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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经济利与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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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经济利与弊范文第1篇

杨教授1957年5月出生于云南思茅,1978年考入河北地质学院就读地质经济管理专业,毕业后留校任教,1985年人北京经济学院(现首都经济贸易大学)财政会计系攻读硕士研究生,1988年硕士毕业并留校任教至今,历任北京经济学院会计系副主任、首都经济贸易大学会计学院院长、校党委副书记等职,2007年获华中科技大学管理学博士。

杨教授是国内知名会计专家,其研究注重从实际出发,他对国有资产管理、企业成本管理、会计信息质量等方面进行过深入研究,基于实际调查的研究成果对相关监管部门与企业的管理经营活动具有借鉴指导意义。

如何有效管理国有资产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在我国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换的进程中,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改革更是其中的重要课题之一。上世纪90年化杨教授对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管理理论与方法都进行了深入思索,其研究成果集中反映在1998年出版的专著《市场经济与国有资产管理》中,杨教授认为我国应在立法监督、行政管理、产权经营和企业管理四个层面上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目标模式。他在著作中系统阐释了经营性、事业性、行政性与资源性国有资产的管理,指出经营性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是社会主义国家经济管理体制的核心内容,政府专设的国有资产管理部门行使经营性国有资产的终极所有权,国有资产经营公司、投资公司或控股公司行使法人所有权,基层企业行使资产经营权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目标模式的设想。杨教授的观点受到业界的重视与好评,为推进我国国有资产管理改革发挥了积极的指导作用。

在现代经济环境中,成本管理会计的运用是企业经营管理者进行有效管理的重要手段。我国自上世纪70年代末引进管理会计理论后,在企业实践中的运用与经济的发展和管理的需要还存在着相当大的差距。结合我国企业的实际经营管理状况,完善与发展管理会计理论体系显得必要与迫切。杨教授多年以来一直结合企业管理实践研究成本管理会计的理论和方法。他先后出版过《现代企业成本核算模式》、《企业责任会计》、《管理会计基础》、《管理咨询》等多部颇具影响的专著与教材,发表过“责权利关系定量分析初探”、“短期经营决策方案的敏感性分析”、“高新技术企业成本管理特点分析”、“华为公司‘知识资本化’的会计思考”、“邯钢经验与丰田模式――中日工业企业目标成本管理特点比较”、“世纪回眸:对泰罗管理思想的再认识”、“推行预算管理,把握企业未来”等专业论文,促进了我国成本管理会计的发展。

计划经济利与弊范文第2篇

关键词:就业率;考核;利与弊

中图分类号:G45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0845(2007)03-0117-02

收稿日期:[HTSS]2006-12-11

作者简介:谢薇薇(1969-),女,浙江慈溪人,讲师,从事思想政治教育研究。

就业率是人才培养质量和市场需求状况的晴雨表。国外,更是作为考核教师教学能力和绩效的衡量标准,是管理中的一个重要参数。在我国,开展对高校的就业率考核并公布就业率,最早是从1999年开始的。特别是从2002年起,教育部全国高校学生信息咨询就业指导中心,每年均公布其直属高校毕业生的就业率。教育部有关负责人特别指出,就业率是反映高等学校组织管理、教育教学等各方面办学工作的一项重要指标,要求这一指标与高校的招生计划安排和领导班子考核挂钩。对连续3年本专科初次就业率低于全省平均就业率的高校,控制其专业总数,每增设一个新专业的同时,撤销一个旧专业,引导学校进行专业结构调整。据此,对高校毕业生的就业状况进行考核,把就业率高低作为激励专业设置和招生规模的重要手段,其用意是应予肯定的。但是,目前就业率考核的社会环境、考核体系和考核方法等尚待健全和完备,需要认识高校就业率考核的利与弊,进一步完善高校就业率的考核机制。

就业率是某一时段一定社会范围或特定高校就业状况的客观反映。政府要据此安排社会经济发展的计划,作为产业结构调整的考虑,高校则要根据就业率状况进行学科专业结构和人才培养模式的调整。理想的就业率是社会和谐的一个重要前提。高校就业率也是公众、尤其是考生和考生家长最关注的信息之一。

首先,有利于高校转变重“进口”轻“出口”的风气。有的高校虽说录取分数线高高在上,但毕业生就业渠道并不理想,究其原因,在于一些高校只侧重人才的培养,而忽视了人才的输出,由此造成专业设置、人才培养模式与社会需求相脱节。伴随就业率的公开、透明,将给一些学校增加紧迫感,使其不再对毕业生的出路“等闲视之”,而是以更加积极主动的姿态为毕业生就业服务,使得高校的人才培养与社会需求紧密结合。

其次,公开就业率可以进一步规范办学秩序,有利于高校与高校之间形成良性竞争。每逢招生季节,为争夺生源,各高校施展浑身解数、你争我抢的情形并不鲜见,民办高校之间的交锋尤其激烈。有的高校为吸引生源,大打毕业生就业率广告牌。以此作为竞争生源的手段并非不可,问题是高校自己宣传的就业率数字大都未经权威部门的检测,是真是假难以确定。由全国高校学生信息咨询就业指导中心公布的就业率,体现了一定的权威性和准确性,可以有效遏制虚假就业率的出笼,也为考生择校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参数。

第三,有助于各高校将就业工作纳入学校工作日程,提高就业工作在学校各项工作中的地位。有研究者指出,我国高校不论是办学模式、管理理念还是课程设置受传统思维的影响还很重,“计划经济的色彩浓厚”。与急速深刻的现实变革相比,高校体制离社会需求显然有较大差距。教育部力促各高校更加面向市场,把提高高校就业工作市场化程度做为推进高校改革的重要举措之一。

目前,在高校整体改革未到位的情况下,就业率考核的社会环境、考核体系和考核方法等尚待健全和完备,对就业率考核,公布就业率的弊病也是显而易见的,可能会导致高校片面追求就业率而造成短期行为,从而使学生利益受损。据报道,有的学校为了提高就业率,变相将毕业生档案转移到人才中心。为了档案户口等问题,学生不得不提前找工作,甚至大四一年的主要精力不是学业,也不是毕业设计,而是考虑就业。高校尽可能地高报各专业毕业生的就业率是出于生存的需要。虽然上报材料有严格的要求,但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现在高校几乎都有这样的情况,老师告诉学生,毕业实习结束回校时没有落实就业单位的就不要回来。于是学生千方百计想法子能在就业协议书上盖上红印,至于是否真正落实了就业岗位不去管它。就业率统计中的这种情况早已是公开的秘密,政府管理部门一方面真假难辩,另一方面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业率上的作弊与考试作弊无异,不仅使提供评判的依据有误,会让推导的结论出现歪曲和错误,而且会产生很坏的误导作用,助长弄虚作假的歪风盛行,并且对就业率真正高的学校也不公道。

就业率是社会发展的产物,也是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在社会转型期用就业率一个尺度去衡量分布于各个行业的不同院校专业的就业状况,无异于用同一尺度去衡量或要求东西部的经济与社会发展,也是有失公允的。有些领域是不能按市场经济规律操作的,比如公安、检察、司法、安全等国家机器的运转,就决定了为这些行业培养人才的院校的就业实际上仍然是分配的。而有些行业由于受到社会的青睐,有较大的人才选择空间,因此在人才使用和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上走得远些。例如传媒行业,想挤进来的人趋之若鹜,自然可以采用人事或聘用制度。但是,对于这样一种新生事物却没有被政府(或者政府部门)所认同,就业率统计中这样的就业率不算是正式就业。两种体制机制带来的两重就业模式大相径庭,却用一种考核标准去衡量,这样的就业率考核怎么会产生正确的导向呢?至于介于这两者之间的各种就业模式,更需要通过认真的调查、研究、分析,加以区别对待。

当然,就业率虽在一定程度上与高校的办学质量及声誉紧密结合,但也不能轻易以就业率高低评判高校的得失。正如教育部有关负责人所指出的,毕业生就业率并不是反映高校办学和管理水平的唯一指标,也不是反映就业状况和就业质量的唯一指标,不同地域、不同科类、不同类型学校之间不宜简单比较。我们期待高校就业率能步入持续提升的健康轨道。

国外,并不是不讲究就业率的,而是相反,只是运用社会机制而不是行政手段加以调控。因为就业率首先决定于社会对人才的需求。20世纪70年代后,美国的高新技术产业崛起,著名的硅谷就在斯坦福,在斯坦福大学周围分布着3000多家高科技产业和研究开发机构,吸引了大批IT产业的人才。高新技术产业为前些年美国的经济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到目前美国的计算机和信息网络专业还是热门专业。印度的崛起依托软件科学的发展,这些年软件学科的人才也供不应求。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的人才需求就经历了从短缺型、应用型到综合型的演变过程。因为短缺,所以拉来驴子就是马,80年代中后期,改革开放后社会上财会人才十分短缺,于是财会专业的毕业生,甚至中专生都颇为“热销”,一时间许多高校纷纷开办起财会专业。随着社会向商品和市场方向演进,建筑、金融、贸易、电力等应用专业也都曾盛极一时。90年代以后,社会从物质需求逐渐转向精神文化的需求,传媒的一些专业越来越得到人们的青睐,于是,全国开设传媒类专业的高校短短几年从寥寥数所发展到今天的几百所,而一些冷门专业却逐渐萎缩;经济全球化推动高新技术的发展,IT人才走俏,计算机继而信息网络专业变得热门起来。社会的多方面人才需求,触动着高校拓展和扩张的神经。

