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子化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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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子化现象范文第1篇
一.日本社会的少子化
（一）少子化的现状
根据日本厚生劳动省、日本国立社会保障与人口问题研究所、日本总务省统计局等日本有关机构公布的资料显示：20世纪70年代以来，日本的总和生育率在1973年达到峰值2.14以后开始迅速下降，1974年开始，日本的总和生育率开始低于人口更替水平，并持续下降。2005年日本总人口数为1亿2777万人，比2004年减少近两万人。人口数量首次呈现负增长。人口的减少加快了日本少子化的进程，并由此带来了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
（二）主要的少子化政策及其效果
为了减轻育儿负担，日本政府在1990年以后推出了一系列政策。1994年12月，由厚生、文部、劳动和建设四省大臣一致同意制定了“关于今后为支援育儿政策的基本方向”（简称“天使计划”）， 1999年12月，日本政府又制定了“新天使计划”，其内容与“天使计划”基本相同，只是在现已实现的目标基础上，又制定出新的目标，并加大力度。但是从日本少子化的状况来看，出生人口数由118万减少到112万，合计特殊出生率从1.34降低到1.29.由此可见，政府实施采取的少子化政策并未达到预想效果。
（三）少子化政策效果不显著的原因
针对日本少子化政策不显著的原因，日本国内的争论也此起彼伏。对女性的支援政策一直是争论的中心，特别是经济支援政策。但是对日本女性来说效果不大。笔者认为日本少子化最大的漏洞在于：政府以“花钱买孩子”作为政策的出发点。这显然是不全面的，无视了日本女性生育观改变的根本原因。生育观发生变化的原因是经济制约么、经济补偿能使女性回归传统的生育观么、现代女性究竟重视什么？接下来，笔者试对日本女性生育观念进行深入分析，从而解答上述问题，并指出经济支援政策不足以改善日本少子化现状。
二. 孩子的价值的变迁
（一）孩子是“神”的日本
日本社会自古以来就认为孩子是胜过万物的宝贝。万叶集中山上忆良的短歌就曾经写道“能胜过金子、银子、玉器的宝贝，也就非孩子莫属了”，民俗学中也流传着“七岁之前的孩子都是神灵”这样的话。从这些记载中可以看出，“孩子既是宝贝是神明”这种思想在日本人的心中根深蒂固。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我们必须客观地承认，现如今孩子的存在不仅仅给父母带来积极的价值，也带来了消极的影响。
（二）孩子的命由被赐予向生出来的转化
近代，孩子的命已经不是从前的“天的赐予”，更由人的妊娠、生产这种自然现象转化为一种人工现象。从日本人日常生活的用语，我们的就可明显的感受到这种人工现象的普遍存在。生孩子的“生”不再使用「授かる，而是使用「つくる。例如：「そろそろ子どもをつくろか、「子どもを作りたいが这样的话我们经常可以听到，这样明显看出生孩子已经是一种主观选择了。为这种主观想少生孩子提供可性能性的，狭义的说，也就是医学技术的进步。过去医疗技术的不发达导致幼儿的存活率低下，“多死就多生”的思想便理所当然。但是，如今受益于发达的医疗保胎技术，日本幼儿的死亡率是世界最低的。那么，既然存活率升高了，“少死就少生”的思想就开始流行了。
（三）孩子真的是不可替代的存在么
对父母来说孩子的价值主要体现在经济的有用性以及精神的有用性两个方面。说起经济的有用性，最直接的体现是老有所依。但是，对于现代国家尤其是日本这样的先进国，政府的福利即可代替儿女的赡养。由于抚养金制度的不断完善，靠多生子女来保障老后生活的方法已经不被认可了，那么作为经济回报的孩子的价值也就不那么重要了。从精神的有用性来看，我们经常听到“孩子是夫妇之前的牵绊”这种说法，但是并不是孩子越多牵绊就越强，夫妻感情就越深。对于现代的女性来说，除了育儿之外依然有许多有价值的东西，她们需要更多的时间和经历去做其他有意义的事。
三. 日本的生育观念与母亲的思惑
（一）高学历化与女性的负担
对于想保持现有子女数不打算再次生育的母亲来说，其不再生育的理由因学历高低也有所不同。对学历低的夫妇来说，经济的负担是最重要的制约因素。但是，不可忽视的是，高学历的女性在现代社会的普及程度。受过高等教育的母亲渴望拥有育儿以外的时间，希望更多的充实自己。所以，时间上负担、培养孩子与更关心自己之间的纠结的心里负担成为了制约不再次生育的主要因素。另一方面，因为女性生育后都不愿意放弃工作，所以现代的母亲兼顾家庭和事业很困难。一个人担任两个角色，这种身体和心里的双重疲劳导致女性不愿意多生孩子。
（二）“女性的幸福等于母亲的幸福”的终结
少子化现象范文第2篇
摘要：近年来，在日本一直流行着“少子高龄化”这一说法，即“出生婴儿减少，老年人口的比重不断增加”。这一现象自20世纪70年代就已出现，且愈演愈烈，不仅仅在医疗、福利、养老金等社会保障方面，而且在经济成长、产业的良性发展等方面也带来了非常大的影响，已成为日本政府和国民亟待解决的重大课题。文章从少子高龄化的现状、成因、社会影响等三方面，对此问题进行探讨。
关键词：高龄化；日本；经济
一、日本高龄化的现状
一般认为，当一个国家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超过7%的时候，被称为老龄化社会，如果这一比例再翻一番，超过14%的话，就被称为老龄社会。日本从1994年就进入了老龄社会，目前是世界上老龄化现象最严重的国家之一。走在日本的街头，老年人的痕迹随处可见，显然，日本是一个老龄化非常明显的国家。超过65岁的人在日本的总人口中比例已经超过了20%，也就意味着每5个人当中就有一个老年人，于是，在街上你可以看到，开出租车的都是老年人，上下班高峰时，地铁里头发花白、西装笔挺的老年人与年轻人一样步履匆匆；在乡村，田地里开着拖拉机往来耕作的人往往也是老者居多。种种现象会让每一个在日本生活的人觉得：原来少子高龄化问题就在身边，而且越来越严重。
我们来看一些数据，2009年5月29日内阁府公布发表了《平成21年版高龄化社会白皮书》，书中指出：截至2008年10月，日本的总人口达1亿2千769万人，其中未满15岁的儿童人口约1740万人，占全体人口总数比例的13.6%，65岁以上的高龄人口达2822万人，高龄者占总人口的比例达22.1%，也就是说每5个人中就有一个老年人，高龄化比例比上一年提高了近一个百分点，再次刷新了历史记录。统计还显示，越是高龄，女性人口越多，其中，65岁到74岁的前期高龄者约1500万人，其中女性比例比男性多出大约88万人，75岁以上的高龄者多出大约1270万人，其中女性比男性多317万人，白皮书还对日本未来社会进行了预测：大约到2020年，日本的后期高龄者将超过前期高龄者。2055年，高龄化率将上升到40.5%，届时将有1.3个年轻人负担一个老年人的福利费用。
二、日本的“高龄化”现象的成因
1.思想意识、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等各方面的变化
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在思想意识、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等方面给日本的女性带来了深刻的影响。要求男女平等的呼声日益高涨，经济的发展、教育的普及使得女性有更多的机会了解社会、了解世界，进而更加激起了她们要与男子一起参与社会发展的强烈愿望。随着男女平等意识的增强和社会地位、经济地位的提高，新一代的日本女性已不再满足传统的生活方式，不再甘心做专职的家庭主妇，在封闭的家庭生活中度过一生。
2.“大男子主义”的世俗观念加深了女性对结婚育儿的恐惧感
日本社会的大男子主义思想仍然存在，他们一心忙于工作和应酬，不愿意帮助妻子共同分担家庭和育儿事务，导致妻子身心一直处于疲惫的状态，从而使越来越多的女性对婚姻产生恐惧。同时，日本是一个“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在这样的社会里，女性要想在工作中获得同等成绩，必须付出更多的努力，加上许多用人单位对有孩子的女性职工存在偏见，因此，很多女子不甘心为结婚育儿而失去自己为之付出心血的工作，从而导致晚婚晚育甚至终生不结婚的现象屡见不鲜，这是少子高龄化产生的重要原因。
