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有经济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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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有经济体制范文第1篇
环境保护经济体制是指为实现一定的环境保护战略目标而采取的环境经济制度、环境经济的运行机制以及环境经济政策的制定与执行的总称，三者是建立与完善环境经济体制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环境保护制度制约着环境保护的运行机制和政策的制定与执行，同时环境保护的运行机制及经济政策又对环境保护制度的发展和完善起着积极地促进作用。
1.1环境经济制度
环境经济制度是约束环境与经济活动各主体行为的各种规则，是建立和改进环境经济体制的重要依据。环境经济制度主要由环境管理制度、环境资源产权制度、环境资源再生产制度以及环境经济法律制度等构成。
1.1.1环境管理制度
环境管理制度是各级环境主管机构采用的对各种经济行为进行有利的约束与规范的管理手段，对资源使用、环境影响、生态变化的决策直接进行干预。环境管理制度的健全与否决定了环境资源能否在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经济各领域实现有效配置。包括：环境影响评价制度、“三同时”制度、排污收费制度、城市环境综合整治定量考核制度、环境目标责任制度、排污申报登记和排污许可证制度、环境限期治理制度和污染集中控制制度等。
1.1.2环境资源产权制度
环境资源产权制度对环境资源的配置效率起决定性作用。完备的资源环境产权制度主要包括资源环境产权界定制度、资源环境产权交易制度、资源环境产权保护制度等三个方面的制度。
1.1.3环境资源再生产制度
环境资源再生产是指社会生存和发展赖以持续的自然环境条件的再生产。环境资源的再生产制度主要包括环境资源再生产的组织制度、总量控制制度、监督制度、责任制度和考核制度。通过上述制度协同作用，使各地区能够根据资源和环境承载能力，安排产业结构和经济规模，主动采取各种环境资源再生产的措施。
1.1.4环境经济法律制度
建立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的法律制度体系，是环境保护经济体制建立和完善的重要保障。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经济领域的与环境和资源保护有关的立法;二是环境经济执法，包括建立健全环境经济法律的实施体系和保障机制;三是环境经济有关法律实施执行的监督机制。
1.2环境经济运行机制
环境保护运行机制就是环境经济活动中的各主体(政府、市场、公众)和客体(生态系统、自然环境与自然资源)之间相互联系和作用的制约关系及其功能。健全的环境经济运行机制有助于环境经济体制的运行与实现。环境经济运行机制主要包括：
1.2.1环境经济活动主体的行为调节机制
按环境保护的客观要求以及经济运行规律，理顺环境经济活动中政府、市场与公众的关系及地位，建立起政府引导、市场推动、公众参与机制，以充分发挥各主体在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1.2.2环境与发展综合决策机制
把环境保护前置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决策阶段，贯彻可持续发展战略，把经济规律和生态规律结合起来，对经济发展、社会发展和环境保护统筹规划，合理调整优化产业结构和产业布局，合理配置资源，推动环境优化经济增长，实现最佳的经济效益、社会效应和环境效益。
1.2.3环境经济政策体系
环境经济政策体系是根据价值规律，同时在各类经济政策中融入保护未来长期持续发展所需要的资源或环境的要求，运用价格、税收、信贷、收费、保险等经济手段来指导、引导、激励经济主体的市场行为，从而实现经济社会发展与自然、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环境经济政策体系主要包括：环境财政政策、环境税收政策、环境金融政策等。各项环境经济政策是环境保护运行机制发挥作用的重要载体。
2新时期进行环境保护经济体制改革的必要性
2.1我国现有的环境保护经济体制已不能完全适应当前环境形势
党的开启了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30年来，作为改革开放伟大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环保事业发展经历了不同的阶段，每一个阶段都是以发展理念的深化、决策部署的调整为标志，每一次思想突破、每一个体制机制的创新，都给环境保护事业带来了大发展[3]。
但也必须意识到，目前全国环境形势依然相当严峻。我国仍将处于经济快速发展期，环境问题正在变得越来越复杂，污染源表现为点源与面源复合，污染类型表现为工业污染与生活污染并存，生态恶化的影响已经深入到社会各个层面，严重影响了人类的正常健康的生活，环境保护面临的压力越来越大。面对这些压力与挑战，我国现有的环境保护经济体制已不能完全适应新形势、新任务、新问题的需要，具体表现在：环境管理体制尚未完全理顺，宏观协调功能较弱，与综合决策部门协调能力不足，环保部门对于跨部门、跨地区、跨流域的重大环境政策和环境问题屡调不协、屡解不决，统一监管难以实施;环境保护的市场机制仍不成熟，环保利用外资效率有待提高，完善的环境经济政策体系尚未形成;环境科技体制仍显僵化、环境监督机制仍不健全等。
2.2环境保护经济体制改革是解决日益严峻的环境问題的必然要求
环境问题的根本解决之道还在于通过制度创新破除体制障碍，进行全面、深刻的环境保护经济体制改革。中国30年来环保领域的改革实践也证明，通过不断深入改革，完成对旧体制的突破和新体制的建立与完善，才是中国的环保事业不断推进、实现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相和谐的巨大动力。国外的实践历程也表明，加快环境保护经济体制改革步伐、建立和实施一套全方位、多领域的宏观环境经济政策，能以较低的成本达到有效控制污染的目的。早在上世纪70年代初，发达国家就积极应用环境经济政策来实现经济与环境的均衡发展，在以后的30多年中，西方发达国家对市场机制、财税政策以及相关配套政策进行了基于环境考虑的一系列改革并取得了成功，实现了很好的环境效益，而我国的此项工作才刚刚起步。因此，环境保护经济体制改革是解决日益严峻的环境问题的必然要求。
2.3环境保护经济体制改革是积极推进环境优化经济增长的重要手段，是探索环保新道路的重要内容
环境保护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调整环境与经济的关系的重要手段。人们对环境保护的认识已逐渐从“环境保护制约经济的增长”向“环保优化经济增长”转变，因此逐渐改变“环境保护让位于经济发展”以及“环境保护制约经济发展”的观念，认为“环境保护与经济增长并重”以及“环境保护优化经济增长”。而长期以来，我国的环境保护工作相对滞后于经济发展，环境保护制度也滞后于“环境优化经济增长”的需要，迫切需要对现有的环境保护经济体制进行创新，以适应新时期发展的需要。
环境保护经济体制改革也是探索建设环保新道路的一个重要的内容。2009年7月，周生贤部长在环境保护部党组扩大会议上作了“积极探索中国特色环保新道路，努力开创环境保护工作新局面”的重要讲话，他强调，探索中国特色环境保护新道路，必须加强制度建设，建立健全有利于环境保护的体制机制，注重制度建设，构建高效的体制机制，是加强环境保护的一条鲜活经验。
2.4环境保护经济体制改革也是国家宏观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
环境保护经济体制改革建立在国家经济体制改革的背景之下。环境保护经济体制改革不是孤立的问题，不仅与本国经济、政治、法治、文化等因素密切相关，而且与本国整体的经济体制改革密不可分。正确把握一国经济体制的历史沿革和改革趋势，对于清晰地认识现行环境保护经济体制存在的问题及其成因，找准未来的改革趋势和发展方向非常重要。
环境保护经济体制改革也是国家宏观经济体制改革的一部分，环境保护经济体制改革已融入到整个经济体制的改革进程中。随着环境问题的日益严峻，党和国家把环境保护摆在了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环境经济体制的改革问题在整个经济体制改革中的位置将越来越重要。2009年5月，国务院出台的《关于2009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工作的意见》中就明确指出：“要理顺资源性产品的价格形成机制，推进价格改革，完善水资源费征收管理机制。完善节能减排目标责任评价考核体系和多元化节能环保投入机制。”
2.5中国环境问題的复杂性决定了进行环境保护经济体制改革的必要性
环境保护经济体制改革是环境保护部门参与经济综合决策的重要途径，环境问题不仅具有普遍性，也具有特殊性。环境问题具有浓厚的科技背景、高度的决策风险，同时又涉及广泛的利益冲突，因此，环境保护又不同于其他的经济活动，环境保护经济体制相对于整个经济体制，自会”，强制性地加大流域中下游生态受益地区政府对三江源区政府和个人的财政转移支付。
3.3.3三江源区生态外溢效应的量化
生态效益作为公共产品在目前的量化技术上存在巨大困难，三江源区恶劣的自然环境更为补偿标准和强度的确定增加了难度和变数，这也是三江源区生态补偿机制建设没有真正取得突破的重要原因之一。目前需要开展资源环境实物量统计以及资源耗减、环境损失估价方法等课题的研究攻关，加快建立可以定量化的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评价体系，为三江源生态补偿提供实际可操作的价值估算依据，确保生态环境补偿机制的针对性和实用性。
3.3.4建立三江流域区际民主协商机制
