资的新热点。但是，目前我们还没有为此做好充分的准备，招商引资工作大多是围绕制造业开展的。
2、注重开发国内低端市场，忽视国际化能力的提高。我国国内软件市场较大，大多数软件企业，如中软公司、用友公司均是以国内市场为重点，努力开发自己的产品替代国外进口软件，没有把精力用于开拓国际市场。信息安全软件、用友的财务软件、金山的WPS软件最为典型，与跨国公司合作和出境承接国际软件业务相对不足。
3、注重扶持自有技术，忽视服务型业务的发展。国家和地方有关部门的政策支持一直倾斜于自有技术的项目，忽视IT服务型业务的发展。软件企业的认定是从自产软件产品销售收入占总收入的比例等方面来界定的，而将占软件产业总量近50%份额的软件服务业排除在外。如市场较大、高端的金融业务服务型软件和通信业务服务型软件项目，企业一般得不到政府的政策和资金支持。
4、注重产业推进，忽视知识产权保护。“盗版软件实际上助推了国内信息化发展”，这个论调由来已久，加上90%以上的操作系统、通用型应用软件(如办公软件、游戏软件)来源于国外，这些年盗版猖獗，打击力度不够。对知识产权的侵害，也严重影响了国内软件产业的发展。
5、注重人才总量，忽视软件人才质量和结构。北京软件人才呈橄榄型结构，高端国际化软件经营人才、高级产品设计专家(架构设计师)和低端技术工人相对不足，中间层程序开发人员较多。因此在承接跨国公司个性化较强的软件定单时，综合能力明显低于印度公司。
6、注重自有资金投入，忽视金融和资本市场的支持。由于软件企业固定资产少，无形资产比重大，很难通过资产抵押争取到银行贷款。软件企业规模小，前期研发投入过大，与传统制造业的赢利模式有所不同，在上市发行股票和发行企业债券方面存在实际困难。国务院《鼓励软件产业和集成电路产业发展的若干政策》(国发[20xx]18号)中规定的由国家扶持的软件产业风险投资公司和投资基金至今尚未组建，实施难度很大。
四、北京发展软件产业目标和政策措施建议
(一)发展思路与目标
发展思路：抓住全球信息化浪潮和软件等服务业伴随跨国公司制造业转移中国的新机遇，充分利用国内外两种资源、两个市场，以软件产业国际化为突破口，引进国外先进的软件开发过程管理技术与风险投资，迅速提升软件企业的综合实力，提高软件产业对首都经济的贡献能力，推动软件产业成为首都高新技术产业和现代服务业的主导产业，初步成为首都经济的支柱产业。
发展目标：到20xx年北京软件产业销售收入要保持年均30%以上的增长率，软件产业销售收入超过20xx亿元，软件产业实现增加值占当年北京市国内生产总值比20xx年翻一番，超过6%，力争达到8%；海关出口额比20xx年翻三番，超过10亿美元，力争达到12亿美元；软件从业人员达到45万人；年销售收入超10亿元的软件企业集团超过30家。 发展重点：软件产业基地、软件出口基地；软件外包，重点行业应用软件、信息安全软件、嵌入式软件、国产基础软件、游戏软件。
(二)措施建议
1、确定一个地位：统一思想，确定软件产业在我市产业发展中的战略地位。由于土地、水、电、油、运等资源匮乏，生产性资源不足，从未来工业发展趋势看，我市制造业难以保持长期高速发展。北京有着人才智力优势，我们认为软件产业发展最能体现“五个统筹”的思想，因此建议扬长避短，集中政府资源，着力打造软件产业之都。
2、抓住一个基地：抓住机遇，加快国家级软件产业基地建设。抓好“点、线、面”，形成大企业—产业链—产业群的基地产业格局，充分利用好中关村国家级软件产业基地和软件出口基地的集聚效应，以中关村地区为重点，培育一批软件业旗舰企业，建设好国家软件产业基地和软件出口基地，加速软件出口增长，促进产业集聚。
3、营造一种氛围：创造环境，营造一种“搞软件，在北京”的国际氛围。与制造业相比，现代服务业国际转移对投资境的要求更高。北京集聚着大量服务业资源，借鉴制造业引进技术和外资的经验，进一步加强软件产业的规划、政策研究，完善和落实出口扶持、境外投资、外汇管制、境外上市、知识产权保护、政府软件采购等政策，加强技术支撑体系和服务支持体系建设，创造国际化、专业化的投资环境。
4、培养一批人才：促进跨国公司、大企业与学校的结合，培养适用性软件人才。全国35所国家示范性软件学院，北京就有6家学院。以重点发展领域的人才需求为出发点，以培养大型软件开发人才、国际化软件人才为重点，积极引进和整合教育资源，使北京软件人才结构更加合理。
5、提高一种能力：走国际化道路，提高软件过程管理能力。与印度相比，我市许多软件企业的开发和生产处于“技术少标准、开发缺规范、生产无检验、质量无保障”的状态，成为软件产业快速发展、软件产品走向高端的最大障碍。通过引入印度公司等一批国际知名软件外包公司，加快建立质量保证体系，提高企业软件开发过程管理能力。
6、引导一批资金：疏通资金渠道，促进软件产业与金融和资本市场的对接。软件产业的资金瓶颈主要是投资制度的制约，要努力研究软件产业的新特点，加快企业信用体系建设，积极向银行和资本市场披露产业发展信息，促进金融业、投资业和企业的对接，促进软件企业在国内外上市。国家发展改革委与十个部委共同起草的《创业投资企业暂行管理办法》已上报国务院，这个办法的颁布将进一步促进社会资金投入软件产业。
金融产业发展报告范文第8篇
“北京16个区县未来有望整合规划为20个文化创意产业功能区。”在最近举行的首届北京市文创产业高级人才研修班上，北京市文资办主任周茂非向在座的文化企业负责人如是说道。周茂非表示，北京市文化创意产业发展取得重要进展，但还面临着行业发展不平衡、企业融资难；文化航母、文化精品少；行业市场化程度不高；区县同质化竞争四大问题。而解决这些问题的措施之一就是整合资源。为此，北京市将按照土地集约、产业集聚、功能集中的原则，科学规划布局，在16个区县打造核心演艺功能区、文化科技融合示范功能区、文化交易功能区、文化保税功能区、影视产业功能区等20个文化创意产业功能区。