3.经济不景气使年轻一代对育儿倍感压力
近年来，日本经济持续低迷，失业率上升。尤其是在泡沫经济崩溃之后，日本长期受不良债权、通货紧缩、内需不足等问题困扰，经济几乎处于停滞状态。收入的不稳定使人们不得不降低消费。同时，对于已婚的年轻一代，更是倍感压力。我们可以作一个估算，且不谈从幼稚园到高中所需费用，仅大学一项就是一笔很大的开销，如果是私立大学，四年的学费将要花费300万～400万日元，医学类专业会更高，而一个普通的职员，年收入也不过如此。高额的教育费用使年轻的夫妇在孕育下一代时会面临很大的经济压力。
三、高龄化带来的社会问题
1.看护问题严重
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特别是70年代以来，日本以超过欧美发达国家倍数的人口老龄化速度进入了高龄化社会，老年人口的比重持续上升，据日本厚生省人口问题研究所预测，到2020年，老年人口的比重将上升至25%左右，而且在 战后第一次生育高峰（1947～1949）出生的人也将于2020年加入老年人的行列，届时，老年人口指数将接近40%，必然会使老年人医疗费用膨胀，退休金预算激增，伴随而来的是社会劳动人口的负担加重。从日本老龄化发展的趋势看，85岁以上的第一代高龄老人的孩子近60岁，孙子近30岁，四代人中有两代人正在同时衰老，这就带来了高龄老人谁来照顾的问题，因为照料者本身也面临着老龄化的问题。
2.政府财政负担加重
（1）养老金负担加重。日本的财政支出很大一部分用来支付社会保障费用，主要是养老保险和医疗费用。日本的养老金体系包括所有国民参加的国民养老金，另外还有一部分私人经营的养老金，统称为公共年金。随着高龄人口的增加，领取养老金的人数也不断增加。养老金保险制度的改革，进一步加重了本来已陷入困境的日本财政负担。
（2）医疗费用负担加重。日本政府自60年代以来就采用全民医保制度，80年代初，进一步加以完善，建立了独立的老年保险制度，规定70岁以上或65岁以上70岁以下身体有残疾的老人所需医疗费用的70%由中央财政负担，其余30%由地方政府负担。老年人的不断增加必然会使政府的财政难以为继。
3.劳动力不足
由于少子高龄化现象的日益严重，日本劳动力的供给将以中老年人为主。在农村，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农村人口日益减少，农业生产后继乏人。而且老年人在体力上力不从心，在观念上更显滞后，这会大大阻碍农业的发展。在工业上，随着少子高龄化的加剧，日本实现了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也遇到了劳动力不足的问题，而劳动力的供需问题又使得工人工资上涨，从而导致产品成本加大，企业不得不加价出售产品，最终丧失了国际竞争力。
综上所述，少子高龄化问题是日本今后必须应对的战略性难题，少子高龄化问题的解决，对日本今后的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的发展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日本政府已充分认识到这一问题的严重性，采取了一系列的有效对策，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缓解的作用。当然，要想彻底解决这一问题，任重而道远，日本政府还有相当长的路要走，这一问题也会给有这一倾向的发展中国家带来启示。 （作者单位：渤海大学文理学院外语系）
参考文献
[1]陈鸿斌.老龄化、低出生率——日本无法破解的难题[J].日本学刊，2003（3）
[2]王伟.日本人口结构的变化趋势及其对社会的影响[J].日本学刊，2003（4）
少子化现象范文第3篇
关键词：人口红利；农村空心化；人口老龄化
由于少儿人口减少、老年人口增多和人口流出的多重影响，湖北省人口红利日渐减少并最终消失，劳动力工资上涨、社会养老压力增大等问题将凸显。人口红利的变化会对湖北省的经济、社会、人口等领域带来不同程度挑战，正确认识这些挑战是制定应对之策，促进湖北经济社会稳步发展的第一步。
一、人口领域的挑战
1、劳动力市场将从“无限供给”转向“供不应求”
人口红利消失意味着劳动年龄人口的减少，原先无限供给的劳动力市场将会发生根本性的转变，逐步过渡到供不应求的状态，这也昭示了刘易斯拐点的到来。从湖北人口年龄结构变动趋势看，2010年之后的劳动力市场开始出现了局部性的劳动力供给紧张，说明湖北劳动力市场开始迈上转型之路。其中的原因在于湖北省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大规模转移基本完成，劳动力市场供给逐年减少。根据预测，湖北省的劳动年龄人口绝对数在2011年达到峰值4408.22万人，以后会逐年减少；到2020年减少到4194.47万人，到2040年再减少至3870.91万人。
2、人口政策面临着“由紧转松”的社会诉求和压力
上个世纪80年代，湖北省人口出生率一直维持在20‰左右；进入90年代，人口出生率开始较快下降，从1990年的21.6‰下降至1999年的11.57‰，整个90年代湖北省人口出生率仍高于10‰；进入2000年之后，人口出生率开始个位数增长，平均维持在9‰左右。从妇女总和生育率指标看，建国初湖北省妇女总和生育率为6.23，70年代初下降到3.24，到1980年又降至2.12，基本达到国际低生育水平标准，2010年达到1.35，已然是超低生育水平标准。
湖北省人口出生率短期内的急剧下降，一个关键原因就是我国所实施的以“独生子女”为特色的严格计划生育政策。计划生育政策的效果是显而易见的，但是30后的今天我们面临着与30年前完全不同的人口形势，少子化和老龄化成为两大人口特征，并衍生出诸如人口红利快速流失、劳动力短缺、未富先老、独生子女病等很多社会问题。当前，有必要对既有计划生育政策进行反思，从政策角度提出应对人口红利流失和人口老龄化的对策，促使湖北省人口健康持续发展，更好的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求。
二、经济领域的挑战
1、人口老龄化会导致湖北消费市场低迷、内需不振
对于人口年龄结构与消费之间的关系，主流观点认为人口年龄结构老龄化会对消费结构、消费水平产生影响，王金营等（2006）人的研究表明，人口抚养系数的提高特别是老龄化程度提高的影响，使得人均收入提高所带来的的消费水平提高的速度将会减小，老龄化将会降低未来的消费水平和消费比率。劳动年龄人口是人口红利的主要创造者，随着劳动年龄人口数量逐步减少和劳动年龄人口占比的降低，往往容易带来消费市场低迷。
一方面，劳动年龄人口既有较强烈的消费意愿，更有足够的消费能力支撑；而老年人口靠退休金生活，本身用于医疗和看护的开支占很大比重，能用于市场消费的资金非常有限，学者们一般认为老年人的消费水平相当于老龄年龄人口的70%-80%（李建民，2001）。人口老龄化程度日益加深，势必会造成社会上整体消费意愿、消费能力和消费水平的下降。另一方面，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加深，对未来养老问题的担忧会影响人们的消费-储蓄倾向，尤其是在我国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保障水平低的时代背景下，随着“四二一”家庭①数量的增多，更引发了人们普遍的养老焦虑，增加储蓄“以防后患”成为人们理性选择，进一步增强了人们的储蓄意愿。储蓄增多势必会压缩人们日常的消费开支，导致消费市场逐步走向低迷。未来湖北省人口红利会渐渐消失，这意味着整个湖北省的消费市场会不断低迷，这对实施“扩大内需”战略、促进中部崛起是个巨大挑战。
2、劳动力成本上升不利于湖北承接外部产业转移
湖北省地处我国最中央地带，经济发展水平落后于东部沿海地区、劳动力成本也低于东部沿海地区，有条件成为国内外产业转移的主要承接地，湖北省也为承接产业转移做了大量工作，吸引外部资金取得了不俗成绩。仅从引进外国资本来看，2012年外商直接投资达到56.66亿美元，是2008年的1.75倍。湖北省人口年龄结构快速走向老龄化，劳动年龄人口减少，这带来了劳动力成本上升，对承接国内外产业转移是个不利的影响，并且这种影响已经开始显现。国内东部沿海的劳动密集性产业，尤其是服装、玩具、制鞋等行业已经开始从当地转移，但是这些行业并没有转移到湖北省，有些是跳过湖北直接进入西部地区，有的甚至直接转战东南亚。湖北省人口红利流失带来的劳动力成本上升，会让湖北在承接产业转移的竞争中失分，而现代和新兴产业的培育又面临着竞争力不足的困境，这会让湖北陷入“传统的未引进来，现代的未长起来”的尴尬境地，对保持经济持续较快发展相当不利。
