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动人口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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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动人口特征范文第1篇
关键词：流动人口 消费结构 影响因素
引言
国家西部大开发战略已经迈入实施的第二个十年了。随着2011年“成渝经济区”获得国务院批复，成都市“天府新区”的总体规划思路的出炉，成都作为中国西部重镇、新一轮大开发的引擎城市、成渝经济区的中心城市，已经逐步形成了由一个特大城市、14个中等城市、34个小城市、170余个小城镇、数千个新型社区等构成的市域城镇体系。根据成都市流动人口服务管理工作办公室（以下简称“成都市流动办”）的调查数据显示：截至2012年12月31日，全市登记流动人口456.45万人，同比2011年的392.35万人，增加64万人，增幅16.34%。而作为成都市“西部新城”的核心区域，成都市温江区三年里流动人口增长了一倍，吸引了30.32万人到此，这也体现出成都市温江区的城镇建设、产业发展等各方面条件对各类人才的吸引。基于此，以成都市温江区为例，调查当地流动人口的消费情况，探讨流动人口消费结构的基本特点及其影响因素，对于拉动该地区消费市场、改善消费结构、扩大内需、保持经济增长有着极大的社会经济价值；同时，通过剖析流动人口的消费行为，为政府未来制定促进流动人口生活水平全面提高的制度和政策，为四川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决策依据有着更为深远的意义。
为了使调查数据更具参考价值，项目调查组对此次调查对象有着严格的界定。本项目所指的流动人口需同时具备以下几个条件：流入成都市温江区的流动人口；跨省、跨市以及同一城市跨区流动的人口；因出差、就医、上学、旅游、探亲、访友等事由短期内在温江居住、预期将返回户籍所在地居住的人员在本项目中不属于流动人口范畴；在温江居住的时间应达到半年以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的规定：年满16周岁就可以参加工作，因此本项目中所界定的流动人口为年龄年满16岁及以上的人员。
在本项目的调查方法上，主要采取的是多阶段抽样和配额抽样相结合的方法。具体而言：先根据温江区流动人口服务管理工作办公室所提供的该区流动人口总体数据，确定了1000份调查样本数；然后根据该区流动人口在各乡镇街道的大致分布情况，按照相应的比例配额；最后，确定具体的调查样本。在实际发放的1000份样本中，共回收982份，其中有效问卷946份，有效回收率94.6%。调查样本的基本情况如表1所示。
流动人口消费结构特征及其影响因素
（一）特有的食物消费现状导致恩格尔系数失灵
恩格尔系数（Engel`s Coefficient）是以19世纪德国统计学家恩斯特·恩格尔的名字命名的，是指个体（或家庭）食品消费支出总额占个人（或家庭）消费支出总额的比重，它会随着收入水平的提升而下降。这说明在各类消费的增长中，食物消费的增长相对缓慢，因为食物消费属于维持生存的消费，当生存需要得到满足后，消费支出会有一部分扩展到生存以外的其他消费上。
因此，恩格尔系数成为国际上通用的衡量居民生活水平高低的一项重要指标，也是衡量一个家庭或一个国家富裕程度的主要标准之一。联合国根据恩格尔系数的大小，对世界各国的生活水平有一个划分标准，即一个国家平均家庭恩格尔系数大于60%为贫穷；50%-60%为温饱；40%-50%为小康；30%-40%属于相对富裕；20%-30%为富足；20%以下为极其富裕。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镇和农村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已由1978年的57.5%和67.7%分别下降到2011年的36.3%和40.4%。四川省统计局、国家统计局四川调查总队联合的《2011年四川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也显示：2011年四川省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为40.7%；截止2011年前9月的统计数据显示，成都市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食品支出占消费总支出的比例）为36.79%。
而在对成都市温江区946名流动人口的调查数据中，可以看到：2011年该地区流动人口月平均工资收入为1984元，其中用于食品的消费支出为568元，食品支出仅占其收入的28.6%，即该群体的恩格尔系数为28.6%。根据联合国对恩格尔系数的界定，该地区流动人口已经属于富足阶层。那么，造成温江区流动人口恩格尔系数较低的原因是什么呢？
调查数据显示：在接受调查的946位受访者中，其常住地为农村的占据了绝大多数，为709人，占调查总人数的75%，而这其中又有428位的被调查者表示进城务工是他们到此的主要原因，占农村流入人口的60.3%。由此可见，该地区流动人口中绝大部分仍是由农村进城的务工人员。因此，造成该地区流动人口食物支出较低的原因可以从这一群体的特殊性考虑，主要有两方面：
一方面，一部分从事非技术劳力的工作或者服务行业的流动人口主要居住在由雇主免费提供的房屋内，其基本饮食也都由雇主免费提供，仅仅有部分个体会因为对食品需求的多样化和口味的特殊需要而将极少的收入用于食品开支上，这无疑会大大降低他们在食物上的消费支出；另一方面即使有一些不享受雇主所提供的免费食宿的务工人员，也会本着“吃饱就行”的原则，将更多的收入用于储蓄或汇款给老家，能省则省，这也造成了其在食品方面的支出尽量节俭。这一点在对其消费观念的调查中也得到了印证—709人中有691位被调查者赞成“居家过日子要量力而行”，占比97.5%。
以农村进城务工人员为主的大部分流动人口的食品支出如此之低，说明了他们已经将自己的生存消费压缩到了最低限度，在当前的物价水平之下只能维持基本的生存需要。因此，此时的恩格尔系数已经无法真实反映出流动人口的生活质量状况了。
（二）各种不确定性所带来的高储蓄率
从温江区流动人口每月的储蓄情况来看，有491人每月会有不同金额的固定储蓄。通过对调查数据的分析可见：每月储蓄在200-500元的占被调查者总数的15%；有17.8%的人每月储蓄在500-1000元，主要集中在工资收入为1200-3500元的人群中；每月储蓄在1000元以上的占被调查者总数的18.9%，主要集中在工资收入高于3500元的人群中；而有30位月收入均高于5000元的人群每月的储蓄在3000元以上。通过综合调查分析，温江区流动人口的月平均储蓄额为585.3元，占其人均收入的29.5%。如此之高的储蓄率势必会影响该地区流动人口的消费结构。那么，其形成的关键是什么呢？
西方近年来方兴未艾的预防性储蓄理论似乎能对此现象做一解释。这一概念是由里兰德于1968年提出的，是指风险厌恶的消费者由于未来收入的不确定性而导致的额外储蓄，与此同时，其消费水平会急剧下降。该理论将不确定性引入分析框架，分析消费者跨期优化选择行为。
事实上，正是由于不确定性的存在，人们的消费行为势必会受到极大影响—考虑到未来可能出现的各种不确定性，人们在进行消费时会谨慎选择，而这种“消费风险”意识提高的最直接结果就是居民储蓄率的居高不下。
通过调查发现，影响流动人口不确定性较高的因素主要有以下几个：
首先，流动人口的就业质量普遍不高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这也形成了其整体收入偏低的现状。本次调查数据显示，在温江的946名流动人口的平均月收入为1984元，且大部分的流动人口在城市所从事的职业以体力劳动为主：如非技术性劳力（占比26.2%）、服务行业人员（占比17.8%）等。真正的脑力劳动从业者，如管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分别仅占被调查者的3.9%和6.6%，共计99人。在收入上，有533人的人群月收入是在600-2000元，占被调查者总数的56.3%，即从事服务行业或个体经营的人员，其中又以1200-1500元的人群占比最高，为总人数的19.9%；月收入在2000-5000元的流动人口年龄大多在30-49岁之间，即部分技术性从业者或个体经商户；而一些企事业单位的管理人员或个体商户每月超过5000元收入，这部分人群仅有41人。这样的职业层次和收入水平使得以外出务工人员为主体的流动人口而言，在生活和工作中更是处处存在着各种不确定性。
其次，从流动人口的社会参保情况来看，在946名被调查者中，其所在公司（单位）为其购买了保险的仅有61人，占被调查总人数的6.4%，而绝大部分的人员都没有购买保险。而在公司（单位）为其职工购买的各种保险中，最多的就是意外伤害险，占已购买保险的总人数的39.5%，以下依次为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分别占比为32.7%和20.1%。
最后，从工作的稳定性上来看，在温江地区的流动人口中，有48%的人员从事现有的职业时间为一年以上，其中达到了三年时间的则有20%；现有工作六个月至一年的达27%，这三类人群基本达到了调查总量的三分之二，现有职业的工作时间不到半年的则有25%。
以上各类数据表明，流动人口存在着的工作的流动性大、整体收入水平不高、社保制度未落实到位等等一系列问题，而这些不仅在不同程度上增加了其意外支出的不确定性而且还大大强化了流动人口的预防性储蓄意识。因此，通过降低当期消费来抵御各种未来的不确定性所可能形成的风险成为了大部分流动人口的选择。
以农村人口为主的群体结构形成汇款比例畸高
根据调查，946位受访者平均每月向老家汇款金额高达209.5元。其中有415人每月会定期向老家汇出部分收入以补贴家用，而这部分群体中仅有89人来自城市，其余高达78.5%的人口其常住地为农村，而通过在城里赚钱补贴家用、赡养老人或供子女读书则是其进城的主要目的。
具体而言，每月向家庭补贴300-500元的人群所占百分比最高，达到23.3%；而每月向家庭补贴200元以下、200-300元和500-1000元人群所占百分比相当；每月向家庭补贴1000元的仅有62人。这样的高汇款比例势必会影响流动人口在城市的消费—他们为了能够多攒钱，会尽可能节衣缩食，然后再将相当可观的收入寄回老家。
之所以会有这么高的汇款比例的现象发生，清华大学的李强教授专门在他的《中国外出农民工及其汇款之研究》一文中做出了解释：一方面，借助美国哈佛大学的斯达克和卢卡斯所提出的“契约安排”理论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释汇款现象。即汇款行为是迁移农民与其家庭之间的自我约束的、合作的、契约性安排的一部分或一项条款。而且这种契约关系天然地具有长期性。这种情况反映在中国则是：以进城务工赚钱为主要目的的农村流动人口常常将子女放在老家由老年人照看，他们则定期将务工所得收入寄回，而农忙时他们也会回家帮忙。由此，两者之间形成一种互补的态势。不仅如此，当这些人员的工作受阻时，他们也可以选择回归家庭。另一方面，由于中国家庭历来重视内部关系，家庭成员之间保持着高度的目标一致性和密切的互动关系。因此，个人节衣缩食，为家庭积累财富，这在多数中国家庭中是很平常的事。
其余各项消费支出结构特点
通过表2可以看到，在较高的储蓄及汇款比例下，这部分支出已经占据了流动人口每月收入的近一半，而另外一半的支出则主要体现在其生活所必须的食品、住房和服装上，除此以外，流动人口在交通、通信以及娱乐方面的支出占比极少。由此可见，对于大部分的流动人口而言，尽管恩格尔系数较低，但其生活质量实质上并不高。具体而言，流动人口除食品消费支出外其他方面的支出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住房消费占比较重
