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经济学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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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经济学的发展范文第1篇
一、政治经济学教学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1.政治经济学教材存在的问题
在现有教学模式的课程教学中，政治经济学的教材内容比较陈旧，相关的知识结构也存在雷同情况。使用这种传统的课程内容进行教学，学生对于最新的发展动态以及理论创新的内容缺乏了解；教师在教学的过程中，由于缺乏系统性的知识构建，没有对一些重点问题进行分析和探究。现有教材存在的雷同或者陈旧的问题，成为阻碍政治经济学教学向前推进的关键因素。
2.政治经济学教师在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在现有的教学模式中，教师依然处在教学内容的主导位置，教师的讲课方式以及课程的考核模式影响着学生对政治经济学相关知识的掌握程度。
在传统的政治经济学教学过程中，教学方式单一。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广泛应用，各学校希望用这种新型的教学形式提升教学效果，在教学内容中体现这种新型的信息技术资源。但是在政治经济学教学过程中，新型的教学工具并没有提升政治经济学的教学质量，也没有对课程内容进行渗透。
3.政治经济学学生对课程内容的兴趣不高
从政治经济学的教学环节分析，学生是教学的主体，学生掌握政治经济学内容的程度是衡量教师教学活动成功与否的重要标准。在现有的教学模式下，学生对于政治经济学科的学习兴趣程度不高，因此政治经济学学科的整体学习效率不高。学生对于该课程的兴趣程度不高的原因在于学生对于这门课程有认识上的误区，这是因为政治经济学在实际生活中运用的比较少，而且课程内容的设计与生活脱节，渗透薄弱，正是因为这方面的空缺，使学生对这门课的认识出现了很大的局限性。
二、政治经济学教学的改进措施
1.改进政治经济学的教材质量
由于政治经济学的教材比较传统，内容也比较陈旧，因此不能将政治经济学的新的理论研究成果融合进来。在教材改进方面，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人员应该按照社会的发展状况进行专业性的内容融合，不断地提升政治经济学教材内容的更新速度。只有这样，才能将与时俱进的政治经济学展现在学生面前，从教材方面吸引学生的兴趣，从而提升政治经济学的教学质量，巩固政治经济学的基础位置。
2.深化教师的理论基础
教师在政治经济学的教学过程中起主导作用，对提升政治经济学的教学质量有关键作用，所以，应该加深政治经济学教师的理论基础，深化对学科的认识。那么如何提升教师的理论水平？首先，可以通过研讨会的形式，将政治经济学学科教师集中起来，进行教学内容的分析，按照整体的方向规划提升教师的理论基础知识水平。其次，可以制订科学合理的科研计划，按照计划督促教师对政治经济学的内容进行专业研究，逐步培养教师研究教学内容、参与学术讨论的习惯，从而更好地适应政治经济学学科对教师的要求。
3.提高学生对于政治经济学的兴趣
对于学生来说，要改变他们对政治经济学无用论的认识。教师要采用科学有效的教育模式，加深学生对政治经济学科内容的理解，将生活化的内容全面融合进学科知识中，让学生在日常生活中感受到这门学科给自己带来的优势，从而提高学生对政治经济学的兴趣，降低学生学习的难度，提升学生的学习效率，帮助学生更加细致地掌握政治经济学内容的精髓部分，为实现政治经济学的教学目标奠定扎实的基础。
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教学模式也在创新和完善，现有的政治经济学教学模式已经不能满足社会对这门学科的要求。想要改进教学模式，就应该在政治经济学的教学实践中进行全面的更新和完善，结合现代社会对教学模式的要求，将政治经济学的教学内容全面优化，从而实现政治经济学的教学目标。
参考文献：
[1]陈玉和.政治经济学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及改进措施[J].中国乡镇企业会计，2013（5）：212-214.
[2]曾凡仙，彭俊华.函授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及改进措施——以《西方经济学》为例[J].西北成人教育学报，2011（2）：9-11.
[3]蒋学模.学习“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改进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的教学和科学研究工作[J].学术月刊，1958（4）：28-33.
政治经济学的发展范文第2篇
一、加强在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领域的研究的创新
技术创新理论是在对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领域的研究过程中得以提出来的，在这过程中离不开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由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存在着密切的联系，生产力的发展必须导致生产关系的变化，二者互为因果，所以相对于生产关系来讲，生产力的发展具有自主性和首要性。而在我们对政治经济学的深入研究中也发现，一旦生产方式发生变革，则会推动新的生产力的开发和利用，同时也要对生产关系进行调整和改革，与之相适应。而生产方式的变革实质上就是现代政治经济学的创新，是技术的创新，是一种新工艺和新产品的应用和生产。
技术创新是当前我国在经济建设工作中非常重视的一个问题，其可以使国家的综合国力增强，提升在世界经济上的地位，同时还能有效提高企业的效益。目前在全球经济一体快快速发展下，可持续发展战略被人们所普遍认可，这就导致技术创新的理论视角开始侧重于科学技术和应用，更注重技术创新和生态保护的相互关系。而且在技术创新的目标体系中将生态效益、社会效益和人的发展同时纳入其中，利用生态化的技术确保了技术创新商业价值的实现，使新的技术创新观念和理论得以实现。
在经济全球化发展步伐下，知识也在全球化得以进一步拓展，知识的全球化对技术创新了有更高的要求。任何一个企业、组织或是国家其所掌握的技术及资源都是有限的，单独以其自身的能力去发展会受到较大的制约，无法满足当前知识经济时代的技术创新要求，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利用合作的模式来进行发展，创新方式以技术及资源的联盟及合作体现出来，技术创新的理论研究重点也开始有所变化，已不仅仅对资源优化配置进行创新研究，开始向资源的合作及优势互补方向发展，在这种过程中，企业在合作中受益，拥了进行科技创新的技术和人才，同时在合作过程中也获取到了新的知识。企业之间也有效的形成了一定的网络和社会关系，有效的加快了技术创新的步伐。
二、在与西方经济学比较中进行创新
政治经济学要实现创新，则需要从传统的思维中走出来，充分的吸收其他经济理论先进的思想和精髓部分，从而使自己得以完善和发展。传统的政治经济更应走出自我封闭的体系，但不能偏离的指导，从而积极的吸收西方经济学中精化的部分，经弥补自身的不足，实现优势互补。长期以来我们对于的理解过于绝对化，将其看成是绝对的真理，认为其他的东西都是错误的，这种思维过于片面，政治经济学要想发展和创新，就需要研究和汲取西方政治经济学中一个合理的理论，并为自己所用。传统的政治学与西方政治经济学相比，两者在研究对象的定位上存在着一定的差异，政治学研究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西方政治经济学则研究的是人与物之间的关系。从这其中我们不难看出，西方政治经济学更注重在一定社会制度基础上，通过提高生产率及对社会资源的合理配置，从而实现增加社会财富的目的。西方政治经济学认为在社会资源相对或绝对短缺的情况下，经济效益的提升，只能依靠对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来实现，这样可以有效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降低社会成本，增加社会财富，确保人们物质生活水平的提升，同时也加快了社会政治学的发展。而政治学也研究市场经济，但其研究的并不是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而是市场经济中的生产关系。
在社会发展的人类进步过程中，生产力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不仅能够创造社会财富，而且作为原动力，有效的加快了社会发展的步伐。在西方经济学中所研究的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实质上就是生产力的合理配置。而在当前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中，更注重将合理的对先进生产力进行运用，从而加快社会经济建设的步伐，这与西方经济学中相关的理论具有一致性，所以可以将西方经济学与当前政治经济学进行有效的结合，从而提出与当前经济发展相适应的生产力发展理论。现代政治经济学的创新，不仅需要更发了的对的基本原理和方法进行坚持，同时还要对一切文明成果进行正确的吸收和借鉴，这样才能使之更好的为现代化建设提供良好的服务。
三、结束语
追溯经济学的发展历程不难看出，这是一个不断演化的过程，在无数经济学在对政治经济学的不断研究过程中提出了经济学的理论，并不断的对其进行完善，从而使其得以不断的发展。所以政治经济学具有较深的底蕴，是一座知识仓库，还需要我们在研究中不断的深入去发掘，这样才能有效的推动政治经济学的创新。
