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子化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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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子化趋势范文第1篇
2013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分析了少子老龄化背景下中国人口结构变化与房价变化的动态关系。研究表明：少子老龄化现象所导致的房价波动滞后于少子老龄化进程；少儿抚养比的下降、老年抚养比的上升和家庭结构微型化是推动我国房价持续上涨的重要人口结构因子；但从人口结构层面看，未来我国房价并不具备快速上涨的基础，恐面临较强持续性的下行压力。
【关键词】 房价波动 VAR模型 少子老龄化 家庭规模微型化
一、引言
目前，中国已处于“少子老龄化”加速发展阶段。“少子老龄化”，即少子化与老龄化的统称。截至2013年末，中国0―14岁人口约占总人口的17%，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为9.7%。伴随着少子老龄化现象，我国平均家庭户规模日益微型化，而这三者的发展态势竟与我国房价的波动呈现高关联度。据世界官方统计经验，我国并不具备少子化的社会基础。因此，在少子化与老龄化并存的社会背景下，以发展中国家的我国房价与人口子结构变化之间的关系作为研究课题，极具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然而国内外关于人口“少子老龄化”与房价关系的研究甚少，大多仅从老龄化单一角度考察与房价关系。大体来说，国外研究综述可概括为老龄化“悲观论”和“乐观论”。“悲观论”认为老龄化可能会造成房价下跌，导致房市奔溃。代表者有Modiglianni和Bergantino。而“乐观论”认为经济体制自身的调节可以熨平老龄化对房价的冲击。代表者有BrooksWalker和Lefort。
由于我国少子老龄化等人口结构的转变现象出现较晚等原因，国内学者对其研究起步迟。费方域等基于代际交叠局部均衡模型，论证房地产投资到期收益率与人口增长率无关。邹瑾深入剖析了人口老龄化对房价的影响，但未考虑少子化对房价的影响。陈国进等分析了中国人口抚养比与房价的关联性，但其研究未基于我国人口少子老龄化的现状、所构建模型未设置控制变量，稍显欠缺。
因此，本文基于VAR动态模型，采用Grange因果检验、面板协整检验等实证方法深入探究少子化、老龄化及家庭结构微型化对房价的动态影响，从而深化少子老龄化背景下对我国房价变动趋势的认识。
二、模型构建
考虑到本文所选人口结构变量之间可能存在动态联系等不利因子。笔者特选取向量自回归（VAR）模型。令模型不含外生变量，构建非限制性向量自回归模型如下：
yt=A1yt-1+…+Awyt-w+？着t，t=1，2，…，T
式中yt是n维列向量，T是样本数，w是滞后阶数，At为n×n维待估系数矩阵，？着t是白噪声向量。综合分析全国住宅销售均价及人口结构变化规律及动态联系，令yt=（LnPt，LnCDRt，LnODRt，LnHJt，LnYt，LnCNt）。其中P为全国商品房销售均价，CDR为少儿抚养比，ODR为老年抚养比，HJ为平均家庭户规模，Y为人均可支配收入，CN为非农业人口比。且人均可支配收入和非农业人口变量为控制变量。
三、实证检验
为消除异方差，对数化各组数据，分别记为LnP，LnCDR，LnODR，LnHJ，LnCN，LnY。
1、面板单位根检验与协整检验
通常经济时间序列为非平稳，须对变量时间序列做平稳性检验。LLC检验和IPS检验结果显示：一阶差分后少儿抚养比等六个序列均平稳。而本文重点关注我国少子老龄化背景下人口年龄结构分布与家庭结构微型化对房价的影响，故以下将对其着重进行分析。
因LnP，LnCDR，LnODR，LnHJ序列是同阶单整序列，故采用基于回归系数的Johansen协整检验（表1）。结果表明：LnP、LnCDR、LnODR、LnHJ序列存在显著的协整关系，即少儿抚养比、老年抚养比和平均家庭户规模对房价具有长期稳定的影响。
2、Granger因果检验
根据信息化最小原则，计算最佳滞后阶数为1。以下采用Granger因果检验分析商品房均价与人口子结构之间的因果关系。如下表2。
由检验结果可知，少儿抚养比（LnCDR）与老年抚养比（LnODR）相互引导；少儿抚养比、老年抚养比单方面引导平均家庭户规模（LnHJ），且人口结构变量对房价的具有单向影响。
3、VAR模型估计
通过对VAR模型进行稳定性检验，发现VAR模型系统稳定。然后对其残差进行检验，结果显示其服从正态分布、无异方差性、无自相关性。
4、脉冲响应分析
因格兰杰检验无法显示三变量对于房价的动态影响及相关程度。以下将引入脉冲响应方程进行动态分析。如图1。