就业率也取决于人才培养的质量。社会越走向市场经济,社会的市场化程度越高,资源的优化配置率就越高,人才资源配置也不例外。高校学业就业开始了双向选择。近些年来接近年底时,整个社会争夺高校毕业生的人才大战愈演愈烈。有社会中介机构召开的就业招聘会,有高校或校际联合召开的招聘会,也有企事业单位组织的招聘会等等。为了不使就业冲击毕业生学业的完成,教育部规定了一个11月 20日的期限,即11月20日之前供求双方不得组织就业招聘活动,但每当日期临近用人单位都已迫不及待而跃跃欲试了。人才招聘的火爆充分表明了市场机制在人力资源配置中的独特功效日益得以显示。在市场这个平台上,优秀人才往往成为用人单位争相招聘的抢手货,有的下家甚至不惜出大成本延揽人才。当然,素质不高的毕业生也会无人问津。由此可见,学校只要培养出社会有用的人才,就会提高你的就业竞争力。随着社会和经济的发展变化,总有行业或产业兴起或衰落,相应的是高校的学科或专业需要进行调整。计算机专业的毕业生早几年供不应求,近年来情况就有了变化,用人单位已经不必饥不择食,而可以挑剔地选择需要的人才了。这并不是因为信息产业不行了,而是人才培养规模过大了。根据社会需求的规律,应该缩小培养规模,让一些培养质量不高的学校撤销这个专业。我国的高校就业率考核机制就是试图解决这个问题。西方发达国家的政府就不管高校毕业生的就业率,由社会的人力资源市场去自动调节。政府不管了,反而高校却重视自己的就业率了。政府职能也发生着转变。首先,政府不是去考核高校的就业率,而是加强社会人才需求的预测,为社会和高校提供导向。人才的培养有一定周期,预测更加需要;其次,政府不应为高校“埋单”,让高校自己去承担社会的压力。现在,对毕业生就业问题,政府比“产品”生产部门的高校还着急,政府行为加强了,反正学校毕业出去的学生政府会管的,市场行为自然就萎缩了;第三,政府应通过市场机制来加大高校的调控,要大力推进社会的市场化程度。市场法则优胜劣汰,政府的教育管理部门可以通过对高校办学条件和教学质量的评估,调节高校的招生规模和专业的设置,限制不合理的扩张。政府要允许学校像企业一样可以破产。最后,政府应逐步增强社会的承受能力。社会人力资源的配置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做到绝对平衡,因为只有优化配置,才能引起竞争,促进人才培养质量的提高,保持社会的良性循环。社会保持适度的待业率(或失业率)能使社会增加张力,社会没有一定的承受能力不是正常现象。

参考文献:

[1]薛天祥.高等教育管理学[M].南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刘道玉.当代高等学校管理学[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

计划经济利与弊范文第3篇

一、本地区中小学择校现象总体状况调查

1.调查方法

(1)调查对象:部分学校、学生家长共280人(不含借读生)。

(2)调查内容:调查家庭情况以及择校原因。

(3)调查方法:问卷调查。

2.调查统计

(1)家长的文化水平

由表格1可以看出,被调查的280人学生家长的学历是:初中以下占6.1%,初中占14.3%,高中、中专占23.2%,大专、大本占55.0%,硕士(含硕士)以上的占0.7%。由此看出,大多数家长的学历都在高中、中专-大专、本科这两段中。调查还显示,家长的学历层次与选择优质教育无关系,几乎所有家长都希望自己孩子享受最优质的教育。

(2)学生家庭经济状况

由表格2可以看出,被调查的家庭中,月收入在3000元以下的占10.0%,3000-4000元的占37.9%,4000-5000元的占39.3%,5000元以上的占12.9%。调查统计表明,家庭的经济收入为家长择校提供了必然的条件,收入越高择校愿望越强烈,家庭的经济收入高低是择校的前提。

调查还表明:本地区中小学择校行为主要发生在义务教育阶段,其中以初中最为突出,其次是高中。中小学的择校行为主要集中在城区,尤其在中学阶段更为明显,可见,择校行为发生比例在城乡之间具有明显差异,择校生更倾向于选择重点名校,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择校中的不公平。

通常,本地区大部分择校生首先会选择名校、班级,再选择班主任、任课教师;也有少部分择校生会根据家庭收入、学校的地理位置情况选择不是最好的而是较好的学校。

1.学校方面

从问卷调查发现,在是否赞成择校的问题上,本地区城区校长选择“赞成”的比例最高,而农村、城乡结合部学校校长选择“不赞成”的比例最高。此外,多数校长赞同采取完全按照学生成绩、学业评定、学科竞赛成绩来录取择校生的方式,对于择校时考虑家长的社会关系的做法,他们基本认为有违教育公平。

2.家长方面

本地区择校生家长多数赞成择校,而多数非择校生家长反对或不赞成择校。总体来说,对择校持赞成态度的被调查学生家长(占 46.0%)远多于持反对态度的学生家长(占 28. 8%),但是择校生家长和非择校生家长在对待择校的态度上存在显著差异。择校生家长多数赞成择校(占择校生家长总数的 55. 1 %),其主要理由是择校可以满足他们的愿望,有利于充分利用优质教育资源,有利于子女的学业成长,多数非择校生家长反对或没有明确表示赞成择校(占非择校生家长总数的 66. 8%),其主要理由是家庭经济不允许(择校可能造成乱收费),以及择校带来了教育的不公平问题及扩大了学校之间办学条件的差异。

三、本地区择校现象的成因分析

1.择校是本地区多元经济在教育领域的具体反映

在市场经济体制下,教育受到商品化、市场经济的撞击,试图按市场化原则去寻求发展。作为基础教育的一些名校也就很自然以盈利为手段去确保自身的特殊或优越化的地位。

2.择校是本地区社会竞争、贫富差距的表现

在计划经济条件下,本地区人们生活水平基本平均,大家享受平均的教育福利。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少部分人先富裕了起来,生活水平也被逐渐拉开了差距。先富裕的少数人不满足现状,生活的消费观点处处表现得与众不同,在子女受教育方面,当然想让自己的孩子接受最好的教育,产生强烈的择校愿望。

3.择校是本地区家长重视子女教育的结果

在以往,本地区找工作对学历的要求不高,孩子初中毕业、学个手艺有一技之长就行,家长一般不会有过高的要求。改革开放和社会发展,本地区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就业对学历的要求也悄然上升。这一趋势大大地激发了每位家长望子女成龙、成凤的心态。可现阶段本地区政府对教育投入是有限的,造成了义务基础教育与高中后各级教育的供给规模过小,满足不了本地区人民群众的需求。

4.择校是本地区学校之间发展不均衡造成的原因

由于多方面原因与区位关系,从一开始学校之间起点就各不相同,管理水平也不尽一致,每所学校在校舍、场地、设备等硬件建设上存在着明显差异;师资队伍、办学质量等软件方面,也距离很大。名校受到政策扶持,师资好、设备一流,升学率高,这对学生及家长具有巨大吸引力,而按就近入学原则大多只能是一般的农村学校、城乡结合部学校学校。学生希望在好的学校就读,家长出于对子女未来的负责和期待,不惜花钱支持择校。即学校之间发展不平衡为学生及家长提供可择之机。

5.择校是人口流动的一种需求

在计划经济条件下,人们工作、学习的环境是相对稳定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本地区劳动力流动频繁,外来打工族者子女较多,要求在新住所附近就学,有家庭就会有孩子,有孩子就要受教育,受教育就要找学校,找教育质量高的学校。在借读费低于教育成本的情况下,本地区一些永久性居民也“自愿”当流动人口,用交借读费的办法达到择校的目的。

6.接受择校生成为本地区一些学校调节社会关系的手段

教育改革和发展使学校能够独立自主办学。很自然学校处于自行协调各种社会关系的地位。社会需要学校,学校发展也有求于社会,一些学校为了调节与学校生存息息相关的社会关系,用了手段,依靠了资源,而招生入学是他们用来调节各种社会关系的最有效手段。这种手段之所以存在的社会基础是与学校相关并为学校服务的各种行业和单位。

四、对策与建议初探

1.加大对薄弱学校投入

加强薄弱学校建设是消除择校及其负面影响的有力举措。为了确保教育的公平公正,首先要实施平等公正的理念。必须建立健全保障教育优先发展的机制和制度,明确政府提供教育公共服务的职责,保证财政性教育经费增长幅度明显高于财政经常性收入增长幅度,在经济社会发展规划中要优先安排教育发展,财政资金优先保障教育投入,公共资源优先满足教育需求,特别是对薄弱学校投入。

2.加强薄弱校的领导班子和师资队伍的建设,提高管理水平

原国家教委在《关于当前积极推进中小学实施素质教育的若干意见》中,第一条意见是“加强薄弱学校的建设。各地要从实际出发制定改造薄弱学校的整体规划”。这是解决学校间教育不平衡的根本措施,也是为招生制度的改革扫清障碍的得力做法。各级政府和教育主管部门要引起足够重视,并要加大工作力度。扶持薄弱校要从两方面入手,一是加大投入改变硬件面貌;二是要加强薄弱学校的领导班子和师资队伍的建设,不断提高管理水平。

3.进行招生制度改革

利用招生制度改革有效解决择校问题,也是比较成功的做法。主要是初中严格实行划片招生,取消小学升初中的考试和初、高中分离办学,高中实行缴费上学。初中办学水平相对高中来说,不平衡性较小,如薄弱学校确实得到扶持,划片招生、就近入学,家长是能接受的。高、初中办学分离后,重点中学就可以扩大高中招生,大大缓解高中升学压力。高中属非义务教育阶段,实行缴费上学是政策允许的,这样学校不招择校生,也能基本正常运转。

4.进一步规范择校行为,从招生条件、数量、缴费等方面实行统一调配

建议招收高中择校生时,在教育行政部门的支持下采用根据学生志愿,按核定的招生计划,用统一切线录取的方法。保证了生源质量,有利于学校管理和教学。实现分数面前人人平等,体现招生的公平性和公开性,有利于良好社会风气的形成。

