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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家争鸣对当时社会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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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家争鸣对当时社会的影响范文第1篇

关键词: 春秋战国时期 儒家 音乐教育思想 当代意义

春秋战国时期(公元前770年―公元前221年)王室衰微,诸侯纷争,周朝的礼乐制度遭到了严重的破坏,从而形成了所谓“礼崩乐坏”的局面。同时,经济基础的变革催生了社会思潮的根本性转变,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学术局面。新思潮对教育发展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不仅教育的主体从官方转向民间,教育的思想也有了根本的变革,儒家的教育理念逐渐成为主导思想。儒家“六艺”之一的《乐》在教育体系中的地位得到显著提高,在这一时期形成了影响中国两千多年的音乐教育思想。

一、春秋战国时期音乐发展简况

西周时期宫廷建立了完备的礼乐制度,雅乐盛行于祭祀与典礼等各种活动中。这时期的音乐高度发达,有确切文献可考的乐器就多达70多种,此外还建立了我国最早的乐器分类法――“八音”。周平王东迁以后,雅乐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进而造就了我国音乐发展的第一次繁荣。但随着中央政权的衰落和礼乐制度的崩溃,雅乐的地位逐渐衰微,新乐逐渐兴盛起来,音乐由官方向民间转变趋势的日益明显。例如,当时社会下层流行的地方音乐地位逐渐上升,并出现了《诗经》这样的歌诗总集,其中的“国风”记载了北方15个地区的民歌。由于音乐水平的进一步提高,乐器、音乐理论都有了重大的突破,同时涌现出了一批优秀的音乐家。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时期的乐器更加精美,音律更为准确,诞生了筝、笛、筑等一些新的乐器。在众多乐器当中,尤以琴的运用最为广泛,著名的演奏家有师旷、师文、伯牙等。器乐演奏的形式也不再只是局限于独奏,而是出现了规模较大的合奏,其中以编钟和鼓为主的“钟鼓之乐”就是具有代表性的一种。

歌唱艺术在春秋战国时期得到了更进一步的发展,出现了专门进行歌舞表演的歌人。随着俗乐的发展,还出现了一些出色的民间歌唱家,如:韩娥、王豹、绵驹,以及歌唱教师秦青等。

音乐理论在这一时期也有了新的突破,出现了最早的乐律计算方法――“三分损益法”。战国时代的文献也明确提出了旋宫的理论,《礼记・礼运》篇中说:“五声、六律、十二管,旋相为宫也。”①儒家音乐思想的代表著作《乐记》中记载:“故歌者,上如抗,下如坠,曲如折,止如槁木,倨中矩,句中拘,累累乎端如贯珠。”②这一时期音乐理论取得了重大成就,对后世的音乐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二、春秋战国时期的音乐教育特征

春秋战国时期的音乐教育处于重大的变革时期,其内容正逐步由礼乐教育转为适应于娱乐需求的技艺传教。从形式上看,当时的音乐教育具有官学和私学两种。

1.官学衰退

最初的礼乐教育都属于官学。但是到了春秋战国时期,私学兴起,其原因在于王权的散失,使社会上出现了“天子失官,学在四夷”的局面。即便如此,官学还是存在的,且由于文化中心的转移,官学中所传授的知识和技能逐渐向民间传播,这在客观上扩大了官学中音乐教育的范围。东周以后,官学中音乐教育的内容已经随着文化学术的转移传到了民间,民间有了更多的通晓官乐的人。这说明在春秋战国时期,周礼乐文化没有消失,反而传播更加广泛。

西周可谓官学发展的鼎盛时期,当时的奴隶主贵族完全垄断了学校教育。但是在春秋战国的官学中,礼乐教育虽仍是主要内容,但与西周的礼教相比就没有那么系统严格了。随着礼乐制度的衰落,官学中乐师、乐工的地位也在发生着改变。由他们的音乐传习构成的那一部分音乐教育,在艺术形式方面更加丰富,其音乐技能也更加高超。这一时期的师旷是乐师的代表,师旷在琴的演奏方面有着精湛的演奏技巧,民间流传着很多描述他高超琴技的小故事。随着时间的推移,官学中的音乐教育已向技能型方向发展,音乐教育产生了一些相应的改革,就连宫廷中的音乐教育也有了一些私学的性质。乐师教授的对象不再只是贵族子弟,且乐师有的也是来自于民间,这样官私两者便融合在了一起。

2.私学兴起

随着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变,陈旧的“礼乐”制度逐渐失去了控制力。各诸侯国以强欺弱,展开了激烈的兼并战争。在此背景下,各国需求的是适应新形式发展的管理人才,奴隶制教育已不合时宜。新兴地主阶级需要提高自己的地位,培养出本阶级的人才,所以他们要改革,私学承担了这一方面的历史任务。这一时期“士”成了促使私学快速发展的主力军。他们聚徒讲学,进一步扩大了私学的规模,为私学的盛行拓宽了道路。相对于官学来说,私学的音乐教育更加适合社会的发展,教学方式也更加灵活,音乐教育自此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

私学的兴起对于音乐教育的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使更多阶层的人们有机会接受到音乐教育。在西周,官学受教的对象只是王孙贵族,而私学受教的对象则很广泛,既有服务于宫廷中的专业乐人,又有文士阶层的人员,还有一部分人是来自民间的艺人。由于私学具有专门的教学场所,因此教育形式上更多样化,内容也更加丰富多彩。春秋战国时期私学中的音乐教育主要是指在民间存在的音乐活动,传教的方式则是设学教徒,其目的是传授技艺和提高文化素养。

三、春秋战国时期儒家的音乐教育思想

众所周知,春秋战国时期,在“礼崩乐坏”的社会环境下,一元文化被多元文化所代替,这一时期出现了诸子蓬起、百家争鸣的局面。不少音乐教育家提出了自己独特的见解,其中对当时的音乐教育和后世音乐的发展起到深刻影响的便是两位儒家思想的代表人物――孔子和荀子。

1.孔子的音乐教育思想

孔子把音乐作为“六艺”中的一部分加以传授,他认为“乐”是生活中的重要构成部分,是人整体素质的体现。孔子所说的“乐”不仅仅指单纯的音乐,还包括礼乐制度在内的整个国家音乐体系。所谓“乐”不仅仅指声音的和谐,更重要的是内心的愉悦,它所强调的是个人对社会规范即“礼”的发自内心的认可,正所谓:“言而履之,礼也。行而乐之,乐也。”在《礼记・仲尼燕居》中,从孔子提出的“兴于诗,利于礼,成于乐”的教育方针中便可以看出他崇尚礼乐、重视礼乐的教化功能,他认为音乐应和“礼”积极配合,共同来规范人的行为。孔子礼乐思想的核心是“仁”。他说:“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③孔子期望用礼乐的结合达到“仁”,实现他所追求的理想社会制度。在孔子看来,音乐作为陶冶人、感染人的艺术,其内容与形式一定要统一,外在的艺术形式应服从于音乐思想内容本身。孔子评价音乐的标准是“尽善尽美”,他认为韶乐才符合这一标准,所以他极力推崇韶乐。

孔子把这些音乐思想融入到教学中去,使音乐教育得到了快速的发展。他重视“乐”,但不是为“乐”而“乐”,而是通过乐对人们思想教育起到感化、调节的作用。他认为音乐可以陶冶情操,培养人们良好的道德观念,是教化人民的工具。这种音乐思想,促使他提出了新的“乐教”的主张。他把音乐有意识地贯彻到诗、礼中去,把乐教与诗教、礼教结合起来,甚至把乐教看成塑造完美人格的重要手段。我们从他的“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这句话中可以看出他的这一观点。孔子认为人们都要接受音乐教育,只有进一步实施乐教人们的修养才能得到提高。他的“有教无类”的教育改革方针打破了贵族垄断音乐的局面,使更多的人接受到音乐的教育,培养出了如公孙尼子这样的音乐家。公孙尼子继承了孔子的音乐思想,写下了我国古代最早的音乐理论著作《乐记》。在这本书中公孙尼子提出,对人们进行音乐教育不是为了满足人们的欲望,而是为了教育人们“平好恶”,使人们成为统治阶级所需求的人才。这一音乐思想的提出在客观上对音乐教育的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

2.荀子的音乐教育思想

荀子是战国后期著名的思想家,是先秦诸子中的最后一位大师,也是儒家学派音乐思想的集大成者。荀子以儒家思想为基础,同时兼收百家,最终形成自己的音乐思想体系。荀子的音乐理论是最系统的,其音乐思想在《乐论》中有详细记载。荀子肯定了人们的日常音乐活动,认为音乐是人类感情所需要的,因为音乐可以使人向上。荀子看到了音乐的巨大社会功能,认为音乐能够教化人的内心,还能教化政治,从而达到“和”的目的,这一点在他的音乐教育思想中得到了充分体现。荀子主张用音乐引导人,使人的心灵变得纯洁,他发现音乐能起到感动人心,陶冶性情,使社会关系和睦的作用。所以荀子十分重视后天的礼乐道德教育,他实施音乐教育的目的就是为了移风易俗,所论教的内容也是“雅颂之声”。在音乐教学内容上,荀子主张学习雅乐,因为“中和”为礼乐的基本特性。“和”要求平和,反对过与不及,“中”而“不”就是“平和”,这就是他的“中和”音乐思想。荀子和孔子一样,也主张礼、乐配合治人治国。