在给少儿抚养比（LnCDR）施加一个标准差大小的正向冲击后，对房价产生了负效应，且长期来看这种效应具有较好的持续性。当给老年抚养比（LnODR）一个正的冲击后，房价呈上升趋势，虽于第3期有所下降但之后迅速反弹并达到最高点，之后长期趋于稳定；从第4期到第8期，正效应最大。说明老年抚养比的上升有助于提升房价。平均家庭户规模（LnHJ）给予房价冲击后，房价迅速下降，在第2期达到最低点，且从长期来看房价呈现下降态势，说明房价与平均家庭户规模存在反向变动关系。对此，可分别从以下三点进行解释：第一，曾经的“婴儿潮”转变为“婴儿荒”。第二，“三重动机”施压。首先，老年人改善自身住房的需求随社会进步不断强化；其次，福利分房制度和计划生育的实行强化了老年人帮助下一代购房的动机；最后，老年人群投资渠道匮乏，而房产投资热吸引了大量资本。第三，家庭规模微型化下持续增加的住房需求，推动房价上涨。
由脉冲响应图进一步分析，可得出少儿抚养比等三变量对房价的影响伴随期数的推进而逐渐减弱。笔者认为，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如下：首先，国家生育政策不断调整与完善。如2013年末国务院出台“单独两孩”政策，将通过减少家庭购房需求给予房价下行压力。其次，伴随老龄化程度的深化，由于高额的医疗保健费、老年人投资问题得到解决等因素，老龄化对房价的推动将减弱。
5、方差分解
为进一步完善VAR模型分析，以下将运用方差分解方法，探讨人口结构各变量的冲击对房价变动的贡献程度。如表3。
由表3可知，人口结构变量对于房价的影响均滞后一期，而来自房价自身的影响当期就能实现，但前四期内房价自身贡献率从100%迅速降至53.54%，之后有小幅上涨；少儿抚养比对房价冲击的贡献度不断增加，长期来看，一直在8.5%以上徘徊；老年抚养比对房价的冲击较之少儿抚养比大，且于第3期达到最高值18.92%；平均家庭户规模在三者中对房价的冲击最大，在第三期达到19.58%，从长期来看稳定在17.50%左右。故可综合得出，短期内影响我国房价波动主要源自房价自身，但影响力度渐弱；其他三项人口结构变量对房价均具有长期影响，其中老龄化和家庭结构微型化影响较大。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第一，Johansen协整和Grange因果检验表明：少儿抚养比、老年抚养比和平均家
庭户规模是房价的格兰杰因，且对房价具有长期稳定的影响。同时，少儿抚养比和老年抚养比也是家庭户规模的格兰杰因。一方面，少儿数量减少、老年人追求高质量的晚年生活是导致家庭结构微型化的重要原因；另一方面，少儿抚养比、老年抚养比和家庭结构微型化通过对住房需求的改变进而直接影响房价。
第二，借助VAR模型估计和脉冲响应函数，动态地分析少儿抚养比等三个人口子结构变量对房价的动态影响。综合以上结果可得：一方面，受到福利分房制度、计划生育政策、金融发展程度及住房多样化需求等多因素的影响，少儿抚养比及平均家庭户规模的下降、老年抚养比的上升是推动房价持续的重要动力；另一方面，随着我国少子老龄化程度的加深，未来我国房价快速上涨的趋势可能发生逆转。
第三，少儿抚养比等三人口子结构变量与房价的方差分解表明：首先，短期内房价波动受自身变化的影响很大，但大体呈递减趋势。这是由于房地产市场化初期的不成熟性和市场的内在弊端所致，但该现象会伴随政府调控的加强及房产市场的不断完善而逐渐消失。其次，少儿抚养比对房价的冲击程度较小，老年抚养比、平均家庭户规模对房价的冲击程度较大。最后，人口子结构三指标对于房价的影响均滞后一期，而来自房价自身的影响当期就能实现。
针对以上分析，政府在调控房价时，不能仅从房产自身因素出发，而应统筹考虑少子化与老龄化、家庭规模微型化等人口子结构因子。同时，为弱化房产政策的滞后效应，应主动构建应对少子老龄化现象造成房价波动的决策机制和前瞻性预警机制。提高把握房产市场脉搏的敏锐性，不断调整政策思路，避免房产市场的萧条对国民经济的可能冲击。
（注：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耦合发展研究”（编号：13CJY008）；湖南省大学生创新性实验项目“城市房价高企的因素分析”（编号：SCX1402）。）
【参考文献】
[1] BERGANTINO，S.M：Life Cycle Investment Behavior，Demographics and Asset Prices[D].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1998.
[2] Brooks R：Asset-market effects of the baby boom and social-security reform[J].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2002（2）.
[3] Walker E：Lefort F. Pension reform and capital markets Are there any（hard）links[J].Abante，2002（2）.
[4] 费方域、史青青、朱微亮：人口红利与房地产收益率的无关性[J].经济学（季刊），2010（1）.
