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学的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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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学的研究方法范文第1篇
但问题是“艺术学理论”首先要面对的是艺术作品，不是直接的理论。那么，当他们或我们面对艺术作品如何研究它们，如何诠释它们，并进而上到艺术理论的高度，这就涉及一个对艺术的认识和理论研究的方法问题了。
一、综合艺术实践经验
如何理解“艺术学理论”我们无法绕过它建立的初衷。张道一先生从南京艺术学院调到东南大学的目的，就是要建立‘‘艺术学”这门学科。他认为‘‘我国的艺术研究一直停留在分类地进行，缺乏整体的宏构。”mP4)无论是从学科，还是现实艺术研究的状况，都缺乏一个统摄艺术的理论体系和专门探讨、研究这门学问的学科。基于这个现状和认识，张道一先生提出了“应该建立艺术学”的构想策略。诚如张道一先生指出：
“对于艺术的宏观考察，整体研究，综合地探讨它的共性和规律，作为人文科学的一部分进行配列设施，在艺术教学中则一直阙如。在这种情况下，高等院校的专业目录和国家学科目录，就成了一个缺门。譬如说，在学科目录中‘艺术学’属于‘文学类'但只是作为‘一级学科’的总名，用来概括音乐、美术、戏剧、电影、舞蹈等‘二级学科’（专业），而缺少实在的‘二级学科’的‘艺术学'这样，对艺术进行宏观的、综合的、整体的研究，就无法定位。
这里张道一先生已经把构建“艺术学”的目的讲得非常明确了，并率先于1996年在东南大学开始招收全国首届‘‘艺术学”博士生。这就是“艺术学”建立的目的和意义，是构建‘‘艺术学”的初衷。
2011年升级为大门类的艺术学，把原来的二级学科‘‘艺术学”更名为今天大家称谓的“艺术学理论”，避免了与大学科门类‘‘艺术学”名称重复，并升为一级学科。名称的变化并没有改变它的性质。原来的二级学科“艺术学”，与今日的“艺术学理论”本质上完全一致，科学目的、任务没有任何改变。
但是自从艺术学理论成为‘‘大蛋糕”以后，全国各高校纷纷申报艺术学理论硕士点和博士点。就目前高校申报成功的博士点情况来看，艺术学理论的博士点申报成功数为18个点，居艺术学下的一级学博士点最多。为何一下增加了这么多的艺术学理论博士点，这是非常怪异的事情。我们简单分析一下就明白其中的“奥秘”了：其他一级学科都有艺术创作实践学科支撑，也有本学科的史论支撑。艺术实践需要很多的优秀艺术作品，如国家级别的奖、大展、演出等艺术作品，来支撑申报硕、博学科点。这些艺术作品一时半会是弄不出来的。譬如五年一度的全国美展，谁也没有本事马上得一个金奖，就是早期_年_度后又改为一年二度的“梅花奖”，也不是谁想评就评得上的。这需要‘‘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的磨砺。这些有艺术实践要求的科学，艺术作品支撑学位点的申报很重要，没有艺术作品的支撑，学科点是拿不下来的。当然本学科的艺术史论也是很重要的理论部分。那么，唯独不需要艺术作品而全凭艺术理论支撑申报的“艺术学理论”硕、博点，就有很大的问题了。即申报的成果材料是否属于艺术学范围内的理论研究成果，非常值得质疑。因为一些申报硕、博点的成果，多是文艺学和美学的研究成果。有的高校甚至就是以文学院的名义申报“艺术学理论”的博士点，居然也成功了。这种乱象就给“艺术学理论”的学科方向和研究带来了前所未有的麻烦和混乱。
从学理上讲，文学属于艺术的范畴。但是从当前的学科上讲，文学与艺术学各属于两大门类科学。而且从学科内部范畴的确认中，艺术学下属的是美术、音乐、舞蹈、戏曲、戏剧、电影、电视、曲艺等等视听感觉系统的艺术种类，并不把文学包含在其中。艺术学理论也是对这些“艺术种类”进行综合、宏观、整体的理论研究，讨论艺术规律和原理性的问题。张道一先生把艺术的理论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次是艺术的技法理论；第二层次是艺术的创作理论；第三层次是艺术的原理性理论。
最后一个层次当属我们今天说的“艺术学理论”了，但前面两个理论层次才是它的基础。没有艺术技法理论和艺术创作理论为基础理论，艺术的原理性理论就无法进行展开和研究。艺术技法和艺术创作直接与艺术作品关联，艺术学理论的研究首先也要面对它的研究对象。艺术学理论不能简单地从理论到理论，它需要自己的研究对象——艺术作品作为底层基础。脱离艺术作品的理论，只能是空洞的乌托邦似的理论，也不可能把问题讨论清楚，把理论说透。因此，从事艺术学理论的研究，应该首先是熟悉各艺术种类的艺术，知道它们是如何被创造出来的，艺术家运用的什么技法，艺术家如何运用的技法，作品的结构如何，布局如何，怎样呈现主题或母题。如果再具体一点，绘画艺术的笔墨生成、技法与艺术原理是一种什么关系，如何去理解中国画论中所探讨的笔墨问题，什么是皴法，为什么说皴法的出现是中国山水画成熟的重大标志。
怎样解读范宽《奚山行旅图》中的皴法与线条的关系问题，怎样理解皴法与树木山石的结构关系问题，李成、郭熙又是如何推进山水画的进程，他们使用的蟹爪树枝造型和卷云山石造型，对中国山水画造成的是什么影响，又怎样分析《清明上河图》中出现的蟹爪树枝的形态与李郭之间存在的关系。再譬如西方绘画。威尼斯画派、荷兰画派对“光”是如何理解和表现的，他们与印象画对“光”的理解和表现的差异是什么，印象派的环境色是依赖什么关系构成的，环境色在画面中是怎样呈现的，如何看待印象画派的写实性质，他们与文艺复兴时期的写实是何种关系的写实，与写实主义又是一种什么关系，这些不从技法和创作上探讨是说不清楚的。《蒙娜丽莎》画面的焦点在什么位置，为何要出现这个焦点，面部的明暗关系和人物结构形成的是何种对位的关系，如此等等。没有这样的艺术技法理论和艺术创作理论为基础，又如何做艺术学理论的研究昵，又怎么上升到理论高度昵。这里我们还仅仅是以绘画为例——而且是顺便提出几个问题。艺术学理论是要把所有艺术种类全部打通，来探讨艺术的原理性问题和艺术的规律等问题的，而所研究出来的成果，又能揭示所有不同种类艺术共性的本质特征，而不是某一艺术种类的本质特征（否则就是门类理论），还能解释艺术总体规律，又是具有宏观的、综合的和整体的高度的艺术理论。试想，当下这种混乱的现象，如何做艺术学理论研究和学科建设。
我们这里提出一个行之有效的简单方法，就是从事艺术学理论的研究者，首先要真的懂得艺术，了解艺术。要做到这一点，就要求艺术学理论的研究者，具有一定的艺术创作实践经验。学习一些美术、音乐、舞蹈的基础知识。很多的人在探讨中国山水画时，常爱用“散点透视”来理解中国的所谓‘‘透视”问题，而且还有一些研究者，非得把郭熙、郭思父子提出的“三远”当成西方的透视对待。这些都是常识性的错误。为什么我们这里把美术、音乐和舞蹈作为艺术学理论研究者需要具备艺术实践的对象，主要在于这样几个方面：美术是视觉的、空间的艺术，音乐是听觉的、时间艺术。就是说从美术和音乐各自包含了艺术存在方式和感受方式两个方面，人类感受艺术的两大主管精神层面的高级器官——视觉和听觉，被美术和音乐全嚢括尽了。舞蹈的载体非常特殊，它是我们人类自身，情感直接宣泄的载体一“情动于中而形于言。
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咏歌之不足，不如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诗?大序》）从这个层面讲，舞蹈与人类关系最直接。其他的艺术形态诸如戏曲、影视、设计、曲艺等等，都有我们说的美术、音乐和舞蹈的基本要素。除了设计外，但设计与美术相关，其他均是“时空艺术’“视听艺术”或“综合艺术”。如果能够打通美术、音乐、舞蹈这三门艺术种类，基本上就有艺术学理论的视野了。我们把艺术学理论要求打通的核心三门种类美术、音乐和舞蹈，称为“三原色”打通论。我们这里形容的‘‘三原色”来自绘画色彩理论。从色彩的关系上讲，拥有了红黄蓝三原色，就可以调出任何颜色来。从事艺术学理论的研究者，如果拥有美术、音乐和舞蹈这“三原色”，就有综合的学术能力，有宏观的学术视野和整体的驾驭能力。但是，一个从未学过绘画的人，没有艺术实践经验，他哪里会知道这里“形容”的含义。因为他根本不知道何种颜色调在一起，变成的又是一种什么颜色来。如果是一位学过绘画的人，这个形容对他来讲，艺术学理论的困惑问题就迎刃而解了，知道为什么要打通各种门类艺术关系的含义，知道艺术学理论是做什么的了。很多“看热闹”的群体，最多知道一些类似这样的概念，仅仅是文字表层的概念而已，是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所以，我们倡导从事艺术学理论的研究者，需要掌握美术、音乐和舞蹈的一些基本技法，亲自参与一点艺术实践创作活动，并将这些实践经验综合之，作为自己从事艺术学理论研究的基础知识。
二、形下至形上归纳普遍性
基于以上的艺术实践经验角度，艺术学理论的研究方法需要“形下至形上”，然后归纳艺术的普遍性和原理性。张道一先生指出：“艺术学则是研究艺术实践、艺术现象和艺术规律的专门学问，它是带有理论性和学术性的，成为系统知识的人文学科。不懂得艺术实践或没有艺术实践的经验，如何去研究艺术实践，如何研究艺术现象，当然也就无法研究艺术规律了。对艺术规律的探究，首先是来自于对艺术本身诸问题研究所得出的结果。艺术理论研究如果不是针对艺术作品去研究问题，而是从一个概念到另一个概念，一种理论到另一种理论是没有意义的。张道一先生曾借用陈之佛教诲说‘犒史论不要离开实践，一旦与实践脱离，许多问题不但看不出，也吃不透。的确如此，没有艺术实践的人，做出来的东西，多是在被抽空的概念中绕圈子，抓不住艺术的本质性问题。
中国文化思想一直强调的是‘‘道”与“器”的关系问题“道”与“器”的关系正好说明了“艺”与“术”的关系问题。“道”与“艺”对应“器”与‘‘术”对应。中国的“艺术”这个概念就是“道器”概念的物质化具体的呈现。没有形而下的‘‘器”，就不可能产生形而上的“道”。艺术同样如此，没有形而下的‘‘术”，就没有形而上的‘‘艺”。由“器”进‘‘道”是中国文化的基本逻辑。这里正好给我们提供了艺术学理论的研究方法，就是以艺术作品为研究对象和起点，再上升到艺术的理论高度，即由形而下至形而上的研究方法。脱离艺术作品这个研究对象的理论研究，终究是伪艺术学理论。
这种伪理论的确有。有人提出艺术学理论二级学设立“应用艺术学理论”，这就是本身脱离了艺术作品和艺术实践的人，才会提出这种奇怪的“理论”来。艺术理论不是抽象理论，不是从概念到概念。它本身就是具体的并且对艺术创作具有指导性的意义。这就是艺术学理论的‘‘用”。怎么会再‘‘整”—个古怪的‘‘应用艺术学理论”来。提出这样“理论”的研究者，估计是哲学或美学学术背景出身。因为在美学中提出了“实践美学”，便借用这个概念略微改动，用到了艺术学的学科里来了。我们都知道，哲学和美学在西方来讲本是一家。都是以逻辑的方法，用概念推演概念，概念实证概念的学科。黑格尔就是用他的绝对理念来证明他的美的概念，最终实证出‘‘美是理念的感性显现”的结论。所以，黑格尔的绝对理念、绝对精神和他的美是一致的，美也是抽象的概念。即使黑格尔在他的《美学》着作中谈到了艺术，也是作为论证“美”的概念的，而不是以艺术为研究对象探讨具体的美的本质问题。因此，西方美学中的‘‘美”是抽象的‘‘美”。
实质是把“美”作为一个哲学的概念，探讨的依然是哲学问题。哲学的思维方式就是逻辑推论，从概念到概念的推论，不是去解决实际问题的，是解决思维本身的问题。故此，随着西方美学发展，美学家们认识到‘‘美”要解决实际问题，要用到社会生活实践中去，提出了‘‘实践美学”，近年来也有直接提出“实用美学”的。艺术学则与美学不同，艺术学的建立就是要解决艺术的问题，西方同样如此。所以，一旦美学解决不了艺术的问题，德国的德索（1867-1947)和乌提兹（1883-1965)等西方美学家，将艺术学从美学中分离出来。中国艺术学的建立没有遭遇西方这种“分离”情况，一开始就是针对艺术进行研究的，要解决艺术的问题。中国古代画论、书论、乐论、舞论、曲论，甚至诗论、文论，都是直接以作品为研究对象，并直接解决艺术（也包括文学）的问题。也就是说，中国的艺术学研究是从形而下开始的，然后才提出了形而上的艺术理论来解决艺术问题。诸如气韵论、意象论、意境论、写神论、逸品论、一画论，立象尽意，得意忘象，中得心源，澄怀味象，以形媚道，神与物游，大象无形……这些形而上的艺术理论，就是解决中国艺术问题的艺术理论。再提一个‘‘实用艺术学理论”，不但缺乏起码常识，逻辑也不通。这就是跟着西方文化逻辑跑的结果。最近看到钱乘旦的《中国学术不能再唯“外”是从了》，我们很赞同他的观点：