荀子对音乐很重视,但并非一味强调娱乐,他认为推崇音乐的前提是“重己轻物”,也就是说要把个人的修养放在首位,不要被感官享乐所左右,否则将适得其反。他在音乐教学中所论教的内容是“雅颂之声”,而这种以道德为核心的音乐教育思想,使当时音乐教育的内容和形式得到了极大的丰富,并为后世音乐教育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引导作用。

四、儒家音乐教育思想的当代意义

当代音乐教育在世界各国都呈现出了蓬勃发展的势头。音乐通过教学活动,潜移默化地向学生进行道德品质的教育,培养学生良好的审美观及正确的人生观。通过对春秋战国时期音乐教育的研究,我们发现该时期的儒家音乐教育思想对后世音乐教育产生了深远影响。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孔子就意识到音乐教育在全面素质教育中不可或缺的作用。而在现阶段,更是要“以中华文化为母语”,充分发挥音乐教育在国民素质教育中的积极作用。令人遗憾的是,长期以来音乐教育受重视不够的问题始终存在,对于音乐教育者而言可谓是任重道远。

春秋战国时期的音乐教育是与德育紧密结合的,儒家学派非常重视音乐的“教化”功能。到了现代社会,这种以规范教育与审美教育为一体的音乐教育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在教学实践中,儒家的音乐教育思想强调对音乐尽善尽美的追求,注重音乐对审美能力的培养。这种教育思想对于进行音乐教学,培养学生积极向上的品质起着极大的促进作用。

由此看来,春秋战国时期儒家音乐教育思想对后世音乐教育发展的方向起到了引导作用,我们在当代音乐教育发展中绝不能忽视古代音乐教育留给我们的文化财富。

注释:

①孙继南,周柱栓.中国音乐通史简编.山东教育出版社,1993,37.

②孙继南,周柱栓.中国音乐通史简编.山东教育出版社,1993,29.

③吴晓明.浅谈先秦时期百家争鸣的音乐思想.邢台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3,(1).

参考文献:

专著:

[1]金文达.中国古代音乐史.人民音乐出版社,1994.

[2]陈四海.中国古代音乐史.国际文化出版社,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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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扬荫浏.中国古代音乐史稿.人民音乐出版社,1981.

[5]李福顺,刘晓路.中国春秋战国艺术史.人民出版社,1994.

[6]朱启新.中国春秋战国教育史.人民出版社,1983.

[7]蔡仲德.论中国音乐美学史及其他.上海音乐出版社,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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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

[1]陈艳.略谈老子“大音希声”的音乐审美观.郑州大学学报,2003.

[2]朱志德.孔子的音乐思想.武陵学刊,1995.

[3]金尚理.先秦音乐与儒家的礼乐理想.孔子研究,2003.

百家争鸣对当时社会的影响范文第2篇

摘 要 春秋战国时期不断征战,思想发展异常活跃、文化高度繁荣,出现了百家争鸣的文化现象,各种思想理论相继出现,包括有道家、儒家、法家、墨家等等,为后人研究武术提供了理论依据。其中的墨家思想也是当时的主流思想之一。而这些体育思想主要是在军事思想中体现出来的,春秋战国时期是思想繁荣发展的时期,在各思想的影响下也对武术的发展起着影响,本文对墨家思想对春秋战国时期武术思想的影响进行了探讨。

关键词 墨家思想 武术 影响

一、墨家的基本思想

墨家的基本思想主要有:兼爱:完全的博爱;非攻:反对侵略战争。尚贤:不分贵贱唯才是举;尚同,上下一心为人民服务,为社会兴利除弊;天志:掌握自然规律;明鬼:尊重前人智慧和经验;非命:通过努力奋斗掌握自己的命运;非乐:摆脱划分等级的礼乐束缚,废除繁琐奢靡的编钟制造和演奏;节用:节约以扩大生产,反对奢侈享乐生活;节葬:不把社会财富浪费在死人身上。

二、墨家思想对当时武术的影响

武术技术流传从古到今主要集中在社会的中下从当中,究其原因可能在受春秋战国时期墨家的思想影响较大,而在春秋战国时期墨家思想的形成发展时期,墨家思想对当时武术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非命”与武术技击特点的吻合促进了武术在社会中的传播

非命:墨子依据三表法,否定了“命”的客观性。在他看来,无论是从古圣王之事、百姓耳目之事、实际的政治效果上看,“命”都是不存在。他以为,决定人的实际遭遇和社会兴衰的恰恰不是“命”而是“力”。因此他提出“尚力”以“非命”。他强调“力”在社会生产中的实际作用。人之异于禽兽折旧在于“赖其力者生,不赖其力则不生”。“命”在生活中根本不存在,如果一切听从于“命”,从而导致“上不听治,下不从事”,出现“刑政乱”、“入守则不固,出诛则不胜”的结局。

墨家非命思想它符合下层人民的生活状况和受压迫的社会地位的需要,他们受剥削、受压迫,于是他们要与这样的命运抗争,这正是墨家非命思想的核心。从某种意义上说,墨家非命思想中的“尚力”和武术的技击技术特点相吻合,要在双方对抗中战胜对手必须得非命尚力。在当时的社会条件和思想的影响下,中国历史舞台上出现了由处于游士状态的“国士”中蜕变而出的新型的“武士”阶层。他们的自由交往的方式为知遇者轻生相报, 并以追求某种独特的精神价值为人生目标, 虽琐身而不恤,他们在无形当中传播着武术影响着武术。

(二)“非攻”对武术攻防的影响

守中有攻,墨子的守不是被动的守。墨子认为战争“夺民之用,废民之利”他走得也是和平统一道路“今若有能以义名立于天下,以德求诸侯者,天下之服可立而待也”。他将战争分成两类,一种是正义的战争,另外一种是非正义的战争。正义的战争是对“有罪”国家的战争,称为“诛”。非正义的战争是对“无罪”国家的,称为“攻”。

通过在这混乱的时代,战争的频繁不断武力成为最具有说服力的工具,而墨家所支持的正义战争以正当的令人们支持的理由来进行,是顺应人心的,更能鼓舞人们强身健体的锻炼自己在军队中磨练自己,进攻来战胜对手,防守来保护自己,在战争不断的形成和改善,一些攻击防御的技巧不断的形成和得到发展。

(三)“尚贤”思想对武术的崇尚强者思想的促进

《尚贤》――墨子言曰:今者王公大人为政於国家者,皆欲国家之富,人民之众,刑政之治。然而不得富而得贫,不得众而得寡,不得治而得乱,则是本失其所欲,得其所恶。是其故何也?子墨子言曰:是在王公大人为政於国家者,不能以尚贤事能为政也。是故国有贤良之士众,则国家之治厚;贤良之士寡,则国家之治薄。故大人之务,将在於众贤而巳。

“尚贤”指举贤不分门第,不分亲疏贵贱、以贤能为用人标准。《墨攻》中革离启用子团作为射箭队的队长,而没任用燕国王子便是墨家“尚贤”思想的体现。

尚贤充分发挥了贤者的作用,在贤者的的军队中的武术也能得到更好地实施和推广。

(四)墨家严密的组织纪律性对后世的影响

墨家集团的组织严密,纪律性很强,团体的首领有很大权利。墨家组织有“墨者之法”对成员的约束力非常严格,成员多是在遇难之时不苟且偷生。《淮南子》中说:“墨子服役者百八十人,皆可使赴火蹈刃死不还踵,化之所致也。”墨家的这些思想被当时的很多团体所认同和接受,而且也被后人所继承和发展。在以中下层人士形成的武术团体中也更能发挥出团体的作用。

参考文献:

[1] 国家体委体育文史工作委员会.中国古代体育史[M].北京: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1990.

[2] 周伟良.中华民族传统体育概论高级教程[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161.

百家争鸣对当时社会的影响范文第3篇

【关键词】春秋战国时期;传播活动;概观

夏、商、周至春秋战国时期是我国由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时期,这一时期,人类的传播活动有了飞速的发展,不仅传播方式和传播媒介得以提升和优化,而且还出现了一些有关传播思想的记载,传播学中的受众观、传播功能观、传播技巧观以及传播原则等基本的观念得以确立。从夏朝的建立到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这两千多年的历史既是我国社会制度的大动荡、大转型期,也是我国文化的酝酿及成形期,同时也是传播活动的发展期,并在春秋战国形成我国历史上第一次传播。伴随着第一次传播活动的,一些传播思想也在这一历史时刻初露端倪,诸子百家纷纷著书立说,游历讲学,劝服说及言语传播的技巧备受重视,由此中国的传播活动进入了有史记载的时期。

“当着旧的体制风烛残年而新制度渐趋上风之时,变革所带来的历史性空白恰好刺激了思想文化的扬弃,而当日变幻莫测尚未定型的思想格局则为思想家提供了创造的契机”,春秋战国时期是我国传播史上的第一次传播,同时也是我国传统文化的成型期,这一时期诸子百家著书立说,游历讲学,思想活跃,经济发展,私学兴盛,学派林立,各学派之间相互论辩,盛况空前,传播活动达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鼎盛期,与此同时,各具特色的地域文化、民族文化也在传播中碰撞交流,于是一场传播盛宴和文化交响曲拉开了帷幕。