少子化趋势范文第2篇
【关键词】少子高龄化 现状 成因 影响
【中图分类号】C9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9682（2011）07－0107－02
近年来，在日本一直流行着“少子高龄化”这一说法，即“出生婴儿减少，老年人口的比重不断增加”。这一现象自20世纪70年代就已出现，且愈演愈烈，不仅仅在医疗、福利、养老金等社会保障方面，而且在经济成长、产业的良性发展等方面也带来了非常大的影响，已成为日本政府和国民亟待解决的重大课题。文章从少子高龄化的现状、成因、社会影响等三方面，对此问题进行探讨。
一、少子高龄化的现状
一般认为，当一个国家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超过7%的时候，被称为老龄化社会，如果这一比例再翻一番，超过14%的话，就被称为老龄社会。日本从1994年就进入了老龄社会，目前是世界上老龄化现象最严重的国家之一。走在日本的街头，老年人的痕迹随处可见，显然，日本是一个老龄化非常明显的国家。超过65岁的人在日本的总人口中比例已经超过了20%，也就意味着每5个人当中就有一个老年人，于是，在街上你可以看到，开出租车的都是老年人，上下班高峰时，地铁里头发花白、西装笔挺的老年人与年轻人一样步履匆匆；在乡村，田地里开着拖拉机往来耕作的人往往也是老者居多。种种现象会让每一个在日本生活的人觉得：原来少子高龄化问题就在身边，而且越来越严重。
我们来看一些数据，2009年5月29日内阁府公布发表了《平成21年版高龄化社会白皮书》，书中指出：截至2008年10月，日本的总人口达1亿2千769万人，其中未满15岁的儿童人口约1740万人，占全体人口总数比例的13.6%，65岁以上的高龄人口达2822万人，高龄者占总人口的比例达22.1%，也就是说每5个人中就有一个老年人，高龄化比例比上一年提高了近一个百分点，再次刷新了历史记录。统计还显示，越是高龄，女性人口越多，其中，65岁到74岁的前期高龄者约1500万人，其中女性比例比男性多出大约88万人，75岁以上的高龄者多出大约1270万人，其中女性比男性多317万人，白皮书还对日本未来社会进行了预测：大约到2020年，日本的后期高龄者将超过前期高龄者。2055年，高龄化率将上升到40.5%，届时将有1.3个年轻人负担一个老年人的福利费用。
二、日本的“少子高龄化”现象的成因
1．思想意识、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等各方面的变化
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在思想意识、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等方面给日本的女性带来了深刻的影响。要求男女平等的呼声日益高涨，经济的发展、教育的普及使得女性有更多的机会了解社会、了解世界，进而更加激起了她们要与男子一起参与社会发展的强烈愿望。随着男女平等意识的增强和社会地位、经济地位的提高，新一代的日本女性已不再满足传统的生活方式，不再甘心做专职的家庭主妇，在封闭的家庭生活中度过一生。
2．“大男子主义”的世俗观念加深了女性对结婚育儿的恐惧感
日本社会的大男子主义思想仍然存在，他们一心忙于工作和应酬，不愿意帮助妻子共同分担家庭和育儿事务，导致妻子身心一直处于疲惫的状态，从而使越来越多的女性对婚姻产生恐惧。同时，日本是一个“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在这样的社会里，女性要想在工作中获得同等成绩，必须付出更多的努力，加上许多用人单位对有孩子的女性职工存在偏见，因此，很多女子不甘心为结婚育儿而失去自己为之付出心血的工作，从而导致晚婚晚育甚至终生不结婚的现象屡见不鲜，这是少子高龄化产生的重要原因。
3．经济不景气使年轻一代对育儿倍感压力
近年来，日本经济持续低迷，失业率上升。尤其是在泡沫经济崩溃之后，日本长期受不良债权、通货紧缩、内需不足等问题困扰，经济几乎处于停滞状态。收入的不稳定使人们不得不降低消费。同时，对于已婚的年轻一代，更是倍感压力。我们可以作一个估算，且不谈从幼稚园到高中所需费用，仅大学一项就是一笔很大的开销，如果是私立大学，四年的学费将要花费300万～400万日元，医学类专业会更高，而一个普通的职员，年收入也不过如此。高额的教育费用使年轻的夫妇在孕育下一代时会面临很大的经济压力。
4．医疗条件的改善、生活水平的提高，加上少子化的加剧，都会推进高龄化的发展。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营养的改善、劳动强度的减轻，特别是医学的进步再加上社会养老保险的普及，日本的人均寿命大幅提高。据统计：战后，日本的人均寿命1947年为52.01岁，1958年为66岁，1972年为73.5岁，1996年已达80.3岁，2006年达82.3岁，成为世界上平均寿命最长的长寿国。另一方面，老龄化问题出现的同时，出生率持续走低，据日本厚生省的《人口动态统计》表明：日本在2007年达到人口峰值1亿2778万人之后，人口开始出现持续的负增长。新生儿数量不断减少，老年人口比重越来越大，必然使社会人口结构严重失衡，最终使得日本的人口结构越来越趋向于倒金字塔型，即老年人口最多，儿童人口最少。