3、人口红利趋减会制约湖北经济可持续增长能力
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的积极作用已经被众多国家和地区的发展事实所证实，最为人所知的是日本、韩国、中国及亚洲四小龙所创造的“东亚奇迹”。改革开放以来，湖北省的经济发展也较多的得益于逐步释放出来的人口红利。湖北省于1992年进入人口红利期，在1992年之前，GDP年均增速低于10%；但是1992年之后，GDP增速超过了10%，其中1990年代年均增速达到10.55%，进入新世纪第一个10年，湖北省GDP年均增速达到12.92%。可见，人口红利期的GDP年均增速要远远的高于人口负债期的GDP年均增速，并且随着人口红利的不断扩大，GDP增速也逐步加快，这充分证明了人口红利与GDP增速两者间的正相关关系。
既然人口红利是经济增长的一个推动力量，那么“人口红利的消失必然会影响到经济增长”的结论就成了不证自明的真理。2015年，湖北省人口红利会达到峰值，之后人口红利会慢慢消失，到2037年转变成人口负债。在人口红利逐步消失这段时间，也是湖北省产业结构调整、经济发展转型的时期，其经济发展速度会适当回落，这也是经济发展规律使然，但是人口红利消失与经济转型发展相叠加，有可能让经济发展速度大幅下滑，从而引发更多经济社会问题。如何减少人口红利消失对经济发展的冲击，保持合适的经济增速，是湖北省面对未来30年经济发展必须解答的问题。
三、社会领域的挑战
1、人口红利趋减增大了湖北社会养老难度
湖北省人口红利消失的过程，也是人口老龄化不断加剧的过程。2010-2036年，65岁以上人口占比将从8.9%上升至20.18%，提高了11.28个百分点，平均每年提高0.45个百分点；其中到2020年65岁以上人口占比超过14%，标志着湖北省开始由老龄化社会进入老龄社会。人口老龄化过程有两个问题值得引起重视，一是人口老龄化进程中城乡之间差异明显，农村人口老龄化程度快于、重于城镇。根据湖北省老龄办联合武汉大学所做的研究报告《湖北人口老龄化现状、趋势与对策》显示，2010―2035年之间，农村老龄化比重始终高于城镇3―6个百分点。农村人口老龄化将于2016年超过20%，2028年超过30%，达到中、重度老龄化状态，而城镇则分别延迟到2022年和2032年，延迟4―6年②。二是高龄老人数量急剧增加。2010年，湖北省80岁以上高龄老人76.49万人，占65岁以上老人的15.04%；到2020年，高龄老人数量将达到142.01万人，占65岁以上老人的16.87%；2020年之后，随着预期寿命的增长和老年人群体的扩大，高龄老人的数量和占比还将继续提高。老年人的高龄化，将对社会养老、特别是护理问题带来更大的挑战和考验。
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快速提高，整个社会面临的养老压力日益加大。一方面，政府的养老开支会大幅增加，政府养老金账户可持续性存在较大风险。另一方面，家庭的养老开支会大幅增加。计划生育带来了较为严重的“少子化”现象，湖北省的0-14岁少儿人口占比从1982年（三普）时的32.17%下降至2010年的13.19%，下降了近20个百分点。少子化导致了大量“四二一”家庭，未来的大部分家庭将不得不独自赡养四个老人，家庭的养老开支将大幅上升，这必然会抑制家庭用于其它方面的消费，不利于扩大消费市场，这也是老龄社会削弱社会活力的逻辑所在。
2、人口红利趋减致使湖北出现大量农村空心化③现象
湖北省是人口净流出省份，2012年，净流出人口581.11万人④，且净流出规模逐年增加。湖北省流出人口中，绝大部分是农村人口，“农民工”是流出人口的主力军。农村人口大量外流，不可避免的带来了部分农村的空心化，农村空巢家庭大量出现，农田荒芜，农宅空置，农村凋蔽，部分农村因此而走向消亡（陈池波等，2013）。从统计数据看，1990年，湖北省共有村民委员会32765个，到2000年减少至32400个，2010年再减少至26018个，20年的时间累积减少6747个村民委员会，平均每年减少300多个村民委员会。这其中有村合并的因素，但主因还是农村人口大量外出导致农村空心化，并最终让这些村落消亡。
2012年，湖北省城镇化率达到53.5%，未来城镇化率提升的空间还很大，假设城镇化率提高10个百分点，则意味着还要有超过500万的农村人口转移到城市中来，这必然会进一步加剧农村空心化和农村消亡。农村地区人口红利流失地，因人口红利流失而呈现的农村空心化现象对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个巨大的挑战，加快促进农业规模化经营、农村人口集中化居住将成为必然的发展方向。
贵州大学研究生创新基金项目“人口红利概念界定及其测算方法”（基金编号：研人文2013041）。
参考文献：
[1]王金营、付秀彬：考虑人口年龄结构变动的中国消费函数计量分析――兼论中国人口老龄化对消费的影响[J]，人口研究，2006年第1期。
[2]李建民：老年人消费需求影响因素分析及我国老年人消费需求增长预测[J]，人口与经济，2001年第5期。
[3]冯飞等：中国承接国际产业转移的发展阶段与基本特征，中国经济时报，2006年10月17日。
注解：
①“四二一”家庭指的是夫妻两人，上面有四个老人，下面有一个孩子的家庭，2个人供养5个人的家庭。
②《湖北人口老龄化现状、趋势与对策》中人口老龄化采用的60岁以上人口占比。
少子化现象范文第4篇
“举人村”举人知多少
平洲举人村到底出过多少举人呢？据介绍，平洲村的始祖陈和刚于乾隆六年（1742）携妻及四子由台山三八镇冲泮圣堂村南迁至此，陈和刚带着四个儿子来到这里后，陈家就分为四房，在清朝的时候，平洲村陈家一房的子弟最多，有上百户，出过17个举人，二房、三房共20多户，没有出过举人，四房约30户，出过1个举人。对于这18个武举人，其中有陈洲传、陈贻彪、陈洲拔、陈贻拱为父子两代同为武举人，有道光年间的陈清华，咸丰年间的陈仕平，光绪年间的陈贻禄等。
笔者翻阅了《新宁县志》中关于选举的部分，看到清朝年间台山中举的武举人名字和中举年份都有记载，据村中陈宝田老人告之的名字逐一查证，却发现因老人告之的多为家族字而《新宁县志》中多为名而难以对照。后来在台山市博物馆叶玉芳副馆长的帮助下，结合平洲现存的举人碑、陈宝田老人的回忆和《新宁县志》的记载，初步核实了3个武举人的身份，分别是道光年间的陈朝安、陈清华以及光绪年间的陈兆昌（贻禄），其余的暂时无法查证。
在考证过程中，有一点笔者感到奇怪，在《新宁县志》记载的清朝75个武举人中，姓陈的举人刚好18人，难道这18个举人全部都是平洲村的？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告诉笔者，这个可能性不大，不过这本《新宁县志》只记载到光绪19年，即1891年以后考取功名的再无记录。
平洲村为何举人多
为何一个只有263年历史、200多户人家的平洲村，居然能出这么多功名在身的人，到底是什么造就了这一奇特的历史文化现象呢？
对此，有的村民说，平洲村山明水秀，藏风聚气，平枕云峰，洲环泽水，是育人的好地方；有的村民说，或许开始时村子里只出了几个举人，此后在这些举人的影响下，整个村子都形成了考取功名的传统……以上种种说法，不一而足，但究其真正原因，谁也说不清楚。不过可以肯定的是清朝以铁骑劲弓得天下，后又招揽武举为其服务，习武之人企以中武举跻身仕途，加热了民间习武风气。
陈宝田老人说，村中曾建有武馆，不少子弟喜欢武艺，每有武人过村，都会向其求教，可见那时平洲村村民有尚武之风气。
举人的故事
平洲“举人村”是端芬镇目前最大的村，不但人口多，田地也不少。说起这些来，陈宝田老人就不得不提起武举人陈洲拔。老人说，由于陈家来平洲历史较短，当时附近还有不少人家，因此那时的田地不多，粮食还不够吃饭，约光绪年间，陈洲拔中举后，在得到当时的政府同意下，在田地和山地上打下属于平洲的界桩，计得到田地1000多亩，山地4000多亩，为以后平洲族人的发展提供了基础。
在采访中，村民提到较多的是光绪乙酋科的武举人陈贻禄。据陈持秉介绍，贻禄擅使关刀，力大无穷，武艺过人，集“弓刀石，马步箭”功夫于一身，属身强力壮、力拔千钧的勇武之人。贻禄中举后，快马报喜至村，全村一派欢腾，其回村时胸佩大红花，骑高头大马，此时村里小辈都要喊中举之人为“爸爸”，同时在村门口竖立“举人碑”一块，以鼓励后人，光宗耀祖。贻禄曾官至陆丰县令，任职期间以清廉著称，在其离任时，当地百姓都舍不得他走，送他几串钱也不曾收，归隐回乡后以宽以待人而著称于四邻。
打造一个文化旅游亮点
少子化现象范文第5篇