一、春秋战国时期传播活动活跃的因素分析

传播从本质上来说是人类的主体性活动,它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客观需要,“可以说,人类社会是三种生产的发展,物质财富的生产、自身生命的生产和社会关系的生产,所有这些生产都需要信息交流,没有交流,生产就无法进行”,同样,没有生产,人类社会就不复存在,由此可见,传播是人类社会的粘合剂,离开了传播,每个人犹如孤立的原子,而人类社会也只能是一个想象中的概念。诚然,传播是一个客观存在,是社会生成与发展的必然,它不会取决于某一历史的特殊性,但却会受制于具体的历史现状,也就是说,某一历史阶段的具体的政治、经济、文化、技术状况会影响传播活动的范围、内容,甚至传播的活跃与否。简言之,传播的发生有内因和外因两重因素,内因就是它的客观性,而外因则是具体的社会语境,包括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技术的等等。考察春秋战国时期的传播活动,之所以会形成我国传播史上的第一次,除了它发生的客观性之外,当时的社会状况也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

1.动荡的政治环境

这是一个混乱的时期,战争与变法改革成为当时的时代主题。伴随着周王室权力的衰落,春秋时期出现了各诸侯国竞相争霸的局面,历史开始由统一走向分裂。“由于春秋时代是从宗族公社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的时期,反映在阶级关系上出现了激烈的斗争……各国政权在不断的内部斗争中陆续更迭……新旧贵族之间不断争斗和兼并……”。频繁的战争不仅没有阻碍传播活动,反而刺激了传播活动的繁荣,“春秋战国时期,由于社会变动频繁,新闻活动也活跃一时,各国都雇用一大批人来专门刺探对方的政治、军事、经济等情报”,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战争本身就是一种传播途径,除了传播大量的军事信息、政治信息外,还形成了不同文化之间的接触与交流,同时战争又造成人口的迁徙,而每一个人都是一个流动的文化因子,这样一来,在战争为时代主题的春秋战国时代,传播的繁荣乃是题中应有之意。再有,由于各诸侯国都忙于争霸和变法图强,就放松了对被统治阶级的言论限制,相反,还鼓励人们献计献策,因此,自下而上的传播渠道相对通畅,民间传播也活跃异常,在这种特殊的历史背景下,传播活动较以前时代有了很大的发展空间。

2.文化的异质性

简单地说,文化的异质性就是指文化之间的差异和不同,也可以说是文化发展的不平衡性,不同的文化之间并无优劣之分,但却有地域、民族、种族等的差别,从理论上来讲,文化之间的差别性越大,传播发生的几率也就越大,因为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人类都有好奇、求新、求异的本能,对一种陌生的文化都有渴望了解的需求,所以,在各具特色的不同文化的背景下,传播活动总是非常活跃,传播内容也丰富多彩。据统计,春秋时期,见于史书的诸侯国就有128个,各诸侯国之间“田畴异亩,车涂异轨,律令异法,衣冠异制,言语异声,文字异型”,这些诸侯国在生活方式、思维模式以及语言、服饰、风俗等各方面都各具特色,但也正是文化之间的不同,诱发了人们相互了解和沟通的欲望,促进了传播的发展。当然,这种文化的异质性并不会随着传播交流的频繁而消失,它总是在吸收、融合的同时仍保持自身的特色,这也就是为什么传播发展至今从来没有消灭哪一种文化,而只是丰富、扩展某一文化的原因。

3.频繁的人口流动

每一个人都是一个流动的文化因子,人既是传播活动的主体,也是一种特殊的传播载体,是他所生活的时代、地域、民族、种族的标签,在他身上附着了太多的文化记忆,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人口流动本身就是一种传播活动。我们前面讲过,混乱是春秋战国的时代特色,战争和变法是时代主题,当时各诸侯国的君主们忙于战事,为了争得霸主之位,广纳天下贤才,不问出身、不问国籍,只要是有识之士,只要能献计献策以谋霸主之业者都会被委以重任,在这样一种社会状况下,统治者的唯才是举和频繁的战争就为人口的迁徙和流动提供了良好的契机。例如,孔子曾周游列国,以图施展政治抱负,虽不得志,但他的思想却得以流传,还有韩非子、孟子、荀子等思想家都曾游历过不同的国家,他们每到一处总会通过讲学或著书或献策于君主而使自身的思想主张得以传播。此外,值得一提的是当时的对外传播,其实我国与域外的文化交流早在旧石器时代就已经初露端倪了,商周时期,中原王朝曾与西北游牧民族发生了广泛的联系,“早在公元前六世纪和五世纪,即中国的春秋、战国时期,中国与欧洲的希腊两个文明古国的文化交流就已经开始了……春秋战国时期(公元前6世纪至前3世纪)是丝绸之路的开创期……这条商道上运输的不仅仅是丝绸,中原地区的铜器也传至新疆地区以及丛岭以西的中亚地区……”。商业往来促进了人口的流动,人口的流动又密切了商业活动和国家关系,加速了文化间的传播,可以说,这一时期,中华文明之间和与外域文明之间的交流都是在人口流动中实现的,因为鉴于当时的传播技术,远距离的传播是很困难的,主要的传播方式就是人际传播,而当时人际传播的实现借助的主要就是语言和文字,所以,频繁的人口流动是当时传播活跃的动因之一。

4.教育的私人化

夏、商、周为官学时代,学在官府,教师之职多由官员兼任,官师不分,而学生的来源多为贵族子弟,普通民众接受教育的机会很少,甚至没有。至春秋战国,社会急遽变革,伴随着周王室的衰微和诸侯的崛起,周王朝的文化典籍和许多掌握文化知识的官员纷纷流向各诸侯国家,加之私人藏书的出现,为士阶层广收门徒、传授知识和自己的政治、文化及社会人生见解提供了必要的条件,教育自此走向民间,私学得以产生,“有教无类”的新思想开始萌生发展。

如上所述,这一时期在列国纷争和各诸侯国内部斗争激烈的局势下,旧的统治秩序、等级制度和思想观念受到剧烈的挑战和冲击,官学原有的教育内容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价值,加之各诸侯国统治者忙于战争,无心顾及教育,于是官学普遍衰微,私学兴盛,教育普及,平民识字率上升。各诸侯国争相称霸,力图改革,为此破除了旧的贵族门第限制,放宽了任用、选拔贤才的范围,于是作为知识分子的“士”成为活跃的一个阶层受而到诸侯将相的重视,一时间兴起“布衣相卿”之局和“礼贤下士”之风。贵族对知识垄断局面的结束、知识的平民化使得主张各异、观点不同的学派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从而出现了思想活跃、论辩频繁、交流自由的“百家争鸣”之局,“在战国时代的社会大变革中,各个学派的代表人物,站在不同的立场上,为维护和发展当时小农经济,为巩固建立在小农经济基础之上的君主政权,提出了不同的建国方略及其哲学理论,开创了百家争鸣的学术思潮,这对于当时的社会变革及文化学术的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政局的动荡并没有钳制思想的发展,反而因为私学的兴盛为各种思潮的出现和发展提供了难得的机遇,在各学派的相互争论、相互批判中相互影响,极大的促进了学术自身的发展与成熟,不仅奠定了我国文化的基石,而且还在传播史上形成了一次传播活动的盛宴。

二、春秋战国时期的传播途径

传播途径,简单的说就是指传播内容通过哪些途径得以传播。概括来讲,春秋战国时期的传播途径主要有以下几种:

战争:这是一个战乱纷争的时代,处处硝烟弥漫,战争成为这一时代的主题,同时也是各诸侯国交往的重要方式,战争刺激了军事信息的传播,也导致人口的频繁流动。尽管战争是残酷的,但它所带来的各种不同信息之间的交流确是意义重大的,一切政治的、军事的、艺术的、宗教的、哲学的等内容都在刀来剑往的战争中流动,在这一特殊的时代,战争在传播史上无可辩驳的占有了一席之地。

私人讲学:这一传播途径在我国的传播史上具有开创性意义。以往的教育具有强烈的等级性,拥有受教育资格的大都是贵族阶层,平民是被排斥在读书识字范围之外的,然而,自孔子开始,教育走上了“有教无类”的平民之路,教育的普及不仅提高了整个社会的文化水平,还发展了传播者的队伍,扩展了传播范围,同时也丰富了传播内容,提升了传播水平。

商业贸易:我国与外域之间的贸易关系早在旧石器时代就已初露端倪了,到了春秋战国,不仅诸侯国之间的商贸往来频繁,而且整个中原同外域之间的商品买卖也初具规模。从表面上看,商业贸易只是商品之间的流动,与信息流动无关,但实质上商品贸易本身就是一种信息的传播。因为商品是一定信息的负载物,如商品的价格、品质、用途、用法、所代表的文化等等,而且贸易的主体——人在商品买卖中是流动不居的,这样一来,商品的流动就变成了信息的流动,贸易过程也就成了传播的过程。

著述:春秋战国时期,学派林立,各派学说争奇斗艳,为了扩大学派影响,思想家们不仅广纳门徒,还著书立说,使本派学术思想传之久远,对当时学术的繁荣起到了作用,不仅如此,由于他们的思想学术是镌刻于竹简或布、帛之上的,所以能够代代相传,影响后世。

除此之外,当时的传播途径还有宗教、移民、使节的往来、纵横家们的游说等等,值得一提的是,这些传播途径并不是单独发挥作用的,而是相互交织在一起,共同作用于信息的传播。