现在，中国人头脑里装满了“进步”“发展’“先进’“落后”“规律’“必然性”这一类西方文化特有的概念，为了不‘‘落后”，因袭照搬西方话语，也就成了中国学术“进步”的一个标志。20世纪以来，中国学术越来越‘‘欧化’“美化”，其原因就在这里。这不是说，中国学者不是在做中国学术，而是说，有更多的中国学术变成了西方学术的传声器：套用西方方法、论证西方结论、用西方语言说话，甚至直接重复西方话语……学术要求思考，思考是批评的第一步。中国学术不能再人云亦云，不能再唯‘‘外”是从了。现在缺少的正是思考，是在思考基础上的分析与批判，这是当前中国学术最大的障碍。现在的中国学术不是无知，而是没有自信，中国学术应当构筑自己的话语了。
这里对“唯外”的这种现象，批评得非常有道理。艺术学界这种现象也是非常突出。总以为西方人的着作、理论、概念以及表述方式，都是先进的，不用几个西方的概念和理论，就显得自己落后。西方美学中提出了‘‘实践美学”，故此改头换面地跟风，提出了—个所谓的“应用艺术学理论”。为此，艺术学理论学科主要创始人之一，张道一先生批评到：“艺术学研究艺术理论，指导艺术实践，它虽然也带有思辨的成分，但不是思辨型的学科，也不可能将艺术分为理论艺术学和应用艺术学。
艺术学理论研究方法，除了我们指出的从形而下的作品作为切入点外，还有就是最普通的一种研究方法，即归纳法。前面我们用了“三原色”原理来形容艺术学理论需要打通美术、音乐和舞蹈这三门艺术种类的道理。就是说，至少我们应该把美术、音乐和舞蹈的共性探讨、研究和分析出来，从这些种类的艺术创作中，寻找到它们的规律和共同的原理。张道一先生曾经反复做过这样的比喻，他说艺术学（即现在称“艺术学理论”）就像水果，水果是抽象的，看不见，摸不着，但又存在着，经常提到它。我们常说“吃水果”。这句话对，也不对。抽象的水果怎么吃，只能吃具体的苹果或香蕉。这就如同其他艺术的门类，如美术、音乐、舞蹈、戏曲戏剧、影视等，是具体的艺术种类。就像苹果、香蕉、梨子、葡萄等，是具体的水果种类，它们为何叫水果，因为它们有‘‘水果”的共性特征。艺术学理论就是要通过这些具体的艺术种类，找出它们共性的东西。为什么美术可以称为艺术，音乐可以称为艺术，舞蹈可以称为艺术，戏曲戏剧、电影电视、设计等都可以称为艺术。
说明它们有共同的原理性的东西，才能被称为‘‘艺术”。归纳出共性的东西，研究原理性的特征，这就是艺术学理论的方法。一旦我们掌握了艺术规律和原理，就可以用这些原理性的和规律性的艺术学理论指导艺术创作实践了。往往有的研究者，过去的学术背景可能是某一种类的艺术，如美术、音乐、设计、舞蹈、影视、戏剧或戏曲等等。在从事艺术学理论研究过程中，如果只限于自己的专业背景，就可能会成为门类艺术的理论研究。局限在美术中，就可能成为美术学的理论研究；局限在音乐中，就是音乐学的理论研究，以此类推。这些都不是艺术学理论的研究。简单地讲，毕竟还有一个学科的问题。从学理上讲，如果没有打通艺术的种类，缺乏归纳的方法，没有整体的宏观学识视野，就做成其他的门类学科研究了。目前艺术学理论博士论文的开题，都会遭遇这个问题。有的艺术学理论博士生论文，不符合学术要求，开题报告跑到别的学科去了，做成了诸如美术学、设计学或戏剧戏曲学等等。
从这个角度讲，艺术学理论对研究者来说，必然有学科的学术要求。既然是用综合的、宏观的和整体的学术研究方法，行之于艺术的分析、揭示和诠释中，就要求从事艺术学理论的研究者，‘打通”艺术学的各个门类的一级学科，使研究者的思维来回贯穿于各门类艺术创作实践中，及其各自的历史中和现象中。中国有句俗语，叫做‘‘隔行如隔山”，意思就是一行不同一行，差异很大。譬如美术和音乐，表面上看，二者根本不搭边。但同时，中国还有一句俗语，叫做“隔行不隔理”，意思就是说尽管各行不同，不搭边，但是道理是相通的。某种程度上讲，艺术学理论探讨、研究、分析和诠释的就是这个“隔行不隔理”中的这个“理”。研究者能够基于几个艺术种类，再打通这个“理”，基本上就能够有“一通百通”的学术能力了。只有“通”了，才能归纳出‘‘理”来。由此可知研究方法，需要看研究者的学术能力之所及。也由此而知，艺术学理论的研究，对研究者的要求较高。
三、对象、材料和理论结构
艺术学理论的对象、材料和理论结构问题，是研究艺术学理论研究运用方法的问题。绘画、雕塑、设计、音乐、舞蹈、戏剧、戏曲、影视、曲艺等等，从整体、宏观和综合的方面说，它们是艺术学理论的研究‘‘对象”；从具体研究的角度讲，它们是艺术学理论研究运用的‘‘材料”。一定要注意，我们这里对“对象”和“材料”用法和区分的描述。我们可以说，艺术学理论的研究对象就是艺术，因为我们在研究雕塑或乐曲作品时，我们可以笼统地说这个研究对象是艺术。但是，当雕塑或乐曲作为具体运用的“材料”时，即在具体地如何运用这些“材料”时，却关系到是否属于艺术学理论的研究。换句话说，当我们运用和选取这些“材料”时的不同方法，不同用途，不同目的，是区别其是“艺术学理论”研究，还是“美术学”研究、“音乐学与舞蹈学”研究、“设计学”研究，或“戏剧戏曲影视学”研究的重要标志。
有的学者认为，所用的“材料”探讨的是艺术原理性的问题，规律性的问题，即使用的一个门类的“材料”，都属于艺术学理论的研究。这种观念大体是正确的。说大体是正确，是因为在认识艺术学理论的学理方面是正确的。但是不完整，有缺陷，关键点还是“材料”单一，缺乏说服力。譬如仅仅使用书法作品作为艺术学理论研究的材料，某种程度上可能只会解决书法方面的一些问题，即所探讨书法艺术的规律并不具有普遍性。如果仅仅用绘画艺术作为材料，研究的结果，同样只能说明绘画的问题，可能连雕塑的问题都解决不了，也很难得出一个具有普遍性的规律来。以此类推，同理可证。虽然说研究者的主观愿望是基于艺术学理论的宏观、综合和整体的把握艺术本质和规律问题，但是受其所使用的“材料”局限，很难得出一个具有普遍性的结论来。而且，单一的‘‘材料”也容易被人质疑，或被理解为某个种类的如音乐学或美术学的理论研究。因此，对“材料”的占有、分布和运用，关系艺术学理论研究的成果是否具有普遍性，是否能研究出原理性的问题来。同时也可以以此印证，是否是艺术学理论这门学科的研究。材料的全面性和典型性便是决定艺术学理论研究的基础。艺术学理论的研究材料，尽可能涵盖所有的艺术种类，至少要涵盖美术、音乐和舞蹈这三方面的作品，用这三方面的作品作为研究对象，同时作为材料，归纳和印证出所研究的实质性问题。在所有被运用的材料中，为了围绕研究的问题，研究者就不能再按照艺术的“分类”来组织材料，而是依据研究的问题“重新”组织材料。从这个角度讲，美术、音乐和舞蹈的作品——材料，就是被打“乱”的，不是按艺术种类组织材料。研究者必须明白，这里没有‘‘种类”(“门类”）之分，唯有总体的艺术作品或艺术材料。
这里就涉及一个材料和理论结构先后的问题。即使不涉及先后问题，也涉及材料与理论结构的关系问题。应该注重的是首先掌握大量的材料，只有拥有了大量材料，才能做研究工作。但是，一些研究者却先框定一个所谓的理论体系，然后根据需要再来补充材料。这样“先入为主”的做法存在一个问题，就是忽视或遮蔽另一些材料的存在，或者选取材料时为我所用，容易走向片面或极端。前面我们就讲到‘‘形而下至形而上”的方法过程，这个逻辑发展下来就是以材料和对象为依据，即依据艺术创作和艺术现象，去发现和研究问题，研究艺术的规律和原理，研究艺术与人的关系，研究艺术与思想的关系等等。因为只有艺术发生了，我们才有可研究的对象和材料。所以，艺术学理论的理论结构是从艺术创作、艺术现象中去发现问题，探讨艺术的规律和本质，研究艺术与社会、艺术与人的问题。同时，我们要看到的是，从事艺术学理论的研究者，对材料的掌握和运用本身是一种学术能力的表现。对于没有艺术实践经验的人来讲，面对研究的对象——艺术，是麻木的，掌握起来要困难一些，运用起来会吃力一些。没有良好的艺术感受能力，对艺术材料也就没有什么感觉。艺术作品的精奥也会因没感觉而遮蔽，驾驭不了丰富的艺术材料。因此，我们反复强调从事艺术学理论的研究者，自身需要懂得艺术，最好具有一定的艺术实践经验。
四，结语
任何理论的有效性至少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研究者使用的方法正确，得出有效性的结论，并能有效地解决艺术问题；二是任何研究出来的新理论，本质上又是一种理论的方法，在于有效地对未知领域的研究运用。当然，前提是前者的有效性，再向前推，就是一个正确的研究方法。正确的研究方法来自于正确的思考。我们在探讨艺术学理论的研究方法时，也涉及其他相关问题的探讨。譬如学科问题，分类问题。学科的分类在于明晰制定教育方针策略和教育措施的践行，也在于确定研究方向和研究范围，更形而上—点，也在于教育制度的确立。“艺术学”为什么要从原来的“文学”中分离出来成为一个大的门类学科，下设5个一级学科（当然5个一级学科是否合理，还可以再探讨），说明了这是中国教育制度和教育方针的进步，也是在学理上把“乱辈”的现象梳理了一下。从学理上讲，文学应该属于艺术的范畴之中。尽管“乱辈”现象还没有彻底被清理，但比起“儿子”成为“老子”要好得多。既然我们已经确立了艺术学的科学范围和对象，在学科的建立中，就需要遵守这个学科的基本要求和规范。但是，大家在分蛋糕——申报硕、博点的时候，规矩方圆被任意切割。蛋糕是拿到了，可是接下来研究的时候，成了各唱各的戏，想怎样做就怎样做。我们不反对交叉学科的研究，反而鼓励交叉学科的研究。学科交叉会成为一些新的研究方向，甚至出现一些新的学科。为此，张道一在建立‘‘艺术学”时，早就思考到了这个问题：
(一)艺术思维学——这是艺术学与思维学交叉结合的学科。
(二）艺术辩证法——这是艺术学与唯物主义辩证法交叉结合的学科。
(三）艺术伦理学——伦理学属于哲学的一个分支，也称“道德学”，是研究人的道德义务的科学。艺术伦理学的建立，既为艺术理论增添了道德哲学的支柱，也充实了艺术的内容。
(四）艺术社会学——社会学是以社会为统一体而进行研究的一门科学，主要研究人类的社会生活及其发展、社会的本质、社会进化的过程及其原理……艺术社会学是将艺术学当做一种重要的社会活动来研究，有助于在不同的社会中对艺术进行定位，从而发挥艺术的功能。
(五）艺术心理学——心理学是研究心理规律的科学。艺术心理学从艺术的角度研究各种心理活动。
(六）艺术文化学——文化是一个大概念，不论是广义的解释还是狭义的解释，它所包括的内容都很广。艺术是文化的一部分。艺术文化学是在文化的大背景、大范畴内通过比较研究，展示艺术的特点和作用的。
(七）艺术考古学——艺术考古学是艺术学和考古学的结合，它不仅为艺术的研究提供了有价值的资料，使艺术史更加充实丰富，并且也有助于考古学的发展。
(八）宗教艺术学——宗教是一种历史现象，是一种社会艺术形态，它伴随着人类的发展而成为一种信仰。宗教艺术学是解释这种历史的现象，阐明艺术以宗教为载体、宗教利用艺术形式的社会影响及其自身的发展的科学。
(九）艺术市场学——市场学的基本概念与基础知识，市场经济，信息，经营与策略票房价值与经纪人，附加价值。
(十）工业艺术学——在现代社会中，工业在国民经济中占有主导地位。工业艺术学既带有综合的性质，又是一个新兴的学科。
艺术学的研究方法范文第2篇
一评价体系与学术规范
九十年代中期以来，艺术研究领域出现一些新的趋向，改革开放之初非常之盛行的、在“方法热”和“文化热”时期都曾经颇受关注的宏观研究，渐渐失去了至高无上的学术地位，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方法则日益受到学界重视。其重要标志之一，就是一批针对个案的田野考察成果问世并且得到学界广泛认同，在某种意义上说，它可以视为艺术学研究的社会学和人类学转向。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方法介入艺术学研究领域，使得相当一部分学者开始尝试着运用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领域极受重视的田野研究方法考察艺术现象，这一方法层面的变化对于中国目前的艺术学研究具有非常深远的意义。
二战以来，文化批评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是令人瞩目的学术热点，文化人类学和社会学诸多重要的跨文化研究成果的出版，更令此前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视角受到普遍质疑。人类学和社会学方法对中国艺术学研究的影响，也必然导致艺术学研究出现学术与文化视角的转换。这个可能出现的最有理论价值的变化，我将在下一部分论述，这里首先想讨论的是，现代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方法的介入，其意义不止于文化层面上研究视角的转换，它还可能给中国艺术学研究领域带来另外两个方面可能形成的变化乃至冲击。
其一，是有可能导致目前的中国艺术学研究领域研究重点和研究成果价值评价体系的根本改变。