一方面，在接受调查的946名被调查者中，有26%的从事非技术劳力的工作或者服务行业的人员主要是居住在由雇主免费提供的集体宿舍内，即使居住条件简陋，他们也不会外出租房，因为他们宁可暂住在城里居住条件恶劣的地方也要尽量节省开支以便攒钱回家盖新房。这主要是受到传统的农村思想的深刻影响；另一方面，还有61.8%的人群主要选择租房居住，且月平均租房费用为437.7元。这部分群体以18-25岁左右的人群为主，说明年轻人的消费观念有了较大的改变，他们会更加强调居住环境的重要性、条件的舒适性以及配套设施的齐备等；除此以外，还有58位被调查者表示已经在成都温江购房，可以说他们已经完全融入到当地的生活中，其职业主要是以成都温江从事个体经营的为主，并且月收入均高于1500元。
（二）服装消费支出位居第三
946名被调查者平均每月的服装消费为219元。其中每月支付200元以内购买服装的有625人，占总数的66.1%，这说明大部分的流动人口在服装方面的消费仍以实用为主，崇尚节俭仍是其主要的消费观念，正因如此，有40%的被调查者表示不同意或非常不同意“衣着要讲究质量款式，合乎潮流”的消费观念；而另一方面，每月在服装方面支出在200-300元的有210人，占被调查者的22.2%，每月支付超过300元用于购买服装的则有111人，占比11.5%，而他们的收入水平基本在1500-2500元这一区间范围内。这说明，在工作较稳定、收入较高的条件下，部分流动人口还是会注重自身的衣着外表，他们不愿被排斥在主流社会之外。
（三）休闲娱乐消费支出两级分化严重
通过本次调查发现，在946名流动人口中，共有410人主要的休闲娱乐方式是看电视或听广播；其次较为受欢迎的娱乐休闲方式是玩扑克或打麻将，占被调查总体的9.5%；与同乡或者亲友聊天排在第三位，因为这种方式简便易行，又能交流信息、消除寂寞。除此以外，还有大量的流动人口在闲暇时间选择上网、睡觉等方式度过。基于此，大部分的流动人口每月在休闲娱乐上的支出都低于400元，甚至没有。可见，在成都温江的流动人口并未与本地居民共享各种文化设施，他们的生活圈也并没有因为在成都温江得到很大的拓展。但是，还应看到，对于部分技术工人、个体商户而言，他们开始逐渐融入当地的主流文化圈，享受生活，其每月的休闲娱乐支出在400-600元；甚至一些高级管理岗位从业者每月在这方面的花销甚至已经高于600元。
（四）教育培训支出严重不足
在是否接受相关的教育及培训的调查中可以看到，有804人（约占85%）每年没有接受任何的教育培训；而即使在接受了相关的教育培训的人群中，每年花费在200元以下的占已接受培训人员的绝大多数，大都为一些技术工人或服务业从业者；其次，每年花费500元以上的以专业技术人员为主，占比31%。可见，大部分流动人口特别是文化程度较低的流动人口对自身培训没有引起充分的重视，这对其素质提高极为不利。
结论
有关消费问题的调查或多或少都会存在因消费者或访问员等各种主客观因素而产生的消费者实际收入、实际消费与其填答的数值有误差的问题，这是类似研究存在的一个普遍不足。但是，对于成都市和温江区政府而言，此次调查可以使其大致了解流动人口的消费结构特点及其形成原因，进而有针对性地引导流动人口的消费方式、消费观念，并最终实现提升该地区未来整体城市经济发展水平的目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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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动人口特征范文第2篇
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飞速发展，流动人口群体正在发生分化。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进城务工的第一代流动人口正在逐步退出城市，作为改革开放进程中成长起来的新型劳动群体—第一代流动人口的子女开始加入劳动大军并成为流动人口的主体。
当今中国经济与社会的快速发展，新生代和老一代流动人口由于出生和成长时代背景不同，从而具备了显著的不同人格特征。新生代流动人口受教育程度高，因而职业期望值高，物质和精神享受要求高，但工作耐受力低。与此同时，他们受到户籍的限制，难以扎根城市，因此，工作稳定性很差。这一问题若不及时解决，将会加剧收入差距，阻碍城市化进程，威胁社会稳定，最终影响整个社会发展。
流动人口就业收入影响因素研究
(一)模型的选择
美国经济学家 Mincer基于劳动者的工资收入由劳动者的人力资本决定的假定，于 1 9 7 4 年提出著名的“Mincer 模型”，之后此模型成为测算人力资本对工资收入影响的经典模型，国内外众多学者都结合自己的研究特色利用改进的“Mincer 模型”来具体研究工资收入的影响因素。
(二)数据与变量说明
本文的数据是基于 2011 年国家计生委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在全国范围进行，按照随机原则在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抽取样本点，样本总量128000人。该调查给出了流动人口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等详细的个人特征方面数据。在两代流动人口收入因素分析中，两代流动人口所面临的社会歧视与工作环境是一样的，造成他们收入差异的主要因素是两代流动人口的个人特征与就业观念的不同，因此，本文根据以往的相关研究，采取个人特征方面的指标并提出研究假设。
1.因变量。为了研究影响流动人口收入的的影响因素，选择流动人口的日工资率的对数做为因变量。
2.自变量。为了研究影响流动人口收入的影响因素，选择流动人口的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是否接受过工作技能培训、工作行业、每天工作小时数、家庭等因素做为自变量。
年龄。年龄是研究收入影响因素中的主要个人特征变量之一，根据贝克尔(Becker)的年龄- 收入曲线，收入随着年龄的增长呈现倒U 型的轨迹，因此，本文将年龄、年龄的平方两个自变量同时纳入模型中，假设预期年龄与新老两代流动人口的月工资收入呈正相关关系，而年龄平方与新老两代流动人口的月工资收入呈负相关关系。
性别。性别是影响收入的重要个人特征变量之一。传统的人力 资 本 理 论 认为，男性获得工作机会和工资收入要高于女性。因此，本文假设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男性的工资水平高于女性。
受教育程度。教育水平在各种研究收入的影响因素中都占据重要地位。一般来说，教育可以提高就业人口的知识水平，获取信息等能力，进而提高工作效率，促进收入增加。因此，本文假设受教育程度与新老两代流动人口的月工资收入呈正相关关系。是否接受过工作技能培训。接受过工作技能培训的就业人口更容易获得工作机会，并会提高工作的稳定性。因此，本文假设是否接受过工作技能培训都与新老两代流动人口的月工资收入呈正相关关系。
工作行业。不同的工作行业，流动人口的收入相差很大，一般来说科研和技术行业收入偏高，农林牧渔行业收入偏低。因此，本研究假定工作行业因素对流动人口收入的影响有正有负。
每天工作小时数。一般来说，工作时间越长，收入应该越高，因此本文假设流动人口工作小时数与收入为正相关关系。
家庭因素。流动人口的婚姻状态和抚育子女数代表了流动人口的家庭状况，一般来说，已婚、有子女的流动人口家庭稳定，家庭负担较重，收入更高。因此，本文假定婚姻状态与流动人口收入为负相关系，抚育子女数与流动人口收入为正相关关系。
(三)计量结果分析
为了考察影响流动人口工资收入的因素以及新生代与老一代流动人口工资收入影响因素的不同和影响程度的差异，本研究使用 SPSS11.O 软件分别对流动人口整体、老一代流动人口样本、新生代流动人口的三个样本进行回归分析。
结果显示，从流动人口整体的全部样本来看，除婚姻状况对工资收入不显著外，其他各变量都对工资收入起到显著地效应。其中，受教育程度、是否接受工作技能培训、性别、年龄这四个变量对流动人口工资收入的影响作用是十分强烈的。
其中，性别对新老两代流动人口的工资收入影响最为显著，整体上看，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女性流动人口的工资收入与男性流动人口相差30% 以上，这表明无论新生代还是老一代流动人口都存在严重的就业性别歧视。比较新老两代流动人口发现，性别因素在老一代中的影响程度更大，新生代流动人口男女工资收入差距略有缩小。
年龄对总的流动人口的工资收入有显著影响，年龄越大，流动人口的工资收入越高，年龄每增加一年，收入增加2.4%。对于老一代流动人口来说，年龄对于工资收入的影响仍然是显著的，年龄增加，收入也更高。但对于新生代流动人口来说，年龄这一个体特征对其工资收入的作用不显著。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年龄代表着工作经验，一般来说，年龄越大，工作经验越丰富。对于老一代流动人口来说，工作经验对于收入有重要作用，经验越丰富，收入越高。但对于新生代流动人口来说，工作经验对于收入并没有太大作用。
受教育程度对流动人口的工资收入有十分显著的影响。从全部样本来看，在控制其他变量不变的情况下，流动人口的受教育程度每提高一个档次，工资收入均值会相应的提高11.3%。
外出后参加职业技术培训对流动人口的工资收入有重要的影响。在流动人口的全部样本中，进城后未曾接受职业技术培训的流动人口工资收入均值要比曾接受过培训的流动人口的低9.3%，尤其是新生代流动人口参加技术培训的收益率更高。这一数据反映出新生代流动人口接受新事物快，岗前培训和在职教育对提高他们的工资收入水平更有效。
另外，抚育子女数对流动人口的工资收入有一定影响，要抚育的子女数越多，家庭负担越重，因而可能在选择工作时提更高的工资要求。尤其是对新生代流动人口来说，抚育子女给他们带来了更大的家庭压力。
总之，对于老一代流动人口来说，年龄对于收入有重要作用，年龄越大，工作经验越丰富，收入越高。但对于新生代流动人口来说，年龄对于收入并没有太大作用，新生代流动人口的收入主要受受教育程度、是否参加培训、性别和家庭负担的因素影响。
提高新生代流动人口收入政策建议
目前，我国流动人口工资收入还属于社会较低层次，增加流动人口，尤其是新生代流动人口的工资收入迫在眉睫。一方面，工资收入作为大部分新生代流动人口的劳动所得，很大程度上影响其迁移的决策，只有他们认为有足够高的收入可以弥补其迁移成本时，才会做出迁移的意愿，有了迁移意愿，就会成为潜在的城市劳动力供给，促进我国城市化建设;另一方面，流动人口的诉求正在发生巨大变化，新生代流动人口已不仅是单纯地在城市中打工挣钱，而且要在城市中消费、生活，但如果要增强流动人口消费能力，提高他们的生活水平，其根本条件在于提升就业收入水平。新生代流动人口在城市中求发展所面临的最大挑战在于，打工收入水平相对于城市生活成本来说，依然较低，难以支撑其在城市中成家立业的梦想。提升流动人口的收入水平，意味着其在衣食住行上的消费能力将会迅速增强，从而必将对城市发展产生不可低估的需求拉动作用。这一庞大而生机勃勃的劳动者群体，不仅能够在各个产业中创造巨大的财富，而且他们完全有条件、有能力成为重要的消费者群体。因此，我们应该采取各种措施，使流动人口的工资提高到合理的水平上。
为实现这一目的，本文针对新生代流动人口收入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提出了以下提高其收入的具体措施：
(一)加大教育培训力度，提升流动人口就业能力
首先，农村基础教育的发展水平是流动人口文化程度的决定因素。新生代流动人口是一个固定在某个年龄段的群体，今天农村受教育的儿童，可能就是下一个阶段的流动人口主体，是城市的产业工人。因此，对于流动人口文化素质提高的要求，必须通过农村基础教育的增强来实现。改善农村基础教育，首先要加大农村教育投入，建设农村教育基础设施。同时，要改革教育评估方式，切实以培养人才为主，让流动人口全面提高文化素质。
另外，还要加大专业技能培训力度，提高流动人口技能素质。当前，流动人口难以适应产业结构升级、城镇化进程的需要，是造成流动人口“就业难”主要障碍之一。因此，要大幅度开展职业技能培训，提高新生代农民工技能素质，为我国制造业发展不断提供合格的产业工人。政府应当加大培训资金投入，健全和规范培训信息的渠道，并对有关培训机构给予适当培训补贴，鼓励企业对员工进行培训，成为培训流动人口的主体，高素质的流动人口劳动技能强、接受能力快，企业聘用他们也会得到更高的收益。同时，鼓励流动人口，尤其是新生代流动人口自我投资接受培训，为他们提供真实可靠的培训信息与培训机会。