5.保障教育财政投入,提高教育经费的使用效益

目前我国已经有些地方积极探讨教育经费保障机制的改革。改革将令教育经费的流向出现转变,以前是通过各级政府层层下拨,此后则是通过学生流向学校。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说:穷人的孩子不仅要读书,还要读好学校。政府可以通过教育券的做法来让学生和家长自由选择学校。学生从教育局领到教育代币券以后,把它交给学校,学校就可以拿着这些教育券到教育部门兑现,提高教育经费的使用效益。

总之, 中小学择校现象是社会进步的必然产物,我们要勇于承认他的客观存在现实,要用科学发展观分析他的成因、利与弊,加强教育公平,加强薄弱学校建设,使教育真正成为人民的教育。

参考文献

[1]蒯威.中小学择校:均衡教育之痛.南方都市报,2004-2-24

[2]徐建平等.中美中小学择校制度的比较.教育科学研究,2006(3)

计划经济利与弊范文第4篇

关键词:国有股,流通

一、国有股要不要流通

我国国有企业在股份制改造中,形成国家股、法人股、内部职工股、社会公众股。国有股

是国家股与国有法人股的总称。

由于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人们担心国有股流通会造成股权私有化,动摇公有制的主体地位;担心国家对关键部门和重要行业丧失控制权,难以确保国家在国防、高技术、基础产业和某些支柱产业中的控股地位,因此国家对国有股的控制非常严格。其实国有股流通并不等于将国有股全线卖出,国家可以根据需要科学地确定在不同行业中的持股比例,将有些企业或行业的股份卖出,对另一些企业或行业不但不卖出,反而追加投资,增加持股比例。国有股转让就短期和表面来看可能是国有资本所占领地的缩小和实物形态国有资产的减少,但从长远和根本上看,这种转让以及由此引发的国有资本结构重组将会减少低效和无效投资,淘汰劣质企业,从而大幅度提高国有经济的运行效率,加之转让所得货币资金的再投入,国有经济主导地位将得到巩固和提高。

由于国有股不流通,引发了一系列的弊端:

不利于构建、完善产权制度和治理结构。我国发展证券市场不但要解决国有企业的融资问题,更重要的是借助资本市场,改革国有企业的经营机制,进而构建和完善国有企业的产权制度和治理结构。如果上市公司国有股比重过高,股权过于集中,则无法形成多元主体的制衡机制,国家作为企业最大股东,理所当然拥有管理层的选择权,这样上市公司管理层与一般国有企业管理层形成机制基本相同。由此,我国绝大多数上市公司的机制并未转变,仍沿袭原来国有企业的管理方式。这种上市公司不仅没有减少原有模式的行政管理成本,相反由于地方财政、上级主管部门、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和政府间的利益关系更加纠缠不清,加大了协调成本。只有国有股比例降低,上市公司才有可能构建和完善产权制度和治理结构。

不利于国有资产的优化组合与社会资源的有效配置。国有股不能流通,实际上固化了大量的生产要素,使企业无法根据市场的变化、产业的兴衰和技术进步等,适时地进行资产重组和转移。资源只有在流动的条件下才能实现优化配置,因为资源的初始配置不可能是最优的。即便是最优的,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管理水平的提高和需求结构的变化也会变得不合理。我国的产业结构是在建国以后按苏联模式建立起来的,大多数国有企业的资产和设备都在低效率运转,有的甚至长期闲置,这是资源的巨大浪费。因此,盘活存量资产、实现资源优化配置是我国经济增长从粗放型过渡到集约型的关键所在,而盘活存量离不开流动。

不利于证券市场的健康发展。首先,国有股不流通给有一定资金实力的机构投资者带来“狂炒”,“恶炒”小盘股的条件和空间,使证券市场的运行机制出现扭曲,加剧了股市的震荡和波动。其次,按流通股价格计算出的上市公司总市值只是帐面价值,并不能真正代表该公司的市场价值,因此股票市场的价格信息出现失真,作为国民经济晴雨表的功能被弱化。第三,在国有股所占比重大的情况下,上市公司董事会不重视中小股东的权益,投资者无法行使“用手投票”的权利。经理层只注重配股筹资,很少现金分红,红利相对于银行利息少得可怜,股民购买股票只为买卖差价。因此股票市场的微观基础具有较大的投机性。

综上种种,国有股流通是必要的。

二、国有股权流通转让的立法现状

尽管我国《公司法》第143条、148条规定,股东持有的股份可以依法转让,国家授权投资

的机构可以依法转让其持有的股份,也可以购买其他股东持有的股份,但是由于人们担心国有股权的流转会造成国有资产在流通环节中流失,因而《公司法》一方面承认国有股权可以流通转让,但是这种国有股权的流通转让的审批权限、管理办法,使用的是授权性的弹性条款。而目前我国相关立法对国有股权转让和流通均采取回避办法,致使国有股权之流通转让一直停留在法理容许的范围内。从我国现有立法上分析,国有股权流转受到严格管制的立法模式没有改变。《公司法》颁布之后,我国出台的有关国有股权流转的规定大部分为国家国有资产管理局与中国证券管理委员会两部门的规章,不仅效力低,而且都以限制为主。1994 年4月4日国家国有资产管理局发出的《关于在上市公司送配送股时维护国家股权益的紧急通知》,指出国有股配股权益采用协议方式转让,配股权之转让权停留于一级市场。1994年11月3日,国资局与国家体改委的《股份有限公司国有股权管理暂行办法》第29条对国有股权的转让条件作了目的上、程序上的严格限制。《暂行办法》第29条规定,转让国家股权应以调整投资结构为主要目的;须遵从国家有关转让国家股的规定,由国家股持股单位提出申请,说明转让目的、转让收入的投向、转让数额、转让对象、转让方式和条件、转让定价、转让时间以及其他具体安排;且须报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审批。其后国资局1994年12月1 日的《关于对上市公司国家股配股及股权转让等有关问题的通知》指出:如转让上市公司国家股配股权或者以其他方式单方减少国家股份数量和比例,必须经过公司董事会拟定初步方案,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审核。这实质是对国资局4月4日之通知的程序性充实,无实质内容的变化。1995年9月23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出《转发国务院证券委员会关于暂停将上市公司国家股和法人股转让给外商的请示的通知》,对已经出现的少数上市公司转让国有股给外商的行为暂行禁令。 1997年5月21日,国务院证券委、中国人民银行、国家经贸委《关于严禁国有企业和上市公司炒作股票的规定》的通知,禁止国有企业与上市公司炒作股票。 1998年12月29日通过的《证券法》对于国有股转让未作具体规定,在股权流通转让方向也只有上市公司收购一节可以参考,而对于非上市公司只股权转让则因《证券法》本身的调整范围而不能企及。特别是《证券法》第76条规定“国有企业和国有资产控股的企业,不得炒作上市交易的股票”。对炒股行为的禁止,原旨在于制止国有投资者的证券投机行为,虽未禁止国有企业已持股为目的证券投资交易,但由于规范本身的不确定性,使其行为界限十分模糊,本身没有操作性。可以这样说,《证券法》本身对国有股权之转让无任何实质的、可行的独创性方案,表明我国立法对这一重要问题又一次采取回避的态度。 1999年9月中旬,中国证监会发出了《关于法人配售股票有关问题的通知》,规定国有企业、国有资产控股企业、上市公司所开立的账户,可用于配售股票,也可用于投资二级市场的股票,实则国有股权可以借助股票账户进入二级市场,国有股权进入二级市场有了明显松动,但是仍有诸多限制。从我国现行立法来看,国有股之流转尚无实践可行的操作规范和制度规则。

三、国有股流通对策

国有股流通应该法制化。第一,要制定全国性的统一立法。如前所述,已有法律、法规或是效力有限,或是过于原则、笼统、操作性差。比如,根据《公司法》的规定,股东转让其股份须在依法设立的证券交易所进行,但在禁止法人股和国家股在深沪两交易所上市交易的情况下,这条规定实际上是无法做到的。第二,协调现有立法与政策关于股权流通方面的矛盾。第三,协调不同法律效力层级的相关规定之间的矛盾。第四,尽早废除已经过时的法律,填补关于国有股流通方面的法律空白,以解决无法可依的情况。

国有股流通模式选择必须考虑以下因素。第一, 既要从股票的供给方面着手,即依据《证券法》规范股票的种类,也要从股票的投资者方面入手,即通过培育机构投资者的方式来实现其流通;既要从一级市场着手,也要从二级市场着手,视条件再设立一些区域性的证券交易所;既要依托现在的证券交易所来解决历史遗留问题,不拘泥于证券交易所。第二,要考虑我国资本市场的实际情况。我国资本市场还很不健全,国有股的流通方法必然要受制于该市场的发达程度。这些方法必须与资本市场的结构、资本量以及投资者的需求相适应。第三,考虑国有企业的组织形式。由于法律对于股份有限公司和有限责任公司及其他公司在股份流通方面有不同的规定,所以,其流通的程序和步骤也各异。

计划经济利与弊范文第5篇

关键词:成本管理;传统;现代;辨析;对策

一、成本管理的定义

成本管理是指在成本方面指挥和控制组织的协调活动。通常包括:成本方针;成本目标;成本策划;成本控制(降低成本和保持成本水平等)。

成本管理是各级管理者的职责,必须由最高管理者领导和推动。成本管理的实施需要组织中全体成员的参与。企业成本管理的主题是控制,即根据企业经营目标和经济效益的要求,对各项资金耗费进行事前预估,确定控制的标准或目标,然后进行核算,对实际与标准的差异进行分析、评价、考核。并采取相应措施,目的是保证企业经济效益目标的顺利实现。成本管理是企业生产经营管理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以成本为对象。借助管理会计的方法,以提供成本信息为主的一个会计分支。