我国流域生态环境管理属于自上而下的纵向垂直管理模式，横向间的协商和管理明显不足，跨流域的环境管理体制非常滞后，流域性机构作为水利部的派出机构，其法律地位和职能不明确，难以成为流域区际生态补偿的主导者。建立健全三江源区与三江流域中下游间的区际生态补偿机制，应当以三江流域为基础，以生态资源综合开发利用的一体化管理为目标，由中央政府牵头，成立由流域地方政府组成的流域开发管理委员会和流域管理机构，采取俱乐部机制，实行“一省(市)一票、多数决定”的投票原则，定期举行会议，就流域生态服务的供给与需求、生态成本和收益的承担与分享等事宜进行磋商和谈判，在民主然也有其独特的要求：第一，环境问题是跨行业、跨部门、跨领域的;第二，环境问题涉及广泛的利益冲突，所以环境主管机关必须具有独立性，独立于政治和行政的不当干预，独立于企业，从而保证监管的客观和公正;第三，由于环境问题具有浓厚的科技背景和很大的不确定性，所以环境监管必须借助市场激励的方法，充分调动地方政府、其他政府部门、企业和社会公众的积极性。因此，针对环境保护问题的这种特殊性，进行中国环境保护经济体制改革十分必要。
现有经济体制范文第2篇
关键词：经济体制；经济发展；体制改革；城乡一体化；
Abstract: Since reform and opening China's economy to obtain a rapid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economic reform proved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Meanwhile, with the accelerated pace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urban-rural income gap is growing, the need for the development of further deepening of economic reform to achieve "economic integration of urban and rural areas," the goal of building. This article will be on China's social structure and a detailed analysis of the economic system, demonstration of economic reform on rural economic development role.Keywords: economic system; economic development; reform; urban-rural integration;
中图分类号：F121 文献标识码：A
计划经济体制又被称为指令型经济，通过国家调控对生产资源及商品消费进行事先计划，在上世纪70年代以前，我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一直沿用这一体制；同时，由于发展中国家对经济建设的迫切要求，都会不约而同的推行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战略，这也就造成了优势经济资源不断由农村向城市倾斜，如煤炭、石油等资源型产业的发展，前期都受到宏观政策的控制影响，进一步拉大了城乡经济发展的差距。
一、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性和必然性
我国是传统的农业大国，农村人口所占比重大、分布广，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在计划经济体制时期，为了保证国内重工业战略发展目标的实现，农村经济的发展受到一系列歧视政策的约束，这也就造成了农村经济发展缓慢、农民收入过低等问题；同时，由于严格的户籍制度规定，也形成了中国式的二元化经济体制。
（一）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性探究
1.国际形势和国内经济发展需求。
国际方面，冷战结束以后，世界范围内开始掀起经济发展的，经济体制成为改变国际社会新格局的关键变量。在20世纪后半期，饱受经济发展障碍的广大社会主义国家开始步入经济转型的井喷期，逐渐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从实践角度来说，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也体现出来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优势，作为坚持社会主义制度不动摇的中国而言，也迫切需要通过经济体制改革实现富国强民的梦想。
国内方面，尽管计划经济体制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中起到积极作用，但随着我国经济发展的速度加快、社会商品需求量日益增大、商业活动范围的不断扩展，这一体制逐渐暴露出它的缺陷。突出表现为对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的违悖，行政手段对企业的管理过严，无法形成有效的市场流通模式，阻碍了产品生产和商品供给。同时，计划经济体制下经济方式单一化，平均主义思想泛滥无助于企业的市场竞争力形成，进一步导致商业发展退化、弱化；以煤矿经济产业分析，受到计划经济时代重工业发展战略和资金积累模式影响，导致了煤矿经济发展脱离了应有的劳动密集型发展方向，因此无法吸纳更多的剩余劳动力，导致工人成为一个特殊的阶层，从农民中吸收的人员比例极低。
从这个角度而言，中国必须对这种经济体制进行根本性改革。
2.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
第二次工业革命以来，人类社会进入了电气化时代，科技与经济的发展为人们提供了更多的现代化商品。随着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和人民收入水平的提高，物质需求与精神需求也相应的不断提高，而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已经无法满足社会的发展需求。
以煤矿经济为例，计划经济体制下煤炭资源的销售受政策影响较大，存在“指令性价格”和“指导性价格”，缺乏有效的市场调节，大大削弱了煤矿企业的经济效益，为了减少成本支出，煤矿企业在完成国家计划产量后生产处于滞后状态；于此相对应的是对煤炭资源的日益高涨需求，火力发电、农业生产、城市供暖等需求逐年增加，造成市场大面积缺煤现象，无法满足社会需求。
（二）经济体制改革的必然性探究
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是从农村开始的，从人口比例分析，目前来说农村地区人口仍然占据人口总数的较大部分，经济体制导向必然会向农村方向转移。改革开放以后，我国逐渐确立了市场经济体制，并解除了将经济体制纳入社会基本制度的观念误区。
思想的解放进一步加快了经济体制改革步伐，从经济学角度来看，我国农村人口是潜在的巨大消费市场，要发展经济就必须提高农民的购买能力，因此必须释放农村剩余劳动力，提高农民收入水平；同时要建立多渠道的经济发展模式，放宽农村人口从事企业经营的渠道，大力发展民营企业经济，实现我国经济模式的多元化。
二、经济体制改革对城乡经济发展的影响
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对城乡经济发展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土地管理、户籍制度、环境建设三方面，通过对这些要素的统筹发展，逐步实现了城乡经济发展的平衡。
（一）土地管理
土地是农村重要的生产资料，随着我国农村土地管理制度的深入改革，国家部门制定了农村集体用地的管理条例，并逐步建立起完整的农村建设用地市场。极大的提高了农民生产积极性，并将土地作为一种稳定的生产资源提供使用，极大的稳定了农村人口。经济体制改革促使农业生产逐步摆脱单一化，向生产、加工、销售等环节靠拢，形成了完整的产业链条。
（二）户籍制度
户籍制度是构成二元化社会、经济机构的主因，改革开放30年来，虽然户籍制度的缺陷一再经过修正，但在目前城市化建设全面开展的过程中仍然存在诟病。从经济角度来说，30年终城乡经济整体收入增长提高五倍，但城乡居民之间的差距却扩大了2.28个百分点。同时，在政治权利、文化资源、医疗教育资源等方面，城乡之间还存在分配不均的情况。要改变这一现状，应该通过经济体制逐渐弱化户籍制度的作用，实现平稳过渡。
（三）环境建设
环境设施建设时城乡经济发展重要因素，通过对交通、医疗、教育等方面的改善，逐步城乡居民在生产、生活、居住方式方面趋向一致，实现劳动力、技术、资源方面的交流共享。同时，逐步构建起了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实现了多元化、多层次的养老、保险制度。如农村养老保险、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和社会救济制度等等。
三、“城乡一体化经济”发展的深度问题探讨
“城乡一体化经济”发展是当前经济体制深入改革的重要内容，也是实现统筹城乡经济发展的第一步，从我国社会经济发展战略上将城市、农村归纳为一个整体，而不是单纯的城镇格局规划。具体来说，“城乡一体化经济”建设涉及六个主要因素，分别是：城乡规划、产业发展、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就业市场和社会管理。
十六届四中全会支出，我国在计划经济侧重重工业发展史必然的历史阶段，在实现工业化发展预期阶段之后，必然进行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策略；同时支出，协调城市与农村之间的发展，是促进我国经济市场深度挖掘的必然趋势。近年来，我国实现了免除农业税、实现种粮补贴等政策，是实现“城乡一体化经济”发展的具体措施。
要实现统筹城乡发展，就必须施行经济体制进一步深化改革，弥补现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存在的缺陷，突出表现为城乡居民在享受要素配置和要素增值成果方面的不公平性。以土地为例，农村土地在缺乏有效的市场管理和监督机制下，增值收益仍然流入城市，农业在国家资本申请享有方面也存在一些障碍；在就业方面，高等学历人才仍然局限于城市，而农村市场缺乏资金和政策扶持，无法形成互动的人才交流市场。
综上所述，要抓住经济体制深化改革的契机，重点解决城乡之间体制性矛盾和结构性矛盾，重点完善城乡行政管理体制，这对政府职能的提升是一个不小的挑战。牢固掌握市场经济体制下的科学调节理论，开拓监管有力的市场体系，通过协调社会管理部门和公共服务平台，实现政府职能现代化服务意识。
参考文献：