三、春秋战国时期的传播媒介

纵观人类的历史,传播手段的发展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口头媒介阶段;书写媒介阶段;印刷媒介阶段和电子媒介阶段。春秋战国是我国历史上政治制度大变革、阶级斗争激烈、商品经济发展、思想文化急剧变化、风俗礼仪大变迁的特殊历史时期,毫无疑问,这一阶段的语言已相当的完备,词汇量大且意义丰富,遣词造句的语法运用也相当的纯熟,并且书写文字已不仅仅限于竹简,还出现了锦、帛等书写媒介,由此可见,这一时期,主要的传播手段是口语传播和书写传播,但在这样一个传播活动频繁、传播内容丰富的特殊时期,传播手段也是多种多样的:

1.口语传播

人类运用有意义的语言进行信息的传递,这就是语言传播,或称为口语传播。从传播学的角度讲,口语传播方便简单,人人都会,亲切生动,易于理解,富有群众性,非常符合人类之初传播媒介不发达的条件下信息的传递。语言传播是人类最古老、历史最悠久的传播手段,也是其他传播手段发展的基础。在春秋战国时期,思想活跃,交流频繁,由于当时主要的文字记录的载体是竹简,书写难,体积大,质量重,搬运极不方便,很不利于信息的传递,所以,这种方便简单、人人都会的口语传播备受青睐,从而出现了论辩交流,百家争鸣的繁盛局面。

然而语言传播也有明显的缺陷,出口即逝,难以保存;由于受到客观条件的限制,传之不远,传之不久,并且容易失真,经过若干人的间接传播,所传信息往往会面目全非,难辨真伪,所以《吕氏春秋.察传》有言“夫所言不可不察,数传,而白为黑,黑为白,故狗似蕰,蕰似母猴,母猴似人,人之狗则远矣”。但不管怎么说,在当时传播媒介还很不发达的时代,语言传播对文化的传承、历史的记载仍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2.文字传播

文字的发明是人类文明史的一大进步,这标志着人类将进入有记录的、有史可查的历史,同样,文字的出现也使人类的传播史又向前迈进了一大步,这意味着,传播内容不仅会影响一时一地,还会传至异地,传至后人,这是对语言传播的时间和空间限制的一大突破。这一时期主要的书写媒介还是竹简,到战国时期逐渐出现了锦、帛等的书写媒介,这时期的纪录也打破了史官对君王言行的记载,扩展至记录贵族士卿的思想,诸子学派的学说等内容,这一时期,各种典籍著述颇多,例如,《战国纵横家》,《孙膑兵法》,《老子》,《列子》,《尹文子》,《庄子》,《经法》,《十大经》,《荀子》,《韩非子》,《公孙龙子》,《管子〉,《商君书》,《易系辞传》,《周礼》,《禹贡》等,这些记载为我们了解先人的生活、思想、文化提供了的重要依据,是我们认识历史的活化石。

3.青铜器

春秋战国时期,随着生产技术的提高,青铜器、绘画、雕刻、书法、建筑等艺术获得了极大的发展空间,其中尤以青铜器最为瞩目,因为真正标志中华民族进入文明时代的是青铜器的发明,青铜器被人类学家公认为是与文字、城市齐名的三大文明起源要素。青铜器不仅具有美学价值,它还是一种文化,青铜彝器还有着浓重的宗教巫术色彩,人们祭祀鬼神、祁福避祸都须借助青铜彝器作为媒介来传达,并且上层建筑、意识形态的变迁通常能在青铜器的艺术造型、装饰纹样、审美风格等方面得到表现,青铜器文化成为自夏、商、周到春秋战国长达一千五百多年的历史的主流文化。青铜器是春秋战国时期重要的艺术形式,也是一种特殊的传播媒介,我们可以根据青铜器的造型、纹样、审美推断当时的、祭祀内容、文化流变、政治意识等,青铜器作为一种传播媒介具有传播意义的隐秘性,它不像语言或文字那样能让受众一目了然,它具有想象的空间。春秋战国是青铜器的繁荣期,整个春秋战国时期出现了大量造型各异的青铜器,这些青铜器及铭文向我们展示了当时的生活习俗,,文化艺术等丰富的内容,是我们认识历史的宝贵资料。

其实,春秋战国时期的传播手段远不止这些,书法、雕刻、绘画、木器、漆器、音乐、舞蹈、建筑、服饰等等都是传播信息的方式,如前所说,这一时期,从传播学的角度讲,主要的传播方式就是语言传播和书写传播,虽然还处于人际传播阶段,但传播手段往往是多种并用的,任何一个历史时期,都不会只有一种传播方式,即使是在人类之初,传播活动很原始的情况下,也不存在单一的传播手段,所以考察任何一个时代的传播手段都应该把眼光放宽,拓宽视角,不放过任何一种传播信息的方式,唯有此,才可能得出全面的结论。

参考文献:

百家争鸣对当时社会的影响范文第4篇

朱熹是福建人?江西人?还是安徽人?在发掘文化遗产和开发旅游的热潮中,福建、江西、安徽三省曾经展开了对一学宗师朱熹的争夺战。

出人意料的是,这场“争夺”以握手言和、三省结盟的方式结束:福建武夷山、安徽黄山和江西上饶轮流联合举办国际性朱熹学术研讨会,海内外专家学者将三山论“道”,在古老的山川探讨传统文明。

2008年8月,由福建武夷山朱熹研究中心、安徽省朱子学会、江西省上饶师范学院朱子文化研究所主办,武夷山风景名胜区管委会承办的“朱子学与东亚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在“道南理窟”武夷山召开。来自韩国、马来西亚以及中国香港、台湾、北京、上海、天津、重庆、辽宁、黑龙江、湖北、湖南、江苏、安徽、浙江、江西、福建等地的专家学者,就朱子学对东亚各国历史发展的影响,尤其是对兴办学院、社会道德、宗法思想、教育理念的重大影响,进行了深入的研讨。与会专家认为朱子学是“东方文明的体现”,对建设和谐社会有着深远的现代价值。

回想八百年前,闽、浙、赣、皖四省交界地带大家云集,弦歌不绝,以朱熹为代表的闽学、以陆九渊为代表的江西心学、主张经世致用的湖湘学派、强调功利的浙江永嘉事功学派等,在此百家争鸣而又密切往来,山林泉下曾经群贤毕至少长成集。最终朱熹“致广大,尽精微,综罗百代”,完成集理学之大成的历史使命,以儒为宗而兼采佛道,使中唐以来的儒学复兴得以真正奠基,从而也使以儒家为主干的中华文化得以薪火相传。

地理之变:大武夷孕育新儒学

从地理上看,朱熹为代表的理学家集中活动的地方,正是以武夷山脉为主的闽、浙、赣、皖四省交界地带,这个高山盆地相间的狭长地带,成为理学孕育和传播的中心。今天,这里的地理文化标志――武夷山、黄山和三清山,都成为世界遗产,中国最为重要的风景名胜区。

武夷山地处闽北地区,又是闽浙赣三省交界处,从宋代开始这里就是理学的传播中心之一。朱熹生于福建尤溪县,从15岁起就迁居到闽北,住在崇安(今武夷山市)一带,由于他在武夷山地区生活了五十多年,因而武夷山被人们视为朱子理学的发祥地,世称朱熹创立的学说为闽学,亦称朱子学。他在武夷山著书讲学,完成朱子理学思想的代表作《四书章句集注》,建立起新的儒学思想体系,朱熹在武夷山创办的武夷精舍等书院成为当时最有影响的书院,直接在武夷山受业于朱熹的学者达200多人,许多成为著名理学家,形成有影响的理学学派。朱熹曾作过一首《九曲棹歌》,对武夷山九曲的风景作了生动的描绘。现在武夷山有朱熹旧居紫阳楼、朱子巷、兴贤书院、兴贤古街、朱子社仓等古迹,建有朱熹纪念馆。在朱熹的影响下,历学家纷纷以传道为己任,在武夷山溪畔峰麓择基筑室,著述授徒,仅宋元间在武夷山创立书院的著名学者就有43位,使武夷山成为理学名山,“道南理窟”。史学泰斗蔡尚思教授赞誉:“东周出孔丘,南宋有朱熹。中国古文化,泰山与武夷”。

朱熹的始祖于唐朝因避乱迁安徽歙县篁墩(今属黄山市屯溪区)定居,朱熹的父亲朱松曾在歙县南门紫阳山读书,入闽后以“紫阳”名其居、朱熹别号紫阳,亦自称“新安朱熹”。后人也将朱子之学称为“紫阳之学”。“朱子之学”构成了“新安理学”的开山之学,并进而构成徽州文化的内核。它对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历史的发展,特别是对明清时期徽州社会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公元906年朱松举家迁到徽州婺源(今属江西上饶),这里也可以说是朱熹祖籍,婺源县城紫阳镇得名就因为朱熹。南宋朝廷曾经诏赐婺源“文公阙里”,“文公”为朱熹的谥号。淳熙二年(1175),朱熹与吕祖谦、陆九渊等会于江西上饶铅山鹅湖寺(武夷山北麓),朱陆之辩“语三日”,是为著名的鹅湖之会,是中国哲学史上一次堪称典范的学术讨论会。坐落在这里的鹅湖书院,是当年理学门徒为纪念“鹅湖之会”而立。