根据联合国的数据，到 2050 年， 全球老龄人口将增加到近 2 0 亿， 而60 岁以上的人口也将超过15 岁以下的青少年人数。由此可见，人口老龄化已经成为不可阻挡的世界性潮流，而我国在1999年的时候，60岁以上老年人口已经达到1.32亿，占总人口比重超过了10%，这也标志着我国进入人口老龄化社会， 且目前已经成为世界上老龄人口比较多和人口老龄化程度比较高的国家之一。由此可见，人口老龄化问题已成为发达和发展中国家共同面对的挑战之一。
一、关于当前我国人口老龄化现状的探讨
目前，大部分学者通过分析了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认为中国步入人口老龄化以来，老龄化发展加速，且进程很快。如刘思敏（2011）认为，我国的人口老龄化快于西方的原因在于中国近三十多年的人口计划生育的政策，使得人口生育率长期低于人口的更替水平。徐文杰（2011）则进一步认为，经济发展水平的状况决定了老年人口分布的状况，因此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人口老龄化也相对比较严重。
二、关于我国人口老龄化特点的研究
1、“未富先老”。大多数学者认为中国具有“未富先老”这样一个显著的特点。“未富先老”是邬沧萍教授首先在20世纪80年代首先提出，他认为中国是一个发展中的国家，总人口和老年人口都占世界的五分之一，又由于中国长期积贫积弱，在改革开放前我国的GDP还不到世界的1%，中国人口庞大，并且又迎来加速老龄化阶段，是典型的“未富先老”的国家（2006）；田雪原（2010）则认为在21世纪的今天，“未富先老”的特点始终伴随着我们，制定人口老龄化发展的政策等，必须考虑到这样的特点的制约和影响；冯慧阳（2011）基于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认为“未富先老”的特点是更加明显的，经济发展水平的速度赶不上人口老龄化的进程。刘士杰和原新（2011）则把“未富先老”认为是我国的基本国情。
2、“未备先老”。另有一些学者认为中国的人口老龄化具有“未备先老”的特点。如李建民，杜鹏等学者（2006）则认为“未富先老”并不是当前我国人口老龄化的本质特征，中国当前的老龄人口问题也是和“未富先老”无关的，并指出老龄化挑战的真正含义是“未备先老”。而穆光宗等（2011）则认为人口老龄化除了具有“未富先老”的特点外，还具有“未备先老”，“孤独终老”的特点。
3、区域发展不平衡。有些学者认为我国的区域发展不平衡也是人口老龄化的一大特点。如王志宝，李国平等（2013）通过分析了近20年的人口面板数据，认为我国人口老龄化的区域差异较大，且和经济发展状况的关联性比较高，认为经济发展是推动人口老龄化的重要的因素之一。
4、其他特点。其他学者则从自己的角度提出了人口老龄化的其他特点。如钱凯（2010）认为人口老龄化除了具有以上两个特点外，还具有老龄人口总量“多”，老龄人口的增速“快”的特点。史佳颖等认为（2013）人口老龄化在微观层面上表现为少子老龄化，因此中国的老龄化还具有典型的少子化特征。
三、关于我国人口老龄化的趋势研究
大多数学者认为，中国的人口老龄化在21世纪共分为三个阶段。如徐文杰（2011）认为，2001—2020为快速老龄化阶段，2021—2050为加速老龄化阶段，2051—2100为稳定的重度老龄化阶段。穆光宗（2011）则指出，人口老龄化将伴随着21世纪的始终，而且2030—2050年是中国人口老龄化最严重的时期。
而有的学者则从其他角度提出了我国未来的老龄化趋势研究。如贾云竹等（2012）是从我国人口老龄化的女性化的趋势研究出发，认为随着我国未来经济社会的发展，特别是女性各个年龄段死亡风险的进一步降低，未来我国老年人中的女性化程度将会逐渐深化。
四、关于我国人口老龄化的影响因素研究
大部分学者认为我国的人口老龄化是两个方面的作用结果：一方面是生育率降低，另一方面是我国人均寿命的延长。如孙一（2010）认为人均寿命的延长，出生率下降是造成我国人口老龄化的最主要和最直接的原因。但是学者对这两个影响因素的作用机制的看法确不尽相同。如吴红乔（2010）认为少子化是我国发生人口老龄化的根本原因，而我国少子化的直接形成原因是由于生育率的降低；何建宁（2010）在对人口老龄化的影响因素进行了计量分析和回归分析之后，认为影响人口老龄化的主要因素是生育率，而人口密度又是影响生育率的根本原因。
有些学者则从其他的角度分析了人口老龄化的形成原因。如原新等（2009）采用假设模拟的方法再现了1982-2007年人口发展进程，考察了相关人口学变量：生育率、平均预期寿命、人口惯性作用对人口老龄化的影响，结果发现在这三个变量中，人口惯性作用的贡献率为最大，为56. 06%；马骁骁（2010）则通过实证分析证明，在造成人口结构老龄化的原因中，经济水平和生育政策是两个最为显著的影响因素，并认为即使中国实施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经济增长对人口老龄化的促进作用仍要大于政策因素，但与国际相比，经济因素起到的作用仍相对较小。
五、关于我国人口老龄化对经济社会的影响研究
（一）经济层面。一些学者认为人口老龄化对国民收入分配、消费、储蓄投资、劳动力供给和劳动生产率、中国长期经济增长等经济领域带来一定的影响。
1、关于人口老龄化对国民收入分配的影响。李军（2013）认为人口老龄化改变了经济活动中的劳动力和非劳动力人口的数量比例，从而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经济的供给和需求，最终影响了整个经济的运行。何奇等（2012）认为人口老龄化正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正从积极因素转向消极因素，因此中国应当逐渐降低财政支出的规模，可将更多的财政资金分配到我国的公共教育领域。
2、关于人口老龄化对消费的影响。在人口老龄化对社会经济的影响研究中，有关人口老龄化与消费需求的研究是其重要的组成部分。王金营等（2006）通过中国自1978年以来的时间序列分析，将人口年龄结构引入了标准消费人的消费函数中，发现人口老龄化对消费水平、消费规模、消费结构均有影响，并且发现随着老龄化程度的提高，会使人均收入提高所带来的消费水平增加速度减小，老龄化也会降低未来消费水平和比率；王森（2010）在将人口的年龄结构引入消费函数的基础上，采用中国的数据进一步解决了消费函数可能存在的伪回归问题，使模型对现实的解释方面更加具有说服力和可靠性。于潇等（2012）利用包含人口年龄结构的消费模型，分析了人口老龄化对消费的影响，并实证分析和讨论了中国的消费函数，对人口老龄化和消费之间关系做了进一步的研究。
3、关于人口老龄化对储蓄投资的影响。学者们对人口老龄化对储蓄投资的影响的观点不尽相同。大部分学者认为根据生命周期理论，老年人口比重的相对提高会导致国民储蓄率的降低。如杜本峰（2007）认为人口老龄化会使中国储蓄率和投资率下降，从而加大了资本积累的不确定性，影响了金融市场的稳定，进而导致经济发展出现系列波动；刘永平和陆铭（2008）则以中国家庭中的父母自利性假设为出发点，得出老龄化程度的提高使储蓄率下降的结论；而李中秋，王朝明（2013）同样认为中国人口老龄化对储蓄率有负效应，且由于未富先老，城乡倒置的老龄化状况，使得人口老龄化对储蓄率的影响方面更加复杂。
有些学者不完全认同人口老龄化对储蓄率的负效应或者程度。如唐东波（2007）借助于一个简单的两期叠代的模型，揭示了人口老龄化一般会使得居民的最优储蓄增加的结论；王森（2011）则基于VAR模型的方法，使用了1979-2009年的数据，对我国的人口老龄化对居民储蓄率的影响做了定量分析，结果发现人口老龄化虽然对居民储蓄率有影响，但影响程度并不大，贡献率仅占1%左右，而居民收入增长率和通货膨胀率反而对居民储蓄率的影响比较大；毛毅（2012）则区分了当期和上期的老年人口抚养比对人均居民储蓄的影响，他是运用地区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当期的老年人口抚养比对人均居民储蓄的影响为负的，而上期的老年人口抚养比对人均居民储蓄并没有显著影响；黄润龙（2012）认为多种经济社会因素影响了居民储蓄水平，而人口老龄化是是通过社会经济变量来间接影响储蓄水平，而且认为，老年人因为消费减少及我国家庭结构的变化因素，会导致储蓄随着老龄化而增加；朱礼华，赵志勇（2013）运用中国的省级面板数据和日本的有关方面数据，针对老龄化的储蓄效应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人口老龄化的储蓄效应具有阶段性的特征，并且中国近20年来的经验数据也表明，老年人口比率的上升提高了国民储蓄率，但是预计在不久的将来，中国将会展现出类似于日本的人口老龄化储蓄效应，即人口老龄化将降低国民储蓄率。