学术研究的价值取向受到教育制度和由教育体系决定的研究者知识谱系的影响。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现代形态的艺术研究一直比较重视理论层面的探讨。经由苏俄引入的、从德国古典哲学这一思想路径衍生发展产生的，以及作为其知识和思维方法背景的德国古典哲学本身，长期在包括艺术研究在内的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占据特殊的主导位置，因而，和这一理论背景相吻合的艺术本体论研究，以概念和范畴为核心的抽象的理论探讨与分析，长期以来都是艺术学研究领域最受关注的研究方法。英美经验主义传统一直受到排斥甚至批判，对具体对象的个案的、经验的研究被置于次要的地位。这样的研究取向，不仅仅是出于对西方学术发展不同趋势的选择，同时也蕴含了中国传统思维方法对当代艺术研究的影响，在中国学术传统中占据主导地位的整体性的、玄学研究路向，恰与德国古典哲学形成有趣的呼应——所谓“小学”在中国的学术传统中，显然一直受遏制，清代成就卓著的“朴学”也被后世的学术史家解读成是由明入清的汉代知识分子对严酷现实的逃避，以及对清代统治者的消极抵抗。
改革开放以来，苏俄引进的僵化理论教条渐渐丧失了独断地位。但是整个教育体系以及学术研究群体的知识体系的转变并不能同时完成，因而学术研究基本趋势的转变，会表现出明显的滞后现象；更重要的是，正由于改革开放之初理论界需要新的思想资源用以突破旧的苏俄教条的禁锢，观念和理论层面的创新显得特别重要，因之出现一大批偏重于观念与理论探讨的研究文献，也是时代的要求。可惜新的艺术观念与理论缺乏实证研究的支撑，也就不能真正完成观念与理论拓展的历史任务，整个国家的艺术科学研究水平，并不会仅仅因为观念与理论的更新而有明显的提高。
以1999至今这三年里的戏剧学研究为例，按照我的不完全统计，最近三年戏剧学研究文献里，基础理论与范畴、规律的研究不可思议地占据了相当大的份量，它在所有公开发表的研究性论文里占到1/3左右。对戏剧基本特征、基础理论和普遍规律的探讨并不是不重要，但是学术界将如此大的精力用于这类纯粹理论性的探讨，却不能算是正常现象；其中更耐人寻味的现象是，从事这类基础研究的学者，多数身处并不拥有掌握研究资料与信息方面优势的中小城市或非专门研究单位。诚然，戏剧研究领域史的研究以及具体的作家作品研究并不缺少，但是，撇开史的考证，这类研究也主要是对戏剧整体时代特征或艺术特征的讨论，当然也包括一些群体研究或类型研究，其中“论”的部分比“述”的部分受到更多的关注。在戏剧史研究领域，元杂剧尤其是关汉卿研究较受重视，中国现代戏剧和外国戏剧研究领域，最主要的个案研究是对和莎士比亚的研究，对这两位剧作家及其作品的研究几乎是其它同一领域剧作家及其作品研究的总和，然而对这些重要剧作家的研究，包括关汉卿研究在内，有关剧作主题、作品性质、人物形象和作品风格的辨析与讨论占有最大的份量。有关这些重要剧作家的研究，并不排除包含一定程度上的个人独特见解的优秀论文论?欢桓鑫薹ɑ乇艿氖率凳牵渲兄辽?0%以上的论文和论著并不能提供任何新的材料，尤其是不能提供现有文献以外的材料，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样的研究从“知识的增长”这一学术发展角度上看，贡献几乎等于零。通过提交给国际性学术会议的论文的分析，也可以得出同样的结论，国内学者的论文选题与境外学者之间的巨大差异，清晰可见。
我不敢断定戏剧学研究领域存在的这种现象可以毫无保留地推之于整个艺术学研究领域，但是我相信从整体上看，要说中国目前的艺术学研究仍然流行重视抽象、宏观的理论研究，轻视经验的、个案的实证研究的学风，恐怕并非妄言。如果事实确实如此，那么社会学与人类学研究方法在近代的兴起，就给我们一个重要启示，那就是个案的、经验性的实证研究，应该得到更多的重视，应该成为艺术学研究的主体。只有戏剧学乃至整个艺术学研究的重心转向实证的、个案的研究，理论与观念上的突破才有真正的意义。在这个意义上说，现代社会学和人类学方法对田野方法的重视，完全可能使国内艺术学研究转向更注重个案研究和经验性研究，同时给予这一类研究成果更公允的评价。这样的转变无疑将逐渐引导整个研究风气的转换。
其次，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方法的引入，对于强化国内艺术学研究的学术规范，将有可能产生直接影响。
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强调个案研究与研究者直接经验的价值，但同时更强调研究过程的规范、成果表述的规范，其中也包括经验描述的规范。这种规范不仅仅是学术积累的需要，也是使学术成果更可信，因而更具科学价值的需要。换言之，在某种意义上说，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是在通过规范自身而使自己更接近于自然科学。这样的研究取向对于中国目前的艺术学研究的重要性是不容忽视的。
中国的艺术学研究分为两个重要群体，除了一批身居高等院校的学者以外，还有更大的一个群体身居文化部门所属的艺术研究机构。以戏剧学研究为例，后一个群体的规模显然要超过前一个群体，而且由于与戏剧创作演出的实际接触较多，在经验性的实证研究方面具有明显优势。然而无可讳言，这个被习称为“前海学派”的学术群体长期以来偏重于戏剧艺术实践，虽然相对而言具有比较注重经验研究的优势，也拥有许多第一手的珍贵的学术资源，重视艺术的当下性，但是由于不够注重学术规范，因此很难得到学术界应有的承认。多年来，境外数以百计的人类学和社会学领域知名的或尚未知名的学者相继来到国内，他们在与这个群体的接触交流过程中获益匪浅，文化部门所属的许多学者多年的研究心得，反而要通过境外学者的转述，才为外部世界和主流学术界所知，究其原因，正缘于“前海学派”在研究的以及成果表述的规范化方面存在明显的缺陷。换言之，经验性的研究以及对经验的感性描述本身，只有通过规范化的、理性的方法呈现出来，才拥有足够的学术意义，才会得到主流学术界的认可，才可能充分显现其学术价值。
因此，借鉴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的田野方法，尤其是借鉴和汲取人类学和社会学家从事田野研究时遵循的学术规范，将会有效地弥补“前海学派”学者们在学术研究方面的弱项，使这个学术研究群体掌握的大量感性资料与经验性材料，通过更多途径进入当代主流学术界的视域，藉此改变艺术学的研究重心。因此，对于中国艺术学研究而言，进一步注重学术规范，使被称之为“前海学派”的这个研究群体迅速提高研究成果水平，将给中国的艺术学研究带来深远影响。
二研究视角的转变
当然，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对中国当代艺术研究最具学术意义的影响，还是要首推它可能带来的文化层面上的研究视角的改变。
中国现代形态的艺术学研究大致始于20世纪初，就像其它人文科学研究一样，它之受到西方学术的刺激与影响是无可讳言的。在这一影响过程中，西方学术思想不可避免地在中国艺术学研究领域打下了鲜明的烙印，其中西方人的研究视角，就是一个重要的方面。简言之，由于西方人文科学主要是在欧洲的文化传统和解决欧洲社会遇到的问题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而且随着西方在世界各地的迅速扩展，自觉不自觉地呈现出欧洲中心的世界观，这种具有鲜明西方色彩的欧洲中心的人文科学思想，也就不能不在中国艺术学研究领域留下它的痕迹。在研究与品评中国本土艺术时，人们往往只是照搬西方人习惯运用的艺术标准，比如说以西方音乐体系评价中国本土音乐，以西方戏剧理论解释中国戏剧并且试图以之改造“落后”的中国本土戏剧，把油画的教学体系搬用到中国画的教学中，等等。这样的现象存在于艺术学的多个领域，换言之，西方比较成熟的人文社会科学体系的整体植入，确实在中国艺术学研究的现代转型过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但是这种整体植入的结果与中国本土艺术以及中国人的情感经验之间的距离，始终是一个无法回避的症结。
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方法的引进，却给我们一条走出这一症结的路径。
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给我们带来的不仅仅是单纯的田野方法，而且还包含了至关重要的文化多元观念。虽然人类学和社会学的起源都带有强烈的欧洲中心主义色彩，但是二战以后，尤其是20世纪60年代以后，文化多元观逐渐成为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的主导思想，在某种意义上说，这两个原来受到欧洲中心主义文化观影响最深的研究领域，现在则相反成了对欧洲中心文化观形成最猛烈冲击的领域，成为最坚决地推动文化多元观和消解欧洲中心论的学术领域。这一思想方法的变化对田野研究的影响非常之深远，而这种非常之符合当代世界潮流的学术方法的引进，对于后发达国家尤其重要，因为越是后发达国家越是需要通过文化多元观念以消除文化自卑感，正视本土文化传统的价值。因此，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领域，田野研究工作者不再像摩尔根时代的学者那样，抱着了解人类童年的文化优越感，把非西方社会视为人类文明发展的早期阶段，因而能够更客观地认识不同民族不同文化圈的传统与现实的差异，在解释它们的历史与现实时，也能有更多的互相理解以及在此基础上的互相尊重。而这样的研究方法，在跨文化研究中的重要性自不待言。
除了西方中心视角以外，多年来中国艺术学研究领域还存在一个尚未得到学术界重视的研究视角，那就是一种过于贵族化的艺术观仍然占据着核心位置。
文化多元观念不仅仅意味着不同民族、不同文化圈的艺术活动不能以同一种标准来衡量和评价，同时也暗含了另一种更平民化的文化思想，即不能以研究者们的个人兴趣，以及他们所接受的教育作为衡量所有文化行为的唯一标准。
当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们将他们的考察对象，从长期以来拥有文化特权的上流社会转向更广阔的草根阶层时，还伴随着思维模式的改变。事实使人们更清晰地意识到，不同地域的人们在长期共同生活中形成的价值观念体系虽然会有很大的差异，却各有其合理性；他们各具特色的生活方式，只有通过其自身的价值系统，才有可能获得真正有意义的解释。在艺术领域更是如此，艺术在本质上意味着人们用以情感交流与表达的特殊方式，不同民族和不同阶层的人们各自的情感交流与表达方式，在这一生活与文化圈内部往往是最有效的。所以，对民间草根阶层的艺术、趣味与审美活动的歧视和改造，强行推行一小部分精神贵族自以为是的艺术观与审美趣味，正是现代人类学与社会学研究的禁忌。
在中国艺术学领域，这种文化贵族心态随处可见，比如我们完全有理由对人们长期以来习焉不察的“采风”这样的辞汇产生强烈的质疑。确实，如果说最近一个世纪以来中国的艺术学创作与研究对于那些地域色彩鲜明的民间艺术活动并不是毫不关心，那么很难否认，创作与研究者们经常是以“采风”的态度去关注和研究民间艺术活动的。人们惯于使用“采风”这样的辞汇而，它本身就清晰地透露出两个方面的信息。从历史上看，“采风”的制度早在秦汉时代就已经基本形成，它隐含了官方与民间二元且以官方为主导的文化价值观；从现实的情况看，“采风”意味着艺术家和艺术研究只关注民间艺术活动作为创作素材的价值。因此，“采风”的实质，正是站在官方或文化贵族的立场上对民间艺术活动非常功利化的利用，事实也正是如此，尤其是近几十年里，地域色彩鲜明的和非主流的艺术样式和优秀艺术作品，经常被主流艺术用以为创作的材料，回顾近几十年的艺术史，我们会发现许多有世界影响的优秀作品都是用西化和文人化的手法处理本土民间艺术元素的产品。然而，在民间艺术活动被大量地用以为创作材料而遭到掠夺性开采的同时，它们本身却仍然被视为落后的、原始的、粗糙的，被视为必须以精英文化的模式加以改造才能拥有艺术价值的对象。
以“采风”的心态从事本土与民间艺术研究的学者，自觉不自觉地忽视了对象自身的独立存在以及内在文化价值。因此，研究者变成了专事猎奇的旅游者，对于民间艺术对象的关注只限于与“我们的”艺术活动的差异，而并不真正关心这样的艺术对于生活于其中的创造了它们的人们究竟具有何种价值和意义。从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的角度看，我们应该更多地致力于探究多种艺术样式、多种生活方式以及各地各具差异的伦理道德和习俗对于它们的主体自身的价值与意义，致力于在这些独特的艺术与生活的原生环境中，还原它们的内涵。这样的研究才能超越“采风”式的官方和贵族文化心态，才能获得对民间艺术真正具有文化价值的研究成果。
因此，中国目前的艺术学研究亟需借鉴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的田野方法，摒弃西方中心与贵族趣味对民间话语空间的挤压。
三一个实例：路头戏