三、带来的社会问题
1．看护问题严重
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特别是70年代以来，日本以超过欧美发达国家倍数的人口老龄化速度进入了高龄化社会，老年人口的比重持续上升，据日本厚生省人口问题研究所预测，到2020年，老年人口的比重将上升至25%左右，而且在
战后第一次生育高峰（1947～1949）出生的人也将于2020年加入老年人的行列，届时，老年人口指数将接近40%，必然会使老年人医疗费用膨胀，退休金预算激增，伴随而来的是社会劳动人口的负担加重。从日本老龄化发展的趋势看，85岁以上的第一代高龄老人的孩子近60岁，孙子近30岁，四代人中有两代人正在同时衰老，这就带来了高龄老人谁来照顾的问题，因为照料者本身也面临着老龄化的问题。
2．政府财政负担加重
（1）养老金负担加重。日本的财政支出很大一部分用来支付社会保障费用，主要是养老保险和医疗费用。日本的养老金体系包括所有国民参加的国民养老金，另外还有一部分私人经营的养老金，统称为公共年金。随着高龄人口的增加，领取养老金的人数也不断增加。养老金保险制度的改革，进一步加重了本来已陷入困境的日本财政负担。
（2）医疗费用负担加重。日本政府自60年代以来就采用全民医保制度，80年代初，进一步加以完善，建立了独立的老年保险制度，规定70岁以上或65岁以上70岁以下身体有残疾的老人所需医疗费用的70%由中央财政负担，其余30%由地方政府负担。老年人的不断增加必然会使政府的财政难以为继。
3．劳动力不足
由于少子高龄化现象的日益严重，日本劳动力的供给将以中老年人为主。在农村，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农村人口日益减少，农业生产后继乏人。而且老年人在体力上力不从心，在观念上更显滞后，这会大大阻碍农业的发展。在工业上，随着少子高龄化的加剧，日本实现了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也遇到了劳动力不足的问题，而劳动力的供需问题又使得工人工资上涨，从而导致产品成本加大，企业不得不加价出售产品，最终丧失了国际竞争力。
4．对日本的教育发展产生负面的影响
实际上“少子化”对教育发展的影响已显现出来，近年来由于经济的不景气，国民消费水平下降，教育费用又居高不下，加之“少子化”现象的发展，许多大学已经出现生源不足的现象，致使对教师的需求减少，一些师范大学及综合大学的教育系已经开始重组或缩小规模，今后这一危机将愈演愈烈。
综上所述，少子高龄化问题是日本今后必须应对的战略性难题，少子高龄化问题的解决，对日本今后的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的发展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日本政府已充分认识到这一问题的严重性，采取了一系列的有效对策，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缓解的作用。当然，要想彻底解决这一问题，任重而道远，日本政府还有相当长的路要走，这一问题也会给有这一倾向的发展中国家带来启示。
参考文献
1 陈鸿斌.老龄化、低出生率――日本无法破解的难题［J］.日本学刊，2003（3）
2 王 伟.日本人口结构的变化趋势及其对社会的影响［J］.日本学刊，2003（4）
少子化趋势范文第3篇
目前，我国生育率进入超低水平，妇女总和生育率明显低于更替水平。总和生育率是指平均每对夫妇生育的子女数，国际上通常以2.1作为人口世代更替水平，即考虑到死亡风险后，平均每对夫妇大约需要生育2.1个孩子才能使上下两代人之间人数相等。通常把低于1.5的生育率称为“很低生育率”，低于1.3的生育率称为“低生育陷阱”。目前我国总和生育率在1.4至1.5间，远低于2.1的更替水平，低于世界2.5的平均水平，甚至比发达国家水平1.7还低。这个水平已经非常接近“低生育陷阱”。经验表明，所有掉入“低生育陷阱”的国家，都没能再重新达到人口更替水平。国务院曾经组织开展的人口发展战略研究认为，我国人口总量峰值应控制在15亿人左右，妇女总和生育率保持在1.8左右，过高或过低都不利于人口与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因此，人口生育政策越早调整，其所产生的效果就越明显。
性别比失衡。目前我国的出生人口男女性别比的平均值已高达117.84，位居世界首位。根据自然规律，男女出生的正常比值应该在103-107之间。
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出生人口的性别比持续高位。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除和新疆外，我国内地所有省份的出生人口性别比均呈偏高态势，有15个省份的男女出生比在115以上，九个省份高达120以上。
出生性别比失衡将引发一系列社会问题，导致我国数量庞大的男性打光棍。此外，还出现了家庭结构失衡，大量4：2：1的倒金字塔家庭的稳定性让人堪忧；城乡失衡也不容忽视，城市的繁华吸纳了大量进城务工人员，农村呈现以留守儿童、妇女、老人为主的人口特点，导致了不少民生问题。