二、企业传统成本管理的利与弊

学术界对传统成本管理评价有两种观点。观点之一是对传统成本管理持完全否定的态度,认为传统成本管理是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产物,已经不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必须建立全新的成本管理体系;观点之二是对传统成本管理持完全肯定的态度,认为20世纪50年代的成本管理办法在实践中已证明是行之有效的,因为1952~1960年之间可比产品成本是逐年降低的,所以应以20世纪50年代的成本管理方法作为现代成本管理的基础。笔者认为,对传统成本管理持完全否定或完全肯定的观点都是片面的,我们既要看到建国以来,我国成本管理积累了一些较好的经验,又应当充分认识传统成本管理存在的缺陷。

(一)传统成本管理的成功经验

我国传统成本管理所取得的成功经验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成本计划方面。在实践中逐渐形成了一套比较完整的体系和编制方法,尤其是在编制成本计划阶段的项目测算法在今天仍然是比较科学的。这一方法将成本计划降低额分为递延降低额和计划年度节约额。前者是指在计划降低额中有一部分并非是计划年度采取了措施,而是由于上年末实际单位成本就比上年平均单位成本低而实现的降低额;后者是指企业以上年末单位成本为基础,依据计划年度内采取的成本降低措施,测算求得的预计节约额。这样可以清楚地看到成本计划降低额中哪些是在上年末已经实现的,哪些是计划年度通过职工努力才能实现的节约额,而且测算的计划节约额是在广泛集中群众智慧的基础上,从各方面发掘内部潜力,采取上下结合的方式,逐级进行综合平衡,使成本计划具有广泛而坚实的群众基础。

2 成本控制方面(即成本日常管理)。针对不同的成本项目采取了各种控制方法。例如,材料控制实行限额发料制度,并通过分批核算法或定额核算法对原材料在生产使用中的数量差异进行控制;工资控制采用劳动定额、出勤率和非生产工时损失的控制以及制定编制定员、落实工资基金指标的方法来进行;费用控制实行费用指标分解到责任单位。并通过费用限额手册和厂币等方法对各责任单位费用支出进行反映和控制。上述方法的应用,对于控制损失的发生、降低成本、提高经济效益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3 成本计算方面。创造了定额比例法,简化了完工产品和在产品之间的成本分配问题,创造了平行结转分步法。克服了在采用逐步结转分步法时,下一步骤的产品成本只有在上一步骤的产品成本计算完毕后才能计算出来。而且本步骤的产品成本水平还受到上一步骤成本水平影响的缺陷,既加速了成本计算,又便于对各步骤成本升降的分析和考核;推行了成本计算定额法,初步解决了成本的日常控制问题,并有利于产品成本的定期分析。做到了成本核算同成本控制、成本分析的有机结台。

4 在成本分析方面。一是有些企业从开展一般的经济分析发展到联系企业生产特点的成本技术经济分析;二是从单纯的本期实际与计划、本期与上期相比,发展到同行业成本指标的对比分析;三是以企业为对象的成本分析发展到深入企业内部各核算单位的成本分析,并进一步扩大到部门的成本分析。这些做法使成本分析的广度和深度有了发展,丰富了成本分析的内容。

5 成本管理民主化和群众化方面。创造了成本指标归口分级管理,将成本目标逐级分解,落实到各部门、单位、班组和个人,作为各责任单位的成本控制标准,以保证成本指标的切实贯彻;建立了包括班组经济核算在内的厂内经济核算制,核算和控制各部门、班组和个人的生产消耗,检查分析分管指标的执行情况,及时发现执行过程中的问题,采取有力措施保证成本指标的实现,可以说这是具有中国特色的责任会计的一种表现形式:开展了厂部、车间和班组三级成本分析活动,既实现了专业分析和群众分析相结合,又可以发扬民主,集中群众智慧,充分挖掘降低成本的潜力。

以上这些经验和方法对加强成本管理、提高经济效益起到了推动作用。但也不能不看到,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传统成本管理在诸多方面仍存在一些弊端,面临更大的挑战。

(二)传统成本管理的弊端

主要表现在管理领域上,只限于对产品生产过程的成本进行计划、核算和分析,没有拓展到技术领域和流通领域;在管理体系上,偏重于事后管理,忽视了事前的预测和决策,难以充分发挥成本管理的预防性作用;在成本责任方面,存在着大锅饭现象,没有形成一套责任预算、责任核算和责任分析的管理体系,没有与厂内经济责任制度密切结合。

1 企业成本管理侧重于宏观需要

成本管理是企业经营管理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成本管理的主体应该是企业,成本管理的动力也应来自于企业内部经营管理的需要,但是有些企业并未充分意识到这一点,成本管理仅限于国家颁布的财务法规中有关成本条例的遵守和执行上,成本管理侧重于宏观需要。忽略了对企业经营管理的重要作用。

2 企业成本管理缺乏市场观念

成本是一个企业生产经营效率的综合体现,是企业内部投入和产出的对比关系,低成本意味着以较少的资源投入提供更多的产品和服务,从而意味着高效率,但未必就是高效益。我国许多企业按照成本习性划分和核算产品成本,通过提高产量可以降低单位产品分担的固定成本,如此,产量越高,单位产品成本就越低,在销售量不变的情况下。企业的利润也就越高。这种做法导致企业不管市场对产品的需求如何,片面地通过提高产量来降低产品成本,通过存货的积压,将生产过程发生的成本转移或

隐藏于存货,提高短期利润。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就在于企业成本管理缺乏市场观念,导致成本信息在管理决策上出现误区,似乎产量越大,成本越低,利润越高。

3 企业成本管理理论和内容僵化、手段老化

许多企业只注意生产过程中的成本管理,忽视供应过程和销售过程的成本管理;只注重投产后的成本管理,忽视投产前产品设计以及生产要素合理组织的成本管理。一些企业的事前成本管理薄弱,成本预测、成本决策缺乏规范性、制度性,可有可无;成本计划缺乏科学性、严肃性、可增可减,造成事中、事后成本管理的盲目性。在成本的具体核算中,只注重财务成本核算,缺少管理成本核算;或只注重生产成本的核算,而忽视产品设计过程中的成本以及销售成本的核算。至于成本管理的手段仍处于手工操作阶段,缺乏现代化管理手段。

4 传统成本管理过分依赖现有的成本会计系统,不能满足企业实行全面成本管理的需要

传统成本管理系统未能采用灵活多样的成本方法,使得成本管理陷于单纯的为降低成本而降低成本的怪圈,不能提供决策所需的正确信息,不能深入反映经营过程,不能提供各个作业环节的成本信息以及各个环节成本发生的前因后果,有时甚至出现连编制成本报表的人也难以解释自己的“产品”成本构成的尴尬局面,从而误导企业经营战略的制定。另外,传统的成本管理对象局限于产品财务方面的信息,不能提供管理人员所需要的资源、作业、产品、原材料、客户、销售市场和销售渠道等非财务方面的信息,难以起到为战略管理提供充分信息的作用。

5 成本信息的严重扭曲

传统的成本核算系统建立在“业务量是影响成本的唯一因素”这一假定基础之上,成本的核算过程过分简装化。在过去高度劳动密集型企业里,对核算所作的这种简单假定(即以直接人工小时数或产量为依据来分配间接费用),通常不会严重扭曲产品成本。但在现代化的制造环境下,直接人工成本比例大大下降,制造费用所占比例大幅度上升,再使用传统的成本计算方法会产生不合理现象:用在产品成本中占有比重越来越小的直接人工成本去分配占有比重越来越大的制造费用;分配越来越多与工时不相关的作业费用;忽略不同批量产品实际耗费的差异。使用传统成本核算法将导致产品成本信息的严重扭曲,使企业错误地选择产品经营方向。

三、推行现代成本管理的对策

针对传统成本管理的弊端。我国企业应该积极推行现代成本管理,其实施对策包括:

(一)更新观念,推行全面的成本管理

企业要强化现代成本管理,首先要从思想、理念着手。企业管理者应有清醒的头脑紧跟时代的发展,与时俱进,打破传统企业成本管理的旧观念;其次要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树立科技观念、信息观念、系统观念、质量观念、成本效益观念等新的现代企业管理观念。

(二)强化成本管理的基础工作

实行现代成本管理必须加强企业管理工作、计量工作、信息工作、健全规章制度、员工教育等基础性工作。有关企业成本的原始记录、会计凭证等数据必须完整、准确、及时、全面反映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的全过程和各方面的基本情况;要健全企业的劳动定额、物耗定额、工时定额等制度;台理充分地利用企业的资源,最大限度地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企业要定期对各类人员进行教育培训,提高员工的综合素质。这是提高企业整体素质的关键。

(三)实行成本控制,加强日常管理

成本控制是生产成本形成过程中对成本的具体管理。成本日常控制的重点有:控制高于或低于废品率差异;控制计时工资的生产效益差异;控制材料消耗定额三方面。

(四)注重对成本驱动要素的管理

企业要对成本进行有效的控制,确保产品的市场占有率,就必须对影响成本的要素进行判断分析,并通过对这些要素的控制,达到企业成本在同行中处于优势地位,包括生产规模的控制、生产能力利用率、外联关系的控制、企业整合控制等。

(五)注重企业战略成本管理

战略成本管理是一种全面性和前瞻性相结合的新型成本管理模式,它是企业成本管理与企业经营战略相结合的产物。企业实施战略成本管理。首先,应增加高新技术含量高的生产工艺投入,改粗放型经营为集约型经营。减少重复性建设;其次,通过市场调研,根据企业自身的优势,确定开发新产品的战略;再者,加强对人力资源的培养和管理,企业要强调以人为本,要充分调动广大员工的工作积极性。尤其是高科技人才的积极性。

(六)加强质量成本的管理

质量成本是为了保证产品达到与维持某种品质水准而发生的成本总和。企业经营管理者应在生产各环节中严格把好各要素的质量关,最大限度地减少生产废品所产生的经济损失和不必要的成本费用。