(二)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提高个体劳动生产率
按照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要求，转变企业经营方式，不再以压榨工人的劳动时间与劳动强度为赚取利益的方式，而是在技术进步的基础上，不断提高单个劳动力的生产率，从而创造条件，使新生代流动人口的收入水平与经济发展实现同步提升。
(三)消除就业歧视，实现同工同酬
提高新生代流动人口收入，就要在就业方面消除各种歧视流动人口的现象，实现同工同酬，待遇均等。
流动人口特征范文第3篇
在现代中国，流动妇女从私人父权制的坚固堡垒——农村家庭中走向国家和经济生活领域的公共父权制，会面临怎样的境地？流动人口中，就业的性别隔离状况如何？莱斯金(Reskin,1988)认为，不论是妇女在政策上取得了什么样的胜利成果，男性精英都会重塑资源分配的规则，使妇女相对来说总是处于失利的一方。[1](P325)流动人口的性别收入差异如何？是否如莱斯金所说，整体上流动妇女的工薪工作的收入补偿要少于男性？
本文主要对厦门市流动人口工资收入影响因素进行多元回归研究。研究的结果显示：在其他因素相同的情况下，农村流动人口工资差异可以用性别、原工资收入、受教育年数以及目前工作上的年数等因素来解释，年龄、婚姻状况和从事非农工作年数对其工资没有显著影响。分析表明，决定农村流动人口收入的显著因素是性别和原工资收入状况。
二、样本特征简介
样本来自近几年在福建省厦门市举行的流动人口系列抽样调查(2002年厦门市流动儿童健康和教育状况抽样调查和2003年厦门市流动人口婚姻家庭状况抽样调查)。前一次调查采取分层随机等距的抽样方法，对被抽取的样本进行问卷调查，有效问卷共940份。后一次流动人口婚姻家庭状况也采取入户问卷调查形式，调查范围包括厦门市私营企业、学校、工地、饭店等各行各业的外来人口，总共有491个样本，有效问卷为487份。厦门市位于福建省东部沿海城市，经济较发达，大体可以反映我国东部沿海城市的流动人口状况。
本文分析利用的是那些拥有工资收入的人，两次调查中，总共有1130个符合本文研究要求的样本。其中流动妇女有效样本个数为672个，占59.5％；流动男性人口样本个数为458个，占40.5％。表1给出了这些农村流动人口总体样本的基本特征，下面我们逐一分析。
1.流动人口的人口特征
在这次调查的样本中，他们年龄在14-79岁之间，平均年龄为30岁，男性平均年龄为31岁，女性为30岁。流动人口不论男性还是女性主要年龄段均为20-35岁，分别为各自总人数的77.3％和84.3％。这与全国各地流动人口的年龄段相吻合，如据珠海市、广州市的抽样调查，流动人口也主要为年龄在16-35岁和18-35岁之间的青壮年。(见图1)
性别结构对流动人口的构成有一定的影响。不同行业对性别不同的劳动力要求也有所不同。据广东省公安厅1996年统计，在1101万流动人口中，男女比例分别为569万和532万，男性高于女性，而据1998年上半年的统计，男女分别上升为575.3万和578.5万，女性高于男性，总体上两性差别不大。但实际上有的地方因行业和工种的不同，使用性别不同的劳动力却有着诸多差别。这次调查中，59.5％为女性，40.5％为男性，性别比同广东省及全国大部分流入地区情况相差不大。
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谭深认为，从外出类型上看，未婚者与已婚者的差别是很大的：未婚男女的外出基本上属于个人的自主性流动，而一旦结婚成家，男外女内、男主女辅的性别分工就立刻鲜明起来，结婚成家带来的责任感鼓励了男性的外出，但却是女性外出的制约因素。即使夫妻同出，往往是丈夫先出，然后回来接妻子，形成妻子的从属性流动。婚姻状况是否会加剧性别对工资收入的影响，与工资收入存在某种相关性呢？
2.流动人口的文化特征
文化素质、受教育程度是构成流动人口工资收入的重要影响因素。文化层次的高低是衡量不同群体类型流动人口素质的主要标志之一。样本中有研究生学历，也有文盲，主要为小学和初中、高中文化程度，所占比重依次为25％、44.2％和20.4％，而大学以上学历和高中分别占4.2％、6.2％。这说明调查对象绝大部分属于中低层次文化程度。调查中文盲、半文盲人数较少，这也与我国农村的教育普及程度相一致。
3.流动人口的工作经验
样本中流动人口在外打工时间最长为26年，平均在外打工时间7年以上。在厦门滞留时间即表中“厦门年数”有些长达24年，平均滞留时间近6年。流动人口中有个别原工作工资收入(即前期工资)高达4000元。打工时间、厦门滞留时间可以作为反映工作经验的变量，前期工资可以反映出流动人员的工作经验。
当然，实际生活中影响个人工资高低的因素很多，如行业、劳动熟练程度、职务以及国家随机增资政策等。但由于本次调查农村流动人口多从事建筑业、加工业、环卫一些“脏、重、累”等工资低的行业，因此这里未将工种作为一个独立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
厦门市近几年的流动人口的月平均工资收入为500-800元，工资最高的为5000元，而最低的才300元，如此之大的收入差距是如何产生的呢？从表1中可看出工资高的人所受的教育年数要远远高于工资低的人，从事工作的年数也长于工资低的人。虽然我国长期实行的男女平等的社会政策，然而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们特别是决策者形成了“社会发展自然带来妇女发展”的思维定势，会不会忽视发展可能带来的扩大差别、剥夺脆弱群体发展机会的负面作用？如果这样，在提高妇女地位的同时将不可避免会形成新的“性别盲点”。那么是否性别会对农村流动人口的工资收入产生影响？影响有多大？在后面的两部分中，我们将通过多元计量分析来具体解释这个问题。
三、流动人口工资的决定因素
我们下面建立一个多元回归模型来看看流动人口现期工资收入与年龄、性别、婚姻状况、受教育程度、打工时间、在厦门滞留时间、原工资收入等变量间的关系。回归的因变量是流动人口现期工资；自变量分成人口特征、文化特征和工作经验等三组。人口特征包括年龄、性别(男性=1，女性=0)和婚姻状况(结婚=1，单身=0)。文化特征为受教育程度(文盲、半文盲=0，小学文化程度=1，初中文化程度=2，高中及中专文化程度=3，大学文化程度=4)。工作经验包括在外打工年数、在厦门滞留年数和原工资收入。
我们共进行了两次回归。第一次是用Backward对全部因变量回归，结果见表2。第二次是对性别、受教育程度、在厦门滞留时间和原工资收入几个显著性因素进行回归，结果见表3。
在对全部因素的回归中，有几个有意义的结果值得我们注意。首先，受教育程度和工作经验中的“原工资收入、在厦年数”高度显著，说明所受教育程度与工作经验都可以增加流动人口的工资水平。这就说明流动人口虽然大部分从事体力工作或简单脑力工作，但其工作收入仍要求有一定文化水平，与工资收入成正比。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对流动人口知识水平要求必然还将继续提高。
其次，从表2中可以看出，在人口特征中，只有“性别”对流动人口的工资会产生影响，而“年龄、婚姻状况”与流动人口的工资的相关关系不强。因此可以认为，虽然随着流动人口的年龄增长，体力会逐渐减退，但工作经验、生活阅历的增长可以弥补其影响。另外人们也许会认为婚姻有助于个人的成长与发展，但模型显示它并不能给流动人口的工资收入带来显著变化。
第三，出乎意外的是，“打工时间”的长短对流动人口的工资收入影响不大，反而是在流入地滞留时间的长短与工资收入有明显的相关性。不过打工时间不能影响流动人口的工资水平，同“年龄”不能影响工资水平倒似乎保持了一致。对于流动人口来说，与其辍学外出打工赚钱，不如多读些书，提高受教育水平。模型回归结果表明靠延长打工时间获得的工作经验的想法是错误的。
从表3我们可以看出，第一，性别与农村流动人口工资收入相关性很强。同等程度下，男性比女性的平均工资要高一个档次，近400元。排除男女体力上的差异，如此大的差距似乎说明劳动力市场还没有完全达到性别平等。关于性别对流动人口工资收入的影响，我们将在下一部分详细阐述。
第二，教育水平与现期工资相关程度也很强。平均而言，受教育程度每提高一个层次，工资水平就上升200多元，也就是说，同等条件下，小学文化程度的流动人员工资收入要比文盲、半文盲的流动人员工资收入要高200多元；而初中文化程度的流动人员工资收入又比小学文化程度的流动人员工资收入要高200多元，其它依次类推。随着社会的进步，对教育程度的要求应越来越高。因此，农村流动人口要获得更高的工资报酬，就应不断提高自己的教育水平，重视子女的教育。
第三，原工资收入与现期工资正相关。虽然原工资收入不能直接决定一个人的工作能力，可能的解释是，它可以传达一个人的工作能力方面的信息。一般来说，流动人员若原工资收入高，工作能力必然较强，现期工资收入也不会低。
第四，在厦门滞留时间也与工资收入成正比。在厦门多滞留1年，可以增加流动人口工资23元左右。在劳动力输入地滞留时间越长，越有助于流动人口提高在当地的适应能力，获得语言优势，更加融入当地社会，人际关系也会处于相对优越的地位。
农村流动人口工资收入存在显著差异，其差异可以由性别、受教育程度、原工资收入以及在厦滞留时间所解释。决定农村流动人口工资收入的主要因素是性别和受教育程度，尤其是性别对农村流动人口工资的影响巨大。相比之下，除了性别外，受教育程度最重要，其次是工作能力，最后是在流入地的滞留时间。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可以弥补由于工作能力方面缺陷带来的工资损失。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多接受2、3年教育的工资可以相当于在厦门多滞留10年的工资。而年龄、婚姻状况则对农村流动人口工资收入影响不大。
这些结论说明，农村流动人口工资收入状况明显有利于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男子。工资收入与教育水平和工作经验相关这一结论表明，流入地看重流动人口的知识和能力积累。流动人口之所以被当地接纳，在于其经济价值，流入地也应按市场经济运作，给予他们相应的工资报酬。
四、工资收入中的性别差异
我们将结合多元回归的结果，从教育程度、工作能力和流入地滞留时间三方面来具体分析流动人口工资收入中的性别差异。
首先来看看流动人口的教育程度方面的性别差异。表4显示，文盲、半文盲的女性流动人口占女性流动人口总数的8.5％，而男性接近2.8％；女性中受教育水平为小学、初中占绝大多数为女性流动人口总数的73.5％，男性中绝大部分人受教育水平为初中、高中，占男性流动人口总数的73.6％；由于59.5％的样本为女性，所以大学文化程度的女性绝对数量比男性多1个，但从百分比的相对数来看，女性比男性少近两个百分点。因此，总体上来说女性流动人口的受教育水平要比男性流动人口低于一个层次。
我们再来讨论一下不同性别流动人口的原工资收入状况。从表5中可以看到，少于500元工资收入的女性流动人口不论是绝对数还是相对数都远远多于男性流动人口，达到57.3％。男性流动人口的工资收入相对较分散，虽然低于500元的也占男性流动人口总数的42.4％，但工资收入为500-800元、800-1100元之间的有23.1％和18.3％，比女性流动人口要多。中、高工资段的流动人口，不论是男性还是女性，普遍偏少，这可以从流动人口的受教育程度、素质培养等条件限制中得到解释。
接下来看看在厦门市滞留时间长短会对男、女性流动人口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很显然，流动人口工资收入在流入地滞留时间方面的性别差异不大。(见表6)不过在滞留10年以上的时间段里，男性流动人口的百分比要大于女性。我们可以理解为，流动人口多以夫妻共同流动以家庭的状态待在流入地，而且这种状况与滞留时间成正比。从这里看，滞留时间对不同性别流动人口工资收入差异的解释力度不大。