[1]汪锋,刘旗,张宗益.经济体制改革与中国城乡经济发展不平衡.中国软科学,2007(05)
现有经济体制范文第3篇
一、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的财政主导型融资模式
建国初期，我国的资金配置模式是照搬前苏联的计划经济模式。资金作为稀缺性经济资源，国家始终保持分配过程中的主导地位。国家对企业实行统收统支的财务管理模式，收入全额上缴国家财政，支出所需资金由政府全额拨付。我国政府出于“赶超”经济发展目标考虑，对资金这一最重要的社会经济资源的规制就显得尤为关切，从而对国有企业的融资行为、国有经济运行效率产生了较深刻的影响。这一阶段的企业融资制度称为财政主导型融资制度。这种制度的总体架构是：国家主要依靠财政手段以低价或无偿的方式直接进行社会资金的集中和分配。在这种融资制度下，国有企业的固定资产投资资金全部由国家无偿提供，而流动资金则由财政和银行分别提供。
财政主导型的企业计划融资制度具有如下一些特点：第一，国家对企业生产经营所需的资金主要实行由财政无偿拨付的供给制，企业没有运营资金的自，不存在严格意义上的融资行为；第二，资金配置的主体是财政部门，资金配置的形式是计划指标；第三，资金预算具有软约束性；第四，企业融资方式的单一化和封闭性；第五，融资行为具有刚性。
总之，财政主导型的企业计划融资制度，对于集中全国财力、物力和技术力量，保证优先发展重工业战略的实施曾起到很好的促进作用。财政主导性融资体制的最大优点是体现了社会主义的公平性，可以集中有限的财务资源解决严重短缺商品的供应问题。但随着社会化大生产在深度和广度方面的扩展，传统体制内部排斥商品货币关系的本性同现实的矛盾越来越突出。特别是资金使用效率低、效益差已成为普遍性问题。同时，由于政府制定的计划往往脱离企业所处的财务状态，导致企业财务运行的低效率；财务行为受到政府的严格管制，不能根据市场的需要相机选择灵活多变的融资政策。所以，以牺牲效率为代价的财政主导性资金配置模式，必然导致国家财政收入的下降和国家财力的衰竭，很难长期维持下去。
二、转轨经济体制下的银行主导型融资模式
所谓转轨经济体制是指由传统的集中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过程中形成的这一特定的经济体制背景，称为“转轨经济体制”。在这一体制下的改革和转轨的过程中，与转轨体制相适应的企业融资制度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由财政主导型逐步过渡到银行主导型。
由财政主导型向银行主导型转变，分析这一制度创新的原因为：（1）传统发展战略及其相应的经济体制已经难以为继，进行制度创新成本较低。财政主导型融资模式与经济的发展日益不相容，所引致的企业低效率增长方式越来越难以为继，其弊端也日益明显。传统的体制及相应融资模式所产生的结构扭曲、激励不足和效率低下等弊端暴露得愈发充分，摒弃它的成本即进行制度创新的成本就越低，制度创新就越容易发生，同时人们社会科学知识的进步降低了制度变迁的成本。（2）经济发展造成需求的变化，从而形成了制度创新的供给。随着经济规模的扩大和产业结构层次的演进，社会信息结构日益复杂，社会资源的种类越来越多，人们的需求越来越快，反映到融资模式上来，财政主导型融资模式已不能很好地满足需求了，由此推动了融资体制改革全面展开。
财政主导型融资体制的弊端是将风险与收益都集中于政府，对于企业来说，盈利与亏损的差异主要反映在哪种情况下能给企业带来更多的财政拨款。从1979年开始，政府在部分地区和行业试行“拨改贷”制度，到1985年开始对所有具有偿还能力的建设项目实行拨改贷。财政主导型融资模式宣告结束，形成了银行主导型融资模式，国家由出资人身份转变为债权人身份。银行主导型融资模式改变了原来财政无偿拨款带来的国有企业无风险的财务运行状态，融资权回归了企业，但是，由于政府切断了资本金的供给，企业的资金来源主要由银行提供。在国有企业社会负担过重、积累不足的情况下，必然导致国有企业高负债运营。同时，由于政企不分，金融体制改革的滞后，银行是半政府、半企业，其贷款规模、结构仍然依赖于国家下达的计划指令，不能根据市场的效率优先原则配给贷款。这样，必然造成银行不良贷款比例的上升和银行的高风险运营。
三、市场经济体制下多元混合型融资阶段
1992年党的十四大提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必然要求构建与之相适应的融资体制，即让市场在资金这一生产要素的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改变长期以来企业融资依赖单一的政府或银行的状况，让企业可以根据自身需要进行多种融资方式的选择，以形成合理的融资结构。
随着企业的股份制改造，证券市场的建立与发展，国有企业可以通过公开发行股票、债券等形式直接融资。但是，由于上市指标的政府管制，大量的国有企业融资仍然依赖银行。除了向银行间接融资、证券市场直接融资之外，大量的国有企业通过与外商合资、合作，寻求外商对国有企业的资本支持。这样基本形成了以银行、外商和社会多元主体的混合型融资模式。但是，这种模式仍然存在政府干预过多、资金配置效率不高的缺点。
现有经济体制范文第4篇
关键词：医院 融资合作 利与弊 探析
Doi：10.3969/j.issn.1671-8801.2014.03.584
【中图分类号】R-1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671-8801（2014）03-0377-01
国内医院大致可分为三个等级，从低到高依次为：社区医院、县级医院、市级医院。自2006年新医改之后，国家开始强调医院的公益性，并将公益性原则贯彻落实到实际行动中，通过取消药品加成的方式来减轻病人和病人家属的经济负担，适当减免其医疗费用。这一政策对病人和患者是一种福利，但从医院方面来讲，医院的盈利额便会在整体上有所下降，如果这种趋势一直延续，医院终将走向自负盈亏的道路。为此，国内医院想要不断发展，通过正当渠道谋求更大的经济效益，就要开始探寻更多的融资渠道。
1 医院体制改革和融资合作现状
1.1 医院体制改革的现状。医院融资合作和医院体制改革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医院实行融资合作的根本原因就是体制的改革。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我国经济体制的不断改革，国内医院受到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医院内部医疗设备、技术、药品等等都开始呈现出老化、落后、亟待更新现象。再加上医疗服务的特殊性，国内现行的计划经济体制已无法再满足社会发展要求，经济体制的改革也迫在眉睫。
在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改革这一宏观背景下，医院也开始推行医疗体制改革，但目前所采取的诸多措施都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和解决医院的运行机制，以及百姓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也就是说，我国当前所推行的医疗运行机制改革并没有起到实际作用，改革处于停滞状态。
1.2 医院融资合作现状。医院可采取的融资方式很多，比较常见的主要包括委托经营、合作经营、租贷或抵押等等。然而在这些融资方式中，相对可行的融资方式还是融资合作经营，常见的融资合作方式有委托经营，或经营合作租赁。合作租赁方式的最大特点是：医院和商家外部进行合作，且可以在外部组建实体，双方根据合同内容进行灵活管理。在这种融资合作模式中，医院负责提供所需场地、技术人员以及相关的设备设施；外部商家则主要负责提供相应的资金、技术支持以及医疗所需的大型先进设备、医疗材料等等。
2 医院推行融资合作经营的必要性
上述提到，国内现阶段所采用的融资方式主要有委托经营、合作经营、租赁、贷款等。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背景下，国内医院由于受到经济体制限制以及相关国策的影响，无法适时将院外资金融入医院内部，促进医院经济发展。而伴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国内医院开始考虑融资合作经营方式，推行一院两制，以投入资金的多少来决定股份分红和各方的权利、责任意思义务。
3 医院融资合作的利弊
3.1 融资合作的“利”。从上述内容可以看出，国内医院推行融资合作方式，以多力合作、共赢手段来促进医院经济增长的主要好处是：①促进医院经济增长；②深化医院运行机制的改革，使医院管理机制能够与市场经济体制相接轨实现国内医疗事业的可持续发展；③可有效防止资产流失；四，能够维持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平衡发展等等。
3.2 融资合作的“弊”。融资合作经营同样也是一把双刃剑，既能给医院带来巨大利益，同时又存在一定的弊端。对于医院来说，其在发展中由于受到资金、技术、人才等诸多因素的影响，想要获得更好的生存与发展空间就必须从外部探寻机会，开展适量的融资合作经营活动，助推医院经济更快增长。但值得注意的是，医院开展融资合作经营活动所面临的风险是巨大的，而这些风险便是融资合作中的“弊”。现站在法律角度来对医院实行融资合作所面临的风险作详细分析。
3.2.1 医院产权风险。目前，绝大多数情况下，医院的院长仅是资产的运营者管理者，而非所有者，其授权范围、决策权限、财务控制及发展动因等方面均不明确。当医院对外合作项目中涉及产权归属、收益所得归属等具体问题时，极易搞不清谈判合作主体，是医院上级主管部门还是其他专设机构。因此，医院在开展对外项目合作时，其首先解决的问题是授权范围、决策权限问题，这是处理其他一切问题的最根本前提。
3.2.2 管理运营风险。管理运营风险主要是指医院内部管理行为所带有的风险因京。现阶段，我国国内大部分医疗机构都存在“一支笔”现象，医院内部所设立的相关的监督机构只是一个摆设，并不能在实际管理中起到作用.医院监督机构的监督力度小、效果也比较差。另外，国内还有一些医院并没有没置专门的法律部门，医护人员以及医院管理人员的法律意识不强，不能做到事前预防、事中审查，事后应对来规避法律风险。
3.2.3 品牌归属风险。目前，在对外合作时，医院最应关注、重点警惕的是以品牌等无形资产开展的项目合作。由于品牌输出首先攻击的是市场需求而非供给，主要利用医院廉价的人力和资源，加之受众认可的品牌效应来提供医疗服务。目前，固有医疗机构展开医疗项目合作时，一方面缺乏品牌价值意识，很少利用自身品牌价值来加码，谈判利润分成，隐形损失较大。另一方面缺乏品牌保护意识，当运营多年的品牌价值显现时，不懂得利用知识产权相关法律法规来保护现有利益，甚至被合作方占得先机。