(七)建立绩效考核制度

建立绩效考核制度,开展绩效考核。不仅可以调动企业员工的积极性、主动性,而且可以使企业在综合考虑全面发展的同时。高度重视投入产出,有效地进行成本管理和控制。

计划经济利与弊范文第6篇

近来我国金融发展论坛上的中心议题之一就是民间资本、民营银行与银行民营化,民间的资本能否有条件地进入垄断的金融行业,某些银行的产权能否以非公有制经济成分为主等等。一般认为,民营银行是相对国有银行而言的一种经营组织形式,由非公有制企业入股的股份制商业银行。从投资经营角度看,股权投资大多数来自非国有企业,其重要特征有二:一是指经营权不受政府部门控制或与政府部门没有联系,完全由企业自主决定,包括主要管理层的任命;二是所有制结构中,其产权结构主要以非公经济成分为主,也可包括部分国有企业以企业法人的身份投入的国有资本,但不包括政府财政和国有资产管理部门直接投入的资本。显然,按民营银行的概念,目前我国的大部分股份制商业银行、城市商业银行与之是有区别的。

西安长城金融研究所徐滇庆教授,被称为“民营银行试点总设计师”,极力倡导我国推行民营银行试点。在我国与WTO的协议中,我国承诺在两年之内允许外资金融机构在中国境内经营外币业务,五年之内允许经营人民币业务,而且没有区域和业务的限制。他认为,外国银行一旦可以经营人民币业务,居民的存款就有可能流向外资银行。我国要适应未来的金融竞争,就要在国有四大银行之外,推动产生民营银行。他的主要观点,让一些好的民营企业的产业资本,通过资产运作,渐渐地成为金融资本,进而改变一些地区性的商业银行或信用社的资本结构,形成与国有银行、外资银行所有制结构不同的银行。这些民营银行与民营企业一样,首先是与国有银行竞争,补充国有银行经营与资本的不足,适应加入WTO后与外资金融机构的竞争。

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成功的一项基本经验,是在国有企业尚未彻底改革之前,放手在体制外发展了多种所有制的非国有经济。依次类推,当我国金融体制的改革面临着一些难题时,民营银行的发展也应当遵循这样一条道路。事实上,在金融改革过程中,也存在引导民间资本投资商业银行的可能性。据统计,截至2002年6月底,中小商业银行的资产总额、存款总额和贷款总额已分别占全国商业银行的两成以上,尽管在中小商业银行的股权结构中,各级财政、国有独资或国家控股企业等公有股的比例还比较高。另据中国人民银行杭州中心支行的研究测算,在非公有经济活跃的浙江省,“十五”期间民间资本总额为8300亿左右。这部分资金是浙江省可调动的民间资本,即使仅有一半进入金融市场,对那些“嗷嗷待哺”的民营企业来说是最好的侯选的资源配置。

然而,在民间资本进入银行方面,我国仍存在许多体制上、观念上的障碍。这些障碍如果不清除,真正意义上的民营银行就不可能建立。这些障碍来自这几方面:

风险因素——开放民营银行会有风险。因为,中央银行严格限制民间资本进入银行,怕的就是出现金融风险,而那些最能引起金融风险的因素自然也就是阻碍民营银行发展的因素。对这个问题的最好回答当然是实践。从世界各国来看,开放民营银行的风险确实很高。比如,智利、墨西哥等拉美国家、捷克、俄罗斯以及一些前苏联国家,在政治、经济制度发生巨变之后,急急忙忙开放民间金融,实现银行民营化。由于民营银行的建立需要具备相应的政治、经济和法律配套体系,而这些国家法律体系和市场又不完善,因此,银行民营化的尝试无一例外地造成了严重的金融混乱。以印尼为例。据研究统计,上世纪80年代初印尼就开始鼓励民营银行的发展,到1997年,民营银行的市场占有率达到了50%。其中有些民营银行的资产质量和管理水平大大高于国有银行,但是,由于印尼在开放民营银行的过程中没有建立健全严格的准入法规,有些具有官方背景的民营银行混水摸鱼,问题比较复杂。当亚洲金融风暴席卷而来的时候,储户无法鉴别民营银行的好坏,觉得还是国有银行享有国家信用保证,比较保险。他们立即从民营银行提取存款,存入资产质量恶劣的国有银行。这样,在金融危机中最先倒闭的反而是资产质量较好的民营银行。而民营银行的灾难在一定程度上又导致市场信心和整个金融体系的崩溃。

监管因素——从单一监管到多元监管的转变。在我国改革开放初期,为了适应集体经济的需要,一批地方性金融机构,例如城市信用社、农村信用社以及一些投资信托公司应运而生。在这段时期内,中央银行也正在从计划经济的模式逐步向新的监管模式过渡,原有单一的金融监管模式不能适应对多元金融体制的监管。这种监管滞后不仅存在于国有专业银行,在对信用社的监管中尤为严重。由于没有设计好这些金融机构的运行机制和监管规则,这些地方性的金融机构和乡镇企业一样,很快就耗竭了发展动力,有些信用社出现了严重问题。一些信用社的金融问题损害了民间金融的商业信誉。正因为开放民营银行存在着上述因素,民间资本要进入到金融业就面临着不公平的竞争环境和较高的行业壁垒。

体制因素——我国传统投资理论认为,金融领域关系国家经济安全,允许民营投资进入将会扰乱金融市场秩序,所以应当由国家垄断投资,严格限制民营资本进入。早在1988年6月国务院《中华人民共和国私营企业暂行条例》中就提出,“私营经济不得从事军工、金融业的生产经营”。在目前体制条件下,国家对某些特殊的公共服务贸易行业往往给予了严格的准入限制,尤其是金融业,基本上局限在国有投资、包括控股或事业单位范围之内,各类民间投资是难以进入的,即使进入也要受到一系列前置审批的严格把关,从而形成了国家行政垄断金融的体制格局。这种体制格局不是偶然的,由于投资准入政策的排他性,虽然在金融业领域,国家已经对外有限度地开放了,但还没有明确对民间投资开放,民营金融机构还处于研究试点阶段,一般民营资本要想通过国家批准进入金融业难上加难;此外,投资垄断体制的独占性,使面向民营中小企业的低层次金融机构发展严重不足,而金融业市场需求又十分庞大,使得民间金融几乎没有生存空间,形成一种经济运行中的恶性循环。

推进银行民营化的选择

1.民营银行与银行民营化可以打破国有银行垄断局面,有利于加入WTO金融业的竞争

上述所言波兰、匈牙利和台湾地区的银行民营化进程特征,与我国银行业所遇到的困境、对外金融开放和金融体制改革的目标有相似之处。一大批海内外知名学者近期以来一直致力于倡导新建民营银行,理由是这种银行具备完善的公司治理结构和明晰的产权,加之又是“初生牛”,所以可抵御“外资老虎”,并能打破目前国有银行的垄断局面,提升银行业的竞争力。著名经济学家光认为,目前四大国有商业银行把改革的目标放在股份公司上市上,未必能达到预期的效果,应放开民间金融,如果外资能进入金融市场,民间资本也可以进入。目前我国金融体制改革的思路,一是放开民间金融,二是国有商业银行基层民营化。只有这样,才能缩短国有商业银行管理的链条,对银行业的正常运行大有好处。而国有银行民营化,形成细分的金融市场,对于金融体制改革和国企改革均可获益。

国际知名的金融投资顾问公司高盛亚洲公司董事、总经理胡祖六认为,目前尽快清理国有不良资产已成为中国金融业改善投资环境的要务。银行体系不健全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最大隐患,这集中体现在庞大的不良资产方面。中国为此专门成立了四大资产管理公司,但任务仍然艰巨。中国加入WTO后,有难以计数的外国资本在门外徘徊,能否尽快清理国有不良资产,建立健全银行体系,已成为中国金融业改善投资环境的关键。他认为,银行民营化是解决不良资产的途径之一,通过资本重组、上市和引进外资参股,运用证券市场融资来充足资本金和降低财政成本。

2.一些中小商业银行打造民营主办银行的实践,乃是我国金融体制改革的亮点

在浙江,杭州市商业银行等八家城市商业银行在增资扩股方面,有着显著的民营化特色。杭州市商业银行是浙江第一家地方性股份制商业银行,也是八家城市银行中实力最强的一家,原注册资本5亿元,其中,杭州市区两级财政占了近60%的股份,其余的股东还包括杭州市电信局、杭州市电力局、杭州百大集团等国有企业。杭州市商业银行从2002年4月份起就已经开始与当地的知名民营企业商讨,将资本金扩充到10亿元,其中新募资本5亿元将全部用于吸纳当地优秀民营企业资金。

绍兴市商行从2001年开始增资扩股工作,计划将注册资本由原来的1.58亿元,扩张到3亿元,扩股至今尚未结束,该行原来的股东包括绍兴市财政、当地上市公司以及一些民营企业,而新的招募计划中,除了新吸纳一些民营企业参股外,绍兴市财政和本地上市公司等原有股东也将增资。温州市商业银行是由当地35家城市信用社在1998年共同组建的,该行原有注册资本2.9亿元,其中财政出资1亿元,占到了39%的股份。该行在当地公开招募新股,对于新股东的出资要求至少是1000万元,当地政府也希望通过增资扩股稀释自己的股份和逐步淡出,已有数家当地企业与该行进行接洽。宁波市商业银行目前注册资本为4亿多元,资产总规模为160亿元。2002年内还没有增资扩股的计划,但是目前资本金还达不到8%的比例,2003年后可能进行增资扩股,民营企业肯定是在重点考虑之列。金华市商业银行已经开始对外招募新股的计划,原来的注册资本为1.32亿元,其中财政资金出资3000万元,计划增资后达到2-3亿元的规模,具体需要视情况而定。湖州市商业银行1998年才设立,该行目前还没有增资扩股的计划,但2003年后肯定会有行动。因为目前该行的注册资本为1亿元、总资产27亿元,面临扩充资本的需要。该行目前财政资金约占30%的股份,进一步增资扩股的话,不太可能再依靠财政出资,不过该行人士又表示,湖州本地经济与温州、杭州等地有较大差距,当地也缺乏有实力的大企业,因此即使增资扩股,也会有一定的难度。台州市商行是在原台州市银座、龙翔等8家市内城市信用社的基础上,剥离了不良贷款后,由台州市政府参股,于2002年3月正式成立的。与目前我国已组建的城市商业银行相比,台州市商业银行具有许多创新之举与突破,台州市商业银行注册资本3亿元,各项存款余额40亿元,经不良资产剥离后的台州市商业银行,贷款初始逾期率仅为2.02%。该行实际上已经是一家真正意义上的民营银行