参考文献：
[1]马艳，李韵.现代政治经济学理论创新的基本路径.学术月刊，2011-07-20
政治经济学的发展范文第3篇
关键词：高校；政治经济学；教学改革
《政治经济学》是高等学校经济与管理类核心课程，它是以社会化大生产为基础，将人们在社会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中发生的经济关系作为研究对象，从而揭示经济规律的一门学科。其性质属理论经济学，是经管类专业学生的先行必修课，在整个课程体系中起着基础性的作用。因此，要与时俱进，紧扣时展主题，积极进行政治经济学教学改革的探索与实践。必须从经济学的专业角度，摒弃过去教材的“大而全”现象，进行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和模式、考核方式的改革，加强实践教学环节，强化理论与实践的结合。鉴于此，需要重新设计教学内容体系，对于一些不符合当今时展的理论进行修改、完善和丰富，从而提高教学效果，提升教学质量，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所以，该课程本身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
一、政治经济学教学现状及存在问题
（一）课程设置不合理，影响学生学习兴趣。在高中阶段，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是作为政治课的一部分内容来讲授的，使得大学生误认为政治经济学是一门政治课程，造成对政治经济学的学习积极性较低。经过几次课程改革后，原来独立开设的《政治经济学原理》课程，成为思想政治理论课《基本原理》的部分内容。这样，《基本原理》课与政治经济学在教学内容上就有相当部分重复，而这两门课程有时会安排在同一学期上，学生重复听课，自然会有厌倦感，学习热情很难提高。由于教学时间紧、教材老化死板、缺乏与现实问题的结合等原因，内容缺乏针对性，影响学生学习兴趣，案例分析普遍偏少，使得学生学习积极性差，不能真正理解政治经济学中的规律和精髓。
（二）知识体系相对固化，缺乏针对性，教学内容陈旧。长期以来，政治经济学的内容体系和教材结构基本固定，教材编写未能推陈出新，对现实经济现象及规律解释力不足。一些学者教条地对待政治经济学，面对我国改革发展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局限于在经典著作中寻求现成的答案；不是根据经济社会实践去创新和发展现有理论，而是通过曲解政治经济学的办法，使之被动地迎合不断变化的社会实践。因此，需要将最新的理论研究成果吸收到现有教材中，使得马克思经济学更好地分析和解释资本主义的发展现实，从而增强说服力。
（三）教学地位已处于极度边缘化的境地。西方经济学的大行其道在很大程度上冲击政治经济学教学，使得政治经济学课程地位日益边缘化和不被重视，目前，高校的应用经济学与管理经济学学科普遍取消了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的教學，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的教学课时也大幅度减少，一些高校甚至取消了政治经济学课程；一些高校理论经济学专业的政治经济学课时也大量减少，原来作为经济学专业必开的《资本论》课程大多退出了本科课堂；相当部分高校经济类专业研究生入学考试甚至取消了政治经济学考试，只留下了西方经济学考试。可见，今天政治经济学教学地位已处于极度边缘化的岌岌可危的境地。这直接影响了大学生的学习热情和时间投入，使得大学生消极对待政治经济学的学习，直接导致学生上课出勤率低，注意力不集中，不认真听讲，只是应付考试，教学效果差。
（四）教学方法存在的主要问题。目前，政治经济学课堂教学经常是以老师传授知识为主、学生只能被动接受，这样的教学方式使学生形成了被动接受知识的思维定势，.教学方式、考核方式未能与时俱进。尽管多媒体教学已经在课堂教学中广为采用，在一定程度上改进了教学方式和手段，但却造成部分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过于依赖多媒体课件，毕竟，多媒体课件只是教学工具，只是教学手段，并不能完全代替教材。在对《政治经济学》课堂教学方法的调查中，63%的学生认为教师很少或有时能够“理论联系实践”，高达83%的学生认为教师应该增加“理论联系实践”的频率；78%的学生认为教师很少或有时运用“探究式”教学方法，并有63%的学生认为教师应该增加“探究式”教学法的使用频率。经过多年的学习，大学生群体已具备一定的知识基础和独立的思考能力，他们渴望在更高层次水平上学习，这就要求我们老师不仅在教学中注重内容传授的全面和准确，更要适度增加内容深度和广度，特别是要培养学生独立思考能力以及对现实问题的分析能力。显然，现有的教学模式还不能充分满足，还需要进一步改进和提高。
二、新时代下高校《政治经济学》教学改革的探索
（一）重构课程理论体系，变革和丰富教学内容
1.课程理论体系的重构。内容上，笔者在坚持讲授基本原理的基础上，克服教条主义，结合其他经济学科的科学原理和有用理论进行课程理论体系的重构，对于一些不符合当今时展的理论进行修改、完善和丰富。比如在适当的地方穿插一些西方经济学、会计学、国际贸易原理等后续课程的知识点，结合讲授，帮助学生将《政治经济学》与其他经济学科联系在一起。在具体内容框架安排上，根据教学时间、教学任务以及教学目标的要求，进行重新设计，摒弃过去教材的“大而全”现象，根据专业不同，重点讲授部分知识点，将不符合时展的理论和观点留给学生课后自行思考，批判性继承。尽量吸纳社会新发展实践经验和研究成果，形成政治经济学的全新理论体系，设计一些案例分析题，提高学生综合分析问题的能力，调动同学们的学习积极性。
2.课程内容的变革和丰富。建立教学视频、图片库，丰富课堂教学内容，一是结合时代的发展，创新课程内容体系。改变教材内容陈旧、僵化的问题，将最新的中外经济发展实践引入课程教学内容之中，特别是将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实践经验纳入教学内容当中，用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去解释最新的经济状况，避免脱离实际的空谈。二是选择最新、最热点的典型案例，放入教学内容中。现今发达国家的经济现实和中国国内的经济现实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我们需要新的典型案例来阐释和学习政治经济学。
3.理论联系实际，优化教学内容。要科学地确定教学内容，必须搞好调查研究。一要了解学生对政治经济学的认识程度；二要搞清楚学生关注的重点、难点和热点经济问题。三要让学生明白经济学在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实践中的指导地位，是中国进行改革开放的理论根据，我们必须坚持和不断发展政治经济学。首先，要坚持和发展政治经济学，必须让学生了解和掌握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知识和基本理论。其次，要坚持和发展政治经济学，又必须在总结、继承、批判和吸收马克思经典的经济学原理的基础上，更为强调以创新的精神来发展经济学。因此，在教学过程中，就要把的基本原理与中国改革开放的实际联系起来，有意识地引导学生应用的基本经济理论分析社会现实问题，从而培养学生接触现实问题，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培养了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
（二）课程教学方法的探索
1.案例教学法。所谓案例教学法，是以现实中的典型案例作为素材，让学生通过分析和研究，得出相应的结论，最后由老师进行相应的点评。这种方法强调的是学生应用所学知识从分析现象入手，最后发现事物的本质。而要使案例教学法达到预期效果，必须要精选案例、介绍或者指导学生阅读案例、设计问题、分析案例、总结归纳，形成具有内在逻辑联系的知识体系，最终让学生通过案例理解和掌握所学的知识点。
2.采用互动式教学方式。对于《政治经济学》这样理论性强、逻辑性强、时代性强的专业基础课程，传统的“填鸭式”教学方式很难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必须引入互动式教学。在教学过程中，应该与学生双方交流、沟通、协商、探讨，在彼此平等、彼此倾听、彼此接纳、彼此坦诚的基础上，通过理性说服甚至辩论，达到不同观点碰撞交融，激发教学双方的主动性，拓展创造性思维，以达到提高教学效果。
3.探究式教学模式。探究式教学模式是依据皮亚杰和布鲁纳的建构主义理论发展出来的一种教学方式，它主张教师从学科领域与经济现实中选择相关主题，创设类似于问题探讨的学习情境，同时鼓励学生独立寻找答案，通过实验、操作、调查、收集与整理信息、逻辑推理等活动来实现获取专业知识、培养探索能力以及发展合作素养等教学目标。在《政治经济学》课程教学改革中，我们尝试把课程的核心内容加以梳理，分别归纳到商品经济理论、劳动价值论、资本循环、社会再生产、剩余价值瓜分等几大板块之中；然后，针对各大板块的中心理论，在现实的经济生活中寻找与之匹配的研究主题，让学生在探究性的自主学习中实现课程理论与客观现实的有效融合。
4.实践教学法。这种方法主要是让学生深入实践，从实践中感知生活，印证理论，加深对所学理论的理解和掌握。用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和基本原理深入分析当代资本主义发展中的新现象和新问题，从理论上解释资本主义发展现状及其发展趋势。用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和基本原理深入分析当代社会主义发展中的新现象和新问题，从理论上解释社会主义发展阶段及其发展趋势。具体来说，一是充分利用寒暑假充裕的实践，要求学生深入生活，就现实生活的一些热点问题撰写调查报告。如农产品价格是怎样决定的、中国农村是否存在级差地租、学生居住地的房屋价格、农民的消费状况等问题展开调查并撰写相应的调查报告，从而将所学理论与实践联系起来，使所学知识得到升华。二是请企业家或者学者作报告，介绍企业在市场经济中的运作机制或者学术动态，增强学生对理论的感性认识。三是实地参观。如组织学生到现代企业去参观，實地感受现代企业制度的内涵；到证券交易所去参观，现场感知股市的潮起潮落。