如果我们的艺术学研究能够更多地注重对现代人类学与社会学方法的借鉴与引进，尤其是彻底改变欧洲中心主义与贵族主义文化观，那么对诸多艺术现象的研究与评价，都有可能出现根本性的改变。在我的研究领域，有一个极具代表性的例子，完全可以用以说明研究视角的改变所产生的影响，那就是对台州戏班大量演出的路头戏（或曰提纲戏、幕表戏）的研究与评价。
近几十年戏剧研究领域几乎完全没有对路头戏的研究，然而在20世纪50年代以前，路头戏却可以说是中国戏剧最主要的演出形式，它的历史，也许可以追溯到戏剧起源的年代。路头戏之所以长期被戏剧研究人员们忽视，是由于它在20世纪50年代初就遭到批判，成为从上而下的“戏改”的主要对象之一。而对路头戏的批判，其理论背景很值得今人深思。
对路头戏的批判与其说出自艺术的原因，还不如说出自趣味的原因。它一直被看成是粗糙、原始和简单的演剧方法，然而它并没有像同时代其它那些更为粗糙、原始与简单的民间艺术那样获得尊重，它从一开始就被看成是创作的素材以及改造对象，直到现在，在多数当代戏剧史家们的眼里，路头戏之受到批判乃至遗弃，仍然被看成是一种历史的必然。
然而，当我们通过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的研究思路重新探讨路头戏的存在以及它的意义，就会清楚地看到，像路头戏这样一种有着千百年悠久传统的演剧方法，它之所以会受到众口一辞的批判以及遭致普遍遗弃，正由于长期以来西化的和贵族的文化视角在艺术学领域占据着统治地位。
路头戏之所以在1950年代初受到大范围的批判，首先是由于主持“戏改”工作的政府官员，主要是一批西化程度比较高的、经常接触甚至直接参与话剧创作与研究的知识分子，排除意识形态的因素，在某种意义上，“戏改”简直可以说就是在用西方的、话剧的戏剧观，居高临下地改造中国本土戏剧。像路头戏这种本土色彩浓厚的传统演剧方法，与这些知识分子所接受的戏剧学模式完全不相吻合，它之受到排斥也就是可想而知的。其次，路头戏的演剧方法被后来的国办或准国办的戏剧表演团体遗弃，还有另一层因素，那就是长期以来衡量艺术的标准是由传统诗学基础上培养的文人决定的，虽然传统文人最终接受了元杂剧和明清传奇，却始终未能充分受容昆曲以外的各种“花部”戏剧剧种，同时也难于充分认同民间极富创造性的口传文学的价值。文人趣味在中国戏剧领域占据统治地位的现象，并没有因为1950年代的社会急剧变动而真正有所变化，反而因为剧团国家化而在制度层面得到普遍肯定，因此，在文学性和音乐性方面很难以完全符合文人趣味的路头戏，也就不能不受到排斥。
由此我们看到，如果说晚近一个世纪的艺术学研究受到欧化的和贵族的这两种文化偏见的左右，那么路头戏的遭遇具有作为样本的罕见的深刻性，路头戏之所以遭受自上而下的批判与遗弃，正是由于同时受到这两个方面的夹击。更值得思考的是，如同我在《草根的力量》书中所叙述的那样，路头戏至今仍然是台州戏班最主要的演剧方式，但这种承继了本土文化传统的演剧方式它之所以能延续至今，并不是因为路头戏演出过程中大量的即兴创造在戏剧学层面上所可能提供的非凡活力，给定情境与表演者个人创造之间巧妙和平衡，以及潜藏在它的即兴表演模式之中的演员之间、演员与乐队之间的互动与内在张力，而竟然是因为在本土的戏剧市场里，戏班最适合以这样的演剧方式营业；并且，由于在晚近几十年里路头戏一直受到抑制，在那些受主流意识形态影响较为明显的民间戏班，路头戏的演剧方式也正在被弃用。
有关路头戏的艺术魅力，我已经在书中做了初步的探讨，将来还会做进一步的研究。这里我只想通过它的遭遇说明，摆脱欧洲中心的和文化贵族的偏见对于中国当前的艺术发展以及艺术学研究有多么重要。只有彻底转变研究视角，路头戏的艺术价值才能得到公正的评价；进而，也许还有更多的艺术现象，需要以多元文化的视角加以重新审视，给予重新评价。
四需要注意的问题
田野研究只是一种方法，虽然在田野研究的背后，包含了现代人类学与社会学特有的研究路径，但是方法并不能完全替代研究。按照我个人的研究体会，即使接受了田野研究方法，艺术学领域的田野研究，也仍然存在诸多需要注意的问题。
艺术学研究的田野方法的研究目标之一，就是考察艺术活动在特定文化环境中自然生成、发展的性状。当然，对象的性状总是会在与外界的不断互动过程中经常变化，然而这样的变化，仍然可能在很大程度上是自然的演化，它与受巨大的、不可抗拒的外力影响而发生的变化，有质的区别。仍然以戏剧在晚近五十年的变化为例，虽然历史上中国的本土戏剧始终在民众审美趣味变化的背景下持续发生着各种各样的变化，但是正由于这样的变化是在戏剧创作表演的主体与观众的互动之中缓慢而自然地发生的，因此无论如何变化都不足以出现背离它所生成的文化土壤的结果；然而1950年代戏改的情况则完全不同，在令本土戏剧经历了剧烈变化的这一改造过程中，观众甚至是剧团内部的创作和表演者本身，都没有话语的权力。因此，中国戏剧的自然状态之必然受到破坏，就是可想而知的。在这里我们看到一种外来的文化价值观是如何被强行植入的，以及它最终会产生臬的结果。它不仅给我们留下了值得好好记取的教训，同时还给从事艺术学田野研究工作者留下了特殊的困难。
这就是我们今天从事艺术学的田野研究时面临的特定境遇，就像一个多世纪以来在几乎所有艺术领域那样，本土艺术在外来的文化价值观面前出可怕的自卑。而这一文化现实，使得从事艺术学田野研究的研究者必须非常小心翼翼。艺术学的田野研究面对的研究对象不是无感觉的作品而是具体的人的行为，研究者与被研究者在社会身份、知识背景与生活环境等多方面的差异、尤其是趣味的差异，很容易被处于弱势地位的民间艺人理解为知识与艺术见解的优劣，研究者在从事田野工作时，很容易被研究对象视为强势文化的代表，因此，研究者的言行和趣味，很容易对被研究者产生不可预计的影响，而这样的影响，足以改变研究对象的原生态。
需要指出的是，在艺术学的田野研究过程中，研究者在很大程度上是个入侵者，极易对脆弱的、缺乏自信的民间艺术本体造成损害。现代人类学家喜欢说“我们的身体就是人类学研究的工具”，强调田野考察过程中研究者应该融入研究对象，在与对象的互动中体察对象及其可能发生的变化，但是在中国艺术学研究这个特殊的领域，我认为研究者应该尽可能做一个客观和外在的观察者，尽可能克制影响对象的冲动，因为保持本土艺术的原生态的意义，可能比改变它要重要一百倍。当然，研究者对研究对象的影响是无可避免的，只不过清醒地意识到这种影响可能导致的负面效果，自觉地将自己的影响尽可能减少到最低限度，无疑是从事艺术学的田野研究时必须遵守的职业操守。
其次，我希望强调艺术学的田野研究作为一项艺术学研究的价值，尽管我们可以借鉴人类学与社会学的田野研究方法，但是这样的研究指向应该是艺术学的而不能仅仅是人类学或社会学的。更直接地说，用人类学和社会学方法从事艺术学研究，应该是研究的重点。
每门学科都有特定的研究范围和研究目标，不同学科的关注重点并不相同，因此，当人类学与社会学的田野方法被引进到艺术学研究领域时，人类学与社会学所关注的那些问题，也很容易同时被带入艺术研究过程中；或者说，研究者的关注重点可能会发生偏移，也许那些从艺术学角度看非常之重要的问题反而被忽视了，这样一来，研究很容易演变成对于艺术、艺术活动的人类学或社会学研究，而不再是艺术学研究。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当然仍有其价值与意义，然而它的价值与意义是人类学与社会学的，坦率地说，这类研究即使再有价值和意义，也不是艺术学研究。它不能代替艺术学研究，也不能帮助我们解决艺术领域最值得关心的问题。
我在从事台州戏班的田野考察时经常提醒自己将艺术层面的问题作为主要对象，不仅是由于我一直受到的是艺术学研究的训练，因此只有艺术学问题才是我在专业领域范围有能力研究和回答的，而且也只有艺术学领域的问题才是我所真正应该去关注和感兴趣的。举例而言，我的研究中涉及到许多有关宗教与民间祭祀、民间信仰方面的现象，我当然知道从人类学或者社会学角度对这些现象进行剖析是非常之必要的，但是我的研究仍然会相对地集中于这些现象与民间戏班的运作和表演、与当地观众的欣赏之间的关系，将这些现象与戏剧活动之间的联系，小心地剥离出来，分析它们对戏班以及戏剧活动的艺术方面的影响力，寻找这些现象与近二十年台州戏班的繁荣与发展之间的联系。同样，当我剖析和研究戏班的内部构成以及戏班内部的人际关系时，不仅把戏班作为一个特殊的社会亚群体看待，同时更注重把它们看作一个关乎戏剧艺术的群体看待，这样的研究当然明显有别于一般意义上的人类学与社会学研究。
艺术学的研究方法范文第3篇
关键词：艺术学升格；舞蹈学；学科架构；措施
随着学科的调整，艺术学升格为一门独立的门类，音乐和舞蹈归为一级学科，在某种程度上不同的艺术形式具有不同的规律和特征，其学科建设也有不同之处，但同时，现阶段的门类划分是由理论依据的。众所周知，自古以来音乐和舞蹈便伴随着人类，是一种古老的艺术形式，艺术的发展一直伴随着人类文明的进程。[1]当前的学科架构大多遵循西式的教学架构，随着中国艺术的发展，这些架构需要进行调整。本文分析了当前我国音乐与舞蹈学科设置的意义，提出了完善艺术学和舞蹈学学科建设调整的措施，为艺术学及舞蹈学学科的完善提供参考。
1 艺术和舞蹈学科设置的意义
纵观我国的古代乐舞史，乐舞自始至终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形成了诗乐舞三位一体的艺术体系。在某种程度上，中国古代的乐舞史是一部代表古人乐舞理念的乐舞史。作为一门学科，音乐是以声音为载体的艺术，音调的旋律和节奏蕴含着丰富的思想情感，而舞蹈是以人的肢体动作为载体的艺术表现形式，通过人的肢体动作来表达思想情感。可以说音乐和舞蹈对于陶冶人们的情操，培育人的完整人格具有重要意义。人类历史发展的长河，音乐舞蹈以其独特的形式表现出人们对世界的认识，对信仰的追求，并在发展中不断拓展艺术学的体系，是人类文明的代表符号之一。当前，我国的音乐和舞蹈学科的建设取得了巨大进步，影响力逐渐广泛，在某些领域甚至达到了国际领先水平，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艺术特色和价值。[2]中央音乐学院、中国音乐学院、中央戏剧学院等都是一批具有代表性的高等学府，为我国艺术学科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2 舞蹈学学科的建设
2.1 完备学科理论建设和整体性思考
学科的成熟需要理论与实践的不断推进和完善，不能单纯地依靠理论研究。作为一门学科，艺术学是客观存在的艺术世界，是一个实体，其学科建设要遵循客观规律，把握个体对象的特征，形成完备的学科理论。通过理论与实际的结合，不断完善理论研究，把艺术理论与实际问题研究结合，做到言之有物。
2.2 建立科学合理的研究方法
方法决定研究的效率，合理的研究方法能促进学科的发展。现阶段，我们很多学者在对舞蹈艺术进行研究时，大多是依照唯物史观，通过对历史文献的研究对舞蹈艺术的发展进行归纳和统计，但我们应该知道，艺术的产生于所处的环境密切相关，环境中的经济、政治、思想和文化对艺术的发展具有重要影响。在实际的研究过程中很多学者将舞蹈独立出来，把舞蹈与社会环境因素割裂开来是不能发现艺术的本质问题的。我们要以中国传统艺术和美学的研究为技术，积极采用社会和自然学科的研究方法，深层次的研究和阐释中国的艺术理论，建立系统化的梳理和把握，形成艺术学研究的特色。
2.3 重视学理建树和教育理念的培养
当前，大多高校只是重视技能的培养，而忽视了学生学理建树和教育理念的培养，对学生综合素质的提升具有制约性。艺术学学生综合素质的高低决定了我国未来艺术品位的高低，对我国艺术学的发展具有重要影响。因此，我国的艺术学科需要建立完善的学科架构体系，注重教育规律的传授和掌握。对于舞蹈学科的开展，需要增设舞蹈教育这门学科，研究舞蹈专业领域的理论、表现和实践问题等，创新舞蹈艺术形式，发挥舞蹈学科服务社会的功能。
2.4 学科建设要遵循实际，量力而行，不能好高骛远
艺术学科的发展需要一定的投入，在发展过程中不能向功利化发展，要遵循艺术的发展规律。对于学科的建设要遵循学科的基础积累和师资结构与资质，要量力而行。对于不同的艺术院校，其学科建设应该根据自身的积累，发挥自身的学科特色，形成具有特色的研究和教育体系。[3]
2.5 注重舞蹈学的生命科学价值
随着全民健身的兴起，舞蹈学还应担负起民族身体健康的职能。舞蹈学学科在发展过程中，要关注舞蹈的科学价值，将舞蹈与语言、行为、运动医学和心理等学科结合研究，发挥舞蹈担负人们健康服务的职能。当前流行的广场舞等极大地促进了舞蹈学与实际生活的联系，随着多媒体技术的应用，舞蹈远程教育的开发也得到提升，采用信息技术对舞蹈进行编舞有效地扩大了舞蹈的传播手段，这些都是舞蹈学研究的范围。
3 结语
艺术学的升格，要求学科门类的进一步调整，舞蹈学作为一门艺术学科，对于陶冶人们的情操，培育人的完整人格具有重要意义。只有完备舞蹈学科理论建设和整体性思考，建立科学合理的研究方法，重视学理建树和教育理念的培养，学科建设要遵循实际、量力而行。注重舞蹈学的生命科学价值，才能推进艺术学和舞蹈学的发展和服务社会的发展，让我们的生活有更多的精彩和阳光。
参考文献：
[1] 艺术学[M].上海：学林出版社，第2卷第1辑，2006：31.