3.银行民营化是当前推进我国金融体制改革的必然途径,但现存在着许多技术层面的问题

就组建民营银行的政策方面,日前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副局长景学成在广州举行的“开放条件下的中国金融发展学术研讨会”上透露,中央银行更倾向于在改组现有金融机构的基础上成立民营银行,而非新设民营银行,民营企业可介入银行产权改造,而非大开政策之门放手新建民营银行。他认为,在改组和新设民营银行的两条途径上,景学成更倾向于前者。因为银行是经营特殊商品的特殊企业,需要特殊的技术。一个搞物流或钢铁或其它行业的企业如何能搞好一家银行?产权清晰和股权分散不是根本问题,因为产权不是万能的,股权分散更容易形成“内部人”控制,令银行沦为“控制人”的吸钱机器。产权不等于信用,而信用对于一个银行而言至关重要,但银行业的信用绝非一朝一夕之功。在存款保险制度缺失的情况下,部分农信社和城信社违规吸存或卷款而逃的现象,使老百姓可能更愿意选择一家国有银行而非民营银行。

中国人民银行广州分行副行长王自力认为,民间资本的加入有助于现存银行的产权制度改革,但一家优秀的商业银行是在市场竞争中磨练出来的,而不是设计出来的,产权制度变更并不意味着实现现代企业治理制度。因此,现阶段银行业的改革发展重点是加快改革存量,引导民间资本对现有城市商业银行和农信社进行“民营化”改造。而开放民营银行则宜谨慎缓行,因为各国的事实证明,在条件不具备的情况下开放金融市场,其结果必然是一场混乱,留下后遗症。因此,开放民营银行准入宜慎行,否则很可能是新一轮的乱铺金融新摊子。香港中文大学财务学系首席教授郎咸平认为,目前在我国国有银行涌动的民营化和外资化是一条极其危险的道路。他通过对全球78个国家的958家上市银行研究发现,国家股占比率最多达28%、而且股本回报率与国家持股、外资股和民营股多少根本无关。这就证明产权与股本回报率无关。他认为,现有银行改革不必从产权入手,而应从业务专业和防范风险入手。

银行民营化的必然与有秩序地改制

作者认为,我国金融业的实践与改革,就民间资本、民营银行与银行民营化的问题上,有三个现象必须正视:

(1)市场经济是多元所有制经济,就应该有民营经济与民间资本的内容。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国有经济、外资企业和民营资本都在经济发展中充当不可替代的角色;金融行业的竞争,与国际规则相一致,如果有外资金融机构的参与,就必须有民营金融机构的参与。市场经济是有秩序的竞争经济,而不是行业垄断的经济。

(2)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的融合,不是由资本的属性而是由资本的运行规律所决定的。资本的所有属性,只能说明它的产权归谁所有,而不是说明它能进入或不能进入某行业。在经济运行中,产业资本的壮大,就必然会按照它的趋势和规律流向合理的地方,就必然导致它与金融资本、流通资本的融合。任何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证明,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的融合,将会带来经济上的良性循环,带来资产质量与经营效益的提高。随着我国民营企业的发展壮大,民营产业资本与银行资本之间的相互渗透与融合是发展的必然趋势。目前股份制银行已成为我国商业银行的改革方向,这为产业资本向银行业渗透创造了条件,特别是商业银行上市之门的进一步打开,使银行从社会大众中募集资本金成为现实,从而扩大了银行民营化的内涵。

(3)银行民营化将为我国金融体制改革带来利与弊的双重影响。根据《商业银行法》有关规定,我国商业银行的组织形式有股份有限公司、有限责任公司和国有独资公司3种。银行民营化,不是全部银行民营化,只是允许个人入股地方性银行,不允许个人办银行。银行民营化,有利于民营经济和民营企业的发展,但增加了金融体系运行、监管等方面的风险。因为金融业作为高风险行业,客观上要求股权分散和风险分散。实践中,要确实把握银行民营化的“风险度”,这要求有政策水平和监管能力。

诚然,我国银行民营化有利有弊,已成为人们对金融体制改革所关注的重心,我国金融业只有在三个方面取得进展,民营银行和银行民营化才谈得上有序开放和顺利推进:

一是民营银行的准入法规。中国人口众多,国土辽阔,究竟要多少家改组或新设民营银行才能适应市场需求?如果中国只需要十几家民营银行,那么审批的问题不大。如果估计需要200到300家,那么应该由谁来审批?在目前的行政审批制度下,银行审批权会造成相当大的权钱交易的寻租空间。因此,人们必须要研究建立一套金融市场准入的竞争规则。二是民营银行的监管法规。市场经济条件下,金融业的监管法规必须做到对各种所有制的金融机构一视同仁,创造一个清晰、公平的竞争规则。而为了达到有效监管的目标,必须实现金融监管的多元化。这是需要时间和实践的。三是民营银行的破产法规。民营银行必须有退出机制,但由谁来执行银行的破产清算,由谁来出示“黄牌”;如何在破产程序中保证广大储户的利益、如何才能够防止把民营银行的风险集中到中央银行等等,这些问题应当在推进银行民营化进程中必须有章可循。

参考文献:

1.经济系教授许振明等“国政研究报告”2002.12.13

2.中国财经信息网“银行民营化不被看好,业界权威反对过度开放银行业”2002.12.24

3.菲律宾国家银行董事]陈永裁中国银行业的全球化策略

4、搜狐网丁秀洪“银行业曾陷入困境政府主导银行民营化”2002.12.3

5、新浪网“银行改革新路:上市突破?”2000.7.12

6.中经网“胡祖六:清理不良资产是中国改善金融环境的要务”2002.1.17

计划经济利与弊范文第7篇

【关键词】民间资本 民间融资 民营经济

何为民间资本?本文认为,民间资本是指以非政府拥有形式存在的,具有私有性质的,主要包括居民的储蓄存款、流动性金融资产、民营经济利润、养老保险金和住房公积金五大部分的金融资产,其中居民储蓄存款仍是民间资本主要存在形式。而民间融资是一种独立于正式的金融体制外的非正式金融融资,其主要表现形式为民间借贷。金融是经济的血脉,而民间资本就像毛细血管一样遍布整个经济肌体,其数量之大,不可忽视。民间资本最终流向何处将决定我国经济是否能继续稳定发展。为此,本文将就我国民间资本现状、其存在对经济的影响以及未来流向的可能趋势进行分析。

一 中国民间融资起因

2007年事发浙江省的吴英非法集资一案引起了很多学者的叹息,很多百姓为之心生怜悯。在众人关注与同情的背后,显露出的关于中国民间资本及现有金融体制管理的不足,令人深思。这是一个在计划经济时代和完善的市场经济时代都不会发生的,然而由于当下中国不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导致了这一悲剧的发生。

在现今的经济体制下,很多中小企业出现融资难的情况,对于资金较充足的企业或个人又会出现被拉存款的现象。对于国企或大型企业,他们多数易受到国家政策的扶持,也可通过上市发行股票或证券进行融资。而对于中小型企业,在我国现今的金融制度下,缺少为这类企业金融贷款担保的担保公司或信用公司,他们常常困于资金的缺乏又难以从银行等金融机构直接获得贷款,加之之前经济危机的影响,很多中小型民营企业出现融资难的症状。民营企业合法融资曲径单一,民营经济的融资额度普遍较低,因而民间资本成为其融资的重要对象。根据西安交通大学的研究数据表明,目前陕西省不同层次的民营企业对民间资本的需求如表1所示:

在经济发达的长三角及珠三角地区,民间资本汇聚,为这些地带聚集的中小民营企业提供了充足的融资来源。因而在这些地区,民间融资程度较深。对于这种民间融资,主要的融资方式是直接向拥有富余资金的企业或个人直接集资。除此之外,其中还有极大一部分是通过中介或中间人交易。其中不乏地下钱庄进行交易。据不完全统计,中国地下钱庄控制的资金保守估计有近万亿元(在浙江省8300亿的民间资本当中,若有20%通过地下钱庄交易,则该省地下钱庄所控制的资金便会高达1600多亿元)。除此之外,近十年来有数以千亿记的民间资本通过地下渠道非法逃往境外。由此可见,民间资本的存在所带来的影响不可忽视。

二 中国民间资本现状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的民间资本来源形式多种多样,不仅包括新兴民营企业的可投资资本,还包括非企业主体和普通居民手中掌握的大量资金。自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后,经济发展迅速加快。据调查,截至2011年8月,我国居民储蓄存款已高达33万亿人民币。作为民间资本重要的组成部分,如此之多的居民存款很容易进入到民间融资体制中去。为此,本文将从以下几点说明我国现今民间资本的现状:

1.民间资本投资行业多,分布不均衡

当下我国的民间资本主要是投向产业或证券市场上。对于证券市场,由于较多的民间资本拥有者缺乏相关的专业知识,他们不是盲目投资证券就是避之寻求其他投资机会,导致证券市场民间资本投资态势不稳定。对于产业方向的投资,由于我国政府政策限制,民间资本拥有者较多的投入房地产或工业部门,在一些基础设施建设行业投资较少,造成行业间投资不均匀。随着经济的迅速发展,民间资本积累进一步加强,民间资本流通呈现区域化特征。在经济欠发达的地区,民间资本较少,民间资本流通性较弱,主要呈现为居民存款等;在经济较发达地区,民间资本较多,民间资本流通性高,被投向个行业领域抑或被借贷出去。

2.投资渠道匮乏,纯投资盈利空间低

在《国务院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简称“新36条”颁布后,政府颁布的政策和措施对民间资本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在落实起来仍有不足之处。虽然“新36条”中鼓励民间资本进入矿产石油等行业,但国有垄断经济行业仍是民间资本难以突破的关口,民间资本进入这类行业步伐较为缓慢,很多民间资本依旧只能投向一些服务业或制造业。在经济危机的冲击下,民间资本投资渠道较少,易产生集中抱团现象,进入银行储蓄存款抑或过热的投资行业,导致其盈利空间缩小。

3.民间资本成为民间融资的重要力量

在我国现行的金融体制下,银行信贷业贷款程序繁琐,要求条件较多,很多个体以及民营企业出现贷款难的状况,有富余资金的又可能被存款。为此,民间资本一是经过银行中转入民间借贷,二是直接通过民间借贷形成民间融资。无论以何种途径流向贷款人之手,民间资本都已成为我国民间融资的重要来源。

三 民间资本流通对区域经济的影响

在我国民间资本大量积聚之时,民间资本对经济及社会产生的影响是不可忽视的。民间资本的发展是两面性的,下文将从民间资本与公共资本、民营企业发展、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等方面对其进行阐述。

1.民间资本对区域经济发展的正面影响

第一,互补公共资本的不足。在我国现今的金融体制下,通过向银行贷款是中小型企业获得资金的主要途径。然而,商业贷款在很多情况下需要通过繁杂的手续来实现,如房产抵押、他人担保等。这些复杂的手续加之现今金融体制的不完善,导致了很多中小型企业贷款难的状况。由于民间资本的存在,民间借贷便应运而生,这一现象与公共资本相互补。民间资本通常是通过熟人借贷,以欠条形式作为证明,到期还本付息。

金融资本的借贷,不仅手续繁杂,而且灵活性低。通常有固定的借款数额、期限等,不能做到随需随贷。与之相比,民间资本借贷显得更加灵活。民间资本在贷款人需要的时候,便可以通过自己的人脉贷到资金,而且在借款金额,还款时限等方面都具有较大的灵活性。民间资本借贷程序简单,来源广泛及其灵活性,都很好的与金融资本相互补,可以缓解中小型民营企业的资金借贷压力。

第二,便于企业快速获得信息,促进民营经济发展。民间资本在我国的借贷形式,主要是通过中间人介绍形成借贷关系。所谓的中间人在我国的民营经济中通常是指通过自己的人脉进行民间资本的流通。这种借贷关系的发展使一种叫“熟人圈经济”的诞生。伴随着这种以“熟人圈经济”为基础的民间资本流动,在我国民营经济圈形成了一种企业间网络。民间资本的借贷将不同的企业联系在一起,在资本流动的同时伴随着新知识、新工艺的传播。对于市场信息获取不流畅的中小型民营企业,民间资本的流动有利于市场信息的加速传播,便于中小企业迅速获得市场利息。

市场信息获取的后知后觉是导致企业遭遇发展瓶颈的重要原因之一。若民间资本借贷发展成熟,使“熟人圈经济”更加完善,便能改善企业获得市场信息的速度,促使企业健康快速的成长起来。

第三,拉动需求、增加供给、开阔市场。在新古典经济模型中,资本积累是促进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我国的民间资本聚集,有利于加速资本的积累。在民间资本积聚时,民间资本的拥有者便会寻求投资机会,将资本投入某一行业,例如民间资本过剩带来的炒房热、炒棉花热等,这一系列的投资热潮都将拉动需求,加速各类产品的供给。

随着社会消费需求的不断增加,在资本逐利性的驱使下,民间投资主体便将投资目光逐步投向新的市场,挖掘新的消费渠道,并在生产中不断形成规模化效应。例如,在温州民间资本投资者可以将小小的打火机发展成为占领大部分欧洲市场的产品,而小小的纽扣也可以被做成全国的大市场。在民间资本积聚的同时,不仅拉动了需求,加速了经济的增长,同时还不断开阔处新的市场,这就是民间资本的魅力所在。

2.民间资本对区域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

第一,过度积聚、加大资本贷出风险。资本的逐利性是其基本特征之一。民间资本掌握在个体或民营企业等未受过专门训练的群体中,对资本投资风险的判断意识薄弱。在民间资本流通的过程中,资本的贷出者最根本的目的是为了获取经济利益,因而将资本过多的投入当下获利较多的行业而忽视其潜在风险。民间资本过于集中于某一行业,资本带给那些当下行业较热的贷款者,如房地产等行业。这些过热的行业,常常由于人们的盲目追捧使其产生虚假浮华现象。当民间资本被投资到这一些非实体经济中时,其所面临的风险便自然加大。加上我国民间资本借贷的法律保护体制等的不健全,致使民间资本承担了较大的难回收的风险。

第二,资本流向不当,不利于经济稳定持续发展。民间资本投资的逐利性与投资主体的盲目性,致使民间资本过度集中于某一行业而不能有效的受政府宏观调控的控制。在理性经济人的假设下,投资活动变得被动而机械,投资主体跟风现象太重,民间资本投资过度集中,易造成虚假的经济繁荣,例如房市泡沫等。盲目投资所带来的虚假经济繁荣容易造成经济泡沫,带来经济较大的波动性,不利于经济的稳定持续发展,与政府经济发展目标相违背。

四 正确引导民间资本流向的措施

在民间资本带来如此之多的利与弊的同时,加强民间资本管理,对其进行正确引导便显得格外的重要。若能对其进行正确的引导加以利用,必将促进区域经济的快速发展;否则,反其向而行之,畸形的民间资本所潜伏的危险也是不可估量的。

1.加强法律意识宣传,进行金融制度教育普及

关于民间资本潜在的畸形发展态势,主要是由于人们对金融制度以及法律知识了解的不足。民间资本借贷本是为了缓解现今体制下个体及民营企业等资金借贷难得问题,但由于人们对公司法等法律了解甚少,不能准确的将个人资产与企业资产明确分开,导致企业资产被非法挪用等问题。人们对金融制度的不了解,致使人们盲目投资,例如房市泡沫就是这一原因的悲剧。因而,从根本上加深人们对金融制度的了解以及加强其自身的法律意识,对民间资本的发展有着深远的意义。

2.进行金融体制改革,建立多元化金融市场

在我国现存的金融体制中,商业银行及农村信用社占据了主导的资金借贷地位,是企业进行资本借贷的主要来源。然而,由于现存金融体制的不完善,很多中小型民营企业因缺乏相应的担保公司或信用公司而造成贷款难的现象。贷款难迫使他们通过进行民间资本进行借贷。因而,建立完善的金融体制,帮助中小型民营企业便利获得资金,有利于从根源上改善民间资本的流向。

没有获得合法地位的地下金融的存在是现存金融体制不能满足民营企业经济与发展有突出表现,说明了区域民营经济的反战对金融的迫切需求。因而进行金融体制改革,建立多元化金融市场显得尤为重要。进行金融体制改革,不仅需要对现有的银行等金融机构进行体系改革,还应将隐藏的地下金融挖掘出来,引导其正确发展,建立完全由市场竞争的新的金融体制。

3.建立和完善担保组织、保险机构

民营经济贷款难的主要原因是由于现存的不完善的担保与保险体制。在正确引导地下金融发展的同时,我们还需要解决现存的“贷款难”的问题,从正面减弱民间金融畸形发展态势。

通过建立担保基金的形式,可以有效解决中小企业和弱势群体担保贷款、抵押贷款难的问题,防范银行的信贷资金的风险,促进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把资金贷给中小型民营企业等。通过政策性保险和商业保险机构,更加有机合理的分散信贷风险,解决现存金融体制中资金借贷的一系列问题。

4.政策引导,加强监督,使民间资本投资落到实处

政府通过颁布政策,如“新36条”等,鼓励民间资本进入产业领域。目前,可以先从已进入的铁路投资、水利工程等方面入手,逐渐向公用事业、石油开采等垄断行业进军,最后进入金融市场,配合相应的政府金融体制的改革。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统计数据显示,我国民间资本的投资领域现状如表2所示。

引自2010年《我国民间资本投资研究综述》

2010年全社会80多个行业中,允许民间资本投入的只有41个,在传统垄断行业等领域比重依旧较低。在“新36条”颁布后,政策积极鼓励民间资本向各行业发展,但这一政策的落实仍需政策加强引导及监管力度,将政策落实到实处,完善民间资本投资行业的分布比例问题。

5.引导民间资本进行海外投资

在国有资本进行海外投资遭到发达国家政府和公众担忧之际,经济迅速发展而富余下来的大量民间资本恰好可以用于海外投资。通过政府引导,进行海外投资的民间资本在达到国家战略目的的同时亦可解决国内民间资本市场混乱的情况,引导民间资本进行正确的投资,流向明确。

五 结语

民间资本作为一股重要的投资力量,在我国经济发展的过程中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因而成为当今经济学界研究的热点,自“吴英案”后更是有众多学者就目前存在于中国社会的民间资本进行思考,研究当下金融制度不健全所导致的民间资本不正确的流向。民间资本已经成为中国经济社会中无法忽视的重要因素,未来不仅会深刻影响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而且会对政治体制产生深远影响。民间资本正确的发展,首先得从人们自身资产的意识入手,对其进行正确的法律概念等宣传,引导其投资国内公共基础建设等行业,并鼓励其投资海外市场等。从国家长远战略角度出发,逐步完善我国的金融市场制度,将从根本上解决我国民间资本的健康发展问题。在对民间资本进行分析后,投向海外市场以及均衡的投资于各个行业是民间资本未来健康发展的趋势所在。但由于民间资本的存在形式多样,分布范围之广,使人们对民间资本数据统计研究尚且不足,未来继续关注我国民间资本的形态与流向仍然具有深远的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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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经济利与弊范文第8篇