学者观点:国家新的文化重心

朱熹(1130~1200)是中国历史上继孔子之后最伟大的思想家、哲学家和教育家。他集孔子之后历代学术思想之大成,形成儒学思想文化的杰出代表――朱子理学,构成中国宋末至清代700余年间一直处于统治地位的思想理论,代表具有普遍意义的传统民族精神,把中国古文化推进至最高峰。

厦门大学哲学系高令印教授认为,随着唐宋间中国古代社会向后期过渡,国家文化的基本形态儒释道集于武夷山一带,朱熹活动于武夷山五十余年,他以儒学为主干,融合释道,重新树立起中华民族的主体意识――儒家的正宗地位,集濂,洛,关新儒学(理学)之大成,对古代典籍进行新诠释,创立闽学,建立起完整的新儒学思想体系,实现中国文化重心南移,在闽,浙,赣交界之武夷山一带形成国家的新的文化重心。他把中国文化内圣成德之教推至成熟形态,由内圣而外王事功,格物穷理,萌发近代意识,开辟出中国文化发展的未来方向,宋元间,朱子学由南至北而全国,澎湃以至东亚,成为东方文化的主体意识,是“东亚文明的体现”,朱子学是近代文明的契机之一,是东方现代化模式的重要理论渊源。

百家争鸣:东亚文明价值重建

朱熹的影响还远及东亚、东南亚和欧美诸国。当今学者研究认为,朱熹理学自13世纪先后传入朝鲜、日本和越南,成为这些国家的官方哲学,促进了“东亚儒家文化圈”的形成。

武夷山朱熹研究中心专家张品端研究认为,近代随着华人的不断外移,朱子学开始传播到东南亚的新加坡、泰国及马来西亚等国。华人为了把儒家思想传播给下一代,他们在所属国创办华文学校,把《四书》、《五经》列入当地华文学校的主要课程。东南亚的华人还把朱熹“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作为他们个人发展模式;作为他们“安身立命、自强不息”的精神力量。新加坡政府甚至把“忠孝仁爱礼义廉耻”八德具体化,赋予新的内容,把其当作一以贯之的治国之纲。20世纪中叶以后,东南亚更是兴起了一股朱子学研究热,他们把朱子学作为解决西方物质文明给社会带来弊病的方法,认为朱子学是治心之学,加以推崇。欧洲人知道朱熹是从16世纪开始的,17―18世纪,朱子学在法国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当时的孟德斯鸠、伏尔泰等许多启蒙思想家都曾研究过朱子学,并从中吸取营养。朱子学对18世纪德国哲学家的影响则更为突出,与德国古典思辨哲学很有关系。

百家争鸣对当时社会的影响范文第5篇

关键词:渤海国;中原文化;效仿唐制;留学生

大江大河孕育了人类的早期文明。在黑龙江流域的历史上,渤海国是一个重要的历史时期。渤海国宗法盛唐高度发达的封建文明,在与中原唐朝的频繁交往中,逐渐形成了“车书本一家”的关系,渤海王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受中原文化影响深刻。

一、春秋战国时期,在百家争鸣之中,儒学逐步走向成熟,到西汉武帝时期,经过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思想开始成为中国社会的主导思想。在社会生活中,学习儒学、研究儒学成为无数知识分子的一生追求,儒家思想影响着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并成为中国文化的核心内涵。周边诸多民族在与汉族的交往中,都十分向往中原王朝的繁荣,尤其仰慕经过长期历史积淀,并对国民的思想和行为产生深刻影响的传统儒学。

渤海国于公元698年建立,于公元926年被辽所灭,在黑龙江流域共存在229年。此时的中原正处于唐朝统治时期,大唐王朝尤其是盛唐时期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均领先于世界,成为世界上最为文明繁荣的国度。先进的政治制度和思想观念在文化交往中得到广泛传播,对周边各民族和国家都产生了重要影响。渤海国在政治、教育和文化等方面积极效仿唐朝,中原文化推动着渤海王国的文明与繁荣。唐玄宗于公元713年册封大作荣为渤海郡王,统辖忽汗州,加授忽汗州都督,从此粟末靺鞨政权以渤海为号,成为唐朝版图上一个享有一定自治权的羁縻州。接受唐王朝册封以后,同唐朝的政治关系日渐密切,中原文化及典章制度不断被引入渤海国。受先进的中原文化影响,渤海王国对沿袭下来的靺鞨及高丽旧制进行了全面改革,学习和效仿唐朝的相关制度和管理模式,建立并逐步完善各方面规章制度。渤海国仿效唐制,建立封建君主专制政体,与唐朝一样强化王权在国家的核心地位,在国家的政治建构中,国王是最高统治者,独揽军政大权,并以此为核心建立一套完备的封建等级制度和统治机构;渤海国仿效唐制,实行尊卑贵贱的品阶勋爵制度,官阶以品而论,与中原王朝基本相同,各级官吏的地位、待遇以至于着装、佩饰均有严格规定,表现出等级森严的特点;渤海国还实行职事散位制,这也与唐王朝基本相同,职事官指担当具体职务有一定差事的官员,散官指只有官位品阶而无具体职事的官员,这些是渤海国统治阶级的重要组成部分;渤海还效仿唐朝,建立勋官封爵制度,按照中央制定的标准进行官僚任免,大力强化中央集权;渤海国还借鉴唐朝司法体制,唐朝的司法体制不断被输入渤海,司法制度的逐步完善,有效地维护了渤海国的封建统治;渤海国还仿效唐制,在中央实行三省六部制,在地方建立与唐王朝相似的行政机构。三省分别指政堂省、宣召省和中台省,分别相当于唐朝的尚书省、门下省和中书省。地方行政机构也同唐朝一样,分为府、州、县三级,一般是府管数州,州管数县等。可以看出,接受唐朝册封对渤海国的政治建构作用明显,唐朝的政治制度、机构设置和管理模式对渤海国的政治产生了全方位的影响。

二、渤海王国是一个发展中的封建国家,在全面学习和借鉴中原文化和典章制度的过程中,强化儒家思想在政治和社会生活中的统治地位。当时儒家思想在渤海、新罗、日本等地的社会生活中占有主导地位,对各地的政治行为、思想道德、价值取向等都产生深刻影响,其中对渤海国的影响最为深刻。儒家的政治思想和伦理道德成为渤海国统治阶级追求的政治目标和行为准则,并在社会各阶层得到广泛推广。

儒家思想对渤海王国的影响由来已久,早在王国建立之初,就逐步上升为整个社会的统治思想。儒家思想的输入途径有三:一是生活在营州一带的粟末靺鞨人长时期与汉人杂居,上层人物深受儒家思想熏陶。自隋以来,先后内附居于营州及辽西一带的肃末靺鞨及其它靺鞨人,在长期与汉人杂居过程中,汉民族的思想观念和行为习惯不断影响着他们的思想和行为,很多上层人物及其子弟接受儒学教育,其他民众也不断地接受儒学灌输,儒家思想改变着人们的思维和行为习惯。二是原高丽故地以及辽东地区居住着大量汉人,唐灭高丽后又派官吏和军队驻守,相当一部分后来变成渤海国的编户齐民,这些人在思维方式和生活习惯等方面都印有深刻的中原文化痕迹,他们的思想观念和行为习惯对当地各族人民都产生了深刻影响。三是在渤海国居住的高丽人已经普遍地接受了儒学教育,他们后来转化为渤海国居民,而在原高丽故地居住而又长期接受高丽政权统治的靺鞨诸部上层人物及其子弟,也有许多人接受儒学教育。这些都对渤海政权接受儒家思想为统治思想产生深刻影响。作为中原文化的核心内涵,儒家思想在渤海国有着较为深厚的社会基础。

三、随着儒学在渤海社会的广泛传播,中原王朝的政治思想和伦理道德日益成为渤海统治阶级所追求的政治目标和行为准则。渤海国以儒家思想作为治国安邦、立政施教的指导思想,中央机构设置集中体现了儒家“王道”和“仁政”的执政理念,渤海国的“三省六部”设置完全袭用唐制,忠、仁、义、礼、智、信的“六部”称谓,充分说明“三纲五常”的伦理观念对渤海国政治的深刻影响,其他诸如司、监、台、局之类的机构名称,也多以中正、文籍、司宾、太长等字样,打上了极为深刻的儒家纲常思想烙印,这些都表明渤海国统治阶级已经全面地接受了儒家思想。

通过当时一些文献典籍和私人著作可以看出,渤海国积极倡导忠贞、仁厚、礼仪、怀德的君子形象,渤海王廷和上层社会已经把儒家的伦理道德作为修身齐家的行为规范,可见中原的传统儒学对渤海国社会生活的深刻影响。据《辽史·太宗记》载:“己亥,诏东丹吏民为其王倍姬肖氏服(丧)”。这里生动而真实地反映了渤海国尊亲服丧的社会风俗,表现出深刻的儒家“孝”的文化印记。渤海统治阶级不仅用儒家伦理道德来约束自身言行,而且还以此作为教育和培养子孙的重要内容,这在贞孝、贞惠二公主的“幼受女师之教,克比思齐”,长大后“孰 诗悦礼、履慎谦谦”,出嫁后“六行孔备,三从是高”,丈夫死后“学恭姜之信矢,衔杞妇之哀悽”的生平经历中,得到了生动而集中的体现,由此看出儒家的思想观念和行为准则对渤海国社会生活影响的深刻程度。