人口结构严重扭曲，出现快速老龄化和严重少子化。我国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1999年我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达到1.32亿，占总人口的比重超过10%，标志着老龄社会的开始；2001年我国65岁以上老人比重为7.1%，超过7%老龄化警戒线。目前形势越来越严峻，2014年，老年人口增加到2.12亿，占总人口的比例达到15.5%，老年人口比重高于世界平均水平。未来可能进入超老龄型社会，2015年至2020年将是我国人口老龄化高速增长期，预计2020年我国60岁以上人口将达到2.5亿，2025年将达到3亿，到2050年我国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数量将达到4亿，占总人口比重将超过30%，成为超老年型国家。我国老龄人口增加快于世界水平，人口老龄化、高龄化、失能化、空巢化、未富先衰；农村比城市先老、东部比西部先老，老龄化进程阶段性不均衡。如此快速的老龄化，将会给经济社会带来巨大负担，养老、医疗、生活等问题将会接踵而至。
与快速老龄化相叠加的是，我国已经进入严重少子化社会。
统计表明，从1982年开始至今，我国0-14岁人口比重已经从33.59%下滑到2013年16.4%，其中2010年第一次低于18%，正式进入少子化社会。2014年0-14岁的人口占总人口比例只有16.5%，已经处于严重少子化，大大低于27%的世界平均水平，这种趋势还在继续。日本是最早进入超少子化的国家，之后近20年的经济调整与超少子化不无关系。
少子化导致劳动力规模快速缩减和劳动力的老龄化，造成学校教育生源危机，影响人力资本积累和社会创新能力，对经济、社会发展产生重大影响。
少子化趋势范文第4篇
之所以有大字版的需求，除了一些畅销书的字体设计偏小不利阅读外，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恐怕是“老花”的熟年读者越来越多，台湾已经迈入老年社会。超老年社会的阅读市场，书的开本与字体，势必得重新考虑。而台湾已有出版人看见此一趋势，宣布未来将不再出25开本的图书，改出大开本大字体的书，旧书改版也会朝此方向修正。
于是，笔者认真地思考了人口学与图书出版趋势之间的关系，发现了有趣的现象，图书出版与人口结构之间有着相当紧密的关联。
人口红利创造图书类型
举个例子，最近一年来，在台湾原本很冷门的诗集突然又热络了起来，不少出版社推出诗集，不少人也自费出版诗集。
虽然说，诗集还是小众，也难以变成畅销书，不过，为什么诗集出版变多了？
扣除资金补助，以及业者的文化理念不谈，最关键的原因，极有可能和人口结构有关。笔者的推论是，过去苦哈哈的台湾穷文人们，纷纷从学校毕业进入社会，拥有了稳定的工作与收入，过去消费不起的嗜好，而今可以负担了，甚至有财力自费出版。
台湾未来的发展深受少子化问题困扰，不过，根据人口学的预测，直到2017年，台湾的人口都还是继续向上增长，2017年以后才会结束人口红利，翻转向下。
尤其重要的一点是，作为主要劳动人口的五六年级生(1961年－1979年出生的人)，人口数量庞大，以同样是龙年的1976年为例，当年的总生育人数高达42万余人，虽然日后逐渐下滑，但也都还维持在每年出生人口达30余万的规模。大量的青壮人口，支撑了内需市场，图书出版市场自然也因此获益。这恐怕也是为什么最近一两年“20几岁XXOO”“30几岁XXOO”的书会热卖的原因之一。
也就是说，人口结构是能够创造图书类型的。当年美国战后婴儿潮出现后，陆续开创了不少产业的巨大商机，因此，出版人应该密切关心社会人口结构的变化趋势。
好比说即将到来的熟年市场，台湾的战后婴儿潮即将大批从职场上退休，这批史上最有钱且人口数量惊人的消费人口极需要大量的图书产品来填补其退休后的生活，然而，台湾目前虽然已经有针对熟年市场推出的杂志与图书，但依然显得生涩且数量稀少，或许是目前负责出版品规划的出版同业者大多为青壮年且习惯了以青少、壮年市场为优先的思维模式，故而忽视了熟年市场的开发。
若要补充即将告罄的人口红利所造成的市场萎缩，熟年市场的开发绝对是不能轻视的一个重要领域。
当人口红利不再时？
人口红利对于图书消费的冲击是很大的，比如少子化对童书市场的冲击。过去的台湾，每年动则出生三四十万人，且多由汉人中产阶级家庭所出，加上台湾经济增长中，父母乐于投资童书购买，创造了台湾童书业者的一片繁荣。
而今的台湾，生育率已经是全世界最低，根据人口学资料的推测，未来台湾的常态生育人数恐怕只有14万－15万人，其中又有将近12.5%的新生儿来自父母其中一方为新移民的家庭。
童书业者除非能够根据人口结构的变化推出适合新市场需求的产品，否则很难生存，就算将来每个家庭都十分重视孩童教养也是一样，就算父母重视教养而乐于投资图书购买，当总市场规模萎缩时，销售力道也会下滑。
少子化对图书市场的冲击，首先是童书，接下来将是教科书、参考书、漫画言情小说等青少年读物，随后扩及励志书、商管书、小说散文、生活风格丛书等各个以大众为主要诉求的出版领域，还有就是畅销书的销售量。反倒是原本就走小众或精英路线的出版品，受到的冲击较小。
移民状况也会影响图书出版
影响台湾图书销售总量的原因，除了少子化趋势之外，移民也是重要因素。
先说人口外移，根据统计，目前台湾约有200万人长年旅居海外(仅在大陆的便有100万人左右)工作，只有逢年过节才回台湾，200万的工作人口不在台湾的内需消费市场，对于出版业这类以内需市场为主要销售诉求的产业来说影响非常大。