艺术学的研究方法范文第4篇
[关键词]艺术学理论；中国属性；艺术文化学；
[中图分类号]J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511X（2012）02-0059-06
2011年艺术学由原来的一级学科升为门类，在国家《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目录》中得以与文学门类“平起平坐”。与此同时，原来的二级学科“艺术学”升格为一级学科，并改名为“艺术学理论”，以避免与门类艺术学同名所带来的混乱和麻烦。但无论是学科的升级还是名称的改变都不能替代该学科完成自己的任务。概括地说，我国艺术学理论一级学科面临着三大任务：第一是学科规范的建立；第二是艺术研究；第三是该学科的人才培养。其中，艺术研究是艺术学理论一级学科的终极使命，该学科规范的建立和人才的培养均是围绕这一任务展开和为其服务的。然而，由于我国艺术学理论一级学科开端的特殊性，它几乎从一开始就同时面临这三大任务。换言之，艺术学理论一级学科的基本学术规范的建立、该学科艺术研究的自觉展开、（硕士和博士）研究生的培养这三项工作是同时进行的，严格的说，是研究生培养在前。这就使得该学科陷于一种两难境地而难以自拔：一方面，由于研究生培养和艺术研究的需要，学科规范的建立迫在眉睫。因此，自上个世纪90年代末之后的数年当中，全国艺术学学术会议的主要议题几乎都是学科建设，至少是重要议题之一；另一方面，由于诸多原因，众多的艺术学会议和讨论至今尚未就一些核心问题形成基本共识（本不应该如此），从而难免使人产生厌倦甚至是反感，以致使人觉得这是在本末倒置，弃艺术研究和人才培养于不顾，大有“为学科而学科”之嫌。因此，将主要精力用于艺术研究和人才培养的观点在该领域逐渐形成并成为一种共识。
如此说来，我们能否在现有艺术学理论一级学科现状中稳步而有效地展开艺术研究和人才培养的工作呢？换言之，我们能否因为艺术研究的终极使命性和人才培养的紧迫性而放松、甚至是有意识地回避继续讨论艺术学理论的学科问题呢？答案应该是否定的。客观地说，基本成熟的学科规范不仅是其艺术研究得以顺利进行的重要前提，更是培养合格的艺术学理论人才的基本保证。正确地认识和处理三者之间的这种关系，对于我国艺术学理论的发展至关重要，否则就很可能会始终处于一种恶性循环之中而最终得不偿失。实际上，我们不仅要对尚未形成基本共识的重要学科问题继续进行讨论，而且还应该从实践出发，对一些已经基本形成共识的学科问题进行再思考。因为，由于上述我国艺术学理论一级学科开端的特殊性，那些已经基本形成共识的学科问题，在该学科的具体艺术研究、特别是研究生培养中，是否完全经得住实践的考验也是值得反思的。关于艺术学理论的学科性质、学科定位及定义问题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如果说人们对艺术学理论这门新兴学科在哪些方面已经形成共识的话，那么首当其冲就应该是关于艺术学理论的学科性质、学科定位及定义。然而，就是这一似乎已经解决的问题，并基本被人们认可和接受的定义，因为它的不完善性和不充分性已经严重地影响到该学科艺术研究和人才培养的顺利有效进行。
一、艺术学理论，一个形象模糊的学科
关于艺术学理论的学科性质、学科定位及定义，我国众多学者都有过论述和基本观点，也是为数不多的形成基本共识的概念之一。根据学者们的描述，其基本含义可归纳为以下几点：（一）艺术学理论是一门人文学科；（二）艺术学理论是对各门类艺术进行综合、整体和宏观的研究；（三）艺术学理论旨在探讨艺术的一般规律，如艺术的本质、起源、功能，等等；（四）艺术学理论是跨学科研究。这几点既被当作是艺术学理论与美术学、音乐学等其他同级别艺术学科之间的实质性区别，同时也是艺术学理论关于艺术的研究和该学科研究生学位论文选题的重要衡量标准。但是，笔者认为艺术学理论的学科定义至少存在三个方面问题：第一，从理论上来说，这几点尤其是其中的第二和第三点确实是将艺术学理论与门类艺术学中的其他一级学科区别开来，但它们能否使该学科区别于其他相近或相关学科却是一个值得反思的问题，例如这一定义在相当程度上同样适合于艺术美学，尤其是西方当代艺术哲学；第二，该定义使得我国这一当代学科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德国“一般艺术学”几乎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区别；第三，也是最重要的是，它不能真正有效地解决该学科的艺术研究对象和范围，以及研究生学位论文选题上的困境。第一和第二个问题使人们感到我国艺术学理论的学科形象模糊不清，缺少该学科有别于其他相关及相近学科的质的规定性；而第三个问题则说明理论与实践之间存在脱节现象。
学位论文是艺术学理论一级学科硕士和博士研究生培养机构或单位最重要的产出，它是该学科人才培养质量高低的第一个衡量标准，而硕士和博士学位论文质量高低的首要衡量标准就是看这些论文的选题是否属于艺术学理论一级学科的范畴。具体地说，就是看它们是否是关于各门类艺术的宏观研究、艺术的一般规律的研究、跨学科艺术研究，等等。可是，以此作为衡量标准时，合格的论文选题实在是屈指可数。这样一来，艺术学理论研究生学位论文的选题便出现一种两难现象：如果不以该学科的定义为依据，将无法与其他艺术学科相区别；若是以此为衡量标准，在实践中又实在难以操作。实际上，研究生学位论文的选题问题似乎从一开始就困扰着国内艺术学理论研究生培养单位，目前一些学者更是期待通过研究生培养本身的研究来彻底解决这一难题。但笔者认为，之所以出现这样一种局面，原因是多方面的。除了师资、生源和该学科研究生培养本身所存在的众多问题（如培养目标、教学内容、课程设置、教材编写等方面均存在着众多问题，严格地说尚处于一种无序状态）之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那就是上述关于该学科的基本定义本身存在一定的问题，而包括研究生学位论文选题在内的研究生培养本身所存在问题的解决，在相当程度上都是取决于这一问题的解决。
二、艺术学理论一级学科的中国属性
当然，提出上述关于艺术学理论一级学科的学科性质、定位及定义存在问题，并不等于说它是错误的，而是在反思该定义是否准确、充分和完善。反思的起点应该回到上个世纪末我国建立艺术学理论一级学科的初衷：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当代艺术学。实际上，该学科建设中的几位重要人物从一开始就不同程度或从不同角度地关注、强调这个问题。张道一先生最早提出在中国建立“艺术学”时，就说到“我们应该有所超越，我们应该建立起现代的‘艺术学’，在探讨艺术的共性与个性的同时，展现出中国的特色”。两年之后，张先生又专门撰文论述建立“中国艺术学”的问题，并在文中明确了“中国艺术学”这一概念的含义。他说：“‘中国艺术学’在字面上可作以下解释：中国的艺术学；中国人所研究的艺术学；中国艺术之学。我所指的‘中国艺术学’，三种解释都有，也都可用。”刘纲纪先生在其《略论艺术学》一文中指出，要在中国当代确立和发展艺术学，应当“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当代艺术学”。而易中天先生则将“中国艺术学”作为众多边缘学科之一纳入其庞大的艺术学学科体系之中，并明确指出“中国艺术学则是将中国艺术当作一个独立的对象来考察”。近年来，直接以“中国艺术学”为讨论对象和内容的文章逐渐增多，如《关于“中国艺术学”学科体系的构想》（彭吉象）、《建立现代形态和民族特色的中国艺术学》（陈池瑜）、《论中国艺术学的研究方法》（刘道广）、《探讨国际背景下的中国艺术学特色》（黄敦）……。另外，还有相当数量的文章虽没有冠以“中国艺术学”的标题，但实质讨论的就是或部分涉及这个问题，如《现代艺术学建设刍议》（李心峰）、《前进中的艺术学》（易存国）、《难产的艺术学和艺术学的难产》（刘道广），等等。
然而，在我国《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样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目录》中，无论是以前的二级学科“艺术学”还是现在的一级学科“艺术学理论”，其学科名称都没有像“中国哲学”或“中国语言文学”那样冠以限定词“中国”二字。而时至今日，该学科的中国特色似乎越来越被人们所淡忘，尤其是在上述该学科的基本定义（即，（一）艺术学理论是一门人文学科；（二）艺术学理论是对个门类艺术进行综合、整体和宏观的研究；（三）艺术学理论旨在探讨艺术的一般规律，如艺术的本质、起源、功能等等；（四）艺术学理论是跨学科研究中，几乎已经感受不到该学科的中国属性。造成这一局面的一个重要因素就在于：虽然该学科的主要学者们一开始就不约而同地关注到这个问题，但他们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和解释却有着很大的差异，例如其中张道一与易中天对这一问题认识可以说是大相径庭。而问题的关键是，后来该学科并没有就这些不同的观点展开进一步的讨论直至形成一个基本共识。其实，“中国”二字无论被置于艺术学理论的前面与否，它都应该是该学科定义中的重要内容。如果我们忽视或无视该学科的“中国属性”，那么，不仅会出现上述既与相关或相近学科无本质区别又无法与德国“一般艺术学”或“艺术科学”（knnstwissenschaft）拉开距离的现象，更重要的是导致国内的艺术研究和人才培养陷入困境，出现一些难以克服的问题。
三、解读“中国艺术学”
实际上，关于我国艺术学理论这一学科的中国属性问题，张道一先生在其《关于中国艺术学的建立问题》一文中进行了较为充分的论证。他在文中说：“关于为什么要建立艺术学，我在《应该建立艺术学》一文中已经表述了自己的意见。在本文中为何又冠以‘中国’的名称呢？‘中国艺术学’在字面上可作以下的解释：中国的艺术学；中国人所研究的艺术学；中国艺术之学。我所指的‘中国艺术学’，三种解释都有，也都可用。它既是中国的，中国人所做的，也是中国艺术的。”接着，张先生对“中国艺术学”的三重性一一加以说明。关于“中国的艺术学”，他的解释是：“所谓‘中国的艺术学’，并非是地域性的艺术学。我们通常所说的学术无国界，是指他研究的问题、结论和深度，如果真正找到了事物的客观规律，把握住相对真理，对谁都有用。……因此，‘中国的艺术学’不但要建立起来，并且要进人世界之林”；关于“中国人所研究的艺术学”，他的解释是：“中国的艺术学应该是中国人研究的艺术学。虽然同是理论，甚至研究的同一个问题，中国人所表述的方法同西方人是不会一样的，甚至得出的结论也会不同。说到底，还是一个文化背景的差异。”关于“中国艺术学”的第三重含义，即“中国艺术之学”，张先生的解释是：“研究美学，研究艺术学，要从研究中国艺术入手。特别是对于中国的学者来说，不仅是学理的需要，也是历史的使命。……我们所主张的下大气力研究……因为包括我们自己，对于中国艺术的整体研究是个薄弱环节。”“……如果我们通过对于中国艺术的审视，总结和归纳出中国艺术的共性和各自的个性，我们不仅深刻地认识了自己，展现出中国特色，同时，也能够以其共性同西方艺术的共性相比较，甚至相综合，以建构成为更为完美的美学和艺术学”。
张道一先生关于“中国艺术学”的三重含义的解释，基本上概括了艺术学的中国特色、或中国属性，但如果将顺序作一些调整，即中国艺术之学，中国人所研究的艺术学，中国的艺术学，也许更能说明问题，突出“中国艺术学”的实质。所谓“研究美学，研究艺术学，要从研究中国艺术入手”，实际上是对该学科在研究对象——艺术——所作的基本规定性。因此三者之中，“中国艺术之学”当为核心内容，它具体所指应该是艺术学理论要把中国（传统）艺术作为主要研究对象。换言之，无论是对各门类艺术进行综合、整体和宏观的研究，还是寻找艺术的一般规律，都是通过中国（传统）艺术进行的。对于所谓“中国人所研究的艺术学”，我们是否可以作这样的理解，一方面是要区别于西方汉学家关于中国艺术的研究；另一方面是指中国人在本民族艺术研究的过程中，力争在核心概念和专业术语、艺术观念、研究方法及理论等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具有普世价值，是中国的艺术研究所做出的独特贡献。至于“中国的艺术学”，不仅说明中国在20世纪90年代建立这一纯理论学科的历史背景，完全不同于德国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建立“一般艺术学”的历史背景，而且还体现了两者在诸多方面的不同，如建立学科的初衷、目的、宗旨、研究基础、主要研究者、主要研究对象及范围、学科体系，等等。
因此，我们可以将张先生关于“中国艺术学”的观点及理论视为他对之前“艺术学”所作的一个重要补充。其实，对于我国现阶段的艺术学理论，不管前面是否冠以“中国”二字，它都具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艺术学所强调的是其学科的性质，即是中国在20世纪末为综合、整体和宏观的艺术研究而建立的一门人文学科。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艺术学就是艺术学，它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德国“一般艺术学”、20世纪40年代的苏联“艺术学”一脉相承，几乎是同一个概念；狭义艺术学特指中国艺术学，即上述的中国艺术之学；中国人所研究的艺术学；中国的艺术学。但值得强调的是，即便是艺术学理论关于综合、整体和宏观的艺术研究，同样也是建立中国艺术、尤其是中国传统艺术之基础上的。
四、艺术学理论研究的角度、深度和广度
在明确艺术学理论一级学科的中国属性之后，该学科的艺术研究所面临的是整个中国（古代）艺术，所以进一步的规定势在必行。这一规定不仅要不违背已有关于该学科定义的基本内涵，而且还要使它们更具可操作性。此外，它还必须扩大原有的研究范围。就该学科定义中“艺术学理论是对各门类艺术进行综合、整体和宏观的研究”和“艺术学理论旨在探讨艺术的一般规律，如艺术的本质、艺术的定义、起源、功能等等”这两点来说，它主要强调的是哲学层面的艺术研究，属于艺术的深度研究，即所谓原理层面的研究。
但就我国艺术研究的现状而言，不仅是缺乏宏观的整体研究，即缺乏艺术的深度研究，而且各门类艺术研究处于极不平衡的状态。例如，美术研究与音乐研究在广度与深度上不可同日而语，音乐研究与舞蹈研究显然也不在同一层次上。即便是同一门类艺术不同类别之间也存在着巨大的差异。以视觉艺术为例。绘画和雕塑研究之间就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关于中国古代（传统）绘画研究成果，如果我们用“汗牛充栋”来形容似乎并不为过。相比之下，关于中国古代雕塑研究成果，尤其是高质量的研究成果，我们只能以“寥寥无几”一词来形容了。然而，且不说雕塑在中国文化史中的独特而重要地位，在中国艺术史上，从时间上来说绘画要远远落后于雕塑，整个史前、先秦都是雕塑的天下。诚如梁思成先生所说“艺术之始，雕塑为先”。关于中国古代雕塑研究的薄弱，梁思成先生早在1930年就指出：“我国言艺术者，每以书画并提。好古之士，间或兼谈金石，而其对金石之观念，仍以书法为主。……乾隆为清代收藏最富之皇帝，然其所致亦多书画及铜器，未尝有真正之雕塑物也。……盖历来社会一般观念，均以雕刻作为‘雕虫小技’，士大夫不道也。”当然，关于雕塑在中国古代艺术史上举足轻重的地位今天已有一定的认识，但若与绘画、尤其是文人画研究相比，其距离还是相当之大的。类似雕塑这样的情况，在我国艺术研究领域可谓比比皆是，有的甚至近乎空白。总之，中国古代丰富多样的艺术实践及其丰厚的产物与关于它们的研究是不成正比的。因此，自觉地加强薄弱领域的艺术研究和填补空白理应是艺术学理论一级学科义不容辞的责任，更是该学科在我国在上个世纪末得以建立的一个重要理由，也应该是该学科区别于艺术学的其他学科的基本特征之一。