3.2.4 过程审查风险。合同是规范合作双方行为最基本的约束性文件，是规定合作双方权利和义务的法律文书，是解决合作双方争议问题的根本依据，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在签订合同时未对合同条款逐一措辞修订、严审把关，导致医院方权利偏少、义务加重。
4 结束语
综上所述，随着国民经济体制的改革和不断深化，国内医疗事业为了获得更好的发展机会，也将眼光放得更加长远，逐渐从传统的经营管理机制中转变出来，与时俱进的引进了融资合作经营方式，从根本上作了相关的改变。然而鉴于医院服务的特殊性，融资合作经营除了能够给医院带来利益之外，同时也使其面临着巨大的经营风险，这就要求相关管理人员对融资合作有着正确的认识，并认真做好利益权衡，以免融资合作失败，给医院经济造成严重影响。
参考文献
现有经济体制范文第5篇
关键词：影子经济；经济体制；俄罗斯
中图分类号：F095．1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0961(2007)02－0018－03
世界经济发展史表明，任何一个经济体不论其采用何种经济运行体制，都会在其主流体制之外存在一个占有一定比例、如影随形的伴生物，这个伴生物通常与当时社会通行的法律规范相悖。苏联称其为“平行经济、第二经济”；目前俄罗斯称其为“影子经济、违法经济、隐蔽经济”等。
20世纪的俄罗斯进行了两次大规模的经济试验，一次是中断市场经济运行而全面采用命令式的计划经济体制，一次是彻底放弃运行了大半个世纪的计划经济体制向自由市场经济体制转轨。虽然两次制度变迁的方式相近(激进)，但方向、目标迥异，其伴生物――“影子经济”自然无法同质。如果说计划经济时期的“影子经济”于夹缝中生存，运行成本(风险)较大(表面上看)，却对“短缺经济”形成有机补充的话，那么20世纪90年代后的“影子经济”借经济转轨出现的漏洞而大面积生成、变异乃至泛滥，并由此产生了一系列社会经济问题，对俄罗斯真正意义上市场经济的建立产生了巨大的离散作用。源于对这一经济现实认识的不同，苏联和俄罗斯(1990年代后)历届政府对此采取了不同的规制方法，取导了不同的效果。
一、对“影子经济”的理解与界定
美国经济学家艾德加・法伊格在研究苏联时期这一问题时认为，命令式计划经济体制的本质特征是生产资料的中央(国家)所有制和生产活动的中央计划和控制的经济，如果这被视为第一(官方)经济的话，那么不由中央计划决定或不包括在生产资料国有制中从而逃脱中央控制的经济活动就是第二经济；而从法律的角度看第二经济则包括投机、计划欺骗、行贿受贿、欺骗顾客、从事被禁止的交易活动等等。可以认为，这是迄今为止理论界对苏联“影子经济”比较权威的界定。
经济转轨意味着俄在放弃命令式经济体制的同时，还无法在短期内构建一个市场经济体制的框架，这无疑会陡增界定这一特定背景下“影子经济”的难度。俄国家统计委员会1998年1月31日出台的《关于评估隐性(非正式)经济的方法论原理》中认为“影子经济”是“隐蔽的”、“非正式的”、“非法的”经济活动形式。参照成熟市场经济国家对这一现象理解的同时，艾德加・法伊格对这一问题的分析也给了我们视角和思维逻辑上的启示。这样一来，转轨时期的“影子经济”就可以被理解为：离散市场经济体制、有意违反现有法律法规和正式条例，以公开或隐蔽的形式获取个人或集团利益的经济行为。其中，“离散市场经济体制”是相对于转轨这一特定历史时期和目标而言的，因为这一时期的法律、法规不但在内容上存在巨大漏洞，而且也存在着执行上的孱弱，一些在成熟市场经济国家违法的行为在俄却可以大行其道。而这恰恰是制约市场经济构建的“瓶颈”。
二、“影子经济”的成因及运行机制
“影子经济”在不同社会经济背景下的成因和运行机制有着本质的不同。
苏联在政权确立初期中断市场经济运行、选择命令型计划经济体制，除受制于当时的内外环境外，还使其更多地承载了国家和政党的意志。为了获得公众对国家义理性的支持，政府必须以保证经济增长和充分就业作为回报。然而，一种违背规律的制度安排在获得收益的同时，必然要支付巨大的成本，其运行和产出效率也不可能借助制度本身得到保证。当愈积愈多的问题无法通过变革体制得到解决的时候，公众就不再对国家的义理性提供支持。产业结构安排失衡、经济运行低效引致的短缺经济环境下，为了获得必要的商品与劳务，社会成员不得不在体制外通过各种不同的途径寻找供给，计划经济时期的“第二经济”就这样被体制本身形成的短缺引致出来了。
计划经济时期“影子经济”的运行有几种彼此关联却又性质不同的途径(形式)。一是得到法律认可的私人经济，包括私人农业和建筑业等；二是没有得到法律完全认可的交易行为，如房屋出租、医疗服务、集体农庄工业生产等；三是被法律严令禁止的行为，包括投机、盗窃或其他挪用社会主义财产、走私、非法外汇交易等；四是普遍存在却无法以法律约束和杜绝的特权行为、对国家和集体财产的侵蚀等。
经济转轨意味着人们彻底放弃了对计划经济体制国家的义理性支持，认为通过制度变迁既可以消除短缺经济，也可以使“影子经济”合法化并使其奠定市场经济的基础。事与愿违，“影子经济”非但没有消除，还在转轨期呈现出了变异、多样、扩大和公开等趋势，在一些领域大有取代合法经济的迹象。这其中有国家为支付转轨成本提高税率所引致的个人、企业逃税行为，也有投资主体为规避投资风险而将资本大量移出的现实，更有无法统计的暗地交易行为，其直接和根本的诱因在转轨本身。
俄罗斯“休克疗法”式的经济转轨确是一种公共选择的结果，但这并不意味着方案本身的最优性和转轨条件的成熟性，正是这两方面的缺陷孕育了后期多领域、深度化的“影子经济”。俄国内外研究资料表明，“一卖了之”的私有化的确瓦解了计划经济体制，保证了转轨进程的不可逆转，但70余年积累起来的国有资产成为少数“俄罗斯新贵”的个人家业，则为“影子经济”的兴起创造了必要条件。如果能及时调整转轨策略并以法律手段规约金融寡头等的违法行为，“影子经济”势必缺乏泛滥的充分条件。但叶利钦时代被“俘虏”的政府无法、无力制定和执行适应市场经济构建需要的各种法律，精英管理者和民众也天真地将市场经济视为万能的制度，殊不知成熟的市场经济已演变成法制和宏观调控的经济模式了。即使政府成为利益集团寻租的工具，其本身承载的义理性也并没有完全消失。为支付社会运行和转轨的成本、稳定当时的经济形势，政府实行过财政和货币“双紧”的政策，高达利润60％－80％的税率促使更多的经营者要么放弃生产经营活动，要么避税、逃税和隐蔽生产经营。法律的缺失、政府功能的缺位及社会环境的恶化，使各种危及国家和社会安全的犯罪经济不断出现。
与计划经济时期相比，彼时的一些“影子经济”现已变得阳光合法，如私人经济、合理的投机行为等；一些依然被严令禁止，如行贿受贿、走私、贩毒等。由于转轨时期环境要比计划经济时期复杂，“影子经济”运行的机制则更加多样化。这主要包括：一是借助私有化合法地以低价或国家补贴的形式控制优势企业，然后出售、转让牟利；二是先内部人控制企业再转移资产，使原有企业成为空壳；三是借助合法企业的产权转换从事犯罪
经济或洗钱；四是以逃税获利的法人和自然人行为，以及更多的无法进行统计的交易行为(如海关腐败)。
通过比较不同时期俄罗斯“影子经济”的成因及运行机制可以看到，转轨时期“影子经济”的成因比计划时期更多样化，运行机制更加灵活、对目标主体经济的形成和运行的危害更大。
三、“影子经济”对主体经济的影响及政府行为
“影子经济”以不同的比例和方式与主体经济并存，这在任何经济体制下都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不同国家对这一经济形式的态度及处理方法因环境和条件的不同而存在着一定的差异。
从理论设计的角度去考察命令型计划经济体制，其合理性和可操作性是显而易见的。苏联也是凭借这一体制在20世纪的前50年完成了工业化、取得了伟大卫国战争的胜利并奠定了苏美争霸的格局。但特定环境下取得的绩效不能掩盖体制本身的脆弱性，为维持计划体制的刚性，苏联政府曾出台了许多法律防止逃脱中央控制的经济活动(“第二经济”)对“第一经济”的侵蚀。当命令型计划体制形成的短缺经济难以为继，政府开始放松对带有合理成分的“第二经济”的控制。这在当时最适合私人经济发展的农业、农村住宅建筑和零售业上表现得尤其明显。据1979年的苏联官方资料，全国农业生产中，自留地产出：马铃薯占59％，蔬菜31％，肉类30％，奶29％，蛋33％。
如果说“第二经济”中的合理成分被松绑、释放出一定能量可以弥补短缺、缓和供需矛盾的话，那么另几种形式“第二经济”对任何类型体制的危害都是致命的。由于产权界限模糊、产权主体缺位等体制本身固有的缺陷，计划经济体制国家国有资产被大面积侵蚀、官员借助行政权力干预经济并成为其收入的来源之一，从而形成了计划体制下的既得利益群体。这一群体从维护既得利益的角度去维护业已失效的计划体制。合法的或不合法的“第二经济”都对“第一经济”的运行产生了不可小视的摧毁作用，后者甚至成为转轨时期“影子经济”的主要依赖路径。
与计划经济时期相比，转轨时期“影子经济”的比例更大、分布领域更广、层次更复杂，规约的难度增加。据俄罗斯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转轨过程中“影子经济”给数以百万计的俄罗斯人创造了就业机会。其中分布在一些领域的影子经济对处于坍塌状态的国民经济提供了必要的支撑，批发、零售和餐饮业提供了330万个就业岗位，农业和林业部门也吸纳了270万人就业。政府在转轨的特定时期对这一类“影子经济”的默许(或无暇顾及)合理却不合法，但却帮助整个社会度过了近十年的经济衰退期，这也是俄政府在这一特定时期获得义理性支持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然而因制度缺陷催生成的，如大量侵蚀国家资产、垄断经营、非法贩卖武器、非法向国外转移资产等离散市场经济体制的“影子经济”则是无法以数量或比例来测度的。进入普京时代后，俄罗斯将西方自由市场经济取向的转轨调整为“现代市场经济＋俄罗斯国情”目标，从税基、税率的调整到扶持中小企业的发展，从规约金融寡头到改善投资环境，从朝令夕改的命令到完善的法律制度出台等等。诸项制度的建设不但使经济运行更加透明，也使俄罗斯市场经济的建设获得了有效的制度保证，国家的义理性也在不断提高。
现有经济体制范文第6篇
一、加强改革顶层设计是新时期深化改革的必然要求
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明确指出，改革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强大动力，必须以更大决心和勇气全面推进各领域改革，同时强调“更加重视改革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回顾近年来的改革，尽管在某些领域有所突破，但总体上推进乏力，一些关键领域和重点环节改革未能按预期实现突破。究其原因，大量问题出现在改革顶层，主要表现为改革的决策设计机制、执行协调机制和监督考评机制三方面的问题。