参考文献：
[1]伯娜：政治经济学教学改革探析[J].经济研究导刊，2010（20）
[2]袁丽美.政治经济学教学方法改革的核心和精髓[J].当代经济研究，2016.08
政治经济学的发展范文第4篇
作为传播学批判学派的主要流派之一，传播政治经济学以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和西方文化思想为理论基础，在广阔的历史、经济和社会背景下，分析媒介和传播系统与社会结构的关系，关注传播作为一种经济力量对社会的影响，以及社会政治、经济权力机构对传播活动的控制。传播政治经济学起源于北美，后在北美、欧洲、南美等地蓬勃发展，并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传入中国大陆。经过二十多年的借鉴和发展，大陆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从单纯的理论引介逐渐向产业分析、社会发展分析等多领域扩展，取得了一定的理论成果。
但由于该领域的研究者数量有限且研究主题较为分散，这些理论成果无法建构起一个完整而集中的体系，因而，本文选取了中国大陆新闻传播类期刊自1998年至2013年有代表性的30余篇论文，在“本体研究”“产业研究”和“社会发展研究”的框架下，以作者为单位进行综述，试图对该领域理论成果的总体情况做出梳理和勾勒。
一、传播政治经济学本体研究
（一）西方溯源
1.理论引介：起源、发展与反思
传播学作为一门外来学科，其在中国的发展是从西方书籍的翻译和学科理论的引介开始的。相较于结构功能主义学派在中国的盛行，传播政治经济学派处于较为边缘的地位，其书籍翻译和理论引介相对较少。
李琨是最早关注该学派的学者之一，他指出，传播媒介向新型大工业的发展、国家政权的参与以及世界范围内的传播的不平等和“文化帝国主义”现象是传播政治经济学派形成的重要原因，也是其研究焦点；宏观的研究方法、批判性和对现实的关注是其研究特点；在建立世界信息新秩序的竞争中，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我国把握宏观形势、维护国家利益和推动全人类发展具有重大意义[1]。
郭镇之梳理了传播学与政治经济学的关系，分析了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范式（宏观的、历史的、能动的和辩证的），并对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进行了简要介绍[2]。
刘晓红将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分为三个时期：初创期，由于研究取向和批判立场与美国当时的学术环境和政治气氛相冲突，该学派的发展受到了很大的限制；蓬勃发展时期，北美研究硕果累累的同时，欧洲、南美等地也出现了该学派的研究者；反思拓展时期，在结合世界大众传播发展的新形势下深入思考以往的研究课题的同时，反思自身的理论发展并尝试借鉴其他传播批判研究的成果和方法，探索新的研究方向[3]。
曹晋和赵月枝分析了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学术指向及其从北美到欧洲的发展脉络，阐述了该学派的人文关怀，即一方面猛烈抨击全球传播产业彻底商业化造成的若干不良后果，另一方面积极投入到媒介改革的社会运动中[4]。
陈世华的研究集中于北美传播政治经济学派，他指出，政治经济学的分析路径， 和西方的批判旨趣，加拿大多伦多学派的技术批判，社会学思想传统和北美新闻传播研究是北美传播政治经济学的思想渊源；“我们不自由的传播”是其理论精髓[5-6]。
2.奠基者思想研究：身体力行，将理论成果运用于社会实践
达拉斯?斯迈思和赫伯特?席勒作为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开创者，以丰富的研究成果为该学派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我国学者集中对这两位先驱的生平和传播思想进行了研究。
郭镇之认为达拉斯?斯迈思不仅是一位倾向于的学者，而且是一位将理论研究成果运用于社会实践的身体力行者。其代表性的观点有“受众商品论”“依附理论”等；其实践贡献体现在积极参与并影响了建立世界信息传播新秩序的运动，并始终关注传播领域的公共利益和公共控制[7]。
郭镇之还对赫伯特?席勒的生平、著述进行了研究，认为他不仅是积极活动型的学者，而且是以学术成果影响传播实践的典范。他的著作推动了国际社会对世界传播秩序的讨论和对新秩序的呼吁，影响了一些第三世界国家的传播政策和实践[8]。
陈世华在新媒体时代对赫伯特?席勒的传播思想进行了重读，深入细致的分析了他关于“复合媒体和媒介帝国主义”“思想管理者和信息劳动力”“传播与文化宰制”“信息传播与社会危机”的批判思想[9]。
3.同其他流派的比较分析：结构功能主义学派与文化研究学派
传播学研究中，结构功能主义学派、批判学派和文化研究学派间的差异、对抗、借鉴是学者们关注的又一内容。
杨茵娟分析了结构功能主义、传播政治经济学、文化研究与当时美国社会背景、历史状况及主流社会思潮间的关系，回顾了每个学派的代表人物，探讨了每个学派存在的缺陷，并寻求三个学派之间对话与沟通的空间[10]。
刘晓红分析了传播政治经济学与文化研究关系的演变，指出二者的关系经历了短暂共处、尖锐对抗、沟通和借鉴三个不同时期，并分析了文化研究与传播政治经济学互相借鉴的前提[11]。
黄典林认为，以往对传播政治经济学与文化研究诸种分歧的讨论多停留在表象的差异，要理解这些分歧需要从根源上把握哲学观的差异。实现两者整合的可能途径是从中间温和立场的交叉地带寻求共识[12]。
（二）本土化进程
1.理论框架体系的建构
传播政治经济学作为舶来品在我国的发展时间较短，目前仍处于向国外学习借鉴的阶段，其本土化的理论框架体系的建构很少，且主要出现在对国外理论进行引介的文章中，如上文所述的李琨、郭镇之等人的文章。
国外，尤其是北美、欧洲的理论框架体系是建立在对资本主义社会的观察研究基础之上的，有些甚至带有美国中心主义思想，因而生搬硬套并不能解释和解决我国的问题。下一阶段我们有必要建立一套符合我国国情的理论框架体系，在此基础上解读我国丰富而复杂的传播实践。
2.理论研究的发展
陈卫星论述了传播政治经济学使用的重要概念“文化工业”向“文化产业”的转型过程，并分析了这一概念改变所带来的理论方法的充实和对新信息传播技术的产业化过程的新视角、新理论启发和实践形态[13]。高亢思考了新媒体环境下“受众商品论”的作用机理，指出了受众商品价值和使用价值的形成机制，受众商品剩余价值的衍生途径以及商品化过程中“广告商在场”身份的演变[14]。谢进川对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社会实践性进行考察，分析了20世纪以来的媒体改革运动，指出其关注重点在于媒体改革运动的总体性新主张和未来发展可能之探索，而对新媒体关注较少；其对自我起点的过度强调延误了社会实践性的进一步展开；其对优势力量间的演化关系缺乏关注；对新兴转型国家的传播转型研究有待加强[15]。
综上可知，我国传播政治经济学本体研究方面的重心仍停留在对这一学派整体情况的认知和国外理论框架体系的引介方面，结合本国国情的理论研究仅取得了零星的研究成果，完整的学科体系尚未建立。且在引介国外理论时偏重北美理论的介绍，相对忽视了欧洲、拉美等地的理论发展，未能展示出世界范围内传播政治经济学派的全貌。
二、传播政治经济学视角下的产业研究
（一）我国传媒业现状分析及发展建议
目前我国占主导地位的媒介研究往往局限于从内容、形式等层面在媒体行业内进行对策性研究，而忽视了媒体所处的宏观政治经济结构及其影响。传播政治经济学以开阔的理论视野为媒介研究提供了全新的批判视角，一些学者从这一视角出发，对我国传媒业现状及发展趋势做出了深刻的分析。
黄清源从微博商品化的运营模式着手分析，发现资本和权力对微博的控制力量仍在维系。但是，微博的技术特性使得这种社会媒体能够对既有控制进行消解，为公众享有更广泛的知情权和更广阔的自由表达提供可能，进而对公共生活产生积极的影响[16]。
蔡骐、谢莹阐述了网络恶搞文化中受众主体性所受到的结构限制，他们认为，在经济主导的现代消费社会，技术提供的解放性遭遇社会结构的制约性，能动的主体难逃商品化命运[17]。
刘燕南和文卫华从受众权益角度分析了电视互动节目中的“三次售卖”现象，他们认为今天的互动类节目在传统的媒介、受众、广告商的三角关系中挤进了一个新的利益体――服务提供商。媒体通过与服务商一同分享观众参与的利润，实现了由“二次售卖”到“三次售卖”的进化[18]。
罗锋审视了我国的出版贸易逆差，认为应将其置于世界政治经济框架内进行考察，它的形成缘于“中心―边缘”的世界结构体系，要想转变出版贸易逆差，必须努力重构政治经济与信息传播新秩序[19]。
胡冀青和汪睿对新闻专业主义进行了批判，他们认为，新闻专业主义是一种媒体企业经营管理的理念与方式，但为了掩盖其高度功利性的实际功能，它通常被标榜为新闻业的职业操守和最高信仰。当代公民新闻对新闻专业主义的挑战实际是对传统的新闻管理模式的挑战[20]。
曹晋和杨琪对版权文化进行分析，对版权贸易的商品经济力量如何服务于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以及如何阻止知识产权的资本扩张进行了探讨[21]。
黄典林解读了“限娱令”背后的政治经济张力，认为“限娱令”和其他类似的政策举措及其导致的产业实践的调整和社会影响，都可以看作是当前传媒制度安排中，媒体事业属性所定义的政治功能和社会效益与传媒运营方式的市场化所带来的巨大经济冲动这两种具有不同倾向的力量之间冲突关系的一种呈现[22]。