将表5与表7进行对比，就能发现流动人口从流动中是获益的。工资收入不论男性还是女性均有大幅度的改善，尤其是男性流动人口少于500元的百分比由42.4％飞速下降至9％。相比之下，女性流动人口少于500元的百分比下降幅度仅为11.6％。而且男性流动人口的工资收入上涨幅度远远大于女性流动人口，男性流动人口工资收入500-800元段的百分比变化不明显，800-1100元段的百分比上涨尤其突出，由18.3％变为30.6％，其它各工资段男性流动人口百分比均有小幅度上升。女性流动人口的工资收入状况相形见绌，大部分工资收入上涨集中于500-800元段，虽然其它工资段百分比也有一定程度的上升，但增长幅度均小于男性流动人口。总体上说，女性流动人口的工资收入集中于800元以下，占其总数的76.8％，而男性流动人口的工资收入则位于500-1400之间，比例为66.2％。这样看来，流动能使女性流动人口获利，但不是最大获益者。比较而言，她们的整体状况相对下降。因此女性流动人口处于贫困状况的概率要远远高于男性流动人口。
最后让我们对将流动人口工资收入纳入性别因素为解释变量的回归结果与未纳入性别因素的回归结果进行比较，即表8。很明显，有性别解释变量的拟合优度更好。性别对工资收入的影响相当于教育程度提高两个层次，也就是说，如果一名文盲、半文盲男性流动人口的工资收入一般情况下与一名初中文化程度女性流动人口的工资收入相当，而一名初中文化程度的男性流动人口的工资收入会达到一名大学文化程度的女性流动人口的工资收入水平。
五、结语
流动人口工资收入的性别差异是两性不平等在工作报酬上的反映。目前，两性不平等状况在我国甚至全球普遍存在。如我们前面分析的流动人口男女两性受教育程度不同，就与两性受教育机会的不平等密不可分。前者是果，后者就是因。男性工资水平明显高于女性工资水平。虽然我国在工资分配上实行“同工同酬”，不同的工作的确也存在不同的性别要求，而且流动人口大多从事体力活，男性流动人口具有先天的生理优势，但也不能完全排除“挑选性歧视”。受教育机会的两性不平等加剧了这种工作机会上的两性不平等，从而带来一定的工作报酬不平等。在已经制度化的职业分层上，流动妇女同其他女性一样处于不利的位置上。正如莱斯金(Reskin,1988)所预言的，不论是妇女在政策上取得了什么样的胜利成果，男性精英都会重塑资源分配的规则，使妇女相对来说总是处于失利的一方。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婚姻家庭关系的变化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流动人口的流动也慢慢在农村扩散开。现代爱情婚姻模式已经被人们认可，家庭轴心在向夫妻平等的生活模式转变，家庭规模变小，越来越多的农村妇女有时间和精力从事社会生产活动。然而经济上刚刚获得独立的流动妇女，在职业进入、工作性质、工资收入和工作评价等方面遇到明显性别差别和性别等级化。这些将给她们带来社会资源利用的不平等，使她们对社会发展的贡献在很大程度上被忽视，而且还有可能出现经济发展而女性社会地位下降的局面。如上一部分我们就说到改换工作，反而使流动妇女整体状况变坏的情形。这些不平等状况会对流动妇女的整体发展起着负面作用，鼓励她们从经济上更加依赖男性，从思想上更加接受女性的从属地位，最终促使她们接受采用其他手段来获取社会资源的倾向，带来不良的社会影响。
已有相当多的研究表明，男女两性认知能力上的差异是由于社会、文化因素的影响而造成的。即使真的有性别差别存在，量也是很小的，很容易被个体差异或没有控制的其他因素所掩盖。在中国，男尊女卑的观念经过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已渗透、融化在社会生活、社会习俗的方方面面，积淀在社会文化心理结构之中，影响着人们的生活、行为和心理。随着社会发展，越来越多的女性受教育程度越来越高，走出家庭，成为职业女性，男女交往机会越来越多，都可能导致男女之间性格的“对流”，从而缩小两性个性人格上的差异，改变人们的性别观念和社会期待，流动妇女也能获得它带来的外溢效应。显然，改善流动妇女地位，需提高包含流动妇女在内的所有女性教育水平，提高女性在整个社会的地位。
总的来说，流动妇女走出农村，走出家庭，参与社会劳动，这是一个良好的开始。流动妇女的职业生活，明晰的个人收入，促使她们的社会地位、社会心理、家庭地位发生相应变化。它可以充分开发利用社会人力资源，为流动妇女的自立创造条件，更好地展示人类社会在工业化进程中农村女性群体的新形象。农村妇女的真正解放是对我们这个社会进步发展的最好证明。
【内容提要】本文利用厦门市流动人口系列抽样调查数据，通过建立一个多元回归模型来分析流动人口工资收入差异的主要影响因素。结果显示，流动人口的工资收入与性别、受教育程度、原工资收入和在厦滞留时间相关，与年龄、婚姻状况和在外打工年数无关。对流动人口工资收入的重要影响因素性别单独进行分析，考察性别如何作用受教育程度等因素对流动妇女工资收入产生进一步的影响，从而得出提高妇女受教育水平是解决收入性别差异的关键。
【摘要题】实证研究
【英文摘要】ThisessayanalysestheprincipalfactorsaffectingthedifferenceinwageearningsofthefloatingpopulationinXiamenCitythroughutilizingthedatafromaseriessamplesurveyandestablishingamultivariateregressionmodel.Theresultshowsthatthewageearningsofthefloatingpopulationarerelatedtotheirgender,educationallevel,formerwageincomeandlengthofstayinXiamen,butunrelatedtotheirage,maritalstatusandlengthoftimeworkingawayfromhome.Theessaymakesaseparateanalysisofgenderasanimportantfactoraffectingthewageearningsofthefloatingpopulationandexploreshowgenderimpactsone''''seducationallevelandotherfactorsandhowthosefactorsfurtheraffectthewageearningsofmigrantwomen,withtheconclusionthatimprovementofwomen''''seducationallevelisthekeytoresolvinggenderdifferenceinwageearnings.
【关键词】流动妇女/工资收入/性别差异
migrantwomen/wageearnings/genderdifference
流动人口特征范文第4篇
关键词 职业技术教育；流动人口；预防犯罪；有效措施
中图分类号 D917.1；G718.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5739（2011）21-0394-02
随着我国社会的全面转型，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涌向城市，据统计局调查结果显示，截至2008年底，中国农民工共计2.254 2亿人。其中，外出打工的农民工1.4亿人，占农民工总量的62.3%。这些流动人口为城市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然而，以进城农民为主体的流动人口犯罪问题亦日益突出，恶性案件频发，社会危害性较大，已严重威胁社会治安和社会稳定，成为当前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之一。
1 流动人口犯罪的现状与特征
1.1 流动人口犯罪类型日趋增多
流动人口的犯罪类型包括盗窃、抢劫、诈骗、敲诈勒索、拐卖人口、贩毒、吸毒、杀人、、赌博、绑架、组织、等，目前仍然以盗窃、抢劫、诈骗等侵财性犯罪为主。据不完全统计，这3种类型的犯罪占流动人口犯罪总数的50%以上[1]。
1.2 流动人口犯罪手段残忍
流动人口犯罪主要有流窜作案、团伙作案等，具有隐蔽性、多样性，表现为利用网络、通讯设备和现代交通工具等高科技作案的特点，向智能化、专业化、职业化方向发展。值得注意的是，在2005年调查中以犯罪为生的流动人口占犯罪流动人口的9.3%，其比重仅次于属于“打工族”的犯罪流动人口。因此，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明，流动人口中存在着一部分较为稳定的职业犯罪者[2]。
1.3 流动人口中未成年人犯罪率高
近年来，流动人口中的未成年人犯罪呈增加趋势，以上海市为例，截至2008年底，流动人口未成年人犯罪占未成年人犯罪总数的83.27%[3]。我国未成年人犯罪呈现出以下特点：在犯罪心理特征上表现为游戏性和突发性的特点；在犯罪行为特征上表现为暴力化、成人化、智能化的特点；在犯罪的形态特征上表现为团伙化程度日益提高的特点；在犯罪类型特征上表现为财产犯罪、暴力犯罪、性犯罪的特点[4]。
1.4 重复犯罪率高
犯罪的流动人口中再次违法犯罪的人员所占比重呈上升趋势，调查表明，在犯罪的流动人口中曾被判刑和劳教的比例2000年为2.9%，2002年为6.2%，2003年为10.6%，2004年为12.2%，2005年为11.06%[2]。流动人口犯罪经历由初犯、偶犯向累犯、惯犯方向发展[5]。
2 流动人口犯罪的主要因素
2.1 流动人口犯罪人员生活贫困
社会经济因素特别是收入差距与刑事犯罪率呈现明显的同周期走势，两者存在较高的关联度。转型期的我国社会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在扩大。统计表明：从城乡居民的收入和存款余额来看，1978年城乡人均收入之比是2.4∶1.0，到1983年缩小到1.7∶1.0，但是到1997年又迅速扩大到2.5∶1.0，2000年扩大到2.79∶1.00。占全国人口比重70%～80%的农民的存款余额仅占全部存款余额的1/5[6]。研究表明，相对收入差距每上升1%，将导致刑事犯罪率显著上升0.37%；在控制相对收入差距之后，绝对收入差距每上升1%，刑事犯罪率将至少显著上升0.38%[7]。通过调查发现，流动人口犯罪中，因家庭极贫困而犯罪的占33%；因外出打工找不到工作，生活无出路而犯罪的占35%；因好逸恶劳而犯罪的占17%；因其他原因而犯罪的占15%[8]。因此，贫困是外来流动人口犯罪最主要的内在动因。
2.2 流动人口犯罪人员文化程度低，缺乏职业技能
农业部、劳动保障部等六部制定的《2003—2010年全国农民工培训规划》明确指出：我国农村有1.5亿富余劳动力，在这些劳动力中，受过专业技能培训的仅占9.1%[9]。调查表明，流动人口中受教育程度为初中及以下学历的占83.9%，流动人口罪犯中90%以上在26岁以下，80%犯罪的新生代农民工在幼年时期是被留守在农村无人看管的留守儿童[10-11]。由于流动人口普遍存在文化程度低、职业素质偏低、职业技能缺乏的状况，因而他们在就业市场的竞争力较弱，择业范围受到限制，职业稳定性差，经常处于失业或半失业的生存危机状态，绝大多数的流动人口在城市只能从事城里人不愿做的“苦、脏、累、毒、危”五大类工作，他们工作最苦，收入最低，生活条件也最差。因没有城市户口，城市的社会劳动保障体系又拒绝他们，在医疗保障、就业、子女上学、失业保障等方面不能享受与城市居民同等的待遇。城里人灯红酒绿、繁华的生活与他们的生活境遇形成巨大的反差，而流入地的市民对流动人员的歧视、排斥，加剧了他们的不满心理和对立情绪。特别是当其挣钱的正当途径受阻，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极易陷入孤独无助的境地，产生被命运捉弄和被社会遗弃的失落感、挫败感，这必将在其内心深处罩上一层阴影，使其心理严重失衡，长此以往，就会激化社会矛盾，造成违法犯罪。
2.3 流动人口犯罪人员的社会处境差
流动人口中的闲散青少年群体，本应是接受教育、学习知识、学习技术的年龄，但由于贫困等原因过早的辍学流入大城市从事工薪低、工作条件恶劣的工作，加上他们知识欠缺和生活视野狭隘，法律意识淡薄，分辨事非能力及抵御能力较差，经受不住各种物质享乐的诱惑，很容易被别人拉拢、利用，其中一部分人在极端心理的支配下选择用非法手段获取财富。调查显示，辍学无业的未成年罪犯占未成年罪犯总数的比例高达70%以上，辍学无业已成为未成年人走上犯罪道路的重要原因[12]。
由于他们长期处于失业、待业或隐性失业，不能实现充分就业，不能融入正常的社会生活环境，而处在社会的边缘，进而产生对社会的隔离感、敌意和不信任态度。特别容易对社会形成“过客”的心态，对社会只有“陌生人”的感觉，而没有“主人翁”意识的归属感。他们对生活状况的不满往往会通过较为激烈的方式来宣泄，而无论采取什么样的非正常方式来宣泄不满情绪，都直接影响社会稳定。