与此同时，北京还将推进建立包括贷款贴息、融资担保、文化创意产业统贷平台等在内的文化创意产业投融资服务体系。北京市文资办已经与12家银行签署金融创新合作协议，12家银行每年为北京市留出总计1200亿元的额度支持北京文化创意产业发展。
“市文资办将发起成立文化创意产业投资基金、注资建立文化产业专业担保公司、注资50亿元成立文投集团、成立两家小额贷款公司，建立担保基金，进一步建立健全文化创意产业投融资服务体系。”周茂非表示。
从第八届北京文博会上获悉，北京CBD——定福庄国际传媒产业走廊（简称“传媒走廊”）自2009年规划设想，已发展为6个国家级园区和47个重点基地，吸引1.6万家企业集聚，2013年预计文化创意产业收入将突破1600亿元。
朝阳区文化创意产业发展中心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传媒走廊”的文创基地除在空间区位上优势显著外，项目本身定位也具有很强创意性。
在北京市民政局下属的原福利工厂基础上改建的“惠通时代广场（新址）”，是北京市面积最大的园林式文化创意产业基地。园区和园林绿化、山水风光有机结合，已吸引中国国际广播环球购物频道等一批文化传媒类企业入驻。
在原北京玻璃瓶厂、北京印染厂等部分厂房基础上改造的新型连锁式文化创意产业园区——i工场，目前已有四个创意区投入使用，注重为企业搭建孵化、金融、交流、推介的公共服务平台，成为北京市连锁式经营文化创意产业园区的新名片。
据介绍，随着“传媒走廊”产业链、服务链、供应链的日趋完善，为顺应市场需求，朝阳区采取政府规划引导、市场运作的模式，通过改建、扩建、新建和“腾笼换鸟”等方式，积极拓展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空间。
“在产业发展定位上，‘传媒走廊’重点以信息的传播、交易、创意制作为核心，同时兼顾音乐、动漫、设计服务、文化消费等多元发展模式，打造中国国际信息传媒中心和国际信息传播枢纽。”朝阳区文化创意产业发展中心相关负责人说。
目前，“传媒走廊”不仅集聚了国家广告产业园、国家版权贸易基地、国家音乐文化产业基地、国家动画产业基地等国家级产业基地，还云集新闻出版、影视、广告、动漫、新媒体等文化传媒类企业超过1.6万家，包括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北京电视台、凤凰卫视等中国传媒巨头，阿里巴巴、亚马逊等1000余家互联网新兴媒体企业以及BBC、美联社等近200家国际知名新闻传媒的分支机构。
从2009年规划设想出台至今，“传媒走廊”已成为全国首个年收入超过千亿元的文化传媒产业功能区。2013年，预计规模以上文创企业收入将突破1600亿元，是2009年的2.3倍。
近日，《法国创意论坛》公布了《文化创意产业经济观察》研究报告，这是法国首次对文化创意产业进行系统的统计和研究。该报告显示法国文化创意产业营业额总量已达到746亿欧元（其中直接营业额614亿欧元，间接收益132亿欧元）。文化创意产业营业额已超过营业额达604亿欧元的汽车业和525亿欧元的奢侈品业。
文化创意创业发展具有相当规模的不止是法国，相关数据显示，目前创意产业在英国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例已达8.2%，全英国与创意产业相关的企业超过15万个。
相较而言，我国文化创意产业虽然起步晚，但发展速度快。以北京为例，在2005年到2012年这7年的时间里，北京市文化创意产业增加值从674.1亿元增加到2205.2亿元，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从9.7%提高到12.3%，成为第三产业中仅次于金融业和批发零售业的第三大支柱产业。“2013创意城市蓝皮书”总编张京成研究员曾在阐述中国创意城市产业发展特点时表示，中国创意文化产业保持持续高增长，各地产业规模正日益扩大。但另一方面，相较于海外文化产业发展仍存在一定的差距。
首先，目前国内相关企业、投资者、甚至政府对这一行业的挖掘还尚浅。文化创意产业不仅自身具有多种形式，更能服务其他产业，从而相互促进共同发展。法国对于文化产业的调研涉及绘画与造型艺术、音乐、表演、电影、电视、广播、电游、图书、报刊9个领域，而其总营业额有80%来源于文化产业的核心环节如创意、生产、发行等，还有20%来自于与上述9个领域有着紧密关系的服务性收入。据了解，文化创意产业同时推动法国旅游业的发展，2011年有35%来法国的游客属于文化旅游，其给旅游业增加了180亿欧元的收入。张京成认为，我国文化创意产业加速向传统产业渗透，正逐步提升传统产业附加值，文化创意产业还有很多挖掘的空间。
其次，海外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经验显示，文化创意产业能够迅速发展并形成巨大的产业规模，离不开相关政策与法律法规的支持，而对于我国文化创意产业而言，最急需得到的政策支持离不开一个词——“知识产权”。美国曾先后出台多部法律法规对创意产品的知识产权进行保护。只有注重知识产权，才能为文化创意产业提供更好的发展环境，从而进一步扩大我国文化创意产业的规模与效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