渤海王国效仿中原王朝,还建立了较为完备的儒学教育体系,儒家思想在社会各阶层得到广泛推广,并日益成为渤海王廷统治民众的精神支柱。当时的渤海国,中央设有国子监,地方设有府学、州学、县学,广泛进行儒学和汉语教育,教育内容大体与唐朝学校相同。渤海国多次派遣官吏、遣唐使等到唐朝抄写儒学经典,带回后成为学校教学的重要内容之一。据考古发现,在贞惠、贞孝二公主墓所用的典故,就分别出自数十种经、史、子、集等古代典籍。此外渤海国还向唐朝派遣大量留学生,据《渤海国纪》记载“武王所遣生六人,开元三年二月抵京师。大震所遣生,咸和四年归国者三人,李居正、米承朝、高寿海。同年随册命使至者三人,解楚卿、赵孝朝、刘宝俊。”留学生中的大部分是渤海王室成员和贵族子弟,他们学成回国后,带来了大量的儒家经典,为儒家文化的广泛传播做出了重要贡献。很多留学生后来官居要职,如位列公卿的李居

正,考中唐朝进士归国后任国相的乌昭度等。由此可以看出渤海统治者对归国留学生的重视程度。中原文化不仅影响着渤海国的政治,而且还影响到文化和教育,影响到人民的思维模式和行为习惯。

渤海国在黑龙江流域存在了200余年,关于它的文献记载较少。通过仅有的历史资料,我们可以看出当时的渤海国与中原唐朝的密切关系,中原文化对渤海国的社会生活有着深刻影响,中原文化推动着渤海国的文明与发展进程。

参考文献:

[1]魏国忠,渤海国史[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2]王禹浪,神秘的东北历史与文化[m]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百家争鸣对当时社会的影响范文第6篇

一河北武强传统木版画艺术

河北省武强县在中国地理上位于黄河流域的中原地带,古属冀州,春秋为晋邑,曾是“辽宋旧分野,燕赵古战场”。武强县总面积422平方公里,四季分明,气候温和,以农业为主,民风纯朴,崇侠尚义,民俗文化底蕴丰厚,是镶嵌在华北大平原上的一颗艺术明珠,就是在这片沃土上创造了著名的武强木版年画。武强木版年画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元代,历史悠久,一直进行着年画的制作和销售。武强传统木版画在清代康熙、嘉庆年间进入鼎盛时期,形成了我国北方最大的木版年画产地之一。在19世纪,中英以后,由于通商的关系,武强年画在纸张、色彩方面都有了很大的变化。在清末民国初年,在题材和内容上比以前有不小的创新,许多年画记录了当时真实的历史事件和社会动态,而新闻大事类年画是最能体现武强年画历史价值的一个种类。例如,《四川真景全图》、《河间府演大操》、《女学堂演对图》等。到了、和建国初期,武强年画更多的是作为一种政治宣传工具。表现的内容和形式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例如:《改造二流子》、《清算图》。20世纪60年代,木版年画被封杀,后来武强木版年画才得以重见天日。河北传统木版画的艺术特征带有浓厚的文化背景,从表现内容上看,民俗民风的刻画上继承了宋代院体画的艺术特色和民间寺院壁画、石刻的表现方法。宋代由于帝王的重视,院体画盛极一时,当时经济、文化空前繁荣,院体画中出现不少反应城乡生活的风俗画。画家的出身多来自于民间,体现在画面内容上不断扩大,例如:当时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马远的《踏歌图》、李嵩的《货郎图》等,这些作品形式传入民间后被民间艺人模仿,直接影响了民间绘画的题材和方法。进入元代后,院体画走向没落,画家们流落民间,特别是河北、山西等地,直接影响了山西平阳和河北武强的传统木版画制作。构图饱满、做工严谨、色泽明快、富丽堂皇、线条简练勾画有力,具有很强的装饰性,特别是在民俗题材及花鸟题材上,武强传统木版画的传承痕迹明显。武强传统木版画在色彩上沿袭了中国传统的用色规律,春秋末期的思想家和教育家孔子出于对“周礼”的维护,把黑、红、青、白、黄定为“正色”“、上色”,并把五色与仁、义、理、智、信结合,运用于“礼”的形式中。分别对应黑、红、青、白、黄五色,选择各个朝代的色彩象征。又因为黄颜色位居五行的中央,是中和之色,居于诸色之上,最为贵,定为天子之服色。强烈对比的色彩与黑白灰调和色组合,构成了河北武强传统木版年画的色彩对比而统一、单纯而简洁的特点,注重色彩的装饰性、象征性、表现性,这些成为武强传统木版画的色彩明显特征。河北武强的传统木版画艺术是以中国传统文化与哲学思想为依托的,深受传统文化的影响,武强历史上曾经属于河间府,河间府的诗经村据传说就是毛公讲儒家学说的地方。中华传统文化是以孔子学说为代表,儒学为主体,兼容诸子百家以及佛教与道教思想精华于一体而形成的中华传统文化。中华传统文化的整体思维观念是中华民族的独特思维方式,这是一种辩证的思维方式,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在武强传统木版画的各种作品中渗透,也体现出武强木版年画作为传统文化中的重要地位。

二中国当代艺术与河北武强传统木版画

19世纪末,东西方贸易交流使西方艺术家接受和学习了大量东方艺术语言,并将这种语言和当时一些活跃的哲学思潮成功结合,可以说现代艺术是一种文化碰撞的结果,这种结果在形式上表现为在西方语境下融合了东方语素。通过借鉴与吸收,最终形成西方当代艺术的独特语言。从艺术家的题材上来说,是表现历史经验与个人的记忆和艺术家对现实生活的感悟,在这种情况下,当代艺术的艺术性是为当代艺术目的和意图服务的,而不是传统的形式艺术性或技法的艺术性,这也是人们直觉判断是否具有当代性的一个特点,由于艺术历史文化的沉淀,艺术已经被赋予的形式含义灌注到了艺术家的作品表现中。中国的当代艺术起源于20世纪80年代,建国前的战争以及建国后对文化的洗礼,遭受使艺术教育基本停滞。20世纪80年代艺术家们开始对西方艺术思潮进行学习,短时间内接触到大量来自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商业及艺术资讯,于是,催生出了当代中国艺术,表现形式从客观来看是以舶来为主,在中国融入世界的全球化进程中,展示了积极的意义。中国当代艺术推动了文化多元化方向的发展,实现着“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艺术氛围。当代艺术也正好找到了与其相适应的土壤和视觉经验,成为了当今中国社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现代社会是一个高度现代化、信息化的社会,呈现出世界一体化的趋势,全球化的经济合作和文化共享,新材料、新技术的不断涌现使我们目不暇接,各种艺术思潮的涌入也对中国的传统文化艺术带来了巨大的冲击,使单一民族文化处于了弱势。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面对着如何认识传统木版画艺术与现当代艺术之间关系的问题,也就是在我们的现当代社会中对武强传统木版画这种传统造型艺术何去何从的问题。研究本土审美思想、研究各传统艺术形式的内容和表现手段,在理解的基础上,传承中国传统民族文化。当代艺术的新观念与新思维方式的引入为我们重新审视传统文化观念提供了更多的思考空间,加快了传统元素的创新与再造的过程和可能性,新技术、新材料的出现也为我们传统造型的再设计提供了更多的样式。从某种程度上说,当代艺术本土化的过程其实就是对传统进行改良,对西方当代艺术的本土适应改造的双向过程,成功的传统文化艺术在具有传承和再造这两个基本特征的同时也具有了世界性和时代特征。当代艺术使用的是一种不同于传统艺术的思维方式与视觉方式,它希望通过进入公众的方式进入社会,目的也是要造成一种公众性的社会舆论,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当代艺术在本质上应该是属于大众的,当代艺术的愉悦是大众的,它在满足全民性的要求的同时也符合商业性的要求。大众性就是指文化艺术的人民群众性,以人为本,是以人类的大多数人为本,即以民为本。当代艺术的大众性应该是从两方面考虑的:一是,题材内容的大众性,当代艺术的选题是当今人们的社会生活,是大众心态的体现;二是,作品接受者是大众群体,不管是收藏者还是欣赏着,艺术作品都是要让大众能够接受的,可以参与的,而不是孤芳自赏的精英文化艺术。广大人民群众是创造历史活动的真正主体和动力,当代文化艺术的大众性,源于文化产生、存在和发展的广泛性基础,由于当代文化艺术必须能够满足其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的需要,因此,面向大众、服务人民,这才是当代文化艺术的价值和意义所在。当代艺术的大众性也由于艺术的教化功能和美育性作用,当代艺术的创造,既要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现实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又要促进广大人民群众素质的提高,进而全面发展。大众的需要和意志,决定了当代艺术的主体是一种能动性的存在,它通过当代艺术的创造以及其所具有的内在价值和目标、文化所具有的手段以及文化的凝聚、整合、同化等功能,为人们提供一种整体的模式,使大众的本质力量不断得到了提升和发展。

百家争鸣对当时社会的影响范文第7篇

暑假社会实践报告(一)