社会心理学家认为，任何人都具有强烈的求同归属感，这是人的社会性所决定的。闲散青少年也有向往、适应群体生活的“相群性”，有希望得到社会和群体的承认、保护、尊重、友谊、力量等心理欲望。相反，一个人如果被排斥在主流群体之外，容易形成不良心理和行为，给自身和社会带来危害。由于脱离学校和家庭的生活环境，容易导致闲散青少年与自己境遇相同的人结成不良群体，在群体中寻求尊重和接纳，在与不良伙伴交往过程中，致使错误的社会意识、不良的个性品质和行为习惯得到强化，还可能形成不良群体和犯罪团伙。由于群体内的朋友信任和依赖度比较高，导致相互间的负面影响也比较大，这让闲散青少年更容易形成犯罪意识，学习犯罪技能，不断交叉感染，一步步滑向违法犯罪的深渊。
3 控制流动人口犯罪的有效措施
犯罪学的开山鼻祖贝卡利亚说：预防犯罪比惩罚更高明，事实上预防犯罪的意义永远要比打击惩罚犯罪的意义重要。正如木桶理论所描述的，一只木桶能装多少水，不但取决于最短的一块木板的长度，还取决于木板与木板之间结合的紧密程度。对于整个国家而言，流动人口是一支庞大而以青、壮年为主体的群体，相当于木桶最短的一块木板，只有解决好流动人口生存和发展问题，才能从源头上预防流动人口犯罪，国家才能长治久安，社会才能真正的稳定和谐。
3.1 保障流动人口的待遇
要解决好流动人口的生存和发展问题，首先应公平、公正地对待流动人口，尊重他们的人格。流动人口，包括曾经犯过罪的流动人口，都是中国公民，理应享受与城市居民同等的待遇，诸如教育、就业、居住等社会保障。应从政策、法规、制度上予以保证，使流动人口真正融入城市社会，成为城市社会的主人，自愿遵守既定的规矩，自觉维持社会秩序[13]，共同维护这一“明理诚信，人人平等，互相关爱，和谐共处”的社会环境。
3.2 政府应有计划地培训无职业技能的流动人口
党的十七大报告强调指出：“就业是民生之本”。人们的生存和发展必须具备一定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条件，而这些条件的改善源于收入的增加，而收入增加的根本途径就是就业。正是基于就业问题的重要性，世界各国或地区无不把就业政策特别是对弱势群体（包括青少年）的就业支持作为公共政策的重要内容。流动人口受教育程度低，职业技能缺乏，而城市劳动力市场中需求量最大的是受过专门职业教育、具有一定专业技能的中专、职高和技校水平的劳动力，占总需求的56.6%[14-15]。因此，政府部门应以高度地社会责任感，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为流动人口提供学习职业技术和技能的平台，提高他们的素质和生存职业技能，并将职业教育与就业结合起来，促进人人就业，使流动人口尽快获得一个稳定的生活和工作环境，从源头上预防流动人口犯罪。
3.3 多种途径加强职业技术教育
3.3.1 发挥政府的主体作用，调动鼓励社会各方面的力量。加强政府对流动人口职业教育培训的组织领导和宏观指导，出台相关政策、法规，拨出专款，免费提供流动人口职业技能培训与教育的费用。调动和协调社会各方面的力量，统一思想，提高认识，确保流动人口职业技能培训与教育工作有序开展。同时采取形式多样的宣传活动，将政府对流动人口的关怀送到千家万户，让他们及时了解免费培训的有关政策、培训方式，动员、鼓励流动人口参加职业技能和就业培训，促使流动人口掌握社会生存的技术和技能，从而改变自己的命运。
3.3.2 根据行业、企业的实际需要，以及劳动力市场和用工单位的需求，职业学校或培训机构可采用学历教育和职业培训多样性及多层次的引导性的培养形式。开展单项实用技术、职业技能培训、岗前培训、创业培训等职业培训。根据学员的特点和个人需求，扬长避短，有针对性地选择培训内容。
3.3.3 建立、健全流动人口职业教育培训的质量保障体系。①着力培养学员的社会责任感、职业道德、职业素养、职业技能和就业创业能力。教会他们准时完成任务，训练其耐心，并帮助他们建立自信，寻求自我认同。②根据社会经济发展及市场的需求，合理地设置培训专业。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新的技术、新的材料、新的能源、新的行业也在不断地产生，做到培养、培训与就业岗位需求结合、与技术发展相结合、与技能鉴定相结合。③根据专业技术的要求，科学确定培训内容，全面提高培训的针对性和有效性，按需施教、注重技能、突出实际、实效的以能力为本位的教学模式，做到培养出来的学生能有真正过硬的技术和技能，在工作中能上岗解决实际问题。④制订完善的教学管理制度。教育部门应转变教育观念，确立惩戒与鼓励同等重要的观念，可借鉴韩国、新加坡等国制定的《教育惩戒法》，为了防止不良习气在学校蔓延，建立严格、有效的考核、奖惩制度，意在培养学员健全的人格、树立良好的学习风气。为调动流动人口学习技术、技能的积极性，可借鉴美国的“学券制”制度，政府给流动人口职业教育培训的款项，全部以学券的形式发给待培训的学员，他们手持学券，可在众多的公、私职业学校、培训机构等之间自由选择。选中后就拿学券付学费，而被选中的学校或培训机构凭收到的学券到政府兑换教育经费。学券只能用于教育开支，保证社会用于教育的投资不被移为他用。同时也有利于学校与培训机构教学质量的良性竞争。建立学习激励机制，生活费及奖学金可根据学员的学习态度和学习效果来决定。也可采用生活费全部、部分免除的方式，在学员完成学业并参加工作后，适当的偿还费用，以回报社会，这样有利于培养学员的社会责任感和正确的人生观和世界观。规范技能评价管理，技能评价、技能鉴定与实际应用相适应，做到公平、公正、公开考核。完善职业资格运行机制的相关法规，真正体现技术、技能与就业、待遇挂钩公平竞争的社会氛围。学员经过刻苦努力学习通过技能鉴定，获得《国家职业资格证书》，才有可能找到一份理想的工作，增加自己的劳动报酬，做到体面尊严，提高生活的幸福指数。同时，让更多的流动人口能够参加免费技能培训。制定学员毕业、结业后的跟踪回访制度，对于学以致用、社会效果好的学校或培训部门，向社会公布，并且政府加大投资，形成良好的社会效益和良性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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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动人口特征范文第5篇
关键词：流动人口；居留意愿；影响因素；地区比较
中图分类号：C92-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149（2013）04-0012-09
一、问题的提出
流动人口城市居留或迁移意愿在促进人口有序流动、合理分布和加强公共服务、社会管理等方面可作为相关部门进行决策的重要依据。那么，它会受到哪些方面因素的影响呢？近些年来，学者们大多运用某一地区的抽样调查数据对此加以分析和研究。然而，对现有的分析和研究进行比较可以发现，流动人口居留或迁移意愿的影响因素在不同地区有所差别。比如，一项2006年北京市流动人口迁移意愿的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受教育程度对流动人口的迁移意愿没有明显影响；而一项2007年苏州市和上海市流动人口居留意愿研究的结果却显示，受教育程度与居留意愿存在正相关关系，即随着受教育程度的提高，选择非永久居留、居留意愿不确定的可能性减小。
我们需要弄清以下几个问题：流动人口居留或迁移意愿的影响因素存在地区差异吗？如果存在，那么哪些方面的因素是由于地区差异所造成的？如果不存在，那么目前的分析和研究所显示的地区差别，是不是由于彼此之间可能存在着流动人口样本选取和影响因素测量口径的不尽一致等所导致？出于这些考虑，本文运用一项在全国5个城市使用同一调查问卷和抽样方法开展的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进行分地区的流动人口居留意愿影响因素的比较研究，旨在能够明晰不同地区流动人口的居留意愿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以及这些因素对不同地区流动人口的居留意愿又是如何产生影响的。进一步归结出哪些因素对所有地区均产生影响，哪些因素对某些地区产生影响，而哪些因素却仅对个别地区产生影响。
二、分析对象、框架及变量
本文所指的流动人口为在流人地居住一个月以上、16～59周岁的跨县（市、区）人群。居留意愿为是否打算在流入地长期居住。如果打算长期居住，则认为有居留意愿；如果不打算长期居住或没想过该问题，则视作无居留意愿。对于流动人口居留意愿的影响因素，我们认为，来自个体、家庭、社区和社会四个层面的因素将会对其产生影响。
在来到流入地的初期，大部分流动人口只身一人在流入地打拼创业。此时期，他们的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婚姻状况、户口性质等个体特征因素会对在停留城市寻找工作机会、挣钱多少、学习技术等产生影响。其间，流动人口会不断地将流人地和流出地进行比较（比如流动过程的成本与收益），以决定是否能够停留。如果经过权衡最终选择停留，那么随着时间的推移，家庭成员将会逐步来到流入城市，从而出现举家聚居流人地的情况。此时期，流动人口的就业状况、家庭收入、居住条件、孩子教育等家庭生存与发展因素将对其居留意愿产生较大影响。也就是说，流动人口需要从家庭的角度权衡利弊，以做出是否继续停留的抉择。在上述居留意愿的权衡及抉择过程中，社区及社会因素将发挥促进或制约作用。比如，完善的社会保障和健全的户籍制度等社会因素将对个体和家庭的发展起到促进作用，这必然能够增强流动人口的居留意愿；而广泛的人际网络关系和融洽的生活和工作氛围等社区因素将会增强流动人口的居留意愿。反之，这些社会和社区因素将会削弱流动人口的居留意愿。
基于以上分析与认识，我们提出本研究的分析框架（见图1）。即在分地区剖析流动人口居留意愿差异的前提下，按照个体、家庭、社区和社会四个层面对流动人口居留意愿进行不同地区影响因素的比较研究。
对于不同层面影响因素的变量选择，个体层面我们考虑了流动人口的年龄、性别、婚姻状况、受教育程度、户口性质等体现个体特征的变量。以及流动范围、停留时间等反映流动过程的变量。家庭层面我们考虑了流动人口在流入地同住家庭成员人数、家庭住房条件（包括在流入城市的现居住房性质及近期住房解决计划）等体现家庭生存现状的变量，以及就业行业类别、家庭年度储蓄与投资、流动人口停留是否为了孩子教育等体现家庭发展状况的变量。社区层面我们纳入了流动人口日常交往对象这一反映人际网络的变量，以及是否关注社区集体活动、是否愿意融入本地人当中以及对待本地生活方式的态度等体现社会融入和参与的变量。社会层面包括流动人口是否参加社会保险以及有无需要解决本地户口等体现社会保障和户籍制度的变量。
三、数据来源及研究方法
2010年12月，原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流动人口服务管理司根据东、中、西部的区域差异、经济带发展水平以及大中小城市等因素，选取了北京、郑州、成都、苏州和中山5个城市进行了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调查按照三阶段与规模成比例的抽样方法在5城市随机选取调查对象。调查样本分配情况为北京市、郑州市、成都市各2000人，苏州市、中山市各1000人。调查内容包括调查对象及家庭成员基本情况、就业状况、住房条件、社区关注和参与、公共服务需求等。调查回收有效问卷7976份，其中，北京市2000份，成都市1999份，郑州市1977份，苏州市和中山市各1000份。
本研究使用SPSS16.0版软件进行单因素的交叉表卡方检验和多因素的二分类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在进行交叉表卡方检验分析时，选取显著性为0.05的水平，筛选出那些与居留意愿有一定相关性的因素。进而将这些与居留意愿有一定相关性的因素作为二分类Logistic回归模型的自变量，对于通过显著性检验（显著性水平为0.05）的因素或变量，解释分析它们对居留意愿的作用。
四、四个层面的因素对不同地区居留意愿的影响分析