其次则是人口移入，长期居住台湾的外籍移工约有40万人，外籍配偶也约有40万人，主要来自中国大陆及越南、印尼、泰国、菲律宾等地，不少移入人口还拥有大学以上学历，说起来是补充台湾出版市场非常重要的一股生力军，只可惜，台湾的出版业者还无法领略东南亚新移民对于补充台湾出版市场的重要性，针对这些新移民所推出的出版品虽然有，但是非常稀少。若要补充移出人口对于出版内需市场的影响，移民阅读市场是一定不能放弃的重要领域。
少子化趋势范文第5篇
人口结构的变化、增长的趋势孕育着方方面面的营销机会，这使我想到了多年前，我的大学同学对我谈起的一个与婴儿有关的公益计划。基于现在的孩子绝大多数都是独生子女、越来越娇贵的现状，他认为家长愿意而且有能力将更多的精力和金钱投入到孩子身上，除了衣食住行等基本生活需求，更包括精神层次的投入。因此，他的具体设想是这样的：西北地区近年来一直致力于植被的覆盖建设，为什么不让每个家庭为自己的孩子在遥远的西北种一棵属于他自己的、用他的名字命名的树呢?花费不多，孩子长大后却可以亲眼看看与自己的降生息息相关的这株绿色的生命。
可以预想到的是，这个计划最终未能被实施。不管是他，还是我，都随着茫茫的80后人潮或北漂、或南漂，渐行渐远。但是，正像上个世纪强生伴随着美国的婴儿潮横空出世一样，许多商家在人口变迁的洪流中牢牢地把握住了机会，诸多新的品牌、甚至品类，已然屹立于市场。市场给予的机会是均等的，但是如何把握，却是个严肃的命题。为此，《广告主》邀请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院长翟振武教授、独立人口学者何亚福、北大纵横管理咨询集团高级副总裁陈汀、原IBM中国全球服务执行中心学习与知识总监、上海汇旌数字教育有限公司高级合伙人顾立民一起，探讨了滚滚人潮背后蕴藏的营销机会和变革，以及企业如何练好内功以适应人口结构的变化。
五个趋势
人口增长速度放缓。根据第六次人口普查公布的数据，2010年中国大陆人口为13.4亿，比10年前增加了7390万人，年平均增长率为5.7％。而在前一个10年，也就是1990年至2000年之间，我国人口年平均增长率是10.7％，人口净增1.3亿。“随着出生率逐步降低，在2030年左右，中国将达到人口零增长，”翟振武认为，中国已经从人口转变的第二阶段――“高出生率、高死亡率、高增长率”步入第三阶段――“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增长率”。
老龄化趋势明显。2010年我国60岁以一上老年人，达1.78亿，比例达13.3％，比2000年提高了3.3％。掘预测，“十二五”期间，我国每年平均增加的老年人将从“十一五”的500多万提高到800多万。上世纪50年代是中国人口增长的高峰，从2010年开始，这批50年代出生的人相继步入老年，“这意味着当年人口增长有多快，现在老年人的增长就有多快。从2010年开始，中同进入了老龄化提速的阶段，这个过程将维持20年左右的时间。”翟振武说。
少子化加剧。虽然中国少子化和老龄化都在加剧，但是少子化比老龄化的发展速度快得多，少子化率(0～14岁人口占总人口比例)从1964年(第二次人口普查)的40.4％发展到2010年的16.6％。“少子化的一个结果是小学生人数不断减少，这意味着将来大学生人数的不断减少。大学适龄人口减少导致生源萎缩，学费收入减少，很多高校将面临倒闭。”何亚福分析道。
家庭规模小型化。翟振武指出，中国现今的家庭结构正在从复合型家庭向核心家庭转变，家庭规模的缩小和更多核心家庭的出现对居住方式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维持家庭生活的基本生活资料如房屋、冰箱等的需要量大大增加。
人口流动性大，区位区隔明显。陈江指出，城镇人口的聚集度越来越大，年轻一代向城市集中，农村人口多以妇女儿童为主。中国的人口流动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乡城流动、城城流动。乡城流动指的是农民工向城镇的迁移，占到人口流动的70％，有三大一小的聚集地：珠三角、长三角、京津地区、新疆。“经过流动，东部的人口比重上升，西部在小范围内高度集中，东密西疏的格局在今后20年内都不会发生大的变化。”翟振武说。
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
人口结构的变化，对企业而言，从内而外可分两部分来分析：其一，市场空间的变化；其二，企业内力的修为，即企业生产的改进与变革、人员的招募与管理。
小范同的人口流动即可为当地企业提供全新的市场空间，更不用说全国性的人口结构变化了。具体而言，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年龄区隔明显。翟振武指出，企业应该关注不同年龄结构的产品和消费观念的变化。随着80后逐步进入婚龄、育龄期，其对房屋、家屑用品的需求会增加，而且年轻人的消费观念较老一辈奉行节俭的想法有了很大改变，因此针对年轻人的产品，数量和质量都会产生新的；儿童产品市场空间巨大，现在的小孩越来越“娇贵”，父母、祖父母辈愿意将更多的资金投入到小孩的成长、教育、娱乐方面；由于消费群体的增加和消费能力的提升，老龄产业是一个非常有前途的行业，目前老龄产品还很薄弱，所以发展的机会更大，包括保姆、护工、社区服务等服务行业，还有旅游、医疗、服装以及老年公寓等方面的需求也会逐渐爆发出来。