（二）国际视域下的传媒业发展研究
宋晶以中国和印度两个第三世界国家对社会冲突的媒体再现为例，考察了不同媒介体制下政治制度和市场驱动如何错综复杂地影响媒介产制和媒介内容[23]。赵月枝分析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欧美广播电视宏观管理中以市场化为核心的一系列改革的原因、过程、影响以及市场化与公众利益、传播系统民主化的关系[24]。冯建三引述和讨论了韩国和委内瑞拉的另类传播现象，并强调了对另类媒介的兴起、运作条件及脉络、成就与局限进行评估的重要意义[25]。吴晓迪研究了美国广播电视业所有权集中化的现象，分析了这一现象的逻辑、冲突及后果，并审视了其对我国的启示[26]。
由上述分析可知，我国学者较多的运用传播政治经济学视角审视国内传媒业的发展状况，而对国际形势关注较少。并且国内的产业研究只是蜻蜓点水式的局限于某一个案或个别领域，虽有少数鞭辟入里的分析，但大多是搬用国外理论的泛泛而谈，缺少对我国特殊的社会政治经济状况及社会权力关系的深入研究。
三、传播政治经济学视角下的社会发展研究
传播政治经济学作为一种追求社会公正和公平的道德哲学，其目标是“挑战不平等的社会权力关系，深化民主和提高人类的解放程度”[27]。因而，它不仅关注传媒业自身的结构和历史，并且将视野扩展到了全球化、公民权利等社会议题。王殿英认为大众传播媒介的发展正在侵蚀公民权利的完整性，阻碍公民权利的实现：媒介私有化限制了公民传播权资源；媒介市场化使市场理论取代公共利益；媒介自由化导致媒介垄断；媒介全球化侵害了落后民族国家的国家利益和公民权利[28]。刘晓红从主体、载体和范围、内涵等各方面介绍了传播政治经济学话语中的“公共领域”这一概念，并分析了媒介私有化对公共领域的威胁[29]。蔡骐从传播政治经济的核心概念“权力”出发，指出追求利润的本性决定了大众媒介必然从自身利益出发周旋于政治与经济的权力体系中。媒介不可能在与政府、企业的关系上保持中立或是超越社会利益的冲突。新型传播技术与政治经济基础权力相结合，将对现代社会人的精神进行更为巧妙的操纵和控制。由此，受众作为公民的权利正在步步流逝[30]。赵月枝和罗伯特?A?汉凯特从跨学科和跨文化的视角探讨了媒体全球化和媒体民主化的发展过程、不同国家背景下的表现及存在的悖论、问题和矛盾[31]。
四、总 结
政治经济学的发展范文第5篇
关键词：生活角度；中职；政治经济；教学
一、生活角度教学对中职政治经济学教学的价值意义分析
（一）帮助学生深入了解政治经济课程
从生活角度进行政治经济学教学，就是让学生认识到生活实际与政治经济学存在的联系，为学生营造一个生动、趣味的学习课堂。政治经济学在学科性质上分析，内容具有较强的理论性和抽象性，中职学生在对知识的理解上具有一定的难度，无论是学生学习兴趣的培养，还是学生对知识的应用上，教师都要注重以学生兴趣为突破口，为学生构建趣味化的学习环境，整合教学内容，提升学生学习效率。但是从生活角度进行教学，可以让学生通过熟知的生活元素全面了解政治经济学的知识，更有助于学生对知识的掌握。
（二）改变传统教学模式，推进教学改革
传统的教学方式基本上都是局限在灌输式、填鸭式的教学模式上，学生的学习思维也是完全被固定在机械化、任务化的学习状态上，对于知识的讲解仅仅被限制在理论的学习上，这样的教学方式不利于学生多元化思维的培养。而基于生活角度对政治经济学进行教学，借助于生活中的实例可以将知识变得通俗化，化难为易，降低了学生学习的难度，提升了学生对知识的理解。基于生活角度的教学对现阶段中职教学模式的转变具有很好的实际价值。
（三）提升学生核心素养，培养综合型人才
从中职院校的教育上分析，以培养专业化、综合型人才为基本教育宗旨。基于生活角度政治经济学的开展，可以通过法律、社会习俗、产品生产、管理等方面对学生进行能力培养，为学生今后的工作、步入社会奠定良好的知识基础，让学生更早地认识到社会的需求，提升学生对知识的迁移与应用，培养学生综合性的技能，为实现自身的价值提供重要保障。
二、生活角度中职政治经济学教学的策略分析
给予生活角度的政治经济学教学，既要符合学生的学习需求，更要符合社会对人才需求要求。教学上要以提升学生兴趣、培养学生综合能力为核心，以下将从因材施教和校企合作教学模式构建进行全面化分析，实现中职政治经济学教学效率的全面提升。
（一）因材施教，激发学生学习兴趣
中職政治经济学课程本身比较枯燥和乏味，很多的知识需要在生活实例的支撑下才能体现出本身固有的价值，传统的教学仅仅是说教式教学，与生活的关联性不大，学生学习中会产生很多的问题。所以说，中职政治经济学教师在课前准备期间应该根据生活实际情况制作好讲课大纲，根据课本教学的基本要求，科学合理的创造教学情境，引导学生参与学习，一方面，情境的创设既可以帮助学生树立起新知识的概念，另一方面，借助于情境吸引学生的注意力，让学生在潜移默化中对知识的追求形成好奇心和探究欲望，学生在探究过程中就能发挥出自身的能动性，而且还可以借助于情境更深入的理解知识，久而久之，学生就会产生兴趣。
例如：在“关于竞争与习俗”这一课教学时，习俗是地域性生活产生的文化因素，它在社会发展中具有很强大的力量，一方面，既可以阻碍地区的发展，另一方面，也可以推动地域发展，带动政治、经济、文化的全面提升。因此，在政治经济学的实际教学过程中，教师一定要注重让学生认识到竞争与习俗的关系，无论是国家与国家之间、还是地域之间，更或者是文化等领域，都要以尊重地域习俗，这样双方的竞争与合作才能维持在一个公平的状态。通过这样的因素渗透，学生就会认识到发展与生活的关系。
（二）推进校企合作，培养学生对知识的迁移与应用
学习的目的主要就是学会生存，借助于知识解决实际问题，在政治经济学的教学过程中，理论化的教学再丰富多彩也仅仅只能提升学生的学习兴趣，但是缺乏实际的训练，学生学习的知识也仅仅是一纸空文，毫无价值。所以说，给予生活角度对政治经济学进行教学，是新时展的要求，旨在为学生创造多元化的实践平台，促进学生对知识的迁移与应用。
政治经济学的发展范文第6篇
改革开放前，我国高校在经济学教学和科研中一贯坚持政治经济学的主导地位，对一个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指导思想的社会主义国家来说，是完全正确的、非常必要的，并且取得了可喜的成效。但毋庸讳言，近30年来，政治经济学这一学科在我国高校呈现出一种被逐步淡化、边缘化、萎缩以至被取消的趋势。在我国的许多高校，政治经济学这门课的课时越开越少，有些学校干脆取消这门课，只开西方经济学。有一些大学生听到政治经济学这个名词都觉得好笑，甚至一些经济界的人士都主张把西方经济学作为我国经济改革和发展的指导思想，取代政治经济学的指导地位。笔者认为，政治经济学在我国的主导地位是不能动摇的，我国高校必须把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核心必修课来开，其理由是:
1.政治经济学的性质和地位决定的
由三大部分组成，其中政治经济学是其中主要组成部分，它是建立在哲学基础之上，也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基石。哲学认为，世界是物质的，物质是运动、变化和发展的，发展是有规律的，规律是可以认识的;人类已经认识了世界变化发展的最一般规律，即对立统一、质量互变、否定之否定规律。用上述哲学的自然观去研究人类社会历史，就会发现人类社会也是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对立统一中前进的。马克思的光辉巨著—《资本论》正是运用其哲学原理，以严密的逻辑、无可辩驳的事实论证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产生、发展和走向灭亡，社会主义最终取代资本主义的规律。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的党和国家才把以政治经济学为主要组成部分的作为指导思想载人《》和《宪法》。这样看来，我国高校把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核心必修课来开，是顺理成章、理所当然的事。认为经济学只是为说明资本主义制度必须为社会主义制度所替代服务的，而现在我国已经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并且是要发展市场经济，因而经济学不管用了，要用西方经济学取而代之了的说法。这是一种十分错误的看法。实际上永远是我们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我们经济建设的指导思想只能是经济理论。我们研究和考察任何经济问题都必须从经济学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出发，从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l1
2.西方经济理论作为制定经济政策的指导思想是不行的