一个月的寒假生活即将结束了,回首我这个寒假的生活体验感觉只有一个字“累”。以前并不知道真正的生活真正的工作到底是什么样的,这次的生活实践让我真正体会到了工作的辛苦,挣钱的不容易。通过这次的工作经历让我能更好的调整好自己的心态,以便更加认真努力的学习今后的课程。为以后真正独自接触社会奠定坚实的基础。“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 ”。

在这段时间的工作中我最大的收获就是做什么事情都要有耐心以及韧性,社会不比家里不管做什么都有人给你庇护,社会生活中有着很大的学问,说话做事都有不少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

由于我家里的店子很忙又缺人手,所以这个寒假就没有去外边找工作就在自己家的店子里帮忙,顺便筹集我那昂贵的学费。家里做的是配件销售的行业,和我的专业是很不搭调的,但终归是工作也是可以从中学到些东西的,在正式开始工作的时候我就在店子里跟着工作了两天,原本以为这行业很简单嘛,就是问下进门的顾客需要什么东西。然后找东西,交易,开发票。但真的做起来还是需要很多的技巧的,自己慢慢的也学着和顾客沟通,进行销售。

繁忙的一天:

刚开始每天的工作除了有顾客来了要招呼一下外就是整理一些堆积的或刚进的新货,女生都爱干净,而我现在所做的工作都是些油滋滋的汽车配件。刚开始是有些不愿意拿那些东西了。但我妈妈也就是我的“老板”根本不把我当女孩子似的一会儿让我取这东西一会儿取那东西的,弄的我双手都脏兮兮的。

最让我尴尬的是我根本就不认识汽车上的这些零件之类的东西,老是拿错了,还自作聪明的把盒子上的字曲解了。,把东西都乱放都搞混了,当然我这么做的直接后果就是被我的“老板”一顿指责,心里委屈也没办法,毕竟自己弄错了,闹了不少笑话出来,让人家顾客以为我们店子的员工都这么不熟悉货物还卖东西,对我们的产品也有了些许的怀疑,这估计就是在公司里,员工的言行会影响到公司的形象一样的道理吧。

短短的的工作时间里,我发现了我自身存在的不少问题,很简单的我作为一个美术系的大学生,自己的字写的也实在太对不起观众了,平时没注意,在给顾客开发票的时候我充分意识到了这点,当我把开好的发票递到人家手上时,对方看到字的那种表情让我真的感觉很惭愧。当时就心里暗暗下定决心以后一定要把字先练习好。免得以后找工作上在这个上面摔跤。

社会是复杂的,社会中的人也是千奇百怪的,有些人就是真的很不好相处,也就是我们俗话说的“赖皮”。面对这样的顾客我刚开始不知道怎么应付,于是关系弄的很僵,场面很尴尬。直到“老板”的及时出现才解了围,当然我少不了挨一顿批评,同时也告诉我一些与人沟通的技巧,以及随时应对问题的方法。

暑假社会实践报告(二)

打工只是一种磨练的过程。对于结果,我们应该有这样的胸襟:不以成败论英雄,不一定非要用成功来作为自己的目标和要求。人生需要设计,但是这种设计不是凭空出来的,是需要成本的,失败就是一种成本,有了成本的投入,就预示着的人生的收获即将开始。

小草用绿色证明自己,鸟儿用歌声证明自己,我们要用行动证明自己。打一份工,为以后的成功奠基吧!

不经风雨,怎见彩虹,没有人能轻轻松松成功。

在现今社会,招聘会上的大字板都总写着“有经验者优先”,可是还在校园里面的我们这班学子社会经验又会拥有多少呢?为了拓展自身的知识面,扩大与社会的接触面,增加个人在社会竞争中的经验,锻炼和提高自己的能力,以便在以后毕业后能真正的走向社会,并且能够在生活和工作中很好地处理各方面的问题记得老师曾说过学校是一个小社会,但我总觉得校园里总少不了那份纯真,那份真诚。所以一定要特别小心谨慎,而且一旦出错并不是像学校里一样老师打个红叉,然后改过来就行了总之,这个寒假的社会实践是丰富而又有意义,一些心得和体会让人感到兴奋,但却决不仅仅用兴奋就能描述的,因为这是一种实实在在收获,是对“有经验者优先”的感悟。……

我也从工作中学习到了人际交往和待人处事的技巧。在人与人的交往中,我能看到自身的价值。人往往是很执着的。可是如果你只问耕耘不问收获,那么你一定会交得到很多朋友。对待朋友,切不可斤斤计较,不可强求对方付出与你对等的真情,要知道给予比获得更令人开心。不论做是事情,都必须有主动性和积极性,对成功要有信心,要学会和周围的人沟通思想、关心别人、支持别人。

打工的日子,有喜有忧,有欢乐,也有苦累,也许这就是打工生活的全部吧。我不知道多少打工的人有过这种感觉,但总的来说,这次的打工生活是我人生中迈向社会的重要一步,是值得回忆的。现在想来,二十四天的打工生活,我收获还是蛮大的。我所学到的生活的道理是我在学校里无法体会的,这也算是我的一分财富吧。

在这次寒期的工作中,我懂得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重要性,获益良多,这对我今后的生活和学习都有很大程度上的启发。这次的打工是一个开始,也是一个起点,我相信这个起点将会促使我逐步走向社会,慢慢走向成熟

暑假社会实践报告(三)

不知不觉的,离我们的实践结束已经一个多月了,那个时候留下的记忆也稍稍的模糊了一点。可是在整理拍的照片的时候,看着相机记录的一幅幅画面,一张张笑脸,想着那些日子里的集体生活,我才发现当时的快乐还是很清晰。

能够参加这次实践活动,我是觉得很荣幸的;能够到贵州去切身地感受它的风土人情和文化特色,也是我很难拥有的经历之一。在我们的实践活动开始之前,我们队就开始开会讨论一些相关的事宜,分课题组准备实践中的一些课题预习和研究,分配实践中的一些具体的工作,做最充分的准备。这些准备工作就做得很好,而且很难得。所以,我是抱着学习的心态加入这支队伍的。那么我就先谈谈自己的收获吧。

首先是团队合作的经验。其实作为一个大学生,自己的团队合作经验非常少,自己安排自己的学习生活,很难跟这么多同学做同一件事情。在这个团队里,我们一起生活,一起工作,我也有机会接触其他各个院系的同学,学到更多东西;而且,在团队中我们更容易学会尊重别人,尊重集体。在正安县的时候,我们一起完成了课题的调查研究,一起解决了很多问题,一起讨论我们的行程、活动和调研结果,虽然有时候也会有很多争论,但是大家都是本着对集体负责、的态度的。我觉得我们队的同学们在团队合作里表现出来的特色,是很值得我学习的,也是我们的实践能够圆满结束的重要保证。

其次是贵州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贵州是地球上我到过的最南的地方,最早的时候我在考虑参加实践活动时,就想去贵州或者云南这样的省份,因为我想看看北方人很少看到的南国风光。在从重庆坐车到遵义的途中,我们碰上了一阵奇怪的大雾;在进正安县城时,我们看到了一个被群山环绕的小城;在县城里的街道上,很多人背着一个大背篓,也有很多小商贩卖着我们不知名的小吃……这里的很多东西对我来说都很新鲜。在贵州将近有半个月,小到有特色的衣食住行,大到我们调查发现的文化传统和风土人情,都让我对贵州产生了一个很好的第一印象。

再有就是实践活动给我带来的社会经验。我们这次社会实践中不乏与社会打交道的内容,这让我们真正的走入社会、走到田间地头、走进工厂学校,去学习书本上没有的知识。我们队第一天就去了正安县的自强村,听了这个村的老支书关于春晖行动的故事。我觉得是这种真真实实的声音和感情,而不是摄像机前屏幕后的画面,在感动着我们,在支持和传播着春晖行动。同样在农户的家里,我们看到了沼气池和新黔北民居的建设。也正是这些活生生的东西,而不是什么红头文件和宣传标语,告诉我们政府在新农村建设中的成绩和问题。还有很多很多,是坐在教室里的我们,埋头于书本里的我们很少了解的。

最后说一说我们队的一个特色,那就是每天晚上的讨论会。我觉得这是我们这次实践活动最有价值的内容之一。开会的时候,芳芳队长先大概总结一下一天的行程和调研的内容,然后就让大家自由发言。这个会几乎每天都要超时,每一次都会跑题,队长为了不耽误大家休息,不得不控制时间和及时扭转跑题现象。开会的时候虽不敢说是百家争鸣,但是大家都畅所欲言,气氛很活跃,争论的也很多。我们从尹珍说到士族,从儒家说到自由主义,从仡佬族风俗说到主流宗教的特点,从新农村建设说到民主政治,这样的讨论会不可能不跑题。其实,正是这些跑题,体现出我们对于课题的认真和专心;更重要的,是体现出我们对于社会的关心和责任感。我觉得,这是北大精神之所在,这一点让我感触很多。我们实践的过程和目的,都在一个小小的讨论会上实现了。

百家争鸣对当时社会的影响范文第8篇

论文摘要:被韩非称为”世之显学”之一的墨家学派,是中国历史上的一支奇葩。在墨家博大精深的教育思想中,职业教育思想独树一帜。其对科学和技术教育的重视,以及对学生实践动手能力的培养等,都对当今我国职业教育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墨子(公元前aso-一公元前389年)名翟,战国初鲁国(今山东滕州)人,中国古代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政治家。其科技教育理论与实践达到了同时代世界的最高水平。他本来师从儒学,但讨厌其重礼厚葬的繁文褥节,便创办了墨学,成为墨家学派的创始人。