4、人口老龄化对劳动力供给和劳动生产率的影响。一般而言，人口老龄化会导致劳动力短缺，降低劳动生产率。但有的学者认为，针对我国具体的情况，我国虽然已经进入到人口老龄化的阶段，但是目前我国还没有出现劳动力短缺的情况。如祁峰（2010）认为由于我国人口基数大，生育年龄的人口多，一段时间内并不会出现劳动力短缺的问题，但国家政府方面应该积极防范。并从老年人口与青年人口的状况对比，认为人口老龄化会降低劳动生产率。
5、关于人口老龄化对中国长期经济增长的影响。大多数学者认为人口老龄化不利于中国经济的长期增长。如彭秀建（2006）运用“中国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对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宏观经济后果进行了量化分析，发现中国人口老龄化将通过劳动力的负增长以及由此导致的物质资本的低增长来减缓中国经济增长速度；陆铭（2008）认为长期经济增长将随着老龄化增强而下降，但如果加快人力资本积累速度，将会大大地减缓对经济增长的不利影响；齐传均（2010）则从三个角度进行了实证分析：人口老龄化将导致劳动力供给下降、人口老龄化不利于资本形成、人口老龄化将削弱全要素生产力，分析认为，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方面的不利影响是不容置疑的。
6、其他方面的影响。吴帆、李建民（2010）从人口老龄化对社会的代际关系影响角度，认为人口老龄化加深了社会代际关系的变化，从而使劳动力市场方面、社会公共资源分配方面、社会养老保障和待机利益关系格局等具体的方面都呈现出一些新特征；刘辉煌等（2012）利用因素分解和动态面板的实证分析，认为中国近年来人均碳排放量增加的原因是人口老龄化，并且人口老龄化和碳排放存在显著的倒U型关系。
（二）社会层面。另有一些学者认为，人口老龄化同样也对社会保障、医疗卫生等社会领域产生一定的影响。如田雪原（2007）认为随着老龄人口数量的增加，用于养老金及医疗支出的数额和比例也随之增加，从而使得政府财政压力增大，政府预算中用于支持经济发展的工业支出则紧缩，必然不利于经济社会的发展；童玉芬等（2008）针对北京市的人口老龄化状况，就北京市人口老龄化对社会保障支出的影响做了定量关系分析，认为人口老龄化与社会保障支出水平成明显的正相关的关系，并预测了北京市未来的人口老龄化趋势及变动对社会保障支出的影响；林森，张军涛（2013）认为人口老龄化会对医疗保险产生影响，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一是参保人员的结构老化，二是医保“隐形债务”的增加，三是医疗保险基金支出的增加，并参照了国外医疗保险应对人口老龄化的经验，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其他影响：包玉香（2012）从人口老龄化对区域经济的影响角度出发，以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为基础，将人口老龄化因素引入了该模型中，得出人口老龄化对区域经济的效应具有双重效应—正效应和负效应等一系列结论。陈卫民，张鹏（2013）从人口年龄结构如何影响通货膨胀的角度出发，将人口结构引入一个生产者最优化模型当中，并经过实证研究，认为当老龄化程度较高时，老年人口比重上升会推动通货膨胀率上升。
六、评述和建议
1、国内学者对我国的人口老龄化现象以及老龄问题的研究已经取得了相当丰富的理论成果，然而，他们的观点也存在着一些不足。例如，有的学者提到我国的人口老龄化存在着严重的区域间的不平衡，但是他们在分析这种不平衡的时候，并没有讨论区域间的人口迁移（流动）对人口年龄结构的影响。
2、有关人口老龄化对经济社会的影响研究是大量学者研究的重点，但是大多数的研究集中在定量分析和描述性分析的基础之上，定性分析的研究相比国外而言，还不是特别充足。
少子化现象范文第6篇
[关键词]父母期望；幼儿；中日比较
[中图分类号]G6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604（2014）01/02-0079-05
期望孩子幸福成长是天下父母的共同心愿，可对于“什么是幸福”，不同的文化有不同的理解。因此。不同文化背景下的父母对孩子的期望也存在差异。在关于父母对孩子期望的跨文化研究中，日美的比较研究较多。例如，日本总理府青少年对策本部的调查表明，大多数日本母亲认为，好孩子应具有良好的基本生活习惯、能遵守日常规则、具有忍耐力和上进心等，而大多数美国母亲认为，好孩子应具有独立性和领导他人的能力、能容忍不同的意见等。东洋等人的研究也表明，日本母亲在顺从、礼仪、情绪控制、日常生活自理等方面对幼儿的期望较高，而美国母亲对幼儿的自我发展、人际交往方面的期望较高。日美母亲对幼儿期望的差异与日美的文化特征密切相关。中国目前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新旧事物相互交替，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相互碰撞，这种社会文化的变迁使父母对孩子的期望也发生了变化。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评价一个孩子的重要标准是听话，在这种传统文化的影响下，中国的父母总是期望自己的孩子能够顺从。另一方面，由于受西方个人主义文化的影响，现在的父母也开始重视孩子的自我发展，期望孩子具备独立的个性等。
中日两国同属东方文化，其文化历史渊源有相同之处，特别是都具有儒家“孝”的价值观，这种共同的价值观也表现在父母对孩子的期望中。日本Benesse教育研究开发中心对东亚五都市的调查发现，在对孩子将来的期望中，不论是日本母亲还是中国母亲选择“成为珍惜家人的人”的比例都很高。但由于中日两国现当代以来的社会文化发展的历程不同，中日两国父母对孩子的期望也表现出了差异。例如，研究发现中国家长对子女受教育抱有的期望值显著高于日本家长（周爱保。马小凤，青柳，2006），张勤在中日两国父母教养态度的比较研究中也发现，中国父母对子女的期望高于日本。
本研究对中日两国父母对幼儿现在以及将来发展的期望进行了调查，旨在分析中日两国父母对幼儿期望的不同特征，并试图探讨中日两国父母对幼儿期望的文化背景，以期为中日两国幼儿的家庭教育提供相关的专业支持。
一、研究对象和方法
1.被试
本研究以中国石家庄市182名在园幼儿的家长和日本仙台市204名在园幼儿的家长为研究对象。其中，中国的在园幼儿中，小班幼儿57名（男31、女26）、中班幼儿63名（男39、女24）、大班幼儿62名（男35、女27）。日本的在园幼儿中，3岁班幼儿75名（男51、女24）、4岁班幼儿60名（男28、女32）、5岁班幼儿69名（男40、女29）。
2.材料
本研究使用的《父母对幼儿期望的调查问卷》是在参考国内和日本相关问卷的基础上编制而成的，该问卷包括父母对幼儿现在以及将来发展的期望。问卷采用5级评分法。
二、研究结果
1.父母对幼儿现在发展期望的分析
本研究采用主因子法对问卷中关于父母对幼儿现在发展期望的16个项目进行了因子分析，根据碎石检验法抽取出4个因子，并对因子进行正交旋转，将因子负荷量小于0.35的项目以及在两个因子上的负荷量都大于0.35的项目删除后得出各项目的因子负荷量（见表1）。
第一因子在“对父母和好朋友具有同情心”“能遵守日常生活中基本的规则”等项目上的因子负荷量高，因此，将第一因子命名为“社会性发展期望”。第二因子在“会正确计算20以内的加减法”“会正确拼写所有的拼音字母”等项目上的因子负荷量高，因此，将第二因子命名为“智能发展期望”。第三因子在“吃饭时不用父母帮自己吃”“自己能把脱下来的衣服放好”等项目上的因子负荷量高，因此，将第三因子命名为“自理能力发展期望”。第四因子在“会游泳或踢足球”和“会抓蝴蝶、蜻蜓、蚂蚱等昆虫”这两个项目上的负荷量高，因此，将第四因子命名为“运动能力发展期望”。经检验，4个因子的内部一致性系数分别为0.836、0.810、0.697、0.573，表明本问卷的信度较高。
2.中日父母对幼儿现在发展期望的比较分析
就父母对幼儿现在发展期望的4个因子的平均值进行2（中国、日本）×3（3岁、4岁、5岁）×2（男、女）的方差分析（见表2），结果表明，在“智能发展期望”上，国别×年龄的交互作用显著（如图1所示）。进一步的简单效应分析表明，中国父母“智能发展期望”的年龄单纯主效应非常显著（F（2，377）=16.57，p