“西方经济学”其实不是一个科学的名称，按照时下人们约定俗成的理解，指的是西方国家各个时期的主流经济学，当前特指美国各派的经济学说及其教材。说得直白一点，眼下在美国暴发的这场危机，从本质上说是美国政府近30年来加速推行新自由主义经济、金融理论和政策造成的。近几十年来西方经济学的主要代表是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有一个核心思想:反对凯恩斯主义的国家干预政策，相信不受干扰的市场机制是最有效率的资源配置方式。新自由主义有四大主张:主张实行“自由化”、“市场化”、“私有化”和国家干预的最小化。在金融问题上奉行的是所谓的“有效市场假说”，认为各种资产价格是对该资产所代表的各种信息的完全反映，金融市场不可能产生泡沫。在国际经济和金融秩序上，提倡自由贸易和资本在国际间的自由流动。因此，一些学者把新自由主义也称为“完全不干预主义”。上世纪八十年代，新自由主义思潮在美国获得了支配地位，当时的里根、后来的布什、克林顿、小布什都是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在政治上的代表人物。一种经济理论，当它还是以一种学术思想、学术观点存在的时候，不管其正确与否，它对社会的影响总是不大的。而一旦被决策者所接受，成为制定经济政策的理论根据时，那它对社会的影响就大了。现在回过头来看这次金融危机，在新自由主义思想的支配下，美国政府既大大减少了对市场、尤其是对金融市场的管制，废除了大萧条后制定的《格拉斯一斯蒂格尔法》，允许商业银行涉足证券市场等;又允许私人金融机构涉足以前只有有政府背景的机构才能经营的业务。让金融资本拥有太多、太大的特权，甚至可以脱离物质资料而独立循环(俗称体外循环)，靠自身的流转实现“增值”(完全违背马克思关于资本只能在生产过程中才能增值的原理)，当然只能形成泡沫经济。此次源自美国再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后演变成为一场战后最大的经济危机)，充分暴露了资本和西方自由经济理论的实质，使我们对资本的本质以及市场经济的盲目性、自发性、滞后性等消极功能有了充分的认识，更清楚地认识到市场经济并不是万能的，提醒我们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不能搞市场崇拜、不能以西方的自由经济理论来指导我们的经济建设。金融危机也使我们对资本主义西方经济理论的历史局限性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从而更坚定了我们在高校开设政治经济学这门课的决心。依据西方经济理论制定的经济政策是不可能很好地规范经济活动的。这场灾难的罪魁祸首是美国，但由于美国是国际金融体系的庄家，在经济一体化条件下，损失的钱主要是别国的(包括中国)。新自由主义对我国的损害，远不止这些。所以，为了保卫改革开放取得的伟大成果，为了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继续推向前进，高校必须开设政治经济学。
3.只有政治经济学才能救“市”
所谓“救市”，就是挽救经济。危机发生后，美国在“救市”对策选择上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其焦点仍然是新自由主义经济与凯恩斯主义的较量。结果新总统奥巴马不得不放弃新自由主义经济理念，推动一个总额为8250亿美元的直接救助经济实体(指资产阶级的大垄断企业)的刺激经济计划。与此相对应，我国的“救市”是以经济理论为指导，以科学发展观为导向，坚持以人为本，切实维护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我国计划用两年时间，启动一个总额为四万亿元人民币的扩大内需计划，安排一半用于改善民生。这就是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在“救市”问题上的本质区别。我们可以大胆地预言，从总体上看，从长远处考虑，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救“市”不可能取得根本性的成功，原因是以资本主义私人所有制为基础的经济制度决定了他们的经济政策只能以西方经济理论作指导。说到底，他们是在坚持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还是坚持凯恩斯主义经济理论之间作选择。退一步讲，即使他们的救“市”取得了暂时性的成效，也只能是治标，是治不了本的。因为他们所采取的一切救“市”措施是在不动摇资本主义制度的前提下进行的，是在维护华尔街那些“肥猫们”根本利益前提下下的赌注。而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的经济政策是以政治经济学理论作指导来制定的。政治经济学是以生产关系(即经济关系)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的。正如当代学者程恩富所说:“马克思认为，……从发展趋势上说，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社会化程度的提高，现代财产公有制度比财产私有制度更能够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和经济效率的提高，更能够促进经济公平和社会公正，这一点与西方新制度经济学的认知恰恰相反。”l2]说具体一点，我们国家的基本经济制度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公有制决定了生产目的，这就直接决定了我国政府调控经济必须从维护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所以我国与欧美日等资本主义国家在救“市”的指导思想和效果方面是绝对不同的。“从本质上讲，我国‘救市’是通过‘救民’达到‘救市’的目的: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中解决好民生难题，在推动产业升级和结构调整的同时，强调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目前，我国将保障性安居工程、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医疗文化卫生教育事业发展、地震灾区灾后重建、提高城乡居民收人等工作同步推进，以解决过去在民生问题上的欠账。这些应对措施极大地解决了民生问题，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和理解，又为成功应对危机奠定了坚实的社会基础。”圈这一切，提高到理性的高度来分析，不能不归结于政治经济学的功劳。
二、市场经济条件下为什么要开设西方经济学
1.政治经济学不是万能的
按照传统观点，认为政治经济学包括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个部分。而实际情况是作为三个组成部分之一的政治经济学只是指资本主义部分，因为马克思在世时，世界上还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社会主义，根据存在决定意识的原理，马克思当然不可能写出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而中国的现实情况是已经建立了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经济的运行机制也由原来的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过渡，150多年前的马克思不可能为我们今天的经济运行勾画出一个理想的曲线图表来。就讲《资本论》这部伟大的经济学著作，也是对18世纪处在原始积累阶段的资本主义制度的理论概括。按照哲学有关真理的绝对性和相对性辩证关系的原理，任何一个真理性的认识，由于主客观条件的限制，人们对某一个特定对象的认识，只能是近似的、不完全的，因而叫作相对真理。据此，《资本论》只能是巧0年前马克思对当时资本主义制度近似的、不完全的认识，那些结论即使在当时是完全正确的，但巧O多年来，西方资本主义经济突飞猛进，资本主义经济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由于各方面的原因，后继者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并未取得突破性的进展。如果还用150年前现成的认识去解释和说明当代资本主义的经济现象和经济行为，那只能得出不切实际的结论。政治经济学是一门理论经济学。没有一种理论是万能的，政治经济学，它不可能解决具体的经济问题。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是生产关系，具体来说是研究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的产生、发展和灭亡的一般规律，目的是揭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阻碍作用，寻求改变这种生产关系的动力和掘墓人，阐述资本主义被社会主义所代替的客观必然性。马克思回答了人类社会演化和社会变革的一般规律，但是没有回答一种社会形态处于相对稳定的状态下，其经济运行的具体细节。政治经济学作为一种理论经济学，它的作用和功能也不是回答这些问题的。150多年来，它起到鼓动人民起来资本主义制度的作用，今天仍然是我们制定社会主义经济政策的理论依据(公有制决定了我们的一切经济政策和经济行为必须从绝大多数人的根本利益出发)，政治经济学的职能定位，也说明它不是万能的。
2.发展和繁荣中国经济必须借鉴西方经济学