（一）决策设计机制
1、从改革的目标来看，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导致市场化不足与市场化过度问题同时存在
一是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还没有有机融合，政府主导型改革导致部分领域市场化不足。在我国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一直以来没有处理好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结合问题，即如何体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区别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特点及优势。突出体现在所有制结构、分配结构等方面。其结果是出现市场化不足的问题，主要体现在政府过度主导产权制度和资源要素配置，造成国有经济布局的战略性调整非常艰难，垄断性行业改革难以突破，国有资产经营管理体制还没有真正解决政企不分、政事不分的问题。计划经济下的管理理念和管理模式与市场经济运行的矛盾，构成了对市场化资源配置的障碍，割断和阻塞了经济总循环的畅通，影响了整体经济效益的提高。
二是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还没有厘清，效率与公平的关系还没有理顺，全面市场化导向造成经济与社会发展的脱节，社会体制亟待构建。改革以来，长期实行“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经济社会发展政策，大量民生问题不断凸显，影响社会和谐稳定。市场化过度的另外一个表现是在很大程度上我国形成了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体制，政府控制的资源多、政府的管制多、政府干预经济多。在此过程中，由于政治体制没有相应改革，政府部门没有相应转型，政府职权没有重新界定，官员行为没有受到相应的约束，原来设想的竞争性市场经济有可能演变为垄断性的市场经济、权力操纵下的市场经济。
2、从改革的思路来看，改革推进的策略和方法枯竭
一是有的改革思路尚不明确，改革推动没有抓手，大量改革问题悬而未决。当前，许多领域面临改革深化找不到着力点、改革推进无从下手的疑惑，如统筹城乡、两型社会等体制部位找得不准，住房保障体制、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政府与市场的边界到底在哪里，可能还没有摸透。国有经济怎样布局和国有资产如何监管，收入分配制度如何体现效率与公平的有机统一，如何保障劳动报酬比例的合理提升，国有企业经营利润如何分配等问题，可能还需要继续探索改革办法。
二是改革缺乏优先序安排，改革推进没有主线和中心环节，各领域平行推进。从当前实际工作看，原有以企业改革为中心环节的经济体制改革系统性取向存在着一定的断裂，导致能够带动全局的改革主线不清晰，各方面的改革出现了一定的自我循环、各自为战、改革合力取向衰减的局面。对于未来的改革优先序安排，理论界的争议亦很大。有人建议要以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为主线，以建设服务型政府为目标，带动经济、社会等领域的改革；有人认为以要素的市场化为突破口，进一步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并以微观领域的改革突破带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还有人主张改革，认为当前我国的改革已经走进了一个只有通过政治体制改革才能打开局面的阶段。
三是改革的“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两条通道均不通畅。一方面是地方政府想改而没权改、不敢改的问题。地方政府受制于中央现有的各种禁令以及各级各类法律法规，一些领域的改革遭遇到很多“红线”，如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在没有得到中央政府改革试点权的前提下，地方上只能维持现状，或者通过一些变通手段、欺瞒手段艰难推进。另一方面是地方缺乏自，想改而改不了、需要中央自上而下推动的问题。如与树立科学发展观，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财税体制改革和政府考核评价制度建设、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等相关的体制等等，关键靠“自上而下”系统配套的、强有力的行政推动，需要渐进的改革过程，仅靠地方政府难以实施。
四是增量改革原则没有创造性的延续应用，利益格局调整困难。增量改革原则被无数改革实践所证明并具有广泛的适用性，是我们推动各项改革的宝贵精神财富。当前，虽然改革的背景条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改革的利益分配很大程度上已由过去的增量变革变成了现在的存量调整。但是，存量在增长，存量亦包含着增量，利用增量调整来改变存量格局仍然能够完成改革目标。目前这一重要的改革方法没有有效地运用于各领域改革中，改革措施只是针对改革的存量、针对既得利益和弱势群体来调整利益分配格局，困难无疑是巨大的。
3、从改革的任务来看，改革的系统性取向断裂，长期与短期混乱、发展与改革错位
改革的系统性取向断裂，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主要内容难以构成有机整体。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原有的几块内容（市场主体、市场体系、宏观调控、社会保障、法律等）与科学发展观提出后，新提出的一些改革任务（如统筹城乡、两型社会等），它们之间不融洽、不协调，长期任务和短期任务交织、发展任务和改革任务并列，难以构成系统性的考虑。原有的改革任务并没有完成，又出现了许多新的改革任务，但新老关系纠结，改革日益领域化、部门化，许多改革形成了并列前行而又难以取得进展的局面。
（二）执行协调机制
1、机构势微力薄，无统筹，欠协调，改革弱化虚化
一是改革缺乏高层次的统筹协调机制。当前，深化改革面临着许多矛盾和涉及面广、敏感性强的领域和环节，问题大量发生在顶层，改革的综合性要求更加突出。经济体制改革本身的深化，已与政治、文化、社会等方面的改革连在一起，改革真正成为庞大的系统工程。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没有一个强有力的职能部门进行改革的总体指导和统筹协调，改革就难以顺利推进，在实施中可能会衔接不好，影响整体改革的进展，乃至成为维护部门利益、损害改革开放大局的工具。面对复杂的利益格局，现有的发展改革部门从根本上担当起统筹协调各利益部门、利益群体的重任难度很大。如果没有更高级别的改革机构，改革将会继续面临2003年后国务院体改办撤销之后改革事业进展乏力的局面，同时进一步推动改革的难度将会越来越大。
二是目前适应新的改革形势要求的横向部门之间的改革工作协调机制还不健全，改革总体指导与专项改革沟通协调、改革牵头部门与责任部门协作配合等，缺乏制度保障。目前，横向部门之间现有的协调机制缺失，发展改革部门由于权力级别所限根本不能担当起改革统筹协调的重任。专项改革的推进必须通过建立更高级别的改革领导小组才能统筹协调。改革缺乏整体设计，各领域各部门单独推进，受制于部门利益难以取得较大成效。
三是发展改革部门的工作力量需要进一步充实和加强。目前，由于改革工作一定程度上被弱化虚化，改革进展短期内难有起色，因此，不少发展改革部门具体从事改革工作的同志，特别是业务素质比较高的骨干力量转向其他部门或其他业务领域，改革工作面临队伍不整、人员涣散、经费保障不力的困境。
四是发展与改革脱节，改革的长期目标受短期波动掣肘。主要是改革让路于发展，改革措施短期化，改革与发展的认知与定位有待进一步明确，改革和发展只是理念上结合，实际工作中脱节。地方政府这些年来一直是“最关注发展、最担心稳定、最排斥改革”，对改革工作重视不够，存在“发展硬、改革软”的问题。“发展出题目、改革作文章”，是正确的指导，但需要从改革开放事业的全局性、长远性和战略性理解和指导改革实践。改革重在“治本”，消除影响经济社会发展的深层次、长期性的体制障碍，但近年来改革的长期目标受短期波动掣肘，改革举措更多地体现为应对宏观形势起伏的政策性手段，改革的目标和内容带有较强的短期性取向。
2、方案设计论证不科学，部门、地方、行业利益阻挠和扭曲改革方案制定
一是“政府主导型改革”的决策方式已不能适应民众广泛参与改革的新需要。随着我国改革进入新的阶段，其复杂性和艰巨性前所未有。一方面，改革开放以来长期积累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很多，要啃硬骨头，打攻坚战；另一方面，广大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的要求普遍提高，维护自己对改革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等要求日益强烈。而现实中民众在改革中处于弱势地位，民众参与改革方案设计、改革过程监督的程度比较低，“部门化改革”强化了部门利益，由此导致了一些改革成果被少数人窃取、多数人不能分享改革成果的后果。
二是改革工作虚化、方案缺乏可操作性。各领域的改革方案过于原则性、理念性，缺乏可操作性，对既有利益格局调整有限，真改的地方不多。收入分配改革方案只闻其声不见其人；垄断行业改革雷声大雨点小；财税体制改革很难按预期推进；行政体制改革未有实质性突破。改革触及的领域与环节越艰难，就越要求把工作着眼点放在取得实效上。而要取得实效，就必须更加注重务实地推进改革。
三是既得利益集团阻挠和扭曲改革方案制定。改革已进入到全面调整利益关系的新阶段，一些改革在各种利益的诱导下“走形变样”，如行政权力支配了部分资源配置，市场运行中的优胜劣汰机制往往演变为逆向淘汰，从而加剧了社会利益关系的失衡。“内部人主导型改革”现象在中国已经非常普遍。比如，各个部门纷纷立法保护自己的权力就是典型的“内部人主导型改革”。 这种“内部人主导型改革”实际上成为中国“权力资本化”的一个过程。突出的就是行政权力分权后进入市场，一旦获得巨大的经济利益就不容易再改了。这里的困难，不再是认识上的，或纯粹意识形态上的，而是非常坚硬的、实在的既得利益。