墨家学派与儒家学派截然不同,最突出是把儒家不屑一顾的技术教育,包括自然科学和劳动技能等教育内容倍加重视和推崇。墨家学说在春秋战国时期和儒家并称“显学”,其职业教育思想独树一帜。今天,深人研究墨子的职业技术教育思想,对推进我国职业技术教育的改革与发展,仍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一、墨子职业教育思想产生的背景

墨子所处的战国初期,是中国历史上社会大转变时期。封建生产关系逐渐成熟,铁器的广泛使用促进了农业的发展,手工业、商业繁荣,产品极大丰富,生产力迅速上升。这样就把更多的人从物质生产劳动中解放出来从事脑力劳动,从而创造更丰裕的科学、文化、思想成果。同时,战国初期又是一个动荡的变革时期。没落的奴隶主贵族和新兴的地主阶级之间的矛盾尖锐复杂,除战争外,还竞相养士著书立说,议论时事,阐述哲理,产生了一批著名的学者和派别,形成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思想学术繁荣局面。

二、墨子职业教育思想简述

(一》培养‘.兼士”的教育目的

基于“兼相爱,交相利”的社会理想,墨家的教育目的是要培养“兼士”或“贤士”,进而实现贤人政治或仁政德治。对于“兼士”的标准,墨子提出要“厚乎德行”、“辩乎言谈”、“博乎道术”,即要具有深厚的道德品质,能言善辩的辩论技能和广博熟练的知识技能。道德培养尤甚,使兼士能“爱无差等”,做到“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不分彼此亲疏、贫富、贵贱,都能做到“饥则食之,寒则衣之,疾病侍养之,死丧埋葬之。”(僵子·兼爱下》)辩论技能的培养是为了能让兼士去社会上推行“兼爱”的主张;知识技能的培养是让“兼士”投人到社会生产实践中去,有兴利除害的能力。墨子经常直接参与社会实践,“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墨子门徒大多出身于“农与工肆”,同墨子一起学习和劳动,在培养德行基础上,努力掌握劳动技能和生产经验,受到了很好的劳动职业训练。

(二)科学和技术为主的教育内容

墨家确定了一套独特的教育内容以培养兼士,其中最有价值的就是科学和技术教育的内容和思辨能力的培养。科学和技术教育的内容更多的体现了职业教育的特色。思辨能力的培养,在于锻炼和形成严密的语言逻辑,从而在论辩中能说服别人,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

1.自然科学知识

墨家学派对于自然科学知识的教育在中国教育史上独树一帜,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

W物理学

力学。力学是现代物理的重要分支。僵升中记述了丰富的力学知识。如关于机械运动的正确定义:“动,域徙也。”意思是说,机械运动的本质是物置的移动。这与现代机械运动的定义完全一致。

光学。光学是墨家科学教育中最出色的部分,从“光的直线行进”这一基本光学原理,探讨了一系列光学问题,对平面镜、凹顶镜、凸面镜等进行了相当系统的研究,得出了几何光学的一系列基本原理,并做了类似“小孔成像”的实验。

(2)数学

《墨子·经劝中含有丰富的数学概念,严密的逻辑推理和深邃的数理哲学思想。如对圆的定义:“圆,一中同长也”。“一中”即“对中心一点”,“同长”即“等距离”。这与近代数学中圆的定义“对中心一点等距离的点的轨迹”是完全一致的。墨子是对十进位值制概念进行总结和阐述的第一个科学家。十进制的发明,是中国对于世界文明的一个重大贡献。正如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J卿数学卷中所说:“如果没有这种十进位制,就几乎不可能出现我们现在这个统一化的世界了”。

2.生产技能知识

僵矜中记载了许多墨家传授劳动技术的内容。墨子特别注意让学生参加生产劳动,从实践中总结经验,学习经验,掌握技能。《墨子·辞过》:“圣人做诲,男耕稼树艺,以为民食。”僵子·节用中》:“凡天下群百工,轮、车、鞍、饱、陶、冶、梓、匠,使各从事其所能。”墨子自身为人师表,直接从事生产,并且具有很高的技艺,“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他的门徒大多出身于“农与工肆”,他们同墨子一起学习和劳动,在培养德行的基础上,努力掌握劳动技能和生产经验,受到了很好的劳动职业训练,为将来实践墨家的理想打下了基础。

3.军事知识

墨子可以说也是一位著名的军事家,他精通各种军事技能,并把它充分的运用到其宣传“非攻”思想的行动中。僵子·公辙中就记载了墨子通过向公输班演示军事布阵止宋攻楚的一件事。他不动一兵一刃成功的阻止了楚国攻打宋国,且宣传了自己的“非攻”思想。

《墨子》中“备城门”、“备高临”、“备梯”、“备水”、“备突”等章比较集中地体现了墨子守城理论的特色:军事谋划与工匠技术相结合。

4.思辨能力的培养

包括形式逻辑和论辩方法的教育。墨子特别强调语言的逻辑性,要“上说下教”,必定要有正确的观点和逻辑严密的语言内容和论辩的方法。他提出要用“三表”来衡量人的认识和观点是否正确,即“有本之者”,“有原之者”和“有用之者”,从历史的经验知识、民众的经历和社会实践中去检验思想与言论的正确与否。 在中国古代逻辑学史上,墨子首先提出了“类”、“故”的概念,提出“察类明故”的命题,即运用类推与求故的方法,讲求以理服人,追求思辨技巧,言行有据。

(三)重“作”重“行”的教育方法

重“作”即重视学生创造能力的培养。墨子主张:“古之善者则述之,今之善者则作之,欲善之益多也。”(僵子·耕柱》)对古代好的东西应当继承,而在今天则进一步创造出新的东西,希望好东西能更多一些。可见,墨子对学生创造性的培养十分重视。

重“行”即重视实践。墨家的实践内容除了道德和社会政治之外,更多的是生产、军事和科技的。从实践中学习技术,总结经验,培养改造社会、推行政治主张的能力。

在墨家教育方法中,还强调了量力而为。依据学生的精力和能力进行知识的传输和技能的培养,同时告诫学生凡事也要量力而行,切勿贪多务得。

三、墨子职业教育思想的当代价值

儒家学说在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中一直处于主导地位,因此职业教育也深受其害,学而优则仕的观念一直延续至今。虽然在中国几千年的发展史中,职业教育一直没有销声匿迹,但也总是作为官方儒学教育的附庸,政治因素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其发展。严格意义上的职业教育在我国有上百年的历史,而真正的发展在近二、三十年。改革开放后,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上开始需要大量的技术人员,尤其是有一定文化程度的熟练技术人员,而我国的高等教育体制在一定程度上是与社会的需求相脱节的,培养出来的大学生往往是理论能力重于实践动手能力。因此,如何培养高质量的技术人员越来越受到国家的重视,许多适应社会经济生产发展而开设的职业技术学院也如雨后春笋般应运而生,职业技术学院的毕业生就业率高于普通本科院校毕业生的就业率已成铁的事实。在职业技术教育欣欣向荣的时候,我们可以从墨子的职业教育思想中寻找他山之石。

(一)要有职业技术教育的意识

中国的传统教育一直忽视职业教育,从几千年前的孔子开始,轻视劳动技能的学习,使教育的目的一直在“人仕”中徘徊,上学是为了做官,直到现在,很多大学生认为上大学就是为了进政府谋得一官半职。这种观念已经与社会的需求相违背。重视职业技术教育,培养合格的技术人才,才是符合社会发展方向的。

《二)结合社会需求开设专业

墨子在当时动荡的年代,为了社会安定与人民幸福,毅然抛弃儒家繁文褥节“礼”的教育,从实际生产实践中寻找教育目标、内容与方法,只要是对生产劳动有帮助的技能都被墨子吸收到自己的教育中来,上升到理论,并亲自带领学生践行。他的军事技能是为了宣扬自己“非攻”思想,为了人民的安定生活。我们现在的职业技术学校也应根据社会需求开设专业,培养社会需求的人才,有助于学生的就业,对社会的发展也能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三)在实践操作中掌握技能

墨家教学注重教书育人、学以致用,即所谓“士虽有学,而行为本焉。”(《墨子·修身》)即使有广博的知识,还应以实践为根本。一切说教,一切理论,都必须见诸行动,根本在于实践应用。墨家艰苦实践的精神不仅体现于践德,而且体现于生产、科技及军事领域。用以指导教育和教学,表现出积极的实践特征。

职业技术教育要求学生走出校门后,就能立即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独当一面,这就要求重视实践操作技能的培养。在掌握一定的理论知识后,就应该多到现场练习、操作实践。多练,多动手,才能熟练地掌握技巧,真正实现职业技术教育的目标,培养出更多的既具有丰富的理论知识,又有一定的动手能力的社会所需要的真正人才。

(四)勇于创新、警于创新

墨子的职业教育思想中蕴含创新的精神,他反对孔子“述而不作”的观点,指出要根据实际需要教学,“述而且作”拓展了教育的范围,教学的内容冲出了孔子“六艺”范围,生产技能和科技教育等成为教学的重要内容。同时墨子根据已有的材料和技术创造出新的事物,如他削竹木为鹊,成而飞之,三日不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