前苏联的解体和东欧的剧变，从一个侧面说明了计划经济的失败;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崛起，也无可否认地说明了市场经济的优越性。我国和西方发达国家都实行市场经济，虽然二者建立在不同的所有制基础之上，国情也不尽相同，但从市场经济这一点看是相同的，都搞商品经济，都是社会化大生产，都要提高经济效率，因而在对经济现象的描述、经济机制的设计等理论体系方面应该有许多共性。西方的市场经济已经很成熟了，因为它有300多年的西方经济学理论为其设计并被实践证明了是比较成功的运行机制，反映社会化大生产和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而我国的市场经济才刚刚起步，虽然自己也可以从头开始摸索，但要浪费很多时间和精力，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文化还比较落后，当然应该选择研究和借鉴西方成功的经验和成果。这一点马克思在写《资本论》的时候，就认真吸取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优秀思想成果，为我们借鉴西方经济学理论提供了一个光辉的范例。改革开放犯年来的实践已经证明，西方经济学在帮助我们设计市场机制、用经济手段进行宏观调控、建立税收制度、打破行业垄断等等方面起到了重要的借鉴作用。马克思说过:“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形成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4]当前，在世界范围内，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种制度并存，在中国，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并存。在世界经济一体化条件下，如果我们拒绝西方经济理论的借鉴作用，那就不可能在短期内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不可能在国际贸易中赢得自己应得的经济利益。一句话，那就是放弃改革开放，坚持闭关自守，最后自取灭亡。要消灭私有制，必须先保留私有制;要实现世界大同，必须先承认多元化格局的存在;要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须先学习和借鉴西方经济理论。在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理论没有诞生之前，牛顿的力学三定律被人们确认为经典力学，而在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理论问世之后，牛顿力学三定律所描述的则只是物体在作低于光速运动时的一种特殊情况(牛顿力学只不过是物体在低速运动下很好的近似规律)。但是迄今为止人类所看到物体的运动，通常是在低于光速的情况下进行的，所以牛顿力学三定律仍然被现实世界的人们界定为经典。同理，我们可以这么认为，在世界没有实现大同之前，所有的经济学理论都是在一定的社会形态里存在并为之服务的，而且会被那个社会形态确认为有意义的理论。即使将来实现了世界大同，我们也不可否认存在于不同社会形态的经济理论相对于那个社会形态的正确性，因为根据哲学原理，无数相对真理的涓涓细流，才能汇成绝对真理的大海，相对真理也是真理(任何一个相对真理都是对某个特定对象近视的、不完全的、相对正确的反映)。综上所述，无论从加快我国经济建设的角度，还是从创立马克思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角度，我国大学的经济类专业，必须开设好西方经济学这门课。
三、开好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这两门课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1.教学中要处理好两门课的关系，摆正好两门课的位置
不管在教学人数还是在教学课时及教学内容的安排方面如何处置，两门课的关系应该是:政治经济学是指导、是主流，西方经济学是参考、是借鉴。政治经济学以的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从资本主义这个特定物质生产条件出发，客观地揭示了资本主义经济运动的规律。只有政治经济学才是代表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利益的最完整、最科学的经济理论体系，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必须以政治经济学为指导，这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当然我们讲坚持政治经济学的指导地位是就其基本立场、基本观点和基本方法必须占据指导地位而言的。这里所讲的“指导”，是指对西方经济学的分析、评价应以政治经济学为指导，不是说要用政治经济学去代替西方经济学。老师在教学中必须既要求学生掌握政治经济学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基本观点，又不局限于要求学生坚持某一个具体的观点或结论，主要是要求学生坚持的立场和方法，研究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的新情况、新问题，指导新的实践。在如何对待西方经济学问题上，我国研究西方经济学的权威学者陈岱孙教授有一些中肯的论述，这里引用两段以表明笔者的观点:“作为一个整个理论体系，现代西方经济学不能成为我们研究制定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导思想，但不等于说现代西方经济学中没有值得我们参考、借鉴、利用的地方，……当然，相反的，由于某些方面有可借鉴利用之处，便盲目地全盘接受，或者食洋不化，对于给纵然有用的技术手段采取生搬硬套的办法更是有害的”;ls]“西方经济学无论如何，是植根于西方国家、社会经济的产物。中国的实际在种种方面和西方实际大不相同。要借鉴、利用西方经济学一些理论分析解决中国今日面临的经济问题，我们不但要排除其在本国实践上已证明为谬误者，即使对在其本土已证明有成功经验者，我们也得详察其是否适合中国的国情”le]。
2.有关教学内容方面应注意的地方
西方经济学是一个内容广泛而松散的名词，没有一个公认的定义。可以理解为西方国家的经济学者对西方国家的市场经济体制及市场运行方式所作的理论概括，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西方经济学就是当代西方的市场经济学。其基本理论包括三部分: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和国际经济学。现在本科使用的由教育部高教司组编、高鸿业任主编的《西方经济学》，它坚持了用经济理论为指导，坚持洋为中用，并且每章都加了评议，应该说还是比较好的。而政治经济学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看到一本既理论联系实际，又与时俱进的教材。目前，在西方经济学教学中存在的问题是如何处理好西方经济学双重性质的问题。西方经济学既有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一面，因为它的阶级性、意识形态和价值判断造成的局限性，又因为它把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运行的经验上升为理论，因而又有在特定条件下的实用性。我们在社会主义大学课堂里同时开设政治经济学和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学有双重意义:其一是通过比较可以坚定对经济理论的信念;其二是通过吸收和借鉴西方经济学中的有用的成分来为我国的经济建设服务。从笔者了解的一些高校的情况看，两门课的权重比例有不合理(无论从课程种类、课时时数看，还是从学分看都这样)的地方;教学内容是政治经济学太单薄，西方经济学太厚重。西方经济学教学中普遍存在只讲教学内容，不加评议的情况，更严重的是讲西方经济学时只注重讲它的实用性，忽视了它的阶级性和局限性。比方说微观经济学中的边际生产力分配论，宏观经济学中把工会视为垄断势力并把它视为工资—物价居高不下、形成成本推动的通货膨胀的主要因素等，这些东西我们不但不能接受，而且要用的观点进行评议和批判。为此，笔者觉得，要适当压缩本、专科学生西方经济学的教学内容，特别是微观经济学部分的教学内容。对本、专科学生应侧重多介绍一点西方经济学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基本观点等基础知识，并注意用进行评议(每章课后的评议一定要讲)，而且要配套开设《经济数学》这门课程。
政治经济学的发展范文第7篇
[关键词]政治经济学；教学范式；变革与创新
[中图分类号]G64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4634(2012)03-0074-03
是我国高校教育的根本指导思想，经济理论是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使马克思的理论得到最深刻、最全面、最详尽的证明和运用的是他的经济学说”，是高校经济学教学的基石。高校的《政治经济学》课程教学不仅要坚持基本原理，而且要不断地发展、创新教学范式，以改变这一课程教学日渐式微的局面。
1 《政治经济学》课程的“悖论”境遇及其原因
经济理论是高校经济学的基础。由于在现实语境下的《政治经济学》课程是以经济理论体系为架构的，所以《政治经济学》课程是高校经管专业的基础核心课程。尽管这一课程具有基础性地位，但在西方经济理论“东进”和不断强化下，一些高校的《政治经济学》课程教学面临着日益被“边缘化”的现实问题。从课程定位上看，《政治经济学》不仅是学术(或理论研究)意义上的一门课程，更是一门意识形态教育意义的基础课程，具有指导意义。也就是说，《政治经济学》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课程，这一点要与西方所谓的“价值中立”课程教学有很大的区别(当然西方所谓的“价值中立”背后，隐含着的是以资本主义制度为前提条件)。但从现实境遇看，《政治经济学》这一课程教学中呈现出“悖论”的局面，即《政治经济学》课程的基础地位和重要性只停留在理论层面，与现实层面的弱势境遇形成巨大的反差。换言之，就是上层强调，基层弱化；形式重视，实质轻视。
《政治经济学》课程被“边缘化”、“弱化”是其现实境遇的真实反映。一方面，一些高校经管类专业的课程设置上“剔除”《政治经济学》或者减少其课时，不断弱化《政治经济学》的课程地位；另一方面，《政治经济学》理论自身存在抽象程度的深奥性、逻辑严密性，致使一些学生在理解和接受上产生一定的障碍，出现了“厌学”现象。同时，一些高校《政治经济学》课程的教师在西方经济理论猛烈冲击下，“自乱阵营”，显得“底气不足”；一部分教师甚至“摇身一变”，俨然成为西方经济理论的“呐喊者”，其转变速度之快让人咂舌；更为不可思议的是，一小部分的“成功转型者”一改往日的常态，不仅“忘本”，而且“变本加厉”地攻击或者肆意歪曲经济理论，成了彻头彻尾的贬低经济理论的“急先锋”。与之相反的是，一部分《政治经济学》课程的教师虽然能够“坚守阵地”，却存在着教条主义倾向，不愿接受新事物、新变化，空谈一些理论而回避一些现实问题。