（三）监督考评机制
一是建立促进改革创新工作的考核和激励机制不健全。建立经济体制改革考核评价制度不仅有利于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形成推进改革的合力，而且也有利于完善统筹协调机制，衔接好各专项改革方案。目前，各级政府很少将改革工作作为组织人事部门考核领导干部的重要指标。对经济体制改革工作是否具体安排，改革信息的反馈是否及时，经济体制改革工作协调机制是否有利于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工作，推进改革的措施是否有力，推进改革工作的方式方法是否有效，改革目标任务的完成情况和调研及宣传情况等都没有列为对各级政府和部门的具体考核内容。
二是改革落实检查监督、责任追究力度不大。改革措施落实往往正面要求多，对执行不力的结果问责不够严格。对于没有严格执行改革措施的行为，往往没有严格问责，追究缺乏力度，使改革执行大打折扣。由于深入跟踪检查、过程督察不到位，对改革监督检查不到位，集中检查点多面广，难以深入，多停留在总结材料、领导汇报的层面。
三是改革评估机制亟待建立。改革执行力的强弱和高低、改革成效如何，最终要由人民群众来评判。目前，改革评估机制的不健全突出体现在：一方面，评估指标体系缺失或片面化，偏重于经济方面，社会体制、行政体制评价较少；另一方面，缺少多元参与评估机制，对改革进展的官方评估很难见到，而社会舆论评价众多，但对改革进程难以发挥影响力。
二、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做好改革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是深化改革开放、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攻坚时期。新时期深化改革要坚持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更加注重制度的科学性和协调性，着重从全局和整体层面来设计和推动改革，对改革的目标、思路、任务、执行和考评做到科学规划，使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各个领域的制度改革相协调，使制度改革的设计、制定、实施、监督等程序和环节相配套。
（一）目标设计：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科学发展提供体制保障
未来一段时期，改革的顶层目标设计要紧紧围绕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科学发展提供体制保障的总体要求，清晰界定我国要建立的市场经济内涵，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政府与企业的关系，确立企业市场主体地位，不断完善市场体系，加强产权保护和市场法制建设，以完善体制机制为重点，着力解决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长期存在的经济与社会、文化及政治之间、城乡之间、区域之间、人与自然之间、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之间存在的重大不协调的矛盾和问题，确保到2020年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
（二）思路设计：按照“渐进式”改革思路，不断创新改革推进方式
作为一种辩证思维方法，“渐进改革原则”在改革之初发挥了巨大作用。攻坚阶段的改革，综合性、系统性明显增强，牵一发而动全身。“渐进式”改革思路应继续坚持，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之间的关系，削弱改革阻力，减少改革成本。这就要求未来的改革要循序渐进、由易而难地不断向前推进；要把握推进时机、合理分担改革成本；要坚持增量原则、自下而上推进各类改革试验；要合乎国情、不断探索符合中国特色的改革路径和方法。
（三）任务设计：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经济、社会、文化、政治“四位一体”全面体制创新
十七届五中全会强调“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我国经济社会领域的一场深刻变革，必须贯穿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和各领域”。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直接讲的是经济发展、经济建设领域的变革，但是它要延伸到社会发展领域、政治发展领域、文化发展领域。按照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要求，就是要着力解决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重大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因此，适应新的改革发展形势，改革之初形成的以企业改革为中心环节的经济体制改革，已经扩展到包括经济、社会、文化、政治“四位一体”全方位的体制创新，系统性显著增强，整体配套要求更高，单个领域的突破已很难达到改革目标。因此，未来一段时期的改革，必须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全面推进经济、社会、文化、政治“四位一体”的体制变革。
（四）执行设计：重构统筹协调机制，破除既得利益干扰
当下要尽快明确“顶层设计”的主持机构，建议成立由中央直接领导的权威的、独立的、超越部门的改革领导协调机构，形成强有力的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推进强有力的自上而下改革，为转变发展方式提供有力保障。从领导和谋划改革的要求看，成立由中央直接领导的协调机构，有利于从全局上把握改革的进程。强化改革的决策机制，对每项重要的改革做好总体部署，使改革决策机制更加统一有力；坚持统筹兼顾、综合配套，对各方面改革实施具体、统一协调；综合把握改革的总体情况，改善改革的推进方式，把自上而下的改革与地方性改革试验有机结合起来。
（五）考评设计：强化考核，多元评估
首先，建立完善的改革评估指标体系。改革评估指标应包括经济体制、社会体制、政治体制和文化体制四位一体的改革进展。其次，建立改革的反馈机制。对改革过程中暴露的矛盾和问题，充分听取各方面意见，组织专家评估。第三，建立多元参与的评估体系，将社会评估组织和专家等纳入评估主体范围，充分发挥和整合不同评估主体的优势，形成相互联系又相互制约的、多元参与的评价体系。
现有经济体制范文第7篇
1.1县级政府行政管理体制自身建设的需要
县级政府作为中国现代行政构架中的一个重要层级，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遇到了职能转变的困境和前所未有的财政压力的挑战，构成了县政改革的根本动因。伴随市场经济改革的深入，由“吃饭财政”引起的对县级政府规模增长的关注，重心集中在机构改革方面，而二十多年机构改革的种种努力都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
当前，我国正处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的历史起点，面对新形势新任务，现行县级政府行政管理体制仍然存在一些不相适应的方面。政府职能转变还不到位，对微观经济运行干预过多，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仍比较薄弱，部门职责交叉、权责脱节和效率不高的问题仍比较突出；县级政府机构设置不尽合理，行政运行和管理制度不够健全；对行政权力的监督制约机制还不完善，、、等现象仍然存在。这些问题直接影响县级政府全面正确履行职能。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经济社会发展。
1.2县级政府职能转变的需要
县级政府作为我国农村基本的区域性政权设置，是国家机构承上启下的重要环节，是统筹城乡发展的枢纽。同时，县级政府担负着许多繁重的任务，面临的困难和矛盾最为集中，职能转变的任务最为艰巨。构建和谐社会的历史任务对政府管理和服务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过程中，县级政府承担着不可替代的角色，而政府管理与服务的能力与政府职能的转变是密不可分的。县级政府要适应和谐社会的发展要求，必须全面加强政府管理的观念更新、职能转变和行为规范。
县级政府应当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的需要，加大县级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力度，推动县级政府职能不断向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转变。县级政府要努力实现从以行政手段管理为主向以经济和法律手段管理为主的转变，政府职能要适应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要求，减少对微观经济的干预，形成以间接管理为主的宏观调控框架，建立市场监管体系，加强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
1.3县域经济发展的需要
县级政府除了要担负必要的政治、社会、文化等职能外，经济职能是极其重要的乃至核心的职能。县级政府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发展经济，实现地区经济的跨越式发展。并尽量减少市场力量的负面效应。