另外，在“社会性发展期望”上，国别与性别的主效应显著，与中国父母对幼儿现在的“社会性发展期望”相比，日本父母的期望更高。此外，女孩父母对幼儿现在的“社会性发展期望”明显高于男孩父母。在“自理能力发展期望”“运动能力发展期望”上，性别的主效应显著，女孩父母对幼儿的自理能力发展期望明显高于男孩父母，男孩父母对幼儿的运动能力发展期望则明显高于女孩父母。
3.中日父母对幼儿将来发展的期望的比较分析
就父母对幼儿将来发展期望的6个项目的平均值进行2（中国、日本）×3（3岁、4岁、5岁）x2（男、女）的方差分析（见表3），结果表明，在“成为一个有钱的人”上，国别×性别的交互作用显著。进一步的简单效应分析表明，男孩父母对幼儿将来成为有钱人的期望的国别单纯主效应非常显著（F（1，381）=24.94，p
另外，在“成为一个有名的人”“成为一个有许多好朋友的人”“成为一个事业成功的人”上，国别的主效应显著，其中中国父母对幼儿将来“成为一个有钱的人”“成为一个有名的人”以及“成为一个事业成功的人”的期望高于日本父母，而日本父母则更期望幼儿将来“成为一个有许多好朋友的人”。在“成为一个身心健康的人”上，性别的主效应显著，女孩父母的期望比男孩父母更高。
三、讨论
1.中日父母对幼儿期望的相同点
中日父母对幼儿现在发展的期望都包括社会性发展期望、智能发展期望、自理能力发展期望、运动能力发展期望。不论是中国的父母，还是日本的父母，对女孩的社会性发展、自理能力发展和将来“成为一个身心健康的人”方面的期望高于对男孩的期望，而对男孩的运动能力发展期望则显示出了更高的倾向性。这可能与中日父母的性别刻板认识有关，同属于东方文化的中日父母一般都希望男孩更强壮、坚强一些，女孩更文静、自律一些。
2.中日父母对幼儿期望的不同点
在“社会性发展期望”及其“成为一个有许多好朋友的人”方面，日本父母对幼儿的期望明显高于中国父母。而在将来“成为一个有钱的人”“成为一个有名的人”以及“成为一个事业成功的人”方面，中国父母对幼儿的期望则明显比日本父母高。这与Benesse教育研究开发中心对东亚五都市的调查结果一致。Benesse教育研究开发中心对东亚五都市的调查显示，在对幼儿将来的发展期望方面，日本幼儿的母亲选择“珍惜友情的人”“不给别人添麻烦的人”等与社会性有关项目的比例较高，而中国幼儿的母亲则更多地选择“在工作中能发挥能力的人”。在对幼儿将来的社会性发展方面，日本父母的期望明显高于中国父母，而在对幼儿将来的成功方面，中国父母则显示出了更高的期望。这与中日两国现当代以来的社会、文化发展差异密切相关。我国独生子女政策已实行30多年，现在城市的绝大多数家庭中只有一个孩子，父母把所有的期望寄托在这一个孩子身上，导致父母对孩子将来的成功普遍期望过高。有研究表明，中国父母对孩子受教育方面的期望高于日本父母。日本在战后经济迅速发展的同时，家族规模在急剧缩小。近年来，伴随着都市化、少子化，日本出现了人际关系稀薄化现象。孩子们一起玩耍、相互交流、与他人沟通等人际关系的构筑已受到威胁。日本自70年代中期以来逐渐出现了学生逃学（不登校）、与教师对抗（班级崩溃）、学生间的欺负、闭门不出（隐蔽一族）等现象，从而引起了日本父母对孩子社会性发展的关注。
在“智能发展期望”方面，尽管中日父母对幼儿的期望都随着幼儿年龄的增长而增加，但在增加的程度上表现出了国别的差异。中国父母对幼儿的智能发展期望随着幼儿年龄的增长不断提高，其提高幅度高于日本父母的期望。到幼儿5岁时，中国父母的“智能发展期望”已明显高于日本父母。这可能与中日父母自身的价值观和对幼儿将来的期待有所不同相关。冈本等人（2000）的研究表明，由于少子化，“把孩子培育成为好孩子”是中日成年女性普遍感受到的压力。但这种压力在中国成年女性身上表现得更为强烈，多数中国成年女性认为，“孩子优秀并得到社会的认可”对于自己的生活来说是更有意义的事情，而“孩子能够与朋友、近邻等周围的人形成良好的人际关系”对于多数日本成年女性来说更有意义。Benesse教育研究开发中心对东亚五都市的调查结果表明，在对孩子将来上大学的期望上，中国幼儿的母亲选择“上世界名牌大学”的比例较高，而日本幼儿的母亲则较低，并且超过50%的中国幼儿母亲期望孩子能够获得研究生学历，而日本幼儿的母亲有此期望的仅为2.2%。将自身的价值观寄托在孩子身上，使得中国父母对孩子将来的智能发展表现出了很高的期望，这应该也是导致国内目前幼儿教育盲目超前化的一个重要原因。
在将来“成为一个有钱的人”方面，中国男孩父母的期望明显高于日本男孩父母，而中国女孩父母的期望与日本女孩父母的期望不存在明显差异。这应该与中国近年来人们金钱观的转变和父母对不同性别孩子的不同角色期待有关。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人们对金钱的崇拜大大增强了，金钱的重要性被过分强调。同时由于受传统性别角色观念的影响，中国女孩父母对幼儿将来“成为一个有钱的人”的期望比男孩父母要低。
四、结论与启示
少子化现象范文第7篇
一、 空巢家庭现象
空巢家庭原是社会学者在研究“家庭生命周期”时提出的一个概念。在家庭生命周期理论中，空巢家庭是家庭生命周期的最后一个阶段，是指无子女或虽有子女，但子女长大成人后离开老人生活，剩下老人独守“空巢”的家庭。
空巢家庭现象在现代国家比较普遍。在发达国家，老人和子女同住的比例只有10%—30%，除了日本，大多数发达国家的老年人均与子女分住。20 世纪80 年代，美国的老年人和子女同住的比例略高于10%。西方家庭中，父母对未成年子女有抚养的义务，而子女成年后并没有对父母的赡养义务，子女长大后大都给父母留下“空巢”，而且老年人也愿意选择单独居住。据调查，美国、英国、法国分别有90.8%、89.8%、87.2%的老人不想和子女同住，只要健康允许，都愿意和
子女分开居住。我国于1999 年就已经步入老龄化社会的行列。随着社会的发展，我国空巢家庭现象日益增多，现在我国城市中的空巢家庭至少超过30%，知识分子中空巢家庭现象更为突出。
二、空巢家庭的类型
根据2003年浙江大学《浙江城市化进程中老龄问题研究》专题调查资料，把农村空巢老人分为三类：
第一类，被迫型空巢老人。这一类型既包括无子女或亲属的老人，也包括有子女但兄弟之间存在推诿之势，甚至厌恶与嫌弃老人，这类老人无论是物质保障，还是精神慰藉或生活照料都是比较差的。
第二类，自愿型空巢老人。他们多数是夫妻健在，身体比较健康，生活能够自理，年龄在60～70岁，他们认为单独居住生活更加自在，能够减少因为生活习惯、饮食偏好、思想代沟以及家庭关系，特别是婆媳关系而带来的矛盾，而且逢年过节，大家团聚吃饭，比往常更加亲切些。但是，他们不主张距离太远，希望天天能够看到儿子一家人，更希望能给予各种帮助，如照看小孩、干些轻便农活和家务。
第三类，无奈型空巢老人。老人希望能与子女一起生活，但是子女为生活所迫，必须外出打工、经商离家，把老人留在家中。
三、空巢家庭产生的原因
农村空巢老人产生原因是错综复杂的: 有学者认为，自然经济为主的适合于大家庭乃至大家族普遍存在的传统社会已经随着生产力的发展慢慢的消解，这是空巢老人产生的根本原因；而住房条件、家庭成员就业和经济收入状况、家庭人际关系、代际差异等是导致空巢老人出现的现实原因。有学者认为，老人空巢与个人经济能力、居家意愿、家庭关系、赡养观念、社会住房条件等有关，并且是个人、家庭和社会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社会原因是主要因素，社会发展必然导致空巢老人出现。有学者运用现代化理论，认为空巢家庭是现代化的一种标志性现象，并且随着社会的发展，空巢家庭将成为人们的一种自觉选择；在此基础上，他认为随着城市化的进程逐步加大，城市人口激增，农村空巢家庭向城市空巢家庭转变，将成为未来老年家庭最重要的类型。有学者则从宏观和微观两方面分析，认为空巢家庭是核心家庭发展的衍生物，随着社会现代化的推进，空巢老人的出现是不可逆转的；然而有些老年人自愿单独居住生活，加速了传统农村家庭向空巢家庭转变。有学者在分析第五次人口普查资料的基础上，探索了空巢老人家庭问题形成的原因，包括生育率下降、离婚率上升、年轻人独立意识增强、老年人生活水平提高等四个主要原因。又有学者在研究经济较发达地区农村空巢老人和老人自我调适状况的基础上提出产生空巢老人的原因主要有三条:
( 1) 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提高了劳动效率，产生了剩余劳动力；
( 2) 农村城市化、工业化以及身份户籍制度的松绑，为劳动力流动提供了条件；
( 3) 生育率下降导致家庭少子老龄化。