艺术学理论在中国艺术研究中不仅要着眼于深度和广度，而且还要强调自觉地考虑艺术研究的角度。所谓“角度”即研究艺术的视角，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被理解为研究方法或途径，大致相当于艺术学理论一贯所强调的艺术的种种跨学科研究。当然，跨学科研究、或运用不同的方法来研究艺术并非艺术学理论一级学科的“专利”，其他艺术学科同样可以采取不同的方法或角度去研究艺术，但对于艺术学理论来说，方法上的自觉，或对方法的强调是它与其他艺术学科的一个重要区别。研究方法就是研究者手中的工具。所以，我们必须注意这样几个问题：第一，不能本末倒置，为方法而方法；第二，不可机械地搬用方法，尤其在中国古代艺术的研究中切忌机械搬用西方的方法；第三，具体方法可根据实践作适当的修改；第四，西方的研究方法有时对于我们研究中国古代艺术很可能只是一种思路、启迪和视角，而具体的方法本身也许是不适用的。例如，艺术史家沃尔夫林的关于艺术形式风格分析的“五对范畴”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当然，继承和吃透中国传统的艺术研究成就及独特的方法，是当下艺术学理论关于中国传统艺术研究的一个重要起点。但是，除此之外，艺术学理论关于中国传统艺术研究的还有不可回避几个重要基础，它们是：（一）作为汉学重要组成部分的西方关于中国艺术的研究；（二）我国台湾的艺术史学研究；（三）西方的理论与方法。换言之，以中国传统艺术（无论是作为整体与否）为主要研究对象的艺术学理论一级学科，必须在上述基础之上展开进一步的研究，否则，走弯路、做重复劳动和“炒冷饭”的现象将是难以避免的。
五、艺术学理论与艺术文化学
目前就艺术研究的途径和方法而言，艺术学理论在研究中国传统艺术中主要使用的方法不外乎这样几种：（一）考据学方法或文献研究法；（二）形式分析法；（三）社会学方法；（四）比较学方法；（五）跨学科研究。考据学从学理意义而言是一套严密的文献解读方法，涉及诸如文字学、文体学、版本学、目录学等广泛领域，是一种典型的中国古代（绘画）艺术的经典研究方法。其余基本上都属于西方的研究方法。其中社会学方法和跨学科研究我们大致可以用文化学研究来替代。笔者认为，艺术学理论一级学科强调研究角度，承认和接受各种研究方法和途径兼容并包，并在这一基础上自觉地选择文化学方法为该学科的主要研究方法。
我们不但可以将艺术的跨学科研究、比较研究、考据学方法、社会学方法和形式分析法直接理解为不同的研究视角，甚至还可以将整个艺术研究划分为两大类别：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艺术的内部研究是建立在这样一种艺术观之上的，即艺术是自律的，所以对于艺术的研究是在一种封闭体系中进行的，尽量排除艺术之外的其他因素的干扰，就艺术而谈艺术，强调艺术本身的独立自主性。在西方，这样一种对艺术的普遍认识应该始于艺术自觉时期的文艺复兴，在上个世纪四五十年代英美“新批评派”的纯形式分析法的运用中走向极致。所谓艺术的外部研究实际上就是艺术的文化研究，即所谓艺术文化学。在西方它是针对纯形式分析的片面性而出现的一种艺术研究方法或视角。相对于艺术内部研究所主张的艺术自律性，艺术文化学提出“艺术总是处于某种文化关系中”，以及“艺术是一种文化的意义载体”。具体地说，艺术处在同其他文化因素（哲学、宗教、政治、经济、科技）的包围之中，并不断地同它们形成双向运动的复杂联系。这里必然会涉及作为文化的艺术（他律）与作为艺术的文化（自律）的张力关系。一方面，社会的其他文化因素以各种方式，通过多种文化机制深刻地影响艺术，这种影响体现在艺术观、艺术功能、主题、体裁、风格和技巧等各个方面。另一方面，艺术作为人类精神活动的一个独特领域，有它自身不同于其他人类活动的特性。正是通过这一特性的折射，反映出赤、橙、黄、绿的丰富文化色彩。值得一提的是，纯形式分析法所强调的是，艺术是一个不受外部因素干扰的独立自足的领域，具有强烈的排他性；而艺术文化学却并不否定形式分析法，而是针对它的片面性所作的一种补充研究，即指出艺术的“他律性”，强调从外部研究艺术，以弥补传统艺术“内部研究”之弊端和不足。
实际上，真正的艺术文化学就像阿多诺所认为的，对于艺术理应作两方面的反思：“一方面是作为自为存在的艺术，一方面是它与社会的联系”。换言之，真正的艺术文化学虽然强调艺术的“外部研究”，但并不否定和排斥艺术的“内部研究”，因为艺术的“内部研究”不仅尊重和重视艺术本身的种种规律而且还使艺术文化学最终成为研究艺术自身的学问和学科。这应该是两者之间的一个实质性的区别。就艺术学理论而言，它所提倡的也应该是这一意义上的文化学研究方法。
艺术学的研究方法范文第5篇
东南大学东方文化研究所所长陶思炎教授在大会发言中对民俗艺术研究进行了历史回顾，指出在上个世纪2O年代随着日本“民俗艺术之会”的成立和《民俗艺术》杂志的创刊，“民俗艺术”已经开始从民俗学中被剥离出来，成为艺术学研究中的一个与传统生活紧密联系的新方向。中国从上世纪40年代开始民俗艺术学的研究，近来，相关论著的出版、民俗艺术学硕士和博士的培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设立、民俗艺术相应机构的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程的开展等，都反映了中国民俗艺术研究的拓展和繁荣。陶思炎教授指出，今后“民俗艺术学”的发展还急需加强基本理论的研究和自身学科的建设，以真正建立起以自己的理论和实践影响国际学界的中国的“民俗艺术学”。台湾辅仁大学郑志明教授的《“民俗文艺学”的研究范畴及其展望》对民俗文艺学的具体内涵与研究范畴做了详细界定，认为它是文学与民俗学的交叉领域，独立于文学、民俗学的原有范畴，自成一个完整的知识体系。民俗文艺学超越了传统单一的学术领域，必然走向多学科的综合研究，用不同的研究角度开拓出更多的探讨面向与发展方向，结合成更为庞大的总体学术研究。山东大学民俗学研究所所长张士闪教授的《新时期中国艺术学的“田野转向”与学科景观》以艺术民俗学为核心进行考察，认为中国艺术学研究自新时期以来发生了影响深远的“田野转向”，关注艺术活动的民间发生现场、敞显个体的艺术生存智慧、秉持文化一生活的整体研究范式在当下艺术学研究中渐成主流。提出艺术民俗学与艺术人类学、艺术社会学以及民俗艺术学一样，都代表着艺术学“整体研究”的学术理念，而同时又有其独特之处，认为陶思炎先生首倡的“民俗艺术学”与其提出的“艺术民俗学”只有在中国艺术学“田野转向”的大前提下才得以呈现其探索意义。
二、中外民俗艺术的交流比较研究
在回顾与展望的前提下，与会代表对中外民俗艺术的交流融合展开了多角度的研究与探讨。韩国高丽大学田耕旭教授的《丝绸之路与东亚的表演文化》阐述了通过丝绸之路进行的西域、中国、韩国表演艺术的交流及韩国表演艺术的发展过程，指出作为东亚共同戏剧文化艺术的散乐百戏在韩、中、日各国随着时展变化各具不同特点，从而形成了各国的传统戏剧，因此今后对东亚表演艺术的普遍性与各国特点的比较研究是为东亚表演艺术的交流与深入研究所必要的课题。日本神奈川大学庸田律子教授的《神与祭神民间表演——于日本的展开》在追寻日本相关学者对祭神民间表演形态考察中出现与中国创世神话中相关的神名的基础上，添加并整理了其他涉及的文例，由此进一步考察由中国传来的“”如何演变为日本的狂暴之神这一问题，同时也考察了与汉族相邻的苗族如何接受并理解“”的问题。日本东北大学铃木岩弓教授的《与半跏趺坐地箴像有关的民间信仰》把半跏地蒇作为民俗艺术的一个范例加以思考，以日本东北地区为例总结了日本对于半跏地葳的信仰情况，并且从对我国江苏佛教寺院的考察中发现半跏地蒇画由此产生对于今后课题的思考，即基于日本撰述的伪经所建造的半跏地葳像为何会出现在中国?这将对于重新认识半跏趺坐地葳像、并从东亚这一广阔领域弄清民俗佛教的展开具有重要意义。曲阜师范大学刘卫平副教授的《“龙灯扛阁”与“男寺党农乐舞”的视觉形象比较》从造型艺术构成的角度对韩国传统的“男寺党”农乐舞与我国山东省的“龙灯扛阁”舞此二种民俗舞蹈作了比较，提出了它们视觉形象层面的异同之处，这对全面理解东亚国家的历史文化传统和不同民族的精神特性将有所帮助。东南大学艺术学院徐习文副教授的《日本对中国端午文化的接受》引起了与会者对于中日文化交流与比较中某些具体问题的热烈争论。
三、民俗艺术的文化内涵与功能探索
民俗活动文化积淀厚重，内容广博而绚丽多姿、内涵丰富而异彩纷呈、形式独特且流传久远，因此挖掘民俗艺术的文化内涵并进行其功能探索，是民俗艺术研究的一个重要部分。华东师范大学人类学与民俗学研究所田兆元教授的《仪式美术：概念的建立与学术内涵》指出仪式美术作为美术的一种类型，特指那些因仪式而存在的美术形式，它有既存的作品的仪式展演，也有即时的创作。当前对仪式本身的研究从理论和实践都需要新的思维，仪式的相关文化研究更是推动仪式研究的重要空间，通过对它的研究既可推进仪式研究走向深入，也可对于美术形态有更为广泛的认知，因此，仪式美术应该成为引人注目的民俗艺术学研究论题。重庆大学艺术学院龙红教授的《论吴昌硕绘画中的民俗意象》从民俗学角度审视吴昌硕卓越绘画艺术中以俗入雅、雅俗交融的民俗意象生成状态，从而分析其绘画艺术被广泛接受的深层文化原因。龙红教授的发言也给与会者提出了关于民俗艺术化与艺术的民俗化二者关系的思考，深化了民俗艺术研究的内涵。上海大学美术学院苏金成副教授的《民俗艺术研究方法略论》对民俗艺术研究的基本方法进行初步探析，并对在民俗艺术学研究领域做出贡献的民俗学家、艺术学家陶思炎教授的关于民俗艺术学研究方法的学术观念进行简要梳理与分析，指出国内的民俗艺术研究正逐步建立起完善的学术研究体系并与世界民俗艺术研究相接轨。此外，济南大学艺术学院韩波副教授通过对民俗艺术作品的形式语言及艺术意义的分析，对民俗艺术作品的文化内涵进行了深入挖掘。南京师范大学晁胜杰博士的“抚琴居右”论把人抚琴居琴之右侧与中国传统文化和社会礼俗相联系，探讨其中包涵的文化内涵。东南大学艺术学院刘凯博士对南京高淳老街建筑木雕进行了艺术风格上的分析，探讨其深刻的民俗内涵与文化意蕴，以期成为了解高淳地区乡风民俗的重要参考资料。
四、民俗艺术田野调查资料的深度阐释与探究
中国民协《民间文化论坛》编辑冯莉的《白地吴树湾村祭教祖舞仪的形态分析》以滇西北纳西族东巴舞蹈仪式的田野个案为例，对吴树湾村祭教祖习俗中的舞仪形态特征进行了详细描述和因子分解，认为宗教民俗艺术的价值需要在田野中不断地去挖掘。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李宏复副研究员的《中国民间的戏曲刺绣图像——象征意义的非文字教化功能》介绍了在中国民间刺绣作品中常见的戏曲题材的主要纹样或图像，指出其中所传达的故事情节和象征寓意既起到教化作用，又形成了新的艺术品的再生产，每种刺绣的图像符号均传递着一定的文化信息。河南大学艺术学院陈宗花副教授的《民俗艺术考察中现代技术手段的功能及限度问题探析》指出现代技术手段的采用对民俗艺术田野考察工作起到了巨大推进作用，但当前出现了过于依赖、迷信现代技术手段等严重问题，已影响到民俗艺术田野考察工作的有效开展，针对这一问题，陈宗花提出民俗艺术田野考察要坚持“以人为本”。东南大学艺术学院尹文教授的《以<诗经>立意的中国古代雕花床》从《诗经》的艺术语言这个崭新视角来阐释雕花大床的床楣木雕之大雅，认为《诗经》艺术语言深深刻印在中华民族文化思维之中，影响民俗艺术各个方面。另外，东南大学艺术学院讲师的《试析魂瓶罐腹的小孔与动物组合装饰》以东吴中晚期魂瓶罐腹上使用较集中的小孔与动物组合形象为考察对象，认为其是具有一定民俗含义的象征符号，带有较为显著的吴越本土巫术俗信色彩。南京市民俗博物馆吕晓燕主任对明清时期南京附近地区女性发簪进行研究，展现了这一时期妆饰艺术所赋含的民俗风情和审美情趣。
五、民俗艺术的保护与传承研究
艺术学的研究方法范文第6篇
摘 要 目前，我国艺术学院体育教学中存在着一些问题。为了更好地做好艺术学院体育教学工作，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需要对其进行有效的改革。
关键词 艺术学院 体育教学 实践 探索
结合自己的实际教学情况，提出了艺术学校体育教学改革的相关措施和应该遵循的一些基本原则。
一、艺术学院体育教学改革的具体措施
（一）对教学内容进行调整
教学内容是依据教学的目标进行设定的，如今的体育教学大纲不能满足艺术院校体育教学的实际需要，受到传统应试教育的影响，在目前艺术学院的，所使用教材的内容主要是对体育知识和技术的传播，教材较为单调、无趣，很难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没有对艺术院校学生的特点加以考虑，也不符合该年龄段学生生理和心里的需要。在对艺术学院体育教材内容的设置上，要以素质教育的要求为基础，将体育与一些艺术形式紧密结合，同时还要将综合提高学生素质、培养学生体质与全民健身的要求相结合。在教材中重点突出终身体育和素质教育的内容，使艺术学校的学生在进行体育知识的学习时，不仅能够掌握基本的运用理论和运动技能，还要使其整体素质得到有效的提升。
（二）改革教学方法
要做好艺术学院的体育教学就要根据学生的具体特点对教学方法进行适当的改革。艺术学院的学生大部分具有很强烈的表演欲望，教师可以抓住这一点，在教学中设置有效的教学情境，例如可以组织学生进行游戏和趣味竞赛，或者让学生进行角色扮演等等，丰富教学方法，同时还要让整个课堂活跃起来，使学生在一种轻松愉快的环境中学到体育知识，提高学习的兴趣和积极性。要正确对待不同学生之间的差异，可以在教学中通过生生间的互相帮助，让体育成绩优异的同学带动成绩差的同学，在帮助别人的同时，自己的体育知识也得到了巩固，二者之间可以互相监督，共同进步，这样也使教师从教学中解脱出来，能够更加关注学生的个体发展，有助于学生分析观察能力和团结合作意识的增强。
（三）对考试方法进行变革
目前，检验体育教学效果的唯一手段是体育考试，考试的结果对学生产生着重要的影响。这就要求考试要做到客观、科学。对于考试内容，要做到全面具体。改变传统单调技能考试的方法，将考试内容进行丰富和扩充，通过学生在课堂中的表现情况、对有关理论知识的掌握、身体素质的提高状况以及运动技能的掌握等多方面对学生进行科学的评定。
（四）做好教师队伍的建设工作
要想做好艺术学院体育教学工作，对体育教师队伍提出了要求。如果学院内体育教师的素质达不到基本的教学要求，就很难做好体育教学工作。目前，在部分艺术院校内，体育教师的教学理念比较陈旧，教学思路不够开阔，其教学不能满足学生发展和素质教育的要求。教师的文化素质普遍不高，教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不强，很多时候都是在敷衍了事，相关的体育科研工作开展也较为缓慢。这就要求要做好体育教师队伍的建设工作，对其进行培训和教育，引进其它院校的优秀体育教师，做好艺术学院的体育教学工作。
二、艺术学院体育教学优化的基本原则
对艺术学院体育教学内容进行优化时要遵循一些基本的原则，这些基本原则对于体育教学内容的优化起着指导和约束的作用。体育教学的内容要在具有文化性的同时要具有健身性，在具有科学性的同时要具有实效性，在与世界接轨的同时要具有民族性，在优化的过程中，要充分考虑艺术学校的实际情况和相关的政策。本人以为，在对艺术学院体育教学内容进行优化时要遵循以下几个原则：
（一）教学中体现健身性
开展体育教学的目的是为了强健学生体魄，使学生掌握必备的体育知识和运动技能，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使学生的身心健康发展。艺术学校的学生，其文化成绩不如普通高校学生，而且其思想较为开放，不易进行管理。这就要求在优化体育教学内容时，更要注重学生身心的健康发展，培养学生的终身体育意识，通过体育课的教学使学生们明白，要想更好的走好自己的艺术道路，就必须有强健的体魄作为保障。
（二）以学生为主体
目前对任何学科的教学进行规划时，都要遵循以学生为主体的原则，艺术学院的体育教学也不例外。要对学生给予充分的尊重，关注学生的个体发展，在对教学内容进行设置时，充分考虑学生主体的实际情况，多安排一些学生感兴趣的内容，从而更好地调动学生对体育课的积极性，艺校学生的自我保护意识很强，在体育运动时不敢过于投入，以免对身体造成伤害，教师要充分考虑到这一点，合理安排教学内容，鼓励学生进行体育知识和技能的学习。
此外还要坚持开放性原则，充分利用各种有效资源开展艺术学院的体育教学工作，与体育院校进行合作，促进彼此的发展。
三、总结
以上就是对艺术学院体育教学的一些讨论。首先提出了艺术学院体育教学进行改革的具体措施，只有根据艺术学院的具体特点，对教学进行优化和改革，才能更好地根据学生的实际，做好体育教学。接着讨论了在对教学进行优化的过程中需要遵循的原则。由于本人能力的有限，对这方面的研究还不够充分，要想做好艺术学院的体育教学还需更多人员的共同努力。
参考文献：
[1] 彭智.浅谈基于创新体育教学的高校体育教学方案探索[J].当代体育科技.2013（1）：63-66.