结果显示，43.1%的调查对象回答打算在流入地长期居留，选择“不打算”和“没想过”者的比例分别为23.0%和33.9%。按照本文对居留意愿的界定，43.1%的流动人口有居留意愿，无居留意愿的流动人口占56.9%。
分地区来看，郑州市流动人口有居留意愿的比例最高，达到一半。成都市和北京市流动人口中有居留意愿者的比例也较高，分别为46.6%和45.6%。相比较而言，苏州市和中山市流动人口中有居留意愿者的比例略低，分别为31.3%和29.1%。（见表1）
在分地区建立Logistic回归模型时，因变量为有居留意愿，且将有居留意愿设为1，无居留意愿设为0。自变量为在描述性分析中各地区有统计学差异的因素或变量。表2给出了分地区Logistic回归模型的拟合优度和预测效果。在各地区的Logistic回归模型中，R2大于0，模型系数检验为有显著差异（P0.05），百分率校正在70%以上。可见分地区的Logistic回归模型拟合度较好，表明各模型中的自变量对因变量能够给予较好的解释。
不同地区流动人口的居留意愿存在一定差别，那么来自个体、家庭、社区和社会四个层面的因素中哪些将对不同地区流动人口的居留意愿产生影响？下面，我们从上述四个层面对不同地区流动人口居留意愿的影响因素予以解析。
1.个体层面
交叉表卡方检验结果表明，除性别外，年龄、受教育程度、婚姻状况、户口性质、停留时间和流动范围等个体层面因素与绝大多数城市流动人口的居留意愿存在统计学差异并具有一定相关性。其中，年龄、婚姻状况和停留时间与5城市均存在统计学差异并具有一定相关性。受教育程度与除中山市外的其他4城市，户口性质与除郑州市外的其他4城市存在统计学差异并具有一定相关性，流动范围与成都市、郑州市和中山市存在统计学差异并具有一定相关性。而北京市几乎所有的流动人口均为跨省流动，在此不适合进行流动范围的分析。
从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来看，如表3所示，来自个体层面的因素对流动人口居留意愿的影响较为分散。年龄、教育程度、停留时间和流动范围因素对某些城市流动人口的居留意愿产生影响。北京市、成都市、郑州市和苏州市流动人口的居留意愿受到某些个体层面因素的影响，而中山市流动人口的居留意愿不受任何个体层面因素的影响。此外，性别、婚姻状况和户口性质因素对5城市流动人口的居留意愿则不产生影响。
年龄对北京市和郑州市流动人口的居留意愿产生一定影响。在5城市中，北京市流动人口平均年龄处于中间水平，而郑州市与苏州市相接近，流动人口平均年龄较小。与15～20岁组相比较，北京市20～30岁组流动人口具有较强的居留意愿，而郑州市40岁及以上组流动人口具有较强的居留意愿。也就是说，北京市流动人口中年纪较轻者的居留意愿更为强烈，而郑州市流动人口中年纪较大者的居留意愿更为强烈。以往的研究结果与北京市的情况较为相似。
受教育程度对北京市和成都市流动人口的居留意愿产生一定影响。在5城市中，北京市流动人口拥有大专及以上学历的比例为最高，具有初中文化水平的比例为最低。尽管成都市流动人口的受教育程度构成与郑州市和苏州市的相似，但其受教育程度对其居留意愿的影响与北京市接近，即受教育程度为大专及以上者较初中者具有更强的居留意愿。已有的研究也指出，较高受教育水平形成的人力资本是促进城市农民工选择持久性迁移的重要因素。
停留时间对北京市、成都市和苏州市流动人口的居留意愿产生一定影响。在5城市中，北京市流动人口的平均停留时间最长，达6年之久；苏州市次之，为4.3年；而成都市最短，仅3.5年。与停留时间不满1年者相比，北京、成都和苏州3城市停留时间8年及以上者具有较强的居留意愿；此外，北京市和苏州市停留时间1～3年者、北京市和成都市停留时间5～8年者均具有较强的居留意愿。总的来看，停留时间越长，流动人口居留意愿越强烈。。
流动范围对成都市和郑州市流动人口的居留意愿产生一定影响。需要指出的是，在5城市中，只有成都市和郑州市流动人口的流动范围以省内跨市县为主，且所占比例基本持平，达85%。与远距离跨省流动者相比较，中短距离的跨县市流动者具有更强的居留意愿。这是由于省内人们的生活方式、思想观念等更为接近，各种社会关系网络的影响作用也会更强，更有利于他们在中短距离流入城市进行工作、生活和发展。
2.家庭层面
交叉表卡方检验结果表明，几乎所有的家庭层面的因素均与5城市流动人口的居留意愿存在统计学差异并具有一定相关性。具体来看，同住家庭成员人数、就业行业类别、现居住房性质、近期住房解决计划和考虑孩子教育等因素在5城市均存在统计学差异并具有一定相关性。特别是就业行业类别、现居住房性质和近期住房解决计划等因素在5城市存在着显著的统计学差异并具有较强的相关性。而家庭储蓄和投资与除成都市外的其他4城市存在统计学差异并具有一定相关性。
从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来看，如表4所示，来自家庭层面的因素对流动人口居留意愿的影响趋于集中。就业行业类别、现居住房性质和近期住房解决计划因素对5城市流动人口的居留意愿均产生影响，同住家庭成员人数和考虑孩子教育两方面因素对部分城市流动人口的居留意愿产生影响，家庭储蓄与投资因素对苏州市流动人口的居留意愿产生影响。由此可见，5城市流动人口的居留意愿受到较多家庭层面因素的影响。
对于流动人口的就业行业类别，北京市以从事其他行业和批发零售业为主，郑州市和成都市以从事批发零售业和社会服务业为主，而苏州市和中山市以从事制造业和批发零售业为主。与从事制造业者相比，5城市从事批发零售业者具有较强的居留意愿；此外，在北京市、郑州市和苏州市从事其他行业者、在郑州市从事社会服务业者、在苏州市从事住宿餐饮业者的居留意愿也较强。
在住房状况方面，条件的改善对5城市流动人口的居留意愿产生较强的影响。从现居住房性质来看，与低租金或免费住房者相比较，5城市流动人口已购住房者具有更强的居留意愿；此外，成都市租住私房者具有较强的居留意愿，而中山市租住私房者却具有较弱的居留意愿。从近期住房解决计划来看，与500元以内租房者相比较，5城市流动人口购买或自建住房者具有更强的居留意愿，而无打算者则具有较弱的居留意愿。需要注意的是，在成都市近期打算花费500元以上租房者的居留意愿较500元以下租房者更为强烈。住房状况对流动人口居留意愿产生重要影响，特别是已购房者具有更强的居留意愿，这与以往的同类研究结果相一致。
同住家庭成员人数对北京市、苏州市和中山市流动人口的居留意愿产生一定影响。在5城市中，上述3城市同住家庭成员人数为2人及以上者所占比例均较高。在北京市，随着同住家庭成员人数的增加，流动人口居留意愿表现得越发强烈，具体而言，与同住家庭成员为1人者相比，同住家庭成员为2人、3人和4人者具有更强的居留意愿。而在苏州市和中山市，仅同住家庭成员为3人或3人以上者的居留意愿显得更加强烈。近年来，流动人口举家迁移趋势明显，家庭式迁移更为稳定，且迁移流动的成本增大，这使得他们再迁移的可能性较小。
考虑孩子接受教育仅对成都市和郑州市流动人口的居留意愿产生一定影响。上述2城市流动人口中考虑孩子接受教育者具有更强的居留意愿。我们分析，这与2城市中的流动人口绝大多数为省内跨市县流动有一定关联，或许这种中短距离的流动在一定程度上也考虑了孩子能够接受更好的教育。此外，对于苏州市流动人口，年度家庭储蓄与投资水平较高者具有更强的居留意愿。这与苏州市流动人口以跨省流动的年轻夫妇居多有关，收入水平也许是他们考虑居留与否的重要前提。
3.社区和社会层面
交叉表卡方检验结果表明，大多数社区和社会层面因素均与5城市流动人口的居留意愿存在统计学差异并具有一定相关性。具体而言，这些因素包括对待本地生活方式态度、是否关注社区集体活动、是否愿意融入本地人当中和有无需要解决本地户口。日常交往对象与北京市、郑州市和苏州市流动人口的居留意愿存在统计学差异并具有一定相关性。是否参加社会保险与成都市、郑州市和苏州市流动人口的居留意愿存在统计学差异并具有一定相关性。
从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来看，如表5所示，5城市流动人口的居留意愿均受到某些社区和社会层面因素的影响。这提示我们，社区和社会层面的因素对流动人口居留意愿的影响不可或缺。有无需要解决本地户口对5城市流动人口的居留意愿均产生影响，对待本地生活方式的态度、是否关注社区集体活动和是否愿意融入本地人当中对绝大多数城市流动人口的居留意愿产生影响，日常交往对象和是否参加社会保险分别对北京市和苏州市流动人口的居留意愿意产生影响。
在有无需要解决本地户口方面，5城市流动人口中有需要解决户口者的居留意愿较无需要者更为强烈。尽管有的研究认为，即使没有户籍制度这一障碍，流动人口中的大部分人也没有把在流入地定居作为其最终目标。但更多的研究则指出，户籍制度对流动人口的迁移或居留意愿会产生影响。
在对待本地生活方式的态度上，随着接受程度的增高，除苏州市外的其他4城市流动人口的居留意愿趋于更加强烈。具体而言，完全接受本地生活方式者较不接受甚至排斥者具有更强的居留意愿。相关研究也表明，农民工对城市生活、社会文化环境等方面的满意度越高，则迁移意愿，特别是持久性迁移意愿也就越强。是否关注社区集体活动对除北京市外的其他4城市流动人口的居留意愿产生一定影响。关注社区集体活动者较不关注者具有更强的居留意愿。有研究也表明，经常参与社区活动对流动人口户籍迁移有显著影响。是否愿意融入本地人当中对除成都市外的其他4城市流动人口的居留意愿产生一定影响。愿意融入本地人中的流动人口其居留意愿较不愿意者更为强烈。成都市流动人口绝大多数为跨市县流动，其平均年龄最大，但平均停留时间最短，平均同住家庭成员人数也最少，这或许是他们的居留意愿未受是否愿意融入本地人当中影响的原因。
北京市流动人口在流入地停留时间最长。其中，停留8年以上的流动人口所占比例达29%。较长的停留时间将会增加他们认识和结交朋友的范围和数量。结果显示，随着北京市流动人口日常交往对象从以流出地亲缘和地缘关系为主的人际网络向以流入地工作和生活关系为主的人际网络扩展，他们的居留意愿变得更加强烈。而有的研究也显示，农民工来往的朋友数量越多，其越倾向于永久性迁移。
苏州市流动人口的居留意愿受到是否参加社会保险因素的影响。在5城市中，尽管苏州市流动人口参加至少一种社会保险的比例处于中等水平。但其平均参与社会保险的种类数是最多的。特别需要提及的是，苏州市流动人口参加5～6种社会保险的比例在5城市中最高，达26.5%，远高于其他4个城市的不足9%。我们分析，这种较高的社保参与水平使得其他流动人口意识到在城市居留需要考虑社会保障因素。
五、结论与讨论
通过以上剖析可以看出，5城市流动人口居留意愿大都受到就业行业类别、住房状况、有无需要解决本地户口、对待本地生活方式态度、关注社区集体活动、愿意融入本地人当中等因素的影响。也就是说，来自家庭、社区和社会三个层面的某些因素，对不同地区流动人口的居留意愿均产生共同的影响。这提示我们，流动人口居留意愿在此三个层面上的某些影响因素存在较小的地区差异。
然而，我们同时也看到，几乎所有的个体层面因素均不会对5城市流动人口的居留意愿产生共同的影响。这表明流动人口的居留意愿在个体层面的影响因素存在较大的地区差异。此外，家庭层面的某些因素，像同住家庭成员人数、考虑孩子接受教育、家庭储蓄与投资等；以及社区和社会层面的个别因素，如日常和谁来往和参加社会保险等，也仅对某些或某一城市流动人口的居留意愿产生影响。这显示流动人口的居留意愿在此三个层面上的某些影响因素存在一定的地区差异。
流动人口居留意愿的某些影响因素存在的地区差异是如何造成的？这是由于5城市及其流动人口之间具有某些不尽相同的特点，致使其居留意愿受到的影响亦有所差别。根据5城市的区位功能性质和社会发展水平、流动人口居留意愿构成和个体家庭特征等方面，可将5城市大致梳理和归结为苏州和中山、成都和郑州、北京3种情况。
苏州市和中山市在本省内均属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中等城市；较其他3城市而言，2城市流动人口中有居留意愿者的比例较低且相差不大；2城市流动人口的某些个体和家庭特征较为接近，如受访流动人口以跨省流动为主，平均停留时间为4年以上，就业行业类别以制造业为主等；2城市流动人口居留意愿的影响因素较为相似，即来自个体层面的影响因素较少，但来自家庭、社区和社会三个层面的影响因素较多。
成都市和郑州市在本省内同属于省会级大城市；与其他3城市相比较，2城市流动人口中有居留意愿者的比例最高：2城市流动人口的某些个体和家庭特征也较为接近，如绝大多数受访流动人口为跨市县流动者，平均停留时间最短，就业行业类别以批发零售业和社会服务业居多；2城市流动人口居留意愿的影响因素也甚是相似，即受到个体层面某些因素的影响，且受到家庭、社区和社会三个层面因素的影响较为一致。