又有学者认为，我国农村空巢老人的形成是由于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外出、计划生育导致少子化、农村老龄化、高龄化等造成的。还有人还认为，产业结构不合理是导致城乡二元结构的重要原因。沿海和大城市聚集了过多劳动密集型、资源密集型、智力密集型企业; 而内地和乡镇企业发展受到限制，无法运用当地的自然资源优势发展经济，从而无法留住当地的劳动力资源。
从研究者所研究的成果可知，农村空巢老人的产生原因有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面的影响:宏观上，主要是生产力发展、社会工业化、现代化、经济发展、社会政策等；中观层面，主要是老人居住社区服务、农村整体养老文化环境等； 微观上，主要是空巢群体内在的生理特征、心理特征、经济特征等。其内部逻辑关系是生产力发展带动工业化、城市化，引起家庭核心化，最后导致空巢家庭的出现。而政策安排、老人自我调适等都不断推进家庭向空巢化演进。
四、空巢家庭存在的现实问题
相比较而言，老年群体是社会人口中相对脆弱的群体，一些社会学者将其看作社会弱势群体，经济上、生理上、心理上都相对脆弱，生活上也会面临诸多困难。空巢家庭的老人又是老年群体中的特殊群体，会遇上更多的困难，需要来自
亲人、社会等方面更多的帮助和照顾。
（一） 经济供给问题
收入问题是农村空巢老人的本质问题。有人研究发现，空巢老人主
要依靠非正式供给体系( 家人或亲戚) ，而不是正式供给体系( 政府或社会团体) 进行经济供养，甚至大多数有行动能力的老人需要依靠自身劳动获得经济供养。在农村养老保障制度不健全、土地经营效率低下，加之农村商业保险意识薄弱导致农村空巢老人经济收入缺乏保障； 另外子女外出务工未必能够改善家中老年
人的经济状况。本人认为，空巢老人经济供养还受到子女供养能力以及供养意愿的影响。对于有劳动能力者来说，自身劳动收入是空巢老人最为主要的经济来源。这就导致空巢老人劳动负担加重，生活困难，并且增加了空巢群体的意外风险。总之，目前农村空巢老人的经济供养还是很匮乏的。
（二）日常生活自理问题
对于老人年龄尚不很大的空巢家庭，一般日常生活上不会有太大的困难。但随着年龄的增大，体力的衰退，高龄空巢老人日常生活的困难会明显增大，如买菜、做饭、洗衣等方面都会有困难，有的甚至完全要靠他人料理。去医院看病取药是空巢老人特别是高龄空巢老人的最大困难，生病带来的不仅是经济问题，更重要的是需要陪同、护理照顾的问题。这些在平常人看来生活上普通的事情，在空巢老人特别是高龄空巢老人都是困难的事情。还有孤身老人，如果平时与外界生活隔绝，孤立生活，再加上如果有耳聋等生理缺陷的话，很难想象在他病倒的时候怎么能得到及时治疗。离退休老人中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上述这些情况，这是理论界和实务界都应该予以关注的问题，因为大量个体问题就会变成影响秩序和谐的社会问题。面对这些日常生活困难，对有配偶的空巢家庭，配偶则是主要的直接的照顾者，如果没有配偶，或配偶双方都体弱而力不从心，则需要子女
定期或不定期地看望、陪同老人。
（三）精神和情感需求问题
老年人的生活质量不仅表现在物质上，还表现在精神和情感上。老年人离开工作岗位后，闲暇的时间多了起来，精神和情感上的需求会显得很旺盛。空巢老人由于不能经常和子女等保持沟通而常感到孤独、寂寞。空巢老人的家庭关系，特别是老人与子女的经常联系沟通，是老人精神慰藉的重要内容。老年人对“空巢模式”的反感主要从空巢老人缺少家人的慰藉这一点上发生的。
有学者研究发现，老年人随着年龄的增长，其亲和动机也不断增加。这就表明精神生活的质量对他们非常重要。如果老年人长时间无法群体生活、没有生活目标、不明确生活意义，就很容易导致各种病症，表现为精神空虚、孤独难
耐，甚至会危及生命，学者将之命名为“空巢综合征”。尽管现代科技如手机、电话、电视、广播等现代通讯娱乐工具相当普及，但是代际之间的联系并没有加强，甚至经济越不发达地区，代际之间联系越少。精神需求已经随着经济的发展慢慢取代经济需求成为空巢老人的第一需求。
（四）农村空巢老人的养老问题
空巢老人都会经历一个由低龄到高龄、由身体健康到体弱多病的自然发展过程。养老问题是摆在空巢老人面前的一个现实问题，无子女或子女不在身边，传统养儿防老的观念被打破，来自子女的养老照顾非常有限。空巢老人大多选择与
老伴相依为命，但老人逐渐年高体弱，总会有老人无法相互照顾和自顾的那一天。空巢老人的养老问题就成为一个需要特别关注的社会问题。
发达国家空巢家庭的出现,是在其他社会机构补充了一些传统家庭的养老功
能,尤其是有经济供养能力以后才出现的。在工业社会,家庭对养老支持并不一定完全依靠与子女同居或与子女就近居住,家庭可以有许多方式支持老年父母,关键是要有老龄意识和照料老年人的意识。但是,中国是在社会经济不发达的情况下出现人口老龄化,养老的物质基础不能与发达国家相提并论。另一方面,随着中国工业化现代化生产节奏不断加快,劳动强度增加,忠孝两难全,由于受时间、精力所限,成年子女越来越感到照料老人的担子沉重。尤其是对于卧床不起老人来说,他们的子女更难以承担长期照料老人的责任。单独依靠家庭来解决大面积、旷日持久的老人照料问题是不可能的。虽然中国农村老人虽对物质生活的要求很低,但社会经济的发展,使传统家庭的多代共居模式和赡养支持发生变化,对家庭养老方式产生冲击,老年独居和空巢家庭增多,造成代际空间距离扩大,使养老资源相应匮乏,削弱了家庭养老的功能。因此,农村空巢家庭在养老上潜伏着危机。具体而言,主要表现在以下三方面:
空巢老人家庭生活质量低于农村人口的平均生活水平；
无钱看病和看病无人陪已成为农村空巢老年人生活中最困难的事情；
空巢老人的日常生活“照顾缺位”的现象日趋增多。
五、结语
人的寿命的增加本身是人类的一大胜利，但是由于其与社会经济的发展不协调,就会形成社会问题,人口老龄化不仅对老年人带来各种问题,而且还将对一个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目前我国空巢家庭不仅数量迅速增加，而且空巢期较之过去也更早到来。空巢期的开始是以子女成婚离开家庭为标志的，但是各种因素导致空巢期提前到来。由于我国实行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很多家庭只有一个子女，一旦这个子女因各种因素如上学或者到外地打工离开家庭，就意味着进入了空巢阶段。老年人口的日益增多，对“老有所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再加上家庭的日益小型化，传统的家庭养老方式越来越不足以承担起抚养老年人的重担，必须进行社会化。
精神赡养有时比物质赡养更重要，“常回家看看”是给钱、给物代替不了的。许多“空巢老人”在心理上存在不同程度的焦虑、不安、孤独、失落、抑郁等情绪，这些心理上的问题，并不是子女给予物质就能解决的，他们需要子女的精神抚慰，需要子女“常回家看看”。然而，他们仍然无法依靠法律来帮助自己实现意愿，因为“常回家看看”虽然入法，却没有规定谁来监督执行“常回家看看”，也没有赋予有关组织强制的权力，更没有规定不 “常回家看看”的结果。
要想真正实现老有所养、老有所依，必须从老年人的需求出发，逐步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和服务机制，从“社会保障”向“社会福利”过渡。目前，我国已经有部分地区实行“居家养老”，即政府通过购买服务的方式为“空巢老人”提供免费服务。但这些服务多数仍限于生活层面，还不能给予老人精神慰藉，而且部分从业人员缺少培训，服务质量不高。
当前,正值我国社会老龄化进程不断加快的阶段，越来越多的老年人需要我
少子化现象范文第8篇
论文摘要 剖析了中国农村人口流动和日本单身赴任现象的产生背景与现状，并比较了2种现象的异同点，指出2种现象各自对家庭和社会的影响，以期促进社会的公平与公正，进而早日实现社会和谐和文明。
改革开放政策实施30年来，中国的社会经济得到了快速发展，但在城市与农村之间却形成了长期的高速和非均衡发展现象。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民工潮”现象，正是这种地区间经济发展不平衡和城乡收入差距大的产物。农村人口纷纷流入到发展较快的大中型城市，为流入地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提供了宝贵的人力资源，但由于中国特有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和户籍制度，使其遇到了各种社会歧视及不公正的待遇，尤其是在其就业和子女上学等方面，享受不到和城市居民同等的待遇。