县域经济在国民经济大系统中处于基本层次，是宏观经济层次中最基本的调控单位，是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国民经济的区域基础和基本支柱。县域经济贴近物质资料生产的实际，处于行政管理和政策落实的前沿，始终发挥着承上启下、连接城乡的作用。县域经济的发展，不仅直接解决绝大多数人口的就业和生活问题，保障国家粮食安全，而且直接从基础层面影响人地矛盾运动的性质、规模和方向。县级政府的体制改革是运作县域经济的必要条件。县域经济是一个功能完备的综合性经济体系。是由多种所有制形式、多部门结构、多层次隶属关系和多级生产力水平构成的地域性生产综合体。如何根据发展县域经济的需要，相应的进行县级政府的体制改革，就成为在当前形势下需要思考并解决得当务之急。
2当前县级政府行政体制存在的弊端
2.1县级政府机构角色定位失当
由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社会仍处于转型过程中，县级政府机构角色失当现象仍普遍存在。主要表现在：(1)县级政府自恃为“权威型”的领导者。出现新体制下的角色与旧体制下的角色错位。县级政府习惯于沿用传统体制下的政治、行政命令方式，靠行政强制力行使职能，重视行政干预，忽视协调指导。(2)县级政府充当了“全能型”的管理者，造成职责内角色与职责外角色错位。县级政府大包大揽，把对经济的管制和社会的管理都纳入了自己的职能范围，造成其在政治、经济和社会管理之间的职能错位。(3)县级政府担当了“忠实的”持家者，导致主要角色与次要角色错位。县级领导干部轮换调动频繁，造成县级干部的短期行为，县属企业发展缓慢，财税资源枯竭，从而使县域经济的长远发展难以为继。
2.2政府职能不适宜市场经济下的要求
县级政府作为中国现代行政构架中的一个重要层级，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遇到了职能转变的困境和前所未有的财政压力的挑战，构成了县政改革的根本动因。伴随市场经济改革的深入，由“吃饭财政”引起的对县级政府规模增长的关注，重心集中在机构改革方面。县级政府并没有从根本上按着市场经济发展的基本要求转变政府职能，基本上还是在计划经济时代形成的体制和框架内运转。县级政府的权力关系没有走上规范化的道路；政府过多地干预了县域的具体经济行为，“政企分开”并不彻底；“政事分开”仅仅流于形式，致使政府威信降低、动员能力低下；最突出、最根本的问题是财政制度、机制和程序的缺失，降低了县级政府的能力、扭曲了县政的基本功能。
2.3现行市管县体制不利于县级政府的发展
我国现行县级行政区划和设置的基本框架形成于20世纪50年代，是在当时生产力十分落后、交通和通讯能力极其低下、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正得以强化的历史背景下而确定的。通过近半个世纪特别是改革开放30年的大规模建设和高速度发展，实际情况和客观条件出现了巨大的变化，从而使现行县级行政区划和设置与当今时代不相适应的矛盾已日见显露。现有的县级行政区划和设置的基本格局，与当今我国各地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实际状况和客观条件已经难以适应。
3县级政府行政体制改革的对策
3.1重塑中国县级政府的角色
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进程中，县级政府角色的转换势在必行，而且刻不容缓。县级政府角色的转换是发展县域经济、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它必须完成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全能政府向有限政府转换，从行政管制向依法行政转换，从制定计划的政府向引导、培育市场的政府转换，从以权力为运转轴心的政府向以社会公共服务为核心的政府的转换，从人治政府向法治政府的转换。换言之，县级政府的角色应该由“权力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换。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进程中，县级政府必须对其性质、职能、权力界限、功能范围、行为方式和活动领域严格界定，履行好自身应该承担的任务。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进程中的县级政府必须改革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大政府、小社会的旧格局。改变长期以来形成的政府机构臃肿、职能交叉重叠、运转效率低下的状况，实现人员精干，高效运转，以最少的行政成本，实现最优化的行政管理。
3.2实行省直管县体制
通过推行省直管县，可以改革目前我国行政区划中不合理因素，特别是参考政治、经济、社会、自然等因素情况下划小省区，划清边界，有利于改善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有利于加强中央的领导，有利于为国家和社会的稳定与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行政区划体制环境。在经济上实施强县扩权，在财政上实行省管县，可以赋予县级政府更大的自，把一些原本属于地市级政府的行为审批权里直接下放到县。
“省直管县”体制改革在我国目前虽然只是在试点阶段，但从目前的情况至少可以窥见其具有一定的优越性：第一，它在一定程度上使得县的发展环境得到了优化，使之拥有更大的自，形成一批经济活力强、发展速度快、综合素质高、带动作用大的县。从而有利于城乡经济和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第二，实行“县财省管”体制可以绕过市这一级周转和盘剥，提高了财政资金运转效率，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县的财政困难，强化了县主观上的努力程度，调动了县发展的积极性；第三，促进了市级政府工作职能由领导型向自我发展型的转变，实现了工作重心的转移，同时，为下一步行政体制改革打下了良好基础。
3.3优化县级政府公共服务职能
对于我国来说，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点和难点所在。加快县域经济发展，改革和完善现行的农村经济体制，加快农村城市化进程，是推进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根本途径，是解决“三农”问题的现实出路。在这一历史进程中，县级政府的重要作用尤其值得关注和重视。对县级政府公共服务的现状及存在问题进行研究，并有针对性地提出完善县级政府公共服务机制的对策，有利于提高县级政府的公共服务能力，有利于满足公众对公共服务日益复杂化、多样化的需求，进而有利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
在公共服务机制改革过程中，既要注重优化公共资源配置，提高公共服务的效率，也要注重社会公平，提高公共服务均等化程度；既要注重发挥政府作用，也要注重发挥社会组织的积极性。一个有效的公共服务机制既要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又要适当引入市场机制。在新的发展时期，政府提供公共服务必须坚持以公众为导向，提高公众的认同和支持的程度。政府公共服务的提供必须从政府本位、官本位向社会本位、公民本位转变。政府提供公共服务，应深入了解公众的意愿，广泛集中公众的智慧，应完善有关了解民意、公众参与和公众评价的机制，切实提高公众的认同和支持的程度，从而提高政府公共服务的有效性。
现有经济体制范文第8篇
一、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理论的形成特点
我国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理论的提出有着明显的实践背景。2005年6月，在浦东新区成立15周年之际，国务院批准上海浦东新区为综合配套改革试点，给予在制度创新方面的先行先试优先权。随后，浦东新区陆续在跨国公司外汇资金管理、成立货币经纪公司、建设高效的公共服务性政府、建立国家知识产权试点园区等方面推出了多项改革试点项目。2006年5月下发的《国务院关于推进天津滨海新区开发开放有关问题的意见》批准天津滨海新区为全国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要求坚持重点突破与整体创新相结合、经济体制改革与其他方面改革相结合、解决当地实际问题与攻克面上共性难题相结合，不断拓宽改革的领域，通过先行试验一些重大的改革开放措施推进天津滨海新区开发开放。随后，天津滨海新区在金融改革与创新、设立东疆保税港区、加大土地管理改革等方面积极展开了改革论证及其实践，并设计了内容广泛的改革试验总体方案。国内其他一些地区也自行提出了建设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设想。伴随这一颇具特色和影响的改革实践的进行，特别是全国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概念的正式提出，理论界开始了对这一课题的理论探讨。最初做出较为系统的理论探讨的论文为《试析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随后陆续有一批论文公开发表。上海、天津、深圳还就此召开了专门研讨会。综合分析看，这些研究成果具有一些特点。一是研究方向的针对性；二是研究路径的实践性；三是研究内容的高层性；四是研究成果的阵地性。上述特点从一定意义上表明，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研究已经成为我国体制改革理论发展中一个值得特别关注的新课题。
二、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理论价值
就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实践做出理论探讨，并对这种理论发展的作用进行评价是很有必要的。我觉得，其理论价值在于，既对推进深圳、浦东、滨海新区等地区发展及其深化改革开放具有直接指导意义，更对推动我国改革与建没理论向纵深发展有着重大意义。