第二，区位区隔明显。从全国人口分布而言，陈汀认为，西部的经济水平在慢慢提升，有一部分人富起来了，会带来一定的消费能力，在东部竞争越来越激烈的情况下，西部的空白市场会有一定的吸引力，企业应该把握住这个先发优势。此外，人口的流动刺激了对交通、通讯的需求，同时导致农村留守老人和留守儿童的增加，这部分人的照顾和看护目前尚无较完备的体系。从小范同的聚居方式来看，外来务工者、大学生、本地居民、外籍人员等也呈现区域分布的特点，消费方式、消费水平、消费观念均有所不同。
第三，针对目标人群做精细化研究。陈江指出，企业一定要关注消费群体的变化，找出人群特征，任何企业关注客户的需求，首先应该关注的就是社会群体的变化，包括消费水平的迁移、年龄结构的变化、区位上的转移等，从而明晰目标消费群体的真实需求和消费能力以及消费习惯。
陈江还指出，随着产业集中度的加大，会带来人群结构的稳定化，从而促进消费的理性化和一致性，这给具有一定规模的企业带来了很大的机会，极有可能产生强生、麦当劳等类似品牌。但是，企业必须量力而为，有计划、有规模地扩张市场，切忌盲目加大广告投放，最终哭笑不得。曾经轰动一时的秦池事件足以引人深思。
少子化趋势范文第6篇
《东洋经济》指出，日本本来有机会走上“第三次崛起之路”，但现在整个国家显得“四肢乏力”，连维持现有国力似乎都有些力不从心。世界各国都在面对人口老龄化问题，但日本“绝对人口”锐减的现象最为严重，这主要有3个原因：一是日本妇女的生育率不断下降，“少子化”倾向严重；二是全国人口严重老龄化，引发一连串的问题；三是没有引进“替代人口”。日本的人口数量一直在下降，迟早会对劳动市场、消费市场和国家经济发展带来较大的负面影响。
日本商界对于人口减少的担忧最为强烈。多家电子业巨头都表示，如果日本想继续跻身“世界最繁荣国家”的行列，那么就应打开国门，迎接数以百万计的外国移民。目前日本的移民总数占到总人口的1%。商界人士普遍认为，如果日本要保持目前的发展速度，那么就应该将这一数字提高十倍，使海外移民达到总人口的10%。这是因为人口出生率下降已威胁到日本国家经济的基础。这一趋势要求日本政府改变保守的移民政策，接纳大量移民。
日本东京入境管理局局长坂中英德，在引进移民问题上全力支持商界人士的观点，他甚至语出惊人地表示，“日本要维持世界第三经济大国的地位，就要在今后数十年内接收3000万外国移民”。坂中英德指出，现在日本各界在如何应对人口急剧减少的问题上有两种思路：一是顺其自然，维持日本民族占绝大多数的“小国方案”；另一种是接受大量外国移民以填补人口急剧减少的缺口，维持日本经济大国地位的“大国方案”。
坂中英德强调，尽管日本现在还没有正式实施大量接受外国移民的政策，但这已是大势所趋。近年来，日本引进外来人口的门户越开越大，近十多年来共接纳了约100万外来移民。
日本的保守派极力反对通过移民解决人口减少问题。一些政府官员担心，过度对外开放就业市场会抢走日本人的饭碗。例如讨论引进外国护理师时，他们指出这将减少日本妇女和年轻人的就业机会。为了限制外国人涌人日本，保守派人士甚至鼓动政府设定“外国人口指标”，试图规定外国居民人数不得超过日本总人口的3%。日本对外来人口没有实行一视同仁的政策。例如来自巴西的移民最初就可以拿到没有太多限制的就业签证；而来自东南亚的人口最初只能拿“研修生签证”。
《日本经济新闻》称，日本政府将着力制定未来的人口政策，尤其将关注引进外国人口的问题。政府已经召集外交、劳务及司法等部门负责人组成了“外国人问题小组”，定下了折衷方案――控制“外劳”输入，重点引进“外脑”，也就是控制外来劳工的数量，重点引进专业人才。
少子化趋势范文第7篇
【关键词】 剖宫产；子宫瘢痕；妊娠
剖宫产后子宫瘢痕妊娠是剖宫产后常见并发症之一， 为较为危急的异位妊娠， 治疗不及时可导致大出血、子宫破裂等情况， 严重威胁孕妇生命安全[1]。近年来随着国内剖宫产人数的增加， 剖宫产后子宫瘢痕处妊娠发生率亦呈现出上升趋势[2]， 因此探讨有效的处理办法有着重要的临床意义。作者对本院近年来收治的68例患者进行研究分析， 现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 1 一般资料 本院自2011年11月～2013年11月收治的68例剖宫产后子宫瘢痕处妊娠患者， 所有患者均伴随不同程度的阴道出血及腹痛症状， 经超声诊断确诊；年龄23～40岁， 平均年龄（27.32±5.32）岁；剖宫产次数1～3次， 上次剖宫产时间4个月～5年， 平均（1.36±0.55）年， 停经时间35～68 d， 平均（46.38±5.29） d， 腹痛时间2～10 d。
1. 2 方法 所有患者入院后均接受B超诊断， 同时医护人员对其临床表现、体征等进行综合评估， 然后选择相应的治疗方法。27例未出现大出血、基本生命体征稳定的年轻患者在B超监护下行吸宫术， 肌内注射甲氨蝶呤， 25 mg/d， 患者同时口服米非司酮， 100 mg/d；17例患者治疗期间B超诊断显示子宫前壁出现增大光团， 同时血HCG值不断降低， 行子宫切除术。24例患者未出现明显的阴道出血症状， 其中10例患者在B超引导下行人工流产术治疗， 8例患者行子宫切开取胚及瘢痕切除修补术， 6例患者行再次清宫术治疗。
2 结果