以上因素导致了《政治经济学》课程及其教学面临被“边缘化”、“弱化”问题，与我国设置这一课程的初衷大相径庭。所以，改变高校《政治经济学》课程被赋予的基础地位与被“边缘化”现实之间的悖论局面是当前经济学教学的一项重要任务。
2 《政治经济学》课程悖论境遇的“化解"之道
《政治经济学》课程的教学与研究不能停留在少数精英层面上，要让这一课程在高校经济理论教育中进一步“生根发芽”，还需要与大学生的“可接受”、“能接受”层面相连接，其中注重教学内容与教学手段的匹配是一个重要方面。化解这一课程的悖论境遇，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2.1 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对待《政治经济学》课程，正面面对现实境遇
1)《政治经济学》课程教师要有坚定的信念。对待《政治经济学》课程的态度关系到一个根本问题：要不要坚持、怎样去坚持。如果从指导意义上看，这根本不是个问题，但这个看似“不是问题的问题”，在一些人的心中还是有很大的疑问或顾虑的。从大的方面来说，《政治经济学》课程的态度关系到对待理论的态度，而对待理论态度是最为根本的态度，决定了对待《政治经济学》课程的态度。所以，成为《政治经济学》课程教师的首要因素就是，必须有坚定的信念，敢于在所谓“主流经济学”层面上发出自己的“最强音”。如果离开了这一点，没有坚定的信念，自然会在各种思潮面前显得“底气不足”。更为重要的一点，《政治经济学》课程教师要敢于争辩、批判，勇于接受挑战。对来自于西方经济理论的“挑战”或“挑衅”，敢于以经济理论为武器，以中外发展的现实为依据，进行“有礼有节的回应”，辨明是非，树立《政治经济学》在经济理论教学中的权威，“复归”经济理论教学基础地位。
2)要端正《政治经济学》课程的教学态度。以科学的态度面对现实境遇，既不能盲目乐观，也不能妄自菲薄。不能因为《政治经济学》课程的基础性地位和指导意义，就乐观地认为《政治经济学》课程会在现实教学体系中得到强化、重视；而现实境遇则恰恰相反。就“妄自菲薄”而言，在《政治经济学》课程教学中不能自我“矮化”、“弱化”，要在正确理解经济理论基础上正确引导大学生学习和思考政治经济学理论知识与问题。从教育影响看，教育者自身的威信会对受教者产生深远的影响，“学高为师”、“为人师表”就是对这一教育规律的真实体现。所以，《政治经济学》课程教师熟读经典著作和钻研经济理论是对自身的基本要求；并以此为基础，用自己的言行去“化解”一些人的偏见意识，以深厚的理论功底去纠正一些人的错误认识。
2.2 注重《政治经济学》课程教学内容的系统性与教学方式的创新性
1)正确处理好《政治经济学》课程内容中经典理论与现展理论之间的关系，注重内容体系的系统性。教学内容的完整性、系统性是实施教育教学的一个根本原则。基于这一原则，对《政治经济学》课程教师的基本要求就是：必须掌握系统的完整的经济理论体系，能够“区分出马克思的经济学与经济学”，熟知两者之间的关系，全面了解政治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创新。在内容体系上正确处理好经典理论与现展理论之间的关系是《政治经济学》课程教学的基础和前提。为此，在经典理论教学中，要“弄清楚哪些是基本观点、基本理论，哪些不是基本观点、基本理论。要弄清楚哪些是过去需要强调的基本观点、基本理论，但现在不需要强调的观点、理论”。要知晓经济学哪些方面在发展、哪些方面需要发展。教学中要突出经典理论知识的系统性、逻辑的严密性和理论的开创性，凸显政治经济学经典理论知识的理论魅力。
另外，要让学生知道经济学理论是不断发展的理论体系，是随着和社会主义实践不断发展而不断完善的经济科学，是科学而不是教条。要“用与时俱进的、发展的政治经济学作为经济学教学的主体、经济研究的指导思想和经济政策的导向。”《政治经济学》课程的教师要结合当前实际，尤其是中国的实际，能运用《政治经济学》的理论知识来诠释现实问题，体现和增强经济理论的说服力，而不是在回避现实问题。所以，发展的经济学理论知识的教学，是与现实相结合的教育教学过程，要突出经济理论的现实性和时代感。
教学内容还需明确一点：《政治经济学》课程中的经典理论与发展理论是一脉相承的知识体系，教学中要注重两者之间的衔接，不能孤立地分成毫无相关的两个部分。注重经济理论体系的系绕性，这恰好又是《政治经济学》课程教学专业性的要求和体现。从这个角度看，《政治经济学》课程的教师没有理由持有妄自菲薄的态度，关键在于自身“内功的修炼”，要有深厚的理论功底。
2)注重教学内容与教学方式的匹配性，不断创新教学方式。教学方式是介于施教者与受教者间的各种媒介、手段的总和，是两者之间相互沟通的桥梁；在信息学意义上就是搭建信息传输的渠道。《政治经济学》教学仅有系统的理论知识体系是不够的，完整的教学内容需要适当的教学方式。恰当的教学方式可以使学生较容易地接纳和消化知识，有利于知识的传承，增加教学内容的可接受度。以经济理论为基础的《政治经济学》课程教学要根据教学内容的不同特点采取适当的教学方式。具体而言，经典理论知识部分的教学是掌握经济理论的基础，主要以讲授为主，对学生的培养注重理论分析的深刻性和理论理解的透彻力，但要活用教材，以丰富的历史资料和案例来推动教学，要将深奥的理论“浅”、“显”化。而发展经济理论知识的教学要采用开放、互动的教学模式，鼓励合作学习，培养学生探究式的学习能力。《政治经济学》课程不能停留在书本的空头说教上，要在教学中以小组讨论方式，建立起积极互动的学习氛围。以经济全球化和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为背景，通过设置问题的方式，引导学生运用经济学知识分析现实问题，不断发现问题，并能提出解决问题的一些思路。教学中一些典型案例的剖析、经济发展的纵横对比也必不可少。教学内容与教学方式的匹配性，还需注重施教手段的现代化，能够运用学生喜闻乐见的传媒方式(如微博)，与学生互动，讨论一些现实问题，阐释理论观点。经济理论教学“要始终注意增强时代感，在加强针对性和实效性上狠下功夫”。让学生懂得新的时代和新的实践是经济理论发展和创新丰富的土壤，是理论强大生命力的根本所在。
2.3 正确处理好《政治经济学》课程与《西方经济学》等课程之间的关系，树立政治经济学的学科主导地位
1)正确认识西方经济理论价值观，树立政治经济学的学科主导地位。西方经济理论是以隐含其价值观为特征，往往以对经济现象表层的现实解释力来“迷惑”社会公众，在其所倡导的“去价值观”的背后则是让受众群体接受他们的价直观，推行他们所谓的“天堂制度”——资本主义制度。他们不容许任何“反对之声”，更不能容忍代表劳动人民利益的政治经济学。自经济理论诞生以来，一些自我标榜为主流的西方经济理论学者们，对经济理论频频发难，这恰恰说明了西方经济理论的“霸权”心态和害怕遭受“颠覆”的恐惧心理。所以，中国作为以为指导的社会主义大国，更要辨明是非，树立政治经济学的学科主导地位。在国家层面上加大对高校学科发展与课程安排的指导力度，不仅要正确定位政治经济学学科的主导地位，而且在经管专业课程设置以及课时计划安排上，要强调《政治经济学》课程的基础性与重要性；复归其应有的教学地位。
2)坚持发展，注重吸收西方经济理论中有益的成分，是确保《政治经济学》课程指导地位的基本要求。从学科发展的历程看，相互吸收、相互借鉴一直是各学科取得长足发展的重要方式。经济理论是一个开放的体系，“我们不想教条式的预料未来”是经典理论中的一个重要思想。因此，坚持基本内核而不墨守成规，注重吸收西方经济理论中有益的“科学成分”，是推进经济理论发展的基本要求，这是正确处理两种经济理论知识体系关系的一个基本原则。
其实，从经济学发展溯源上看，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是一脉相承的，西方经济学的前身就是政治经济学。从我国学科定位上看，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同属于理论经济学，是理论经济学重要的基础。从研究内容看，两者都是对现实经济问题的研究和分析，寻找解决问题的途径和方法，探究人类经济活动的规律，所以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是有共性的。而当前理论界中的一部分人，“刻意”地区分出“主流经济学”与“非主流经济学”，并以“主流经济学”自居，其背后的动机令人怀疑。
但两者的共性并不能取代两者的差异性，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之间的不同就在于，在理论研究的观点、价值诉求和思维方式等方面有着严格的区分。“西方经济学，虽然有各种各样的学派，但总的来说，都是为资产阶级的利益服务的，我们对西方经济学不能采取一概排斥的态度，也不能把它们神化而采取照抄照搬的态度，而应该采取分析比较的态度，吸收和借鉴其有用的合乎科学的东西，拒绝其错误的东西”。善于利用西方经济学理论中一般经济规律，包括科学内容的成分和经济研究方法的同时，突出经济理论的特色性；要强调“以我为主”，合理借鉴；而不能一味地“拿来主义”或是做西方经济理论的“应声虫”。只有这样才能在真正意义上发展经济理论。
3 结束语
在西方经济理论“东进”和不断强化下，又加之一些自身因素，导致了高校《政治经济学》课程呈现“悖论”局面。而政治经济学理论在中国的发展与创新及在高校教学中面临的新变化，都对《政治经济学》教学提出了新要求。高校《政治经济学》课程的教学需要与时俱进，不断创新，以化解这一课程教学中出现的“悖论”境遇。
参考文献
[1]列宁.列宁全集(第26卷)[M].中文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62.
[2]纪宝成.加强对政治经济学的教学与研究[J].政治经济学评论，2009(1)：1-8.
[3]刘国光.对经济学教学和研究中的一些问题的看法[J].高校理论战线，2005，(9)：23-29.
[4].论三个代表[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128.