1.使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方法论得到升华。对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应采取什么方法或步骤问题，一直存在理论上的不同见解。早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经济学界就发生过“一揽子改革”与“渐进式改革”的争论。“一揽子改革”论认为，经济体制是一个系统，零敲碎打的改革无法打破原有旧体制机构，一旦新体制在执行中发生问题，旧体制会随时取而代之。另外，“渐进式改革”会带来“双重交通规则问题”。这种新旧双重体制的长期并存及产生的摩擦，会使新体制的运行原则难以长存，使改革付出巨大的代价。这种认识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当时东欧经济学一些代表者的见解。我国许多经济学家从中国国情出发论证了实行“渐进式改革”的原因。实践证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由于面临着十分复杂的情况，无法求得理想的环境与条件，从而走上了渐进式道路。这种方式使改革的力度与社会承受程度相吻合，减轻了改革的阻力，推动我国在20多年实践中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但是，正如“一揽子改革”论所提出的，渐进式改革的确有不少局限性。改革的渐进性意味着推行单项改革占突出位置。这种缺乏统筹安排的改革措施往往存在不少风险和后遗症。我国2005年发生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争论，从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这一点。“一揽子改革”论尽管也有局限性，但其精神实质是要求重大改革措施出台应同步配套，当然做到这一点离不开环境与条件。从现阶段看，贯彻科学发展观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任已要求我国进入更深层次的经济与社会全面变革时期，涉及面之广、部署力度之大是空前的。特别是我国即将结束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过渡期，改革不仅要面对自身国情，也要有利于与国际接轨，有利于深入广泛参与经济全球化并从中获益，从而提升国家竞争力。因此，实施综合配套改革将成为我国的必然选择。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核心是实施综合配套改革，这种改革理念不仅顺应了我国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大势，而且是在新形势下对经济体制改革方法论的提升和完善。就此方面所进行的理论研讨，无疑会极大地推进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理论。
2.使我国综合体制改革理论得到深化。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任务决定了全面迅速推进我国体制改革理论。首先，现阶段我国体制改革的历史任务已经不再是仅仅通过转变经济体制来推动经济快速健康发展，更重要的是通过变革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管理体制，保证落实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对这种领域更为宽广、目标更为远大的实践做出深层次理论探讨，将会推动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和社会体制改革的实践与理论的全面创新。特别是改革由单项分进转为整体设计与推进时，更会为理论前进提供更大的需求与动力。其次，即使单方面的改革由单项实施转变为综合配套进行，也将推动各领域的改革实践及其理论取得新进展。如作为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天津滨海新区将在金融体制、土地管理体制、保税港区及海关特殊监管区域管理体制等方面进行具有深远意义的改革探索，这必将促使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理论更加深入与全面。再次，综合改革配套试验区的重大优势在于改革的先试先行，局部试验的某种简便性有利于较快总结出经验，通过解剖麻雀而提炼出的理性认识可再用于指导全局实践，这必然对我国整体体制改革理论的推进起到先导和加速作用。
3.使我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理论更加丰富。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整体理论框架中，体制改革是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因为只有通过深化体制改革，才能有利于做到民主法制更加完善，城乡、区域发展差距扩大趋势逐步扭转，合理有序的收入分配格局基本形成，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基本建立，创新型国家加速建设，资源利用效率显著提高。可以说，解决建设和谐社会的现实问题无不与加快改革、提高改革决策的科学性和改革措施的协调息相关。因此，以促进构建和谐社会为重任的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通过自身的实践，会积淀出独特的理论，支撑和谐社会建设，充实和谐社会建设理论。
三、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阶段特征
对于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这一新生事物，首先使用这一概念的国家职能部门没有给出明确的定义。经济学界结合各地实践对其内涵、特征等进行了探讨，各抒己见。我认为，给出概念并统一认识尚非当务之急，从实际出发弄清特征却是理论研讨的突出任务。这将有利于深刻把握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涵义和主要任务，为各个区域确定建设目标奠定不可缺少的基础。
认识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特征首先要解决方法论问题。有的同志指出，特征在于改革在广度、深度、路径方面不同。有的同志认为，特征在于关注社会发展、注重经济增长质量和协调性。这些分析看问题角度不同，都是很有道理的，使人深受启发。但是我觉得，全面把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基本特征，既要与以往的改革比较，也要看到未来、着眼阶段性。就我国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需要而言，改革的任务是长期的艰巨的；推出重大改革特别是综合配套性改革要进行区域性先期试验也是有依据和需要长期坚持的；现有国家级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实践还处在起步阶段。考虑到上述因素，我国的综合配套改革及其试验区具有长存性。我们没必要也不可能概括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长期特征，可以立足于现阶段我国体制改革的突出任务，明确一定时期内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阶段性特征。就此应注意把握如下几点：
1.从改革的阶段背景看：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应顺应一些特定历史时期的需要。一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攻坚时期。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虽然取得了巨大成绩，但完善和深化改革的任务依然很重，特别是在加入世贸组织过渡期结束之后，要在大力发展和积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建立健全现代产权制度、加快推进金融行业改革、创新土地管理方式、深化金融改革、完善宏观调控体系、全面提高对外开放水平等众多方面继续迈出有力步伐。二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突破时期。以往的经济改革措施主要是和推动粗放型经济增长相伴随的。科学发展观要求我国今后要在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上迈出大步，体制改革必须服务于推动向集约型增长转型、建设创新型国家方面取得实质性进展，率先探索出新的区域发展模式。三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关键时期。我国建设和谐社会是一个长期历史任务，但是根据国际经验，在人均GDP为1000美元至3000美元之时为矛盾突显期，我国已就此规定了至2020年的构建目标与主要任务，改革要特别体现这一重任的要求。
2.从改革的综合性看：顺应现阶段要求，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实行的改革必须具有扩展性和全面性。改革的举措不能再局限于单个领域或单一方案。一方面，将改革由经济领域逐步扩展到上层建筑领域。当前要注重推进政府管理体制改革，转变政府职能，改革政府行政体制；推进收入分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改革；促进并保障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推进文化体制改革，形成富有活力的文化管理体制和文化产品生产经营体制；推进社会管理体制改革，建设法制社会，建立和完善社会管理体系及其机制。另一方面，某一领域的内部改革也要体现全面性。如经济体制改革在现阶段就要根据经济发展需要和解决突出经济社会矛盾的需要，注重推进金融体制、土地管理体制与耕地保护制度、保税港区的海关特殊监管管理体制、劳动就业制度等方面的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