北京市是直辖市级的特大城市：较其他4城市而言，北京市流动人口中有居留意愿者的比例较高；北京市流动人口的个体和家庭特征为，几乎所有的受访流动人口均为跨省流动，停留时间最长，受教育程度最高，同住家庭成员为2人及以上者所占比例较高，就业行业类别以其他行业和批发零售业为主，特别是其他行业所占比例远高于其他4城市；较其他4城市而言，北京市流动人口的居留意愿受到个体、家庭、社区和社会四个层面诸多因素的影响。
综合而言，2010年全国5城市的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的使用，避免了流动人口样本选取和影响因素测量口径不尽一致的问题。流动人口居留意愿的影响因素在个体层面上存在较大的地区差异，而这与不同地区及其流动人口的个性特征密切相关；而在家庭、社区和社会三个层面上，某些影响因素未见地区差异，某些影响因素却存在一定的地区差异。相比较而言，那些未见地区差异的影响因素更具有实质性的决定作用，比如住房条件的改善、接受本地生活方式、解决本地户口等。
需要提及的是，某些因素作为自变量会对居留意愿产生一定影响。比如同住家庭成员人数和住房状况这两个因素，家庭成员聚居、住房条件改善能够增强流动人口的居留意愿；但反过来也须考虑到，居留意愿作为自变量也可能将对这些因素产生一定影响。即较强的居留意愿也可以增大流动人口家庭成员聚居规模和改善住房条件的可能性。本文的数据亦显示，有居留意愿者中，同住家庭成员人数为2人及以上的和已购住房的比例均高于无居留意愿者。
从以往的研究来看，在居留意愿对住房状况的影响方面，仅有的少数研究未将居留意愿作为影响因素进行考虑，而与之相关的文章指出不同居留意愿的流动人口其住房状况存在一定差别。对于家庭式迁移的影响因素，尽管近年来学者们给予了一定的关注，但我们看到，这些研究也尚未将居留意愿作为影响因素纳入其考量范围。
由于我们使用的截面数据中某些因素缺乏时间设问，对于诸如流动人口举家聚居迁移、住房状况改善等因素，在其发生、迁延与演进过程中，其与居留意愿之间的关系是双向彼此影响，还是单向互为因果，本研究无法对此做进一步的深入探究。我们建议，在今后的相关研究中，应该运用能够判别出目标因素孰为先发生、孰为后发生的跟踪数据或截面数据，就此方面给予重点关注并详加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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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动人口特征范文第6篇
关键字：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特征；现状；措施
Abstract: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status of the family planning management of floating population and measures to strengthen family planning management of floating population from the connotation and basic characteristics of the floating population.Key words: floating population; family planning; characteristics; the status quo; measures
中图分类号：C92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2104（2012）02-
前言：
随着市场经济社会的发展和人口与计划生育管理的逐步规范, “人户分离”现象成为人口与计划生育管理中的一个重点和难点,已经严重影响到了计划生育管理水平的进一步提高。因而探讨如何加强流动人口的计划生育管理有着非常重大的意义。
一、正确理解和认识流动人口的内涵和基本特征
流动人口是指常住人口因生产、生活、婚姻等原因而离开户籍地，在户籍地与居住地之间流动的人口。市内户籍地与居住地分离人口是一个介于常住人口和流动人口之间的特殊人口群体。
1、从分布区域看,它流动的区域是市内,没有流出市外,它属于常住人口,具有相对的稳定性。
2、从人口流向上看,它属于市内流动人口,只不过其流动的范围较为固定,但仍具有一定的流动性。
3、从管理和统计的角度看，这一部分人口属于常住人口,但又是流动的，只能按常住人口统计，无法将其纳入流动人口的管理和统计，在具体管理操作中又要按流动人口管理，属于人口与计划生育管理中出现的新现象、新问题，因而具有特殊性；
4、从管理的难度看, 市内流动人口尽管其流动的范围有限,但这些人口离开具有有效管理权限的户籍地,在市内的其他地方居住,其生育、节育、怀孕服务、入户访视等服务管理工作难于落实，同时也为计划外生育埋下了隐患，使户籍地和居住地计划生育部门都步入两难境地，因而具有其复杂性。
5、从目前国家和省、市的计划生育法规、政策、规章和细则看，对市内流动人口的管理尚无具体的可操作性的规定，管理具有一定难度，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制定出台了《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规范》，尽管还不十分完善，但不失为一种有益的探索和尝试。
二、我国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现状
1、流动人口对国家人口与计划生育政策比较陌生
一方面我国流动人口的流动具有很大的盲目性、自发性，且大部分是在传统的农村地区成长起来，受教育程度不高，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及各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比较陌生。另一方面，户籍所在地计划生育管理机 构，对本地剩余和输出人员计划生育政策宣传力度不够，使流动人口对国家人口与计划生育政策的内容了解甚少。
2、流动人口计生管理经费缺口很大
完善的管理秩序、充足的工作经费，是落实各项管理措施及优质服务的前提和保证。各级政府在鼎力支持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的同时，更要加大对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经费的投入。随着我国经济体制的改革和就业观念的改变，流动人口将逐年呈上升趋势。现在，各级政府对计划生育工作经费的投入还不够充足，尤其是对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经费的投入缺口很大。如：流动人口管理的基础设施、阵地建设、服务设施、避孕药具、宣传资料、网络建设等等。在人员配置方面，更要加大队伍建设。因此，各级政府对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经费的投入不够，造成对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经费缺口很大。
3、流动人口的育龄妇女很难采取节育措施
一方面，有一部分育龄妇女，封建思想根深蒂固，重男轻女非常严重，利用外出做工的名义，在外地有意逃避，进行多生和超生；另一方面，公安、劳动、工商、用人单位没有及时与计划生育管理部门积极配合，对流入本地的育龄妇女，没有及时通知计划生育管理部门对他们进行服务。其次流动人口的就业流动性很大，居住无法稳定，每当计划生育管理部门通知流动人口育龄妇女 进行“B超” 怀孕检查和落实节育措施时，有相当一部分育龄妇女无影无踪。所以，计划生育管理和服务工作很难及时跟上。
三、强化属地管理,靠实领导责任,完善工作措施
1、要进一步强化属地管理，构建以居住地为主的管理和服务体制。市场的活跃，经济的繁荣，企业改制或倒闭，经济利益的驱动等诸多因素导致了市内流动人口流动数量和频率加大，下岗分流人员和临时雇用人员越来越多。构建以居住地为主的管理和服务体制，将市内流动人口纳入常住人口统一管理和服务，成为新时期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的必然选择。
（1）要严把户籍地的“流出关”。市内流动人口因其流动的范围仅限于本市内，一般不办理《流动人口婚育证明》，户籍地计划生育部门必须加强管理，严把“流出关”，随时掌握其动向，流出前应签订管理合同，落实相应的管理和服务措施，对计划生育有问题的人员可在问题得到妥善解决后再流出，户籍地计划生育部门在签订管理合同时必须与本人见面。流出人员流出到达居住地后，户籍地计划生育部门要积极主动地与居住地计划生育部门签订管理协议，并提供流入人员婚育情况详细资料。
（2）要严把居住地的“流入关”。一般情况，户籍地计划生育部门对流入居住地的人员，都要签订管理协议，提供相关资料，协议签订后，居住地计划生育部门应对流入人员提供生育、节育、环孕检、访视等一切服务，并定期将情况反馈给户籍地；对已流入居住地，但户籍地尚不知情的，居住地应及时反馈通报户籍地。不论是否签订管理协议，市内流出人口到达居住地出现的计划生育方面的问题，都必须由居住地全权负责。
（3）要建立健全市内流动人口管理制度和档案资料，严把“管理关”。市内流动人口具有其特殊性，要使其管理工作做到规范有序，就必须建立健全一套合情、合理、合法的管理制度，靠制度管理人，靠制度办事，应当建立《市内流动人口管理办法》，《市内流动人口访视制度》，《市内流动人口环孕情服务制度》《市内流动人口信息通报制度》等等，使市内流动人口的管理逐步走上正规化。与此同时，户籍地和居住地在相互签订管理协议，落实管理措施的同时，必须建立县内流动人口的登记册、出生登记册、已婚育妇卡、环孕情登记册、入户访视卡、节育登记册等各种档案资料，并实行微机管理，坚持按月运转，准确及时通报相关单位及人员。
2、要纳入目标管理和考核督查，严格兑现奖惩。市内流动人口的计划生育管理是当前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中的一个重点和难点，也是影响计划生育管理与服务水平进一步提高的重大隐患，必须采取强有力的措施抓好落实。
（1）要落实好居住地的管理与服务工作。对市内流动人口，居住地要纳入常住人口管理，对节育措施、产术后访视、入户访视、环孕检、宣传教育等方面的工作要定期落实，定期通报情况，与户籍地密切协作，齐抓工管。
（2）要严格兑现奖惩。对市内流动人口管理工作实行定期抽查考核，一旦出现问题，要严格按《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规范》兑现奖惩，直至“一票否决”。居住地对发现的问题没有及时通报户籍地而造成严重后果的，由居住地承担责任；居住地对发现的问题虽已通报户籍地，但未积极协助户籍地而造成严重后果的，由居住地和户籍地共同负责；居住地对发现的问题已通报户籍地，但因户籍地未及时采取措施而导致出现严重后果的，由户籍地承担责任。
3、要强化领导，明确人员和职责。市内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工作是一项新内容，正处于实践摸索阶段，必须要有坚实的组织领导做后盾。各级党政领导和计划生育部门负责同志首先要认清抓好县内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和服务工作的必要性和迫切性，统一思想认识，列入议事日程，结合各自实际，制定切实可行的措施，实行领导亲自抓，总负责，常抓不懈。各级计划生育部门应确定专门人员从事县内流动人口的管理，督查和指导，明确各级人员的职责和任务，做到工作经常化、规范化、科学化。
4、要紧密配合，建立城乡市内流动人口一体化的管理服务体系。乡办计生部门要进一步加强管理和协调，杜绝部分乡办与乡办之间驱赶流动育龄夫妇而互相推诿、扯皮的做法，防止市内流动人口在乡镇结合部聚集躲避管理而实施计划外生育，给当地群众形成负面示范和心理冲击，建立一套城乡联动，互通信息，密切协作的县内流动人口一体化的管理服务体系。
流动人口特征范文第7篇
【关键词】艾滋病；流动人口；防治