艺术学的研究方法范文第7篇
艺术学通常意义上是指研究艺术整体的科学，指系统性的研究关于艺术的各种问题的科学。精确的讲：“艺术学是研究艺术实践、艺术现象和艺术规律的专门学问，它是带有理论性和学术性的成为有系统知识的人文科学。”在大学的艺术类专业里主要包括：美术学、音乐学、文学、戏剧学、电影学、舞蹈学、曲艺学、杂技学、周边艺术学等的相关专业。尤其是近年来，随着我国高等教育规模的快速发展和高校规模的日渐壮大，很多大学都开设了艺术类相关专业，高校中艺术类大学生的数量在逐渐的增加。因此，艺术类大学生的教学工作及教学方法引起高校、高校艺术类教师及社会各界艺术爱好者的普遍关注。随着社会的进步、科技的发展和经济环境的影响，我国高校艺术类大学生的人生观、价值观念、生活方式、思维方式以及社会对艺术类大学生的需求等均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些变化都使得我们高校教师清醒认识到了艺术类大学生理论教学的重要性，下面结合自身工作经验浅谈艺术类大学生的理论教学工作。
一、艺术理论教学的重要性
1、艺术理论教学可以帮助学生在实践中进步更快
艺术类大学生的理论教学是在大学教师具备一定的艺术理论知识之后，以崇高的职业道德和端正的教学态度，采取灵活自由的教学方式，教会艺术类大学生对艺术进行综合研究，探讨艺术发展规律的过程。艺术理论大都是历史上优秀的艺术家们在精神探索过程中的心得体会和经验总结，是他们智慧的结晶，通过对这些智慧结晶的学习，可以帮助我们少走弯路，减少实践摸索的时间，让我们在艺术的道路上更快的进步。由于很多错误的认识，导致艺术专业的学生只一味训练技法，而忽视理论学习，通过我们艺术类老师的正确引导，吸引学生兴趣能够改变部分学生错误观点及时转变思想并通过对理论知识的学习来增强艺术实践能力。
2、艺术理论教学是大学培养目标的需要
我国大学培养艺术类大学生的目标是培养综合性、艺术性、实践性的现代化人才。大学教育的培养目标决定了我们在教学的过程中既要强调实践教学，又不能忽视艺术理论教学;不仅要使学生具有较强的动手实践能力，又要让他们具备“必需”和“够用”的理论基础。只有我们老师通过自己的能力教会了学生艺术理论，学生才会将理论运用于实践，才会在实践中不被动、不盲目，并能够片面的认识艺术发展规律，才能将艺术发挥到更高境界。艺术学理论和实践是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相互促进、相辅相成的，是艺术类大学生都不可缺少的基础课程。
3、艺术理论教学是社会发展的必然
艺术的门类很多，形式、样式和题材、体裁的纷繁决定了它备受社会各界所关注，并不断地要求我们艺术能够适应社会发展的需求。例如在音乐，美术、舞蹈，戏剧与戏曲、电影与电视以及曲艺与杂技等艺术门类中，我国公民对这些艺术的要求和关注程度是越来越高。那么势必要求我们现代的高校艺术教师要更加注重对艺术类学生理论知识的教学，通过对艺术类学生的理论教学，达到学生具备良好的知识结构，能够与学生本身学历层次相匹配的艺术理论储备，才能真正提高艺术素质、适应社会环境和顺应时展的要求。例如要对创作、设计、表演、演奏等艺术要有所提高，并能够推陈出新、顺应潮流，就必须掌握相应的艺术学理论知识，从相关的艺术方面认识其发展规律，学习前人创作的相关作品，然后教会学生以理论指导实践。
二、如何做好艺术类大学生的艺术学理论教学
1、要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和端正的教学态度
教师的职业道德体现于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以怎样的思想、态度和作风去教育学生，处理社会问题，做好本职工作，为社会服务的行为准则。大学艺术理论教师是教学的组织者和管理者，在教学中起主导作用，我们不难想象一个连职业道德都不具备的大学教师能够为艺术类大学生的教学工作尽心尽力。因此只有教师首先具备了崇高的职业道德，才能具有高度的责任感和不断进取的事业心，才会在日常的教学工作中，全身心投入，努力钻研教学方法，努力掌握现代化数学知识，广泛搜集最 新教育信息，不断改进教学方法，不断提高自己在艺术理论教学工作中的水平，紧跟时代步伐树立正确的教育观。同时只有端正教学态度，明确自身作为一名大学教师的职责，始终保持一颗平常心，在金钱、名誉、利益面前寻求良好、健康的平衡心态，才能热爱学生，才能根据不同学生的特点做好现代艺术类大学生的艺术理论教学工作。
2、要具备一定的艺术学知识并不断提高
作为艺术类大学生的理论专业教师，就需要注重发挥艺术理论教师“教书育人”的作用，要发挥教书育人作用必须要求教师应具备渊博的艺术学理论知识。同时，教师具备的艺术理论知识不能一直停留在某个水平，需要紧跟时代，符合社会潮流。不断提高自身的理论知识，做到与学生共同学习，通过各种方式提高自立理论水平，加强对理论教学的研究。只有我们艺术学理论教师不断提高自己的理论水平才能更好的发挥教书育人的作用，同时教师不断学习的作风也能直接影响和感染学生，成为学生的楷模。
3、要根据艺术理论教学的特点和艺术类大学生特点做好课堂教学
艺术类大学生的课堂教学只是艺术类大学生教学的一部分，重点是要求教师能够在有效的课堂时间内能够吸引学生兴趣，端正学生对理论学习的态度，根据艺术类大学生对艺术学理论学习的心理特征，采取合理的教学方法达到提高艺术类大学生对艺术理论的认识和感知能够有一定的提高。这就要求我们艺术学理论教师在课堂教学中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1)应注意课堂教学语言要能够吸引学生对艺术学理论学习的兴趣，能够做到风趣有味，栩栩如生，印象深刻，经久不忘，进而帮助学生在艺术实践中进步迅速。因为教学语言本身就是一门艺术，是教师表达自己教学思维的手段，良好的课堂教学语言能够提起学生对课堂教学内容的兴趣，增强学生学习本堂课程的积极性，正确引导学生对艺术学理论的正确认识，并达到鼓励学生独立自主学习和思考相关知识的目的。
(2)应保证课堂教学时间的充分合理利用。课堂时间的有效利用与否、课堂时间布置合理与否都与教师的安排和授课方式有着很大的区别。作为艺术学理论教学老师要将艺术类大学生们都不重视和枯燥乏味的艺术理论教学课程上好，需要我们艺术学理论教学老师要根据教学时间安排合理安排教学内容，并不断根据学生课堂反应情况及时调整。
(3)课堂教学氛围应该轻松愉快。民主、平等、和谐的教学氛围能够帮助艺术类大学生更加胆大的思考和敢于发表自身的见解，能够充分鼓励学生最大限度的发挥主观能动性，能够激发艺术类大学生学习艺术学理论知识的兴趣和能够让他们积极地、愉快地学习。并且有助于帮助教师能够和学生进行有效地互动，通过互动使得学生对相关知识记忆深刻。如果课堂教学氛围是死气沉沉的就容易使得本来就枯燥的理论教学课程更加使得学生们不爱听，甚至上课睡觉、逃课。
(4)应注重艺术学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相联系。大学培养艺术类大学生的目标是培养综合性、艺术性、实践性的现代化人才。我们要想让学生在艺术学理论教学的课堂中能够充分认识理论教学的重要性，并让学生加强对艺术学理论的学习，就需要我们将艺术实践和理论教学联系起来，只有将二者联系起来课堂教学才能更好地体现理论教学的重要作用。艺术学理论是指导相关艺术实践、为艺术实践服务的，不联系艺术实践的理论，无法体现艺术理论的价值。
(5)善于运用现代的教学手段和设施。针对艺术类大学生在艺术学理论教学课中的表现和其心理特征，艺术学理论教师在教学的过程中要适当的运用现代教育设备。比如我们采用多媒体辅助教学，能扩大课堂理论知识的容量，增加有效教学时间，缓解教学课时少、任务重的矛盾，且音像等媒体调动学生多种感官参与活动，化艺术理论为生动活泼的艺术形象，使艺术学理论不再高深、抽象，有利于学生注意力的集中和理解能力的发展，学生将变得有启发、思维活跃、情绪高昂，学习主动、投入。
(6)课堂教学中应注重与学生的交流。讲授理论知识的时候，如果一味的在讲台上满堂灌，不注意学生的反应，那么课堂教学效果也是不理想的。这就要求我们艺术学理论教师在教学过程中教学态度应自然、亲切，带着情感和朝气进行课堂教学。在课堂教学过程中应以平等、宽容的目光去观察学生的学习状态，理解他们的求知心理，建立亲密的、友好的师生关系。在课堂上应该也像技能课、实践课的老师一样，在课堂中要进行适当的交流，增进师生之间的沟通，共同完成教学任务。
4、应注重其他方式的引导帮助学生提高艺术学理论知识
学生是学习的主体，教师不仅在课堂教学中要以端正的教学态度，运用合理的教学方法提高学生的艺术理论知识。还要在生活中能够走到学生中间去，做学生的良师益友，运用高等心理学、教育学的科学规律，分析、认识学生的普遍心理特征和个性心理特征，了解他们的需要、兴趣爱好、学习积极性等因素，做到学生的学习有关因素都了然于心。通过各种方式激发学生学习艺术理论的乐趣和积极性，运用网络工具：微博、邮箱等工具加强与学生之间的沟通和共同学习、探讨相关艺术学理论相关知识。鼓励学生到学校图书馆借阅相关艺术学理论的相关书籍，充分鼓励艺术类大学生学习的主体作用，保护其个性，把他们作为自主学习的个体予以尊重，和学生共同学习。
三、结语
总之，做好艺术类大学生的艺术学理论教学工作，提高艺术类大学生的总体素质是大学教育工作者的职责，也是大学艺术类专业培养学生的目标。无论高校，还是艺术类高校教师都应正确认识艺术学理论教学的意义，能够认识艺术类大学生的特点，不断提高教师的理论水平和教学水平，在有限的教学时间内，通过教师努力教学提高艺术类大学生的艺术理论水平，让他们既有专业技能和实践能力，又不乏“必需”、“够用”的理论知识，实现高等艺术教育的人才培养目标，促进高校艺术类教育事业的发展。
【 [2]王岩. 针对高校艺术生个性特点的教学策略探讨.青年文学家, 2011.14.