日本著名的家庭社会学家望月嵩在其《家庭关系学》中指出：所谓单身赴任指的是企业的雇佣劳动者，本来应当与家人生活在一起，但由于工作的需要而不得不离开家人，单独到较远的地方工作和生活的情况。它是由于产业化的发展而导致工作场合与家庭所在地出现分离[1]。日本企业尤其是大企业采用的终身雇佣制度，保证了员工被雇佣的长期性，但员工随时都要面临成为单身赴任者。这些单身赴任者适应了社会和企业发展的要求，却给其自身带来了诸如子女成长教育、妻子就业等家庭问题。
1、对农村人口流动与单身赴任现象的剖析
1.12种现象产生的背景与现状
中国的农村人口流动现象与农村的土地资源在吸纳农村劳动力方面作用日趋递减有关。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出现，促使其中一部分涌入城市务工或生活，社会上对这一部分人有农民工、农村剩余劳动力、外来务工人员等不同的称呼。多年的发展证明，他们已成为产业大军中的一支重要力量，在2004年外出务工人员中，农民工在加工制造业中占30.3%，建筑业中占22.9%，第三产业如批发、零售、餐饮业中占21.7%以上。据预测，未来5年还将有至少1亿农村劳动力向城镇转移[2]。面对如此庞大的农民工队伍和严峻的发展趋势，必须深刻地认识这一群体的现状及其所面临的问题，并采取有效措施解决这些问题，这也是中国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环节。
日本长期存在的单身赴任现象，是日本产业化发展进程中和企业实施终身雇佣制下的必然产物。20世纪50~60年代日本经济的腾飞，促使日本企业的规模得到迅速的壮大，国内外的生产基地、办事机构的扩建与兴起，促使企业员工的内部调整频繁起来，出现了众多的单身赴任者。日本多数企业所采用的终身雇佣制、年功序列制和企业内部工会制的经营方式，使日本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经济泡沫膨胀以及90年代以来的经济低迷期，企业也没有进行大批裁员，而是通过企业内部调动来调整各公司、各部门之间的员工配置。
1.22种现象的异同点
1.2.12种现象的相同点。从这2种现象的发展历程来看，他们都是在国家经济发展、产业化进程加快中壮大起来的。正是由于移动人口的努力与付出，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可以说，他们长期以来一直充当着振兴国家经济发展这支队伍中的主力军。2种现象都属于人口移动的范畴。出于生活、工作的需要，这些雇佣劳动者不得不单身或携家眷离开本应长期固定生活的地方，开始了异地的生活和劳动。
1.2.22种现象的不同点。①中国长期存在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和户籍制度，使人们的脑海里早已存在“市民”与“农民”之分，对这些自发进入城市务工、生活的农民来说，在其就业及子女上学等方面均享受不到与“市民”同等的待遇，此外还要承受户籍制度限制下产生的社会歧视。而日本的单身赴任属于企业内部的调动与整合，日本的一元经济结构为 “市民”与“农民”之间的就业、福利等方面提供了公平的空间。当在日本国内的居住地点发生变化时，人们只需要到流入地的市政府（市役所）办理简单的住所变更和迁入登陆手续即可成为流入地的新居民。子女的就学问题也大致如此，就学地点的灵活性、转学程序的简洁化，成为中日两国现状的重要区别之一。②2004年中国农村外出务工劳动力近1.2 亿，其中以青壮年劳动力为主，从性别来看，男性占66.3%，女性占33.7%，农村劳动力流动的主要方向是由欠发达地区向发达地区流动、农村向城市流动，同时长期在外务工的比例增加，实际收入呈上升趋势，已成为当今中国农村流动人口的显著特征[3]。望月嵩在《家庭关系学》中指出，日本单身赴任的工薪阶层大都是40岁上下、在公司已担任一定的管理职务，且家庭较为稳定的雇佣劳动者，大多都是从大城市前往中小城市或农村，在那里尽单身赴任义务的时间累计约达3~4年[4]。2001年，据日本厚生省产劳综合研究所的调查显示，每月回家2~3回和几乎每周都回家的比例占总调查对象的61.1%，这与公司员工的定期休假制、日本交通的便利和收入水平有着直接的关系。通过调查还可以看出，男性单身赴任者高达98.8%。因此，这2个群体在成员的年龄、性别、劳动的时间长短及流入的趋向等方面存在着很大的不同。③中国的农村人口流动者大部分都是外出打工，当今社会称他们为农民工。“农民”是一种身份，“工”则是一种职业，农民身份与非农职业同存于一个行为主体之中[5]，他们虽来自于农村，但脱离了农业生产，流入到城市以后，满足了城市对劳动密集型、体力型、低技术型工种的需要。而单身赴任是企业系统内进行工作调配的一种现象，大多数的单身赴任者属于企业的白领阶层。所以无论被调配到哪里，都是从事企业的内部工作，是企业发挥人力资源优势、实现企业效益最大化的一项举措，可见这与中国外出打工的农民在身份、社会地位及服务对象方面有着本质的区别。
2、2种现象对家庭和社会的影响
农村人口流动对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及对流动者的家庭而言，既有正面影响，又有负面效应。正面影响有：农民的外出务工，有效地提高了家庭的经济收入，有利于改善留守在农村家人的生活质量；外出务工人员带回的社会先进文化文明，有利于村容村貌的改善，便于构建和谐的乡风村气；长期的城市生活使他们认识并学习到很多在农村未曾接触的新事物，促进他们日常行为处事方式及价值观念的转变等。负面效应表现在：影响到现有的城市管理体系，增加了城市的管理力度，尤其是城市的社会治安及环境卫生问题日益突出；加大了对城市能源和基础设施的压力，表现为城市的住房问题及农民工子女的就学问题等；青壮劳力的外出及当今农村土地的闲置现象严重地制约着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农村的“386199”和“空心村”现象日趋明显；留守子女的成长教育及农村老人的赡养、医疗问题随着农村人口的流动越来越凸现出来。
作为日本社会独有的单身赴任现象，不仅可以被看作是日本文化的一部分，而且还是工作与家庭之间对立和矛盾的一种表现。他们为了工作舍弃妻子，对公司无私的奉献精神，很多日本人把此视为日本的一种“民族精神”而加以颂扬，这是日本社会文化的一个显著特征。但从家庭的夫妇关系、子女成长教育的角度来看，单身赴任未必是一个正确的选择。对于留守在家的妇女们来说，需要承担家庭里的家务劳动、抚育子女及邻里亲朋好友相处往来等一系列对内对外的事情，不能与丈夫共享生活中的酸甜苦辣，不能互相抚慰对方心灵的创伤，长期天各一方的事实让家庭很难温暖[6]。这也表现出现代家庭中子女教育功能的减弱，妨碍了子女的健康成长。无论对哪个年龄段的子女来说，长期生活在单亲家庭里，缺乏与父母的交流和相处，得不到在生活和学习上的指导，长期的孤独感，会导致情绪的不稳定，久而久之就会表现出反叛倾向。另外，从人口学的角度来看，单身赴任现象在一定程度上也制约着日本的出生率。对于那些育龄夫妇而言，常因两地分居而拒绝生孩子，或尽量少生孩子。有效地解决当今日本社会存在的少子高龄化问题，已经成为日本政府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在日本，政府部门、社会各界及雇员本人要求废除单身赴任的呼声越来越高。
3、结语
伴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在农村流动人口不断增长的形势下，全面认识日本的单身赴任这一社会文化现象，有利于更好地认识中国农民工和留守子女面临的困难与问题。由于中国农民工现象在一定时期内将会继续存在，这就需要政府及社会各界对其工作和生活更加全面地考察研究，在以人为本的理念下，改革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和户籍制度，促进社会的公平与公正，进而早日实现社会的和谐文明。
参考文献
[1] 望月嵩.家庭关系学[M].牛黎涛，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2.
[2] 白天亮.公平对待农民工[N].人民日报，2006-3-27.
[3] 盛来运，彭丽荃.当前农民外出务工的数量、结构及特点[M]//蔡昉.中国人口与劳动问题报告No.7（2006）——人口转变的社会经济后果.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
[4] 唐若水.日本：“单身赴任”缘何有增无减[J].社会，2001（4）：33.