所有患者经手术治疗后均终止妊娠， 未出现子宫穿孔及大出血现象， 无死亡患者。
3 讨论
近年来随着人们观念的转变、剖宫产水平的提高、剖宫产指征的放宽等， 剖宫产人数呈现出增加趋势[2]。剖宫产术后子宫瘢痕愈合不良， 出现裂隙， 子宫瘢痕部位血管增生、肌层缺陷。有研究者对子宫下段剖宫产孕妇进行研究， 在其分娩后3个月使其接受超声诊断， 结果显示50%以上孕妇瘢痕部位肌层变薄， 同时有微小裂痕存在。相关文献研究显示， 脱膜反应与绒毛组织侵蚀力之间的平衡能力直接对胎盘种植深浅产生影响[3]， 蜕膜在发育中一旦出现损伤或缺陷， 绒毛即可进入子宫肌层， 子宫内膜在剖宫产中受到损害， 受精卵底蜕膜缺失， 而子宫肌层内有滋养细胞存在， 胚胎发育中绒毛直接与子宫肌层发生粘连， 对肌层侵入并穿透， 最终导致子宫破裂、大出血等严重并发症， 对孕妇生命安全造成威胁。
子宫瘢痕处妊娠出现后， 患者停经后可出现少量阴道无痛性出血现象， 这可能是由于子宫瘢痕部位组织纤维化、肌层薄弱、收缩能力差、胚胎发育受到影响等， 极少数患者可在停经后较长时间出现出血现象， 此时患者出血量较大， 同时伴随失血性休克现象， 这可能是由于停经时间较长， 剖宫产后子宫瘢痕部位妊娠植入瘢痕缺陷向膀胱内或腹腔内生长， 进而导致深肌层血管破裂， 引起大量出血的发生。在对子宫瘢痕处妊娠患者进行诊断时， 部分患者症状不明显， 因此常被误诊为宫内早孕或流产， 医生盲目行刮宫术， 然而子宫瘢痕处肌层收缩力较小， 因此常导致子宫穿孔、大出血现象， 造成严重不良后果， 因此对于有剖宫产史产妇进行诊断时， 产妇一旦出现腹痛、阴道出血现象， 需要充分考虑是否为瘢痕妊娠， 辅助腹部超生明确诊断， 避免误诊、误治现象的出现。
近年来随着人们对瘢痕子宫研究的深入及其发病机制认识的加深， 尽早诊断及治疗瘢痕子宫已经成为临床医生的共识， 多数研究者认为早期诊断及治疗对于降低对患者机体的损伤， 保留患者生殖能力有着重要的临床意义。在对剖宫产后子宫瘢痕处妊娠患者进行诊断及治疗时， 主要通过祛除病灶， 保全子宫实现。本次研究中27例患者在B超下行吸宫术治疗后给予甲氨蝶呤治疗， 结果显示患者未出现大出血现象及术后并发症， 由此可知， 在对剖宫产后子宫瘢痕处妊娠患者进行治疗时， 对于诊断尚不明确患者， 严禁盲目刮宫术， 可先给予甲氨蝶呤抑制滋养细胞的分裂增殖， 当患者血HCG水平明显下降时， 行吸宫术治疗。在对患者进行治疗时， 为减少子宫切除率， 提高患者生活质量， 医护人员需要在术前对患者进行准确的诊断， 在患者无显著出血症状， 基本生命体征平稳时， 给予患者保守治疗， 当保守治疗效果较差时， 需要立即给予针对性的手术治疗， 保证患者生命安全。本次研究中， 根据患者临床表现、B超诊断结果等对患者进行针对性的治疗， 结果显示所有患者均痊愈， 由此可知， 在剖宫产子宫瘢痕处妊娠患者的治疗前， 先行B超诊断， 对患者进行全面检查， 进而采取保守治疗或微创手术等， 有效减少子宫切除率， 促进患者生活质量的提高。
参考文献
[1] 蔡薇.剖宫产术后瘢痕处妊娠经阴道超声图像分析的临床意义.实用妇产科杂志， 2009， 25（10）：621.
[2] 梁宝权.203例剖宫产瘢痕妊娠的临床分析，实用妇产科杂志， 2011， 27（5）：391.
少子化趋势范文第8篇
长寿老龄化就是老年高龄化，令人可怕的是长寿过程中病寿、苦寿和辱寿（失能）的出现，一旦到辱寿阶段，寿命的意义就会出现正负的大翻折，长寿就会变成一种痛苦的惩罚和侮辱的体味。“长寿拐点”是指生命历程中使得寿命性质发生退行性改变的那个时点，具体看，包括从康寿到病寿的第一次转变、从病寿到辱寿的第二次转变。“长寿拐点”又可以称之为“长寿转折”理论。
“长寿拐点”的出现，说明了老龄化不仅是一个不断丧失的过程，而且健康的丧失量达到某个拐点就会发生质变，这时候长寿就从普遍的追求变成了可怕的负担，从好成了坏事。过了“长寿拐点”，生命将改变方向和失去意义。如果说初步失能可称之为“第一次长寿拐点”，那么完全失能可称之为“第二次长寿拐点”。“长寿拐点”之后掉入的是“长寿陷阱”。
“长寿拐点”理论的提出说明了一个重要的观点，即长寿的意义在寿命的长度，更在寿命的质量――包括三个维度的老年自立，即生活能自理，精神有慰藉，生命有价值。要千方百计推迟“长寿拐点”的出现一直到“长寿终点”，或者是没有拐点的始终保持健康的长寿，这才是人类的长寿理想，即善终。
病寿和辱寿的出现意味着个体的老龄化将从“快乐老龄化”变成“痛苦老龄化”，而且往往趋势不可逆。当“长寿拐点”出现在老年期和高龄期时，说明这是与年龄有关的正常现象；当“长寿拐点”出现在前老年期，可以假设是与意外有关的非正常事件。无论是个体还是群体，在生命历程中肯定存在“长寿拐点”，但现在还没有研究发现中国的“长寿拐点”在哪儿。
在应对人口老龄化挑战的过程中，很少有人关注老年人口的品质问题。老年人口的优化发展是应对人口老龄化最重要、最积极、最可靠的人口力量。无论处在生命周期的哪个阶段，人口都是社会生活的主体、社会生存的基础和社会发展的动力，这是颠扑不破的真理。
在类别上，老年人口力量包括了“品质力量”和“结构力量”。品质力量直接关联老年人口的品德和素质，是老年人口人力资本和道德资本的转化；结构力量是指老年人口的特征构成和性别年龄构成所表达的不同力量，例如健康老年人口与失能老年人口的比重变化、年轻老人与长寿老人的比例变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