关键词:制片人制 制播分离 对比研究

前言

我国的第一批电视制作人出现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1993年,上海出现了靠电视节目的经济效益自负盈亏的东方电视台,接着中央电视台的《东方时空》,以栏目承包制的形式公开亮相,使得制片人制得到发展。2009年10月21日上海市广播电视制播分离改革推进大会的召开,上海广播电视台、上海东方传媒(集团)有限公司的正式揭牌,标志着上海广电整体率先实施了广播电视的制播分离。

当《中国娱乐报道》、《娱乐星天地》等节目在制播分离上成功尝试之后,越来越多的节目开始尝试使用制播分离模式,什么是制播分离,制播分离与制片人制有哪些区别,什么样的节目适合何种制片方式,成为了本文研究的重点。

1.电视节目制片人制与直播分离的含义

1.1电视节目制片人制的含义

所谓制片人制,是一种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由综合素质较高的制片人,把采编播人员的利益与节目质量、节目经营情况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节目制作经营制度。从目前电视台资金筹集方面来看,电视台的节目制作费基本上都是从所在电视台领取全部和大部分,因而只能称得上是准制片人制度。

1.2制播分离的含义

“制播分离”的概念来自于英文Commission,从字面翻译应该是“委托制作”。最早的制播分离起源于英国,原意是指电视播出机构将部分节目委托给独立制片人或独立制片公司来制作。我国电视媒介的运作有两个重要环节,即制作和播出,将电视制作部门与电视播出部门剥离,就是制播分离。制播分离的途径有两种:由社会上独立的节目制作公司制作和在电视台内部将制作与播出分离开来使节目制作自负盈亏,实行企业化管理。

2.制片人制与制播分离的对比研究

制播分离是伴随着制片人制而产生的一种新模式,随着我国电视体制的改革,制播分离与制片人制已经成为电视界谈论的焦点话题,对于他们的研究报道也层出不穷。下面将从以下几点对制片人制与制播分离进行对比研究,分析了解制片人制与制播分离的区别及各自的优势。

2.1从产生背景对比

2.1.1产生的社会环境对比

当电视台从吃财政饭到实行自收自支以后,电视作为一种产业,电视节目作为一种特殊商品,电视播出时段作为一种有效的资源,在市场经济环境下,都毫无疑问地突出其明晰的商品属性。上世界八十年代中期到九十年代初,为了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符合当时的中国国情,电视台从西方引进了一种名叫制片人制的新的电视运作机制。由于制片人制的出现,直接触动了中国电视体制的改革,从而导致了制播分离模式的产生。[1]

2.1.2产生的目的对比

电视业之所以从西方引进制片人制,是为了建立一套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产业体系,优化生产资源、整合电视生产要素、提高电视生产力、保证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双丰收。在这样一个大的背景下,寻找最佳运作经营方式,是电视界共同面临的问题,因此,电视制片人制便应运而生。

可是随着社会的发展、时代的进步,单一的制片人制度已经不能满足时代的需要,越来越多的问题和弊端展现在电视台领导的眼中。为了扭转制片人制所导致的人员效率低下、节目质量下降、大量在编人员成本过高、相互缺乏交流而造成的题材和内容的重复以及思想僵化、眼界狭隘的等问题,电视体制又出现了新的变化,制播分离开始在电视台内大量运用。

2.2从管理机制对比

2.2.1节目所有权的对比

制片人制与制播分离所拥有的权利不同。从所拥有的权利来看,由于制片人归电视台上级领导管理,所以可以随意支配其管辖范围内的人和财务,因此它拥有经费开支权、人员使用权和节目统筹权。而制播分离由于不受电视台的统一管理,在人员的使用、经费的预算上都会有所顾虑。

2.2.2节目管理权的对比

制片人制与制播分离有相同的统筹管理权。由于电视节目是集体创造的产物,所以在统筹管理方面,制片人制与制播分离是相同的。不管是从宣传管理、人事管理还是财务管理,都必须有一套健全的管理措施,如若管理散漫,则会伤害到集体的利益,不仅有损电视台或者节目制作公司的形象,也会影响电视节目的质量。

3.从两种不同节目类型探讨两种制度的适宜性

制片人制与制播分离各有其优点和长处,可是并不是所有的电视节目都适合用制片人制进行制作,也不是所有的节目都适合实行制播分离制度。下面将以几个电视节目为例,探讨在现有体制下两种制度的适宜性。

3.1新闻杂志类节目

新闻杂志类节目无疑是中国电视新闻栏目化的产物。当《东方时空》自命为“电视新闻杂志”时,无疑昭示了电视新闻业一个新天地的开辟。电视台作为党和政府的喉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窗口,无论何时都应该维护党和人民的利益,宣扬党的精神。特别是新闻节目,它代表的是国家的形象和人民的利益,因此,选择怎样的模式进行节目的制作,成为了重中之重。

1993年5月1日7点59分,首播的《东方时空》结束时,细心的观众可能发现,在中国新闻性电视栏目首次使用了制片人的称谓。从此,一种新的电视新闻节目管理机制制片人制产生了。这种机制打破了计划经济体制下新闻单位行政管理的模式,在人财物责权利等几个方面对电视人进行重新定位,大大激活了电视业的市场竞争力。制片人制的实施,不仅调动了电视人的积极性和创造力,也使本来日趋激烈的竞争更加白热化。

《东方时空》栏目设立总制片人制和子栏目制版人制,组内大多数人员为电视台内部人员,除核心成员是台内业务骨干之外,记者编辑绝大部分向社会公开招聘,人员配置由总制片人统一负责管理。从2000年11月27日的一次大改版,到2009年8月3日的第三次改版,《东方时空》从以演播室为调度中心,用直播方式播出新闻、资讯、专题外,还推出了其独有的周末版节目,使《东方时空》变成了一个大型的早间新闻杂志型节目。《东方时空》的这三次改版,充分显示出了制片人制在整个电视节目制作中的关键作用。从节目时长的改动,到节目板块的调整,都需要制片人的最后决定。制片人在台内选择节目的策划人员和编辑人员,台外负责联系各电视台相关联络员,在需要现场连线时要确保外景主持人能圆满完成连线任务。制片人作为节目的第一责任人,从节目的选题、实地了解实际情况,到后期的拍摄、制作、审片,制片人都必须层层把关,这就要求制片人对每个记者、编导乃至技术人员的实际情况了如指掌,以便充分调动摄制组每一个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做到资源的最大限度利用。而东方时空的收拾额度,由1993年的55%变成了2009年的62%,这一结果表示,制片人制对于新闻杂志类节目,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东方时空》从1993年首播,2000年第一次改版到2009年第三次改版的电视平均收视份额如下图(图1)显示:

(图1) 1998年 —2009年《东方时空》收视份额调查表

3.2选秀类节目

选秀类节目分很多种,有娱乐类的选秀节目,也有立志创业类的选秀节目。《赢在中国》就是制播分离的一种成功尝试。

《赢在中国》栏目组共计不到40人,其中有很多员工都有过在央视工作的经历,但是又在央视的用人体制之外,并没有同央视签订用工合同。也就是说,虽然他们仍在在为央视工作,但是在制播分离的体制下,他们并不属于央视的正式员工。《赢在中国》栏目除了电视栏目应有的编导、摄像、制作、策划、责编之外,还设有项目管理组(3人)、平面媒介组(5人),网络组(2人),行政组(1人)、财务组(1人)。这样的人员设置,一方面易于栏目的生产流程顺利进行,另一方面又大大降低了经营成本,同时也保证了栏目的质量。[2]《赢在中国》设置的项目管理组,在央视的其他栏目组里面是不存在的。由于节目的制作经费需要自己筹备,而节目的大部分经费优势来源于广告费用,这就要求项目管理组负责与广告机构共同招商。由于广告招商的好坏直接影响到栏目的生存和发展,就使得项目管理组与广告商之间互动良好,也可以减轻其他小组的工作任务,有助于提高节目制作的水准与质量。

《赢在中国》虽然采取制播分离,也同样存在着制片人。制片人根据现有制播分离体制的要求,充分调动社会各方面的力量和资源,调动组内人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制定激励机制,激励组内人员的创作激情,这样大大提高了组内成员的商品意识和成本风险意识。通过制播分离的运行模式,制片人有效地配置了栏目资源、频道资源,实现了生产要素的优化组合,促进了中国电视产业的可手杂续发展。

由下图(图2)可以看出,《赢在中国》栏目在全国范围内的受欢迎程度:

(图2) 《赢在中国》栏目的受欢迎程度表

4.结论

从90年代初实行制片人制开始,到后来制播分离体制的出现,全国各级电视台已经开始普遍实行制片人制和制播分离制度。从最早实行制片人制的《东方时空》到制播分离完美案例的《赢在中国》,这些节目都已经有了固定的受众并深受受众喜爱。

虽然这之中有新《劳动合同法》的续订和电视体制的改革,尽管新出现的运作体制与旧的管理机制不太协调,可是这并没有影响到制片人制与制播分离的发展。就目前我国现有的体制来看,多数的电视台依旧使用原有的制片人制,制播分离并没有彻底得到运用。可是这并不代表制播分离停滞不前,随着我国电视产业的蓬勃发展,越来越多的电视节目开始实习制播分离。这也预示着,在不久的将来,制播分离将会与制片人制一样,成为一个完善的制作播出体制,使制播分离在电视节目中得到更加充分的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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