就艾滋病的流行病学和传播规律而言，目前全球从事艾滋病预防与控制的多数专业认识普遍认为，流动人口数量的日益增多是导致其传播蔓延加快的一个重要因素。而基于我国人口总数庞大以及以外出务工为主的流动人口数量众多的特点，艾滋病已经成为了之于我国人口安全的一个非常具有威胁性的问题，其防治工作自然就成为了各级政府相关部门的重要工作内容之一[1]。据相关统计数据显示，在我国，当前艾滋病病毒的感染人数的年增长率为40%，其流行趋势居世界第14位并亚洲第2位，另外，我国的流动人口数量目前已超过2亿，其流动性与管理难度均有较大程度增加[2]。基于此，加强对流动人口艾滋病流行特点的研究并提出行之有效的防治策略就显得尤为重要。
1流动人口艾滋病流行特点
1.1艾滋病感染者及艾滋病人在流动人口中具较高检出率相关统计资料显示，在当前已确定的HIV感染者当中，其中有相当部分均为流动人口，可见流动人口已经成为了传播与感染艾滋病毒的高危人群，且其检出率还有逐步增高和高危向普通人群蔓延的趋势，因此，艾滋病所构成的威胁其影响范围愈来愈大，已成为当今社会的重大公共卫生安全问题。
1.2多数流动人口缺乏对艾滋病相关知识的认知和了解诚然，我国在近些年加强了对艾滋病防治知识的普及力度，也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公众对艾滋病防治知识的认知和了解水平，但很多地区仍停留在仅对艾滋病传播途径的了解层面，尤其是流动人口，由于难以稳定接受此方面的宣传教育，其所能掌握到的防治知识就更为有限，甚至对艾滋病的传播途径都未能有正确的判断标准[3]。在这种情况下，流动人口对艾滋病的恐惧以及对艾滋病患者的歧视表现均会更趋于不正常状态，进而可相对增加艾滋病病毒感染与传播的几率。
1.3流动人口具艾滋病相关的更多高危行为多、以及吸毒等均为传播艾滋病的高危行为。而多方研究发现，由于多数流动人口均处于性活跃期，再加上文化程度不高，同时在家庭结构及道德规范的约束方面相对薄弱，因此以上行为的发生率远高出固定人口，而在购买泛滥及安全套保护意识地下的情况下，其风险程度更会有较大程度增加。
1.4自愿受检意识低，社会歧视现象普遍有调查资料显示，绝大多数的流动人口均来自于农村，而基于农村地区普遍存有严重的对艾滋病歧视与耻辱的观念，因此导致了在这些流动人口中产生了一种“谈艾滋而色变”的现象，甚至即使知道在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可进行免费的HIV检测，但由于耻于开口，几乎很少见到会自愿接受检查者[4]；而在对已经发生有艾滋病感染的人群极其相关高危行为存有歧视与污名化心理的情况下，艾滋病的防治工作将面临更多障碍。
1.5流动人口病情具更强的隐蔽性和更大的传播危险性一方面，多数流动人口在患病后，均存有不同程度就医不及时的情况，个别甚至根本不具备就医的条件，因此及时感染有HIV也难以准确掌握其感染情况，这样极易导致病毒扩散而威胁到其周围人群；另一方面，由于流动人群具更高变动工作与居住地点的几率，因此还会增加艾滋病从高发疫区向低发非疫区地带散播的危险系数。
2在流动人口中开展艾滋病防治工作的策略探讨
2.1在流动人口中加强艾滋病预防的宣传教育与行为干预工作首先，宣传教育应有针对性地展开，结合区域特征，对不同职业及不同文化程度的不同人群展开有针对性的宣传策略，其间可将其与各种活动有机地结合，并通过用工单位、劳动力培训机构以及相关登记办证单位积极进行艾滋病防治知识的教育普及；其次，行为干预应在宣传教育的基础上更加重视对多、以及吸毒等艾滋病传播高危行为的纠正，通过开展各种有针对性的干预活动，为各种危险行为的转变提供各种便利的条件。
2.2制定或完善本领域相关的法律规范伴随着我国流动人口的不断增多，其管理工作已成为了一项不容忽视的重要问题，在当前几乎少有之于流动人口艾滋病防治有针对性法律的情况下，在此方面工作的开展很难做到目的与原则的统一，各级政府对艾滋病防治工作的相关职责也有带明确。因此在当前，就十分有必要制定或完善本领域相关的法律规范并以此进一步规范艾滋病防治工作，使其真正有法可依。
2.3加强对流动人口的检测工作流动人口是感染艾滋病病毒的高危人群，在我国流动人口逐渐增多以及艾滋病蔓延趋势愈演愈烈的情况下，加强对流动人口艾滋病相关监测以及时臧我其艾滋病感染情况就显得非常必要。在监测过程中，我们用先行充分了解当地流动人口的特点，尽量将自愿与强制受检较好结合起来，只有这样，才可能提高潜伏感染者的检出率。与此同时，应一并加强对流动人口孕检、婚检以及一般体检工作，将HIV的检测纳入其中，只有及时发现才可以及时地进行处理，才能真正地防患于未然。
2.4加强对已感染者的管理并给予其妥善的治疗基于流动人口本身具高流动性的特点，以至于其中已经感染有艾滋病病毒或已确诊为艾滋病人的相关管理工作存有较大难度，更难以控制并给予稳定的治疗措施。针对此种情况，我们应尽量将此类人群实施暂住地的统一化管理，以便可更好地对其进行随访与进行CD4的检测，对他们而言，这些医疗服务是非常必要的。另外，还应对他们积极地进行艾滋病相关政策的宣讲，以相关法制与道德内容对其进行正确的教育与引导，避免发生恶意传播的情况。
2.5在流动人口中广泛开展艾滋病相关的健康教育工作针对于流动人口的艾滋病相关健康教育工作应以多种形式并从多个层面进行展开，其重点是要在此类人群当中更加提倡健康安全的生活行为方式，减少高危行为的发生并积极纠正部分人所拥有的歧视观点，另外，在这个过程当中，应多方积极借鉴国内外已经证实行之有效的相关干预措施，并逐渐扩大对高危人群的干预范围，持续完善相关医疗服务措施。
参考文献
[1]武俊青，王瑞平，周颖，等.流动人口艾滋病传播与流行危险因素文献分析综述[J].人口与发展，2008，14（5）：105-108.
[2]周文岳.流动人口艾滋病防治策略研究[J].中国初级卫生保健，2011，25（7）：81-82.
流动人口特征范文第8篇
【关键词】麻疹；流行病学特征
Analysis on epidemi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 measles in anshan city in 2005
CHEN Yan-jun,ZHU Xiao-wei,BI Xue-juan.Anshan Center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Anshan,Liaoning Province 114002,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analysis Anshan epidemi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 measles in 2005,and provide evidence for prevention and control measles.Methods Analyzing measles epidemiological data with descriptive epidemiology.Results The measles reported incidence rate wass 8．23/100 000,most of measles cases were found among the children aged 0-14 years old.The susceptible seasons mainly from 4-7 month,those who had a history of measles vaccination accounted for 28．32%.The proportion of floating population was 13．99% of the total cases,and in both of outbreak,the proportion of floating population was 54．17%.Conclusion Vaccination coverage and timely coverage of measles vaccineshould be improved,the key is floating population.And routine surveillance should be strengthened.
【Key words】Measles;Epidemiology
为了解鞍山地区麻疹疫情特征和流行趋势，为制订控制策略实现最终消除麻疹目标提供科学的参考依据，我们对2005年鞍山市的麻疹发病资料进行分析，结果如下。
1 材料与方法
1．1 资料来源 麻疹专报系统。
1．2 患者分类 以《全国麻疹监测方案》中规定的麻疹患者定义作为患者分类依据。
1．3 检测方法 麻疹血清学检测采用酶联免疫吸附试验(ELISA)捕捉法检测IgM抗体，同时测定风疹的IgM 抗体做鉴别诊断。
1．4 人口资料 来源于统计局2004年人口资料。
1．5 统计分析 采用Excel 2003进行统计分析。
2 结果与分析
2．1 流行强度 2005年共报告麻疹疑似患者390例，确诊286例，其中实验室确诊282例，有流行病学联系4例；共排除患者104例。发病率为8．23/10万，无死亡患者,远高于去年发病水平(1例)。
2．2 地区分布 呈高度散发和局部爆发。患者覆盖全市的所有县(市)、区，发病率最高的区高出平均水平近2倍。城市136例(发病率为9．30/10万)，农村150例(发病率为7．44/10万)。
2．3 年龄分布 男女之比为103∶100，为混合发病模式[1]，以学龄及学龄前儿童为主，其中
2．4 流动人口 外来患者40例，占总报告患者数的13．99%，患者来自周边市及其他10个省，主要集中在周边市及周边省，占62．5%。散发中流动人口占10．31%，爆发中流动人口占54．17%。
2．5 季节分布 集中在春夏季，高峰在4～7月，占总患者数的84．27%，6月份达最高(占总报告患者的33．92%)，9、10月份达低点，11月起又呈上扬趋势。
2．6 免疫史分布 有免疫史81例(占28．32%)，无免疫史135例(占47．2%)，免疫史不详70例(占24．48%)。，有免疫史8～11月龄患者中占16%，1～6岁组中占41%，7～14岁组中占42%，15岁以上组中占12%。8～11月龄无免疫史者占68%。1～6岁组、7～14岁组、≥15岁组有免疫史的比例，本地患者分别为47．89%、42．86%、12．86%，流动人口患者分别为12．5%、37．5%、0。
2．7 爆发 共有二起爆发，发生在发病率居前2位的县、区，共累及24人，占总报告患者的8．39%。涉及流动儿童13人，其中仅4人有免疫史，占30．77%。
3 讨论
3．1 2005年鞍山地区麻疹流行病学特征。
3．1．1 发病年龄 仍以小年龄组为主，1岁组报告患者数最高，占总报告患者的18．53%，其中
3．1．2 发病季节 辽宁省麻疹的季节性发病高峰一般为3～6月，其中4、5月最高[4]，而我市2005年麻疹的发病高峰季节为4～7月，最高为6月份，流行季节出现后移现象。
3．1．3 流动人口 麻疹报告患者中流动人口占13．99%，两起爆发中流动人口居多，占54．17%，而散发患者中流动人口仅占10．31%，两者相差很大，爆发以流动人口为主，散发则以常住人口为主。报告的本地儿童患者各年龄段有免疫史的比例均高于外来儿童，无免疫史的比例均低于外来儿童。外来儿童由于其特有的流动性给免疫接种的规范管理造成很大的难度，成为免疫规划工作的薄弱环节和重要的隐患，在流动人口相对聚集的区域，由于免疫接种水平低于常住人口，难以形成有效的免疫屏障，一旦引入传染源，极易发生爆发，甚至流行。而常住人口接种率水平较高，达到了一定的人群保护水平，即便有传染源引入，也仅易引起散发患者，很难形成爆发。两起爆发流动人口居多、爆发在短时间内迅速被控制也表明了鞍山当地的免疫规划工作相当扎实。
3．2 控制建设 加强常规免疫接种率、提高接种的及时性、保证接种质量仍是控制麻疹的首要工作，重点要做好对流动人口的免疫接种管理；认真开展对麻疹患者的监测工作，加强预测预警，及时发现疫情，采取针对性措施，防控疫情的发生和蔓延[5]。
参考文献
1 杨志伟,张兴录,张建,等.我国麻疹流行现状分析.中国计划免疫,1998,4(1):14-18.
2 吴霆.麻疹易感者.中国计划免疫,2003,9(1):59-61.
3 迮文远,计划免疫学.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