艺术学的研究方法范文第8篇
20世纪80年代以来，作为对长期过分强调文学艺术社会功能的一种反向运动，各艺术门类兴起了一股“本体论”热潮——探寻自身存在的本质特征，舞蹈学科的自我意识稍晚一些，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舞蹈“本体论”也逐渐被研究者所关注。对舞蹈本体论的关注是在强烈质疑‘‘音乐是舞蹈的灵魂”这一声音下出现的。“在舞蹈与邻近艺术之间的关系中，最近的莫过于音乐了。它们不仅是合作关系，而且成为本体因素。由于音乐是进入舞蹈本体的因素，在某种情况下还带有一种主导性色彩，它得到舞蹈家的强烈认同，这便是有人把舞蹈也列为时间性艺术的根本原因。但是，当有人在讨论舞蹈本体中提出音乐与舞蹈究竟谁重要时，问题就变得异常复杂了，这个问题遍及中外。在中国，还有一个‘灵魂’论的问题，又把问题搅得一塌糊涂。”这是2003年版《舞蹈学导论》对舞蹈本质问题的追问与思考。作为一门舞台表演艺术，开始有了反思自身本质属性的意识，也就意味着“舞蹈”已不仅是“手之舞之足之蹈之”的“娱人与自娱”，而且走进了大学和研究所，有了‘‘用科学的方法去认识它究竟是什么”的“舞蹈学”。此时，与舞蹈同在一个艺术系统中的音乐、美术、戏剧、戏曲等艺术形式也都逐渐建立起自身研究的认识论与方法论，从术科晋升为学科，从而产生了音乐学、美术学、戏剧学、戏曲学等学科体系，水涨船高，作为统辖这些学科的艺术系统在2011年也正式升格成为艺术学学科门类。
“音乐是舞蹈的灵魂”原本只是一个比喻，而舞蹈研究者之所以对它反映强烈，是因为这还涉及舞蹈作为一门独立的艺术形式存在的合理性，更涉及舞蹈学科能否独立发展的问题。从系统论出发，把整个社会文化作为一个系统，艺术属于其中的一个子系统，把艺术作为一个系统，舞蹈、音乐、美术等艺术形式亦属于其中的一个子系统。按照传统逻辑学划分的规则：其一，子项和母项必须相称，即子项的外延的总合必须等于母项的外延；其二、各个子项必须互相排斥；其三、每次划分只能根据一个标准。从这里可以看到，在艺术这个大系统之下，各门类的艺术是以与其他艺术的区别为前提而存在的，当各门类艺术被纳入科学研究的领域时，其理论研究的重点在于探讨自身艺术的特性与发展的可能性。也就是说各门类艺术是以排他性为基础而存在的，各门类艺术的理论研究也是以此为己任而展开的。
当艺术成为了学科门类，旗下不仅设有从门类艺术上升为一级学科的音乐学、舞蹈学、美术学、设计艺术学、戏曲学、戏剧影视学等一级学科，而且还设有同为一级学科的艺术学（为了避免名称重复而改为艺术学理论）。同样按照逻辑学划分的规则，艺术学理论也应与音乐舞蹈学、美术学、戏剧影视学、戏曲学等同级的学科一样具有排他性的特点。但事实正好相反，艺术学理论不仅无法做到“排他”，而且还要建立在“共生”与“联盟”的基础之上。
各门类艺术的独特本体构成了其成为一级学科的前提，那么同样作为一级学科的艺术学理论要探讨的即是艺术的本体。音乐的本体是节奏与旋律、美术的本体是线条与色块、舞蹈的本体是以身体为媒介的动作形态，那么艺术的本体是什么？是蕴含在这些形式背后的观念？是支撑着这些形式的精神？或是这些形式赋予人的感受与意义而最终获得的价值？艺术学理论究竟应该探讨什么成了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
“本体论”源于古希腊哲学思想，即研究事物的本原，探寻其‘‘作为存在的存在”，亚里士多德为区别他此前的《物理学》而定名为“在物理学之后”，中国则译为“形而上学”，本意是最高哲学层次的“存在”，并非指某种具体事物的存在。20世纪本体论进入了艺术领域，此时它已失去原哲学层面形而上的共性抽象，甚至失去了世界观的含义，普遍的情况是借用本体论这一用词，研究具体艺术的本质。本体论能够在艺术领域被接受并予以广泛探讨是有一定哲学基础的，英国形式主义美学代表克莱夫贝尔提出的‘‘有意味的形式”构成了各门类艺术成为一个‘‘自足体”的基础。他提出“在每件作品中，激起我们审美情感的是一种独特的方式结合起来的线条和色彩，以及某些形式及其相互关系。这些线条和色彩之间的相互关系与组合，这些给人以审美感的形式，我称之为‘有意味的形式'并认为决定艺术作品的存在与价值的，不是什么别的，只有一个回答——有意味的形式。”2(P155-156)这一观点提出了两个层面的问题，首先是说形式是各种艺术存在的本质，同时还表明形式本身带有意义。这一原理支撑着各门类艺术理论在探讨其本体的过程中，已经关注到自身形式背后所具有的观念、精神、意义与价值，并由此发展了诸多理论的深入研究，以舞蹈学科为例就已形成了“舞蹈生态学’“舞蹈身体语言学’‘舞蹈形态学’‘舞蹈社会学”等舞蹈理论研究的分支。
若将本体论应用于探讨整个艺术的本体时，似乎又回归了其‘‘形而上”的哲学意味，这是因为艺术实际是一个概念，是一个意义的集合体，将意义和概念变成实际可感可触的客观存在，则需要通过节奏与旋律、线条与色块、动作形态等具体形式的承载与转换，但其仍不是宏观哲学，而属于艺术哲学的范畴。现实的问题是，这些具体形式要么已经在门类艺术理论中被充分探讨，要么作为一种“存在的存在”被包含在美学的范畴中，那么艺术学理论应该探讨什么？是形式背后的观念？是支撑形式的精神？或是赋予人的感受与意义而最终获得的价值？然而正如上文提到的，在今天的研究中这些问题要么在门类艺术理论中已经有所涉猎而且探讨的比较深入，要么已是美学的终极话题。
直到今天作为研究整个艺术规律和本质的艺术学理论发展，要么是对已有艺术现象进行类型学划分，要么探讨艺术对社会与人的普遍功能，但若只停留在这些问题的探讨上，在各门类艺术理论迅速发展的今天，则无法担当与音乐学、舞蹈学、美术学、戏剧影视学、戏曲学等平行，作为一级学科而存在、以研究艺术本质与艺术规律为目的、总括各门类艺术又能指导各门类艺术的宏观艺术学理论。
今天，对于作为一级学科存在的艺术学理论来说，一定程度上面临着困境与尴尬。首先各门类艺术以排他性特征并列为艺术门类中，而艺术学理论则要建立在各门类共性与通感的基础上，这使得各门类艺术对艺术学理论的认同性不高，同时艺术学理论也对各门类艺术的指导性不强。其次，艺术本体的抽象性与模糊性与门类艺术理论的迅速发展，使得艺术学理论的深入探讨裹足不前。那么艺术学理论是否有其存在的意义昵？这需要更深入的思考。
二、往回看：从民间舞蹈中体悟艺术存在
艺术是伴随着人类社会的产生而发生的，艺术学则是现性的产物，诞生于科学主义范式的分类体系下，伴随资本主义发展而形成的社会分工也被应用与艺术实践，在分工越来越精细化的今天，艺术也被划分的越来越精细。然而，当我们回到艺术发生的起点，回到并未进入科学体系的民间生活就会发现，即便是现代化高度发展的今天，艺术也并未被划分的泾渭分明，尤其作为一种以人的集体实践活动而存在的舞蹈，它与音乐、美术、文学、戏剧等艺术形式融合在一起。在一个特定的场域中艺术作为一种特殊的集体存在，在人们的生活中扮演着重要意义。
以下通过一个民间舞蹈表演的具体实例予以说明：
在甘肃与四川交界的高山峡谷间，生活着一个自称为白马人的少数民族群体，年节期间每个村寨要选派专门的人员戴上面具挨家挨户进行表演，当地人称之为“池哥昼”意思是“戴着面具舞蹈”。面具是舞蹈的核心，专业的雕刻与色彩绘画使得戴上面具不仅具有一种形式上的美感更完成了从人到神的转化；挨家挨户的舞蹈表演过程中，全村的青年男女手拉手、臂挽臂紧跟在表演者身后，舞蹈时唱敬神歌，喝酒时唱敬酒歌，从族群历史到生活常识都包含在歌声中，音乐不仅增强了表演气氛更具有传承族群文化的意义；同时舞蹈表演中还穿插着具有戏剧情节的小故事，引来周围观者的阵阵欢笑，很大程度上人们对这些带有故事情节的表演比挨家挨户的舞蹈表演更加喜爱。在村里的每一家都跳完后，所有人云集在村寨的空地上，拉手围圈载歌载舞，整个村寨沉浸在集体狂欢的气氛中。
从这个舞蹈活动的场景中能够看到，白马人的面具舞蹈是融合了美术、音乐、戏剧于一体的综合呈现，任何一个形式的缺席都使得活动无法进行，它们共同构筑了一个想象的空间，并以艺术的方式拉开与生活的距离，以审美的形态建构起与宗教仪式的区别。在这个特殊的场域中，人创造了艺术，艺术又反晡于人，艺术的本质在与生活和仪式的区别中被凸显和强化。作为当地人的一种集体实践活动，民间舞蹈多是以一种混融、整合的艺术形态存在于人们的生活中。在民间，人们并不把它称之为“舞蹈”，当然更不称之为我们所谓的“艺术”，但是它与日常生活是有区别的，与纯粹的信仰活动也存在着差异，是一种通过象征的手段并构成某种审美意义的客观存在，从这一层面看，它又符合我们所谓“艺术”的所有条件。从民间舞蹈的展现中能够看到，舞蹈、音乐、美术、戏剧这些以排他性自居的艺术形式在实际活动中是混溶呈现的，由此也能够确定，综合了这些具体形式的艺术也并非完全是一种“形而上”的抽象概念，而是一个切实可感的客观存在。
艺术是人类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文化人类学认为“文化是系统，在任何系统中，为了发挥作用，文化的各个方面必定合理地整合在一起”，由此整体论也是文化人类学认识文化的基本出发点，即注重文化各方面的联系、一种文化现象与其他文化现象的关既“文化是一整套共享的理想、价值和行为准则。正是这个共同准则，使个人的行为能为社会其他成员所理解，而且赋予他们的生活以意义，”3((B7)探寻行为背后的文化逻辑是人类学研究的目的，而只有通过整体论才能够理解文化主体的内在文化逻辑。整体论视角在对民间舞蹈进行研究的过程中具有重要的意义，首先民间舞蹈的呈现是综合了音乐、美术、戏剧等其他艺术形式的综合呈现，其次，民间舞蹈作为一种文化现象与其他文化现象紧密关联在一起。由此今天的舞蹈理论研究在民间舞蹈文化的探讨中十分强调以整体论的视角为基础，而这一研究视角更应该运用在艺术学理论的探讨中。在科学主义的分类体系下，音乐、舞蹈、美术、戏剧各艺术门类有其自身的阵地，并以强调自身主体性为根本，但是值得思考的是，分科是现代性的产物，科学主义让艺术研究日益精细化，破坏了整体性，从民间舞蹈研究的视点来看，有利于对艺术的认识、对艺术学理论的建构提供参考。
三、向上看：从舞台作品中感受艺术存在
如果说民间舞蹈还是舞蹈艺术的初级形态，那么舞台作品则是舞蹈艺术的终极呈现。1994年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艺术学概论》在原有艺术分类的基础上增加了一种以艺术的美学原则为视角的艺术分类形式，将艺术划分为——实用艺术：建筑、园林、实用工艺、书法；造型艺术：绘画、雕塑、摄影；表情艺术：音乐、舞蹈；综合艺术：戏剧、戏曲、电影、电视；语言艺术：诗歌、散文、小说。这是综合了当今诸家认识于一体的教材性专著，虽然会有不同看法，但它也反映了当今学者们对艺术的一种较为普遍的看法。舞蹈由于其“长于抒情弱于叙事”的特点被划分为表情艺术的行列，但是我们从舞台呈现的作品来看，舞蹈却是综合了音乐、美术、戏剧等艺术形式为一体的综合艺术。首先音乐作为舞蹈的时间因素被包括在舞蹈本体之内，其次，服装道具作为身体的延伸一方面可以增强外在视觉效果和内在情感表现，另一方面还是对文化身份的言说。剑器、水袖、扇子、手绢是常用的舞蹈道具，这些道具的运用不仅渲染了舞台表演的艺术效果，更是作为社会身份的象征，分别进入古典舞与民间舞不同舞种作品的创作实践中。再者，舞美背景所营造的氛围为舞蹈表演提供了“先期文化结构”，是作品呈现不可缺少的因素的；最后，每个舞蹈作品的呈现离不开创作动机，哪怕是一闪念的灵动，也构成作品自身的文学剧本或戏剧结构。由此可见，舞蹈虽然是以运动着的身体动作为本体而存在，但若想要成为一部艺术精品完美的呈现于舞台，离不开各种艺术形式的综合运用，因此可以说，舞蹈作品的舞台表演是艺术综合的呈现。
台湾现代舞团“云门舞集”的创始人林怀民先生，在每一场演出之前都要亲自核对灯光布景，代表作品《九歌》一开场舞台上的莲池中摆满荷花与荷叶，一百多片荷花与荷叶——打包从台北运往各个不同的演出城市，舞台上每一朵荷花、每_片荷叶的摆放都经过了再三斟酌与严苛审视，作为舞蹈家的林怀民先生，要将美术、音乐、文学融会贯通并融合在一起，才能创造出经典的舞蹈作品。马跃是中国著名的舞蹈编导，他的作品《奔腾》《草原茫茫》被评为20世纪舞蹈经典，在一次的访谈中他谈到了自己的舞蹈创造方法：“在我的创作中，诗歌和音乐是舞蹈作品必不可少的两个要素——先以诗歌的形式写下主题与构思，然后编排音乐，在音乐的想象中构筑场景、设计结构，最后通过身体语汇呈现舞蹈作品”。。((P51-54)访谈中马跃先生反复强调“在我看来，音乐就是舞蹈的灵魂，在我的作品中都是先有音乐，感受音乐，最后把听觉形象转化为视觉形象。”虽然“音乐是舞蹈的灵魂”曾被舞蹈界极力反对，但在实际的舞蹈创作中它并非是一条不可触犯的禁忌，“音乐编舞法”还曾作为舞蹈编导的课程在专业院校进入课堂教学。无论是林怀民还是马跃，都没有将舞蹈置于排他性的地位予以思考，反而更加关注各门类艺术形式的合作与融汇，在舞蹈作品创作的层面，舞蹈的边界似乎变得更加模糊。
尤其在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下，舞蹈的边界被一次次地拓展，舞蹈的概念又被一次次的重新界定，作品中各类艺术形式的杂揉与混溶，在终极表现形式上泾渭分明的界限也变得越来越模糊，艺术又以综合的形态出现于人们的视野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