政治经济学的发展范文第8篇
20世纪80年代，学界在对传统教科书体系进行整体性反思的过程中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即哲学的本质是什么?在这场讨论中，与人本主义的关系成为理论界关注的焦点问题，而首先展开的是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讨论。在这场争论中逐渐形成了三种代表性的研究路向与理论兴趣:一是人学研究思路。代表性的学者是吉林大学的高清海先生，他受到马克思关于人或社会的三种形态理论的启发，即最初的人类以族群为本位(“人的依赖关系”形态)，经过个体本位阶段(“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形态)，才能到达人的最高发展形态(即“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的形态)，即由人的“类”本性决定其必然去向，由此形成了“类哲学”的思路。［1］二是实践唯物主义研究思路。有许多学者基于对苏联理论体系的反思提出了实践唯物主义的问题。他们在文本层面上以马克思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德意志意识形态》等经典论著关于“实践”的论述为立足点和出发点;在理论层面上以“实践”为核心概念来重新解释哲学，以“实践的唯物主义”来概括哲学的特征本质，形成了一股颇具影响的哲学思潮。三是哲学史的研究思路。从学理上讲，关于哲学本质的回答需要回到经典作家即马克思本人的思想发展进程中进行考察;因此，人学与实践唯物主义的研究路向之争便直接引发了哲学史研究的重大理论分歧之争。其争论焦点是，代表马克思成熟思想的经典著作，到底是人学韵味浓厚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还是更为强调现实实践逻辑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或《德意志意识形态》?此外，还有一些学者无意识地突破了人学与实践哲学的范式之争，十分敏锐地提出，马克思晚年关于历史学、人类学的转向以及人类学这个问题。从现在的理论视野来看，关于历史学、人类学的转向以及人类学这个问题，显然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理论研究动向，也是哲学研究中无法绕过的问题;但在当时，这一问题并未引起足够的重视。
事实上，在20世纪80年代末，俞吾金先生便已将思考的目光定位在人类学问题上，他当时提出马克思对社会人类学问题的思考贯穿其一生，在思想发展上又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即哲学阶段、政治经济学阶段和文化学阶段。［2］但总的来说，在当时人类学问题对于重新认识和理解马克思整个学说的重要性并没有引起整个学界的充分重视，因此学界未能进一步对马克思的人学与人类学思想进行系统研究。其原因有许多方面，其中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是我们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理解局限于传统教科书体系(即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有关。哲学的发展需要政治经济学与政治学的研究突破作为支撑(正如马克思本人哲学思想的发展与他的政治经济学和政治实践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这是哲学一个重要理论特质;在当时，政治经济学与政治哲学(科学社会主义)等相关学科并未同时取得与哲学一样的进展，因此单纯依靠哲学界的自我革新很难实现理论的整体性创新。
在无法获得政治经济学与政治学学科支持的情况下，哲学单兵突破的局面必然受挫，从而使得当时的人学与类哲学等问题的讨论不能突破哲学的学科意识束缚，走向更广阔的理论天地。当前学界所热议的理论整体性问题以及“现代学术建制和理论研究的学科化对理论整体性的影响”正是针对这种学术分工体制的弊端提出的。［3］从研究范式转换的角度来看，80年代的一个重要成果是中国的哲学研究开始摆脱教科书的“体系意识”来思考自己的“问题意识”。不过，从现在的理论视野来看，这种问题意识其实是一种基于学科视角的问题意识。这种基于学科视角的问题意识开启了中国化哲学的学理性思考与学科建构，到了20世纪90年代，在学科建设意识的主导下，哲学研究呈现专门化与学术化的趋势，的哲学与政治经济学以及政治学(科学社会主义)等相关学科的发展越来越专业，但与此同时彼此之间也越走越远，甚至有分道扬镳的苗头与趋势。从哲学变革与发展的历史来看，其最重要的经验是打破经院哲学(即所谓的学院哲学)的束缚，而其最重要的理论支持则是来自政治经济学。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一书中指出，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所揭示的剩余价值规律是社会主义由空想发展到科学的理论前提之一，因为“政治经济学本质上是一门历史的科学”［4］161。哲学学科意识的束缚以及理论研究中政治经济学批判范式的缺失，对于当时的人学与类哲学研究而言，直接导致的问题是没有理解马克思“历史科学”(即历史唯物主义)与人学、类哲学的重要关系，同时也没能与西方学者的文化研究、人类学研究等相关学科进行有效对话。
二、如何理解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与人学思想
从思想史的角度来看，马克思的历史科学与人类学具有密切的关系。人类学把自己的学科定义为“研究人类的本质的学科”，这一学科体系的形成，虽然与殖民主义在全球的扩张紧密相连———它在19世纪的学科分工体系中被定位为对原始社会或文化的研究;但是，随着殖民体系的解体，人类学已突破异文化研究的局限性，正在重新定义其对人类整体多样性的研究。正如有学者所认为的，人类学学科除了从某一学科的角度进行人类学研究，更为前提性的则是哲学层面的理论基础，即涉关存在论———基于人作为一种存在来探讨人类发展的起源、人类发展的动力、人类创造的文化、人类发展的规律、人类前进的方向等。［5］人的本质是什么，不仅是人学研究所关注的哲学问题，实际上也是一个人类学问题。在古希腊哲学中，有些具有朴素唯物主义倾向的思想家把人看作自然的一部分，而智者学派把人定义为具有智慧和美德的政治动物。基督教神学则认为人是上帝按自己的形象创造出来，绝不可能是像动物一样的自然存在物，使人学回落到神学逻辑中。文艺复兴与启蒙运动的重要思想成就是以人为中心对抗基督教神学的以神为中心，它不仅重视人的自然本性，也关注人类的理性和意志，从而引发了近代哲学的“主体性”问题大讨论。达尔文的进化论以及进化学派观点把人看作是由猿猴进化而来，从而将自然主义人学推向了极端;作为自然主义人学思潮的反向运动，欧洲大陆的思想家们则在对宗教神学的反思中发展出了理性主义人学思潮，这一基于人类理性的本体论思想在笛卡尔著名的“我思故我在”命题中被准确地表达出来———“我思”是人的本质特征，“我思”是人与动物的关键性区别。这种人类理性的本体论思想在德国古典哲学中发展到了某种理论上的极致。德国古典哲学不仅把“我思”(观念)理解成人的本质，而且把它作为哲学的对象来进行研究，从而建构起庞大的观念论思想体系，并最终在黑格尔的哲学体系中达到顶点。而在德国的观念论思想之外，启蒙运动时期的思想家还提出了一个重要的研究路向，即发现人不仅是一种自然动物，而且也是一种文化与历史的产物，因而提出了“历史哲学”的问题，这一问题域在孟德斯鸠、伏尔泰、卢梭、康德和黑格尔等思想家的不断探索下，逐渐形成了一种具有深厚历史感和历史哲学韵味的人类学思潮。这种具有深厚历史感的人类学思想路向，用马克思的话来说便是历史科学。今天，随着马克思哲学研究以及国外研究的深入，我们应当重新拾起一度中断的人学与类哲学的话题并将这种反思推向一个自主性的理论建构。这是中国学界走向理论自信的表现。从20世纪90年代至今，中国学术经过20多年的发展，在政治经济学、社会学(包括人类学)、政治学等学科上获得了长足的进展，为我们重拾人学与类哲学的话题提供了极好的学科背景。我们应当在这个基础上将政治经济学和哲学(类哲学)有效沟通起来，以打开哲学与人类学研究的新视野。需要说明的是，本文提出的人类学只是一个在学科意识的束缚之下不得不采用的“名称”———因为学科话语体系似乎已经成为当代中国学者的行规。换言之，人类学这一提法只是一个“方便法门”，读者可以不必拘泥于这一名称本身，重要的是对这一问题的理解。
关于这个问题，涉及两个重要的理论:一是我们应当如何理解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二是我们应当如何理解马克思的人学(人道主义)思想。关于第一个问题，即如何理解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过去我们之所以无法把政治经济学与类哲学有效结合起来，是因为我们对政治经济学的理解受限于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体系。实际上，在马恩经典著作中，他们所阐发的政治经济学跟苏联所编撰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是有差异的，其重大差异我们可以用恩格斯的定义来解释一下。恩格斯认为，政治经济学有两个层面:一个是广义层面，一个是狭义层面。狭义政治经济学指的是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的一般规律的科学。因此，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里面谈论的劳动价值论、资本、货币、商品等这些实际上是隶属于狭义政治经济学的范畴。关于狭义政治经济学的设想，马克思有一个宏大的理论构想，但并没有完成，只出版了其中的一卷(即《资本论》第1卷)。根据马克思在1859年写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设想，狭义的政治经济学应当有六大部分，分别为资本(这部分后来演化为《资本论》的整个体系)、国家、土地、国际市场、国际贸易，还有一部分是关于劳动的问题。换言之，苏联学界所理解的政治经济学，只是马克思本人关于狭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中的一小部分而已，马克思生前还没有来得及把他整个思想完整地建构出来。而广义的政治经济学———实际是历史科学，按照恩格斯的定义，它指的是对整个人类社会的生产、分配、交换、消费规律的研究。广义政治经济学在研究对象和范围上更为广阔，它不仅仅包含资本主义社会，也包含前资本主义社会，另外还包含东方社会，这是一个更大的范畴。这一广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恰恰与文化人类学的研究对象相重合，而狭义政治经济学则与经济人类学具有诸多共同之处。关于第二个问题，即如何理解和把握马克思的人学思想。关于马克思的人学思想不得不提到他与德国古典哲学的关系，在此我们主要以康德和费尔巴哈为例来说明。德国古典哲学的代表性人物康德最后出版的著作便是《实用人类学》，邓晓芒认为它“是康德二十多年讲授‘人类学’课程讲稿，也是康德本人自己整理出版的最后一部著作……康德毕生的书斋生涯其实都是以人的现实生活为背景，他那一切令人生畏的思辨最终都有一个集中的主题，这就是人的存在和使命”;因此，“仅仅从认识论上的‘批判哲学’来看待康德哲学已经显得过于狭隘，必须从人类学的立场来考察康德整个哲学体系”。［6］1－2从这一角度来看，康德哲学的重要贡献是将神学(宗教问题)人类学化。从思想史的角度看，这一思考路向显然深深地影响了马克思。费尔巴哈作为直接影响马克思的思想家，他在《基督教的本质》一书中对宗教哲学进行了猛烈的抨击，以期恢复人在哲学中的地位，这使马克思豁然开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